中國性產業報告2003

　　一、性產業的規模
　　1、我們使用什麼樣的定義
　　許多人把「三陪小姐」和按摩小姐通通估計為「性服務小姐」了，但是根據我有限的個案調查，在三陪和按摩小姐中中，提供「性交合服務」的人大約只佔三分之一，甚至更少。這就是說，雖然我們經常在使用著諸如「性服務」、「性工作」、「賣淫嫖娼」這樣的詞彙，但是我們對於這些詞彙的確切含義，實際上仍然是莫衷一是。
　　其實，所謂「人類性行為」並不是一個單獨的、點狀的概念，而是一個由各種具體行為組合起來的總體概念，或者說是一個由各個點連接起來的線段。所謂「性服務」與一般的人類性行為並沒有實質的不同。請看下面的示意圖：
　　專業術語： 性別交往 涉性交往 性交往 性顯示 性愛撫 性交 性交合
　　一般表現： 男女來往 戀愛 調情 裸體 撫摸 口交、肛交 陰道性交
　　性服務： 「由表及裡」的三陪 脫衣舞 打波、打飛機 吹簫、走後門 打炮、打洞
　　也就是說，從性別交往一直到性交合，都可以稱為「性行為」；從最無性的「三陪」（例如僅僅陪坐）一直到最直接的「打炮」，也都可以稱為「性服務」。因此，我們研究性產業時，究竟使用哪一點或者哪一段的定義，就成為不得不首先考慮的最根本的問題。因為隨意地含糊地定義往往是比言而無據更為嚴重的失誤。
　　例如，按照1999年7月1日開始生效的國務院法規，在娛樂場所裡，任何以營利為目標的「陪侍」都被禁止。由此推測，「性服務」的官方定義應該是已經擴大到僅僅陪坐了。這本來是想給中國人增光的，因為這是世界歷史上空前的最徹底的掃黃。可是這樣一來，中國的小姐總人數和性產業的規模恐怕都要翻許多倍了，豈不是弄巧成拙地抹了大黑？
　　從預防性傳播疾病的角度來看，肛交是最有風險的行為，其次是陰道性交，然後才是口交。至於「打飛機」（小姐替客人手淫），何險之有，為什麼不能把它明確地排除出「賣淫嫖娼」的定義；卻非要去禁止那與性傳播疾病毫不相干的「三陪」呢？我們為什麼不能鼓勵和培訓小姐們「打飛機」與「吹簫」（口交）呢？
　　在查處嫖客與小姐的時候，如果實行「肛交從重、口交從輕、用套減罰、求險（要求從事風險行為的那一方）加罰」的方法，準保比一切宣傳教育更加有效。這樣做，即使只把高危行為的比例降下來一點點，其效果之價值也會遠超過有關部門的創收額。
　　2、我們首先看生產，還是看需求？
　　據我所知，許多人都是首先調查出某處性產業裡有多少個「小姐」，然後再推算全中國應該有多少小姐。
　　在方法上，這並無多少可指摘的，但是在思路上，這豈不又是「女人是禍水」論？如果沒有嫖客的需求，尤其是如果沒有公款嫖娼、贓款嫖娼的強大需求，我才不信中國會有這麼多小姐，更不信居然能有一些小姐賣出了天價！
　　附帶一說：我認為，研究已經被抓獲的小姐，無論多麼努力，也仍然毫無意義。這是因為，按照《中國統計年鑒，2000》公佈的數字：1999年被公安機關受理的「嫖娼賣淫」案件總共是216,660件，比1998年增加14.05%。但是據我調查，公安機關所受理的不足1％。
　　也就是說，如果僅僅研究那些已經被抓獲的小姐，那麼充其量也只能發現：為什麼僅僅是這些倒霉蛋被抓住了；而且，這也需要調查那些幸運的小姐，然後進行對照才行。之所以有的社會學者孜孜不倦地研究已經被抓獲的小姐，其實不是方法問題，而是思路問題、價值觀問題。
　　從防病工作的角度來看，我們現在最缺乏的是對於嫖客的研究、宣教和干預。國外的研究發現：嫖客中已經感染STD的人的比例相當高。也就是說，當一個女性從農村妹子變成小姐的時候，她首先是受害者。如果這個社會要求她成為防病的大堤，而且「不罵水高罵堤矮」，那麼怎麼說也是不公平的。
　　尤其是在一次具體的性服務過程中，使用或者不使用安全套的選擇權，更多地掌握在嫖客的手中，尤其是那些大權或者大款更可能恃強凌弱。這，能怨小姐這個弱者嗎？
　　3、我們看重人數，還是次數？
　　我們現在還沒有大規模調查的數據，表明每個「小姐」多長時間才會有一個嫖客，她又總共從事多長時間的性服務。但是後者除以前者，卻等於每個小姐的營業總次數。因此，如果一個小姐每天接客的人數越多，從事「性工作」的時間越長，她的營業總次數當然也就越多。
　　一般來說，男性對于小姐的需求是大體恆定的。那麼在有限的市場裡，每個生產者的效率一高，生產時間一長，生產者的總人數就不得不減少，即使再有別人想投入這種生產，也極難插足了。計算公式如下：
　　小姐人數＝嫖客的總需求÷（小姐每天接客人次×小姐從業總天數）
　　這就是說：「性工作」的正當職業化和「紅燈區」的存在，實際上大大減少了投入性產業的女性的總人數；小姐客觀上是犧牲了自己，保住了其他女性的「貞操」。尤其是，國外的研究已經發現：處於正當職業化環境裡的娼妓，雖然賣淫次數更多，但是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與頻率也更高。
　　我們是社會主義，因此我們必須「掃黃」，必須把抓到的小姐「改造好」，或者把沒有抓到的小姐嚇唬跑，以便其他女性能夠從騰出的空隙裡擠進本來她可望而不可及的生產者的行列。因此按照我的推算，曾經出售過「性交合服務」的女性，大約是「現行小姐」的3倍；或者說，現在的小姐已經是第3輪了，或者說，我們的掃黃大業已經徹底勝利過3次了。
　　從預防性傳播疾病的角度來看，什麼更加危險？是一個人固定地賣100次，還是100個人輪流著每人賣一次？無疑是後者，因為即使傳染率相同，固定賣也只會在性產業的涉足者群體中傳染，而輪流賣，那些轉業小姐卻可以把疾病傳播到與性產業毫不相關的其他人群裡去，而且小姐輪流得越快，疾病傳播得就越廣。所以說，「掃黃」能夠替性病治療單位擴大客源，只不過目前還沒有統計到掃黃戰果中去。
　　二、「小姐」的不同層次
　　1. 二奶。她們與一般「小姐」的主要區別是：
　　二奶與嫖客之間存在著較長時間的確定關係和較長期的陸續的共同生活。
　　嫖客一般都要求二奶必須嚴格排他。
　　二奶與妾的本質區別是：
　　雙方是現金交易，計價和計量單位都很明確。
　　雙方不存在一個共同的經濟核算單位。
　　2. 包婆：就是短期被包租的「小姐」；例如嫖客出差、旅遊、休假期間。
　　3. 在家女：主要特徵是以自己的居所為營業場所，往往以夫妻店的形式出現。
　　4. 住店小姐：自己在旅店裡租房，自己獨立營業，往往不受他人控制。
　　5. 「出台小姐」：就是三陪小姐中那些肯於提供性服務的人。否則，就是「坐台小姐」。
　　6.按摩小姐：肯於提供「一條龍」服務或者「全套」服務的按摩女。可是，有相當多的按摩女只肯做到「打飛機」為止。對於她們的工作性質，學界和政府都缺乏判斷。
　　7. 髮廊妹：肯於提供性服務的髮廊小姐。否則一般叫做「洗頭妹」。
　　8. 站街女：在街頭兜客的小姐。
　　9. 工棚女：在民工的集體住所裡營業，有些兼做家務，類似「公妻」。
　　在上述各個層次中，5－7層的小姐，一般人最容易見到，也最容易誇大其總人數、收入水平、工作條件和生活狀況。其實，就像中國的總人口構成一樣，中下層小姐的人數是最多的，而且上層小姐也跟社上的其他「成功人士」一樣，從骨子裡看不起低層小姐。
　　對於防病工作而言，哪個層次的小姐最具有風險？一般都認為，無疑應該是那些中下層的小姐。可是我認為，僅僅看到中下層小姐無權無勢、文化低、性服務次數多是不夠的，我們還應該充分注意到各種性關係的不同性質。
　　中下層小姐與嫖客之間，幾乎沒有持續的性關係可言，完全是現場的商業交易，這恰恰使得雙方在具有一定的防病知識之後，可以順理成章地、心安理得地使用安全套。可是上層小姐與嫖客卻處於一種「仿婚關係」之中；而且據我所知，至少在東南沿海地區，二奶普遍「偷嘴」，再與他人結成「仿愛關係」或者真的愛情關係。國內外的研究都已經發現：在婚姻關係或者愛情關係中，任何人都最不喜歡使用安全套，因為那意味著不信任、不愛對方。結果，上層小姐傳出疾病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可憐，許多嫖客仍然以為「包二奶」更乾淨而趨之若鶩。
　　三、性產業中的生產組織：
　　1. 奴隸制度。
　　它的特徵是：
　　小姐完全沒有人身自由。在極端的例子裡，小姐甚至沒有起碼的人身權利，以致被拘禁、摧殘、販賣。
　　小姐沒有自己獨立的收入，而是靠「奴隸主」的「賞賜」、「養活」。
　　這種制度並不是性產業發展的必然產物，恰恰是性產業不發達的結果。它的出現與存在，需要這樣一些條件：
　　小姐的家鄉以及營業所在地，必須存在著嚴重的對于小姐的輿論歧視甚至是輿論迫害，因此小姐才不敢逃離奴隸主那往往並不嚴密的看管。也就是說，所謂「貞操」不僅造就妓女，更造就女奴。
　　營業所在地的性產業往往是不發達的，甚至是一枝獨秀，沒有形成同業競爭，因此小姐無法逃離奴隸主。這又是因為：在現實的中國，小姐要逃離時，所能獲得的最強有力的支持，往往不是來自法律、婦聯、好心人，而是來自其他老闆的「挖人才」。
　　奴隸主必須是根本不懂現代經濟和經營管理的人，尤其是根本不懂實行自由僱傭制度實際上比實行奴隸制度更能賺錢。因此他們對于小姐的暴虐，並非出於個人稟性，而是來自農民對於「下金蛋的母雞」的原始渴望。
　　正是由於奴隸制度依賴於上述條件，所以在東南沿海的性產業發達地區，人們很少能夠發現奴隸制度的實例；或者說，在那裡，即使有人想搞奴隸制也只能是一廂情願。與此相反，在內地或者邊遠地區，在距離較大城市50公里以內的「衛星城鎮」，在比較重要的交通線兩側，在某些「鄉村精英」創辦的「莊園」裡，我們卻時不時地可以聽到女奴的慘叫，包括來自周邊國家的被拐賣的女性。
　　2. 人身依附制度。
　　它的特徵是：
　　具有超經濟的人身強制，例如以「包吃包住」的形式，限制小姐的人身自由，限制擇業、選擇地點、營業方式、甚至選擇性行為方式的自由；
　　小姐的收入是老闆強行規定的，而不是市場調節的；例如一些老闆為了保住客源，不許小姐多收費，甚至嫖客願意也不行。
　　從世界性產業的發展史來看，這種制度也並不是必然產物，而是中國的「特殊國情」所造就的，主要是3方面的原因：
　　中國厲行「掃黃」，而性產業最薄弱的一環就在於：它必須有一個足夠大的而且至少是半公開的營業場所，才能實現經營上的規模效應；可是這卻恰恰是最容易被發現、被掃掉的。因此，凡是能夠建立起而且維持住這樣一個場所的老闆，在與從業小姐的討價還價中就具有了很大的優勢，就足以對小姐進行超經濟的強制。說白了，是小姐有求於老闆，所以小姐就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一些利益和權利。在幾乎所有集中營業的場所，例如髮廊與按摩廳，哪怕是在性產業發達已久的東南沿海的一些地方，這種情況都程度不同地存在。
　　實行人身依附制度的場所，往往處於城鄉接合部或者交通線兩側。這些地方往往沒有其他就業機會，甚至連其他出租房屋都沒有或者太貴，小姐即使想轉業，甚至僅僅想在此安身，都很困難，所以不得不滯留在性產業裡，忍受人身依附制度。
　　絕大多數「雞頭」，都以「相愛」、「同居」或者「模仿婚姻」為外衣，欺騙、控制、壓搾小姐，形成人身依附制甚至奴隸制。小姐並不是不知道，但是往往心甘情願，甚至死心塌地。這又是「貞操」的惡果，因為身為一個小姐，如果獲得了男人的一點點關心體貼，哪怕明知道是居心叵測，小姐也會感激涕零，以身相許。小姐能不能獨力地掙脫這種情感的羅網呢？這就好像在問：一個這樣的女人能不能沒有愛情、沒有婚姻呢？
　　3、自由僱傭制度。
　　它的特徵是：
　　沒有超經濟的、對小姐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小姐實行的是「上下班」制度，不被迫地集中居住，還可以隨時隨意地退出和離開。
　　小姐的收入靠市場調節，老闆或者媽咪的提成比例一般是固定的，而且小姐還可以就這個提成比例進行討價還價。
　　這種制度，只能存在於兩種環境之中：
　　經濟發達的城市中心地帶，因為只有在這裡，小姐才可能獲得轉業、脫離、上升、甚至反抗的機會。
　　性產業發達，而且實行公平競爭的地區，因為小姐只有在這樣的地方才沒有必要吊死在同一棵樹上。
　　4、個體經營制度
　　就像其他行業裡的個體戶那樣，小姐自己獨立經營，或者夫妻店式地經營。這應該是最具有人性、創造力與民眾親和力的生產組織。
　　對于小姐來說，只有個體經營才能免除業內的各種剝削和欺壓；才能更加平等地面對嫖客，以便保護自己；才能更加自覺地防病治病，以免「蝕本」；才能最終作為一種職業而發展出應有的責任感、從業道德和自己的組織。
　　對於他人和社會來說，實行個體經營就沒有紅燈區存在的必要；就會大大減少各種並發犯罪；就很容易把性產業與一般民眾的生活相互隔離開；就不會有那麼大的所謂「民憤」；就更容易實施管理。
　　可惜，我們現行的「掃黃」政策恰恰是背道而馳。
　　抓獲一個小姐可以最多罰款5000元。但是小姐的錢要麼寄回農村老家了，要麼被雞頭盤剝走了，要麼是作為生產成本支付掉了，她能怎麼辦？別的小姐一樣窮，於是她只能向老闆借，於是她從此跳進人身依附制甚至奴隸制的火坑。這等於逼娼為奴。
　　即使她自己有錢支付罰款，之後也不得不加倍努力地工作，以便撈回一些損失。這時，她還能像以前那樣，嫖客不使用安全套就不賣嗎？她被傳染後，還有以前那麼多錢去治療嗎？這等於是迫使她成為傳染源。
　　即使她真的懾於「掃黃」的強大威力，落荒而逃，但是只要促使她投入性產業的那些社會原因沒有改變，她八成只是轉移陣地而已。結果，她不得不投靠某個營業場所或者某個雞頭，為尋求保護而放棄自由身。此外，她還可能把病毒帶進那個新地方。從防病工作來看，一個小姐在同一個地方賣100次好，還是跑到100個地方去賣好？
　　5、生產組織對於防病工作的意義
　　陷於奴隸制或者人身依附制度之中的小姐，比自由僱傭制度和個體經營制度下的小姐，更加可能出現：
　　完全沒有或者極其缺乏迫使嫖客使用安全套的能力；
　　她們的嫖客更加可能是男性沙文主義者與暴力實施者，因此，在性行為中發生出血的可能性更大；
　　她們一旦被感染，求醫率和治療率更加低；
　　由於處於封閉的工作生活環境中，獲得防病知識與技能的可能性更小；
　　更加漠視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因而更加缺乏防病的自覺性；
　　由於主流社會、主流文化對她們的隔絕與敵對，使得她們無法信任任何「體面人」，因此更加缺乏參與防病工作的積極性；
　　由於被作為女奴摧殘，因此她們當中認命的、破罐破摔的、自我折磨的、具有報復心理的更多，而脫離的、轉業的和上升的卻更少。這些都極大地減少了她們參與防病工作的可能性；
　　依附於雞頭的小姐更加容易成為不同人群之間的傳播橋樑；
　　此外： 實行奴隸制與人身依附制度的地方，往往與吸毒高發地區重合，因此注射傳播與性產業傳播更加可能在這樣的地方出現交叉；
　　實行奴隸制的老闆，往往有當地黑白兩道的支持與庇護，往往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因此防病工作很難深入其中；
　　這樣的老闆由於沒有現代經營思想，因此對于小姐的應有保護，包括在防病方面的保護，更少，甚至根本沒有。
　　綜上所述，如果我們不去改變性產業中的生產組織，那麼我們的防病工作就可能漏掉最重要的源人群，就會事倍功半。
　　當然，解決小姐背後所隱含的與不得不面對的種種社會問題，無疑比僅僅進行健康干預要困難得多，而且短期內很難見效。但是，如果象魯訊說得那樣，由於不斷地大聲疾呼要拆房子，最後終於開了一扇窗戶，那麼還是有希望的。
　　即便暗夜無邊，防病工作也可以把重點轉向性產業的老闆、媽咪、雞頭，因為他們才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鍵人物；他們的參與能夠使得防病工作事半功倍。我國的一些防病工作者已經提出了這個新的工作方向，希望能被更多地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