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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全集【精校版】

作者：月明羌笛


前言：

祖國歷史給我們留下的，除了長城、運河、故宮這些物質財富外，還有唐詩、宋詞、元曲這些精神財富。兩者至今仍在充實著我們的心靈，陶冶著我們的情操、開闊著我們的視野。

但還有另一種精神財富——氣節，在千百年歲月之後，通過教育的傳遞，她的基因，已牢牢地沉澱我們血液深處，平常時份，靜靜潛伏，非常時刻，她將激起熱血噴湧、生命沸騰，喚起我們這個民族為了世間的正義、美好的理想，奉獻出自己一切的所有！

在當年明月娓娓道來的筆墨中，《明朝那些事》那些氣節故事，讓我心潮澎湃，讓我掩卷長歎！

在講述完1644年3月18日夜晚崇禎帝自殺後，當年明月停下了筆。

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於是獨自去尋找。

在尋找我發現，接下來發生的故事更精彩，更感人！

李自成的暴興驟亡、吳三桂的名利抉擇、弘光帝的遊戲人生、史可法的疾風勁草、多爾袞的一意孤行、隆武帝的壯志難酬、錢益謙的去留俳徊、夏完淳的少年鐵血、黃道周的捨生取義、洪承疇的立業立功、張獻忠的嗜血變態、永樂帝的懦弱善良、李成棟的雙面人生、孫可望的功虧一簣、李定國的堅貞不屈、鄭成功的海島孤忠……一切的一切，都在描繪著一個個丑中有美、虛中有實、惡中有善的往事。

這就是我所寫的《南明朝的那些事》，從1644年到1662年，整整十八年，靠了那些前赴後繼、慷慨赴死的英雄，南明，這一早已氣息奄奄的政權，又在南方的「殘山剩水」中，奇跡般存在了十八年。其間，幾多磨難！幾多興衰！幾多悲歡！

為南明生存而出生入死的英雄們，他們堅信：他們，在十八年的歲月中，已不是單單為一個政權而戰，而是為了自己的民族生存而戰，為了自己的文化延續而戰！戰得驚天地，戰得泣鬼神！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這一切都不可逆轉地過去了，成功者、失敗者俱已成灰。但最後的結果卻是種族的延續、文化的融合。中華民族在走過了一段坎坷艱辛的道路後，又奮然前行。

這難道是當時十八年中，那些書寫中國歷史的雙方人物在碰撞、搏殺、互融、互學中，一致努力的結果嗎？

這就是我讀南明史留下來的心得，我把這些心得寫下來，斗膽展示給各位，供我們這一個正徐徐走向盛世社會的人們閱讀參考！

第一章 進京趕考

入城

公元1644年，農曆甲申年。

這年的三月十九日早晨，經過一夜廝殺的北京城，格外寧靜、清爽。

城內的老百姓成群結伙地走出家門，懷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迎接一支來自大西北的王者之師、仁義之師——大順軍的入城。

旭日東昇，大順軍入城正式舉行，在雄壯的鑼鼓聲中，身經百戰的大順軍邁著整齊的步伐，雄赳赳、氣昂昂跨過德勝門，跨過天壇、地壇，向著心中的聖地——紫金城慨然進發。

隊伍中簇擁著一位戴白氈笠，著紅蓑衣，跨烏駁馬，身材魁梧的陝北漢子，正頻頻向夾道歡迎，群情激奮的子民們揮手致意。

他就是明末「造反派」的傑出領袖，大明王朝第一掘墓人——李自成閣下。今天，他可不是以「流賊」身份出現在北京街頭的。按照中國傳統的「成王敗寇」的選舉法則，他已經有了一個光榮而艱巨的稱號——真龍天子。

面對這如山似海的「選民」，面對這無上尊貴的榮耀，馬上的李自成不勝感慨。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1606年，他出生了，家庭成份——世代貧農。

1612年，他有幸上學了，成為一個德智體美勞綜合發展的「五好學生」。

1613年，因成績優異且家庭貧困，他提前畢業，成為半個在鄉知識青年。

1626年，他20歲年，接過父親的馬鞭，成為一個小小的政府招待所（銀川驛）的在職職工，雖然僅是一個小小的專職司機（馬伕），但終於成功地解決了就業問題，並有幸成為大明政府體制中的一員。

1628年，在大明政府裁併驛站的機構改革中，他光榮而無奈地「下崗」了，他揮一揮衣袖，作別熟悉的馬鞭，然後像一隻勇敢的海燕，隻身投入到「下崗再就業」的社會洪流中去。

1629年，他再就業計劃受挫，因借高利貸被昔日效力的政府枷鎖遊行。在生不如死的生活面前，革命的火種在心中劇烈燃燒。

1630，他二次就業了，解決就業問題的，不是政府，而是由成千上萬失業大軍組成的反政府武裝。

1635年，他就業的反政府武裝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並做了一件捅破天的大事——在鳳陽拋了當今皇上的祖墳。

1637年，他被反政府武裝選擇為「闖王」，但這並未帶來好運。第二年，革命形勢一片不好，他被老對手孫傳庭打得只剩下18個兄弟，被迫躲進商洛山中，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1640年，經過再教育的他從社會大學中深造完畢，復出後提出「不殺人、不納糧、不徵稅」的競選口號，大明走投無路的子民們紛紛加入麾下，年底又清點人數，已有二十萬人的「革命大軍」和成百萬的選民。

1641年，雄心萬丈的他率兵攻克了一座大城市——洛陽。在那裡和革命大軍們品嚐了由福王和鹿煮成的「福祿宴」，然後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

1643年，他終於在襄陽開府建制，稱「新順王」，同年，消滅了明軍主力，佔領全陝，反政府武裝開始向政府武裝轉變。

1644年，他佔領了六朝古都——西安，自己註冊成立「大順」帝國。正月初八，發佈新年文告，向天下宣告，「嗟爾明朝，氣候已盡」，誓師東征。

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在大順軍雷霆萬筠的攻勢下，「無數名城蕭蕭下，不盡降將滾滾來」。太原、大同、宣化、保定紛紛盡歸手中，姜壤、唐通、白廣恩等明將不戰事而降。

今天，大明的皇都，不是也正張開溫暖的臂膀，熱情地歡迎他這位「這神器的十八子」到來嗎？

勝利不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

他心安嗎？不，高處不勝寒，此時的他，心忽然惴惴不安。

在騎馬經過承天門中，心思不定的他忽然想來算一卦了。

算卦的方式很特別，他舉起了手中的弓，搭箭對準承天門門額上「承天之門」四個字鎦金大字。然後對緊隨身後的牛金星、宋獻策說：「我如能當天下之主，則一箭射中四個字的中心」。

說完，手中的箭脫弦而出，眾人抬眼看時，搞砸了，箭沒有如其所願射中四個字的中心，而是射在了天字之下。

怏怏不樂的他自成收起了弓，低著頭，四顧茫然……

牛金星急忙上去解卦，說：「您射中天字下面，這是上天暗示咱們至少也能中分天下」。

「中分就中分吧，總比一份沒有強」，他也這樣安慰自己，但心裡再次湧起一種不祥的預感。

找尋

李自成終於大踏進了他心馳神往的紫金城。在金碧輝煌的金鑾殿，佳麗雲集的後宮面前，他顯不出絲毫的興趣，而是風急火燎般去辦一件大右——找尋「今上」崇禎和他的三個寶貝兒子。

李自成明白，自己雖然進了北京城，但只要崇禎帝和豐個寶貝兒子有一個逃出京城，振臂一呼，憑著大明公司近三百年的人望，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反革命勢力將死灰復燃，這給他帶來無窮無盡的苦惱。所以，四個難父難子必須找到——一個都不能少。

拷問遍宮女和太監，根本無人知道他們皇帝陛下到哪去了，崇禎玩起了失蹤，這還了得，李自成於是咬牙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

但冥冥上蒼不會讓李自成久等的，幸運之神再次向李自成降臨。

在眾裡尋他千百度的兩天後，宮中的一個小宦官在煤山腳下發現了崇禎帝的「御馬」，大順軍士追蹤尋跡，終於在山上一棵歪脖子樹上發現了自縊而死的崇禎帝。

在這位三十六歲皇帝的零亂的自縊衣袖上，大順軍士發現有崇禎帝的兩行臨終遺言，一行是：「朕失江山，無顏見祖宗，不敢終於正寢」。另一行是：「百官俱赴東宮行在。」

在崇禎帝吊死的不遠處，還有一個陪同共赴黃泉的首席大太監——王承恩。

夕陽西下，輝映出崇禎帝愁苦萬狀的臉和王承恩白髮蒼蒼的頭；冷風吹過，傾訴著那晚曾發生的悲慘往事。

在專制體制下，當一個獨裁者政冶生命結束的時候，自然生命也必將隨之結束，放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薩達姆、卡扎菲的下場依然再次證明這一簸撲不破的真理。

當李自成聽說崇禎帝自我駕崩奏報後，「且喜且恨之」的滋味，湧上心頭。

此次進京，李自成並不是來實施「斬首」行動的，他的上策是活捉崇禎，然後逼其「禪讓」皇位，和平接管大明政府；中策是強迫崇禎帝下詔封己為王，中分天下；下策才是做掉崇禎，以武力攻取大明江山。

現在的結果，恰恰成了下策，自己將不但承擔逼死「今上」的惡名，還得一個牙齒一個牙齒去啃大明剩餘的半壁河山。

對於崇禎這位「愛崗敬業」、「克勤克儉」、「忠於職守」的國家前領導人，李自成談不上敬，更談不上愛，多少年來，他認為，自己的苦難人生，億萬人的飢渴交迫，都是拜他所賜！

因此，他更多的情節，是仇和恨。

但當他一步步走近這個「第一家庭」的內核時，這種仇恨正一步步減弱、消弭！

李自成見到的「第一家庭」的第一個成員，是崇禎帝的女兒——樂安公主。

其時的樂安公主既不樂、好不安，而是被瘋狂至極的崇禎帝砍斷右臂，昏死在地，生命垂危。

李自成一聲歎息：「皇上太殘忍」。下令將其醫治。

侍傷勢穩定後，李自成於是命人將她送到外公周奎家靜養，也算給公主暫時找了一個合適的歸宿。

接著，崇禎帝三個個寶貝兒子也順利地「落網」了。

這三個孩子，大的叫朱慈烺已被立為太子，但此時的三個「金枝玉葉」，都穿著百姓破爛的衣服、帽子上與絕大多北京市民一樣，貼著「順民」二字。

見到崇禎帝這三個眉清目秀的孩子後，李自成同情心又一次被挖掘了出來。

雖然此時這三個孩子倔強地立而不跪，他也不生氣，反而和顏悅色地安慰道：「你們今日即同我兒一般，不失富貴」，並馬上喚人為他們換上新衣新帽，並各封為「王」。

接下來李自成以聊天的口氣問太子：「知道你父親的事嗎？」

太子：「知道，父皇崩於壽寧宮」。

李自成：「你們老失家為何丟失天下」。

太子：「父皇誤用庸臣」。

李自成不置可否，但也笑答：「你也明白這個道理」。

太子忽然轉而忿恨地說：「滿朝文武官員無情無義，很快就會來向您朝賀求官」。

李自成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出生「草根」、「驛卒」的他，對於明朝官員的貪腐和無恥，他自然會比太子瞭解得更深、更全面。

讓太子退下去後，李自成忽然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輕鬆：「該了斷的自然了斷，過去屬於死神、未來屬於自己」。他將手掌乾坤，唱著「春天的故事」，開闢自己的新時代。

差錢

處理完前任領導和潛在領導的問題後，李自成沉甸甸的心頭彷彿一塊石頭落了地，神清氣爽地開地開抬了一天的工作。

今天，這是大順朝進京後「掛牌營業」的第一次朝議，在眾愛卿七嘴八舌的口水中，大順國務會議確定了當前緊要的四件大事：

1、整編大明降兵，整頓駐京部隊紀律，打造一支「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光輝形象。

2、發揚「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戰鬥精神，派遣大批主力部隊南下，爭取「打過長江去，解救全中國」。

3、爭取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反正，使其能改旗易幟、擁護中央，解決大順朝的後顧之憂。

4、成立登基籌備組，雖然年初李自成已在西安登過一次「基」，但那畢竟是「地方糧票」，現在在北京紫金城再登一次「基」，就可自動升級為「全國糧票」。

政令一下，朝氣蓬勃的大順各級幹部就立即「拍拍身上的灰塵，振作疲憊的精神」，投入到如火加荼的革命浪潮中去了。

大順軍總司令率先垂范，在京城內遍貼告示，告示上明令：「大軍臨城，秋毫無犯，敢有擄掠民財者，凌遲處死。」

告示頒布後，偏有兩個不信邪的士兵搶劫了一家綢鍛鋪，對這兩個膽敢以身的傢伙，劉宗敏毫不手軟，下令立剮於棋盤街。

這種殺雞嚇猴的做法立竿見影，原先對大順軍持觀望、恐懼的京城社會各階層大為寬心，於是工人做活，商人開業、農民下地、市民逛街，大順軍紀律整頓初見成效，北京又恢復了以往的安寧與詳和。

南下工作也順風順水，大順朝綿侯袁宗第率一支七萬人野戰王牌軍擇日南征，先在湖廣地區擊敗南方明軍主力——擁兵五十萬的左良玉部，克復承天、德安，隨即又北上河南平定大地主武裝頭目劉洪的叛亂。其它部隊也如水銀瀉地，四出攻掠。

放眼天下，大順政府己成功接管了陝西、寧夏、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及湖北、江蘇、安徽的部分地區，革命形勢不是小好，而是大好。黃河流域也就除了山海關一個點外，己是山河一片紅了。

爭取吳三桂的工作，己由原大明居庸關總兵唐通攜大順皇帝的詔書，慰勞白銀四萬兩及其父吳襄的親筆勸降信出發前往山海關，相信在大事大非面前，吳三桂自會認清形勢，不會做雞蛋碰石頭的蠢事。

至於登基籌備活動，大順朝未來的國務總理牛金星同志正在那裡引經據典，忙得不亦樂乎呢！不過，這事不急，慢慢來，現在，他有一件十萬火急的事要去處理。

這件十萬火急的事說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很麻煩，就是——差錢。

大順差錢嗎？李自成可以明確無誤地告訴你：大順政府是不收稅的，你說一個不收稅的政府，它能不差錢嗎？

不收稅！這是李自成在商洛山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肓」時，悟出的一個革命真理。

是的，大明政府的高負稅政策己把佔大明人口9O％的老百姓逼上了絕路，靠免稅獲取他們的衷心支持，才是大順的發展之本，取勝之源，大順朝能有今天的輝煌就是這一革命理論實踐的豐碩成果。

那不收稅，大順朝這麼多人，吃什麼，用什麼？

別忙，天無絕人之路，大順朝的辦法就是向大明大小官員、財主們「追贓助餉」，讓這些剝削階級害人精當年吃進去多少，再吐出來多少。因此，大順政府光榮地被地主階級尊稱為「流賊政府」。

現在，進入京城這「首善之區」，李自成決定「與民更始」，不再和京城的大小財主「追贓助餉」，變「流賊政府」為「全民政府」，以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至於財政問題，他有相當的自信心能予解決。

這個自信心來源「路邊社」廣泛宣傳：據權威人士透露，京城皇宮和國庫內存有大量真金白銀。

李自成現在就像口唸咒語的「阿里巴巴」，等待這兩個寶庫向自己敞開財富的大門。

當他等的花兒快謝了時，大順統計部門問他報上讓他心碎的數字：皇宮現存黃金十七萬，白銀十三萬，國庫現存白銀二十萬。

李自成仰天長歎：「唉，國貧如此，安得不亡！」

失望鬱悶的李自成迅速召開御前會議，共同商討如何應對目前嚴峻的經濟形勢。

他在發言中沉痛地說：「建國之初，依理應大賞將士，嚴明軍紀，如今金銀稀缺，怎麼辦」

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道理大家都懂，但辦法大家都無，這麼多年下來，大家除了打仗搞錢外，再無生財之路。興產殖業、開源節流對他們而言，前所未聞。

沉默，大順高管們選擇了前所末有的集體沉默。

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發！

大順朝的「二把手」劉宗敏終於打破了沉默，說出了自己的高見。

1.向老百姓收農業稅是不可能的，這違背本朝三年不徵稅的施政綱領。

2.徵收其它稅也是不現實的，徵稅是個社會系統工程，大順朝的基層政權還沒有建立起來，沒有組織和人員去徵稅。

3.因此只能實行老辦法——「追贓助餉」。向京城內大大小小的明朝貪官污吏們追贓，靠追贓所得維持本朝無稅政府的三年運作。

牛金星馬上跟風，為保證追贓行動公開、公正、公平，將按明朝官員職務大小確定追贓金額，並且規定：獻贓積極者，本朝優先錄用為國家公務員，不積極者，將採取民主專政的暴力手段予以修理。

當下無計可施的李自成也只好無可奈何地說：「依卿所言吧！」

追贓助餉

劉宗敏、牛金星這一武一文得令即行，為保證這項行動的保密性和周密性，他們聯合耍了一個小小的手腕。

牛金星先以本朝宰相的名義發佈一道政令：「各明官俱於次曰朝見，朝見後，願去者，聽之；敢有違令者，斬！」

各明官對此政令的解讀是：大順朝開張營業，要招公務員了，這對下崗在家吃老本的官員來說，無異是瞌睡給了一個枕頭，於是乎紛紛報名晉見。

第二天，李自成等大順新貴高坐朝堂，百官依次進見，牛金星手執花名冊，一一點名，其間「嬉笑怒罵，恩威不測」，盡情揮灑自己當年不得志的情緒。晉見明官乖乖聽令，無人敢吭一聲。李自成冷笑：「此輩不義如此，天下安得不亂」對明官僅有的一點同情心蕩然無存，只剩下了鄙視和厭惡。

點名完畢，各明官被大順軍士兩騎押一人，全體驅往西華門外四牌樓街，這不像是請來當官的，而像請來進屠宰場的。眾明官不禁魂飛魄散，個別膽小官員嚎啕大哭。

不過，沒有想像的那麼慘，他們來到的地方，是大順朝新成立的一個工作機構，叫「比餉鎮撫司」，司長劉宗敏，副司長李過。

在「鎮撫司」裡，大順軍士穩定了各明官的情緒後，和和氣氣請大家配合辦三件事。

一、更衣、但換得是全世界人民都不愛穿的囚衣。

二、吃粽子、但此粽非彼粽，各明官被綁了個結結實實，個個變成了「粽子」。

三、進馬棚，提前體驗一下三百多年後「右派」進牛棚的滋味。

在馬棚裡不吃不喝，「與馬共舞」了一天後，各明官終於得到最高指示：「以官第獻銀，一品獻銀累萬，以下必須累千。痛快獻銀者，立刻放人；不獻銀者，大刑伺候。」

各明官還沒有反映過來，就有人獻銀了。

不過，不是官員，而是一個大太藍——曹化淳，在領導身邊呆過的人，觀察局勢的能力就是強，領導還未放話，他就出手了，獻銀五萬，立馬被李自成任命為新大內總管。

榜樣的作用是無窮無盡的，曹大公公開了頭，其它在押的明官紛紛「慷慨解囊」，按官員等級「捐」出數量不等的白銀，只求能快快逃離這大順朝的「人間地獄」。

「捐」銀數量最多的是老國丈周奎，一下子「捐」了五十萬兩白銀，要知道，三個月前，女婿崇禎動員他捐款時，他只捐了一萬兩。

照大家這樣「爭先恐後」地捐款，劉大將軍——現在應叫「劉司」，原來為明官準備的夾棍、剮人柱等刑具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但後來事情卻出現了「拐點」，明大學士，前任首輔陳演按標準「捐」了白銀四萬兩後，劉大將軍喜其「慷慨」，正準備將其放回家時，他的家僕向階級兄弟舉報來了，陳大學士家中地下藏銀無數，捐的四萬兩只是「冰山一角」。劉司長讓人掘之，果然遍地白銀。

劉司長出離憤怒了，他只知「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卻不知「不到北京，不知自己眼小」。自己被明官這幫王八旦忽悠了。「天下烏鴉一般黑」，一個陳演能有如此之多的巨額財產，那麼，其它明官又能好到那裡去？

劉司長決心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各明官捐款數量成倍提高，那些「貪污成績特別優秀」的官員，更是成為大將軍重點關照的對象。

第一個被大將軍關照的，竟然是一位與大將軍從事同一職業的軍方人士——率京營三大營兵士起義投誠的襄城伯李國楨。他的投誠使大順軍順利踏進了北京的土地。

但大順沒有優待叛徒，搞統一戰線的政策，李自成一見李國禎就罵：「你受天子重任，天子對你又恩重如山，你按理應為國而死，厚著臉來投降，無恥之極。」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反之，「上有所惡，下亦甚之」。恭喜李國禎，賀喜李國禎，對於「今上所惡」心領神會的劉司長，立刻將李國禎拿來當「專政逼捐」男一號。

先是刑拷，然後小火燎燒、大板痛砸，折磨一夜後，終於讓這位李爺「捐了白銀又丟命」，痛極而亡，這才是個開始，劉司長又命人抄了他的家，將其家產充公，老婆孩子分給手下當奴。

崇禎朝的最後一任首輔——大字士魏藻德，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劉大將軍逼捐的「男二號」。

他的如意算盤是：「憑著自己狀元的高學歷和首輔的從業履歷，跳槽到新開張大順公司依然可以高官得做、駿馬得騎」，卻沒想到被投到一黑屋裡單獨關押，自尊心嚴重受挫的魏首輔隔著窗縫大聲抗議：「如果用我，就把我放出來；不用我，就把我放了。」

大順朝看守對這位「天真可愛」的魏大人，不緊不忙地說：「本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按你的官職，交銀十萬即可放人。」

魏大人知道自己受陳演的害了，真是有苦說不出，做大官自己是實現了，但做又大又貪的官自己卻正在努力奮鬥中，真沒貪了多少銀子，交了一萬兩後，就再也交不出來了。

前任陳首輔貪銀無數，現任魏首輔能兩袖清風，鬼都不信，劉司長客串起法官的角色，將魏首輔提上堂來親自審問。先用夾刑，邊夾邊問：「你當首輔，怎麼把國家搞得一團糟。」

魏大人發揮一貫委過於人的光榮作風，嚎叫道：「不是我的錯，一切都是崇禎惹的禍。」

現任的劉法官大怒：「你這傢伙，本是一介窮儒，崇禎把你親點為狀元，不到三年，又把你提為首輔，崇禎有什麼對不住你，你竟敢誣陷他，真是毫無職場道德。」

氣憤難平的劉法官親自下堂，用力煽了魏首輔十個大耳光，還不解氣，又讓手下夾棍猛扯，首輔十指皆斷。疼痛之下，大腦短路，慌不擇言地喊：「我有一女，願獻將軍為妾。」

委過老闆又出賣女兒，魏首輔真是活到頭了。劉法官繼續對其重點關照，首輔大人在被重刑伺候了六天六夜後，終於腦漿迸裂而死，成為大明歷史最倒霉的狀元公。

人死了，銀子還未交齊呢！別急，跑了和尚跑不了廟，魏首輔的兒子小魏被抓來頂罪了。小魏叩頭說：「我家確實沒銀子了，如果我父親活著，還可向門生故吏借，現在他一死，哪裡去借啊！」

劉法官聽他這樣一說，懶得跟他囉嗦，揚手一刀，砍下小魏腦殼。

大順朝的「追贓助餉」活動繼續風起雲湧，如火如茶，整個京城內一邊是大順朝的「紅旗捲起農奴戟，赤手高懸霸王鞭」，一邊是大明官員被挖眼割腸、抄家滅門。而隨著大明官員慘嚎之聲的，是大順收到的「捐款」白銀數節節上升，直逼七千萬兩的大關。

七千萬，這可是崇禎朝五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崇禎搞得大明百姓家破人亡、民怨沸騰的「三餉」，幾年下來，也不過才收了兩千七百萬兩，大明京官真是「藏金臥銀」啊！大明真是貧富懸殊啊！

有錢了，李自成終於可以「瀟灑花一回」，他首先大賞全軍，十多萬駐京的大順將士全部按功分賞，普通士兵少者得銀二三十兩，多者得銀二三百兩，至於中高級將領，更是分賞無數。

按照多年來「得軍心者得天下」的革命實踐，李自成決心再接再勵，解決部分大順軍的生活問題，讓這些多年來跟隨自己浴血奮戰的弟兄們能有一個「溫暖而甜蜜的家」。

李自成先把眼光盯在紫金城數量眾多的宮女身上，在他看來，讓這些青春靚麗的「美少女」呆在這深宮大院實在是一種侵犯人權、違背人道的作法，於是他決定當一回「月老」，把這些宮女許配給為大順朝建立做出特殊貢獻的將士們。

他先是給劉宗敏、李過、牛金星、宋獻策等功臣送去了數量不等的美麗宮女，然後將剩餘的大部分宮女，不拘老少，編成名冊後按抽籤方式分配將士。

這些熱鬧了，整個大順軍營喜氣洋洋，怨氣洋洋。那些分到年輕貌美宮女的，喜出望外，抱之馬上，在大街上來回奔馳，向戰友們誇耀；分到醜陋或年老宮女的，只好垂頭喪氣，自怨倒了霉運，而什麼也分不到的，也不用急，大順政府規定：北京市民中沒有嫁人的女子，一律強制配給大順革命軍人為妻。

按理說李自成錢也發了，家也幫著建起來了，大順軍人應該成為一支軍紀嚴明、安居樂業的「人民子弟兵」，大順也應成為一個「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鋼鐵政權，呈現出上下相安、社會和皆的穩定局面來。

然而恰恰相反，大順朝進入了前所未有的「亂象」。

亂是先從大順朝中高級幹部中開始的，這批苦盡甘來的「高管」們，一直以推翻腐朽沒落的大明王朝為終極目標，現在這一遠大理想已經實現，認為「革命己經成功，同志可以享受。」於是乎紛紛過起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幸福而腐敗的生活。

在領導同志的示範帶頭下，大順中級層幹部、普通士兵紛紛效仿。在賞賜不足的情況下，大家就以「革命」的名義，勒索各明官、地主富商「追贓助餉」，發展到後來，普通的北京市民也成為「被革命」的對象。更有甚者，在「分妻」中落單的部分大順軍，跑到居民家中，橫刀相向，欲「借妝妻女姊妹作伴」，「革命的風暴」正大股大股吹散了普通民眾對大順朝原來美好的期望！

其時的北京城，原來的社會管理者——各級明官，成為了「革命專政」的對象，交好運的下崗在家，倒霉的正把牢底坐穿；而現在的社會管理者——各級大順官員，卻一頭霧水、不知所幹。結果就是北京整個迅速進入了「無政府狀態」，人民過上了「有今天、無明日」的恐惶生活！

不僅是北京，在整個大順「解放區」，大順政府的行政作為都是和北京一脈相承的——「有政府、無管理；有組織、無紀律；有破壞、無建設。」！

整個大順朝上下就在這「革命狂歡的盛宴」中渡過了一個多月的美妙時光，直到有一天，有一個人把大家的美夢驚醒。

吳三桂的兩次入關

驚醒大順朝美夢的人，叫吳三桂，現任職務為亡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驚醒大順朝美夢的過程，是個說來話長的過程。

早在三月初，吳三桂就忽然接到崇禎帝的聖旨：一、封吳三桂為平西伯；二、放棄寧遠，率部入關進京「勤王」。

這道忽來的聖旨，讓吳三桂又喜又憂。喜的是多年封爵耀祖的夙願終於實現，憂的是放棄寧遠入關進京「勤王」。

放棄寧遠就意味著吳三桂和他手下在寧遠所佔的土地統統放棄，大家都由「有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

進京「勤王」就意味著五萬寧遠鐵騎要和百萬大順軍死拼，個中風險不言而喻。

但大明公司還沒有破產，崇禎老闆的話還是要聽的。吳三桂不敢再猶猶豫豫了，簡單動員後，帶著軍隊、軍屬及寧遠百姓共五十萬人，扶老攜幼、牽羊拽牛，滿含熱淚，揮手告別溫馨的家園，沓沓而行。一路上，這支黯然神傷的「逃難大軍」，一步三回頭，每天只能走三十多里，直到三月十六日才抵達山海關。

接下來的五天裡，吳三桂在山海關附近的幾個縣安頓了一下帶來的軍屬和百姓，在解決了後顧之憂後，才率部向京城方向挺進。三月二十日抵達豐潤，卻聽說李自成已在前三天攻破京城，崇禎死難。

吳三桂和他的手下現在只能用「驟失所依、欲哭無淚」來表達自己的心情，是啊！皇上死了，大明亡了，他們這支孤軍，又路在何方？

現在在吳三桂的面前，有兩條路可走：

第一條路就是帶著現在的五萬關寧鐵騎衝入京城，和李自成亮劍血拼，捐軀赴國難，縱死俠骨香，做一個當今響噹噹的岳飛、于謙。但已三十三歲的吳三桂早已不是當年殺入數萬軍中，捨身救父的「憤青」了。歲月的風霜、戰場的刀劍、官場的磨難己經一步步使他變得成熟和圓滑。他認為，他的生命，不僅是在為自己而存在，也是為身後的弟兄及寧遠百姓而存在。如果他帶著手下的這幫弟兄們玩命死光了，那麼他們的妻兒老小在這戰火紛飛的亂世又何去何從呢？

第二條路是暫時把隊伍拉回山海關，據關而守、依勢而動，「降順」還是「反順」得看形勢進一步明朗後再做抉擇。他要在這改朝換代的岔路口，為自己和手下選擇最合適的路徑。

他讓行進中的隊伍轉向，後隊變前隊，急行軍返回山海關。

在他躑躅徘徊了五天後，一位不速之客來到了山海關，給他帶來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感動。

來人就是吳三桂的老同事，原大明居庸關總兵——唐通，他現在是作為李自成的特使，帶著八千人來「和平接管」山海關的，作為交換條件，他給現任山海關總兵吳三桂開出的條件不可不謂優厚：

1、李自成的「招聘通知書」，聘書表示吳若歸順，將不失封「候」之位；

2、預支工資白銀四萬兩，請吳給久未開資的手下「表示表示」；

3、其父吳襄一封「語重心長」的親筆勸降信，請他為全家三十四口人的性命及個人前途考慮，不可猶豫觀望，速降李自成。

影響一個沒有忠貞理想的人決策的核心東西永遠離不開「利益」二字，在李自成「大棒和葫蘆卜」的雙重攻勢下，吳三桂決心識時務者為俊傑，歸順李自成。

在將山海關防務交與唐通後，吳三桂與手下的五萬關寧鐵騎再次踏上了回京的道路。這一次，他們不是以「勤王」的使命進京的，而是以「朝見新主」的名義回京的。一路上，「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天」的明朗心情在吳三桂的胸中蕩漾。他相信，自己朝見李自成後，在新朝「無微不至」的關懷下，將不僅會給自己謀一份好的前程，也會給手下兄弟及帶回關的眾多寧遠百姓一個合適的安置。

為了不引起沒必要的麻煩，吳三桂沿途廣貼行軍文告：「本鎮率所部朝見新主，所過秋毫無犯，大家不必驚慌。」

但事實將無可辯駁地告訴吳三桂，樂不可極，樂極而生悲！

大軍行至河北玉田時，碰見了一批又一批來自北京城的難民隊伍，個個蓬頭垢面，人人驚慌失措，急於瞭解「北京最新信息」的吳三桂，馬上召集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基層人士舉行了一個小型的「現場座談會」。

軍方代表發言：大順軍不優待俘虜，任意搶奪其個人財物，對軍官更是刻薄，已投降的三大營統帥李國楨被折磨至死，家破人亡；

民間代表發言：大順軍「變臉」真快，一進京還紀律嚴明，現在卻燒殺搶掠、無惡不做。

公務員代表發言：大順朝賊性不改、拷掠追贓、虐待廣大的公務員隊伍。

最後，大家一致認為：大順政府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政府、反社會、反人類」的恐怖組織，無法給民眾帶來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這樣的政府，注定是不會長久存在的。

吳三桂頓時感到事態的嚴重和複雜，他立即讓隊伍就地駐紮，並派出多名親信人員，前往京城打探消息。

一位親信不到一天就返駐地了，他給吳三桂帶來了一個從京城逃出來的吳府家僕，這個風僕塵塵的家僕一席話，改變了三桂同志的後半生，也改變了明清歷史的軌跡。

吳問家僕：「吾家可好？」

家僕答：「被大順政府抄了。」

吳強裝淡定，不露聲色地繼續問：「家父可好？」

家僕答：「不好，被抓了。」

吳依然裝淡：「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識一家人了，待我回京後，家產會完好無缺地返還的，家父也會安然無恙回家的。還有，我的小妾陳圓圓呢？」

家僕吱吱晤唔：「被、被大順軍的權將軍劉宗敏搶擊了。」

淡定的吳三桂頓時血壓急驟升高，臉色憂如被扔進鐵鍋中的蕃茄，先是紅色，接著變紫色，最後就像是被大火炒成一團焦味十足的黑茄。

如果非要找個詞語形容吳三桂此時的心情，那就是恥辱，再加一個詞語，那就是憤怒。

「李自成啊！李自成！你們也太不把豆包當乾糧了，家產搶了、老爹抓了，是能還回來的，這在男人心裡，可以不算個事。但老婆被搶了，即使還回來，作為一個頂天立地的男人，一個帶兵打仗的統帥，威望何在？臉面何存？」

面對家僕複雜的表情，吳三桂仰望蒼天，拔劍亂砍，爾後發瘋似的狂呼：「大丈夫立於天地間，上不能保存社稷，下不能保存妻小，生者何用！生者何用？」

聊發了一陣少年狂後，吳三桂開始冷靜下來，此時此刻，在這個戰亂紛擾的世界上，「尊嚴誠可貴，前途價更高；投降李自成，兩者皆得拋！」。他彷彿看見血肉模糊的李國禎正向他招手！

現在，要把尊嚴和前途找回來，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這些朝夕與共、同生共死的部下了，而此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撫部下這些也同樣神情不定的心靈，讓他們看到光明和希望，還讓他們懂得，未來的流血和犧牲，決不僅僅為了我吳三桂一家的私恨家仇。

他揣著一顆流血的心，將幾個重要的部下召來，以堅定而平靜的口吻說：「我之所以降順，不是為別的，就是想讓我和各位能在這改朝換代、天崩地裂的時刻，能有一個堅實的依靠，上使國家重歸太平、下讓父母妻兒各有所養，然而，大順朝現在在北京的所作所為，只能說明，這是個賊性不改的政府！這是個不能托靠的政府！因此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前途命運交給這樣一個毫無希望的政府。」

隔著四百年的層層迷霧，我們今天不能只憑一句「衝冠一怒為紅顏」來詮釋吳三桂那時的抉擇。但是，他的威信、他的魅力、他的成功，使他的眾多部下多年來產生了一種無可替代的信賴。大家此時，更明白風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內涵，眾部下異口同聲地說：「我等一切聽將軍號令！」

吳三桂決定和部下樹起「扶明滅順」的大旗，馬蹄聲碎、軍號聲咽，他們再次拔營返回山海關了。一路的奔波，是「孤村落日殘霞，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的淒涼。

回望北京，吳三桂不勝感歎！「父親，家人，原諒我吧！在這個世上，想要贏得他人的敬重，生命、財產、尊嚴、家庭等都是可以放棄的，但卻有一樣東西是永不能放棄的，那就是——功名前途。」

第二章 山海關之戰

醒悟

剛到山海關沒幾天的唐通總兵，正在山海關上望長城內外，歎江山如此多嬌呢！卻沒想到已去「朝見新主」的吳三桂會鬱悶地殺回來。

兩軍混戰，驚慌失措的唐通軍那裡是「大明第一精銳」關寧鐵騎的對手，幾個時辰下來，唐通軍就被同仇敵愾的關寧軍打得落荒而逃。

不過，唐通也未敢遠遁，而是在山海關附近的一片石駐紮下來，派人快馬加鞭把吳三桂「反水」的消息第一時間報給了大順最高領導李自成。

此時正在北京準備「登基」的李自成，每天過著「痛！並快樂著」的雙重生活！

「痛」是因為進京這麼多天來，他發現自己正陷入巨大的「網」中，當實現多年濟世救民夢想的機會在一夜之間忽然降臨時，他發現自己似乎力不從心了。每天的奏折，雖然不是很多，但自己沒看幾份，卻早已睡意沉沉了，「政治圈裡的世界很精彩，政治圈裡的世界很無奈」，每天，他覺得自己似乎來去匆匆、日理萬機；又似乎飽食終日，無所事事。

「快樂著，」是他發現：在紫金城裡，帝王的生活實在太幸福了。「天下是自己的私產，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自己一人之淫樂。」這就是帝王生活的真實寫照。作為一個從血流成河的死人堆裡走出來的自我，不是為了過今天這樣一份幸福的生活嗎？

他時常這樣安慰自己，雖不厚自奉養，只用「天天換新衣、日日聽小曲」的低級趣味來麻痺自己沸騰的神經。

但這當口，不識時務的吳三桂卻先降後反了，捫心自問，李自成想：「朕有何對不起他呢？封候、賞銀、讓其父寫信，面面俱到，恩威並用，吳三桂又為何冒著身家性命和自己過不去呢？這實在是個問題！」

不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李自成決定出宮找劉宗敏調查調查，研究研究。

久未出宮的李自成在大街上發現，「此北京已非彼北京」，和三月十九日進京時「百姓簞食壺漿迎王師」相比，這時的京城已是「千家薜荔人遺失萬戶蕭疏鬼唱歌」，街上商店關門、人煙稀少，只剩三三兩兩的大順軍士敲門砸窗，威呵百姓、搶財奪物。！

在劉宗敏大將軍兼司長的府前，竟有數十根剮人柱，正有交不出白銀的明官在此細細挨剮，慘嚎聲直衝雲霄。問之，士兵答曰：「劉司長早已是殺人無虛日，現在更是一天不剮人就睡不好覺。」

劉府中，更是一副活脫脫「人間地獄」。寬大的院子裡，被用夾棍夾過的幾十名明官，有的在有氣無力地哀號；有的連哀號的力氣也沒有了，其情其景，慘不可狀。在這些被夾棍伺候的官員中，已沒有多少大官大貴了，有的，只是翰林、科臣這些清貧小官員。

李自成一見劉宗敏，就怒不可遏地問：「你們做得太過了！你們難道不能幫朕做個好皇帝嗎？」

劉宗敏以牙還牙、以眼瞪眼，儼然以一種對「黑幫」老二對老大講話的語氣回敬道：「我這不是幫你做個好皇帝嗎？不讓這些傢伙們吐出銀子，咱們那麼多軍隊，吃什麼？喝什麼？我不擔心民變，就擔心軍變呀！」

雖然已是黃袍加身，李自成對劉大將軍的粗暴無禮現在卻是無可奈何！

他轉而語重心長地對劉開導：「民心是船、軍心是槳、官心是舵，欲得天下，三者缺一不可啊！追贓助餉就收手吧！」

在李自成的親自過問下，京城轟轟烈烈的「追贓助餉」活動畫上了一個不太圓滿的句號，劉司長終於光榮卸任。但在大順的解放區，此活動一直與大順朝相始終，沒辦法！一個不收稅的政府，除此之外還能怎樣過活呢？

接下來，李自成向劉大將軍通報吳三桂「降而復反」的情況，並徵求劉的意見。

劉自然不能提自己那些「光榮事跡」，只能承認領導失誤，為了推進追贓工作積極開展，不但抓了吳三桂的爹，還抄了他的家。

李自成忽然明白了「政治、政治，先搞好行政方能治理」的道理，事已至此，啥後悔藥也別吃了，一切往「前」走吧！

三天後，即1644年4月13日的清晨，李自成懷揣山海關問題「七分軍事、三分政治」的解決方案，和劉宗敏親率八萬大軍（號稱二十萬），並帶著明太子及他的兩兄弟、吳襄、明晉王等一行特殊人物，浩浩蕩蕩，殺奔山海關而來，以求一勞永逸地解決吳三桂這個「歷史遺留問題」。

借虜平寇

當吳三桂打敗唐通，重返山海關時，就知道：「開弓沒有回頭箭，他和李自成已經撕破臉皮，接下來的結果就是或魚死、或網破。」

吳再次統計自己的家底：兵力——五萬、地盤——山海關地區、糧草——僅夠一個月。發脹的腦袋開始冷靜下來。

「生存還是死亡」，這是一個問題。

「知識改變命運」，讀過書，有知識的三桂馬上找到了答案。

當年唐朝安史之亂時，唐大將郭子儀就曾借了回紇的兵，平了唐朝的叛！

今天吳三桂同志決心讓歷史重演，那就是——「借虜平寇」，自已扮郭子儀，去向當今的回紇——滿清借兵，來平李自成的叛。

這樣做，三桂同志相當自信的，在他眼裡，滿清不過是一個窮得揭不開鍋的惡鄰，常靠身強力壯跑到自己家來搶口飯吃，沒啥遠大志向，幫忙後給點好處是可打發回家的。

「心動不如行動」，吳同志馬上給滿清現在的當權派——多爾袞同志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求援信。說我家招賊了，家長也被逼死了，請你看在當年常來搶飯吃的份上，趕來幫我家趕走賊兒，給家長報仇。到時候，我會給你一張長期飯票用（即割地以酬），並告知多入爾袞的行進路線。

副將楊坤、游擊郭雲龍當上了特派聯絡員，懷揣信件，直奔瀋陽而去。當行至翁後（今瀋陽附近）時，大驚失色，多爾袞似乎和吳三桂心有靈犀，正率著滿漢大軍，在此恭候多時了！

楊郭二將猜錯了，多爾袞不是來恭迎大駕的，而是來搶奪革命勝利成果來了。

早在今年年初，己歸順的鄂爾多斯部就來朝告大順軍己經佔領陝西，早就滅明之心不死的多爾袞見有機可乘，馬上派使者給李自成要求入股合作，共分滅大明的要約邀請，但風頭正盛的李自成只打算設立「獨資公司」，對多爾袞的一廂情願，置之不理。

碰了壁的多爾袞「不拋棄、不放棄」，繼續守株待兔。三月間，見吳三桂放棄寧遠，傾巢入關，推測明朝一定發生了重大變故。大舉伐明的時機到來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準備豪賭一把的多爾袞立即以順冶皇帝的名義發佈了《告大清全國軍民書》，要求：

1、十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的大清臣民、滿蒙漢八旗將士，請拿起武器，擇日出征，到中原建立「王道樂土」；

2、此次大軍出征，要嚴格執行「三不軍紀」（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爭取大明百姓更廣泛的支持；

3、大軍將從薊州、密雲直入北京城。

多爾袞這入傾國出動，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他現在已和皇太極的大兒子——豪格，已明爭暗鬥地不可開交，這個比自已大三歲的侄子仗著比自己啃過幾年乾糧，明裡暗裡挑戰自己的權威，現在只有「禍水南引」，變內部矛盾為外部矛盾，靠戰爭把全體國民的心兒拴在自己的身上，團結大清的大多數群眾，孤立以豪格為首的一小撮反動分子。

躊躇滿志的多爾袞還認為：目前的大清，國力蒸蒸日上，政治上朝鮮臣服、蒙古內附、科舉考試如期舉行、各級政權建設走上正軌；經濟上農業生產方式改變、糧食產量創歷史時期最好的水平；軍事上「山寨版」的紅衣大炮產量翻番，軍事裝備己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入主中原己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現在，行進中的多爾袞卻意外碰見了吳三桂的特使和求援信，卻是驚、疑、喜三味俱全。驚者，他沒意料到這麼短的時間內，中原變故如此之大；疑者，他對「借虜平寇」心存疑慮，狡猾的吳三桂是不是正在玩一個天大的陰謀；喜者，如果三桂「借師」，那我何不將計就計、把入主中原夢想成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多爾袞和範文程、洪承疇這兩個資深漢奸商議後，決定先讓大軍改變行軍路線，直趨山海關而來。

「來而不往非禮也」，途中，他也給三桂同志去了一份「情意綿綿」的回信。

親愛的三桂同志：

「接到您的來信，我深受感動。你我之間你打我殺、各為其主的暴力史將隨著我們共同敵人李自成的出現，一去不復返了。現在，大清歡迎您！

您若來歸，我們將變成快樂的一家人，您以前失去的土地我們將統統還給您，我們大清還將給您最高的政治待遇——封王；您的部下和寧遠百姓，不但能重返家園，還可另有封賞……」

大戰

接到多爾袞這封燙手的回信，三桂同志的心真是哇涼哇涼的。「誰說少數民族好糊弄，我想借師助剿呢，人家倒在借刀殺人了！」

但三桂同志知道自己沒多少資本了，二十萬大順軍正馬不停蹄地向自己殺來，現當務之急一要穩住李自成，二要拉住多爾袞。

三桂馬上派人去見李自成，承認錯誤，請求再降。李自成一見吳三桂服軟，心中鬆懈，一路上搞起了遊山玩水的「自助游」。

搞掂了一頭，三桂同志再派使者請多爾袞速出兵援助。軍方代表、民間友好人士一批又一批派出去了，但多爾袞這個老狐狸就是「不見鬼子不掛弦」，三桂同志連個援兵的毛也沒盼到！

實在沒轍了！三桂同志只好親自出馬，跑到歡喜嶺上向多爾袞「拜山頭」，請他拉兄弟一把。

見火候已到，三桂終於變成了一個待煮的鴨子，多爾袞這才拉住吳的手說：「你為故主復仇，驚天地泣鬼神，我這次統兵入關，將嚴守軍紀，如有人敢搶一粒米，敢動一株草，都會被軍法處死，你去告訴關內軍民，不必驚慌，各安其業。」

感動得一塌糊塗的吳三桂忙與多爾袞宰馬殺牛，祭天宣誓，表示合同成立，請上天監督執行，以後誰違約誰就不得好死！（後來兩人都不得好死）。

依依惜別時，兩個「大魔頭」約定：「為防誤殺，明軍肩纏白布，戰鬥中纏白布者即為盟軍。」

次日，十四萬清軍兵不血刃地進入了30多年只能仰望的山海關。

慢慢悠悠走到山海關下的李自成依然對招降吳三桂「情有獨鍾」，他再讓吳襄寫信勸三桂「棄暗投明」。

三桂同志馬上回信斥責老父：「自古聞父教兒以忠、未聞示兒以貳……父既不能為忠臣，兒又怎能作孝子！」

李自成的肺都要氣炸了，「吳三桂，你既然王八吃秤砣，那就啥說了，直接開打吧！」

四月二十二日，決定雙方命運的山海關大戰在靜悄悄的黎明中拉開了帷幕。

李自成和吳三桂列陣一片石，雙方均以騎兵為先導。李自成騎兵用的是「三堵牆」戰術，在不斷攻城掠地的戰鬥中，李把騎兵建設放在了首位，他的騎兵，一個士兵備三匹馬，天寒地凍時，怕凍傷馬腳，竟用被褥綁在馬蹄上。為保持馬的野性，有時居然殺人剖開人腹，掏出五臟六腑，用人腹作餵馬的槽子，久而久之，這些飲慣了人血的馬見到了敵人，「輒鋸牙思噬若虎豹」。與敵對陣，列馬三層，稱為「三堵牆」，凡前邊的將士退回，後面的立即予以斬殺！因此士卒無不用命。

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則是一支戰爭中成長起來的隊伍。在長年保家衛國的戰鬥中，這支由難民組織起來的隊伍，被迫和滿洲這只野蠻的「雄鷹」拼擊博殺，也競磨練出一支令滿洲人也望而生畏的隊伍來。寧遠大捷、北京保衛戰、登州平叛無不書寫這支隊伍的榮耀與自豪！

在太陽升起來的時候，兩支漢族軍隊拚死博殺在一塊兒了。明軍是走投無路的哀軍，吶喊衝殺、勇不可擋；大順軍攜百勝之餘威，又有主上親征，個個爭先。雙方打得你死我活，天昏地暗。一陣陣刀光劍影下，是一條條鮮活生命的逝去……

昏頭漲腦的李自成此時還不知道清軍己經入關，從今天吳三桂出動的軍隊來看，數量明顯不如自己。所以，他「勝似閒庭信步」，與崇禎太子並騎於高崗上，悠閒觀戰。

正午時分，李自成敏銳地看到自己的軍隊已佔了上風，明軍有些不支，逐呈敗相。他不無得意地想：「紅旗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縛住三桂妖龍！」

但接下來詭異的事情忽然發生了！情節是這樣的：「本是晴空萬里之天，突然天地變色，飛沙走石，妖風四起。」看過《明朝那些事》的讀者對這段話看起來十分眼熟。不錯！這段描述曾在朱棣與南軍的白溝、夾河之戰中兩次出現，看來老天爺總是愛在關鍵時刻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老天爺的這股風不但刮了起來，偏偏還是正對著大順軍吹過來的，李自成和他的士兵們頓時頂著大風沙，眼睛都睜不開了。

正在這當口，清軍順著大風，呼嘯出擊，萬馬奔騰，飛矢如蝗。原來歸降大順的明軍首先認出這些狂風中纏著辮子，裝束奇特的「不明之旅」就是清軍時，頓時肝膽俱裂，嗷嗷大叫：「韃子來啦！韃子來啦！」轉馬頭就跑。

已打了一上午仗，早就精疲力竭的大順軍，頓時陣容大亂，劉宗敏在戰鬥中負了重傷，李自成見敗局己定，只好令全軍風緊扯呼。

兵敗如山倒，大順軍豕突狼奔、自相踩踏，明軍與清軍分進合擊，一路追殺，二三十里間，很快堆滿了數萬被殺的大順軍屍體。

望著巍巍雄關和遍地的大順軍屍體，高興之餘，多爾袞立刻封吳三桂為「平西王」。

已損失過半的吳三桂，在王位的利誘下，一聲歎息，和手下一干人等一同剃頭降清，走上了「建設有三桂特色漢奸之路」的不歸途！

李自成率僅剩的數千殘卒，敗退永平，清點人馬，發現明太子及他的兩兄弟竟不知所終，但現在也顧不得那麼多了。為洩心頭之恨，他下令剮殺了三桂他爸吳襄，並把頭顱懸於高桿之上請三桂同志「免費參觀」。然後小歇片刻，急忙逃回北京！

第三章 李自成的最後歲月

西撤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率殘兵敗將，沿著三月十九日的進京路線，再次經德勝門入城。山河依舊，心情迥異！此時，離他第一次入城，僅僅過了三十六天，三十六天，卻事非成敗轉頭空，天意乎？人意乎？

但是，生命還在，希望仍存！

次日，李自成和他的將軍們又振作起來，面對已步步逼近京城的清軍，積極採取了備戰措施，責令軍民火速拆除城外的羊馬牆及護城河旁房屋，準備先嚴防死守北京城，待各地「勤王」的大順軍來援後再和清軍決一死戰。

但是，「北京保衛戰」這點殘存的希望立刻被無情的事實打破了！

事實一、李自成發現自己的軍隊已經不能再打了，大順軍的精銳不是南下、就是留在陝西守老窩，留給自己的八萬精銳已在山海關下損失殆盡，僥倖逃回來的將士染上了「恐滿症」，士氣沮喪，根本不可能組織起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蹤而來的清軍一旦圍城，自己和手下就可能變成「甕中之鱉」。

事實二、北京城的老百姓太不「友好」了。他們看到自己敗陣而回的狼狽樣，謠言四起、興災樂禍，暗藏的「階級敵人」蠢蠢欲動，正加緊建立「第五縱隊」。

事實三、北京城物資奇缺！自從大順軍入城的那一天起，北京的大動脈——京杭大運河就斷了，北京城成了「死城」。糧食、布匹、煤炭、陶瓷都無法從南方運來。大順朝從明官手裡詐出來的銀兩，買不來這些急需的東西，反而讓這些稀缺物資越來越貴。這次山海關之戰後，物資損失慘重，京城物價更是一日三漲。

事實四、陷於「無政府管理」的北京城在一夜之間突然有了一種奇特的瘟疫，患疫之人忽冷忽熱、四肢無力，三四日後就昏昏沉沉地死去。（後歷史考證為鼠疫）

蒼天啊！難道你真要滅亡大順嗎？

北京看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守了！還是回西安吧，那裡純樸的鄉親，那裡雄壯的山河，將撫平我們這些遊子的哀傷——「雖十燕京，豈易一西安哉！」

在「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傷中，李自成和他手下的「北漂」生活就要結束了，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在離京前，李自成要抓緊做三件大事，以資留念：

笫一件：把大叛徒吳三桂在京的全家三十四口盡數剮殺，一個不剩，讓三桂同志徹徹底底變成「孤兒」。

第二件：在武英殿舉行正式的登基儀式，追尊自己老李家前七代皆為帝后，認西夏國主李繼遷為祖先，然後頭戴冠冕，受「百官」朝賀。

第三件：把從明官那裡剝奪來的白銀熔鑄成大餅，用騾子裝著，運往西安。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辦完這三件事，以「郊天」為名，盡行西撤。撤退前，他忽然悲天憫人，讓手下告訴北京城老百姓：「韃子來了，快快出城避難！」算是最後留給北京老百姓一點善念。

但北京老百姓決大部分沒有出城避難，因為他們紛紛傳言說，吳三桂己經奪回明太子，即將送回北京城即位。北京城劫後餘生的明官和鄉紳們，一面組織起民兵維持社會治安，一面準備了「鹵簿」，出城迎駕。

五月二日，大道上塵埃四起，在眾人企盼的目光中，大路上塵埃四起，一支衣甲鮮明、號帶飄揚的隊伍出現了。

迎駕的眾人以為是吳三桂攜太子來了，倒頭就拜。

但抬頭一望卻發現眼前這支隊伍竟然是當年三打京城，讓人談虎色變的「韃子」，不禁驚呆了。

在眾人詫異的目光中，「韃首」多爾袞自報家門，然後「和藹可親」地接見了各位官方、民間代表，重申了大清將為各位報君父之仇，並嚴格軍紀。

剛出大順鬼門關跑出來的各位京城代表，把生命安全放在了第一位，管他大明大清，能給大傢伙帶來安全和秩序的軍隊就是「人民的大救星」。

於是乎各位代表就「將錯就錯」，把多爾袞迎入了碩果僅存的武英殿（其它殿都被「萬惡」的李自成燒掉了），拜倒在滿清新主子的腳下。這一拜，就拜了將近三百年！

不尋常的「官二代」

多爾袞進京前，怕吳三桂進京後「舊情復發」，與明在京殘餘勢力勾勾搭搭，動「反清復明」的念頭，於是以「弔唁」為名，跑到吳三桂的軍營，先緊緊拉住孤兒吳三桂的雙手，說了一頓節哀順變的大鬼話後，又咬牙切齒地罵道：「李自成殺君家三十四口，此仇不共戴天！我讓阿濟格、多鐸帶一支隊和你一起追殺李自成，你一定要化悲痛為力量，用敵人的鮮血來報家仇國恨。」

「既生瑜，何生亮！」，盯著與自己同歲，且在滿嘴跑火車的多爾袞，吳三桂感到深深的悲哀。帶兵進京後見機行事，驅清復明是漂白自己漢奸污點，重建豐功偉業的最後機會！這個機會，在精明十足多爾袞的面前，將「黃鶴一去不復返」了。

心中「五味雜陳」的吳三桂率兵於在五月初八，在河北慶都（今河北望都）攆上了大順軍，李自成忙命蘄候谷英率兵阻擊。

一心想逃命的谷英部與一心想玩命的吳三桂部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了，結果可想而知，順軍大敗，谷英喪命。

得勝的三桂同志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縣）又攆上了李自成，再戰之，大順軍又敗了個一塌糊塗。

兩戰兩敗後，大順軍在河北已無法立足，經井陘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關。吳三桂、阿濟格、多鐸也追累了，返回北京休整，雙方偃旗息鼓，暫時進入停戰狀態。

當三人回京後，發現多爾袞同志為把留京「臨時指標」變為「常住戶口」，正在那裡幹得熱火朝天呢！

剛過而立之年的「官二代」多爾袞，別看歲數上比李自成小，又無高學歷，「漢語托福」考試也過不了關，但玩起政治來，卻是光光的老道！

一個人的成長歷程是離不開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生長在滿清第一家庭的多爾袞，不但自幼長期接受老爸（努爾哈赤）老哥（皇太極）這兩個「資深家教」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厚黑學的專業輔導，還在成年後下基層「掛職鍛煉」，正逐漸成長為一個優秀的「複合型」社會管理人才。

此次進京發展，下車伊始的多爾袞馬上拋出自己的施政大綱，大綱的核心就是：「收人心、得天下！」

搞政治，打什麼旗號是最重要的！此次進京多爾袞打的旗號就是「為大明君父報仇，示大義於中國。」為讓這面旗幟高高飄揚，多爾袞下令辦的第一件政事是：在京官民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禮部、太常寺再將崇禎帝棺槨挖出來再次以帝禮安葬，葬禮要比大順朝搞得更隆重、更熱鬧！

「面子」上的事辦完了，多爾袞又風風火火地辦了一些「裡子」上的事。

一、以大清新政府名義發佈《安民令旨》，在表示了對大明百姓困頓的同情和哀恤後，宣佈自即日起，「三餉」（遼餉、剿餉、練餉）永遠停征，各地一律按萬曆年間的冊籍只徵收收正稅（田賦）。

二、取消明朝手工業者要定期為政府義務勞動的制度，手工業者的產品一律可以進入市場公平交易，並且規定手工業者如不想當「匠戶」了，可以脫籍改行。

三、把明朝早已失去軍事功能的「衛所」制度改革，「衛所」軍士改為屯丁，如有缺額，永不加補。

四、凡被起義農民軍奪去的田產一律歸還本主，甚至連前朝勳戚賜田、家產也照舊歸還。

多爾袞還吸取了大順朝虐待百官的教訓，規定大清軍兵、官吏均不得從事類似「追贓助餉」的活動。對於進京後的物資困難，他不但把滿洲多年儲備的糧食、金銀、衣帛調運進京，在不足時，還強迫朝鮮「捐」出了二千石糧食，可謂下了老本。

在人才招聘問題上，多爾袞對於在京明官大批南逃的情況，四處張榜，表示無論是誰，只要歸降大清，官復原職不說，還要加官晉爵，新有封賞。一些「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的明官們半推半就、紛紛留京，當上了鐵桿的「擁清派」。

在人才使用問題上，多爾袞既不分黨派（東林黨、閹黨），又不分「君子小人」（沒法分，標準太雜），既來之，則用之。特別是把大閹黨頭子馮銓召納為內院大學士，排在範文程、洪承疇、寧完我這些老資格漢官之前，著實讓天下閹黨們揚眉吐氣，結伴來投。

與李自成進京一團亂麻理不清相比，多爾袞目標明確，手段老成，降低了稅收、開放了擇業自由、安定了軍心民心官心，京城及周邊的大清佔領區的秩序開始恢復。

多爾袞不是救世主，沒有救苦救難的情懷，他的所作所為，只有一個目的，征服天下，讓天下人做他俯首聽命的奴隸。

在京城百姓為崇禎服喪三日後，多爾袞即下令全體北京漢人依滿人風俗剃髮，這下象捅了馬蜂窩，漢人們紛紛上書請願，要求收回成命。立足未穩的多爾袞見激起眾怒，忙下令「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聽其便。」多爾袞第一次剃髮運動宣告流產。

在進京沒幾天，多爾袞又幹了一件弊政，不過，這是逼出來的。因為多爾袞發現自已散居在城內的士兵意外收到大順軍贈送的禮物——瘟疫（鼠疫），士兵接二連三地□病倒、死掉。心裡發毛的他在「大清防疫辦」的建議下，採取了一個特殊的措施——疫區隔離。即讓北京內城居民三日內必須搬到外城，不搬者一律殺頭。疫區隔離有效控制了瘟疫，開創我國防疫史的新篇章，但就是苦了北京內城居民。

總之一句話，多爾袞這個不尋常的「官二代」來京工作業績是可圈可點、卓有成效、功大於過的。

中國人民在他勤奮的工作下，又開始了一個坐穩奴隸的時代，以至連後來的乾隆大帝都稱讚他：「本朝入關之初，一切創製規模，皆所經劃，定國開基，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

李自成的反擊

「牆倒眾人推」，敗退回山西的李自成現在深切地體會到了這句話的真正涵義，原來「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的場面不見了，代之以處處「揭竿而起、斬木為兵」的叛亂！

四月二十七日，原大順「解放區」山東德州鄉紳趙繼鼎、程先貞、生員謝陛發動叛亂，擁戴河北香河縣的一個朱姓知縣（朱元璋的N代孫）為「濟王」，展開第一次「大明復國運動」。

復國運動得到廣大愛國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濟王」政府就收復了以德州為中心、橫跨山東河北的四十三個州縣，把大順朝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基層政權「落了個白茫茫的大地真乾淨」。

李自成鞭長莫及、無可奈何！但多爾袞眼見自已的勞動成果被別人白白奪去，一貫讓別人為自己做嫁妝的他不幹了。先是在五、六月間先後派明降臣方大猷、王鰲永進行了招降活動，結果毫無結果。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搗亂」！多爾袞憤怒了，他拉著吳三桂發表了《多吳聯合聲明》，無情揭露以「濟王」為首的小一撮反動分子分裂祖國的陰謀，號召廣大大清指戰員為維護祖國統一血戰到底，並以二人名義發動了進軍命令。

由滿將覺羅巴哈納、漢將石廷柱統領的滿漢大軍風馳電掣、很快抵達濟王政府的老巢德州，外強中乾的濟王一看來了真格的，立馬解散部眾、改旗易幟、乖乖納土歸降。清軍一下子就很順利地佔領了河北、山東的大部分地區。

此時李自成正在山西搞「分區設防」的試點工作。他讓馬重禧守山西東大門的固關娘子關、張天琳守大同、陳永福守太原、袁宗第守晉南、劉忠守長治、看似井井有條，實則群龍無首。做完這些工作後，李自成有了「想回家看看」的念頭，於是和老搭檔劉宗敏打點行裝，返回西安撫慰自己這顆受傷的心去了。

剛渡過黃河，山西就傳來了壞消息。一度降順的大同總兵、「倒戈將軍」——姜瓖也和吳三桂有樣學樣，造反了。先殺掉大順將領張天琳，打出故明旗幟，擁立境內的棗強王委以國政，但後來的這位「倒戈將軍」在清朝的拉攏下，剃髮降清。

在姜瓖的示範效應下，六月，緊靠大同的晉北五縣代州、繁峙、崞縣等在明降官吳惟華「糖衣炮彈」攻勢下，陸續降清。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八月，唐通又在晉陝北部起兵了，並複製了姜瓖的程序，先打出復明旗幟，攻城掠地，打敗李過佔領山陝九縣，待價而沽。後在清朝「定西候」的高官厚祿引誘下，欣然投懷入抱。

聽到唐通降清後，自成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他快刀斬麻般處死了唐通在西安的家人，讓唐通繼三桂之後，變成了又一個「倒霉的單身漢」。

姜唐投降門事件後，山陝北部門戶大開，清軍葉臣部自晉北而入，直逼山西省會太原。

在太原，同為降順明將的河南人陳永福率兵堅壁清野，據城堅守，清軍在城下損兵折將，十餘天還沒爬上太原的城頭。

急紅了眼的葉臣向中央求援，多爾袞派出看家法寶——炮兵，二十四門紅衣大炮集中小北門猛轟，城塌，清軍衝入，陳永福率軍死戰，死於亂軍之中。

在明降將紛紛叛順降清的浪潮中，陳永福是唯一為大順朝盡忠死難的將軍，人與人的差別就這麼大呢？

原來早在明末開封戰役時，守城的河南總兵陳永福就射瞎了李自成的一隻眼，後來李自成在招降走投無路、但心有顧慮的陳永福時，曾折箭為誓，表示陳若歸順，決不相害！陳永福聽後放心歸順，李自成實心相待。故在太原保衛戰中，陳用生命回報了李的真誠，可見什麼時候，真誠相待必會讓人終有所得！

太原城陷後，李自成發現，想躲回山陝當一個地方的「在野黨」，過小日子的想法太幼稚了，清朝那一幫人的「執政黨」，為建立「一族專政」的政權，正挖空心思把所有「在野黨」趕盡殺絕呢。明白了這點，他馬上重整軍馬二十五萬，並被迫放棄了「三年不征」的施政綱領，大肆徵糧。一切就緒後，終於刀鋒出鞘。十月十二日，在兩個戰場上同時向反動的清王朝發動進攻。

第一戰場在山西平陽（今山西臨汾），第二戰場為河南西部，兩大戰場大順軍先後投入十萬餘人，攻克濟源、盂縣後，直撲河南懷慶。清懷慶總兵、漢正黃旗將金玉和與副將常鼎、參將陳國才被擊斃。大順軍乘勝進攻懷慶府沁陽縣，清衛輝總兵祖可法連夜領兵進城固守待援。

消息傳到北京，多爾袞大吃一驚，他本以為大順朝己是一隻奄奄一息的病貓了。正己經兵分兩路，一路由其弟多鐸南下攻打建國不久的南明，一路由其兄阿濟格從榆林進兵西安，收拾李自成，實現三兄弟一統中華的雄心夢。

現在大順軍的節節勝利讓多爾袞清醒了許多，原來大順仍是一隻令人生畏的老虎，如果自己按原計劃「兩個拳頭一起打人」，那到時李自成趁虛進攻山西、逼近北京。大清朝就有可能再回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開荒種地」去了！

多爾袞決定計劃跟著變化走，速令多鐸改變進軍路線，由南下改為西進，先解沁陽之圍，然後進攻潼關，和阿濟格一起來給呆在陝西的李自成免費贈上一道「關門打狗」的大餐。

李自成不知道自己無意中當了一回「活雷鋒」，為南明做了一件「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大好事。當他明白過來時，已陷入清軍的南北夾擊中，潼關、榆林先後遭到瘋狂進攻。

坐鎮西安的李自成左右觀察，認為南邊的潼關戰場只有馬世耀八千人，眾寡懸殊，而榆林尚抵擋一陣。權衡再三後他親自同劉宗敏、劉芳亮星夜兼程，趕往潼關與多鐸決戰，繼山海關之戰後，又一場精彩粉呈的潼關之戰打響了！

一群群來自西北和東北的漢子們，為了理想，為了勝利，在北方的曠野上開始了砍人或被人砍的生命博殺。

西北和東北是中國兩個源源不斷出精兵的地方，雄魂壯美的大西北千百年間曾出現過一統六國的秦兵、縱橫四海的漢軍；而在冰天雪地的東北，也出現過堅猛善戰的鮮卑、過萬則無敵的女真。

潼關戰役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打響，因急著打敗多鐸，好回援榆林，李自成沒有選擇據城固守的戰法，而直接曠野血拼，大順軍總司令劉宗敏與清兵先在潼關城外接戰，不勝而回。

因1645年春節到了，考慮到雙方戰鬥人員漢人居多，需照顧一下大家的情緒，雙方休戰，放鬆心情，歡渡春節！

1644年終於過去了，這一年，太波譎雲詭了！太驚天裂地了！太大起大落了！展望四百年後的歷史，只有1911年和1949年才可以和她媲美！

又一次撤退

春節公休三天後，初四，大順軍上班工作，由劉芳亮領兵再次出戰，又不勝。李自成急了，親自揮刀上陣，清軍主帥多鐸見李自成也上來了，嗷得大叫一嗓子後，挽袖子操傢伙上陣，潼關之戰到了最激烈最精彩的瞬間。

兩軍昏天黑地打了一天後，步兵為主的大順軍吃虧了，損失巨大。

見白天啃不動多鐸這塊又臭又硬的茅房石，初五、初六大順軍連續兩晚發動夜襲。但上上下下、熟讀熟紀、活學活用《三國演義》的清軍豈是吃素的，大順軍的夜襲戰「事倍而功半」。

初九，對清軍來說絕對是一個利好的消息！他們日夜思念、翹首企盼的高科技武器——紅衣大炮，終於從太原運到了潼關。

在太原城下就大顯神威的紅衣大炮在潼關戰場上再接再厲，對準潼關城一陣猛轟，本來就傾斜的戰場形勢更是出現了一邊倒，大順軍成批成批的傷亡，「科學技術就是第一生產力」在這裡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論證！

吃了大虧的大順軍試圖衝出潼關城，拔了清軍的炮兵陣地，但剛出城，就被大炮打回。

在潼關戰役正打得熱火朝天時，陝北的阿濟格留下明降將姜瓖繼續攻打榆林，自己帶著北路清軍主力，繞過榆林，攻克延安，氣勢洶洶直向大順朝的國都——西京（今西安）撲來。

在潼關指揮作戰的李自成聽到這個壞消息一下子愣住了，自己挨了多少罵，受了多少累，掙下的那點家當就都放在西京了，若讓阿濟格給端了老窩，自己可就竹籃打水一場空了。

捨不下家當的李自成只得丟下葫蘆去按瓢，帶大部隊於十一日回援西安。他一走，馬世耀一看沒指望了，次日即向清軍主帥多鐸獻關投降。

但獻關後的馬世耀見到了呆頭呆腦、混沌未開、連漢語都說得有一句沒一句的多鐸後，覺得向這位爺投降實在有辱自己的品味，後悔了，他又秘密讓手下送信給李自成，請他速回師潼關，和自己裡應外合，打敗多鐸。

但托非所人，這封信竟稀里糊塗落到了多鐸手裡，多鐸一看，就樂了：「想陰我，太小兒科了吧！別忘了，我可是『陰謀大師』皇太極的高徒呀！」

但收拾馬世耀的八千人還是要講究些技巧的，經過多方努力，多鐸版的巨型「鴻門宴」上演了！十三日，多鐸以打獵為名，在潼關西南十里的金盆口設下埋伏，然後謊稱將舉辦兄弟會盟宴，請馬世耀和手下的弟兄們務必賞光參加。

馬世耀認為多鐸頭腦簡單、心眼實在，就帶領手下大大咧咧地赴宴。

宴會上，原大順軍將士正喝得紅光滿面，東倒西歪之際，多鐸一聲令下，埋伏在狹谷中的清軍一擁而出，老馬及手下在酒足飯飽後，拍拍胸脯抹抹嘴，統統被清軍快送往閻王殿報到，至此，潼關之戰以多鐸完勝而收場。

再無後顧之憂的多鐸風風火火，由南往北直撲西安而去。

十三日就回到西安的李自成，與部下商議，在清軍南北夾擊下，大順朝何去何從？

大順將軍謀士一致認為：誰不說俺家鄉好，可惜家鄉呆不了！這時的西安，雖然向各轄區下達了嚴格的徵糧指標，但因陝西十年九旱，糧食稀缺，西安所征的糧食儲備根本不足以維持與清軍的持久戰，一旦南北兩路清軍圍城，缺糧的大順朝遲早會因飢餓而趴下。

不在陝西呆了，那茫茫神州，何處安身？

最佳選項當然是四川，天府之地、沃野千里、物產豐饒、表裡山河，但遺憾的是已被張獻忠拿去做了自留地。李自成早就與張獻忠撕破了臉皮，→文·冇·人·冇·書·冇·屋←現在落難投靠，臉面上過去過不去另當別論，張獻忠一肚子壞水，在他的地盤上，那會有大順的好果子吃？

剩餘選項是回湖北西部的「龍興之地」，在那裡一旦清兵再追來，就去找軟柿子捏捏，把南明的半壁江山據為己有，再回過頭來和滿清周旋。中國這麼大，難道清兵真有本事把自己追到「天涯海角」去？

決心東進湖北的李自成本來是要等上榆林的李過、高一功再撤的，但得知潼關失守，多鐸正馬不停蹄地向西安推進。李自成只好讓人給李高捎話：「大哥先閃了，兄弟拾掇拾掇隨後來，襄京再見！」

臨撤退前，李下令部將田見秀把西安城內所有建築、倉庫、糧食、衣帛統統燒掉，來一個「焦土抗戰」。幸虧這位田將軍還算有人性，只點著了東門樓和南月門樓，百姓房屋、糧倉並未燒燬，李在撤退中回望西安，見城中煙火沖天，以為田見秀保質保量完成任務指標，這才放心而去。

多鐸十八日進入了「不設防城市」西安後，左尋右找，既不見敵人——李自成，也不見友人——阿濟格，念天地之悠悠，獨「快樂」而無比！

阿濟格本來是應該先到西安的，但這傢伙眼小，攻克延安後，轉道塞外的土默特，鄂爾多斯部落「打秋風」（勒索駝馬），逗留了一段時間，結果無意中成全了多鐸的「好事」。

對此，「大清軍事委員會」決議如下：多鐸工作積極、富有成效，通報表揚，並獎勵在西安休整一個月；阿濟格消極怠工，會師遲到，通報批評，並不得休整，繼續加班加點，追剿李自成，將功補過。

極度鬱悶的阿濟格把東進的大順軍當作了最好的「出氣筒」，從河南西部咬住即緊緊不放，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共打了八仗，據自己上奏是「八戰八捷」，也算多少挽回些面子。

李自成現在被阿濟格這個大瘋狗追得「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既不是膽小怕狗，也不是風格高尚，而是他有了更高更新的目標，懶得搭理阿濟格。

他帶兵從西安「閃離」後，穿山越嶺、歷經艱險，終於將老老少少的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大順軍及軍屬等撤到自己的老革命根據地——襄京四府（襄陽、承天、德安、荊州）後，即命四府兵員七萬人迅速向自己集結。

這七萬多襄京守備部隊，是自己當年北上陝西時，留在襄京防守左良玉的。兩年來並未打過硬仗。看著這支兵精糧足，訓練有素的看家部隊，李自成信心大增，將這七萬人和他帶來的部隊進行了合編，組成了南征軍，宣佈了下一步的作戰命令——「放棄襄京、進兵江南」。

「大順襄京衛戍司令」白旺對這道命令提出致疑：說陝西丟後，襄京就是大順唯一的一塊根據地，況且自已在襄京已經經營了兩年多，群眾基礎好，湖北又是魚米之鄉，供應充足。另外，大順如果要奪取江南，那麼自古就講「守江必守襄」，當年南宋就是憑襄陽抵抗元軍二十多年的。主上若想長久佔領江南，襄京無論如何還是應該堅守的。

但從北京、陝西跑路回來的大順高級幹部及軍隊領導人顯然已得了「恐滿症」，實在不願陪滿洲大兵在北國的平原上玩「貓捉老鼠」的遊戲了。他們堅信只有「笨鳥先飛」地到了江南，憑南方炎炎烈日、水網交錯、河流縱橫的「天時地利」，方能阻擋滿洲人的鐵蹄。

最後的結果當然是：少數服從多數，意見可以保留，命令必須執行！

命喪九宮山

1645年三月，李自成率領全部家當——大順軍20萬和幹部、家屬30萬人，共50萬的「難民部隊」，由襄陽、承天，向漢川沔陽推進，準備找自己的老對手左良玉敘敘舊，並捎帶分一杯羹。

駐守武昌的南明寧南候左良玉一聽報就慌了，此一時彼一時，當年和李自成干仗就敗多勝少，現在自己的實力更是老太太過年——一年不如一年，雖號稱八十萬人馬，但那是大大加了水份的，八十萬人馬大部份是遊兵散勇、地痞流氓組成的，這支部隊最大的特徵就是——「征戰不足、擾民有餘、有餉則聚、無餉則亂。」

知道自己幾斤幾兩的左良玉連連向南明的南京政府告急，但忙於「黨爭」的南京政府那有心思來管他的閒事，盼來盼去只等來南明江西總督袁繼鹹領著一支小部隊來到湖北蘄春阻擊李自成。

左良玉沒轍了，硬著頭皮在順河口打了一仗，結果曾被清兵打得落花流水的大順軍，轉而又把左良玉軍打了個流水落花，大順軍上下總算找回了一點失去的尊嚴和自信！

左良玉一看自己既無法與大順軍爭鋒，又不能擔上「喪師失地」的罪名，更不敢到清朝那邊「虎口奪食」。幾番考慮，在手下的鼓搗下，左寧南候向死去多年的永樂帝借智慧，借口接到北來的崇禎太子密諭，打出了「清君側」的旗幟，整軍沿江東下，宣稱要去南京「清理門戶」，除掉禍國殃民的馬士英。

撤離武昌前，左良玉本著「我得不到的東西，別人也休想得到」的人生信條，放火燒掉武昌城，害得李自成一到武昌，就被迫投入到水深火熱的抗險救火的運動中去了。

剛客串了一回「救火隊隊長」的李自成，正準備洗洗睡了，那個「甩不掉的大瘋狗」阿濟格就又領兵追來了，還把個煙熏火燎的武昌城圍了個數匝。

武昌被圍後，劉宗敏、田見秀眼睛發直、腦袋發暈，率兵五千，出城迫戰，但都被阿濟格打了個滿地找牙，逼得李自成再次激情上演「午夜狂奔」，——放棄武昌東下。

東下後的李自成日子那是相當的不好過，大順軍現在是既無後方供應，又要保護隨行軍屬，傷員還無法安置。幾十萬人向炸開了鍋似地在湖北荊州地區亂竄，到處搞一些「自己動手（搶老百姓），豐衣足食」的自救活動，上下組織混亂，指揮失靈，大順「流亡政府」變成了「流氓政府」！

阿濟格沒有「饒人之處且饒人」的高尚情懷，四月初，在陽新富池口追上大順軍猛砍一頓。中旬，還在富池口，又把大順軍狂揍一頓，打得大順軍的士氣如打了霜的茄子——實在是蔫。

四月末，阿濟格又在江西九江口追上李自成，和大順軍又來了最後一次激情碰撞，結果這次碰撞，飢寒交迫的大順軍損失巨大，大將劉宗敏、軍師宋獻策和李自成的兩位叔叔被俘。（此仗即是阿濟格所奏的「八戰八捷」的最後一仗）

隨軍出征的吳三桂一見生擒了仇人劉宗敏，大喜過望，親自手執利刃，將劉宗敏和李自成兩位叔叔細細剮殺，終於告慰了被殘殺的全家三十四口之在天之靈。

激起仇恨的人，終將被仇恨淹滅！不知劉宗敏身受利刃的瞬間，是何感受？

同時被俘的宋獻策頭腦靈活，憑著自己周易八卦、奇門遁甲的專業技能，把個本來就疑神信鬼的阿濟格哄了個五迷三道，不僅不殺，反而弄回北京供了起來。

這場戰鬥後，大順朝丞相牛金星眼看和李自成混下去，是沒有任何翻本的指望了。對革命前途灰心失望的他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和兒子牛佺跑到清營搖尾乞降，牛佺被委任為清朝黃州知府，而牛金星因曾積極參與迫害大明官紳，早己成為「不恥於全國士林的臭狗屎」，清政府也不好安置。老牛同志只好成為了大清第一代「啃小族」，跟在兒子屁股後面「討生活」，後老死於牛佺的官署中。

九江之戰後，清軍統帥阿濟格認為大功告成，於是，率領志得意滿、筋疲力盡的手下班師還朝。李自成終於擺脫了這條大尾巴瘋狗。

擦乾了身上的鮮血，掩埋了戰友的屍體，冷眼送別了背叛的人們，李自成又踏上了新的征程，他滿腔悲憤，卻從未失望。

儘管自己已經稱帝，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卻真實喜愛著「闖王」這個悠久的稱號。「闖者，代表著勇敢，代表著無畏，代表著不屈不撓，代表著百折不回。」自從23歲起兵以來，他就在這個「闖」字的指引下，越過了一座座山，跨過了一條條河，失敗、成功、再失敗、再成功……在屢仆屢起之間，他一次次浴火重生，一次次堅定地向人生的新高度攀登！

今天，他又失敗了，生命又一次暗淡無光，一切彷彿回到了出發前的起點。

但，這一切，未曾不會是另一場成功的起點，自己剛三十九歲，生命正進入一個在反思中成熟，在成熟中反思的年輪。儘管所失很多很多，但生命還在，希望仍存，歷史還將給自己一個改過自新、東山再起的機會的！

在失敗的重重陰霾面前，李自成再次顯現了自己不屈的韌性，他領著百戰殘存的部隊，向著南京進發。

但進軍南京的一千多條船被阿濟格搶走了，加之在西安休整完畢的多鐸部已從河南歸德（今商丘）南下，直趨南京，原先的戰略意圖已無法實現。

李自成再次改變了進軍路線，準備穿越江西北部進入湖南，在「湖廣熟，天下足」的湖南地區從頭再來。

多鐸在佔領南京後，也和阿濟格一樣，停止了南下的步伐。大順面前的敵人，已換成了虛弱不堪的南明地方部隊，李自成感到信心倍增。

五月四日，李自成率直屬的一萬餘部隊行至湖北通山縣境，終於盼來了雨過天晴的好天氣。他下令手下埋鍋造飯，胡亂吃了幾口後，帶領28名親兵來到了附近的九宮山，細細欣賞「空山新雨後」的美景。

在明末清初的社會大動盪中，各村寨為了自保，紛紛成立了由青壯年組成的「鄉兵」，忙時生產、閒時訓練、守望相助、聲息互通。對他們而言，這裡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家園，每一顆糧食都是血汗，每一個老鄉都是親人，誰要把他們搶佔、殺害，「鄉兵」們都要和來敵拼到底。

大順軍到達湖北後，給養困難、失敗情緒彌滿，對所過鄉村一搶二殺三燒，「鄉兵」們奮起自衛，「軍地關係」格外緊張。

非常不幸的是，正在九宮山上轉悠的李自成恰恰碰倒了這樣一支巡寨的「鄉兵」。

這些「鄉兵」一下子糾集了八十多人，一下子就衝到了李自成一行的面前，出其不意地將這些外鄉的「賊人」們包圍起來。

混戰中，鄉兵們仗著人多勢眾、地形熟悉的優勢，把李自成這些身經百戰的衛隊沖了個七零八散。

完全和部下走散的李自成慌不擇路，獨自逃到牛背嶺後，坐騎陷到了一塊泥潭中，只好下馬牽著坐騎深一腳淺一腳前行。

「鄉兵」程九伯見李自成單人獨馬，立刻手拿鋤頭竄了出來想搶李的「寶馬」，李自成畢競是見過大世面的專業殺人選手，業餘選手「程鄉兵」那裡是他的對手，幾招下來，「程鄉兵」就被徒手格鬥的李自成壓在身下，李自成準備回手抽刀，宰了這個竟敢太歲爺上動土的傢伙。

正當「程鄉兵」命喪黃泉之際，外甥金二狗趕到，見親娘舅被一大漢騎在身下要挨宰，想都沒想，掄起鐵鏟沖大漢砸去，嚓的一聲，削丟了大漢的半個腦袋。殺人後的舅甥倆不敢久留，牽著大漢的「寶馬」快速逃回。

李自成死了，死得殘烈、死得窩囊，他的死，雖然有偶然因素，但更有必然因素。

這個必然因素就是「水可載舟，也可覆舟」。

當李自成從商洛山復出，提出「均田免糧」，代表了當時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狂洋大海」頓時載起了他這葉扁舟，並把他送到勝利的彼岸。

當成功後的李自成無法建立一個長期代表人民利益的新政府時，人民失望了，軍隊也失望了，失望的軍隊開始搶奪、殺害失望的人民。雙方的關係也由「水載舟」變成了「水覆舟」。

失望的人民遍佈城鄉、遍佈山野，處處打擊著由「仁義之師」變為「害群之賊」的大順軍。

如是，李自成被一普通農民「鄉兵」殺害，就不難理解了，萬事有因必有果呀！

後來，當地的清朝官員從被活捉的李自成餘部口中得知，大名鼎鼎的「一號恐怖頭目」李自成竟然被一個默默無聞的小「鄉兵」殺了，他們夢魘般的歷史終於結束了。

李自成失敗的主要原因：

李自成死了，但大順軍的革命之路並未完結。這支殘存的大順軍仍然有田見秀、袁宗第、劉芳亮、劉體純、郝搖旗等一批能征慣戰的將領，在李自成犧牲的一個月後，他們終於進入湖南，集結於平江、瀏陽地區，總人數含軍屬在內仍有21萬之多，歷史上把他們這支跟隨李自成的部隊稱為大順東路軍。在新的地區，這支軍隊將接受新的歷史史命，書寫新的人生傳奇！

在李自成率大順東路軍南下時，另一支十二萬人的大順軍也正千里躍進、風塵僕僕地找尋著東路軍的蹤跡，這就是由高一功、李過率領的大順西路軍。

早在潼關之戰正酣時，阿濟格也率滿軍譚泰部、漢軍吳三桂、尚可喜、姜瓖部攻打高一功駐守的榆林。在高一功嚴防死守，榆林久攻不克時，阿濟格留下姜瓖圍而不攻，自帶吳三桂和滿軍勁旅繞過榆林，打敗李過，攻取延安。

在榆林爭奪戰進入白熱化時，高一功接到李自成撤離防區、南下會師的命令。即率兵迅速撤離榆林轉進，與先前失守延安西撤的李過兵團會合，準備去西安同李自成會師。

但這時李自成早已撤離西安，西安城內已有了阿濟格、多鐸兩路清軍主力，因此，直接經西安南下已不太可能。

高李兵團於是進駐寧夏的惠安堡，然後，等待駐守西北甘肅、青海等地的黨守素、藺養成、賀蘭的老闖營兄弟。與此同時，在清政府「葫蘆卜加大棒」的政策下，大順軍駐守西北的原明降將如馬科、左瓖、牛成虎紛紛投降清朝。

但老闖營的兄弟就是心眼實在，打死也不降。會合後的大順軍兄弟，組成西路軍，開始了漫漫艱苦的長征，他們計劃由陝西經漢中進入四川，然後順長江東下，到達湖北與李自成會師。

征途中，他們先經歷了原大順漢中守將，但現已降清的賀珍、羅岱的襲殺、死傷慘烈。衝出漢中後，他們又經歷了斷糧斷飲的困境，蜀道艱危的考驗，但曾經的建國理想、曾經的生死諾言、曾經的兄弟情義，使他們攜手並肩，一往無前！

1645年夏天，這支軍隊終於到達湖北荊州地區、人數也由出發前的十二萬人下降為七萬人。在這裡，他們得知了李自成已死的消息。

這時整個西路軍，已個個衣衫蘊縷、瘦骨嶙峋，憔悴的臉上，流露出前所未有的迷茫。

李自成死亡，標誌著大順政權的滅亡。

現在，有必要回答三個問題，對李自成及大順朝作一個小結。

第一個問題：李自成是英雄嗎？

我的回答是：凡是以自己的行為推動了歷史進步或人類發展的，就應該算作英雄。

從這個論點出發，明末農民造反領袖李自成乃「驛卒之子，氓隸之人，下崗無業之徒，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走投無路之饑民，將數百之眾，轉而攻明，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一舉推翻了存在276年，腐朽、沒落、貪婪的明王朝，使歷史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並再次驗證了「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這一顛撲不破的人類真理。

因此，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說，李自成都可稱得上一個英雄！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

第二個問題：李自成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認為：李自成是一個優點遠遠大於缺點的人，他堅韌、頑強、勤奮、節儉、志存高遠、律己甚嚴、與士卒同甘苦，更難能可貴的是，在苦難的人生及刀光劍影的博殺中，仍能有一顆真誠和寬容的心，率真不虛偽。而主要的缺點，是缺乏一種積極學習、與時俱進的心態，而正因為少了這種心態，導致了他在不斷發展的現實面前，缺乏應該匹配的知識含量，從而不斷出現認識盲點和誤區。

第三個問題：李自成領導的明末農民造反運動為什麼失敗？

是啊，李自成這樣一個英雄，一個大寫的「人」，他領導的明末農民造反運動，卻在推翻明朝的統治後，功虧一簣地失敗了？

為什麼失敗？這是一個五百年來讓人揮之不去、扼腕長歎的問題，同時也存在著眾說紛紜、林林總總的答案。

但基本的觀點是：李自成之所以失敗，主要原因是原來明朝的山海關總兵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為報大順朝「權將軍」劉宗敏奪去其愛妾陳圓圓之仇恨，轉而向關外的滿清「投懷送抱」，並引清兵入關，在山海關聯合打敗李自成。之後，滿清進入北京，建立滿漢蒙地主聯合政權，而李自成則從北京退到山西、陝西，最後退到湖北，撤退中喪師失地、一敗再敗，最後命喪九宮山，一代英雄驟然隕落，大順朝由此黯然退出歷史舞台！

今天，我也來談談李自成失敗的主要原因吧，在談這個問題前，先談一個問題，在我國歷史上，像李自成這樣農民造反有成功的先例嗎？

答案是肯定的，在我國的歷史上，農民造反有兩次成功的範例。

一次是秦末農民起義，農民兄弟中不務正業的「二流子」劉邦同志領導農民造反軍先推翻秦王朝統治，後打敗項羽，建立了立國近四百年的漢王朝；

另一次是元末農民起義，貧農兼和尚的朱元璋同志借助農民造反的風暴，驅除胡虜、恢復中華、掃滅群雄、兼併天下，建立了大一統的明王朝。

在我國數量眾多的農民造反史上，除了這兩個「成功人士」外，再無他人。張角、黃巢、李自成及後來的洪秀全等均以失敗而收場。

恭喜我，答對了！那繼續討論，這兩位同志造反成功的社會背景是什麼？

大體而言，這兩位成功人士的造反的社會背景就是四個字——「官逼民反」。秦末，秦朝繁重的徭役、兵役、沉重的賦稅逼得人民只能揭竿而起；元末，除了上述原因外，自然災害和元政府的民族歧視剝削政策也成為農民造反新的「催化劑」。

但是，除了這些，還有一個大大的原因千百年來被忽視，這就是這兩次農民造反中，知識分子都曾大量加盟，並最終理性地促使造反由「破壞型」轉向了「建設型」。

那麼，這兩個時期知識分子為什麼會大量參加造反運動呢？在其它時期，一貫標謗以「冶國平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轉而就成了「把頭埋在沙丘裡的駝鳥」，對造反大業視而不見呢？

先從秦末說起吧！秦末，也就是秦朝剛統一建國後的11年，在這11年中，所謂的知識分子，成份比較龐雜，戰國時期的儒、法、墨、道、兵、縱橫家都可稱為知識分子，但這中間，除了法家在秦政府中有些地位外，其餘的幾家都統統作為被專政的對象，這些知識分子與戰國時期「遊走列國、出將入相、倍受尊崇」相比，社會地位一落千丈，時不時還應犯點小錯誤，把小命兒送上，「焚書坑儒」則揭開知識分子被「暴力打壓」的序幕。

元朝呢，知識分子（此時以「儒生」為絕大多數）更是進入了繼秦朝後的第二個「寒冬」，來自草原的統治者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分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農七醫八娼九儒十丐），知識分子不但喪失了前朝（即宋朝）「與君王共天下」高高在上的地位，反而被降為了連娼妓都不如的窘境，從此有了一個流芳千古的綽號——「臭老九」！

這還罷了，元統治者連碗飯都不賞給知識分子吃，90多年的立國中就有80多年，把已好好執行了近500年的科舉制度廢止了，知識分子想「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梯子都被扔到一旁。在元末的後十多年裡，元統治者也意識到了知識分子的力量，被迫舉行了十六期科舉，但前後只象徵性地錄取了1600多人，這對全國幾十萬的知識分子而言，分明是永無出頭之日。

還是那句話，「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知識分子也是人，而且是有強烈願望用知識改變命運的人。所以，當秦末、元末農民造反的風暴掀起來時，知識分子就人數眾多、爭先恐後地入股農民起義，以推翻現存的，讓知識分子倍感屈辱和痛苦的王朝，建立尊重其自身地位，實現其自身價值的新王朝。秦末，張良、蕭何、陳平、韓信、范增、酈食其、陸賈；元末，李善長、劉基、宋廉、楊憲、章溢、葉琛等大知識分子紛紛「毛遂自薦」地跑到農民造反領袖的麾下效力，在他們的「名人效應」帶動下，成千上萬的小知識分子也紛紛加入農民造反隊伍中來，並在其間起了三大作用：

1、為農民造反及後來的建設運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大到張良這種「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特殊的「萬里之才」，小到大批大批管理一縣一域的「百里之才」，這些大小人才在造反成功後順利轉軌為建設新國家的各級社會管理官員，使農民政權由短暫存在「武政府」轉身變為長久發展「文政府」。

2、以吸納古今、博取眾長的知識，在長年累月中潛移默化地改變了農民起義領袖的知識結構，使這些原本「文盲或半文盲」的領袖們知識含量大幅提升，視野大幅開闊。知識的增加必然會影響領袖們的思維、決策，從而也為農民起義提供理性的、正確的發展方向。元末老知識分子朱升曾向朱元璋提出「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至於其它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3、為整個社會提供有利於新政權的輿論導向。「士為民之首」，在任何一個社會裡，知識分子在引導輿論導向上都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這種優勢如果為農民起義者所利用，將會使農民造反運動迅速深入人心、做大做強。

這就是知識分子加盟造反運動後的作用，正因為這些作用，使劉邦、朱元璋有了「被成功」機遇。

反觀那些失敗的農民造反運動，小的不說了，大的如張角、黃巢，及本文討論的李自成及後來的洪秀全，都沒有這樣的知識分子被虐待、被迫加盟起義隊伍的機遇。在這四位同志起義時，知識分子有了通過保舉或科舉能大規模參與原政權建設的路徑，當然就沒必要捨近求遠、棄安取危地加盟造反這種「高風險」的投資事業。

相反，大量的知識分子在造反事業初起時，出於保護「既得利益者」的目的，往往會站在造反者的對立面——政府那邊去，成為反對造反，鎮壓造反的生力軍。

最後要補充的是：在大明體制下，知識分子和國家政權的關係還是很密切的。明朝不但恢復了科舉，甚至連舉人都有了做官的資格，還創建了大量的學校，上學的知識分子不但自己有些工資掙，而且家屬還能跟著有補助。這項「助學興教」的國策與明朝相始終，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主動投奔闖王造反，不是牛金星那種因官司丟了「舉人」功名的主，就是小時候被門夾過，屬嚴重政治腦殘的「怪異人士」。

這樣細細想來，李自成在歷史的大背景下，落了個「粗人造反，廿年不成」就不為怪了。他剛開始造反時，大明的知識分子視其為「洪水猛獸」，惟恐避之而不及，即使後來眼看大明政府將要倒台，大順政府像一輪「紅太陽」冉冉升起時，知識分子仍然處於觀望狀態。

但在隨後，李自成也一直拿不出吸引知識分子加盟的「優惠政策」來，而「追贓助餉」中，有些資產的知識分子又首當其衝，成為被無情剝奪的目標。因此，從李自成整個造反事業的發展軌跡來看，大明的知識分子是一貫與之對抗到底的，水火不融的，更不要說參加協助了！

這樣，我們就發現李自成的人才庫裡，只有眾多打打殺殺的軍事人才，卻不見眾多治國安邦的政治及社會管理人才（牛金星、宋獻策、顧君恩算大順集團有些名氣的文治人才，但這三位與蕭何、李善長等人才相比，太小巫見大巫了！）。

沒後一類人才的支撐，我們就發現李自成始終建立不起一套完善的國家政權機構來管理得到的人民和地盤，也就無法給人民以穩定的生活環境和生產條件，社會依然在痛苦中呻吟和期待。

另外，在大的決策方面，沒有知識分子這些有頭有腦的人來提合理化建議，終究顧此失彼、失誤多多。

看來，出來混，最怕的就是沒趕上好時光啊！

把李自成趕下崗的多爾袞呢，則幸運多了，因為李自成幫他把知識分子效忠的對象搞掉了，知識分子轉而去找新的效忠對象了。多爾袞也緊握機遇，快快地編了個套，把大量的知識分子套了進來。這一套，也套出了大清267年的江山。

「知識分子加盟是造反成功必備條件」這一定律也可驗證我們偉大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什麼也能在農民造反的基礎上建立，因為領導農民造反的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而中國共產黨，就是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在引進先進共產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團結工農而建立起來的政黨。在她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不但有廣大的工農群眾積極加入，而且更有數以百萬的知識分子投身其中呢！

大順朝的那些事就說到這裡吧，「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歷史在各位英雄的推動下還在不捨晝夜地前行，南明，登場吧！

第四章 弘光繼位

帝位候選人

之所以現在才寫到南明真正的歷史，是因為本人敘事能力有限，只能用「花開兩枝，各表一朵」傳統方法，先把大順的事說完再說南明的事，很對不住大家。來，繼續！

1644年3月1日夜，大順軍佔領大明首都北京，崇禎自盡！（專業用語：駕崩）

北京城成了大順的天下，標誌著大明中央政府的完蛋，但這並不表示，大明王朝就此終結。

在我國歷史上，當一個政權的中央政府被推翻後，其「殘餘勢力」換個地方，再搞出一個新政府，繼瀆打著老旗號，來延續舊王朝的存在，也是屢見不鮮的。漢族王朝的典型代表是東晉和南宋，少數民族王朝典型代表是西遼和北元。

而現在放眼大明的江山，雖然中原和西北已經「糜爛」，但淮河以南的廣大地區，仍處於大明政府的有效管轄之下，而且，這些地方經濟發達，國民生產水平居世界前列，還沒有被「下崗農民」搗亂破壞。

更讓人安慰的是，當年明成祖北遷時，一為了不影響老爹朱元璋在天上的「情緒」，二為了照顧子孫萬一那一天在北方混不下去了，跑回老家南京來還有條退路，所以就把南京當作大明的「留都」保存至今。

要說我國有兩個以上都城的王朝也不少，唐朝就有三都，西安、洛陽、太原；遼朝更絕，有五都，臨潢、大定、北京、大同、遼陽。

明朝的「第二首都」南京和這些都城相比，還是有些區別的，不但一直保留了六部，而且還保留了都察院等一整套和北京相對應的中央班子，連名稱也特別，南京所在的省不叫現在的江蘇，而叫「南直隸」。

當然，與「第一首都」北京相比，南京的六部衙門多為虛銜，公務清閒，任職官員稱為「吏隱」（相當於現在的巡視員），雖然沒有實權，但地位和北京相對應衙門的官員是一樣的。

凡事都有特例，在南京還是有一些實權部門的，最主要的實權部門有三個：南京兵部尚書、守備太監、提督南京軍務勳臣。

按理說，兩京制應該是個好制度，但倔強而又小心眼子的崇禎帝愣是沒有利用，兩次南遷留都的大好機會白白錯過，導致了3月18日夜的煤山自縊，直讓九泉之下的朱棣老老老爺爺捶胸跺足，大呼：「孺子不可教也。」

「前師不忘，後事之師」，後來的清朝皇帝就聰明多了，純粹不以首都得失為懷，英法聯軍來了就放棄北京去「北狩」，八國聯軍來了又放棄北京去「西巡」，結果仍然還可以回過頭來大大方方地重整河山，又嬴得王朝幾十年的生存。

好了，題外話打位，繼續說事。

自從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之日起，大明中央政府的一切政令就無法發出了，南京的各位「高幹」們在接到崇禎皇帝命「天下勤王」的詔書後就再也收不到邸報了，這讓各位「高幹」越來越感到不安。

局勢的驟變把南部兵部尚書（相當於國防部長）史可法推到了歷史的風口浪尖上。

史部長個人履歷如下：

史可法、男、1601年生，字道鄰，漢族，祥符人（今河南開封），為「東林泰斗」左光斗的學生，崇禎元年（1628）進士。授西安府推官。歷任戶部員外郎，郎中。崇禎八年（1635），隨盧象升鎮壓各地農民起義。崇禎十年（1637），被張國維推薦升任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廣部分府縣。崇禎十四年（1641）總督漕運，崇禎十六年（1643）七月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在史部長43年的人生中，最突出的光輝事跡是一、雪夜苦讀，廟遇左光斗；二、喬裝改扮，探藍左恩師；三、西安賑災，廉潔無所取；四、巡撫安徽，領兵苦剿「匪」。而從這些履歷裡，可以看出史大人是一個工作勤奮、盡職盡責、清正廉潔、有所作為的學者型領導。

四月一日，史部長領銜發佈了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捐貲急事」的倡議書，七日，率兵渡江準備北上「勤王」，兩天後，他又誤聽了一個的消息，崇禎帝己乘舟由海逍南下，太子也從小路得以逃出。史部長立即將此信息對外公佈，南京留守「高幹」們個個喜形於色，奔走相告。

但第二天就傳來了崇禎帝煤山自盡的消息，並且，這一消息在四月十七日被北京逃出來的原大學士魏炤乘予以證實。

皇帝死了，中央政府完了，經歷了忽喜忽悲的「高幹」們頓時醒悟過來，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是象「土木之變」後一樣，重新選出一位新皇帝，這樣，大明才能「續統」，大家才能繼續打工當「幹部」。

新皇帝的法定繼承人自然是太子，但悲慘的現實是：不但太子，而且崇禎帝的其它兩個寶貝兒子都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不過，不要緊，大明自建國以來，朱元璋同志大力發揚多生快生的革命幹勁，已使朱氏子子孫孫無窮匱也，目前的統計是：朱氏子孫己達八萬餘人，約佔全國總人口的千分之一。

但大明好歹還是法制社會，不是這八萬子孫都有皇位繼承權的，皇位繼承法那可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早在兩百多年前，先知先覺的朱元璋早已為大明帝位的選舉及繼承製度確立了永不動搖「四項基本原則」。

原則一、有嫡立嫡，即皇后生的首個男性公民，不論其在皇帝的兒子中排行老幾，即有當皇帝的權力，「殘疾老青年」朱高熾即以此原則登上皇帝寶座。

原則二、無嫡立長，即在皇后無子的情況下，由皇帝的長子繼承皇位。「大明第一懶皇帝」朱翊鈞即沾此原則之光榮登大位。

原則三、兄終弟繼，即在現任皇帝駕崩無子的情況下，由皇帝的弟弟繼位。十七年前，年僅十六歲的未成年人朱由檢即因此原則坐上了哥哥朱由校留下的「寶座」，從此開始了他苦難深重的人生。

原則四、血親優先，即在現任皇帝是一個「三無人員」（無子無孫無弟），且忽然駕崩的情況下，可從其最近的血親中選擇一男性公民來繼承帝位。比如正德皇帝朱厚照意外龍馭歸天，堂弟朱厚熜就憑此原則，讓天上掉下大餡餅，由一個鄉下少年一下子變成了萬民景仰皇帝。

按照以上的原則，朱元璋的99.99％的男性子孫就靠邊站了，現在有資格繼承皇帝大位的被選舉人，就剩下了下面僅有的四位：

1、福王朱由崧

身份：萬曆皇帝的孫子、老福王朱常洵的兒子、崇禎帝的堂哥。

現居住地：原封地洛陽被大順軍佔領，現逃難至南直隸准安府。

特長：A、熱愛體育運動，善長馬拉松長跑，B、美女鑒賞家，能識「西施」於萬千佳麗之中，C、國家一級品酒大師，D、著名的「三級片」導演。

2、桂王朱常瀛

身份：萬曆皇帝的兒子，崇禎帝的叔叔。

現居住地：原封地衡陽，現逃難至廣西桂林。

特長：膽小、聽話、善良。

3、惠王朱常潤

身份：萬曆皇帝的兒子，崇禎帝的叔叔。

現居住地：原封地荊州，現逃難至廣西。

特長：虔誠的佛教徒，長年與經書木魚為伴，身體力行的和平主義者。

4、瑞王朱常浩身份：

萬曆皇帝的兒子，崇禎帝的叔叔。

現居住地：原封地漢中，現逃難至四川重慶。

特長：無。

這四位中，惠王因為過於「好佛」，眾「高幹」怕大家和大明都被他送往「西天」，所以首輪即「pass」掉。

接下來，桂王、瑞王因為比崇禎帝高一輩，與大明繼承法還是略有出入；目現居住地都離南京過遠，山高路遠坑深的，來一趟實在不易，所以也被「pass」掉了。

這樣經過幾輪淘汰後，福王就成了新一任皇帝的「不二人選」了，連福王也這樣認為了，他正笑咪咪地等著皇帝的桂冠往自己的頭頂上扣呢！

選舉的變數

福王是帝位第一侯選人，這個看似板上釘釘的事情，卻在部分選舉人的操縱下，忽然發生了變數。

大明皇帝的大選，可不是全民普選，而是在某些條件下由某一類當權者進行的暗籍操作。

就現在的帝位大選活動來看，共有兩大選舉團加入選戰，並提出了各自的侯舉人。

甲選舉團——挺「福」派

組成人員：南京勳貴集團

領軍人物：南京軍區衛戍司令趙之龍，誠意伯劉孔昭

提名侯選人：福王朱由崧

提名理由：維護祖宗家法

真實想法：大家能混到今天，血統很重要，要維護血統繼承的延續性和嚴肅性。

競爭優勢：符合大明帝位選舉的四項基本原則。

競爭劣勢：福王名聲太差，除有個混帳老爹外，個人素質也不高，吃喝玩樂無所不能。

乙選舉團——挺「潞」派

組成人員：東林黨

領軍人物：在籍南京禮部侍郎錢謙益（注意在籍二字，這說明其僅是保留侍郎身份在家歇著的「高幹」），兵部侍郎呂大器、戶部尚書高弘圖、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廣。

提名侯選人：潞王朱常淓

提名理由：潞王是萬曆皇帝的親侄子，也能與大明帝位選舉法「基本形似」。

真實想法：怕福王牢記當年老爹與東林黨的血海深仇，上台後搞反攻倒算，血洗東林。

競爭優勢：潞王乃當代知名的文化人士及社會慈善家，為祖國音樂、制琴、書法、篆刻等文化事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競爭劣勢：潞王與崇禎帝的血緣明顯較遠。

選舉主持人：兵部尚書史可法、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

韓太監是明末難得的一個好太監，一貫「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對於他來說，選誰當皇帝都是無所謂的，反正只要老朱家的就行，重要的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大敵當前，大選工作一定要「落實落實再落實，抓緊抓緊再抓緊」。

這樣一來，另一位大選主持人史可法的意見就至關重要了！

雖然不是東林黨，但作為「東林泰斗」左光斗的學生，史可法是傾向於東林黨力挺的「潞王」的，畢竟，讓「社會上的賢達」當政總比讓「社會上的混混」當政要讓人放心的多。

但這時素有清名的淮撫路振飛上書了，說「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另外，社會知名人士劉城、給事中李清、章正宸、進士鄭元勳也上書反對違反大明選舉法的行為，紛紛主張「選親則一，選賢則亂，親高於賢」。

面對來自社會界、政治界的雙重壓力，史可法猶豫起來，他一、不願意承擔違反祖制、破壞國家根本大法的罵名，二、大敵當前，「團結就是力量」，他不願因為選帝而造成新的國家分裂和社會動盪。

思慮再三，史可法決定「三個雞蛋上跳舞，那個都不能踩破」。於是他推出了一個新的折中方案，那就是既不選福王，也不選潞王，而從萬曆皇帝的兒子中再選出一個當皇帝，綜合下來就是「以親以賢，惟桂乃可」，膽小怯弱但沒幹過壞事的桂王朱常瀛進入了史可法的慧眼之中。

至於「賢潞王」，史可法準備也將給他個光榮而艱劇的工作，讓他掌管天下兵馬，成為大明全國的「武裝部隊總司令」。

為了讓這個「三全其美」的方案得以順利實施，史可法決定利用兵部尚書這個國防部長的職權拉上一個帶兵的仁兄出來壓壓場子，他盯上了鳳陽總督馬士英。現在，這位仁兄掌握著大明最重要的武裝力量——「江北四鎮」，手下少說也有十二萬人馬。

史可法知道福王現在正於馬士英的統轄區避難，為打消老馬同志也想讓福王「進步進步」的想法，心底無私、淨如純水的史可法給老馬寫信，信中直截了當指出了福王有「七不可立」的理由，分別是「貪污侵佔公私財物、猥褻婦女、過度飲酒且酒風惡劣、遺棄父母、虐待僱員、不愛學習、干預國家機關依法履行職權」。

「話未出口，你是話的主人，話一出口，你就由主人變奴隸。」但態勢己不容史可法有片刻的俳徊，在信中老史還十萬火急地約老馬到南京浦口一晤。

畢竟都是兩個「有文化的大幹部」，心靈還是息息相通的，浦口會談很快達成協議：立桂王為皇帝，立潞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大明的兩巨頭都取得了一致共識，那南京的其它官員還說啥呢？於是，南京禮部準備乘輿法物，準備跨越萬水千山，去廣西把大明下一輪CEO迎來。

照這樣的故事情節發展下來，朱由崧就由「流氓王子」變「流浪王子」了。

小朱同志這個窩囊、這個難過呀！

在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的歷史中，能稱得上「時而去天堂上做客，時而來地獄邊逛蕩」，真是非小朱同志莫屬！

1607年，小朱同志含著金湯勺出生於大明的「首富」——福王朱常洵之家。

十歲那年，小朱同志被封為德昌王，還未參加革命工作就進入了國家高級公務員序列。

十八歲，在老福王確定自己和正妻再無生育能力後，小朱同志便不費吹灰之力，直接由庶長子進封為福王世子，無限風光的人生畫卷正向他徐徐展開。

三十六歲，大明社會「天翻地覆慨而慷」，小朱同志的家鄉兼封地——洛陽，被李自成攻佔，其父老福王被李自成當成了舉辦「福祿宴」的主要食品原材料給「做」了，千鈞一髮之際，小朱同志發揚一不管爹二不顧媽的精神，經過長距離奔跑，終於留得肥命一條。

幸虧崇禎帝對自己的這位堂兄還算照顧，洛陽收復後，讓他回去繼福王之位，小朱同志在地獄門口轉了一圈後，又回到天堂裡過起了幸福的生活。

幸福的時光總是短暫的，痛苦這個人見人厭的客人又忽然「家訪」了。洛陽再次被李自成攻下，小朱同志只好再次發揮長跑特長，從河南洛陽一口氣跑到了南直隸的淮安。

但這次卻是「青山依舊在，只是沒柴燒」，堂弟崇禎也隨後把自己掛了，小朱同志成了「無封地、無收入、無人關心無人愛」的空頭「福王」。

衣食不繼的福王在淮安地區四處流浪，偶爾也到馬士英這些實權派那裡打打秋風，一來二去，竟也混了個臉熟。

這次帝王大選是小朱同志唯一一次鹹魚翻身的機會，本指望老馬同志看在兩人有「債權債務」關係的面子上，出來拉兄弟一把，看來這個指望要竹籃打水一場空了。

小朱同志徹底陷入了人生的深谷之中，更年期提前發作，整天不是傻哭，就是傻笑，還有傻坐。

理解一下小朱同志吧，翻翻明朝以前二十二史，在那萬惡的封建專制社會裡，但凡是獲過皇帝提名卻未被當選的倒霉蛋，那個能有好下場，不是被殺，就是被囚，連個再次當自由民的機會都不給。

福王的「福氣」

有道是：「國難見忠臣」，那家難呢？好歹也應該有個「義僕」吧！

小朱同志的「義僕」還真有一個，便是現任鳳陽守備太監的盧九德。

盧太監，綽號「胎裡紅」，少年時代就在皇宮中伺候過老福王朱常洵，算是福王家的一個家僕，與福王氣味相投，相交甚歡。

盧太監是講良心的，看著沒爹沒媽的小主人這麼可憐地被人拔弄來拔弄去，終於決定「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就出手」了。

盧太監深知「槍桿子裡出政權」的理論，讓福王大選成功，他不會去求無兵無槍、倔強無比的東林黨，也不會去找「牆頭草」馬士英，而是釜底抽薪，繞過馬士英，直接做「江北四鎮」中黃得功、高傑、劉良佐這三個「丘八哥」的政治思想工作。

這世上本沒有路，你大膽去走了，也就有了路。堅韌不拔且心機靈巧的小太監盧九德複製了兩千年大太監趙高老先生的成功模式，以「定策、擁立」為誘餌，拉攏黃、高、劉變成了「挺福派」強大的後備力量。

大選局面頓時峰迴路轉，鳳陽總督馬士英眼看手下三員大將轉眼間全部投向福王的懷抱，怕自己的兵權被架空，立即拋棄了與史可法達成的「浦口協定」，由「擁桂派」改為「挺福派」，並「毛遂自薦」地擔任該選團的主席。

「江北四鎮」中剩下的一鎮——總兵劉澤清原本是站在東林黨一邊的，現在見其它三鎮都變了臉，馬上也改換門庭，加入「挺福派」。

實力大增、信心爆棚的團長馬士英不敢和史可法再協商，直接給另一大選主持人，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寫信，宣佈屬下的軍方人士將支持福王朱由崧出任大明帝國的下一任國家元首。

早已對大選工作「只聽鑼響，不見唱戲」感到不滿的韓贊周接信後馬上邀請南京諸臣在家中開「party」，席間出示了馬團長的公開信。

眾人經過片刻的「莫名驚詫」後，只得承認眼前的既定現實，身逢亂世，丘八哥一言九鼎，誰讓自己無兵無勇啊！

「挺潞派」團長，東林黨黨魁錢謙益聽此信息，馬上跑到大學士高弦圖家核實，核實無誤後，錢團長是立馬挽袖子操大碗，別急！錢團長好歹也是國家級文化大師，不會動粗的，操大碗是為了喝湯，喝綠豆湯，一連喝了四大碗。然後抹抹嘴，拍拍胸脯說：「我吧！怎麼說，也曾經當過國家大幹部啊，福王登基是大事，咱們去龍江關迎駕去吧」！

黨魁態度忽然來了個180度大調角，其它的東林黨成員就暫時鴉雀無聲了。

大選風波中，最霉的冤大頭就是史可法部長了，當馬士英己帶兵萬人簇擁著福王向南京進發時，史可法只能一聲歎息，無可奈何地加入了迎駕的行列。

四月二十九日，福王在史馬兩位大佬的陪同下，乖船來到了南京的燕子磯。在燕子磯，南京六部、督察院等文武大臣在船上晉謁了福王。這時，「忠心表演秀」開始了，先上場演出的是吏部給事中李沾之，他當眾高呼：「今天不立福王為皇帝，我就撞死在這裡。」說完就到處找柱子，可能這位仁兄高度近視或悲傷過度，柱子能看見他，可他卻看不見柱子。

誠意伯劉孔昭馬上也來表達「誠意」，他也隨之高喊：「如不立福王，我就立刻死於諸君面前。」說完這個本來佩劍的「伯」就到處找兵器。

或許是經歷了太多的變故和流離，或許是受到了現場氣氛的感染。小朱同志對來之不易的幸運，已經三十七歲的他並沒有表現得欣喜若狂，相反顯示了應有的矜持和成熟。他對前來勸進的官員說：「我是隻身逃難南來的，我的母妃尚不知在哪裡。我本來只想在南方找一個僻靜的地方躲避戰亂，對於帝位我是想都沒想過的。」他說著說著竟然哭了起來。現場頓時哭聲一片，無論是東林黨，還是勳貴集團，大家今天的淚水都真誠地代表了發自內心的感動、和對逝去故國的懷念以及對未來不可言狀的擔憂。

五月初一日，小朱同志從南京西南的水西門登陸，在群臣的簇擁下，從南京城外乘轎直至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孝陵門前，下轎騎馬進入。孝陵有東門和西門，東門是所謂的御路，就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路，但小朱同志此時十分的謙恭，他迴避了東門，而是從西門進了孝陵，來到了太祖的享殿，向這位偉大、光榮的祖先報到，拜謁，在這裡，他心情沉重，悲從中來，再一次留下了兩行滾燙的熱淚。在孝陵，他還特意去拜謁了大明懿文太子朱標的陵寢，這種舉動再次讓大臣們感動。

兩天的活動，小朱同志都給南京百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大家對這位「混混王爺」的形象有了巨大的改觀。紛紛說迎立小朱同志是「宗社之福」。

拜陵結束後，小朱同志一行進入朝陽門，早已聽到消息的數萬名南京市民一早就趕到了這裡，伏地迎候福王的車轅，眾百姓見福王衣服半舊，手拿白竹扇，一副艱苦樸素的樣子，頓時熱淚盈匡，一聲聲高呼萬歲的喊聲響徹山谷、此起彼伏。

是的，那個已經逝去的王朝，那個已經滅亡的故國，曾經讓我們唾罵、讓我們詛咒，但是，當我們一起失去她時，才感覺出她的偉大、她的可愛、她的無可替代！

眼前我們迎來的這個人，他就是那個王朝，那個故國的化身啊！儘管他聲名狼藉、肥頭大耳，但是他和我們一樣，在社會的動盪中，經歷了磨難，經歷了滄桑。苦難會使我們變得成熟、變得智慧，他也應該是這樣吧！在他登基後，他將會領著我們一道，櫛風沐雨、除舊布新、中興大明！

滿懷欣慰、滿懷希望的南京百姓一直擁著福王，把他的車隊由朝陽門送到下榻的南京內守備府。

因考慮到崇禎的三個兒子還下落不明，文武百官在與福王商議後決定先由小朱同志出任監國，就是代理皇帝，待過一段時間後再予轉正。對於這一點，小朱同志是沒有意見的。

五月初三，小朱同志出任監國，發表了一份令人振奮就職演說，在演說中他對大明歷代祖先的功業進行的緬懷，對自己在群臣、各方勢力的擁護和推戴下繼承了大明的事業作了陳述，對大行皇帝勤勉奮鬥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評價，對農民的暴力反抗表示了強烈的憤慨，在演講的最後他決心要日以繼夜、廢寢忘食地工作，為先帝復仇，收復山河，重鑄輝煌。並宣佈大赦天下，與民更始。

當監國，首要的問題是需要有個公章（玉璽）吧，但北京的玉璽被李自成沒收了，又沒法去要回來。但辦法總比困難多，開動腦筋的禮部官員用黃金鑄了一個新的玉璽，比起玉做的璽來，黃金璽既堅固耐用，又保值增值，也算南明對我國行政機關設施設備改革的一大創新吧。

經過了一系列的波折，南明新政府終於「千呼萬喚始出來」了，大明的後續歷史，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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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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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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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督師揚州

史可法的「突圍」

南明中央政府這座廟終於竣工了，菩薩（即監國）也擺到了大殿上了，剩下的事情就是由和尚們（即百官）來忙活了！

和尚們（即百官）經過緊張的商議、激烈的討論，一致認為：當前首要的任務，是建立一個團結、和諧、能戰鬥、敢戰鬥、辦成事、不出事的領導核心（即內閣）。

經過勝利的、團結的、專業的百官代表大會（明代行政專業用語為「廷推」），大會鑒於史可法原來的職位以及有「東南第一名臣」的人望，全票選舉史可法同志出任新的內閣首輔。

同時，大會還選舉原詹事府詹事姜日廣出任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內閣成員；張慎言為吏部尚書，內閣成員；同時成為內閣成員的還有大學士高弘圖、王鐸。乍一看，除首輔史可法外，其餘成員均為「東林黨」，因此本屆內閣被大家尊稱為「東林內閣」。

除內閣外，東林黨重要成員呂大器、劉宗周、李清等紛紛出任政府要職，社會輿論普遍認為：這是繼天啟帝初年以來，第二次大規模的「眾正盈朝」。

東林黨毫無「策立」之功，卻一個個加官進爵，這可氣壞了在福王競選中榮立「集體特等功」的勳貴團和軍人團，對現實的嚴重不滿使素不相識的兩派迅速靠攏在一起，為改變當下不公正的待遇而勤勞奮鬥。

在馬士英「總導演」策劃下，善於進行「精彩表演」誠意伯劉孔昭再次登台亮相。一次「廷推」會議上，劉孔昭緊急提議：「因自己『定策』有功，迫切需要組織安排，給予出任內閣閣員的政治待遇。」

劉孔昭的提議很快被東林黨一系的大臣集體否決，否決的理由是：「依本朝基本法（祖制），勳貴人士一律不准出任內閣成員」。

等的就是這個態度，劉孔昭的第二輪博弈馬上上演。

「如我不可，鳳陽總督馬士英難道不可嗎？」劉孔昭繼續背台詞。

要駁回這個提議有些難度，馬總督現在是要功勞有功勞，要槍桿有槍桿，以後，無論是「保衛江南」還是「北伐中原」，都離不開這位軍界大佬的鼎力支持。

史首輔於是以坦蕩的胸懷、誠懇的態度上奏朱監國，將馬士英同志升任大學士，加入內閣，並居次輔的位置。

接下來，其它的勳貴團和軍人團也得到了加封或賞賜。

皆大歡喜，南明朝廷一派喜氣盈門的開國氣象。

機構很健全、員工很滿意、領導很支持，那麼，「抓革命，促生產」吧！

史首輔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這是他第一次站在這麼大的事業舞台上，倍感責任重大，時不我待。

史首輔炯炯有神的雙眼把行政的重點放在改善民生的問題上來，他知道，如不快快解決幾件老百姓關切的大事，那大明政府的民眾支持率就會再度下降。

目前，百姓最關切的問題，一個是土地，一個是稅收。

土地問題說白了就是土地佔有的嚴重不平均問題，就是在大明的南方，也就是南明政府的管轄區域，90％的土地資源也掌握在10％的人手中，這些人除了老朱家的若干代的皇子龍孫外，還有各級公務員、大小地主。

土地佔有集中，這也不是問題，無地的農民可以租地耕種呀，問題就出在這裡，土地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他們就有了壟斷的可能，事實上，這些「萬惡」的地主階級們統一把土地的租金提高到了占土地糧食總產量的60％以上。比方說，你租種地主老財的一畝地，春播夏耘秋收辛辛苦苦下來，得到糧食100公斤，60多公斤是要交給地主老財的。

有地的傢伙們收了地租，按理說應該給國家依法納稅了吧！但納不納稅，這要看看身份再說！老朱家的皇子龍孫是不納稅的（已被邊緣化的「庶民」除外），各級公務員是少納稅或不納稅的。只有那些無權無勢的中小地主和老實巴交的自耕農才是納稅的主力軍。

現在，明朝政府面臨的問題是：大土地所有者越來越佔有土地，且越來越少向政府交稅，於是政府只能越來越多地向中小地主和自耕農徵稅。結果是中小地主和自耕農越來越走向破產，政府的稅收也就越征越少。

解開這團亂麻，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土地再次平均分配。

但史首輔不能這樣做，因為他本身說白了就是一個有知識有文化的地主，作為地主階級的一員，不能幹挖自己階級牆角的事情。

土地問題暫時解決不了，那就減減稅吧，好歹讓南明廣大的中小地主和自耕農有些盼頭。

史首輔推出了減稅方案，內容如下：

1、崇禎十二年（即1639年）後，一切正稅雜稅附加稅末向政府交齊的部分，統統不再上交；

2、現徵稅標準按崇禎三年（即1630年）標準執行；

3、以後除正稅外，附加稅（如「三餉」），一律取消。

減稅政策一公佈，戶部給事中李清上書，就減稅後帶來的嚴重問題向史首輔作了詳盡的匯報。

他說：一、南明政府按舊有的徵稅標準預計財政收入為450萬兩（白銀，以下同）。

二、南明軍費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每鎮60萬兩，左良玉108萬兩，鄭鴻奎、鄭彩、黃斌卿等八總兵也需240萬兩，行政支出及皇室經費100萬兩，合計支出688萬兩。

三、這樣，南明本年度預計的財政赤字為238萬兩。（還沒包括必要的社會救濟所需費用）

李給事中補充道，他不反對減稅，但減稅後，南明政府將無法維持正常的運作。

減稅是要進行的，但政府也要正常運作的，史首輔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

兩天後，他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路。

一、既然軍費總支出已遠遠超出財政總出，那就從減少軍費支出上著手吧。

二、減少軍費的成功案例，無疑是本朝太祖朱元璋的「軍屯」，他老人家讓軍人們一手拿槍，一手拿鋤，戰時打仗，平時種地，不但不花國家財政一分錢，還能給國家上交餘糧。這一點，朱元璋老人家也曾驕傲地說過：「吾養百萬軍隊，不費國家一錢。」

三、但搞「軍屯」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軍隊，二是荒地，這兩條件南方都沒有，而江北卻有，高傑、黃得功等有軍隊，河南、山東有大量「荒地」，不但適合開展「軍屯」工作，而且還能北伐中原，光復大明！

史首輔決定了，絕地突圍，到江北去。那裡，廣闊天地，大有所為；那裡，金戈鐵馬，氣吞萬里。

正在這時，又發生了兩件事，更加堅定了史首輔督師江北的決心。

第一件事是勳貴團骨幹徐弘基（徐達之後），曾上本彈劾，說史可法勤王無功，沒有及時救援崇禎帝，屬於典型行政不作為，建議判處死刑，並立刻執行。

第二件事是江北駐紮的高傑、劉澤清兩總兵上書中央政府，請派重臣督師江北，以保衛大明神聖領土不受侵犯。

眺望長江，史可法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他認為自己必須離開朝堂，立功域外。這對其個人而言，是想在江北，為新的國家拚殺出一條血路來；對其形勢而言，也是人心所向，大事所趨。

再說了，首輔出任督師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地主階級的先進分子、大明官員的學習諧楷模——楊嗣昌同志就曾以首輔身份出任督師，並在督師的工作崗位上光榮地以身殉職。

世界上總有那麼一些人，心靈純潔、心底純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人皆樂其逸，我獨服其勞，史可法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五月十二日，在福王監國的十天後，史可法自請督師江北。

在督師江北出發前，史可法加班加點，為朱監國、為自己做一些掃尾工作。

十五日，在史可法、馬士英領銜下，百官齊上表勸進。福監國在「謙讓再三」後，登基即位，成為南明第一任皇帝，大明第十七任皇帝。年號弘光，弘光，取繼承光大祖宗偉大的事業的之意。

十六日，史可法辭去兵部尚書一職，並推薦次輔馬士英兼任，弘光帝許之，但保留其首輔的名義及待遇，並請史可法兼任禮部尚書。

十七日，史可法陛辭出京，開始了他艱辛、坎坷的督師路！

被迫「給力」

在講述史可法督師前，先介紹一下南明武裝力量的現狀。

在大明解體後，北方成建制的武裝力量就僅剩下了吳三桂的關寧鐵騎。

而在南方，還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武裝力量，主要有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左良玉率領的五支一線邊防部隊，另外還有如方國安、黃斌卿等率少數成建制的二線部隊，另外，讓南明引以為豪的，讓大清大順望塵莫及的，是南明還有一支能征善戰的海軍（即水師），目前正由鄭鴻奎統領，駐紮浦口，拱衛南京。

早在五月初八，史可法就向當時的朱監國呈上「敬陳第一緊急樞務事」奏折，反對搞「劃江而治，建立南北朝」計劃，主張「守江必守淮」，即在長江與淮河之間駐紮軍隊，建立「國防緩衝區」，使其成為保衛江南的第一道屏障。

在他和馬士英共同協調下，組建「江北五鎮」的一線國防規劃終於實現，原來隸屬馬士英的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左良玉分別擔任各鎮的司令員（總兵）。

現在，督師江北的史可法，就是在法律上擁有了對「江北五鎮」的軍事指揮權。

下面，來一一介紹「五鎮」的基本情況。

第一鎮：黃得功部

駐地：滁州、和州地區

兵力：三萬五千人左右

司令員工作履歷：黃得功同志，遼寧開原人，專業軍戶出身，自幼從軍遼陽，為具有光榮歷史傳統的「遼軍」一脈，崇禎年間長期在南直隸的江北及河南一帶同張獻忠、革左五營等反政府武裝作戰，獲得戰功後升至廬州總兵。明亡前，跟隨鳳陽總督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劉超叛亂，被封為靖南伯。

司令員個人特點：1、五鎮之中，兵員素質最高，戰鬥力最強；

2、因弘光帝曾在其轄區「避難」，因此兩人也最有交情，黃對弘光帝也最為忠誠。第二鎮：高傑部

駐地：徐州、泗州地區

兵力：三萬人左右

司令員工作履歷：高傑同志，陝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鄉），先加入李自成的反政府武裝進行包裝，後轉正到政府武裝中發展，既能作戰有功，又善於保存有生力量。自從反政府武裝中「華麗轉身」後，從一個小小的游擊將軍作起，不斷做大做起，現己升級為坐鎮一方的諸侯，一顆大明軍界冉冉升起「新星」。

司令員個人特點：綽號翻山鷂，敢於太歲爺頭上動土，向「大明第一大盜」李自成下黑手，「盜竊」走老李一生最珍貴的兩樣東西。

一為「竊妻」（非正妻，乃妾），高司令借助職務之便，與李妻邢氏一見鍾情，再見難捨，三見勾搭，後為免予被李自成追究法律責任，乃「夫妻雙雙把命逃」，投靠大明政府尋求保護「婚姻自由」；

二為「盜名」，高司令在率部南撤途中，多次盜用李自成之名，組成「山寨版」的大順軍，打著「闖王安民」的旗幟，哄開了多所城池的城門。在哄開城門進城後，先集合軍隊，當眾宣佈自己作為「闖王部隊」，將嚴格執行一不搶奪公私財物二不殺害百姓三不放火的軍令，但令剛出口，軍隊已四散而走，進行一搶二殺三放火「工作」去也。此一作法，嚴重侵犯闖王的名譽權，並在群眾中造成了惡劣的影響。有鑒於此，高司令成為鐵桿的反順派，誓死與大順政權血戰到底。

第三鎮：劉良佐部

駐地：鳳陽、壽州地區（朱元璋的老家）

兵力：三萬人左右

司令員工作履歷：劉良佐同志，北直隸人，崇禎年間統兵在宿松、廬州、廣安一帶同反政府武裝作戰，獲得戰功後升至總兵。明亡後，在鳳陽總督馬士英的邀請下率部進入南直隸。

司令員個人特點：1、因常騎一匹雜色馬，人稱花馬劉；

2、五鎮之中，戰鬥力最差。差到什麼地步呢？有例為證，南撤時，劉軍「一路走來一路搶」，在臨淮，軍民關城門拒其入城，劉良佐惱羞成怒，乾脆攻城，結果攻了三天三夜，劉軍損兵折將，而臨准卻「我自巋然不動」。

3海外關係複雜，其弟劉良臣在松山之戰後降清，因此該同志已被清朝有關部門確定為重點「統戰對像」。

第四鎮：劉澤清部

駐地：淮安地區

兵力：將近三萬人

司令員工作履歷：劉澤清同志，山東人，崇禎年間靠在平定登州孔有德的叛亂中，小打小鬧，也竟然也混了個山東總兵。

司令員個人特點：1、善於表演「穿越劇」，在接到崇禎帝「勤王」命令後，竟一舉穿越到漢代，扮起了「塞翁之子」，風風光光地上演了一出「墜馬斷腿」之戲；

2、人長得極漂亮，白面朱容，望之若畫中人，但為人及其凶殘，平時愛取死囚心肝下酒，為一小怨，即暗殺其親叔；

3、典型的牆頭草，帝位大選中，先為「挺潞派」，轉而倒向「挺福派」。

4、善長進行房地產開發，在准安成功開發「南明第一豪宅——劉家（劉澤清家）大院」。

以上四鎮，就是以前曾提到的「江北四鎮」，也是馬士英同志在選帝中的決勝力量。

第五鎮：左良玉部

駐地：武昌地區

兵力：將近二十萬人

因《明朝那些事》已對該同志已作過詳細的介紹，這裡就不再重複，在此只強調：

1.該同志再生能力極強，雖常被李自成或張獻忠兩位「造反大亨」打得幾乎全軍覆滅，但轉眼間就能「完整加初」，目前，該部政府額定人數為五萬人，但因左良玉同誌喜歡「韓信統兵，多多益善」，同時也為了解決社會再就業問題，因此大幅招兵，使其成為南明政府兵員最多的一鎮；

2.該同志屬於「兩頭都冒」的特殊人才，雖然打造反軍屢立戰功，但一貫目無組織紀律，藐視上級領導，且特愛搞「殺良冒功」的偽政績工程。

明朝自仁宗當政以後，國家實行「和平建設奔小康」全民工程，手握重兵的赳赳武夫成為了皇帝重點防範的對象，而深受儒家熏陶的文官們一般是不會「興兵犯上」的，因而備受青睞，在軍事上逐漸形成了「以文官制約武將」管理模式。

大明軍事管理條例規定：文職總督為武職總兵的上級領導，總兵進見總督，要「甲冑行跪」（穿著軍裝行跪拜禮）。尤其是大明第一政治「牛人」張居正當政期間，大明「一等一」武將譚綸、戚繼光、李成梁都要向這位文臣首輔行禮，一口一口自稱「門下」或「小的」，這大大長了文臣們的「威風」，煞了武將們的「銳氣」。

但自崇禎初年，在「滿清及下崗農民」這兩股反政府武裝的內外壓力下，形勢發生了逆轉，抵禦外敵和鎮壓內亂都需要武將兵哥們領兵在前方打打殺殺。老祖宗朱元璋一手創立的「衛所制」早已名存實亡、運轉不靈，只能採用「募兵制」來應急。

「募兵制」下，大兵的招收、訓練、作戰、工資、甚至小命，都掌握在統兵的武將手中，間接領導文臣們就插不上手了。

這樣，大明末年就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武將集團，武將們的出頭之日終於來到了，文臣們發現自己的指揮棒不靈了。

但在崇禎同志的執政期間，這個問題還不是十分突出，因為中央政府還沒有破產，法律的威懾力仍在，借助這一威懾力，有能力、有手腕的文臣們，如袁崇煥、洪承疇、楊嗣昌，他們在督師期間，武將兵哥們大部分情況下還是聽話的。

然而，隨著三月十八日大明中央政府完蛋後，大明丟失的不僅是一半的國土，還有法律那至高無尚的鹹懾力！

同時，通過對福王競選的成功運作，大明武將們，尤其是前面介紹過的江北前四鎮，更感到自己不菲的「硬實力」。「皇帝都是我們推上去的，天下其奈我何？」，四鎮們現在可是牛皮哄哄吹，大話滾滾來！

可憐、倒霉的文臣史首輔就在這種不利的大環境下，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

史可法先組成了「宣講團」，「宣講團」手持聖旨來到各鎮軍營開展「宣講教育活動」時，高司令不高興了，當面頂撞：「旨、旨、旨，什麼聖旨，我敢在皇宮大殿上跑馬，聖旨對我來說算個屁！」

第五鎮左良玉更絕，因在帝王大選中未能履行神聖的選舉權，維權意識十分強烈，竟然不承認弘光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拒絕聖旨開讀，後在湖廣巡撫何騰蛟、部下副總兵盧鼎等人的勸說下，才勉強允許宣講團開讀成禮。

態度之惡劣、情勢之嚴重，令史督師不寒而慄。

但史督師是何等人，二十多年的宦海沉浮，早已煉就了他「銅蜿豆」式的頑強。幾經俳徊後，他很快就找到了新辦法，這個新辦法的「核心」，就是「給力」。

首先，他上奏弘光帝，以「策立」有功，封高傑為興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劉澤清為東平伯，黃得功已經被封為靖南伯，提升一級，加封為靖南候，左良玉則以「守土抗戰」有功，由寧南伯加封為寧南候。並準確無誤告訴這五位兵哥，咱封的可不是短期飯票的「流」職，而是長期飯票的「世」職，好好給新老闆干吧，辛苦你一個，幸福千萬代。

其次，給予五鎮在轄區內自由徵稅、自由開荒、自由開礦、自由任命官吏的「四大自由權利」，各轄區完全成為了南明屬下的「特別行政區兼自由貿易區」。

最後，規定如果五鎮能向北進軍，收復領土，那麼，「收復一地，管轄一地」，新收復的領土完全由各鎮拿來建設「特別行政區兼自由貿易區」。

「各鎮的兵哥們，放膽一博吧！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歸根到底還是你們的，你們就像八九點鐘的太陽，必將能照亮大明慘淡的天空！」史督師自信地想。

德服高傑

史督師的「給力」政策讓各鎮們有了進取中原的決心了嗎？

很遺憾地告訴您，答案是：沒有。

為什麼沒有，各鎮兵哥的一致回答是：沒錢。

史可法就納悶了，錢不是按每兵每年二十兩下拔了嗎？政策不是允許各位兵哥先富起來嗎？為什麼就沒錢了呢？

各鎮兵哥的回答振振有詞：錢，是下拔了，但僅下拔了一部分，況且我等為「北伐中原」及解決嚴竣的「社會就業問題」，進行了大量的兵員「擴招」工作，下拔的款項早已花光；另外，允許我等收稅開荒開礦的政策是好的，但這三項政策的實施需要時間和人力，遠水不解近渴。鑒於以上的實際困難，請督師大人稍安勿躁，耐心等候。

史可法這下無語問蒼天了，他只得上奏，請次輔馬士英同志伸出那雙神通廣大的手，速籌款備響。

還沒等出個結果，揚州就出事了。

讓揚州出事的人就是對闖王「竊妻盜名」，犯下不可饒恕罪行的高傑司令。

出事的原因如下：

高傑司令實際上是現在五鎮中最窮的一個，多年來不斷擴招，兵員軍屬負擔沉重，這次駐防的徐州、泗州又是經濟欠發達地區，供養不足，日子緊緊巴巴。

缺錢，不是可以向北發展嗎？但向北就意味著同大順或大清刀兵相見，對自身實力有充分認識的高司令明顯自信心不足。

「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高司令把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定位在南明一個特大城市——揚州身上。

揚州，自唐代以來就進入世界最發達地區以及最適於人類（有錢人）消費的城市行列，唐詩曾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後雖經歲月變遷，風采浪漫依然，到明末，揚州已成為世界上十個人口超過五十萬的城市之一，商品經濟發達，資本主義萌芽，真正是一隻能下金蛋的「雞」。

高司令知道，如得到揚州，就會金錢滾滾來，窮鬼變富翁。但現在自己已是大明的伯爵，擠身於上流社會之中，再搞一搶二奪就大失身份了，思來想去，決定採用一種「講文明、懂禮貌」的方式取得揚州。

高司令致信揚州巡撫黃家端，要求將抗戰有功的將士家屬安置在城內。巡撫尚在遲疑，揚州百姓見高司令的部隊在揚州附近的村莊不守軍紀，燒殺搶掠，於是紛紛罷行罷市，組成「自衛隊」，登城堅守，誓死不讓高司令的「蝗蟲」軍隊進城。

高司令乾脆一不作二不休，於六月初七下令攻城。這時，一個一心想「為人民做點事情」的愛心志願者出現了。他就是揚州進士鄭元勳，該志願者自告奮勇，代表百姓出城同高司令舉行和平談判，達成了「只讓軍屬進城，不讓軍隊入城」的兩點協議。

但當「鄭和平大使」進城公佈和平協議時，群情激奮的百姓立刻懷疑此中有大大的陰謀，鄭大使是個「賣城賊」，一通拳腳下去，竟把這個可憐的「小人物」給打死了。

這下談判無望了，高司令再次下達攻城令，十萬火急之下，揚州黃巡撫見大勢不妙，腳底抹油——溜了！

揚州人民只得一邊守城，一邊向南明中央政府求援。

高司令的這種作法，換在崇禎時代，一萬個腦袋也不夠砍，當年崇禎收拾袁崇煥、孫傳庭兩個方面大員，一道聖旨，幾個錦衣衛就能解決問題。但此一時、彼一時，老辦法沒指望了。大明中央政府內閣會議經過緊急磋商，結果是只能煩請史督師出面，以和平的方式解決這次暴力衝突。

人命關天，史督師片刻不敢停留，帶兵向高司令的大營衝去。這讓高司令很緊張，連忙列陣以待。

但見到督師大人一行後，高司令發現自己簡直是高射炮打蚊子——太大材小用了，督師大人是帶兵來的這沒錯，但帶來的兵也太少了，只有區區的三百川兵，不及高司令軍隊數的百分之一。

但就是這樣，高司令仍一百個不放心。前些年袁崇煥玩「四兩拔千金，收拾毛文龍」的經典劇目給他投下了巨大的心理陰影。

他熱情地把督師大人迎至中軍大帳，並留下了眾多的「服務人員」，為大人提供「貼身管家服務」。

史督師抱定了「以道德引導人，以感情團結人」的服務宗旨，見高司令如此神經過敏，即將帶來的三百川兵劃出兩百交與高司令統領，自己僅帶一百川兵。

高司令的擔心終於消解了一些，撤掉了部分「服務人員」，但仍對督師大人採取了「監視居住」的措施，並義務當起了督師的機要秘書，凡呈報史督師的機要文件，半文盲的「高秘書」首先要一一過目，然後才能送到督師大人的辦公桌上。

「是可忍，孰亦可忍。」督師大人竟然也忍了！每天，形同監禁的督師一面粗衣劣食地生活，一面寢不安席地工作，並苦口婆心地與高司令著「教育與反教育」的心理較量。

這種唾面自乾的修養震住了高司令，他不再堅持進駐揚州。而史督師，也考慮到高司令的「實際生活困難」，上奏弘光帝后，把京口附近的瓜洲作為高司令軍隊的又一個安頓之地。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和平處理完揚州事件的史可法剛想鬆一口氣，高司令又闖禍了，但這次倒霉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五鎮中的另一個大腕——靖南候黃得功。

黃高二司令一個「井水」，一個「河水」，壞就壞在黃司令的那張嘴上，黃司令自恃是正牌的政府軍，根本看不起高司令的「水貨武裝」，加上高司令的部隊勇於私鬥，怯於公戰，所以黃司令很鄙視高司令，常在軍政界大發特發高司令是「吃皇糧的土匪」等言論。

一個人被另一個人鄙視久了，自然會產生出不滿和仇恨，黃司令的這筆帳高司令是牢牢地記下了。

恰恰此時，黃司令率軍由廬州北上，高司令懷疑這是史督師勸他撤離揚州，把此城交給黃司令的。於是就在黃司令經過的土橋發動了襲擊。

實際上黃司令這入這次北上是去接人的，手下只帶了三百人，結果一交戰，三百人全部「光榮犧牲」，黃司令在手下的拚命掩護下，好不容易死裡逃生。

吃了大虧的黃司令豈能善罷干休，他一回駐地，馬上整頓兵馬，準備與高司令決一死戰，內戰一觸即發。

還是史督師，又一次當仁不讓地當起了「調解員」的角色。

經過督師大人的聯絡協調，竭力相勸，並拿出自己的錢，以高司令的名義償付給黃司令，終於讓這次內戰消弭於無形，雙方達成「庭外和解協議」，暫歸於好。

由於史督師多方奔走，串針引線，為南明的和平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江北人民給他贈上一個親切的、恰當的愛稱——「老媒婆」，當時流行的通俗歌曲這樣唱到：「誰喚番山鷂子來（高傑綽號），闖仔（黃得功綽號）不和諧，平地起刀兵，虧殺老媒婆（即史可法），走江又走淮……」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辛苦、委屈、無奈的史督師依然在堅持、在等待、盼望自己的努力能有感動上蒼的一天。

上蒼有沒有感動不知道，但卻有兩個人卻被感動了，自覺自願地加入到了史督師的「統戰」陣營中。

一個人就是當年背棄李自成，毅然決然同高司令攜手「私奔」，現任高司令的正牌押寨的刑夫人，女人的心腸總是柔弱的，她見督師大人至誠忠義，就厚為調護，常勸高司令「改邪歸正」，多尊敬領導、多和領導交流。高司令雖然桀驁不馴，卻對刑夫人因為喜愛，所以懼怕；因為懼怕，所以聽話，因此對督師大人的態度大為轉變。史可法也感覺到這一點，投桃報李，把自己在揚州的府邸讓給了邢夫人居住。

另一個人就是高司令的心理咨詢大師——德宗，一個和尚。這個和尚有一個絕活，就是「談禍福奇中」，為當時的一流佛學、占卜學、運籌學及心理學專家。連高司令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大惡魔都畢恭畢敬尊稱其為「師傅」。德宗和尚很佩服史可法的忠義，就借講經說法的機會為高司令作單獨的心理輔導和暗示教肓。他給高司令講：「史督師在儒家為聖人，在我法為菩薩，居士與之同心同德，可以成佛也」高司令不知為何，竟被說得連連點頭稱是。

終於到了水到渠戍、花開果熟的時刻，高司令開始禮敬起史可法來，變得規規矩矩，變得言聽計從，「統戰」工作有了成效，史督師也十分高興，他不無欣喜地說：「我終於能得到興平伯的幫助了，收復中原，大事可期，成功有望！」

1644年7月，史督師坐鎮揚州，積極籌備高傑的北伐事宜，但這時，中央政府傳來了皇帝的旨令：「督師您歇歇吧，政府要舉行南北和談了！」

第六章 紛爭的朝堂

馬士英與阮大鋮的故事

回過頭來，說說南明朝內發生的那些事。

當凝眸史可法離去的背影時，次輔馬士英笑了，笑得很爛漫！

史可法外出督師，有他己想立功域外的想法，但更離不開這位馬次輔在幕後的「大力協助」——無論是徐弘基的彈劾，還是高劉兩總兵的上書，都離不開次輔大人的私下授意。

要問這是為什麼？離不開兩字——權力。

馬次輔太喜歡權力，太崇拜權力了。他短暫而光輝的一生，可以用取得權力——喪失權力——再取得權力——再喪失權力四個過程來個一筆總結。

同史可法一樣，馬次輔也是一個「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莘莘學子，最終也是靠科舉考試這塊金磚敲開了仕途的大門。

步入官場後，小馬同志一帆風順，歷任南京戶部主事、嚴州、河南、大同知府、山西陽和道副使、宣府巡撫。

但小馬同志太想加快進步的步伐了，而在明末官僚界，實現這一想法的捷徑就是送禮——主動向當今朝貴們行賄。

送禮當然不能三核桃兩棗，是需要大量政治資金的。但小商小販家庭出身的小馬同志顯然沒有這個實力，於是乎他就在宣府巡撫才當上一個月的時候，把罪惡的雙手伸向了「官帑」（地方稅收收入）。

也許是小馬同志的人際關係沒搞好的原因吧！他「挪用公款」的違法行為被同事——鎮守太監王坤舉報了，結果小馬同志非但沒陞官，反而被丟官罷職，並被發配到邊疆勞改。

但小馬可不是匹任勞任怨的「好馬」，不久，通過走關係終於離開了令他黯然神傷的勞改之地，並「無官一身輕」地回到南京。在這裡，失魂落魄的老馬同志（不能叫小馬了，人逢霉事容易老，小馬一下變老馬了）遇到了同樣落魄失魂的阮大鋮同志。

阮大鋮，字集之，號圓海，安徽懷寧人，明末著名的戲曲作家，通俗畫冊編輯、資深軍事發燒友，還有，一個大大的黨棍。

阮同志與老馬同志屬同年進士，和老馬同志一樣，年輕阮同志也有一顆渴望進步的心。於是，由同鄉左光斗作為入黨介紹人，光榮地加入了當時的第一大執政黨——東林黨。

但後來，因在官位陞遷中，東林黨領袖趙南星投了他的反對票。這下，老阮不幹了，憤而退黨，並轉而加入了當時第二大執政黨——閹黨。

在後來東林黨和閹黨的血拼中，老阮堅定地站在閹黨的一邊，充當了「文化打手」的作用，用自己的專業特長，仿照水滸故事，出版了第一部個人通俗畫冊專集——《百官圖》。該畫冊出版發行上萬冊，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爭相傳閱，成為揭露東林黨罪惡最有力、最形象的廣而告之。

但即使這樣，阮大鋮同志還是「高處不耐寒的」，他的政治智慧告訴他「：閹黨只能逞兇一時，不能逞兇一世。」

因此在每次拜會魏忠賢公公後，他總是花重金「贖」回自己的拜見帖（即名片），以不留下任何犯罪證據。

半年後，有第六直覺的阮大鋮不願這樣提心吊膽地玩下去了，主動申請「內退」回鄉了。

果不其然，隨著崇禎的繼位，魏忠賢公公就不斷出現了成為一隻被打落水狗的險情。

奈不住寂寞的阮大鋮急於想回朝發揮餘熱，於是再度發揮寫作天賦，挑燈夜戰，整出兩份內容不同的奏章。

一份是攻擊閹黨的，一份是既攻擊閹黨又攻擊東林黨的。他派人連夜把這兩份奏章送到北京，請好友楊維垣見機行事，看哪份奏章對自己有利，就把哪份奏章遞上去。

可楊維垣是個標準的「損友」，錯誤地估算了形勢，把那份既攻擊閹黨又攻擊東林黨的奏章遞了上去，這下阮大鋮的麻煩大了。

東山再起的東林黨人，對他這種「腳踏兩條船」的做法表示了強烈的憤慨和一致的譴責，馬上將其光榮地列入三等逆案政治犯名單，並剝奪政治權利終生，永遠不許出任大明「國家公職人員」。

聰明反被聰明誤，阮大鋮就這樣糊里糊塗落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在南京，老馬、阮大鋮這兩個被迫下崗的「難兄難弟」又見面了，青山末老人已老，別有滋味在心頭。他們很快地纏綿在一起，並且「相交甚至歡」。

與老馬窮困潦倒不同的是，阮大鋮那是相當地有錢，家裡的土地豪宅就不必說了，還出資養了一個大戲班，每天自編自導、自娛自樂，創作了《燕子箋》《春燈謎》《桃花笑》等戲曲，有力地填補了我國古代戲曲界言情劇的空白。

老馬就在老阮的關照下，度過了一段「官場失意、酒場得意」的幸福時光。

崇禎十四年（1641年），失勢的東林黨實行「金元政治」，準備籌集二十萬的白銀，以賄賂司禮監太監，使東林黨推出的候選人周延儒出任首輔。這時，政治嗅覺特別靈敏的阮大鋮看出了新的「政」機，就主動找上門來，一出手就給東林黨捐了六萬兩的政治活動金。

在「黑金政治」效力下，周延儒如願以償地出任首輔。但在如何報答阮大鋮這件事上，既受到東林黨黨紀（正邪不兩立）約束，又受到國法（閹黨成員永不起用）的限制，一時間左右為難。

但出來混，欠下的帳終究是要還的。不得已，周延儒想出了個「折中」的方案，派人對阮大鋮說：「你當官是沒指望了，但你可以推薦一個自已的朋友當官。」

阮大鋮馬上就想到了老馬，於是，不到一月，老馬就被周首輔舉薦為兵部右待郎、鳳陽總督。

時值保定總兵劉超叛亂，崇禎帝命馬總督速與進討。深知得官不易的馬總督格外賣命，驅兵圍城，終於平定叛亂，活捉劉超。這讓朝廷上下刮目相看，認為馬總督「辦事幹練，長於謀略」。

在1644年的大動盪中，馬總督長袖善舞，成功地將黃得功、高傑、劉良佐統戰到自己的麾下，成為左右帝位大選的決定性力量。

之所以要拉拉雜雜介紹這麼一大堆，是想說明這麼三點：

1、與史可法同志「心如純水、身似潔冰」的純粹相比，老馬同志可是一個很不純粹的人，不但犯過挪用公款罪及行賄罪，而且善於權謀，毫無堅定的政治立場。

2、老馬還是一個有能力、有抱負、想為國家、民族和個人做些事情的人。

3、在老馬成功的背後，站在一個曾給予他「無私幫助」的大男人——阮大鋮。

現在，老馬終於用計請走了史首輔，自己終於以次輔身份來主持內閣工作了，這是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這是他實現更大人生價值的舞台。

老馬執政

執政伊始的老馬明白，現在的南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與史可法面臨的問題一樣，老馬現在首要的問題依然是財政收支嚴重不平衡，其次是軍事國防問題。

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最好的辦法依然是增加稅收。但史內閣的減稅方案剛剛公佈，繼任的馬內閣就改弦更張，顯然會帶來負面影響，降低新政府的公信力。

但冰雪聰明、足智多謀的老馬馬上就想出了一個偷梁換柱、掩耳盜鈴的稅改方案，方案的核心是一減一增。具體為：

1、淪陷區減、統治區增。馬內閣規定：「自弘光元年始，山東錢糧全免三年，北直隸錢糧全免五年，四川錢糧免50％」（以上三區己大部淪陷），而在統治區的江南，則規定：「凡民間田土，熟田每畝加二分、孰地每畝加五分，山塘每畝加一厘」。這一增收，即為馬內閣加征白銀51萬兩。

2、農業稅減，商業稅增。馬內閣減了淪陷區的農業稅，卻以「勞軍助餉」的名義大幅提高了包括淪陷區在內的各地商品過境稅、茶煙消費稅，實行更嚴厲的「食鹽專賣」政策，力爭將「繁華似錦」的江南打造得「滿目蒼痍」。

老馬敢於「捨得一身罵，最把稅來加」，究其原因，固然有南明政府生存的迫切需要，但也有老馬對目前軍事政治形勢的樂觀估計。

因為老馬現在得到的情報是：大智大勇、忠君愛國的吳三桂己經借來清兵，打敗大順軍，光復北京城。這一利好的消息讓馬內閣及朝廷上下欣喜若狂、彈冠相慶。以為大明中興有望，新的稅收政策切實可行。

五月二十七日，老馬上疏弘光帝，稱讚吳三桂「功在社稷」的義舉，並建議：「應利用大明的海軍，速從海上向三桂同志運送軍糧予以後勤保障。」

弘光帝於次日做出批示：加封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會，並給誥券（最高榮譽勳章、世襲做官憑證及免死文書）、祿米、發銀五萬兩、糟米十萬石。同時加封還加封遼東巡撫黎玉田為兵部尚書。□我們備用網址：www.uu158.com□（黎現已降李自成，並出任大順朝四川節度使，根本沒有同吳三桂一起勾引清兵）

馬內閣的做法，正在江北督師，已忙得一頭霧水的史可法也是很贊成的，他也上疏給弘光帝說：「崇禎帝是聖明的君主，但讓李自成給逼死了。李自成犯下了罪惡滔天，不可饒恕的罪行。現在，應該從重從快地剿殺李自成，給長眠於地下的先帝和生活在地上的百姓都有一個交待。」

但因為他畢竟在一線工作，消息比老馬要準確些，他不相信吳三桂已經成功地玩了一把「借虜平寇」的把戲。但有兩點他認為是肯定的：一、李自成已被打敗並敗退回山陝；二、戰勝的清軍已佔領北京並控制河北地區。

這兩點己經是不容辯駁的客觀實際，史可法認為南明目前應搶在李自成的前面，與大清聯合，消滅順匪，共圖中原。

與這兩位高層人士主張的「聯清剿順救中國」的態度不同，個別中下層倒是建議「順清兼防」。

吏部給事中（科級幹部）章正宸上書說：今天，我國的形勢比東晉、南宋還要艱難，因為我國除了要防李自成、張獻忠這兩頭「西北狼」外，還要防大清這只「東北虎」，現在李自成這頭「西北狼」被打敗，這未必是件好事，因為被打敗的李自成很可能西竄與張獻忠聯合，而大清也會騰出手來對付我國。到了今年秋天，這三股反明勢力如果從西、北兩個方面進攻我國，那我國真是迎來一個「危急存亡之秋啊！」

兵部給事中陳子龍的上書則講得更乾脆，他說：「借助一個敵人消滅另一個敵人，成功的案例不是沒有，比如唐朝借助回紇平定安祿山叛亂；但失敗的案例卻更多，比如北宋借金滅遼，南宋借蒙古滅金。前者能夠成功，是在能借來回紇兵的同時，唐朝還有李光弼、郭子儀這樣既忠誠又能幹的將領，還有來自西北、塞北這樣既眾多又善戰的士兵，自身實力依然強大。而宋朝不能夠成功，在滅掉一個敵人後卻被請來的盟友給消滅了，就是因為自身實力弱小，既無將又無兵。我國現在的情況和北宋、南宋是相似的，兵不精將不勇，想借虜平寇到頭來恐怕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我國最好的辦法是先操兵練馬，然後等清虜順寇自相殘殺之際，速出兵北上，光復舊山河。」

馬次輔收到這兩位小科長的上書，並非無動於衷。但是，他覺得這兩個小人物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想打回北方去，必然要依靠軍隊的力量，作為一個依靠統兵平叛，東山再起的「軍事機關首腦」，他更清楚南明軍隊戰鬥力的現狀和能力。

南明軍隊的戰鬥力，用一個簡單的數學不等式即可一筆概括：

南明軍隊戰鬥力＜大順軍戰鬥力＜清軍戰鬥力

靠這個不等式，就能解開一線「五鎮」中為什麼裹足不前的原因了，而這原因，可並非史可法所說的「缺餉」二字那麼簡單。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老馬自我安慰。

但是，完全的行政不作為也是不行的，老百姓唾沫足可以將馬內閣衝下台。

「老馬識途」用在老馬身上是很恰當的，不久，他就搞出來幾筆像模像樣的「政績工程」。

吳三桂降清沒降清暫時不要管他，但是，李自成被打敗，山東河南大順官員紛紛西撤，清朝還沒能力接管，權力出現空白點，山東還爆發了以「濟王」為首的「復國運動」。老馬決心抓住機遇，派員接管。

六月，他任命王燮為山東巡撫、丘磊為山東總兵，後又命原薊遼總督王永吉戴罪立功，總督山東軍務，王榮（加三點水的榮）為登萊東江等處巡撫。

河南方面，歸德知府桑開第與崇禎朝督師丁啟睿的弟弟丁啟光發動了反對「大順暴政」的起義，逮捕了大順知府及部分官員，並押到南京集體獻俘。同時，大明河南援剿總司令許定國同志「自力更生」地組建起一批地方武裝，佔領睢州。

在他們的示範作用下，河南的原明朝官紳紛紛打出殺賊報仇的族幟，在推翻大順偽政權，擒殺大順偽官員後，改旗易幟，宣誓效忠南明中央政權。

大明兩百多年的無形資產就是豐厚啊！捷報頻傳令老馬喜不自勝，決心再接再厲，爭取更大的勝利！

他命令收編的河南土匪部隊——劉洪起部（沒辦法，政府軍用不動）領兵北進，與原開封推官陳潛夫一起去為南明收復失地，劉部在開封城北的柳園打敗大順軍陳德部（陳德乃大順太原總兵陳永福之子），收復大城市開封，南明的行政區域一下子跨越到黃河南岸。

老馬的臉上又被鍍了一層金，他立即請弘光帝委任陳潛夫為河南巡按御史，劉洪起為總兵官，還在隨後任命「反正起義」的有功人員——張縉彥，為河南總督（張為明兵部尚書，曾在北京降順）。

不久，老馬來了一個「以權謀私」，舉賢不避親地將自已的親家公越其傑舉薦為河南巡撫。

面對不斷而至的勝利，老馬同志沒有飄飄然，相反，他發現「平靜的河面下總會有暗流湧動」，朝堂外，自己委派到山東的官員懾於局勢混亂，竟觀望淮上，不敢去山東「為人民服務」；朝堂內，東林黨夾槍帶棒、左牽右掣，使自己深感孤掌難鳴。

「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關鍵時刻，他想提拔一個人，他相信，此人一出，他必能如虎添翼，如魚遇水、如馬得草！

艱難的提拔

老馬想提拔的這個人，我不說，您也可能猜出來，誰？——阮大鋮

老馬想提拔阮大鋮，有兩個目的。

一是選才，阮大鋮同志不僅是一位戲曲大編導，而且也是一個資深的軍事發燒友，平時頗愛「談兵論劍興天下，塞上長城我自許」。

二是報恩，對於老馬來說，生我者父母，恩我者老阮。邀想當年，老馬落難了，窮途末路，破衣爛衫，誰人理，惟有老阮，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讓官官我。沒有老阮昨天的無私奉獻，哪有我老馬今天的燦爛輝煌，飲水思源，此恩必報。

但是提拔阮大鋮這類特殊材料做成的幹部，還必須邁過一個大大的坎！

這個坎就是阮大鋮是當年崇禎帝掛牌督辦的「逆案」案件中，著名的犯罪成員之一。雖然是從犯，但被無情剝奪了出任國家公職人員權利，並且這一判決終生有效。也就是說，老阮同志仍然在「服刑期」。

對於「逆案」影響人才提拔的這一問題，大明大智的史可法就在起草朱由崧監國詔書時，把原稿中「逆案人員一律不得起用」這一條刪去，以達到「我願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目的，老馬同志在一旁也舉雙手贊成。

但史可法良好的心願並末實現，一貫以營造純正政風行風為己任的東林黨骨幹呂大器在最後謄寫時，利用手中的職權，又把這一條加了上去。

現在，老馬同志要提拔阮大鋮，就必須繞過這一條令人生畏的「政紀國法」。

老馬先放了一個偵察氣球，以「定策」（即擁戴弘光帝即位）和「邊才」（即阮大鋮有定邊安疆的軍事才能），向弘光帝舉薦阮大鋮。

弘光帝尚未可否，但一旁「冷眼向外看世界，一心想把乾坤正」的東林黨及復社官員不幹了，因為他們意識到：馬次輔提拔阮大鋮，這裡面蘊藏著一個巨大的陰謀。

這個陰謀的實施程序就是：提拔阮大誠——即為逆案翻案——翻案成，證明東林黨當年錯——東林黨錯，一滾二抓三殺頭，然後再被踏上一萬腳，永世不得翻身。

多麼黯淡的前途，多麼可怕的前景！為了不讓天啟朝的悲劇重演，身負重任的東林黨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批馬批阮，防止閹黨翻案風」的活動，「黨爭」的大戲在南明燦爛的天空下徐徐拉開了帷幕。

老馬見激起眾怒，馬上改變策略，曲線繞行，迂迴前進。

他先提拔了東林黨黨魁錢謙益，讓這位在「策立」活動中站錯隊、投錯票的「在籍」禮部待郎再次上崗，並火線提拔為禮部尚書。

得到提拔的錢尚書果然感恩戴德，興奮不己。他立刻上疏弘光帝，公開拍老馬的馬屁，稱讚：「臣觀三十年來，文臣出鎮，為周國家立大功者，孫承宗之後，惟馬士英一人而已！」

這還不夠，錢尚書繼續上書，為起用阮大鋮搖族旗吶喊，他說：「崇禎帝督辦逆案時，開展工作的重臣們私心自用，從個人好惡搞擴大化，把一些無辜的同志牽連進來，這其中，就有可憐可敬的阮大鋮同志。阮大鋮同志，當年站在公正的立場上，雖然對本黨進行了善意的批評，但更多的是對閹黨進行了大力的討伐，對這種事非分明的同志，怎麼能以閹黨論呢。」

與此同時，老馬也向東林黨重要的追隨者及同盟軍——復社，伸出了「罪惡」的橄欖枝。

現在隆重介紹一下南明的第二大黨——復社的基本情況。

復社，明末以江南士大夫為核心的政治、文學團體。崇禎六年（1633年）在蘇州虎丘成立。領袖人物為張溥、張采，時人稱為「婁東二張」。崇禎年間，朝政腐敗，社會矛盾趨於激烈，一些江南士人以東林黨後繼為己任，組織社團，主張改良。二張等合併江南雲間幾社、浙西聞社、江北南社、江西則社等幾十個社團。主張「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因名曰「復社」。

復社成員多是青年士子，先後共計2000多人，聲勢遍及海內。大名鼎鼎的骨幹成員有陳子龍、吳偉業、夏允彝、黃淳耀、顧炎武、黃宗羲、侯方域、方以智、陳貞慧等。

老馬原本就和復社領袖張薄頗有交情，現在更進一步，請復社骨幹成員陳子龍、夏允彝等出任南明的公務員，以濟時局。

這一招大大提升了老馬的人氣指數，被提拔陳夏等公開向老馬表示：「現在，南明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作為一個愛國大明人，將不分黨派、不計前嫌，緊密團結在以馬內閣為首的政府周圍，為救亡圖存奉獻出自己的辛勞、熱血及生命。」

自信搞掂了東林——復社反對勢力的老馬，再次把阮大鋮的提拔擺上了議事日程。

提拔阮大鋮，有兩種「組織程序」——正常的與非正常的。

正常的組織程序，就是廷推，由老馬提名，朝臣投票，贊成票超過三分之二，即可順利通過，予以提拔。

老馬先採用這個正常程序進行，但當他再次提出阮大鋮時，到了他好處的錢謙益、陳子龍、夏允彝投了贊成票，未得到他好處的呂大器、姜日廣、張慎言、劉宗周等統統投了反對票。

結果是贊成票＜反對票，阮大鋮同志再次光榮落選。

馬士英，你以為搞掂了領導就搞定了一切，做夢去吧！東林黨、復社沒有下級服從上級的紀律，有的只是歪風服從正氣的傳統。投了反對票的黨員社員同志如是說。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走「正常的組織程序」不行了，那就只好走「非正常組織程序」了。

非正常雖然不好聽，但操作簡單，那就是——請皇帝利用手中無比神聖的職權，直接下「中旨」任命阮大鋮為官。

老馬不辭辛苦，親自起草了提拔阮大鋮的票擬，請弘光帝裁可。

弘光帝對老馬很感恩，也很聽話，他不顧大多數朝臣的反對，大筆一揮，召「逆案」被罷官為民的阮大鋮來京陛見。

陛見後，弘光帝再次發力，不經朝臣會議，直接任命阮大鋮為兵部添設左侍郎。

東林黨、復社一派的朝官聞訊大怒，上書反對無效後，部分官員紛紛掛冠而去，揭起了南明歷史上第一次公務員大規模辭官浪潮，這讓馬內閣的政治威信受到巨大的衝擊。

在阮大鋮「提拔門」事件中，老馬慘勝，東林黨、復社慘敗！

但阮大鋮可不管這些，當上了兵部尚書的他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天看盡長安花。」身穿素蟒袍，腰纏碧玉帶，一身奇裝異服戲子打扮。除在南京招搖過市外，又跑到長江邊檢閱部隊，真是既過足了官癮又過足了戲癮。

第七章 遊戲人生

弘光帝的轉變

到現在為止，我們可以發現，當政後的弘光帝並未有任何「道德淪喪」的表現。

「苦難是人生最好的老師！」這句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名言，真是放在誰身上都是很準的。

經過人生苦難的磨練，世態炎涼的洗禮，已三十八歲的弘光帝少了一份刻薄與浮躁，多了一份寬容與成熟。

出於對自己「流亡王子」那一段刻骨銘心的回憶，他更能體會到血脈親情的可貴，因此在他擔任監國後，就讓官員們把自淪陷區逃亡過來的朱氏宗親們接到南京附近妥善安置，並給予每個人一份足以養家餬口的薪水。

他給崇禎這位以身殉職的大行皇帝謚為「思」宗，後又覺得不盡如意，在大臣的建議下，又改為了「毅」宗。以表達對這位堂兄的無限敬仰！

東林黨最擔心的打擊報復、秋後算帳也沒有發生，非但沒有發生，他還在大臣的舉薦下，下詔請眾多的東林黨及復社成員入朝為官。

並且，這位皇帝還廢除了明朝的三大苛政——廷杖、東廠、詔獄，所有的南明大臣不必再怕被當眾剝下褲子打屁股了，不必再怕個人隱私被窺探了，也不必再怕惹怒皇帝被下「特別藍獄」了。個人的人格尊嚴、人身權利和生命得到了切實的保障。

弘光帝氾濫的同情心還上朔到兩百年前，他下特旨給被朱元璋處死的開國功臣傅友德、馮勝，以及被朱棣處死的建文帝忠臣齊泰等人恢復名譽，追加謚號、加封爵位。

照這樣的軌跡發展下去，我們有理由相信，弘光帝即使達不到「明君」的標準，但至少是個「善君」吧！在這樣「善君」的領導下，大明至少可以重溫「南朝舊夢」吧！

但這良好的開端，隨著一個人的到來，慢慢發生了改變。

這產生催化作用的人就是剛剛費盡周折才提拔上來的兵部侍郎——阮大鋮。他的到來，給尚還清新的南明朝堂帶來一股污濁的空氣。

阮大鋮豪門出身，生活品位極高，衣食住行就不必說了，還自費養了一個帶有「公關」作用的梨園俱樂部。

為感謝弘光帝，阮大鋮請同為「戲曲票友」弘光帝光臨梨園，視察指導文化建設工作。

醉月飛觴、鶯歌燕舞的梨園，竟讓弘光帝「再憶洛陽宮闕，不知今身在何地，不知今夕是何年」，仿偉又回到了從前幸福的福王時代，暫忘了國恨家仇，暫忘了任重道遠。

「卿之戲班，借朕一用」，酒足飯飽的弘光帝意猶未盡，酷愛祖國戲曲藝術的他準備連人一起打包帶走。

送走了「煢煢孑立，形影相吊」的弘光帝，馬阮兩重臣發現自已的工作出現了一個重大的漏洞。

這就是，已經三十八歲的弘光帝依然是一個「鑽石王老五」。

因為弘光帝的兩個夫人都已喪生於亂世，只有他苟存性命於今天。

喪偶後的弘光帝至今未娶，並非「看破紅塵、清心寡慾」，而是大明以孝立國，老爹孝期未滿，不能娶親。

現在孝期已滿，那就可以給皇帝陛下張羅張羅「終生大事」了。

「聖心安而後庶務舉，根本定而後敵愾振！」——老馬如是說。

一個有了家庭的男人責任心會倍增。——老馬如是想。

皇帝結婚，專業名詞叫「大婚」，為何叫這個名詞，大概是因為皇帝身份大、未婚妻的規模大、花費也大吧。

但辦「大婚」這件事前，得先做些鋪墊工作。

馬阮再次迅速聯合行動！

一、將仍在安徽逃難的弘光帝嫡母迎入南京，並尊為太后。

二、遷老福王「梓宮」（老福王的屍骨只剩下被啃剩的幾根骨頭而已）入京，並上尊號為「恭皇帝」。

三、整修「新洞房」——明故宮。

弘光帝即監國位後，就從南京內守備府衙門搬到了原來的明故宮，但這裡的宮殿經過兩百多年的風雨侵蝕，早現是「雕欄玉砌雖猶在，只是朱顏改。」這房子拿來做洞房自然對不起要「大婚」的「朱新郎」了。

「再窮不能窮皇帝、再虧不能虧陛下。」馬閣首經過一番躊躇後，決定大力進行明故宮房地產的建設與開發，修建興寧宮與慈禧殿（多麼不吉利的名字，不知建好後是否會沾染了慈禧老佛爺的敗家亡國的「霉氣」），以為弘光帝營造一個優良的生活和辦公壞境。

在「大婚」籌備前期，善解「君」意阮大鋮、楊文驄、馮可宗等輩怕弘光帝等不及了，就偷偷地從民間買入幼妓數名，送給弘光帝「試婚」。

結果，三百多斤重的弘光帝也許是「久旱逢甘露」吧，竟一夜之間把兩個幼妓給「弄」死了，這當然不是很光彩的事，得趕快採取措施，消除不良影響吧，於是乎讓人把那兩可憐的未成年人用被子裹了，偷偷從載月門抬出。

從下「中旨」提拔阮大鋮成功的那一刻起，弘光帝看到了自已權力的威力。

接下來借用戲班、籌備大婚、興建宮殿、接納幼妓，弘光帝感覺到權力帶來的歡暢。

「人之初，性本善」，一個人不可能無緣無故變壞，弘光帝也是如此。

從記事的那時候起，他人生的第一個老師——敬愛的老福王朱常洵，就把「生命有限，享樂無限」的人生理念毫無保留地灌輸給了他。

在這個充滿酒色財氣家庭教育中長大的弘光帝，自然也對美女、醇酒、豪宅、珠寶等情有獨尊，卻惟獨對奉獻、責任、勤儉、義務等聞所未聞！

如果不是明末那兩場巨大的災難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那麼，弘光帝的人生字典裡，根本不會出現「律己」二字。

好在那兩場災難給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讓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壓抑了自己心底的訴求與渴望。

現在，隨著環境的變化，條件的成熟，他那久被壓抑的訴求與渴望，如同經過寒冬後的野草，在萬物復甦的時刻，忽然甦醒、萌發、滋長。

他不止一次地進行心理的自我調節：「有些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充分享受人生的，比如自己。」

接下來發生的事，就會讓你我明白：當一個手握絕對權力的人一旦失去制約，他的失德荒唐的行為，將會給這個社會帶來多大的傷害。

弘光帝的四大喜好

終其一生，弘光帝共有四大喜好：美女、豪宅、戲曲、醇酒。

如果擁有這四大喜好的弘光帝仍然是那個洛陽福王，那麼他帶來的麻煩，也不過是「為王一地、危害一方而己」！

然而，地位不同了，他現在統冶的人民，是仍有四千多萬的南明子民；他管理的面積，是仍有二百多萬的南明國土。

如果擁有這四大喜好的弘光帝仍然是在太平年間登臨大位的，那麼他釀成的苦果，頂多是加速這個王朝的衰敗，而絕不會瞬間滅亡。

然而，時間不同了，他現在面臨的，是一個「群雄並起，逐鹿天下」的時代，各方的英雄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爭取民眾的堅持，南明王朝正處於一個可好可下的關鍵期。

「江山易改、稟性難易」自從發現手中的權力棒能給自己帶來一系列物質及精神享受後，弘光帝就開始感歎人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了。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先抓緊時間享受一下吧。

先從他老人家的第一個喜好說起吧！

弘光帝對美女的追求是在以「大婚」的名義下進行的，「大婚」首要的事情就是選秀，此事由老馬掛帥、阮大鋮主持、太監屈尚忠主持具體工作。

「不是沒好事，就怕沒好人。」屈尚忠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給領導辦大事，給自己撈大錢。」屈尚忠就是這樣的辦事原則。

因為，在這個不知明日的世界究竟會是怎樣的忐忑不安中，只有撈到更多的真金白銀才能讓自己感到安全和踏實。

選秀的地點定在曾經出產過「秦淮八艷」等美眉的南京、蘇州、杭州，這三地，在弘光帝心中，肯定是一個個「桃花盛開的地方」。

在屈尚忠的主持下，遍佈三地的「選秀組」成員馬上將工作開展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

他們忠實地、堅決地將領導的「凡是原則」貫徹到工作中去——凡是有未婚女孩的平民家庭，不分美醜、不分老幼、不分貧富、一律封門。

封門，就是將人家的門用專用封條貼起來，然後對這家人說：「恭喜你們家女孩光榮成為至高無上的皇室一員，為避免該女受到不必要的傷害，我們將對您的全家實施全天候的封門保護。」

「喜從天降」的人家發悶了，「俺可是城裡人啊，柴米油鹽醬醋茶不能從自家的院里長出來，每天還得出去打工掙錢，這封門不是要附帶把嘴也封上了嗎？」

一場「權力尋租」的遊戲開始了。

「要開門，可以，拿錢吧，封門是免費的，但開門卻是要適當收取工本費的。」「選秀組」工作人員坐等白銀乖乖奉上。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飽受摧殘、求告無門的平頭百姓只好以牙還牙，鑽起了政策的漏洞。

「不是未婚女才被選秀嗎？那好，大爺我就把未婚女變成已婚女。」

「忽如一夜北風來，千樹萬樹桃花開」，三地在第一時間紛紛上演「火線選婿、突擊嫁女」，這三地的未婚男士驟然間成了人見人愛的「俊潘安」，無論貧富，無論美醜、無論健康殘疾，一律在第一時間內順利解決了困擾多年的單身問題。這些受益的男同志是否在心裡高呼弘光帝「皇恩浩蕩蕩、天子萬萬年」啊！

此情此景，我們好像似曾相識，噢！想起來了吧，當年朱厚照陛下下江南的時候，不是也曾在同樣的地方上演過一回這樣的喜劇嗎？看來，基因這東西是可以隔代遺傳的。

在這場活動中，弘光帝得到了人，屈尚忠等承辦人得到錢，兩者各取所需，皆大歡喜。但，「撒向人間都是怨」，喪失的，是南明那一點好不容易聚攏來的人氣。

得到美女的弘光帝馬上加班加點，多方「臨幸」，以求在有生之年早日解決接班人後繼無人的老大難問題，上安社稷、下撫黎民。

但這位陛下畢竟是「奔四」的人了，心不老身卻衰，沒幾天便敗下陣來。

非常時刻，異人閃現。

一位正在「非法行醫」的老道開出藥方一張，自告奮勇解決弘光帝這一難言之癮。

藥方很簡單，就是捕捉癩蛤蟆提取蛤腦配製全天然的「偉哥」，據老道統計：治癒率高達99.9％。

有病亂投醫的弘光帝立即傳令宦官為自己捕捉癩蛤蟆，多多益善。

被安排幹此髒活累活的宦官們沒有「為尊者諱」的高尚情懷，立即打出「奉旨捕蟾」的旗號，驅趕南京市民人人獻愛心，個個出義工，為皇帝陛下捕捉癩蛤蟆。

被捉來捕蟾的市民工作非常主動，在緊張勞動之餘，還開動智慧的大腦，給出現嚴重性功能障礙的弘光陛下送上一個流傳千古、獨一無二的呢稱——「蛤蟆天子」。

這也使弘光帝第一次有幸與自己偉大的祖先——「蟋蟀皇帝」朱瞻基的站在了一起，共同為大明單調的歷史畫捲上增添了兩分多彩的亮色。

與此同時，弘光帝一手抓的「國家重點建設工程」——興寧宮與慈禧殿，正在緊張有序地推進，在追求高起點、高品質的皇帝督導下，設計精益求益，建築美輪美奐，費用一加再加。

還有，弘光帝對戲曲藝術的熱愛自從借來阮大鋮的梨園俱樂部後，更加益發不可收拾了！

他把南明唯一國資經營的娛樂業機構——南教坊所有的演藝人員（共六十四名）統統調入內宮工作，同時也大量「釆購」了民間的演藝精英。

在弘光帝廢寢忘食的「率先垂范」下，演藝人員經過日以繼夜的緊張排演，一部飽含「朱導」創作才華和創作激情的傳奇劇——《麒麟閣》終於如期在大內上演，並立即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哄動效應。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這是「朱導」對演藝人員的不懈渴望，為實現這一渴望，他是不惜唱一出「苦愁計」。

故事的經過是這樣的，一日，弘光帝忽然十萬火急召會諸大臣議事。

慌忙趕快的諸大臣望著「悲從中來，不可斷絕」的弘光帝，首先聯想到山河的破碎，工作的失職，紛紛開始了深刻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豈知誠實可愛、童臾無欺的弘光帝一聲長歎：「朕所憂者，不在社稷、不在民生，只歎宮內色藝雙佳的演藝人員，真是太少太少了，使我滿腹才華，竟無用武無地。卿若能大加舉才，也不失治我的一塊心病。」

「李白鬥酒詩百篇」，可見藝術創作、藝術靈感是離不開酒精支撐的，弘光帝的藝術才華是大大的，酒量也是大大的。「俺皇爺醉燒酒全不呼」這是南明人都知道的事實。

一則明人筆記體小說這樣記載：

國學大師、道德完人劉宗周覲見弘光帝，覲見畢被留下來共進午餐。弘光帝指著酒杯感歎到：「您常勸我不要貪杯誤事，今天我坦誠接受您的意見，就不再飲了！」說完直勾勾的眼神凝望劉大師。

大師被盯毛了，趕忙說：「只飲一杯，有益無害。」

弘光帝就坡下驢，說：「依卿所言，止飲一杯。」說完瞪起咪咪眼，朝太監努了努大嘴。

太監會意，馬上換了一個大金爵呈上。

弘光帝開始與劉大師對飲，飲至半杯，放下。

太監續滿，弘光帝續飲。

再飲至半杯，放下；太監再續滿，弘光帝再續飲……

如此週而復始，劉大師大駭：原來，一杯酒是可以這樣來飲的。

此故事後被東林、復社等部門的通訊機構大量轉載報道，可見在對待飲酒的問題上，弘光帝真是深刻理解、堅決貫徹了李太白的「酒仙」精神，即——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逐一談完弘光帝的四大喜好，下面該談這四大喜好帶來的直接後果了。

直接後果有三個：一、不好好工作，二、燒錢，三、賣官。

不好好工作那是必然的，因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這邊投入的多了，那邊投入的自然就會少了。弘光帝也是如此。

忙大婚、忙排戲、忙建設、特別地忙，自然就忙不到朝政了。

弘光帝很明智，既然忙不過來，那就別忙了，交給更有能力，更精於此道的同志去忙吧。

馬閣首自然成了弘光帝不二抉擇。他公開向朝臣表示：「天下事，有老馬在」。

燒錢也是必然的，因為籌備大婚需要購置珠寶，修築宮殿需要購買材料，擴大演藝隊伍要釆買歌兒舞女，這些都要白花花的銀子來換，就是在專制的封建社會，這些東西也不能無償劃拔呀！

燒錢帶來的結果就是皇室專用經費早就不夠了，於是，就通過馬閣首開始大量挪用國庫的錢，首先進入弘光帝腰包的，就是那些曾獲過「擁立特等功」軍爺們的錢——軍費。

等弦光帝新房建成了、婚結了、演藝隊伍也擴大了。工部和戶部卻來聯合報「喪」了。

目前，南明財政虧損己達250萬兩，戶部止存銀1000兩。

弘光帝傻眼了。

「莫急莫愁，人生得意須盡歡，千金散盡還復來。」理財高手阮大鋮馬上支招。

招是損招，但很管用。這就是：

一、加強稅收徵收範圍和徵收力度，實行多征多獎的刺激政策。

於是，在政策的拉動下，南明的稅收機器開足馬力，高速高效地運作起來。克盡職守的稅務官還把徵稅的範圍擴大到「江北五鎮」的地界上，使原來中央政府向各鎮承諾「免稅條款」轉眼間變成廢紙一張。

二、利用大明的品牌效應，成立「大明官位銷售有限責任公司」，開展大明官位的批發零售業務。

該公司的基本概況為：

董事長：朱由崧，總經理：馬士英，銷售經理：阮大鋮。

經營的商品及價格：武英殿中書，銀九百兩；文華殿中書，銀二千五百兩；內閣中書，銀二千兩；待詔，銀三千兩；拔貢，銀一千兩；推知銜，銀一千兩……

業務評價：該公司自創辦以來，堅持薄利多銷、公平交易的原則，業務量逐日攀升，營業收入顯著提高，有效地刺激了內需增長，為解決國家財政危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八章 制約和引導的力量

面對弘光帝的「行政亂作為」，有沒有制約和引導的力量？各方有什麼具體的反應呢？

答案是有的。因為即使在皇權專制下，雖然沒有議會，沒有法院。但，皇帝陛下的權利還是要受到來自內閣、朝臣、甚至軍隊等各方面的制約的。

更況且，弘光帝還是一個難得的「民選」皇帝，「選民」費盡周折地把他選上來，他更應該接受「選民」的制約和監督。

在目前的情況下，第一個能對弘光帝行為進行制約和引導的，當然是我們「德高望重」的老馬同志，因為他不僅曾是當年的「選民首領」，而且也是今天實際的「政府首腦」，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集於一身。

在我國歷史上，像老馬這樣「打工當權派」處理與像弘光帝的「東家荒唐派」，一共出現過四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不好好幹就廢掉你。這是霍光模式，當年，西漢昌邑王繼位27天，胡作非為出1127件荒唐事，結果被霍大將軍動用家法，直接趕回地方作「海昏侯」。

第二種模式：榜樣的力量影響你。這是諸葛亮模式，當年，後主劉禪同志也曾想腐敗墮落一下，但看到「尚父」諸葛亮正在那裡「鞠躬盡瘁，死而後己」，弄得自己也只能有樣學樣地規規矩矩做人，老老實實辦事了。

第三種模式：你干「歪事」，我干「正事」。這是楊廷和模式，在大明最能鬧騰的武宗朱厚照「耽樂嬉游，暱近群小」時，楊廷和同志兢兢業業地工作，勤勤懇懇地上班，總算讓險象環生的大明航船順利駛過了正德年間那段急流險灘。

第四種模式：你干「歪事」，我干「私事」。這是嚴嵩模式，一百多年前，嚴嵩同志就鑽了嘉靖皇帝一心成仙、不理政事的大空子，成功地招權納賄、貪污腐化，把自己成功打造成大明首席奸臣。

讓我們感到非常不幸的是，老馬同志恰恰有朝第四種模式發展的「雄心壯志」。（這也是他後來被《明史》評為奸臣的主要原因）

但是，作為一個少年貧困、中年潦倒、晚年發跡的老官僚，老馬同志還是頗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悲憫情懷」，只不過，他想在為國家、為民族辦大事、謀大利的同時，也能為自己、為家庭辦小事、謀小利。

這一想法，代表了我國從古到今官僚界絕大多數官員的相同心聲，似乎無可厚非、不好指責。

所以，老馬同志更樂意和弘光帝結成一種「各幹各事、各取所需、兩情相悅」的合作聯盟。

特別是弘光帝發表「天下事，有老馬在」的聲明後，老馬更「不好意思」干涉皇帝陛下的私生活了。

當然，在「不干涉主義」的背後，是老馬同志多年來「冶國平天下」的理想，正在一步步變夢想成真；是老馬同志多年來的發家致富夢，→文·冇·人·冇·書·冇·屋←終於在「大明官帽有限責任公司」紅火經營中，提前變成了現實。

看來，第一個能制約和引導弘光帝的因素，就這樣沒戲了！

那看第二個制約和引導的因素，一向以正義化身自居的東林、復社兩黨表現吧。

兩黨現在的表現是——憤怒、出離地憤怒。

憤怒不僅是因為他們推出的「侯選人」未當選，而且還因為他們發現：新上台的國家領導人竟然是——癡如劉禪、淫如隋煬。

兩黨於是斷然採取以下措施，以求感動皇帝、挽救時局。

還是那個老辦法，一如既往、鍥而不捨地上疏，巰中講人生、講理想、講道德、講創業、講危機、講發展、講改良、講健康、講生活……想通過「填鴨式」的教育，心與心相交，以達到「懲前避後、治病救人」的目的。

對此，難厭其煩的弘光帝乾脆寫了一份簡單明瞭的「自白書」，並請大學士兼大書法家王鐸用「對聯」張榜告之，內容為——「萬事不如杯在手，今生幾次月當頭」。

不錯，朕現在是酒色曲藝，一個不少，看似其樂無比，可是，內心的苦楚，你等可知？

朕本一凡人，生在天地間；卻被「有心人」，驟推此高處；高處有美景，卻也不勝寒。

朕無法指揮動那些擁我成帝的「有心人」，不能插手！

朕不懂業務，缺少知識、缺乏興趣、不願插手！

朕上無父母（只有一個名義上的嫡母），下無子女、無牽無掛，這個世上，除了自己，無需負責，身外之事，不必插手！

父王大人花天酒地不得善終，堂兄崇禎終年勞碌亦難免一死，生於死世，生命無常，何苦終日愁悶，自苦其身。

愛卿們，心意領了，朕不會怪罪你們，世上的路千條萬條，不必在意別人的說法，大膽去走自己的路吧！

兩黨對皇帝陛下沒轍了，於是將滿腔怒火灑向正在南明政壇上「春風得意」的馬阮新貴集團。

就是這幫十惡不赦的傢伙們，趕走了公正的史可法、帶壞了皇帝、敗壞了朝綱、培養了「黑惡」勢力。

「擒賊先擒王」大學士姜日廣、戶部侍郎呂大器、戶給給事中羅萬象等大臣，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此集團領導馬士英，紛紛痛心疾首地上疏弘光帝，斥責老馬同志濁亂朝政，有意把弘光帝當成曹髦一樣的庸君來掌控。

不久，東林黨中的傑出鬥士——在左良玉軍中任監軍巡按御史的黃澍同志入朝參見，把對老馬同志的鬥爭推向了新的高潮。

黃鬥士面君完畢，忽然在朝堂高呼：「臣今來朝，誓當冒死以擊奸賊！」

弘光帝老大不明白，左顧右盼，問：「卿以誰為奸賊？」

黃鬥士大聲回答：「奸臣大賊，乃馬士英也！此人有犯罪前科，蒙先帝開恩被擢為鳳陽總督，但先帝北京被困，他竟不發一兵一卒救助。此賊既昨天不忠於先帝，又怎能今天忠於皇上？此外鳳陽乃祖陵，大明發祥之地，馬士英本應與祖陵共存亡，卻聞警即逃，使其落於亂賊之手，讓皇上擔上了不孝子孫的罵名……」

黃鬥士越說越有理，越說越激動，為增強表演效果，竟開始使用肢體語言，直上前來大煽老馬同志的耳光。

在場的兩黨人士見「領導」被打，不僅不去拉架，反而在旁暗暗叫好。

已過了「知天命」之年的老馬同志，只善於文鬥卻不善於武鬥，面對黃鬥士咄咄逼人的暴力，只能跪倒在地，聲嘶力竭地請弘光帝放自己一條生路，讓自己告老還鄉。

大腦已嚴重短路的弘光帝當即准奏。

兩黨精英大吃一驚，沒想到自己多日不能解決的問題竟在黃鬥士的一頓耳光中了結，終於認識暴力鬥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挨了耳光、丟了官職的老馬同志回到家中，越想越生氣，越想越窩火，辛辛苦苦好幾年，怎麼一下就回到「解放前」了呢？

生氣窩火是沒有用的，最好的反擊方案還是：唬住皇帝，留住官帽。

老馬同志挑燈夜戰、奮筆疾書，給弘光帝上了一道緊急奏折，指出自己一旦離職後政壇將會出現的可怕後果：

「臣若離職，東林黨將得勢，得勢後將立即廢掉陛下，擁立潞王。」

與此同時，得到老馬同志重金賄賂的兩個長期跟隨弘光帝的「貼心老太監」正在宮中對長著一對軟耳根的陛下實行「哭諫」。

「皇上若無老馬，不可能即位，現趕走老馬，天下人都會罵皇上忘恩負義。而且，如果沒有老馬在前面辛辛苦苦的打拼，皇上又豈能在後宮安安穩穩地發展個人業餘愛好？」

從善如流，從惡也如流的弘光帝立即收回成命，很快重新召回老馬，繼續主持內閣工作。

東林黨狗咬尿泡，空歡喜了一場。

重掌乾坤的老馬同志再也沒有了「宰相肚裡能撐船」的氣度，毫無懸念地把東林黨列為自己的頭號敵人。

阮大鋮同志也跑到老馬同志面前，建議要王八烏龜一齊打，把東林與復社一網打盡。

因為與老馬同志相比，阮大鋮同志是不但與東林黨有「仇」，而且還和復社有「恨」。

「恨」是六年前結下的。

那時，阮大鋮同志剛剛被清理出「大明公務員」隊伍，流落在南京做「寓公」。

廣有錢財，擅長戲曲創作的他自費養了一個戲班，整日裡編演新戲、交朋結友、迎來送往、好不熱鬧。

這種生活方式與復社一貫的倡導「名士」生活方式發生了「撞衫」，嚴重侵犯了復社的專利所有權。

138名復社成員在顧杲（東林黨顧憲成之從子）、黃宗羲（東林黨黃尊素之長子）、吳應箕、陳貞慧的領導下，開始了痛快淋漓的「維權」活動。

他們聯名寫了我們的一張大字報——《留都防亂公揭》，並在大字報上廣泛徵集簽名，對阮大鋮同志進行了「大鳴大放式」的無情攻擊。

已被列為「三等逆案政治犯」的阮大鋮同志有口難辯，一敗塗地，只得灰頭土臉地跑到南京近郊的牛首山進行「政治避難」。

大獲全勝的復社精英們在歡呼雀躍之時，卻不知「恨」的種子已深深埋藏在阮大鋮同志黑暗的心窩裡。

現在，既然鬥爭的「號角已吹響、鋼刀已擦亮」，那就乾脆放馬過來，拚個你死我活吧！與人鬥，可是其樂無窮呀！

與人斗最好先要找出「薄弱環節」擊而勝之！

「皇天不負有心人」，不但善於玩藝術，而且還善於玩政治的阮大鋮還真找到了一個鬥爭的突破點。

這就是在李自成佔領北京的日子裡，大部分在朝為官東林及復社人士曾一度投降「偽朝」——大順，其中的「無恥之徒」——周鍾不但向「偽主李自成」上了有「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的賀表，還建議其「早定江南，以成大統。」

找到突破點的阮大鋮同志鬥志高昂地對老馬說：「彼攻逆案（指東林黨以逆案政治犯來反對他當官），我作『順案』來針鋒相對」。

「順案」就是以專面打擊這些曾「投敵叛國」明官的為宗旨的政冶案件，這確是個很好的理由，他成功使已方站在道德制高點，只一腳就可把對方——「失節分子們」們踢到「士林敗類」的臭水溝。

結果，在「順案」的打擊下，兩黨曾有過此「失節」行為的黨員，坐牢的坐牢，砍頭的砍頭。

一些曾「失節」，正在「南歸」途中的前明官員，無論何黨何派，聞此噩耗，只得掉轉馬頭，無可奈何地投入大清的懷抱。

迫於壓力，東林黨的重要領導幹部，如內閣大學士姜日廣、左都御史劉宗周、吏部尚書張慎言，紛紛引咎辭職。其後，又有更多的兩黨成員加入了「辭職大軍」的行列。

由此，兩黨實力大損，舊日榮光不復存在。

「救國夢」的破滅使一部分兩黨高層人士由「紳士」轉眼間變成了「嬉皮士」。

「嬉皮士」們常聚在一起搞搞「政治沙龍」，揮發一下心中的憋悶和不滿。

聚會場上，他們時而傷歎身處「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沉浮雨打萍。」的時代，時而又自恨沒有「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本事，時而還幻想一下「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的成功。千種滋味，萬般苦愁，人有病，天知否？

一番感慨之後，驀然回首，才發現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太渺小太無助了，有太多太多的東西不能捨棄，有太多太多的理想不能實現！那就哭吧、哭吧，「無盡哀傷滾滾來，淚飛頓作傾盆雨」。此時此刻，眼淚也許真可以宣洩些心中的苦悶。

「書生救國終是空，莫如一醉忘蒼生」。歎過了，哭過了，那就開始最後一個項目——對酒且歌吧！

於是，哭未畢，曲已聞，伎雜陳，宴游場上歡意生；明天愁，不必問，今霄暫且歌聲濃；躲進青樓樂一頓，管他風聲和雨聲。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南明立國己百天，東林、復社兩黨的大部分黨員非但沒有圓了自己的救國夢，反而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個的「憤青憤中」。

憤怒出詩人！這一個個的「憤青憤中」在南明政治腐敗、統治鬆弛、文化審查不嚴的社會大背景下，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寫出了一篇篇流傳百年、膾炙人口的反腐詩詞，使「揭腐評腐」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旋律，同時也使這些詩詞成為我國文學寶庫一朵朵瑰麗的「怪葩」。現僅摘錄兩首如下，以饗讀者。

「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

「有福自然輪著，無錢不用安排，滿街都督沒人抬，偏地職方無賴。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財。門前懸掛虎頭牌，大小官兒出賣。」

唉，可憐可歎的兩黨同志們啊，現在只能做一些隔靴搔癢，與世事無「正作用」，「負作用」卻不少的「特殊貢獻」了，可是，怪誰呢？

看來，第二個能制約和引導弘光帝的因素，又泡湯了。

不必灰心，振作精神，看第三個能制約和引導弘光帝的因素吧。

他們就是國家的柱石，大明的保障。——「江北五鎮」的軍人們。

「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身世亂世，是眾多黎民百姓不幸的時代，但卻是軍人們幸運的時代，多少英雄從他們中間湧現，多少輝煌在他們手中鑄就！

南朝的劉裕、五代的郭威、北守的趙匡胤、南宋的岳飛，一個個響噹噹的軍人名字，以自已的努力，改寫了歷史，把安定、和平、秩序這些美好的東西再次撤向人間。

南明「五鎮」的軍人們，時代賦予了你們神聖的使命，你們又將做何表現呢？

軍人們現在的表現是——最近比較煩！

一煩是以弘光帝為首的中央政府，竟然違背公開承諾，剋扣起他們的軍餉了。總漕都御史田仰受東平伯劉澤清委託打報告要求增加軍費，向來「有求必應」的弘光帝竟然發起了脾氣，並在朝堂上當著眾大臣的面數落起自己的四個「恩公」——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來了。

弘光帝大聲地說：「國家今年收了只能收500萬兩的稅，你們四個一共是全年軍費應拔240萬兩，現在實際己拔了360萬兩銀，一年花了一年半的錢，朕哪裡再有錢給你們？」

自這以後，弘光帝對他們就冷淡起來，軍費下拔小裡小氣、時斷時續。

這也罷了，原來承諾的管轄地「免稅」政策隨著中央特派稅務官的到來，也名存實亡了。紛紜亂世，兵無餉則亂，無餉可發卻要保持隊伍穩定成了這些軍隊領導幹部很頭痛的事情。

二煩是部分東林黨在領袖姜日廣、劉宗周的帶領下，對他們這些人發動了「惡毒的攻擊」。先是說他們「無功受爵」，現又說他們「兵浮於餉」、「掃掠民間」、「怯於北進」，一頂又一頂帽子往他們這些人的大腦袋子上扣。

軍人們畢竟精通兵法，他們不會像東林黨那樣四面開攻、八方出擊。知道在受到「兩面攻擊」時，不能搞「雙線作戰」，必須穩住一方，再攻其一方。

他們把對弘光帝的不滿深深埋在心裡，蓄勢待發。

他們在穩住中央政府的同時，對瘋狗式的「東林黨」進行了赤裸裸的還擊。

劉澤清直截了當地在朝堂上說：「祖宗天下，都壞於這些看似忠誠老實、實則奸詐無比的白面書生東林黨的手裡，以後國家錄用幹部，絕不要從他們這些人中錄用。我先去殺敵，待殺敵回來後我親自主持考試，為國家迭拔出真正又紅又專、學以致用的好幹部！」

靖南候黃得功的作法更絕，朝中的那位兩黨成員上書攻擊他，他既不生氣，也不辯解，而是派出軍隊代表，請弘光帝把上書人押到軍中，先體驗一下「部隊生活」後，然後予以「軍前正法」——直接來砍下上書人那顆多嘴多舌的腦袋。（當然，這事在「英明」的弘光帝干涉下，沒有辦成。）

看見了吧，這就是第三個來制約和引導弘光帝的因素，不用說，也沒戲了！

最後的結果是：在明朝的皇權專制制度下，弘光帝雖然是被人推向皇位的，但他卻不是漢獻帝式的傀儡。他有皇帝的權力與威信，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帝國的未來，但是，在他一無責任二無能力三貪圖個人享受的現實面前，權力和威信正大把大把地被「揮霍一空」。而且，在外界，有影響力的三者出於自身局限性或利益的考慮，非但沒有制約和引導住弘光帝，反而被弘光帝「制約和引導」，陷於了「你罵我怨，你爭我斗」的亂境中。

最後的總結是：一是在明朝，皇帝，已經把整個國家打造成一間特殊的鐵屋子，並且讓這個屋子越造越嚴密，越造越精巧，大臣、軍人、人民這些生活在屋子裡的人們，在這間鐵屋子裡只能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即使外面已經有人在砸屋子了，但屋子的主人不挑頭抵抗，其它的人，想挑頭抵抗一下，也是沒有資格的，沒有多少號召力的。

二是生活在屋子裡的人們，並不把自己當作這間屋子的主人，認為自己僅僅是一個交了租金而暫時入住的房客，屋子的主人既然都不願保護屋子，愛護屋子，自己作為房客，又何苦呢？道德高尚的，勸勸主人愛護愛護屋子，需要時也幫主人保護保護屋子；道德差的，乾脆和主人一起折騰屋子，趁屋子沒有倒下去時再偷偷搞點東西！

這是「皇權家天下」的悲哀，這也是中國在二千年都走不出來的「怪圈」。

只能等到267年的1911年，這個「怪圈」終於被打破了，因為在那年，爆發了改變中國歷史方向的辛亥革命。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週年，我們在探討辛亥革命的深遠意義時，是否應該把她和抗日戰爭的勝利聯繫起來。

因為，自那一場革命後，我們，生活在中國這個屋子裡的人，已由「房客」變成了「主人」。而抗日戰爭之所以能夠在血泊中頑強堅持十四年，而最終獲得勝利，是因為那些千千萬萬誓死抗爭的人們，骨子裡，已真正地把自己當成了這個「國家屋子的主人」！

第九章 北使和談

談判條件

如果我們只看前面的文章，就會發現，作為閣首的老馬同志，似乎只在政治、黨務、財稅、以及貪污這些領域中「游刃有餘」，而對其他領域，卻好像「不聞不問」。

這麼說就太冤枉老馬了，老馬同志在以上領域孜孜不倦工作的同時，也始終在熱情關注著另一件領域——外交，期盼在這一新領域也能繼往開來、有所作為。

早在1644年6月，剛成為「北漂一族」的多爾袞同志鑒於北直隸、山東眾多「恐怖組織」活動猖獗，「恐怖事件」不斷發生，且最大的「恐怖頭目」李自成隨時可能捲土重來，「反恐」任務異常艱巨的客觀實際，發表了一份「和平聲明」。

聲明中，多爾袞回顧了明清多年來的傳統友誼，指出此次清軍入關，是一次挽救中國危亡的正義行動，表達了清軍「解放」北方地域的信心和決心，希望這些地域各界人士順應時代形勢，積極參加和平建設運動。在聲明的最後，還闡述了將大清將尊重南方人民的自由選擇，希望南方人民完全憑自己的意願「輔立賢藩」，建立一個與大清和平共存、互不侵犯、友好相處的新國家！

由於南北阻隔，這一聲明經過一個多月，才跨越千山萬水「姍姍」地傳到南明中央政府的手中，這對立國之初就已確立「借虜平寇」國策的當權者來說，無疑是歡欣鼓舞的。

無論是在朝的弘光、老馬，還是在外督師備戰的史可法，都一致認為，應立即著手與清朝進行和談，如果能與清朝南北和談成功，那麼南明將獲得長期「休養生息」的寶貴時間，政府完全可以利用這一機遇裁軍減餉，緩和內部矛盾，從而像東晉、南宋那樣得到長期生存的可能。

確定了「和談」的基調，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派出和談代表，列出和談條件，然後才能開始南北談判了。

「招賢榜」還沒貼出，就有一個人已經「自告奮勇」地學毛遂自薦了，表示要主動為朝廷排憂解難，擔當起和平談判的艱巨任務來。

這位勇於擔當的仁兄就是明朝的都督同知——陳洪範。

這位陳大人以前曾做過一件小事，但卻足以改變歷史，這就是他曾經救下了違反軍規即將處斬的張獻忠。

如果再聯繫以後他的所作所為，那我們就會悲憤地發現，這位仁兄來到這個世界，就是專門來做大明朝「喪門星」的。

陳大人這次自薦，名義上的理由是他同吳三桂有交情，便於聯絡，但實際上，是他早在六月底就被親家——已降清的前明參將唐虞奉多爾袞之命「策反」成功，成為了大清在南明的一個重要的「臥底」。

這時，應天安慶等處巡撫左懋第也以「母死北京，願同陳洪範一同出使」為名申請加入了談判團，由於他的職位、名望都比陳洪範高，他成了正團長，先到的陳大人，反而成了副團長。

除此之外，老馬同志還派出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擔任另一副團長，之所以派他，是因為這位馬副團長在崇禎時期已出使過清朝，和多爾袞、範文程等也算「老熟人」了。

使團中還有一個有特殊身份的人——已降清成為「大清高幹」祖大壽的兒子祖澤溥（現在南明任錦衣衛指揮），把這位公子哥帶上，大概是老馬同志處於「統戰」工作的需要吧。

代表人選解決了，下一步該是確定談判方案了。

方案的核心是「以土地換和平，以身份促友誼」。這中間，土地是個實質問題，身份是個尊嚴問題。

土地問題上，弘光帝先讓大臣們來提，在好久得不到答案的情況下，弘光帝只好自問自答，說國家可以拿淮河以北的土地換和平。

見皇帝陛下表了態，大學士高弘圖馬上跟進，建議拿黃河以北的土地換和平，顯得比皇帝更加愛國。

談判團團長左懋第卻自我加壓，建議只拿山海關以北的土地換和平。他的理由一是，北京為大明歷代皇帝陵墓所在之地，如果把北京拱手讓人，那每年皇帝陛下去祭陵掃墓豈不要年年辦簽證，歲歲需出國；二是，所謂大清不過是來自「老少邊窮」地區的一幫強盜，鼠目寸光，三次北侵內地不過是為了搶人搶物，這次也不過如此，如果大明此次多給些錢物，還是有可能「贖回」山海關以南的地區的。

左團長娓娓道來，說得弘光帝連連點頭。

老馬同志對拿多少土地去換和平似乎不感興趣，他更關心的是第二個問題：談判的雙方——大明與大清的身份如何界定？

大明弘光帝馬上就是「奔四」的人了，而清朝的順治帝還是個小屁孩，如果讓弘光帝的身份上比順冶帝低一等，那就太有損「國家尊嚴」了。

老馬提出：清朝皇帝年幼，可以和咱們的皇上認為侄叔關係，這一身份關係，既避免了大明向大清稱臣的「尷尬」，又使兩國關係「親上加親」，何樂而不為！

經過十來天的吵吵鬧鬧，和平談判的草案終於出台，內容為：

一、拿山海關以外的地方給清朝換和平；

二、承認清朝由「藩邦」升格為一個與大明身份平等的國家；

三、設立「友好發展基金」，由大明每年「出資」十萬兩白銀，用與協助大清進行開發建設；

四、改葬崇禎帝梓宮；

五、認親——即弘光帝為叔、順治帝為侄，雙方成為有「叔侄」關係的親屬之國，友好相待，和平相處。

為彰顯大國氣度與和平誠意，在出使前，南明中央政府還作了以下的「突擊工作」：

一是突擊進封左正團長為南京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同時可相機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陳副團長為太子太傅，馬副團長為太僕寺少卿，以提高代表團的整體規格。

二是突擊趕製了「大明皇帝致書北國可汗」的御書，賜薊國公吳三桂的誥敕，告《北方人民書》的聖諭，以及謁陵祭告崇禎帝的祭文。

三是緊急從緊巴巴的國庫中籌集了白銀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綢緞一萬匹作為給清方的「見面禮」。

臨行前，弘光帝再次親切接見的代表團的正副團長，告訴大家在進行和平談判的同時，還要完成謁陵和「聯絡」前明降官的任務，最後鼓勵各位不辱使命，載譽歸來。

七月二十一日，五百多名使團成員在眾人期盼和祝福的目光中，浩浩蕩蕩地踏上了征程。在下關碼頭，左團長眺望水天一色的長江，一種「風蕭蕭兮江水寒，此身一去兮不復返」的不祥預感忽然湧上心頭。

艱難北上

使團北上，到達泗州，拜會在此督師的首輔史可法，左團長緊緊拉住首輔大人的手，談出了自已心中的兩點疑慮。

左團長說：「這次談判，如果給清方利益大了，自己就會和秦檜一樣擔上千秋的罵名；如果給清方利益小了，談判破裂，也會逃不脫誤國禍民的責任。兩不討好呀！」

史可法大吃一驚，趕緊張開自己「老媒婆」的貴嘴，滔滔不絕地為左團長上了一堂內涵深刻的「思想教育課」。

史老師講義濃縮為一點，就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不好意思，借用了二百年後林大人的至理名言。）當前南明最大的政治就是謀取生存時間和空間。如果南北和談成功，即使暫時挨了一身罵，時間也會為你證明一切的，到那時，國家會牢念你，人民會感謝你。

一番熱情洋漾的講話，讓左團長如拔雲見日，心裡亮堂堂的，於是，他揮一揮衣袖，精神抖擻地再踏征途。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越往北走，越是這種荒涼淒殘的景象！沒有嚮導、沒有驛站，缺糧少食、盜賊橫行，使團的一行人饑一頓、飽一頓、小心翼翼、走走停停，終於在九月初五到達了清方控制區的第一個城市——山東濟寧。

但使團在這裡得到的，既不是鮮花，也不是掌聲，而是代表了一聲聲猛烈的炮火（備註：不是禮炮）。

享用了一頓最高禮遇的大明使團只得鬱悶地繞城而過。

九月初九，使團到達了汶土縣，終於見到了一個還算「講文明、懂禮貌」的人——大清河運總督楊方興，他正在這裡領兵疏通大運河。

楊方興，遼東漢人，早在皇太極時代就通過科舉考試「混」進大清公務員隊伍，算是大清第一代有文化有理想的國家大幹部。

「漢人見漢人，說話甭客氣」，當楊總督得知使團的來意後，秉著「忠言逆耳利於行」的直率，給頭腦發熱的使團成員大潑涼水。

「國家談判要憑實力，現在清強明弱，這能談出什麼結果來？我看，你們應該是先把南方的糧食北運，來顯示和平的誠意！這樣我也可以幫忙向攝政王求情，但最好的結果是你們先取消國號，承認大清中央政府，以藩王的身份成為新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沒有得到充分地肯定，使團上下內心的沮喪可想而知，但方總督只是「一家之言」，不是清朝當政者的態度，使團一邊自我安慰，一邊繼續北上！

十五日，使團到達臨清，終於盼來了迎接的隊伍，原明錦衣衛都督駱養性時任清天津總督，念及故國之情，竟擅自作主派軍隊來為「南方人來的親人們」（事後老駱同志因此而被撤職查辦）保駕護航，這讓使團感到了莫大的溫暖。

但在抵達德州的十八日，這種溫暖被一張張貼在大街上的告示刮了個乾乾淨淨。

這些告示是奉山東巡撫方大猷之令貼上去的，告示上寫得明白：「奉攝政王令旨，陳洪範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著自備盤費。陳洪範、左懋第、馬紹愉止許百人進京朝見，其餘俱留置靜海。祖澤溥所帶多人，俱許入京。」

作為降清的前明官員，方大猷採用這種方法來避免與南明使團相見，可謂用心良苦。

清朝政府的忽冷忽熱，令使團上下疑惑不解，紛紛猜測：清朝的當政者是否對南明的態度有了新的變化？

使團的猜測是沒錯的，多爾袞同志在「和平聲明」發表還不到一百天，就對南明政府的態度又有了一個180度的大轉折——由「和平共處」改為「武力兼併」。

變化的原因是這樣產生的：

一是佔領了特大城市——北京後的多爾袞同志，日子過得並不輕鬆，北京及其周邊的十多個縣都鬧起了不同程度的糧荒，作為「大家長」的多爾袞只好「大公無私」地把滿洲這些年來的存糧都調來應急，仍沒有完全解決這一問題。後來，在北京「經濟界專家們」的指點下，明白了，這都是「南方獨立」惹的禍！

北京城自從經過元世祖忽必烈興建，明成祖朱棣加工，近四百年的發展，已使這個人煙稀少的邊城一躍成為北方的經濟中心和全國的政治中心，人口八十多萬，所需要的糧食、布匹、茶葉等根本無法自給，必須從南方源源不斷運來。

在李自成打進北京城後，物資供應鏈斷裂了，南方得不到北方的馬匹、煤炭等（這個相對好克服），北方得不到南方的糧食、布匹、茶葉等（這個比較難克服），結果弄得北京市面物資嚴重短缺，人民生活日趨困難，這也是李自成在北京呆不長的原因之一。而要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靠南方那點年年進貢的「發展基金」是遠遠不夠的，不如……（以下省略二十個字）

二是多爾袞同志對自已的統治手腕、行政能力又有了新的自信。最大的階級敵人——李自成被趕回娘子關後，大半年龜縮不出、無所動作。河北、山東的「濟王」叛亂已告順利平息、大清政府一系列收買人心的政策已經收到明顯的效果。多年紛繁戰亂的北方地區似乎正在慢慢地「塵埃落定」。

出現這種大好局面後，讓他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水鄉更加心馳神往，「萬里車書一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滿族五百多年前的「一代梟雄」完顏亮未做完的「統一夢」，彷彿又在他的夢中浮現。

三是那些家在南方的前明降官們，盼望祖國早日統一的心願比多爾袞同志更直接、更迫切，因為他們中許多人的家產、親人都統統留在了南方，自己在北京可是「裸身做官」，如果「南北分治、一國兩府」一旦實現，那只有等到變為鬼「才能回家看看」了。

不甘心「兩地分居」的降官們自覺自願地當起了國家統一的「急先鋒」，爭先恐後地給多爾袞同志上書，喋喋不休地講「江南民風脆弱、不難平定」「福王昏庸無能、難繼大統」這類假話大話，煽動這位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投鞭斷流、立馬吳山。」

在這三種因素的推動下，大清當政者已達成一致的共識——打過黃河去，統一全中國。

這就是大明使團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不是我不明白，而是這個世界變化太快太快！

大明使團將何去何從呢？

首輪談判

局勢嚴峻，左團長緊急召開全體使團大會，會上他著重強調使團這次工作的目的——是議和而不是投降，因此要求大家在今後的工作中端正工作態度，不能卑顏屈膝，做出有損國家尊嚴的事情來。

九月二十九日，被「精簡」為百人的使團來到河北河西務，因為知道了清朝將定於十月初一舉行「開國大典」（清順治帝在北京即位，宣佈將統治由東北擴展到全國），為避免不必要的「外交誤解」，使團暫停於此。

十月初五，使團再次出發到達北京京郊的張家灣，清朝派出禮部官又奇庫來迎接，總算給了南明使團一點薄面。

十月十二日，使團在清朝禮部官員的引導下，從正陽門入城，早已聽到消息的京城百姓自發地走上街頭，歡迎來自「故國的親人們」，只見為首的左團長一身素服，手捧國書，昂然前行。

「國破山河在，相逢竟兩朝」，現場氣氛分外沉悶壓抑，歡迎者、被歡迎者情緒悲涼。沒有鮮花，沒有掌聲，只有無言的哽噎和無盡的眼淚。

「比起那些前朝的達官顯貴來，這些百姓是多麼淳樸啊！」左團長心生無限的感慨。

前幾天，他秘密派出王廷翰、王言、祖澤溥，持自己的親筆信去見已成為當朝新貴的馮銓、洪承疇、謝升、吳三桂，希望他們為南明的「和平建國」事業盡一份綿薄之力。

當年被崇禎帝打成頭號大閹黨的馮銓已對明朝毫無感念，接待來使時擺出一副高高在上，待答不理的表情，連左團長的信拆都不拆；

洪承疇似乎良心未泯，見信後面色沉痛，含淚欲滴，對來使也寬言相慰；

謝升則感情複雜，接信後忽而歎息、忽而鼓勵、忽而譴責、忽而欣喜，讓人不知所云；

吳三桂的答覆是；因清朝法令甚嚴，現身不由己，暫不能相見，但故國養育栽培之恩，沒齒難忘，今身發誓決不與大明為敵。

是的，這就是以前那些輕馬貂裘、錦衣玉食權貴們的態度，可以講些不負責任的寬心話，但實質性的幫助，卻一頂點也沒有。

這能責怪誰呢？這能譴責誰呢？

比起那個動不動就被皇帝監視、下獄、脫下褲子暴打的前朝來，現在的前明降官們整體狀態感覺良好，並沒有多少亡國之痛。明朝，已經在他們的腦海中漸行漸遠！

不能責怪！不能譴責，惟有自己踽踽而行，以求一搏。

大明使團最後來到了此行的終點——大清外事接待部門，鴻臚寺。

由於剛才街上的一幕震驚了清朝的接待官員，所以當使團一行進入鴻臚寺後，這些清朝官員就如臨大敵，不但將大門緊鎖，還調兵將大院緊緊圍住，搞得使團上下形同坐牢，再也無法進一步開展聯絡工作。

十月十三日，清朝禮部派出幾個普通官員來到鴻臚寺，明知故問：「南來使臣所為何事？」

左團長一本正經地回答：「我等前來，一則為與貴國商議聯兵剿闖事宜，二則因貴國為我大行皇帝發喪，特當面遞御書、銀幣表達謝意。」

帶隊清朝禮官漫不經心地說：「既然有御書，交給我好了。」說完作出伸手欲接的樣子。

熟悉外交禮儀的左團長看出了此人的險惡用心，大聲喝斥：「我等所奉為天朝御書，非一般藩邦進貢文書，必須當面遞交給貴國皇上。」

雙方為此爭執不下，最後這位清朝禮官嘟囔一句「不收也罷」後，拂袖而去！

十四日，得到情況匯報後的多爾袞同志認為南明使團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於是考慮再三，決定派出滿族的大知識分子——國史院大學士剛林作為大清的首席談判代表，與左團長對陣。

作為滿洲正黃旗人剛林同志，與大多數滿人靠「武功」步入政壇的路徑不同，這位大爺完全靠自學成才，熟練掌握了滿漢兩種語言，並在大清首屆公務員考試以漢文應試，考取了「舉人」資格（並非等同於「范進中舉」中的舉人，此舉人必須精通滿漢蒙三種文字中的兩種文字）。後幾經陞遷，現已成為滿洲首屈一指的文化高官，在內院大學士中僅排在馮詮、範文程、洪承疇、寧完我這四個漢人大知識分子之後。

身挑重任的剛林大學士今天第一任務就想給左團長來個下馬威，長一長征服者的志氣，滅一滅被征服者的威風。

剛學士帶衛士十佘人，威風凜凜地佩刀而入，到鴻【文】臚寺的大【人】堂上讓人【書】拿出一把椅【屋】子後居中坐定，先揮手讓他帶來的手下坐在他右邊的地氈上，再揮手讓左團長及其它大明使臣坐在左邊的地氈上，這樣的安排，是明顯想讓明使談判未始，就低頭一等。

左團長豈能吃此「外交禮儀不平等」之虧，厲聲斥責：「席地而坐乃蠻夷之邦的坐法，我等來自禮儀之邦，快取椅子來坐！」

左團長氣勢之大、言語之正，令剛林嚇了一跳，思索片刻後，讓人搬來一把椅子，請左團長與自己面對面坐下。

形式爭鬥結束，雙方開始了實質性的交鋒。

自恃深通漢文化的剛學士站在「政冶第一」的高度，單刀直入、先聲奪人。

他說：「，在舊國君被賊逼死之仇未報之前，應將討賊復仇工作放在首位，而你等卻先擅立新君，這嚴重違背了二千年孔專夫子《春秋》上的有關規定，作為一向標謗克禮復禮，以儒治國的貴國，不知貴使對此作何解釋？」

你談「政治」，我講「法律」，左團長馬上以《大明皇位繼承法》應對。

「弘光帝乃我國萬曆皇帝之孫，大行崇禎皇帝之兄，按法自然應立為皇帝」。

被無形之中引到「法律領域」的剛學士也隨之冒出了個法律程序問題。

「弘光之立，可有崇禎遺詔？」

左團長立即以法律中的「但書」原則應對：「崇禎帝忽死社稷，事出非常，我國即以非常應對，合法、合理、合情」。

整個談判中，剛學士堅持南明除投降外別無他途，左團長則堅持必須保持南明的行政獨立和領土完整。

剛學士越談越顯得毫無和平誠意，只想占一些嘴皮上的便宜。他像一個脾氣暴躁的拳師，頻頻出招，看似氣勢洶洶，卻毫無章法。

左團長則如一太極高手，騰轉挪移，步步為營，識破了剛學士的一個個語言陷阱，並轉而痛擊之！

雙方都似乎忘記了自己的第一要務，把嚴肅的外交談判，搞成了一個生動活潑、扣人心弦的「漢語大專辯論會」。

最後，在會上「負出」的剛學士惱羞成怒，以一句「勿多言，我國已決定發兵江南」來總結已方陳詞，淮備結束了今天這場處於下風「大專辯論」。

左團長也立刻做了最後的慷慨陳訴：「我江南民風雖弱，但也可執干戈衛社稷；我江南疆域雖小，但也可憑河澤擋北騎。戰端若開，孰勝孰敗，尚未可知！」

首輪談判就這樣無果而終！

最後的結局

首輪談判後，左團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和焦慮之中。

從剛才與滿族大臣剛林學士唇槍舌劍的交鋒中，他己明顯感到這樣一個現實：滿族，已經先進起來了，再也不是白山黑山之間那個混沌未開的野蠻部落了。

「落後民族在軍事中可以征服先進民族，但卻被先進民族在經濟和文化上反過來征服」（恩格斯的有關論述）。作為一個只有八萬多人的少數民族，滿族在征服、佔領遼沈地區之後，立刻被淹沒在百萬漢人的狂洋之中了。漢族先進的農耕技術、鑄造工藝、國家制度、文化典籍如狂勁有力的春風，剎那間喚醒了滿族沉睡千年的基因，使這個聰慧勤奮勇敢的民族再一次激情迸發，狂飆突進，十來年就走完了漢族上千載才走完的進化立路。社會組織機構也由「部落酋長制」迅速過渡到「封建帝王制」。

更關鍵的是在這個民族上層人士中間，在遼東漢人的影響帶動下，已深深地把漢族的「正統」觀念植根於心裡，並正在積極賦之以行動！

這一觀念，就是漢族封建士大夫四千多年一直堅持並實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用老百姓的大白話講就是「天無二日，民無二主」。

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已定鼎北京的清朝處處以「正統」自居，憑借自已方興未艾的軍事優勢，滅掉偏安一域、羸弱不堪的南明，建立全國「大一統」的王朝就成為清廷下一步必然採取的動作了。

思想豁然開竅的左團長感到時不我待，忙修密表，派人急忙潛回江南，告之談判難成，望南明政府早作禦敵的淮備。

在首輪談判無果後的次日，清內院官帶領戶部官員竟厚著瞼皮來接收「禮物」來了。十萬兩白銀、一千兩黃金、二千六百匹蟒緞以及弘光帝另準備賜給「薊國公」吳三桂的白銀一萬兩，緞二千匹，也被這幫傢伙們搜刮了個一乾二淨。

收到「禮物」後的清廷竟沒了任何的表示，直接把南明的使團「晾」在了一邊，不談判、不釋放。

直到二十六日，清朝的首席談判代表剛林再次出現在鴻臚寺，宣佈雙方已無「判」可談，作為代表中國唯一的「正統」政府，大清將以「不救先帝、擅立皇帝、各鎮擁兵虐民」三項罪名討伐南明，大兵不日即將出兵南下，南明使團已被列為「不受歡迎的人」，請於接到本通告的次日即刻離京。

見和談無望，左團長向剛學士提出最後一個要求——赴昌平祭拜大行皇帝崇禎。

但這一要求被剛學士斷然拒絕，他的理由是：作為見死不救的罪臣，你等已自動喪失祭拜帝陵的資格，有資格祭陵的，只有我們驅逐賊寇、禮葬崇禎的大清。

左團長只好領著使團成員，設太牢望昌平方向遙祭，然後準備回國覆命。

出發前，祖澤溥哭哭泣泣來向左團長辭行，訴說自己因父命需暫留北京，並一再表示，日後不論身處何地，將「永不叛國」。

使團無可奈何地踏上歸程，但當十一月初四行至河北滄州時，被清朝學士詹霸奉多爾袞之令帶兵將左馬兩團長及部分成員扣留，並押回北京，只放陳副團長一人帶隊南歸。

押回北京城的使田成員沒有再回到鴻臚寺，而是被關在太醫院囚禁。

對於被囚的左團長，清廷當政者態度是：勸降！左團長一降，不僅得一人才，而且也會讓全天下人看看，連來使的使臣都降了，大清王朝是多麼「得道多助」，而南明是多麼「失道寡助」！

洪承疇、李建泰這兩位「投降模範」跑到左團長面前，現身說法，挨一頓痛罵後無功而返。

從被押回京的那一刻起，左團長知道，盡忠報國的時候了。特手書一聯明志：「生為明臣，死為忠鬼。」後還畫了一幅蘇武牧羊畫像，掛在牆上以自勵。

當他剛剛參加「革命時，被委」任陝西韓城縣令。韓城縣有蘇武墓，他曾幾次俳徊在蘇武墓前，感受斯人的氣息與忠貞。今天，歷史的機遇，竟把他與推到了與蘇武一樣的位置上。

二千年前的蘇武，作為出使匈奴的漢使，雖未完成任務，但其凜凜不屈、堅守北地十九年的事跡卻成為一個民族氣節的化身。今天，同為使者的自己，也未完成「議和求存」的任務，唯一能不辱這次使命的，只有奉獻出自己這條「卑賤的生命」。

只有這樣，才可在九泉之下，無愧地相見因國家滅亡而絕食而死的母親，無悔地相見因社稷易手而投環自縊的先帝。

冬去春來，在太醫院的高牆內，他仰望天空中南歸的飛雁，情不自禁地寫下了這樣的絕命詩：「漠漠黃沙少雁過，片雲南下竟如何；丹忱碧血消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只等生命的終結。

轉眼到了1645年五月，又是一個繁花似綿的季節，但外界傳來的消息卻是南京被清軍攻克，弘光朝灰飛煙滅。

清廷認為左團長一行已失去效忠的對象，特設「太平宴」，請左團長參加，作最後勸降的努力！

但左團長意志已定，再次嚴拒。

清廷改勸降為迫降，將左團長關進水牢，妄圖以冰冷、潮濕、飢餓為武器迫使其「回心轉意、棄暗投明」。

七天後，被提出水牢的左團長依然是：「我志已決，為國殉死之心，皎然如日月經天！」

六月十九日，無計可施的清廷將左懋第團長殺害於菜市口，一同被殺的還有使團隨員陳用極、王一斌、王廷佐、張良佐、劉統。

左懋第，山東萊陽人，死時，年僅45歲，餘者生平籍貫均不詳。

在明末漢族反抗外族侵略以身殉國的烈士中，他們，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但他們堅守自己信念的人格力量，卻如一盞盞指路的航燈，既照亮了過去，也將照亮了未來！

第十章 夭折的北伐

預備北伐

清廷上演的「扣左放陳」一齣戲，製片人是多爾袞同志，導演卻是資深潛伏特工——陳洪範。

陳特工之所以這樣編導，為的就是把左團長擠出南明使團，好讓自己放開手腳，把特務工作進行到底。

現在，如願以償的陳特工決心開展第一項特務工作——策反高傑高司令。

在高傑的軍營，高司令擺酒盛情擺酒為這位載譽歸來的使臣接風洗塵，在菜過三巡、酒過五味後，陳特工的特務活動開始了：

「國勢衰微、清強明弱」陳特工開始了有意識的引導。

「此言不差！」高司令投了贊成票。

開局不錯，陳持工再接再厲。

「將軍宜早算安排」陳特工繼續心理疏導。

「是」高司令再投贊成票。

「我有一套富貴送與將軍。」陳特工急不可奈，「明廷讓將軍經理河南，將軍不妨藉機用河南之地去跟清廷換一套富貴回來。」陳特工終於亮出了底牌！

「哈哈！清廷若想要河南也不難，拿北京來換就行！」本來就對大明懷一顆感恩之心的高司令最近又在史督師的教導下，政治覺悟有了新的提高，小節方面，可以馬虎，大事面前，決不含糊。

首次特務活動就此宣告失敗，心理遭受重大挫折的陳特工趕緊拿「今酒醉耳，特來試探將軍之心。」來遮掩，之後連夜逃出高司令的「魔鬼」軍營。

十二月十五日，經過一個多月不緊不慢的「旅行」，陳副團長一行終於「光榮」回到南京覆命。

在向弘光帝遞交的總結報告中，他閉口不說和談已經破裂，清軍即將南下的重要情況，卻一面大談清廷尊崇萬曆、禮葬崇禎、和平有望；一面密報黃得功、劉良佐與清廷秘密接觸、心懷叵測，對左馬二團長被扣之事也語焉不祥。

整個報告邏輯混亂、思路矛盾，讓人看了不知其所云。

弘光帝、馬閣首也覺得事有蹊蹺，但無任何證據可證明陳副團長「投敵賣國」，只得讓其暫時回家休養。

但北使無功而返馬上成為南明的「第一號新聞」，它宣告了南明「借虜平寇」國策的破產，各方猜測清軍會即刻南下江南。

但偵察得到的信息是——清軍正分兩個方向朝李自成盤踞的河南、陝西進行大規模攻擊，現在的邊關仍然是「這裡的黎明靜悄悄」。

當南明君臣上下都鬆了一口氣，想免費再看一場精彩的「狼虎鬥」時，南明政府名義上的閣首史可法同志卻在第一時間跳出來，上書疾呼「明清必有一戰！」。

史可法的判斷來源於一封信，一封大清「實際當權派」多爾袞同志寫給他的信。

他收到這封信時是今年七月二十八日，那時，南明的使團剛剛帶著和平鴿，捧著橄欖枝、滿懷希望與憧憬、向著北方緩緩而去。

多爾袞同志寄來的信共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恭維，恭維史可法是南明的真正的領袖型人物，大清願與這樣的人物攜手合作，共創美好的未來。

第二部分是頌揚，先頌揚了「棄暗投明」的叛徒吳三桂同志，後又「王婆賣瓜，自賣自誇」地頌揚了大清驅逐闖賊、禮葬崇禎、厚待王室、重用明官、恩澤百姓的豐功偉績。

一二部分和顏悅色、如春風撲面，但到了第三部分，卻換了一副嘴臉，變得氣勢洶洶、似雷霆萬筠！

第三部分充分了指責，指責南明臣民一不救先主、二不報君仇、三擅立新主。

最後的第四部分則更是赤裸裸的威逼利誘，在嚴厲譴責南明分裂國家的醜惡行徑後，轉而勸史可法利用其影響，勸福王「削號歸藩、永綏福祿」，否則將與李自成聯合起來，東征南明。

因和談即將開始，收到信的史可法同志馬上用舒緩、平和的語氣給多爾袞同志回了一封信，信中對沒有及時救助先帝、共討闖賊作了必要解釋，再次強調了弘光帝的合法性，並希望明清兩國承秉傳統友誼、消滅共同的階級敵人、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此信發出後，就如石沉大海，再也不見下文。

現在，北使的無功而返，更印證「清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滅順後必然南下征明。

他呼籲政府丟掉幻想、拿起武器、趕快戰鬥、立即北伐。

但是，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史可法把北伐的作戰目標定在了「貌似落水狗」的李自成身上，而不是整天喊著要「消滅明朝」的清朝身上。

這也成為後人唾罵史老先生是「死不悔改的鎮壓農民起義反動派」的主要原因。

史老先生是「腦袋進水」，還是「欺軟怕硬」，覺得農民兄弟好欺負？

其實都不是，我們翻開中國地圖，看河南省區域圖，就能明白史老先生的意圖——打著進攻農民軍的旗號，先把現在李自成佔領的滎陽、洛陽、靈寶一線給佔了，與先前佔領的開封地區連成一片，在黃河以南形成南明的第一道「國防線」，利用黃河天險阻擋黃河北面的清軍南下。

說來也可憐，政府首腦、大明督師、北伐軍總司令史可法同志，現在北伐唯一依靠的對象，就是那個全體南明人「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罵千遍不解恨、剮千刀難報仇」的軍閥頭子——高傑同志。

為達到既不惹怒清廷，又能順利實現完全恢復黃河以南疆土的戰略目標，史可法親自執筆，以高傑的名義給黃河北岸駐紮的清肅親王豪格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希望能與清軍「分道入秦、合共剿闖」，算是放了一顆煙霧彈。

做完這一工作後，史可法積極準備糧食、屯集給養，為高司令的北伐作充足的後勤保障。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史可法同志利用一個軍閥打另一個軍閥的良好願望，能順利實現嗎？

睢州之變

1645年元月，春節喜慶鞭竹的硝煙還未散盡，李自成與多鐸還在潼關血戰，在史督師的安排下，高傑部約三萬人開始了北伐。

史高制定的北伐路線是徐州——歸德（今商丘）——睢州——開封——洛陽——靈寶，如北伐成功，南明在黃河以南的疆土將聯成一片。

這中間，睢州總兵許定國，這個高司令名義上的部下，他的態度如何，將對北伐的成敗起著關鍵的作用。

因為據得到的情報顯示，許定國目前正與黃河北岸的肅親王豪格勾勾搭搭，並把他的兩個兒子送到豪格那裡「學習培養」。

高司令對這個情報半信半疑，他繼續由歸德向睢陽挺進！

但這個情報是真實的！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許定國同志的人生履歷，思考他是怎樣走上漢奸這條萬眾唾罵道路的？

許定國，男、漢族、現年七十一歲，河南太康人，家庭成份為赤貧，幼年唯一的特長是舉重，雙手能舉起千斤大鐘，有「許千斤」的美稱。

家貧且有舉重特長的「許千斤」為了生存，十來歲就跑到大明軍隊的這個大洪爐裡鍛煉成長，經過五十多年的漫長歷練，靠著鎮壓自己階級兄弟的豐功戰績，「許千斤」在六十九歲的那年，升任山西省軍區司令（山西總兵），終於完成了從士兵到將軍的轉變。

在他七十華旦來臨之際，大明崇禎皇帝為表示對這位把畢生歲月獻給大明軍隊的老將軍的「敬重」，特派錦衣衛送來自己獨特而稀有的生日賀禮——詔獄免費入住券。

在詔獄裡，崇禎帝給他定的罪是「不積極救援開封，並唆使部下嘩變」，給他定的判決是「處以斬刑，待秋後執行」。

就在許老將軍即將在這個冷冷的晚秋，如一片枯葉隨風飄逝時，他曾經的階級兄弟、大名鼎鼎的李自成出手救了他一命。

李自成在陝豫戰場上消滅了猛人孫傳庭，這讓崇禎帝頓時發出了「蜀中無大將」的長歎！

感到人力資源已嚴重潰乏的崇禎帝想到了詔獄中那個處在生死線的「廖化」——許定國，於是大手一揮，把準備向黃泉路進發的許老將軍給拉了回來，並馬上送到了河南戰場上。

重返陽界的許老將寫軍雖然被安慰性地戴上了「河南援剿總司令」高帽，但此時的他卻「心中滿是傷痕」。

從此那個以身許國、努力工作的老將軍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處處保存實力、時時培養個人勢力的「老狐狸」。

在北京城被李自成攻克時，許老狐狸流竄到家鄉附近的睢州，憑著「保境安民」的旗號，竟也拼湊了一支萬人的「非法武裝」。

為把這支非法武裝合法化，在局勢未明的情況下，許老狐狸暫時投靠了南明政府，被弘光帝封為「鎮北將軍」，名義上隸屬於高傑領導。

但南明政府的所作所為很快讓許老狐狸失望了，憑著自己七十年經歷的風風雨雨，感到南明已是「夕陽西下不可留」，而大清卻是「旭日東昇無法擋」，舊恨新怨之下，決定向清朝積極靠攏。

於是就發生了前面所說的一幕。

但許老狐狸選錯了時機、找錯了對象，豪格現在是「丫環拿鑰匙，當家不作主」，況且清軍主力已被多爾袞調去打李自成了，豪格對許老狐狸提出的出兵南下的建議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好讓他「忍耐忍耐再忍耐，堅持堅持再堅持」。

就在許老狐狸心中倍受煎熬之時，高司令已經「雄赳赳、氣昂昂」地帶著大隊人馬來到了睢州附近二十里處安營紮寨，並向他發出了限期「調兵北進」的嚴厲軍令。

面對高司令咄咄逼人的軍令，心中有鬼的許老狐狸再也坐不住了，在部下的支持下，一個小人式的「斬首」行動開始了！

正月十二日，許老狐狸親自來到高司令軍營，盛情邀請高傑、越其傑、陳潛夫等出席睢州各界代表為北伐軍舉行的歡迎酒會，以聯絡軍民感情，推進北伐大業。

河南巡撫越其傑懷疑其中有詐，力阻高司令不必參加。

但高司令覺得這是一個消除誤會、聯絡感情的機會，加之他「藝高人膽大」，並不把已過古稀之年的許老狐狸放在眼裡，只帶了三百親兵就欣然前往，越陳二人只得陪同。

歡迎酒會在大明名臣袁可立的睢州故宅中舉行，在窗外有美景、身邊有美女、桌上有美酒的友好氛圍中，賓主雙方都把酒言歡，一醉方休。

酒會結束後，許老狐狸再盡地主之誼，把「沉醉不知歸處」的高司令一行安排到睢州城的各大高檔居所分散住下。

黑暗的伎倆總是借助黑暗的掩護進行，子夜時分，早已準備多時的許老狐狸率伏兵殺出，混戰中，聹酊大醉的高司令在手執鐵棒奮殺數十人後力戰不支，被許軍亂刃砍死。高司令分散於各處的三百多名士兵也大部分被殺死，越陳二人在手下的拚死掩護下，狠狽逃回軍營。

許老狐狸自知後路已絕，馬上帶著高司令那顆寶貴的項上人頭作為「投名狀」，連夜率部渡過黃河，飛奔到豪格帳下自覺自願地「報名入伙」。

高傑一世梟雄，最後沒有死在報國的戰場上，卻死在一個小人之手，悲哉、痛哉！

許老狐狸闖下禍一走了之，災禍卻無緣無故地落在了睢州百姓的頭上，得知高司令殘死的部下立刻「化悲痛為力量」，在沒有能力渡河找元兇復仇的情況下，立即執行了前所未有的「超級連坐法」，把睢州方圓二百多里的百姓幾乎殺得個乾乾淨淨！

這一事件，歷史上稱之為「睢州之變」，它的發生，直接導致了南明北伐的夭折。

在徐州聽到高司令死訊的史可法仰天長歎「中原之事不可為也！」而在此後，更大的考驗還擺在他的面前。

因為高司令一死，軍中無主，部隊亂成一團，這給附近駐軍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發展契機」，他們聯名上書南明中央政府，要求「整編」高司令殘餘兵馬，為國效力。不願接受「整編」的高司令部下，厲兵秣馬、枕戈待旦，準備與來犯者拚個你死我活。

史可法再一次當起了「老媒婆」的光榮角色。

他奏請弘光帝后，會盟高部諸將，立高傑子為興平王世子，外甥李本深為提督，部將李成棟為徐州總兵。

這一作法，立刻引起想「趁火打劫」的黃得功等三總兵嚴重不滿，聯名帳告史可法偏袒高部，用心不良。

但這一欠中央政府的實際決策者馬士英同志這次卻堅定地站在史可法一邊，表示：「高傑屬下將士眾多，他們怎肯輕易被他人整編。」駁回了這三位大爺的狀子。

高司令的邢夫人怕自己的兒子年幼不能服眾，加上史可法這老同志又沒有兒子，就提出讓兒子拜史可法為「義父」。

沒想到，這個「自作多情」的想法卻讓自幼飽受儒家理學教育的史可法坐立不安了。

史可法與高司令關係好是真，但這並不表明他很欣賞高司令、親近高司令，對於這個過去「重大政冶污點」、現在又經常保持「燒殺搶掠」工作作風的軍人，他內心充溢著深深的厭惡。對這一切的包容只是為了一個目的，利用高司令及麾下這一幫「打手」去實現他收復河山，救國濟世的政治理想。

收了高司令這個「賊的兒子」，百姓聽說了會怎樣講，同僚知道了會怎樣看？對自己羽毛過度愛惜，潔身自好是大多數明清知識分子的通病，史可法大人也沒有這樣的「免疫力」。

他沒有至聖大儒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務實，也沒有救時宰相張居正「權謀通變」的靈活，他就是史可法，不管是在治世還是亂世，他都是一個嚴格按自已價值標準立身處世的人。

在這種價值標準的支配下，他不會收高司令兒子這樣的人作「義子」，絕對不會。

但邢夫人已經提出來了，直接拒絕顯然是不合適的，情緊之下，他想出了一個自以為「兩全其美」的方法。

他把在軍中督餉的高起潛大人請出來，讓他為國為民，替自己收下這位烈士的後代作乾兒子。

雖然同姓高，官位也不低，但高起潛與史可法比起來，不但名聲很臭，而且，他是個太監。

史可法這個「李代桃僵」做法讓高司令的兒子很是鬱悶，讓高司令的夫人很是失望，讓高司令的部下很是寒心。

當史可法的目光再次與他們相遇時，從他們的眼神裡，流露出的，再不是親切與尊重，只剩下了巰遠與冷漠。

還想繼續北伐的史可法，發現自己離開了高司令這個「遙控器」，對這支軍隊的指揮已經完全失靈。

這時，老馬同志又來「幫忙添亂」，派自己的親信衛胤文到高司令軍中，欲奪下李本深的軍權。而素有高司令有仇怨的黃得功則已經由「心動」變成了「行動」，派兵直接進攻高部的「老營」。

高部急著要回後方保護家眷，紛紛回撤，無兵可用的史可法只得下令停止北伐，全軍南返。

沛縣著名的文人閻爾梅正在史可法帳下任參謀，他給史大人提出建議：向東晉時的祖逖學習，招募河南山東的義軍，自己成立一支「義師」，進行北伐。

但怕擁有私人武裝而遭到朝廷猜忌的史大人對此一口回絕了，此時的他，彷彿大病一場，變得失魂落魂、患得患失，只求回到揚州，退保江南。

南明的北伐就這樣在一片喧囂中落下了帷幕，南明的國防前沿非但沒有北進至黃河一線，反而退回了淮河流域；軍隊非但沒在戰鬥中得到團結一體的效果，反而變得更加四分五裂；史可法大人的威望非但沒有提高，反而是一降再降！

表面看來，高傑司令官的忽然遇害，是這次北伐夭折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我們跳出這個小圈圈，站在一個大框框的範圍來進行理智的分析，就會發現，即使高司令不遇害，南明的北伐也斷難成功，原因如下：

首先，高部是一支沒有理想、沒有紀律的軍隊，正因為這兩點，他們並不懂得為何而戰，每一次作戰的背後，都離不開殺害平民和掠奪財富的惡劣紀錄。

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有嚴明的軍紀，是一支軍隊有持久戰鬥力的保證，無論是國家軍隊的漢軍、唐軍，還是私人武裝的岳家軍、戚家軍、湘軍，都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

而在「高家軍」身上，我們，卻根本看不到這兩點的一點痕跡。他們，更像一支「穿著軍裝的強盜」。

用這樣一支軍隊去完成北伐中原、復興民族的神聖大業，無疑是緣木而求魚、抱薪而救火。

其次，單靠高部一支部隊的北伐從開始就潛伏著失敗的因子，因為這支部隊即使能在黃河南岸暫時站住了腳，但在當清軍打敗李自成傾全力而南下之時。孤軍深入、處於前線突出部位、沒有友鄰部隊配合的他們，恐怕最終也難逃失敗的命運。

最後，「戰爭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史可法安排高司令的北伐戰爭，因為其階級的立場和惡劣的軍紀，必然是一場單純依靠軍隊進行的「片面戰爭」，既沒有發動民眾的意願，也沒有發動民眾的能力，自然也就無法獲得民眾廣泛的支持。就算其「北伐中原、光復大明」的政治理想再崇高、再偉大，脫離了民眾的愛戴和配合，這支軍隊，最終也會一股沒有「源泉」補充的溪水，在流淌中慢慢變得乾涸。

南明這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就這樣無可奈何、虎頭蛇尾的結束了。接下來，等待這個政府的，將會是這樣一個明天呢？

第十一章 弘光三大案

就在史可法在前線為北伐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在朝堂上，以阮大鋮同志為首的「閹黨」和群龍無首的東林復社兩黨「殘餘勢力」也正鬥得「不可開交」。

話說阮大鋮自從利用「順案」作武器，把東林復社兩黨整得「雄風不再」後，頗是自鳴得意了一番。然而人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阮大鋮同志一想起自己仍背著「逆案」的黑包袱，就如芒刺在背。

要想在政治上徹底翻身，就得讓把「逆案」由黑洗白。經過再三思考，阮大鋮同志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將被崇禎帝下詔毀版的《三朝要典》重新上市公開發行。

《三朝要典》是當年由魏忠賢公公任總設計師，閹黨頭目顧秉謙任總編，馮銓等任編輯，集數年心血而成的反東林黨白皮書。該書雖然是用官方語言編寫，但文中卻大量採用了白描、虛構等小說手法，對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進行了生動形象的藝術加工，使故事情節更加撲朔迷離、顛蕩起伏。該書經天啟帝批准後公開發行，成為閹黨打擊東林黨的重要文化武器。它能讓閱讀此書的讀者從中領悟到東林黨所作所為是多麼的「骯髒而黑暗」，而閹黨所作所為是多麼的「公平與正義」。

阮大鉞同志就是想搬出這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來證明閹黨的清白，當然也就證明了自己的清白。

想要實現他這個「小小的心願」，並不是太難，只要弘光帝審批通過即可。而要讓弘光帝審批同意，似乎也不是太難，只要激起這個「呆人」心中的怒火即可。

因為在《三朝要典》的主要創作素材——三大案中，大量涉及到了弘光帝親奶奶——鄭貴妃的政治名譽，阮大鋮同志直白地告訴弘光帝，只要批准該要典重新上市，就可證明「陛下的奶奶」是當年那些鬥爭中無辜的受害者，她老人家不但政治上是清白的，而且思想上是純潔的。

他還繼續發揮演戲的天賦，對這個「呆人」進行誨人不倦地啟發引導：「國家大仇固然要報，祖父母的恨也應當昭雪呀！」

但可惜在「頭腦反應嚴重遲鈍」的弘光帝面前，他的努力只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弘光帝只同意禮部訪求散落在民間的《三朝要典》，作為歷史資料放入國家檔案館——史館進行保存，對再版發行隻字不提。不過，為了告慰阮大鋮同志的努力，弘光帝下詔，對因參與此書編纂而受到「政治迫害」的霍維華等人給予平反，死去的給開個追悼會紀念紀念，活著的可以出來「免費做官」，就此打住。

從這件事上，阮大鋮同志看到了東林黨在朝政上還是有生命力的，在弘光帝的眼中還是有迷惑力的。這讓他的危機感進一步加強。

不過沒關係，承秉「做事做絕、除善務盡」的阮大鋮同志馬上就又發現了一個「借力打力」的新機會。

這個機會就是弘光朝三大案中的第一大案——妖僧大悲案，此案發生的時間是1644年12月。

這個月的某一天，有個和尚風塵僕僕地來到首都南京，他既沒有去燒香拜佛，也沒有去尋寺訪友，而是直奔皇宮大門，叩門大喊，自稱是大明親王，因戰亂出家，現特找弘光帝來尋親認戚。

得知此事的弘光帝處理是：自行迴避，移交有關行政部門審理鑒別。

審理筆錄經整理後，「脫水」稿如下：該僧始稱己為崇禎，再稱己為齊王、吳王、定王，思維混亂，條理不清，疑患有間歇性神精錯亂綜合症。後經再三審理查明，該僧本名大悲，在蘇州當和尚，見天下大亂，遂產生了冒充親王進行招搖撞騙的犯罪企圖。

見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弘光帝批示，按《大明律》定罪懲治。

但聰明絕頂的阮大誠同志在大悲語無倫次的陳述筆錄中發現了「潞王賢明，當立為天下主」的供詞，這讓老小子大為興奮，想到了一個將此刑事案件昇華為政治大案的決竅——誘供。

在他的諄諄善誘下，大悲和尚的「供述能力」有了新的提高，涉案人員由大悲一人擴大到一百四十三人，其中史可法、高弘圖、錢謙益、姜日廣等高官及社會知名人士「案上有名」。

與此同時，為了使揭露「犯罪分子」的效果更加形象化和大眾化，阮大鋮同志以涉案人員為原型，推出了自己第二部大眾通俗讀物——《蝗蝻錄》（第一部為《百官圖》），蝗指東林黨，蝻指復社。該讀物列出兩黨中，危害國家的「大人物」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善才童子，七十二聖賢菩薩」，圖文並茂、易讀易記。

後來，創作激情一發不可收拾的老小子再接再厲，短時期又推出自己的第三部大眾通俗讀物——《蠅蚋錄》，兩黨中的「壞分子」增加到了「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應真」。牽連達千餘人，企圖把東林復社人士一網打盡。

其做法引得閹黨一些「有識之士」也很反感，曾勸他：「現在天下大亂，你這樣瞎搞亂搞，一味報復，最後不知是便宜了清虜還是闖賊？」

但阮大鋮同志精神世界已經進入了「顛狂錯亂」的狀態，從前被東林黨打壓，被復社逐趕等一幕幕的「悲慘遭遇」又在他的腦海中清晰地浮現。於是，他口無遮擋地回答：「我已快到六十歲了，來日無多，我就是要把這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報復活動中去，讓那些曾經傷害我的人顫抖去吧！我不管是為清虜還是闖賊的結果，我只要打擊過程中的快感！」

就在這老小子陰謀即將得逞之際，一個人，伸出自己瘦弱但卻堅強有力的臂膀，擋住了他「狂飆忽進」的肥胖身軀。

這個人就是南明政府的實際首腦——馬士英。

「阮兄，到此為止吧，難道你真要讓我們的朝堂，變成一個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墓園嗎？」

「歇斯底里」的阮大鋮終於被老馬同志兜頭的一盆涼水給澆得冷靜下來，停下了自己進一步「違法犯罪」的步伐。

三天後，大悲和尚被「妖言罪」斬於鬧市，此案最終還是以刑事案件收場。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由阮大鋮挑起來的爭鬥，真能就此消停嗎？

當然不會，因為東林復社兩黨並不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

比起正在朝堂上「呼風喚雨」的馬阮集團來，處於朝堂之外的東林復社兩黨似乎是一個「弱勢群體」，但實際情況卻不盡然。

這兩黨有兩大優勢，是馬阮集團無法比擬的。一是人數眾多，從大江南北到東海之濱，凡是有封建士大夫存在的地方，到處有他們的「好同志」。雖然各自為戰，缺乏統一的領導，但千千萬萬的螞蟻行動起來，也是能啃食掉一頭大象的，況且是那個小小的馬阮集團。

二是控制著社會輿論的導向。兩黨不但人數眾多，且大多數乃「社會精英人士」，自詡代表了大明「發展進步的方向」，因此，在民眾中有極高的威信，引導社會輿論向何處去的能力極強。而社會輿論，是具有「大規模殺傷效力的社會生化武器」呀！

現在，被阮大鋮多重逼迫、嚴重打壓的兩黨人士正積極行動起來，捍衛自己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決不能讓天啟朝的悲劇再次上演。

恰在這時，弘光朝又接連發生了兩個大案，這讓兩黨人士發現了一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好辦法。

這兩個大案，一個是「假太子案」，一個是「假媳婦案」，案件的當事人，都離不開弘光皇帝。

先說一下「假太子案」吧，此案發生的時間：1644年12月底。

案情是這樣的：

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的家僕穆虎從北京往南京逃難的時候，在路上碰到了一個少年，兩人結伴而行。晚上睡覺時，穆虎發現這個少年一個天大的秘密，穿的內衣上竟然繡著龍紋。

膽敢穿繡龍紋的內衣且精神正常的人，只有兩種可能，要麼是活膩歪了想自尋死路的，要麼就是——皇帝或皇子。大吃一驚的穆虎趕忙詢問那少年的身份，少年也不隱瞞，直接告之——吾是太子。

覺得人生頓時「中彩」的穆虎自此一路小心伺候這位「太子」殿下，回南京後趕忙把這一「奇貨」交與了自己的老爺——高夢箕。

作為政府官員的高老爺一時難辨真偽，不過，為了穩妥，他先讓家人把這位「太子」帶出是非之地的南京，先到蘇杭一帶「旅遊旅遊」，從而給自己留出思考和應對的時間。

但這位「太子」人在屋簷下，卻肯不低頭。旅途之中，招搖過市，公開為自己做起了「形象廣告」。

這下高老爺傻眼了，為推卸責任，他第一時間給弘光帝上了密奏，將這位「太子」的情況匯報。

作為以親藩得繼大統的弘光帝，現在最怕的人，就是比自己更有繼位資格的崇禎三個兒子了。這三個侄子無論那個忽然出現，從法律上來講，自己馬上就得捲鋪蓋走人讓位。

所從早在今年七月，他就詔告天下，宣佈自己的這三個侄子都已「壯烈殉國」，並分別給上了謚號。

但怕什麼卻來什麼，高夢箕的忽然奏報讓他一時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畢竟當了半年多的皇帝，行政能力還是有了一些的弘光帝漸漸冷靜下來，他先派遣內官持御札宣召「太子」入京。

待太子於1645年三月初一來京後，弘光帝請錦衣衛馮可宗出面予以「接待」。

他則在次日召開群臣大會，在會上說：「現在有一個北方來小孩子，自稱是先帝立的太子，請有關人員幫我甄別一下，如果真是太子，這也是一件大好事。朕無子，可以把這個孩子當作自已的孩子來撫養，上可告慰先帝在天之靈，下可安撫百姓殷切之願！」他的發言簡潔感人、有理有節，使自已一下子站在道德和法律的至高點上，贏得了與會大臣的一致稱頌。

隨後，由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相關人士組成的「甄別組」開始工作了。

「甄別組」成員中，最有權威的人士當屬大學士王鐸了，他曾經在東宮給太子當了三年的「家庭教師」，自然應該對太子應該相當熟悉。

「王老師」的甄別結論很快就出來了——此太子是一個典型的「山寨版太子」。

隨後，另外兩個也曾經當過太子「家庭教師」的劉正宗、李景廉及「太子同學」丘執中（一名太監，曾為東官伴讀）也得到相同的結論。

這結論讓弘光帝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在他的批示下，此案進入下一輪法律程序——用「審判組」接替「甄別沮」，審理出「假太子」的真實身份。

在「審判組」同志們的強大攻勢下，此「假太子」終於招供：本人王之明，乃駙馬都尉王昺的侄孫，高陽人，因貪慾富貴而走上詐騙的犯罪道路。

就在此案已炒得沸沸揚揚之時，另一個弘光朝的大案——「假媳婦案」也進入了公眾的視野。

此宗發生於1645年元月，比前兩個案子晚一個月。

這月的一天，河南有一個姓童的中年婦女來見南明河南巡撫越其傑，自稱是德昌王（即弘光帝最早的封號）的媳婦，因戰亂與弘光帝走失，流落民間，現請巡撫大人幫忙，好「尋夫團聚」，並講了其它一些細節。這讓見多識廣的越巡撫深信不疑，於是一面奏報，一面派人將這個「皇帝的媳婦」護送至京。

也是在1645年三月初一，「童媳婦」大搖大擺地來到了京城，但是，卻沒有被迎進宮中與弘光帝「破鏡重圓」，反而被直接下到最高級別的監獄——詔獄中，並被錦衛衣嚴加審訊。

「童媳婦」遭到如此待遇，是因為本案的另一個當事處——弘光帝根本就不認可這個「上門媳婦」的身份，指控其為奸人假冒。

被嚴刑審訊後，這個「假媳婦」的供詞是：「民女三十六歲，姓童，十七歲入宮，由曹內監冊封。當時同時被封的還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氏生子玉哥，因為戰亂下落不明，我生一子金哥，現住在寧家莊，孩子胳膊上有我咬下的牙印作記號……」

拿到此供詞的弘光帝氣得七竅生煙，當場揮毫潑墨、奮筆疾書，指出其荒誕之處，為自己作「庭外辯護」：

一是朕妻早死，並已經追封，何處又冒出來個「童媳婦」；

二是朕從前僅是郡王，依《大明律》，郡王又何來東西宮；

三是郡王妃冊封必須由朝廷派出禮部官員執行，又何來曹內監去冊封一說；

四是朕從未有子，又何來金哥玉哥。

「辯護」的聖批條析縷清，讓大臣對弘光帝的才能重新刮目相看。

皇帝陛下的憤怒引起了護送「假媳婦」進京官員的不安，為協助皇帝打擊犯罪分子，紛紛上疏，提供旁證。

該婦在進京路上，舉止輕浮，毫無「王妃」的大家風範；若官員供應不周，則掀掉桌子，破口大罵；官員參拜，則揭簾露出半張粉臉，如戲子般大叫「免」……

好了！現在無論是「假太子案」還是「假媳婦案」都可以定性了，只不過是兩起性質特別惡劣的刑事詐騙案罷了！

且慢，東林復社兩黨的黨章可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對於這等國家大事，豈能放過。

非但不能放過，兩黨中的智能之士都還發現了其中蘊含著的巨大「政治價值」，最好利用此案端掉馬阮集團的總後台——弘光帝，從而把這個小集團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由於兩黨人士人數眾多，各自為戰，所以在利用兩案向弘光帝開火時，也就形成了「道德派」和「法律派」。

「道德派」以下層黨員為主，由於層級低，眼光也低，對兩案添油加醋，無非是要證明弘光帝既忘先帝之恩，又忘夫妻之情，是一個典型的當代「陳世美」，意在搞臭弘光帝，抒發一下心中的怨恨之氣。

「法律派」以中上層黨員為主，由於層級高，眼光也高。他們以兩黨的高人黃宗羲、王夫之等為推手，通過著書立說，從法律上直接否認弘光帝的身份。

「法律派」有的這樣宣傳：「童媳婦」是真的，但弘光帝不敢相認，為啥？因為他是假的，是馬士英為達到個人「挾天子而令諸侯」的目的，從街上拉的一個「小混混」。不但現存的弘光是假的，而且後來他接來的那個嫡母——鄒太后，也是假的。

「法律派」有的那樣宣傳：那個北來的太子是真的，弘光帝不願承認。是因為他一旦承認，就應該讓座於太子，失掉其合法稱帝的法律依據。

對於皇帝陛下的「媳婦」是真是假，那是他的「個人陰私」，老百姓可以不聞不問。但「太子」的真假卻關乎國本，不能聽之任之。出於對「烈士崇禎」光輝形象的緬懷，出於對馬阮集團賣官鬻爵的憎恨，出於對弘光帝胡作非為的厭惡，大家主觀意識中更願信這個太子是真的，民間輿論一致要求政府澄清事實，還真像於天下。

這種輿論也傳導到了軍營裡，感染得弘光帝當年的「恩公」——靖南侯黃得公竟也信以為真了。給弘光上疏說：「太子未必是假冒的，陛下您要慎重對待。此案審理中，千萬不能對太子動刑，以免讓那些審官們為了順陛下的意思，作出冤屈的判決！」

上疏句句戳在弘光帝的心窩上，讓他百口難辨。只能夠囑咐手下，對這個「太子」嚴加看管，不可動刑，更不可弄死，只能讓時間來慢慢證明自己的「清白」。

但對那個給自己無限尷尬的「假媳婦」，他就沒那麼客氣了。讓錦衣衛把她打得血肉模糊、精神失常後，扔到地獄中活活餓死！

可是，鬥爭是帶有慣性的。在輿論鬥爭中嘗到快感的兩黨人士更是「得勝更猖狂」，對弘光政府掀起了一股又一股「信任風暴」。這風暴，一直到弘光朝滅亡，也未嘗停息，最終也算是「與國同休」了。

弘光三大案中，阮大鋮同志率先搬起了石頭，砸向東林復社兩黨的同時，反過來也砸了自己。

而兩黨的同志們搬起反擊的石頭，在砸向馬阮集團的同時，反過來卻砸了整個弘光朝的場子。自然，也砸了自己的場子！

「又是一年春來到，桃花杏花滿天開」。但陰霾重重的弘光朝廷，能否在這生命蓬勃的春天開始全新的歷程？

第十二章 兩面受敵

欠下的債總是要還的，而且還要加上利息！南明弘光小朝廷在1645年的春天，終於體會到這句話深刻內涵。

大清的當權派多爾袞同志本來是要兩手開打的——既想派阿濟格打西邊的「農民兄弟」李自成，又想派多鐸打南邊的「地主哥們」朱由崧。這一方案，本來在1644年十月初就敲定的。

但就在多爾袞同志把「哥們」朱由崧的三條大罪都找好了，並準備自行南下「捉拿罪犯」歸案時，「農民兄弟」李自成忽然先跳了出來，在河南先給了他當頭一棒。挨了打後的多爾袞覺悟過來，頓時明白了誰是主要的敵人，誰是次要的敵人，於是，新的「先西後東」的方案出台了。

他對已被自己判處有罪的朱由崧轉而採取了守勢，而對李自成採取了攻勢，派自己同父同母的弟弟多鐸、哥哥阿濟格兩路大軍從南北兩個方向同時進攻陝西的李自成。

李自成被這兄弟倆聯合打敗，撤離國都西安，經商州返回了自己的龍興之地——湖北襄京。

因阿濟格會師遲到，被罰立即率部追擊李自成，授權其在消滅李自成後，可相機進攻駐武昌的明將左良玉。

多鐸和部下則被獎勵在西安休整一個月，期間，多爾袞同志任命漢官孟喬芳為陝西三邊總督，全權處理西北軍政。

一個月後，「休假」結束的多鐸率部從西安出發，經潼關秘密抵達河南洛陽附近。在這裡，他招降了大順朝的平南伯劉忠，並駐紮於此，屯集糧草，等候多爾袞哥哥給他從蒙古、滿洲再抽調來的一批八旗騎兵。

二月初七，萬事俱備，多鐸正式打出「南下征明」的大旗，分兵三路，直向歸德殺來。其中中路由自己率領，右路由兵部尚書韓岱統率，左路由固山額真拜音圖統領。作戰對像主要是黃得功與劉良佐，老狐狸許定國也加入了他的隊伍。

與此同時，多了個心眼的多爾袞為確保攻明一舉成功，畢其功於一役。又在山東派出一支偏師，即由原駐山東的固山額真準塔率領，率部沿大運河水陸並進，直奔徐州而來，配合中路的多鐸牽制李成棟與劉澤清。

這樣，阿濟格、多鐸、准塔共三路大軍，以滿蒙漢八旗為主，入關後招降的明兵為輔，約十五萬人，直向南明殺來，遲到的戰爭終於開始了！

多鐸一軍當先，進犯歸德，遭到守將凌總兵的頑強抵抗。三月二十二日，城破，凌總兵自縊而死。

歸德一失，安徽北部門戶大開，清軍隨後輕而易舉佔領穎州、太和、毫州、泗州等，順利渡過淮河，以異乎尋常的速度直逼揚州城下，將「孤立無助」的南明督師史可法包圍於城中。

讀者看到這裡會很奇怪了，南明傾國力不是養了大批「國防軍」嗎？在此駐紮的黃得功、劉良佐現在到那裡去了呢？

說出來也許會大吃一驚，因為黃劉二部現在都被調到打「內戰」去了，黃被調到長江以南的太平府，劉被調到與黃隔江相望的長江北岸，這兩位作戰的對象就是南明最大的軍閥——左良玉。

為什麼要在大敵當前與左良玉幹架，原因很簡單，因為左良玉同志造反了，打著「清君側，救太子」的政治口號正浩浩蕩蕩從長江中游向下游殺來。

左良王同志走到這一步，客觀上來說，是李自成逼出來的（實際上是阿濟格逼的）；從主觀上來說，那就是馬阮集團與東林復社鬥爭又一個「惡果」！

作為一個軍人，左良玉本沒有鮮明的黨派立場。但在他的「成長史」中，卻離不開一個「東林黨恩公」——侯恂的大力贊助。

早在左良玉同志還是個「排級幹部」時，就因受部下牽連而被「勒令退伍」。退伍失業後的他流落到昌平時，被候恂相中，再招入伍，並在其「關愛」下官位一路飆升。

「吃水不忘挖井人」，當侯恂的兒子——復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就在得罪了馬阮集團，跑到左營中尋求「政治庇護」，左良玉也給了這位公子哥莫大的關照。

有了這兩層關係，左就被「形而上學」地被劃進東林復社的陣營，老馬本著「非我派者，其心必異」的行事原則，對左良玉同志也就多方壓制，尤其在軍餉方面，常常是一拖再拖，弄得左同志一肚子怨氣。

還有在帝位選舉中，掌握主要軍權的左良玉同志卻被老馬排斥在「選舉人」之外，使他失去了「建功立業」的好機會。這讓他一段時期內很是不爽，一度拒絕承認弘光這個「中央政府」。

後來，明白這點的弘光帝趕忙製作了一頂「寧南候」的高帽給他扣上，才讓左良玉的心中稍稍得到了一些安慰。雙方就在這種「相看兩厭」的狀態中暫時維繫著脆弱的平靜。

但這種日子卻被趕來討要「見義勇為獎金」的李自成給中止了，再加上東林鬥士——黃澍提供了一個「真實」消息，太子已到南京，但被弘光帝及馬阮等以「假太子」的罪名下了監獄。他建議左良玉東下除奸救太子，這樣既避免與李自成死磕，又能借助時勢自創一片天地，何樂而不為！

既受崇禎帝多次「寬恕」之恩，又有美好前景引誘的左良玉與黃鬥士「一拍即合」。

1645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同志借口接到牢中太子的密旨，動員自己的八十萬大軍（實際二十萬）沿長江東下，就在清軍已佔領歸德之時，拉開了南明弘光朝最後的「窩裡鬥」。

左良玉同志造反時，為了給自己造勢，先後「綁架」了湖南巡撫何騰蛟、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袁繼鹹一起東下。

一面是左兵東下，一面是清兵北來，這就給弘光小朝廷提出一個生死攸關的命題：是先防「左」還是先防「清」？火燒眉毛的弘光帝速召集群臣商議對策。

弘光帝的開場意見是：「左兵急則先防左，清兵急先防清」。

這話無比正確，但根本無法操作，防左、防清的戰場相距兩百多里，南明這點兵，防了左就不能防清，防了清就不能防左。

刑部侍郎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的發言是：明清是敵我矛盾，明左是內部矛盾。應以防清為第一要務，不防答應左良玉一些條件，以穩住其心，不再東下。

馬士英閣首眼看弘光帝被這夥人勾引下去，自己就又成了與左妥協的「犧牲品」了，情急之下，驟然發飆。

「你們這些東林黨這樣做，不是想借口防清來達到幫左良玉東下的目的嗎？皇上，清兵來了，我們還可以和他們議和，左兵來了，這些東林黨人仍可高官得坐，可是我和陛下就要死無葬身之地了！」老馬同志咆哮著，狂吼著。

決策出現了一邊倒，弘光帝出手詔從史可法手中抽調黃劉兵團防禦左良玉。

四月初一，接到調兵令的史可法上疏反對，建議防清第一，並願作為「和平大使」，隻身往左營談判。

但上疏遭到弘光帝的嚴厲斥責，不得已，史可法只得令黃劉緊急西進，這樣，安徽及江蘇北部的幾百里內，再無大明軍士一兵一卒駐防。

這時，攻克九江後繼續東下的左部也有了新變化——主帥左良玉於四月初四一命嗚呼！

左良玉雖死，但左部仍在其子左夢庚的統領下，仍腦子一根筋地向南京殺來。

虎父未必有虎子！左部在左夢庚統率下，戰鬥力大為下降，四月十一日，在銅陵，被江北總兵黃斌卿第一次打敗。

左部雖敗，但實力尚存，隨時可以再次東下，黃劉兩部仍未得以回防清兵。

而此時，清兵已開始準備攻打揚州，對史可法真正的人生考驗開始了！

第十三章 揚州悲歌

1645年四月十八日，剛剛從南京渡江返回揚州的史可法在清軍兵臨城下之際，以督師身份向四周各州縣發出緊急調兵檄文，要求各部將領帶兵到揚州集中。

調兵檄文發出後，只有總兵劉劉肇基、兵部主事何剛率忠貫營約四千餘人到達，加上揚州原有的守軍約有一萬餘眾。史可法明白，現在，只有靠這些人來死守孤城了。

但多鐸卻先把揚州城圍起來，並沒有急於大規模攻城。這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怯於此城城高池深，直接攻打傷亡太大，想等待攻城利器——紅衣大炮從後方運來；二是想通過恐嚇、引誘等「傳統手法」來招降史可法，不戰而獲得揚州城。

多繹先派出駟州降將李遇春以老部下的身份持自己的信去試探性招降，被史可法隔城痛罵一頓後無果而返。

政府官員不行就派民間代表，二十二日，由「揚州老鄉」們組成的民間友好代表團一天六次進城給史可法做「思想工作」，請他「順應歷史潮流，作出有利於揚州人民的事情，用和平的方式解決揚州問題」。

史可法連信看都沒看，統統扔到護城河中。與他同城的淮揚總督衛胤文這時也拋開了黨派之爭，堅定地和史可法站在同一戰線上，毫不客氣地推開了多鐸伸過來的橄欖枝。

但在生與死的考驗面前，還是有人終於心動了，甘肅鎮總兵李悽鳳和監軍道高歧鳳就動了趁亂劫持史可法出城參加「和平運動」的心思。

史可法察覺了，但並沒有把這兩個人交給「軍事法庭」審判，而是把這兩個人叫到跟前談人生觀、生死觀，說貪生怕死是人的本性，你們如果不願隨我一起戰死在揚州，我也不攔你們，悉聽尊便！

史的寬容和理解並沒有喚醒這兩人理解和良知，從史的「辦公室」出來，二人就像黃鶴一樣，拍拍翅膀，飛出揚州城外，直奔清營而去。

但大多數人卻留了下來，在揚州城真正懂軍事的將領——劉肇基同志的領導下，給嘗試攻城的清軍予以迎頭痛擊，使其傷亡達到千餘人，不得不停止了進攻的步伐。

劉肇基，遼東老漢人，清軍老對手，從1639年就站在抗清的前線，先後參加過錦州保衛戰、松山杏山救援戰，當與他同批的遼東老鄉祖大壽、吳三桂等紛紛降清後，他卻從白山黑水來到了江南水鄉，加入了福王政權，被授左都督、太子太保銜。

劉肇基在清軍初到時，曾建議其趁敵立足未穩，出城一戰，但被史以「鋒芒不可輕試」為由給拒絕了。後來，劉又看到揚州西門口的樹林極利於清兵隱蔽偷襲，建議將其砍掉，但史以此林中有大明首輔李春芳之墓為由再次拒絕了。對此，劉肇基實在無話可說！

史可法登上城牆，凝望城外重重圍困的清軍，他知道：求勝是渺茫的，現在自己最好的出路，就是「求死」。

在中國官場這桶「醬缸文化」中，有一些人，雖然也飽讀四書五經、聖儒經典，但一踏上仕途，仁義禮智忠信便被榮華富貴擠在了一邊。但是，總還有那麼一部分人，把書中的道義銘刻在心裡，並視其為高於生命，矢志不移地實踐。當追求的道義破滅之時，他們不會退而求其次或轉而追其它，只會拿自已的生命來殉葬！

當他拿起筆，交代身後事時，一種深深的自卑與自責湧上自己的心頭。一年中，從反對擁立福王到江北督師，從籠絡高傑到北伐夭折，從嘗試軍屯到國貧民困，歷歷往事，都似乎在嘲笑自己——你不行，你只是一介書生，沒有扭轉乾坤的能力。

他給母親的信中寫到：「兒做官十八年，不能有益於朝廷，有何臉面於天地之問，今以死徇，誠不足贖罪！」

甚至，他還給城外的敵酋——多鐸也寫了一封信：「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有死足矣！」

攻城持久六天後，四月二十四日，清軍的紅衣大炮運到了，多鐸再也不用再戴著「溫情的面紗」來勸降了。一陣又一陣的炮聲代表了他的無奈、殘暴和怒火。

在揚州城即將殘破之際，史可法招集部下，做最後的道別，「我自告城必破，城破後，誰能助我成此名節？」他堅定地問。

部將史德威跪而應之。

史可法拉住他的手又說：「我無子，你隨我多年，我能否認你為義子。」

三個月前，當有兵有槍有能量的高傑兒子有意拜史可法為義父時，被這位倔強而不知變通的人拒絕了。對此，史德威是清楚的。但今日，卻要認自己這個無權無勢無能力的人為義子。史德威感動之餘，再次下拜認了這個「義父」。

史可法欣慰地笑了，至此，一切的身後之事已經處理完畢。

得到紅衣大炮幫助的清軍，再次複製了太原、潼關的成功模式。二十四夜，清軍用大炮轟塌城牆。二十五晨，清軍從塌倒的城牆中衝了進來。

巷戰開始了，劉肇基率四百多名明兵展開巷戰，全部戰死，這位來自遙遠黑土地的剛烈男兒，終於把最後的一腔熱血拋灑在這片陌生的紅土地上。同時為國殉軀的還有揚州知府任民育、何剛等一百多名大小官員。

史可法眼見城已無法再守，大聲喊史德威幫助自己自裁，史德威不忍下手，和部下擁上史可法向小東門方向突圍。

在途中，他們被一隊清軍包圍，為不連累他人，史可法自報官職，被圍上來的清軍俘虜。

多繹終於見到了多次拒降的史可法，再次對其「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遭到拒絕後，將其殺害。

被害時，史可法年僅四十四歲。但是，被殺者的人格力量也震憾了屠殺者，當多鐸聽說一同被俘的史德威是史可法的義子時，將其釋放，讓他為史收殮屍骸。

揚州是南方頑強抵抗清軍的第一座城，也是清軍入關以來遭受傷亡最重的一座城。為了對揚州人民進行報復，也為了實施戰爭恐怖，多鐸下令，對揚州實行為期十天的「戰略屠殺」，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貴賤、不分貧富，見者，都可以統統殺掉。

對於這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屠殺，我不忍多寫，您也不忍多看，這是我們民族自相殘殺的傷疤，這是我們華夏大地永遠揮之不散的悲愴！

在此，我只想補充兩點，以醒生者。

第一點：被屠殺的人數？

明人的個人回憶錄記載，此次屠殺，查寺院的焚屍薄，前後約有八十萬人，這是一個讓後人致疑的數字，因為推測當時的揚州不可能有那麼多的人口「提供屠殺」。

明朝中後期，在世界上達到50萬人口的十大城市中，揚州是其中的一個。

在高傑軍隊在揚州城周邊農村胡作非為的時候，大城市揚州成為民眾最好的「避護所」，大量的農村人口紛紛擁入城中尋找生命的依靠，揚州城的人口將遠遠超過的50萬。

城破後，除個別在清軍入城後隱蔽較深倖免於難外，大部分人遭到屠殺。戰後，揚州城幾乎找不出一個完整的家庭。

這樣推斷下來，城中大約有將近三十多萬人被屠殺，人數不會少於被外族——日本鬼子在南京所屠殺民眾的數量。

第二點：屠殺者的身份？

長期以來，屠殺者的被告席上只有「滿人」一個座位，這成為清末「反滿民族革命」的最好宣傳材料。但實際上，入關的「滿兵」僅有六萬人，留京駐守一部分，阿濟格和准塔各帶走一部分，隨多鐸攻佔揚州的，充其量不過二萬人，另外還有少量「蒙兵」。這樣算下來，攻入揚州的十萬軍隊中，「漢兵」無疑是佔了絕大多數的。這其中，既有東北遼地的「老漢兵」，又有入關後北方南方投降的「新漢兵」。

不知這些「漢兵」在揮刀砍向同族同種同文同國的「漢人」時，做何感想。

有時候，我們自己民族的醜陋，直讓我們悲哀得無話可說！

但揚州大屠殺的命令是多鐸下的，沒有他這道無情的命令，那麼多無辜的生命不可能變成屠刀下的「血淋淋的亡魂」。

在明末清初的大戰亂中，多鐸不是惟一一個下過此類命令的人。李自成、張獻忠、努爾哈赤、皇太極等人都過同樣的事情，寧武、四川、濟南等地都遭受過同樣的噩運。

有時候，在那些大人物成功成名的背後，卻是我們這些小人物無盡的淚水、血肉和屍骨！

作為揚州大屠殺的另一當事人——史可法，他的屍骨也被拋入了難民的屍骨之中，無處可尋。被釋放的史德威無法找到這位「義父」的屍骸，只得用他生前穿過的袍子和用過的笏板，做成一個「衣冠塚」，安葬在揚州城外的梅花嶺上。

倖存下來的揚州人並沒有把親人逝去的怨氣撒在史可法的頭上，他們更記住了他勤政廉潔的作風、他忍辱負重的行為、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他與士卒的同甘共苦的品格，忘記了他是一個完全失敗的人，一個沒法給大家帶來安全和幸福的人。

歷史的篩選是無義的，民眾的篩選是有情的。

1648年正月，在史可法逝去的三年後，宜城人朱國材冒充史可法號召反清復明，從者萬人。

1653年，清廷在揚州建祠，紀念這位曾為抵抗他們而流盡最後一滴血的義土。

1776年，清朝的乾隆皇帝下詔追諡史可法「忠正」，並將其存世的文章收集整理，出版了《史忠正公文集》。

至此，史可法，這個閃光的名字，這個飽受非議的人物，終於超越了民族與階級的界線，成為了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的一個精神諧模，一筆無比珍貴共同的財富！

這是我們全民族輕生死重大義的體現，這也是我們民族走向復興的支點！

弘光朝的輓歌

降幡一片

1645年的五月初二夜，南京皇城內，火樹銀花不夜天，歡歌伴舞慶太平。弘光小朝廷的「祝捷大會」正漸入高潮。

因為這一天，黃得功終於在板子磯打敗了左夢庚東下的水陸大軍，來自西面的威脅終於解除了。

當祝捷會上的老馬同志正陶醉於「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豐功偉績」時，一份份來自東邊的「喪報」徹底打破了他的好心情。

揚州失守、江北的高傑餘部在其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徐州總兵李成棟帶領下降清，劉良佐在其弟策反下降清，劉澤清率部乘船逃往海上……

還來不及作出反應，五月初五，清軍已進抵長江北岸，準備渡江。

弘光朝堂頓時陷入了一片驚惶失措之中。

大難臨頭，內心堅強的人會迎難而上；而內心懦弱的人會知難而退，並會更加沉浸在自己的喜好的事物中不可自拔，藉以轉移面臨的痛苦和災難。

內心懦弱、而又「酷愛藝術」的弘光皇帝就採用了這種「轉移療法」，他在宮中加緊拍練自已導演的歌舞劇，準備用歌聲舞影帶來的「藝術享受」治療自己面臨的亡國之痛。

但在片刻的歡樂之後，巨大的痛苦還是一次又一次湧上他的心頭。前兩次逃亡時，顛沛流離的生活讓他終身難忘！

為什麼幸福總是給得這麼少，而痛苦總是給得那麼多？

一陣陣痛苦俳徊後，他把希望的目光熱辣辣地盯在馬閣首的身上。

這時的老馬同志的確體現了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宰相」風度，每天按點上班，按點下班，未見任何異常舉動。

這給了弘光帝一股難以名狀自信，他秘召老馬進宮商量對策。

老馬還是識途，他給弘光帝開出的藥方就是一個字——逃

「皇上，此次清軍南下，將和南宋時的金人一樣，得之未必能守之，最終也不過是奪些錢財而返！我等就是丟了南京，還有浙閩湘贛粵川等他們周旋，實在不行，皇上還可回臣的老家貴州去，占一地稱王。」

聽君一席話，勝發十年愁，弘光帝心中有底了。

但「逃」只能私下進行，是萬萬不能和朝臣們研究研究，形成決議再執行。為丟掉包袱、輕裝出逃，兩人商定了出逃的日期和人數。

老馬同志現在，對自己的恩人兼蜜友——阮大鋮充滿了失望和惱怒，出逃時連他也不準備通知一聲。

五月初八，清軍趁大霧夜渡長江。初九，佔領鎮江，在長江駐防的福建水師在總兵鄭鴻逵率領下，稍作抵抗後，便揚帆南歸，將長江天險轉手贈與清軍。

出逃的時刻到了，初十晚，藉著夜幕的掩護，老馬、弘光帶著鄒太后，在其子馬鑾及一千多名貴州家兵的護衛下，悄然離京。

第二天天色大亮，首都各界人士這才知道了「一號首長」及「二號首長」雙雙逃離工作崗位的消息，一下子驚呆了。

兩位首長不負責任的行為，使憤怒的情緒一下子在群眾中間爆發。

率先行動起來「革命群眾」先衝進了馬士英、阮大鋮的家，將這兩位的「灰色積累」洗劫一空，然後又衝進了大學士王鐸的官宅，把這位美髯公的鬍鬚生生拔得個一乾二淨。

搶了錢洩了憤的群眾仍不滿足，在挑頭大哥的帶領下，準備履行一下自己神聖的選舉權，給大明專利的底板上增添一絲民主的亮色！

群眾們衝進詔獄，把「北來的崇禎太子」給請了出來，前呼後擁地抬到皇宮的武英殿舉行了「登極大典」，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民選皇帝」誕生了。

但「民主」的光芒一閃而滅，兩個時辰後，「南京衛戍司令」趙之龍帶著武裝部隊趕到了，以「反革命的暴力」驅散了正在慶祝「革命勝利」的群眾，又把那位「民選皇帝」拉下了龍椅，再送回詔獄，中國民主革命的「星星之火」讓這傢伙無情地撲滅了。

撲滅了「群眾革命之火」的趙司令派出了軍隊，在南京各大街區維持治安，使首都重新恢復了法律和秩序。

下一步該怎麼辦？作為武將的趙司令一頭霧水，他請出了東林黨的「名譽主席」——禮部尚書錢謙益商量對策。

「錢主席」召集百官，準備充分發揚民主，實行集體討論、集體決策、集體負責的辦法來解決「戰爭與和平」的重大國內問題。

在這之前，這些決策者們已經從多種途徑收到了多鐸《關於揚州為何屠城的聲明》，在聲明中，多鐸彷彿從一個「劊子手」變成了「救世主」，喋喋不休地解釋了自己在揚州城下的和平努力，以及揚州堅持武力解決爭端的嚴重後果，告誡以南京為首的江南各城以揚為鑒，順應天命，不做無謂的犧牲！

揚州的殘狀和這份聲明深深震憾了這些決策者的內心，大家都是經過多年的寒窗苦讀和多年的宦海苦熬才混到今天這個社會地位，不容易呀，棄之不忍呀！

他們大部分人有學習史可法的心思，卻沒有學習史可法的膽量，於是集體的意見是——投降。

想到前些天還在對投降李自成的「貳臣」們口誅筆伐，大家微微有些臉紅。但弘光帝反正跑了，效忠的對象也不存在了，這又給了袞袞諸公少許的安慰。

五月十四月，清軍的前鋒已抵達洪武門外，趙司令再次擔當重任，出任「和平大俠」，被士兵用籮筐裝了，吊下城去，往清營接洽投降事宜。

在得到「投降要約承諾」後，十五日，也就是弘光登極一週年紀念日之際，南明首都南京城門大開，錢謙益、趙之龍、朱國弼、徐久爵、王鐸、李沾等「國家高幹」組成迎賓團，手持降幡，歡迎清軍入城。

是日午時，風雨大作，不知老天爺是否是為277年的大明痛哭垂淚？

十七日，躊躇滿志的多鐸騎馬進入了南京城，對於他來說，佔領南明的國都固然是可喜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弘光帝跑了。

弘光被俘

當清軍統帥多鐸正在為弘光帝的「失蹤」而犯愁時，大叛徒劉良佐為他送來了準確的情報——弘光帝現在黃得功的蕪湖軍營內「西狩」呢。

弘光帝是怎麼跑到黃得功軍營中去的呢？這中間又經歷了怎樣的波折？

弘光帝與馬士英逃出南京後，按老馬的計劃，他們逃跑的方向應該是和400年前宋高宗躲避金兵「追捕」時的南逃路線是一致的，先跑到杭州城，杭州背靠大海，如果清兵再追來，就乘船下海，反正清軍沒有海軍，不可能跑到海上去「緝拿」他們。

但這一如意算盤一到溧水縣就被打破了，在這裡，他們攜帶的「豐富」行李立刻引起了一隊從前線敗退下來的士兵的「注意」，這支數千「正規武裝」立刻將他們這一千「難民武裝」沖得七零八落。

混戰中，老馬同志的兒子馬鑾為保護弘光帝，被亂軍打死，弘光帝在數十名士兵及宦官的保護下，狠狽逃出，與老馬同志分道揚鑣。

杭州不能去了，去哪？弘光帝用自已僅存的政治智慧思考了半天，決定找自己的「恩公」黃得功去，老黃同志有兵有槍、有情有義，找他準沒錯。

弘光帝領著一幫人迅速問蕪湖方向狂奔。

明末可不是信息社會，正在蕪湖休整的黃得功，對國都南京發生的那些事一無所知。弘光帝的「聖駕」忽然光臨讓他大吃一驚，從這位爺的狼狽樣來看，顯然不是來「視察工作」的。

問明情況後，這位侯爺對弘光帝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不住地歎息道：「如果陛下死守都城，下一道聖旨就可召我回京守衛，臣也可借勢而為。現在，陛下聽從奸臣的話，輕而易舉地將國都放棄，弄得人心喪失，進不可進，退不能退。我這裡只是一座小小的軍營，又怎麼安置陛下呢？」

說歸說，做歸做，黃得功是一個滿腔碧血的人，他還是趕忙把弘光帝迎入軍營。

進入營中稍作休息後，弘光帝開始冷靜下來。在黃得功的建議下，他迅速下了一道聖旨：加封鄭彩、黃蜚、杜弘域、卜從善、方國安為伯爵，阮大鋮、朱大典拜為內閣大學士，把這幾位手裡有些兵的大爺們都升了官，請他們速帶軍隊向南京進發，收復國都。

但歷史已經不再給弘光帝東山再起的機會了。

多鐸得知弘光帝的「蹤跡」後，立即命劉良佐率部作為前鋒，尼堪、圖賴、阿山等率軍跟進，到蕪湖將「一號戰犯」朱由崧緝拿歸案，並招降或消滅黃得功部。

想露一手給清軍作「進見禮」的劉良佐自恃與黃得功私交不錯，就直接先派說客去和這位黃侯聯絡歸降事宜。

豈料黃得功與劉根本不是「同道中人」，黃二話沒說，宰了說客，以示與清軍決戰到底的勇氣。

見招降主帥不成，劉良佐馬上就來了個「曲線招降」，轉而派出秘使，去招降黃手下的兩員大將——田雄和馬得功。田、馬現在對不可救藥的弘光帝早已失望至極，對劉良佐的招降一呼即應，並願意配合劉良佐解決黃得功。

兩軍對壘之際，田馬兩軍趁黃得功不備，陣前倒戈，向黃得功施以暗箭。黃中箭後在馬上奮力坐穩，對上前企圖活捉自己的田雄大喊一聲：「我黃某豈可為不義屈，今日死國，為義也。」說完雙手握住喉頭之箭用力自刺，落馬而死！

又一位來自黑土地的東北籍將領為了信念倒在了紅土地上。

見黃得功已死，田馬兩位覺得發大財的機會來了，馬上相約跑到營中去捉「豬」（朱由崧）。

於是，一出雅俗共賞、妙趣橫生的捉「豬」小品在刀槍相向、烽火連天的戰場上演了。

背景：兩軍陣前。

演員：朱由崧、田雄、馬得功。

觀眾：明軍、清軍。

演出過程：1、興高采烈的田馬兩位兩位演員去營中拜見朱由崧，請安後由馬抱腳、由田樓腰，背起莫名其妙的由崧同志往清營狂奔。

2、崧同志醒悟過來，於是「哭、大哭、大聲哭」，同步配音為：「卿等看在我你君臣一場，快放我一條生路吧！」

田雄同志的表演是「笑、大笑、大聲笑」，同步配音為：「陛下您可是我二人後半輩子的富貴依靠啊，豈能放之！」。

3、由崧同志的再表演是「咬、大咬、大口咬」，將田雄脖上的肉咬下「一片兩片又一片，落入土中皆不見。」

田雄同志的再表演是「跑、大跑、大步跑」，強忍著血流滿身的疼痛，以一百多斤的身軀繼續背著三百多斤重的由崧同志向著太陽、向著清營、向著發財的方向奔跑。

觀眾反映：明軍——只當我沒看見，無人喝采、無人相幫。

清軍——原來皇帝是可以這樣欺負的，歡聲雷動，掌聲不絕。

結果：捉「豬」成功的田馬兩位受到多鐸的親切接見，並被進升為集團軍正副司令，負責統領黃得功的餘部，田雄後來還升任了清朝的「二等候」。

見活捉了弘光帝，收降了黃得功部，尼堪、劉良佐興奮異常，於五月二十五日邊敲得勝鼓、齊唱凱歌還。

身穿藍布衣的「一號戰犯」——弘光帝被用一青氈小轎抬了，拿油扇掩面，跟在軍中往南京而去。

儘管這樣「喬裝打扮」，在南京郊區，弘光帝還是被他昔日的子民們認出來了。這些「好客」的前子民們紛紛上前，用污穢的話語向這位陛下表達「親切」地問候。個別感情真摯的前子民，還向他投出了「熱情的石頭」。

再次回到了分別數日的國都南京，下轎伊始的弘光帝就被帶到了靈壁侯府邸，南下清軍主帥——多鐸早已在此恭候多時了。當晚，多鐸在此為弘光帝舉行歡迎宴會，反客為主地為這位「劫後餘生」的陛下接風壓驚，一同到會還有「偽太子」王之明及錢謙益、趙之龍等弘光舊臣。

宴會上的「客人」——朱由崧的心情是很不爽的，因為在座位的安排上，多鐸不僅故意讓「偽太子」坐在了他的上首，席間還故做「談笑風生」，不時用勝利者慣有的話語刺激他這顆脆弱的心，讓他食不甘味。

而與之相反，主人多鐸現在的心情是很爽的，他不但捉獲了弘光帝，而且據他的統計部門匯報：此次南征，來向他投降的南明總兵二十三員、副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計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多名，遠遠超過自己帶來的那點兵將。

但這種爽的感覺並沒有持續很久，杭州方面就傳來一個讓他沮喪的消息：那個大奸臣馬士英在那裡擁立潞王朱常淓出任監國，又一個跟大清對著干的「偽政府」在西子湖畔成立了！

夕陽西下

在弘光帝落荒而逃的一剎那，老馬同志也被亂軍衝散。忙亂之中，他率兵護著鄒太后衝出包圍圈。

重整隊伍的他認為去杭州還是靠譜的，於是繼續向東南方向轉進。

在途經廣德州時，老馬想進城歇歇腳的小小心願被知州趙景和同志嚴辭拒絕了，因為趙知州覺得這幫人「貌似土匪」。

接二連三的打擊已使老馬失去理智和風度，他馬上做了一件與首輔身份極不相稱的事情——下令攻破廣德州，斬了忠於職守的趙景和，並讓士兵們大肆搶掠一番後揚長而去。

五月二十二日，老馬同志帶著鄒太后到達杭州，靠著老太太「國母」這塊招牌的感召力，潞王朱常淓以及杭州文武官員都來朝見。但皇帝生死未卜，敵軍近在咫尺，一陣心照不宣的問候後，大家都默然無語。

五月底，阮大鋮、朱大典和總兵方國安逃來，老馬和杭州的文武官員這才知道黃得功自殺，弘光帝被俘。現在，歷史的發展又把首輔馬士英推到了風口浪尖之上。

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率杭州文武官員向清廷投降，謀一個一官半職，在富貴中靠著搖椅慢慢變老；一條是再擁立一個朱姓的子孫為王，繼續打著「反清復明」的旗幟，在艱難動盪中和滿清這個異族政權對抗到自己生命終結的那一天。

想到自己從少年時期就立下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夢想未曾實現，想到一年來弘光朝的起起伏伏，想到兒子的殘死，老馬顯現出他作為一個儒家知識分子堅定果敢的一面，復興大明的政治理想最終戰勝了苟且偷生的私念。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後一條道路。

六月初七，老馬同志以首輔身份攜同杭州文武官員朝見鄒太后，請他以「國母」的名義令潞王朱常淓監國。

之所以請鄒太后出面，是有成例可循的。當年「土木之變」後，英宗被俘，就是由于謙等大臣出面奏請當時的孫太后，由英宗之弟出任監國的。

鄒太后立即發懿旨給潞王說：「論親，您是皇帝的叔叔；論賢，您在諸藩中首屈一指，現在國難當頭，清你出來就任大明監國，領導我們光復山河吧！」

但此一時、彼一時，潞王這個「皇叔」卻不敢去戴監國這頂「代理皇帝」的桂冠了。吃涼粉要看天氣的，當監國也要認清形勢的。現在一旦成為大明監國，就會自動升級為大清的「頭號打擊目標」，這種引火燒身的事情，聰明的潞王怎能會幹呢？

見懿旨不起作用，鄒太后流淚了。他不明白為什麼洪武、永樂大帝的「英武強悍」的基因會隨著富貴歲月的侵蝕會蕩然無存，到頭來他們的子孫淪落成一群貪圖享受、怯弱卑屈的凡夫俗子。

鄒太后的淚水激醒了潞王昏昏沉睡的熱血，是啊，作為朱家皇室的一員，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他們的家族，在過去的兩百多年中，已經憑借權利，享用過無數的榮華富貴，現在，該是履行義務的時候了。

六月初八，潞王出任監國，殘破的明朝又一次有了新的領導核心！

上台伊始的潞監國立即盤點自己的「國家實力」。

地盤：雖然清兵未曾南下，南方的雲貴川贛浙湘粵等省仍在打著明朝的旗號，但潞監國能有效控制的地盤僅是杭州及其周圍的幾個縣。

兵力：左夢庚統率的二十萬部隊已向清朝的阿濟格投降，劉澤清的軍隊還在海上流浪，鄭芝龍的部隊遠在福建。現在手中的部隊主要是方國安和王之仁兩總兵帶來的一萬多「正規軍」及杭州城臨時招募的幾千「民兵」而已。

財政：僅有浙江一省的少部分地區的賦稅收入可供使用。

局勢已經火燒眉毛，潞監國在當政的當天，就緊急發佈了四項政令。

1、財政上：各地賦稅錢糧速向杭州解運。

2、軍事上：令方國安發兵分守千秋嶺、獨松關、四安鎮，王之仁守蘇州，李國翰、高起潛守平望。並號召各地組織「義兵」，抵抗清兵侵略。

3、組織上：任命浙江巡撫張秉貞為兵部尚書，原嘉湖道吳克孝接任巡撫，黃道周為大學士入閣辦事，詔傳劉宗周出山輔政。

4、外交上：派「資深外交官」——陳洪範同清軍講和，以割讓江南四郡為條件，換取一個「微縮南明國」的存在。

緊鑼密鼓的對策之下，潞監國「偏安一域」的良好願望能夠如願以償地實現嗎？

就在外交官陳洪範同志剛剛踏上和平之路時，六月初十，潞監國就接到了清兵在貝勒博洛的率領下，已繞過千秋嶺和獨松關，進抵到杭州附近的西塘的緊急戰報。

這時，從清營返回的陳洪範和兵部尚書張秉貞到了，陳外交官說本來要去南京找多鐸談判的，但清兵行動如此之快，談判的對象只能換成博洛。

在述職匯報中，陳外交官極言清兵「軍容之盛，銳不可當」，並拿揚州因無謂抵抗而「血流成河」，南京因開門迎降而「秋毫無犯」的例子作正反比較，勸潞監國為全杭州百姓性命著想，犧牲小我，成就大我。張秉貞也在一旁大講特講杭州的困難和實力。

在兩位「雙簧」演員的輪番勸說下，潞監國心動了！

他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從當上潞王的那一天起，他就一改其父老潞王暴虐的作風，仗義疏財、禮賢下士，仁慈地對待每一個人，平和地處理每一件事，贏得所有和他接觸過的每一個人由衷地稱讚。

即使像福王這樣的一個「混混」，在淮安衣食不繼時，也得到他誠心的照顧，以致後來成為弘光帝的福王只要一提到他，也禁不住心存感激。

他也是一介儒生，儒家有云「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家、一姓之天下，有道者居之，無道者失之。」兩百多年下來，老朱家也正從「有道者」一步步變為「無道者」，即然這樣，就讓自己的家族以一種「和平」的方式退出這帶血的角逐吧！

他實在不想讓全城幾十萬的生靈因為自己的「名節」全部陪葬，也不願這「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的人間仙境化為「千家薜荔人遺失萬戶蕭疏鬼唱歌」的荒墳野灘。

歸降吧！明亡清興、南衰北盛、世道輪迴、因果報應，這大概就是佛家所講的「因緣」吧！這大概就是儒家所講的「順天應人」吧！

他讓陳外交官奉表到清營請降，並把酒食用籮筐盛了，吊下城去來慰勞兵臨城下的清軍。

這一舉動激怒了正在湧金門與清軍血戰的方國安部，方國安對潞監國的「資敵行為」大失所望，帶兵東渡錢塘江往南而去。

得知潞監國準備歸降的消息，老馬同志穿戴齊整，來到宮內，向朱監國交出首輔印章，漠漠而退。

出宮後，卸任的老馬同志頭也不回，騎馬向老鄉方國安撤退的方向追去。後來，阮大鋮、朱大典等人也紛紛踏上「逃亡之途」。

六月十四日，在潞監國的詔令下，杭州及附近的州縣降下降旗，停止抵抗，清軍順利進駐杭州。

進城後的清軍統帥博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多爾袞的遙控，派出使者，給在浙東各府「避難」的明朝諸王（周王、惠王、崇王、魯王）送去了家鄉的特產——人參、貂皮，請他們一同北上，共創「和平建國」大業。

周惠崇三王如約而至，但魯王以「路途遙遠，身體不適」為由婉言謝絕。

潞王自六月初八出任監國，六月十四歸降清廷，執政僅僅六天，有幸成為中國歷史上執政期最短的監國。

歷史把他這種苟且偷生的行為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供後人嘲笑和唾罵。

但在這位佛教徒兼儒生的心裡，卻是坦然的，因為他的選擇，這塊山清水秀的土地上避免了一場人為的劫難！

可能，歷史既需要史可法的「堅強的氣節」，也需要潞王這樣的「明智的迴旋」，前者存氣節於後世，後者保民生在當下。

一個民族，有氣節方可獲得尊敬，有迴旋方能得以生存！

潞王的選擇不是本文所提倡的，但在滿清還沒有搞「留發不留首」的民族壓迫前，江南百姓又把「清代明」看作一家一姓之爭時，他的這種做法，自有其難言的苦衷，今天的我們，也不宜做人云亦云的指責。

1645年七月，接二連三的捷報送到北京，先是大明的東平伯劉澤清結束了一個月的海上飄泊，領全軍解甲歸降；後是潞監國納土歸降，弘光朝最後的余火也光消煙滅，明朝的南直隸特區變成了大清的一個普通行政區。

喜不自勝的多爾袞認為南方的那些「無主省份」完全可以「傳檄而定、和平接收」，考慮眼下南方已進入暑季，南征的清軍以北方人為主，難熬江南的酷熱，於是令多鐸將軍事大權交給平南大將軍勒克德渾後，班師還朝，江南平定地區留少數「八旗兵」及南明降軍駐守。另外，他還給了熟知南方風物的福建佬洪承疇一頂「招撫江南各省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響」官帽，授權他全權處理原南明剩餘省份的招降工作。

九月初四，交接完工作的多鐸攜帶弘光、太子、潞惠周崇等藩王及原南明政府的重要「高幹」——錢謙益、趙之龍、徐久爵等一批「特殊人物」，班師還都。

二百多年前，明朝大將軍徐達佔領元大都，為宣耀「南人」對「北人」的勝利，將大都改名為「北平」，寓意「北方平定」。現在，作為「北人」傑出代表的多爾袞同志，也出於同樣的目的，想宣耀一下「北人」對「南人」的勝利，於是在班師撤軍前，將「南京」改為「江寧」，寓意「江南安寧」。

以後，「江寧」這個南京的新名字，被叫了208年，一直到1853年，漢人的一條好漢——洪秀全領著太平軍打下此城，才把這裡改為「天京」。

在回軍途中，經過淮河時，鄒太后這個剛烈的女人，投河自盡，這讓同行的老朱家一幫男老爺們好不羞愧。

懷著一顆顆惴惴不安心回到故都的弘光及藩王們，並沒有關到「滓子洞」或「勞改營」去接受思想和勞動再教育或乾脆被一刀跺了。為在全國人民面前混個「仁義之君」的形象，也為了吸引全國老朱家子孫們參加大清「和平建國」大業，多爾袞同志早在七月底就授意大清政府向外界公佈了老朱家各歸降子孫的「工資待遇」。（以白銀髮放）

親王500兩/年、郡王400兩/年、鎮國將軍300兩/年、輔國將軍200兩/年、奉國將軍100兩/年、中尉以下給田30畝/人自養，世襲罔替。

這個「工資待遇」還是相對豐厚的，要知道，清初四品文官的年薪才是105兩，一品文官年薪才180兩。

除了「工資」外，大清政府還給這些朱家子孫們在北京分配了大小不等的「安居房」，以讓這些亡國王孫們「入則有房、出則有錢」，充分感受新政府的溫暖。

大清朝的「宅心仁厚」的確也感動了這些前一段還處在顛沛流離、朝不保夕生活狀態的王孫們，他們選出潞王作代表，給清朝的皇帝——順治上了謝恩折，表示自己一行人將「結草啣環，舉家焚頂」，向上天祈導皇帝陛下「聖壽無疆」。

但四五個月後，大清的實際當權派——多爾袞就高興不起來了，這倒不是他心疼每年流出去的白花花銀子，而是他發現，「樹欲靜而風不寧」。自從政府發佈「剃髮令」來，南北方各地的「造反運動」此伏彼起，不少「造反派」打的旗號就是這些老朱家藩王們的，這其中，潞王、弘光、「太子」、秦王的名號常被這些傢伙們「廢物利用、推陳出新。」

這等於自己花了錢，卻給別人做了貢獻，這種虧本的買賣多爾袞不想幹了，他動了從肉體上徹底消滅這些藩王們的心思。

這時，潛伏在潞王身邊的諜報人員向他匯報，潞王私藏原來用過的公章，有危害大清國家安全的犯罪企圖。

這讓多爾袞終於抓住了「莫須有的辮子」，他讓有關官員成立「專案組」加緊審理，以案牽案，終於讓弘光、潞王、太子、秦王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現出了原形。1645年四月初九，這些人統統被斬於菜市口。

弘光朝最後的一點餘燼也消散得無影無蹤！

最後，我再來交待一下和弘光朝「休戚與共」的兩個大人物——馬士英和阮大鋮的人生歸宿。

馬士英，即老馬同志不願跟著潞監國一起參加「和平運動」，就從杭州逃了出來。逃出時，他的手下只剩下從家鄉帶來的四百「私人武裝」，為大樹底下好乘涼，他加入了方國安的大隊伍謀求一起發展。

這時，阮大鋮這個難離難棄的戰友又來捨生忘死地投奔他了。原來，在杭州被「和平接收」後，阮大鋮先是跟著朱大典逃到朱的老家——浙江金華。但金華人民對他這個禍國殃民的傢伙嗤之以鼻，堅決拒之於城門之外，走投無路的阮大鋮只好帶著一顆受傷的心再次來找老馬哥。

面對突然而至的阮大鋮，老馬同志沒有絲毫劫後重逢的欣喜。痛定思痛，他現在對這個曾給予自己莫大恩情，又給予自己無數麻煩的老友充滿了複雜的情感，反思弘光朝的「短存驟亡」，這位老友真是功不可沒，因此，他對阮大鋮常常是態度冷淡、愛搭不理。

不甘寂寞的阮大鋮轉而去和方國安方司令套近乎，阮的「脫口秀」功夫不久就讓方司令有相見恨晚之感，這兩個老頭子很快便陷入了「夕陽戀」。

方國安後來加入了擁立魯監國的行列，並向魯監國舉薦了老馬同志，但魯監國對這位「臭名遠揚」的弘光首很不感冒，拒而不見。魯監國屬下的各級官員對老馬同志也是如見過街老鼠，個個喊打。

為將臭名聲徹底洗清，老馬參加了與方國安部攻打杭州城的戰鬥，結果方部在錢塘江被以逸待勞的清軍打了個落花流水，老馬那點殘存的「私人武裝」也在這次戰鬥中損失殆盡。

灰心失望的方國安和阮大鋮在清軍繼續南下時，率軍投降。

降清後的阮大鋮在清軍隊伍中發揮個人專長，組織「文藝宣傳隊」自任團長，搞了一場又一場「心連心」的文藝匯演，這給清兵枯燥的軍營中增添了不少歡樂的氣氛，阮大鋮又獲得了清營上下交口稱讚，大家見面時都恭敬地稱他為「阮老先生」。

後來清軍攻打福建，阮大鋮也隨軍出征，在翻越仙霞嶺時，已經六十歲的阮大鋮為了顯擺其「老當益壯」的風采，和同行的清兵一起徒步爬山，結果一腳踏空，腦袋觸石而亡，終於在八閩之地結束了這老小子罪惡深重的一生。

而老馬同志在方阮二人投降時，卻再次選擇了「靜悄悄地離開」。

他托人去給隆武帝送信，希望自己繼續能在有生之年，為隆武帝復興大明的事業發揮餘熱。

隆武帝派人對其好言相慰，但讓他耐心等待。

這時的老馬，子死妻亡、家破財盡，早已孑然一身，在江南大地幾度輾轉飄泊，最後投入了太湖吳易的抗清隊伍中，並先後光榮地參加了攻打吳江和海鹽縣城的戰鬥。

堅持鬥爭兩年多後，1647年初，太湖義軍最後的營寨被清軍攻破，老馬、吳易等義軍首領被擒獲，在勸降未果後，全部被殺於太湖之濱。

老馬同志在潞監國降清後，又不被容於魯、唐兩政權，但他並沒有因此就轉頭投向清朝，而是盡力以抗清的實際行動改變自己過去的不佳形象，實屬難能可貴。相形之下，黃宗羲、張岱在魯監國政權處境困難時，就悄悄回到清朝統治區遵制剃頭，以明朝「遺民」自居，雖然不能見危授命、治國平天下了，但也出版些個人專著，靠罵罵「奸臣」馬士英來證明自己是正人君子。

歷史似乎就這樣的「詭譎無情」，與弘光朝另一「著名烈士」——史可法死後屢獲殊榮、築廟祭祀、香火不絕相比，老馬死後不僅被黃宗羲等「社會賢達」唾罵，而且，在清朝官方所著的《明史》中，還把他歸為奸臣類，與嚴嵩、溫體仁等同作一傳，並美譽其為屠戮弘光朝的「第一殺手」。

同樣是為國盡忠，同樣是殫精竭慮，但人和人的差距昨就怎麼大呢？

以下是我的一個小小分析，文字淺薄，僅供一覽。

其一、「一把手效應」，老馬同志雖然位居弘光朝的「次輔」位置，名義上是弘光朝的「三把手」（一把手為弘光帝、二把手為史可法），但一把手弘光帝既無履職能力、又無行政經驗，放在朝堂上僅僅是一個擺設、一個象徵；二把手史可法被他擠到「領導核心圈」外的揚州城去督師，這樣南明朝真正的一把手就成了他老馬同志，這是當時南明人和大清人都知道的事。

既然作為一個團隊的一把手，那麼，就不能只享受它給予的權利，也得履行它帶來的義務，承擔它帶來的責任。如果這個團隊出了大問題，最終被首要追責的，必然是「一把手」。

其二、能力問題，既然老馬同志勇於擔當，因勢利導、費盡心機地成為南明的實際「一把手」，就應該有與之相匹配的能力。尤其此時的南明，真是到了一個「危急存亡之秋」，清朝、大順、大西三個政權都對南明的生存構成了實質的威脅，時代對這個「救時的一把手」提出了更高的素質要求。

結合當時的形勢，老馬同志要成就一番大事業，必須具備兩種「成功人士」的能力。一為「張良式」的能力，即能制定摒棄前嫌、拉住大順、驅逐韃虜、進取中原的大政方針；並能在實際操作中，以變應變，恰到好處地處理一些棘手舫衝突事件。

這一點上，老馬同志差強人意，他把軍隊的主力一直歸縮到長江、淮河一線，對河南、山東的「進取」只是名義上的「收編」，看不清敵友轉化的大勢，一直頑固地棒著「借虜平寇」衣缽不放。在處理左兵趁清兵北來東下這些突發事件上，顧此失彼；後來清兵渡江，又輕易棄都而走。這與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能力差距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

另一種能力應為「蕭何式」能力，即能在人事管理上調和文武幹部、為復興大明同心協力；經濟管理平衡財政收支、舒緩社會矛盾、保障民生幸福。

這一點上，老馬更是稀鬆差勁，人事上，他出於自身目的，參與了南明的軍隊幹部、黨派人土、官僚隊伍這三者的互相爭鬥，更讓這三者之間矛盾不斷，紛爭不息；經濟上他沒有出台任何的「裕民」政策，把「加稅加稅再加稅，賣官賣官還賣官」做為解決財政危機的旁門左道，使江南農業工商業再遭重創、官場更加黑暗腐敗、民眾對政府的堅持率一降再降。

從以上可以看出，老馬的確不是「救時的一把手」那塊料，他的能力，主要體現在鳳陽總督的任期內，那則的老馬，意氣風發、平滅劉超，保得江淮一帶拔雲見日、風平浪靜，但其一旦忽登高位，官位大於能力，他就無法突破自身發展的瓶勁了。

其三、個人生活作風問題，明史上說其「貪鄙」，民歌唱其「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這些都不是無厘頭的炒作。「貪鄙」這種作風，在明末貪污成風的官場，老馬同志搞點「計劃外收入」似乎也不值得過於吹毛求疵，但在南明立國之初、百廢待新的時刻，剔除明末「公務員普遍貪污索賄」這塊腐肉毒瘤，重塑政府良好形象為當時行政改良的重中之重，（此時的多爾袞同志正在北京搞創建「廉潔型政府」的試點工作）。但老馬卻為滿足個人私慾，反其道行之，使貪污成為一劑加快弘光朝速亡的催化劑。

相比老馬同志的不潔，史可法可是兩袖清風，一無所馭，連督師廚房中的肉都分給將士們去過節用了，除夕夜他只能拿點鹽和醬下酒，這自然能贏得當時及後人們無限的敬仰和愛戴。

其四、「損友」因素。朋友分三種——益友、諍友、損友。以此推論，老馬同志執政期間，有兩個很標準的「損友」壞他的事，一個是他的恩人阮大鋮，一個是他的上司弘光帝。前者是毫無大局觀念、私心自用、眥睚必報；後者是「好了傷疤忘了痛、快活一陣是一陣」。對這兩損友，老馬同志一個出於「報恩」一個出於「利用」，都不能做合理的疏通與揚棄，反而在「黨爭」和「財政支出」這兩個重要問題上被這兩位牽著鼻子走，導致「國事日壞、人心日散」。

綜合分析下來，老馬同志這個「烈士」死後不但是輕於鴻毛，而且幾百年來被後人指著名字責罵就不足為怪了，歷史的天平畢竟還是自有其公正之處的。

第十四章 弘光朝何以速亡

在即將告別弘光朝前，我將對其做一小結，分析其為何立國僅僅一年就告滅亡。

自弘光朝建立的那一天起，其君臣上下都有一個「偏安江南的曲未終，東晉南宋的夢未醒」情結，希望自已的南明王朝也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在南方的半壁河山中重新享國百年。

但是，這一情結，猶如一朵嬌弱無力的花，沒來及結果，就被來自塞北浩蕩的冷風吹散得一乾二淨。

東晉、南宋何能再次立國百年，而南明，比這兩個王朝控制的地盤更廣、擁有的人口更多、經濟的規模更大，卻致速亡。這一問題，四百多年來，帶著揮之不散的哀傷，深沉地在拷問著整個漢民族內心。

今天，我也加入到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之中，希望個人的一孔之見也能在南明史的研究中閃爍出一點微弱的亮光。

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條件，內因是指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下面，我就從外因、內因兩個方面來分析弘光朝速亡的原因吧！

外因：時代不同了，對手不一樣。

東晉的對手，在相當的時期內，是一個個各自為政的北方十六國。公元316年，匈奴族劉淵建立的漢國滅亡了西晉，但滅晉後的劉淵並沒有取代西晉、一統南北的能力和興趣，而是在收拾好西晉都城洛陽的金銀財寶後，又回到了生他養他的黃土高坡。其後的北方，則陷入了五胡十六國的混亂狀態，那個政權都無力揮兵南下。

東晉在公元317年建立，一直到公元383年，在前秦統一北方後南下的66年間裡，都沒有受到過來自北方實質性的危脅。這就給了東晉留出了從容建國、從容發展的時間。

南宋的對手，是剛剛從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的金國，金國在1127年滅亡北宋後，也和劉淵一樣，俘著徽欽二帝、帶著子女玉帛，快快樂樂地回老家上京享用去了。而在北宋原來的北方區域，金國在開始的幾年裡，則先後建立了楚、齊兩個偽政權來統冶管理，自己則只滿足於抽取「保護費」。

後來在趙構建立南宋的次年，覺得很不是滋味的金國在金兀朮率領下發動了一場旨在「搜山檢海捉趙構」的戰爭，戰爭進行了最後，是金兀朮的十萬得勝之師在一個小小的黃天蕩被圍困四十餘天，自此斷了南下的信念。

雙方斷斷續續打了十年，這十年，對金國來說，是「逝去的十年」；對南宋來說，是「收穫的十年」，十年後，金朝正式確立了對北方的統冶，但卻不敢南下牧馬，南宋穩定了在南方的政權，但也無力北伐中原。最後的雙方只能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相互承認對方的生存權。

而南明弘光小朝廷，所面對的，卻不是這樣的一個對手，明未遼東經濟的發展已與內地等肩，佔領了此地區的十萬多女真人被二百萬的漢人所包圍，宛如一條強勁的小河匯入大湖的懷抱，在經濟、文化、政治上迅速漢化，再也不是一個僅得遼東一隅就心滿意足的富翁了。

「心有多遠，你就能走多遠。」從後金變為大清，這不僅是一個國號的變更；從、盛京遷都北京，這不僅是一個行政中心的改變，這一切，都蘊含著一個新生民族伐取中原、一統華夷的政治理想，而遼東二十多年的行政鍛造又催生了這個新生民族政治能力。

在外部碰上這樣一個對手，就會促使弘光朝只能朝兩條路上狂奔，要麼在復興的路上迅速崛起，要麼在衰敗的路上迅速死亡，根本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

說完了外因說內因，畢竟，在促進事物發展變化的因素中，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內因。促使弘光朝滅亡的內因有以下幾點：

一、社會的主要矛盾——土地兼併，依然沒有消解。

弘光朝所在的南方，是明朝土地兼併最為嚴重的區域。之所以沒有在此爆發大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一是因為南方的自然條件相對較好，佃農租種地主的地交出大量的租稅後生存的條件還是要略好於北方；二是發達的工商業吸納了大量農民的下崗再就業，成為社會的「穩壓器」；三是農民革命戰爭的烈火還沒有燒到南方，革命缺少揭竿而起的領導者。

但穩定並不代責安定，大量土地兼併造成的後果就是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窮人過多。特別是在馬內閣宣佈田地加稅後，下層民眾的生活更加貧苦，對新政府是失望X失望=絕望，南明政府的統治基層根基己嚴重崩塌。當清軍首次南下時，下層民眾大部分採取了觀望的態度，自發的抵抗寥寥無幾。

而此時，在清朝統冶的北方區域，多年的戰爭破壞使河北、河南、山東等地出現了大量的「無主荒地」，為社會轉入下一輪重建工作開創了良好的條件。在此基礎上，清廷又適時頌布了減稅、認養無主地的政策，使大部分控制的北方地區開始安定下來，下層民眾開始著眼追求安定、追求財富，社會經濟開始慢慢復芳，結果是逐漸使清廷可掌握的社會資源有所增強，為大規模的統一戰爭奠定了物質基礎。

二、國家領導人——皇帝的繼承和培養制度出現了嚴重的「安全隱患」。

朱元璋開國時制定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兄終弟繼、近支優先」四項基本原則，這實際上是一個身份決定皇位的原則，在這四項原則下，皇帝的繼承者的數量有了保證，質量卻不保證。心理變態者、不務正業者、好吃懶作者、貪財吝嗇者等等各類持別性格的人物都有可能因身份原因登上皇帝的寶座。

在皇帝的崗前培養上，太子的培養是雖然有一套嚴密的制度，但並不科學，也不能與時俱進。

在特殊時期，如果太子的這一脈忽然中斷，近支藩王就成為未來皇帝最直接的後備人選。

但在這些藩王行政能力的提前培養上，從「造反成功人士」——朱棣那一代起，為了國家的長治，為了王朝的久安，朱棣就不動聲色地把自己的藩王兄弟們逐個趕出了政治和軍事的舞台。

作為補償，他在經濟上給予這些藩王們「高薪厚養」，讓他們一輩子在自己那塊不大不小的封地上，飽食終日、無所事事。這些失去人身自由的藩王們，思想境界高雅的，可以從事一些有利於身心健康的活動，比如向藝術界發展發展（如潞王）；思想境界低俗的，則只能在吃喝玩樂中虛度人生（如福王）。

這樣的結果，就是國家一旦有事，這些大大小小的藩王們不但無力擔付國家興亡的責任，相反還會成為國家的包袱。中間身份特殊的藩王，驟登大位。雖有振興國家的雄心，卻缺乏振興國家的能力。

明王朝的國家領導人——弘光帝就是這樣的一個藩王。在時而花天酒地，時而落荒逃難中渡過了前半生，被擁立為皇帝後卻發現自己的懵懵無知，一番掙扎後就把大權付之於首輔馬士英，他則再埋下頭來，重回到以往吃喝玩樂的人生狀態。

這不僅是弘光帝個人的悲哀，而且是整個明未「藩王一族」的悲哀。在弘光帝之後的魯監國、隆武帝、永歷帝都面臨著這樣的尷尬。不是自己不努力，而是能力這個看不見、模不著的東西，實在不是跟著身份與身俱來的，需要後天慢慢的培養和磨礪。而後天的環境，卻沒有給他們這樣的機會。

同期的對手清朝，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繼承製度是在局部範圍內的民主選舉制，選舉的標準就是能力最強者勝出。這樣的制度下，皇太極、多爾袞這兩個政治強人雖小經波瀾，卻從容地登上大清實際最高領導人的高位。

另外，這兩位領導人在履職前，也不是鎖在深宅大院死讀書、讀死書的，他倆不但經過了金戈鐵馬的戰爭考驗，而且經過了撫國安民的政治鍛煉，行政能力與對手崇禎、弘光完全不在一個級別上。

三、財政與軍事「雙破產」

明朝中後期，國家的財政收入70％來自南方地區。南明建立後，北方那些「燒錢」的行政區，如遼東、陝西、河南要麼成為「淪陷區」，要麼成為「不管區」，南明現在財政收入是「取之於南方、用之於南方」，財政應該是很充裕和瀟灑的。

但實際狀況是，1644—1645年度，南明財政收入是白銀約460萬兩，支出卻高達700萬兩，虧損240萬兩，比崇禎朝有過之而無不及。

造成這樣的窘境，雖然說官吏貪污、弘光帝的高消費（大婚、重建明故宮、發展梨園事業消耗白銀約百萬兩）兩者「功不可沒」。但大量的銀子卻被用來養兵了，尤其是來養處於國防一線的「五鎮」兵，這些兵大爺一年就花了南明420萬兩白花花的銀子。

但最讓弘光朝堂惱火的是，花錢養了兵，關鍵時刻卻沒用得上，清兵一南下，這些高價養的兵大爺在他們領導下，或者搞了「窩裡鬥」，或者來了「反戈一擊」，兩者和清兵結合起來，成為南明弘光小朝廷直接的掘墓人。

對這段歷史，我一直有一個疑惑，處於經濟發達地區的南明因為養兵拖跨了經濟、摧殘了民生，導致了弘光朝財政與軍事「雙破產」。那麼處於經濟不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清朝不是也養了很多兵，為什麼就沒有拖跨經濟呢？爆發經濟和政治危機呢？

後來我研究了古代中國的幾類「養兵」制度，發現歷史上以下的三種「養兵」制度是很省錢的，而清初的八旗制就名列其中。

A：唐初的府兵制；

B：明初的衛所制；

C：清初的八旗制。

這三種養兵制，為何省錢？就是因為這三種軍制下，國家是不給士兵發餉的。非但不發餉，打起仗來，士兵還得自備馬匹武器（平時把馬匹武器保養不好的士兵，打起仗來，就等著丟命吧！）。和平時期，這些士兵仍回去當農民、牧民或獵戶，從事社會財富生產，自養自足。

這樣算下來，國家不但省了軍人工資，而且還省了被裝、武器、養馬等各種費用，國家要直接支出的，只是在出征期間的糧草費。

當然，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國家也不能「無償」使用這些士兵，作為交換條件，國家要拿出一塊土地來，作為「補助」發給士兵，讓士兵能夠從這塊地的收入中獲得收益，養活自己和家庭。

這三種養兵制，還有一個大大的好處，就是士兵的歸屬感強，忠誠度高。

這也很好理解，這些士兵不比募兵制下，花錢雇來的士兵，後者與國家維繫紐帶就僅僅一個「錢」字，而前者與國家維繫紐帶多了去，土地、房屋、生死病死、各種福利都要靠國家來解決，不忠於組織不行啊。

又有一個疑問，既然明朝前期搞的衛所很省錢，為什麼後來卻搞不下去了？

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恰恰是這三種養兵制的一個統一的宿命——在王朝的初期興起，在王朝的中期終結。

這是因為，王朝初期，國家通過政權可以把戰後大量的「無主荒地」掌握在手中，分配給為國浴血奮戰的士兵。

但後來戰爭結束，和平建設開始。隨著經濟的發展，士兵得來的土地作為商品進入流通領域，被「交換」「兼併」或者上級「貪污」掉了，而此時的國家，卻再也無法拿出新的土地繼續維持這種特別省錢的養兵制度了。

但軍隊是國家的柱石，士兵還得養，沒辦法，國家只能採取用財政收入來花錢養兵了。

而在一個王朝的末年，各種社會矛盾突出，盜賊、戰亂都需要國家養大量的兵來「壓場子」。於是，財政支出就越支越高，可是養的兵忠誠度不高，戰鬥力不行。於是就再多養兵。無限的軍費支出和有限的財政收入成為把這個王朝拉向死亡的深淵兩匹脫韁的烈馬（當然還有別的原因）。

這不僅是明朝走過的一個既定軌道，也是唐朝、清朝走過的一個既定軌道！南明弘光朝只是在明朝走過的軌道又行駛了一段而已，在這段已鋪設軌道中，她的滅亡，只是或早或晚的事情！

四、弘光朝的另一致命因素——三大爭，即黨派之爭、軍閥之爭、文官與軍閥之爭。

作為明朝的繼承者，南明不但繼承了她傳統的項目——黨爭。而且還繼往開來、推陳出新。

黨爭之外，又推出了軍閥與軍閥之爭，文官與軍閥之爭。把「爭」的項目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和廣度。

先說搞得最歷害的黨爭吧，南明的黨爭，不同於近現代社會中的政黨之爭。近現代社會中的政黨之爭是君主虛位下的競爭，有公開公平的規則，有透明嚴密的社會監督，雙方的競爭原則是「對事不對人」。在近現代政黨良性競爭的促進下，社會向著更公正、更合理的秩序邁進。

而明朝及南明的黨爭，完全是在一元君主專制下的門派之爭，沒有公開公平的規則，沒有透明嚴密的社會監督，雙方競爭原則是「對人不對事」，相互傾扎、黨同伐異是其最大的特色。在此黨爭惡性循環下，社會向著更混亂、更腐朽的秩序轉進。

南明弘光朝的黨爭，主要是以阮大鋮為首「閹黨」（主要由勳貴集團和閹黨殘餘組成）與群龍無首的東林復社（主要是文官集團）搞的競爭，雙方圍繞「選帝」「逆案」「順案」「弘光三大案」展開一系列的爭鬥。爭來爭去的結果是既沒有成功者、也沒有勝利者，雙方都是失敗者，得利的一方則是守在一旁看笑話的清朝。

清朝在定鼎北京後，也出現了「黨爭」，原復社領導人之一的龔鼎孳和原閹黨領導人之一馮銓再度激情上演黨爭的傳統劇，但政治嗅覺極其敏銳的多爾袞沒有接這個碴，以自己的「英明神武」當機立斷地將黨爭的苗子消滅於萌芽狀態。

非但如此，多爾袞還嚴禁清朝高當利用科舉之便搭車收取門生，一下子堵塞了黨爭的一個重要源頭。

而此時的南明，不但在搞黨爭，而且，朝堂之外，軍閥與軍閥也不團結，各方因為防區的收益利益，你爭我奪、槍口向內。上演了一出出「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窩裡鬥，使南明本來就有限的國防力量更為削弱。

在軍閥與軍閥互鬥的同時，東林黨人因看不慣軍閥們的「行為方式」，參與了對軍閥們的口誅筆伐，軍閥們還之於顏色。而馬內閣與南明最大的軍閥頭子——左良玉之間，因為門派和稅收利益，爭鬥更是到了你死我活的狀態。

弘光三大爭中，千絲萬縷，盤綜錯雜，怎一個「亂」字可以寫盡！

上面的外因和內因累加下來，弘光朝「其亡也忽焉」就順理成章了。

弘光朝速亡了，但南明朝卻沒有終結。隨著以多爾袞為首的清廷一系列民族壓迫政策的實施。漢族，開始真正感受到了「亡文化、亡天下」的痛苦，救亡圖存的民族自覺為南明朝的繼續生存打開了一條縫隙，在這條縫隙中，南明朝，開始了其傳奇而艱難的十七年抗爭！

第十五章 一個新政府的正面和反面

先說一下以多爾袞為領導核心的新政府正面形象吧！

多爾袞這個「外來戶」從1644年四月入關，到1645年六月，既幹掉了李自成，又消滅了弘光帝，取得了當年他老爹（努爾哈赤）、老哥（皇太極）做夢都未曾夢到的輝煌成就。

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才有果的，多爾袞能取得這樣的輝煌成就。是因為他解決了當年崇禎皇帝想解決卻解決不了的五大難題。

這五大難題是：耕地問題、財政收支平衡問題、太監干政問題、收拾人心問題、整肅貪污問題。

第一個難題能夠比較順利地解決，應該十分感謝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領袖領導的明末農民起義。

明末，全國10％的耕地掌握在朱氏皇族的手裡，另外還有80％的耕地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手裡。農民兄弟絕大部分靠佃地為生（專業名詞：佃農），過高的地租讓大伙生活朝不保夕、生不如死。

對此，作為地主階級總頭子的崇禎帝心知肚明，但他卻不可能出手相幫、把耕地從地主手中奪過來分給農民，甚至也沒有出台過一些限制高額地租的法令。

但李自成張獻忠這等農民軍領袖就不同了，在戰爭中，他們對各級皇族、官僚、地主分子採取了最為嚴厲的階級專政，依靠一趕二抓三殺的「革命暴力」，讓這些特權階級逃的逃、亡的亡，使他們掌握的耕地淪為「無主荒地」，並實際到了承租人——佃農的手中。

多爾袞新政府在徵稅工作中，按「誰耕種，誰納稅」的辦法收取賦稅，這等於承認了佃農兄弟對租種土地的所有權。

在這次波瀾不驚的「土改」運動中，清政府真是撿了個大便宜，既沒有擔上迫害地主縉紳的壞名聲，又讓實際得到耕地的貧困佃農心存感激，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消解。

第二個要解決難題就是財政收支平衡問題。明朝的崇禎、南明的弘光都因為財政的破產而導致政權的破產。財政收支問題，關係到新政權存亡興衰，多爾袞不可不慎。

而他面臨的現實是——一手要靠減稅來換取「本地人」對自已這個「外來戶」的支持；一手還要滿足軍事行動、政權建設、社會救濟各方面「用錢」的需要。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在第一手上，多爾袞除免除「三餉」外，還根據範文程的建議，賦稅徵收不按崇禎朝的高標準徵收，而按崇禎節爺萬歷時期的較低標淮徵收。

另外，還實行減稅，大幅減免本年度「清統區」的正賦，徵收辦法是清軍所過之處免徵糧一半，未過之處只要真心歸順，可免徵糧的三分之一。

除免了部分本年度的賦稅外，還規定，以前年份老百姓欠崇禎朝的賦稅，統統不再交納。

正賦之外，對明朝一些不合理的附加稅，如焦炭銀、麻鐵銀、河夫銀、匠班銀等一律取消。

這邊免稅，那邊花錢，清政府是如何「熬」過來的，這就該說多爾袞的第二手了。

一是運銀運糧，把當年皇太極五次南掠明朝，搶到瀋陽的銀子都運到北京來使用。這些銀子當年取之於漢地，現在用之於漢地，也算清初版的「轉移支付」吧！新政府前後運到北京的銀子不下二百萬兩，另外還從滿洲運來了大量的糧食，有效地解決了面臨的銀荒糧荒。

二是支持很省錢的八旗軍制不變。

三是減少花錢的渠道，據估計，明末至少有40％的財政收入用來養活老朱家的皇子皇孫了。而清朝，雖然也象徵性地養了一些朱姓藩王，但其花出去的錢，連原來的千分之一都不到。

四是堵塞疏洞、整肅貪污，這個以後專門來談。

這樣兩手下來，清朝新政府的財政完全達到良性循環的地步，這是南明和大順朝都追之未及的。

第三個要解決的難題是太監干政問題。

這個問題的根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了丞相，由自己親自執行國家的行政權。但他的後代大部份比較懶。可懶人有懶辦法，於是就拉上家奴——太監，幫自已一塊幹活，結果導致了太監集團的崛起。

明朝的太監不但可以外出監軍，過一把沙場點兵、金戈鐵馬的癮，而且還能掌握特務機構，派出秘密警察監視文官集團。更讓文官集團抓狂的是，司禮監的太監還可以對他們給皇帝上的奏章，先予審閱，然後再票擬、批紅、蓋章後下發執行，這難道不是「披著太監外衣的皇帝」嗎？文官們這究竟是在給皇帝打工還是給太監打工？

文官們為了能抱團取暖，就陸續成立了東林黨、楚黨、浙黨等與太監集團對抗，以求自保。而太監們當然不能坐以待斃，為了加強自身的力量，就聯絡文官集團中的「失意之士」，組成了閹黨與文官成立的各黨派分庭抗禮，明末的黨爭由此拉開大幕。

太監們整體素質比較低，加上心理殘疾，導致行為變態，從而成功地搞垮了一個偉大的王朝。新生的大清王朝大權如果再掌握在這幫殘疾人手裡，那麼愛新覺羅家族用鮮血打下來的江山也會像明朝一樣「變修改色」。

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在文官們喋喋不休的上書勸說下，多爾袞決心把太監集團踢出新政府政冶經濟的舞台。

他接管北京的政權機構後，詔告天下，宣佈大清將永遠取消了司禮監、御馬監、東廠等太監干政的機構，秉筆太監、掌印太監、東廠提督太監等和太監有關的職位，將永遠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今後，新政府文武官員奏章的批紅、蓋章等權利一律由皇帝親自行使（因皇帝順治太小，現在當然由他——皇叔父攝政王多爾袞閣下代為行使）。

經濟上，他一進京便阻止太監去收取明代皇莊的地租，甚至不准太監離京到外地去採買物品，把太監同志們一個個「撈外快」的機會給剝奪得一乾二淨。

以前在明朝中後期，每逢大朝，太監們是可以穿著朝服與文武百官一齊朝賀的，但多爾袞規定，以後太監再也不允許「混入」大清公務員的隊列中去參加朝賀了。

太監，從這一刻起，又回歸原來的本色——皇宮內從事體力勞動的「特殊殘疾服務員」。

太監干政，從這個時代起，就成為一個褪去「光亮彩色」的名詞，徹底消失到歷史的紅塵深處。

第四個解決的難題是收拾人心。

收拾人心，先收拾黔民之首——知識分子的心。

多爾袞在這方面主要作了四件事。

一是尊孔，漢官李若琳上表，請多爾袞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多爾袞讓禮部審議後，乾脆直接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並按明朝的沿革，封孔子後人為衍聖公。

二是開科取士，1645年，多爾袞即在「清占區」舉行鄉試，並在以後攝政的七年裡，打破三年一考的慣例，加試三次，取士1100人，全部納入大清基層公務員的隊伍。

三是擴大公務員隊伍錄用的範圍，讓各地舉薦山林隱逸、懷才抱德的「文士」及武略出眾、膽力過人的「武士」，這些被舉薦的特殊人才可以不必參加科舉，由吏部覆核後直接錄用為國家公務員。

另外，凡是在明朝因為「建言獻策」或「誣告陷害」而被罷官的「另類知識分子」，只要沒有犯過貪污罪的，新政府將全部為其平冤昭雪，有做官願望的，一律起用，並參照原來的官位予以重新安排新職位。

四是在「知識分子」成為公務員後，皇帝將尊重各級公務員的人身權利，不搞派秘密警察監視人身自由那一套把戲，承諾以後大清公務員若觸犯法律，將由有關執法部門按法律程序加以審理，不能再由皇帝直接打屁股，也不能再由皇帝直接下詔獄。

除了收拾「知識分子」的心，對「社會弱勢群體」和「道德建設模範」，多爾袞也給予了特殊的關注。

新政府規定：取消末成年人、殘疾人、老人的賦稅；老人如果年滿七十，可以留一丁在家中侍養，此丁應服的國家勞役全部取消，年滿八十，則新政府每年另給絹一疋、錦一斤、米一石、肉十斤的物質補助，九十歲還加倍補助；對窮民鰥寡孤獨殘疾之人，由新政府拔出專門的錢糧進行保障性救濟。

對道德建設模範，新政府規定：有德行著聞、為鄉里敬服者，給冠帶榮身；對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由地方各級政府建立牌坊予以表彰。

第五個解決的難題是整肅貪污。

對於「公務員貪污」這個「前朝頑疾」，新政府採取的對策是：

一是先大赦後嚴管，規定以1644年五月一日為界線。告知各級公務員，以前你們貪污明朝的錢，新政府可以既往不咎，但五月一日以後，換招牌了，我們是要建設一個「廉潔型、嚴管型」的新政府的，打工的各位大爺們要敢於貪污大清的錢，死了死了的。

二是及時公佈了各級公務員的工資標準，並保證按時按量發放，雖然工資和明朝相比差不多，但細水長流，這讓在戰亂中衣食不繼的公務員——那顆動盪不安的心開始平靜下來，規規矩矩上班，兢兢業業做事，爭取在新老闆面前表現表現，貪污這項特殊活動暫時先告停一下。

三是官員大換血。

新政府的高層方面：對于歸降區內巡撫、總督這類高級公務員，則大部分選用關外老班底中的漢人擔任。這些漢人早已全部加入「漢軍八旗」，有房有地有奴隸，還有組織紀律管著，貪污的慾望在現階段並不是很強，相反還都有一番做出成就來洗清「漢奸」罵名政治理想。

如此一來，高級公務員的口袋紮緊了，中低級公務員就只能銀跟在後面亦步亦趨、上行下效了。

中層方面：雖然大量任用了明朝歸順的官員，但對這些特殊公務員，多爾袞也是區別對待的。德才雙佳者，提拔使用；有才無德者，酌情使用；有德無才者，限制使用；德才兩差者，只養不用。

新政府的建設需要補充大量基層公務員，於是就通過科舉、舉薦德才之士等，吸納民間的新生力量加了進來，使新政府的基層崗位逐漸恢復了正常的運作。而在實踐中，這些尚不沾染官場惡習的後進之才也的確也給新政府帶來一股「清新氣息」。

總的來說，多爾袞攝政時期，官員的貪污問題，和崇禎朝或是弘光朝相比，不算是一個大問題。

說完了正面說反面，多爾袞新政府的反面形象是——一切以滿洲旗人利益為出發點，入關後陸續搞了五條「擾民害民」的惡政！

這「多（爾袞）五條」分別是：占房、圈地、投充、逃人、剃頭改衣。

多爾袞領著滿蒙漢八旗大軍從白雪皚皚的東北大地來到了人地生疏的華北平原，在為人民「剿賊滅寇、討伐不義」的同時，自然要解決八旗大軍，行政幹部、後勤人員、隨行家屬共二十多萬的生活、居住、生計等一系列的問題，以使跟著他跑出來干「革命」的一干人能夠消除後顧之憂，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在住房問題上，入京後的八旗軍士、家屬開始是與當地居民雜居的，但是，大順軍留下的「特殊禮物」——鼠疫嚇壞了這些來自嚴寒地帶的人們。出於防疫的目的，新政府想出了分城居住的辦法。下令把北京內城的原住民一律逐出，逐空後把八旗軍士、家屬安頓進去。鼠疫過去後，多爾袞發現這個分城居住的辦法挺好。不但能防病，而且還能防敵——一一旦漢人襲擊，扎推在一塊的旗人們馬上就能拉出去打群架。

嘗到甜頭的多爾袞決定把這項「好制度」推廣開來，以後，清軍每打下一座大城市並需要在當地駐軍時，都把內城的居民趕出來，建立「滿城」，讓八旗軍士、家屬集中居住。時至今日，太原、南京、杭州等駐過八旗軍的城市，都還留存有「滿城」遺址。

需注意的是，滿城並非都住著滿人，還有漢人、蒙人這些入了旗的「旗人」。

強佔各大城市內城老百姓的房屋這種作法，連多爾袞也知道不太地道。隨後於是以順治皇帝的名義出台了一項法令，規定凡是被佔了房的居民，新政府將根據所佔房屋的多少，減免其一到三年的田賦。

這道法令如果放到現在，肯定會被人罵成是在搞「畫餅充飢」式的作秀！但在明末清初，城市居民在城外還是大大小小有些田產的，這讓那些被佔了房的內城居民心裡多多少少有了些「安慰」。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還是回家洗洗睡吧！

但不久，京城附近的老百姓發現：他們是舊怨未去，又添新恨。

因為新政府為了解決入關旗人的生計問題，又搞了一個「圈地」運動。

旗人們大部分還是種地為生的，但種的地在滿洲、松花江畔，並沒有隨著清軍的入關而入關，這些充當職業軍人的旗人們入關後。四出打仗，家裡那點地自然無人打理，撂荒了。

同時，給新政府打仗既不發餉，還不讓隨便搶劫，這就使旗人們生計困難，生活水平極劇下降，後方民怨沸騰，前方軍心不穩。

這種情況下，多爾袞想到給廣大旗人們搞點產業，他盯上了京郊州縣的「無主荒地」。

京郊州縣的「無主荒地」原本是有主的，主人就是明朝在京城內居住的皇族、勳貴、官僚、太監等權貴。但這些主大部分已死在了「大順朝革命的屠刀」下。目前，這些地實際掌握在承租的佃農手中，並且，佃農們在1644年已按所耕種的田畝數向新政府交納了「農業稅」。

為把這些地變為旗人們的固定資產，這年的十二月，多爾袞發佈了圈地令，宣佈自此令下達之日起，將把京郊四十一個縣的「無主荒地」分給東來的諸王、勳臣、八旗兵丁等。

此令一下，在政策的執行中，立即產生了兩個嚴重的後果：

一是各旗官兵在旗主的授意下，撒開馬兒去圈地。圈地時，不管耕地有主無主，一律圈占，自耕農、中小地主家中還有的一些耕地也被圈去。

二是各旗官兵們不但圈了地，而且連耕地附近居民宅基地、房屋也統統圈了去，立刻讓這些人變成徹頭徹尾的「無產階級」。

無家可歸、無地可耕的農民、中小地主聯合起來，採取和平的手段逐級把「上訪材料」呈送到多爾袞手裡。

為平息民怒，同時也為了解決各旗官兵有了地卻沒人耕種的煩惱，以「行仁義、救中國」為「己任」的新政府迅速出台了兩項「補救措施」。

一是令戶部傳諭各州縣有關部門，凡民間房產因為被滿洲圈占，可視其被佔耕地的多少、肥瘠程度，在他處速行補給，並保證公平公正，不讓百姓吃虧。

話說得冠冕堂皇、天衣無縫，但這裡不是在人少地多滿洲，；而是在人口稠密華北平原，耕地在明朝中期就已被開發殆盡，所以在政策的落實中，各地官員只能從各縣邊遠地區的荒山灘涂中劃出一些「薄地」來，象徵性地對失地居民進行補償。

二是發佈「投充」令，新政府為解決「漢族貧苦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鼓勵他們投入到各旗下，以奴僕身份來耕種自己曾灑過汗水和淚水的土地。

在「投充」令下，大量的漢族農民倒是了有地耕，不流浪了。但第二天睜眼起來，卻發現自己的身份變了，以往好歹還是可以自由遷移的佃農，和田主是出租人與承租人的關係，合則留、不合則走。而現在乃至以後，自己及子孫後代都變成了旗人家的「奴僕」，不能遷移、不能改業、不能科舉、不能搞信仰自由。

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對「投充」令都罵娘的，一些腦瓜子轉得特別快的地主發現了「投充」一個特殊的好處——偷稅漏稅。

這些地主和旗人們達成「秘密協議」，帶著自己的地投向旗人的門下，雖然地還是自己的，但卻不用再向國家交稅了，另還能拉虎皮扯大旗，借旗人的名號橫行鄉里，何樂而不為？

這下該輪到多爾袞傻眼了，於是他緊急在「投充」令下達後的第三個月，發佈了「反投充令」，宣佈「投充」一事，永行停止。

但這項禁令只管住了普通旗人，旗人中的勳貴、王爺等特權階層，仍然繼續通過各種渠道吸納了大量的「投充」民戶，成立「個人農莊」，並委派漢人中的強悍奸滑之徒擔任「莊頭」，對投充戶進行集約化管理，集體化生產，反映清朝社會風貌的小說——《紅樓夢》第五十三回中，黑山村的烏莊頭，就是這樣一個厲害角色！

如果說「投充」似乎還有一點點「喜劇色彩」的話，那麼，接下來的第四個惡政——緝捕逃人法，則完全滲透了漢族百姓的血和淚。

瞭解緝捕逃人法，先得明白一個名詞——逃人。

逃人，簡單來說，就是不願意在滿洲旗人莊園當奴隸，想方設法逃出來的人。

這些人，原來是明朝遼東、河北、山東的普通百姓，在後金侵佔遼東、五次進掠內地及征大順伐南明時，被俘獲並送到旗人的莊園中，作為奴隸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人數有40萬之多。

在八旗軍四出打仗後，大批旗人也隨軍出征，旗人莊園管理放鬆。有些忍受不了虐待和思鄉之苦的「奴隸」，紛紛找機會逃亡，逃人問題由此產生。

僅1644年一年，就有四到五萬名「漢人奴隸」成功從旗人的莊園中逃出。當逃人問題已嚴重威脅到滿洲旗內各級人等的「生產生活」時，嚴厲的「緝捕逃人法」就在新政府的手中應運而生。

逃人們勝利脫離魔窟後，必然是只能靠投親靠友才能活下去，這樣，「緝捕逃人法」就涉及到兩個犯罪主體——逃人及收留逃人的窩主。

在「緝捕逃人法」中，逃人是作為旗人的「特殊財產」出現在法律的客體中的，旗人們當然不會讓自己的財產蒙受重大損失。所以，「緝捕逃人法」最大的特點，就是在案件判決量刑時，薄懲逃人、重治窩主。

逃人第一次逃被抓，第二次逃被抓，都是被暴打一頓鞭子後發還原主，繼續接受勞改，直到第三次逃被抓，才是被處以絞刑；而窩主則是一旦牽連被抓，廢話不說，直接砍頭，並且不但窩主本人被殺，窩主的一家及左鄰右舍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

但即使這樣，逃人的數量還是有增無減，因此，新政府就把緝拿逃人作為本屆政府施政的第一要務。不但在中央專門設立兵部督捕侍郎負責逃人的追捕審理，而且在地方也把緝捕逃人作為地方官政績考核的重要標準。

在這種「高壓政策」下，數萬逃人的背後必然會牽扯出數十萬的窩主。數十萬漢人血淚交加的痛苦，與征服者為所欲為的得意，形成了清初一道「沉重」的風景線。

逃人與窩主的痛苦，也深深刺痛新政府中漢族官員的心。血濃於水的民族情給了這些漢官為民鼓與呼的勇氣。他們不斷長篇累牘地上書，向攝政王多爾袞傾訴漢族百姓的心聲，希望新政府能「以人為本」，適當減輕逃人法的懲罰標準。

但所有的上書最終換來了多爾袞一通怒氣沖沖的斥責：

「你們這些漢官，就知道對逃人一事各執偏見，全然不知國家的大政方針，漢人奴隸為旗人幹活受累，流的不過是汗，而旗人為國打仗犧牲，那流的是血，拼的是命！」

「沒有漢人奴隸為旗人幹活，那有旗人為你們玩命，當年老朱家的王爺們魚肉百姓時，何曾見你們打抱不平；當年李自成殺人放火時，何曾見你們出手相助。正是我們旗人來了，才改變了這一切，為你們廣大的漢族百姓帶來了生活安寧。人，貴在知足，貴在感恩！」

發過脾氣後，「緝捕逃人法」依然「我行我素」，接下來，又有更多的逃人和窩主被抓被殺，但，漢人奴隸的逃亡仍然是有增無減。

前面說的這四條惡政雖然可惡，但就其危害程度而言，僅涉及遼東、山東、河北等北方地區，而下面的這一條惡政，卻危害到整個的漢族地區。在這條惡政下，數千萬人不屈抗爭，數百萬人人頭落地；在這條惡政下，多爾袞及順治帝，都終其一生，也未完成對中國的統一。

這條惡政就是——剃髮易服。

這條惡政，源淵流長，早在努爾哈赤佔領遼東後，就規定其佔領區的漢人必須在髮飾和衣服上和滿人看齊，男子剃去頭頂四周的頭髮，梳起金錢鼠尾的髮式；脫掉寬袍大袖的漢服，改穿對襟窄袖的滿裝，女子也做了類似的規定。並把此規定上升到漢人是否真心歸順後金政權的政冶高度，違反者將被處以極刑。

皇太極時代，後金雖然在文化典籍、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模式等諸多方面大力推行漢化，但仍堅持剃髮與滿服這兩項基本原則不變。

為何要堅持這一形式上的底線，這是因為在皇太極的心中，有三個這樣的「特別情結」。

一、「我愛我族」的情節。作為滿族的領袖，皇太極內心深處，自然有著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他認為漢族雖然在文化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都是先進的，但在服裝髮飾方面，滿族則是更「先進」的。它簡潔、明快、實用、精幹，讓滿族的男兒們能在北方的山林原野中盤馬彎刀、挽弓騎射，盡顯英雄豪姿。皇太極希望隨著征服戰爭的進行，這種引以為豪的民族情感會隨之「發揚光大」，在其它民族的身上都留下深深的烙印。

二、防止全部漢化，保持本民族純潔性的情節。在皇太極執政後，曾組織後金的「文化人」翻譯了漢族的二十二史，其中與滿族「惺惺相惜」的遼金蒙古史成為皇太極經常翻閱的「歷史教科書」。「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從書中皇太極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契丹、女真、蒙古這三個強悍的馬背民族在入主中原後，因為不能很好地保持民族持色，結果在「全盤漢化」之日，也就是「整個民族消亡」之時，對此，被征服的漢人也曾說過這樣的「名族名言」——「胡虜無百年之運」。

三、滿族統冶長久的情節。保留本民族的衣冠文化，對於滿人來說，可以時時牢記自己是一個「以小博大、以少勝多」的民族，促使全民族發奮努力、自強不息，永遠保持本民族「人上之人」的優越地位；對於漢人來說，也可以處處不忘本民族是一個被統治民族，應時刻謹言慎行、低眉順目，對滿人但存恭順之心、休生叛逆之意。

後金——大清的第三代領導核心多爾袞雖然在政治上背叛了這位四哥，但在心理上卻深深受這三個情節的影響，以至於對「剃髮易服」始終情有獨鍾。

在他最初入關進京後，就曾迫不及待地下過剃髮令。但鑒於京城99.9％漢族居民的通力反對，立足未穩的多爾袞只得暫時收回了這道不得人心的成令。

隨著滅順亡明一系列勝利的到來，多爾袞那顆不安分的心又復活了。

就在這時，有一個叫孫之獬的漢官跑來為多爾袞給力加油。

孫之獬，明朝天啟年間進士，多年儒家經典的教育並沒有給這位「學而優則仕」的士大夫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投靠魏忠賢、貪污索賄，讓這傢伙政治上沾滿污穢，經濟上充斥骯髒。

但這傢伙風向標轉換特快，在多爾袞剛進京後就首先搖尾乞降，以此原因順利當上了新政府的禮部侍郎。

但還想繼續進步的孫侍郎不甘心就此停步，在沒有能力為新政府治國平天下出謀劃策時，劍走偏鋒，率先領家人「剃髮易服」。

但「剃髮易服」後的侍郎大人立刻發現自己變成了朝堂上的「蝙蝠」——滿族大臣不讓他站滿班，漢族大臣不讓他站漢班。

在滿漢大臣哄笑中出盡洋相的孫侍郎馬上寫了一道奏章，指出在全國實行「剃髮易服」的必要性。

深受鼓舞的多爾袞終於在1645年的六月底下達政府令，要求全國男性公民在法令下達十日之內一律剃髮，而後易服！

如果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多五條」惡政的危害程度，就會發現，前四條危害了公民的財產、自由及生命，是一種實質性的侵害：而第五條，僅侵犯了公民一部分表象權利。就其危害性而言，似乎應遠遠小於前四條。

如果你也是這樣想，說明我們還是不瞭解自已的民族。

我們的民族，最大的特點，就是有一種「輕生死重大義」的氣節，在五千年的民族史中，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基因已深深沉澱於民族的血脈深處。

憑著這股氣節，我們的民族，薪火相傳、生生不息。闖過「五胡亂華」的動盪，越過「遼金蒙元」的殺伐，幾度跌倒，又幾度爬起，終於迎來了隋唐的輝煌，宋明的繁華。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得毀傷。」並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固執己見的習俗，這其中，包含著恭孝、仁愛以及尊嚴。

這種習俗，可以隨著時代的變遷主動地變革，但這種變革，應該不是暴力對文明、征服對奴役！漢族的歷史上，不是也曾發生過「胡服騎射」的故事嗎？

而「剃髮易服」，卻並非另一場「胡服騎射」的變革，它對於每個漢族人而言，不啻於是一種人格尊嚴的侮辱；對於整個漢族而言，不啻於一種精神力量的閹割。

清代替明，愛新覺羅氏代替朱氏，這僅僅是國家的興亡變遷。顧炎武老夫子說過——「國家興亡，匹夫無責」。需要負責的，只不過一小撮享盡榮華富貴的特權階層而已！

而「剃髮易服」卻是在亡漢族的天下了，顧炎武老夫子也說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需要負責的，則是全體漢家兒郎。

沉默的漢族終於不再沉默了，黃河上下，大江南北，頓時燃起了反抗清朝新政府的沖天怒火！

也就從這一刻起，國內的主要矛盾，由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

第十六章 第一次抗清高潮

首先舉起義旗，揭起第一次抗清高潮的，是南直隸常州府一個不起眼的小縣——江陰。

江陰，位於長江的咽喉，其在漫長的歷史中，湧現出了大批忠臣義士。

明代正德初，宦官劉瑾擅政誤國，在朝的三位江陰人——主事黃昭、御史貢安甫、史良佐，或以挽死諫，或以奏章忤，被稱為「江陰一時三忠」。

後來，在這塊土地上，還誕生過勇鬥魏忠賢，慷慨赴獄，死於酷刑，被列入「東林後七君子」的繆昌期、李應升。

在弘光政權土崩瓦解後，不願做降官的江陰縣縣長林之驥掛印而去。

這難不倒清朝新政府，自願成為大清公務員的人多得是，很快，方享被任命江陰知縣，走馬上任。

方縣長到任後的第一件政務，既不是減免賦稅，也不是救濟貧民，而是落實上級政府的指令，督使江陰縣的男性公民剃髮。

聽到風聲的許用等知識分子，於閏六月初一在孔廟的明倫堂舉行和平集會，會上通過了「頭可斷，發不可剃」的倡議，並把此倡議向社會各界廣泛宣傳。

正在這時，常州府正式向境內的各縣發出了嚴令剃髮的文告。

當年沒有先進的印刷設備，因此，收到文告的方縣長馬上組織縣衙的書吏連夜抄寫，準備次日在大街小巷四處張貼。

但耿氣的書吏在看到文告中「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內容時，怒髮衝冠，置筆大呼——「我等雖死也不能從也！」。

嚴令剃髮、書吏拒抄的消息迅速傳遍縣城，縣城的群眾自發組成請願團，到縣衙向方縣長集體上訪，請他向上級如實反映江陰百姓反對剃髮的心聲。

表面對百姓和言悅色、好言安撫，但暗地裡，方縣長緊急寫成「秘密報告」，請常州府趕快派兵來江陰「多殺樹威」。

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秘密報告」未出江陰縣城就被大家截獲了。

「和平請願」馬上升級為「暴力革命」，剛剛參加工作不久的方享同志光榮地成為江陰革命的第一個對象，被革命群眾的「鐵拳」整得一命嗚呼！

從揍死方縣長的這一刻起，江陰的百姓就知道，在清政府強大的暴力機器面前，他們，已無任何路可退。

可他們也不想去尋找任何退路，對他們來說，誓死捍衛本民族尊嚴就是自己最後的，也是最好的歸宿。

已經行動起來的江陰百姓馬上做了三件事。

選出自己的領導——原縣公安局局長（縣典吏）陳明遇任江陰縣「民眾自冶委員會委員長」；

亮出自己的名號——江陰義民；

打出自已的旗幟——大明中興。

但讓大家大跌眼鏡的是，當了「委員長」陳明遇同志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請賢讓賢。

這位「賢」就是他的前任，也曾做過江陰縣典史的閻應元同志。憑借多年的瞭解，他發現這個老友身上，蘊藏著巨大的軍事才能。

現在的「閻賢人」，之前已被弘光政府任命為廣東英德縣主薄（縣辦公室主任），但因老母病重，正在鄉下的家中盡孝。

接到「陳委員長」邀請的閻應元同志二話沒說，含淚辭別母親，毅然決然地踏上了為國盡忠的不歸之路。

在閻應元同志進城後，「陳委員長」立即將一把手的位置讓與這位老友，自己心甘情願退到副手的位置上。

這不是膽怯，而是對自身能力審定後的正確抉擇。

我們把在某一領域，通過勤學苦做，取得一定成就的人，稱為人才；而把無需拜師學藝、苦熬苦練，就能觸類旁通、一舉成功的人，稱為天才。

很幸運的是，江陰縣的閻應元同志就是這樣的一個天才——軍事天才！

在我翻閱過的歷史資料中，沒有發現閻應元同志與軍事有關的從業履歷。個人檔案中，唯一能與戰爭沾上點邊的事跡，就是曾領著衙役們，跑到鄉下去緝盜捕賊，三箭射退海盜顧三麻子。

他意識到清軍不久將至，在對雙方優劣比較後，做出了合適的對策——據城堅守。

當年在寧遠城，另一個軍事天才袁崇煥就憑借這一戰術創造過奇跡和輝煌。

為保證戰術的正確實施，閻應元同志緊接著採取了五項措施。

一、組建部隊：閻應元對縣城所有居民按丁壯老幼進行分類，挑選出年輕力壯的男子組成民兵；另會合從江陰各鄉趕來的「志願軍」，組建了約二十餘萬人的守城部隊。

二、分工負責：東門由武舉人王公略負責，南門由汪把總負責，西門由陳明遇負責，北門由閻應元自己負責，陳明遇及閻應元並負責總的聯絡及巡查。

三、定崗定人：每個城垛按十名人員進行配給，一日四倒，按時換班，保證各班次都能保持旺盛的「戰鬥力」。

四、肅清奸細：在縣城設立「偵緝隊」，嚴格盤查行人，防止「第五縱隊」混入城內。

五、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成立「物資管委會」，請城內擅長理財的人士，將城內公私物資分類匯總，統一調配，定量供應。

一瞬間，江陰城內的每一個人，消除了貧富差距、消除了階級隔閡，消除了恨怨情仇，剩下的，是一顆顆同仇敵愾的決心。

剛剛做完這些工作後，常州市長（知府）宗灝派來鎮壓的三百「正規軍」就趕到了。

對宗市長這種腦袋深度進水的行為，閻應元同志毫不客氣，直接領兵數萬出城，將這三百清軍殲滅於秦望山下。

宗市長全軍覆滅的戰果傳到南京後，深感事態嚴重的清軍統帥多鐸派出一位「軍界大腕」，去搞定這件事，這位「大腕」就是原來南明五鎮之一的劉良佐。

作為一名可恥的降將，急於想在新老闆面前露一手的劉良佐，立刻率領所部的五萬餘人，浩浩蕩蕩向江陰殺來。

作為一支具有「悠久失敗傳統」的隊伍，來到江陰城下的劉良佐部，仍一如既往地「熊包」，圍攻縣城一個多月，除了在城下扔下數千屍體外，一無所獲。

急火攻心的劉良佐只得謀求「和平解決」，多次將一封封「飽含深情」的勸降信射到城中，結果卻是如石沉大海。

不得已，劉良佐只得親自出馬，跑到城下，隔著城牆與閻應元同志「面對面」，企圖以自已的「現身說法」，打動閻應元同志改弦更張，同流合污。

閻應元同志一句「有降將軍，無降典吏」，就立馬堵住了劉良佐勸降的「糞嘴」。

劉良佐的「先進事跡」傳到南京後，多繹只得繼續增兵。先派出恭順王孔有德率部協攻，後又加派博洛、尼堪兩貝勒率「正牌的滿洲兵」及紅衣大炮前去支援。

博洛一到前線，就以「統軍無方、勞師無功」賞了劉良佐一頓板子作為「見面禮」。

羞愧難當的劉良佐，只得再次督促部隊拚死攻城，但部下的表現，卻沒有因為領導屁股的被打，而增加成功的幾率，江陰城仍舊巋然不動！

在江陰被圍期間，閻應元同志曾多次派出徽商程璧等人出城聯絡援軍。

明軍黃蜚、吳志葵的水師在進軍途中被清軍打敗，當年曾為敵手的海盜顧三麻子也領著一支三百人的「義師」趕來支援，但在路上遭遇大股清軍截擊，戰敗而返。

至此，江陰也完全成為一座孤城。

在堅守孤城七十多天後，江陰城的守城設備也嚴重匱乏，更讓閻應元同志焦慮的是，城內的糧食只能夠維持每人每天兩頓稀粥的定量。

而此時的城外，已陸續聚集了二十四萬的清軍。

在八月二十一日這天，清軍拿出攻城的剎手澗————集中近百門大炮對準江陰城的東北角猛轟，炸塌城牆一角後，清軍終於如潮水般地擁入這座夢寐以求的城市。

但等待他們的，仍然是江陰人不屈不撓的巷戰。

陳明遇命全家男女四十三人一律自焚，然後，持刀與清軍肉博，終於負重創而亡，死時，身體仍僵立牆旁！

閻應元負傷後欲投湖自盡，被清軍從水中「救」起，在博洛面前，立而不跪，勸降不成後被殺！

清軍開始瘋狂的報復，江陰人或力戰到底，或坦然就義，都以先死為幸，婦女多貞烈，投河而死。縱使七歲孩童，也毅然就義，無一人下跪降順。

兩日後，殺累了的清軍「出榜安民」，城內百姓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

在一個自盡的少女旁，清軍發現了這樣的「遺詩」——「腐□白骨滿疆場，萬死孤城未肯降。寄語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另外，時人一副「八十日帶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表達了每一位漢族同胞對江陰人的崇高敬意。

剛剛即位的隆武帝也由衷讚歎：「我家子孫，如果有幸遇倒此縣的三尺幼童，也應敬重有加！」

在戰爭中，江陰城鳳凰涅磐、浴火重生，「忠義之邦」成為這個城市的千古一變的美稱！

對比揚州的戰績平平，南京的不戰而降，江陰保衛戰雖然失敗了，但卻第一次向滿洲征服者顯示南方漢人堅屈不屈、英勇無畏、善於戰鬥的一面。多爾袞「吳地民風柔弱，傳檄可定」的野心被嚴酷的現實擊破了！

在江陰城「榜樣力量」的號召下，南方的太倉、秀水、昆山、常熟、吳江、嘉定、太湖、大別山等城市及山野，覺醒了的漢族士民紛紛舉行起義，殺死清軍委派的地方官吏，開始了「保衛頭髮、保衛文化」的殊死抗爭！

在這系列的起義中，嘉定、太湖民眾的鬥爭更值得「特別報道」，因為這兩個地區，前者堅韌，後者持久。

先說嘉定。

嘉定民眾反抗新政府暴政的過程，前期與江陰出奇的相似。

先是清朝派出「偽縣長」————張維熙到嘉定上任，上任後的張縣長自然要貼出告示，準備忠實地執行新政府的剃髮令。

看到告示後的民眾憤憤不平，立即舉行集會，請當地有名兩位縉紳——侯峒曾、黃淳耀為大傢伙「拿主意」。

在我國古代封建社會，「國」與「家」實質上是分離的，「國」雖然作為統治政權的最高形式，但其統冶的範圍卻僅達到「縣」這一層次。

在「縣」以下的鄉、鎮、街道、社區、農村這一廣大基層範圍內，真正的統冶者卻是「士紳」，換成現代的說法就是——「社會賢達」。

「社會賢達」們通過自身的社會影響力，在維護傳統道德、調解民眾糾紛、提供社會救濟、完善公共福利等諸多方面起著輔助政府管理社會功能，因此，這一階層對新政府剃髮政策的態度將會引導民眾的下一步的動作。

面對民眾焦急、信任的目光，侯峒曾，這位天啟五年進士，曾任弘光朝通政司司長的「社會賢達」，聲淚俱下，慷慨激昂地「亮」出自已的觀念————與其漠漠無聞地剃髮而苟生，不如轟轟烈烈地帶發而戰死。

兵隨將令草隨風，對「剃髮令」早就不滿的基層民眾，於是在侯黃二人的帶領下，衝進縣衙，殺死縣長，並也在城頭豎起了「嘉定恢剿義師」的旗號。

接下來，侯黃二人緊急佈置了一番。

一是按戶分類，合理負擔。他倆將城內居民按人口結構、財產多少分為三等，上戶出人、出錢、備自己的糧及來做「守城志願者」的糧；中戶出人、出錢、備自己的糧；下戶只出人和備少量的糧。

二是實行「精神激勵法」。「侯賢達」每天在視察城防時，會常常發揮自身的特長，來一段即興演講，聽他演講的守城民眾，常常悲憤淚下，發誓「城存成功、城失成仁」。

三是精密規劃、物質刺激。侯黃二人拿出知識分子的認真勁，畫出詳盡的城防圖，把城防分為四段，每段指定了負責人，每垛口也定崗定人。

與江陰不同的是，嘉定還搞了「物質刺激」，規定凡是守城人員，每天每人可發錢六十文，如在戰鬥中能砍下敵人腦袋的，另按每顆十兩白銀的標準給予額外獎勵。

但讓人失望的是，精心準備的嘉定卻沒有複製江陰的成功。

其中的主要原因出在「侯賢達」的身上，當他聽說趕來的敵酋是原南明「逃跑將軍」——李成棟時，就改變了據城堅守的初衷，直接帶兵出城，計劃殲敵於城門之外。

知識淵博的老侯似乎很懂孫子「十則圍之」用兵原則，心想自己手中好歹也有十萬人，而對方只帶了四千人，25：1，靠群毆就可解決問題。

七月初一，嘉定保衛戰在城外的兵磚橋打響。

嘉定義軍擺出了蜂窩陣，想仗著人多勢重，一擁而上，將清兵圍起來後再往死裡揍。

久經戰陣的李成棟一下就明白了義軍的意圖，立刻擺出「螃蟹陣」應戰。

「螃蟹陣」的大致戰法是，中軍先用弩箭頂住對方的衝鋒，兩側則派出精銳騎兵，像螃蟹的夾子一樣，輪番出動，左右攻擊。

打仗不是打架，義軍不到半個時辰，就被清軍沖成了好幾堆，不但彼此不能相顧，還發生了嚴重的「踩踏」事故。清軍在隨後趁機掩殺，結果戰場變成了屠場。

倖存的義軍，只得退回城內，清點人員，損失過半，士氣受到極大影響。

取得外圍作戰勝利的李成棟休整一天，在七月初三，對嘉定城發起了猛攻。

一天後，嘉定城就被攻破。

在軍事上表現差勁的侯黃二人在氣節上表現並不差勁，城破後，侯峒曾及兩個兒子與清軍血戰，負重傷後被俘，不屈被殺！黃淳耀及其弟自殺。

李成棟則嚴格執行了清政府「遇抵抗、即屠城」的命令，居民中被清軍刀砍、槍刺、馬踏而死以及懸樑、投井、投河自盡者，一天即達到三萬多人，史稱「嘉定一屠」。

「一屠」後，志得意滿的李成棟把從此地搶來的財物裝在三百條大船上，率大部清軍撤去，嘉定只留少量人員駐紮。

如果這裡的人民從此就過上忍氣吞聲、忍辱含垢的「順民」生活，那麼，嘉定人在歷史上，只能稍露一下臉，閃一閃光，轉眼就被忘掉。

但劫後餘生的嘉定人卻再次選擇了反抗，他們在另一位「社會賢達」朱瑛的領導下，重新吹響「集結號」，先殺光了駐軍、後宰掉了縣長，再次豎起了義族。

聞訊後的李成棟，於是又領兵連夜殺回嘉定，藉著夜幕的掩護，從殘破的城牆豁口中突入城內。對許多尚在睡夢中的居民，展開了血腥的屠殺。屠殺後，積屍成堆，放火焚燒，史稱「嘉定二屠」。

屠殺後的李成棟擦掉血跡、收起屠刀，再次撤離，這一次，他相信嘉定人總算服了。

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在其僅僅撤離二十天後，嘉定人，又在一位叫吳之番的前南明將領帶領下，再舉義旗，重占縣城。並且，這一回，還有嘉定附近數萬鄉民加入了反抗的隊伍。

發了狂的李成棟，不得已「三顧嘉定」。這一次，雙方都殺紅了眼。在城牆根下，在居民房內，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殊死搏鬥。

損失甚重的清軍在戰後對嘉定實行了「殺光、搶光、燒盡」的野蠻報復，史稱「嘉定三屠」。

經過這三次的屠殺後，嘉定城真是「千戶家殺盡，萬門人蹤滅」，到處都是殘垣斷壁、荒草殭屍！徹底成了————「嘉定、嘉定、家家安定」。

但在故國反抗暴力征服的歷史上，卻又增添了一個英雄的城市。

如果說嘉定人民的堅韌和頑強讓人蕩氣迴腸的話，那麼太湖義軍的智慧和持久則讓人心生敬佩！

太湖義軍的反清起義從1645年6月開始，一直堅持到1647年1月，前後近兩年時間。

該義軍能夠持續這麼長時間，是因為有一個好領導人——吳易。

吳易，字日生，雖然科班出身（崇禎十六年進士），但曾經跟著史可法幹過參軍，屬於既有理論基礎，又有實踐經驗的複合型人才。

在弘光政權垮台，清政府下達剃髮令後，吳易看到「民心可用」，就以太湖為根據地，拉起了一支隊伍，準備「欲與清虜試比高」。

之所以選太湖作為根據地，是因為吳易看到了南下清軍有一個很大的劣勢——只有陸軍，沒有水軍。

而太湖地區，恰恰有豐富的「水軍後備力量」。這裡的眾多漁民，稍加組織訓練，即可成為一支能征善戰的「水上武裝力量」。

心動加上行動，一支人數三千，戰船五百的精幹水師出現在煙波浩淼的太湖上，揭開了漢人「水上抗清」的帷幕。

1645年6月11日，吳易率太湖水師一打吳江縣城，擒殺偽縣長朱廷佐，獲取大量物資後返回太湖。

1646年1月15日，吳率再率太湖水師二打吳江縣城：殺偽代縣長孔胤祖，再次獲取大量物資後返回太湖。

1646年3月25日，吳易聚集一千多條船，聲言將三打吳江，嚇得偽代縣長陳日昇驚恐不安，連連向江寧巡撫土國寶，吳淞提督吳勝兆緊急求援。

吳勝兆的手中掌握著清朝唯一的一支水軍，為對付吳易，他只得把這壓箱底的「傢伙式」拿了出來。分出一部分水師，讓副將汪懋功帶著，火速去太湖找吳易決戰。

一到太湖，汪副將就抓了不少當地的百姓，一為了做苦力划槳，二為了做嚮導引路。

但當船划到湖中央時，這些被捉來的「百姓」卻紛紛搞起了「跳水表演」。

跳也就罷了，但跳到水底下的「百姓」，卻用事先藏起來的錘子和鑿子把清軍的船給鑿沉了。

看過《水滸傳》的讀者，一定很熟悉這一殲敵場景。

不錯！，吳易就活學活用了「吳用同志」的套路，讓自己的水上健兒假扮當地的百姓，上演了一場現實版的「水滸故事」。

這一仗，不但讓汪副將及其帶來的水師都全部報銷，還讓吳易聲名大震，隆武帝和魯監國都派人跑來給他加官進爵。

清政府「明戰」不行，就來「暗戰」，往太湖義軍中派出多名「資深間諜」，開展情報收集和人員策反工作。

1646年6月下旬，清軍收到一則吳易將到嘉善赴宴的情報，立刻做了精心的「準備」。

不知情報洩密的吳易在嘉善被埋伏的清軍一舉擒獲，後因不降被殺。

吳易犧牲後，太湖義軍就像一株失掉養分的大樹，日漸枯萎，半年後，被清軍消滅在太湖之濱。

在南方漢人為「保衛文化」而戰時，北方的漢人，也在和清政府作著同樣的鬥爭！

北方漢人在這一時期的鬥爭，主要有：

1、京郊農民反「圈地」、反「投充」的武裝暴動，其中以昌平縣、三河縣最為激烈，雖然這些「暴動團」以村為單位組成，各自為戰。但在鬥爭的高潮時，曾一度包圍了北京城，使西山的煤炭在二三月個無法運到北京。

2、天津、靜海等地農民的「反清復明」鬥爭，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鬥爭，領導人並非社會賢達，而是江湖人士。

3、山東青州趙應元、魯東謝遷、於七及魯西榆園農民起義，領導人為大順軍餘部的將領、農民中的「傑俊之士」。

4、河南地主武裝劉洪起等的反清鬥爭。

5、陝西大順降清將軍賀珍的漢中起義，起義後，賀珍與原明朝將領孫守法，共同擁立明朝宗室，建立了反清歷史上第一條「民族統一戰線」，並一度集結馬步軍七萬人攻打西安，是北方規模最大的武裝鬥爭，給清政府以極大的震動。

但與南方漢人「大」（每一次起義的規模都很大，涉及一城市或一地區）；「全」（全民上陣、老少參與）；「廣」（範圍廣，從長江以南到東海之濱）；「早」（弘光朝滅亡，剃髮令一下就開始抵抗）相比，北方漢人的鬥爭卻呈現出以下相反的特點：

1、「小」，每次的規模都比較小，即使規模最大的賀珍、孫守法起義，也不過只有七萬人。

2、「散」起義此伏彼起，力量分散，就算在同一地域，也沒有進行統一領導、統一戰鬥。

3、「雜」參與的人員有縉紳、農民、大順軍、山賊、草寇、跑江湖、做小買賣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門。

4、「晚」在清軍入關進京的相當長時期內，北方是相對平靜的，只是在清朝推行了一系列惡政後，反抗鬥爭才陸續出現。

下面分析出現這樣的差別的原因吧！

本來在北方，由於明末清軍曾六次南掠，使河北、山東等地的民眾生靈塗炭、妻離子散，漢人自然對清政府恨之入骨。

但在多爾袞實行了一系列的善政後，民眾的態度開始有了轉變，清軍，在老百姓的眼裡，由財富的掠奪者，變成了財富的保護者。

而且，在對侍少數民族的心理上，南北漢人也有很大不同。

這是因為，雖然北方是漢族的原住地，但由於戰亂的影響，漢族曾五次大規模地南方遷移。

這五次分別發生在東漢、東晉、唐朝、五代、南宋，持續時間近一千年。

規模最大兩次南遷，發生東晉初年和宋金戰爭時期，而且，這兩次的背景都是少數民族內侵。

漢族的遷移產生了兩個後果。

一是使南方在經濟上完全超過北方，文化上，南方也以繼承和發展了「正牌的漢族文明」為自豪。

二是使留在北方的漢人與內侵的少數民族相互雜居，匈奴、鮮卑、沙陀、黨項、女真等少數民族逐漸融入了漢族之中。（大順皇帝李自成即為西夏黨項人的後裔）。

這樣，就導致北方漢人與南方漢人相比，更多元、更開放、也更包容，對滿族這個「外來戶」的排斥程度並沒有南方強烈。

但隨著清政府民族迫害和民族歧視惡政的推行，一部分北方漢人不願忍氣吞聲了，由依附變為反抗。

但與沒有遭到過大規模戰亂的南方相比，北方，已經經過了十多年的戰亂，「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是大部分地區的真實寫照。

也就是說，這時的北方，戰爭的潛力，與南方相比，已挖掘盡了。

另外，三支有組織、有戰鬥力的武裝力量——大順、大西、明軍的餘部都己經轉移到南方，使北方出現大規模武裝鬥爭的幾率，比南方降低了。

以上即是南北方漢人在第一次反清鬥爭中的表現，最後，讓我總結這次鬥爭的意義。

這個意義就是，雖然鬥爭都先後失敗了，但卻打擊了清朝統治者，遲滯了清軍的南下，為隆武及魯監國政權的建立，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

第十七章 一皇帝三監國

在閻應元、侯峒曾據堅城與清軍血拼的時候，有一個名人，意識到，這樣做，不行。

這個名人，就是明末的大儒——黃道周。

黃道周，福建漳州人，一個王陽明式的聖人。

他在天啟二年中進士後，因為幾次上巰為倒了霉的大臣求情，結果是弄得自己也跟著倒霉，官是越做越低，有幾年還被削職為民。

在崇禎繼位後，黃道周被再次啟用，但後（:文:）因對大學士（:人:）楊嗣昌（:書:）作法不（:屋:）滿，竟當面指責崇禎帝用人不當，結果是被降官六級，貶到江西按察司當了個小小的照磨（從九品，相當於副科）。

但這「副科」，黃道周也做得不安分，兩年後又因為「胡言亂語」被判處到廣西「勞改」。

可黃道周的名聲太大了，在崇禎朝堂內部分「高幹」的運作下，還沒到廣西，聖旨就下來了，免其勞改，官復原職。

這時的黃道周，已從冶國平安天下的美夢中清醒過來，重新定位自已的人生坐標——開壇講學、傳道授業。

經過數年在教育事業上的春種秋收，他被大明知識界公認為儒林領袖、一代宗師。

連大旅行家徐霞客也跑來拍他的馬屁，稱讚他「字畫為館閣第一，文章為國朝第一，人品為海內第一。」

知識多了，眼界就高，因此在江南地區各自為戰時，黃道周卻在思考更高一個層次的問題——「漢族應該向何處去？」

經過一番思考，他悟出了這樣一個道理，漢族要想復興，捷徑就是再打出「大明」這塊牌子！

想打「大明」這塊牌子，就需要再次推出一個「朱姓皇帝」。

如果再按大明帝位繼承權來操作，現在唯一的人選就是桂王朱常瀛了。

但這個桂王現在遠在廣西，且名聲也不太好，這讓剛剛從「弘光惡夢」中驚醒中的他心有餘悸。

這時，一個叫朱聿鍵的唐王進入到黃道周的視野。

朱聿鍵，朱無璋第二十二子的第八代傳人，洪武大帝的十世孫。從血緣上說，與崇禎帝已拉開了千山萬水，按繼承法怎麼也輪不到他。

但黃道周認為，目前的唐王，有做一個「好皇帝」三大優勢。

第一優勢是身世坎坷。朱聿鍵雖然出生在王府，卻從小飽經憂患，原因是他的爺爺——老唐王朱碩熿很不喜歡他的爸爸，而喜歡他的叔叔，從小就把他和他的爸爸關在深宅大院裡。

不但限制了這父子倆的人身自由，到後來，他的爸爸也被叔叔毒死了。

這是因為，他那個小老婆生的叔叔太想得到唐王那頂王冠了，而大老婆生的朱聿鍵之父是他唯一的障礙。

費盡心機的叔叔卻沒有如願以償，因為當地官員介入了此事，做賊心虛的老唐王趕緊立朱聿鍵為唐世孫來遮人眼目。

不久老唐王就歸天了，正式當上唐王的朱聿鍵，第一件事就是宰了他的叔叔，替父報仇。

因報私仇怕被追究，朱聿鍵想到了立功折罪。

恰巧正值清軍入侵，朱聿鍵便招募了一支人馬，跑到北京去「勤王」。

結果連清軍的影子還未看到，朱聿鍵就被大明的特殊執法機關——錦衣衛逮捕法辦，並被判處無期徒刑，關進鳳陽的「宗室專用監獄」服刑。

這是因為，大明法律明文規定：藩王不得擅自擁有和調度軍隊，違者一律法辦。

不懂法的朱聿鍵再次被剝奪了人生自由，直到弘光繼位，宣佈大赦，他才被放了出來。

仔細算來，現年43歲的唐王朱聿鍵，其中24年就是在「監獄」中度過的，他不叫悲慘誰還叫悲慘。

孟子曾說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恭喜朱聿鍵先生，正因為你這段悲慘的經歷，歷史將選擇你去完成一件大事，使你的人生從此將不再枯燥乏味。

第二優勢是喜好讀書。在24年的囚禁生涯中，朱聿鍵喜好上讀書，常常手不釋卷。書，陪他渡過無數漫漫長夜；書，讓他看到「鐵窗」外廣闊的世界；書，也讓他懂得古今興亡之道。從這一點來說，勝過不讀書的福王百倍。

第三優勢是封地有重大含義。唐王的封地在河南南陽，這裡是東漢「中興之主」劉秀的故鄉，劉秀當年兵起南陽，掃平妖氛，恢復漢家天下。而今中原「遺民淚盡胡塵裡，企盼漢家再一統」，讓南陽的唐王朱聿鍵繼承大位，領導大家干「革命」。一句話——吉祥啊！

在確定了被選舉人人選後，黃道周便開始了聯絡選舉人的行動。

他憑著自己的威望和人脈，聯絡了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泰枝、南安伯鄭芝龍等，請他們和自己連上三道勸進表，請朱聿鍵同志為了大明、為了人民，勉為其難，出任監國。

少年時的坎坷、青年時的理想、中年時的磨難，鑄就了朱聿鍵同志勇於擔當的性格。六月十七日，在浙江衢州，藉著閱兵的機會，他宣佈自己將出任監國。

鑒於清軍已經佔領杭州，浙江已成為抗清前線。為重整旗鼓、捲土重來，在黃道周、鄭芝龍兩個福建佬的勸說下，朱聿鍵領著自己的「流亡政府」，繼續南行，翻越仙霞嶺，進入福建。

1645年閏六月初六，朱聿鍵在鄭芝龍統兵護衛下，到達福建首府福州，次日，正式就任監國。

二十天後，他又在臣僚的擁戴下，於閏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紀元從本年度七月初一開始，改稱隆武。並改福州為福京，作為戰時首都。政府命名為天興府。

南明歷史上第二個政權——隆武政府成立了。

去年還在牢內作囚徒，今年卻在宮中當皇帝。沒有任何班底和親信的朱聿鍵同志，首先把在福建既有錢把子又有槍桿子的鄭氏家族作為自己依靠的對象，即位伊始，就把自己唯一的禮物——官帽，大批量贈送給鄭家兄弟，封鄭芝龍為平虜候，鄭鴻逵為定虜候，鄭芝豹為澄濟伯，鄭彩為永勝伯。

在中央核心機構——內閣的組建上，他也一口氣任命為黃道周、蘇觀生、陳子壯、姜日廣、傅冠等二十餘人為大學士，一同入閣，創下了有明一代的內閣人數之最。

同時，還任命黃道周為吏部尚書，蘇觀生為吏部右侍郎，張肯堂為兵部尚書，何楷為戶部尚書……

在完善了中央機構後，隆武帝頒詔各地，很快就得到了兩廣、湖南、四川、貴州、雲南等「末淪陷區」殘明政府的承認。

剛把檯子搭好，還沒趕上唱戲的隆武帝，馬上碰到一件「鬧心」事。

這件「鬧心」事和敵對的清廷無關，而和自己的一個遠方親戚——魯王朱以海有關。

朱以海，明魯王朱檀的第九代傳人，洪武大帝的十世孫。

和朱聿鍵一樣，朱以海同志也是一個有過「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沉浮雨打萍」經歷的「苦命人」。

在1642年那年，南侵的清兵攻破袞州，朱以海的一家被清軍殘殺，只有他，躲過了致命的一刀，僥倖活了下來。

因為他的哥哥魯王朱以派也在這次大屠殺中殞命，按照「兄終弟及」的原則，他承襲了魯王的爵位。

後在1644年的大動盪中，他南逃到浙江台州作了「寓公」。

在博洛誘降活動中，內心受過深深傷害的他，沒有上這個當，再次成功地躲過了一劫。

就在多爾袞下達剃髮令後，曾經在抗倭戰爭中飽受鍛煉，贏得過勝利和尊嚴的浙東人民不幹了。

先是紹興，後是寧波、慈溪、石浦、定海、奉化、象山，都紛紛打起了「護髮戰爭」的大旗，公開和清廷叫板。

在戰爭中，有兩支著名的正規部隊加入到了起義的隊伍中來，他們是撤退到錢塘江東岸的方國安部、寧波反正的王之仁部，兩軍共有三萬餘人，戰鬥力遠遠強於臨時組建的民兵武裝。

在形勢一片大好下，當過明朝兵部尚書的張國維和「在鄉高幹」陳函輝、宋之普把選舉「最高國家領導人」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這幾位並不知道朱聿鍵已出任監國，在經過一番「舉頭望明月，低頭思人選」後，發現在浙東地面上，有資格出任「最高領導」的，只剩下沒有隨博洛進京的朱以海同志了。

與清朝有著國恨家仇的朱以海不用群臣多費口舌，接到勸進表後立即到達紹興，於1645年七月十八日就任監國。

同時，改明年為監國元年，至於今年後五個月的紀元，則仍用「弘光」的年號。

隨後是例行的「答謝功臣」活動，方逢年被封為首輔，張國維在進封為次輔的同時，還被任命為督師，朱大典、宋之普封為大學土，入內閣辦事，方國安、王之仁則被分別加封為鎮東侯和武寧侯。

由於「烽火連三月，消息不靈通」，朱聿鍵和朱以海互不知道對方已經「建國」，到了七月間，局勢暫時平穩，南明的老百姓發現，在自己的上空，竟然同時升起了兩個太陽。

這自然讓隆武帝很「鬧心」。

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況且大敵當前，更需建立「抗清統一戰線」。隆武帝認為，魯監國應該取消「監國」的名號，歸屬到自己的名下。

因為論輩分，雖然他和朱以海同為疏藩，但自己卻比朱以海大一輩，後者見了他，還得張嘴叫一聲「大叔」。

論登基時間，自己無論稱監國，還是稱皇帝，都比朱以海同志要早，監國、皇帝這種特殊的「交椅」，自然先來先得，後來無份。

論名號，他是皇帝，朱以海是監國，皇帝＞監國！

論行政區域，他己得到了南方各省的承認，而朱以海的行政區僅限於浙東一隅，只相當於自己的一個「地級市」而已！

但想法要靠辦法去實現。為達到對魯監國政權「和平兼併」的目的，隆武帝派出了自己的特使——兵科給事中劉中藻，前往紹興頒詔，開出的價碼是：

一、承認隆武政府是大明唯一合法的政府，魯監國退位歸藩；

二、魯監國委任的各級官員均可「平調」到隆武政府任職。

劉特使的到來，立刻使魯監國政府官員分成了「歸統派」和「反統派」。

「歸統派」成員：大學士朱大典、督師錢肅樂、大將方國安。

觀點：強敵迫近，同姓相爭，難以中興，建議暫時以「皇太侄」的身份歸於隆武帝名下，日後若能光復南京，皇帝大位自然非朱以海莫屬。

「反統派」成員：大學士張國維、督師熊妝霖、大將王之仁、國舅張國俊。

觀點：作為洪武爺的子孫，大家都有「登大位，救斯民」的權利，現在魯監國已成為浙東抗清的一面旗幟。如果歸統，鞭長莫及，領導乏力的隆武政府不但不能提供實質性的幫助，反而會使整個浙東的大好局面瀕於瓦解。

爭來論去，歸統派暫時在道義和人數上佔了上鋒。

性格平和、耳根柔軟的魯監國見此，便宣佈退位歸藩，承認皇大叔朱聿鍵的正統地位，並在「下野」後自動返回台州。

劉特使不負使命，帶著豐碩的成果返回福州。

然而不久，魯監國這幫官員就發現，歸統後，隆武帝並非兌現自己的承諾，換來的，是自己官位的降低，賦稅的流失。

痛定思痛之後，他們終於下了最後的決心——拒絕承認隆武政府，並再次跑到台州迎回朱以海同志復位。

見第一次「兼併」泡湯，隆武帝馬上改變了策略。

他從緊巴巴的財政中擠出十萬兩白銀，讓都御史陸清源帶著，以鎬師的名義前往浙東，準備來金錢來「贖買」魯監國政權。

同時，他還給這位皇太侄寫了一封情意綿綿的信，說自己膝下無子，只要魯監國退位歸藩，那麼在自己百年之後，辛苦打拼下來的江山，將由朱以海同志的合法繼承。

但出人意料，陸清源剛進入魯監國的轄區，就被人暗殺，十萬兩白銀也不知所終。

而在魯監國隨後給隆武帝的上書中，只稱皇叔父，不稱陛下，惹得隆武帝龍顏大怒，殺其使者陳謙。

陸清源、陳謙兩使者被殺，標誌著魯監國與隆武帝進入敵對狀態。

撕破臉皮後，兩家展開了激烈的「不正當競爭」，都不惜以厚爵豐祿來收買對方的「高幹」跳槽，結果導致官帽氾濫，人心混亂。

至於其它在人員、物質、情報上面的合作，更是無從談起。

這種狀況，最終使清政府得以從容調集兵力，各個擊破。

但魯監國與隆武帝之爭並不是本文故事的結束，而恰恰是一個開始。

因為不久以後，隆武帝又得到一個確切的信息，老朱家又一位不甘寂寞的子孫也跑出來自稱「監國」，向他的正統地位發起了赤裸裸的挑戰。

這個子孫，就是封地在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

明代的王，是爵位中的最高段位，但這同樣的王與王之間，還是有所區別的。

這個區別，就在於這個封號的字數上。

如果封的是一字王，如晉王、秦王，那表明這個王是親王，和皇帝的關係就近。

如果封的是二字王，如棗強王、寧化王，那表明這個王僅是個郡王，和皇帝的關係就比較遠。

有明一代，親王和郡王在政冶權利、經濟待遇可是有很大區別的。

就連清朝也是看「王」下菜碟，親王投降過去，一年給銀500兩，郡王投降過去，一年只給銀400兩。

現在，想當監國的靖江王，我們一看就知道他是個郡王。

靖江王的祖上，就是那位想在朱元璋背後搞「小動作」造反，反而被其囚禁至死的親侄——朱文正。

朱元璋囚死朱文正後，良心發現，封他僅七歲的兒子朱守謙小朋友為靖江王，成為明代唯一一支非朱元璋直系血統的王族。

傳到朱亨嘉這一代時，已經是第14代了。

按照大明皇位繼承法，無論是監國，還是皇帝，怎麼排也排不朱亨嘉的身上。

但就在崇禎弘光相繼完蛋，疏藩朱聿鍵稱監國後，他那顆躁動的心變得開始不安分起來。

對於拿破侖來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對於朱亨嘉來說，不想當監國的王子不是好王子。

1645年8月3日，他終於如願以償了。在廣西總兵楊國威、桂林府推官顧奕等「國家高幹」的擁戴下，黃袍加身，面南背北，自稱監國。

稱監國後，朱亨嘉改桂林為「西京」，作為首都。封楊國威為大將軍，興安伯，孫金鼎為東閣大學士，關寧箴為廣西布政使。

另外，凡在「西京」中，願擁護他監國的大小「幹部」，一律升職加薪。

靖江王這次起事，最有創意的舉措就是採用「洪武」的年號來紀元，要知道，洪武爺早已「升天」二百多年了，因此朱亨嘉頒旨時，日期落款竟然是洪武278年。

他這樣做，大概尋思著，靠洪武爺這塊招牌，既能表明自己的正統地位，又能激起全體大明人同仇敵愾的決心吧！

為把自己做大做強，朱亨嘉非常重視「軍隊建設」，履職之初，就派人到柳州、慶遠、左江、右江等少數民族聚居區招募「土狼標勇」，作為自己的嫡系僱傭軍。

此時廣西「最大的國家幹部」——廣西巡撫瞿式耜，自然成了朱亨嘉首要的拉攏對象。在拉攏未果的情況下，乾脆將其「非法拘禁」。

瞿巡撫在稱帝問題上，本來是個鐵桿的「擁桂派（擁立桂王朱由榔稱帝）」，對隆武帝並不感冒。

但現在顧不得那麼多了，被拘禁的他連連秘密上疏，在表忠心的同時，還懇請隆武帝早日出兵平叛。

隆武帝還沒有採取措施，朱亨嘉就行動了。這主要是他認為廣西是「貧困地區」，不能讓他大規模地徵兵徵糧，就御駕親征廣東，準備打下這個沿海發達省份後大展拳腳。

南明兩廣總督丁魁楚在對兩個「朱」衡量後，認為實力的天平在朱聿鍵的一方，於是積極響應隆武帝的號召，平叛立功。

丁總督和朱亨嘉是有些交情的，為麻痺這個對手，他打著「恭迎聖駕」的旗號，率兵趕到雙方正在對峙的梧州。

四肢不發達、頭腦卻簡單的朱亨嘉果然上當，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丁總督的軍隊打了個落花流水，狼狽逃回桂林。

敵退我進，丁總督趁熱打鐵，揮師直向桂林城下。

脫險後的瞿巡撫成功策反了朱亨嘉手下的重要將領焦璉反正，協助平叛隊伍順利收復桂林城，並活捉了朱亨嘉及其黨羽。

押到福京的朱亨嘉同志受到了「特別關照」，被安排到隆武帝曾經戰鬥多年的地方——皇室專用監獄，去接受思想和身體的「再教育」。

在這裡，朱亨嘉度過了生命中一段痛苦而難忘的時光後，因突發「疾病」，與世長辭！

按下葫蘆起了瓢，剛處理完靖江王這檔子「家醜」後，朱聿鍵同志就又接到益陽王在浙江龍游自立為監國的不幸消息。

益陽王，是遼王朱植的後代。

現在，這傢伙竟對外宣稱得到慈禧太后（不是大清的西太后，而是弘光帝嫡母鄒太后，現投河自盡）密旨，自已將作為朱由崧唯一合法的繼承人，出任大明監國，並在龍游、遂昌一帶授官任職。

隆武帝簡直要抓狂了！

不過，這位監國也沒折騰起多少大浪來。

因為這位爺的人生理想，只不過是要借助監國的名號來賣官掙錢。在隆武帝下詔嚴厲斥責後，就灰溜溜地躲了起來。

隆武帝這下可真鬆了一口氣。

第十八章 隆武帝的努力奮鬥

「家事」的紛爭讓隆武帝感到為難，但「國事」的不可為更讓他犯愁。

和弘光帝不同，前半生在苦水裡泡大的他，當這個皇帝，的確不是奔「提高個人生活品質」的目標而來的，所以在稱帝后，依然保持了「安貧樂道，艱苦樸素」的作風。

個人喜好上：他不飲酒、不遊樂、不和女人交朋友。

個人用度上：他把原來的福建布政使的官衙，末加改造裝潢，就直接拿來當作「皇宮」；

宮中只許使用磁、瓦、銅、錫等便宜貨，不許用金、銀、玉等高檔品；

甚至還不許使用錦繡、灑線、絨花、帳、幔、被褥等生活奢侈品，只許用尋常布帛，實實在在保持了一個小康人家的生活水準。

他當皇帝，是奔著「光復河山、成就大名」的目的而來的。所以在生活上保持「低標準」的同時，在政冶上卻對自己「嚴要求」。

他十分關心群眾疾苦，以「群眾的痛苦就是朕的痛苦、群眾的願望就是朕的願望」作為自己政策的著眼點和出發點。

為實現這一目標，首先他大力整頓公務員隊伍，淨化官場環境，為此專門出台了「小貪必杖、大貪必殺」的強硬法律制度。對膽敢以身試法、頂風作案的邵武通判陳主謨、汀州市長王國冕、古田縣太爺吳士耀等，毫不手軟、嚴懲不貸！

其次他大力爭取淪陷區的民心。

當他聽說南明軍隊每次收復失地後，一旦發現有剃髮的群眾，不問青紅皂白，一律以「叛民」屠殺時，就緊急頒發「有發為順民、無發為難民」的聖旨，對淪陷區的群眾，聲明不論其有發無發，一體保護。

此聖旨一下，立刻得到淪陷區廣大群眾的交口稱讚。

此後，隆武帝的軍隊每收復一淪陷區後，該地群眾均能出人出糧、踴躍支前。與先前聞「軍」即逃的情景，形成了鮮明對比。

除此之外，隆武帝在政治上還辦了兩件大事。

一是在總體政略上，改弘光朝的「平寇優先」（鎮壓農民起義優先）為「御虜優先」（抗擊清軍入侵優先）。在即位十天後，就誅殺了清政府派來的招降使者馬得廠。並詔告天下，定於本年八月十八日，統率六師，御駕親征。

別小看這一政略的轉變，南明以後能聯合大順、大西農民軍，堅持十六年的鬥爭，均得益這一政略的轉變。這也印證了那句話————「觀念不變原地轉，觀念一變天地寬」。

二是結束了黨爭，他發揮了自己的寫作專長，親自撰寫了「縉紳」、「戎政」「儒林」三篇《便覽》，總結了明亡於黨爭的現實，為結束黨爭創造了輿論氛圍。

隨後，他下詔赦免包括閹黨在內的一切政治犯，對那個已成為過街老鼠的馬士英，也允許其在江浙前線「建功贖罪、以觀後效。」

做完這些工作後，隆武帝靜靜守在一旁，等待大明「中興奇跡」的出現！

但「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現實就是如此的殘酷無情，努力奮鬥一番後的隆武帝，看到的，不是勝利的曙光，而是落日的餘輝。

外部：清軍依然步步緊逼，在湖南、江西、浙江三個戰場上向南明政權發動新的攻勢，各地喪師失地、一敗再敗的「喪報」紛至沓來。

內部：隆武政府雖得到了南方各省「殘明政府」的承認，但這些地方政府不但不向中央「交錢」，反而不停地伸手向中央「要線」。

這下弄得隆武帝財政收分外緊張，不得已推出了「預徵稅於民」的政策。

福建民眾負擔更加沉重，不久便唱出了「清兵如蟹，曷遲其來」的流行歌曲，表達自己對隆武朝的失望和不滿。

更讓隆武帝傷心的是，福建仙遊、永安、永福、永定、沙縣、詔安、龍巖等地，竟然爆發了大規模農民的反政府事件。

萬餘名反政府武裝圍攻龍巖縣城，還打下了詔安縣，殺掉地方官，劫走了庫銀。

隆武帝如同遇到了一道複雜的方程式，苦苦求證，難得其解。

經過「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反覆論證後，隆武帝認為：朝綱不振、百姓不寧，根子在福建軍閥頭子鄭芝龍的身上。

鄭芝龍，福建南安人，這個小公務員的兒子，從小就「性情逸蕩、不喜讀書、有膂力、好拳棒」，生就一副「梁山好漢」的底子。

但這小子私生活不檢點，十八歲時，就因勾引後媽，被父親趕出家門。

人生，有時會跌入低谷。

但這並不可怕，跌入的低谷也許會成為攀登新高峰的起點。

關鍵的一點，在於自己如何把握！

鄭芝龍這個小同志的人生，現在就跌入了這樣的們低谷，舉目四望，無親可依、無友可靠。

但個性頑強的他竟憑著聰敏的智慧、過人的膽識，混跡於澳門、日本、菲律賓等地，學會了葡萄牙語、荷蘭語、日語，做過鞋匠、廚子和專職翻譯，並且加入了一個特殊的組織——天主教。

在日本工作期間，他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為妻，生下了一個中日混血兒——鄭森。

經過十多年的打拼，他成了東南亞海面上令人聞風喪膽、談虎變色的「海盜頭子」和八面玲瓏、長袖善舞的「商界領袖」。

與李自成、張獻忠這些擁有巨大政治野心的「陸盜」不同，「海盜」鄭芝龍則擁有的則是巨大的經濟野心。

為順利實現這一野心，崇禎初年，他接受了朝廷的招安。

招安後的他，憑著天下大亂的機遇和自己善於經營的頭腦，逐步攫取了福建大部分區域的行政權、國防權、外貿權，成為東南沿海地區最大的國際貿易商。

他有了上百隻大商船、數萬人的私人衛隊，其他經營海外貿易的中外人士都得向他「保護費」後方敢下海航行。

在黃道周老先生發起的「擁唐」活動中，他看上了朱聿鍵「奇貨可居」的價值，也上表擁戴，並熱烈歡迎朱聿鍵的「流亡政府」到自己的地盤上來長期駐紮。

他這樣做，最終目的就是想讓自己的發展方式來一個大轉變，由「經營商業」轉變為「經營政府」！

對於鄭芝龍的個人算盤，隆武帝心知肚明，但他自信通過自己的籠絡、感化、駕馭等手段，可以逐步掌握鄭氏家族，為己所用。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不但給了鄭氏家族無與倫比的官爵和特權，還以自己無子為由，把鄭芝龍那個混血兒——鄭森，收作自己的義子，賜姓朱，取名成功，並封為御林軍都督，儀同附馬都尉，不久又封為「忠孝伯」。

但隨後隆武帝就發現自已的一片心血都白廢了，鄭芝龍只不過想利用自已來維持鄭氏家族在福建「一族獨大」的地位，對他下達的命令不聽不從、敷衍了事。

隆武帝為收復失地，曾下詔宣示將於本年八月十八日出兵北伐，御駕親征，但鄭芝龍卻以財政困難，缺乏軍費為由推辭。

隆武帝想讓鄭氏從其外貿收入中給國家分一杯羹，但鄭芝龍卻用「預徵稅於民」、「逼大戶捐助」、「賣官售爵」來應對。

幾番交鋒以後，他們的關係從「兩情相悅」發展到「相看兩厭」，彼此都對對方失去了熱情和尊敬。

鄭芝龍曾以自己在擁立活動中做出巨大貢獻為由，要求在朝見時排在文武諸官之首。此議立刻遭到了閣首黃道周的反對。

反對的理由是按大明祖制，武將不能排在文武諸官之首，只能排在大學士之後。

隆武帝在這一禮儀之爭上堅決站在了黃道周的一邊，讓鄭芝龍大丟顏面。每次上朝，只能跟在一幫老夫子後面亦步亦趨。

在一次朝會上，鄭芝龍、鄭鴻逵當著隆武帝的面揮扇去暑，戶部尚書何楷立即上疏劾奏他倆「無人臣禮」，隆武帝為敲打鄭氏兄弟，馬上嘉獎何尚書直言敢諫，並加了左僉都御史的官銜。

這下可捅了馬蜂窩，惱羞成怒的鄭芝龍，處處創造機會地給何尚書難堪，致使何尚書無法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不得已，只好「退休回家」。

即使這樣，鄭芝龍仍然不善罷甘休，為向隆武帝示威，竟派人在路上割掉了何尚書的一隻耳朵。

得知此事的隆武帝，卻無法動用皇帝的權力對「兇手」予以懲罰，只得以淚洗面，仰天長歎！

這件事，被「路邊社」編成了「都院無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的「微博」，生動宣傳，廣泛轉載。

萬般無奈之下，隆武帝產生了找出一位忠臣，組建一支「新軍」的想法。

隆武帝的憂、隆武帝的愁，急壞了一個人，他自覺地站出來，毅然上書，願意組建一支「新軍」，並代替皇帝外出督師。

這個人就是隆武朝的首輔——黃道周。

黃道周現在對鄭芝龍擁兵自重、挾制朝廷的作法，已經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誰說文人不能整軍經武？」他渴望自己這次能夠帶筆從戎，為君解憂，為國立功！

隆武帝感動之餘，欣然同意。馬上拜黃首輔為大明督師，讓他先組建一支自己的隊伍。

首輔外出督師，崇禎朝有楊嗣昌，弘光朝有史可法。

楊嗣昌外出督師時，崇禎帝給了他調動全國人力、財力、兵力的權力。

史可法外出督師時，弘光帝也給了他調動江北五鎮兵力和使用江南江北錢糧的權力。

黃道周外出督師時，隆武帝能給他的，卻只有幾百張空白的「委任狀」。

但黃老夫子竟憑著這些「委任狀」，跑回家鄉，在不到十天的時間內，拉起了一支三千人的「人民子弟兵」。

這支「子弟兵」，什麼人也有，農民、工人（手工業者）、儒生、小商販、船夫，大家僅憑著一股報國的熱血，便聚在了一起。

這支「子弟兵」，什麼武器也有，大刀、長矛、鳥銃、弓箭、鋤頭，但更多的是，是家中常用的扁擔，因此這支軍隊又被大伙呢稱為「扁擔兵」。

一心想效仿大儒王陽明，為國家做點事情的他，忘記了自己的年齡、自己的實力。

王陽明先生涉足軍界時，正是年富力強的四十多歲，手中擁有的，是一支有模有樣的正規部隊。

而今天的黃老夫子涉足軍界時，卻是早已過了花甲之年，手中擁有的，是一支毫無訓練、毫無作戰經驗的「扁擔兵」

當他帶著這支隊伍去見隆武帝時，皇帝也大為感慨。

為彌補自己在感情上的愧疚，皇帝下嚴旨讓鄭芝龍「出血」，為這支隊伍配備了一個月的糧草。

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黃老夫子帶著這三千「子弟兵」從福州開拔，越過仙霞關，準備經江西到安徽，與徽州、衢州一帶的金聲等抗清義軍會合，開闢南方抗清的「第二戰場」（第一戰場為魯監國的浙東地區）。

這支隊伍，運輸工具也很缺，只有十幾匹馬，結果是行軍速度極慢。走了一個多月，才到達江西廣信府（今上饒）。

在這裡，已無糧草的黃老夫子不得不停下來「籌糧備餉」。

施郎（後改名施琅，就是以後打敗鄭經，收復台灣那個主）正在這支「扁擔兵」中，擔任著一個小小的「連長」。

十七歲從軍的他，憑著自已的軍事經驗，認為帶著這樣的軍隊去和清朝的正規軍作戰，肯定是必敗無疑。

因此，他斗膽向黃領導提出自已「合理化建議」————遣散隊伍，僅帶少數精幹班底從小路直接、快速進入贛州，用督師兼首輔的牌子來調遣贛南、湖廣、兩廣等地的「正規明軍」與清軍作戰。

但黃老夫子認為即使只有這麼一支鬆鬆跨跨的軍隊，也能「聊勝於無」。

同時，他又覺得自已學生「桃李半天下」，江西、安徽很多縣的縣太爺都是自己的學生，憑著師生關係，完全能夠達到所到之處，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的效果，就斷然拒絕了「施連長」的建議。

「施連長」頭腦很靈活，見「建議」被拒，立馬開溜，不再陪黃老夫子向前找死。

在廣信府，黃老夫子發揮個人專長，一邊動嘴巴子搞愛國教育，一邊搖手腕子為他人寫字，目的只有兩個——拉人入隊和募集軍費。

黃老夫子還真是有「名人效應」，一個月不到，竟又招來一大批新兵，隊伍迅速擴大到上萬人，募集到的糧食軍費也夠三個月使用。

人也有了，錢糧也有了，黃老夫子信心滿滿。他把這支隊伍分成三股，一股向西進攻撫州，另兩股向北進攻婺源和休寧。

這三股昨天還是老百姓的隊伍，迎面遇到的，是由洪承疇指揮的，由南明降軍組成的「偽軍部隊」。

雖然是「偽軍」，但畢竟是「專業選手」，又因剛跟了新老闆，急於想拿到「軍功章」，因此這些曾經的殘兵敗旅在戰鬥中表現特別突出，將進攻婺源的這股「扁擔軍」打了個七零八落。

婺源這股義軍失敗後，休寧、撫州的另二股義軍也被一一擊潰。

得勝後的「偽軍」們乘勝追擊，廣信府也受到了威脅。

義軍中的廣信兵要求回家鄉守衛，黃老夫子同意了，讓他們先走。

分兵後，黃老夫子手中僅有一千多人了。他領著這千餘人繼續北上。

十二月二十四日，這支隊伍抵達了明堂裡，在這裡，突然遭遇到了大股清軍的埋伏。

一場血戰後，這千餘人大部分戰死，黃老夫子和他的學生——兵部主事趙士超、通判毛志潔等被俘。

被俘後的黃老夫子及其學生並沒有遭到人格上的污辱和身體上的折磨，相反，他們象國寶大熊貓一樣被「特殊」保護起來，客客氣氣送到江寧（原南明首都南京）。

到江南寧後，他們一行人受到了貴賓般的禮遇，被集體安排到一處環境優美、格調雅致的「高級監獄」中居住下來。每天衣食不乏，保證供給，無絲竹之亂耳，無版案之勞神。

抱著「活一日，學一日」的心態，黃老夫子和學生們在獄中著書立說、詠詩賦詞。

還每天抽出空來，接待絡繹不絕的探監群眾，整個監獄彷彿變成了「黃公館」。

探監的群眾中，有來敘舊的，有來勸老夫子認清形勢、歸順大清的，有來求救學問的，但更多的人是來求字的，因為黃老夫子的字太有價值了。

黃老夫子與倪雲路、王鐸被並稱為明末三大書法家。

沙孟海老先生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曾稱讚他的真書如斷崖峭壁、土花斑駁；草書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

此時，南京中的士人己猜想到他誓死不降，必將來日無多，因此爭向跑來索字，得到了就當作寶貝收藏起來。

這種「自在囚徒」的日子整整持續了一個月，一個月後，幕後的操手終於現身了。

這個操手，就是大清東南最高行政長官、著名大漢奸——洪承疇。

洪長官如此「善待」黃老夫子，並不是看在那幾斤幾兩的老鄉薄面上，而是他看上了老夫子一代儒林宗師的名望及隆武首輔身份。

如果老夫子被自己的「糖衣炮彈」擊中而歸降，那麼對己而言，就可以改變在「儒林界」遭人唾罵的局面，為本人「識才惜才敬才愛才」打一個漂亮的分數。

而對大清而言，收黃老夫子的心就是收東南全體知識分子的「士心」，收隆武朝全體公務員的「官心」，這是一宗「四兩購千金」的划算買賣！

根據自己「被勸降」的經驗，洪長官明白，勸降能夠成功，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被勸降的人感到生的美好和可貴，從而願意繼續留在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上！

現在，看到黃老夫子活得如此有滋有味，他覺得，勸降的時機到了。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洪長官來到了「黃公館」，拜見老夫子。

兩人以前在崇禎朝，就有過多面之交，但這次會面，卻既沒有「老鄉見老鄉」的親切，也沒有老友久別重逢的喜悅。

洪長官發現，在老夫子的眼神裡，看不到一絲的感恩和祈求，透射出來的，是卑視、輕蔑、譏諷……

兩人接下來的會談也不投機，黃老夫子一口咬定洪承疇已死，面前的「這位洪大人」乃是「小人」假冒的，全然不予理睬。

遭遇無限尷尬的洪長官只得訕訕而退，黯然神傷地結束了這次精心準備的勸降活動。

也就在這一刻起，他明白了，在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那麼一種人，會為了堅守內心的信念去獻出寶貴的生命。

他不想讓這個「崇高而偉大的生命」毀於己手，於是連夜給多爾袞上書，請他下旨特赦黃老夫子這個「知識界的楷模和文化界的名人」，為國家長遠的道德建設和文化發展提供一個「活生生樣品」。

但多爾袞沒有洪承疇這樣縝密的心思，不願為看不見的將來操心，對於他來說，現實的需要就是不能讓黃道周這類人存在下去，因為他們的存在會給本屆政府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

他下達了迅速處決黃老夫子的「聖旨」。

當處決令下來的時候，黃老夫子為求死已經絕食二十天了。

在絕食期間，黃老夫子的老婆子蔡夫人送來書信說：「忠臣有國無家，勿內顧。」

有這樣深明大義的妻子，黃老夫子已經了無牽掛，只求速為國一死。

1646年三月五日，黃老夫被押出南京東華門行刑，途經朱元璋的孝陵時，黃老夫子不打算往前走了，堅持就在此地行刑，好讓自己未來的靈魂能長伴在洪武爺的身旁。

監刑官只好命就在此地施刑，一同被俘的學生蔡春落、賴繼謹、趙士超、毛玉潔從後面趕快告別：「老師您先走一步，我們馬上就趕來跟老師的魂魄匯合。」

四人也在同一天被殺，被後人合稱為「黃門四君子」。

臨刑前，隨從請老夫子再給家人留幾句遺言。

他咬破手指，撕破衣杉，用鮮血在上面寫下了人生中最後的十六個大字——「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

黃道周，帶著一腔純粹的熱血，帶著一身純粹的學問，帶著一條純粹的生命，走了！

黃道周就義的消息傳到福建後，隆武帝異常惋惜，追諡其為文明伯，謚忠烈。

前有史可法，後有黃道周，弘光、隆武朝兩位首輔就這樣結束了自己悲壯的一生。

他們雖末能建功立業，但卻用自己的言與行為我們金民族增添了一份厚重的精神財富。

150年後，乾隆皇帝理解了這兩位當時的抉擇，在給其「恢復榮譽」的同時，又命為其建祠祭祀。

在黃老夫子祠堂落成之際，精於漢學的乾隆帝，特地為其書寫了「古今完人」的匾額，以表達了自己一份特殊的敬重和情感！

第十九章 湖廣戰場

幸運的何騰蛟

隆武帝雖然和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一樣，前半生中的大部分時光是在牢中度過的二。但因為讀了很多書，所以大事並不糊塗，因此沒有把「北伐成功」的寶完全押到黃道周的身上。

鄭芝龍用不上，黃道周太渺茫，遍覽南明國內，發現在「省部級高幹」中，能夠獨擋一面的，就剩下一個「老朋友」——現任湖北巡撫的何騰蛟了。

何騰蛟，在隆武帝還是在河南南陽當唐王時，就曾出任唐王的「父母官」，與治下的唐王交上了朋友。

在左良玉起兵東下時門，何騰蛟被劫持為「招牌」免費使用。

心有不甘的他趁人不備，跳入滾滾長江之中，打算「寧作水鬼，不作叛臣」。

但何騰蛟真不愧對「騰蛟」這個大名，在長江中鬧騰起來還真像是一條蛟龍，竟然來了個「萬里長江橫渡」，順利流到了長江南岸，安全著陸！

脫險後的他取道寧州、平江到達長沙，因為自己管轄的湖廣北部（今天的湖北省）已大部分淪入清朝之手，於是就在六月初在這裡開設辦公機構，委派幹部、管理地方、調遣軍隊，準備把湖南打造成穩固的反清基地。

這時，他接到一個十萬火急的情報。

有一大股來歷不明的土匪，正在向長沙逼近，估計有進省城集體搶劫的「犯罪企圖」。

何巡撫馬上調長沙知府週二南、副總兵黃朝寶，領二千多雜牌軍外出剿匪，以殲敵於城門之外。

但戰報卻是「沒剿了匪，反被匪剿」，週二南同志宰殺，黃總兵及數千官兵大敗而歸。

敗歸後的黃總兵還帶來了讓他心驚肉跳的消息——此土匪乃是大名鼎鼎的大順軍餘部。

為防大順軍趁勝攻取長沙，何巡撫宣佈全城戒嚴，關閉全部城門，動員老少爺們上城堅守，保家衛國。

但不久大順軍通過「父老鄉親」傳過話來說，俺們不是來打長沙的，而是找何大人歸降的。

何巡撫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找盤涼水洗把臉清醒了清醒，下令繼續偵查。

隨後的「偵查報告」證明了以下三點：

1、大順軍的歸降是真實無誤的；

2、歸降的原因一是大順軍「皇帝」李自成己經駕崩，無人再繼承他建立大順朝的遺志，二是大順軍無後方基地，在清軍打擊下，迫切需要通過歸降老對方來解決吃飯問題；

3、這股準備歸降的大順軍有近二十萬人（含家屬），分別歸屬「偽」澤侯田見秀、義侯張鼐、綿侯袁宗第、磁候劉芳亮、光山伯劉體純、太平伯吳妝義、將領郝搖旗、王進才等統領，現主要駐紮在湖南平江、瀏陽一帶。

綜合分析以上情報後，何巡撫感到「天上真要掉餡餅了」！

自己已經擁有了湖南這塊物阜民豐的「風水寶地」，現在最稀缺的資源就是能守住這塊寶地的「打手」，結果老天爺還真照顧，現成的「打手」就送上門來了。

因為當年手中沒兵而被軍閥左良玉欺負的痛苦日子立刻浮現在他的眼前，感到時不我待的何巡撫立刻派出「資深外交人員」去找大順軍談判。

因各有所需，談判異常順利，在七月初，雙方就達成如下「合營協議」：

1、大順軍放棄「大順」稱號，自此以後改稱「明軍」，宣誓忠於大明現政府。

2、合營後的大順軍聽命於何巡撫的領導，按何巡撫劃定的地域駐紮。

3、何巡撫負責解決合營後軍隊的後勤給養。

大批量地收購了逼死先帝、推翻政府的叛軍，何巡撫覺得這件事好歹也應該向組織匯報一下，走一下組織程序。

恰在這時，福建方面傳來了唐王稱帝的消息，何巡撫感到這事好辦多了。

何巡撫馬上上了一道賀表，恭賀隆武帝繼統，並向他匯報了「擊斃」大順「偽皇帝」李自成和收降其十多萬餘部的喜訊。

這兩個喜訊讓隆武帝「龍顏大悅」，很有成就感，覺得自己重新找到了新的「國家柱石」。

他立刻下旨升何巡撫為湖廣總督，加封定興伯，並可相機處置南方七省的軍務。

人逄喜事精神爽，加官進爵後的何總督逮個機會就給湖南的官員「上課」，課上他大講特講自己與隆武帝的關係，以及隆武帝對自己的倚重，借此來提高自身的威望和人氣。

但話好說，事卻難辦了！現在何總督最難辦的事就是為這十幾萬歸降的明軍找飯吃。

何總督管轄下的兩湖地區雖有「湖廣熟，天下足」的勝譽，但因太陽黑子爆炸，北半球連續遭遇十多年持續乾旱，加之到處都在搞「造反運動」，搞得農民兄弟是「抓革命、丟生產」，糧食產量比起前些年下降不少。

目前，湖南的糧食庫存也僅僅維持在一個「大體自足，略有剩餘」的水平線上。

由於何總督的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結果湖南一下子擁進來這麼多「消費者」，糧食的供應一下子就緊張起來。

一緊張了自然就會出現厚此薄彼的現象。

加之，何騰躍同志本質上是一個大書生，的確缺乏亂世梟雄那種「兼容並包」的胸懷和「駕兵馭匪」的能力，結果弄得在「合營」不久，雙方就出現了巨大的裂痕。

在統計歸降人員的數字時，何總督發現，大順軍中「老一輩領導人」掌握的軍隊人數並不多，田見秀有七千人，袁宗笫有三千人，劉芳亮有一萬人。

相反，軍中「新一代領導人」中，卻掌握了大量軍隊，劉體純有三萬人，其弟劉體統有二萬人，郝搖旗有四萬人，王進才最多，有七萬五千人。

投資跟著實力轉，感情向著能力跑。何總督本著「抓大放小、用新棄老」的原則，把郝搖旗、王進才收為親信，委任為督標副總兵，不久升任總兵，並加封伯爵。

而對田見秀、袁宗第等卻備加歧視，既不安置駐地，也不給足糧餉，想迫使他們手中的軍隊自動解體。

忍無可忍，無需再忍，田袁等人在駐地大掠一頓後，率部往湖北荊州方向而去。

但他們不是北上投「清」的，而是準備和另一支大順軍合師的。

在北上時，他們曾通知了原來歸降的大順軍將領統一行動。

但郝搖旗、王進才現在是「心有所屬」，不願再跟著他們一起跑江湖流浪了，跟著田袁二人走的將領有劉芳亮、張鼐、劉體純等，帶走的人有六萬多。

為有更快速更便捷地與李高會師，他們「緊急徵用」了長沙附近所有的民船，沿水路浩浩蕩蕩往荊州方向而去。

1645年8月，兩支走過千山萬水、經歷千艱萬難的大順軍終於在荊州地區會師了。

李過、高一功這才知道，他們偉大的領袖——李自成已經「光榮殉職」了。

悲痛之餘，李過、高一功把李自成遺霜——高氏，由田、袁的營中接入到自己的營中奉養（高氏是李過的妗妗，高一功的姐姐）。

會師後，兩軍含家屬總人數即達到了三十萬人以上，為解決下一步的出路問題，大家迅速召開了「軍以上幹部會議」，在會上形成了兩點決議：

1、選舉產生了新的領導人——李自成「漠漠無聞」的三弟李孜為大順軍「名譽主席」。

2、確定與明清雙方進行聯絡，通過談判爭取「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的新思路。

統戰高手

現在，在明清的結合部一下子出現了這麼多的「外來軍隊」，搞得明清雙方都很緊張。

按照「屬地管轄」的原則，這大順軍問題，在清方來說，應該屬於湖廣總督佟養和同志負責處理。

佟養和，一個純種的滿洲爺們，滿文名字叫屯代。

掛著「總督八省軍門」空頭銜的佟總督，現在可是手上無兵、心中發慌。

因為大清的獨裁者多爾袞堅持「先東後西」的策略，把用兵重點放在了東南沿海，眾多的南明降兵和有限的「滿兵」，都被他放到了浙閩戰場上，→文·冇·人·冇·書·冇·屋←給兩湖地區只留了一些南明降兵來「看看場子」。

佟總督不是「巧婦」，是無論怎樣做不出「無米之炊」的。

這種情況下，這個東北人天生「忽悠」的技術便派上了用場。佟總督伸出橄欖枝，不斷給李過、高一功寫信、派使者，條件一次比一次優惠、感情一次比一次熱烈。

他先是答應可以赦免李高等人的「造反」之罪，再下來又承諾將給其封官拜爵、加入大清高級公務員行列，後來還允許將李高田袁等人在湖南荊州等地「轉業安置」。

收到信的李高等人既不說成交，也不說停盤，只是每次對使者客客氣氣、畢恭畢敬地接待一番，搞得佟總督的來使，每次都是乘興而來、掃興而歸！

因為考慮到自己十一月就是履職期滿，急於給自己任期劃上一個圓滿句號的佟總督又開始了「from here to there」的忽悠，他這次忽悠的對象是大獨裁者多爾袞了。

他給這位最高上司不斷上表，先是說在自己的辛勤努力下，大清統戰工作卓有成效，連大順朝的「國母」——李自成遺孀高氏也準備積極響應號召，勸說李高等人加入到大清的「和平建國」大業中來。

接下來又上表說李高等人在他的感召下，在荊州駐紮期間，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自覺自願地維護當地社會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

後來又向多爾袞申請特殊政策，說為了做好三十多萬大順軍的歸順工作，中央能否劃出一塊地皮來，讓大順朝這些人嘗試建立「特別自治區」。

就在佟總督信心倍增地繼續加大「忽悠」力度時，忽然接到一個讓他想大抽自己嘴巴的信息。

李高等人揮一揮衣袖，作別了自己的一片癡情，轉投那「腐敗無能」的南明去也！

「我欲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失戀」後的佟總督撞破腦袋也想不明白，就要成功進「洞房」了，對方怎麼就「閃人」了呢？

那麼，就讓我來揭開這個謎底吧！

佟總督之所以「失戀」，一是因為其有一個苛刻的「附加條件」；二是因為其遇到了一個比更有誠意的「競爭對手」。□我們備用網址：www.uu158.com□

這一個苛刻的「附加條件」就是——要投降，必須按照大清「全國一盤棋」的政策，大順的男爺們必須剃髮。

佟總督認為對於已經快飢腸漉漉的大順軍來說，肚子裡擁有「卡路里」才是第一位的，至於剃掉頭上的幾兩頭髮，是可以逐步通過引導而實現的。

但對於這群來自西北的漢子來說，十幾年的衝殺、十幾年的奮鬥，原動力固然是為了那幾口「吃食」，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為之可以放棄一個漢家男兒最起碼的尊嚴。

所以，這群漢子們一起發出這樣的誓言——若剃髮、吾寧死不降！

轉而，他們又把目光投向南明。

按組織程序來說，他們還應和湖廣總督何騰蛟聯絡，但何總督的做法已傷透這群人的心。思來想去，大家決定去走湖廣巡撫堵胤錫的門路。

佟總督強勁的競爭對手，南明「第一」統戰能手——堵胤錫同志由此閃亮登場。

堵胤錫，無錫人，祖上曾有兩代人出任過鎮江衛指揮金事、南京兵馬指揮使副指揮等武職，但到了他這一代，已經家道中落。

他在十一歲，就父母雙亡，幸虧從小定了一門娃娃親，他便跑到岳父陳大懋家提前當上了上門女婿。

岳父家裡雖窮，但卻急公好義，不但收留了小胤錫，還聘請塾師教他詩文，後來又轉學到無錫「名校」——「瞻寧居」學習，得到了「名師」馬世奇的重點培養。

這是堵胤錫一生歷史的重要轉折點。他同馬老師朝夕相處，在操行和學問等方面都受到了良好的培育。

1637年，堵胤錫考中了進士，正式踏上了「救國救民」的道路。

弘光朝肘，堵胤錫已經升任「湖廣省教育廳廳長」，但他卻身在教育，卻不忘國防。

他在1645年6月，與章曠、楊培東從「知識青年」中募兵抗清，前後招募了「學生軍」3000人，分成10營，稱「君子營」。

不叫兵卒而稱為君子，在表示尊重的同肘，還有激勵大家捨身為國之意。

平時，他對這支軍隊的勤訓苦練、還理論聯繫實際地講解戰術，以鍛煉實際作戰能力。

何騰躍升任湖廣總督後，就把空出來的湖廣巡撫一職留給堵胤錫，他終於成了全面主持一方工作的「省部級高幹」。

因在戰時，為加強地域管理，何駐長沙，堵駐常德。

李高等人想主動歸順的消息，是堵巡撫從「路邊社」風聞的，因為雙方還沒有建立正式的溝通渠道，信息的可靠性還有侍於進一步證實。

但是，形勢的險惡已不容堵巡撫有任何的彷徨和等待。

「男兒無需帶吳鉤，亦收關山五十州」，尚武立功的豪情在心中迸發，他開始其一生中最大的冒險。

堵巡撫隻身率十騎直向李高營中奔去！

由武陵過澧水，堵率一行人到達了大順軍所在的老營——松滋草坪，入營直接與李高等將領相見。

李高等大順軍將領正在為無法與巡撫見面而犯愁，今見到巡撫大人竟然能親臨「險地」，一時間手足無措。

堵胤錫在李高等人的耳中，也是一個令他們敬仰的「榜樣式人物」。

就在眼前的這個人，任北新鈔關分司時，減餐停樂、茹蔬食粥、賑濟災民，活者萬人。

還是眼前這個人，出任長沙知府時，秉公辦事，革除陋規，處理積案300餘件。

有一種人，無需權勢、無需武力、無需金錢，就會讓人折服和傾倒。

這是什麼力量？

這是人格的力量！

下馬伊始的堵巡撫馬上開始「現場辦公」。

他先以巡撫之身拜見了李自成的遺孀、大順朝的國母——高氏。

然後他面對黑壓壓的人群，激昂演講，開誠佈公地講忠孝大義、講聯合抗清，情意懇切之處，讓聽講者竟感動得哭了起來，表示願聽從命令，與堵巡撫風雨同舟、無怨無悔。

高氏也感慨地對李高等人說：「堵公真是一片忠心，你切不可辜負他的好意！」

當時李高等人就為堵巡撫舉辦歡迎宴會，並準備搞一些娛樂活動——奏樂。

堵巡撫婉辭謝絕，哭泣著說：「兩京還未恢復，百姓十分困苦，這難道是人臣歡宴聽樂的時候嗎？」

李高等感歎不已，為之撤掉筵席。

在友好而熱烈的氛圍中，雙方開始了真誠的談判。

談判的結果就是：

1、停止內戰，一致抗虜；

2、大順軍取消名號，改奉隆武正朔，但保持軍隊的獨立和完整；

3、南明政府給予名份、劃予駐地、資予糧餉。

帶著豐碩的統戰成果，堵巡撫返回常德。

然後，他準備兌現自己的承諾，為歸順的大順軍及大順將領討要「名份」。

討要名份的正常程序是不應該繞開他的直管領導——何騰蛟的。

但因為這次招撫的對象中，有和何總督「不辭而別」的田袁等人，堵巡撫知道，他必須繞開他的這位「恩公」。

這不是為了私怨，而是為了公事。

堵巡撫派出常德民間知名人士兼社會活動家——舉人傅傳霖作為自己的特使，直接前往福州去向隆武帝匯報工作。

與何總督「瞞天過海、移花接木」式的匯報手法不同，傅特使詳細地向隆武帝匯報了與大順軍「合作」的經過，並奏請皇帝陛下為李高等人封官拜爵。

傅特使的「要求」立即造成隆武朝堂內的「八級地震」，在震中大臣們形成了經渭分明的左右派。

左派：以內閣大學士蔣德璟、路振飛、林增志等為代表「高官」。

觀點：招撫可以，封爵不行。

理由：國家淪落今天這等境地，起因就是李闖等賊人攻破北京、逼死先帝。李闖等人犯下的歷史罪行，可謂「磬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現不加懲處，已是皇恩浩蕩，如若封爵，何以「懲邪惡、揚正氣」！

右派：以翰林兼給事中張家玉、顧之俊，御史錢邦芑為代表的「低官」。

觀點：不但可以招撫，而且應該封爵。

理由：現實需要決定一切，現在「中興」為大明第一要務，非常時期必須用非常手段；以一空爵套住一支三十萬人數的百戰之師，這是何等合算的一樁買賣。

最終的決策擺在了隆武帝的面前。

隆武帝與「老爸」被大順軍吃掉的福王不同，他對這支軍隊，其實並沒有多少感同身受的恐懼和刻骨銘心的仇恨，他現在最大的苦惱，是天天為「缺乏武裝力量」而犯愁。

所從他毅然決然地站在了贊成封爵的「右派」一邊，並決定把「封爵」這件事搞得「有聲有色」，把李過等人的面子「給夠給足」，讓大順人感到本屆政府的「與眾不同」。

他封李過為興國侯，賜御營前部左軍龍虎將軍印，其它歸順的將領也或封候、或封伯。

他還封大順朝國母高夫人為貞義一品夫人，賜珠冠一頂、表裡四匹；並在常德地區為高夫人立了一尊無比高大的牌坊。

隆武帝親為牌坊書寫匾聯，上聯：朝廷風標萬方；下聯：爾門芳留百世；橫批：淑贊中興。把這位當年「一號通緝犯的老婆」誇得跟「聖母瑪利亞」似的。

不過，隆武帝也有一個附加條件，你猜？

當然不是剃頭髮，而是改名字。

他把大順軍改為忠貞營，李過改名為李赤心，高一功改名為高必正。

他認為：這不是附加的侮辱，而是自己殷切的期望——赤膽忠心、秉持正道。

當隆武帝的詔令傳到大順軍營時，全軍上下一時間對這位遠隔千山萬水的皇帝陛下產生了一股發自內心的感動。【TXT小說下載：www.uu158.com】

這種感動是一種被尊重、被信任的感動，自這一刻起，他們被人罵了十幾年「賊寇」之名將一掃而空，一種在陽光下有尊嚴的生活將由此開始。

沒有豪言、沒有壯語，但在接下來的十幾年中，他們將用鮮血和生命來回報這種尊重和信任。

荊州之役

整編大順軍後，堵胤錫明白，自己做了許多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軍旅之夢就要實現了。

他用自己的真誠和耐心取得了上司何騰蛟的「諒解」，何總督同意，將和堵巡撫一同發動「秋季攻勢」。

這一攻勢將分三步走。

第一步：堵率忠貞營從常德出發，收復荊州，何率軍從長沙出發，到岳州集結。

第二步：兩軍完成既定目標後，聯合北進，攻取武昌，佔領湖北全境。

第三步：以湖南湖北為「前進基地」，沿長江東下，光復南京，號召東南漢族民眾進行「復國運動」，恢復弘光朝的疆域，與清朝形成南北朝對峙的局面。

前途光明的，道路曲折的。

這一攻勢能否順利完成，首先在於忠貞營能否如期打下荊州城。

為回報隆武帝與堵巡撫的信任，李高等將領率忠貞營第一時間趕到荊州，將在座早在三國時期就大名鼎鼎的荊州城圍了個水洩不通。

忠貞營和荊州城是很有緣份的。

因為在今年的六月份，剛剛經過「千里大躍進」的大順軍，就曾和荊州城有過「一次親蜜接觸」。

當時打荊州城，主要目的有兩個。

一是想懲治鄭四維這個拿荊州城作為「投名狀」，跑到清虜那裡去入伙的「順奸」。

二是想找一個大城市休整休整，補充一些物質和恢復一下精神。

但結果卻差強大意，儘管大順軍用了「搭雲梯、挖地道、填壕溝」等多種攻城手疫，但卻終究沒能爬上荊州的城頭。

如今，又是同一地點，兩個老對手又「舊別重逢」了。

一場新的攻防對抗賽由此上演！

防方選手鄭四維同志先掉進了「完全恐怖的深淵」。

上一次，荊州，這一「千年歷史名城」就差點讓大順軍這幫「折遷專業戶」給強拆了。怎麼還不到一百天，這幫人又一次扛著傢伙式來了。

鄭四維現在比誰都明白：自古叛徒無好死！留取惡名臭丹青。一旦荊州城破，別人或許有生存的機會，唯有自己會孤獨地去「閻王殿報到」。忠貞營已經準備了點天燈、五馬分屍、剝皮充草等多種「報到路徑」供他選擇。

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下，鄭四維同志發飆了！

他採取了「以金錢換性命，以堅守待援兵」的應急方案。

一方面他拿出自已多年的「創收所得」，一一分發給荊州城的守城將士，鼓勵大家嚴防死守，與陣地共存亡！

另一方面他向上司——湖廣總督佟養和「緊急呼救」，請他看在「大清國的面子上，出手拉兄弟一把」。

剛剛佈置完畢，忠貞營就攻城了。

不過讓鄭四維略感欣慰的是，多日不見，忠貞營的攻城技術並沒有顯著的進步，依然是那重複老三樣——挖地洞、爬雲梯、淘牆角。這樣就使他的防守有了很大的針對性。

雖然這樣，鄭四維也明白，如果救兵不至，那荊州城的陷落是遲早的事。

他心裡不斷地咒罵佟養和這個見死不救的綠毛龜。

其實，此刻的佟總督，不是不救，而是實在無兵可救。

因為據可靠情報顯示，何騰蛟麾下的多支軍隊，正向岳州集中，預計下一步的作戰目標將會直搗自己的駐地武昌。

在僅靠忽悠無效的情況下，他只得拉上大清湖南巡撫何鳴鑾，聯名向清廷派駐南京的平南大將軍勒克德渾求援。

勒克德渾接到湖廣求救文書後，只得放棄「先東後西」的作戰計劃，將用兵的重點放在湖廣戰場上。於1645年十二月十八日率領南京大部分的滿漢官兵沿江西上，次年正月初十到達武昌。

在武昌，勒克德渾聽取了佟養和等同志們關於戰場形勢的匯報後，將此次作戰的主要目標鎖定在了荊州的忠貞營上，打算自已親自出馬，率主力搞定。

而把次要目標定在了岳州的何騰蛟部手下的幾支雜牌軍身上，由護軍統領博爾惠率一支偏師對付。

一場事關南明西線戰場的生死決戰拉開了帷幕。

決戰先在何騰蛟負責的岳州段打響。

何曾在岳州地區設立了「小四鎮」，即馬進忠、王允才、盧鼎、王進才部。

結果這小「四鎮」在長期的戰鬥生涯中，患上了嚴重的「恐滿症」，一見到滿洲八旗的軍旗，一不偵察、二不戰鬥，就齊刷刷地「風緊，扯呼」了。

被留在岳州的馬蛟麟一見這四位都跑了，一氣之下，向博爾惠獻城投降。

「小四鎮」南逃的敗兵碰上了正往岳州督戰總督何騰蛟、監軍章曠。

為了使自已失敗的原因合情合理，讓人同情而不是追責，他們編造了一個「巧妙」的謊言————岳州方向出現了大股大股的「貨真價實」的滿洲八旗。

幾百張嘴同時撒謊會有什麼後果，後果就是變假為真。

在這一「情報」的基礎上，何章兩人召開了一個碰頭會，決定迅速返回長沙，以保可愛的巢穴不被「非法侵佔」。

他倆在撤退時，竟然毫無「軍事道德」，沒有把這重要戰報向正在荊州鏖戰的堵巡撫通報。

而此時的荊州城，卻仍然久攻不下。

為加速戰爭進程，推官趙振芳建議，改進攻城方法，採用一種全新的攻城模式————扒開荊江大堤，水淹此城。

長江從荊州流過的這一段，被稱為荊江。在這塊「楚地闊天邊，蒼茫萬頃連」的大平原上，形成了「九曲迴腸」婉蜒性河道。

一旦上游來水過量，江水就會衝出河道，淹滅荊州。因此，人們常說——「萬里長江，險在荊江。」

為防止荊江水患，荊州人1600年前的東晉時代就開始築荊江大堤防水。但因為長江帶來的泥沙在此大量沉積，結果很容易形成江水高於江堤，造成潰口的情況。

而一旦潰口，整個荊州城就「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當地民謠也曾唱到：「不懼荊州干戈起，只怕荊堤一夢終。」

而在公元1998年的長江抗洪搶險期間，政府就動員了上百萬人上荊江大堤晝夜巡查、嚴防死守、確保安全，由此可見大堤的脆弱性。

利用「人為毀堤」的辦法，自然可以迅速拿下荊州。

但堵巡撫歎息道：「這確實是好計，然而我為朝廷恢復疆土，打著救民於水火的旗號而來，如今引水灌城，城必可下，但卻害苦了百姓，還叫什麼義師，我又於心何忍？況且東面有何總督阻截清軍，現在荊州城內守軍內無糧草，外無救援，只要我們堅持最後的5分鐘，必能拿下此城。」

但勒克德渾卻比堵巡撫的消息靈通，在得知岳州不戰而得後，就命博爾惠統領的偏師也向自已靠攏，以便兩路夾擊忠貞營。

二月初三早晨，勒克德渾率輕騎兵抵達荊州城下。這時，老天爺也跑來「助紂為虐」，降下大霧，掩護清軍的這次行動。

大霧中，忠貞營根本沒有預料到背後的敵人。猝不及防之中，被打得四散而逃，並把一千多隻「兵船」也丟給了清軍。

荊州終於解圍，鄭四維這個「順奸」又幸運地被閻王爺「遣返」。

得勝後的清軍發揚了「下定決心，不怕疲勞，排除困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繼續追擊忠貞營於安遠、南漳、襄陽等地。

忠貞營在撤退中，兵員、輜重損失慘重，被迫退入三峽的山區「舔傷口」去了。

在這次戰役中，忠貞營的「名譽主席」——李自成的三弟李孜，以及田見秀、張鼐、李友、吳汝義在彝陵口帶領手下五千多人向清軍投降。

但多爾袞秉著「非我階級，其心必異。」的心理，在一個多月後，以「反覆難測」對他們作了有罪推斷，下令將這些人及其部下統統殺光。

堵巡撫也在撤退途中墜馬折臂，在途經新化驛時他感於時事不濟、成敗難料，嘔血不止，憤怒之下，創作了這樣一首詩——「不眠燈火暗孤村，風雨蕭蕭雜夜魂。鬼定有知號漢關，家於何處吊荒原？三更鳥化千年血，萬里人悲一豆恩。南望諸陵迷野渡，鍾山腸斷可憐猿。」

此時的堵巡撫，眼看中興大計化為泡影，情緒轉入低迷期，詩為心聲，所以，詩中既表達了對南明內部虛弱無能的憂慮，也夾雜了著自已對前途的迷茫。

湖廣戰場就暫時講到這裡，堵巡撫，別灰心，歷史老人是不會一棒子把人打死的，這次失敗了，振作振作，總結總結，還會有翻本的機會！

第二十章 兩朝敗亡

魯監國的失敗

讓我們再把視線轉回到東線的漸閩戰場上來！

在1645年8月到12月這四個月裡，東線戰場的形勢是不利於清，而利於明。

清軍面臨的局面是：正牌兵少、雜牌兵多、要應付事還不少。

這是因為，多爾袞把多鐸、阿濟格統領的大部分滿蒙漢八旗軍都調回北方「避暑」去了，南京只留了不到一萬人的滿八旗部隊。

而大量的南明降兵，還要去南方各地鎮壓此伏此起的群眾性「護髮」暴動。

這種「到處有反抗，到處有鎮壓」的局面，對多爾袞來說，既無所謂，也不想改變。

因為他覺得：打死降兵除內患，打死義軍除外患，反正自己兩不吃虧。

但他打的「小算盤」卻為隆武朝及魯監國的創建提供了機會。

而現在明軍面臨的局面是：地盤還不算小、民眾也比較配合、兵也不少。

南明仍還有南方大約200多萬平萬公里的土地，而全國漢族民眾對剃髮令的不滿和反抗，無形之中提升了南明的人氣指數。

同時，軍隊數量上，弘光朝不願作降軍的潰兵、南方各省的駐軍、各地的「義軍」，加起來也大約有七八十萬人。

在這種情況下，處於抗清前線的魯監國，就躍躍欲試地籌備來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1645年8月，魯監國在沒有做多少準備的情況下，就指揮近二十萬軍隊，急匆匆地渡過錢塘江，向杭州城發動試探性地進攻。

魯監國這樣做，的確有其難言的苦衷。

因為自已落後半拍，搞得除了浙東，南明其它的地方，都把他當成了一個爭權奪利的「小三」。

為了能及時讓自已「扶正」，魯監國決定仗著自已的地利優勢，先就近拿下杭州，然後直搗故都南京，跑到老祖宗朱元璋的墓前嚎幾嗓子，在政治上渡渡金後，再和隆武朝的「朱大叔」叫板！

但真是打無準備之仗就等於送死，這次進攻中，明軍只模了模杭州城的磚頭，便被清軍狠「扁」了一頓後趕了回來。

「失敗是成功之母」，進攻失利的魯監國跑回紹興後，又攢錢又籌糧又招兵地猛干了三個月，準備再接再利地渡過錢塘江，二攻杭州城。

為保證群龍有首，魯監國拷貝了漢高祖劉邦築壇拜將的模式，也用石頭搭了一個檯子，煞有其事地拜方國安為三軍總司令。

在進攻前夕的12月19日，魯監國還親臨前線犒賞三軍，一陣「同志們辛苦了」的口號喊過後，還給每個參戰士兵發了兩錢的「買命銀」。

12月24日，戰鬥在杭州城下打響，但此時的杭州城，已經比八月份更堅固、更嚴密，明軍打了幾次，都勞而無功。

見明軍表現如此「疲軟」，守城的清軍兵分三路，主動出城迎戰，結果明軍殘敗，被俘的副將有十一人，參將、游擊、守備更多，有四十八人。

這次失敗讓魯監國由戰略進攻轉入了戰略防禦，只能隔「江」興歎！

但歷史是不會慷慨地騰出大把時間讓「弱者慢慢變強」的。

1646年2月19日，在湖廣戰場收拾了忠貞營及何騰蛟的雜牌軍後，多爾袞已自信——「西線無戰事」，就又把陰鬱的目光投向了東線的浙閩戰場上。

多爾袞對東線戰場如此情有獨鍾，不僅是因為需要拔掉浙閩魯監國、隆武兩面抗清大旗，而且還因為浙閩是重要的產糧省份，打下這兩個省就意味著不盡糧食滾滾來。

多爾袞決定實施自消滅弘光朝以來的最大一次軍事行動，以求畢其功於一役。

他再次大膽啟用了「皇三代（努爾哈赤之孫、多爾袞之侄）」中的一個傑出將領——貝勒博洛為征南大將軍，固山額真圖賴為副手，讓他們領著己休整過半年的滿漢八旗，沿運河南下，直抵南京。

到達南京後，博洛與平南大將軍勒克德渾做了職務交接，勒克德渾同志帶本部人馬回京「度假」，博洛開始繼續與南明對陣干仗。

為確保在這次軍事行動中的「人多力量大」，博洛連連簽發調兵令，徵調李成棟、曹存性、范紹祖等南明降將降兵中的「精英人士」約二萬多人，陪同他一塊兒南征。

這次軍事行動中，博洛負責進攻的目標是浙閩。同時，他還命南明降將，現江西軍區司令（提督）金聲恆負責進攻江西，以作牽制。

5月15日，博洛統率的軍隊經蘇州進抵杭州，開始為武裝泅渡錢塘江作物質準備。

這時，老天爺又跑過來「助紂為虐」了。

因為這年浙江久旱無雨，錢塘江水量比往年同期下降了二分之一，以致於清軍在江邊訓練時，發現當地人在江中心冼澡，水的深度也僅能沒過人的胸部。

清軍迅速將這一「水文信息」層層上報，博洛馬上在夜間組織人員進行了「試渡」，結果發現人借助戰馬就可順利過江。

博洛偷偷樂了一陣後，出台新的軍事進攻計劃如下：

5月25日，大清兵將兵分兩路，一路由精銳的馬步兵組成，充當主力，自杭州六和塔、富陽、嚴州一線涉水過江；另一路由「半吊子的水軍陸戰隊」組成，充當副手，自鱉子門沿海而進，從側翼打擊部署在錢塘江的明軍。

熟視無睹、司空見慣了的現象，往往就會造成人認識上的「盲區」。

明軍總司令方國安，就存在這樣的「盲區」。

在他的習慣性思維中，「滔天濁浪排空來，翻江倒海山為摧。」的錢塘江是清軍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

但在5月25日夜，這讓他付出了足以悔恨終生的代價！

清軍主力在一夜之間，於幾十公里的範圍內，「走」過了錢塘江，直撲明軍的南岸陣地。

配合主力作戰的「水軍陸戰隊」也從側翼對明軍發動了攻擊。

明軍的錢塘江防線瞬間土崩瓦解，各路明軍紛紛放棄陣地，向紹興方向緊急撤退。

此防線一失，杭州到紹興已經無險可守，清軍亮閃閃的馬刀，已經冷嗖嗖地向魯監國的國都劈來。

魯監國既不學崇禎，做「國君死社稷」那種呆頭呆腦的事；也不學弘光，做「孤身出逃」那種傻頭傻腦的事。

非常時刻，他先派靖夷將軍毛有倫保護老婆、孩子及保姆退往台州入海，然後請忠心耿耿的「水軍總司令」張名振組織水軍，護送自已離開紹興，經台州乘船逃向了大海媽媽的懷抱。

但百密一疏，毛有倫為圖方便，擅自改道由蛟關入海，在這裡遭到叛將張國柱的偷襲，結果弄得魯監國的老婆孩子全都被「請」到杭州做了特殊的政治「VIP」。

5月30日，博洛開始抵達紹興城下，結果不到24小時，紹興就被攻破。

一年前還在杭州城下鐵骨錚錚的方國安，現在卻嚴重缺鈣，在紹興城破之時，和大學士方逢年、謝三賓、宋之普及阮大鋮等人一同降清。

但南明歷史如此怪誕，在出現「思想嚴重墮落」敗類的同時，又產生了兩個「靈魂高度昇華」的榜樣——王之仁與朱大典。

王之仁，直隸保定人，明朝崇禎大太監王之心的弟弟。

靠著哥哥這位「特殊成功人士」的幫助，出身低微的王之仁步入官場，並一步步做到了「定海軍分區司令（定海總兵）」的職位。

在潞王杭州降清時，深感富貴不易的他在幾度徘徊後，決定隨大流一起降清。

降清後他仍任原職，但卻沒有延續幸福快樂的日子，無數漢族同胞的頭顱和鮮血讓他內心波瀾起伏，思考當時降清的抉擇，究竟是對還是錯。

這時，寧波府爆發了以董志寧為首的「六狂生」起義，起義爆發後，手中有槍桿子的他他立刻成為「擁清派」和「反清派」都競相爭取的對象。

「擁清派」以大財主兼大官僚謝三賓為代表，這個「既得利益者」怕起義使自己的生命和財產得不到應有的保障，於是派人攜親筆信前往定海，請他速發兵鎮壓民眾起義，承諾事成之後必有重謝。

「反清派」以起義後新當選的「寧波民眾自冶委員會主席」錢肅樂為代表，他也派出倪懋熹為使者來策反王之仁，請他看在民族大義上重新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

兩邊的使者幾乎同時到來，這讓王之仁何去何從？

他給兩派都回了一封信，說自己將在十五日統兵前去，請各位屆時到演武場迎接。

當十五日他率兵趕到兩派齊聚演武場時，戲曲性的一幕出現了。

洋洋自得的謝三賓認為錢肅樂等人必將血染演武場，但其看到的，卻是王之仁掏出自己那封請求鎮壓民眾起義的信，當眾宣讀。

聽到信的民眾自然義憤填膺，紛紛請求將三賓同志現場放血，以祭大旗。

三賓同志頓時暈了三次，醒了三次。

但這傢伙腦袋就是反應敏捷，一陣痛哭流涕的悔過之後，表示自己將出「萬金以充軍餉」，請大家給他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正在為缺餉犯愁的王之仁與錢肅樂商量後，同意三賓同志「以錢贖命」。

反正後的王之仁進駐寧波，穩定了浙東局勢，成為了魯監國重要的軍事力量。

後來他參加了對杭州城的進攻，雖沒功勞，卻有疲勞，所以被魯監國先封公、後拜侯。

看到魯監國的軍隊淒慘慘如高山倒、政權忽剌剌似大廈傾，而三軍總司令方國安卻不戰而降，王之仁心如刀絞，心中湧起對方國安難以名狀的怨恨。

但他不淮備「梅開二度」，再次跑到清朝那裡乞食求生！

他召集了手下不願做「亡國奴」的兵將，乘海船數百艘，攜帶大批輜重，由蛟門航海到舟山群島，打算去找那裡「島軍區司令」黃斌卿同志會師。

王之仁想：「黃斌卿同志現在雖然打著隆武帝的旗號，被隆武朝封為肅虜伯，但好歹大家都打著『反清復明』的旗幟，估計這位兄弟，對自己也會雙手歡迎的。」

臨近舟山群島時，王之仁先派人去見黃司令，請求與其「會師共舉」。

黃司令從來人口中，知道王之仁手中有大量輜重，就表示熱烈歡迎之仁兄及手下各位蒞臨本島，共圖大業。

他先接收了王之仁的大量輜重，但當隨後王的部隊準備登島時，迎接他們的，卻是一陣又一陣猛烈的炮擊。

炮擊之後黃司令又指揮他的水師，從四周靠攏，準備將王的部隊殲滅或收編。

猝不及防的王之仁兵船損失慘重，他對黃司令的「小人作風」痛恨不已，但卻無能為力。

他下令部下放棄抵抗，歸附黃司令。

但他自己卻不準備歸附，他將自己家屬九十三人乘坐的海船鑿沉，讓家屬先其一步，為國殉難。

隨後，王之仁將魯監國頒發的敕印也投入大海，自已則帶著一條大船，大船上讓大明的旗幟高高飄揚，並鼓樂齊鳴，大造聲勢地向已被清軍佔領的吳淞口駛來。

吳淞口的清兵見過投降的，卻沒見過如此「大張旗鼓」來投降的，但也不敢怠慢，趕忙向吳淞總兵李成棟稟報，李總兵立即將王之仁這一行人「迎接」後，轉送到南京的洪承疇處。

洪承疇也認為王之仁是在玩「投降行為藝術」，於是就親自在官邸會見了這位「表演藝術家」，看他如何步己後塵，成為一位著名的漢奸。

但這次會見卻是從友好的氛圍中開始，在敵對的氛圍中結束。

會面後，王之仁態度忽然大變，慷慨陳詞地說自已這樣做，是因為不想因葬身大海，死得不明不白，讓後人有所誤解，所以不得已搞此表演，意在告訴這個世界——我，大明的王之仁，為大明而生，為大明而死！

當然，他內心深處，還有一個不能對外言傳的理由。

這就是：我，曾失足做過一時漢奸，但我，決不會做一世的漢奸。

接下來，王之仁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洪承疇，指責其忘先帝之恩，負國家之義，引虜入室，賣國求榮，比當年的衛律、李陵還要罪孽深重，還要遺臭萬年。

洪承疇當場被搞得無地自容、無言以對。

失去理智的洪承疇惱羞成怒，乾脆連走過場的審判程序也免了，直接令親兵用亂刀將王之仁剁碎，屍體直接埋在雨花台亂石灘下。

曾經做過一時漢奸的王之仁同志，就這樣為自己的人生完成了最後的證明。

青山有幸埋忠骨，花台無愧伴英魂！

一位同志去了，另一位同志又昂揚地站在了歷史的舞台前。

清軍佔領的「國都」紹興，魯監國敗亡後，「國」中屬下的浙東各府紛紛改旗易幟，擁立清廷，以保證自身生命及財產的安全！

但卻有一個天下公認的大貪官——朱大典，率領民眾，死守金華，唱出一曲誓死不降的絕唱。

朱大典，浙江金華人，萬曆丙辰進士。

在《明朝那些事兒》中，朱大典同志曾光榮地露過一次臉，那就是他帶著以關寧鐵騎為首的明軍，把盤踞山東登州作亂的孔有德、耿仲明打得滿地找牙，不得已而向海上逃竄。

有此表現，他也能算得上大明朝一個能文能武的複合型高幹。

但該同志卻是一個非常著名的貪官。

他在督師鳳陽的時候，廣泛索賄，身邊的工作人員、下面的地方幹部，都是他索賄的對象。

他索起賄來，不但有廣度，而且有深度，以致於被索賄的大小公務員，不但要挪用公款，還得倒貼私囊。

被剝削、被壓搾的公務員們求告無門，只得給他起了個「乳虎蒼鷹」的美譽，在背後贈給他，以表彰他在貪污戰線上的傑出成就。

但自1644年甲申國變後，朱大典同志變了，他積極參加了弘光政權的建設，被任命為「國防部副部長（兵部左侍郎）」，總督江上軍務。

工作期間，雖末再創山東時的輝煌，但也算克盡職守。

南京失陷後，大典同志見事不可為，就率親信回到家鄉金華，把當年非法所得的巨額家產全部拿了出來，招募民兵，成立「金華人民自衛隊」，主動承擔起了保衛家鄉的責任。

魯監國建國後，任命大典同志為文華殿大學士並兼督師，轄金華、蘭溪、湯溪、浦江四縣。

見朱大典在金華樹立義旗、對抗大清，清軍統帥博洛於是派朱大典的「老相識」阮大鋮寫信招降，他相信這位天下聞名的貪官，一定會為貪圖富貴而歸降的。

但大典同志將書撕碎，並殺掉來使以示決心。

清軍統帥在得信後，親自統率滿漢大軍從紹興趕往金華，把該城四面團團圍住，全天候24小時進行攻城作業。

但大典同志的軍事指揮能力就是強勁，他指揮「金華人民自衛隊」，整整與清軍對抗二十多天，弄得城下的清軍死傷纍纍，望城卻步。

博洛傻了，如果照這種「攻城效率」發展下去，「江陰噩夢」就有可能再次在他的身上重演。

急紅了眼的博洛只得一方面派人到杭州城去調「攻城大哥大」——紅衣大炮，一方面讓浙閩總督張存仁也帶兵來助戰。

最後在7月16日，金華城一段新修的城牆被清兵集中的炮火轟破，清兵從破壞的牆口中大舉攻入金華。

大典同志依然頑強抵抗，直到「自衛隊」將士大部分戰死，他才從容召集家人22人、幕僚10人，來到金華八詠樓的火藥局旁，用繩索一個個把自己捆在火藥桶上，淮備全部同歸於盡。

做好了這一切，大典同志向金華長山的五家村方向凝望，那是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

少年時，他家因打官司失敗，舉家生活困頓，只能棲身村邊伏龍廟中。

他敏而好學，但家境貧寒，無錢入學讀書。

伏龍廟附近有一所私塾，他在割草揀柴之餘，便常常到私塾邊「倚窗聽課」，後塾師及東家都被他的好學精神所感動，破例免費收他入學讀書。

得到讀書的機會的他，從此更加發憤讀書，終於在1616年考中進士，踏上了仕途。

對貧窮有刻骨銘心記憶的他，一踏上仕途，立刻變成了一個「雙面人」，既有一張勇於做事、敢於負責的臉，也有一張「秉性奇貪、多行暴虐」的臉。

整個大明王朝就在他們這些「雙面人」的手中，雖然送走了山窮水盡，但卻沒有迎來柳暗花明。

歷歷往事，件件在目！

但這一切，都將逝去，仰望深邃的天空，嘹望蒼茫的大地，遼闊壯美的大明江山呀，我曾負你，但更愛你！

願我今日的付出，洗清我往日的污濁！

我本潔淨地來到這個世界，還讓我潔淨地離開吧！

當清兵衝到他面前，朱大典同志毅然點燃引線，轟然一聲，三十二人，全部為國成仁。

康熙年間，為保衛金華殉難的朱大典、嚴萬齡、朱萬化、朱萬仍、朱鈺等同志，被入祀鄉賢祠和忠烈祠。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賜謚朱大典為「烈愍公」，並在金華通濟橋北的雙溪驛前，建造了一座高10米、四柱的青石牌坊，橫額上勒刻「表海崇勳」四個大字。

人性雖然詭異，但並不複雜，內心高尚的靈魂，雖有一時的污垢，但終將會回歸高尚！

謹將此言奉獻與王之仁、朱大典兩位特殊的「好同志」。

隆武朝的覆滅

拔掉金華這個「反清釘子戶」後，博洛終於長長地鬆了一口氣。

在浙東滅掉了魯監國，他的下一個目標，將是福建的隆武「偽政權」。

對於順利幹掉這個「偽政權」，博洛已有八成的把握。

因為據他的「優秀統戰幹部」——蘇忠貴同志匯報，隆武朝中最大的實力派鄭芝龍，已準備棄「明」投「清」，進見禮就是福建省及隆武帝。

蘇忠貴帶來的情報是真實的。

這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年一心把朱聿鍵推向皇帝寶座的鄭芝龍，今天為何要出爾反爾，反戈一擊。

這其中當然離不開兩個字——利益。

當年鄭芝龍擁護朱聿鍵上台，目的就是利用這位兄弟的牌子，在福建把鄭氏家族打造成一個產供銷結合、黨政軍一體的超級托拉斯。

但他很快失望了，在大明偉大領袖朱元璋同志277年「重君忠君」的愚民教育下，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平頭百姓，並不買他的帳，愣活生生地把他那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理想消滅於萌芽狀態。

還有，那個每天都在做著「中興大夢」的隆武帝，也沒有掉進他設計的「溫柔陷阱」裡不可自拔，反而「布袍蔬食、曉夜焦勞」，整天價就是讓他無私奉獻——「出錢又出兵」。

後來，因為「二鄭（鄭彩、鄭鴻逵）降爵」事件，隆武帝與鄭氏家族的關係一下子降到了零度以下。

這個事件是這樣的。

隆武帝為援助江西建昌的「反清義師」，曾令鄭彩出兵杉關予以增援，但鄭彩在到達杉關後即按兵不動。

無論監軍張家玉如何催促，鄭彩依然不理不睬、置若罔聞。

後來聽到清兵將至，鄭彩乾脆拉起隊伍一走了之。

張監軍自然無比憤怒，立刻上疏向隆武帝大告御狀。

隆武帝也不客氣，馬上行使皇帝職權，下詔削去鄭彩的伯爵。

但鄭彩的事還沒平息，又冒出了鄭鴻逵擅自令部下黃克輝從浙江江山撤退回閩的風波。

隆武帝這次更不客氣，先下詔怒氣沖沖痛罵鄭鴻逵「空耗軍餉、無故脫逃」，然後將其太師的職務降為少師。

對鄭氏家族的極度失望，再加上黃道周北伐的失敗，使隆武帝離開福建，重找靠山，轉型發展的願望更加強烈。

湖南招撫大順軍的成功，使他充滿失望的眼睛，又閃爍出一絲希望的光芒。

由於他並瞭解堵胤錫與何騰蛟的分歧和矛盾，加上對何騰蛟這個「南陽故人」的偏愛，使他把招撫成功的帳都記在了何總督的頭上。

現在他認為，「地廣糧又多、兵強馬又壯」的何騰蛟同志是一個「值得信任、值得托付」的好同志，於是決定，去找這位同志「共創偉業」。

他找這位同志的計劃分為兩步走。

第一步：御駕親征，借此把國都由福建的福州遷到江西的贛州。

第二步：如江西用兵得手，則乘勢讓西邊的何騰蛟北伐，東邊的鄭芝龍配合，南邊的兩廣提供後勤保障，自己則坐鎮贛州居中指揮。

如江西用兵不利，就直接向湖南轉移，在長沙建立新國都，利用水網密佈的三湘大地與清軍打一場持久戰。

他的「兩步走」計劃，得到了江西督師萬元吉的熱烈響應，萬督師給隆武帝上疏，大談特談贛州的重要性，雙手雙腳地歡迎皇帝陛下移駕贛州，領導抗清工作。

隆武帝不準備再猶豫下去了，他於12月16日離開福州，12月26日到達贛閩交界的建寧。

隆武帝的行動意圖立刻被一個人察覺了。

這個人就是大清江西省軍區司令（江西提督）金聲桓。

金聲桓立即將這一情況向大清東南最高行政長官洪承疇報告，認為事關重大的洪長官與博洛商議後，迅速抽調柯永盛、高進庫等「偽軍部隊」趕赴江西，協同金聲桓作戰，力爭搶在隆武帝末移駕前將江西全境一舉搞定。

1646年3月24日，金聲桓等部攻克江西吉安，隨之會同柯、高兩總兵向贛南方向進發。

隆武朝的江西督師萬元吉，計劃在皂口據險扼守，但基層士兵戰無鬥志，紛紛南逃，清軍馬上乘虛而入。

6月8日，清軍少量的前鋒部隊已經抵達贛州城下。

於是，隆武朝的最後一場大戰——贛州保衛戰由此打響。

對這場生死攸關的戰役，隆武帝也是精心佈置、周密安排。

在官員安排上，隆武帝一口氣把江西督師萬元吉、武英殿大學士楊廷麟、離任的江西巡撫李永茂、現任的江西巡撫劉廣胤四位省部級「高幹」都「空投」到贛州，就近指揮。

兵力安排上，除原有的江西兵（贛州守將吳之蕃、張國祚統領）外，隆武帝把所有能調動的兵都填了進去。陸續有雲南兵三千（滇將趙印選、胡一清統領），兩廣兵七千（粵將童以振、陳課統領），兩湖兵二千（湘將曹志建統領）等多省聯軍到達贛州，參加戰鬥，明軍在贛州的總兵力即達到四萬人以上。

為鼓舞大家的士氣，隆武帝再一次發揮自己的文學專長，把贛州賜名為忠誠府（這也是他最後一次發揮專長）。

另外，為了保證這麼多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志們能心往一塊想，勁往一塊使，隆武帝還指定了一個前敵總指揮——江西督師萬元吉。

萬指揮第一次指揮這麼多的兵，進行如此重大的戰役，心情真是既緊張又激動。

他沒有打過仗，卻似乎很懂得「欲速則不達」的道理。他讓各軍扎牢營寨，抓緊時間休息，然後自己靜靜地坐下來，等待一個人的出現。

這個人，就是以前曾「修理」政府，現在卻「護理」政府的海盜頭子羅明受。

這位海盜頭子的手中，現在有一支數量上千的「海軍隊伍」。

萬指揮要的效果，就是隨著這支「海軍隊伍」的到來，大明軍隊將實現「多兵種聯合作戰」，一鼓作氣擊敗由「單一兵種」組成的清軍。

但金聲桓不是「稻草人」，會傻乎乎呆在那裡，等明軍聚齊了再挨刀。他派人先偵察到了「大明海軍」停泊的港灣，然後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組織了敢死隊，跑到軍港裡見船就燒，見人就砍。

黑夜中，沒有陸軍掩護的「大明海軍」幾乎成了挨宰的菜瓜。人員、船隻損失近三分之二，後來幸虧萬指揮及時派兵救護，才避免了全軍覆滅的命運。

沒能救人反被人救的羅明受同志，只得領著殘兵敗將離開了這塊令他傷心欲絕的地方。

「大明海軍」這一敗，導致萬指揮威信大損，各路人馬的指揮官都對這位只會紙上談兵的前敵總指揮充滿了輕蔑和鄙視。

這當口，金聲桓卻活躍起來，趁機帶兵使用逐一操練、各個擊破的戰術，先打跑了兩廣兵，再幹掉了雲南兵。

金聲桓連勝三仗後，其餘增援贛州府的指揮官們一看這位「金兄」竟然如此生猛，紛紛抬腿走人。

一天之內，明軍只剩下了城內的六千多人。

掃清外圍後的清軍，在9月19日後開始全面包圍贛州城。待城內彈盡糧絕後，10月3日，全軍出動，實施最後的攻城作業。

經過一天半的緊張作業，10月4日中午，贛州陷落。

萬元吉、楊廷麟在城破後，雙雙投水自盡。

死前，他倆向福建方句叩拜，為沒能順利完成工作，而向隆武帝致以深深的歉意。

但他倆並不知道，他們敬愛的隆武帝，已經再也無法再收到他們的道歉了。

因為這位可憐而倒霉的皇帝，已於八月二十七日，在福建長汀以身殉職！

隆武帝在清軍進入江西時，就預感到自個兒去找何騰蛟會師的想法有可能要會落空。

為保證自己的生命安全，他派出使者，拿著自己的手敕，去長沙命何騰蛟派出精兵一萬，來江西的湖東地區「接駕」。

後來，隨著局勢的惡化，同樣的手敕他又發了一道。

在隆武帝兩次催促後，何騰蛟派出郝永忠、張先壁率領一萬多人，組成「迎駕軍」，分左右兩路，從長沙出發向江西進發。

但在兩人上路時，何騰蛟又私下授意他們，此次「迎駕軍」行動的原則是——慢慢走，等等看。

他這樣做，是感到在湖南獨立當「一把手」實在是過癮，沒有必要再找一個無用的上級來管束自己。

對於何騰蛟命令心領神會的郝張兩人，一路上果然以老牛拉破車的速度向前推進，5月17日從長沙出發，9月2日才到達郴州。到郴州後，就以前方出現重大「敵情」為由，任憑隆武帝的使者楊守明、路太平怎樣死纏硬磨，就是再也不前進一步了。

隆武帝至死也沒見到這支「迎駕軍」的「一兵一卒」。

就在隆武帝翹首企盼「迎駕軍」大駕光臨時，也「死馬」當作「活馬」用，佈置鄭芝龍派軍隊守衛福建的門戶——仙霞關。

但鄭芝龍己決定不跟著隆武帝再混下去了，他以福建沿海出現海盜為名，緊急收縮軍隊，將仙霞關的「鄭家軍」撤到自己的老巢泉州、安平一帶，準備以此為基地與清軍討價還價。

清軍於是不費一刀一槍就越過仙霞關，進入福建。

由於鄭芝龍大規模收縮軍隊，進入福建的清軍自然無仗可打，直接大踏步地向隆武帝的行在「延平」推進。

危險正一步步向隆武帝逼近。

8月21日，感到延平已經無法立足的隆武帝起駕西行，率領五百多名御林軍準備趕往明軍重兵集結的贛州。

他這樣做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趕到贛州前線，用自已的名號來鼓舞士氣，打贏贛州保衛戰，扭轉戰局，重振乾坤。

隆武帝不愧是一個「把書籍當作生命、活到老、學到老」好皇帝，即使在戰火紛飛的轉移途中，也依然帶了十車書，邊走邊讀、怡然自得。

8月26日，他們一行人到達福建長汀，當晚停駕於此地。

次日凌晨，有大隊身著明軍軍服的人急叩汀州城門，聲稱護駕。

守門士兵大喜過望，連忙大開城門，迎接親人。

城門一開，被迎進城中的「明軍」見房就燒，見人就剁。

原來這些「明軍」，乃是清將李成棟派出來實施「斬首」行動的「特種部隊」。

當這些「特種部隊」衝進隆武帝的住所時，隆武帝聞亂驚起，持刀抵抗。

「特種部隊」也不淮備捉活的，一陣亂箭之下，隆武帝壯志末酬身先死。

同時遇難的，還有他的皇后曾氏和不滿月的皇子。

隆武帝的忽然被難，標誌著南明第二個正式政權——隆武政權的滅亡。

這個政權從建立到滅亡，也僅僅存在了一年零二個多月。

在隆武帝死後的二十二天後，志得意滿的博洛開進隆武朝的「故都」福州，降下了這個政權最後的一面旗幟。

在結束本章前，我試著來做一個小小的總結，探討一下魯監國和隆武帝，為什麼會在很短的時間內，一個敗逃，一個覆滅。

我認為，這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一、兩者都缺乏一塊可以維持其發展壯大的「根據地」。

隆武帝雖然得到了除浙東之外南方各省的承認，但真正可以獲得兵源財源的「根據地」，卻僅僅只有一個福建省，而魯監國則更少，僅有一個浙東地區而已。根據地小，可以獲得的兵源、財源就少，也就缺少了進一步發展壯大的資本。

二、政權與人民的「兩張皮」。

根據地小，而為了維持大規模戰爭的需要，又不得已對這一塊「巴掌大根據地」上的人民，加大徵糧徵稅徵兵的力度，結果弄得這裡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崇禎時代還要下降。

「理想很崇高，麵包很重要」，讓「根據地」的絕大多數的人民勒緊褲帶、餓著肚子支持偉大的，但卻絲毫不能給大家帶來幸福的「中興」大業，的確是勉為其難！

三、兩者都沒有一支能獨立指揮的軍隊。

無論是朱以海，還是朱聿鍵，都是借助「軍閥的槍桿子」才混上台的，這就出現了「帝（皇帝）」指揮不了「槍（軍閥）」，而「槍」卻在自行其是。

「帝」追求的是長遠目標，而「槍」追求的是保護既得利益。兩者追求的不一致，最後的結果必然是相看兩厭、分道揚鑣。

三百多年後，一位偉人曾說：「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在這裡則可以這樣說：「沒有一個皇帝的軍隊，便沒有皇帝的一切。」

四、兩者都沒有自己的班底。

朱以海和朱聿鍵同志在沒有當皇帝前，都是兩個無所事事的「高級流浪漢」。驟登大寶，根本無自已的「幹部人才庫」及「鐵桿哥們隊伍」，沒有這兩種人，一方面對如何挽救時局不能提出正確的規劃，另一方面也不能保證一些正確措施具體落實。

在這一點上，朱以海同志比朱聿鍵同志做得要更好一些。因為畢竟前者不像後者那樣脫離社會，人情世故要通一些，從而成功地籠絡了張名振這樣的「鐵哥們」作保鏢，所以他雖然地盤小、影響小，但生存的時間卻比朱聿鍵長得多。我們在後面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還會看到他在「抗清」崗位上一直戰鬥的身影。

清軍雖然把這兩個「南明政權」打得一個逃，一個亡。但是，南明的歷史卻沒有終結，在接下來的發展中，她還會有其不俗的表現！

第二十一章 不平靜的東南

鄭芝龍的選擇

進入福州的博洛明白，雖然現在已經從肉體上消滅了隆武帝，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放心無憂地把福建劃入大清的版圖。

因為在八閩大地上，真正當家作主的大爺，是那位一手掌握軍隊，一手掌控進出口貿易的鄭芝龍。

並且，這個鄭芝龍，掌握的軍隊品種還挺多樣，不但有陸軍，而且還有海軍。

但對此，北大荒狩獵部落出身的博洛信心十足，他準備用「一打二騙三綁架」的不正當手段，套住鄭芝龍這只「狡猾狡猾的老狐狸」。

「一打」的招術就是——派出固山額真富拉克塔統兵直逼鄭芝龍的老巢南安，用大兵壓境來給鄭芝龍製造緊張空氣。

「重壓之下，必有懦夫」曾經不可一世的鄭芝龍，心理壓力果然開始急劇增大。

他趕忙給博洛同志寫信，大談特談自己在引導清軍入閩的「豐功偉績」，其中有一、放棄仙霞關；二、從福建各地撤軍；三、通令各州縣嚴格執行「不抵抗政策」；四、通令各地為清軍準備糧草被服，提供後勤保障。

博洛見鄭芝龍有了反應，得知獵物已經上鉤，於是開始實施第二招——騙。

他先下令富拉克塔將軍隊後撤三十里，擺出一副「友好相處」的姿態。

然後他派出大清內院學士額色黑為首的高級別代表團，去與鄭芝龍舉行「雙邊會談」。

會談中，鄭芝龍見清方開出了單設「閩粵總督」一職，並讓自己擔任的條件，喜不自勝，決心加快降清的步伐。

就在他「大干快上」時，有一個人跑過來對他大潑涼水。

這個人，就是他的大兒子——同時也是隆武帝「義子」的鄭成功。

當時還在儒家經典的海洋中遨遊的鄭成功，與他那眼中只有「利益」二字的父親相比，世界觀人世觀價值觀有很大的區別。

在他的觀念中，人生除了「利益」之外，還有更重要的東西——「大義」！

他勸父親，以山高水險、瀕海臨島的閩粵作基地，收拾人心、大開海道、號召天下，為大明保血脈，為漢族存氣節！

但鄭芝龍認為，弘光朝憑借長江的天險，四鎮的雄兵尚不能保全。現在僅憑東南的一隅之地，與「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清朝對抗，勝算的機率幾乎為零。而一旦失敗，則必然失去進一步談判的資本。

鄭成功見自己的意見不被父親採納，於是拉上叔叔鄭鴻逵一起去勸說，但兩人的意見一同被鄭芝龍無情「棒殺」。

1646年11月15日，鐵了心當漢奸的鄭芝龍帶著500名保鏢來到了福州。

見鄭芝龍正一步步向自己精心設定的陷阱走來，博洛終於使出了自已的第三招——綁架。

為麻痺這位在「譽滿海內外」大混混，博洛專門成立了接待辦，並親自主抓鄭芝龍的接待工作。

他大老遠就跑到福州城外恭候鄭芝龍的大駕，兩人一見面，博洛就顯示出異乎尋常的熱情，在恭維的話說了一大羅筐之後，還特別保證原來讓鄭出任閩粵總督的承諾將「五十年不變」。

為增強表演效果，《三國演義》忠實粉絲的博洛當著鄭芝龍拿出一支箭，朝天一舉，折為兩段後說：「若違此誓，當如此箭」。

這讓相信少數民族「老實厚道」的鄭芝龍，更是像加買了一份「人身保險」似的，心理的防線徹底崩潰。

在接下來的三天裡，鄭芝龍受到了至高無尚的貴賓待遇，陸續出席了福州政界、軍界、漢奸界、少數民族等界別為他舉辦的「高級別酒會」。

但在第四天的洪塘聚會上，當各界人士正在交杯換盞、其樂融融之際，清軍忽然包圍了酒會現場。

目瞪口呆的賓客突然看見酒會主持人——博洛先生來了個瞬間大變臉，只見他拿出早就準備好的聖旨，以公事公辦的嚴肅口吻向鄭芝龍莊嚴宣告——「即刻進京、面聖聽用、不得有誤！」

鄭芝龍現在才明白，自已被「貌似忠厚」的博洛給涮了。

但久涉江湖，經常被涮的鄭芝龍很快冷靜下來。

他和顏悅色地向博洛表示：「進京面聖聽宣，吾所欲也；保持地方穩定，亦吾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捨面聖而求穩定是也！」

接著，他再次以自已如果忽然離閩，手下的兄弟們會搞些「違法亂紀」的事情出來為借口，請博洛收回成命，寬限時日。

但年輕的博洛政治水平還依然停留在「擒賊先擒王」的初級階段，離「鬥爭也需要適當妥協」的高級階段仍還有相當長的一大段距離。

所以，博洛腦子一根筋地堅持鄭芝龍必須進京，而且要即刻行動。

至於鄭芝龍擔心的問題，博洛也替他想好了解決的辦法。

那就是「麻煩」鄭芝龍以「教主」的名義給這些「心存不軌」的手下寫信，請他們認清形勢、放下武器、接受整編。

在博洛這個不懂道理的「大綁匪」面前，一看「不識相就有會被破相」的鄭芝龍只得一一照辦。

做完了這一切，被綁架的鄭芝龍在清軍的「嚴密保護」下，戀戀不捨地告別家鄉福建，踏上了前途未卜的進京之路。

在北京，他受到多爾袞及順冶帝的親切接見。但對自已的「工作及待遇」問題，這兩個「主兒」都隻字不提。

隨後，他們一行被安排下榻到一個「秘密的所在」，與「非典患者」一樣被與外界完全隔離。

在渡過兩年多的痛苦生活後，忽然有一天，鄭芝龍同志時來運轉，被清廷授與了「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爵位，並光榮地加入漢軍正紅旗的隊伍。

鄭芝龍雖然精通日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荷蘭語，還做過專職翻譯，但對滿語這一小語種卻一竅不通，所以他對這個「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爵位充滿了興奮和期待！

但當他在入旗儀式上拜見旗主時，鼻子都氣歪了。

因為這個要拜見的旗主，竟是一個被他認為如蠢豬笨狗般的小人物——左夢庚。

左夢庚，左良玉的兒子兼接班人，在被黃得功打敗後，率領大部分部下投降清朝，被阿濟格帶回北京當作「歸順標兵」圈養了起來，後因「表現積極」被升任漢軍正紅旗旗主，並負責管理劉澤清、鄭芝龍這些「投降大腕」。

鄭芝龍不服左旗主是有原因的，想當年，他與左良玉江湖論劍、誰與爭鋒的時候，左夢庚這個小屁孩，還在撒尿尿和泥泥呢！

但世道就是這麼不公平，已經年過半百的鄭芝龍，現在就必須學會在左夢庚這個毛頭小伙的領導下開始新的工作和生活。

甚至連出城參加一次「北京一日游」，鄭芝龍還得提前向左旗主打報告申請，得到允許後才能出行。

唉！沒辦法，誰讓人家比自己參加「投降工作」早呢！

後來，鄭芝龍還搞明白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所謂的「一等精奇尼哈番」，翻譯成漢語，就是個「一等子爵」。

在我國古代的爵位排名中，從高到低分別是「公侯伯子男」。這樣算來，鄭芝龍同志遭了一身罵，辛辛苦苦投了降，才僅僅混了個倒數第二的低等爵位。

在弘光朝時，鄭芝龍同志已被封為南安伯。隆武朝時，再加封為南安候。

想當年，看今朝，鄭芝龍心中的怨恨，如騰騰烈火，足以把那個當年哄騙自己的博洛燒成一根木炭。

人生啊！就像一列只能向前行駛的列車，不慎於初，必悔於終。

可愛的鄭芝龍同志，雖然反省錯誤的過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您老應該欣慰地看到。

在東南沿海，您那個最有出息的兒子——鄭成功，在抗清的大舞台上，已經「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了。

鄭成功抗清

博洛在「綁架」鄭芝龍後，就開始拿著他的信四處招搖撞騙。

別說，鄭老大的信還真管用，在這一頁白紙黑字的召喚下，武毅伯施福、澄濟伯鄭芝豹和部下總兵十員，兵將十一萬三千名全部降清。

但卻有一個鄭芝龍「至親至愛」的人，撕破他的招降信，毅然決然地走上了抗清的道路。

這個人，就是鄭芝龍混血的大兒子——鄭成功。

鄭成功，生於1624年（天啟四年）7月14日，日本長崎縣平戶川內町千里濱，七歲以前隨母親田川氏居住在日本。

教育學家說：童年，是人一生的開始，她會影響人一生的性格。

七年多日本童年的生活，給鄭成功的一生帶來的影響是什麼？

讓我借用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一本著作——《菊與刀》，來回答這個問題。

在這本書中這個美國學者說，日本人像菊又像刀，既生性好鬥而又溫和謙讓；既剛愎自用又從諫如流；既桀驁自大而又彬彬有禮；既忠貞不二而又心存叛逆；既故步自封而又敢於接受新鮮事物……

雖然僅僅是短暫的七年，但這些「日本人雙重性格」的基因已深深植根於鄭成功的血脈之中，直至影響他的一生一世。

在鄭成功八歲時，已是大明海軍司令之一的鄭芝龍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並給他取了個中國名字————鄭森。

接鄭成功回國，目的就是讓他接受國內更先進的教育，以免在日本這塊「文化荒漠」裡虛擲年華。

在隨後的歲月裡，鄭芝龍為這位長子，提供了普通人家無法企及的教育條件。

另外，作為靠海盜事業「發家致富」的成功人士，鄭芝龍不但讓鄭成功要「文明其精神」，而且還要「野蠻其體魄」。

鄭成功也很理解父親的這份苦心，所以，除了文化課之外，舞劍馳射等「體育項目」，也無不精通。

22歲那年，鄭成功進入大明南方最高學府——南京國子監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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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子監兼職的文壇領袖錢謙益一見他寫的文章就讚揚道————「聲調清越，不染俗氣；少年得此，誠天才也。」

後來，錢謙益還主動收鄭成功為自己的學生，並給其起了一個別字——大木。

大木者，國家之棟樑、社稷之偉器。

錢謙益的願望沒有落空，當弘光朝覆滅，隆武朝建立時，鄭成功已投筆從戎，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

與隆帝帝「面對面」受到的那幾句鼓勵，對「說盡人間謊言無數」的皇帝大人來講，或許這只是一次逢場作戲的演出。

但對於鄭成功來說，卻換來他一生至死不渝的回報。

以至他舉起義旗，寫信遣責降清的父親時，曾這樣寫到：

「我家本起草莽，玩法聚眾，朝廷不加誅，更賜爵命。……以兒之不肖，賜國姓，掌玉碟，畀印劍，親若肺腑，即糜軀粉骨，豈足上報哉？……何忍背恩求生，反顏他事乎？……」

這封信，比起吳三桂那份「聲嘶力竭」的告父書，更少了一份虛情，多了一份真意。

鄭成功雖然舉起了義旗，但擺在他面前的困難卻不少，最主要的有兩條，一是自己缺少統軍掛帥的能力，二是缺少與他一同真心戰鬥的士兵。

在隆武朝，他雖然曾奉命與傅冠出分水關，收復江西，但真正與清兵刀槍相向的戰鬥經驗，卻少之又少。

這個時候，與鄭成功秉持同一理想的叔叔鄭鴻逵來到了他的身邊，成為他堅定的引路人。

他們叔侄倆來到南澳，開始用豐厚的家資來召驀士兵。

那些清朝的「持不同政見者」、不甘心做亡國奴的志士、天不收地不管的海盜，紛紛聚集在他們的旗幟之下。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鄭成功已成功擁有數千名身經百戰的士兵。

鄭成功的「不安分行為」招致了清軍野蠻的報復。

1646年11月，他們攻進了鄭成功的家鄉安平鎮，在例行的燒殺搶掠後，還姦污了鄭成功的母親——田川氏。

這位剛烈的日本女性隨之憤而自縊！

聞訊後的鄭成功痛不欲生，他趕回了被清軍劫掠一空的家鄉，料理了母親的喪事，並用黃金鑄造了一尊母親的坐像，飾以珠寶，朝夕上供。

在安葬完母親後，他來到文廟，脫下所穿的儒服，焚之一炬。

對著聖德巍巍的孔子塑像，他慎重發誓：「昔為儒子，今為孤臣。」

因為他從此堅信：儒生的竹筆不能抵禦武士的馬刀，文教的力量難以抗衡野蠻的侵略。惟有和入侵者一樣拿起刀槍，才能擁有生存的可能和尊嚴！

如果說他以前的舉義只是為了「國恨」，那麼，自今天這一刻起，他又增添了刻骨銘心的「家仇」！

為了能以牙還牙、以血洗血，他將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1647年7月，鄭成功會同鄭彩部隊攻打海澄，8月，他又與鄭鴻逵部合圍泉州。

1648年，南明浙江巡撫盧若騰等人來歸，鄭成功蓄積實力後再次出擊，攻克同安縣。5月，再圍泉州。

一連串的進攻進攻再進攻，使鄭成功逐步嶄露頭腳，成為一顆抗清戰線上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他的身邊，東南沿海的抗清隊伍正匯聚成一支讓清廷膽戰心寒的力量。

魯監國抗清

在鄭成功招兵買馬、徐圖自強時，在閩浙沿海，當年逃亡到海上的魯監國，已重返大陸，並把「抗清事業」做得風生水起。

1646年6月，魯監國在張名振這位「忠實粉絲」的保護下來到舟山群島，請求「島軍區司令」黃斌卿予以接納。

前面說過，這個黃司令的「行為做派」一如梁山前期的白衣秀士王倫，永遠包藏著一顆「忌賢妒能、惟我獨尊」的禍心，曾為了其一己之私，在背後黑了魯監國手下的重臣王之仁。

但對張名振這一行人，黃司令雖然借口舟山是隆武朝的地盤，拒絕魯監國入城，但卻沒有「再黑掉」，他在舟山主城外劃出一塊地盤，允許這些落難的人們暫時「借住」。

黃司令這樣做，主要原因是他和張名振是一對「兒女親家」，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佛面看親面。

唉，任何時候，有關係就是好辦事啊！

魯監國、張名振就這樣在島上居住了三個月，聽潮起潮落，觀日昇日落，常等閒，白了青年頭。

駐守金門、廈門，仍未降清的永勝伯鄭彩慧眼識珠，從茫茫人海中發現了魯監國獨特的利用價值。於是在這年的九月派出定海將軍周瑞率400艘兵船夾到舟山群島，接處境困難的魯監國由浙入閩。

但鄭家的老大鄭芝龍已決定降清，知道此事後，就派人通知鄭彩小堂弟，請他把魯監國「包裝」一下，當作見面禮贈送給清軍統帥博洛。

但鄭彩對降清不感興趣，為防止鄭芝龍背後「搗亂」，他把「貨真價實」的魯監國藏了起來，另找個了長相相似的人作為「水貨」，擺在那裡等鄭芝龍來「處理」。

由於博洛的魯莽和短視，降清後的鄭芝龍很快被「綁架」北上，魯監國再次吉星高照，成功逃過一劫。

博洛在靠鄭芝龍的一紙書信招降了其十多萬人馬後，認為福建己進入了「和平建設期」，不久就率南征軍打道回京了。

南征軍一撤，清軍在東南沿海的兵力頓時捉襟見肘。

這時，魯監國的「獨特作用」開始顯示。

因隆武帝已經「壯烈駕崩」，獨苗一根的魯監國一復出，就立刻成為了閩浙兩省抗清聯軍共同尊奉的「精神領袖」（鄭成功同志除外，他依然奉乾爹隆武為正朔）。

而這時閩浙兩省的廣大民眾，對清朝新政府的「暴虐統冶」已經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紛紛「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在各處點燃了抗清的熊熊烈火。

清朝在這裡的「暴虐統冶」統治主要有三個方面：

1、自然是那個旨在閹割漢族男人氣節的「剃髮令」。

2、各界民眾翹首企盼「輕徭減賦」的美事並沒有出現，相反為應付曠日持久的戰爭，新政府反而加大加重剝削的力度。

3、大批清兵借「清鄉安民」之名，行「擾鄉害民」之實，每次清軍下鄉之日，便是百姓受苦之時，燒殺搶奸等「惡性犯罪事件」層出不窮。

在這些起義民眾的配合下，魯監國開始了波瀾壯闊的抗清鬥爭。

1647年1月，魯監國在福建長垣誓師，封鄭彩為建國公，張名振為定西侯，東閣大學士熊妝霖為太子太傅，提督楊耿、總兵鄭聯都率部加盟。

誓師後的當月，魯監國的軍隊就收復了海南島的海口。2月，又收復海澄。

7月，魯監國御駕親征，號召東南各省的大明子民發動武裝起義，以迎王師。

一時間，閩浙大地「遠近響應，義軍飆發」！

7月4日，一支擁立魯監國的義軍攻克建寧，後又連克建陽、崇安、松溪、政和、壽寧等縣。

8月，魯監國親率的軍隊又攻克連江，10月，又收復長樂、永福、閩清、羅源、寧德。

截止1648年3月，打著魯監國旗號的福建各地義師，已收復了閩東北三府一州二十七個縣，對省城福州形成了「關門打狗」的架式。

為盡快攻克這個大城市，獲得巨大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利益，魯監國親臨城外的閩安鎮，指揮攻城。

每當好戲上演到高潮時，總會有些不和諧的音符出現，從而把戲從高潮拉回低潮。

這些不和諧的音符，在魯監國基層政權的建設和高層人士的鬥爭兩個問題上奏響。

基層政權的建設上，出現了各地義師自行建立政府，自主任命官吏，自由收取賦稅，自發進行軍事行動的局面。

這就導致魯監國的國境內————「干紅火、無效益」。

因為魯監國的中央政府無法管理、控制這些基層政權，也就使魯監國既無法集中財力辦大事，也無法集中兵力打大仗。

高層人士的鬥爭上，主要起因是魯監國的「恩公」鄭彩同志漸漸露出了「驕橫跋扈」的醜惡嘴臉，想再次導演「鄭芝龍操縱隆武帝」的續集————玩魯監國於股掌之上。

「路見不平有人吼」，實在看不下去的大學士熊妝霖、義興侯鄭遵謙自願加入到維護「皇權」的活動中去，與鄭彩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但這場條件不對等的鬥爭結果卻是：熊大學士被暗殺，鄭侯爺被「包了粽子」（五花大綁後投入大海）。

聽此噩耗的魯監國，發出一番「忠臣被殺，如斷手足，生之何益」的哀嚎後，準備投海自盡，追隨兩位先烈的英魂而去。

鄭彩一見自己精心儲備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就要自爆，趕緊出面勸阻。

在一陣好言好語的撫慰下，魯監國狂躁的情緒開始穩定下來。

想到肩負的使然任重道遠，他決定忍下這口氣。

但最後的底線還是要保持的，這就是————嚴厲追查肇事者。

鄭彩爽快地答應了。

很快就有十名「肇事者」被查獲，並即刻被處以「磔刑」。

經此事後，魯監國對鄭彩的感激之情蕩然無存。

遠在北京的多爾袞，一看博洛同志這一走，閩浙大地又變成了「牛鬼蛇神舞翩躚」的世界，只好再次組成南征軍。由禮部侍郎陳泰（滿族，名字為音譯）、董阿賴（滿族，名字為音譯）、李延齡等統領，於1647年11月出發趕往福建，配合浙閩總督陳錦進行「反攻倒算」。

而此時的福建，魯監國和鄭成功正把「不合作運動」搞得如火如荼，雙方是「鼓聲相聞」，卻「打死也不相往來」。

這就給南征清軍的各個擊破提供良好的「可乘之機」。

1648年3月下旬，南征的清軍進攻建寧，城中兵寡糧稀，守將王祁向在泉州、漳州一帶活動的鄭成功請求援助，鄭成功表示了承諾。

但結果是直到4月4日建寧城被攻破，王祁戰死，鄭成功是既沒有派戰鬥隊來「給力」，也沒有派運瑜隊來「送糧」。

得到建寧後的南征清軍又朝第二個目標猛烈衝刺。

這個目標，就是南明大學士劉中藻領導的義軍。

劉中藻同志是福建義軍首領中佼佼者，他領導的軍隊收復了福建及浙江的福安、羅源、景寧等八縣，建立起一塊統冶區域相當可觀的「解放區」。

但這塊「解放區」在清軍的猛衝猛打，以及其它義師「隔岸觀火」的情況下，陸續淪陷。

悲觀失望的劉中藻同志選擇了自殺成仁！

完成兩個目標後的清軍又向第三個作戰目標——解福州之圍衝刺。

福州城下的攻防戰此時己呈現「圍城」狀態，裡面的清軍打不出來，外面的明軍打不進去。

南征清軍的加入一下改變了這一狀態，得到援助的清軍躍躍欲試，準備對圍城的明軍實施反包圍。

見摘不到桃子反而可能被暴揍的魯監國，只得下達了對福州的撤圍令，全軍向東退卻。

進入福州的清軍以此地為中心，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很快收回了被義軍「解放」的廣大福建地區，把魯監國由「一國之君」，逼到閩浙交界的沙埕地區，無奈地當起了「游擊司令」。

真是其興也勃矣，其亡也忽矣！

正當魯監國連「游擊司令」也快當不下去時，他的「忠實粉絲」張名振於1649年6月攻克了閩浙沿海的健跳所，並把魯監國接來「團聚」。

在健跳所剛剛過了一段安定生活的魯監國，忽然接到一封讓他又好笑又好氣的求援信。

信是「昔日恩公，今日仇敵」的鄭彩同志寫來的。

他向魯監國哭訴鄭成功在背後搞他，趁他在抗清前線浴血奮戰之際，派兵襲擊其弟鄭聯，佔領自己的老巢廈門。

現在他請魯監國伸張正義，和他聯合起來，打敗鄭成功，收復廈門。

但魯監國可沒有「以德報怨」的高尚情懷，有的，只是「追打落水狗」的優秀品格。

他給鄭彩玩了一招「笑裡藏刀」，在表面答應派兵援助的同時，卻暗地裡發兵包圍了鄭彩的部隊，並將其全部繳械收編。

失去槍桿子的鄭彩同志立刻變成了一個「煢煢孑立、形影相吊」的孤家寡人，幾番思想鬥爭之後，決定還是去親戚鄭成功那裡混碗飯吃。

他知道，如果直接去找年輕氣盛的鄭成功辦這件事，那麼成功的幾率接近於零。

他採用曲線迂迴的辦法，找到了鄭成功的奶奶黃老太太，請他去為自已說情。

在黃奶奶的撮合下，鄭成功同意鄭彩這個老同志脫下軍裝，轉業為民，到廈門來養老。

鄭彩同志就這樣窩窩囊囊退出了歷史的舞台，不過讓他日後感到欣慰的是，鄭家幾個赫赫有名的兄弟中，就他混了個「自然死亡」。

魯監國雖然趁人之危，無償收購了鄭彩的「剩餘資產」，但日子過得也很不幸福。

這是因為，健跳所這地方實在太小太落後了！

在這塊隸屬於浙江臨海縣的小小衛所裡，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吃穿基本靠搶，前途嘛，基本靠想。

想來想去，魯監國手下的「二把手」張名振同志，又盯上了被「兒女親家」黃斌卿霸佔的舟山群島。

1649年9月，他們浩浩蕩盪開進了舟山群島，宣佈魯監國對該群島擁有不可爭辯的主權，要求與這位仍打著隆武朝旗號的「島軍區司令黃斌卿同志」——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黃司令當然一口回絕了魯監國的「和平倡議」。

不過，他這次回絕的理由是——「本島地窄糧寡，恐耽誤大家大好前程，請各位另換大島安歇」（似曾相識吧，參看水滸中王倫執行「關門主義」的經典語錄）。

「另換大島，翻翻中國地圖就明白，東南沿海除了台灣島和海南島，最適宜我們發展的島嶼就是你這裡了，我們要是有能力打下那兩個大島，誰還跑到你這裡找不自在？」被拒之島外魯監國己經出離憤怒了。

他已不是三年前的魯監國了，他這次可是帶來大量走投無路的「打手」來的。

見來軟的不行，魯監國揮一揮衣袖，「打手」們便在第一時間揮刀動槍地「搶灘登陸」。

長年呆在島上的黃司令軍隊，戰鬥力仍停留在三年前的層次上，絲毫沒有的任何長進。

幾個回合下來，競被魯監國的「百敗雄師」修理了個稀里花拉。

打了敗仗的黃司令自然不敢再牛逼哄哄，他趕緊上書向魯監國請罪，並約定雙方於9月24日舉行和平談判。

在談判桌上，黃司的手下阮進忽然發飆，客串「林沖」，激情演繹了一出「手刃司令」的英雄壯舉！

心有靈犀的張名振立刻配合，站出來迅急採取多項「善後措施」，阻止事態進一步惡化。

他首先以「親家」的身份出面，上奏魯監國後，禮葬了黃斌卿，並優養其家屬。

然後對黃的舊部加以安撫，發放特別獎金，增加特殊工資，拉攏各位繼續為魯監國打工賣命。

最後由魯監國出面，舉行新老人物見面會。

在見面會上，魯監國【「文」】發表了熱【「人」】情洋溢而又【「書」】親切隨和的【「屋」】講話，號召大家以大局為重，大力支持他這位新領導的工作，呈前啟後，繼往開來，開創「反清復明」工作的新局面。

經過一系列的安撫工作，魯監國在最短的時間內成功穩定了舟山的局勢。

自此，「大明海上流亡政府領袖」朱以海同志，終於擁有了自己的一塊鞏固的陸上根據地，為他的長久生存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四部分最後的永歷

第二十二章 同室再操戈

在閩浙贛三省由「解放區」變成游擊區後，南明的江山，也僅剩下了粵桂湘黔滇這五省了。

各種抗清力量迅速向這五省集結。

因地理的原因，粵桂兩省率先垂范，勇敢地站在了抗清的最前線。

粵桂（廣東、廣西）兩省在今天是兩個獨立的行政單元，但在明代，卻是一個統一的行政單元，統統歸兩廣總督管轄。

當然，因為地域太大，又是少數民族聚居區。所以，明朝中央政府又在下面分別設立廣東、廣西兩個巡撫，來內部分開管理。

這些聚在一起抗清力量，擺在面前最迫切的任務，自然是要選出一個最高領導——「監國或皇帝」，以作為自己政權合法存在的法律依據。

現在張羅這件事最積極的人，是廣西巡撫————瞿式耜。

這不僅是因為，擁有儒家正統觀念的瞿大人，在帝位選舉上有很濃厚的「血統」情節。

更主要是他認為隆武帝「興亦匆匆、敗亦匆匆」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親不近，導致名不正；而名不正，導致事不成。

在當年在黃道周、鄭芝龍以「賢能」為根據擁立朱聿鍵時，他曾以「血親」為根據擁立過桂王朱由楥。

為何要擁立桂王？

這是因為，按血統排序，與大行皇帝崇禎血統最近的「王」，就只有福、瑞、惠、桂四個藩王了（萬曆帝留下的兒子們）。

但「國破山河在，花落知多少」，這其中，福王父子雙雙完蛋，瑞王全家重慶死光，惠王降清喋血京城。

現在迎風傲雪獨自開的，就剩下桂王一家了。

桂王家的「戶主」是老桂王朱常瀛，按輩分算，他是崇禎的叔叔，原封地在湖南衡州。

當張獻忠帶著「反政府武裝」跑到湖南「流竄作案」時，害怕「壯烈殉國」的他帶著三兒子安仁王朱由楥，跑到廣西梧州避難。

而不小心丟掉的四兒子永明王朱由榔，就稀里糊塗地做了張獻忠綁匪集團的「高級肉票」。

但真是「惡人自有惡人磨，貴人自有貴人幫」，就在朱由榔性命難保之際，一個「混入革命隊伍」中明朝官員暗中保護了他，讓他和死神擦肩而過！

不久，張獻忠又開始跑到四川尋找新的作案地點，朱由榔便乘機逃出虎口，以「難民」的身份在湖南永州「潛伏」下來。

南明廣西征蠻將軍楊國威和部將焦璉，率軍進入這一地區時，朱由榔終於否極泰來，被護送回廣西梧州同父兄團聚。

真是應了「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老話，就在朱由榔返回不久，飽經風霜的老父親朱常瀛就掛了。

隨後，他的哥哥朱由楥也由「安仁王」變成了「安息王」。

這樣，援引大明「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王位繼承法，朱由榔便由兩字的「永明王」自動升格為一字的「桂王」。

現在，具有濃厚「擁桂」情節的瞿式耜，就直接向他的上司——兩廣總督丁魁楚建議，擁立新桂王朱由榔同志承繼大統。

但「老奸巨滑」的丁總督，在沒有獲得隆武帝確切死亡的消息前，力主持重，並沒有立即加入到擁桂派的行列中去。

直到隆武朝大學士何吾騶，寫信告知他這一「國喪訊息」時，他才丟掉幻想，慌慌張張地加入到以瞿巡撫為首的「勸進」隊伍中來。

1646年十月初十，經過照例的「三勸三推」後，年僅23歲的朱由榔同志，被大家擁立為監國，國都暫定在他的登基地——廣東肇慶。

朱由榔同志承繼大統，既有兩大優勢，也有兩大不足。

兩大優勢，一是他內心善良。

善良，似乎不是政治家，尤其是亂世政治家所需要的「優秀品格」，因為一般而言，擁有這種品格的政治家，通常的下場就是變成強者桌上的「盤中餐」。

但朱由榔同志不同，他身上的這種品格，雖然沒有給他帶來事業上最終的成功。但他這一人性中最亮的閃光點，卻讓他得到瞿式耜、李定國、劉文秀等人的傾心擁護，最終也使他能在環境更惡劣、敵情更複雜的殘山剩水中，把南明的江山又延續了十五年，占南明整個歷史歲月的90％。

一個善良的人，未必能得到歷史的垂青，但卻可以贏得無數人真誠的關心和幫助！

二是他的長相優勢。

朱由榔同志相貌堂堂、長鬚垂胸、面如朗月，很像他的爺爺萬曆帝朱翊鈞，頗有帝王之相，讓人望而敬重。

但同時，他也有兩大不足：

一是他是一個「失學少年」。

雖然貴為王爺，但由於連年的戰亂，在他本應背起書包上學堂的時候，卻打起包裹來逃難。結果逃來逃去，就錯過了學習的黃金年齡。以致於他在登基之初，文化水平仍停留在一個「小學生」的層次上。

二是他性格懦弱。

懦弱的人，往往會在關鍵的時刻，逃避他本應擔負的責任，而一個懦弱的帝王，當他逃避責任的同時，一起喪失的，還會有他珍貴的社稷和寶貴的生命。

也正因為後兩個不足，使朱由榔同志就任監國之初，朝堂之上，就瀰漫一股不和諧的風氣！

這股風氣就是太監專權和首輔之爭。

這個專權的太監，叫王坤（又名王弘祖），他當年曾經跟著崇禎皇帝混過，精通「宮廷禮儀學」，現在在肇慶這個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完全夠得上「國寶級的人才」。

在大家都對監國如何登基、如何接受大臣朝拜、如何封賞大臣等等形式問題，說不出個一二三四時，王坤同志上場了。

他發揮自己專業特長，把所遇到的難題一一化解，在得到大家欽佩的同時，也贏得朱由榔監國由衷的信任。

此後，朱由榔監國的一言一行，都要在王坤大太監的指導下方敢實施，王太監由此實際攫取了南明政府的最後決策權。

有權了，必然會有人來巴結討好，第一個來和他走關係套近乎的人，就是兩廣總督丁魁楚。

丁總督因為在擁立活動中慢了下級瞿巡撫半拍，唯恐這位下級後來居上，成為首輔。所以就急匆匆地走這位專權大太監的門路，以使自己能夠順利成為朱由榔政府的首任首輔。

經過王大太監的「暗箱操作」，丁總督如願以償地入閣，並任首輔兼兵部尚書。

而獲「擁立首等功」的瞿巡撫，也才僅僅得到個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書事的位置。

當了首輔的丁首輔有宰相之名，卻無宰相之才。

他一是在國家高級幹部的人事安排上，執行嚴厲的「關門主義」，把隆武朝的大學士何吾騶、蘇觀生、陳子壯等「社會知名人士」排斥於現政府之外。

二是在得知江西贛州失守後，他就帶領朱由榔和剛搭好的政府班子，倉皇出逃到廣西梧州，準備把廣東的大好河山拱手讓人。

他這種「低能」的舉措，直接造成了一個嚴重後果——南明紹武政權在廣州建立。

紹武政權中的紹武帝，就是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鋨。

在隆武帝選擇陸上逃難時，身為唐王（繼承了他哥哥朱聿鍵的藩號）的他，卻和另益王、遼王等四王選擇了海上逃生。

實踐證明，在清朝海軍數量基本為零的情況下，這是一條安全係數極高的逃生路線。

朱聿鋨就沿著海上逃生路線，波瀾不驚地「挺進」了廣州城。

挺進廣州的他，最初的理想僅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對於成為大明最高領導人這一偉大的抱負，他想都沒有想過。

雖然他沒有冷靜地為自己思考未來，但卻有人正在熱心地為他謀劃人生。

現在廣州城裡，朝思暮想，想讓朱聿鋨同志由唐王「進步」為皇帝的，就是以隆武朝大學士蘇觀生同志為代表的廣州各級官員。

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丁首輔執行「關門主義」的惡果，他把桂監國政府高官的名額都送給了「肇慶幫」，這實在讓失勢的「廣州幫」極度鬱悶。

恰在這時，又傳來南明肇慶中央政府聞敵即逃的「糗事」，這讓「廣州幫」對「肇慶幫」的感情，由鬱悶升級為鄙視。

鄙視之後的「廣州幫」，內心升騰起一個強烈的願望——何不援引兄終弟及的法律條款，另起爐灶，擁立唐王朱聿鋨同志為帝，這樣大家便都可以因此而「共同進步」。

1646年十一月初二，在大學士蘇觀生、廣東總兵林察（鄭芝龍手下的部將）、廣東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等「廣州幫」文武官員的強烈要求下，朱聿鋨同志「勉為其難」，出任監國。

為搶在桂監國的前面，得到南明地方政府的承認。三天後，蘇觀生等人乾脆趁熱打鐵，擁立朱聿鋨由監國升格為皇帝，改年號為紹武（自明年一月一日起正式使用），定都廣州。

然後，紹武帝向南明各地方政府發出皇帝即位的「喜詔」，要求各地方政府承認——紹武政府，是代表大明帝國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

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的商業規則，在政治上也同樣適用，紹武帝的皇帝名號，在血統更純正的桂監國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南明各級地方政府明確表示：「寧認桂監國的草，不識紹武帝的苗。」

這樣，被桂監國血統優勢折磨得焦頭爛額的紹武帝，有效統治地域僅限於廣州一城，他的國政府=市政府。

但「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國不在小，有權就行」，在紹式帝的「袖珍」政權裡，蘇觀生同志升任首輔並進封建明伯。

在他的操縱下，他的「鐵桿親信」關捷光、曾道唯、王應華都以「擁戴有功」入閣並兼任各部尚書。

「槍桿子裡出政權，政權需要槍桿子」，深知得位不正的蘇首輔尤其重視國防力量的建設。

除任命最有軍事實力的林察同志為「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外，還「變廢為寶、修舊利用」，把石壁、馬玄生、徐貴相、鄭廷球四大海盜集團，招安為紹武政權的「新編海軍」。

紹武政權的「高調的建國建軍行徑」，立刻讓逃到梧州的桂監國政權，陷到了萬分尷尬的境地。

為挽回惡劣的政治影響，桂監國和丁首輔率政府班子在11月12日「迴鑾」國都肇慶。

11月18日，桂監國正式即皇帝位，改年號為永歷，國都仍為肇慶。

永歷帝即位後，第一件大事就是派出兵科給事中彭燿、兵部職方司郎中陳嘉謨作為外交特使，到廣州勸說紹武帝取消「第二中央」，歸屬「第一中央」。

彭燿同志把這一外交工作的重點，放在蘇觀生身上，希望用「一勸二哭三鬧騰」的不正常手段，來迫使這位首輔大人能尊重客觀實際，遵守大明法律，作國家的功臣而不做民族的罪人，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擁護以永歷帝為首的大明中央政府。

在做過一番深刻而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後，彭燿和陳嘉謨同志雙雙「攜子之手，與子同死」！

殺掉永歷帝的外交特使後，蘇觀生同志擺出一副「我是中央我怕誰」的英雄架式，任命陳際泰為「討伐軍總司令」，組成「討伐軍」向廣東肇慶發動進攻。

見紹武政權如此破壞外交禮節，損壞老朱家在全國人民面前的光輝形象。一向溫文爾雅的永歷帝也變得「怒發衝動」。

他把韶關前線一萬二千多名的精銳部隊調下來，讓「國防部副部長林佳鼎」帶著，去找紹武帝的「討伐軍」拚命。

11月29曰，兩個在粵建國的南明政權，在廣東三水縣打響了內戰的第一槍。

第一仗，永歷政府軍勝。

初戰告捷的「林副部長」充分發揚「宜將剩勇逐窮寇」的精神，率得勝之師直撲廣州而來，企圖將紹武政權消滅於「發芽狀態」。

紹武政權的「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林察，臨危受命，承擔起保衛大廣州的任務。

他利用自己與「林副部長」同族＋同事的關係，寫信偽降。

放鬆警惕的林副部長興高采烈，揮兵直投林察在三山地區，為他布下的「甜蜜大網」而去。

在這個「大網」裡，林察總司令不僅為這位同族同事準備了陸軍，還準備了海軍（由招安的海盜組成）。

在林察總司令陸海軍的聯合打擊下，永歷政府軍幾乎全軍覆滅，「林副部長」落水身亡！

永歷政府唯一的這支機動部隊，就在這場你爭我奪的內戰中煙飛灰滅。

「水貨打敗行貨」的消息傳到肇慶後，永歷政府立刻陷入了一片「軍事恐慌」之中，政府官員私下悄悄打點行裝，準備再次跑路。

關鍵時刻，大學士瞿式耜自告奮勇，要去組建一支「民兵」武裝，來保衛中央。

就在永歷政府還在對這一方案是否可行議論紛紛時，廣州方面傳來了讓他們「且喜且悲」的訊息。

清軍佔領廣州，紹武政權全部完蛋。

紹武政權為什麼「如此之快就完蛋了呢？」

原來，聽到內戰中大獲全勝的紹武帝君臣，立刻一個個變成「喜洋洋」。

為了發洩這種洋洋自得的情緒，他們君臣是既搞祭天，又搞祭孔，忙得不亦樂乎！

為了繼續對永歷帝保持打壓的態勢，紹武帝繼續陳兵邊界，擺出一副「不破樓蘭誓不還」的英雄架式。

就在這時，在福建「無事生非的清朝偽軍部隊」，在「集團軍司令」李成棟，「政委」佟養甲的率領下，經潮州、惠州急速向廣州挺進。

因為紹武、永歷兩政權正在「白吃白」，廣東大地陷入了「無政府、無官員、無軍隊」的「三無」狀態。

清軍所到之處，如入無人之境，唯一能對他們的軍事行動構成危脅的，就是那些仍在「堅守崗位」的塘兵（負責偵查、傳送情報的軍事人員）。

所以李成棟的清軍每到一地，就採取「摸黑哨、打悶棍」的辦法處理掉這些忠於職守的塘兵。

處理掉塘兵後，李成棟讓人用繳獲的南明地方官印，專門向紹武政府發出「平安無事了」的塘報。

接到塘報後的紹武政權，踏實地繼續推進本屆政府「粉飾太平」的工作。

1646年12月14日，李成棟派出300名身穿明朝軍服的「特種部隊」。從惠州出發，藉著夜色的掩護，到達廣州北郊。在次日天亮，城門大開之際，出其不意地闖入該城。

而這一天，恰逢是個好天氣，風和日麗，萬里無雲。

帶著打敗永歷政府軍的豪情，懷著光復山河的壯志，神采奕奕的紹武帝帶著自己的文武百官，蒞臨專門的軍事人才培養機關——武學，視察指導工作。

當紹武帝與蘇首輔正在為自己的「兵強馬壯」感到欣慰時，忽然有「偵查員」向他們稟報敵情：韃子來了！

聞此敵情的蘇首輔採取的第一個措施是——以「妄言惑眾」罪將這位亂喊「狼來了」的「偵查員」斬首示眾。

闖進廣州城的清軍立刻脫下明軍這身「羊皮」，重新換上清軍的「狼皮」。

披著「狼皮」的清軍出現在「白髮老者，不識干戈；垂笤小兒，未見刀兵」的廣州街頭，對這個在和平歲月裡浸泡了兩百多年的城市，造成了巨大的「恐慌效應」。

恐慌引發了大規模的騷亂，入城清軍的數量被「N」倍放大（N＞20）。

紹武帝君臣這才確信：「狼真的來了」！

但大批士兵被派去嚇唬永歷帝了，現在廣州城連維持治安的「警察」都不足，更不要說上陣禦敵了。

偌大的廣州城就這樣稀里糊塗被300名清軍佔領。

情急之下的紹武帝立刻想到了「化裝出逃」，在他看來，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

他找了一條被子和一件破衣，把自已化裝成一個可憐兮兮的乞丐，混入了趁亂出城的難民隊伍中。

但面色紅潤、容光煥發的「朱乞丐」一到城門口，就被清軍雪亮的眼睛識別並當場擒拿，關在了東察院。

紹武帝失敗的逃生經歷讓我明白：成功的藝術創作，是離不開真實而具體生活實踐的。

為保護紹武帝這一「中國本年度風雲人物」，「集團軍總司令」李成棟派出專人，攜帶飲食予以「慰問」。

對此好意，紹武帝一口拒絕，表示：「作為太祖皇帝之後，若喝爾等一口水，吃爾等一勺飯，有何臉面見先人於地下。」

夜深人靜的時候，紹武帝趁人不備，取下衣帶，投繯自盡！

隆武紹武這兄弟倆，社稷在而存，社稷亡而殉，倒也算得上「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隨同紹武帝被俘的，還有明朝的親王、郡王共十六人。

「貧農」出身的李成棟，對這些昔日的「高級剝削階級」，沒有絲毫的熱情和憐憫。

他連請示報告都不向多爾袞呈遞，就把這些王爺們統統殺光。

首輔蘇觀生則趁亂逃脫，但這位「倔強無比」的同志既沒有選擇降清，也沒有想著混出城去東山再起、捲土重來，而是跑到家中懸樑自盡。

死時，該同志在牆上留下自己簡短的遺言——「大明忠臣、義固當死！」，完成了他「平日無功興國家，難時一死報君王」的人生軌跡。

但讓這位首輔死不瞑目的是，在他死後，他的「鐵桿親信」顧元鏡、曾道唯等人，均沒有沿著他開闢的道路前進，反而屈膝降清，做了可恥的叛徒。

紹武政權就這樣「曇花一現」後，永遠地消失到歷史的隧道深處。

她是南明最窩囊的政權，從建立到滅亡，僅僅存在了四十天，連絞盡腦汁想出來的「紹武」年號，都沒來得及使用一下。

她在歷史上唯一引以為豪的「閃光點」，就是打贏了一場內戰。

但就是這場內戰，損耗自己和永歷政權的力量，並加速了廣東的陷落。

在清軍佔領廣州後，為防止自己成為清軍剿殺的下一個目標，永歷中央政府悄悄收拾收拾，灰溜溜地告別國都肇慶，經廣西逃往湖南。

第二十三章 沸騰的紅土地

小小的道滘

在李成棟、佟養甲率領清軍消滅廣州的紹武帝，嚇跑肇慶的永歷帝后，南明政府有組織的抵抗便趨於瓦解，正面戰場迅速崩潰。

李佟集團軍則繼續擴大戰果，趁勢收取廣東未降的府縣。

1646年12月22日，北上的清軍在英德打敗明將陳課、童以振兩部，佔領廣東北部重鎮韶關。

1647年1月7日，繼續北上的清軍佔領粵贛交界的南雄。

1647年4月1日，清軍成功渡過瓊州海峽，佔領海南島。

這樣，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內，李成棟就憑著自己四千多人的「李氏清軍」（主要由陝北人組成）和數萬人的鄭芝龍降軍，完全佔領了廣東十府。

在這個佔領的過程中，李成棟逐漸認識到這樣的一個現實：在廣東這塊紅土地上，戰勝政府軍易，戰勝非政府軍（義軍）難！

這一認識，首先來自於東莞一個叫道滘（念jiao）的地方。

事情的起源是這樣的。

「李氏清軍」在佔領東莞後，又發揚其「無惡不做的光榮傳統」，對這個地方燒殺搶掠了三天（軍隊行話叫「放賞」）。

三天後，一支數百人「收穫頗豐」的「李氏清軍」，在道滘這個地方，遭到一大群「不明身份武裝人員」的襲擊，損失慘重，約一百人被殺，所搶的財物及「MM」全部所奪。

逃回東莞的清軍，自然不會善罷干休，他們又叫來了大批同夥，準備血洗道滘。

但這次清軍結果更殘，苦戰六日，損兵兩百。

事後，打了敗仗的清軍通過偵查得知，道滘這群非法武裝的頭目叫莫子元、葉如日。

他們把這一情況，迅速向剛被任命的「廣東軍區司令」（廣東提督）李成棟匯報。

得報後的李司令結束了沾沾自喜的精神狀態，派總兵陳甲領兵數千，由水路殺氣騰騰向道滘逼來。

早就知道清軍還會捲土重來的道滘人民，這幾天當然不會閒著。

他們一邊晝夜不停地搶修工事、打制武器、儲存給養；一邊向附近的沙灣、市橋、高鶴等鄉鎮緊急請援。

在這個曾誕生了袁崇煥的「英雄之鄉」，普通的百姓政治覺悟和民族感情自然不會落後。

得到請援信的四鄉百姓，在第一時間裡自備武器糧草，緊急向道滘集中。

一時間，小小的道滘便聚集了戰船千艘，義軍萬人。

剛剛準備完畢，陳甲的清軍也由水面趕到。兩家二話不說，立即開打。

大部分由「旱鴨子」組成的清軍，在這場水上戰鬥中的結果可想而知——兩千多名清兵被殲，陳甲被俘。

這是清軍自侵入廣東以來，遭到的第一場大敗仗，它大長了廣東人民的志氣，大滅了清帝國主義的威風！

它也再一次向歷史證明：戰爭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道滘的勝利也讓一個「東莞的社會精英人士」，由衷地感歎到：「清軍能以三百人攻破大大的廣州，卻不能以數千人佔領小小的道滘，可見我們家鄉的民心可用啊！」。

這個精英人士，就是在東莞土生土長的張家玉。

張家玉，生於1616年，打小起，除喜好讀書外，還愛好舞槍擊劍、交江湖朋友，彷彿又一個「袁崇煥」重生再造。

1643年，他考中進士，因成績名列前茅，直接進入「國家高級幹部培養基地」————翰林院，任庶吉士。

這時，離袁崇煥英烈的故去，已13個年頭。

13年來，大浪淘沙，水落石出。民間不斷有人，對袁崇煥是否真的投敵叛國發出致疑，年輕的張家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個。

在京城，他曾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憑弔了這位同鄉的在京故居，並寫下了《燕京吊袁督師》一詩。「黃沙白霧皂雕旗，獨賴孤臣兩臂揮。熱血作書招死士，裹瘡臨戰立重圍。遂令漢卒聞笳奮，共掃妖氛奏凱歸。勞苦功高誰得似，中山何事謗書飛。」

自那時起，他就立下了這樣一個志向，有朝一日，像袁督師那樣，竭盡所能，不計誹謗，為國效忠。

第二年（1644年）的三月，李自成率領大順軍攻入京城，張家玉被捉。

大順軍對這位「夙有清名」的大明官員相當客氣，不僅沒有將他納入「追贓助餉」的黑名單，反而熱情地邀請他「棄明投順」，為新興的大順朝服務。

但家玉同志就是如此地不識時務，不但不降，反而搞起了絕食鬥爭。

絕食七日後，對他敬佩有加的大順政府決定「網開一面」，放掉了這位耿氣的「不合作者」。

被放後的他，知道自已在京已無所作為，就直接回到家鄉靜觀其變。

弘光朝建立後，被人誣告犯有「投敵叛國罪」的他，被鎖拿進京（南京）。

幸虧有人，拿出充分證據證明其清白，張家玉最終才被「免於刑事處分」，無罪釋放。

弘光朝覆滅後，張家玉積極參與了「擁唐運動」，並在後來建立的隆武政權中，任翰林院侍講，兼理吏、戶、禮三科事。

不久，他被下派到鄭彩軍中，擔任「政委」（監軍）。

但鄭彩陽奉陰違的做法讓他認識到：依靠軍閥建國，等於沙上築塔。

明白了這一點，他立刻弘揚「知行合一」的精神，自己著手組建了一支小小的武裝部隊——武興營新軍。

在隆武帝汀洲遇害後，無糧無餉的他，一度對時局悲觀失望，解散了新軍，僅帶了一部分骨幹返回家鄉。

道滘的勝利，讓他在大發感歎的同時，也看到了希望。

他馬上派出手下的參將陳登雲，趕往道滘聯絡。

道滘義軍頭領莫子元、葉如日見這位名揚海內外的人士主動聯絡，異常高興，他們馬上派出戰船，把張家玉所帶的兵馬及家眷等接到道滘，共商抗清大計。

張家玉的資歷、名望、能力，使他一來就變成了這個抗清基地的「實際領袖」。

在他的主持下，道滘迅速完成了以下四項工作：

1、修泥城。

張家玉根據道滘的地形特點，提出一個「經濟實惠，即刻可行」的工事修造方案——築泥城。經過數千人熱火朝天地加班加點，泥城在一夜之間便奇跡般地矗立在這塊紅土地上。

泥城內，坑道交錯，陷阱、火炮、地雷依點設置，環環相扣，完全成了一個「絞肉機」式的堡壘工事。

2、整軍隊。

張家玉對這支來自四村八鄉，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的義軍，申明約束，整頓軍容，嚴肅軍紀，使義軍做到真為國、不憂民，取得當地百姓發自內心的擁護和支持。

在此基礎上，他選出精壯驍勇的五千人，組成了「突擊部隊」，作為攻防作戰的主力。

3、舉義旗。

1647年3月4日，張家玉正式樹起義旗，表示「彈丸之地」的小道滘將與「龐然巨獸」的大清國決戰到底，並熱忱歡迎華夏大地上，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人民，加入到道滘的「反抗陣營」中來。

4、取東莞。

為將抵抗事業做大做強，張家玉並不死守道滘。他邀請博羅縣的舉人韓如琰，作為自已新的合作夥伴。約其從陸路進軍，自己則率「突擊部隊」從水路接應，直取東莞。

雙方於3月14日，發起水陸夾攻，當日就拿下東莞，活捉清朝新任命的「偽知縣」。

張家玉四個快速而漂亮的動作，搞得在省城坐鎮的李成棟暈頭轉向，特別是東莞的丟失，更讓他覺得「無顏見大清權貴」。

為找回丟掉的尊嚴，1647年3月16日，李成棟全軍出動，準備以武力收復東莞。

為確保此次勝利，「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李成棟派出「秘密特工」，收買內奸對東莞的大炮作了特殊的「技術處理」。

3月17日，東莞攻防戰打響。

義軍在東莞城牆上架起大炮，計劃對城外清軍的陣地，展開轟擊。

但經過特殊處理的大炮，在關鍵時刻，竟全部「啞口無言」。

大炮的無能為力，讓義軍的自信心大損，清軍趁機發動了攻城戰。

經過一天的力戰，義軍不支後退出該城，東莞重新落入清軍的手中。

攻取東莞後，預謀對道滘斬草除根的李成棟，又開始進攻道滘的前哨————望牛墩。

與順利攻取東莞不同，小小的望牛墩，成為清軍一個新的「傷心之地」。

他們在這裡苦苦地熬了七天七夜，扔下五六百具屍體後，才佔領了這一塊被鮮血染紅的小高地。

3月26日，死傷纍纍的清軍，終於拖著疲憊不堪的身軀，來到了道滘的泥城下。

在清軍發起進攻後，道滘的大炮這次毫不客氣，滾燙的炮管中，發出一聲聲雄壯的怒吼。

在炮擊中，攻城總指揮李成棟及其坐騎「幸運地中了頭彩」。

坐騎當場炸了個粉碎，李成棟負傷，跌落到旁邊的泥坑中，狼狽不堪。

兩天下來，這支曾橫掃東南的清軍部隊，竟在小小的道滘泥城下損兵折將，只能無可奈何地「望城興歎」。

萬般無奈的李成棟，忽然靈光大現，腦海裡閃現出這樣的一句話——「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他深信「重賞之下，必有內奸」，於是開出大價錢來收買內奸。

內奸李郝思現身了，作為張家玉的表兄弟，他參與過泥城的施工建設，熟悉其中的佈防情況。

他給李成棟獻上一份自畫的道滘佈防圖，圖上詳細地繪製了泥城中的大炮、兵力、陷阱等部署情況。

對於獎賞，這個「井底之蛙」開出的價碼並不高，只要求在城破之後，能得到一塊叫李洲角的好田。

得到佈防圖的李成棟按圖索驥，從泥城中的「薄弱」環節迅速攻入該城。

泥城被攻破後，不屈的道滘軍民家自為戰，人自為戰，作出最後的抗爭！發出最後的吼聲！

血戰中，數千義軍被殺，數千義民同死。

死難的人民中，就有張家玉的祖母、母親、妻子、妹妹、叔叔、嬸嬸等三十多人。

在親人鮮血浸泡過的土地上，卑鄙、無恥的李郝思，終於得到了他那塊「夢寐以求」的好田。

認為自己的責任，還遠遠沒有盡到的張家玉，並沒有選擇自殺，而是帶著倖存的義軍，撤到寶安西鄉。

在清軍帶著殺戮者的滿足撤走後，四面八方的人民齊聚道滘，將為國殉軀的軍民集中歸葬到金牛坊的一個特大水□中，用泥土覆蓋，命名為「道滘大墳」。

1826年，在道滘舉人葉安濟的倡議下，鄰近各鄉的人民，捐籌白銀一千兩，用麻石砌地，重新修整了此墳，以表達對一百八十多年前先烈的敬仰和緬懷。

生於斯地、葬於斯地、魄伴故園、情繞家鄉！

偉哉，不屈的道滘軍民！

壯哉，光榮的道滘山河！

桂林大捷

李成棟在與張家玉這一類「民間抵抗力量」死磕的同時，還在日思暮想地捕一條「大魚」，好讓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清統治者，見識一下他非凡的能力，為自己攫取「兩廣總督」這一職務，增加新的籌碼。

這條「大魚」，就是己由廣東肇慶逃到廣西梧州的永歷帝。

1647年1月16日，李成棟帶兵向肇慶進軍，留守該城的南明兩廣總督朱治澗不戰而逃。三天後，清軍象徵性地「揮一揮刀槍後」，便佔領了這座永歷朝的「廢都」。

為將「追擊進行到底」，李成棟繼續向永歷帝所在的梧州進軍，南明思恩候陳邦傅不「思恩」而「思逃」，棄城滾蛋。

在此情況下，南明現任廣西巡撫曹燁模仿古禮，脫下上衣，雙手牽羊，向李成棟投降，並美其名曰「肉袒牽羊，以迎王師」。

李成棟雖然兵不血刃得到梧州，但心情卻一點兒也不爽。

因為就在前幾天，思想高度警覺的永歷帝，己離開梧州，經平樂逃往桂林。

上天似乎想寬慰一下他受傷的心靈，這時，永歷朝的首輔丁魁楚私下給他送來了一份大禮，並要求投降。

對如此美事，李成棟自然應諾，並派出副將杜永和，去和丁首輔接洽投降。

原來丁首輔見跟著不斷跑路的永歷帝混下去，實在是一項高度危險活動。為保證自己「多年積累的巨額財產」的安全，決定脫離永歷帝，走李成棟的門路投降。

杜永和在接洽這位首輔時，見其家產整整裝了三百隻船，綿延數里，心中擁起對這位「巨貪」無比的垂涎，他馬上將此情況通報給了李成棟。

李成棟決定「懲治貪官，為民除害」，他用兩廣總督的頭銜，忽悠丁首輔返回廣東，在半道上派杜永和予以劫殺。

結果，丁魁楚及其男性家眷全部被殺，女性家眷及巨額家產被李成棟軍隊瓜分，據說僅白銀就有八十萬兩之多。

這都是金錢惹的禍，讓我輕易宰了你！望著丁魁楚血肉模糊的人頭，李成棟安慰自己稍稍不安的靈魂。

因為廣東後方有張家玉等人在搗亂，李成棟不得已，帶大部人馬返回廣東「平叛」，只派出一小股去桂林追擊永歷帝。

不明敵情的永歷帝依然故我，敵進我逃，敵疲我駐，準備往湖南武崗去投靠軍閥劉承胤。

東閣大學士瞿式耜堅定反對，他不客氣地指出：「陛下是我們永歷朝的象徵，您己經逃了四次，每逃一次，人心就渙勝一次。如果再逃下去，局面恐更不好收拾。」

面對瞿大學士的指責，「好脾氣」的永歷帝作出的解釋是——青山不老，綠水常青；能伸能屈，方為帝王！

無可奈何的瞿大學士，表示自己將留下來，與桂林共存亡。

永歷帝勉強同意。

為表達自己心中的歉意，永歷帝不但給了瞿大學士一頂「國防部部長」（兵部尚書）的官帽，還給了太子太傅的榮譽稱號。

送別永歷帝時，瞿大學士強烈建議，為維繫人心，皇帝不要離開廣西，如果形勢實在危急，就先跑到湘桂交界的全州去，千萬不要跑遠了。

永歷帝雖然答應了，但實際過程中，他還是跑到了湖南西南腹地的武崗。

永歷帝「率先垂范」地一走了之後，桂林城的南明官員，上至總督朱盛濃，下至桂林知府王惠卿，都像受驚的鳥兒，一個比一個逃的更遠更遠。

只有瞿式耜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官員留下來，成立了「過渡政府」，維持日常的運作。

到達桂林城外的數百清軍，知道桂林已經「官去城空」，於是憑著一股「先入關中者為王」的驕橫氣焰，發動攻城戰鬥，一時間，竟然成功登上了西門的城牆。

「危難時刻現身手」，剛剛把永歷帝護駕到全州，又連夜返回桂林的平蠻將軍焦璉及時趕到，與登上西門城牆的清兵竭力死戰，終於使這股驕橫的清軍非死即傷，狼狽逃出桂林城。

這是發生在1645年3月之間的事，兩個月後，不甘心失敗的清軍，再一次對桂林發動了進攻。

這一次，瞿式耜可是信心滿滿，成竹在胸。

因為他在桂林城中，不但籌集了大量的兵力，籌備了大量的糧草。而且還準備了許多守城的利器——紅衣大炮。

紅衣大炮是司禮監優秀的「技術太監」龐天壽主持鑄造的，結構緊湊、性能優良、質量可靠。

李成棟的清兵在軍隊建設上，迷信「二百五加葫蘆卜」的精神，對新技術、新兵種的使用，遠沒有滿洲「正牌八旗」那樣重視和推廣，結果這次麻煩大了！

在明軍大炮一陣緊過一陣的炮火轟擊下，攻城清軍連桂林城頭的磚頭，都沒有扒下一塊，就成批成批做了南明炮兵的「移動靶標」。

等清軍的戰鬥意志，被大炮轟得所剩無幾後，「誰敢橫刀立馬，唯我焦大將軍」的焦璉一馬當先，率軍從桂林殺出，對圍城的清軍實施「反圍城」作戰。

是役，清軍損失慘重，李成棟派到廣西的這支「優質清軍」基本上被打殘打廢！

歷史學家把這次大捷稱之為「桂林大捷」。

「桂林大捷」是南明政府軍，在東南沿海的正面戰場上，取得的第一次較大規模的勝利。

這場戰役，打破了清軍（這次實際上是「偽清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鼓舞了南明人民和軍隊，與敵作戰的勇氣和信心。

在「桂林大捷」後，焦璉領兵連取陽朔、平樂，爾後又與陳邦傅合兵收復梧州，把廣西的清軍全部「驅逐出境」，重新讓這個地域廣闊的邊陲省份，插滿了大明的旗幟。

「軍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我們在讚頌廣西抗清明軍浴血奮戰的同時，還不應忘記曾經發生過的一個個「幕後故事」。

這故事就是，在敵後的廣東省，「嶺南三忠」領導的義軍，正用自已的鮮血和生命，在做著艱苦卓絕的配合。

嶺南三忠

「嶺南三忠」除先前說過的張家玉外，還有「二陳」（陳邦彥、陳子壯）。

先說一下張家玉。

張家玉自從道滘撤退後，鍥而不捨的他，在增城附近，很快就再次組織起一支數量相當可觀的義軍。

他把這支軍隊分為龍、虎、犀、象、豹五個營，自己則被推為大將軍。

其後，他率這五個營，一舉攻下龍門、博羅、連平、長寧、乳源、歸善、河源等縣。

攻下這些縣城後，張家玉採取與民休息、長期駐守的辦法，力爭建立起一小塊穩固的根據地。

在與清軍的具體作戰方式上，他採取了更番出御，戰一而休四的「車輪」戰術，讓參與圍剿的清軍疲於奔命、顧此失彼。

1647年10月2日，張家玉領兵進攻增城。

翻開地圖，增城距省會廣州很近，現在增城是廣州直接管轄的一個市，坐車僅需一小時，基本上屬於廣州的「城鄉結合部」。

你打別的地方，李成棟同志可以暫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增城就不同了，要知道，連兔子先生，也是很保護窩邊草的，況李成棟乎？

李成棟於是傾巢出動，趕到增城，與守軍對張家玉的義軍形成了內外夾擊。

在清軍的雙重圍困下，義軍伏屍纍纍、血流成河，張家玉中箭負傷。

見突圍無望，為不讓自己成為清軍的「活標本」，張家玉投水但自盡！

死時，年僅31歲。

說完了張家玉，說另一個忠義之士——陳邦彥。

陳邦彥，廣東順德人，因為其父是一名光榮的「民辦教師」，耳濡目染的他，打小起就愛「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但這並沒有給他換來錦繡前程，因為他不是那種「死讀書、讀死書」的學生，所以在多次應考中，均未能中舉，是一個典型的「應試教育」犧牲品。

仕途無望後，為了謀生，他接過父親的教鞭，在大良北郊錦巖山下設館授徒，成了大明千千萬萬「鄉村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員。

弘光朝建立後，這位鄉村教師面對學生，振臂高呼：「此時不思報國者，非丈夫也！」

自此，他告別了講台，成為一名四海飄泊、命懸一線的「職業革命者」。

和兩百多年後的同鄉孫中山一樣，他採取的第一個「革命行動」，就是——上書。

他針對時局，精心撰寫了萬言書——《中興政要》，開列了32條抗敵救國的方法，並千里迢迢，趕到南京進呈弘光帝。

可惜，正沉湎於舞榭歌台、梨園春色中的弘光帝，看到這封萬言書後，僅發表了一句「此迂儒之議也！」的評論後，便一置了之！

隆武朝建立後，陳邦彥再把這份被「封殺」的萬言書整理整理，上奏給隆武帝。

與弘光帝相反，立志中興的隆武帝對這封「萬言書」大加讚賞，並破格封陳為監紀推官，終於讓這位在科舉場上飽經風霜的士子，跨入了國家公務員的行列。

隨後，他還與蘇觀生一道，參與了贛州的解圍戰。

贛州失陷後，清軍開始進攻廣東，他建議蘇觀生憑借五嶺天險，阻擋來敵，被心中「另有所念」的蘇大學士一口拒絕。

知道陳邦彥對自己已經心有怨言，已下定決心立紹武帝的蘇觀生，乾脆派他去桂監國那裡擔任「聯絡員」，妄圖想「借刀殺人」。

蘇觀生的願望幾乎變成現實，因為在紹武帝發起「獨立運動」並殺了彭燿和陳嘉謨兩特使後，一怒之下的永歷君臣，就差點宰了這位「聯絡員」來敗火洩氣。

但以誠感人的陳邦彥，成功實現了自救，並被反派回廣州進行策反活動。

知道自已無法完成重任的他，沒敢返回廣州，而是潛入了中途的高明山中，招募義師，等待時機！

在李成棟大舉進攻廣西，永歷政權岌岌可危時，他想到一個中國軍事學上常用的計策——「圍魏救趙」。

他率領自己的小隊伍，聯絡上了余龍等人的大隊伍，組織起了上萬人武裝集團，跑到廣州城下「遊行示威」。

此舉嚇壞了呆在城裡的清兩廣總督佟養甲，因為手頭僅有數百人，他在關閉城門、全城戒嚴的同時，連連派出使者督促李成棟率主力回援。

李成棟只得遵令行事。

此舉間接使「桂林大捷」成為可能，並讓永歷朝度過第一次「生存危機」。

引得李成棟從廣西撤軍後，在廣州城下虛晃一招的陳邦彥，主動撤圍。

他先和學生馬應房收復順德，爾後趁李成棟進攻張家玉之際，一舉攻下江門。

視陳邦彥為心腹大患的佟養甲，竟不顧自已國家一品大員的身份，用卑劣的手段綁架陳妻何氏及兩幼子，以此要挾他歸降，但被他以「忠臣義不顧家」為理由拒之。

不久，何氏及兩幼子一同被害。

1647年7月，在陳子壯攻打廣州時，陳邦彥率軍佔領廣州附近的清遠等縣城，以作戰略牽制。

李成棟打敗攻城的陳子壯後，下了狠心，決定剷除清遠陳邦彥這顆令他深惡痛絕的「毒瘤」。

9月19日，李成棟四面包圍了清遠城。

這次，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戰鬥中不斷成長的「李氏清軍」在攻城時，開始注重了對新兵種————「工兵」的培養和使用。

「工兵」們在步兵的掩護下，偷偷挖地道到城下，用火藥爆開城牆，清軍中的騎兵、步兵趁機蜂擁而入。

接下來，在慘烈的巷戰中，陳邦彥身中三刀被俘，被押往廣州。

勸降無果後，佟養甲下令將其押往四牌樓，在稠人廣眾之中將其「寸磔於市」。

臨刑前，這位忠貞之士賦絕命詩：「崖山多忠魂，前後照千古。」

陳邦彥自起兵以來，日僅食一餐，晚上和衣而臥，枕戈待旦，與部下同患難，共勞苦。

因此他帶出來的隊伍，在各路義軍中，戰鬥力是最強的，曾多次對陷入危險的其它義軍施以援手。

所以，聞其死訊的各路義軍，無不「淚飛頓作傾盤雨」，為這位令人敬重「陳老師」的離去，真誠地悲傷和惋惜！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這位英烈士除深具民族氣節外，詩文也飲譽當時，與黎遂球、鄺露並稱「嶺南前三家」，並有「粵中杜甫」之稱。

比起前「二忠」來，「嶺南三忠」中的「第三忠」陳子壯是學習最好、官位最高、年齡最大，死得也最殘的一位。

陳子壯，廣東番禺人，年少時就異常聰明，是個「七歲能文」的神童。

1619年，年僅24的他，在「全國公務員考試中」，高中第三名（探花）。

其後，加入公務員的他，先後勤勤懇懇地為四個國家領導人（萬曆、泰昌、天啟、崇禎）服過務。

到了1632年，己是「四朝元老」的他，已官至禮部侍郎。

連自命不凡的崇禎帝，也每每稱其「先生」，而不呼其名。

但後來因「政見不合」，他被崇禎賞了一頓「廷杖」後，「幸運」地下了詔獄。

直到第二年，崇禎帝才「法外施恩」，把他從詔獄裡「撈」了出來，驅逐回籍，監視居住。

弘光朝時，曾以禮部尚書，隆武和永歷朝時，曾以東閣大學士的高官顯位，請他「出山」，但都被他一一回絕。

但在紹武帝和永歷帝的「正偽之爭」中，他堅定地站在永歷政權的一邊，上書表示擁戴。

在清軍侵入廣東，家鄉淪陷時，已過了「知天認命」年紀的他，卻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己」，親自操刀上手，拉起了一支義師，發誓與清王朝幹到底！

當過大官的陳老爺子，要整就整大的，在1647年六月末，他和陳邦彥約定：攻打廣州。

這不是心血來潮，而是他認為，時下攻打廣州，確實有四個有利因素。

一是李成棟正統兵在外，與廣東各地的義軍死磕，偌大的廣州城只有清兵兩百。

二是城裡有了「自己人」接應，已降清的原廣州衛指揮使楊可觀、楊景曄，良心發現，自願反正，配合義軍攻城。

三是城裡還有一面現成的「旗幟」————已出家當和尚的趙王朱由棪。

四是為確保此事萬無一失，他還派出三千「花山盜」向佟養甲詐降。目前，這些人已成功取得了廣州東門防守權。

起義的日期陳老爺子也選好了，七月七月七夕節。

「七夕節」是地下牛郎和天上織女相會的日子，也被稱為中國的「情人節」。

選這麼個日子，大概陳老爺子已經盤算好了，讓佟養甲與閻王爺，於此日在鵲橋相會，不見不散。

但「細節決定成敗」，這個「近似完美」的計劃，卻壞在陳老爺子家的一個小小家丁的身上。

這個小小家丁，是陳老爺子七月五日派到廣州城裡貼傳單的。

在執行這一特殊任務時，這個小家丁被清軍巡邏的士兵抓住。

一頓嚴刑拷打之後，「思想政治覺悟不高，意志不堅定」的小家丁，供出了這一「天大的秘密」。

得到這一秘報的佟養甲，立即採取行動，一方面捕殺楊可觀、楊景曄，以「犒賞」為名誅殺「花山盜」三千人，勒令趙王自盡；

另一方面派出使者，請李成棟無論如何，要派出一支「快速反應部隊」，於七夕節前夜返回廣州。

不知廣州城已經「地覆天翻」的陳老爺子，在七夕節的三更，對廣州發動了進攻，但迎接他們的，是城頭猛烈的炮火。

陳老爺子這次打廣州，所帶的部隊大部分是坐兵船來的，炮彈落在了兵船上，導致了不少船隻當場起火。

這一夜，又恰好是北風大作。

風助火勢，使逆風行駛的義軍船隻，由少數著火變成了多數著火。

佟養甲乘勢出城反擊，陳老爺子敗守白鵝潭。

不輕言放棄的陳老爺子，還想再打廣州城。

但歷史也不給他這樣的機會了，因為李成棟已率軍從新安趕回，並加入了對陳老爺子的進攻中。

在佟李的聯合打擊下，陳老爺子只得無奈地領兵，先退守九江，再退守高明。

在「剿除」了清遠的陳邦彥後，十月下旬，李成棟又率本部兵馬，和施福（原鄭芝龍的部將）的「二偽軍」，對陳老爺子扼守的高明縣，發動了大規模地進攻。

這次清軍攻城技術，又有了新的提高，由「工兵」挖洞填炸藥，改為「炮兵」集中火力，進行「集中連片、由面對點」的轟擊，操作更方便、效果更明顯。

在猛烈炮擊之後，高明縣的一段城牆轟然倒下。

清軍騎步兵急速跟進，衝入該城。

在巷戰中，陳老爺子受傷被俘，也被押回廣州，交佟養甲審理。

佟養甲以殺害陳老爺子的幼子相要脅，妄圖逼他變節。

「舐犢之愛，人皆有之」，陳老爺子曾經猶豫再三，最後卻選擇寧死不屈。

他向佟養甲說道：「我兒子的生死，在你而不在我，悉聽尊便」。

佟養甲逼降不成，怒而生恨，想了一條殺一儆百的毒計，判處老爺子慘無人道的「鋸刑」。

「鋸刑」即用鐵鋸，將人從頭頂向下，鋸成兩片。

行刑時，劊子手因人的軀體晃動，無法鋸下去。

陳老爺子對劊子手高喊：「蠢才，界（鋸）人需用木板也！」，劊子手才領悟用鋸行刑的方法。

至今「界人須用板」的典故，仍在廣州父老當中流傳。

在行刑現場，凶殘的佟養甲遍召「廣州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坐堂上觀其受刑以懼之，還惡狠狠地問道：「諸公害怕嗎？」

「真的勇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當自己的鮮血從頭頂噴出，濺滿全身時，老爺子依然罵不絕口，直到生命的最後逝去！

觀刑「諸公」，害怕者有之，惋惜者有之，掩面落淚者亦有之。

但更多的，是發自內心的真實感動，以及對自已苟且偷生的卑視和自責。

直到20世紀五十年代末期，編劇家黃錫齡，還根據陳老爺子的光榮事跡，編成大型歷史粵劇——《血染越王台》。

公演之時，依然讓三百年後的今人，怦然心動、潸然淚下。

英烈的鮮血不會白流的，就在他們為復國理想、中興事業，血灑疆場或刑場時。南明，在一點一滴地匯聚著反擊的力量。

一場驚天裂變的巨幕已悄然拉開！

第二十四章 驚天裂變

全州大捷

逃到湘西南武岡的永歷帝不久發現，他在這裡的心情，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不爽。

這倒不是武岡的生存條件太差了，相反，這裡不僅是魚米之鄉、物產豐富；而且還山青水秀、氣侯宜人。

讓永歷帝心情嚴重不爽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正被劉承胤這個小軍閥——「玩弄於骨掌之上」。

劉承胤，大明軍隊專業化幹部，因常使一根鐵棍，人贈外號「劉鐵棍」。

崇禎年間，「劉鐵棍」曾任黎靖參將，因平定武岡袁有志起義，以及成功救出岷王世子的「特殊貢獻」，被升為副總兵。

弘光朝時，他又被升為總兵，專門負責鎮守武岡。

驚魂不定的永歷帝，初來乍到時，也曾受到這位「劉鐵棍」的熱情接待。

為表達謝意，永歷帝將其由隆武帝封的定蠻伯，加封為武岡侯。

民風淳樸、美麗險峻的武岡，一度吸引了永歷帝的眼球，他把此地改為奉天府，打算由「暫居」改為「長住」。

但「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不久，又被提升為安國公的「劉鐵棍」，逐漸露出了其醜惡凶殘的嘴臉。

他接連殺害了幾個與他意見相左的大臣，還隨意斬殺南明其他友軍來使。

後來，因為和皇帝鬧了一點不愉快，這個素質低下的小軍閥，就乾脆挑動手下跑到宮中，向永歷帝「索響」。

一路逃難而來的永歷帝，早已身無分文。

在虎視眈眈的逼迫之下，他只得動員王皇后把宮中「簪珥首飾」拿出來，這才讓「索響」的大兵們一哄而散。

經此一事，永歷帝在武岡的生活，便變得「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了，日日夜夜、惶恐不安。

經此一事，「劉鐵棍」知道君臣情分已絕，開始密謀廢掉永歷，立自己的女婿岷王為帝。

恰在這時，督師湖廣的大學士何騰蛟，來到武岡朝見永歷帝。

見到這位「孤守兩湖、獨撐危局」的老臣，永歷帝像見到親人似的，向他滔滔不絕講起了「劉鐵棍」種種違禁犯上的不軌行為。

聽著永歷帝的痛苦講述，何督師頓時觸景生情，忽然也想起了自己一年來的悲慘經歷，不禁悲從中來，淚如泉湧！

何督師在湖南整合了政府軍，收編了大順軍，這讓他手頭掌握的軍隊，一下漲到了十二鎮，近十五萬人。

在如何使用這些豐富的「軍力資源」上，這個「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骨子裡永遠脫不了輕「響馬」（大順軍）重「南軍」（政府軍）的慣性，特別對張先壁、曹志建、黃朝宣這些政府軍將領，更是「恩愛有加」。

除多次為他們加官請爵外，在糧草供應方面，也是優先保障。

可這並沒有換來他所期侍的「豐厚回報」，這幫人仍然是擾民有餘、禦敵不足、不聽指揮、胡作非為。

失望至極的何督師，於是分別從廣西、貴州、雲南等「老少邊窮」地區，招來了三萬多人的武裝力量，作為自己的「督標親軍」。

他企圖用自己的這支親軍，鎮住下面這些不聽話的各派武裝，形成「強幹弱枝」的局面。

在增添了這三萬多拿高薪的「軍務人員」後，湖南的財政更加緊張。

為解決這一「老大難」問題，何督師在湖南，除突擊加派「救國義餉」外，還提前預征了一年的農業稅。

結果，湖南每畝民田的實際負擔，比崇禎時代提高了六倍。

即使這樣，湖南仍然有很多地方的財政，仍是「缺米下鍋」。

何督師只得「飲鳩止渴」，開始賣官售爵。

但這仍還是收不抵支，他便指使下屬，敲詐富戶，讓其捐資助餉。

政治、經濟、軍事是一個緊密聯繫、環環相扣的結合體，何督師這一輪「整軍備戰」搞下來，讓整個湖南物價飛漲、經濟凋敝、民怨沸騰。

為緩解民眾的不滿情緒，何督師打算內部矛盾外部解決，於1646年九月，發動了「秋季攻勢」，先向清軍佔據的岳州進攻。

但這次明顯缺乏「給力」的北伐，非但沒打下岳州，反而幾乎賠光了「督標親軍」的全部人馬，並引發了多爾袞對湖廣戰場的「重新認識」。

在平定浙江後，多爾袞派遣「漢奸俱樂部」的三個高級會員——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等組成「平南軍」，於1647年2月16日，會同佟養和一起以岳州為基地，對湖南發起了全面進攻。

何督師緊急調馬進忠、王允才部，加強長沙的防衛。

但就在兩部還在回援途中時，清軍己佔領湘陰，兵鋒直指長沙。

長沙守將王進才一看兵力不敵，立即保護何督師等乘船南撤，2月25日，清軍佔領長沙。

長沙失守後，湖南局勢一發不可收拾，瀏陽、常德、衡州等重要城市均陷入敵手，何督師退到湘柱邊界的永州地區，聊以度日。

君臣二人「互道衷腸」後，才慢慢愣過神來。

下一步，該怎麼辦？

跟何督師去永州，不現實，那地方，現在已是新的「國防前哨」了，清軍隨時都可能「朝發午至」，危險係數太大。

何督師於是建議永歷帝不要猶豫、不要徘徊，下定決心，移蹕桂林。

見「何老首長」竟然來和自己搞「同業競爭」，「劉鐵棍」乾脆一棍子戳到底，上疏要求解除其督師職務，改任為戶部尚書專理糧餉，妄圖將這礙手礙腳的「老首長」一腳踢出軍界。

得到永歷帝拒絕後，他便直接面見何督師，拿出一副「督師捨我其誰」的架式，請「何老首長」乖乖交出軍權。

「何老首長」則不緊不慢地告訴「劉鐵棍」，出任督師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是皇帝的任命，第二是能指揮動郝永忠、馬進忠、張先壁這些大腕級將領。

「劉鐵棍」傻眼了，不用說兵多勢眾的郝永忠了，就是實力最差的張先壁，人馬都是自己的好幾倍，甭說指揮，就是能讓這幾位「仁兄」，別來搶自己的生意，就阿彌陀佛了。

「此路不通、則走彼路」，頭腦簡單的「劉鐵棍」，想出了一個一了百了的辦法。

這就是幹掉何騰蛟，使他的手下，自然而然地聽命於自己。

何騰蛟，一個「官場鬥爭經驗何等豐富」的人，對「劉鐵棍」不法行徑，很快心知肚明。

他上疏永歷帝后，得到了趙印選、胡一青兩營滇軍，作為「貼身護軍」。

在一個黑漆漆的夜，他忽然率這兩營軍開拔，返回永州。

得到「何老首長」午夜狂奔的消息後，無可奈何的「劉鐵棍」，只能落得一聲歎息！

逃回永州後的何騰蛟，立刻授意張先壁，率幾萬人開到武岡，去教訓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劉鐵棍」。

張先壁帶領幾萬人馬，沒幾天就來到武岡城下。

此舉立刻讓「劉鐵棍」抓狂，抓狂之後，他仗著手中有永歷帝這塊牌子，指責張先壁「犯闕」。

有備而來的張先壁，則針鋒相對地痛罵劉承胤「劫駕」。

這場官司的最後裁決者，便只能是南明最高統治——永歷皇帝。

永歷帝終於找到了當領導的感覺。

他「煞有其事」派出兵部官員龍之沫，前往張先壁的營中宣諭和解。

宣諭後，永歷帝讓張先壁率軍，到離武岡不遠的沅州駐紮。

這樣做，等於給「劉鐵棍」戴上了一個緊箍咒，也讓自己有了一份安全保障。

在張先壁駐紮沅州後，「劉鐵棍」一下子變成了「劉木棍」，相對老實多了，「廢桂立岷」的政變計劃也靜悄悄地胎死腹中。

可這舒坦的日子，永歷帝還沒還多久，就秋天來了，清軍也來了！

在長沙、衡州結束了「避暑」的清軍，趁著秋風送爽，又開始對湖南發動了新一輪的進攻。

進攻的主要目標，就是永歷帝所在的武岡。

除郝永忠在桂陽、張先壁在沅州進行拆抗外，其它的南明將領，非戰即降，孔有德率領的清軍，很快到了離武岡不遠的斗溪鋪。

「劉鐵棍」派出部將陳友龍等迎戰，但戰鬥的結果卻讓他「大跌眼鏡」。

他手下的蔣虎、孫華、聶鳴鶴、張承明、張大勝等重要將領，全部戰死，清軍現距武岡僅有三十里。

在這令人垂頭喪氣的事實面前，沒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劉鐵棍」的人生抉擇，就是————投降。

為表示自己投降的熱情和誠意，「劉鐵棍」同志一邊剃頭「表決心」，一邊派人找到「平南軍」的一把手孔有德，表示可以把永歷帝，當作「見面禮」，送給清方。

凡事都應該有一個「度」，「劉鐵棍」的積極主動，不但沒有讓孔有德心花怒放，反而讓他疑心重重。

作為投降業中「資深人士」，多次投降又多次反叛的孔有德，最怕的，就是別人和他玩「假投降」。

所以，對於「劉鐵棍」的投降，他沒有一口拒絕，也沒有馬上接受，而是用「研究研究、考慮考慮」的官場常用語來敷衍。

這就給永歷帝的再次安全出逃，提供了「一線機會」！

永歷帝是一個心細如髮的人，尤其對潛伏的危險，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他見清軍步步逼近，而平時大言不慚、趾高氣揚的「劉鐵棍」，現在卻默不吱聲、行蹤詭秘，感到情況有些不妙。

為防萬一，他決定移蹕靖州，並請出「劉鐵棍」的老娘，請其提供必要的幫助。

這位飽受儒家教育的老娘，倒也深明大義、當仁不讓。

在「劉鐵棍」外出接洽投降，不在武岡的情況下。這位老人家，利用自己的「特殊權威」，強令「劉鐵棍」的手下打開城門，送永歷君臣出城。

往靖州方向走了二十里，永歷帝「先知先覺」的腦袋，再一次「靈光大現」。

他吩咐手下：「靖州是劉承胤的地盤，不可去，從小路速回廣西。」

恰在這時，天又降下大雨，飢寒交迫的永歷君臣，深一腳、淺一腳，找路直奔廣西。

走到達廣西古泥時，終於碰上了一支「親人的隊伍」————總兵侯性，領兵前往接駕。

感動萬分的永歷帝，就在侯性的護送下，安全到達柳州，完成了這次凶險而難忘的「逃生之旅」。

侯性因為這次特殊的貢獻，立即被「火線提拔」，進封為商丘伯。

這次逃難時，為了不把所有的雞蛋，放到同一個籃子裡，永歷帝在半途，還特意命首輔吳炳護送皇太子，取道城步縣入廣西。

結果這回卻「聰明反被聰明誤」，這兩人都沒有永歷帝那麼幸運，途中一起被清軍擒獲，押往衡州。

「劉鐵棍」費盡周折，投入孔有德的懷抱後，隨即引清兵佔領武岡。

發現「見面禮」永歷帝己經逃走後，大驚失色的「劉鐵棍」，趕忙派出護軍統領錢國安，帶領一千名騎兵追往靖州。

這自然是無功而返！

在這次清軍對湖南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中，除了制撫堵胤埸率馬進忠仍據守九溪，曹志建領兵扼守湘桂交界的龍虎關外，湖南各地都被清軍佔領。

何騰蛟見自已在湖南兩年多的「經營成果」毀於一旦，也只得悲慼戚地離開湖南永州，撤到廣西興安。

隨後，何騰蛟手下軍事實力最強的郝永忠部，也隨之來到興安。

鑒於興安太小，無法解決郝部的後勤問題，郝部便向桂林進發，希望能得到瞿巡撫的「關心和幫助」。

但瞿巡撫，卻帶著更高度數的「有色眼鏡」，來歧視郝永忠這位曾有過「歷史污點」的原大順軍將領。

他不但拒絕郝部進駐桂林城，而且連糧草也不給予供應。

憤懣不平的郝永忠，便發揚「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老傳統，成立了「徵糧隊」，在桂林郊外實行「就地徵糧」。

「徵糧隊」不時和當地民團發生流血衝突，搞得軍地關係分外緊張！

這時侯，已是1647年11月了。

在這個黃葉飄零的晚秋，清軍耿仲明部越過湖南邊境，對廣西北大門——全州，發動了新一輪攻勢。

眼見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何督師、瞿巡撫這次緊密地團結起來，認認真真地組織了一場事關南明生死存亡的「全州會戰」。

南明這次參戰的將領，是五個經過「大浪淘沙、百煉成鋼」的將軍——郝永忠、焦璉、盧鼎、趙印選、胡一青。

南明這次參戰的士兵，有原大順軍、湘軍、滇軍、桂軍，倒也個個算得上身經百戰、經驗豐富。

人數上，南明士兵約有十多萬人，諸營並連，首尾亙三百里。

更重要的，全軍上下此時的確有了一股同仇敵愾、誓死抗爭的悲壯氣概。

勝利的種子由此播下。

南征以來，一路順風順水、高歌猛進的耿仲明，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全州會是自己遭遇的下一個「滑鐵盧」。

11月13日辰時，全州保衛戰正式打響。

焦盧趙胡四將，負責對清軍耿仲明部發起正面進攻，郝部則負責繞道小路，從背後發動襲擊！

正午時分，當兩軍激戰正酣之際，郝部「凶狠的一刀」，忽然朝清軍的背後砍去。

在桂林城郊，受盡民團窩囊氣，極想找機會發洩的郝永忠，現在終於有了撒氣的對象。

他身先士卒，率騎兵衛隊，直衝清軍的「總指揮部」，一舉打癱了清軍的「中樞神經」。

失去指揮的清軍，亂作一團，奔潰北走。

南明軍隊趁勢追擊，把清軍一舉趕出廣西境內。

據明軍戰報的不精確統計，此役「殺虜千餘級，奪大西馬三百餘匹，小馬無算，火炮、弓箭、衣甲、器械不計其數」。

\文\歷史上把這次大捷，稱為「全州大捷」。

\人\與比上次的桂林大捷不同，這次戰鬥中殲滅的，主要是由遼東漢人組成的「漢八旗」。

\書\這支隊伍屬於清軍中的「第二精銳」，戰鬥力僅次於正宗的「滿八旗」。

\屋\這比起上次打敗的「李氏清軍」來，又整整提高了一個檔次。

聞此大捷的永歷帝，龍顏大悅地對這次難得的勝利，及時做出了總結表彰。

他專門下詔，讚揚這次大捷——「真中興戰功第一」。

隨後在12月5日，永歷帝懷著輕鬆愉快的心情，由柳州移蹕桂林。

永歷君臣還不知道，正是由於這次大捷，引發了清軍內部陣營發生了巨大的分化。

最直接的後果就是，降清的兩個「重量級」人物——金聲桓、王得仁，在江西宣佈反正歸明。

一場驚天裂變終於開始了！

江西反正

參與江西反正的，是清朝江西正副軍區司令（正副提督）金聲桓、王得仁。

金聲桓，遼東人，原是明寧南侯左良玉的一個部將，在明亡時，已做到了總兵官的位置。

1645年5月，在「老主人」左良玉忽然死亡，「小主人」左夢庚向阿濟格降清時，金聲桓也一同投降。

多爾袞對明朝投降過來的武裝集團，絕大多數採取的，是「囚主而用僕」的方針政策。

於是，降清後，左夢庚被帶回北京，「恩養」起來。

而金聲桓，則帶領手下來到江西戰場，充當炮灰。

王得仁，陝西米脂人，外號「王雜毛」，年少時候，為混一口飯吃，早早就加盟了李自成的反政府武裝，為大順朝的「做大做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李自成同志犧牲後，為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他便投降了阿濟格，並也被派到了江西，成為金聲桓的副手。

一條東北漢子，一條西北漢子；一個曾經「保政府的」，一個曾經「反政府的」，在這紛繁複雜的亂世，就這樣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一起，開始了他們不離不棄、生死與共的傳奇人生。

在江西，這兩個「最佳搭檔」，不費清政府的一兵一卒，就先後攻撫州、吉安、廣昌、袁州、贛州等十一府，擒殺了永寧王朱慈炎，活捉了南明江西巡撫鄺昭，消滅及整編了大批南明軍隊。

立下如此赫赫戰功後，這兩人覺得有資本、有必要跟大清中央政府，進行一番討價還價了。

他倆聯合上書，要求大清中央政府，從國家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出發，授與他們「節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權力。

目睹南明「槍指揮黨」怪異現象的多爾袞，自然不會把江西的行政權、用人權拱手相讓，讓這塊地方在這兩人手中，蛻變成一個「獨立自由的小王國」。

他三下五除二地駁回了兩人的「無理要求」。

當然，為了安慰他們那顆受傷的心，他還是把這兩位的官職，由鎮守江西的總兵官，改為提督江西的總兵官，算是由「臨時工」轉成了「正式工」。

但同時，多爾袞也做出了硬性規定：「今後，所有事關剿撫等重大事項，必須與該省的巡撫、巡按會商後方可執行；會商意見不一致的，要報告給東南最高行政長官洪承疇同志，做最後的裁定！」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忙」，得到這個意外結果的金王兩人，大失所望，可勁地痛罵多爾袞「刻薄寡恩」。

怒火，正靜悄悄在金王兩人心中積壓、醞釀，就差一個爆發的機會了！

機會來了！

這就是發生在1647年底的全州大捷。

在與清軍三年多的並肩作戰中，倆人逐漸認識到，這樣兩個事實：

一是滿人的實力，並沒有吹噓的那麼神，只不過像一頭貴州驢子————技止此耳罷了！全州大捷就很好證明了這點。

二是各地漢人「反清之意未滅，復明之心不死」，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必然風起雲動、天下響應！

倆人相信，時勢造英雄，自已完全可以，做一個振臂一呼的英雄，引導漢族人民，去建立一個有利於他們生存和發展的「新政府」。

就在這時，江西巡撫、巡按這兩個可惡的上司，又很不識相地給他們添了一把火。

金王兩位在收取江西時，憑借暴力搶奪，在戰爭中，迅速積累了巨額的「灰色財富」。

「見人發財，分外眼紅」的江西巡撫章於天、巡按董學成，不時脅迫這兩位司令向他們「行賄買平安」。

在私慾得不到滿足時，章董就偷偷整點這兩位的黑材料，時不時向多爾袞打份小報告。

這回，章董又把貪婪的黑手，伸向他們，要求兩位出點血——捐銀三十萬兩，作為軍費。

這不是要他們出一點血，而是要他們流一大攤血。

這個無理要求，氣得王得仁副司令「聲如嘶吼，目睛皆出」。

大官逼小官，小官不得反，反他娘的。

1648年1月27日，金王兩位司令先發制人，在南昌宣佈江西改旗易幟，反清復明。

同時他們使用暴力專政手段，迅速逮捕了大清江西巡撫章於天，巡按董學成、布政使遲變龍、湖東道成大業等多名高官。

對於這些捕獲的高官，兩位司令是這樣處理的。

「首惡犯」章於天，有制炮專業特長，免死，升為兵部尚書，專門負責為新政府製造新式火炮；

「協從犯」董學成、遲變龍等，只會當官，無專業、無特長，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反正後，金聲桓自封豫國公、王得仁自封建武侯，請出了在弘光朝被「下崗」，回老家新建閒住的原大學士姜曰廣，讓其重新「上崗」，並主持新政府的全面工作。

南昌有一半多的政府在職官員，先後參加了這場「反正運動」。

在他們的影響和帶動下，江西的吉安、饒州、袁州等地的官員，紛紛響應，宣佈脫離黑暗的清政府，回歸光明的明政府。

清朝在江西的地盤，一下子只剩下了贛州和廣昌兩府。

金王兩人派出代表，秘密聯絡廣西的永歷政府。

實現成功對接後，江西便奉永歷正朔，正式成為大明永歷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下一步奮鬥的目標，就是向何方進軍，打敗清軍，收復河山，「多快好省」地建成大明永歷帝國了。

經過會商，金王制定了「兩步走」的進軍計劃。

第一步：北上拿下九江；

第二步：沿江東下，直取南京，迎永歷帝還都，以政治上巨大的轟動效應，帶動全國人民一起反正。

第一步計劃，由於清九江知府吳士奇等各地官員的「蜂擁歸附」，提前實現了。

到二月末，王得仁的軍隊已順利接管九江、廣濟、黃梅、湖口、彭澤等地區，成功控制了長江中段航道。

在這一區域的輻射作用下，鄰近的湖北、安徽許多地方的人民，按捺不住「保家復國」的熱情，紛紛扛起了大刀長矛，背起了土槍弓箭，加入到起義隊伍的洪流中來。

清朝在這兩省的統治，頓時冰消雪融，趨於瓦解。

武昌告急！江南告急！大清帝國告急！

面對遍地反抗的烽煙，來不及做過多反思的多爾袞，緊急調兵遣將，於1648年3月25日開始了艱難的「武叛平叛」。

他調動的兵馬，共有三路。

第一路是駐京八旗，由征南大將軍譚泰、固山額真何洛會（兩位均為滿族）統領，趕往安徽的安慶，會同降將劉良佐部，由北向南進攻。

第二路是南京駐軍，由江南總督馬國柱率領，溯江而上，在安慶與譚泰會合。

第三路是湖南的平南軍，由孔有德等三王率領，率主力由湖南回防武昌，鎮壓湖北各地的民眾暴動，確保長江以北省份的平安。

孔有德接令後，立即從湖南撤軍。

撤軍時，見人心思亂，就乾脆將降清的「劉鐵棍」、傅上瑞等「投降人士」全部殺掉，讓這些曾經「很識時務」的傢伙，即使當了一回漢奸，也沒有保住那顆可憐而可卑的「項上人頭」。

孔有德的主力一撤，在湖南九溪衛蟄伏的堵胤錫率先行動，率馬進忠部進攻湘北重鎮常德，並順利攻取之。

「劉鐵棍」被殺後，他的部下歸陳友龍統領。這位本不情願降清的「愛國將領」，便利用這一難得大好形勢，帶領全軍反正，並先後佔領了靖州、黎平、武岡、新化、寶慶，同堵胤錫、馬進忠部互相呼應，大有一舉拿下長沙之勢。

與此同時，在廣西「蝸居」了半年的何騰蛟，也借第二次桂林大捷的余勇（第二次桂林大捷，是指1648年3月，何瞿等人再次在桂林，打敗由湖南進犯的清軍，此役殲敵人數超過從前的桂林、全州兩次大捷），收復了一月份「不小心」丟失的全州，使永歷王朝在廣西的疆土，又再一次歸於完整。

爾後，何騰蛟信心百倍地率領得勝之師，跨過湘桂邊境，開始實施其夢寐以求的「全面復湘」計劃。

江西、廣西、湖南等省份的「量變」，又促使廣東發生了「質變」。

那個曾經雙手沾滿江南人民鮮血的大劊子手————李成棟，也帶領廣東各界人士，宣佈脫離清朝，反正歸明！

廣東反正

李成棟在廣東的反正，與金、王兩人相比，是「表相近、實相遠」。

因為從表面看來，李成棟反正的原因，的確是多爾袞的賞罰不公。

在以往的章節，我們可以看到，在暴力鎮壓漢族反抗的戰爭中，隨處可見李成棟「忙忙碌碌」的身影。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有他，「長汀弒君」「嶺南血案」中也有他，在他的身邊，匯聚著千千萬萬漢族人不屈的冤魂。

他曾僅率四千餘眾，就橫掃東南沿海，克江蘇、戰福建、取廣東、攻廣西，射殺了隆武帝，活捉了昭武帝，逼得永歷帝團團亂轉，為大清王朝疆土的「開拓」，社會的「安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但他所做的這一切，在多爾袞看來，是一隻走投無路、搖尾乞憐的「狗」，需盡的義務罷了。

雖然李成棟是一隻有些能力、有些功勞的「狗」。但對於「它」的獎勵，多爾袞認為：不必多，一根「骨頭」而已！

因此，多爾袞在論功行賞時，就僅僅只給了李成棟一個「兩廣提督（兩廣軍區司令）」的職務，而把那頂光彩照人的兩廣總督帽子，戴在了隨軍「政委」————佟養甲的頭上。

要知道，在一路南下的浴血征戰中，「佟政委」僅僅帶了一百親兵，在戰爭中擔當的角色，不過是執行一下「特殊勤務」（監視李成棟）罷了！

當然，「佟政委」能得到這個職務，不僅僅是「特殊勤務」搞得好，更主要的，是他有一個特殊的家庭背景。

佟養甲，遼東人，由於他的同族兄弟佟養正，早早就叛明降金，導致了一大家子，曾受到了大明政府「冷酷無情的迫害」，不是被殺，就是被囚。

佟養甲本人，就曾被關在山海關監獄服刑，後幾經疏通，才得以戴罪釋放。

重獲自由後的他，隱姓埋名，浪跡江湖。

為了謀生，他投到左良玉的帳下，當了一名小小的軍需官。

清軍入關後，他終於鹹魚翻身、時來運轉，不但恢復了真名實姓，而且還光榮「入旗」，並很快成為大清帝國上層建築中，一個亮光閃閃的「零部件」。

因為有過「早年深知世事艱」的痛苦經歷，所以即使在當上了兩廣總督後，對李成棟這位能力實力「雙優」的下屬，佟養甲依然是禮敬有加，兩人表面上的關係基本融洽。

所以，儘管對多爾袞有很大的不滿情緒，但當金王兩人在江西反正的消息傳來，李成棟採取的首要措施，就是命人在粵贛邊界上嚴防死守，阻止「禍水北來」。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漢族社會各界，是不會忘記李成棟同志——這棵「偉岸大樹」的。

金王兩人首先一次次派出策反人員，對他進行耐心地說服工作。

同時，廣州城中的何吾騶（原崇禎朝大學士、隆武朝首輔）與降清的廣東布政使袁彭年，也秘密成立了「工作小組」，暗中不斷活動，配合金王的策反人員，對李成棟進行反正的「心理疏導」。

想到清軍入關後對同族人民的屠殺、奴役和掠奪，想到自已曾經的「助紂為虐」、惡行纍纍，李成棟胸膛中那顆「漢族之心」漸漸復舒，反正的念頭正一點點在心中萌發。

但在他的心中，仍然有一個無法向外人道來的顧慮。

這就是自已的母親、幼兒等家人，以及辛苦半生搶來的萬貫家財，都在千里亡外的松江府，且正處於清政府嚴密的「保護」之下。

如果自已一旦反正，那這一切都將玉石俱焚，化為烏無。

就在他「去留兩徘徊」之際，兩位親人的苦諫，徹底截斷了他的退路。

一個親人，是他的乾兒子李元胤。

這個乾兒子，是李成棟在河南時，收養的一個孤兒。

在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人是很容易偎依在一起，抱團取暖的，殺人如麻的李成棟也不例外。

對這個乾兒子，他一直就有一種超越血緣的親情。除了生活上無微不至的關心外，學習也沒放鬆，即使在戎馬倥傯的歲月裡，仍沒耽誤過對這個兒子的培養教育。

他曾請過許多著名的學者，對這個孩子施以嚴格的家教。

和同齡的孩子一樣，李承胤讀過的書，無非就是那一冊又一冊的儒家典籍。

但就這讓人詛咒了上千年的四書五經，承胤同學，卻從中讀出了其真正的內涵。

這內涵就是——丈夫處世、仁義為本；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因為教育有引導內心方向的力量，李元胤對於父親的降清，曾經是那麼地耿耿於懷，悶悶不樂。

在「九州生氣放風雷、萬馬齊奔勢可喜」的非常時刻，他大義凜然地對著父親慷慨陳詞：

「我華夏從少康至今，三千餘年，雖時有衰微，但終能屢仆屢起，繼而復興；我大明深仁厚澤，遠過唐宋；我先帝又為國捐軀，天下敬仰……」。

「現在，金聲桓將軍在江西揭竿而起，所向披靡，焦璉將軍又血戰收復兩廣七郡；天子雖居廣西一隅，但將相擁戴，捨身相隨……」

「這些都說明我大明不死、大漢不亡，父親如果起兵響應，事成則封侯拜將，事敗也忠義千秋！」

李元胤同學發自肺腑的一席話，竟說得李成棟心潮澎湃，熱血沸騰。

就在李無胤言猶在耳時，李成棟的另一個親人——愛妾趙氏，則直接舉行了「尸諫」，用生命的代價，為這次策反工作，劃上了悲壯的句號。

趙氏，是從松江府，千里迢迢，趕來與李成棟鵲橋相會的。

在自北向南一路行途中，趙氏目睹的，是一幕幕鮮血瀝瀝的殘像；耳聞的，是一聲聲人心思漢的呼聲！

「家婦亦知亡國恨，願效子歸滴血花」，團聚之夜，趙氏在一五一十，講述完路上的所見所聞後，便勸自己的丈夫，傚法江西，擔當起天下的興亡。

李成棟說道：「一旦起兵，不但你生死難料，且松江的百口家人，立馬化為冤魂，你讓我如何是好！」

趙氏聞之漠然，夫妾一夜無眠。

次日，在李成棟外出之際，趙氏寫下血書，拔劍自刎。

血書中，趙氏最後一次規勸丈夫——驅逐異族，光復漢疆！

聞訊而來的李成棟，伏屍大哭。

哭罷，他對前來弔唁的部下歎道：「難道我等七尺男兒，反不及一婦人乎？」

至此，他已身無退路，心無旁鷲！

1648年4月15日，幾度猶豫、幾度彷徨後的李成棟，終於在廣東舉起義旗，正式與滿清政府一刀兩斷。

在他反正後的一個月內，他松江的百口家眷，全部被清政府殺害；巨額家產，也沒收殆盡。

李成棟反正時，對自己的「歡喜冤家」——佟養甲，頗為關愛。

不但不殺，還把這次反正功勞的一部分，掛在了佟的名下，每次發佈文告政令，都拉上這位「政委」一同署名。

李成棟的確是個能力實力「雙佳」的特殊人才，在他的領導下，廣東是全境反正，沒有出現像江西贛州那樣的「釘子戶」。

李成棟反正後，首先要處理的，就是廣東地方政府與永歷中央政府的關係。

他是個「要麼不做，要麼做絕」的人，投降後對清政府的態度如此，反正後對永歷政府的態度，也是如此！

他不但第一時間派出使者，向永歷帝匯報廣東反正情況，而且請皇帝陛下移蹕廣州，所需費用，一概由廣東承擔。

對於李成棟在廣東的反正，永歷帝先是「莫名驚詫」，然後就是「莫名狂喜」。

因為這將意味著，不但來自東邊的危脅消除了，而且廣西廣東連為一體後，他和手下的大臣們，將不必再過那種顛沛流離、朝不保夕的生活了！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懷著無比愉悅的心情，永歷帝帶領著他的班子，由廣西南寧起程，向廣東進發！

在路上，他下詔封李成棟為廣昌侯，佟養甲為襄平伯，升耿獻忠為兵部尚書。

在桂林時，大學士瞿式耜等向永歷帝提醒：「若朝廷遷至廣州，勢必為反正官員操縱，望陛下三思而後行！」

一句話嚇醒夢中人，想想在武岡劉承胤那裡，低眉順眼、忍氣吞聲的日子，心有季悸的永歷帝，馬上改變了到大城市廣州，謀求發展的念頭。

他以「還於故都，居中指揮」的名義，「英明果斷」地將此行的終點，定在了他的登基地——肇慶。

雖然隱隱約約感到了懷疑的目光，但已下了忠君報國決心的李成棟，還是派出李元胤到梧州「迎駕」。

1648年8月1日，永歷帝帶著自己的「流亡政府」，終於回到了故都肇慶。

李成棟率廣東的「反正高幹」及社會賢達，於郊外迎候並朝見天子。

粗中有細的李成棟，考慮到永歷帝遠道而來，囊中羞澀，便在宮中預先淮備了一萬兩白銀，以備皇帝賞賜之用。

看到白銀的永歷帝，想起了武岡被「索餉」的經歷，心中陡然湧起一絲難以名狀的感動！

第二十五章 曇花一現

「病變」的政權

李成棟在廣東反正後，南明永歷政權的實際控制區，由廣西一隅，迅速擴張到廣東的全部，江西、福建、湖南的大部。

又有幾百萬的人民，重新在大明燦爛的陽光下，過上了「穿我漢家衣，復我漢家發」，自由且有尊嚴的生活。

但這種快樂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南明的百姓就發現，在永歷政府的領導下，他們的幸福指數，實在是降低降低了！

為啥？

因為在南明的社會生活中，令人惱火的「三多」現象，正一點點侵蝕著百姓的利益，剝奪著百姓的幸福。

這「三多」，一是「官多」。

在永歷帝回駕肇慶，革命前景一片光明的大好形勢下，各種「作官勢力」如雨後春筍，蓬勃而出。

這些大大小小的勢力，或自誇有「組織地下抗清運動」的功勞，或自稱有在敵人面前有「忠貞不二」的氣節，或自表有「反正救國」的貢獻，請永歷政府在對他們在表彰獎勵的同時，能量才使用，以「民」代「干」。

為擴大「選民」的基礎，永歷政府對這些人才闖開大門，來者不拒。

結果，弘光朝「都督滿街走，職方賤如狗」的醜劇，又一次在永歷朝上演。

二是「為國奉獻」的機會多。

南明百姓發現，自從「大明旗幟高高飄揚」在身邊的那一刻起，他們「為國奉獻」的機會，就成倍成倍地增多了。

先是服兵役的機會多了。

因為「反正三巨頭」——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都是外來戶，本身都沒帶多少兵來。

尤其是李成棟，他征服廣東主要依靠的，僅是自已的四千「秦軍」，和鄭芝龍的降兵。

自從他反正伊始，「不堪忍受其虐待」的鄭芝龍降兵，在施福、施琅帶領下，跟他連聲「bey—bey」都沒說，就跑到福建投鄭成功去了！

沒辦法，為了完成「中興大明」這一艱巨而光榮的使命，這「三巨頭」只能實行本土大徵兵。

在大徵兵運動中，金王兩人在江西征了二十多萬兵，李成棟則分兩次征了近四十萬兵。

「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爾名」，贛粵的父老鄉親，忽然有了一個「拿起武器，報效國家」的大好機會。

征了兵，還得提供後勤保障呀！

這「三巨頭」只能繼續開動國家機器，又從民間，先後征發「民夫」二百多萬人次。

漢族人不夠征了，就征少數民族的，反正「愛國不分民族」呀！

征完了人，又從老百姓的家裡，無償地徵收了弓刀、銃炮、火藥、盔甲、騾馬等大量作戰物資。

官多兵亦多，必然會催生下「第三個多」——稅多。

養活大小「幹部」需要錢、打仗需要錢。

另外，對皇帝陛下也不能太吝嗇了，多少也應給點皇室經費吧（每年六萬兩白銀，確實不算多）。

各方都需要錢的結果就是——南明百姓，勒緊褲帶，節衣縮食，家家納稅，戶戶捐輸。

南明「群眾」的日子，過得很苦，南明「幹部們」的日子，過得也不輕鬆。

因為他們，不久就無奈而痛苦地看到：

在南明新生的軀體上，三個嚴重的「病變組織」，正在快速地長大、擴展。

第一個「病變組織」——「各自為政」。

永歷王朝不算大的地盤，實際被八個強人分割著。

李成棟管著廣東（含海南島）及廣西梧州，金聲桓、王得仁擁有江西大部，何騰蛟佔著湘中湘南，堵胤錫據著湘西。

瞿式耜名義上統攬廣西軍政，但行政範圍卻僅侷促於桂林，廣西的其餘部分，則被陳邦彥霸著。

鄭成功，則是孤懸在福建同安、廈門的兩塊「飛地」裡，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是——只奉朔，不奉詔。

這些「獨立自主」小政權的存在，使永歷「全國一盤棋，打敗多爾袞」的口號，就只能停留在書面計劃上，直到最後被「全國另一盤棋」的清政府，打得再次踏上逃亡之旅。

第二個「病變組織」——「君權旁落」。

「君權旁落」這個問題，是一個需「一分為二」看待的問題。

如果君權，旁落到了一個「想做大事，能做大事，不出大事」的人（比如偉大的改革家張居正）手裡，那對國家、民族、人民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但如果君權，旁落到一個處處以公權謀私權的人（比如偉大的陰謀家嚴嵩）手裡，那帶來的危害，你就掰完手指頭，繼續掰腳指頭數吧！

永歷帝的君權，恰恰就旁落到一個類似嚴嵩的人——「小陰謀家」馬吉翔的手上。

跟隨永歷帝一路逃難的馬吉翔，本來是一個有過犯罪紀錄的小官。

但因該同志具有極強的協調聯絡能力，天生就是一個「辦公室主任」的好材料，因此很快就得到永歷帝的青睞和信任。

永歷帝以「護駕有功」，封馬吉翔為文安侯，官拜錦衣衛都指揮使，使其逐漸成為南明國內，能左右皇帝思想及行動的「第一人」。

對於這一點，連現在南明的「第一強人」李成棟，也「身」有感觸。

李在隆慶朝見永歷帝時，為顯示自已「尊君愛君」的誠意，專門將廣東全省及廣西梧州的官員名單，造冊一份，交於皇帝。

他想用這種行動，表示自己治下各級官員的任用、更換，完全將由永歷帝「乾綱獨斷」。

但不久他就敏銳地感覺到，能夠「乾綱獨斷」的，並不是皇帝陛下，而是皇帝身邊，那個掌握著簽字「一枝筆」的馬吉翔。

一日上朝，馬吉翔對他說：「皇帝念你手下的各位將領反正有功，準備予以封賞，請把名單拿來，我來操作。」

李成棟鄭重其事地開出了名單，呈遞給馬吉翔。

馬吉翔為顯示自已「非同一般」的能力，就當著李的面，揮毫潑墨，「繕寫奏疏封進」。

不一會兒，永歷帝就完全按馬吉翔的奏疏，下詔封杜永和、閻可義等人或為侯，或為伯。

事後，回到住所的李成棟，感慨歎息道：「人傳馬皇帝，我尚不信，今日見之，此言不虛，權臣當道，中興大業，凶多吉少！我捨母棄子，若事不成，九泉之下，如何相見？」

自此，他對朝堂上的馬吉翔之流，由尊敬改為卑視；對永歷中央政府，也由希望變為失望。

第三個「病變組織」——黨爭不斷。

這是因為：

君權旁落的結果，必然是派系林立。

派系林立的結果，必然是黨爭不斷。

黨爭，對於明朝來說，也算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政治項目」了。

自從嘉靖皇帝「疏於工作，忙於養生」以來，黨爭便進入一個輝煌發展的階段，120多年來，推陳出新，薪火相傳，可謂是「黨爭恆久遠，遺臭永流傳」。

永歷朝的黨爭，主要兩黨之爭。

一黨由「東來的反正功臣」組成，該黨外有軍人李成棟撐腰，內有虎頭袁彭年、虎皮劉湘客、虎牙金堡、虎尾丁時魁、虎爪蒙正發充當打手，一時間兵強馬壯，銳不可擋。

因其中楚人居多，故該黨被稱為「楚黨」。

另一黨為「西歸的扈駕元勳」組成，外有霸佔廣西的陳邦彥、據守湘西的堵胤錫為援，內有寵臣馬吉翔、「技術太監」龐天壽（善長造火炮那位）、閣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貞毓掌權，力量雖遜，卻個個身處中樞機關，實力也不可小覷。

因其中吳人居多，故該黨被稱為「吳黨」。

瞿式耜、何騰蛟本來是兩個「無黨派」人士，但因長期受陳邦傅、堵胤錫擠壓，只得投到楚黨的門下，尋求庇護。

在「道德層面」上，楚黨認為吳黨是小人當政、攪亂朝綱、禍國殃民；而吳黨則認為楚黨曾剃髮降清，屬朝秦暮楚、為臣不忠、為人不貞的狡猾之徒。

前期兩黨相爭的焦點，主要是兵馬、錢糧及地盤。

後期兩黨相爭的核心，是如何開展與農民軍（大順、大西軍）的合作上，楚黨主張「純潔階級隊伍」，宣揚與農民軍「合作無用論」；吳黨則主張不擇手段，一定要把「農民兄弟們」拉到抗清的這條船上來，用「農民兄弟」的胸膛來擋住清軍的馬刀。

就其是非對錯而言，前期的楚黨，對多於錯，後期的吳黨，公大於私。

就其鬥爭激烈程度而言，前期是楚黨得勢，盛氣凌人；後期是吳黨崛起，反攻倒算。

爭來斗去，結果仍還是對應了那個流傳千古的寓言故事————「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多爾袞終於從最初的驚慌中鎮定下來，調動起大清一切可調動的力量，最後將吳楚兩黨「一網打盡」！

一個有「嚴重病變組織」的人，壽命是注定不會長久的。

那麼，一個有「嚴重病變組織」的政權呢？

四星殞落

一個政權，政治與經濟上的「病變」，必然會帶來軍事上的「潰爛」，最終導致這個政權喪失「生機」。

永歷朝軍事上的「潰爛」，在金聲桓於1648年3月，召開的一次重要的軍事會議上，就略顯端倪了。

金王二人反正後，王得仁率的北伐軍，二月底就佔領了九江地區。若順江而下，就可朝發夕至，直攻南京。

但讓金王深感不安的是，在江西境內，還有一頭「籠中之虎」——贛州，沒有消滅，其隨時都有可能出來傷人。

是先東征南京，還是南取贛州，成為這次軍事會議，亟需解決的難題。

大多數與會人士，都主張先取南京、爾後號召東南。

至於小小的贛州，現在正在首鼠兩端，完全可以不去理它！待東南一定，贛州自然不戰而下。

惟有剛被封為「五省總督」（總督川、陝、魯、晉、豫五省）的黃人龍同志提出異議。

黃人龍同志說：「當年寧王朱辰濠，在南昌起兵造反，就是因為忽視了南邊的贛州，結果就被贛南巡撫王守仁，在背後捅了一刀，功敗垂成！」

他的「危言」一下子唬住了「不好好學習、不好好讀書」的金聲桓。

為了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1648年3月16日，金聲桓親自統率二十萬「新建贛軍」，水陸並進，直撲贛州。

剛平靜了半年的贛州，一下子又被戰爭攪得熱鬧起來。

在贛州的決策層中，堅決不投降，願意與金聲桓大軍死磕到底的，只有兩人。

一個是「一把手」——清南贛巡撫劉武元，另一個是「二把手」——清贛州守將高進庫。

其餘的「高層人士」，則都在「邊觀察、邊思考」，想等等局勢進一步明朗後，再做抉擇。

劉武元不降，是因為他是遼東人，來贛州純屬「裸身做官」，為了老家的家眷，只能「犧牲我一個，幸福一家人」了。

高進庫不降，是因為他和金聲桓曾經是同事，一起在左良玉手下混過，知道對方是幾斤幾兩的角色，所以堅決不打算上金聲桓的「造反船」。

但金聲桓這次，可是打著「光復大明」的旗號來贛州的，這一點，對贛州的漢族老百姓很有號召力和說服力。

戰爭說到底，就是讓這邊老百姓打那邊老百姓。

如果贛州的老百姓，不願去打金聲桓帶來的老百姓了，那等待他倆的，除了審判台，就只有斷頭台了。

得想辦法激起這邊的老百姓，打那邊老百姓的願望。

劉武元、高進庫很快就有了「著眼點」，他們把半年前金聲桓軍隊攻打贛州時，燒殺搶掠的黑材料整理加工後，派人迅速寫成了一張張「大字報」，在贛州滿大街地張貼。

贛州百姓那一塊塊還沒有癒合的傷疤，在一張張「大字報」面前，很快就裂開了。恐怖與仇恨的「病毒」，在民眾中大規模傳染開來。

贛州百姓決定在劉、高兩位長官的領導下，不講明與清，只論善和惡，堅決不能讓金聲桓這幫無惡不做的「害人精」，再次踏進贛州城半步。

「種善得善，播惡得惡」，金聲桓沒想到，半年前的「作惡紀錄」，會招來今日贛州百姓，無比凶狠的刀劍和無比強烈的炮火！

贛州是三面臨水，一面靠山，地勢險要，城牆堅固，易守難攻。再加上老百姓的拚死抵抗，結果是贛州攻堅戰打了一個半月，金聲桓一無所獲。

金聲桓認為，他打不下贛州的原因，是軍中江西兵庇護贛州老鄉兵的緣故。

於是他下令在九江作戰的王得仁，帶「老部隊」到贛州前來增援。

閏四月初一，王得仁帶著「十萬軍隊」趕到，同金聲桓一起，對贛州發起新一輪的「狂攻亂打」。

但這種「群毆戰術」並沒有取得多少明顯的效果，贛州城仍是「我自巋然不動」。

不但不動，反而在閏四月二十二日深夜，贛州守軍主動出城，發動了一次忽襲。

在這次忽襲中，王得仁意外地中炮受傷，攻城大軍的士氣，更加低落。

金王兩人，只得再次改變戰術，對贛州採取長期圍困，準備用「飢餓療法」，讓贛州屈服。

在水洩不通的圍困下，贛州城出現了嚴重的「饑荒」，米價漲到四十兩白銀一石。

守軍也在無糧可食的情況下，開始殺馬充飢。

當七月到來的時候，飢餓的贛州，已變得氣息奄奄。

贛州的抵抗，為清軍順利南下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5月1日，南下清軍在譚泰的指揮下，佔領了守備空虛的九江。

7月初，清軍逼進省會南昌。

見「老巢」有失，金聲桓、王得仁只得下令停攻贛州，全軍撤退。

被摁住打了四個月的贛州，終於有了「出氣解恨」的機會，全軍出城，對金、王的後衛部隊猛追猛打。

待金王兩人率軍返回南昌時，江西的戰場形勢，已發生全面逆轉。

清軍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明軍由主動進攻變為被動防禦。

王得仁在南昌近郊的七里街，與清軍展開激烈地會戰，被打敗後，悻悻地退回南昌。

7月10日，清兵包圍了南昌，先分兵四出，掃清外圍，切斷該城與附近州縣的聯繫。

然後，清軍進行了猛烈地攻城，但都被守軍頑強地擊退。

嘗到了「堅城鐵拳」的清軍，也「抄襲」起了金王兩人曾在贛州使用過的戰術——圍城，準備用飢餓做「利器」，來拖跨南昌。

南明歷史上最殘烈的圍城戰——南昌圍困戰上演了。

最先被捲入戰爭漩渦的，是南昌郊外的漢族平民。

這些漢族平民在滿人統帥譚泰眼中，完全可以視同為敵國之民，無需憐憫，無需保護！

炎炎烈日之下，這些無辜的平民被集體抓來，不分窮、不分富、不分老、不分少地充當「民夫」，為清軍挖壕造橋、做圍困南昌的前期工作。

為節約寶貴的糧食，這些從事高強度、重體力勞動的「民夫」，每天從清軍那裡，領到了食物，僅僅是一碗清可見底的稀粥。

為讓前線的清軍「保持旺盛的戰鬥力」，在譚泰的默許下，清軍可以到南昌郊外任何一個村莊，抓來「民女」，「慰安」一下自己受傷的肉體和心靈。

等待這些「民夫」「民女」都喪失使用功能的時候，不但善於軍事鬥爭，而且還善長經濟建設的譚泰，便把他們集中起來，按「斤」論價，出賣給人口販子，轉售到全國各地牟利。

而被困在南昌城中的軍民，與城外的平民比起來，生活更痛苦，結局更悲慘！

圍城後，城中軍民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食物的匱乏。

在被圍了一個多月後，九月底，南昌的米價己漲到六百兩一石（是贛州被圍時米價的15倍）。

到十月底，整個南昌已無米可售。

被逼無奈之下，一些特殊的食物被擺上了櫃檯。

這些特殊的食物是：狗肉、貓肉、烏鴉肉、麻雀肉，還有老鼠肉。

但這些特殊的食物，卻個個價格不菲，就是「人見人厭」的老鼠肉，一個也需銀二錢。

在各種可憐的動物陸續絕跡後，城中人們唯一可吃的，就只剩下了——人肉。

於是，死人的肉，病人的肉、俘虜的肉，便「堂而皇之」擺上了大家的餐桌。

痛苦讓人對死亡產生麻木。即使在金聲桓開展「放生」行動，動員城中百姓出城逃命時，響應者卻也寥寥無幾。

「放生」行動共進行了三次，前後僅有二百多人「自願出城」。

但就是這僅有的二百多人，也沒有得到自我標謗為「仁義之師、弔民伐罪」清軍的保護。

譚泰對逃生者的政策，始終如一，即「男人分殺、婦女分留」。

南昌人唯一的「求生通道」也被堵死了。

在這種情況下，逼紅了眼的他們，分別在金王兩人的率領下，向城外大規模地發起了九次「自殺式」的衝鋒，取得了擊斃清軍一等梅勒章京覺羅顧納岱的「特別戰果」。

但在重重疊疊的戰壕阻擋下，南昌人一次次地努力，卻一回回地失敗。

他們曾不斷派人向永歷帝求救，但直到城破，援兵依舊杳無身影。

在圍困半年後的1649年1月19日中午，守軍己經無力舉刀殺敵。

看準戰機的蒙古兵，率先豎梯登城。

南昌最終像一片耗乾了養份的樹葉，在飢餓與屠殺中痛苦地凋零。

在隨後血腥的屠城中，熬過飢餓、熬過戰爭的幾萬倖存居民，也無一例外地享受了清軍「男人分殺、婦女分留」的「非國民待遇」。

在全城哀嚎一片的痛苦聲中，身中二箭的金聲桓，投帥府荷花池自盡。

大學士姜日廣，隨後也採取了同樣的方式自我了斷。

王得仁則始終不改「英雄本色」，在清軍陣營往來衝殺，三進三出，最後負傷被俘，處以最殘酷的「磔刑」。

消息傳到肇慶後，永歷帝在悲傷之餘，對其三人給予了「追贈爵位」和「謚號表彰」的「事後獎勵」。

南昌城破後，清軍陸續攻取了江西其它州縣，將這片土地，再次歸於清朝的統冶之下。

在這片勝利的土地上，勝利者看到的，是一片血染的土地，痛苦的土地，仇恨的土地。

並且，這次代價巨大的勝利，也讓他們看到了這樣的一個事實：

在漢族的赳赳武夫中，也不乏一股鐵血抗爭、豪邁不屈的氣節。

南昌剛被圍困的八月初，李成棟已親率大軍，自廣州出發，越過南雄，進入江西。

此行作戰的目的，預備先打下贛州，之後揮師北上，與金王的軍隊「會獵」於南昌城下。

贛州，之所以不斷出現在我們的文中，是因為其正處在南昌——廣州的中心點上，無論是北上還是南下，這個特殊的城市實在是繞不開的。

但這一次，李成棟有十足的信心拿下該城。

這是因為：

第一，他手中有十萬人的軍隊，想前年，自己僅有四千人馬，就能橫掃東南，現在旌旗十萬，難道還不能擺平一個剛剛經過戰爭摧殘的贛州。

第二，贛州守將高進庫，是他的「老戰友」了。目前，這個重情重義的戰友，己不厭其煩地派出信使，向他表示了願意「棄暗投明」的強烈願望。

九月下旬，李成棟率軍跨過梅嶺，分兵兩路，直逼贛州。10月1曰，大軍已到達城下。

為取得「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目的，李成棟連營十餘座，並在當晚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篝火晚會」。

整個贛州城外，人如海，歌如潮，篝火如繁星，大炮也不時向城中噴射出「美麗的焰火」，將整場晚會的氣氛推向高潮。

拂曉時分，狂歡了一夜的明軍回營就寢，準備在天亮，聽取一下贛州方面「觀眾」的意見。

熱情的贛州「觀眾」，等不到天亮，就分別從小東門、南門、西門出城，直朝「昨夜無眠」的明軍衝去，用刀劍來表述他們對那一場「晚會」的意見。

尚在夢中的明軍猝不及防，被「意見滿腹」的清軍迅速衝入營壘。

李成棟帶來的這支軍隊，建成還不到三月，絕大多數是一幫無實戰經驗「新兵蛋子」。

而且，這支軍隊，重「老」輕「新」，重「北」輕「南」的思想問題十分突出，官兵關係極不融洽。

在清軍左砍右殺下，「新兵蛋子」們自相踐踏，不戰自亂；老兵們因被分散到各營中，根本形不成有效的合力，整個大軍就這樣像烈日下的雪人，瞬間消融。

事後統計，這次戰鬥，明軍損失兵卒民夫一萬多人，盔甲、騾馬、器械半數落入敵手。

特別是費老鼻子勁，從廣州運來的四十門新式火炮，全部成了贛州的戰利品。

忿恨不已、後悔不止的李成棟，只得率殘兵敗將退回廣東，以圖再舉。

經過短暫的休整和補充兵員裝備，1649年1月，李成棟同志再次「組建」了一支人數在二十萬左右的「新軍」，再次北伐。

二月下旬，北伐的明軍第二次越過梅嶺，進入江西，作戰的目標仍是贛州。

不知南昌己經陷落的李成棟，這回對贛州採取的是「穩紮穩打、掃清外圍」的攻略。

可此時的贛州，早己是「今非昔比」。

在上一次險勝後，贛州城的「一把手」劉武元，就懷著迫切的心情，以李成棟必然會捲土重來為借口，不斷懇請征南大將軍譚泰發兵相助。

攻克南昌後，手頭兵力寬裕的譚泰終於派出正紅、正白兩旗的「純種滿兵」，趕到贛州，使贛州的攻防能力大大提高。

1649年2月16日，這支滿漢混合部隊組成的清軍，從贛州出發，向李成棟司令部所在地——信豐，主動發起反攻。

因為受到「反正」州縣的節節抵抗，這支清軍進展緩慢，直到2月29日，才挺進到信豐的附近。

在這裡，他們與李成棟率領的明軍展開激戰。

明軍失利，退守信豐，清軍隨後圍城。

當時，信豐東門外桃江河水氾濫，難以涉渡。

「狡猾」的清軍看準了這一點，專門採用了「圍三闕一」戰術，只對信豐城西、北、南三面圍攻，單單放開了東門。

在清軍「緊鑼密鼓」的攻打下，無心戀戰的明軍紛紛從東門逃出，李成棟也被裹脅其中。

在明軍渡桃江時，清軍按計劃從三門趕來，展開圍捕，不計其數的明軍落水身亡。

在戰友的哀鳴中，倖存的明軍向廣東境內逃竄。

待逃到大庾嶺時，明軍卻發現了一個天大的麻煩，主帥李成棟不見了。

明軍只得派出「尋人小分隊」，秘密潛回信豐，尋找李成棟的下落。

一天後，「小分隊」找到了李成棟的戰馬。

三天後，「小分隊」找到了李成棟早己發僵的遺體。

經過檢驗，確信該同志是溺水身亡。

據該同志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此次出兵，一向「生性豁達、精力充沛」的李成棟，忽然間卻變得「精神恍惚、嘮嘮叨叨」起來。時而為前線士氣不振而擔擾，時而為後方糧草不繼而發愁。

就在信豐突圍的前夜，該同志忽然發出了一聲「苟活萬事重，死去一身輕」的長歎！

也許是他前半生造孽太多，也許是歷史不願把成功的桂冠戴在他的頭上，大名鼎鼎、縱橫四海的李成棟，就這樣窩窩囊囊、糊里糊塗地死了，死在一道小小的河溝裡。

「成棟在，廣東存；成棟亡，廣東失」，伴隨著李成棟的離去，永歷帝發現，廣東，已實際不再是南明的天下。

就在永歷帝仍沉浸在李成棟「意外身故」的哀傷之中時，湖南方面，傳來了再讓他「痛心疾首」的消息。

督師何騰蛟同志，在湖南湘潭被清軍俘殺！

何騰蛟同志是在1649年1月27日被害的，但因路途遙遙、山水阻隔，當消息傳到肇慶的朝堂上時，已是三月中旬了。

何騰蛟的被害，固然有大環境不好的原因，但更深層次的，是他的咎由自取。

他實際上是一個「盛名之下，其實難負」的人，一方面勇於任事，面對挫折失敗永不低頭；另一方面，卻自私偏見，處處洋溢著一股「小家子氣」。

在江西、廣東相繼舉起「反清復明」的大旗，孔有德等漢奸部隊被迫大踏步後撤時，湖南的當時「革命」形勢，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但就在這一個「陽光燦爛的時刻」，何騰蛟卻做出了一個令「仇者快，親者痛」的反常舉動。他讓手下的「第一猛男」郝永忠同志，忽然對正在寶慶與清軍浴血奮戰的陳友龍部，背後狠狠地捅了一刀。

何騰蛟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和陳友龍不僅有「國怨」，還有「家仇」。

「國怨」就是我們的何大督師，不能把「復湘」的頭功讓風頭正盛的陳友龍給佔了。

因為在他看來，湖南是他的「何家大院」，以前從他的手裡丟掉了，現在就得還在他手裡奪回來，別人無權「越位行動」。

「家仇」就是陳友龍，在跟著「劉鐵棍」降清後，為了能在孔有德面前混張好臉，竟然領兵跑到何督師的老家——貴州黎平。把何的母親孫氏、老婆徐氏等家屬一百多口人，都抓到清營充當人質，讓年過半百的何督師，一夜之間變成了「痛苦的單身漢」。

毫無戒備的陳友龍部，被背後捅了一刀後，氣得嗷嗷亂叫。

但胳膊是擰不過大腿，惡狼是鬥不過猛虎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領著一幫子殘兵敗卒，跑到永歷帝那裡告御狀。

經過一番血戰得到的寶慶，轉眼又成為清軍的「囊中之物」。

趕跑陳友龍後，意氣風發的何督師指揮軍隊，不但收復了湖南道州、永州、衡州三個大城市，還攻克了瀘溪、辰溪、新田、黔陽等多座縣城，逼得清軍乖乖退到湘鄉、長沙一帶固守待援。

但占的地方多了，力量也就分散了。何督師的軍隊，此時已是「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無力再次發動新的攻勢。

湖南戰場陷入了膠著狀態。

為改變這一態勢，堵胤錫決定，再次施展「統戰」大法，請出忠貞營進攻長沙。

忠貞營自1646年圍攻荊州被勒克德渾打敗後，已在川鄂交界的大山裡靜靜地蟄伏了近三年。

在接到堵胤錫的「盛情邀請」後，不忘舊恩的忠貞營，在李赤心、高必正的統帥下，以最快的速度趕到常德，並在這裡擊敗了湖南長沙總兵徐勇派來的援兵。

隨後，「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忠貞營乘勝東進，收復益陽、湘潭、衡山、湘鄉等地，11月11日，包圍長沙。

不斷流動作戰的忠貞營，雖然缺少攻城的大炮，但弓箭、鳥銃還是應有盡有的。

一時間，長沙箭如雨下，彈似雹落，城牆上的守軍受傷者不計其數。

但這僅僅是個「引子」，目的就是讓長沙的清軍做一下「熱身運動」。

隨後，忠貞營向清軍，推出了他們新發明的升級版攻城術——雙重爆破法。

所謂的雙重爆破法，就是在城牆下面挖出兩層地道，埋上兩層炸藥，先引爆上面的一層，等清軍前來搶堵缺口時，再引爆下面的一層火藥，形成第二次打擊。

在挖地道時，饒有興趣的徐勇同志專門跑來，通過跺口「視察工作」。

結果被等在一旁的李赤心，一箭釘在城牆上，成為了一個活生生的「坐標」。

就在雙重爆破工程即將峻工之際，卻傳來何督師十萬火急的軍令——停攻長沙，速救南昌。

軍令如山，堵胤錫只得在11月16日，悵然若失地帶著忠貞營向江西進發。

可是擠調走忠貞營的何督師，直到次年的正月，也沒有組織起一支像樣的軍隊，去打長沙。

這時，多爾袞手中的最後一支滿族王牌師，已經在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的率領下，風塵僕僕地從京城趕到了湖南。

何督師為他的「私心自用」，來「買單」的時候到了！

1649年1月20日，進低道林的濟爾哈朗，從俘虜口中得知何騰蛟與馬進忠都在湘潭城中，就連夜進軍，天明時分，出其不意地包圍了湘潭縣城。

馬進忠慌忙領兵殺出。

混亂中，卻「一不小心」地把可憐的何督師拉在了城內，成了清軍的「高級俘虜」。

濟爾哈朗曾想讓這個「高級俘虜」投降，但被「威武不能屈」的何督師一口拒絕。

隨後，何督師被殺害於湘潭流水橋旁的一個小坡下。

就義前，這位有南明「擎天一柱」的漢子，曾兩手拍地，大呼「可惜、可惜」，以致兩掌皆爛。

不知何督師是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而可惜，還是為南明的功虧一簣而可惜！

但對於有濃厚「死亡崇拜」情節的中國人來說，死的悲壯的何騰蛟，依然是一個「私德有缺、大節不虧」的好同志。

因此無論是官修的《明史》，還是私著的《永歷實錄》，都給了他很高的評價。

實際上，對於永歷王朝來說，何騰蛟活著，郝永忠、曹志建、王進才、胡一青等部還能聚成一個拳頭打人，他一死，這個拳頭就再也形不成了。

伴隨著金、王、李、何這四顆巨星的殞落，自「江西反正」形成的中興局面徹底喪失。

南明的永歷政權，再一次，被拋到了前途未卜的低谷之中。

第二十六章 堅持再堅持

峰迴路轉

濟爾哈朗在俘殺何騰蛟後，把下一個需要「重點打擊的目標」，定在了大順軍重要餘部之一的忠貞營頭上。

剛趕到江西，就得知南昌已經陷落的高必正、李赤心，目前正領著忠貞營，返回到湖南郴州地區休整。

濟爾哈朗馬上率主力趕往郴州。

在郴州，以「西北人」為主體的忠貞營，與「東北人」為主體的滿八旗，又一次絞殺在了一起。

雖然忠貞營的戰鬥能力，在南明的軍隊尚屬前列，但這次與這支滿八旗一較量，逢「滿」必敗的故事，再一次毫無懸念地上演。

打敗忠貞營後，濟爾哈朗又派出一支偏師，由阿哈尼堪率領，擊潰了與忠貞營「同根同源」的王進才、馬進忠、袁宗第部，佔領邵陽、黔陽、沅州、靖州。

濟爾哈朗再下一個作戰的目標，就是有「松柏情懷、梅花性格」的南明新興侯——焦璉，統領的正牌政府軍了。

濟爾哈朗採用奔襲的手段，佔領了廣西門戶全州，然後以全州為釣餌，以逸待勞地引誘焦璉前來咬鉤。

因深知全州事關永歷王朝的安危，焦璉於是組織隊伍，對該城先後發起了兩次大規模反攻，與濟爾哈朗、勒克德渾血戰於全州城下。

雖然給了這支滿八旗重大的殺傷，但最終焦璉還是被打敗，無可奈何地退守桂林。

打敗了焦璉，這支滿八旗又在勒克德渾的帶領下，跑到道州又找另一支南明政府軍——曹志建部「切磋武藝」。

曹志建部比焦璉部差得更遠，交戰不到五日，道州便告失守。

濟爾哈朗在湖南、廣西打了一陣後，發現自已的對手中，單單少了一個曾在全州、桂林，給了清兵重大殺傷的郝永忠。

郝永忠同志到那裡去了呢？

郝永忠同志打陳友龍的「秋風」去了。

在奉何督師之令揍陳友龍部過程中，永忠同志發現陳部不僅「人軟好打」。

而且還發現，該部存在私設「小金庫」，且庫中的資金特別充裕的「腐敗現象」。

這對窮得叮噹亂響的郝部，非常地具有吸引力！

他於是樂此不疲著追著陳永龍亂跑，從湖南追到廣西，再從廣西追到貴州。

先將陳友龍的不法錢財搶光分淨後，又把該同志殺人滅口。

正在分金分銀正忙的時候，聞到錢味兒的阿哈尼堪，率著一支滿八旗忽然「登營造訪」。

措手不及的郝永忠部，被打得落荒而逃，新到手的「不義之財」，也丟了大半。

逃回廣西慶遠的郝永忠，這才知道，欣賞他的恩公——何騰蛟，已經黯然辭世，他轉眼成為永歷朝堂上一個「很不受歡迎的人」。

瞿式耜以其擅殺陳友龍，挑起內戰為由，上疏公開指責郝永忠為「大明叛逆」，不允許地方政府為其部提供任何物資供應。

郝永忠發現自已在永歷帝的統治範圍內，已無容身之地，只得懷著滿腔的悲憤，帶著部隊離開廣西。

其後，郝部一路飄泊，輾轉西進，最後終於在夔州地區與「大順老兄弟」劉體純、袁宗第等會合，成為著名抗清武裝——「夔東十三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半年的時間裡，濟爾哈朗統領的這支滿洲軍隊，打敗了南明朝所有能打的將領，再一次把永歷王朝逼上絕路。用自己「戰無不勝」的成果，向世界表明，他們不愧是17世紀「最優秀的騎兵部隊」。

但就是這支讓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在1649年七月的仲夏季節裡，卻像潮水般地向北一路退去。

不但濟爾哈朗退去了，在這之前的五六月間裡，佔領江西的譚泰、何洛會也率部退回了北方，湖南、江西的「清占區」裡，又只剩下了一些不堪一擊的「地方武裝」。

這是在「四星殞落」後，一愁未展的永歷朝，接到的最大喜訊了。

南明將領中，也不乏「忠君愛國」的將領，焦璉、曹志建、馬進忠、王進才、趙印選、胡一青，就是他們中傑出的代表。

無需動員、無需命令，這些將領，找準時機，主動出擊。

在三個多月的時間裡，他們陸續地收復了全州、永州、武岡、靖州等地，使明清的疆域，大致恢復到1648年十月前的態勢。

本已感到「山窮水盡」的永歷帝，忽然間，又峰迴路轉，迎來了一個果實纍纍的秋季。

三晉烽煙

如果你和我一樣，同為山西人，那麼，在這一節裡，你可以小小地驕傲一把。

因為，在關鍵時刻，把濟爾哈朗、譚泰等滿洲八旗軍「吸引」回北方，暫時挽救了永歷皇帝，挽救了南明軍隊，挽救了漢族政權，正是我們三百多年前的「山西老西兒」。

首先引燃山西人民，反抗滿清罪惡統治熊熊烈火的，是時任清山西大同總兵的姜瓖。

姜瓖，陝西榆林人，被明末清初輿論界美譽為「一株偉大的牆頭草」。

據《朔州志》記載，姜家為將傳多代，一直傳到他這代；老大姜讓在榆林，老二姜瓖在大同，老三姜瑄在陽和，都任大明總兵官；一家三個總兵官，「牛」過遼東吳三桂。

但就是這樣一個深受國恩的「軍人世家」，在1644年「中國式的大變局」面前，都卻貪生怕死，舉手投降。

姜瓖，則是以大同作為進見禮，乖乖地歸順了大順朝。

但大順的最高領導李自成，不但對姜瓖這種「順應歷史潮流」的作法很不買帳，反而對其極度鄙視。準備以「不忠於職守」的罪名，殺掉這位傑出的「不抵抗將軍」。

後多虧聽了大順制將軍張天琳的勸說，才算作罷。

儘管李自成對於姜瓖的人品，極不「感冒」。可因為手下能獨當一面的將領數量實在有限，他還是保留了姜瓖的武裝，並讓他配合張天琳來鎮守大同。

姜瓖雖然投降了大順朝，但是，從他「被鄙視」的那一天開始，他就沒打算把他自己的命運與李自成的命運緊密地繫在一起。

雖說明朝江河日下，但要說李自成將能像大明開國皇帝洪武爺那樣，領導大家不但能消滅一個舊社會，還能興建一個新社會，姜瓖心中的確沒底。

所以，他人在大同，但是眼珠子，仍盯著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山海關。

當李自成兵敗山海關的消息傳來，姜瓖的腦子又開始活動了。

他斷定李自成，很難抵擋住吳清聯軍向內地的進一步深入，明朝必然會「死灰復燃」，作為北京的近鄰，大同一定會首當其衝。

此刻的他，感到自己，又一次面臨著人生的重大抉擇。

確信「無毒不丈夫」的他，在1644年的五月，殺害了自已的救命恩人——大順軍守將張天琳，佔領了大同、寧武、代州，並恢復了明朝的旗號，擁立了一個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來「續先帝之祀」。

但隨著事態的發展，證明他這一次，真是下了一步「臭棋」。

大清的統治者多爾袞，根本不打算做一個「幹活、收錢、走人」的簡單打工者，而是要取代老朱家，直接地做中國的新老闆，長期地剝削壓迫全國人民。

姜瓖兄弟只得再次見風使舵，改換門庭，以自己手中的地盤和兵力為「股本」，申請加盟「愛新覺羅——大清無限責任公司」。

在姜瓖厚重的「股金」面前，多爾袞以「大清公司董事長」的名義，允許姜瓖繼續鎮守大同。

因為以前犯了難以饒恕的糊塗，姜瓖非常希望通過自己今後的「努力工作」，讓多爾袞對他刮目相看。

所以在這年的十月，他奉命抽調大同地區的精銳兵力，跟隨阿濟格西征高一功時，就頗為賣力。

但「多次失貞」的姜瓖，在滿洲貴族的眼裡，簡直就是一個廉價的「站街女郎」，召之即來，呼之即去。

結果在戰鬥中，姜瓖帶領的參戰部隊，沒有得到同等的待遇，連起碼的補充給養，也很難保證。

無奈中的姜瓖，只好自己掏腰包，給手下的士兵買糧。

這種情況下，姜瓖難免發一些牢騷，這些牢騷經過「添油加醋」後，被放大為重大的「政冶問題」。

西北戰局稍稍穩定一點以後，多爾袞就急於清算老帳了。

他把姜瓖召進北京，投入到了被告的席位上去。

主審官剛林、陪審員馮銓按照多爾袞的指示，依照「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原則，要求姜瓖對以前犯過的「政治錯誤」，作出老老實實、認認真真地交待。

不明就裡的姜瓖，按照官場的規矩，趕忙給熟識的馮銓，送了一份重禮，希望這位當朝新貴，放自已一碼。

哪知道，曾為「晚明著名貪官」的馮銓，為了樹立自已的「全新形象」，馬上就把姜瓖的重禮如數向「組織」上交，並檢舉了姜瓖的「不法企圖」。

這自然又讓姜瓖增加了一項新的罪名。

在接下來訊問中，已撕破臉皮的馮銓，對「行賄人」姜瓖的態度，比滿人主子剛林還要惡劣。

等剛林、馮銓二人的「雙簧」戲，己經把姜瓖整得磕頭認罪時，覺得火候已到的多爾袞，就開始塞給他一個甜棗，表示姜瓖同志，只要洗心滌慮，竭力盡心，仍可往事不究，還鎮大同。

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孤芳自賞」的多爾袞，以為通過這種「打一巴掌揉三揉」的手腕，就可以讓姜瓖心服口服。

哪知，他錯了，從姜瓖的眼神中，流露出來的，不是畏懼和感激，而是仇恨和反抗。

不要以為曾經懦弱的人，就永遠沒有反抗；不要以為曾經無恥的人，就永遠沒有尊嚴。

被蔑視、被侮辱的姜瓖，反抗的「岩漿」，已一點一滴在心底累積！

時間指向了1648年，這一年，在遙遠的南國，同為漢人將軍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的反抗之火，已把滿洲貴族燒得焦頭爛額。

11月，蒙古喀爾喀部二楚虎爾，又來給大清添堵，率兵犯邊。

對「少數民族兄弟」的騷擾，多爾袞表現出「極度的關心」。

他立即派出英親王阿濟格、端重親王博洛等近支親貴，領兵鎮守大同，加強這一地區的防務。

但這件事，卻沖跨了姜瓖「遵紀守法、了此一生」的最後一道心理防線。

蒙古的某個小部落生活困難了，來內地搶點東西「過渡過渡」，這事擱在明末，實在是一個件很稀鬆平常的事情，可清軍這次卻「大動了干戈」。

對這一舉動，姜瓖的解讀是：多爾袞已察覺了他的「犯罪企圖」，要搶先對他下手了。

大同地區的清朝行政官員，也以支援這次軍事行動為借口，對境內的百姓，急如星火地徵集糧草，讓民眾是怨聲載道。

這種憤怒的情緒，又通過軍屬同志們的熱情宣傳，很快就傳導到大同的軍營裡，讓軍隊上下，也瀰散著一股股濃烈的火藥味。

起事的時機到了。

1648年12月3日，姜瓖趁清朝宣大總督耿督耿焞等人，出城驗草的機會，突然關閉城門，下令「易冠服」，自稱大將軍，公開舉起了反清的旗幟。

連姜瓖也沒想到，他這一挑頭，會激起全山西人民，反抗滿洲貴族統治的「沖天巨浪」。

由於土地貧瘠、生活苦寒，自明朝中葉起，就不斷有山西人，或走西口，或闖關東，去蒙古和滿洲換取一份生活的保障，由此和滿洲人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

中原的冶鐵、曬鹽等「高科技」，也由山西人傳播到了白山黑水之間。

清軍入關後，山西商人還承攬了大清的政府採購、軍糧運輸、皇莊經營等一筆筆「大宗業務」，與政府及皇室的關係更加密切了。

但少數商人的「獲利感恩」的思想，並不能取代山西廣大民眾「失利反抗」的態度。

因對南方和陝西的頻繁用兵，軍費開支成倍增長，清朝中央政府的「減稅」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口惠而實不至」的一紙空文。

「恩詔紛紛下，差官滾滾來；朝廷無一惠，黃紙騙人才。」挨近北京的山西，權利沒有享受多少，義務卻要大量地承擔。這讓本來就在明末戰爭中大量失血的山西，更加痛苦不堪，難以忍受。

同時，作為華夏文明的發源地，山西人纖弱的身軀裡，依然沉澱了大量的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

在這塊黃土地上，即使莽撞無知的村夫，他也能感到「剃髮易服」的痛楚；即使是目不識丁的村婦，她也在仰慕「忠義千秋」的關聖；即使白髮蒼蒼的老翁，他也能講述楊家將血染疆場的故事；即使是不滿三尺的幼童，他也能理解「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詩句。

文化的力量，看似柔弱，卻很剛強；

信仰的決心，看似無形，卻很長久。

在大同反正後，同為晉北的朔州、渾源等地率先響應。

接著，晉西北的明朝退伍軍官萬練在偏關，劉遷在代州也發動起義，分別帶領義軍攻克了寧武、岢嵐、保德、繁峙、五台等太原以北的縣城。

12月底，阿濟格在給多爾袞的秘密報告中，不無悲哀地稱：「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在接到姜瓖「反叛」的消息後，多爾袞一是震驚，二是傻眼。

震驚是他沒料到，他壓根沒有高看過一眼的姜瓖，竟然也還會挑頭扛起「反抗大清」的大旗；

傻眼是大同與北京僅距300多公里，叛軍的騎兵完全可以朝發夕至，直撲北京，而偌大的京城，現在幾乎已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手頭基本上是無兵可用了！

沒辦法，一向趾高氣傲的多爾袞，只得放下身段，派出特使，向姜瓖苦口婆心地解釋，一切都是「誤會」惹的禍，只要姜瓖卸甲來歸，大清將既往不究，照舊恩養。

但姜瓖此時己經認識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山西的矛盾，決非他一人和清廷的矛盾，而是千千萬萬山西人和清廷的矛盾，根本不是他與多爾袞兩人訂一個「個人協議」，就能夠解決了的。

因此，他這一次，挺直了腰桿，斷然拒絕了多爾袞的解釋和引誘，決心做一次歷史的「排頭兵」，用鮮血和生命，來找回做人的自尊。

靠舌頭解決不了的問題，就只能靠拳頭來解決了！

多爾袞只得主動沉下身子，從全國各地，挖空心思地去「找兵」平叛。

他先從河北、山東、北京、天津，拼湊起一支隊伍，讓敬謹親王尼諶領著，會同阿濟格一起，在晉北先建立一堵「防火牆」，阻止姜瓖向外壙展。

但大同的「多骨諾」效應，仍山西在延續。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多爾袞，只得在1649年2月，帶了一支隊伍，「一征」大同。

但他的這次親自出馬，並沒有帶來「馬到成功」的效果，山西人民並不畏懼這位名震天下的攝政王，全省各地的起義浪潮，依然是——「後浪推前浪」。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就在多爾袞在大同城下毫無進展之時，忽然接到一個令他傷心欲絕的消息——他的同母弟弟多鐸，己染上可怕的天花，即將撒手人寰。

快到不惑之年的多爾袞，在這個世界上，真正讓他牽腸掛肚的人，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自已的獨生女，愛新覺羅？東莪；另一個就是這個弟弟多鐸。

比起另一個同母哥哥——頭腦簡單、桀騖不馴的阿濟格來，心思縝密、言聽計從的弟弟多鐸，更讓他感到親切和倚重。

方寸大亂的多爾袞，已無心戀戰，準備急匆匆地趕回北京，去和這位可愛的弟弟，見上最後的一面。

在回京前，他親自來到大同城下，隔著城牆與姜瓖對話，希望憑借自己的「權威和誠意」，能使姜瓖幡然悔悟，與大清再續前緣。

面對「情深深、話綿綿」的多爾袞，姜瓖聲淚俱下地講述了自己在降清以來，遭受到的種種不公平待遇，這讓戰場兩邊的「觀眾朋友們」，聽後無不為之動容。

自己的「勸降會」，變成了敵人的「控訴會」，這顯然不是多爾袞同志所期待的結果。

尷尬之下，他拂袖而走，給姜瓖留下了冷冷的背影。

談判的大門就此關上。

在多爾袞因私廢公返回北京後，山西民眾自發自願的起義，一日千里，在晉中、晉南、呂梁等地區，不斷掀起新的巨浪。

「喜看旌旗千重浪，遍地英雄下三晉」，在民眾大起義中，鄭名標攻佔汾陽、胡國鼎嘯聚潞安，陳杜、張斗光克復澤州、牛光天進兵平順。

連在崇禎朝「飽受唾罵」的大學士李建泰，也在家鄉曲沃，出資建軍，共襄義舉。

在四月底，山西除省會太原、晉南重鎮臨汾和盂縣、崞縣等少數縣城，仍在清朝手中外，其它的地域，已完全掌握在了義軍的手中。

更讓漢族人民欣喜，滿洲貴族沮喪的是，起義已「走出山西，邁向全國」，正源源不斷地向臨近的陝西、河南等省份「輸出革命」。

雖然與永歷王朝相隔千山萬水，各地的義軍政權，都承認永歷帝為他們的「最高領袖」，姜瓖是他們的「反清大同盟盟主」。

[文]形勢的發展，使多爾袞只能暫時忘掉「喪弟」之痛，投入到緊張的「反革命」工作中來。

[人]他緊令在江西戰場「春風得意」的譚泰、何洛會停止向廣東進軍，迅速回師，守衛京城。

[書]他速令佟養量，接替「玩忽職守」的耿焞，出任宣大總督，帶山東兵前來平叛。

[屋]他急令陝西的孟喬芳、吳三桂、李國翰，先行剿滅深入陝西的義軍後，再率軍支援山西。

他敦令湖南作戰的濟爾哈朗，不必戀戰，在該戰場取得階段性勝利後，擇期領軍北返。

緊鑼密鼓地佈置一番後，他浩浩蕩蕩帶了一大窩「名王名將」，及京城的最後一些八旗兵，「二征」大同。

在他看來，大同就是山西起義的風暴眼，只要堵住了這個眼，風暴就會挾然而止。

他這次帶來的「名王」，除了先前的阿濟格、尼堪外，還有端重親王博洛、承澤親王碩塞、多羅親王滿達海、多羅郡王瓦克達，算是基本上把愛新覺羅家族中，能打善鬥的親王，都統統帶來了。

至於「名將」，更是不可計數，以致於有「大清第一勇士」之稱的鰲拜，這次參戰，才僅僅混了個隨軍偏裨。

但這次「眾星璀璨、雲集大同」，卻沒有取得「聚集效應」，仗從春打到夏，大同城還是「依然故我」

國事纏身、日理萬機的多爾袞，顯然不能繼續就這樣在大同耗下去了，1649年8月中旬，帶著滿腹的惆悵，他再向大同作了怨恨的一瞥後，匆匆離去，踏上了返京的行程。

他在大同取得的最大戰果，就是完全、徹底地切斷了這座城市與外界的任何聯繫。

實際上，就在他離去之時，大同已經斷糧，「兵民飢餓，死亡殆盡，余兵無幾」，整個城市到了承受的極限。

烈火煉出了鋼，也排出了渣，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下，姜瓖手下的總兵楊振威，暗中派人出城，與圍城的清軍達成「秘密協議」——獻城投降。

8月28日，楊振威帶領手下的六百名士兵，忽然發動兵變，殺害姜瓖及其兄弟，持三人首級出城投降，清軍終於進入了這座夢寐以求的城市。

但投降並不是大同和平的開始，而是災難的降臨。

為製造戰爭恐怖，懾服「不識好歹」的山西人民，多爾袞傳諭：除投降的土兵及其家屬外，將大同城內的「官吏兵民盡行誅之」，並把大同城牆的高度拆除五尺。

大同，成為清軍入關後，北方第一座因「集體抗爭」，而倒在侵略者屠刀下的城市。

攻佔大同，僅僅是剿滅山西起義的第一步，剩下的各縣市，仍需要清軍一口一口地去啃。

在此後的四個月裡，清軍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南北合擊、東西並進、步步為營、穩紮穩打□我們備用網址：www.uu158.com□，開始了浩大而艱難的「平叛之旅」。

九月，滿達海部攻克朔州、馬邑；博洛部攻克孝義、平遙、遼州、榆社；自陝西出兵的孟喬芳、額色（滿族）率滿漢聯軍渡過黃河，收回了蒲州、臨晉、河津、解州、猗氏、運城。

十月，博洛、滿達海合兵攻取汾州、嵐縣、永寧州（今離石）、太谷、沁州、潞安。

十一月，博洛、石廷柱、左夢庚等部又在澤州擊敗反清義師，擒殺守將張斗元。

十二月，吳三桂在晉西北渡過黃河，進攻偏關，義軍總督萬練在彈盡糧絕後，自焚而死。

多爾袞見「平叛」大勢己定，決定除瓦克達繼續留在山西清剿「殘匪」外，其餘親王一律領軍返京。

雖然山西大規模的起義，被清軍以優勢兵力鎮壓下去，但剩下的鬥爭勢力，仍利用險峻的山區堅持鬥爭。

虞胤從運城突圍後，率殘部進入華山，並在笫二年親赴貴州安龍朝見永歷帝，接受指令後又返回山西陽城、沁源的山中組織抗清武裝。牛光天則繼續戰鬥在「山高林又密」的太行山上。

這兩人在很長時間內，成為清廷難以根除的腋下之患。

山西民眾全省範圍的武裝鬥爭，堅持了整整一年多，有力地堅持了南方人民的鬥爭，為北方人民大規模反侵略鬥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但山西在這次起義中，付出的代價也是異常沉重的，以致於到三十年後，山西的人口數量、耕地總量兩項重要的「經濟指標」，仍未恢復到1648年起義前的水平。

墨寫的謊言，遮掩不住血寫的歷史，就在清朝正面大力宣揚，「山西平叛」是「救民於水火」的正義行動時，背後留下的，卻是整整一代山西人，難以泯滅的「心底之痛」。

捲土重來

看著南征、西征凱旋而歸的滿族將士，多爾袞亳無成功者的自豪與喜悅，反而心頭感到一陣陣苦楚與沉重。

「殺人一萬，自損三千」，在一次次輝煌勝利的背後，卻是一個個滿族將士傷亡數字的冰冷疊加。

「可憐無定河邊骨，尤是春閨夢裡人」，這句唐詩，不僅僅讓每一個處於豆蔻年華的漢族士兵悲傷心痛，也讓同樣青春年少的滿族士兵感同身受。

從白山黑水之間，多爾袞僅僅帶來了六萬多滿族子弟，如果照這樣的傷亡速度發展下去，恐怕在征服全國之日，就是整個滿洲民族毀滅之時。

不能這樣下去了，得想一個辦法了。

想什麼辦法呢？

歷史上行之有效的傳統方法就是「以漢制漢」。

捫心自問，多爾袞認為，自已也是一個「以漢制漢」的擁護者、繼承者和執行者。

但金王李姜的「先歸後叛」似乎在提醒自己：「以漢制漢」的政策，已走進了歷史的死胡同。

真的是這樣麼？

多爾袞輾轉反側，冥思苦想。

經過漫漫長夜的思索，他終於茅塞頓清、豁然開朗。

把事業做大做強的過程，就是一個引導「無利益者」努力奮鬥，從而變成「既得利益者」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因各自所得利益的差別，必然會產生矛盾，當矛盾累積到一定程度，爆發，就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要防止矛盾的爆發，就要進行提前的調整，讓矛盾進行提前的釋放或中和。

同時，把事業做大做強的過程，也還是一個理解人、尊重人、團結人的過程。

如果僅僅有了利益，沒有了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尊重和團結，那麼，這個事業就像是一條沒有韌性的鐵鏈，當外部或內部變化時，就會有忽然斷裂的可能。

金王李姜四人「逼上梁山」的經歷，讓多爾袞明白，在發展大清統一事業的過程中，他輸在了兩點上。

一輸在了自己不太捨得放權，讓大家「利益均沾」，成為新的「既得利益者」這一點上；

二輸在了自己對人的信任、尊重和團結的另一點上，自已常常試圖用簡單粗暴的方式，去解決複雜細緻的問題。

滿族優秀的政治家、漢族人民的頭號死敵的多爾袞同志，在經過一番痛苦而深刻的「自我總結、自我批評」後，為了滿族人民的長久幸福、為了大清的千秋偉業，終於做出了兩項影響深遠的決定。

一、改革大清中樞機構的設置。

他規定：今後在內閣大學士和六部尚書的人員安排上，必須按照滿漢對等的原則設置，設置的滿漢官員要數量相等，身份平等、互不隸屬、各管一攤（此制度執行至1912年清朝滅亡，也算是與國同存、與國同休了）。

二、推行新的地方行政模式，引導「三王」南下。

出於保護滿族這個「稀有民族」的目的，多爾袞確立了「慎用滿軍，多用漢軍」的南下作戰原則。

當然，這裡的「漢軍」，並不是完全指從內地漢人中「招收」組成的軍隊，而僅僅指遼東地區加入了「組織（漢軍八旗）」的漢族軍隊。

對於這支也是從黑土地走出來「漢軍」，多爾袞認為，在多年的事業發展中，他們已和大清具有了密不可分的共同利益，對大清政府的「忠誠度」，將會遠遠高於那些入關後「有奶便是娘」的降兵降將。

而且，為了製造出更多的「既得利益階層」，多爾袞決定，首先給這三王「改爵」。

他以順治皇帝的名義，把孔有德由恭順王改封為定南王，耿仲明由懷順王改封為靖南王，尚可喜由智順王改封為平南王。

讀者朋友們可能要說了，這不是在玩文字遊戲嗎？這個王變成那個王，到頭來還不是一個王。

這可還真不是在玩文字遊戲，因為「此王」非「彼王」！

清朝封王，不同於明朝的用地名封王（如唐王魯王靖江王），王的封號用的儘是我們漢語中博大精深的褒義詞，如恭敬、端重、承澤等等。

這些被褒義詞封出來的王爺們，只有榮譽及工資待遇，沒有任何封地，從生到死，只能做一個「土生土長」的北京「高級囚徒」。

即使出趟京城去旅遊探親或看病，都得提前向皇帝打請示報告，得到批准後，才能成行。

如果被封的這位王，封號中有了地名或方向，那麼，恭喜這位王爺了，你肯定會得到意想不到的「驚喜」。

果然，「驚喜」隨之也就來了。

多爾袞做出補充性規定：此次南下佔領廣東廣西後，打下一縣，你們就可以自已任命「縣長（知縣）」；打下一府，你們就可以自已任命「市長（知府）」；全省都打下來了，你們就可以任命「省長（巡撫）」。

各官員的印章，中央政府都給諸位刻好了，大家盡可拿出放心使用。

並且，為了表示對各位的信任，解決軍人「兩地分居」的問題及減少「性」犯罪，一下子變得體貼下屬的多爾袞，還做了一項「充滿人性」的規定：

南下的士兵及官員，均可攜帶家屬同往，打下兩廣後，可以在此地分房分地，長期駐紮。

最後，他還給了這三位王爺，新增了大量的「招兵」指標。

孔有德在原來3100人的基礎上，可增招16900人，耿仲明、尚可喜在原來4800人的基礎上，可增招15200人。

這就是多爾袞在痛定思痛後，推出的「新思維、新政策」，其核心思想就是——誘之以利、導之以法；寧與家奴、不與外人。

政策一變，心情就變，在如此「給力」的政策面前，三個王爺馬上生龍活虎、熱火朝天地幹了起來，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各項工作就已就緒。

1649年7月，三王陸續率部開拔，獨當一面的孔有德，單獨負責攻打廣西；能力有限的耿仲明、尚可喜兩位，聯合攻打廣東。

當耿仲明、尚可喜在11月初，率部開拔到江西吉安時，大清「執法官員」忽然找上門來，與兩位進行單獨約談。

約談的官員嚴肅地告知他們，您二位因「窩藏逃人」，已嚴重違反了大清的「窩藏逃人法」。

前面講過，所謂的窩藏逃人，就是指收留、包庇從旗人莊園逃出的漢人奴隸，其構成對旗人莊主「特殊財產」的嚴重侵犯。

要說窩藏個把「逃人」，對貴為王爺的兩位來說，也算不了什麼。

但這回兩位明顯地耍大了，一下子窩藏了一千多個「逃人」。

因此，負責此案的官員，轉而嚴厲向兩位指出：「大清現在己是法治國家，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不容踐踏，不論涉及到誰，只要觸犯法律，都將依法處理，決不姑息。」

在辦案官員的暴風驟雨下，心理素質較差的耿仲明同志，竟一時經不住考驗，於11月27日這天，畏罪自殺了！

但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政冶綁架法律的國家，即使剛剛建國的大清也不例外。

就在耿仲明同志那顆脆弱的心臟，剛剛停止跳動的時候，大清中央政府的處罰決定到了。

處罰決定共有兩條：一、對兩位的「犯罪行為」給予書面警告；二、各罰銀四千兩，僅此而已！

本來，大清的最高權力機關——議政王會議，給兩位王爺做出的處罰決定是削去王爵，並各處罰銀五千兩的。

但多爾袞考慮到正在用人之際，就「網開一面，從輕從寬」處理了。

這下，尚家樂大了，耿家悔大了！

但這還不是耿家人最後悔的。

最後悔的是：清廷認為，耿仲明同志擅自自殺的不當行為，是純粹對組織「懲前避後、治病救人」精神的不信任，是純粹對大清法律的再次蔑視。有鑒於此，其長子耿繼茂同志自動喪失王位的繼承權。此次南下，僅以阿思哈尼哈番（男爵，爵位中的最低等）的身份，作為尚可喜副手，統帥其父舊部隨征。

兩廣失陷

在兩路南下的清軍，被「吸附」回北方的一年多日子裡，明清邊境線上一片寧靜。

雙方在這段時間內，自覺遵循了「各守原防、和平共處」的兩項基本原則，彼此之間都沒有主動向對方發起過大的攻擊。

這給了永歷帝一個不錯的感覺——未來的歲月，可以「波讕不驚」地這樣過下去了！

在這樣沐浴著和平陽光的日子裡，朱由榔同志，終於「有模有樣」地過了一段幸福而難忘的帝王生活。

要說他在這段執政履歷裡，做過什麼大事，的確是無史料可查。但要說他什麼事也不做，卻也有失公允。

這位永歷帝的個人工作簡歷，大致如下：

朝堂內，這位「親西方的國家領導人」，在歐洲人卜彌格的協助下，制定並頌布了《永歷新歷》。

甚至，動員金家接受洗禮，加入天主教的他，還派卜彌格作為特使，去遙遠的意大利「借兵滅虜」，請「萬能的主」來解救他這位受苦受難的「孩子」。

上帝雖然沒有給他送來救兵，但卻給他送來了一位新「太子」，終於讓大明江山後繼有人。

朝堂外，他解決了李成棟死後，廣東明軍無領導人的問題，由李成棟的副手杜永和出任新的統帥。

他還把鄭成功「統戰」到自己的旗號下，在福建成功地開闢了抗清的「第二戰場」。

秘密策反陝西吳三桂的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吳三桂同志已經作出了「擇期反正」的保證。

但這種「小打小鬧、拾遺補漏」式的工作作風，並沒有使永歷政權整體改觀，民眾對國家冷漠和不堅持的態度，仍「濤聲依舊」。

當1649年冬季來臨的時候，呼嘯的北風，不僅給南明帶來了冽冽寒意，還帶來了真正的危機！

危機是先從廣東邊境開始的，1649年12月3日（陰曆），尚可喜、耿繼茂率部從江西臨江府出發，27日即到達贛粵交界的南安。

在南安，老謀深算、詭計多端的尚可喜開始玩「陰招」。

尚可喜會全軍上下一方面殺胖豬宰肥羊、貼春聯買花鞭，擺出一副喜氣洋洋過大年的歡慶場面；另一方面，卻秘密派出多名特務，假扮商人，潛伏到廣東北大門——南雄城中。

在爆竹聲聲辭舊歲的除夕之夜，存心不讓南雄人民好好過年的清軍開始行動了。

先是假扮商人的清軍特務工作者，跑到鼓樓去人為縱火。

趁守城明軍趕去救火的當口，「清特」們偷偷地打開城門，放早已守在城外多時的清軍入城。

在接下來的戰鬥中，倉猝應戰的明南雄守將楊傑、蕭啟等人被殺，六千多明軍戰死，南雄失守。

1650年1月3日，在南雄歡渡完春節的清軍，神清氣爽地向下一個城市挺進，準備一戰取韶州。

但韶州的明軍，早己人去城空，清軍便順順利利地開進了這座「不設防的城市」。

南雄和韶州的相繼失守，讓永歷帝那顆平靜如水的心又騷動不安起來，他緊急召開御前會議，商討永歷朝廷下一步，該何去何從？

會上，「轉進派」馬吉翔引導了會議的方向。移蹕廣西梧州，成為這個會議不容辯駁的決議。

但這時駐守廣州的兩廣總督杜永和，卻上疏提出不同意見，請永歷帝為了防止政冶上出現重大的負面影響，暫緩移蹕。

面對實力派咄咄逼人的致疑，「心虛」的永歷帝只得一面做搬家的準備工作，一面派劉遠生、金堡跑到廣州，代表自己，「虛心」地向杜總督，解釋這次移蹕工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2月1日，永歷帝一行又悄悄離開肇慶，前往梧州。

離開這塊「龍興之地」前，永歷帝連下兩道聖旨。

一道聖旨，是令廣西的慶國公陳邦傅、忠貞營劉國俊等部，東援廣州。

另一道聖旨，是升馬吉翔同志為兵部尚書，與李元胤督守國都肇慶。

但因為皇帝的帶頭逃命，導致聖旨的權威性和執行力急劇下降，東援廣州的明軍雖然人多勢重，但卻始終沒有邁出廣西「省門」一步。

在各方「你推我讓」的不作為中，清軍於3月6日，到達廣州城郊。

清軍統帥尚可喜、耿仲明，首先「很有禮貌」地向杜永和同志，表達了希望和平解決廣州問題的誠摯意向。

在遭到杜永和同志粗暴蠻橫地拒絕後，清軍在3月9日上午，開始豎梯子爬城。

這種原始、笨拙的攻城方式，在這支由李成棟親手調教出來的明軍面前，實在是「一群菜鳥」的武裝演習。

結果是攻城的清軍既流了汗，又流出了血，個別的倒霉孩還送了命。

初戰不利的清軍，只能決定採取一種雖然古老但卻很靠譜的攻城的攻城方式——圍城，來辛辛苦苦地解決廣州問題。

他們在東西北的陸地上，三邊挖壕溝圍困；在南面則收賣了部分海盜頭子，成立了大清的「紅旗水師」，來控制水上通道，從而完成了四面圍困廣州的「戰略構想」。

但廣州城，畢竟是實力雄厚的大城市，經濟承受力，遠比南昌、大同這些中等城市強得多。

在圍城一百天後，廣州城中的居民依然是「歌照唱、舞照跳、茶照喝」，仍舊一副優哉游哉的模樣，壓根就沒有出現「營養不良」的徵兆。

究其原因，這得益於城南的那條水道。擅長「投機倒把」的廣州商人，通過這裡源源不斷為被圍的廣州，補充了生存的給養，並形成了一條龍的戰時供應體系。

尚耿兩位傻眼了，照這樣的攻城進度發展下去，恐怕就要在廣州城邊長期「蝸居」了。

一心想進城過好日子的兩位，經過一番認真地核計後，一面向清廷請求增派援兵，一面加緊實施一項特殊的軍工生產——鑄炮。

到十月下旬，這兩項工作都有了顯著地進展。

在贛州屢立殊勳，己成為大清「今日之星」的高進庫，率援兵趕到。

新鑄火炮四十六門，加上高進庫帶過來，火炮總數達到了七十三門，可以順利完成集中火力、毀其一點的戰鬥任務。

11月1日，清軍集中炮火，轟擊廣州城牆的西北角，不怕疲勞、不懼炸膛的清軍炮手們，竟整整轟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奇跡終於出現了，堅固的廣州城牆，被轟塌一道三十餘丈的大口子。

苦苦等待了多時的尚可喜，親自率著清軍敢死隊，衝進了廣州城。

在確信廣州無險可守後，依然保持了高度鎮定的杜永和同志，指揮著守軍，緊張有序地登上了一千多隻大小船隻，飄然出海，撤至海南島的瓊州。

仗打了八個月，僅得了一座空城，卻讓數萬守軍從眼皮底下從容撤離，尚、耿兩位沮喪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無人喝采」的情況下，手無寸鐵的廣州居民，成為兩位洩氣敗火的「良藥」。

瘋狂的屠城開始了。

據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撰寫的回憶錄中記載，在這場完全是漢人屠漢人的殺戮中，共有二十多萬男女老幼，【TXT小說下載：www.uu158.com】悲慘地死於同族人的刀下。

就在廣東戰場攪成一團的時候，廣西戰場也出現了一塌糊塗的局面。

「孤膽漢奸」孔有德，在湖南躲過酷暑後，在1650年8月，熟門熟路地對廣西發動了第二次進攻。

在廣西，能拉出來的孔有德過幾招的南明將領，就剩下曹志建和焦璉了。

曹志建現在正守在湘桂交界處的龍虎關上，準備和來犯之敵孔有德決一雌雄。

如果說火線提拔為永國公的曹志建同志的戰鬥能力，在「廖化級」的水平線上，那麼孔有德，則已處於「張遼級」的檔次。

龍虎關一戰，這種差距立刻顯現！

曹志建不但損失了一萬多士兵，丟了龍虎關，而且更難以啟齒的是，他把永國公的官印也弄丟了。

丟了就刻一個木的代替吧，刻完印後，心理調節能力極強的曹志建同志，跑到其弟駐紮廣西灌陽，重整殘兵，繼續和孔有德叫板。

為教訓這位「死不改悔」的抵抗派，九月中旬，孔有德分兵三路，逼近灌陽。

明清兩軍激戰於青塘窩，曹志建同志再接再敗，損失三千士兵和大炮28門，另手下有七名重要的將領戰死。

又讓他更難啟齒的是，那塊木刻的印也給丟了。

曹氏兄弟只得領著最後一點點殘兵，逃入到深山徭峒中，以待時機。

自從把這位「很不識相」的永國公，趕到山溝裡後，孔有德的攻桂之路，變得異常順利起來。

孔有德率領的清軍，以秋風掃落葉的態勢，陸續攻佔全州、興安，逼近省會桂林。

大敵當前，能擔當起桂林守衛重任的，也只剩下了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青手下的滇軍了。

但這支滇軍，卻在11月5日下午，帶上親人，帶上財產，離開桂林，向雲南方向轉進，準備回家看看。

因為這支滇軍的統帥趙印選、胡一青認為，既然曾有恩於他們的何騰跤已死，他們也就沒有義務去用鮮血和生命，去保衛那個「素無交情」的桂林留守瞿式耜了。

滇軍的不戰而遁，讓瞿式耜直氣得捶胸頓足罵道：「朝廷平時以高爵侍你們，百姓以膏血養你們，你們今天卻不發一矢就四散而逃，可知頭頂三尺有神靈。」

瞿式耜同志，用神靈來約束我們的漢族，這的確是你的錯，因為，你還沒有弄懂我們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的內心信仰！

在我們民族的幼年期，先知先覺的孔老夫子，就曾用「不知生，焉知死？」來教育我們這個民族。

在他老人家的諄諄告誡下，大部分漢人，變成了骨子裡「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神仙鬼怪」的「無畏一族」。

雖然東漢後，佛教西來，為全民增添了一些「心理約束」。但這種約束，卻暗藏著「求財求利」的功用目的。

活在當下自我歡娛的世界裡，不必問前世，不必管來生，這就是我們民族的底色。

這種底色，使我們大部分漢人，在外族入侵、改朝換代的大變革面前，會選擇好死不如賴活著。

但我們的民族，在大部分外，也會有少部分人，在用生命作為蠟燭，點燃令全民族感到溫暖和希望的亮光。

在即將陷落的桂林城裡，大學士瞿式耜是這樣的一個人，總督張同敞也是這樣的一個人。

在桂林城已無兵抗敵情況下，瞿式耜認為自己守土有責，決心與城共存亡。

在這危險萬分的時刻，總督各路軍務的張同敞，聽聞瞿老師有如此決心，即泅渡過江，進入留守府中，要求與這位老師同生共死。

他慷慨表示：「君恩師義，同敞當與共之。」

而瞿老師則認為這位學生沒有守城職責，不必留此陪他送命。

張學生則認真回答：「古人恥於獨為君子，老師難道不許我與您同死嗎？」講此話時，情真意切，無虛無偽。

師生兩人放聲大笑，笑過之後，取酒同飲，明燭達旦。

11月5日，清兵在孔有德率領下，大搖大擺地進入桂林城。

當清兵進入留守府搜查時，見到瞿、張二位衣冠肅然，從從容容坐在大堂之上，大為驚訝的同時，也暗生敬佩。

清軍將這喝了一夜酒的兩位，押到孔有德面前，孔以高官厚祿相許招降，馬上遭到一番從「外表到靈魂」的痛罵。

考慮到兩位名氣太盛，擅殺就會被社會輿論淹滅的孔有德，自作聰明地想到一條「折中處理」的辦法。

他通過瞿的江蘇同鄉王三元，勸兩位削髮為僧，以規避大清法律的懲罰。

二位對這個自作多情的建議，嗤之以鼻。

好心做了驢肝肺，精神很受傷害的孔有德，馬上對張同敞施以酷刑，將其手臂打斷，眼睛打傷。

但從身殘志堅的張同敞身上，孔有德聽不到一絲求降的「軟話」。

聽到的，是獄卒反映的這二位孤燈對坐，以賦詩唱和，抒發正氣，互勉忠貞的動人事跡……

這兩位被關押了60天，寫詩達百餘首，平均每天兩首。

二位在獄中，除寫詩外，還給平樂的焦璉寫信：「城中清兵無幾，若勁旅直入，孔有德之頭可立致也。」不幸，信被孔有德截獲。

見信後孔有德，徹底喪失了做「好人好事」的耐心，在閏11月17日，將他倆殘酷地殺害在疊彩山風洞前。

瞿式耜的殉國行為很好理解，因為在他的生長道路上，飽受國恩，國家曾給他鋪滿了鮮花和陽光。

但張同敞的殉國行為，卻並不好讓人理解，因為他為之殉節的這個國家，不但對其「無恩」，而且「有負」。

張同敞的曾祖父，就是明朝中後期那個大名鼎鼎的「救時宰相」——張居正。

張居正曾為了這個國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立下了巨大的功勳。連永歷帝的爺爺萬曆帝，也曾經十分動情地說過：「首輔您為國家的付出，朕無以為報，惟有今後照顧好您的子孫，方可心安！」

但張居正一死，曾經信誓旦旦的萬曆帝，雖言猶在耳，卻就對他的後代下手了。

出於對張居正曾經「福威自居、殺伐自為」的痛恨，萬曆帝對張家下達了嚴厲的抄家令。

在抄家和隨後的審問中，張家一門十幾口餓死，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自殺，在北京及老家江陵的家產被沒收。

後來在大臣們「打抱不平」的上疏抗議中，良心上略微受到一絲震撼的萬曆帝，終於發還了張家一些賴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才沒有讓這個顯經顯赫一時的家庭徹底淪為「無產階級」。

但從此，張家人就徹底淪為，一群時時處處需要夾著尾巴在世界上行走的「賤民」。

張同敞就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在他的生長歷程中，誤解、歧視、坎坷如影隨行。

直得天啟年間，張居正得到平反，他才得以蔭補為一個小小的中書舍人（從七品）。

就這點小小的補償，卻使他內心充滿無比的感激。從那時起，他就立下誓言，將以生命來報達這個國家。

在李闖進京、崇禎自殺之時，他隻身逃出，來到南京。

以後，無論在弘光政府裡，還是在隆武政府裡，他都兢兢業業、認認真真地做好手頭的每一項工作，用實際行動來抒寫著這個特殊的年代裡對國家特有的忠城。

在隆光帝死難、永歷帝繼位後，他又一次隻身南下，投入到抗清救國的洪流中，最後終於在桂林，以生命作憑證，兌現了自己曾經立下的誓言。

在「英烈如雲」的南明史中，張同敞很普通，以致於在很多史料記載中，他僅僅作為瞿式耜老師一個配角出現。

但就是這樣一個配角，卻讓我看到一種高貴的品格，一種能忍受國家「不公平待遇」，卻九死不悔地為之奮鬥的品格。

美國總統肯尼迪曾說：「不要問國家為我們做了什麼，而要問我們為國家做了什麼？」

西點軍校的校訓上說：「國家，無論對錯，都是我的母親」。

現在，我們的國家，也許貧富不均，也許善惡不清，也許美醜不明，但她廣闊的土地承載了我們的軀體，她豐富的物產滋養了我們的身心，她燦爛的文化鑄造了我們的靈魂，她給予我們的，永遠比拿走我們的，要多。

所以，永遠不要對自己的國家的失望，像張同敞烈士那樣，盡自已一份微薄之力吧，讓自已的國家，在自己的手中，離真善美更近些，離假醜惡更遠些！

1650年11月，對於逃難的永歷帝而言，充滿了陰霾與黑暗，廣州、桂林兩個省會城市相繼失陷，繼瞿式耜死難後，另一個可以依靠的將軍——焦璉，也被準備降清的陳邦傅暗殺。

永歷帝在無可奈何中，從梧州「移蹕」南寧。

在南寧，他迎來了1651年的春節。

但新的一年，並沒有給他帶來欣喜，廣西的陳邦傅終於投向了清朝的懷抱，海南島的杜永和也放棄了最後的支持，改明旗易清幟。

在廣東高州、雷州堅持抗清的李元胤兄弟，被叛軍王勝堂等擒獲，押往廣州，因不屈被耿繼茂殺害。

在黯淡無光的前景下，永歷朝的大臣們一部分屈身降清，以求富貴；一部分遁入山門，不問世事；一部分返回「清統區」，苟存性命；只有一小部分官員堅持留下來。

如果不出什麼「意外」，南明的歷史，將在1651年完全結束。

但「意外」還是發生了，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加入到了保衛南明的陣營中，並把南明的歷史，又往後延續了11年。

第二十七章 大西南

四川，血浸的土地

歷史就是這樣詭異，這股加盟並伴隨著大明走完最後一程的力量，就是當年以推翻明朝為已任的一支重要武裝——大西軍餘部。

大西軍餘部，由一支「反明武裝」到「護明武裝」的轉變，包含了太多太多的複雜因素。

這其中，有利害關係，有人心所向，有民族感情，還有個人稟性。

這種轉變，是從張獻忠在四川經營失敗開始的。

1644年初，作為大明王朝「第二殺手」的張獻忠，率領他的造反隊伍，成功地佔據了湘贛兩省的大部分地區。

就在大家都預測，他將直搗大明「留都」南京的時候，張獻忠卻放棄湘贛兩省的地盤，調轉槍頭，殺向四川。

他這樣做，並不是害怕「階級敵人」——明朝的追剿，而是擔心「階級兄弟」——李自成的迫害。

明末兩大起義軍領袖——張獻忠與李自成，彷彿就是三國時周瑜與諸葛亮的「翻版」。張獻忠年紀比李自成大，出道比李自成早，生的也比李自成魁梧，可就是聚在身上的「閃光燈」，比李自成少。

出於這種妒嫉心理，他與李自成發生了多次的不愉快，後來還導致了大規模的「火並」。

現如今，李自成不但佔據了陝豫鄂的大部分，而且還搶先一步，在西安稱帝建國。

更關鍵的是，昔日的大明子民，已把李自成看作了下一屆「真龍天子」的不二人選，「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的革命歌曲正響徹大江南北、黃河上下。

而此時此刻的張獻忠，卻仍然是一個「人人喊打」的流寇，名不正，言不順……

「人與人的差距，昨就這麼大呢？」已經過了不惑之年的張獻忠，經常愁眉緊鎖、自怨自艾！

但難受歸難受，現實歸現實，掂量自己無法與風頭正盛的李自成抗衡後，張獻忠毅然決然地踏上入川之路。

當外面的世界已是「紛擾不止、干戈不息」時，動亂的颶風卻絲毫沒有越過巴山蜀水，刮進這個「天府之國」來，整個四川依舊是一片風調雨順、太平祥和的景象。

唯一與這景象不協調的，是由一群「流氓無產階級」組成的「搖黃十三家」，正在川北地區搗亂。

於是乎，四川的明軍精銳，被悉數徵調，去剷除這顆「化膿生瘡的毒瘤」。

來得早不如來的巧，就在明軍精銳被「搖黃十三家」纏住時，張獻忠已帶著隊伍越下牢、渡三峽、克培州、取重慶、占成都，如入無防之國。

也許是已經膩煩了明朝兩百多年的統治，也許是渴望亂世有一位強勢保護者的出現，這時的川人，對張獻忠的隊伍既不歡迎，也不反抗，而是靜靜地接受了這一現實。

投桃報李，在佔領四川的途中，張獻忠也特別注意軍風軍紀，嚴禁燒殺搶掠，這時軍民關係，尚算融洽。

到1644年5月，四川除石柱地區外，已全部被納入張獻忠的控制範圍。

因為飽受李自成「建國稱帝」的刺激，有樣學樣的張獻忠，終於在四川成都，圓了自已做了多年的皇帝夢！

稱帝后，他給自己新建立的王朝，定國號為「大西」，定年號為「大順」（把李自成的國號作為自己的年號，心理扭曲的張獻忠，總算是佔了一次嘴上的便宜）。

自然，他領導的那支軍隊，便被百姓稱為「大西軍」。

建國後，他很快發現自已，面臨著和李自成同樣的問題——如何管理好這個新生的王朝。

由被統冶者變為了統治者的大西人，既沒有心情去對舊的官僚機器「回收利用」，更沒有水平在短期內建立一支具有社會管理能力的幹部隊伍，因此，在四川由「流寇」變為「坐寇」後，吃飯問題便接踵而至。

最初，大西政府依靠沒收官府、王族和明朝官員的財產來解決吃飯問題，但不久，這些財產很快就消耗光了。

錢沒了，又不會按正常的社會經濟管理手段來收取賦稅，剩下的應急措施便是——搶大戶了。

但四川即使再富裕，大戶的數量也還是有限的，過了一段時間後，大戶便被搶光了。

幾十萬大西軍民、官員總不能空著肚子，為張獻忠無償服務吧。所以，大戶搶光了便搶中戶、小戶。

搶來搶去，便是在大西國內，爆發了對起義者的「再起義」。

一向柔順老實、樂天認命的四川人民，紛紛組織起各式各樣、人數不一的「護糧隊」，用游擊戰來消滅一小股一小股出來「打糧」的大西軍人。

這樣一來，吃飯問題還沒解決，冶安問題，轉而成為張獻忠一個十分頭痛的難點。

時常以「半個讀書人」自居的他，馬上認為川人之所以造反，完全是讀書人引出的禍，於是覺得很有必要對四川的讀書人，作一次「大清冼」。

他以皇帝的名義，再次向「全國」下達了在本年度，將舉辦第二次科舉考試的聖旨。

聖旨還特別附加了一個硬性規定，所有讀書人，必須來參加考試。不來的話，全家問斬，鄰居連坐。

聖旨一下，全川99％的讀書人在一個月內，齊聚成都，準備應考。

但在應試之日，考場變成了屠場，一萬七千多名讀書人，除留了十幾名比較順眼的幼童外，全部被殺。

殺完這些讀書人後，仍心有餘悸的張獻忠，轉而把屠刀揮向了「僧道、醫卜、陰陽及百工技藝之流」，於是這些有一定知識含量的人，以各種名義被騙來後殺掉。

消滅了上述的兩類人後，大西國內，各地大大小小的起義，仍然是後浪推前浪，大浪帶小浪。

只要有「再起義者」從田野殺向城市時，城市人就迫不及待地裡應外合，殺死城裡的大西軍，歡迎這些「再起義者」入城。

惱火萬狀的張獻忠，馬上把這些不識時務的「城裡人」，確定為下一步的屠殺目標。

對「城裡人」的屠殺，是先從「首都」成都開始的，接著，簡陽、榮縣、洪雅等中小城市也受到了同樣的待遇。

殺了城裡人後，張獻忠便強迫郊區農民「農轉非」，進城為大西政權服務。

1645年春天，南明將領曾英突破川東防線，進佔重慶。

明軍的再次到來，讓四川人民又懷念起這個曾保護過大家生命、財產及傳統文化的政權來，於是紛紛從各地向重慶靠攏，曾英的統治的人口迅速擴大到五十萬人。

張獻忠忙派出義子劉文秀統兵攻渝，但很快被「團結起來」的重慶軍民打了個大敗而歸。

在重慶勝利的鼓舞下，楊展等南明將領又先後佔領了川東、川南的綦江、宜賓、敘州等重鎮，逐步向成都所在的川西平原推進，各地倖存下來的四川百姓，殺死大西官員及少量駐軍，迎接明軍。

這時，清軍又打著「出民水火」的旗號，以「解放者」的身份，從漢中向四川蠶食。

前方的大西軍是屢戰屢敗，大西政權的地盤是越打越少。

對經營四川己經絕望的張獻忠，決定「棄川入秦」，打回陝西謀求「再次創業」。

臨行前，已在四川呆了一年多的他，對他能控制的地域，下達了最嚴厲的屠殺令，意在將自已得不到的江山，化為一片焦土，留下一個空殼。

他曾出台特別聖諭——「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殺殺殺殺！」，為自己的屠殺作「無罪辯護」。

躲在城外的山野村民，成為他屠刀下又一批屈死的冤魂。

當殺得四野山川，如同月球一片寂靜的時候，行軍途中的他，發現自己儲備的軍糧，越來越少，且根本無法得到新的補充。

己進入顛狂狀態的他，屠刀馬上砍向二十多萬新入伍的「川軍」。

殺完了「川軍」後，為再節約糧食和甩掉包袱，他把最後的屠刀揮向了軍中的婦女及文官。

為率先垂范，他一口氣把自已身邊的三百殯妃殺得僅剩二十名，一千文官僅剩二十五名。

在我國歷代農民起義領袖中，張獻忠的濫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讓黃巢、洪秀全等前輩後生都「自歎不如」！

一個作惡太多的人，報應遲早會有的。

1646年底，當張獻忠率軍行至西充縣鳳凰山時，對其屠殺持不同意見而降清的劉進忠，已經領著清軍，在此靜候多時。

兩軍陣前，清軍統帥豪格在劉進忠的指引下，讓一名滿洲特等射手，暗地向張獻忠射了一箭。

此箭，如有神祐，不偏不倚正中張獻忠的心口。

中箭後的他，並無英雄之態，亦如凡人一般翻落在地，痛苦嚎叫，掙扎而亡。

一個極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就終於走完了他豐富多彩、起起落落、罪惡多端的特殊人生！

他是一名革命的英雄，但更是一個凶暴的屠夫！

張獻忠死了，但四川的災難並沒有隨之結束，他播下的毒種，正萌芽、生根、茁壯、成長，結出一顆顆可怕的惡果。

「惡果」之一：饑荒蔓延

由於大西政府承秉「不事生產」的執政理念，在近兩年的時間裡，四川的農業生產「由興變廢」，絕大多數耕地被撂荒，糧食生產連續大幅下降，積存的糧食又大部分被強制徵收。所以，在張獻忠被殺、其部離川後，四川立即出現了大面積的饑荒。

當殘餘的糧食、牲畜等被吃光後，「人吃人」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不但平民吃平民，而且軍人也在吃軍人，「人口」在這裡變成了「人糧」。

「惡果」之二：「搖黃」崛起

張獻忠入川，使本來已被明軍整得奄奄一息的「搖黃十三家」，又一次起死回生，獲得了「第二次生命」。

在大西政權統治時期，不堪忍受其殘暴統治的「暴民」，集體屠殺中逃逸的川軍，紛紛跑到「搖黃十三家」投名入伙，使這個本來就不純潔的「黑社會組織」，變得更加龐雜。

沒有革命目標，沒有救世理念，沒有長遠規劃，這個組織追求的，僅是自己一時的飽滿與痛快。

因此，他們對倖存平民的搶劫與殺戮，與大西軍相比，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惡果」之三：瘟疫流行

如果沒有一個政府強有力組織和救濟，「大災之後，必有大疫」，必會成為一對前赴後繼的魔鬼，降臨人間。

大頭瘟、馬眼瘟、馬蹄瘟，這三大瘟疫，在四川大地上來回遊蕩，又奪去一批又一批的戰爭倖存者的生命。

「惡果」之四：老虎成災

2007年，「華南虎照片」事件，曾把全國搞得沸沸揚揚，背後折射出來的，也有現代人一份對野外已滅絕的華南虎無奈的歎息。

但在本文中，華南虎卻是一個「揚眉吐氣」的「主角」。

在人類自相殘殺之時，這種本來躲在深山老林中的老虎，數量卻獲得了突飛猛進的增加，時常三五成群地出現在城市鄉村間。爬樓上屋、遊街逛市、饑則食人、飽則昏睡，嚇得「萬物之靈」的人類，反而倒是無能為力，見虎即遁！

但這四大「惡果」，還不是四川災難的全部。

假如你是一個四百年前的川人，即使從這四大「惡果」中僥倖逃生，但也別慶幸地太早。因為在未來的歲月中，你未必能艱難地生存下來。

因為，在其後的15年中，四川，作為明清一個反覆爭奪的戰場，成為了雙方一個提高士兵戰鬥力的訓練基地，一個「高精尖武器」的試驗場所，一個隨時獲取免費物質的供應中心。

在這漫長的戰爭中，無論明清那一方的兵來，都可「理直氣壯」地按各自的目的，把日漸稀少的川人當作軍人、役夫、奸細、俘虜、「人糧」，來使用。

四川最後一點點的人口，也在一個個減少。

在明清易代的戰爭中，四川，是一個「參與」較晚，但卻「受傷」最重的省份。

1644年的川人，大約有400萬人，到戰後1685年統計，僅剩下了9萬人。

省會成都，早在2500年前，就因「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但此時，在其繁榮千年後，卻只剩下了二十多戶，一百來人。

戰後，成為全國穩定執政者的清政府，便從人口較多的湖南、湖北、廣東等省，遷移了大批人口，去四川「開荒種地」。

於是，在我國歷史中，產生了一個新的專用詞彙——「湖廣填四川」。

這冰冷的五個字後面，又「填」進了多少個無辜的生命、無助的靈魂、無言的申訴……

今日試問，當年四川的劫難之源，可單單歸結於張獻忠一人之上嗎？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不是明末的全民的戰爭，張獻忠僅僅會是一個老實能幹的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者是個精明強悍的捕快，緝私捕盜，混吃混喝。是這場戰爭，把他稀里糊塗地捲了進去，並最終鍛造成了一個十足的殺人狂魔。

況且，把全民族的榮譽或苦難，都集結於一個人身上讚譽或責罵，本身就是毫無科學道理的。

明末戰爭，歸根到底，源於我們族人（漢族、滿族等）沒有止境、沒有滿足的貪慾。

貪慾如同一個鎖在族人心間的惡鬼，制度的缺失為他解鎖，信仰的漏項給他鬆綁，當他翻騰而出時，荼毒將禍害天下。

富人需要追求更多的財富，強民族需要擠壓弱民族的生存空間，奴隸主需要佔有更多的奴隸，社會收入的不公和民族發展的失衡，讓農民起義戰爭和民族征服戰爭，在乾旱肆虐的神州大地，同時迸發。

在你死我活的戰爭中，又誘發了良知泯滅、心理扭曲、集體變態、饑饉遍地、疾病氾濫，在沒有自然災難的外力下，族人的「內功」，卻幾乎把自身毀滅。

這不僅是明末四川的悲劇，也幾乎是兩千多年來中國掙脫不開噩夢。

人之病，可治否？

雲南，希望的家園

如果說李自成的死，標誌著大順事業的衰亡；那麼，張獻忠的死，反而意昧著大西事業的新生。

張獻忠生前，對槍桿子握得是無比的緊，除自已掌握的直屬部隊外，大西國主要的武裝力量，主要掌握在四個義子的手裡。

這四個義子分別是：老大平東將軍孫可旺，老二安西將軍李定國，老三撫南將軍劉文秀，老四定北將軍艾能奇。

此時，己經潰不成軍的大西軍主要將領，都把充滿期待的目光，彙集在了老大孫可旺的身上。

這不僅因為他是張獻忠的「長子」，在大西軍軍中地位高，威信足外，還因為他讀過幾年私塾，文化程度在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大西軍中，鶴立雞群。

在我國十大風景區之一的黃果樹瀑布，現仍存他的題字，筆鋒蒼勁有力，內容大氣磅礡，足見其雄厚的文化底蘊。

在眾將領公開的表決中，年僅28歲的他，被大家選舉為新的國家及軍隊領導人，開闢大西朝新時代的希望。

驟升為「一號」首長的孫可旺，並無一絲的喜悅，相反，他更顯得憂心沖沖、坐立不安。

因為，他現在面臨的最緊迫任務，是如何把這支已經人心渙散的軍隊，帶出這前有明軍、後有清軍、左有長江、右有高山的險地。

在強弱利害對比後，孫可旺決定避實擊虛，渡過長江，先取重慶，爾後進入貴州發展。

1647年元月，重新聚攏在一起的大西軍，在孫可旺四兄弟的率領下，渡過長江，在重慶一舉擊敗南明總兵曾英的部隊，使曾英在撤退途中，落水而亡。

順利進入重慶的大西軍，在經過短期逗留後，轉而進入綦江地區。

在這裡，他們駐紮下來，一面收容殘部，一面進行了一次意義深遠的「整軍運動」。

因為看多了無數平民哀怨無助的眼神，因為聽夠了眾多百姓傷感失望的歎息，作為四個「農民的兒子」，孫李劉艾內心曾一次次對義父張獻忠的不問青紅皂白的濫殺，感到由衷的痛苦和不滿。

他們一致認為，是到了改弦更張、拔亂反正的時候了。

他們聯名向全軍莊嚴宣告：自今以後，所過之地，愛護百姓，秋毫無犯，除在戰場上執行戰鬥任務外，一律不得擅自殺人，違者軍法從事！

為此，他們採取斷然措施，逮捕及處死了仍堅持「按既定方針辦」，走張獻忠屠殺路線的大西皇后及大西宰相汪兆齡。

也就是此時，孫可旺把自己的名字，由「可旺」改為「可望」。

也許，在他的心裡，「旺」僅表達一家一戶、發家致富的夢想，「望」才能寄托他達濟天下、青史留名的理想！

經過「整軍運動」，已初步獲得鋼鐵軍紀和政治理想的大西軍，以煥然一新的軍容軍貌向遵義（此時屬四川地界）進軍。

一路上，大西軍嚴格執行群眾路線，不擅入百姓房屋、不踐踏百姓莊稼、不拿百姓一針一線，公買公賣，所過之地，民皆安堵，全軍形象取得極大改觀！

而在此時，清軍卻因戰線過長，糧食兵員接濟困難，被迫退回四川保寧（今閬中），作長期休整，大西軍終於獲得了一個穩定的發展期。

大約在1647年二月初，大西軍順利佔領貴州省會貴陽。

二月十二日，大西軍攻克定番州，將逃到這裡的貴州布政使曾益等南明官員殺死，使貴州全省完全陷入了無政府狀態。

無政府狀態，對於孫可望的大西事業來說，是一個絕佳的狀態，他們兄弟四人迅速攻城掠地，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在烽火遍地的神州大地，以貴陽為中心，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袖珍之國」。

但貴州這地方太窮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確是這個地方最生動形象的描繪。

而隨著大量大西軍的歸隊，孫可望的手下，已陸續聚集了十幾萬軍人及家屬。

於是，在這個小的地域內，溫飽成了大西朝目前最大的奢望。

就在孫可望，為大西軍下一步向何處去而苦苦思索時，冥冥上蒼，把一個闊別多年的「干爺」，送到了軍中，為他指明了下一步進軍的方向。

這個「干爺」，是一位少數民族人士，雲南石屏土司龍在田。

早在谷城「就撫」期間，張獻忠就和這位龍土司義氣相投，打得火熱，並從他那裡，獲得了大批馬匹、武器。後為表達謝意，乾脆拜其為乾爹。

自然，按輩分排下來，孫可望、李定國自然便尊龍土司為「干爺」。

在這位長輩誨人不倦的「義務教育」中，孫可望知道了「干爺」的家鄉——雲南，是一塊四季如春、江河縱橫、人口眾多、銅礦廣佈、物產富有的神奇土地。

在張獻忠再度反水後，龍在田土司也受到牽連，被以「通賊」的罪名，調回原籍，面壁思過。

「久別重逢話當年，執杯相勸莫相攔。額頭已把光陰記，萬語千言不勝談。」在歡迎龍干爺的宴會上，想起物是人非、漂泊不定的這些年，大家都喟然長歎、不勝感慨！

一番「真情回顧」之後，龍干爺道出了此行的目的，邀請大西軍，去他的家鄉雲南平叛！

接著，他又免費為大家，作了一場「雲南目前政治及軍事形勢」的專題講座。

作為一個最後納入大明版圖的邊疆省份，明智的朱元璋因地制宜，對雲南採取了「一國兩制、土流結合、高度自治」的行政模式。

他封其義子沐英為西平侯，允許其世代鎮守雲南，在政冶、經濟、軍事方面，賦予了其比內地更多的特殊權力。

沐英死後，其子被加封為黯國公，在以後的二百多年裡，雖然大明各屆皇帝，對內地的「同姓王」採取弱化、分離、撤銷的政策，但對雲南的異姓黯國公，卻一直感情永恆不變，友誼天長地久。

在具體的管理體制上，明朝除在雲南設立巡撫、都指揮使、布政司、按察司這些流官，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權力外，對各地相當於內地州府一級的土司，則承認其現有地位，並允許其世襲罔潛、獨立建軍、自行收稅。

在各方利益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雲南維持著精巧的平衡，直到大明北京中央政府被推翻。

1645年9月，早就對現任黯國公沐天波鹽稅政策不滿的武定土司吾必奎，發表了「已無朱皇帝，何有沐國公」的造反宣言，公然發動了針對雲南現政府的叛亂。

因沐天波的主要軍隊，已經調到滇川邊境上防範大西軍去了，所以，有備而反的吾必奎叛軍，便趁虛而入，先後攻下大姚、定遠、姚安，全滇震動。

眼見外患未至，卻起家賊，抓耳撓腮的沐天波，只得利用家族多年來，手中積攢下來的那點威信和恩德，調集石屏土司龍在田，蒙自土司沙定洲，寧洲土司祿永命手下的少數民族軍隊，前來幫助平叛。

人多力量大、兵多好群毆，在人數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吾必奎的叛亂，在當月便一舉平息。

順利平叛後的沐天波，分外高興。為表達謝意，特地多次在昆明的黯國公府，大擺宴席，犒勞這些「勞苦功高」的土司們。

但人頭隔肚皮，做事兩難知，他的一番好意，卻沒有換來所有土司的真心回報，在多次進出黯國公府時，沐家富可敵國的財富，引起其中一個土司的垂涎，並最終又引發了另一場更大的叛亂！

這個「見錢眼開」的土司，就是蒙自土司沙定洲，一個有理想有手段的年輕人，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年輕人。

從繼承老爹沙源的職位，成為王弄土司的那一天起，這個狂傲不驁的年輕人，就有一個成為全雲南土司的偉大夢想。

為達到這個目的，他採取的第一個斷然措施，就是——殺妻！

殺妻後，他以愛江山勝愛美人的政治胸懷，衝破世俗觀念的束縛，迎娶了比他大十幾歲的阿迷州土司普名的遺孀萬氏，成功地將王弄、阿迷州合二為一。

當然，他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新的蒙自土司，實力遠在其他土司之上。

當在黔王府中接觸到一種更為富有的生活，更具高雅的享受後，他那顆躁動的心更加不安，一個罪惡的計劃，開始在他的心中逐漸醞釀、發酵。

為實施這一計劃，在叛亂平息，各土司都帶著軍隊返回家鄉時，沙定洲卻以各種理由，依然帶著部隊在昆明長期「逗留」。

對於眼皮之下的這支武裝力量，胸無城府的沐天波，認為沙定洲乃世代忠良之後，斷無二心，因此就疏於防範，聽之任之。

但事實證明，在這個世界上，最牢靠的是人心，最不牢靠的還是人心。

1645年的12月1日，蓄謀已久的沙定洲終於行動了，他以告辭為名，親自率兵攻入黔國公府。

得手後，又分兵佔領昆明的各個城門，成功控制全城。

眼見大勢已去、江山易主，沐天波在幾名「貼身保鏢」的護衛下，攜帶官印、世襲鐵券等物品拚死逃出。

在得到龍在田的保護下，沐天波暫時跑到楊畏知鎮守的楚雄安頓下來。

但他的母親陳氏、夫人焦氏卻在這次動亂中，懸樑自盡。

並且，他老沐家二百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巨額財產，瞬間被沙定洲這個土匪搶劫一空。

實施搶劫犯罪後，妄圖進一步殺人滅口的沙定洲，又派兵跑到楚雄緝拿沐天波，但被仍效忠沐氏的楊畏知一頓暴打，狼狽而返。

吃了虧的沙定洲，在被迫停止攻打楚雄的同時，一方面發兵西進，擴大勢力範圍；一方面假借雲南巡撫吳兆元、在籍大學士王錫袞的名義，給遠在福建的隆武帝上了一道「沐天波無故造反、沙定洲成功平叛」的偽折，妄圖得到南明中央政府的追認，成為雲南新的統治者。

但隆武帝在局勢不明的情況下，力主慎重，他下給雲南的批復旨令是：一、掃除沐天波；二、沐天澤繼爵。

眼見自己辛苦搬梯子，卻幫別人摘桃子的沙定洲，由滿懷希望變為滿肚失望。

心中無限懊惱的他，轉而產生了一個更大膽的設想，在雲南自立為王，脫離大明中央政府。

他這樣做，自認為是有一定資本的，因為放眼望去，除楚雄外，雲南的錦繡江山，已全部歸入他的名下。

為打擊沙定洲的搞「滇獨」不法行為，龍在田這才身負重任，來到大西軍中，以自已的特殊身份，勸說這支特殊的軍隊，即刻入滇、為國平叛、為民造福。

龍在田在做完形勢報告後，又向孫可望等人，著重指出進兵雲南的好處及可行性。

好處之一就是雲南地大物博，那裡充足的糧食、豐富的銅礦、廣佈的鹽池，不但足以養活大西十多萬的將士及家屬，而且還可為財政，提供不竭的動力支持。

好處之二就是雲南人口眾多、兵源不愁，尤其是少數民族籍的士兵，更是驍勇善戰、忠於職守，是個出好男兒、好兵源的好地方。

可行性就是目前雲南人民，對沙定洲的「偽政權」並不認可，如果有人帶頭振臂一呼，必然能得到雲南境內各民族的一致響應。

在他擺事實，講道理的鼓動下，大西軍上下通過正式決議——揮師南下，直取雲南。

入滇前，為減少進軍阻力，在龍在田的建議下，孫可望派出諜戰人員潛入雲南，利用黔國公的威望，散佈虛假情報說，入滇的大西軍，是沐天波妻子焦氏的家族武裝，專門為屈死的焦氏報仇來了。請雲南各界人士，各個地方，屆時請自行歸順，切勿為萬惡的沙定洲盡忠守節。

這一招，果然十分有效，因為沙定洲在雲南的統治，僅是一層浮在水面上的油花，雲南各地方的人民，對其是「口服心不服，敢怒不敢反」，現見「焦氏大軍」浩蕩而來，所經的各縣，都紛紛打開大門，熱烈歡迎「親人」入城。

1647年3月25日，大西軍佔領平彝，打通了進入雲南的前哨。28日，攻克交水，29日，進軍曲靖，殲滅沙定洲守軍五百名。

為迷惑沙定洲，以最小的代價輕取昆明，大西軍轉而向沙定洲的原籍阿迷州方向移動，並在路上斬獲其一千多人。

見老巢有失，顧頭不顧□的沙定洲，立即放棄昆明，全軍西返。

在完成牽敵西下後，大西軍忽然回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兵不血刃地進入昆明。

鑒於大西軍的「真面目」，己被雲南人民識破，大西軍暫時停止進攻，轉入地方政權建設和群眾安撫工作。

由一軍領導人躍升為一省領導人的孫可望，在政權建設中，採取了「穩老納新」的政策，在將部分大西軍隊幹部「軍轉民」，從事地方建設的同時，也大量留用了原明朝的各級官員，使政權變動引起的震盪降到最低點。

在做群眾安撫工作時，孫可望等大西人，已敏感地認識到一個不可辯駁的現實，雲南人民，對大明這個老政權的認同程度，要遠比大西這個新政權要高得多。

而且，各屆民眾中都有一個強烈的願望——「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

也就是從這一時刻起，重歸明廷，一致抗清的政冶理念，已不知不覺在大西軍上下滋生萌發。

在政治工作告一段落後，統一雲南的軍事工作，再次提上孫可望的行動日程。

他親率軍隊，向楊畏知、沐天波據守的楚雄地區挺進。

在祿豐縣獅子口，大西軍一舉打敗楊畏知率領的明軍，並活捉其本人。

因為這位官居金滄兵備道的楊畏知，不但是孫可望的陝西老鄉，又是雲南官紳界的傑出代表，因此馬上被孫可望列為「重點統戰對像」。

在交談中，楊畏知提出他的合作條件是：一、孫可望領導的現政權，取消大西國號；二、不妄殺人；三、不焚廬舍、不淫婦女。

後兩個條件，讓孫可望頓時感到「自慚形穢」，他再一次體會到四川大屠殺帶來的惡劣影響。

他耐心地向這位老鄉保證，大西軍自進入貴州後，就早已改變了其一貫「燒殺搶淫」的惡劣傳統，這一點，請楊老鄉務必一百個放心。

至於大西國號，可暫用「興朝」代替，如果以後，與南明合作成功，即作變更。現在，本朝可用干支紀年。□我們備用網址：www.uu158.com□

見孫可望邁出「改邪歸正」的關鍵一步，楊畏知思考片刻，欣然歸降。

歸降不久，他就自告奮勇作為聯絡人，代表孫可望，以「共扶明室，恢復江山」為條件，與沐天波舉行合作談判。

己經家破人亡、兵少將寡的沐天波，現在主要的想法，就是先借助孫可望報仇雪恥，因此對於這個「既好看又好用」的條件，自然無任何異議。

為表實意，他還主動派出自己的兒子，去孫可望那裡作為「質押物」。

由於沐天波這一特殊人物的加盟，孫可望統一全滇的道路，一下子變得順風順水起來。

到1647年10月，除沙定洲和祿氏（祿萬億、祿萬兆）兩土司外，雲南的其他地區，都逐個參加了「興朝」混合政權。

在隨後攻打祿氏土司的戰鬥中，定北將軍艾能奇不幸中毒箭身亡！

在成功消滅祿氏土司後，李定國率軍，發動對沙定洲最後的一戰。

經過二個月的征戰，沙定洲最後的堡壘佴革龍被攻破，他和比他大十幾歲的妻子萬氏，雙雙被押回昆明後處斬。

雲南，在經過又一場突如其來的戰亂後，再一次恢復了和平與秩序。

站在這塊硝煙散盡的土地上，孫可望雖湧過一絲「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豪氣，但更多的，卻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沉重。

他異常清楚，現在最需要做的，是如何在這塊充滿希望的土地上，播下希望的種子！

第二十八章 統一抗清

三年生聚

臨事而懼，對於事業的發展來說，不是壞事，而是好事。

因為懼怕，所以做事會多一份謹慎，少一份浮躁。

因為懼怕，所以做事會多一份周全，少一份片面。

因為懼怕失去雲南這個最後的家園，所以從入滇的那一天起，大西軍上下，都抱著小心翼翼的態度，力爭使自己，能得到雲南各界的承認和擁護。

先從政治方面說起吧！

為爭取雲南官紳、土司、普通群眾的支持，孫可望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共扶明室、恢復江山」的政治承諾。

為此，他主動取消了大西國號，在沒有與南明永歷朝廷取得聯繫前，建國不建統，紀年不紀號。

在內部官職上，孫可望等四兄弟曾一度稱王，但在楊畏知的提醒下，全部「知錯就改」地改稱「將軍」，向外界擺出了一副「虛位以侍」的高姿態。

「務虛」工作進行完畢後，「務實」工作即告開始。

佔領全滇後，孫可望除黔國公沐天波的舊印仍可照舊使用外，將雲南府州縣官員的舊印，一概收繳，並隨之對各級官員，開展重新「考察錄用」。

貪污問題，是明朝中後期官場的通病。

幾乎每個大西人，都對官場的貪污腐敗，有過刻骨銘心的記憶！因此，創建「廉潔型政府」，便成為他們首要完成的奮鬥目標。

所以，這次考察錄用官員的標準，主要就是貪廉二字。

孫可望專門成立了「反貪委員會」，弓匠出身、現任新政府工部尚書的王應龍被任命為「委員長」，代表自已巡撫各地。

巡撫中，王應龍「委員長」是發現廉潔者陞遷，貪污者砍頭。砍頭後，還將貪污者的腦袋，製作成標本，在雲南各地進行「巡迴展出」。

姚安知府謝儀的腦袋，就「非常有幸」地成為這樣一個「反腐標本」。

為使新政權，得到更多雲南百姓的認可和擁護，孫可望在苦苦思索後，終於從大明締造者朱元璋那裡，找到了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允許百姓「上書言事」。

百姓「上書言事」，有兩種操作途徑，識文斷字的，可以用「寫信」的方式；不會讀書寫字的，可以跑到衙門口擊鼓言事，口頭向衙門的官長匯報自己的想法。衙門的官長在得到「口頭匯報」後，不得隱瞞、不得截留，必須在第一時間，完整地整理成詳細的「書面材料」，直接上報給孫可望本人。

「上書言事」的內容，主要是對新政權的「建言獻策」，如內容可行，即可成為新政權的行政依據。如內容不可行或妄誕不經，甚至出現偏激的「反革命言論」，也不追究上書者的法律責任。

此項政策，使普通百姓用民主而非暴力的手段，來「參政議政」，成為可能，並最終推動了其他政策的創建和實行。

下一步推出的經濟改革，是新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而在經濟改革中，土地問題，又是核心中的核心。

在我國歷代的農民起義中，對待土地問題，一般只有一種方法，先暴力殺死或趕跑地主，讓「有主土地」變為「無主土地」，爾後使「無主土地」，自然地回到農民手中。

大西朝在四川的土地政策，採用的，就是這種「簡單易行」的辦法。

但這種辦法，卻是經濟成本低，而政治成本高。

因為這種辦法，對地主來說，集體武力反抗是除被殺和逃跑之外的必然選擇；對農民來說，「無主土地」在剎那時便會成為「弱肉強食」的目標，這些土地，不是被公平地重新分配，而是強者多得，弱者少得或不得。

兩邊都不討好，就是這種土地政策的結果。

多少農民起義，就在這種結果中，最終功虧一簣。

從四川失敗的土地政策中，吸取經驗教訓後，新政府開創性地推出了一項足以影響後世的土地政策。

這一土地政策，就是在承認地主土地所有權和地租合法性的基礎上，將地租一律限定在土地糧食總產量的10％。

而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地租的比例，一般為土地糧食總產量的50％。

這一政策推出後，農民率先擁護。

地主少收了租，雖也心中怏怏不樂，但因為畢竟能多少有點收入，所以拿生命為代價，來反抗新政府土地政策的，少之又少。

整個雲南社會，就在這種溫和的土地政策中，波瀾不驚，達到了相對地和諧。

這一限定土地地租的先進措施，就是後來的清政府，也沒做到。以至後來，清朝土地兼併加劇，地租負擔加重，農民起義再次爆發。

但後來這一政策，在抗日戰爭期間，卻被共產黨政權活學活用，演變為「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抗戰土地政策。

昨天走過的歷史，就是今天最好的老師，此話誠然！

新政府的土地政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衛所土地的「承包制」改革。

以前曾說過，朱元璋老同志在解決土地問題及養兵方式時，曾推出一個「二合一」的方法——衛所制。

在雲南這個邊疆身份，衛所那是尤其的多，繁星點點、分佈廣泛。

但和內地一樣，衛所發展到後期，完全蛻化為「軍官地主」剝削「士兵農民」的隱蔽場所，當年的積極作用變為現在的消極作用。

新政府對衛所的改革，簡單明瞭——「承包」。

具體的做法是：

一、新政府改衛所為營莊，每營莊設管營一人，由原大西軍隊中的偏裨管理。

二、管營將營莊的土地，承包給原來衛所士兵耕種，耕種的士兵，需交納土地糧食總產量的50％，作為「承包費用」。

雖然對衛所士兵的剝削，相對比較重，但比起原來含混不清的無償佔有，還是有所降低。所以，士兵種糧的積極性，有所提高。

土地政策之外，新政府的經濟改革中，還有對金融和鹽課的改革。

金融方面，主要就是用新政府統一鑄造的「興朝銅錢」，代替原來民間私造的貝幣。

說來也怪，雲南雖然盛產銅，還曾為明朝製造了大量的銅錢，但這些銅錢卻大量輸往內地使用去了。在雲南大量流通的，反而是五花八門的貝幣。

貝幣的發行，不掌握在國家手裡，自然也就談不上對經濟的調控和掌握。

因此，對幣制的改革，勢在必行。

為保證新幣銅錢的使用，新政府出台了嚴厲的法令，規定今後凡在雲南境內使用貝幣者，一律處之斷足或割鼻之刑。

在國家暴力機器的維持下，銅錢得以順利發行並進入流通領域，雲南終於告別了貝幣時代，由此活躍了當地的經濟，並加強了其與內地的聯繫。

對鹽課的改革，是從井鹽生產的「國有化」開始的。

雲南盛產井鹽，這是當時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但由於井鹽的生產，由形形色色的地方豪強霸佔著，結果，國家的財政，並末從中沾光獲利。

新政府派總兵史文為鹽稅司，用軍隊直接進駐鹽池，把井鹽的生產，直接控制在「國家」的手裡。

但對井鹽的銷售，卻向民間開放，規定商人只要向新政府交納相關費用，即可拿著「收費憑證」，到國家控制的鹽場支鹽，進行銷售。

此舉，當年即為新政府的財政，增收了白銀十萬多兩，從而也減輕了其對田賦的單一依靠。在軍事方面，新政權在收取全滇之後，分東中西三路向川黔進發。

東路軍佔領貴州的鎮遠，中路軍攻克雪山關，西路軍打到四川的大渡河。

然後，這三路軍，把凡是能進入雲南的通道，一一卡住，以此向外界擺出一副「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姿態。

大門關起來後，把士兵由「獸」恢復成「人」的工作，也隨之展開。

從四川大屠殺中走出來的士兵，殘忍、嗜血、暴戾，成了這個集體共同的特徵，殺戰俘、殺平民、殺家屬，在士兵中屢見不鮮。

要把這些變態的行為，從軍中徹底根除，就得先讓這些士兵，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人的改造還原上，新政權是這樣做的。

除留一部分士兵在昆明駐守外，其它的各營士兵，都到各州縣或各衛所，分營駐紮。

這樣做，有解決地方冶安和軍糧運輸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讓這些士兵們，能與地方群眾融為一體，逐漸習慣正常人的生活。

要讓這些士兵恢復「人性」，對其生活的關心，是實在不能成為缺項的工程。

入滇的大西士兵，大部分是拖家帶口來的，因此，新政府在解決士兵供應，體現溫暖關懷的同時，也把對其家屬的生活保障，納入新政府必須落實的實事之一。

新政府的軍隊供應條例這樣規定：士兵，每人每日支米一大升；家屬，三歲以上，每人每月支米一大鬥，三歲以下，減半支米。

被服方面，士兵，每人每年發鞋襪一雙，大帽一頂，袍子一件；家屬，不分大小，每人每年發袍子一件。

在制定周到細緻供應條例，並大力執行的同時，嚴厲的軍紀條例，也被制定出來被嚴格執行了。因為，作為一個正常的士兵，不但要有溫飽的生活保障，還應有守法的觀念保證。

新制定軍紀條例規定：士兵擅取百姓一物或擅殺百姓一人，殺；士兵長官盡不到監管職責的，打八十軍棍；百姓財物被士兵搶奪或人被士兵殺死，不舉報者，按「包庇罪」處罰。

把施害者和不敢告狀的受害者一起處理，這是新政府曠古未有的首創，也是新政府以法冶暴的決心！

一位失手殺人的士兵，馬上為這個新軍紀條例的普及，做了一次免費的「廣而告之」。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在一次軍事訓練中，一士兵失手，殺死一兩歲小孩。

小孩的家長自然不讓，於是立刻把狀告到這個士兵的長官——楊總兵那裡。

楊總兵對案件調查後，做出如下判決：

該土兵因屬過失殺人，故予以從輕處罰，責打四十軍棍，並賠小孩家長「喪葬費」白銀十兩。

但該判決，不久就被新政府的「三號首長」劉文秀稽查到了。

勃然大怒的「劉三號」，當時即將此案改判如下：

殺人士兵，不管故意還是過失，立即抓到昆明小西門斬首，斬首後的首級，送至被殺小孩的家鄉，進行「展覽」。

執法不嚴的楊總兵，杖罰一百。

這種殺一儆百的辦法，迅速在軍中產生了「轟動」效應。原來把殺人作為「娛樂項目」的士兵，再也無人，去敢玩這以自己生命為代價的「特種遊戲」了！

在軍隊建設上，新政府有一個高瞻遠矚的作法——「客土混編，多族合一」。

客：即遠到而來的大西軍；土：即當地的滇軍，這滇軍裡面，既有整編的土司軍隊，也有後來招募的少數民族士兵。

為能恢復中原，以及獲得當地土司、少數民族的支持，新政府在吸納雲南各地土司，到軍中任職的同時，還大範圍鼓勵少數民族的「適齡青年」為國參軍，把裸、徭、佬、侗、傣等少數民族中的勇敢之士，補充為大西軍的「新鮮血液」。

依靠這些少數民族士兵，並利用當地的「大象資源」，善長軍事的李定國，組建了一支新的軍種——象軍。

部隊編制上，新政府將這些「新土軍」與「舊大西軍」進行了混合編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這樣做，不但加速了新舊軍隊的融合，而且使混編後的部隊，既適應平原作戰（漢族士兵的長項），又適應山地作戰（少數民族士兵的特長）。

訓練上，新部隊實行一日一小訓，三日一大訓，日日必訓，常抓不懈。

新政府除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頗有建樹外，在文教、宗教事務方面，也可圈可點。

剛入滇時，孫可望就帶著政府及軍隊的「高級幹部」，親自跑到文廟，祭祀孔子，並表示要發揚漢族「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大力發展雲南的文教事業，發出了新政府與「知識分子」和解的信號……

接著，孫可望又令吏部尚書兼管翰林院事的嚴似祖，主持了一次小規模的科舉考試，從中選拔了33名進士，到新政府中任職，新政府與「知識分子」的合作，由此開始。

後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穩定，科舉考試的範圍，擴大到了雲南大部及貴州的一部，一大批包括少數民族儒生在內的舉子，脫穎而出，成為新政府「各級幹部」中的一員。

為鼓勵舉子們安心學習，孫可望、李定國等人，多次接見舉子，給予物質獎勵，鼓勵他們為國家崛起而讀書！

後來，新政府陸續出兵收復兩廣、四川、湖南等一些地方，而在這些地方任職的，就是這些來自雲貴的舉子們。

對生活困難的舉子，新政府專門派人登記造冊，定期發放糧食補助。

宗教政策上，入鄉隨俗的大西軍上下，進入雲南不久，就由「無神論者」，變為「有神論者」，對當地流行的佛教，頂禮膜拜。

孫可望曾明令保護宗教寺觀，還帶頭刻印佛教經典，鑄造供佛的香爐等器物。

這種「無意插柳」的行為，恰恰起到了尊重當地信仰，加強民族和睦的特殊作用。

「失敗乃成功之母」，從1647年到1650年的短短三年間，吸取治蜀失敗教訓的孫可望等人，抓住這難得的發展機遇，埋頭苦幹，終於創造出了「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各族團結、社會安定、文教鼎盛、軍隊發展」的顯著成就，從而為以後出兵北伐，挫敗清軍，成為抗清中流砥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封王糾葛

鳥之將死，其鳴亦哀；人之將亡，其言亦善！

偉大的一代梟雄張獻忠逝世前，曾對孫可望留了一席「石破天驚」的臨終遺言：「大明國運未銷，吾死之後，你等可速歸大明，以圖久存！」

對張獻忠這沒頭沒尾的話，孫可望等人當時是似懂非懂，將信將疑。

但隨著入黔進滇以來，通過對民眾人心向背的觀察和思考，他們開始領會到張獻忠的「高明和遠見」。

因此，在雲南，他們就用「共扶明室、恢復江山」這個新的政治諾言，作為號召，成功地把絕大多數老百姓，團結在了自己的旗幟下。

但政冶諾言這個東西，說白了就是政冶謊言。搞搞宣傳，欺騙一下善良的百姓可以，當真去落實的，少之又少。

孫可望對這個政冶諾言，本來是沒有打算去認真兌現的。

但隨著1649年的到來，孫可望對兌現這個政冶諾言，變得忽然熱情起來。

他組建了以楊畏知為首的聯絡團隊，積極向「永歷王朝」這個「空架子組織」靠攏。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熱情。孫可望這種忽然迸發的熱情，來源內外兩方面。

內部的壓力來源於李定國、劉文秀這幫異姓兄弟和其他手下。

孫可望雖然經過民主程序，被推為「一號」，但「此一號」卻非「彼一號」。

當年的「彼一號」張獻忠同志，一言九鼎，正確與否，無人敢說一個「No」。

而現今的「此一號」孫可望同志，一言九「頂」，不但「二號」李定國，「三號」劉文秀，就連排在後面的「四號」白文選、「五號」馮雙禮等，都常常抑制不住「參政議政」的熱情，時不時地針對他，來發達一下自已不同的異議。

品嚐不到「一把手」快樂，卻被「一把手」苦惱，層層環繞的孫可望，開始想方設法地實施自己的「權力突圍」工程。

1648年的「演武場升旗事件」，成為他實施「突圍工程」的第一步。

在一次例行的閱兵中，先行趕到演武場的李定國，命令升起帥旗。

見演武場的帥旗早已迎風飄揚，隨後一步趕到的孫可望勃然大怒。

他以「主帥未至、擅升帥旗」為理由，當場下令責打李定國一百軍棍。

不明就裡的李定國，當場被拉到一邊，當著三軍將士的面，辟里啪啦地被打起板子來。

當板子打到一半時，孫可望忽然「法外施恩」，在下令停止施刑的同時，跑到了李定國身邊，抱著這位二弟，好好一通痛哭。

見「大哥」如此有仁有義，心中沒有多少花花腸子的李定國，馬上被孫可望的表演，感動得一塌糊塗。

他拍拍被打的屁股後，當場跪倒，向孫大哥磕頭請罪。

「演武場升旗事件」後，孫可望的威信，雖然有了一些新的提高，但與他最終的期望，仍還存在不小的距離。

對此，孫可望雖然心知肚明，但卻無可奈何！

因為他的權力，是靠內部民主程序獲得的。現在，既不好意思，也不可能，繼續讓大家發揚一下民主，讓自已的權力，再上一個台階！讓別人的頭上，再戴一個箍子！

知道無法借助「內力」抬升權力後，借助「外力」來提高權力——這個唯一可行的方法，在孫可望的內心，不斷升騰！

而在他眼裡，這個可以借助的外力，無疑就是肇慶的永歷帝。

借助永歷帝在南明的合法地位，封自己為王，從而使自已的官位，與李定國、劉文秀等人，拉開較大的距離，為自已實現一統滇黔、再復中原、建功立業，穿上「合法的外衣」。

外部的壓力，就是他己知道清軍在孔有德率領下，正大規模南下，對湖南、廣東、廣西，志在必得。

如果湖廣一失，那麼必然會對滇黔，形成個半圓形包圍圈。屆時，兩省的生存，岌岌可危。

想改變這種窘境，就必須先下手為強，把川黔搶先拿到自己的手中。

但川黔的大部分，分別掌握在楊展、王祥、皮熊這些軍閥手中，他們打著「效忠南明」的旗號，死死卡住大西軍出入這兩省的通道。

如果自己與永歷朝廷成功對接，煩利封王的計劃實現，那麼自己，就可以「挾天子而令諸侯」，不必再用武力攻取，就可以迫使楊展這些大小軍閥，對自已這個貨真價實的「大明之王」，乖乖聽命。

時間，多麼緊迫呀！

1649年2月，當「聯絡團團長」楊畏知來向他辭行，並請求面授談判要點時，他立刻提出了兩條自已與永歷朝，互惠互利的合作條件：

一、永歷朝廷封孫可望為秦王；

二、孫可望攜雲南全省土地及軍民，奉明正朔，並出兵抗清。

身肩重任的楊畏知，自2月間從昆明出發，4月6日即趕到廣東肇慶，以大明舊臣及孫可望代理人的雙重身份，拜見永歷帝，獻上南金二十兩、琥珀四塊，良馬四匹，表示敬意。

隨後，他又將孫可望的「合作條件」，全盤托出。

在他看來，永歷朝現在早已是「東風無力百花殘」，金聲桓、李成棟、何騰蛟相繼敗亡，鄭成功若隱若現。只有一枝獨秀的雲南，才是南明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因此，孫可望封王這一「合作條件」，對窮途未路的永歷朝廷而言，並不為過！

他開門見山地對永歷君臣說：「可望兵強，可籍為用，不可因惜一封號而丟掉人心，反而樹敵」？

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孫可望要求封王的這一心願，竟如巨石投水，讓死水一潭的永歷朝，剎那間分成反對派和贊成派，爾後兩派唇槍舌劍、口水飛濺！

反對派之一是依附於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等人，他們怕孫可望一旦封王，將會使李元胤勢力「彼長此消」，徹底喪失在永歷朝堂上立足的資本。

反對派之二是鎮守貴陽、遵義地區的南明軍閥皮熊、王祥等人，他們懼怕孫可望封王成功後，將名正言順地打著抗清的旗號，出兵黔川，並不動聲色地「吃掉」他們。

反對派之三是大學士嚴起恆，孫可望封不封王，對他並無實質上的侵害，他之所以反對，完全是在維護大明法律的嚴肅性和統一性。因為大明祖制規定：「非同姓者，不得封王」。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成棟，就被封為寧夏王，不過，那是在他光榮犧牲之後。

生而封王者，尚無前例。

因此，嚴起恆的反對意見，理亦直，氣亦壯！

當然，贊成封王者，也不凡其人。

一人是「統戰高手」堵胤錫，以前，他老人家曾成功地把大順軍餘部，改造為忠貞營；現在，他依然贊成用王位為誘餌，把「勢力更大、能力更強」的大西軍餘部，統戰成為一支更可靠的抗清力量。

另一人就是慶國公陳邦傅，但他贊成封王的原因，卻比較複雜。

因為他駐守的潯州，和忠貞營駐守的賓州、橫州相鄰，隨時存在被忠貞營動掉「奶酪」的可能。

在達種情況下，交好孫可望，以「寇」制「寇」，這一別具一格的思路，就曾讓這個老小子興奮不已，他馬上義無反顧地，往贊成封王的陣營中擠。

管不管他大敵當前，贊成派與反對派，為了封王問題，在朝堂上是爭得是你來我往，好不熱鬧！

見孫可望同志的封王問題，是「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心中焦灼的楊畏知，退而求其次，上疏改請封孫可望為公爵，李定國、劉文秀為侯爵，以便讓他能快點回滇覆命。

因有高一功、李過的先例，這一封公封侯的建議，在朝堂上並沒費多少周折，便獲大臣們的一致通過。

永歷帝便封孫可望為景國公，並「畫蛇添足」地賜名朝宗。

堵胤錫聞訊，立刻給永歷帝上疏，指出封公不封王的弊端，建議依舊封王。

他這一鬧騰，原來的封公的方案也告擱淺，楊畏知只得繼續呆在肇慶的驛站裡，於一絲寂寞、幾點閒愁中，打發著難熬的時光。

就在永歷君臣三心二意時，有一個膽大包天的「投機分子」，卻捷足先登了。

這個「投機分子」就是陳邦傅，他利用永歷帝曾經給他的空白敕書，私自填寫封王詔書。又暗中鑄造了「秦王之寶」的金印，派自已的親信胡執恭，冒充永歷朝的使臣，前往雲南，封孫可望為秦王。

在敕文中，為討好孫可望，陳邦傅專門進行了諸多「特殊」詞彙的疊加，把「監國」「總理朝鋼」「節制天下文武兵馬」「加賜九錫」「父師事王」，這些描寫權傾天下的詞彙，一起打包，轉贈給孫可望。

由於不知朝堂內的紛爭，並對南明政壇上的假冒偽劣行為，缺乏防範意識的孫可望，對胡執恭送來的敕書和「秦王之寶」，喜不自勝，毫無疑慮！

他馬上自導自演了規模宏大的「受封典禮」，親自郊迎使者，肅然就臣禮，五拜叩頭，跪受王號，一切搞得像模像樣，有板有眼。

受封後，他又率其兄弟三人及三軍將士，歡呼萬歲，並接受了各級官員的慶賀。

接受慶賀時，他莊嚴宣告，大西軍，以後將正式改稱為「明軍」，治下的雲南，以後將正式成為永歷王朝不可分隔的一個省。

昆明受封典禮結束後，孫可望又把敕書譽黃，佈告雲南各地，並舉省歡慶三天，把他被封「秦王」這項慶祝活動，搞得有聲有色，深入人心。

當了三年不明不白的「興朝」臣民，終於再次回到「大明故國」的雲南百姓，也很興奮，整整一個月內，雲南各族各界人民的慶祝活動，此伏彼起！

就在歡慶的氣氛還末消散，喜悅的心情還末褪去之時，孫可望的「正牌」使者楊畏知，從廣東返回來了。

楊畏知拿出一副「不辱使命」的架式，向孫可望呈上了永歷帝的封王敕書和金印。

不過，他拿回來的，僅是二字王——「平遼王」，比胡執恭拿來的一字王，整整差了一個檔次。

傻了眼的孫可望，愣了半天，才憋出這樣的一句話：「我已封秦王矣」！

對質正偽的工作，隨之展開。

被拉到對質現場的胡執恭，見事情穿幫，倒也不慌，乾脆「以假攻假」，一口咬定楊畏知帶來的「平遼王」金印，也是假的，永歷朝廷真正封的，不過是景國公而已！

被騙後的尷尬、難堪，讓孫可望羞愧難當。盛怒之下，他把楊畏知、胡執恭這兩個「造假嫌疑犯」，統統關進監獄。

隨後，他給永歷朝送去啟本說：「我先於某月某日接收秦王封號，後又於某月某日接收平遼王封號，其真假難辯，不知所從？」，並把前後接到的敕書抄送附上！

但在啟本的後面，孫可望又留出了迴旋的餘地，表示因秦王敕印接受在前，且已舉行過隆重的受封典禮，雲南軍民是路人皆知，已成既定現實，請朝廷能順應民意，妥善處理。

面對孫可望踢來的「皮球」，永歷朝臣們卻「集體失語」，其表現猶如一群沉默的「老羊」。

沉默了一個月後，永歷朝堂的「精英」們，採取了一個更不明智的做法：把貴州兩個臭名昭著的軍閥頭子皮熊和王祥，一個封為匡國公，一個封為忠國公，請他們守住貴州，以防孫可望「狗急跳牆」。

聞此消息，怒火中燒的孫可望，立刻以「出滇抗清」的名義，發兵貴州。休養生息了三年的大西軍，一出手，果然是氣勢如虹，銳不可擋！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這支軍隊，就活捉皮熊，擊敗王祥，佔領貴陽、遵義。

接著，劉文秀、王自奇率領一支偏師，分兩路入川，打敗袁韜、武大定、李占春、於大海等南明大小軍閥，收編其殘餘武裝，佔領川南川東地區。

佔領這些地區後，孫可望一面整頓地方、發展生產，複製雲南的成功模式；一面派御史翟鳴豐拜見永歷帝，請求實封秦王。

具體操作程序上，孫可望也「非常周到」地替永歷帝想好了。

那就是在他實封秦王時，仍可使用原來陳邦傅送來的那塊「金印」，只是要求皇帝專門送來敕書一道，以便使「偽秦王印」，變為「真秦王印」。

最終，也能讓他這位名符其實的「秦王」，更好地領導滇川黔軍民，為國效力。

如果按這種程序操作，對永歷帝而言，倒也不失為一件「好事」。

因為這樣做，原來敕書中「監國」「總理朝鋼」「節制天下文武兵馬」「加賜九錫」「父師事王」這些過火的字眼，皆可全部去掉，而換之以比較溫和的詞彙。

況且此時，永歷帝的日子，已是越來越不好過了！

兩廣土崩瓦解，官員如鳥獸散，清兵南進的腳步，越來越近。

但即便如此，主持永歷朝政的嚴起恆，卻仍對孫可望「慇勤的建議」，置之不理！

1649年12月3日，逃到南寧的永歷帝，已「寒酸」到了無兵無將無地盤的地步，萬般無奈之下，向孫可望發出了「封王」詔書。

不過，死到臨頭、窮到褲頭的永歷帝，嘴巴還挺硬，堅持封孫可望為「冀王」，而非「秦王」。

他這樣做，明面上的理由，是秦王為朱元璋次子朱樉的封號，居諸王之首，傳世二百年，應予避諱。

實際上，他還在摳氣地堅持著「恩自上出」的底牌。

對永歷帝這個「冀王」方案，孫可望嗤之以鼻，馬上回奏。

在回奏中，他以自已用「秦王」的名義，發號施令，已經多時，如斷然更改，必然在民眾中引發「信任危機」，造成不必要的麻煩為由，予以駁回。

1651年2月，清軍由柳州南下，永歷帝的「行在」南寧，已危在旦夕。

眼見永歷帝眨眼就有可能成為清軍的「高級俘虜」，不敢再繼續玩酷的孫可望，連忙派出賀九儀、張明法，率領一支五千人的快速反應部隊，跨過千山萬水，跑到南寧護駕。

在南寧，賀張兩人在完成「護駕」工作的同時，還超額完成了另一項工作，把阻撓封秦王的大學士嚴起恆，逼進了閻王殿去做客。

至此，己真正成為「孤家寡人」的永歷帝，在封秦王的問題上，手中已無任何資本，與孫可望叫板。

1651年3月，他被迫追認了孫可望的秦王封號。

至此，經過兩年多的溝溝坎坎、曲曲折折，孫可望實封秦王的問題，最終在強敵迫進之際，塵埃落定！

第二十九章 中興有望

楊畏知之死

實封秦王，對於孫可望而言，實在是一樁「名利雙收」的好買賣。

一是他正式自稱為秦國「國主」，對內，在貴陽建立行營六部，自行任命吏、戶、禮、兵部尚書，實際上接管了永歷朝廷的權力；對外，名正言順地收編了原川、黔境內的各種「擁明」武裝，使自已的軍事實力，再次急劇「膨脹」。

二是當他以南明政府軍的面貌，出兵川湘桂時，發現這裡的老百姓，對其敵視、猜凝的目光不見了，而代之以友好、信任的態度，他進軍的阻力，大為減輕。

但與之相反的是，封王，對於永歷帝而言，僅僅換來了一個「繼續生存下去」的機會。

在1651年十二月南寧失陷後，「已無立錐之地」的永歷帝，只好很不情願地跑到孫可望的轄區，尋求避護。

在雲南最東邊的一叫皈朝的村子裡，渡過一個「冷冷清清、淒淒慘慘」的春節後，在孫可望的特別關照下，永歷帝率著他僅存的文武官員五十餘人，兵丁、隨從、家屬，二千九百多人，「移幸」貴州安隆千戶所。

千戶所，如果望文生義的話，應該是一個擁有一千戶的衛所。但實際上，這裡的人口戶數，連一百戶都不到。

把永歷帝，既不安排到大後方的昆明，也不安排到行政中心的貴陽，而放在一個地狹人稀的小村莊裡，孫可望「敬而遠之」的想法，不言自明！

已沒有任何話語權的永歷帝，對這種安排，除一聲歎息外，別無它法。

他現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將「安隆」改為「安龍」，並把「所」的行政級別，上升為「府」。

也許在他內心深處，皇室血脈，天生龍種，是他最後一點驕傲和秉持。

在對永歷帝的物資供應上，孫可望也極為「小氣」。

他每年拔銀八千兩，米六百石，供應永歷君臣及隨從。

入不敷出的永歷帝，曾以「不足用」，要求孫可望增加經費。

孫可望對此置之不理！

不但如此，孫可望還任命親信范應旭為安龍府知府，張應科為總理提塘官，對永歷朝堂內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全程監控。如有風吹草動，立刻飛報。

這下，苦命的永歷帝，只得在安龍這小村莊裡，安安靜靜地做一條「臥龍」了！

孫可望這種不斷升級的「虐帝」行為，惹得一名重臣奮起抗爭。

這名重臣，就是曾為孫可望請封秦王的楊畏知。

作為一個大明故臣，他先對孫可望部將賀九儀，逼死首席大學士嚴起恆的「違法」行為，相當不滿，上疏劾奏。

爾後，他又不經孫可望批准，就「擅自」接受了永歷帝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的官銜，並從此站在永歷帝的一邊，處處為皇帝陛下「打抱不平」。

楊畏知這種「吃裡扒外」的越軌行為，在一次次地觸動著孫可望狹隘而脆弱的神經。

直到有一天，這根神經已接近斷裂的孫可望，終於命賀九儀把楊畏知「武裝」押回貴陽「訊問」。

在訊問中，言語不合的兩人，爆發了激烈的爭吵。

爭吵中，憤怒的楊畏知，取下頭上的幘巾，扔向孫可望。

此時大權獨攬的孫可望，早已不是「舊時的脾氣和模樣」。

對楊畏知的「大不敬」行為，暴怒不止的他，馬上採取極其武斷的處理辦法——令軍士將其推出斬首。

這位曾為孫可望平定雲南，建設雲南，做出巨大貢獻的楊畏知，轉眼間身首異處，魂歸天國。

楊畏知的忽然被殺，不僅讓不少原來的南明官員為之心寒，也讓與楊畏知關係一直不錯的李定國、劉文秀，對孫可望「威福自操，擅殺重臣」的行為，大為不滿。

三位異姓兄弟的矛盾，又進一步加深！

一蹶名王

在1651年4月，伴隨著恩怨糾纏封王問題的解決，孫可望派出馮雙禮率馬兵一萬餘名，步兵數萬，戰象十餘隻，大舉由黔入湘，分三路展開進攻。在攻克沅州後，又大舉向辰州進攻。

在這裡，馮雙禮受到辰常總兵徐勇和剿撫湖南將軍沈永忠，聯合組織的拚死抵抗，戰爭進入膠著狀態。

而此時，大清的定南王孔有德，卻「勝似閒庭信步」地把廣西的青山秀水收入囊中。

是先「復湘」還是「收桂」，這對孫可望來說，這是一個問題！

經過與李定國等人慎重研究後，他們決定：先「復湘」，後「收桂」。

這樣做的好處是：

一、孔有德這個「老兵油子」，現在風頭正盛，且兵力集中，與其交鋒，未必能到什麼便宜。但隨著其日後因攻城掠地，兵力必將分散，那時，與之作戰的難度係數，將會大大降低。

二、現在湖南的統兵大員，就是那個「軟柿子」沈永忠，這傢伙手中的那點兵，大部分是湖南的地方武裝及從山東帶來的雜牌部隊，比較好打。

三、「湘」與「桂」為門和戶的關係，打下了「湘」，就等於關上了「桂」的大門，孔有德將變成一隻「屋中之犬」，任由明軍敲打撲殺。

「方針一定，執行是關鍵」。1652年4月，李定國親率一支由他親手訓練出來的軍隊，由貴州進入湖南，在五月中旬，會同馮雙禮部，進攻靖州。

感覺事態嚴重的沈永忠，絲毫不敢大意，趕忙派出一支八千人的「滿漢混合部隊」，由總兵張國柱率領，急匆匆趕來增援。

但這支精心打造的部隊，並沒給他長臉。靖州一戰，損失軍兵5163人（其中滿兵103人），戰馬809匹，基本被打殘打廢。

李馮乘勝北進，攻克靖州，收復武岡。

去年，因為孔有德擅取衡州、永州的錢糧，沈永忠曾向朝廷打過其「小報告」，兩人便於此結下了「梁子」。

但此時，面對明軍的凌厲攻勢，沈永忠像得了健忘症似的，連忙向廣西的這位定南王求救。

「大人小量」的孔有德馬上回信，除發了一頓舊怨外，並沒有給這位急得團團轉的「鄰居」派來一兵一卒。

見指望不上孔有德，沈永忠便開始了自已的連續大逃亡。他丟寶慶、棄長沙，辛辛苦苦北逃到岳州方告停步。

在這位湖南「最高行政長官」的示範效應下，衡州、永州、郴州、道州、湘鄉、新寧等三十五個府縣的「一把手」，集體棄城逃亡。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湖南除北邊的岳州、常德和「孤島」辰州尚在清軍手中外，其餘的各地，都統統落入「新編明軍」的手中。

這同時也意味著，廣西的大門被關上了！

但此時，被關在廣西的孔有德，仍然沾沾自喜，並沒有意識到危險的來臨。

本就自視甚高的他，加上南下以來，打遍南明無敵手，更助長了其驕橫的氣焰。

即使已接到李定國軍由湖南返回，正在攻打全州的信息，孔有德仍毫不介意，並沒有從廣西各地調兵回防他駐守的桂林。

直列6月28日全州失守，守將孫龍、李養性戰死的「喪報」傳來，孔有德這才認識到李定國這個比他小19歲後生的「可畏」。

第二天，孔有德親自帶著桂林守備部隊前往興安縣嚴關，企圖借險關擋住李定國進軍的腳步。

但他的這一廂之願，很快破滅，因為他的「百戰雄師」，眨眼就被李定國的軍隊打得「浮屍蔽江而下」。

此時此刻，他才明白，自己碰到一支不同以往的明軍。

這支明軍，身後有親人的期望，身前有漢人的希望，他們懂得為何而戰！

這支明軍，不搶不掠、不燒不殺，沿途百姓為其送糧、引路，心甘情願！

這支明軍，漢裸瑤佬，多族匯聚，既善長平原攻擊，又善長山地作戰。

深感難敵的孔有德，連夜逃回桂林。在緊急下令閉城死守的同時，「飛檄」急令廣西清軍放棄南寧、柳州、梧州，回援省城桂林。

但一切為時已晚！

7月2日，李定國已兵圍桂林，4日中午，攻破武勝門。

聞城已破，孔有德「丑容失色」，連呼「完蛋」！

二蹶名王

在桂林，除了一蹶名王孔有德外，其它方面，李定國收穫頗豐。

殺害焦璉、投降清朝的原南明慶國公陳邦傅及其子陳曾禹，清廣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張星光，都做了他的高級俘虜。

8月2日，陳氏父子被押回貴陽。9月2日，絲毫不念及其當年「封王贈印」舊情的孫可望，下令將這父子倆在鬧市剝皮揎草，爾後送到滇黔各地巡迴展出，監刑官即是當年的「造假使者」胡執恭。

孫可望「不感恩」的行為，引起一個叫李如月小御史的強烈憤慨，他立刻向永歷帝上疏，彈劾孫可望「擅殺勳爵、奸同莽操」。

對此不知天高地厚的行為，孫可望的處理也極其「幽默」。他直接下令將李如月由安龍帶到貴陽，同樣處以剝皮揎草。

孔有德一死，廣西各地頓時陷入了「樹倒猢猻散」的狀態。梧州、柳州這些地方的將領，面對李定國咄咄逼人的進攻，根本組織不起有效的抵抗。到了萬家燈火團圓夜的八月十五，李定國已全部收復廣西全境。

收復廣西後，李定國委任總兵徐天祐為廣西巡撫，並分派布、按、府、縣各級官員，對全省進行有效的管理。

廣西一失，廣東的尚可喜、耿繼茂立刻成為「驚弓之鳥」，為避免步廣西的後塵，已經出台應急方案，計劃放棄肇慶以西的州縣，將兵力全部集中到肇慶以東固守待援。

信心十足的李定國，也準備跑到廣東，再燒一把火，把尚耿兩大漢奸及其黨羽，化為灰燼。

但在這時，他卻接到孫可望十萬火急的軍令，即刻提兵北上，進入湖南，迎戰清朝敬謹親王尼堪率領的「真滿」部隊。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接令後的李定國，迅速抽調在廣西的大部分軍隊，組成「北進兵團」，於10月20日進抵衡陽。

南明軍事戰爭史上最燦爛輝煌的一齣戲——衡陽大捷，就此上演！

在這齣戲開演前，我先來介紹這齣戲的另一個主角——南征清軍統帥尼堪。

尼堪，家庭出身為皇族，是努爾哈赤長子褚英的第三子，管多爾袞叫叔，管順冶帝叫弟。

在本書中，尼堪這是第二回出鏡。上一次出鏡，是出征在大同造反的姜瓖。

但那次，作為一個輩份很低的「皇三代」，在「群星璀璨」的叔叔輩中，他僅僅當了一個小小的配角。

他這一回，能時來運轉地當上主角，原因很簡單。

原來的大清「總導演」多爾袞同志，已於前年（1650年）12月，永遠地告別了自已鍾愛的「政治演藝」事業，到另一個世界發揮作用去了。

大清現在的「總導演」，是年僅16歲的順治帝。

在接到湖南、廣西大部分州縣「失陷」的報告後，這位大驚失色的未成年人，決定改變多爾袞慎用「真滿軍」的作法，直接派遣滿八旗南下作戰。

在軍隊的統帥人選上，順治帝在自家人裡東瞅瞅，西看看後，盯上了已過了不惑之年的大堂哥尼堪。

尼堪不但有過統兵打仗的經驗、才堪大用，而且對多爾袞表達過強烈的不滿，對自已表現過強烈的忠心，屬於自己「皇圈子」裡的人。

於是，1652年7月18日，順治帝大筆一揮，任命尼堪為定遠大將軍，擁有指揮包括尚可喜、耿繼茂軍在內的南下清軍的權力。

驟升為大軍統帥的尼堪，頓時心潮澎湃，血壓上升，接令後即刻組軍南下。一路上，他決心在祖先光榮事業的基礎上，再展雄風，再創輝煌！

面對這樣一位躊躇滿志的對手，李定國如何克敵制勝？

自萬曆朝明清開戰以來，明軍戰勝「真滿軍」的唯一戰術就是————據堅城，用重炮。

但今天，李定國決心換一種作戰方式，來打敗「戰無不勝」的「真滿軍」。

這種新的作戰方式，就是利用山地設伏，把善於平原野戰的「真滿軍」，誘進他們無法施展武力的埋伏圈裡來打。

對這種打法，李定國很有信心。

因為，他手中不但有一支特別善於山地作戰的少數民族軍隊，而且還有一支特別的兵種————象軍。

並且，在衡陽近郊，他還發現了一個絕佳的設伏地。

現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創造條件，讓尼湛率領的「真滿軍」，乖乖聽話地走進明軍設伏的地點。

而要把尼堪同志引到埋伏圈，也不太難，只要滿足一個條件即可。

這個條件，就是——示弱，向已經很驕橫的尼堪示弱。

示弱也不難，因為尼湛率的「真滿軍」，一進入湖南，就成功地收復了省會長沙，目前，氣焰百千丈，驕橫似個長。

為讓尼堪「再接再驕」，在李定國的安排下，明軍主動放棄湘潭，以「狼狽不堪」的殘狀，向衡陽敗退。

1652年11月22日，尼堪進軍到離衡陽僅三十多里的地方。

在這裡，他遇到了李定國派來的1800多明軍的抵擋。在他整軍發起凌厲的進攻時，這支軍隊又像先前遇到的明軍一樣，丟盔棄甲地向後敗退。

驕傲的人，往往存在判斷上的盲點。

對於明軍這種一戰即潰的作法，司空見慣的尼堪根本不加任何懷疑，繼續發揚自已一貫「猛衝、猛追、猛打」戰術，緊緊尾隨其後，想借助這股潰軍敲開衡陽的大門。

次日清早，在薄霧裊裊的晨曦中，尼堪與這股潰軍再次「狹路相逢」，接戰後，這支不堪再擊的軍隊，仍「一如既往」地向衡陽方向敗退。

尼堪則「一如既往」地發起追擊，最終被「準確無誤」地引進了李定國的埋伏圈。

這是一個一面臨山，一面靠林，中間為深谷的狹長地段。進入這一地段後，尼堪帶的「真滿軍」，很快被「自然而然」拉成一條長達幾公里的一字長蛇。

當陽光驅散晨霧，鷓鴣傳來陣陣鳴叫時，等待已久的明軍，居高臨下地向「真滿軍」開炮「請安」了。

伴隨著一聲聲劇烈的炮聲，埋伏在谷地兩側的明軍，忽然如潮水般湧出。猝不及防的「真滿軍」，瞬間被分隔成無數條驚慌亂竄的「小蛇」。

尤其是大象這一龐然大物的出現，更使陣地上「真滿軍」戰馬嘶鳴、受驚狂奔，「真滿軍」也不戰自亂、相互踐踏。

混戰中，身著黃馬卦的尼堪，成為明軍重點「收拾」的對象，無數的明軍先僕後繼地向這位主帥衝去。

尼堪的貼身護衛不斷倒下，他本人直接暴露在明軍的打擊之下。

明軍對這位「皇族人士」，毫無「優侍」之意，一通亂刀之下，尼堪被跺成了七大塊、八小塊。

跟著尼堪一起被跺的，還有大清的一等伯程尼。【TXT小說下載：www.uu158.com】

戰鬥持久了兩個多時辰，兩個多時辰後，殘餘的清軍拚死衝出，在多勒貝勒屯齊的帶領下，垂頭喪氣地向長沙逃去。

衡陽大捷，是李定國同志繼桂林滅掉孔有德後，又取得一次重大的勝利。

這兩次重大的勝利，對明清而言，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對明朝而言：

一、極大提高了廣大官紳民眾的「抗清」士氣。

對這兩次大捷，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黃宗羲，曾有一段很精闢的評價：「逮夫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捷，兩橛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曆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

這句話說明，自萬曆明清交戰以來，這兩次戰役，是超越寧遠、寧錦之後的「大捷中的大捷」。它打破了明軍無法通過「野戰」打敗「真滿軍」的歷史，讓大後方和淪陷區的漢人普通百姓，也真切地感到——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可以戰勝的。

二、改變了自身的處境。

兩次戰役後，歡欣鼓舞的漢族士坤，紛紛改變了對「大西版明軍」的敵視態度，轉而尋求與其合作，以求能實現自已「驅逐韃虜、復明興漢」的政治理想。李定國同志的人氣指數，急劇攀升，一時間，成為漢人全體景仰的「民族英雄」。

三、大批抗清「游擊隊」及「地下武裝」，大規模加盟李定國的明軍。

「兩蹶名王」後，李定國面臨的形勢，與當年岳飛取得郾城大捷後頗為相似——各地抗清風起雲湧，爭相加盟，大致情況是：

第一、原來已經被打成「游擊隊」及「地下武裝」的民間抗清武裝，紛紛向李定國靠攏，或直接接受其領導（如大順軍餘部馬寶，後成為李定國重要的將領）；或遙奉其為「精神領袖」（如活躍於湘贛邊境羅霄山的劉京、李文斌），以求抱團取暖、共同發展。

第二、原來殘存的南明政府軍，在其將領的率領下，改變了與「大西版明軍」不合作態度，放下身段，沉下身子，自願地投到李定國麾下，主動接受其領導和調遣（如前面已多次露過臉的胡一青、趙印選）。

而與之相反，則是清朝皇帝的「痛心疾首」與官員的「集體恐懼」。

親政兩年的順治皇帝，在接到大堂哥尼堪「為國捐軀」的噩耗後，仰天長歎：「我朝用兵，從無此失。」

而清朝的官員，則集體陷入「歇斯底里」的情緒之中，一聽到去湘桂做官的調令，就如喪考秕、愁苦萬狀。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個人利益面前，清朝的官員丟掉「以天下興亡為已任」的「偉大抱負」，秘密向吏部官員行賄，以免補官湘桂。

第三十章 僵局

暗流湧動

就像美麗的禮花，總在綻放之後歸於沉寂一樣，在南明取得了光彩奪目勝利的同時，三股污濁的暗流，也在隨之湧動。

暗流一、廣西大部，得而復失

在孫可望的要求下，李定國北上迎擊尼堪時，帶走了廣西的大部分明軍，這就給廣東清軍的反擊，提供有了可乘之機。

本己打算捲鋪蓋搬家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馬上改為捲袖子操傢伙，直奔廣西殺來。

1652年9月5日，在尚可喜的嚴令下，清軍水陸並進，佔領廣西重鎮梧州。

爾後，清軍以梧州為「前進基地」，乘勝進軍。

1652年12月23日，佔領平樂；1653年1月15日，佔領陽朔；1653年1月19日，佔領桂林。

由於「一把手」孫可望的「顧此失彼」，在李定國北上的三個月中，明軍在廣西辛辛苦苦打下來的「大好河山」，又一次陷入了清軍的手中。

這帶來的結果就是：明軍的後方，出現了巨大的「安全隱患」。

暗流二、四川保寧，戰役失利

孫可望在率主力出兵湖南的同時，也派出了一支五萬人的偏師，由「三把手」劉文秀率領，分三路入川。

這樣做，實在是一種不得以而為之的做法。因為吳三桂率領的清軍，已佔領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域，隨時都可以越過省界，朝雲南或貴州亂砍一刀。

但此時的四川，由於前幾年張獻忠同志的傑出貢獻，全省是「有土無民、有兵無糧」，讓在這裡駐防的清軍，日子過得苦巴巴、緊巴巴、眼巴巴。

因此，在「兵精糧足，土飽馬騰」的明軍面前，羸弱的清軍幾乎是不打自跑。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劉文秀就收復了敘府、重慶、綿州、廣元，把吳三桂又逼回了原來盤踞的保寧州（今四川閬中）。

就這個清軍在四川最後的「堡壘」，灰心失望的吳三桂也不打算再堅守下去了，他已令部下做好撤回陝西漢中的思想淮備。

但就在他躍躍欲試，打道回陝時，四川巡按郝浴卻跑來，向他進行了一番「不死於賊，必死於法」的「恐嚇式教育」。

聯想到自己降清以來的種種恩德與猜忌，吳三桂猶豫了，停下了回陝的腳步。

就在他遲疑不決時，劉文秀同志，已經兵臨城下。

入川以來軍事上的一帆風順，讓劉文秀產生了這樣的錯覺：對方不過是一幫「屢戰屢敗、苟延殘喘」的「弱弱」。

為將這幫「弱智人士」消滅於四川，不給老家人民添負擔。他指揮全軍鐵桶般地圍住了保寧，不給吳三桂同志留下任何「逃生通道」。

這種打法，兵法上有一個專門的術語——關門打狗！

但狗與狗是有區別的，如果傻狗笨狗呆狗，關起門來打是可以的。但如果是瘋狗，關起門來打，後果……？

而此時被關在保寧城的吳三桂，在死到臨頭的嚴峻現實面前，就馬上被「鍛造」成了一條瘋狗。

瘋狗吳三桂的工作狀態，立刻由「不認真」轉向「認真」。

他認真研究了自已手中的情報，發現了圍城的明軍中，存在一塊碩大的「短板」。

這塊「短板」，就是張先璧部，他領的部隊，大部分為收羅、拼湊起來的原南明政府軍，人軟、心散、好欺負！

如想取勝，就從打張部開始。

為取得「李鬼扮李逵」的心理威懾，吳三桂偷偷讓部下將綠營兵的旗幟，一律換成八旗軍的旗幟。

10月11日，保寧戰役打響。

明軍先用火炮發起轟擊，轟擊結束後，用步兵發起衝鋒。

待明軍第一波攻擊停止後，吳三桂令打開城門，率部以「奪命狂魔」的架式，向張先壁部衝去。

在這支以「關寧鐵騎」為主力的軍隊面前，張部顯然不是一個同級別的對手，被迅速打散後紛紛逃竄。慌不擇路的敗兵，還把王復臣的明軍沖得亂成一團。

急火攻心的劉文秀見狀，下令砍斷了明軍逃跑的浮橋，以求能產生「背水一戰」的奇跡。

於是，「背城一戰」的清軍，與「背水一戰」的明軍，拚死廝殺在一起。

戰場上，刀與刀相擊，血與血相濺，命與命相博。

是役，明清兩軍損失都異常慘重。

明軍土卒損失大半，騾馬2300餘匹，重要的將領王復臣、姚之貞、張先軫、王繼業等戰死。

清軍則損失了三分之一多的精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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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戰役，最終以明軍的慘敗，清軍的慘勝而收場。

保寧慘敗，意味著孫可望全面復川的規劃付之東流。不完整的四川，隨時都可能處於清軍鐵蹄馬刀的衝擊之下。

為追究責任，孫可望將劉文秀解除兵權，發回昆明「反省」。同時還將不爭氣的張先璧，亂棍打死。

暗流三、孫李失和、寶慶再敗。

在李定國取得衡州大捷的前一天，孫可望也取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勝利——攻克「孤島」辰州，消滅守將徐勇。

但就在孫李都雙雙載謄而歸時，這兄弟倆卻失和了。

他倆失和最核心的原因，是兩者個人本質及理想的不同。

孫可望的本質是一個政客，他在雲南所採取的種種「建設措施」，其終極的理想，就是求在自己功成名就之時，能取代朱氏子孫，成為下一屆的「漢人皇帝」。

而這一理想，在他看來，隨著自已在滇黔兩省經營的成功，正一步步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

當他在貴陽獨立開府辦事時，舉止做派，更向「帝王化」的方向發展。

他發佈自已所撰的經書註解，並以此作為南明國家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佔領了輿論的高地。

他鑄造官印，任命官員，將人事任免權牢牢握在手中，樹立了自已的絕對權威，建立了自已的全新班底。

他建立太廟，太廟之中，朱元璋居中，張獻忠居右，自已的「農夫爺爺」居左，其有意向世人展現朱——張——孫的接班體系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而李定國，卻是一個很純粹的人，一個很「喜歡直與真、厭惡曲與假」的人。

最初，對於孫可望「歸順」永歷明朝，他曾一時轉不過彎來。

後來，還對孫可望「孜孜不倦」追求秦王封號的行為，不屑一顧地說：「大丈夫王者自為，何用人封。」

但當他打著「明」朝的旗幟，進湘入桂，受到沿途百姓從未有過的「熱心幫助」時，他慢慢由淺入深，明白了這樣一個樸素的道理。

千百年來，成功進行「治國平天下」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按大多數人意願「行為做事」，並獲大多數人擁護的過程。

而現在，大多數漢人的意願就是「反清復明」，只有遵從這一意願，並付諸實施，大多數漢人才會跟著你捨生忘死、赴湯蹈火。

最終，你和你的團體，才能獲得持久的生命和持續的活力。

純粹的李定國，明白這一樸素的道理後，終極的理想，便變得簡單而神聖。

那就是，一心一意貢獻自己的天賦與忠誠，重新讓大明的人民，擁有一片自由的天空；重新讓中國的文明，擁有一方延續的土地。

餘者，皆非所慮！

象李定國這樣的人，在中國的歷史上，雖然不多，但還有一些，如李廣、祖遜、檀道濟、岳飛、余玠、于謙、袁崇煥、張自忠……

但可惜的是，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宿命：即都可以在某一時間、某一方面，獲得巨大的成功，但縱觀其整個人生，卻全部以悲劇謝幕。

也許，現實世界的複雜和污濁，很難容下「純之又純」的人，也只能讓他們「質本潔來還潔去」。

扯遠了，回到故事現場，繼續探討孫李失和的問題。

兩兄弟的失和，歸根到底，就是人生追求的境界不同，一個私心自用，一個公而忘已。

心有七竅的孫可望，首先洞悉了這一點，因此，他對李定國是既利用、又限制。

當全軍上下，為李定國衡州大捷而歡呼、興奮、讚歎，甚至嚎啕大哭時，唯一他，躲在陰暗的大帳中，眼睛裡，流露的滿是嫉妒和不安！

他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如果照這樣的勢頭發展下去，有朝一日，李定國那璀璨炙熱的光芒，將把他那個做了多日的帝王夢，像露珠一樣烤乾蒸發。

於是，一個大膽的「自我拆台」方案，在孫可望狹小的心房裡出籠了。

在衡陽大捷後，他密令馮雙禮退守寶慶。在馮部退走後，馬進忠部也隨之撤出。

兩部的「閃離」，讓李定國頓時感到兵單力孤，不得已在十二月放棄衡陽南撤。

知悉這一情況後，心中竊喜的孫可望，又密謀定策，計劃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召李定國前來。

只待李定國一來，他便以「臨陣逃脫、失守堅城」之罪，將其拘捕，爾後將其所率軍隊，交馮雙禮指揮。

但他這一「疏而有漏」的陰謀，被劉文秀的兒子知道了，這個「膽大心細」的孩子，立刻派人趕到紫陽渡。在這裡截住了正準備趕去參會的李定國後，把這「驚天大密」，全盤托出。

聞此訊息後的李定國在渡口遙望北天，木然呆坐。

半餉後，李定國喟然長歎：「本欲共圖恢復，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功乎？」

為了洩憤，他現在可以統兵北上，與孫可望「一論是非」或「血拼高下」，但這一想法閃過之後，便被自己的冷靜一驅而散！

「不能再做仇者快、親者痛的事情了，讓時間去彌合我倆之間的裂痕吧！」在孫可望的主動挑釁面前，李定國決定選擇漠漠地離開。

1653年2月下旬，李定國率所部的四五萬人放棄永州（今湖南零陵），經永明縣，越龍虎關，撤入廣西，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幾十年的兄弟情誼，自此一筆勾銷。

擠走了李定國後，躍躍欲試大展鴻圖的孫可望，親率十幾萬軍隊，進抵寶慶近郊的周家鋪，準備給那個在衡陽戰役中「死裡逃生」的屯齊，予以迎頭痛擊。

但戰鬥的結果表明，自命不凡的孫可望同志，的確是一個「政治上的巨人，軍事上的侏儒」。

周家鋪一戰，被李定國打得滿地找牙的屯齊，轉而把孫可望打了個滿地找牙。不但士兵、馬匹、物質損失慘重，而且寶慶城也給弄丟了。

就在這三股湧動的暗流中，南明失去了最後一次乘勝進取的機會！

打破僵局

但此時，穩住陣角的清軍，卻像一個「疲態畢現」的巨人，在佔領寶慶後，就長期龜縮在靖州、武岡一線，再也不願跨「雷池」一步。

與此同時，四川、廣西的清軍，也停止了進攻，明清戰場陷入了一片難得的沉寂之中。

清軍這樣做，自有其難言的苦哀！

長久以來，清王朝的軍隊，雖然被統一稱為「清軍」，但實際上主要是由四大主力組成的。

這三大塊就是一、滿軍；二、蒙軍；三、遼東漢軍；四、內地綠營軍。

入關後，蒙軍只有少數軍隊，參加了為數不多的戰鬥。在戰場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其它三大主力。

而在這三大主力中，每次最終能在戰場上衝鋒陷陣，一定乾坤的，是滿軍。

但現在，滿軍卻是青黃不接，實力急劇下降。

這種實力下降，有兩大表現：

一、「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的士兵數量，大幅下降。

雖然滿族是個「全男皆兵」的民族，但即便如此，滿打滿算，總共能作戰的士兵，也只有六萬。

入關以來，南征北戰、東擋西殺，戰死、病死、負傷、致殘，幾乎成為這一時期普通滿族成年男子「殊途同歸」的命運。

而同期滿族婦女的生育水平，又未見明顯地增長，結果「人為減員」的速度，遠遠超過自然繁殖的速度。

在兵員減少的同時，進入各大城市生活的滿軍，也在大大小小「糖衣炮彈」的攻擊下，逐漸脫離了「艱苦戰鬥、大力殺敵」的本色，變得開始講究起「生活品位和生活質量來」。

這兩者結合起來，對滿軍造成的後果就是——士兵少了，士氣低了！

二、可以「統兵打仗、獨當一面」的統帥型人才，越來越少。

清軍入關後，生活中的無節制享受、戰場上勞心費力的「體能透支」、政治圈裡的爭鬥傾扎，使滿軍中一個個叱吒風雲、驍勇善戰的統帥，如阿濟格、豪格、多鐸、博洛、勒克德渾、滿達海、瓦克達等，都英年早逝、未老先亡。

找到可用之兵，找出可用之將，讓大清最終在這場戰爭中獲勝這一重大課題，讓「少年天子」順治，常常輾轉反側，徹夜難眠。

他十分清楚，入關以來，號稱「睿智多謀」的多爾袞，在用兵使將上，就曾躑躅俳徊、舉棋難定，以致經歷了先主用南明降兵降將，次主用滿人滿帥，後主用遼東漢軍漢將的三個不穩定階段。

而現在，滿軍滿帥已證明再也「難堪大用」、蒙軍又鞭長莫及。那麼，可資一用的，就剩下遼東漢軍和內地綠營兵了。

「以漢制漢」，成為順冶帝的「救急」政策。

事情在轉了一圈後，似乎又回到了起點。

但「形似」並不等於「神似」，此次順治版的「以漢制漢」，與多爾袞版的「以漢制漢」，的確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以文制武」的用人思想，貫穿了對綠營兵將使用的整個過程。

因為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姜瓖，這些綠營武將都愛犯「頭腦簡單、性格衝動」的毛病，這讓順治朝的決策者們，回想起來，心有餘悸。

所以這次再重新使用綠營這幫「武大爺」時，就需要為他們配備一個能「管得住，用得動」的領導。

而且，這個領導，還要滿足以下四個條件：

1、德高望重；2、老謀深重；3、忠心耿耿；4、是個聽話的文官。

因為人才己被歲月的雨打風吹去，符合這四個條件的人，非常難找！

順治帝在眾裡尋他千百度後，驀然回首，卻發現這人就在朝堂深處。

這人，就是明末清初儒林界眾說紛紜，五百年來褒貶不一，集「漢奸與功臣」於一身的洪承疇。

高級文官洪承疇同志，早在明崇禎時代，就已經成為督帥薊遼的方面大員，不但經驗豐富，而且現在眾多綠營高級將領見了他，都的叫一聲「老首長」，以示尊重。

更為重要的是，已經「失節」做過一回「漢奸」的洪老先生，不可能再不顧老皮老臉，梅開二度，做一名「反漢奸」，因此，他對大清的發展事業，比較忠誠。

1653年初，順治帝正式派遣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洪承疇以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名義，經略湖廣（今湖南、湖北）、廣西、江西、雲南、貴州五省。

在權力的授予上，順治帝規定，五省的兵馬錢糧全由老先生支配；對參戰的提督、總兵以下的武官，老先生有完全的指揮權；另如果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將以下「不聽話」，老先生還可先斬後奏。

對這個「寄予厚望」的任命，「過河漢奸」洪承疇，不敢說半個「不」字。

為保證圓滿、徹底地完成任務，在接到任令的那一天起，他便開始了緊鑼密鼓的招兵選將工作。

他本著「貴精不貴眾」「不分順與明」的選拔原則，先後從京師、直隸、宣大、陝西、山東、河南等地的降兵降將中，選出一萬一千多精兵，和王輔臣、李本深、劉忠、胡茂禎、范紹祖這些「精將」，組成了新的參戰軍團。

甚至而連老態龍鍾的白廣恩，也進入了洪老先生的選拔範圍。

不過，老先生看上這位上馬拉不得弓、下馬提不動刀的糟老頭子，並不是指望他來統兵打仗的。而是要僅僅作一個活生生的「招撫榜樣」，帶到軍前，配合他與南明打心理戰的。

其次，「以恩惠武」的特別政策，滲入了皇家巨大的「感情投資」和「權力轉移」。

遼東漢軍的優秀代表——孔有德同志的「為國捐軀」的光輝事跡，讓滿清統冶者深感惋惜的同時，也倍加欣慰，並下了重用遼人的決心。

通過總結以往的歷史經驗，有一條重用遼人的「捷徑」可尋，其主要採用用恩惠來籠絡住遼人中挑頭的「老大」，以「老大」再帶動「老二」、「老三」……

目前，需要籠絡的，共有三個「老大」。

這三個「老大」，大家想來也不陌生，他們分別是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

對於吳三桂，清廷統冶者，動員皇室把一個自已特殊的「寶貝」——「建寧公主」，嫁給了吳三桂之子吳應熊，企圖用「政治婚姻」這根草繩，把這位平西王，牢牢捆在大清滾滾飛駛的戰車上。

對於耿繼茂，滿清統治者決定讓其移鎮廣西，這樣做，既可以接替定南王孔有德留下的權力空白，又讓耿繼茂同志看到奮鬥的價值和希望，還能解決洪承疇鞭長莫及的弊端。

耿繼茂移鎮廣西後，滿清統冶者便非常「慨慷」地將廣東讓渡給尚可喜，以讓這位王爺為了自已的「富、權、利」，來專心致志來經營好自己的「勢力範圍」。

這兩項政策，比起多爾袞當年的「給力」政策來，更徹底，更完全地讓幾位受惠的漢人們「心潮澎湃」，為清廷效力、為自已取利的決心，比之以往，更加強烈！

打破僵局的時機，似乎已經來臨！

天才規劃

就在滿清統治者處心積慮，試圖打破僵局的時候，有一位特殊社會知名人士，也在試圖依靠自已的智慧，凝聚各方面的反清力量，創造出一個扭轉乾坤、光復山河的奇跡來。

這一特殊社會知名人士，就是東林黨前任黨魁、原南明禮部尚書、南京「和平運動」的總策劃人——錢謙益。

弘光朝灰飛煙滅後，滿清統冶者對錢謙益同志順應歷史潮流，不做「螳臂當車」蠢事的模範行為，大加讚許，「積極邀請」其北上京城，參加大清的「建國大業」。

在北京，錢謙益受到大清「名義統治者」順治帝、實際統治者多爾袞的親切接見。隨後便被任命為新政府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兼《明史》館副總裁。

但與此同時，錢謙益開始領略一種「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生活滋味。

一方面，是朝堂上已降清的陳名夏、龔鼎孳等「漢奸前輩」，紛紛把他引為知已，對他猶如蜜蜂逐鮮花、眾星拱北斗般狂捧不已，讓他感到彷彿昨日輝煌重現。

另一方面，是民間中對他這位「東林巨擘」的臨難失節的行為，耿耿於懷，冷嘲熱諷其為「兩朝領袖」，當時就「東林遺黨」成員，用詩發表人物評論，盛讚「錢公出處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聞。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林。」

作為一個「性情文人」，錢謙益內心敏感而脆弱，這種雙重生活的擠壓，使他痛苦，讓他反思！

而時勢的發展，又帶給他以巨大的震撼！

自「得意忘形」的多爾袞頒布剃髮令後，漢族人民大規模的反抗鬥爭，便一發不可停止了。

「冬江水冷鴨先知」，作為一名新政府的高官，錢謙益擁有更快捷、更廣泛的「資信渠道」，依靠這些「渠道」，他知道了直隸的圈地投充、江陰的拚死抗爭、嘉定的血流成河……

夜深人靜的時候，每每想到這些情景，他就如冷劍穿胸，難眠難息！

原以為靠上愛新覺羅這棵大樹，民眾便可以保護，文化便可以保全，但血淚斑駁的現實，讓他的一片癡心，眨眼之間，變為妄想！

就這樣「與狼共舞、身心兩疲」地煎熬了一年多，他終於托病返鄉。

剛剛被鮮血浸染過的江南大地，安而不定，各種地下復明勢力在此彙集、醞釀。

息影居家的錢謙益，能隨遇而安，了此一生嗎？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作為政界、學界的「雙料名人」，他將與這個特殊的時代同呼吸、共命運。

1647年，受淄川謝陛案牽累，他被捕並鋃鐺北上，關入刑部大牢。其妾柳如是扶病隨行，上書陳情，誓願代死或從死。

1648年4月，剛剛獲得「保釋出牢」的他，又因黃毓祺案，二度入牢。後經柳如是全力奔走營救，請托斡旋，終得復出牢獄。

兩次坐牢的經歷，反而讓他看淡了生死！

兩次坐牢的經歷，反而讓社會對他重新定位！

在1649年他從蘇州返回常熟，移居紅豆山莊後，己過花甲之年的錢謙益，便實際成為西南和東南海上反清復明勢力重要的「聯絡人」。

在紅豆山莊，錢謙益蓋起了一座樓，並親自題寫匾額——絳雲樓。

之所以要在樓名中帶一個「絳」字，是因為這個字與赤、丹、朱三字同意，這一個小小的漢字，寄托著錢老先生表面著書自娛，實則赤血丹心、不忘朱明的志氣與理想。

為了實現這樣的志氣與理想，他每天孜孜不倦收集情報、分析整合。

經過對各類情報精密篩選和精確籌劃，錢謙益認為目前可寄予希望的抗清力量，共有四支，按勢力大小依次排序為：

第一支：西南的孫可望、李定國；第二支：福建的鄭成功；第三支：夔東大順軍餘部；第四支：舟山的魯王。

在這四支力量中，第一、第三支以「陸軍」聞名；第二、第四支以「海軍」見長。

對這四支力量整理後，一個「封鎖長江、阻斷南北、收復南方、徐圖北伐」的天才規劃，在他的腦海中，水到渠成地誕生了！

這一規劃，共分四步走。

第一步：鄭成功、魯王的「大明海軍」，自吳淞口沿長江西進，佔領鎮江、南京、九江等重要城市，造成王師伐罪「轟動效應」，並切斷大運河這條南方物資北運的通道，讓清政府陷入供血不足的「悲慘境地」。

第二步：孫可望的「大明陸軍」，自湖南戰場發起進攻，佔領常德。爾後與沿江西進的「大明海軍」，會師長江，進而完全控制長江航道，將清朝南北一截為二。

第三步：與此同時，李定國、大順軍餘部發起進攻，最大程度地消滅「群龍無首」的南方清軍，收復廣東、四川及江西等失地。「大明海軍」此時擔當起封鎖長江，阻制清軍南下增援的任務。

第四步：待南方平定，一旦時機成熟，則出兵北伐，驅逐韃虜、恢復故疆。

這一天才的規劃，堪稱錢謙益版的「隆中對」。

但與原版（諸葛亮版）的「隆中對」不同的是，要讓這一天才的規劃變為現實，不能坐等劉備來「三顧茅廬」，而要主動走出去，策動眾多的「劉備們」，才能付諸實施！

恰在這時，一個叫姚志卓的神秘人物，來到了紅豆山莊。

姚志卓，浙江錢塘人，曾組織義軍在浙東參加過魯監國的抗清活動，先後於天目山區和江西廣信府境打過游擊、摸過黑哨、宰過清兵，後被魯監國封為仁武伯。

其父姚之朔，也曾參加過南方的反清復國運動，兵敗後進入廣西永歷王朝統治區。

1649年7月在廣西平樂，姚老先生在留下了「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望告乃翁」的臨終遺言後，溘然長逝……

為了父親的心願，姚志卓在魯監國兵敗後，一路潛伏，一路飄泊，終於在貴州與永歷朝廷建立了「組織關係」，成為南明朝的高級「統戰幹部」，專門負責在清統區開闢「第二戰線」。

在與錢謙益面對面，進行了一番「赤誠相見」的詳談後，姚志卓和助手朱古祀，立刻被錢老先生的天才規劃所吸引，並自告奮勇地擔當起溝通各方的重任。

1653年7月，再次歷經千艱萬險後，姚志卓終於到達貴陽，先行拜見了「反清大同盟」的盟主孫可望，並把錢謙益的天才規劃當面告之。

正被湖南戰場僵局拖得愁眉苦臉的孫可望，聞此規劃，大加讚賞，當場拍板。

若鄭成功的「大明海軍」，能溯江西進，則自己將於明年年初，發起常德戰役，造成大明水陸兩軍並進的局面。

接下來，為能取得李定國、鄭成功這兩大「抗清實力派」的支持及響應，姚志卓隨後向永歷帝單獨上疏，在詳細介紹這一規劃的同時，也建議永歷帝以皇帝的名義，令鄭成功西入長江，李定國東進廣東，以使這一規劃實施起來，能更有把握、更臻完美！

雖身在安龍，但心卻不安穩的永歷帝，也被這一上疏所打動，他馬上召見姚志卓，並賜宴慰勞了一下這位勞苦功高的「聯絡官」。

在召見中，永歷帝表示，自己將隨後下詔給李定國與鄭成功，令其出兵策應。

認為一切妥當後，姚志卓同志懷著輕鬆愉快的心情，踏上了東歸之路，以把這一「好消息」飛報錢謙益。

第三十一章 生死大會戰

兩攻廣東

「百川入海，殊途同歸」，就在錢謙益孜孜以求地規劃自己的復明大計時，廣西的李定國，己經在「另闢蹊徑」了。

這一「蹊徑」，就是聯絡閩粵沿海的鄭成功，進攻廣東！

李定國在孫可望「不歡而散」回到廣西後，發現由於傾兵北上，原來辛辛苦苦打下來的桂林、梧州己重陷敵手，自己所能完全控制的地域，僅限於廣西西北部。

在這種情況下，擺在李定國面前的，有兩條路可走。

一條路是「據桂自守」，即憑借自己的力量，重新恢復廣西全境，爾後關起門來，做一方「呼風喚雨」的諸侯。這一條路，風險雖低，但收益也小。

另一條路是「東進廣東」，同鄭成功會師於嶺南大地，爾後利用廣東的財力（廣東的財賦約為廣西的十倍）及人力（廣東境內仍有大大小小的抗清武裝在堅持戰鬥），出師北伐，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地由南向北、收復失地。這條道路，風險雖高，但收益亦大。

自己「志存高遠」的理想再加上對鄭成功的信任，使李定國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走後一條道路。

他通過「秘密渠道」，與鄭成功建立了聯繫，多次給其寫信，把自己進攻廣東的計劃，與這位「志同道合」的盟友，作了互動交流。

在得到鄭成功的承諾後，1653年2月，李定國率部從廣西賀縣出發，先佔領了戰略重鎮梧州，接著師出廣東。

3月14日他指揮軍隊，經封川縣攻佔開建和德慶州，25日進抵永歷王朝的「廢都」————肇慶。

正如李定國判斷的那樣，經過「嶺南三忠」與「反正起義」革命教育過的廣東人民，政治思想覺悟賊高。

當李定國進粵後，廣東沿海、韶州等地的抗清義師紛紛雲集響應，攻城奪地，主動配合他的進軍。

這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潮州總兵郝尚久的「再次反正」。

郝尚久，原為李成棟部將，1648年隨李成棟反正，1650年見李大勢己去，便轉而叛投清方，屬於一個立場不太堅定的「革命同志」。

任何一方，對這樣一個朝秦暮楚的傢伙，都不會太感冒。因此，清政府在廣東局勢穩定後，就開始「清理階級隊伍」。

1652年8月，清政府派出南贛副將劉伯祿出任潮州總兵，而把郝尚久撥拉到一邊，降格為有名無實的廣東水師副將。

嚥不下這口惡氣的郝尚久同志，自然不幹，在拒不聽調的同時，開始積極為再次反水作淮備。

在得知李定國挺進廣東後，郝尚久馬上就在1653年3月22日，公開反清。並自封為大明永泰侯，改元為永歷七年，下令全城割辮裹網，再著漢裝。

郝尚久起義後，自知單憑本部兵力和李定國會師，恢復廣東全境的可能性並不是很大。於是在加強潮州防務的同時，不斷遣使，呼籲鄭成功看在「同保大明」的情義上，派兵西進。

如果這一計劃得以實現，廣東的尚可喜，馬上會和死去的孔有德——「泉台相會」。

但鄭成功對郝尚久數次的「緊急呼籲」，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一概以沉默待之。

而與此同時，李定國對肇慶的「攻堅戰」，也進行得異常不順利！

「攻堅戰」自3月26日開始，李定國先是架雲梯強攻，後是用挖地道突進，但在「城高池深人頑固」的肇慶面前，均無果而終！

就在這時，深知肇慶斷不可失的尚可喜，已親率廣州所能調動的軍隊，傾巢出動，趕到肇慶。

李定國同志的兵力，已不再佔數量上的優勢！

因為堅信鄭成功言必行、行必果，「思想單純」的李定國，仍然留下來，繼續與尚可喜苦苦相持。

但在他付出巨大的犧牲和漫長的等待後，仍沒有盼來鄭成功的一兵一將。

萬般無奈之下，李定國下達了全線撤退令。

在李定國撤回廣西後，孤立無援的潮州，最終在這年的9月14日，被清軍攻破。

郝尚久同志，已沒有再做「漢奸」的資格和打算，在城破之際，與其子郝堯雙雙自殺，終於成仁成功地上升為一名合格的「大明英烈」。

李定國同志第一次進攻廣東，就這樣在鄭成功的默不作聲中，黯然收場！

「跌倒了，爬起來，擦掉淚，接著干」，李定國同志在第一次入粵作戰受挫後，並末灰心喪氣，轉而在次年，重振兵馬，再度發動對廣東的進攻！

與上次進攻不同的是，他的這一次進攻，得到了其上級領導永歷皇帝的大力支持。

早在1653年9月，已決心將錢謙益天才規劃付諸實踐的永歷帝，就派出出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程邦俊攜帶詔敕前往廣東，向廣東抗清義師的最高領導人——兩廣總督連城璧宣諭。

在這道諭旨中，永歷帝摒棄了階級偏見，親切地把李定國同志尊稱為「藩臣定國」，並高度讚揚了他「戳力效忠，誓復舊疆」的行為，請這位仍在敵後堅持抗戰的連總督，在定國同志出兵之際，給予大力配合！

連城壁同志接旨後，立即親自跑到義師頭領王興、陳奇策、羅全斌那裡，做動員工作，與之約定在1654年3月2日統一集中，配合李定國的廣東戰役。

在向連總督下旨的同時，永歷帝也向鄭成功下去了一道道聖旨。

在這些「言辭急切」的聖旨中，永歷帝指出了鄭成功的兩個進軍的方向。

一是派「海軍」北上，進入長江，以實現與孫可望「長江會師」的計劃；一是派「陸軍南下」，配合李定國收復廣東。

永歷帝如此青睞鄭成功，是因為此時的鄭成功，早己不是當年「毛頭小伙」了。幾年間，鄭成功以金門、廈門為中心，抓住李成棟反正後父親舊部回歸的機遇，南征北戰、做大做強，已成為一支依次於孫可望「大西明軍」的抗清武裝。目前在擁兵十萬，虎視東南。

對於這兩個進軍方向，鄭成功並無異議，但真正到了出兵之時，鄭成功卻變得愁腸百結，猶豫不定。

「不知我者謂我心憂，知我者問我有何求？」，鄭成功不願積極出兵的背後，有兩個不可言傳的因素。

一是鄭成功自身的性格因素，鄭成功是一個喜歡制人而不受制於人的「特殊人才」，具有只願意做「老大」領導別人，而不願當「小弟」被別人領導的「特殊稟性」，也沒興趣玩那一套「挾天子令諸侯」的鬼把戲，因此對永歷朝廷只願意保持一種「若即又若離，奉朔不奉詔」的狀態。

二是鄭有功有一處深深的「心底之痛」，就是他那個「一失足頓成千古恨」的父親，正被清廷羈押，隨時都有被剝奪生命的危險。父子親情，畢竟血濃於水，這讓他處處不得不「投鼠忌器」，時時追求與清政府維持「不降、不和、不絕、不裂」的平衡。

去年他不願出兵與李定國搞到一塊，也不願伸手拉郝尚久一把，就是這兩種因素的外在反應。但今年如何處置，他尚無決斷。

恰在這時，清順冶帝的「安撫」詔書與和談代表「不期而至」！

在詔書中，順治帝將前些年對鄭芝龍的「虐囚」行為，全都一推六二五地讓給了下了地獄的多爾袞，表明自己自親政以來，對鄭家關愛有加，撥亂反正、特事特辦，使鄭芝龍同志的政治待遇極大改善，生活水平極大提高！

清方的和談代表還給他帶來了乃父鄭芝龍的親筆書信，在信中，鄭芝龍先用親誼綿綿的話語，回顧了父子恩情，後用大義凜然的口吻，要求鄭成功順天應人，歸附大清！

雙管齊下，更讓鄭成功對出兵心猿意馬，欲進不能。

見鄭成功態度模稜，張名振立刻毛遂自薦，表示自己願帶本部人馬，組成「海上抗清先遣隊」，為鄭成功開闢北上的「新航道」。

讀到這裡，細心的讀者要問了，張名振同志不是魯王的手下嗎？怎麼現在會跑到鄭成功的地界上來混！

這且聽俺慢慢為您道來！

自從魯監國率部在舟山群島立足後，清朝的浙閩當局，便如芒刺在背。

但大清的「海軍」力量，相當有限，根本無法跨海作戰。

清浙閩總督陳錦在望洋興歎了一陣後，終於想出了兩個用之千年而不「褪色」的「陰招」。一招是「滲沙子」，即派遣大量的「優秀諜戰人員」，混入島上，利用大家想回大陸過好日子的普遍心理，拉攏立場不堅定的分子叛明歸清。

在這招誘惑下，舟山僉都（官名，主管監察工作）嚴我公率眾降清。

歸降後，想繼續進步的嚴我公，向清廷獻上舟山進剿十策，並表示自己願意身體力行、充當嚮導！

嚴我公積極的工作態度，讓多爾袞大加讚賞，親自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先後兩次親切接見了這位「忠心耿耿」的叛徒。

隨後，多爾袞授予其都察院右都御史及大清欽差大臣之職，專門負責舟山、沙埕等處的招撫工作。

另一招是「挖牆角」，這一招開始是毫無成效的，因為根本就沒有「挖牆角的特殊人才」。

但隨著嚴我公這個「掄大鏟人才」的加盟，「挖牆角」的工作業績，便結束了「零」的歷史，由無到有，由少到多。

個人表現欲極強的嚴我公，利用自已的關係網，不到半年，就陸續挖到魯監國旗下的開遠侯吳凱、義安伯顧奇勳、開平將軍姜君獻、總兵陳德芝等大小幹部，可謂有大有小、有整有零。

多爾袞對嚴我公「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很配合。

他對這些被挖來的「牆角們」，不但賞賜了大量財物，而且還推出「對等封官」特別政策，原在「那邊」為侯，「這邊」也封侯；原在「那邊」為將，「這邊」也封將。

這「不拘一格、小才大用」的做法，搞得「牆角們」爽歪歪，搞得大清「原生態的官員」是歪歪操，私下裡大加感慨，真是——「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啊！

在「牆角效應」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的「牆角們」半推半就地被挖，魯監國的大廈底層，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窟窿！

但光這兩「陰招」，還不足以讓魯監國這座「神聖而莊嚴」的大廈，轟然倒地。

給大廈致命一擊的，是張名振和王朝先的「火並」。

在現在舟山魯監國的幹部系統中，實際上被人為地分成「舊」與「新」兩派。

張名振是鞍前馬後跟隨魯監國奮鬥多年的「資深粉絲」，當然成為「舊派」的核心；王朝先當年不但剝奪了黃斌卿的性命，還吞併了他的人馬，自然成為「新派」的領導。

「衣不如新，人不如舊」，在用人問題上，魯監國更傾向於用「舊」不用「新」，這就讓王朝先及手下的心態大為失衡，不滿情緒如野草瘋長。

覺察到「不穩定因素」存在的張名振，決定先下手為強，於1651年2月的一個清晨，將睡意朦朧王朝先斬殺於臥室之中。

見領導被宰，相當多「新派」們憤憤不平、怨恨難消，於是在張濟明、呂廷紀的帶領下，集體降清！

至此，舟山群島對清朝己無任何秘密可言。

認為時機業已成熟的多爾袞，在1651年6月從江蘇、浙江、福建大量抽兵，組成「海陸聯合兵團」，由浙閩總督陳錦率領，準備向舟山發動大規模的登島戰，以求「畢其功於一役」。

大敵當前之際，魯監國決定玩一回「圍魏救趙」，他利用「海軍優勢」，組織主力軍隊千里躍進，計劃直撲兵力空虛的南京，並想以此迫使清軍從水路回援，以能在海上殲滅之。

但「魏」未圍，「趙」先失，就在魯監國北上之際，清軍趁著一次大霧瀰漫的機會，在張濟明、呂廷紀的引導下，成功奪取舟山群島。

舟山一失，「無家可歸」的魯監國，只得率張名振等部屬南下，跑到廈門鄭成功這裡來認「干親」。

鄭成功以宗室之禮與魯監國相見後，以自己現在奉永歷正朔，不便「立場混淆」，將其晾在一邊。

而對魯監國帶來的軍隊，鄭成功卻如見至寶，盡量「鯨吞蠶食之」。

到後來，僅有張名振部保持了相對的獨立，其餘的，皆成為成功同志的「囊中之物」。

「掉鱗蒼龍、落毛鳳凰」的魯監國，只得面對現實，在1652年3月，宣佈放棄監國名號，承認永歷帝的正統地位。

至此，南明終於告別了「雙日臨空」的不正常局面。

張名振雖然改換門庭，但心中的復明之火，還是熊熊不息的。

這次主動清纓，其意可現、其志可嘉！鄭成功雖不欣然，卻也同意，並為其提供了物資，加派了兵馬。

1653年10月，在風號浪吼、白浪滔天中，張名振率數千部下揚帆起錨，慷慨北上。

他們先到達了上海的崇明島，在該島的三尖沙、稗沙、平洋等處，安營紮寨、開荒種地，擺出一副「高築牆、廣集糧、常相駐」的架式。

以崇明島為前進基地，張名振開始他三入長江的艱難歷程。

張名振的率兵北上，實際揭開了明清最後一次生死大會戰的序幕，我們姑且稱其為南明第一方面軍吧！

在不久後的1654年2月，李定國也從廣西柳州領兵數萬，誓師東征，我們姑且稱其為南明第二方面軍吧！

此次出征，李定國同志是精心籌劃，志在必得。不但配備了大象、銃炮等「重武器」，而且還徵購了門板、火藥、鉛鐵等大量作戰物資。

因連城璧同志的工作非常到位，所以自出兵之時起，第二方面軍就在人員、情報上，得到了廣東各地義師的大力配合。

這使第二方面軍，一路上斬將搴旗、凱歌行進。取橫州（今廣西橫縣），克廉州（今廣西合浦），下高州（今廣東茂名），降雷州，幾乎入無人之境。

在李定國凌厲的刀鋒面前，尚可喜、耿繼茂及廣東督撫很是知趣，慌亂地放棄廣東大部分地盤，把各地軍隊撤到廣州地區，準備攥緊拳頭後，才和明軍較量一番。

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的李定國，深知單純依靠自已手中的這點兵，完全打下全廣東，實屬難做之舉。因此，他還是把聯合鄭成功，同取廣東，定成了這次克敵制勝的主要籌碼。

所以，他把下一步進軍的目標，定在了廣州南邊的新會。

新會，位於廣東省珠江三角洲西部，地理條件優越，有內河航道與外海相通，與上一次進攻的肇慶相比，更靠近沿海，這將更方便鄭成功的「海陸聯軍」，以最快的速度抵達。

已被鄭成功同志成功放過一次「鴿子」的李定國，這次仍對其信心不衰，是因為他相信在永歷帝的「煌煌聖旨」前，一向自詡「忠臣愛國」，並和老朱家攀上親戚的鄭成功，這次斷不會自食其言。

以自己單純之心度他人複雜之心，這正是李定國人生悲劇的根源之一，這次也不例外！

在四月份向新會進軍途中，李定國同志在高州卻罕見地病了，而且病的不輕，整日昏昏沉沉、水米不進……

病中的他，只得一面派自己的軍隊，會合廣東義師王興等部向新會進軍，發起試探性進攻：一面派出得力使臣，趕赴廈門，催促鄭成功同志早日出兵。

當李定國的明使心急火燎、風塵僕僕趕到廈門時，鄭成功與清廷的談判，正入佳境。

清廷現在已經敏感地感覺到湖南、廣東戰場的「不平靜」，因此把竭力維持閩浙沿海的「平靜」，做為這次談判的首要目標，所以這次給鄭成功開出的價碼，不可謂不高，不可謂不好！

具體標價如下：

1、封鄭成功為海澄公，掛靖海將軍印；

2、劃漳州、潮州、惠州、泉州為鄭成功的駐兵之所，鄭軍所需經費，由四州財政解決，不足部分，可另向中央申請；

3、清廷對鄭軍武將一概不加調換，仍由鄭成功任命，報兵部備案即可；

4、駐福建的清軍金礪部，「友好」地撤離福建，調往他處。

這些標價，不能不讓鄭成功「分外動心」。

感情就像一碗難以端平的水，鄭成功對清使投入的感情多了，對明使投入的感情自然就少了。

雖然對明使依然是客客氣氣、好吃好喝，但就是不准其外出遊覽一下祖國大好河山（保密需要），這讓明使好不鬱憤。

直到了夏日炎炎的八月，鄭成功才放明使南歸，並讓其給李定國捎去一封「自說自話」的信。

在信中，鄭成功向李定國做出了兩點承諾。

一、他已派部將隨張名振北上江浙，不久將會有佳音頻傳；

二、他將進軍廣東的潮州惠州，以作牽制。

送走明使後，鄭成功終於「言行一致」了一回。

他拿著大清「海澄公」這張未到期的「承兌匯票」，跑到潮州惠州去提前支取，成功地把這兩個地方的糧食，「支走」不少。

這也算他在這次明清大會戰中，做出的一點唯一貢獻吧！

在李定國收到鄭成功回信的時侯，新會會戰，已經打了兩個多月。

這兩個多月的會戰中，因為李定國病重，未能親臨前線。仗主要是其部將吳子聖，領著廣東義師來打的，效果嗎？——曠費時日，勞而無功！

這裡面，雖然有吳子聖指揮能力的問題，但更主要的，是因為清廷「權力下放，讓惠於官」的政策，己在清政府內部，打造出一個既得利益階層。

這個階層看淡了民族界限，看輕了國家興亡，而始終將維護自身榮華富貴，放在首位，堅決抗拒大明的「光復大業」的實施！

堅守新會的清朝官員，就是一群這樣的既得利益階層。

新會城打不下來，又收到鄭成功這樣一封敷衍塞責的信，李定國的沮喪的心情，可想而知！

沉思半晌後，他用凝重的筆調，先給鄭成功回了一封長信。

信上他強調了「君命不俟駕，寧敢遲遲吾行哉？」的忠臣行事原則，並直截了當指出「當今之急務，應全力會師新會，收復廣東」。

長信發出後，唯恐話未說盡的李定國，又給鄭成功，加寫了一封意辭懇切的短箋，指出「聖蹕艱危，不言而喻，請貴爵出兵相應，若出兵晚於10月15日（注意這個日期），則無濟於事也！」

因有被對方「放過一次鴿子」的慘痛教訓，所以在長信短箋發出後，放不下心來的李定國，只得扶病南下，親自指揮新會戰役。

他先派陳奇策率所部水師進入西江，攻佔江門（今江門市），擊斃清廣東水師總兵蓋一鵬。

這樣一來，明軍既控制了廣州的出海口，又切斷了廣州同新會之間的通道。

江門一失，廣州便有了一種刀架背脖的冷嗖嗖之感，尚可喜、耿繼茂見無法再做縮頭烏皂，只得手拉手地領著軍隊，在9月12日趕到江門，大力加強這一地區的防禦。

但鑒於定國兄過於生猛，兩王也不敢繼續向前推進，只得呆在江門，一面對著李定國虛張聲勢，一面對著清廷求助請援！

這就讓新會的清軍，陷入了特別「孤苦無依」的悲慘境地。

但鐵了心與李定國對抗到底的守軍，早已將全城居民的生死，置之度外；而將自已的生死，放之「肚」內。完全採取了「城存民亡」的野蠻守城法。

軍糧吃光了，就吃民糧；民糧吃光了，就吃「民人」；「民人」吃光了，就吃「名人」。

連新會舉人莫芝蓮、貢生李齡昌、生員余浩、魯鰲等社會知名人士，都成了守軍的「砧上肉、腹中食」。

惡莫大焉！

而在城外，明軍中也出現了大規模的疫情，非戰鬥死亡人數，急劇攀升，士氣大受影響。

｛「文｝攻守雙方的戰力，在12月來臨之際，已經到了極限！

｛「人｝就在這時，清廷派出的滿漢援軍，終於在清靖南將軍朱馬喇的率領下，姍姍而至！

｛「書｝清軍到達後，尚耿兩藩王的軍隊，終於敢「狗仗狗勢」。在12月14日這天，向李定國的明軍，發動了總攻。

｛「屋｝經過四天四夜的決戰，明軍全線崩潰，「戈甲棄載道，死者無算，亡十三象」。

持續半年的新會會戰，最終以南明的失敗而告終！

會戰失敗後，清軍趁勝追擊，李定國被迫撤回廣西。廣東光復的各州縣，轉而復失；廣東起義的義師，轉而覆敗。

撤出廣東時，沿途六七十萬，不甘心做「亡國奴」的百姓，跟隨明軍一起撤退。

望著綿延百里的難民隊伍，曾經有「一匡天下」志向的李定國，想著兩攻廣東，兩次慘敗，不禁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會戰失敗

就在新會會戰吃緊之際，鄭成功同志終於出兵了。

他每一次「履約」的背後，都有其「別具一格」的目的，這次也不例外。

在和談中，飽嘗甜頭的鄭成功，對清廷要價，越來越高。

在地盤上，他的要求，已由駐軍漳州、潮州、惠州、泉州四府，提高到駐軍全福建及浙江的溫州、台州、寧波、紹興、處州五府。

甚至，他還提出一項讓清廷「極其惱火」的條件——參照朝鮮模式，他和他的官員和軍隊，對清只稱臣，不剃髮！

為讓在談判中，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鄭成功考慮再三後，「煞有其事」地派出軍隊，開赴廣東，淮備通過搞一次「武裝遊行」，向清廷來一個「精神恐嚇」。

既然出兵是一個「形象動作」，那就得派一個頗為特殊的人員，來作統帥。

這個特殊統帥，就是「內戰內行」的林察同志。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當年領著紹武軍，打敗永歷軍的，就是這位爺！

用這樣一個有「特別前科」的人作「一把手」，鄭成功之心，可謂良苦。

深諳鄭成功內心世界的林察，在出兵日期上，一推再推，直到10月19日，才揚帆南征。

在前面，李定國曾一再提醒過鄭成功一個日子——10月15日。

為什麼李定國對這個日子，分外敏感？

這是因為在這天後，海面上將由刮北風轉為刮南風，這在明末的帆船時代，將使南行船隻的航行速度，大打折扣。

林察的艦隊，就在這種南風的逆向吹拂下，走走停停、磨磨蹭蹭，直到11月19日，才到達南澳。

在南澳休整七天後，林察才向內河轉進，終於在新會決戰開始的12月14日，在大鵬所與陳奇策率領的一支水師，勝利會師。

他們會師的地點，距新會不過100多公里，如果以急行軍的速度向前推進，完全可以朝發而午至！

如果這支三萬人的生軍力投入戰場，戰爭究竟鹿死誰手，尚末可知？

但就像161年後的滑鐵盧戰役中，法軍將軍格魯希一樣，決戰當口，林察卻「不可思議」地停下來，而且一停就是數日。

勝利的機會，就在這樣的停留中，不可逆轉地逝去了。

得知李定國戰敗西撤的信息後，林察急速撤至海上，防止與清軍「親密接觸」。

在碧波蕩漾的海上，鄭軍不戰不進地呆了數月後，最終在1655年5月，返回廈門。

在返回廈門後，林察因「勤王入援，逗留觀望而回」，受到鄭成功降級處分，結果僅此而已！

就在李定國戰敗西撤時，清廷以鄭成功「詞語悖妄、肆無忌憚」為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終止與鄭成功一切和談，即時發兵撲剿。」

接著，順冶帝任命鄭親王濟爾哈朗世子濟度為定遠大將軍，率固山貝子吳達海，固山額真噶達輝等，統兵趕赴福建，發誓要將「屢抗天命」的鄭成功，趕到海裡餵魚。

既然要打仗了，作為談判工具的鄭芝龍，頓時就成了廢物一個。

不久，順治帝應大清廣大「監察幹部」（御史）的強烈要求，將鄭芝龍及其在京家屬，全部下牢。

鄭氏父子如何痛定思痛，不是本文關心的事情。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且看抗清的另一支生力軍（我們姑且稱其為第三方面軍），在孫可望的領導下，於此次生死大會戰中，如何表現？

雖然孫可望早與永歷帝貌合神離，但在「東進討清」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兩者卻是不謀而合的。

自打寶慶失敗，明清戰場陷入僵局後，孫可望同志，就非常渴望在抗清戰場上再創輝煌，以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威信，讓自己離皇帝的寶座，更近些。

但孫可望知道自己的水平是「官場得意，戰場失意」，如果此次掛帥出征，難免又有被失敗「撞傷」的可能。

自己不能掛帥，選誰呢？

李定國已和自己分道揚鑣了，無法用；馮雙禮、白文選非獨當一面之才，不能用。

思來想去，孫可望又想起了因保寧戰敗，被自已一腳踢到昆明「閉門思過」的三弟——劉文秀。

很「豁達大度」的孫可望，轉而以永歷帝的名義，封劉文秀為「大招討」（相當於督師），令其「都督諸軍，出師東伐」。

而此時的劉文秀，在幹什麼呢？

被「廢置」的兩年來，劉文秀己適應了這種「眾鳥高飛盡，孤雲獨自閒」的恬淡生活，整日裡，他閉門不出，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已讀書及教子讀書上。

從高高的廟堂跌落到平凡的人間後，他開始與尋常百姓，有了密切的接觸。

在昆明，關於孫可望思謀取代永歷帝，建立「後明朝」的傳言，正風生水起，越傳越廣。

雖然版本眾多，說法不一，但百姓們一提出此事時，總愛用一個簡單明快的字眼，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和價值取向。

這個字眼，就是——「呸」！

一個小小的「呸」字，可以看出民眾不講自明的政治傾向。

可望兄，你聽見了嗎？你明白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以他對孫可望多年的瞭解，這位大哥有倔強的個性和偏執的人格，自己看準了的事情，不達目的，死不罷休。

那麼，接下來，也許就是民心頓失、刀光劍影、血流成河、功敗垂成。

一邊是「民意」，一邊是「親情」，每思於此，就讓他心亂如麻、不寒而顫！

為尋求解脫，他迷上了學道，想從這「生死混淆、虛無飄渺」的世界中，找到心靈的寄托。

當詔令傳到他面前時，一身素袍的他，正準備入雞足山專門學道。

堂而皇之的聖旨，把他從逃往虛幻世界的道路上，又拉回了現實人間。

但他知道，這聖旨來自何方，出自何人，意猶何為？

一想到孫可望那張「帝欲自為」的醜惡嘴臉，實不想為孫可望作嫁衣的他，便心冷如冰！

但再想到「百二秦關，盡陷胡塵；萬千遺民，淚望王師」，他又心如滾湯，熱血澎湃。

一番「去留兩俳徊」後，劉文秀終於打點行裝，躊躇北上。

在春暖花開的1654年4月，劉文秀同志，終於到達孫可望行營的所在地——貴陽。

孫可望很給劉文秀面子，不但帶著文武百官，為其舉行了隆重的郊迎儀式，而且還舉辦了盛大的接風宴會。

劉文秀卻很不給孫可望面子，在接風宴會上，大發厥詞，講什麼「皇上猶如佛菩薩，我輩猶如大和尚，需扮好各自角色，方能故敵制勝，恢復中原。」

為此，孫可望曾一度想再次「拿下」劉文秀，但想到無人可替，只得悻悻作罷！

但為防止劉文秀給他背後再搞小動作，在離黔前，他給自己的「嫡系」將領都做了「秘密訓話」，要求他們對劉大招討的軍令，要區別對待，不能搞無原則服從。

安排好這一切，孫可望這才放心地踏上返回昆明的路途。

一路上，孫可望還不忘時不時地，給自己增添點「祥瑞」材料。

在經過黃果樹大瀑布時，興致甚高的他，就專門寫了《望水亭記》，現摘錄如下：

甲午（1654）夏，駐蹕舊亭，臨觀讚賞，俄而（不一會兒）潭水且湧數丈，勢若錢塘怒潮，噴雲散霧，左右驚視，良久乃平。或曰：此神犀之效靈徵異也。爰（於是）命所司（當地官員）選勝為亭，以備臨眺。亭成而勝益著，因記諸石，以紀厥異雲。又題其石壁曰「雪映川霞」。

就像劉邦吹牛自已斬蛇是殺了白帝的兒子，洪秀全胡侃自已昏睡是在去見上帝，在這篇遊記中，孫可望則在驚歎他看見到了神犀，別有用心地自己為自已搞了一場新的「造神運動」。

但劉文秀可不管孫可望搞的這些「八卦」，隨著孫的離去，劉文秀馬上在軍中，開始了大規模的「思想整風運動」。

他借口諸將現在威勇有餘，忠謀不足，特印製了《百將傳》，下發全軍，組織將士們進行了認真細緻地學習、討論，還請當地文儒們，到軍營進行了專題授課。

不知不覺中，忠君愛國的觀念，在這支軍隊萌芽生根！

在返回雲南後，孫劉商定的作戰計劃是：即在本年八月，由湘江出長江，同張名振等會師，奪取江南。

而在當時明清對峙的湖南戰場上，形勢也是非常有利於明軍舉行大反攻的。

清朝方面，被戰爭拖得精疲力竭的屯齊，已經率所部滿軍北返；初來乍到的洪承疇，手頭僅有一萬多「精兵」，正被湖南大大小小的起義，搞得焦頭爛額。

南明方面，張名振率的二萬「大明海軍」，已進入長江；廣東的新會戰役，也正打得熱火朝天。這兩者正一北一南地拖住了清軍的後腿，如果再進軍給予其致命的一擊，則整個明清戰場，形勢將會為之一變。

但在這時，劉文秀卻止步不前了！

止步不前的原因，主要來自內部，這就是孫可望在返回昆明後，在一批批「民意代表」的擁護下，積極組織「籌委會」，迅速加快了正式登基稱帝的步伐。

這自然引起了相當多忠於明室官員的不滿，無形之中，便形成了以劉文秀為首的「擁明派」，和以孫可望為首的「去明派」的鬥爭。

內部的「政治鬥爭」取代「軍事鬥爭」，成為南明國內的頭等大事。

在紛紛攘攘、明爭暗戰中鬥了十個月後，孫可望的「去明稱帝」的計劃，被無限期地遲滯了。

但與之一起被遲滯的，還有南明取勝的機會。

在這十個月中，清朝方面，卻在洪承疇接二連三的「苦苦哀求」下，順治帝只得再次抽調出一支生力軍，讓固山額真、寧南靖寇大將軍陳泰（滿族）率領，前往湖南湖北協助鎮守。

另外，還有咱們前面提到過的，清軍已取得廣東新會會戰的勝利，清方來自東南方向的壓力，已大為減輕。

也就是說，在1655年春，當南明內部鬥爭暫時「塵埃落定」，劉文秀決定正式發起「東伐」戰役時，他面前的形勢，已變得很不樂觀。

四月，在劉文秀的指揮下，南明大將盧明臣、馮雙禮等部的馬步兵丁六萬、象四十餘隻，己在湖南辰州集結完畢，準備向清軍發動大規模的進攻。

劉文秀籌劃的這次軍事行動，共三步走。

第一步：攻佔常德，切斷洞庭湖西面面向長江的通道；

第二步：收復長沙、衡陽、岳州，完全控制長江的湖南段航線；

第三步：與張名振部會師後，進攻武昌，打開抗清戰爭的新局面。

為保證第一步——攻佔常德的計劃，能如期實現，劉文秀採取了水陸並進的方針。即盧明臣率水軍乘船由沅江進發，他率馬步兵從陸上挺進。

但常德戰役的失敗，就壞在這「水陸並進」上。

因為這時候，長江流域已進入了梅雨季節，連日降雨，江水猛漲，道路泥濘。

在這種氣侯下行軍，對水軍造成的麻煩，不是很大，怛對陸軍而言，可就大下了。

劉文秀帶領的馬步兵常被洪水滯留，行動速度大受影響，根本無法做到同盧明臣的水軍同期抵達。

而盧明臣統領的水軍，卻藉著猛漲的江水，輕舟直過萬重山，4月17日即到達桃源，並攻克該縣。

在桃源短暫休整後，盧明臣率水軍繼續前進，直趨常德。

而此時常德的防禦，早在5月10日，就得到「全面強化」。

統帥常德守軍的，是大清軍政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蘇克薩哈（日後康熙朝的四大輔政大臣之一）。

在具體的作戰方式上，蘇克薩哈決定向曾經的老對手李定國同志虛心學習，不搞被動防禦，而是——且看下文！

5月23日深夜，準備夜襲常德的盧明臣部，剛到城下，就昏頭漲腦地鑽進了蘇克薩哈精心設計好的埋伏圈。

激戰到次日中午，沒有得到陸軍支援，且又被圍起來狠扁的南明水軍，幾乎全部覆滅，主帥盧明臣同志，也不幸以身殉職。

清軍在常德獲勝後，再接再厲，趁勝加強了辰州方面的防務。

劉文秀見狀，認為事已不可為，便將軍隊撤回貴州，以圖再舉。

本已對劉文秀不滿的孫可望，根本不打算再給其「東山再起」的機會。聞此兵敗，馬上再次解除了其兵權，趕回昆明「閒住」。

孫可望集團這邊的「遲滯不達」，到最後又不了了之，可苦了在長江中「遙望南天，翹首企盼」的張名振。

就在李定國剛剛挺進廣東前夕，張名振已領著他的「大明海軍」，開始了艱難的長江之役！

戰役之始，正為缺少引路人而寢食難安的張名振，卻意外地得到了「好嚮導」。

這個「好嚮導」就是「大明智慧之神」劉伯溫的後裔——劉孔昭。

在前面講的南明朝那些事中，劉孔昭絕對夠得上一個標準的「跳樑小丑」。

在弘光朝的名利場中，這個「小丑」不停歇地站在鬥爭的最前列，以自己無與倫比的滑稽表演，為我們的故事增添了許多濃烈的悲喜色彩。

但真實的歷史，就是如此地立體和豐富，在南明已快成為一抹夕陽的時候，孔昭同志卻像一個追日的誇父，帶著兒子，穿越生死封鎖線，自覺自願地跑到張名振軍中效力。

1654年1月17日，張名振、劉孔昭、張煌言率領「大明海軍」分批進入長江，衝過狼山、福山、江陰、清江等清軍江防汛地，四天後即到達離京口（即鎮江）只有「一水間」的瓜洲。

按捺不住激動心情的張名振，終於在鎮江金山發起了首次登陸戰，並一舉成功。

「脫手斬得小樓蘭」後，張名振與劉孔昭、張煌言登臨鎮匯金山寺，在這曾經發生過梁紅玉擂鼓戰金兵的地方，三人眺望浩瀚長江，遙祭蒼茫孝陵，不禁淚下沾襟。

兩百多年前，洪武爺在此揮師北伐、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何等雄壯！

兩百多年後，胡虜再來，中原淪陷、神州陸沉，又何等悲涼！

在萬千感慨中，張名振揮毫潑墨，寫下了《接濟秦藩師泊金山遙拜孝陵有感而賦》。

「十年橫海一孤臣，佳氣鍾山望裡真。鶉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通閩。王師桴鼓心肝噎，父老壺漿涕淚親。南望孝陵兵縞素，會看大纛禡龍津。」

張名振等在金山停留數日，以待上游「秦藩」出兵會師的消息，無奈杳如黃鶴。

而清江南總督馬國柱所派的各路援軍，正急匆匆地向這邊趕來。

見軍隊孤懸江中，久留不宜，張名振只得揮師東下。

東下途中，在揚州府屬的呂四場，張名振率軍再次發起登陸戰，擊敗了防守清軍、繳獲了大批物資。

爾後，從容返回崇明島休整一個月後，在3月29日，張名振再次率部，二進長江。

這一次，他帶來的兵更多，光運兵船就達六百多艘；西進的地域也更深，直達了距南京僅數公里的儀真。

但和第一次一樣，他仍設有見到「秦藩」的一兵一卒。

對「秦藩」感到隱隱約約的失望後，返回崇明的張名振，轉而把希望寄托在國姓爺鄭成功的身上。

5月18日，張名振帶著少數軍隊南下，先到溫州買米七船。

然後他南下閩海，到廈門面見鄭成功，要求其提供兵員、火藥、器械等方面的支持。

在談判中已經悟出「戰與和」關係的鄭成功，為了以戰促和，對張名振的「有理要求」，沒有拒絕。

他派大將陳輝統水兵五千、陸兵一萬、大船近百艘隨之北上，這讓張名振終於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但笑容並沒有持續多久！

在船隊起航後，陳輝便在其船上升起大纛，儼然以主帥自居。

見狀，名振同志便要求其降下大纛，陳輝執意不從，兩人因此於濠頭分裂。

分裂後，陳輝率所部南下，獨自行動，讓張名振再次成為孤軍獨旅！

十二月，張名振、張煌言等率所部戰船四百艘，第三次進入長江。

此次，比前兩次又深入一步，十八日即到達南京上元縣境的朱家嘴，焚擄了多艘江西糧船。

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張名振的「大明海軍」，在江蘇、安徽的長江江面上走走停停、往來穿梭，不斷探聽著「秦藩」軍隊的消息。

直到糧食無法補給後，張名振才茫然若失地退出長江。

常德、長江之役在悄無聲息中落幕，標誌著南明在這場生死大角逐中，將無緣再創東晉淝水之戰，南宋釆石之戰的勝利輝煌了。

歷史是大方的，也是小氣的，機會一旦錯過，將來的「卷案下課」，不可避免。

在這場橫跨東西、縱躍南北的大會戰中，南明，更像一輛五馬拉的大車。李定國、張名振一心一意，鄭成功三心二意，孫可望別有心意，劉文秀有心無意，各有各想，各出各力！

相反，對立面的清朝，倒是同心協力，步調一致，故終在這次大會戰中，迎風向雨，笑傲江湖！

在本章的最後，讓我再來交待一下兩位會戰重要參予者的人生歸宿吧！

張名振，在退出長江後，為尋找落腳點，再一次佔領舟山群島。

但讓他大失所望的是，此時的舟山，早已是人去島空。居民不是被萬惡的清政府屠殺，就是強制內遷，偌大的島上，僅剩六戶人家。

氣急怨恨加上奔波勞碌，張名振一病不起，不久便在灰心失望中，黯然辭世。

他死後，部下由張煌言統領，繼續在東南沿海堅持抗清鬥爭。

錢謙益，在得到姚志卓飛報後，與夫人柳如是一同慷慨解囊，秘密在山區組織起一支五百人的抗清武裝。

在得知張各振進入長江時，這支武裝即在姚志卓的率領下，穿山越水，投身其間，為之聯絡引路、籌備糧草……

當會戰失敗，一切抱負無法施展中時，錢謙益剩下的，只有書宅私和書本。

他一面痛定思痛，在書本中抒發無盡的悔恨與故國情思；一面校勘群書，保存傳統文化中點點菁華。

1664年（康熙三年），錢謙益病故，享年八十二歲。

150年後，從國家絕密資科知悉錢謙益「首鼠兩端」的乾隆帝，勃然大怒，點名將這位文化大師列入《貳臣傳》的乙編，並做詩挖苦他「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進退都無據，文章那有光。」還嗤之為「有才無形之人」，下令在全國封殺其所有著作。

即使在修集大成的《四庫全書》時，錢謙益的著作，也被排斥在外，書中凡涉及錢謙益名字者，或改或刪。

直到在全國人民前，徹底揭露出錢謙益的「醜惡嘴臉」後，乾隆帝方告罷休。

又過了100多年，清王朝被推翻，錢謙益的著述，終重見天日，再次成為我國文化史上一朵炫麗盛開的奇葩。

第三十二章 傷逝

十八先生案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這是一首「藏否人性、評論人生」的哲理詩。

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出，真正能對一人一生作出完整全面評價的，既不是其一時的真善美，也不時其一事的假醜惡，而是那永恆流淌的時間之河……

有的人今天善良可愛，明天卻邪惡可憎……

有的人在此可親可敬，到彼卻遭人唾棄……

有的人惡貫滿盈，但死到臨頭，卻感動世界……

在我們前面的故事中，這類「雙面人」比比皆是，馬士英、朱大典、李成棟、鄭成功、劉孔昭……

也許正因為如此，人類的歷史，才如此百態雜陳、百轉千回。

孫可望，最終也「不能免疫」地成為了一個這樣的「雙面人」。

在剛到雲南的三年創業期內，他曾經殫精竭慮、小心翼翼、勤勤懇懇，最終在這塊彩雲之南的神奇土地上，打造出一個欣欣向榮的政權！

但就在他事業一步步邁向顛峰，成為萬眾矚目的「民族救星」時，其人生軌跡，開始逆轉。

由「盟主」而「秦王」，由「秦王」而「國主」，一步步權力攀升，一步步威福自操，讓他不可避免地體會到權力的強大和快感。

怕失掉所有的，想得到更多的，在權力的誘惑下，孫可望曾不止一次，目光複雜地向安龍張望。

「上有所好，下則媚之」，在孫可望集團內部，很快便「誕生」了以兵部尚書任僎為首的「勸進派」。

「勸進派」們為了自已的幸福，向社會大聲疾呼：「明運己終，事不可為」，要求永歷帝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早日「禪位」給孫可望。

除了喊口號，「勸進派」還搞出不少「祥瑞」的貓膩，為自已的理論宣傳，提供「具體素材」。

其中的「星術大師」方於宣，就編出一套「帝星明於井度，天命在秦」的「美麗謊言」。

後來，連永歷帝身邊兩個最親近的人——「辦公室主任」馬吉翔和「保衛部主任」龐天壽，也非常「自覺」地加入到「勸進派」中，為勸進事業添磚加瓦！

在多種勸進勢力的擁戴下，孫可望越來越想把自已由「打工仔」變成「東家」，把對天下的「使用權」，變為「所有權」。

但考慮到自已一旦稱帝，就會授人以柄，外面的李定國、鄭成功，甚至萬惡的清政府，都有可能「名正言順」地討伐自已，孫可望感到進退維谷。

「革命尚末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最終，孫可望還是「很明智」地把稱帝這件事，暫時後放。

但他這很「有厘頭」一番炒作，可把永歷帝嚇得夠嗆。

永歷帝非常清楚，一旦小孫同志稱帝，自己失去的，決不僅僅是政治生命……

人都有自保之心，何況對自身安全高度敏感、對個人生命高度重視的皇帝。

要自保，找外援，自已已沒有多少力量的永歷帝及其親信，在對周邊外援的兵力、能力、人品、與孫可望的關係等因素綜合分析後，把外援的希望，寄托在了「思想比較單純，能力比較突出，跟孫可望關係特別不好」的李定國身上。

隨之，以首席大學士吳貞毓任組長的「引李入衛工作組」秘密成立，並開始了緊鑼密鼓的地下聯絡工作。

在這個「工作組」中，除吳組長外，還有張福祿、全為國、張鐫、徐極等二十多核心成員。

這些成員，有大臣、有太監，大家都為了一個共同的奮鬥目標，走到一起來了。

當然，這個奮鬥目標，說簡單也簡單，說不簡單也不簡單。

說簡單，是因為對於現在的李定國而言，一道「措詞懇切、感天動地」的密旨，就可以把他引得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說不簡單，是因為要順利引來李定國，必須邁過兩道坎。

第一道坎是「選人」，即必須派出一個忠誠可靠的信使，越過千山萬水的距離，經過兵荒馬亂的考驗，把皇帝的密旨，準確、安全、快捷地送到李定國同志的手中。

第二道坎是「保密」，就是這項工作，要慎之又慎、密之又密，千萬不能露出一星半點的風聲。否則，工作組將全盤皆輸，成員將全軍覆滅。

不用吳組長操心，工作組成員之一的林青陽，就自告奮勇地承擔起「送旨」這一艱巨而光榮的任務。

為把這件事做得更巧更妙，林青陽以「請假葬親」為名，身藏密旨，於1652年底啟程，前往李定國軍中。

此時的李定國，正在肇慶戰場與清軍廝殺，接到永歷帝的密旨後，異常冷靜，認為「茲事體大，需從長計議」。

他把林信使留在軍中，以待時機！

「引李入衛工作組」從冬等到春，又從春等到夏，還未見「佳音」回報，焦急萬分的他們，再一次派了密使攜密旨前往。

為防洩密，在派密使時，永歷帝把早已吃裡扒外的馬吉翔，調到南寧當官。

這一次永歷帝的密使，又不辱使命地來到新會戰場上李定國的軍中，把密旨莊嚴交到其手中。

這一次密旨，言辭比上次更悲切，感情比上次更哀傷，效果比上次更煽情！

以致於李定國看後，竟感動得「哽噎無語，淚如雨下」。

他冒著洩密的危險，給吳組長回了一封信，表示自已「寧負友（孫可望）不負君，在打下廣東後，即接駕返粵。」

永歷帝及工作組成員們，在接到李定國的回信後，一顆顆懸著的心，暫時又落回到肚子裡。

但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時間的長河裡發生變化，「引李入衛」的計劃，也是如此！

引發這一變化的，就是「引李入衛」工作組外圍成員劉議新。

劉議新，人如其名，特別喜歡對「新生事物」，大發評議。

評議也是可以的，但他卻把剛到廣西的馬吉翔，拉來當自已的聽眾。

在他自以為是的思維裡，作為永歷第一寵臣的馬吉翔，必將是自己「最好的聽眾」。

「最好的聽眾」馬吉翔，也很夠意思，從他的嘴裡一聽到「引李入衛新議」的短消息，馬上將此「原文轉發」給孫可望。

事關自已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孫可望對此短消息，自然不會等閒視之。

他馬上在第一時間成立了「私通李定國專案組」，由親信鄭國、王愛秀任正副組長，專門嚴審此案。

永歷帝，首先成為「專案組」審問的第一個「犯罪嫌疑人」。

已有了豐富「應對」經驗的永歷帝，馬上援引陳邦傅偽造聖旨封王案，來嚴正辭嚴地辯駁說——私通李定國的聖旨，必定是「做假造假」產物！

既是「做假造假」，就要嚴懲造假者。

很快，吳貞毓、張福祿等二十多名「矯詔（偽造聖旨）」嫌疑犯，被「集體雙規」。

對這些嫌疑杞犯，鄭王兩法官毫不客氣，老虎凳、辣椒水、大夾棍統統拿來，輪番使用。

見事已至此，吳貞毓、張福祿等人倒也鐵骨錚錚，威武不屈！

他們都眾口一詞地供述了自已「矯詔」的行為，完全是自發行為，與永歷帝無任何干係。

取得供詞後，孫可望馬上以永歷帝的名義，做出如下判決。

吳貞毓、張福祿等人，犯罪事實清楚，犯罪行為成立，犯罪後果嚴重，故必須加以嚴懲。故首犯吳貞毓，賜自盡（照顧其首席大學士的官面，從輕發落）；從犯張鐫、張福祿、全為國處以剮刑；脅從犯蔣乾昌、徐極、楊鍾等處以斬刑，立即執行！

此案，共有十八名永歷朝官員（含太監）被處死，歷史上便稱之為「十八先生案」。

定國入衛

隨著十八先生頭顱的顆顆落地，永歷帝與孫可望的權力鬥爭，不是塵埃落地，而是塵土飛揚。

他一面下旨安慰孫可望那顆「受傷」的心靈，一面鍥而不捨地再次派出密使，請求李定國同志，無論如何，排除萬難，趕來救自已於水深火熱之中。

當密使趕快定國軍中時，已是鴻雁南飛的金秋十月了。

雖氣候早己由熱轉涼，但李定國的內心，卻仍是夏日炎炎。

自去年底新會兵敗以來，他帶著自已百戰餘生的部隊，轉入南寧地區。邊休整療傷，練兵訓馬；邊聯絡廣東義師，準備三下廣東。

但永歷帝悲愴的呼救聲，把他憂鬱的目光，由東邊引到西邊。

如果永歷帝被孫可望「無情迫害致死」，那麼，反清復明大業，將失去源泉和動力。

事己至此，赴安龍護駕，便成為李定國最緊迫的任務。

但他也深知，此去安龍，必將和可望兄兵戈相向。

此時的可望，擁軍二十萬，兵強馬壯；而他的士兵，僅存三萬，傷痕纍纍。

若想在此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取得護駕工作的勝利，關鍵的一個字——快！

他下令從全軍抽調精銳，組成一支快連應急部隊，由自已親自統領，以24小時不間斷的急行軍速度，向安龍進發。

三天後，這支部隊即趕到田州（今廣西田陽）。

田州橫亙在廣西到貴州之間，有－支孫可望派來攔截李定國的重要軍隊。

但出定國意外的是，這支軍隊，竟成為可望兄送來的第一份「大禮」。

兩軍陣前，不願打內戰的孫可望士兵，站如松柏，靜如處子，就是不開弓放箭。

見狀，這支軍隊的最高長官——劉鎮國、關有才，只得一逃了之！

李定國下令不得追擊兩將，並見「好」就收地為這支軍隊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還下發二萬兩白銀，作為「特別獎金」，以資鼓勵。

「田州事件」讓孫可望異常震驚，震驚之餘，他馬上派出他最看好的大將白文選，赴安龍將永歷帝「迎駕（硬架）」到貴陽。

但人與人的看好是雙向的，對孫可望肆無忌憚、妄自尊大行為並不看好的白文選，一到安龍，便華麗轉身，由「反皇派」變為「保皇派」。

他以安龍地處偏僻，召募民夫不易為名，拖著「迎駕（硬架）」工作就是不辦，而專門靜候李定國軍隊的到來。

孫可望在貴陽等的菊花謝了梅花開，就是不見永歷帝來「蒞臨指導工作」。

感到情況有些不妙的他，趕緊派出親信小將葉應禎，前往安龍，督辦此事。

葉小將和白大將的區別，就是他在「反皇保皇」這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上，根本沒有獨立的思維，完全以孫可望的命令，作為自已行動的惟一指針。

因此，葉小將一到安龍，就拿出不可一世的架式，一次次氣勢洶洶地逼迫永歷帝「上路」。

但一次次逼迫，都被白大將「不慍不火」地擋了回去。

1656年1月16日，葉小將聽說李定國軍已旌旗在望，急得馬上帶兵入宮，做最後的「逼宮」。

但白大將又在關鍵時刻顯身，再一次率兵趕到，用「文武並舉」的手段，制止了葉小將的「狂熱行動」。

22日晨，霧靄濛濛、天地混沌，忽有十幾名騎兵直扺安龍城下，繞城高呼「西府大兵至矣」！

小小的安龍城頓時歡聲雷動，歡呼聲、鞭炮聲、鑼鼓聲，響徹全城！

只有葉小將嚇得隻身外逃，跑去向孫可望報告這「不幸的消息」。

迎著穿雲破霧的朝陽，跋山涉水、坎坷而至的李定國，一身輕鬆地率軍進入了安龍城。

與李定國的相見，是永歷帝這一生最激動萬分、最真情流露的時刻！

這一刻，聚集了他太多的渴望，太多的思念。一時間，己三十多歲的永歷帝，竟對著李定國的面，泣不成聲、淚流滿面。

因為從這一刻起，他將永遠告別風刀霜劍、提心吊膽的日子，獲得眼前這個人真誠的幫助和保護。

也許，作為「稀有品種」的君臣情義，只有在這一刻，才能閃現，才能體現。

當哭聲停止，永歷帝動情地對李定國說：「久知卿忠義，恨相見之晚！」

農家子弟出身的李定國，見「天潢貴胄」的永歷帝，對自己竟如此誠懇和器重，感動之餘，頓生自責。

他雙眼含淚，充滿深情地回答道：「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本欲取兩粵以迎鑾輿，但卻中途而廢，辜負陛下期望，就是萬死也不能自贖其罪。」

互訴衷腸後，雙方的激情開始沉澱，頭腦開始冷靜。

一個最現實的問題馬上擺在君臣面前，他們將向何處去？

安龍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呆下去了，這裡不但窮鄉僻壤，大軍居大不易，而且離孫可望的「巢穴」太近，惱羞成怒的孫可望一旦發兵而至，內戰將不可避免。

與白文選等人緊急商議後，大多數人的意見，贊成返回雲南大後方。

遵從大家的意見，三天後，李定國偕永歷帝向雲南昆明進發。

2月11日，大軍到達雲南曲靖，定國請永歷帝在此「駐蹕」，自己則先率一支軍隊趕往昆明「探路採點」。

由於孫可望把大多數軍隊都調到貴州湖南去了，昆明及其附近的守兵並不多，滿打滿算也就兩萬來人。

且統率這些軍隊的王自奇、賀九義等，誰也無膽量和這位「兩蹶名王」的李定國來對陣叫板。

情急之下，有病亂求醫的王自奇急忙找劉文秀、沐天波這兩位「治世良醫」，為他把脈號診。

劉沐兩位給其開出的藥方就是——迎接天子入城。

但王自奇仍心念孫「國主」的舊威舊恩，不願叛之。

就在他猶猶豫豫之時，李定國己兵至城下，並以天子名義下令打開了城門。

事已至此，王自奇只得被劉沐等人裹脅著，被動地出城迎接。

在李定國軍隊入城幾天後，3月26日，永歷帝的聖駕，來到昆明。

自雲南成為大明不可分隔的一部分以來，山高水遠的昆明，從末有尋常百姓，見過皇帝。

因此，一聽聖駕親臨，昆明城萬人空巷，無一不想目睹這位真龍天子的「特別風采」。

與弘光帝的肥頭大耳，魯監國的其貌不揚，隆武帝愁容滿面，紹武帝的大腹便便相比，永歷帝「出落得」儀表堂堂、朱唇皓齒、面如朗月、長髯垂胸，一副標淮的皇帝「胚子」。

姿態萬方的永歷帝，不但引得昆明各界群眾嘖嘖讚歎，更讓大家對「中興大明」，萌生出無限的嚮往。

可見呀！一個漂亮的容顏，對任何面試者而言，絕對是一個天然的「通行證」。

對群眾的「看好」，飽經憂患的永歷帝也很通「人情」，他專門掀起轎簾，任憑百姓「免費觀賞」。

並且，他還當即下了一道口諭：「朕到，勿分軍民老幼，聽其觀覘，巡視官兵不許亂打！」

在他「開明政策」的引導下，整整一天，昆明城都沉浸在喜氣洋洋的氛圍之中。

安居下來的永歷帝，立即任命扶綱、雷躍龍為內閣大學士，張佐宸為吏部尚書、王應龍為工部尚書，另外，兵部、刑部、大理寺、詹事府等重要的行政機構全部建立，官員全部敲定。

此舉，標誌著永歷中央政府正式建立了，朱由榔同志從此站起來了，成為一個「有職有權」的皇帝了。

新中央政府成立後，立刻推出了兩項「引人注目」的政策。

一項政策是「棄怨報恩」。

這位被歷史上無數人稱之為「膽小懦弱」的皇帝，對曾給過他無數個白眼和迫害的王尚禮、賀九義、張虎等人，非但沒有以牙還牙，反而以德報怨。

他將王尚禮由固原侯加封為保國公，對僅有軍職、沒有爵位的王自奇、賀九義、張虎分別封為了夔國公、保康侯、淳化伯。

即使曾經「賣帝求榮」旳馬吉翔、龐天義，他也僅僅判了個「隔離審查」（後心理嚴重脆弱的龐天義服毒自殺，而耐摔耐打的馬吉翔則在做出深刻「思想檢討」後，再度起用並加入內閣）。

以德報怨之後，則是得恩報恩。

他一步到位地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使這兩位異姓繼孫可望的秦王之後，成為明代的另兩位一字異姓王（後還加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

接著，封白文選為鞏國公。

對那位有獻城之功的「老親戚」沐天波，永歷帝有著天然的「親切感和信任感」。

他讓老沐同志執掌禁衛軍，並給予其有緊急事情可以隨時入奏的特權，這等於把自己一半的身家性命，交到他的手上。

另一項政策，就是緩和與孫可望同志的矛盾。

在來昆明的路上，永歷帝就從「路邊社」聽到這樣的短訊：「可望善治國、定國能用兵」，並看到了一卷卷國俗民豐的畫面，這讓他對曾經恨之入骨的孫可望同志，有了新的認識。

他渴望能與孫可望同志再續前緣，使其重新回歸到他的旗幟下，成為大明復興事業的棟樑。

因此，他「小心翼翼」地處理著與孫可望脆弱的君臣關係。

自進城伊始，他己知道昆明最好的房屋，莫過於孫可望同志為已建造的「豪宅」了，但永歷帝並未將其「拿來」使用，而僅拿空閒己久的定北將軍艾能奇舊宅，作為皇宮。

對大臣們一份份上表攻擊孫可望同志的奏硫，他一律留中不發，對該同志曾有過的不臣之心，也未加任何指責！

對該同志留在昆明的「餘孽」，永歷帝也不加岐視地「量才使用」。

在他「緩和政策」的引導下，整個雲南的政權內部的過度，風雨不興、波瀾不驚！

接下來，就是展開與孫可望同志的直接「對話」了。

永歷帝派白文選和張虎作為自已的特使，攜帶璽書前住貴陽，希望孫可望同志能以大局為重，摒棄偏見、消除隔閡、重歸於好。誠若如此，則承諾其個人政治地位，仍在晉蜀二王之上。

臨行前，本己窮得沒有多少身外之物的永歷帝，還把自己的私人物件——金篦一枚拿出來，讓二位特使轉交孫可望同志，以作信物。

兩位特使一見孫可望同志，就得到該同志不同的「獎賞」。

張虎，忠心不二，一番親切的表揚。

白文選，三心二意，一頓猛烈的鞭笞。

善於自保的白文選，在領受鞭笞後，馬上表示了「馴服」，並再次贏得了孫可望同志的信任。

孫可望雖然對永歷帝表示了不滿和傲慢，但真正造一把反，他卻很是膽怯。

畢竟於公而言，人家朱由榔是皇帝，站在制度與道德的制高點上，與他老人家為敵，不啻在自己臉上寫下「亂臣賊子」四個大字。

於私而言，他自已的一大家子人，都居住在昆明，一旦造反，全家升天。在這一點上，他可沒有吳三桂同志看齊的勇氣。

就在這種進退維谷中，半年不知不覺地過去了。

半年後，永歷帝派人把他的家眷，全部「完好無缺」地給送來了。

這讓他很是感激不盡，一度打算與朱由榔陛下「和平共處、長期共存」。

可望起兵

恰在這時，王自奇同志來了。

王自奇同志這次來貴陽，身份仍為永歷帝更高級別的特使。工作職責僅有一項，還是傳達永歷帝「和解」的善良旨意。

王自奇同志在「消極」完成本職工作的同時，卻「積極」地完成了一項非本職工作。

他別有用心地對孫可望同志說，現在的李定國、劉文秀，正在有滋有味地上演著「挾天子令諸侯」的續集。

阿Q同志的做事風格是「和尚能摸的，我也摸的」，孫可望同志的做事風格卻是「我能摸的，和尚摸不得」。

因此，他對李劉兩位兄弟，步自已的後塵，也搞出一個「山寨版挾天子令諸侯」的行為，感到由衷地憤怒。

他可以和永歷帝和解，但卻不能和這兩個異姓兄弟和解。

誅李滅劉的怒火，在他心中開始熊熊燃燒。

但一想到這樣一搞，很有可能把自已辛辛苦苦在雲南搞出來的「豐碩成果」，毀於一旦，他的怒火又暫時平息了。

欲反不能，欲和不甘，在這樣反反覆覆、朝朝暮暮中，五個多月又一晃而過。

昆明這邊，見孫可望快一年了，無動於衷，估計其不會犯「神經」起兵了。

於是乎，他們放心大膽地組成一支「征川軍」，由劉文秀率領，向四川進軍，並陸續收復了一些地區。

劉文秀調兵出川後，雲南昆明的兵力部署，再度空虛。

王自奇馬上給孫可望送去一封密信，告之「定國孤軍易擒」，並表示自己將回楚雄，整頓本部兵馬，以作內應。

王自奇的密信，徹底地把孫可望同志，送上了起兵造反的不歸路。

在昆明中央政府己成立了一年多，人民群眾普遍認可這一既成事實時，孫可望同志，卻「不合時宜」地起兵造反了。

當然，起兵造反畢竟也是一項系統工程，因此，在付諸實施前，孫可望同志，也從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組織上，他以「國主」的名義，封馬進忠為嘉定王，馮雙禮為興安王，其餘凡是跟著他干「革命」的同志，皆有封賞。

輿論上，他援引大明基本法（祖制）－－－「朝內有奸臣，外藩可起兵除之」的規定，莊嚴宣佈自己將「奉天靖難，誅滅奸賊」。

軍事上，他抽調湘黔一切可調動的軍隊，組成了征逆招討軍，由自己任統帥，白文選任大將軍，馬進忠、張虎、馬惟興、馬寶為將領。統率十四萬軍隊，於1657年8月1日誓師出征，向雲南殺來。

望著這支足可「投鞭斷流」的威武之師，孫可望同志的感覺，異常良好！

據他得到的可靠情報，李定國的軍隊，僅有三萬，還不及他的一個零頭，孰勝孰敗，一目瞭然。

況且，他還有王尚禮、王自奇等人組成的「第五縱隊」，在雲南準備「裡應內合，中心突破」。

這樣看來，無論怎樣推理，他都是穩操勝券。

以致於志得意滿的他，未雨綢繆，專門讓人在貴陽打製了三百副鐵枷，準備在勝利之日，贈給定國文秀等人「無償使用」！

8月18日，孫可望兵渡盤江，已渡過九年多和平歲月的雲南，再一次在戰爭的刀鋒下顫慄。

內戰在即，被迫應戰的永歷帝，下詔「特加晉王得專征伐，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掛招討印，蜀王作副招討」，速調雲南四川之兵平叛！

為防王尚禮在昆明「添堵」，出兵前，李定國即將其所屬部隊，劃拔到自己帳下聽用。

做了「光桿司令」的王尚禮，疑事有變，將對孫可望的承諾，拋之腦後，自管自地跑到永昌府躲了起來。

9月15日，雙方軍隊在曲靖的交水不期而遇，並分別駐紮下來。

孫可望的兵，紮營36座；李劉的兵，紮營3座。

即使力量如此懸殊，知道自已軍事天賦不及李定國的孫可望，還準備玩一手陰的。

他派出張勝、馬寶、武大定，帶領一支輕騎兵，連夜操小路去襲擊昆明，「非常熱情」地準備給李劉增加點「後顧之憂」。

做完此事的孫可望同志，認為自己已考慮得萬分周全，於是靜下心來，只等戰場上捷報頻傳。

他真的考慮周全𨭤嗎？

在這場生死攸關的戰爭中，孫可望的確考慮到了方方面面，兵力、後勤、將領、陽謀、陰招，可謂滴水不漏。

但和世界上所有旳獨裁者一樣，自信過頭的他，卻忘了考慮一種最主要的因素。

這種因素，就是參戰者作戰的意願。

對於原來大西的將領和士兵而言，即將在戰場上相遇的，有多少人，是曾經朝夕與伴的兄弟及夥伴。和之刀槍相向，於心何忍？

對於後期加盟的將領和士兵而言，大家捨生忘死擁戴的，是自已的故國與故主，絕不是孫可望本人。

所以，從孫可望起兵的那一天起，統兵的白文選、馬進忠、馬寶、武大定等人，就通過各種途徑，和李定國、劉文秀取得了聯繫，將孫可望的各項軍事計劃，一一告知。

而這一切，孫可望一無所知。

9月19日，決定雙方命運的交水大戰，在天剛濛濛亮時打響。

開戰之初，定國這邊的前鋒李本高就因馬失前蹄被殺。

在高崗上觀戰的孫可望，一見李定國軍失利，馬上令全軍出動，趁勝出擊！

見情勢危急，白文選馬上率五千鐵騎，向馬惟興營中衝去。

馬惟興一見白文選殺回，馬上也指揮軍隊，跟隨其向孫可望的大營殺去。

這邊李定國一見，馬上也掉轉馬頭，跟隨兩軍衝鋒。

在三支軍隊所到之處，孫可望的士兵也很配合，既不開弓，也不放箭，而是紛紛振臂高呼：「迎晉王！迎晉王！」。

孫可望的一個個大營，就以這樣的方式，在不到兩個時辰內，崩分離析。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整個戰場一下變成了選舉場，孫可望的士兵，用一種別樣的方式，履行了自已神聖的選舉權。

而支持他們投出莊嚴一票的，就是自己雪亮的眼睛和公正的內心。

目睹這一「不可思議」變化的孫可望，欲喊無聲，欲哭無淚。

等他的大小腦，都恢復正常運轉時，才意識到，眼下最緊要的事情，是————逃命！

他在一小撮親信的護衛下，倉皇東竄，把他帶來的十幾萬大軍，統統交給李定國去「和平整編」。

但對他失敗的人生而言，痛苦才剛剛開始！

在他率著殘兵路過安順時，駐防在這裡的馬進忠，不僅連迎進去歇歇腳的人情都不給，反而派出一支軍隊，將他本來就所剩不多的護衛，又「收」去不少。

而就在孫可望同志兵敗如山倒的同時，偷襲昆明的張勝、馬寶、武大定的軍隊，也在昆明城邊上演了一幕與交水「大同小異」的故事。

主角張勝同志襲城不成，卻被配角馬寶、武大定同志襲而擒之，並作為兩人的「反正憑證」，獻與永歷帝。

幾天以後，一臉淒涼，一身疲憊的孫可望，終於回到了起兵前的貴陽。尾隨而至的，還有劉文秀追來的數萬軍隊。

但這個他經營了幾年的家園，也沒有給他一絲的「溫暖」。

堅決要與他劃清界限的貴陽鎮守馮雙禮，在文秀大軍末至的情況下，就大力營造恐怖氣氛，搞得貴陽風聲鶴唳，一日三驚。

早己草木皆兵的孫可望，實在受不了如此接二連三地打擊，趁著神經尚未崩潰，他帶著妻兒老小和部分鐵桿共四百多人，從貴陽東門逃出。

一路上在經過新添衛、偏橋、鎮遠、平溪、沅州時，各地都深溝高壘、城門緊閉，無情地把他這位昔日無比尊貴的「國主」，拒之於外。

只有個別「良心末泯」的守將，像打發乞丐一樣，從城牆上吊下一些「吃食」，對他表示一下「憐憫和安慰」。

他的想法，本意是到湖南暫避一時，捲土重來。但這一廂情願的計劃，立刻被眼前慘酷的現實，無情扼殺。

下一步，路在何方？

世上的路有千條萬條，但盤點下來，擺在他面前的，不過三條。

第一條：向歷史上最勇於知錯就改的廉頗老同志學習，跑回雲南，玩一出「負荊請罪」的老把戲，請永歷帝、定國老弟看在昔日的情份上，大發慈悲，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但他馬上，就自我否決了這條路。

因為照著這條路走下去，永歷帝、定國老弟雖然會在稠人廣眾中原諒自己，但隨後，就是找一個隱蔽的處所，把自己「優侍」起來，並且一直「優侍」到生命的終結。

「毋自由，吾寧死」，深知自由可貴的孫可望同志，決不能因一時的糊塗，走到這條「生不如死」的路上來。

第二條：找一個「世外桃源」，隱居起來，從此與世隔絕，終老林泉，做一個新時代的「陶淵明」。

但這一條路，馬上也被他在苦笑中否決了。

如果僅僅是自己一家人，走這條路，未嘗不可。但自己身後卻有400多號人，他們中的大多數「有志之士」，可不願意跟自已去當「農民隱士」。

作為他們的領頭人，他必須對大家的命運前途，負責到底。

前兩條路都走不通了，那剩下的最後一條路，就是投降。

投降到有殺父（義父張獻忠）之仇，且與之打打殺殺了十年之久的「滿韃子」那裡，出賣靈魂、出賣朋友。

但走這條路，富貴是可以重獲的，生命是可以保障的，手下是可以交代的。

更關鍵的，是他鬥敗後的嫉妒、怒氣、仇恨，都可以在未來的投降事業中，一一得到清算和發洩。

他歇斯底里地對部下兌：「今被李定國欺辱至此，故孤不惜剪掉頭上的數根頭髮，降清以乞師，報這不共戴天之仇耳！」

在下了投降的決心後，他先派楊惺先，鄭國光先到寶慶前線，與清朝湖南當局接洽。

招降納叛是清朝做大做強、行之有效的傳統手段，因此，在接到孫可望「投降要約」後，喜出望外的清湖南巡撫張長庚，馬上派出李茹春、王平兩總兵帶兵「對接」。

而此時，逃到武岡的孫可望，前有武岡總兵楊武軍的阻截，後有白文選軍的追擊，已到了無法脫身的地步。

幸虧李茹春、王平兩總兵帶兵趕來，才把命懸一線的孫可望一行，從死亡線上「有情有義」地拉回來。

冰火兩重天

人生如登山，只要有高峰還在前頭，腳步便會堅實向前，一旦把千山萬壑踩在腳下，真正的對手，便是自己了。

李定國同志的人生，便一步步走進這樣的格局裡。

戰敗孫可望、消滅內部對手、榮登南明實際「一把手」高位，讓他的人生境界，頓時發生改變。

逐漸地，固執、偏激、唯我獨尊，開始滲透到他的行為之中。

作為一個純粹的人，他很難接受中國政治上慣用的妥協和中庸，而更願意有恩必報、是惡必除！

所以，一方面，他對剿逆功臣大加封賞，白文選、馬進忠、馮雙禮、靳武等，分別封王封公封侯，可謂皆大歡喜！

另一方面，對本可靠一紙赦罪詔書，就能「和平解決」的楚雄、永昌，他卻親自統兵、大打出手，將曾支持過孫可望的王自奇、張明志、關有才等人，逼得走投無路，鋌而走險。

結果，又一場內戰打下來，雙方非死即傷！

接著，立足略穩李定國，又匪夷所思地搞起「關門主義」來。

他把「棄暗投明」過來的孫可望舊部，稱為秦兵；而把跟自己「出生入死」的舊部，稱為晉兵。無論政冶侍遇、後勤裝備、生活福利，皆是「秦劣晉優」。

如此一來，秦兵晉兵，各不相屬，經渭分明！

慢慢地，這些感覺「低人一等」的秦兵，便彙集在「忠厚寬容」的劉文秀身邊。

劉文秀同志，便在無形當中，成為秦兵的「領導者及代言人」。

結果，李定國與劉文秀的內在矛盾，潛滋暗長！

內在的矛盾，總會通過外在的具體事件，表現出來。

先是在孫可望「越界逃逸」的責任追究上，對《三國演義》耳熟能祥的李定國，疑心劉文秀演了一出「捉放曹」，私而忘公地把「萬惡」的孫可望給放了。

李定國的懷疑情緒，感染了永歷帝，他站在李定國的一邊，譴責劉文秀，讓其有口難辯。

接著發生的「遷都」事件，更把兩人的關係，拋到「萬劫不復」的深淵。

「遷都」事件發生的前提，是隨著貴州、湖廣、四川局勢的穩定，劉文秀提出了「遷都貴陽，以利進取」的建議。

這個建議，合情、合理、合形勢、合政策，永歷帝也深表贊成，並定下了遷都的日期。

但李定國擔心永歷帝一旦走出雲南，便可能讓朝政大權，旁落到劉文秀手上，因此一個勁地表示反對。

爭來鬧去，一氣之下的定國同志，賭氣地向永歷帝遞交了辭職報告。

在李和劉之間，永歷帝感激李定國，依賴李定國，也懼怕李定國。

最終，「對人不對事」的永歷帝，在「遷都」問題上，屈從了李定國的錯誤意見。

這件事之後，李劉的裂痕，公開地暴露在公眾面前，讓朝野上下，為之憂心重重。

見覆水難收，心存芥蒂的李定國，為防止再出現孫可望式的內亂，便動員永歷帝在軍隊內「大換血」，把劉文秀及眾多經驗豐富的一線將領，調回毗明「待崗」。

內心亟亟度苦悶的劉文秀，一回昆明，就把各種事務，交予護衛陳建處理，轉而把自己宅在家裡，不問世事。

「哀莫大於心死，悲莫大於血冷」，在前途無望中，疾病開始快速侵襲劉文秀心灰意冷的肌體。幾個月後，他由「宅家」變成了「宅床」。

當永歷帝、李定國相偕來家中探望時，劉文秀已是面容枯犒，病入膏肓。

目送兩位離開後，眼見來日無多的劉文秀，寫下了自已人生中的最後一道上疏。

「北兵日逼，國勢日危，現只有與夔東十三家聯合，取四川以圖存。爾後，進軍陝西、河南，或能轉敗為勝，挽救危局……臣有窖金十六萬兩，此畢生積蓄，現捐出以作興軍之用。臣死後，家人仍會秉承忠貞，為國效力……」

這些遺言，既是對永歷帝說的，也是對李定國說的。

1659年4月25日，劉文秀病逝於昆明。

雖然文秀同志治國不及孫可望，打仗不及李定國，但就其人品、謀略和組織協調而言，卻有略勝一籌之處。

他的離去，讓李定國在此多事之秋，頓時失去了一位「忠言可講、危急可倚」的好兄弟。

南明的夕陽，正一點點地向天邊沉淪！

與劉文秀在明永歷朝飽嘗猜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孫可望在清順治朝的備受恩寵！

孫可望的歸降，首先對已經陷入山窮水盡的五省經略——洪承疇老兒來說，無疑是一個柳暗花明的「利好」消息。

四年多來，由於寸土未拓、勞而無功，這位已被無數漢人唾罵為「當代秦檜」的大漢奸，在滿人那裡，也橫遭非議，認為其所作所為，是不忘故國，有意「存明」！

「唾沫效應」加上年老體衰，讓洪老兒有苦難言，萌生退意。

半個月前，忍無可忍的他，終於以「眼疾失明」為借口，向順治帝打了辭職報告，並很快獲准離職回京休養。

就在他打點行裝、犧惶北上時，來降的孫可望，卻像一位「妙手回春」的良醫，未曾謀面，就讓他藥不到，病已除。

對洪老兒而言，作為「同道中人」的孫可望，不僅和自已有共同的語言可講，而且在末來進軍大西南的日子裡，這位昔日的「國主」，將發揮別人「難以企及」的特殊功用。

於是，這老兒一掃病態愁容，棈神抖擻地趕到湘鄉，去與孫可望「約會」。

在路上，他還心急火燎地向順治帝上了一封「病已痊癒，願留職為國效力」的奏章。

收到奏章的順治帝會心一笑，自然淮奏。

12月28日，孫可望、洪承疇這兩位新老漢奸見面會，在湘鄉如期舉行。

在熱烈友好的氣氛中，兩位有過共同人生經歷的漢奸，免不了做一番「虛情假義」的吹捧。

見面會後，洪老兒趁熱打鐵地給順治帝上了一封用「小說手法」寫就的奏章，夾在孫可望的降表裡，一同呈上。

在這篇奏章中，洪老兒將孫可望「由叛到歸」的過程，娓娓道來，讓讀者（內閣成員及皇帝）賞讀之餘，看到了洪承疇忍辱負重、以守代戰，最終促使南明生變的「高大形象」。

當然，在奏章的最後，他也對孫可望「歸來」的作用、意義、使用方法，也一一作了介紹。

其實，不用洪老兒費心，對「天上忽然掉下個孫國主」，順治帝簡直可以用「喜從天降、喜不自勝、喜極而泣」的喜悅三步曲來描述！

幾年以來，就是在這個「孫國主」領導下，四季如春的雲貴高原，成為了最大最牢的「反清堡壘」，把年輕的順治攪得心神不定、未老先衰！

川黔桂千里國防的艱難建設，幾十萬軍隊的晝夜防守，數百萬兩白銀的浩大支出，曾讓順治帝感到身心疲憊、欲振乏力。

更致命的是，明清戰爭狀態一日不停，內地的漢人不甘心做順民之心，便會一日不死。

因此一度期間，順治帝已在認真考慮「以土地換和平」的方案，想通過讓出長江以南的土地，劃江而治，以使雙方得到相互的認可和生存。

但現在，這種沉悶頹喪的空氣，一掃而光。

而對孫可望的「攻心」工作，正式實施。

1657年12月，按「對等」原則，順治帝下特旨，封孫可望為大清「義王」。

為體現封王的隆重及莊嚴，順治帝特派出弘文院學士麻勒吉（副總理級）為正使，禮部尚書（正部級）胡兆龍、禮部右侍郎祁徹白（副部級）為副使，從京城出發，千里迢迢，趕往湖南，行冊封大典。

1658年2月20日，冊封大典在湖南長沙舉行，「趕來」的省城各界群眾，「有幸」目睹了這一難得一見的盛況。

這可是孫可望同志人生歷史上的第二次封王了。

上一次，他拿著「廣土眾民、兵強馬壯」的雲南，歸附永歷，請求封王時，是何等的曲折、何等的艱難。

這一次，他土地、兵馬、錢糧一無所有，僅靠400多人的資本，卻被如此之快、如此之重地封王，出乎意外，始料不及！

一時間，即將「奔四」的他，竟在冊封大典上，被感動得熱淚盈眶。

灑淚之後，一種為新主子效犬馬之勞的沖天幹勁，在孫可望乾涸的心田，勃然而生！

但這還不是「攻心」工作的高潮。在封王之後，孫可望在麻勒吉的陪同下，進京陛見。

5月2日，在北京京郊，孫可望受到了「外國國家元首」來訪，才可享受的待遇。

以和碩簡親王濟度、和碩安親王岳樂為首，大清公侯伯等大批「高官」組成的「巨無霸郊迎團」，對其進行規模宏大、場面熱烈的「十里郊迎」。

次日，順治帝在太和殿接見了孫可望，並對其溫言撫慰，關愛備至！

在接下來的十天內，在順治帝的過問下，孫可望的住房問題、薪資問題、待遇問題，都「優質高效」地得到了解決！

考慮到孫可望遠道而來、人地比較生疏，內心比較孤獨，生活比較困難，順治帝特別為其舉辦了三次高級別的「接風酒會」，並先後賜銀一萬二千兩，錦衣多件、美食多種。

見孫可望轉眼成了順治帝的紅人，大清的當朝官員，也爭先恐後加入「捧孫團」，促使這位「大清義王」的人氣指數，急劇攀升！

吃過了、喝過了、住過了、紅過了，這一切之後，就該孫可望「加大工作力度，體現自身價值，積極回報組織」的時候了。

這一點，「義王殿下」也是心知肚明，因此在清軍業己開始的進軍大西南行動中，他就上竄下跳，積極扮演著「領路人」及「招降者」的雙重角色。

他曾日以繼夜、忘我工作，寫出了累牘連篇的「永歷朝國防白皮書」，對南明現在的山川地理、國防設施、兵力分佈等，作了全方位地「揭密」，在書後並附上了自製的「滇黔地圖」。

為將研究成果轉化成「戰鬥力」，他從自己帶來的四百多人中，選出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嚮導，經過思想改造後，帶著他的研究成果，下拔到前線的清軍中，作為「超級導航」使用。

在招降工作中，孫可望採取了「多處撤網，重點捕撈」的辦法，不遺餘力地給留在南明陣營中的「老部下」寫信，現身說法地引誘這些同志，沿著他開闢的投降道路前進！前進！進！

在寫信中，他還超越責權地出台了一項特別政策————「各將可赦，惟定國一人不赦」，以此出了自已心中的一口「怪氣」。

但實際上，他真應該感謝李定國這位「好兄弟」，因為正是在這位兄弟「關門主義」的配合下，孫可望的「招降政策」，才效果顯著，成績突出！

在清軍進軍西南的戰爭中，大批感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秦兵秦將」，自動放下武器，拿著「義王」的介紹信，歸順清朝。

第三十三章 雲南陷沒

三路進軍

自孫可望投降的那一天起，清廷上下就積極行動起來，籌備向南明發動新的進攻。

自李定國帶著永歷帝去了雲南後，南明在廣西的國土，就東一塊、西一塊地丟光了。目前，南明的國土，僅剩下雲南、貴州的全部及四川、湖南的一部。

清軍的進攻，便是向這四個省份發動的。

其過程主要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突破防線、佔領貴州；第二階段為佔領雲南、消滅南明。

1657年12月15日，「大清國國家元首兼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愛新覺羅·福臨同志（順治帝）發表《告全旗、全軍、全國人民書》，號召大家行動起來，對南明進行「最後的一戰」，並簽署了三路進軍的聖令。

在第一階段的軍事行動中，三路清軍的具體構成及行軍路線為：

西路軍

統帥：平西王吳三桂、固山額真李國翰。

軍隊構成：以吳三桂的嫡系——關寧鐵騎為主，陝川甘豫的漢軍為輔。

進軍路線：陝西漢中→四川重慶→四川遵義→貴州貴陽。

中路軍

統帥：寧南靖寇大將軍羅托（宗室成員、滿族），固山額真濟席哈（滿族）。

軍隊構成：少量駐京八旗及洪承疇手下的部分漢軍。

進軍路線：湖南前線→貴州貴陽。

東路軍

統帥：征南將軍趙布泰（滿族），廣西提督線國安。

軍隊構成：少數駐京八旗、洪承疇手下的部分漢軍、廣西駐軍。

進軍路線：廣西前線→貴州貴陽。

為給三路清軍找一個統帥，堅信「打虎親兄弟、上仗父子兵」的順治帝，抱著的「用親不用賢」原則，把年僅23歲的堂哥多尼（多鐸之子），任命為安遠靖寇大將軍，統帥三路軍隊。

而把己辛辛苦苦幹了四年五省經略的洪承疇，擼到一邊當了多尼的「參謀總長兼後勤部長」。

1658年2月下旬，中路軍的羅托，率先帶兵向南明的湖南防線發動進攻，南明旳喪鐘，伴隨著隆隆的春雷敲響。

由於李定國在軍中的「大換血」，明軍前線的將領，正處在一個「青黃不接」時期，將不識兵、兵不認將、軍心混亂、互相抬槓。

很快，這條縱橫數百里、堅持四年多的防線，被羅托的清軍突破。

突破防線後的清軍，信心倍增，趁勝佔領了貴州的鎮遠、黃平、平越州。到了春光明媚的四月，以「先入關中者為王」的驕橫氣焰，奪取貴陽。

西路軍雖然也在1658年2月，由漢中入川。但因補給困難，直到3月4日才到達保寧州。在此短暫休整四天後，即經西充向前推進。

這時的四川，萬物喧囂，人類寧靜。經過二十多年戰爭的「殘酷洗涮」，百戶不存一，千里無人煙，讓這裡重歸「史前時光」。

此情此景，讓這些飽經戰陣、殺人無數的征伐之士，也「堅」腸寸斷，徹骨生寒。

山一程、水一程；風一更，雨一更。行軍路上，這路清兵，遇到的最大敵人，不是列陣以待的明軍，而是一個個凶殘暴戾的野獸和一條條枳荊叢生的道路。

這支苦不堪言的軍隊，只能按圖前進、伐木尋道，伐一程木，進一程兵，直到4月3日，才到達重慶，並把這座「兵微將寡」的城市，順利佔領。

佔領重慶後，行軍統帥吳三桂遵照清廷「先黔後川」的軍事計劃，置川南於不顧，率軍徑直經綦江向桐梓方向挺進，4月30日攻取遵義。

5月3日，經過艱苦卓絕行軍的西路軍，終於到達貴陽，同羅托的中路軍會師。

會師後，西路軍繼續進攻至息烽，並在開州擊敗明總兵楊武部。

爾後，西路軍回師遵義，並以該城為活動半徑。一面休養士馬，一面政治誘降。

相比中路軍的「快捷」、西路軍的「艱險」，東路軍的進軍可算是無風無浪、無憂無慮！

2月1日，東路軍統帥趙布泰帶到從洪承疇手裡分來的三千兵馬，從湖南出發。一路上走走停停、游遊蕩蕩，直到3月5日，才到達廣西。

在這裡，他會同廣西提督線國安手裡的八千多兵，取道南丹州、那地州，進入貴州。先後收取了獨山、都勻，並也「順順利利」地進入貴陽，與其它兩路軍會師。

至此，清軍己佔領了貴州除黔西之外的全部地域，第一階段的作戰目標，基本實現。

如果說雲南是「室」，那麼貴州則是「堂」，現在，堂一破，室必危！

永歷帝和李定國也非常明白這一點，因此在清軍一佔領貴州後，就給一個叫羅大順的土司加官進爵，請其領兵在五月間收復了新添衛，後來還給張先璧的餘部，補充糧草、增添械器，助其反攻貴陽。

但這兩次不成規模的進攻，因兵力單薄，或先得後失，或勞而無功！

除此之外，直到九月底李定國整軍出滇前，南明在這四個多月時間，像一個反應遲鈍旳老人，沒有採取任何大規模的軍事反攻。

諸位讀者可能要問了，從2月清軍行動以來，明清戰揚上，怎麼不見了李定國同志「克敵制勝」的身影，是不是消極怠工了？

我可以很負責任卻又無可奈何地告訴您：「李定國同志沒有任何消極怠工的表現，這段期間，他很忙，忙得不可開交！」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自從他主持永歷朝的全面工作以來，文山會海、交際應酬、杯觥交錯，讓這位只有「軍事專才」，沒有「從政全才」的同志，顧此失彼，著著失策。

當把這一切都搞得似乎「有模有樣」時，己經是秋風乍起的九月了，寶貴的時光和難得的機遇，就這樣一去不復返了。

而佔領貴州的清廷，卻抓住機遇，大干快上，一面休整隊伍、籌備糧草、加派援軍；一面從各地選拔「優秀的基層幹部」南下貴州，加強基層政權建設，並採取了一些「舒緩民力」的政策，讓貴州的民心，漸趨穩定。

整軍出滇後的李定國，先從四邊包抄貴陽，準備一舉收復之！

就在他剛剛部署完畢時，洪承疇、多尼帶著大批援軍，從湖南氣喘吁吁也趕到了。

戰場形勢馬上為之逆轉，李定國被迫由進攻轉為防禦。

他令馮雙禮守關嶺，祁三升守雞公背，李成爵守涼水井，張先壁餘部守黃草壩，白文選守七星關，竇名望、劉鎮國守安莊衛，白己則帶「總預備隊」，守北盤江西面的雙河口。

這種部署，您一看就很明白，橫豎離不開一個「守」字。

對此，我稍作對比。

那是四十年前的在薩爾滸大戰中，敵眾我寡的努爾哈赤，面對四路浩蕩壓境的明軍，「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完全不去死守一城一地，而是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有利的戰場和戰機，連續作戰、速戰速決、各個擊破。

結果在五天之內，就在三個地點打了三次大仗，殲滅了杜松，擊敗了馬林，圍殺了劉鋌，嚇跑了李如柏。

此役，成為「明亡清興」的決定性戰役。從那次戰役後，滿清的日子，就一天天地好起來；而明朝的日子，卻一天天地壞下去。

四十年後的今天，李定國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將本來就為數不多的軍隊，如星星點燈般散落於山高林茂的黔西戰場。

另外，如果我們把李定國的戰績履歷表，拿來細細考查，就會發現，該同志的軍事特長，既不是憑城堅守，也不是野戰強攻，而是以地設伏。他特別善於借助地形的掩護，以較小的傷亡，獲取較大的勝利。

但這一次，他卻「讓人費解」地放棄了傳統優勢項目，而搞起了「最不拿手」的被動防禦。

這種作法，就和兩百多年後的第五次反圍剿中，紅軍放棄擅長的運動戰，打起陣地戰，一樣失策。

孰勝孰敗，在開戰前，似乎已昭然若揭！

但他這樣做，的確有難以言表的苦衷，因為現在的軍中，「秦晉」矛盾已很突出。在這種境況下，李定國很難把大家攏在一起打運動戰，只能把這些士兵東一堆西一夥放在各個陣地上，讓他的「晉兵」監視、督導「秦兵」來打仗盡忠。

李定國這種捨長就短的軍事部署，讓老謀深算的洪承疇喜出望外。

在他的建議下，清軍在平越州東南的楊堡召開「集團軍司令員」會議，會上確定了分兵三路、繼續進攻、各個擊破的總方針。並根據新問題、新情況，將進軍路線及新的統帥調整如下：

中路軍

統帥：多尼。

進軍路線：貴陽→安順→關嶺→普安→雲南。

北路軍

統帥：吳三桂（李國翰已死）

進軍路線：畢節→七星關→雲南。

南路軍

統帥：濟席哈、趙布泰、線國安。

進軍路線：都勻→安龍→黃草壩→雲南。

至於鎮守貴陽、維持治安、轉運糧草，則是洪承疇及羅托的任務（這工作安全係數大）。

會後，年輕氣盛的多尼，急不可奈地帶著中路軍，向安莊衛發動了進攻。

在數量及戰鬥力雙雙佔優的清軍面前，安莊衛很快失守，守將劉鎮國戰死，竇名望逃回。

初戰告捷後，多尼的下一個目標，是關嶺。

防守關嶺的馮雙禮是個「老革命」了，見清軍人多勢眾，馬上主動放棄陣地，退到雞公背，與祁三升合兵一處，準備在此給清兵還之以顏色。

雞公背地勢險要，確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氣勢。

清軍到了這裡，強攻了幾次，死傷纍纍，一無所獲，比較犯愁。

但馮雙禮更犯愁，因為明軍的後勤供應已經出現混亂，糧食已經好些天，沒有運到這塊高地上來了。

兵無糧自亂，幾天後，吃光了存糧的數萬名明軍，亂哄哄地撤出陣地。馮祁兩總兵，只得「上級服從下級」，悻悻地棄黔回滇。

北路軍吳三桂在進軍中，主要的對手是白文選，主要攻取的目標是七星關。

但七星關真是一個「雄關阻塞戴靈鰲，控制盧龍勝百牢」的地方，對此，從山海關來的吳三桂同志，也只能望關興歎！

攻不過去就繞過去，在關下挨了一頓暴揍後，打了半輩子仗的他，忽然「茅塞頓開」。

在重金的誘惑下，一名深通地理的當地嚮導，自告奮勇地帶著吳三桂的一支「特種部隊」，繞過七星關，從一條秘密小道進兵，直取關後的天生橋。

「唇亡而齒寒，齒亡而唇乾」，失掉天生橋後，七星關便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衤，不幾天，各類作戰物質便告枯竭。

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神情沮喪的白文選，只得帶著和他一樣心情的隊伍，取道烏撒府（今貴州滅寧縣），退回雲南。

最後說說南路軍。

南路軍趙布泰碰到的「進軍障礙」，既不是山，也不是關，而是江——北盤江。

在北盤江畔，明軍已將清軍一側的船，全部沉到江底，而在對岸列陣以待，只等清軍過江時，「痛打落水狗」。

手中無渡船，對岸有堅兵，望著激流奔湧的一江秋水，趙布泰的心頭，陣陣發悸。

但他很不簡單，知道「智慧從群眾中來」的大道理，於是，一個旨在向叛徒借智慧的「反正人士」座談會，在軍中隨後召開。

在趙布泰的循循善誘下，一個土生土長的土官岑繼魯，向他獻上「錦囊妙計」。

這個計策，實施起來，共分兩步，第一步：在某地打撈出一批明軍沉到江底的渡船；第二步：在下游十里處，找到一處明軍忽視了的渡口。

就靠這兩步，清軍在夜間偷偷過江，並在天光微亮之時，面帶微笑地出現在對岸的明軍前。

面對如鬼魅而至的清軍，大夢初醒的明軍，來不及組織有效的抵抗，倉皇撤退，把北盤江天險扔給了清軍。

帶著成功渡江喜悅的趙布泰，迎著太陽，向著勝利，繼續前進。在涼水井擊敗了李成爵的數萬明軍，在雙河口、魯溝連勝李定國親率的「總預備隊」，順利佔領安龍、貞豐、黃草壩。

戰爭中沒有「雙贏」的概念，一方的勝利，必然會導致另一方的失敗。

黔西會場，便以李定國的全面失敗而告終。腹背受敵的他，只得令馮雙禮殿後，全軍撤回雲南。

至此，貴州已全部淪為敵手。

得黔望滇，清軍的下一個目標，便是神奇多姿的彩雲之南。

退守滇西

1658年12月初，北路的吳三桂由烏撒府涉可渡河，進入雲南，經沾益州、交水至羅平，與多尼、趙布泰在這裡會合，迅速向昆明推進。

在貴州的防禦戰中，己消耗了大批兵力的李定國，實在沒有能力再組織一次「像模像樣」的保衛戰了。

萬般無奈之下，李定國寫了一道緊急奏疏，快馬加鞭地送到永歷帝的御案前，請其「移蹕以避清人之鋒」。

可以想像，看到奏疏旳永歷帝，心境是何等的無助和悲涼！

從他即位的那一天起，動盪的時局加上個人的懦弱，讓他「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在南國的大地飄泊無定。

只有到昆明以後，他才有了一種倦鳥歸巢的感覺。

相對於劉鐵棍的「驕橫無禮」，李成棟的「神威難測」，孫可望的「目無尊長」，同齡人的李定國對他則是「平和可親」的。

尤其在權力面前，李定國沒有大權獨攬的癖好，對他的尊嚴和權力，也從未進行過「踐踏和干涉」。

在這種「兩情相悅、相得益彰」的工作氛圍中，他中央政府的各類衙門開始建立並正常「營業」，他也「有滋有味」地做起了「真正的皇帝」。

可以說，從1656年到1658年的這兩年間，在他一生中最安逸、最快樂的一段時光，特別是在打敗孫可望後，他更相信，這種時光，會長久地持續下去。

但幸福這精靈總是喜歡一閃而過，來不及細細品味，痛苦這個討厭的傢伙，就又如此之快地不請自到了。

現在，他將必須趕快離開這「溫柔之鄉」，重新開始他的飄泊生涯。

隨後，一個「最現實」的問題擺在面前，他將在那裡重建他的「流亡政府」？

對這個問題，朝臣們馬上分成了「北上四川」和「西撤滇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

「北上四川」即主張將「流亡政府」遷到四川的建昌。

這樣做，好處一：四川建昌「風景這邊獨好」，經過大學士文安之等同志這幾年的埋頭建設，建昌的經濟水平有了飛速的提高，大軍及政府過去，吃飯問題是不用發愁的。

好處二：到建昌後，可以以那裡為基地，收復重慶。爾後聯絡大順的夔東十三家，徵集船隻，順長江而下，千里江陵，一日可至，從而直搗荊襄、再回南京，並與東南的鄭成功遙相呼應，再次讓「反清復明」大業「死而復生」。

曾記否，劉文秀臨終前，也提了這個建議。

凡是有利必有弊，「北上四川」之不好之處，就是一旦不慎，就有可能被重兵集結的清軍包了「餃子」。

第二種建議是「西撤滇疆」，即主張將「行在」撤到滇西的永昌（今雲南保山）。

這樣做，好處之一是滇西地形複雜，民心依附，是一個長時間打游擊的好地方。

好處之二是如果連游擊也不能打了，就退到緬甸去。等清兵一退走，就重返雲南，距離上比四川更近。

不好之處就是到邊疆去，就有可能被「邊緣化」，慢慢地消失在中國人民的視野之外。

制定哪種方案，並不取決於朝臣的爭吵，關鍵在於兩個決策者——永歷帝和李定國的態度。

永歷帝和李定國毫不猶豫地堅持了第一種方案。

理由也很簡單，「親不親，中國人；美不美，中國地」。如果能在國內混下去，誰願意跑到凶險莫測的外國呢？

這一帝一王的意見一定，便計劃在12月15日放棄昆明，經賓州撤往四川建昌。

12月13日，李定國從前線趕回昆明，具體主持「移蹕」這一龐大工程的實施。

撤退前，如何處理昆明這一帶的大量存糧，成為李定國同志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

按慣例，這些存糧能帶走的要帶走，帶不走要燒掉，以免資敵。

李定國、白文選商量後，也決定這樣做，並將其上報永歷帝作「最後的裁可」。

但永歷帝卻破天荒地裁了個「不可」。

他「不可」的理由是「一旦將糧食燒掉，飢餓的清軍馬上就會就地徵糧。到頭來，苦的還是當地百姓，所以，糧食不燒，就地封存」。

為防燒糧，他還緊接著下達了專門的聖旨。

他的這道聖旨，最終，被對雲南人民懷有深厚感情的李定國「堅決執行」了。

不但昆明的糧沒燒，連宜良等地的糧也沒燒。

結果自然是很「不幸」的，因為這些糧食，竟讓入滇的清軍整整吃了半年。清軍吃飽後，便是整日裡把永歷帝及其手下，追來趕去。

但今天的我們，卻真應該從內心深處，為這位生性善良的皇帝喝采，向這位心懷博愛的基督徒致敬。

因為這一點，並不是每一個自詡為「愛民如子」的領導人能做到的。

即便是「苦孩子」出身的李自成，在撤出西安前，對農民伯伯「粒粒皆辛苦」的糧食，也是企圖一燒了之（但被田見秀執行時「打了折」）！

僅憑此，我們就可以諒解這位皇帝曾經有過的猶豫不決、碌碌無為、膽小懦弱……因為，從本質上來說，他是一個好人。

斯大林說：「勝利者不受譴責！」，但這褒獎的，是一種「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今天，平凡無奇的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好人不受譴責！」。

因為這褒獎的，是我們做人的起點和歸宿。

12月15日，永歷帝率領文武百官撤離昆明，開始了他最後一次流浪（專業名詞叫「狩獵」）。

「東風無力百花殘」，隨他一起流浪的，還有在這個政權下，沐浴了十年和平陽光的昆明百姓。

於是，城裡城外、哭聲鼎沸、生離死別、扶老攜幼的人間慘象，永歷帝又一次耳聞目睹，又一次柔腸寸斷，卻又一次無能為力！

這支逶迤北行的隊伍，共分前鋒、主力、後衛三部隊組成。

前鋒由慶陽王馮雙禮、廣平伯陳建、武功伯王會、延安王艾能奇長子艾承業帶隊，其主要任務是逢山開道、遇水搭橋、剿匪安民，為主力和後衛在荊棘中開闢出一條道路來。

主力則像螞蟻保護「蟻後」一樣，簇擁著永歷帝及其政府官員，經安寧、武楚、趙州，緩緩北上。

在12月21日撒出了昆明的李定國，則率軍擔任後衛。

現在，大家只有一個共同的方向——盡快到建昌去，開闢新的家園。

但這一目標，在李定國撤出昆明後，卻發坐了根本性的改變。

促使這一目標改變的，卻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馬吉翔。

讓馬吉翔改變目標的原動力，既不是來自於運籌帷幄的思考，也不是科學嚴密的論證，卻僅僅是一個端不檯面的「心理障礙」——他本人與建昌的文安之大學士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想當年，在廣西梧州，他為了實現「簽字一枝筆」的夢想，機關算盡，手腕使足，終於把這位東閣大學士逼得「離朝出走」，跑到四川「另謀出路」。

而如今，還沒過了三十年呢，河東河西的地位，驟然倒置，自已則得跑到人家的地界上混口飯吃，這不僅讓他顏面耗盡，而且權力丟光！

遙望四川，馬吉翔心事浩渺，愁腸百結！

小人物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就是「一已私利」，因此，如何說服「當家人」李定國同志把去四川建昌變成去雲南永昌，成為他新的奮鬥目標。

為了實現目標，他馬上想到一個同盟者，李定國的重要幕僚——金維新。

之所以要「定位」在金維新的身上，是因為該同志和他一樣，對北上四川也存在嚴重的「心理障礙」。

金維新曾經和現任建昌總兵王偏頭，為爭奪一位美女的「所有權」，而結下了至今難以消解的「梁子」。此去建昌，可謂生死未卜。

因為事關自已的「生死存亡」，金維新很快被拉下水，並成為說服李定國西撒的主力軍。

對李定國，金維新太明白了，講困難是嚇不住這個「鐵人」北上建昌步伐的。

但他己明顯地感覺到，自從打敗孫可望後，李定國己經深深患上了「攬權症」，任何企圖挑戰他地位的人和事，都會引起其高度的警覺和不安。

就像馬吉翔說服他一樣，他也迅速找到了李定國的「心理障礙」。

他對李定國「推心置腹」地講：「我等新敗，若去四川，袁宗第、郝永忠這些大順軍將領必輕視而不肯聽命，皇帝也會厚彼薄我；東下荊襄後，如果這些人再立一些戰勱，則也會和您一樣被封為一字王。屆時，在朝堂上的地位，您就會一落千丈！……」

「不如我等還是到永昌，仍可自成一體，靜待天下之變！」

在權力的得與失、利與弊面前，「單純」的李定國，也變得「不單純」了，他同意了金維新的「建議」。

大軍忽然改道，撤往永昌。

兩個小人物的「私心自用」，讓南明的歷史，由此縮短。

「改道令」一下達，立馬產生了兩個災難性的後果。

一是「前鋒不聽話」。

前鋒馮雙禮、陳建、王會、艾承業帶領的部隊，主要是「秦兵」組成，本對李定國已經心存不滿，現見李定國朝令夕改，更是失望至極。他們集體拒絕執行改道的命令，繼續北上，從此與李定國分道揚鑣。

二是「高官大內逃」。

聽說要撤到荒涼的邊疆去，甚至還可能到落後的外國去。高官們那勤於思考、先知先覺的大腦，立刻便推演出可怕的後果。

思想決定行動，感到「紅旗打不了多久」的高官們，選擇了不辭而別，到茫茫旳山林中，開始自己新的人生。

先是吏部尚書張佑宸、兵部尚書孫順、禮部尚書程源、戶部侍郎萬年策、左僉都御史錢邦芑這些「部級」高官內逃了，後是大學士扶鋼這個「總理級」的高官也內逃了。

當然，也有既不留下，還不內逃的高官，如工部尚書——王應龍。

王應龍同志是個「工農幹部」出身（陝北制弓箭匠人）的高官，自打張獻忠建立大西政權以來，就一直擔任工部尚書一職，數十年以來，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任勞任怨。

現在，這位尚書己年過花甲、舉步維艱……

面對用自己畢生心血建起來的大廈將要崩塌瓦解，他無法患難從君，無法力挽狂瀾。

於是，他從容地迭選擇了自縊，悄無聲息地與自己鍾愛的事業永遠作別。

他死後，其子也隨之而去！

「君臣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此情此景，讓永歷帝欲哭無淚。

1659年1月4日，剛撤到永昌的永歷帝，就聽到了一個讓他「隱隱作疼」的消息。

他最後的國都——昆明，已於昨日被清軍「和平劫收」。

看吧，一年年是國土的淪喪；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永歷帝感到，是他採取措施，擔負起天下興亡的時侯了！

可他現在能採取的唯一的措施，就是像以前所有「犯了錯誤」的皇帝一樣，寫一份內容深刻的檢討書（罪己詔），向在冥冥之中，主宰中國帝王命運的「上天」，反省自己的不足。

永歷帝寫出來的檢討書行文深沉、感謝真摯，從政冶失敗、用人失察、行政失誤三方面檢討了自己的錯誤，請求「上天」再給自已一次改正自新的機會。

與別的皇帝有所不同，這位篤信基督教的皇帝，在檢討書之外，還寫了一封《告上帝懺文》。

《懺文》中，永歷帝無限苦楚地向萬能的上帝發問：為什麼把當皇帝這個苦差事落在他頭上？為什麼既然讓他當了皇帝，卻不給創造好的外部環境？為什麼讓他吃這麼多的苦？這種顛沛流離的生活，到何時才是個盡頭？

他的確只能這樣問問了！

他不止一次想過，如果自己僅僅是一個普通的漢人，在這朝代變更面前，完全可以廁身其外、苟且偷安、了此一生。但自已這特殊的身份，卻只能讓他在這皇帝這個位置上死撐，與國同存，與國同亡。

這不僅是他的悲哀，也是所有末代帝王的悲哀。他們先人向未來借下的巨額債務，需要他們這些後輩用高額的利息，一一補上。

無論是中國的「上天」，還是外國的「上帝」，都沒有阻擋住清兵奔馳向前的鐵蹄。

「成功劫收」昆明後，清軍統帥多尼並不感念永歷帝的「贈糧」之恩，馬上派出吳三桂、趙布泰向永昌進軍，以求將永歷君臣趕盡殺絕。

在玉龍關，士氣高昂的清軍大敗士氣低落的明軍，成功佔領該關。

戰敗後的明軍，在白文選率領下，縱火燒斷瀾滄江上唯一的鐵索橋，試圖用這道地險擋住西進的清軍。

但經過大江大浪考驗的清軍，已不再懼怕這浪急灘險的瀾滄江了。

他們借助夜幕的掩護，成功進行了武裝泅渡。

渡過瀾滄江後的清軍，如過江之龍、出籠之虎，直朝永昌撲來。

李定國只得令平陽侯靳統武領兵護駕，再往西撤，退往騰沖。

這年的閏一月十五日，李定國準備用來安身立命、東山再起的永昌府，也告「淪陷」。

幾輪撤退下來，永歷朝的疆土，就只剩下滇西的幾個小縣城了。

磨盤山之戰

許多英雄，勝利面前，志得意滿，昏昏沉沉；但在失敗面前，卻能志向堅定，百折不回。

李定國就是這樣的一個英雄，在不斷失敗面前，他胸中的血未冷反熱，氣未消反長。

他要尋求合適的地點和時間，給尾隨而來的清軍，予以猛烈的一擊！

這合適的地點就是怒江邊的磨盤山，時間是1659年的二月底。

這時的清軍，已跨過怒江天險，雄赳赳、氣昂昂地向西邊的磨盤山逼來，準備攻取騰沖。

磨盤山，山高道險、徑隘箐深，小路上只能容一人一馬通過。

李定國旳「第六感覺」告訴他，第一，這是一個絕佳的設伏之地；第二，常勝而驕的清軍，必然會毫不防範地闖進這個地方。

通過前面的戰例我們知道，憑險設伏可是定國兄的拿手好戲，當年在湖南衡陽，順治的大堂哥尼堪，就稀里糊塗地被他用這一招，免費送上了開往「天堂」的快車。

為確保勝利，這一次設伏，定國兄還將其進行了「升級改造」。埋伏中有初伏、二伏、三伏三道，並且搬來地雷及大炮助陣。

初伏由泰安伯竇名望負責指揮，二伏由廣昌侯高文貴負責指揮，三伏由武靖侯王國璽負責指揮。

具體的作戰計劃是：

清軍進入初伏後，初伏不動，讓其繼續前進，直到三伏地段。

在清軍進到三伏後，初伏的明軍點燃地雷（非腳踏雷或手拉雷，乃第一代點火式地雷），施放大炮，宣佈戰鬥開始。

二伏、三伏的明軍，在聽到炮聲後，同時出擊，將「萬惡」的清軍，圍而殲之。

細節決定成敗，定國兄還作出了一個專門的規定：所有的參戰部隊，必須預先製作干稂，埋伏時不得生火做飯，以免被清軍發現。

剛剛部署完畢，不請自來的吳三桂，就大大咧咧地帶著清軍，走進了磨盤山埋伏區。

細節的確決定成敗，但不決定人心。就在勝利已向明軍翩翩招手時，叛徒盧桂生出場了。

為能換取自己今後的「富貴榮華」，盧桂生把這一天大的秘密，非常「廉價地」倒賣給正昂首闊步邁向「另一個世界」的吳三桂。

吳三桂聽後，竟然激動地又哭又笑，隨之，他下令己進入二伏的清軍趕緊後撤。

後撤時，他還不忘順便搞點「破壞」，專門派人到兩旁的林衤從中搜殺設伏的明軍。

因為沒有聽到進攻的炮聲，伏在林木中的明軍，無人敢擅自出戰，結果無聲無息地死在了清軍鋒利的刀下。

見狀，初伏的指揮官竇名望當機立斷，下令鳴炮出戰。

在高地指揮的李定國，也感覺情況有變，當即揮旗下令開炮。

聽到炮聲，二伏、三伏的明軍，一邊發炮響應，一邊衝向敵軍。

險地求勝的明軍，與困獸猶斗的清軍，在磨盤山中，互不相讓地絞殺在一起。

原來「設計精巧」的伏擊戰，轉眼變成了慘烈的陣地戰。清軍的固山額真沙裡布等十八名高級軍官被擊斃，明將初伏指揮官竇名望戰死，至於雙方普通士兵，更是死傷纍纍。

鮮血，將這片山林川澗，染成赤紅。

戰爭自卯至午，最終，清軍首先不支。吳三桂只得收集潰卒，撤出戰場。

此時，已經損失了三分之二的精銳的明軍，也無力乘勝追擊。在清軍撤走後，主動放棄騰沖，前往孟定（在今雲南耿馬傣族佤族自治區以西）休整。

磨盤山之戰，是李定國在屢戰屢敗中的一次「絕地反擊」，讓屢戰屢勝中的清軍，終於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擊。

戰後，清軍停止了追擊，灰溜溜退回昆明養傷。

與此同時，為嚴肅法紀，清廷則開始了「責任追究」。經諸王大臣會議研究，決定給予統帥多尼罰銀五千兩，趙布泰革職為民，其餘的統兵將領，包括吳三桂在內，或罰銀，或降級。

由此可見，此戰給清廷造成的「心理創傷」，何等巨大！

幾年後，當南明已成為「過去式」，其遺民劉彬跑到磨盤山，憑弔戰場，緬懷先烈。

當他到達此地時，正值日墜月升，斗轉星移。

戰場上的陣陣松濤、纍纍白骨，讓他思緒萬千、悲懷激烈，隨之賦詩一首：「凜稟孤忠志獨堅，手持一木欲撐天，磨盤戰地人猶識，磷火常同日光鮮。」

清軍的後撤，終於讓退入滇西的明軍，有了「喘口氣」的機會，除李定國、白文選、高文貴這支軍隊外，賀九義、李承爵等從臨安府撤至元江府，鄒自貴、馬得鳴等撤至順寧府，馬寶、馬惟興撤至麗江邊，這讓原本沉寂的邊疆地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鬧場面。

但就在大家都在歡慶劫後餘生時，卻發現了一個「十分不妙」的情況，他們的「名譽主席及精神領袖」——朱由榔同志，蹤跡全無！

緬甸避難

就在定國兄為永歷帝「去向不明」而犯愁時，永歷帝一行，正心事重重地走在緬甸的大地上。

約在磨盤山戰役前夕，永歷帝己經帶著他的「精簡版」小朝廷，在靳統武的護衛下，到達中緬邊境的布嶺。緬甸的異國山河，已遙遙在望。

是繼續留在國內堅持武裝鬥爭，還是跑到外國尋求政治避難，面對此重大的人生抉擇，這個善良而懦弱的人兒，一時間無法拿定主意。

自己拿不了主意，便會有人替他來拿，馬吉翔又一次「越俎代庖」。

馬吉翔替永歷帝拿定旳主意，便是到緬甸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

和以前拿過的所有主意一樣，這個主意，依然是他層層私慾累加後的「高度昇華」。

一路上的人心渙勝、各奔東西的現實，讓馬吉翔清醒地認識到，自已主張的西撤，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錯誤。

錯誤並不可怕，對錯誤的追責才是可怕的。即使現在，在永歷並不寬敞的朝堂上，依然有一股「反馬勢力」在潛滋暗長，這股勢力正積極謀劃以此錯誤為借口，預想置他於死地而後快。

但如果到緬甸去，他將有充分的信心，在新的環境下，把「反馬勢力」消滅於無形，並進一步控制永歷帝的一舉一動。

接下來，馬吉翔和其弟馬雄飛、女婿楊在動員靳統武的副手孫崇雅，連夜發動了一場「兵變」，將隨駕而來的大臣們洗劫一空。

人生和財產遭到「雙攻擊」的大臣，對原本黯淡旳前途，更加失望。失望之下，又有一批大臣選擇了「傷心地離開」。

經過這次劫難，「反馬勢力」更為減少，永歷朝的「小朝堂」，馬上變成了馬吉翔的「一言堂」，於是乎，永歷帝的入緬，便成為新的既定方針。

2月26日，馬吉翔裹脅著永歷帝，率領了兩千多人馬，浩浩蕩蕩到達中緬邊境。

與緬甸邊關守將的聯絡工作，自然責無旁貸地落到了黯國公沐天波的頭上。

沐家在雲南鎮守兩百餘年，並世世代代代表大明帝國與緬甸進行外交活動，在緬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緬將見是這位爺大駕光臨，紛紛下馬相迎，表現得異常恭敬。

對於永歷帝的入境請求，緬將表示允許，但有一條，必須解除武裝，徒手入關。

一心想入緬的馬吉翔，馬上以永歷帝的各義，命隨駕人員放下武器，捧著一顆和平的心進入緬甸。

命令一下，不但士兵，而且連武裝起來的太監，全部解下弓刀盔甲。在將大量的武器裝備贈給緬方後，赤手空拳踏上這片凶險未卜的土地。

護駕總指揮靳統武隨後趕來，但已無力制止這一既成的事實，便迅速帶兵折回，將這一重要情況向李定國報告。

得到永歷帝的信息後，李定國焦慮不安的心，稍許平靜。

但他馬上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朱由榔現在可是反清復明大業中，唯一飄揚的旗幟，如果這位同志一去緬甸，豈不意味著旗幟半倒。

他馬上讓高允臣連夜出發，去把永歷帝一行接回來。

但勢單力孤的高允臣一入緬境，就被緬方「身份不明武裝人員」暗殺。李定國第一次接回永歷帝的計劃，就此告吹。

入緬之初，頭腦尚還清醒的沐天波及華亭侯王惟華，就勸永歷帝：「雞蛋是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裡的，陛下您得和太子分開，您去緬甸巡幸，太子返回雲南領導抗戰，這樣既能互有照應，又能以防萬一」。

這一意見，甚為穩妥，永歷帝當場允諾。

但當該「意見」將要形成書面文件時，卻被中宮王氏「攪黃」。

「攪黃」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所說的太子，年方十歲，且是永歷帝唯一的骨血。

作為一個「聰慧」的女人，她請永歷帝回答：你們成年人都搞不定的事，難道靠一個未成年人就應搞定？

作為一個善良的母親，她向永歷帝表示：自己將和兒子，在干戈不休的亂世，生死相依，誓不分離。若太子回國，自已也將隨之而去。

王氏振振有辭的攻勢下，永歷帝派太子回國領導抗清鬥爭一事，不了了之！

永歷君臣的不請自到，的確給緬甸方面，出了一個天大的難題。

「遠親不如近鄰」，雖然和大明山水相依、聲訊相通，但緬甸對其的感覺，是一沒感情，二很恐懼，三還想逮機會就佔得便宜。

造成這三種感覺，純屬自找。

朱元璋在開國之初，奉行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曾專門把緬甸列入「不伐之國」的行列。但緬甸就是不自量力，經常很「不自覺」地跑到雲南「撈實惠」。

但那時的大明，豈是吃素的，因此每次緬甸都被鼻青臉腫地打了回來，被打得最悲慘的一次，就發現在永歷爺爺萬曆年間。

而每次被打後，緬甸都還得向大明上表作「自我檢討」，並奉明正朔。

因此，在永歷帝入境後，心中幸災樂禍，但卻不敢造次的緬王平達格力，馬上派人派車派船接應，並傳令沿途村寨供應伙食。

但是，緬王卻不願意和永歷帝見面，拋開歷史上的百年恩怨不說，現實的情況就是永歷帝背後還追著一個強大無比的大清國，與永歷帝面對面，會讓大清產生錯誤的解讀，從而作出對本國不利的舉動，實力弱小的緬甸，可不願冒這個風險。

思來想去，緬王決定低調從事，把對永歷帝的接待工作，定位在一個「模模糊糊、半官半民」的狀態上。

他斷然將永歷帝的「友好使者」馬雄飛拒之門外，僅派出翻譯官出面傳達他的旨意，允許永歷君臣深入緬內地居住，但必須服從緬方的統一管理。

在緬甸寬鬆的政策引導下，永歷君臣沓沓而行，不知疲倦地來到了緬都阿瓦城（今天的曼德勒）城邊，與該城隔河相望。

真是消瘦旳駱駝依然大，永歷帝的「超級避難團」，連上宮女、太監、護兵下來，竟然有兩千人之多，這讓緬王好不緊張。

緊張之餘，他馬上再派出翻譯官告訴永歷帝，因本國首都地小屋少，居大不易，請永歷帝就此在郊外居住，緬方將從「人道主義」出發，給予必要的照顧。

必要的照顧隨之而至，緬王派出士兵，將這個「超級避難團」，逐個安排到附近各村的村民中分散居住。一家一人，由村民負責「安排」該人員的日常活動及衣食供應。

剎那間，數量龐大的「避難團」，消失在緬甸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

不過，對永歷帝及其核心成員，緬王還算容氣，專門劃出一塊「營地」，來讓他們集中居住，還專門搭建了一些「簡易房」，作為其辦公起居之用。

另外，緬王還特別向永歷帝「進貢」了糧食、疏菜、肉類等生活用品。

投桃報李，永歷帝也將自已從國內帶來的金銀珠寶，大量「賞賜」給緬王。

這讓雙方在一段時期內，保持了「不慍不火、不冷不熱」的低層次外交關係。

暗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錚鳴，在異國的土地上，永歷帝又一次過上了「得過且過」的和平生活。

但這樣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新的麻煩接踵而至。

這個麻煩，也是我們小庶民經常遇到的——沒錢。

這很好理解，在國內，永歷朝廷好歹也是「中央政府」，即使掌權的軍閥、權臣再操蛋，也會給他的政府拔付一些固定的經費。現在到了國外，成了名副其實的「流亡政府」，那裡還有人再理這個碴。

現在這個政府，唯一的一丁點收入，就是緬王那點時有時無、杯水車薪的「物質幫助」。

老闆沒錢，自然給員工發不起工資。這種情況下，馬吉翔等幾個「維權」意識十分強烈的小人物，便團結起來，發起「集體討薪」運動，請永歷帝拿出私房錢（內帑）為大家開資。

面對人數不少的「討薪團」，永歷帝處理起來倒也乾脆利落。他憤怒地將用黃金打造的玉璽擲於地下，大聲向各位表示：內帑沒有，僅存玉璽，可將此寶鑿碎均分，為大家發薪。

典璽太監李國用，被永歷帝的驟然發飆的動作，當場震暈，立刻叩頭表示：「臣萬死不敢用此寶。」

但「討薪團」對基本喪失權力的永歷帝，己沒有任何威懼，他們馬上令人將玉璽鑿碎，分封給欠薪的各成員。

「討薪鑿璽」事件後，末世的情節，在永歷小朝廷中大面積瀰漫。

「官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躲進緬寨撮一頓，管他春夏與秋冬。」這些己失去人生理想和奮鬥意志的南明大臣們，如一具具行屍走肉，常用身上僅存的珍寶衣物，跑別緬甸中換肉置酒，然後便短衣跣足，混入緬婦之中，席地坐笑、把酒言歡，全然忘記亡國之恨、君父之仇！

己若自輕，人更輕之，緬人見這些「大國流亡人士」竟如此自甘墮落，議論紛紛。

緬甸上層人士對此的品價是：「天朝大臣如此嬉戲無度，天下安得不亡。」

緬旬下層人士對此的品價是：「俺們看這些老爺，不像是興王圖霸之人。」

大臣在對外不樹立良好形象時，對內也失去了基本章法。

為維護小朝廷的安全和體統，永歷帝決定派官員輪流值勤巡夜，但值勤官員卻「不務正業」地搞起了娛樂活動。「張燈高飲，徹夜高歌」，全然不顧忌永歷帝低迷的情緒。

更有甚者，是綏寧伯蒲纓，太監楊國明竟然別開心裁搞起了「創收」。

他倆在「營地」中大開賭場，致使賭場產生的噪音，攪得永歷帝食不甘味，寢不安席。

轉眼到了八月十五，這既是中國人的傳統節日，也是緬甸的緬歷年節。

「每逢佳節倍思親」，遠在異國的永歷君臣，頓時思念起國內的山河和親人來。

緬王此時也很「善解人意」，專門派人送來請柬，邀請沐天波代表永歷帝，參加他們舉辦的「大型歌舞晚會」。

感到一絲人間真情的沐天波，攜帶永歷帝贈送的禮品，妝裝打扮，欣然前往。

但他卻是「捧著一顆心來，揣著滿肚氣回。」

因為在聯歡會上，緬王別有用心地讓他脫下大明的衣冠，換上當地民族服裝，同緬屬小邦的使者一道，向緬王行跪拜之禮。

要知道，在過去的二百多年來，沐氏家族代表著大明皇帝，與周邊的藩屬國家進行著「不平等」的外交活動時，當年的緬王使者到昆明拜會沐家，統統都得行跪拜大禮。

而今日，卻是乾坤倒置，大長他人威風，大滅自已志氣。

當沐天波把這一切告訴永歷帝時，換來的，僅是君臣二人「相對無言，惟有淚千行」的無盡哀傷。

每到夕陽西下，永歷帝都會走出「宮殿」，向北凝望，佇立良久。

他在思考什麼，是故國的錦繡山河，是逝去的青春歲月，是為他艱苦而戰的鐵血壯士，還是一步走錯步步錯的人生歷程……

我們無從知曉！

我們可知的，是此時此刻，在國內的大地上，當他的王朝，已如即將西沉的晚霞，快被漫天黑暗吞噬時，仍還有千千萬萬的忠貞之士，用生命和熱血，奮力點染那最後的美麗！

第三十四章 最後的美麗

夢碎重慶

到1658年，國內的抗清武裝中，除了雲南的李定國外，還有川東的明軍和福建金廈的鄭成功（張名振死後，其部在張煌言帶領下依附鄭成功）。

現在，就在清廷採取「抓大放小」，傾全力進攻雲南時，其他的兩股力量，當然不會見死不救。

事實上，在1658年到1659年之間，這兩股力量，都伸出援助之手，先後發動重慶戰役和長江戰役，為挽救大明盡自已最後的努力！

先從發起重慶戰役的川東明軍講起。

川東旳明軍，主要是由「夔東十三家」和「三譚（譚文、譚詣、譚弘）」組成。

其中，「夔東十三家」主要由大順軍餘部演變而來，性質屬農民武裝；「三譚」由地方團練演變而來，性質屬地主武裝。目前，這兩類武裝，都尊奉大學士文安之為直接領導。

第一次進攻重慶發生在1658年7月，主要的參與者是「三譚」和劉體純領導的武裝。其戰略目的，是迫使吳三桂由遵義回援。

擔心後路被截、沒有糧吃的吳三桂，只得急吼吼地帶兵由遵義折回重慶，貴州戰場的壓力，有所減輕。

見任務完成，明軍與清軍小戰片刻後，隨之撤退。

到了10月份，在吳三桂又下貴州，川東明軍則「故伎重演」，再攻重慶，準備再和吳三桂重玩一回「老鼠戲貓」的遊戲。

為把遊戲搞得更紅火些，文安之這回把「夔東十三家」及「三譚」都拉進了「遊戲場」。

自1645年轉入南方後，適應戰爭的需要，大順軍餘部逐步建立起一支「數量可觀」的水師隊伍。因此在這次攻渝之戰中，文安之就採取了「兵分兩路、水陸並進」的部署。「夔東十三家」中袁盡孝的水師載著「三譚」武裝走水路，自已則率領「夔東十三家」的劉體純、袁宗第、黨守素、賀珍等陸師走陸路。

之所以這樣安排，是因為重慶是一個濱江城市，水陸聯合行動，勝算的機率要大！

在當時沒有公路汽車的情況下，水路行軍的速度要大大快於陸路，當文安之和「夔東十三家」的陸師還在崇山峻嶺中艱難跋涉時，「夔東十三家」的水師和「三譚」武裝，已經搶先一步在12月2日到達重慶，既然到了，就別閒著了，乾脆直接與重慶的清軍開打。

這支明軍，雖然僅有一萬多人，但重慶的清軍人數更少。十天下來，重慶城便被打得傷痕纍纍，危在旦夕。

領導重慶進行戰鬥的，本應該是清四川巡撫高民瞻，但這位毫無從業道德的高官，早已提前開溜。目前呆在城中克盡職守、領兵抗拒的，是清重夔鎮總兵程廷俊、建昌鎮總兵王明德。

程王兩總兵看照這樣搞下去，自己馬上就要榮登本年度「大清烈士光榮榜」了，對生命的眷戀超過對榮譽的追求的這哥倆，十萬火急地向駐保寧的四川總督李國英求援。

遼東漢人出身李國英還算忠於職守，接到求援信後，立馬派兵。

但就在李國英的部隊還在匆匆趕路時，明軍這邊卻出現了意外的裂變————一心想去「好日子」的「壞地主」譚詣、譚弘，偷偷把「好地主」譚文殺了，並拿上其腦袋，向更能維護地主階級總體利益的大清王朝投誠。

本已準備跨過奈何橋去見閻王爺的程王兩總兵，一邊笑而納之，一邊與「二譚」制定了下一步聯合剿殺明軍的軍事行動方案。

12月16日，當了十多天的縮頭烏龜的清軍，忽然衝出城來，放狗咬人！

「二譚」一見清軍出現，馬上反戈相向，兩軍很快同流合污，朝譚文的陸營及瘋狂衝來。

失去主帥的譚文部很快被打得稀里花拉，潰兵紛紛逃到袁盡孝的水營，棄陸登舟，結果是「翻船落水者，不知其數」，水營未戰自亂、一片狼籍。

清軍及明叛軍隨後衝來，大批明軍不是被殺死，就是被淹死，餘下的趕緊順流東逃！

得勝後的清軍，一直追到銅鑼峽口才收兵回營。

險勝後的清廷，為在四川樹立「倒戈榜樣」，馬上「火線提拔」，封譚詣為向化侯，譚弘為慕義侯。

率領明陸師到達豐縣的文安之，聞水師已然大敗，知道攻克重慶旳目標萬難實現，被迫回師東撤。

二攻重慶旳失敗，給明軍投下了巨大的心理陰影，直接導致了永歷帝的前鋒、轉進到四川建昌地區的德安侯狄三品叛變降清。

狄三品降清，是背著自己的「老上司」慶陽王馮雙禮悄悄干的。為避免良心上的譴責，他把對馮雙禮「優侍」，作為向清廷投降的重要條件之一。

人逢喜事精神爽，川滇大捷後的順治帝，棈神狀態極佳，專門下詔，特許將「死不改悔的反清派」馮雙禮「請」到京城，作為「忠貞標兵」養了起來。

一手獎「倒戈榜樣」，一手樹「忠貞標兵」，這大概也是清朝既抓軍事建設，又抓思想工作，從而做強做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魂斷長江

「違約專業戶」鄭成功同志，終於要主動「履約」了。

在隆武時代，鄭成功很年輕，很單純，也很忠誠。

但人的單純是和年齡成反比的，到了永歷時代，長的大了一些的他，便變得很成熟、很複雜、並開始不太「忠誠」。

他處處把維護自已小集團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不願意和不能給自己帶來實際利益的領導走得太近，不願意和李成棟、李定國精誠合作。

這種堅持自我、趁勢發展的理念，讓他在其它抗清武裝都「零落成泥」的時候，依然一枝獨秀。

現在的他，不但有了一千餘艘戰船，近十萬軍隊，而且海外貿易網遍及日本及東南亞，成為東南沿海最大的「非政府武裝」。

但他非常清楚，一旦別的抗清武裝被「掃地出局」，下一步被清軍打擊的，必然是自己。

因此，他終於在李定國同志在西南快要撐不下去之時，出手相助了。

他相助的方式，不可能是從福建沿海一步一步往內陸打，那太不現實，因為他的陸軍「不太靠譜」。

他最佳的援助方式，就是憑借自己「非常靠譜」的海軍，從金廈北上，深入長江，直趨南京，阻隔南北，迫敵回援。

另外，據他推測，永歷帝一旦放棄雲南，必然會向四川靠攏，利用川東的明朝水師，順江東下，屆時，他將可以在長江上「截留」住這位落難的皇帝，並打著其旗號號令東南，還於舊都（南京）。

這個「看起來挺美」的方案，在1658年7月開始付諸實施。鄭成功帶上他的大部分人馬，駕舟北上，準備挺進長江。

但一貫喜歡給中國內政添亂的老天爺又來搗蛋，在8月10日中午，當明軍乘船到達浙江與江蘇交界處的大洋山時，他老人家給送來了一股風。

而且，送來的不是普通的風，而是——颶風！

這股颶風，足可以和當年忽必烈遠征日本時，元軍遇到旳「神風」媲美。

颶風吹處、波濤洶湧、巨浪滔天、舟船顛覆、物質毀損……不但普通士兵死亡眾多，就連鄭成功的六位妃嬪、三個兒子，統統淹死。

出師未捷、噩耗先聞，損失慘重的鄭成功，垂頭喪氣地帶著殘缺不全的軍隊，退回舟山群島休整。

舟山群島仍然沒有從清軍大規模「遷島移民」中復甦過來，全島依舊人煙稀少，荒草叢生。前幾年，張名振帶的幾千人都不能在此生存，今天，鄭成功旳數萬人，在此則更難立足。

萬不得已，鄭成功只得帶著他的全部人馬，離開了這一座座傷心的島嶼，打道回府。

返金廈後，他積極整頓隊伍，修補船艦，再造器械，籌集糧餉，以圖再舉。

☆`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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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9年4月，一切準備就緒的鄭成功，再度領兵北上。

要說這次出兵在中國歷史上有何特別之處，那就是鄭成功做出一項特別「人性化」的規定，允許「軍哥」們可以帶著「軍嫂」們出征，好讓夫妻雙雙把仗打！

「軍中有婦，其氣不揚；兒女情長，英雄勁短」，這是一條行軍打仗的鐵律，因此，鄭成功在以往的出征中，是不准攜帶家屬的（他自已除外）。

之所以這次破例，不是鄭成功良心發現，要設身處地解決將士們的「兩地分居」之苦，而是來源於他的必勝之心。

因為據「諜報人員」魏耕等人講，清軍主力除留守北京以外，已全都開赴雲貴一帶平叛，江南地界更是「薄弱無比」，南京的駐軍，不過萬人，周邊的府縣，每個平均不過百十來人。

另外，魏耕等人還告訴他，江南民眾「思明」之心，如百川向海。只要自已高舉著大明的旗幟一入長江，各地必將能近悅遠來。

因此，鄭成功打算這次一到江南，就搞一批「安居工程」，長期與杏花春雨為伴算了！

為防止老天爺再跟他過不去，鄭成功這次特任命掌握了大量水文資料的張煌言擔任前鋒。

4月28日，明軍成功奪取定海，獲得北上的前進基地。

5月19日，明軍由吳淞口進入長江。

6月16日，明軍在長江用火攻的戰術，焚掉清軍「滾江龍（用鐵鏈和船隻連結而成的鎖江防線）」一道，「木城（在江上用木頭建起來的移動浮營）」三座，把清軍辛辛苦苦建起來的「高科技國防工程」，毀於一旦。

隨後，明軍順利攻克瓜洲，迫使清操江巡撫朱衣助投降。

6月22日，明軍在鎮江銀山大破清江寧巡撫蔣國柱、提督管效忠派來的援兵，迫使清鎮江守將高謙、知府戴可進獻城投降。

瓜洲、鎮江相繼失守，下一步，明軍馬上就有可能兵發江寧、劍指南京。這讓清兩江總督郎廷佐分外緊張。

郎廷佐，遼東漢人，乃當年賣身投靠，當上後金高官的郎熙載之子，既是一個官二代，又是一個奸二代，對大清的事業自然是忠心耿耿、殫精竭慮。

面對明軍聲勢浩大的進攻，郎總督與剛打了敗仗的管提督（管效忠）商議後，採取了三項緊急對策。

向上求援：將江寧危在旦夕的情況，添油加醋地向皇帝陛下匯報，以連哄帶嚇的口氣，請順治帝速派援軍。

向下調兵：不但向南京附近的滁州、六合、金山、儀真發了調兵令，而且向更遠一點的杭州、蘇州、崇明發了求援令，要求這些地方的駐軍，不分滿漢、不論老壯，速到南京增援，多多益善！

向中截留：一支由貴州前線返回北京「休假」的清軍，途經南京，儘管無馬無甲少武器，但也被郎總督「以權謀公」地截留下來，保衛江寧。

做完這一切，還放不下心來的郎總督，又給鄭成功「情深意切」的勸降信，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勸「局內人」鄭成功同志識天下之大勢、念骨肉之親情，欣然來歸，爾後海內一統、至親歡聚、遍游名勝、以娛天年、於國於已，善莫大焉！

自然，對這封信的效果，郎總督根本不敢作過高期望，只不過想拖延一下，為援兵到達爭取寶貴的時間而己！

就在郎總督心急火燒、上串下跳之時，鄭成功在鎮江的「造勢」活動，正進入高潮。

6月25日，就在佔領鎮江的第二天，鄭成功在北門外的甘露寺，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閱兵式後，又親自巡閱全城，好讓鎮江人民，目曙他這位國姓爺的「獨特風采」。

巡城結束後，鄭成功向全軍發佈公告，要求廣大指戰員嚴守紀律，不許隨便出營，不許擅闖民宅，不許強買強佔，以便把鎮江建立成一座名副其實的「雙擁模範城」，從而帶動其它地區依次歸附。

公告發佈後，果然收到了明顯的效果，整個鎮江城是百姓安居樂業，市場交易平穩，毫無戰爭來臨之時的慌亂！

鎮江的安靜如常，又推動了周邊句容、儀真、滁州、六合等府縣相繼來歸（由於全部郎總督調兵增援南京，這些府縣已無清軍組織抵抗）。僅僅三天，鄭成功馬上擁有以鎮江為中心的一大片根據地，這是他進入長江後的「第一桶金」。

「良好的開頭，成功的一半」，喜氣洋洋的鄭成功馬上在6月28日召開全軍提督、統鎮會議，討論進攻南京的行軍路線問題。

中提督甘輝先聲奪人地提出「陸進」的方案。

「陸進」方案的要點是挑選精兵強將，組成「突擊兵團」，星夜兼程，襲取南京。

甘輝還補充到，千萬不能走水路，因為現在風向不順，坐船往南京走，不但逆水，而且逆風，行路速度將大受影響，結果會坐受良機。

但出乎甘輝意外的是，他的方案，立刻遭到大多數將領的反對。

大家反對的理由：一是現在天氣時而酷熱難耐，時而暴雨傾盤，十分不利於大軍行動；二是本軍為一支「高科技」武裝起來的軍隊，重武器多且缺少馬匹，走陸路不但會「師勞兵疲」，而且還會因重武器無法運達，影響作戰效果。

「海軍」出身的鄭成功，思維定式是很難脫開「重水輕陸」的，於是，從水路向南京進軍，成為這次會議無可改更的決議。

在我們前面提到過的常德戰役、重慶戰役中，走水路軍隊的行進速度，是要遠遠快於走陸路軍隊的，但這一次，卻是個例外。

例外的原因，是因為鄭成功帶來的是海軍，海軍和水師最大的區別之一，就是海軍乘的船要大的多。

船很大，又逆風逆水，結果航行所需要的動力，完全來自岸上「縴夫的肩膀」。

結果，明軍的鎮江——南京之行，竟磨磨磯磯走了十天。而在六月底，被打敗的清軍從陸路逃回南京時，才僅僅用了一天。

在7月10日大軍到達南京後，鄭成功並不急於攻城，而是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造勢」活動。

7月11日，率大將甘輝、馬信等幾百人到鍾山「考察觀光」。

7月12日，全軍著孝裝，舉行祭拜活動，以向當年「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民族大英雄朱元璋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禮，並決心繼承其遺志，再造一個全新的大明帝國。

在祭拜儀式上，躊躇滿志的鄭成功，以高亢激昂的語調，宣讀了其最新詩作——《出師討滿夷自瓜洲至金陵》。

「縞素臨江誓滅胡，雄師十萬氣吞吳。試看天塹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備註：自從淝水之敗的苻堅發明投鞭斷流這個詞以來，但凡敢抄襲此詞者，無一不是以戰敗者告終，這幾乎成為一道戰爭魔咒）。

祭拜儀式結束後，鄭成功才開始宣佈圍城。

但南京城太大了，200年以後的清軍，用了江南、江北兩大營，數十萬人都沒把南京圍起來，鄭成功帶來的這幾萬人，要想全部圍城，基本是個夢想。

結果，鄭成功僅是如眾星拱月般把南京稀稀疏疏地圍了起來，南京與外界的通道，並未完全切斷。

雖然鄭成功對南京圍而未攻，但呆在城裡面的郎廷樞，己明顯感到死亡的氣息，正一步步地向其逼近！

急能生智，郎總督想到了用詐降來爭取時間這個老辦法。

從勸人家投降到向人家投降，這個角色郎總督怎麼也轉變不過來。於是乎，他把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交給了武將管效忠同志。

心中僅有幾根花花腸子的管效忠提督，馬上在郎總督的指導下，給鄭成功寫了封言辭卑微的求降信。

信中，管提督先向鄭成功表達了自己的敬仰之情和投降之意，轉而又向他擺出了自已的實際困難。

管提督說，按大清軍律，守城如果超過三十天而失城的，則在量刑上不會連累到自己的妻兒。自己的手下，大部分是江北人，如果一旦未滿三十天而向郡主您投降，那麼他們的妻兒必會被沒收為奴，為此大家都集體抵制向您投降。因此懇求郡主慈善為懷，寬限時日，待三十天一到，我等必打開大門，迎接郡主的大軍入城。

令人絕對想不到的是，對這個畫餅充飢式的投降請求，鄭成功竟爽快地答應了。

這是許多研究南明史旳愛好者，打破腦袋也想不明白的事情！

今天，我通過對歷史資料的層層篩選，斗膽將鄙人的「研究成果」開列如下，來解釋鄭成功為什麼答應南京延遲投降的原因：

－、對「江南民氣」指數的高估。

鎮江及周邊縣市的望風歸降，讓鄭成功感到恢復大明，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他未來的復興之路，將會是前途光明，通暢順達。

但實際上，這僅僅是一個表象，自1645年清軍南下到現在為止，江南已經經過近15年大大小小戰爭的鍛造。戰爭雖然摧毀了經濟、減滅了人口，但也創造了機會。

在這個「機會再造」的過程中，作為征服者的滿族決策層是很「聰明的」。他們把對億萬漢人的基層統治，交給漢官去做。滿人做的官，大部分放在了軍中，在地方上僅是少部分，且大多數放在了省一級的高位上。這樣一來，就在普通漢人與統治民族的滿人之間，設置了一個很厚的「隔離層」。

對於普通的漢人百姓而言，異族的統治雖然是存在的，但並不直接。他們日常面對的，還是那些穿了一套滿服的漢官，規章制不變，【TXT小說下載：www.uu158.com】生活方式不變，語言文字不變。作為一介介草民，大家照舊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養家餬口、納糧當差。

是的，要講政治，但更要講生活，慢慢地，江南在激越動盪了十多年後，又回到原來的軌跡上來。

只有文化士紳們，心有不甘，「剃頭左衽」這套異族的打扮，與他們千年沉澱下來的文化血脈，格格不入。這種「身心不一」的痛苦，在他們參拜著一身漢裝的至聖先師孔子時，更加強烈。

因此，他們「祈盼王師、再造強漢」的信念，比起其它的民眾，來得更深沉，走得更緩慢。

當鄭成功率領的明師進入長江後，歡欣鼓舞的他們，更自覺自願地加入到喜迎王師的隊伍中來。鎮江及附近府縣的歸順，便是他們連拉帶推的結果。

但鄭成功卻沒有看到這一點，上天對他命運的特別眷顧，讓他沒有看到；出道以來一帆風順的創業之路，讓他沒有看到；對自己能力的高度自信，也讓他沒有看到！現在，他對自己迫降南京的不可能，也沒看到。

二、對清方軍事情報的判讀，讓他更加確信清方無兵可調，南京守軍已寥寥可數。

這一判讀，除了諜報外，還從被截獲的管效忠向松江調兵公文中得到證實，調兵公文這個一手資料，已清楚明白地告訴鄭成功，南京早已軍心渙散，眾意思降，因此，他曾毫不遮掩地對部下說：「南京必降！」。

三、其實他的手中，也沒有多少可資使用的兵力。

這次出兵，他的軍隊號稱十萬，但實際並沒有那麼多。定海留《'文'》了一部分，鎮江留了《'人'》一部分，帶到《'書'》南京的，也就是《'屋'》五萬左右。而且大部分是海軍。海上鏖戰，是其所長；陸地搏殺，為其所短。如果能不戰而屈人之兵，豈不甚好！

四、他也需要有一段時間，來探尋永歷帝的信息。

迤判斷，永歷帝當下已進入四川，正有可能從上游東下，他需要耐心等待。

人什麼時候最容易受騙？人在慾望最迫切的時候最容易受騙。

所以，鄭成功在得到管效忠投降請求後，就厚賞來使，並當場做出三十天內不予攻城的承諾。

目送清使離去後，鄭成功一面令部下「高築壘、深挖壕、緩攻城」，一面讓張煌言帶著數千軍隊，繼續沿長江西進，到上游的蕪湖、九江等地宣傳政策，並探訪永歷帝的消息。

得到鄭成功的緩攻承諾後，南京城內的清朝官員心中那一顆顆懸著的心，終於落地。隨之，他們便爭分奪秒地投入到緊張的調兵助戰中來。

時間就是效率，軍隊就是生命！

在郎廷佐嚴辭厲令下，蘇州水師總兵梁化鳳於6月28日率4000餘軍隊由崇明出發，由陸路向南京進軍。在蘇州與巡撫蔣國柱的撫標兵會合後，繼續星夜兼程，突擊行軍，終於在7月15日夜偷悄悄地進入南京，成為進入該城人數最多的一批援軍。

接著，游擊徐登第領著馬步兵300名，金山營參將張國俊領著馬步兵1000名，水師右營守備王大成領著馬步兵150名，駐杭州協領雅他裡領著馬步兵500名，駐杭州鑲黃旗固山大雅大裡領滿洲兵500名、浙江游擊劉承蔭領精兵500名，陸陸續續地到達南京，從明軍鬆鬆跨跨的防線中，進入南京。

與此同時，駐在城外的明軍，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鬆懈。

「勝利已然在望，同志無須努力！」，既然不再需要浴血拚命了，帶著家眷而來的明軍，便開始享受這難得的和平時光。於是，在風光秀麗的揚子江畔，常看到成雙成隊的情侶偎依漫步，三三兩兩的大兵結網捕魚，好一派和平詳寧的景像。

但這樣的局面，僅僅持續了十三天。到了7月22日深夜，在南京蟄伏了半個月的郎廷佐，認為時機已到，開始了試探性的進攻。

梁化鳳率500名騎兵出儀鳳門，管效忠領千餘人出鍾阜門。次日黎明，兩軍向明軍的余新部發起進攻。

睡意朦朧的明軍，連盔甲器械都來不及披掛，便倉促上陣，很快便被有備而來的清軍，沖了個七零八散，主將余新被俘。

清軍初戰告捷，乾脆連城也不回了，直接在城外駐紮，準備和明軍進行面對面地較量。

清軍的忽然反擊，讓鄭成功的和平夢驟然驚醒，急忙下令重新部署軍隊，令所有的軍隊務必在當天——7月23日，全部到觀音山一帶集結，準備收攏舉頭再打人。

7月24日晨，剛剛搬了一天一夜「家」的明軍，正準備躺下來歇口氣，養精蓄銳了多日的清軍，忽然殺到。

這次殺來的清軍，不但包括了先期出城的，而且也包括城內的。當了多日縮頭烏龜的郎總督，決心是傾巢出動，與明軍決一死戰了。

攻擊先從攻打觀音山的山頭開始的。

已經精疲力竭的明軍，與風頭正健的清軍一接戰不久，便開始出現「崩盤」。守衛前山的藍衍戰死，部隊後撤；守衛後山的楊祖部，不支後逃竄，觀音山山頭被佔。

佔領山頭後，清軍以泰山壓頂之勢，居高臨下向山谷中的甘輝、張英部發起攻擊。

陸戰非所長加上疲勞作戰，這兩部的明軍也基本覆滅，張英陣亡，甘輝被俘。

緊接下來，林勝、陳魁、萬禮等部，也重複了這樣的悲劇，主將或退或亡，陣地丟失。

擒賊擒王，管效忠在得勝之餘，仍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專門派出一條「特種部隊」直接攻擊鄭成功的指揮部。

在參軍戶官潘庚鐘的捨命護衛下，鄭成功才安全地撤到長江的戰船上。

剛踏上戰船的鄭成功，轉眼又遭受了更加意外的打擊。清軍派出的「放火隊」，挾帶硝磺瓶，潛入江中，靠近明軍的火藥船，點燃硝磺瓶後拋入船艙，馬上導致火藥船產生爆炸，所有火藥一律報銷。

火藥船爆炸後產生的火焰，又點燃了周圍的戰船，整個江面烈火騰騰。

鄭成功只得邊指揮士兵滅火，邊指揮船隻向岸邊靠攏，以接應岸邊逃回的清軍。

但事實已不可能！

因為緊追不捨的清軍，已與明軍糾纏在一起，難解難分。部分勇敢的清軍，已跳上明軍的戰船，繼續廝殺！

「毒蛇螯手，壯士斷腕。」為保住海軍力量，鄭成功只得下令揚帆起錨，「無情」地將還在陸地上戰鬥的明軍，留與清軍。

被滯留在陸上的明軍，頓時成了清軍一道「細嚼慢咽」的開胃菜。

清軍先用步兵射箭，後用騎兵衝鋒，把潰散的明軍，一點點地向江邊逼近。

白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退到江邊的明軍，沒有見到他們登陸時乘坐旳船隻。洶湧澎湃卻又溫柔多情的長江，是他們最後的歸宿。

沒有受傷或受輕傷的明軍，又折回去與清軍博殺。但這已不是豪邁地求勝，而是悲壯地求死！

他們將用自已的死，證明他們雖然是失敗者，但決不是怯弱者。

受傷已不能繼續戰爭的明軍，脫掉盔甲，躍身跳入江中。對於這些海邊生海邊長的男兒來說。長江，將把他們的身體和靈魂，還給蔚藍的大海，還給親切的故鄉。

長江有意化作淚，長江有情起歌聲！

通過「千里眼（望遠鏡）」看到這一幕幕的鄭成功，欲哭無淚。

他已不忍再看，轉而把深邃的目光，轉向了虎踞龍蹯的南京。

那裡是他年輕求學之地，那裡留下他多少美好的青春記憶。他多麼渴望以一個「和平人士」的身份再回到那裡，捕捉逝去的幸福時光。

但這一切，瞬間就變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別了，多情的南京！

別了，冷酷的南京！

他先率著殘餘的軍隊，返回鎮江。在這裡，他開始細細清點自已的損失。

與上一次在大洋山遭受的天災相比，這次遇到的人禍，損失更甚。

士兵損失約三萬餘人，大將萬禮、張英、林勝、藍衍、陳魁、潘庚鍾戰死，甘輝、余士信被俘（後不屈被殺）。

恰在這時，他又得到一個讓他更加心灰意冷的消息——永定帝已「巡幸」緬甸。

在接連不斷的失敗面前，多少年得意人生帶來的驕傲、自信，轟然坍塌。鄭成功內心剩下的，僅是與常人毫無二致的軟弱和逃避。

他已經沒有在江南開創一番事業的雄心和壯志，他要趕快離開這讓他肝腸寸斷的錦繡之鄉！

他下令鎮江周邊府縣的軍隊，到鎮江集結，爾後全軍東返。

在撤離鎮江前，已對這塊地方毫無感情的他，專門下了一道死命令，燒燬所有的官衙，殺死所有的漢奸，帶走所有的物資。

一時間，明軍佔領區火光沖天、殺聲四起，搶掠遍地，倉皇撤退時的混亂和報復，不可避免地這裡上演。

有多少草民的生命被株連殺害，有多少民眾的物資被連帶剝奪，有多少百姓的房屋被蔓延燒燬，無人統計、無法統計！

明軍去了，而隨著明軍一起去的，還有江南人民最後一顆顆甘盡苦至的復明之心。

「月光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當鄭成功正為南京的殘敗而悲痛不已時，年輕的順治帝卻終於從狂躁和恐懼中解脫出來。

6月下旬，當瓜洲、鎮江失守的敗訊傳到北京時，首先讓南方籍官員惶恐不安！

對這些官員而言，家產與親人都在南方。一旦明清再演變為南朝北朝，他們將有家難回、有親難聚！

沮喪的情緒是可以交叉感染的，隨著大臣們喋喋不休的匯報，親政八年之久的順治帝，完全失去了以往的鎮靜態度。

他先是想到了逃避，叫喊著要把政府機構一古腦搬回到關外的老家去。

這種消極作法，馬上遭到了她的生母——目前眾多清宮戲「女一號」孝莊太后的嚴厲叱責。

「祖先櫛風浴雨、勇敢流血得來的江山，怎麼能這樣怯懦地放棄呢？」

孝莊的話，沒有起到應有的滅火效果，反而讓順治帝大受刺激。這位與生母關係僵硬冷淡的皇帝，拔出寶劍，竟將御座劈成碎塊，並表示自已將御駕親征，或生或死，聽天由命。

皇帝要御駕親征的消息，馬上像一陣風似地刮遍全城，但這給民眾帶來的不是大面積地鎮靜，而是更大範圍的恐惶。

關鍵時刻，還是清廷一個集體決策機構———議政王大臣會議，制止了這位皇帝不負責任的冒險行動。

議政王大臣令議，是順治他爹皇太極在「八大貝勒議事制度」上，推陳出新的一項帶有一定民主氣息的政治制度，曾以其小範圍的「民主參與、民主決策」的方式，集眾人之智慧，在清初的政抎上發揮過枳極的作用。

議政王大臣這次作出的決議是一、停止御駕親征；二、從滿州、蒙古調集部隊，準備馳援江寧；三、加強京城治安管理，嚴罰「妖言惑眾、煽風點火」之徒。

就在八月初大軍準備南下時，江寧大捷的喜報，傳至京城。

「忽聽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盤雨」，喜極而啕的順治帝，馬上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要發洩，他要報復。

他下旨將抗敵不利的蔣國柱革職查辦，發配給王爺為奴；將雖立了大功，但曾有過敗績的管效忠革職查辦，鞭一百，發配給旗下為奴（連當奴都是有高低貴賤之分的，管提督真是比竇娥還冤）。其它打了敗仗的滿族巴圖魯，費雅住、扎爾布等，一律處死。

對曾經有過叛敵行為的江南士紳，順治帝本著「一個也不寬恕，一個也不放過」的原則，對這些士紳以六等從逆罪分別量刑判罪，前後被捕者數萬人。直到這位皇帝歸天之時，仍有許多「漏網之人」仍在追訴之中。

後來，順治帝又咬牙切齒地下了一道聖令：「令內臣達素為安南將軍，同固山額真蔡洪、護軍統領賴達等，組軍南下，到福建準備與海逆鄭成功決一死戰！」

在本文的最後，交代一下被派往長江上游的張煌言。

張煌言和他的前任張名振一樣倒霉，因為他無意之中，又被鄭成功「放了鴿子」。

因為鄭成功在倉皇撤退時，根本沒有通知他張煌言。

也就是說，張煌言和他的幾千餘人，現在轉眼成了深入長江的「孤軍」。

而這時的張煌言，戰果卻非常顯著。他率領的軍隊，在當地民眾的支持下，陸續收復了蕪湖、池州、寧國、太平，開闢了一片和鎮江不相上下的根據地。

當他聽說鄭成功兵敗的信息後，就派了一名叫松隱的和尚，去給鄭成功捎信，請他來上游共創偉業。

也不知松隱是否把信送到，反正自此以後，張煌言與鄭成功天涯兩隔、音訊全無。

就在張煌言躑躅俳佪時，郎廷佐己經派出一支水陸聯合部隊，切斷了他的出海退路。

同時，另有一支清軍水師，載著一大批馬步兵，在清安南將軍固山額真明安達理的帶領下，正急匆匆由荊州趕往南京增援，誤打誤衝與張煌言迎頭相撞。

明安這裡的這支水師雖然很「菜」，但人數眾多，張煌言與之打了一整天，竟沒有將其衝散。在暮色四合時，雙方各自回營。

但一白天的激戰，己讓明安達理肉跳心驚，因為他並不知道南京的包圍已解，而上級給他此行的目的是救援南京。因此他實在不敢和張煌言空耗實力。

夜深人靜的時候，他便全軍啟航，趕往下游旳南京。途徑張煌言水營時，為了壯膽，朝明軍連放了幾炮。

但這幾炮卻歪打正著，本已軍心不穩的明軍，認為這是清軍前來劫營，便解纜開船，各自行動。有的返回蕪湖、有的前往巢湖。

當天光大亮，張煌言舉目四望，發現雖然清軍早已消遁，但明軍也所剩無幾。

張煌言只得棄舟登陸，帶著寥寥可數的部下，轉進到皖鄂交界的英霍山區（大別山），準備與這裡旳義師會合後再作打算。

但此時英霍山區的義師，大部分已被清軍消滅或改編，小部分正在觀望等待。

當張煌言棲棲惶惶到來時，這些義師，堅決拒絕這支敗軍之師進入寨中。

而這時，參與追剿的清軍，已尾隨而至，對進退失據的明軍，發起瘋狂的進攻。

早已飢寒交迫的明軍，根本經不起這致命的一擊，部隊四散而逃，竄入山谷。到後來，張煌言的身邊，只剩下兩名隨從。

張煌言就和這兩名隨從，孤苦相依、生死與伴，開始了艱難的回歸之旅。

他們三人改裝易服，經安慶、建德、祁門、淳安、義烏、寧海抵達海濱，行程約兩千餘里，最終在半年後，回到了海上義軍軍中。

長江之役，是南明滅亡前，提前奏響的一曲送行輓歌。他以鄭成功、張煌言完全的失敗，宣告了清朝南北一統理想的真正實現。自此以後，萬里長江之上，再無大明的水師，在縱橫馳騁。光復故國的美好憧憬，在江南江北人民的心中，已如濤濤江水，無語東流……

第三十五章 塵埃落定

永成歷史

從1659年夏到1660年夏，天地又走完了一個四季的輪迴。

在這個四季的輪迴裡，平西王吳三桂收穫頗多、心情頗佳。

永歷帝亡命緬甸，其小朝廷已如風中殘燭、僅存點點幽光。

四川明軍有組織的抵抗，逐告平息。清軍己次第佔領灌縣、綿竹、什邡、漢州、簡州、成都等地，來自側翼的威脅，已經解除。

南明雲南沅江知府那嵩的「不合時宜」的起兵反抗，經過三個多月的大軍圍剿，已告平息。

退至滇西的明敘國公馬惟興、准國公馬寶、漢陽王馬進忠的兒子馬自德、懷仁侯吳子聖、征蠻侯楊武等南明「高幹」，陸續降清，並前後帶來三萬降軍。這些降軍，被三桂同志，以「移花接木」的方式，改編成十營新附軍，成了他的一支「准嫡系」部隊。

只有被打成「游擊隊」的李定國、白文選，賊心不死，仍在邊境地區興風作浪，蚍蜉撼樹。

憶往昔，蹉跎歲月！

看明日，豪情滿懷！

在這種背景下，一個膽大的念頭，在吳三桂的腦海中，悄然誕生！

他想通過自己的運作，使吳家成為繼明朝的沐家之後，成為世代鎮守雲南貴州的「新滇王」。

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願望，也是自入關以來，跟來他一路風餐露宿，拿生命賭明天的部下集體的願望。

是呀，十七年東奔西走，大家也應該——有一個安身存命的家了！

讓吳三桂欣喜的是，他們的這一願望，正在機緣巧合間，一步步變為觸手可及的現實。

先是安遠靖寇大將軍多尼、寧南靖寇大將軍羅托、征南將軍趙布泰忍受不了這大西南的濕熱，領著手下的滿洲兵回北方去了。

後是經略洪承疇因眼疾加劇（這回是真的），回京調養去了。

只有臉皮最厚、適應能力最強的他留了下來，並總管雲南貴州的軍民事務。

雖清廷末給正式名份，但大權在握的他，已把這塊彩雲之南的神奇之所，看作了自已的「自留地」，禁止任何人再來染指。

自然，這塊土地的舊主人——永歷帝和李定國，就成為他必須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肉中刺」。

但在永歷帝與李定國之間，兩者孰重孰輕，吳三桂和清廷之間，還是有所區別的。

吳三桂認為永歷帝是腦袋，李定國是胳膊。必須先花大氣力砍掉永歷帝這顆大腦袋後，才能讓李定國這根胳膊難存而亡。

但清廷可沒有腦袋胳膊的認識，他們非常樂觀地認為，一、逃入緬甸的永歷帝，已如秋後螞蚱，大可由其自生自滅；二、境內的李定國雖然活動猖獗，但只要新政府在雲南注重民生、加強文治，這些「游擊隊」就會失去生存的土壤，完全可以不戰而勝，也不必專門派兵進剿。

清廷作出這樣的決策，不是仁慈，而是實在沒錢了！

連年用兵、財政枯竭，到了1660年，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程度，實在沒錢給吳三桂再折騰下去了。

在與清廷意見相悖的情況下，吳三桂著名的奏折——「三患兩難」，橫空出世！

在這篇當時名躁一時的奏章中，吳三桂先說若永歷帝在緬不死，則將給雲南帶來「三大憂患」。

一是李定國、白文選，隨時可以打著永歷帝的旗幟鼓惑人心，捲土重來，此是門戶之患；

二是雲南土司，對明朝仍藕斷絲連、心存感念，一旦永歷帝對其封官許願，則有可能起兵反叛，此是肘腋之患；

三是投誠的明軍，雖已經「就地安置」，但卻難忘故主，一旦永歷帝和李定國合起來內犯，必生叛心，這是腠理之患。

講完「三患」後，吳三桂開始講「兩難」。

「兩難」則講如「三患」不除，則導致駐軍過多；駐軍過多，則導致民眾負擔過重；民眾負擔過重，則導致支持叛軍；叛軍猖獗則又導致駐軍再增……其分折可謂絲絲入扣、環環相接。

這份奏章，的確是吳三桂同志多年來在公文寫作領域，難得一見的美章佳作（讓他沒想到的，日後當其打著「為永歷帝報仇」的名義起兵時，這一奏章立刻被他清廷公告天下，成為揭露其醜惡嘴臉的有力武器）。

在他這份處處透露著強烈危機意識奏章的引導下，清廷的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被迫同意」了他的進剿方案，並由戶部向全國加派特餉230萬兩白銀，湊足後交給其作為行動經費。同時，還派出定西將軍公愛星阿率一支八旗軍趕往雲南，配合他進兵緬甸。

吳三桂在1661年8月左右，收到白花花的銀兩後，卻不急於進兵了。他慢條斯理地給緬王寫了一封信，告知其大清將兵臨緬甸，跨國追捕「頭等逃犯」永歷，請其好自為之，不作有損於本國人民利益的事，不做有損於兩國友誼的事！

收到吳三桂恐嚇信的緬王，已不是前些年那個叫平達格力的緬王了，而是他的弟弟莽白了。

不過，這個弟弟的繼位，並不是按照「兄終弟及」的繼承法和平實現的，而是在今年五月份，靠宮廷政變，殺死他的親哥哥平達格力後上台的。

靠暴力手段奪取王位後，莽白在第一時間向永歷帝發來請柬，請其派使致賀，以增強自已的政治影響力。

但永歷帝雖然身陷異邦，窮困潦倒，但做大國之君的底線還是有的，他馬上以莽白「得位不正」為由，嚴辭拒絕了其「不正當的請求」。

在這之前，李定國、白文選為接永歷帝回國，曾三次深入緬境，雖末達到目的，但卻給攔截的緬軍以重大殺傷，這讓緬甸國內的「反明」情緒，一度高漲！

舊仇新恨之下，莽白與「永歷帝這個政治避難團」的關係更加惡化。

為排遣胸中的一口惡氣，並進一步控制永歷帝，莽白精心搞了一個「咒水誓盟」的陰謀活動，請永歷帝派眾大臣參加。

為消除永歷君臣的疑慮，莽白派來的使臣一再解釋：明緬雙方的人員在一起喝咒水後，將會盡釋前嫌、和平共處、再不相犯。

永遠覺得自己比別人聰明一等的馬吉翔，立刻拉上沐天波這個護身符，帶著一大幫文武官員及護軍，浩浩蕩蕩渡過河，前往緬方指定的者梗之睹波焰塔，興致盎然地準備品嚐一下「咒水」的滋味。

但一到塔下，他們一行即被三千緬兵團團圍住。緬兵對這些來自天朝上國的客人，倒也很不客氣，揮刀就砍，拔矛就刺。

可憐的南明官員及護軍，手無寸鐵，只得轉身去找柴棒、石塊來進行「緊急自衛」。

在這場毫不對等的戰鬥中，馬吉翔最終沒有逢凶化吉、遇難呈「翔」，在痛苦的哀嚎中，被緬兵一刀一刀地砍死劈爛。

隨他一起來的鄧士廉、楊在、馬雄飛等官員，全部被剁，無一倖存！

沐天波本可以不死，對這位享有崇高聲譽的大明黔國公，緬兵還是區別對待的，首先把他拖出了包圍圈，但沐天波卻很不識相，奪取了緬兵的刀奮力反抗，一下子殺死緬兵九人，最終也被怒不可遏的緬兵亂刀殘殺！

沐天波同志，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他以自己的死，為朱沐兩家執行了兩百多年的生死契約劃上完美的句號，詮釋了一個家族累世的忠誠！

屠殺完畢後，意猶未盡的緬兵，轉身朝永歷帝的行宮殺來，展開了第二輪屠殺！

除永歷帝、太后、皇后、太子、內官、宮女外及小部分官員外，行宮內的其餘人員，全部被殺，所剩無幾的財物也被劫掠一空，原來熙熙攘攘的行宮村內，頓時冷冷清清、淒淒慘慘！

莽白見自已目的已然達到，便擺出一副「正直善良」的面孔，下令部下終止了這次犯罪活動，並將現場清理，對倖存下來的南明君臣，給予糧米、鋪蓋、銀兩等加以安撫，這就是發生在1661年8月間的「咒水事件」。

自此事件後，永歷帝的「政冶避難團」，完全成為莽白手中的一枚棋子，何時舉起、何時放下，完全由其操縱。

當然，莽白操縱永歷帝的目的，並不是完全出於個人喜好，他是想在明清的戰爭中，聊以自保本國的領土不受侵犯，本國的人民不受屠殺！

至於他是把永歷帝交給明朝的李定國，還是清朝的吳三桂，暫時還沒有定論，要視具體情況而定。這就當他拿到吳三桂的嚇唬信時，前思後量，舉棋不定的原因。

但時間是不等人，就在這年的八月底，吳三桂的清軍已兵分兩路，不宣自戰地進入緬甸。前鋒勢如破竹，到了十一月份，就直逼緬都阿瓦。

戰爭形勢已不容莽白再「玩兩個雞蛋上跳舞」的把戲了，1661年12月2日，他讓緬相錫真把永歷帝一行哄出，送到清營，請清兵高抬貴足，息戰歸國。

整整一夜，永歷帝恍然如夢，先是被人告之李定國將派人來接，後是被人連推帶搡地架上了椅抬，一路狂奔到一條大河邊。最後，在這條河邊，他被一個自稱叫王會的「明將」領著，向一座燈火通明的營帳走去。

直到了營中坐下，看到一群群梳辮子的清兵時，他才明白，一切都完結了。

這一刻，來得他突然了，來得太不可思議了，他曾預想過自已的種種下場，但卻沒有預測到最終會以這樣一種方式，出現到敵人的面前。

他此時的感覺，既不是痛苦，也不是恐懼，而是一股難以名狀的窩火和無助。

在恍恍惚惚中，他半夢半醒地度過自已在清營中的後半夜。

次日清晨，胡亂地吃了幾口飯後，永歷帝開始在自已持殊的「行宮」內，接受各官的「朝拜」。

這些來「朝拜」的官員，大部分為漢官，小部分為滿官。拜見時，或面露愧色，或神態悲慼，或嘖嘖稱奇。拜見時，倒也很有禮貌，不是下跪、就是作楫，其後便默不作聲，魚貫而出。

對這些漢官滿官，永歷帝表現得很是淡定，既不怒目而視，也不哀怨乞憐。

一個多時辰後，一個身材適中、面容白皙、衣著華麗的人物，出現在永歷帝面前。

來人直挺挺地站在永歷帝面前，頗顯孤傲冷竣，對著這個已經淪為階下囚的皇帝，僅作了一個楫後，便默不作聲。

憑直覺，永歷帝猜測，來人應該就是這次「擒拿」自已的總策劃人——吳三桂。

但他仍矜持地問：「下站者何人？」，一次未答後，便直勾勾地盯著來人。

僵持了一陣後，來人忽然撲通跪倒，聲音蒼老而悲涼地答道：「臣吳三桂是也！」

「是的，果然是你，引狼入室，把大明朝推入血海苦淵的特大罪人！」，多年來淤積於胸的怒火，終於在永歷帝的心中，瞬息爆發。

九月間，當永歷帝得知吳三桂統兵入緬時，曾親自寫了一封乞告信，請他看在大明列祖列宗的薄面上，看在大行皇帝崇禎的恩典上，看在同為漢家一脈的情份上，放自己一碼。但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自己的那一番表現，純粹自取其辱、糟蹋感情！

好了，既然如此，那麼就索性來一場洪洪烈烈的辯論吧！

作為正方，他厲聲向吳三桂質問：「妝非漢人乎？妝非大明臣子乎？何甘為漢奸叛國負君若此？妝自問妝之良心安在？」

辯論由此開始，但我們卻聽不見反方吳三桂的任何反駁。

每一個人在成長歷程中，都有過對不起的人，對不住的事，這些人和事，如沉重的鐵錘，往往會在某一時刻，敲打著自己內心深處最柔軟的部分。

在吳三桂的內心深處，過去的大半生中，最對不起的人，不是為自已殘死的三十三口親人，而是崇禎朱由檢。

十六歲那年，為救出被後金兵圍困的父親，他違反軍紀，擅自帶著一百多個家兵衝出山海關……事後，崇禎非但未予追究，反而讚譽其「勇冠三軍，孝聞九邊」，讓他這個束髮孺子，一舉成名。

爾後，在崇禎的關愛下，他的仕圖一路通達，不到三十歲，便成為獨霸一方的統兵大員。

松山一戰，他棄主帥（洪承疇）於不顧，臨陣脫逃。但崇禎知道後，未加追究，反而在次年，將其擢升為山海關總兵，將大明最後的一點精銳，全部交給其統領。

而他最對不住的事，便是為了榮華富貴，投降異族。

因為，自己畢竟是一個漢人，流著漢人的血，說著漢人的話，受著漢族文化的恩澤……

這一切，常會讓他在不經意間，輾轉反思、內心不安！

永歷帝連續的四問，加上那與崇禎帝隱隱約約相近的容貌，讓他的良心的閘門，忽然開啟，高傲的頭顱，驟然低垂。他哭了，從低泣到嚎哭，最後竟哭得驚天地、泣鬼神！

哭吧，哭吧，親愛的三桂同志，也許只有這滔滔的淚水，才能洗刷你內心的污垢，讓你的心靈暫歸純淨！

這下輪到永歷帝不知所措了。

他本來想等著與吳三桂展開唇槍舌劍的辯論，以便在辯論中，樹立一個「凜然千秋」的烈士形象。

但他這一丁點理想，卻被吳三桂這一席淚水，漸漸軟化！

他轉而平靜地對吳三桂說：「卿平身！」

這簡短的三個字，傳達著和解，遞送著溫情，讓吳三桂的嚎哭，頓然停止。

但吳三桂沒有站起，依然跪著，恭敬地詢問著永歷帝的下一步「規劃」。

接下來兩者的談話，波瀾不驚而「誠懇務實」。在吳三桂緩緩流淌的訊問中，永歷帝求生的慾望，再次被激起，他說出了自己下一步的打算————「欲回北京為列祖列宗守靈！」

吳三桂沒有異議，他堅定沉著地說：「臣願實心辦之！」

談話就此結束！

吳三桂再次叩頭後，準備退出！

但他發現自己的下肢完全麻木，一時間竟無法挪動。

幸虧左右發現了他這一尷尬，趕快將其扶起，踉踉蹌蹌地退出永歷帝的「行宮」。

「行宮」外，陽光刺眼、乍暖實寒。眾多的部下聚攏過來，向這位面如死灰的平西王，投向複雜的一瞥。

吳三桂煩躁地擺擺手，讓部下各自退下。

回到大帳中的吳三桂，冷靜片刻後，向全軍傳達了班師回國的軍令。

捉住了永歷帝這只「政治大鱷」，足可對清廷作一交待了，他已無心再戰。

返回國境後，他除留下一部分軍隊對付李定國、白文選的「游擊隊」外，其餘的隊伍，整隊向昆明進發。

一路上，永歷帝及其家人，在生活上倒是受到了吳三桂「相當精心」的照顧，這讓他感到了「歸國」的溫暖，求生的願望，反而比以往更加強烈。

經過三個多月的跋涉，1662年3月12日，永歷帝及其家人，跟著吳三桂凱旋的隊伍，回到昆明。

聽說永歷帝回來了，昆明的百姓，再次傾城出動，萬人空巷地迎接這位落難的天子。人們對老朱家的感情，恍若隔世，但對這位撤退時不肯燒掉百姓存糧的朱由榔，卻情有獨鍾。

大家仍清晰地記得，六年前，永歷帝在明軍的簇擁下，氣宇軒昂地進入這四季如春的城市。那時的人們，何等歡悅，何等激動！

六年後的今天，永歷帝在清軍的押解下，黯然神傷地再返這美麗依然的城市。這時的人們，何等失望，何等哀歎！

此情此景，讓本就多愁善感永歷帝更是潸潸淚下；

此情此景，讓本來天性豁達的昆明百姓也淚光滴滴。

但此情此景，卻讓心胸本不寬闊的吳三桂醋意大發。

1662年，注定將是一個承前啟後的年份，冥冥上蒼，彷彿已厭倦了華夏大地長達三十多年的戰亂與殺戮，將那些個代表了戰亂時代的風雲人物，開始一個個地召回天庭！

第一個被召回天庭的，是大清王朝的頭號人物——福臨。

1662年1月7日，年僅24歲的順冶帝，患天花在北京出世，把一個錦繡卻不安寧的帝國，交到了年僅8歲的兒子玄燁手中。

他為了不讓兒子再吃家裡人的虧，轉而將這個帝國的行政權，交給家外人——四個輔政大臣，暫時打理！

就在這種權力的新老交替中，一個「順天趨冶（順治）」的舊時代，已經過去；一個「全民致富奔小康（康熙）」的新時代，已經開啟。

這個時代開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向天下詔告：「永歷既獲，大勳克集。士卒免征戍之苦，兆姓省挽輸之勞。疆圍從此奠安，閭闔獲寧干止。」

換了新主子的吳三桂，馬上考慮是否兌現自己的承諾，上書懇請清廷給永歷帝一個善終！

他心中為數不多的善良因子在提醒自己，應該兌現諾言，保護故主，以便讓全天下人感到他是一個「重情重義」的奇男子。

即使不能兌現諾言，他也不希望永歷帝死在自已的手中，他想以「獻俘」的名義，把永歷帝交給清廷，讓他們去處理，避免自已承擔漢人萬世的罵名！

但他這個一廂情願的想法，轉眼間就被幾場突然而至的兵變粉碎了。

在永歷帝回到昆明的一個月裡，昆明及周邊就發生了大大小小的十幾場兵變，兵變的參與者，不但有剛剛收編的明軍，還有他從山海關帶來的「遼軍」。

這些兵變的目的，只有一個——救出永歷帝。

聞此消息，準備兌現諾言的吳三桂，開始打起了退堂鼓。他那顆「私慾第一」的心，又一次支配了他的下一步行動。

他為了劃清界限、撇開自已，十萬火急向清廷上了一道建議將永歷帝「就地處決」的奏折。

在利益面前，他又一次違背了自已的諾言，但這並不是他最後的一次違諾。在未來的歲月中，吳三桂同志，還將會屢屢違諾。

對吳三桂的奏請，清廷馬上下旨同意，並由其具體負責執行。

傻了眼的吳三桂，只得玩起來「隱身」，把這一遭人唾罵的苦差事，交給副手——滿將愛星阿去落實。

1662年4月25日，在昆明郊外的箅子坡，永歷帝的大限到了，南明王朝的大限到了！

隨同永歷帝共赴黃泉的，還有他年僅12歲的兒子。

在愛星阿的建議下，處死他們的方式，比較乾淨，而且很具有滿族特色——用弓弦而不用刀劍（參見多爾袞母親的處死方式）。

當弓弦套到脖子上時，永歷帝明白了，在這個世界上，相信一個只知利害的人諾言，多麼幼稚、多麼可笑！

隨著弓弦的越勒越緊，他彷彿看見自已的一生，呼嘯著從眼前飛過，他怯懦地來到這個世界上，又怯懦地被人從這個世界上趕走！

他的雙手在拚命地掙扎，卻什麼也沒有抓住。當生命即將終止的那一刻，他游離的目光，最終定格在兒子的身上。

「走吧，孩子，一起上路吧，願我們自今而往，不復生帝王之家」。

「艱難苦恨繁雙鬢，未老先衰尚英年。」永歷帝被害時，雖容顏蒼老，但卻年僅39歲（同李自成、多爾袞、鄭成功這些一世梟雄死時同歲）。

至此，永歷這一年號，成為了永遠的歷史。

至此，那個懶皇帝萬曆帝的子孫，全部撒手人寰！

至此，南明的最後一面代表大明正統的旗幟，飄然墜地。

但旗幟雖倒，刀戟仍在，熱血尤存！

接下來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反清復明」這個幽靈，這個代表漢族不屈與抗爭的幽靈，依舊會在大清的國土上，在新權貴們的頭頂上，遊蕩、遊蕩！

定國之死

看著永歷父子的生命，一點點地逝去。躲著暗處觀刑的吳三桂，渾身顫慄，虛汗直冒。

為徹底清除這父子倆留在世界上的任何痕跡，行刑完畢後，吳三桂命昆明知縣聶聯甲，帶領手下把他們的棺木抬到北門外，秘密焚化。

緬懷英雄是我們民族的傳統，同情弱者也是我們民族的傳統，在聽到永歷父子死訊的昆明市民，置清政府的「白色恐怖」於不顧，三三兩兩地結伙出城，拾得父子倆未燼的殘骨，合葬於太華山上。

以後，每到清明時節，昆明市民在給親人祭奠掃墓時，也會向這位為國死難的父子倆，寄去一份懷念和哀思，並口口相傳，將「篦子坡」改為「逼死坡」。

返回城中的吳三桂，馬上就落入了一種莫名的狂躁之中。他曾殺人無數，但從沒有像殺這父子倆，讓他這樣感到這樣的恐懼和愧疚！

但這種不良情緒，很快就被清廷姍姍而至的「封賞」化解了。

清廷鑒於他在擒拿並殺害永歷帝的「特大貢獻」，特加封其為親王（清朝歷史上唯一活著就被封為親王的漢人，孔有德是死後封的親王），並鎮守雲南及貴州。

夢寐以求的東西終於到手了，雖然沒有老沐家「世代鎮守」的風光，但畢竟也是萬里長征邁開了第一步，這讓吳三桂一時「春心蕩漾」！

而且，好事接踵而至，中緬邊境上抗清武裝的重要領導者，李定國同志最親密的戰友——白文選，終於打熬不住，「不好意思」地帶領三千部下，「羞羞答答」地投向了大清的懷抱。

放眼望去，整個雲南也就只有李定國還「賊心不死」，領著五六千人，東奔西走，仍在不自量力地和他對抗到底。

對付這個死硬分子，吳三桂做的很是辛苦，一方面建立了多道封鎖線，切斷李定國軍的「輸血渠道」；一方面輪番派出軍隊，不斷掃蕩李定國軍的「定居點」。

但隨後的事實證明，李定國這個人，光靠物質的力量是打不跨的。

要打跨這個人，還得靠精神的折磨。

他分析，李定國從事「反清復明」運動的精神動力，就是堅信永歷帝還活在，復明仍有希望！

是時候了，吳三桂馬上通過各種渠道，把永歷父子遇難的「不幸消息」，迅速向邊疆地區傳播。

而此時，呆在中緬邊境的李定國，日子過得很是艱難。

失去政權就意味著失去稅收，失去稅收就意味著失去供養。現在，李定國每天睜眼考慮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為手下的這五六千士兵，三萬多家屬，籌措糧餉！

接下來，他還得時時提防清軍的襲擊，間諜的滲透，意志薄弱者的叛背……

為此，他不斷轉移陣地，從孟定到洞烏，再從洞烏到九龍江。

但即使如此，當昔日的「隊友」們紛紛棄戈歸清後，他依然癡心不改，孤軍奮戰在瀾滄江畔！

上天總會給堅持者以希望，1661年5月，暹羅國（即現在的泰國，當時與明朝接壤）派來了使者六十餘人，主動和他聯絡，請他先把手下的明軍帶到景線（現泰國境內，與老撾、緬甸相臨）休整。休整結束後，該國將提供大象、馬匹和士兵，幫助他們收復雲南。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暹羅國之所以「拔刀相助」，是因為在萬曆年間，明朝對「地區霸主」緬甸進行了懲戒性的自衛戰爭，從而使暹羅國免受侵害。兩國就在那次共同的戰鬥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如今，歲月流轉，強弱倒置，但該國卻來償還這份情來了。

這「遲來的愛」，一下子讓苦悶中的李定國精神大振，他盛情款待了來使，並派出兵部主事張心和等十人，同往暹羅國商討具體合作事宜。

但好事之後，往往就是壞事。就在李定國重燃希望之火時，永歷父子遇害的噩耗，傳到了軍中。

李定國一聽此消息，果然是捶胸頓足，失聲痛哭！

由於戎馬倥傯，他和他的部下讀書都不很多，《三國演義》是他們常看、常聽的一本「好書」，大家對忠誠的理解，皆從這本通俗讀物領會而來。

在探討「讀書心得」時，部下常愛把孫可望比作曹操，把他比作諸葛亮。

每當這時，他總是立馬糾正：「諸葛亮自不敢比，做一姜維，死而後已！」

「現在，一語成讖，蜀漢在姜維手中而亡，明在我手中而亡！」

對照自已，李定國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痛苦之中。

但這還是不足以打跨這位「硬漢」的，老朱家的子孫很多，李定國只要能從永歷父子死亡的陰影解脫出來，日後再找一個類似「隆武」或「魯監國」的遠支宗親，仍還是可以扛著「反清復明」的大旗，繼續和清廷鬥下去。

但更大的打擊，卻平地而起！

由於他們駐紮在人煙稀少、物質奇缺的滇西，人員又以北方人居多，極難適應西南邊陲這濕熱多雨、煙瘴叢生的氣侯，自五月起，軍中便開始大規模流行瘟疫。

瘟疫，對這支失敗情緒瀰漫軍隊的打擊，猶如雪上添霜。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就有近一半士兵無聲無息地倒下。

在缺醫少藥的情況下，李定國唯一的辦法，就是撰寫表文，焚告上天！

他祈禱上天：「如大明國運未絕，則乞賜軍民無災；如大明氣數己盡，則乞賜定國一人早死，無累他人」！

上天似乎無動於衷，不斷又有人因病含恨辭世！

「衷莫大於心死！」，看到天不佑明，李定國由希望變為失望，由失望變為絕望。

絕望之中，病毒乘虛而入，他也成為眾多瘟疫感染者的一員。

自知來日無多的他，把軍隊交給了他最信任的靳統武統領，讓其子李嗣興拜其為父，並囑告其「寧死荒徼，勿降清虜！」。

了結完這樁事後，他僵臥在四面透風的窩棚內，靜靜等侍死神的到來。

彌留之際，他恍恍惚惚地看到孫可望（孫可望已於1659年11月被清廷在出獵時「秘密暗殺」，官方公告是「病死」）和劉文秀，來到他的病榻旁，與他爭論。

孫可望憤憤不平地指責他不懂謙恭禮讓、趕盡殺絕，逼得自己功虧一簣，投身清奴。

劉文秀則唉聲歎氣地埋怨他孤傲冷峻、難當重任，搞得大明山窮水盡，終歸於亡！

他剛想辯解，但二人已飄然而去。

他苦笑了，他相信身後真會另外有一個世界，在那裡，大家終將相見！正確、錯誤、高尚、卑鄙、忠誠、奸詐，將一一辯明。

1661年6月27日，帶著大業未成的遺憾，帶著重振漢族的理想，李定國閉上了不屈的眼晴！終年41歲。

總結他的一生，是「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一生。

前半生，他在「反明」，反抗一個強者壓迫弱者的明朝；後半生，他在「護明」，護衛一個弱者抵抗強者的明朝。

外在雖異，內核相同。

雖然他曾經被利益迷惑，曾經為權力折腰，但最後，卻用最寶貴的生命，為以往並不完美的人生，補一個完美；為南明並不圓滿的結局，添一份圓滿！

至今，在猛臘，為紀念李定國而建立的「漢王廟」，仍香火旺盛。裊裊輕煙，訴說著多少代人不散的敬仰！

前文中，我曾讚美他是一個純粹的人，現在仍然！

在李定國死後，接替者靳統武不久也染病身亡，失掉依托的李嗣興與蜀王世子劉震，最終失去了格遵遺訓的信心。

在這年的12月，他們帶領士兵及家屬1200餘人，在洱海接受了吳三桂的改編，並被授與都統一職。

其後，一直兢兢業業工作李嗣興，升到了清朝陝西寧夏總兵的高位。

他們的歸附，標誌著明軍在雲南邊境有組織的抵抗，全部結束。

雖然停止了抵抗，但仍有數千不屈的明軍及家屬，沒有歸降。

他們自發地聚集在中緬邊境阿瓦河東的荒山僻野中，艱難過活，對外則自稱「桂家（以紀念桂王朱由榔）」。

後來，疆域變更，「桂家」的棲居地，全劃入了緬甸。

經過三百多年，這個種群，仍在頑強地堅持著本民族血脈和文化。到了上世紀60年代，他們被緬甸政府界定為一個新的民族——「果敢族」。

目前，這個散落在異邦土地的漢民族，已有15萬人口，他們日常用語，是漢語（普通話）；使用的文字，是漢字（簡化字）。

從1647年大西軍入滇，到1661年抗清戰爭失敗。雲南，實際成了反抗異族入侵的「中流砥柱」。

「母親叫兒打東虜，妻子送郎上戰場」，十四年間，雲南為戰爭出力、出兵、出物，這讓這個原本在全國默默無聞的邊疆省份，在全國的大舞台上，嶄露頭角。

這場戰爭，鍛煉了雲南人民。從此給這裡的人民，注入了一種「敢於擔當、勇於擔當」的血性。

近代，袁世凱竊國稱帝，當全國尚在噤若寒蟬、鴉雀無聲之際，是雲南人民，在有「當代李定國」之稱的蔡鍔將軍領導下，打響了「護國戰爭」第一槍。

抗戰時期，在「一寸山河一滴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口號的鼓舞下，又有多少雲南青年，投筆從戎，為國而殤！

忠誠之後，延續忠誠；

英雄逝去，遍地英雄！

收復台灣

在雲南抗清烽火漸漸熄滅的時候，在中國的大地上，有組織、成規模的反清武裝，就剩下「兩大一小」。

「兩大」指金廈的鄭成功和夔東的十三家，「一小」指臨門島的張煌言。

下面，我將一一述說他們各自的結局。

在進攻南京失敗後，鄭成功前腳回軍廈門，達素後腳就趕來圍剿。

對這種登鼻子上臉的作法，明軍上下都很憤怒！

於是，大家同仇敵愾、遇鬼殺鬼、逢魔降魔。結果一仗打下來，就把達素整了個七葷八素、折兵損將。

無顏回去見京城父老的達素，只得「引咎自殺」！

達素用他的失敗及死亡，終於讓清廷明白了一個鐵一樣的事實——在沒有海軍的情況下，消滅海賊鄭成功，無異是癡人做夢。

夢醒之後，清廷開始面對現實，虛心向各地官員徵集對付鄭成功的「良方」。

這一「良方」還真被提了出來，但讓人惱火的是，「良方」的發明人，竟是大明的締造者——朱元璋。

這一行之有效的「良方」，就是「遷海」。

所謂的「遷海」，就是把沿海一定範圍內的居民，統統遷走，造成「海賊」們登陸後，居無所、食無糧、搶無物……在得不到任何「接濟」後，自動完蛋。

明初，朱元璋在對付東南沿海的倭寇時，用的就是這個方子。結果搞得東洋小鬼子們在中國根本無法立足，只得乖乖回國另謀出路。

而今，清廷決定在不交任何「專利使用費」的情況下，古為今用，搞一個「遷海」大工程，把鄭成功變成倭寇第二！

清廷以順冶帝的名義頌布旨意，規定大清國的沿海省份，自直隸到廣東（當時廣東含現在的廣西及海南），瀕海三十里內的居民，一律內遷；內遷後，未許政府允許，一律不得擅自出海捕魚及貿易；如有違反，全部按「通賊」治罪！

利用政權的暴力，遷海令基本得到了「貫徹和落實」，這給主要靠海外貿易和「無償徵收」生存的鄭成功，造成了巨大的困難。

為重找新的發展空間，收復台灣提上了鄭成功的議事日程。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神聖領土，早在三國時期，吳帝孫權就派大將衛溫到達這座美麗的月牙島，開始了中國人正式經營台灣的歷史。

但如今，台灣卻被全球殖民侵略的急先鋒——荷蘭霸佔著。明朝雖然於1624年在澎湖打敗了這幫強盜，但卻沒有能力乘勝收復台灣。

對於台灣，鄭成功也並不陌生，父親鄭芝龍就曾在台灣設立了多個貿易網點，並組織過大批福建人到台灣屯墾，所以他對台灣的情況，已有了大致的瞭解。

恰在這時，何斌的到來，更堅定了他收復台灣的決心。

何斌曾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台灣評議會中任通事（專職翻譯）達十多年，掌握著台灣的核心機密。這次回歸大陸後，專門向鄭成功獻上了一副秘密地圖，圖上專門標明了船隻如何航行才能繞過荷蘭炮台在鹿耳門登陸。

特別讓鄭成功欣慰的是，何斌還自告奮勇，充當嚮導。

萬事俱備，1661年2月3日午，25000名明軍在鄭成功的率領下，從金門登上400多艘修造一新的戰船，乘風破浪，向台灣海峽駛來。

次日中午，到達澎湖列島。在此休整三天後，2月8日，直航台灣，下午一時左右，即抵鹿耳門。

在何斌的親自引航下，大明船隊成功繞過荷蘭鬼子的炮台，順利抵岸。

早已不堪殖民者壓迫的台灣人民，早就秘密聚集了兩萬多人在岸邊接應。在他們高效率的配合下，不到兩小時，已有數千明軍踏上了寶島的土地，大批戰船，也駛進了熱蘭遮城和赤嵌城之間的海灣。

明軍登陸後，首先如何打敗這來自萬里之遙的「荷蘭鬼子」。

但要問台灣有多少這樣的「鬼子」，說出來挺寒磣人，總共也就有1200名陸軍和200名海軍。

其中800名陸軍由台灣殖民最高長官揆一領著，呆在熱蘭遮城；另400名陸軍由荷軍總司令描難實叮領著，呆在赤嵌城；而200名海軍，則分別呆在赫克托號等四艘戰艦上。貌似不可一世的殖民者，在台灣，也就是這點家底！

第一場戰鬥，在海上和陸上同時打響！

自認為很不含糊鬼子海軍，就用那四艘戰艦氣勢洶洶地發動了進攻，明海軍則出動了六十艘戰船予以迎擊。

這是一場「獨虎戰眾狼」的較量，鬼子的戰艦雖然擁有炮火（鬼子的船平均裝有火炮40門，而明軍每船僅有2門）、噸位上的優勢，但在數量佔優、機動勇敢的明戰船攻擊下，領頭的艦赫克托號沉沒，斯·格拉弗蘭號重創。

剩下的兩艘一見情況不妙，連赫克托號上的落水士兵都不予救護，拉上斯·格拉弗蘭號餘者狼狽逃竄，結果搞錯了方向，逃向了日本。

陸上的戰鬥則更糟。

荷軍上蔚拔鬼仔帶著240名鬼子，手持當時全球最先進的火槍，從熱蘭遮城出陣，但馬上被一千明軍籐牌＋火銃的組合，打得鬼哭狼嚎。拔鬼仔及180名鬼子全部報銷，其餘的鬼子則失魂落魄跑回熱蘭遮報喪。

雙戰告負後，領教了明軍厲害的鬼子們，再也不敢主動出擊。龜縮在熱蘭遮與赤嵌城，等待來自巴達維亞（今印尼首都雅加達）的救兵。

明軍馬上組織進攻，把這兩座城分隔包圍起來。

赤嵌城，雖然也叫城，但如果按中國人對城的理解來看，頂多就是個小堡子，而且以木石結構為主體。所以，圍城後，明軍便先拿這裡開刀。

幾天後，數萬明軍就每人抱上一堆柴火，熱熱鬧鬧地跑到赤嵌城堆「柴火山」。

堆好「柴火山」後，明軍舉起火把，通過通事向鬼子喊話：「願生願死，請君自便！」

鬼子們沒有做「烤人」的雄心，一見如此，馬上在總司令描難實叮的帶領下，打開城門，恭恭敬敬地請明軍入城。

第一個堡壘順利攻破，但剩下的熱蘭遮，就比較難搞了！

熱蘭遮城是一項「優質建築工程」，石壘磚築、堅固耐用，炮轟不塌，火點不著，而且兵多糧足，明軍一時半會還真攻不下來。

鄭成功這次倒顯得不急不躁，在用深壕高壘、群兵眾將把該城圍起來，就扔在一旁不再理睬，轉而扎扎實實地推進自已的「三大建設」去也。

軍事建設上他命令黃安帶著第二梯隊6000餘人抵台，連同部分首批抵台的軍隊，向台灣腹地推進，用了不到一月，就輕鬆佔領全島。

政治建設上他出榜安民、開州設府，並親自跑到高山族聚集的地區，同這些同胞聯絡感情。

經濟建設上他更大規模從福建向台灣移民，計口授田，建立「民屯」；同時也讓士兵們一手拿槍、一手拿鋤，建立「軍屯」。

這邊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面，讓呆在熱蘭遮城的揆一如百爪撓心，狂暴不安！

到了8月12日，事情還真的有了些變化，揆一盼望已久的援軍，終於在雅科布·考烏的率領下，坐船從印尼來到了熱蘭遮海域。

但在中國的地盤上，老天爺還是幫中國人的。雅科布·考烏的船隻一到台灣，就遭遇了一場大颶風。

雅科布·考烏見風就逃，帶著艦隊一口氣跑到了外海。

在這裡，他消消停停地呆了下來避風，且一避就是28天。

28天後，他帶著艦隊悄悄繞到明海軍的船隊後，準備搞一次忽然襲擊。

但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早有防備的明海軍，馬上對他「反襲擊」，搞得讓他兩艘主力艦被擊沉，三艘小艇被俘虜，連兵帶將損失128人。

雅科布·考烏這次僅帶了700人，一下子損失了五分之一後，便心灰意冷，升錨返航。

隨著援兵的溜號，空歡喜了一場的熱蘭遮城，再度陷入絕望。

鬼子們沒有受過「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教育，一看這架式，不想再無謂地犧牲下去，便一小批一小批地出城投降。

而呆在城裡的鬼子，因為缺糧少藥、悲觀厭世，不斷有人去找中國的「閻王爺」報到。

在士兵非死即逃的情況下，1662年2月1日，經過城裡台灣評議會成員集體討論，決定向鄭成功投降。

2月10日，降下降旗的鬼子，全部走人。被荷蘭人統冶了38年的台灣，重新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收復台灣，是中國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侵略的重大勝利，他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威風，大滅了帝國主義的銳氣，為以後反擊沙俄浸略的雅克薩之戰，奠定了勝利的基礎（二十多年後，這支軍隊中的籐牌軍，將光榮北上，到冰天雪地的北國邊陲與俄軍精銳哥薩克較量）。

在南明歷史上，鄭成功雖然有過「割據自雄、不識大體」的不良表現，但他收復台灣的歷史功勳，讓他超越了同時代的英雄，成為了我國英雄中的「極品」——民族英雄！

對這樣的英雄，我們怎麼評價，都不為過！

但就是這樣的一位民族英雄，在1662年5月8日，卻「氣噎而死」，享年也是39歲！

他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有的說是因得知永歷帝遇害的消息，憂憤而死；

有的說聽到父親兄弟11人被清廷殘殺，愧疚而死；

有的說是因難忍家族醜聞（其子鄭經與其乳母陳氏有染，並生一子），氣悶而死。

在他死後，其子鄭經掌權，將金廈根據地的人口、兵員、物資大規模向台灣轉移，與大陸的關係，漸行漸遠。

在台灣，鄭經雖然仍打著永歷帝的年號，並以復明為標謗，但其所作所為，已經是在一心一意在建立一個與大明迥然有別的「鄭氏王朝」。

故大多數的歷史學家，也不再把他這段經營台灣的歷史，劃入南明史的範疇！

最後的烽火

一個政治團體，如果不能代表更多人民的利益，如果沒有迎合時代需要的奮鬥目標，如果沒有高瞻遠矚的領導者，在一個風雲變幻的大變局前，是很難開創出大業績的。

大順軍自從一峰獨秀的李自成死後，就遭遇了這樣的尷尬。

他們開始和南明搞放棄自身獨立的合作，結果搞得是寄人籬下，屢遭排擠。

後來在1649年永歷政權瀕臨瓦解時，跑到湖北西部、四川東部的大山「潛伏」起來，脫離了抗清的主戰場。

其後的11年間，這支近七萬人的隊伍，在大山深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手中的刀戟，身上的軍裝外，他們與周邊的山民，已無二致！

但他們畢竟是一群胸懷使命的軍人，己習慣對外把自已稱為「明軍」。為不辜負這一稱號，他們還主動發起過鄖陽戰役、襄陽戰役、重慶戰役，給清軍以一定的殺傷。

無論怎麼說，只要他們在這裡存在，清軍就不能「專心致致」地進攻滇貴，因此他們等於也在變相地保衛了永歷政權。

當李定國、鄭成功相繼病死，清廷終於準備對這個「腋下之患」，痛下殺手了！

現在掌握了全國政權的清廷，財大氣壯、兵多將廣。為對付這個小小的夔東地區，竟拿出牛刀殺雞的豪情壯志，一下子搞了個四省會剿。

這參與會剿的四省分別是四川、陝西、河南、湖廣（包括湖南湖北）。

其中，四川總督李國英帶著川、陝、豫三省的軍隊約五萬人，向西邊進攻；湖廣提督董學禮領著楚軍三萬，向東邊進攻。

在出征前，李國英照例發了一通招降書，無非是宣揚永歷帝、李定國、鄭成功已死，餘部己降，天下大勢已定。請夔東的各位，認清形勢，自動歸降。

招降書如果沒有武裝配合，是很難奏效的。1663年春節，誠心不想讓大家歡渡佳節的李國英，督促部下對夔東邊上的大昌縣發動了「小偷式」地進攻，把駐該縣的袁宗第趕了出去，還順手牽羊地收降了賀珍的「鼠子」賀道寧。

收取了大昌後，他又向下一個目標——茶園坪，發動了進攻。

撤到茶園坪的袁宗第，手裡只有五千人，根本抵擋不住李國英五萬人的進攻。結果，茶園坪失守，明軍損失過半，袁宗第帶著殘兵趁夜色跳崖逃跑，趕去和郝永忠會合。

李國英抵茶園坪後，發現這裡存糧不多，加上自已的糧草也所攜有限，只得乖乖地停下來等待糧草，這就給了明軍有了一個喘息的機會！

找到郝永忠的袁宗第馬上發現，沒有最慘，只有更慘，老郝同志在清軍忽襲下，把經營了十二年的房縣也丟了。

兩人一核計，便一起來找十三家勢力最大的劉體純。

劉體純的頭腦比這兩位好使，認為在清軍兩路進攻的情況，應該先集中力量打其一路。

袁郝兩人也深表贊成，於是他們跑到東邊的興縣來找李來亨，商量聯合起來，共揍來自湖廣的董學禮。

作為湖廣清軍進攻夔東的跳板，興縣正承受著清軍攻擊的巨大壓力，因此對兄弟們這種「雪中送炭」的援助，熱烈歡迎，忙殺豬備酒，犒勞三軍。

酒足肉飽的明軍如蛟龍出海、銳氣重生。在7月23日的東線反擊戰中，把三萬湖廣清軍打得抱頭鼠竄，一直讓其逃回了宜昌才敢收住腳步。

東線大捷後，李劉郝袁四人聯合黨守素、塔天保、馬騰雲等，組成五萬聯軍，去西邊攻打李國英駐紮巫山縣城。

自茶園坪戰役後，到了巫山縣的李國英也一刻沒閒著，除了修補城牆、補充糧草外，還把和夔、建昌、遵義、永寧的清軍陸師和譚詣、譚弘的水師也統統調來了，準備在這裡和明軍決一雌雄。

8月24日，巫山攻防戰打響，彈丸之地的小城內外，一時間聚集了十多萬的人馬在拚命廝殺！

大戰之中，身為總督的李國英也頗會作秀，除了到處張貼賞罰公告、連哄帶嚇外，還隨身帶了一把小刀，表示一旦城破，將與「諸公同死」。

但他也知道，作秀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要打敗城外的數萬明軍，還得另謀他法。

通過幾天的偵查，他發現了明軍一個巨大的「安全隱患」——糧道單一、疏於防範。

這老小子馬上派出一批「特種部隊」，截殺了明軍正在運糧的後勤部隊，還壞事做盡地把運糧的浮橋砍斷。

忽視了後勤保障的明軍，馬上就嘗到飢腸轆轆的感覺。

9月7日，見時機已到，清軍主動出城，在黎明時分，向明軍發動了進攻。

早已羸弱不振的明軍，根本經不住這暴風驟雨般攻擊，在損失了七千多人後，惶亂撤退。

巫山戰役是個轉折點，自這場戰役後，明軍喪失了進攻的主動權，基本處於被動挨打狀態。

得知巫山大捷聞訊的清廷，決定「綿上添朵花」，分別從北京、西安各抽調了一萬「正宗滿軍」，趕到夔東助戰。

到了1663年1月，這一地區已集中了十多萬的滿漢大軍，另有臨近數省的近百萬民夫提供後勤支援。

戰爭變得越不越不對等，明軍這方，地盤越打越小，物資越打越光，人馬越打越少。

到了12月23日，清軍已攻佔了劉體純重要據點——老木崆。

見無力回天，劉體純便「引刀成一快，不負大明頭」。

劉體純是大順軍的第二代將領，生前其「驍勇有方略，御眾嚴明，頗知愛民」。他自殺殉國的消息傳開後，當地的百姓聞之，無不傷心落淚。

李國英為收買軍心民心，馬上將劉厚葬之，並親臨祭奠。

李國英的「仁義」行徑，讓看不到光明未來的明軍將領們，心生搖曳。王光興、馬騰雲、黨守素、塔天寶等，先後偷偷摸摸地向這位四川總督遞上了降表。

為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李國英對這些自動上門的貨色，心雖卑視，但卻一一笑納！

在姚雪垠著的《李自成》中大名鼎鼎，皆有萬夫不當之勇的郝永忠（即郝搖旗）、袁宗第，現在也走到了英雄末路。在清軍封鎖加進攻的雙重打擊下，身邊的士兵所剩無幾。

最終，在黃草坪保衛戰中，他倆雙雙受傷被俘！

對於不屈而死者可以厚葬，但對不屈而俘者只能消滅。不久，郝袁兩人被殺害於巫山縣城。

到了1664年春，整個的夔東十三家，僅剩下了興縣的李來亨。

李來亨，李過（曾被改名李赤心）之子，李自成之堂孫，是在大順軍營中成長起來的「童子軍」。

在十三家非死即降的情況下，他將糧草全部集中到興縣境內的茅麓山上，準備做最後的抗爭！

初來乍到的「正宗滿軍」，不知深淺，很想露幾手給漢兵顯擺顯擺，率先發動了進攻。

結果，被憑險據守的明軍迎頭痛擊，「正宗滿軍」們不是中箭身亡，就是墜崖落澗，主帥穆裡瑪的三兒子都被打死。

傷心透頂的穆裡瑪，立刻改讓漢兵們在前頭衝鋒陷陣，滿兵們在後面「監督指導」。

漢兵們自然也不犯傻，打仗只揮刀，上陣僅吶喊，出工不出力，仗打了半月，毫無進展。

李國英、穆裡瑪這些決策者見此，決定採用一個最笨，但也是最有效的辦法——長期圍困，來解決茅麓山的攻取問題。

於是，清軍上下，加上「支前」的民夫，統統改行，進行大規模的工程建設，拉動大清GDP增長。

他們依山就勢，修建木城，把個周長150多里的茅麓山，如木桶般地箍了起來。

木城的修建，共分三道工序。第一道：打樁，樹起了間距不到20厘米的梅花樁；第二道：挖壕，在樁後挖寬深各近3米的壕溝；第三道：修城，把壕裡挖出來的土，加上山上炸出來的石頭，修成高5米、寬1.5米的長牆，牆後築成一座座小城。城中駐軍，晝夜巡視，進行24小時的嚴防死守。

也就是說，明軍要攻破這些大大小小的木城，就必須一氣呵成地完成三道工序——破樁、填壕、攻城，難度並不亞於當年攻打荊州城。

該木城工程歷時數月，耗工百萬。建成後，讓圍在裡面的明軍，糧草有耗無補、求戰有應無答。

李來亨剩下的唯一的求生途徑，就是突圍。

他親自帶著明軍，在六月份發起過兩次大規模突圍，但都是無功而回。

8月4日，得知明軍己經斷糧後，清軍發起了最後的進攻。

眼見早就被飢餓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手下，不斷被士騰馬飽的清軍殘殺。李來亨知道，最後了斷的時刻，已經來臨！

他帶著全家老小，舉著一面大明龍旗，平靜地走上了一座早就堆滿乾柴的烽火台上。

在清軍瘋狂的叫囂中，他從容地點著了腳下的乾柴。

在熊熊燃燒的烈火中，他、全家及這面大明龍旗化為灰燼！

這是大陸最後飄揚的一面大明龍旗，270多年前，這面旗幟從准河兩岸升起，代表了一個民族堅強不屈、反抗外侮的心聲。

今天，這面旗幟，又在湖北的大山中降下，代表的，依然是一個民族同樣的心聲。

伴隨著這面旗幟的降下，明軍在大陸地區有組織的抗清戰爭，全部完結。

但反抗的種子不會永遠枯萎，只會暫時埋於地下，等待破土而出的陽光。

在圍剿中少數倖存下來的明軍，與當地的山民，融為一體，自耕自食、生生息息。

在這種平凡無奇的歲月中，他們將自已心中的英雄故事，從陝北起兵到江准縱橫，再到夔東抗爭，編成評書，口口相誦、代代相傳。

132年後，在這塊土地上，他們英勇的子孫，終於用「白蓮教」這一獨特的形式，再一次揭開了漢民族大規模反清鬥爭的序曲。

反抗與認同

1662年11月，聽到45歲的魯監國因「中痰（哮喘）」離世的消息，在浙江臨門的張煌言，徹底失望。

當他在長江之役失敗，跋涉千里，歷時半載，輾轉返回浙東沿海時，他沒有失望。

因為沒失望，他一面重整軍隊，一面寫下了《北徵得失紀略》，總結經驗教訓。

在鄭成功執意要收復台灣時，他寫信反對，指出台灣距下陸較遠，復台之後，政權必偏居一隅，讓大陸人民寒心！

但反對無效，鄭成功依然率主力揚帆出海，他失望了。

接著在1662年的春夏之際，他陸續聽到了永歷父子、鄭成功、李定國一個個傷逝而去，他失望了。

後來，他曾聯絡東南沿海一些忠於明室的「海上諸臣」，上書鄭經，請他尊在金門做「寓公」的朱以海為帝，以繼明脈。

但另有所想的鄭經，做的只是繼續延續永歷的年號，而立更年輕、更聽話的寧靖王朱術桂為監國，他再次失望了。

一次次的失望，讓他醍醐灌頂，轉而更全面地觀察，更深刻地反思。

他發現「古往今來，何代無廢興」，改朝換代也是一種客觀的存在。

在舊朝崩塌的廢墟上，新朝將可以吸取舊朝的教訓，利用舊朝的資源，再建一個強盛的新朝。

而現實上，現在的新朝也這樣做了。

舊朝中，朱元璋的那些稱王作公的子孫們，曾霸佔了全國10%的耕地，如今，這些子孫不是被殺，就是逃亡，他們霸佔的土地，實際到了以往耕種的小佃農手中。

新朝「順應民意」，宣佈這些耕地，全部「更名」為這些小佃農所有。

在內戰中，生靈塗炭，百不餘一的四川，曾空下了大量的耕地。

現在，新朝正從湖廣、兩廣等人多地少的省份，組織人力，移民屯墾。

「有恆產必有恆心」，有了土地的倖存之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生息繁衍。

更往遠看，原來的困擾舊朝百年的北部邊疆的問題，隨著滿蒙漢的「合三為一」，消於無形。

阻敵入侵的萬里長城，成了一道擺在那裡讓人憑弔的「風景名勝」。

這是崇禎朝做不到的，這是弘光朝做不到的，這也是永歷朝做不到的。

這也許是民眾在經過反反覆覆、掙掙扎扎、踉踉蹌蹌的抉擇，最後認可了新朝的原因呢！

看透了這一點，他開始變得大度而坦然！

他給朋友寫信，表示如果「新朝能禮遇舊朝的君臣，照顧舊朝的宗室，則能讓天下的忠義之士，撫慰故國的悲思，感激新朝的恩德」。

誠如此，則一個「四海謳歌，群雄歸命」的太平景象，將在神州大地上出現。

他這樣說，是在承認新朝的勝利，但並不表示自己，將向這個新朝「搖尾乞降」，儘管新朝中已多次對其開出優厚歸降條件。

可他也不想一直這樣「反抗」下去，他認為多年的反抗鬥爭，已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這種反抗，就是「反方向」地促使新朝認可了舊朝中的積極的因素，並一一吸納。

這種反抗，也使新朝認識了基層民眾的力量，從而在制定新政策時，考慮民眾的願望和感受。

如果不是這種反抗，那麼這個新朝，將永遠把舊朝的子民，看做一個個奴隸。

就是在這種反向轉變中，一個龐大、新興的王朝，橫空出世！

儘管他滿身污濁，遍體血腥，但民眾除了他，別無選擇。

這就是二十多年來，明清大變局中的最終軌跡，每一個人在這個大變局中，如一粒粒塵埃，浮起、飄蕩、落定……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江山依舊，風景依然，需要變得，是自己下一步的人生之路。

放棄反抗，但不能投降，他選擇的，將是第三條道路——隱居。

他解散了餘部，僅帶了幾名親隨，來到了懸□島（今浙江象山南），隱居起來。

他想在這日昇日落、潮漲潮息的海外孤島上，研究學問，了此一生。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對張煌言這個曾在「反清戰線」上作出重大「貢獻」的領軍人物，清廷是絕對不會放任不管的。一個追捕的秘密大網，在浙江水師提督張傑的親自佈置下，悄然撒開。

不久，張傑通過對張煌言購糧隊伍的跟蹤，發現了他隱居的小島。

1664年7月17日，張傑派出特別捕快，在午夜潛入懸□島，從後山背偷偷攀到島上，將睡夢中的張煌言一舉擒獲。

如獲至寶的張傑，馬上命人將張煌言先押到寧波，再押往杭州，交給浙江總督趙廷臣。

押解路上，無論在寧波，還是在杭州，張煌言都受到民眾「明星」般的歡迎。這讓清廷上下，好不汗顏。

對清廷來說，這樣的人物，要麼收降，要麼消滅，別無他途。

負責先行勸降的任務，落到趙廷臣的身上。

趙在府中舉辦盛宴，款待這位頭戴明朝方巾，身穿葛布漢裝，神情堅毅平和的「抵抗人士」。

宴中，趙大談了新王朝的巍巍盛德、赫赫武功，希望張煌言留有用之身，為國效力，並保證清廷將按張煌言現任職務（永歷朝兵部尚書）起用。

但張煌言斷然拒絕了，他雖然承認了新朝的成功，但他將仍堅守自己的信念。

每個人在生存的時代中，都有自己的責任，張煌言認為他這輩子的責任，就是用清白之身，為自己的民族，再留一股浩然之氣。

1664年9月7日，他被清廷公開殺害於西湖鳳凰山下。

「是日，驟雨晝晦，杭人知不知，皆慟哭」。（邵廷采《東南紀事》）

張煌言生前有詩云：「國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從這首詩中，杭人讀懂了他的心聲。在他被害後。將其埋葬於西子湖畔，與岳飛、于謙二墓為鄰，並把他們三人合稱為「西湖三傑」。

張煌言的精彩詩文，因為清廷的嚴厲禁止，從未曾公開刊印，但卻被廣大民眾手抄筆錄，爭相傳誦。

由於清廷對政治犯律令嚴苛，張煌言的墳墓，僅有黃土一抔。

但這抔黃土前，卻是「寒食酒漿，春風紙蝶，歲歲澆奠不絕」。

雖沒有墓碑，但為他撰寫墓誌銘的社會各界名人，絡繹不絕。

其中一代思想家黃宗羲就寫道：「今公已為千載人物，比之文山（文天祥），人皆信之。余屈身養母，戔戔自附於晉之處士，未知後之人其許我否也。」

黃宗羲這是在讚歎張的英雄之壯，感歎自己的偷生之懦。

但在這個天崩地裂時代中偷生的人，並不全是懦夫，他們也許負有更大的使命。

在張煌言就義的這一年，黃宗羲結束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回到家鄉，聚眾講學，並寫出了劃時代的《明夷待訪錄》。

「明夷」這個詞，並不是在尊明貶清，「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個卦名，本義指黎明前的昏暗；「待訪」指等待明君來訪，書名連起來的意思，就是在黎明前等待明君來訪的備忘錄。

在這本書中，黃宗羲早已脫離了明清這兩個朝代的恩恩怨怨，他梳理了4000年來的中國歷史，從更高的層次，來闡明君主對國家的作用及危害。

他提出：「君主，天下之大害者」，主張實行「天下無君」！

這是石破天驚的一語，此一語，猶如在君主專制漆黑的夜空中，劃出一道閃爍的亮光，照耀了全人類前進的方向。

這本書，比西方盧梭的《民約論》早100多年，被有些人成為「人類的第一步人權宣言」。

但代替君主制的新制度在哪裡，他仍在思考。

可現實的情況，卻是他身邊的這個新生的王朝，正在君主的冶理下，日益繁榮強盛。

1669年，新朝宣佈永遠停止圈地，並出台政策，鼓勵全國加強墾荒。

1681年，新朝平定「三藩」叛亂，切除身上最大的一塊毒瘤。

1683年，新朝統一台灣，萬里海疆，雲散風平。

1685年和1686年，新朝兩次打敗了盤踞在東北邊境雅克薩的俄軍。

1689年，新朝與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至此，作為一個可以領導人民抵禦外海的王朝，他已得到了境內全體民族的認同和擁戴。

在理想與現實交織變幻中，黃宗羲的思想，開始反抗與認同中俳徊不定。

他支持不到新朝中的任職，也從不為新朝歌功頌德。

但言論上，他稱新朝君主康熙為「聖天子」，而不是再向從前一樣斥之為「夷狄」或「虜酋」。

行動上，他改變了與新朝不合作的態度，先後派出弟子萬斯同、萬斯言及兒子黃百家，北上京城，參與《明史》的編纂。

1695年，他終於走完了自已漫長而曲折的一生，享年86歲。

作為一個當時社會罕見的長壽者，他見證了這個大時代的衰敗、動盪、戰亂、承平、昇平……至死，他仍在不停地思考這個時代的未來走向。

隨著這個老人的故去，一個超越漢唐的盛世，正輝煌再現。

這個盛世，是旭日，還是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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