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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全集(Ⅰ朱元璋+Ⅱ 終結篇)【實體書精校版】

作者：張宏傑


第一部 朱元璋

全新增訂版序言

為什麼張宏傑寫的歷史好看？

——莫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張宏傑的筆總是能如此輕鬆地割開時間幃幕，讓那些本來離我們極其遙遠的歷史人物的氣息甚至體溫撲面而來：

「吳三桂真正過人之處在於他的處事能力。他情商極高，善於感覺別人的情緒變化。不論什麼場合，他都能鎮定自若。在戰場上，他表現出的勇氣和沉著使他能贏得所有軍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場合，他的沉穩風度使他能夠永遠成為人群的中心……雖然年紀輕輕，又是名門之後，可他身上見不到一點兒紈褲之氣，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顏悅色，彬彬有禮。」

寫歷史人物就像寫自己身邊一個極熟悉的朋友，這種筆法本身就是一種能力。或者說，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視角。張宏傑的作品之所以呈現出一些特別之處，原因就在這裡。

張宏傑不是從政治、道德或者學術的角度，而僅僅是從人性的角度去接近古人。他不批判也不仰視，他只是抱著悲憫之心，替他筆下的人物設身處地，悲歡與共。也僅僅因為此，那些在歷代史書中偉大或者邪惡得光怪陸離的歷史人物被他還原成了可以信賴的人，與以往的描述面貌迥然不同。

比如說，在我們心目中漢奸的代名詞「吳三桂」三個字，經過他的筆墨滋潤，一變而成了一個「外表兼具北雄南秀」的美男子，一個在戰場上冷靜、堅決，無與倫比的戰士，一個曾經視榮譽如生命的忠臣孝子，一個在歷史夾縫中被擠壓被扭曲的痛苦靈魂。

再比如，那個歷來被認為凶險、狡詐、處心積慮的大太監魏忠賢，在剝去歷代史家的層層曲解之後，在他的筆下剩下的是一個憨厚粗樸、待人真誠的「傻子」。這個「傻子」原本胸無大志，素來在太監中被欺負被嘲弄，直到五十二歲了還僅僅滿足於做一個「伙食管理員」。誰承想機緣巧合命運捉弄，他居然被顛簸到大明王朝權力結構的最高點進行了一番手忙腳亂漏洞百出的表演。

這些結論真是觸目驚心，但過程卻是層層深入的。張宏傑不是刻意地翻哪個人的案，他只是把這些歷史名人所做的那些匪夷所思的偉大或者邪惡的事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去，用人情倫理的平常心去推理，結果卻是順理成章，讓我們感覺到如果我們生在那個時代，也許我們也不得不如吳三桂那樣無情。這些大偉人或者大惡人，其實都是命運之流中苦苦掙扎的可憐人，和你我一樣。在閱讀中，你不得不和他們一起痛苦、戰慄和呻吟。在河北保定的軍營中，我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圖書管理員，培養起了對歷史書籍的閱讀興趣，但是從那時起到現在，我很少讀到什麼歷史讀物能像張宏傑的這些作品一樣給我帶來這樣大的閱讀快感。

把這些作品歸到某種文學體裁，是件挺困難的事。這些東西不是小說，不是散文，也不是時下流行的歷史報告文學，甚至還不是人物傳記。但是，毫無疑問的是，這些東西都流露著天然的文學品質，因為它的出發點是對人性和命運的關心。借用張宏傑自己的一句話，「關心歷史其實是關心自己」，他對這些古人的性格和命運的興趣裡，無疑包含了對自己的興趣。張宏傑解讀古人就如同解讀自己，既小心翼翼又深入徹骨。

「人是太複雜的一種動物，其複雜程度有時讓人類自己也瞠目結舌」（張宏傑語）。我相信，張宏傑對人性的複雜一定有著科學家般的濃厚興趣。在我們短暫的一生中，不會有太多的大風大浪，不會有太多的悲歡離合，體驗到的和經歷過的事畢竟有限。即使是最傑出的小說家，想像力也只能在經驗的邊界裡飛翔。因此，人性的側面在現實中表現得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在歷史這個壯觀的劇場裡，人性卻有機會表現它平庸生活中難得展示的一面。因為在漫長的歷史中，各種各樣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已經發生過了：改朝換代、家破人亡、非同尋常的誘惑與考驗、傳奇般的危機和奇遇。在張宏傑的這本書裡，好像上帝為了分析出人性的每一種成分，它老人家進行了千奇百怪的實驗：它把吳三桂放到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看著他的人格結構在歷史重壓下如何抵抗、伸縮、變形、扭曲、斷裂。它把魏忠賢這樣天姿平庸的人推向社會制高點，看他在這個讓人眩暈的高度上如何忘乎所以、醜態百出。他把海瑞這樣的道學先生放到紛紜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去，看他無望的堅定頑強和可悲的下場。任何一個小說家極盡想像力，也寫不出這樣精彩的劇本。這些劇目對七十年代生人張宏傑來說是如此具有吸引力，所以他循著對自己性格和命運的關心聞聲而來，來到了這裡，做了這冷清劇場內的一個有心的看客。

張宏傑是個觀察和記錄的高手。他冷靜細緻的筆法，把人性的複雜、深奧、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達得淋漓盡致，原本熟悉的歷史事實在他的筆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鮮而又迷人，讓我們這些歷史書頁背後的觀賞者觸目驚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當歷史撲面而來，我們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確認自己的淺薄。

——莫言

2006年初版序言

令我興奮的歷史人物另類傳記——章詒和（著名作家、學者）

去冬，在台北讀到一本英國當代著名史學家保羅·約翰遜（Johnson）寫的《所謂的知識分子》。書中研究的對象，如盧梭、雪萊、馬克思、托爾斯泰、海明威、羅素等，無一不是人們熟悉且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作者從「人比概念更重要」的理念出發，以史料為依據對其進行重新審視，深入探究。一路讀來，令人震驚——原來這些思想人物不僅是普通的人，而且還是相當卑瑣的角色。比如盧梭一面鼓吹兒童教育，一面卻把自己五個親生孩子送進棄嬰收容所。作者的立意顯然不是惡意醜化先賢，他是希望有思想的人沿著他的敘述繼續探究下去——當「知識分子」以普遍化的良心與理性代言人身份出現以來，他們是否真的就推動了時代前進？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教育體系擴張，原本散在民間以先民立命的『知識分子』開始被體制所收編。『良心知識分子』開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識分子』則在專業化的名目下，成為新的主流。他們不再對政治或社會的任何事物提出不同的願景，而只會從事各種瑣碎小事的思考與鑽研。其甚者，乃是在學院也日益模擬企業的情況下，大家忙著找題目領補助，忙著旅行演講和上電視做秀。」（南方朔《從污名化裡找回利齒》）是的，當明白自己身處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背景，我們才能懂得史學家保羅·約翰遜所寫的《所謂的知識分子》。其實是超越了狹義的「知識分子」角色客體，從而引導讀者深入反思當代思想發展趨勢的方向。在震撼中獲得啟示，在啟示中產生聯想：我們這裡什麼時候也能有一本類似的書？

今春在北京，我從朋友那裡讀到了張宏傑的歷史人物另類傳記手稿。作者或許沒有西方學者那麼明確的既是學術的也是思想的寫作意向，但他那種以正常的聲音來敘述歷史事件，描畫歷史人物的寫作狀態和方法，令我興奮不已。例如他筆下的海瑞是很好的一個清官，但與此同時，還是個偏執症患者。需要說明的是，書中凡屬重要人物的表現大都以史料為依據，絕非「戲說」。最近，他的歷史隨筆集《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這「七張面孔」是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監魏忠賢、清官海瑞、叛臣吳三桂、忠臣鄭成功和造反者張獻忠。七個人，七個側面。這不同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明王朝封建專制制度的完整圖像。我想，這樣的組合就很有意味，足夠愛歷史、愛思考的人去看，去想了。

2005年7月於北京守愚齋

讀懂古人的無奈、智慧與權謀

——丁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張宏傑居葫蘆島，我住北京，兩地不過四小時的車程。然而，我們首次見面，居然是在大洋對岸的異國。

那是去年的初冬，我到美國東海岸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提前兩天來到大學城普林斯頓，準備和一對旅居美國的中國學者伉儷同行。在他們家的客廳裡，我見到一個剃光頭戴眼鏡的年輕人，主人介紹，是參加同一會議的張宏傑，遼寧人，學者，作家。女主人特別補充，歷史隨筆寫得很棒。

我在國內知識界的朋友不算少，然而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名字。當然，如今被稱為作家、學者的人太多了，不知張宏傑水準如何。

我們都是第一次訪美，對這片大陸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鮮。承蒙主人好意，驅車帶我們一起遊覽普林斯頓大學。這所在全美名列前茅的著名學府，已有二百五十年歷史，比美國的歷史還要悠久。我們一起參觀了爬滿長青籐的開放式校園，瀏覽了羅列各洲藝術珍品的校美術館，拜訪了愛因斯坦工作過的那座看起來十分普通的高級研究所。印象最深的，研究所前面竟有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我們在愛因斯坦經常散步的這片橫七豎八躺著自然死亡的巨樹的森林裡徜徉。那天正逢美國大選揭曉，布什勝了克裡，這自然成了我們議論的話題。張宏傑話語不多，隻言片語卻頗有主見。後來，在學者伉儷家的餐廳，我們又屢屢討論包括「文革」在內的中國歷史，這個小伙子對歷史的思考又一次給我留下印象。他對「文革」中的積極參加者，在反思批判之餘，能抱有同情之理解，這在他的同齡人中是很少見到的。會議結束後，我又和他結伴遊紐約，游尼亞加拉大瀑布。一路走，一路聊。知道了他曾經去韓國旅遊了一次，寫了一本《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在中韓兩國同時出版。這次來美國，他有一個想法，想在美國打幾天工，體驗一下在美華人的酸甜苦辣，回去後再寫一本有關美國的書。他還真找了一位在美國的遠房親戚幫助聯繫，但由於他打算待在美國的時間太短，最終沒有成功。通過此事，我感到這個年輕人寫作的勤奮。

回國不久，我收到他寄來的一本歷史隨筆《另一面：歷史人物的另類筆記》。這本書，我是一口氣讀完的。此書文筆生動流暢，時有思想閃光。

掩卷時，我已經理解了他為什麼受到那對學者夫婦的器重。尤其是那位女主人，本身就是文章好手，她對宏傑，格外惺惺相惜。我對宏傑，也因這本書頓起相識恨晚之感。

後來，宏傑來北京，我們又見過幾面，我把他的文章推薦給《社會科學論壇》。該刊的編輯說，刊物排印時，印刷廠的普通職工都被張宏傑的作品吸引住了，告訴他，整本刊物就數張宏傑這篇文章好看。我想，不是其他學者的文章不好，而是張宏傑的文筆更有親和力。刊物印出後，被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的執行主編馮克力看到，他馬上給《社會科學論壇》主編趙虹打電話，問：張宏傑在哪裡，怎麼聯繫？這件小事，又一次證明了張宏傑文字的魅力。

今年春天，張宏傑告訴我，他又完成了幾篇關於明代人物的文章，他描繪了大明王朝這出歷史大戲的七個不同角色：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監魏忠賢、清官海瑞、叛臣吳三桂、忠臣鄭成功和造反者張獻忠。這七個人的畫像合在一起，大致形成了大明王朝的輪廓。

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學讀的就是歷史系。不過學的是歷史，當時卻熱心於讀小說。原因之一，是當時的歷史教科書太枯燥了，看得到的史學專著也太乏味了。大多是對一些僵硬教條的解釋和附會。想看有趣的書，只好到專業以外去尋找。而當時的小說，正是「傷痕文學」的高潮期，對我當然更具吸引力。後來，偶然讀到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才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原來史學著作也可以寫得興味盎然。但馬上又想，能寫得如此妙趣橫生，由於黃仁宇是旅居美國的華人史學家，故作品可以汪洋恣肆。

有些學者囿於統一的思維模式，只會用同一種教訓人的腔調面對讀者，例外者鳳毛麟角。隨著思想解放的進程，史學界逐漸擺脫了教條的束縛，恢復了反思歷史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尤其是近幾年，出現了吳思等一批非學院派的史壇高手。他們的出現足以證明：把歷史寫活，不是司馬遷等古代大師的專利，也不是黃仁宇、唐德剛等海外學者的專利，身居中國內地的當代學者，也可以擁有同樣的智慧和能力。

張宏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浮出水面的一位新人。他就讀於東北財經大學，學的是投資經濟管理，供職於中國建設銀行葫蘆島分行。到今天為止，他的本職還是建行的一名客戶經理，寫作方式完全是業餘。他研究歷史，沒有任何功利目的，純粹是出於興趣。未在中國的大學接受史學專業訓練，倒成了他的優勢。我在歷史課上被灌輸了滿腦子格式化了的教條，他卻沒有框框，也不受學院派行文規範的約束。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心靈和直覺與古人對話，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去體會古人的喜怒哀樂。他也吸收中外史學的思想成果，但雜取各家，為我所用，而非頂禮膜拜，獨尊一術。西哲克羅齊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研究，說到底是今人對過去的理解和感悟。史料的挖掘和考辨，不是張宏傑的長項，也不是他著力的重點。他的興趣，在於以一個當代人的眼光，去感受歷史人物所處的複雜環境，以「同情之理解」揣度他們隱秘的內心世界。歷史上的帝王將相，賊子亂臣，在他筆下，都由冰冷的史料，變成了鮮活的形象，讓我們直接感受古人的智慧、權謀、無奈、殘暴和血腥。吳思和我是一代人，他讀史不論多麼深刻與老辣，我都不會驚訝。而張宏傑今年只有三十三歲，如此年輕，品讀歷史的目光卻如此老到，則不能不刮目相看。

史學的當代性，我覺得還有一層意味，就是從歷史中讀出現實。溫故而知新，這正是讀史的樂趣所在。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本來，古人和今人的區別，遠遠小於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你可以感覺古代中國是當今中國的影子，也可以感覺當今中國是古代中國的延續。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親眼目睹了劇烈的社會變遷，親身體會了太多的甘苦炎涼，更容易看懂歷史上的進退興亡。這種研究歷史的現實感，也有力地拉近了宏傑的文字和一般讀者的心理距離。

這裡不妨從張宏傑的書中試舉幾例：

為了減輕農民負擔，中央要求各地政府發給農民「明白卡」，讓農民明白自己應該負擔的內容。這並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發明創造，早在清代就已經想出了這個辦法。這個「明白卡」在那時叫作「錢糧易知單」，「示以科則定數」，告訴百姓們上繳錢糧的定數，以防官吏蒙騙，私下多收。

這兩年，全國許多地方的街頭都建起了這樣的宣傳牌，內容是「公民基本道德規範二十字」：「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早在明代，各地村頭街口即都建有六諭臥碑，內容是明太祖朱元璋為天下百姓規定的「道德規範二十四字」：「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為。」

宏傑說，數年前，史學家戴逸教授讀了他的作品，曾表示願意做他的博導，收他做關門弟子。但他憚於學習外語要付出無謂的精力和時間，沒有及時呼應。近年來，隨著對歷史探索的深入，這種在銀行系統進行業餘寫作的生活方式終於使他感覺到了限制。他和我談到過這個問題，考慮是否以考博的方式取得學院的入門資格，或許能夠方便於今後的研究。

我把他的著作向兩位具有博導資格的朋友推薦，他們都對宏傑的才華頗為賞識，表示願意幫助他以這種方式進入學術界。然而，不知是由於怕學外語，還是懼怕學院式的工作方式對他的寫作帶來局限，他至今沒有下定決心。不管張宏傑最終作何打算，我都衷心祝願他能獲得一個更自由更如意的平台，寫出更好的作品。

2005年8月底

第一章 生逢亂世：飢餓兒童朱重八

第一節 最草率的出生

古今中外的帝王們中間，大明王朝開國皇帝的出生大概是最草率的了。

元帝國的糟糕統治使貧農朱五四對生育已經不感興趣，四十七歲的他已經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個老頭了。他和四十二歲的陳二娘此時已經有了三男二女，在這個年歲，再懷孩子，會被人笑話，說明他們倆做那件事的勁頭太大。然而一不小心，還是懷上了。

朱五四夫婦已經習慣了聽天由命。笑話只好由人笑話了，既然懷上了，那就揣著，就好比兜裡揣個南瓜。反正裝在肚子裡，比揣在衣袋裡還安穩，並不妨礙陳二娘侍弄雞豬，插秧鋤草。

問題是朱家的房子對這個即將問世的新生兒來說太侷促了點。一家七口，擠在濠州鍾離東鄉三間低矮的茅草房裡，房頂有一處已經塌了，一直沒來得及修理。糧囤裡也沒有多餘的那份口糧。一家人一年辛苦到頭，糧食還總是不夠吃，每年總有一兩個月靠野菜度日，吃得全家大小面孔發青。不過五四臉上並沒有愁容，他一輩子經過的大災大難太多了，船到橋頭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條小命派發到這個世上來，就總有養活他的辦法。

蒙古人征服中國後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歷元年九月十八日，陽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陳二娘吃過午飯，收拾好碗筷，喂完雞鴨，挪動著小腳，匆匆往地裡奔。正是秋播小麥最緊張的時候，一時一晌也耽誤不得。

走到村東頭二郎廟旁邊，肚子一陣陣疼了起來，這才想起，肚子裡還裝著個孩子呢！強忍著疼痛扭頭往家走，剛進家門，靠著牆壁大口大口喘氣的工夫，孩子已經蠢蠢而動了。身不由己地順著牆壁滑下來，剛躺到地上，孩子已經呱呱墜地了。

哭聲十分響亮。

然而沒有任何人注意到這個新出生的生命。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裡的一棵草，多他一根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對這個世界沒有任何意義。只有朱五四面臨了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孩子生下來，連塊裹身子的破布都沒有。總不能成天這樣光著啊！

幸虧二哥到河邊提水時淘了一塊破綢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困難了，連名字都不用費心，這孩子是「重」字輩，排行第四。不過傳統社會習慣大排行，親兄弟加堂兄弟按順序排下來，正好第八，就叫「重八」。

像一隻小豬小狗一樣，重八自生自長起來了。前途、教育、事業，是些什麼東西，沒人費心去想。從小到大，沒穿過新衣服，沒穿過新鞋。大人出去幹活，就拿一條索子把他繫在桌腿上，任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腳趾頭；剛剛懂事，就成天幹活，早起拾糞，白天放牛，晚上還要編草蓆，困得打呵欠才去睡覺。五四在外面老實懦弱，誰都可以欺負，在家裡卻是凶神惡煞，看見哪個孩子偷懶，上去就是一頓拳腳，沒好沒歹。

第二節 飢餓兒童朱重八

二十五歲以前，朱元璋對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飢餓。

朱元璋一生中經常做的一個夢是一桌大魚大肉擺在面前，可是當他伸手去抓時，卻被各種各樣的意外打斷：飯桌突然消失，大魚大肉忽然變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隻大人的手拎起來，扔到屋外。從夢中驚醒，他會聽到自己肚子裡不斷的腸鳴，飢餓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著他的腸胃。

未來的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一頓飽飯。

一年到頭，朱五四的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糲的糧食來填充胃腸。而且，即使是這最粗糲的糧食，也總是不夠。那口破鐵鍋，只在過年過節時，才能見點葷腥。

這不是貧農朱五四他一家一戶的狀況。這是大元帝國裡多數農民的景狀。不止大元如此，幾千年來，這片土地一直是一隻巨大的空蕩蕩的胃。

謂予不信，請看孟子的話。公元前300年，孟軻奔走各國，大聲呼籲他的政治主張。而他自視為完美的政治目標不過是「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也就是說，風調雨順的年景，大家都能吃飽；饑荒年份，也不至於餓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語言來誇飾他的政治理想：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這沾沾自喜的誇飾帶給我們的卻是一種酸楚的感覺：一個耕種「百畝之田」的「數口之家」，掙扎奮鬥一生，五十歲之前卻不能「衣帛」，七十歲之前不能「食肉」。這樣的一生，竟然就是我們祖先夢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然而，這個可憐的理想很少在這片土地上實現過。飢餓和赤貧始終追隨著我們的祖先，連同戰亂和災禍，從孟子的時代穿越漢唐宋明。兩千年間，豐衣足食的盛世遠少於爨（cuan）骨為炊的悲慘歲月。

第三節 為什麼越窮越生

戰國後期，中國人就已經懂得精耕細作，漢代的畝產量，據學者寧可１計算，就已達到140～150斤左右。這個在現在看來不起眼的產量卻讓世界上其他地區追了一千多年也沒追上，以英國為例，直到十二三世紀時，他們的畝產才達到97斤。按理說，我們的祖先在這片土地上，應該能生活得很舒適。

但是，有三個因素剝奪了他們舒適生活的權利。

第一個因素是人口壓力。前工業時代中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快於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西歐在從公元2年到工業革命前的1700年間平均年人口增長率為0.065％，而中國在公元2年至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期間平均年人口增長率約為0.11％，高出西歐近一倍。中國古代人口增減循環週期之頻，增長梯級之多之高，在前工業時代的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因此中國土地雖然遼闊，但人口密度一直遠遠大於歐洲。根據趙岡和陳鍾毅２的研究，中國封建社會中人均佔有耕地面積，在北宋以前大體上維持１寧可，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從事中國歷史、史學理論、敦煌學的研究。著有《寧可史學論集》、《敦煌社邑文書輯校》等書，講有《史學理論》、《六至十四世紀的中國社會生活》、《歷史上的中國》等多種著作。

２趙岡、陳鍾毅，皆畢業於台灣大學經濟系，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分獲博士、碩士學位；後分別在美國兩所大學長期任教。兩人合著有《中國棉業史》、《中國經濟制度史論》等多種著作。

在十畝左右。北宋後，人均耕地面積下降到十畝以下，到十九世紀下半葉，人均耕地面積更劇減到不足三畝。而到十三世紀，英國農民平均耕地較少的時期，一個農民的可耕地還有十八畝以上。

幾千年來，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只要有了一畝閒田，馬上會生出一個孩子來佔據。填滿這張嘴，同時再生出盡可能多的嘴，這個簡單的目標吸引了中國人過多的注意力，使他們無力顧及人的其他需求。所以，雖然農業技術在不斷地進步，雖然中國農民一直是那樣堅韌勤勞，可是最廣大的中國底層社會一直在半饑半飽中掙扎，永無解脫之日。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沒出過一個半個有點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二十九歲的朱元璋攻下集慶（今南京），身名已顯，霸業初定，第一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頭。他隱約記得父親說過，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幾天，才發現朱家巷是離南京城四十里的一個小村。此時村中還生活著幾家窮困潦倒的朱姓後代，聽說攻佔此地的紅巾軍大元帥居然是他們的遠支本家，大喜過望，一起來到南京城內拜見。朱元璋十分興奮，與他們親親熱熱地「敘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大家坐在一處，一起回憶老朱家的歷史。據老人們說，朱家最早好像是江蘇沛縣人，算來還是漢高祖劉邦的老鄉，不知何時，流落到了南京附近。

大家窮盡所有記憶，僅能上溯五輩。第一輩叫朱仲八。從這個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名字判斷，這個能回憶起來的「開基祖」已經淪為赤貧，以至於連起名字的精力和能力都沒有。和他老人家一樣，以下數代的名字無一例外，都是用數字代替的。然而，赤貧的生活條件卻沒有影響朱家的人丁繁茂。仲八生有三個兒子，長名六二，次名十一，三名百六。百六生兩個兒子，長名四五，次名四九。四九生了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共四個兒子。長房初一就是朱五四的父親。朱五四生於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他還有一個哥哥名叫五一，大他四歲，生於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五一和五四各又生了四個兒子，所以排到朱元璋時，小名叫「重八」。

從仲八到重八，六代之間，平均每人有三個兒子。按這個數字計算，一百多年間，朱家家譜上這一支的朱姓男人已經由仲八他一人積累到二百四十三人。這二百四十三人中的絕大多數和他們的祖輩一樣，終生赤貧。從朱氏一族的例子可以看出，傳統時代底層中國人的生育激情是何等驚人。

正是人口壓力，導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難，不停搬家。

朱元璋小時候聽父親講過，他們這一支離開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為南京附近的幾畝薄田養不活日漸長大的幾個兒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蘇盱眙，其時元滅宋戰爭過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頗多。祖父在此「開墾兵後荒田」（郎瑛《七修類稿》），艱苦成家，一家人起早貪黑拚命幹活，逐漸有了點家產，「置田產」（郎瑛《七修類稿》），一個銅板一個銅板地積攢，給兩個兒子都娶上了媳婦。

就像祖父所希望的那樣，家族人丁興旺，兩個兒子加在一起，很快給他生了五個孫子孫女。辛苦置下的幾畝地養不活迅速繁衍的人口，俟祖父一去世，兩個兒子就不得不變賣家業，各自尋找地多人少的所在謀生。

朱五四剛剛八歲就隨父親從南京逃到江蘇盱眙，娶妻生子後又搬到安徽五河，隨即搬到靈壁，不幾年遷到安徽虹縣，五十歲上又搬到鍾離東鄉，這一次他住的時候最長，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並在這裡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歲那年，再遷到西鄉，過了一年，又遷至太平鄉孤莊村（今安徽鳳陽縣治西南約十里處的二十營）。總計朱五四這六十四歲的一生，凡七次遷徙。在每一地，最長不過十年。

並不是這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喜歡浪蕩，實在是以江淮大地之遼闊，卻難以找到能養活他這至卑至賤一戶草民的幾畝田地。種自己的地種不起，只好給人當佃戶。《明太祖實錄》說朱五四「勤儉忠實」，老實巴交，帶領一家人起早貪黑在佃種的幾十畝地裡辛苦刨食。然而年終算賬，大半糧食給了地主，剩下的還是不夠吃。加之五四在一路搬遷的過程中，又不斷生兒育女，負擔越來越重。一年到頭辛苦所得，怎麼也填不滿越來越多的嘴。更可氣的，是有時候租種了一片生地，好不容易用血汗把它伺候熟了，一家大小終於吃飽了幾天，地主卻馬上跑來加租，如果不同意，結果只能是被奪佃趕走，另尋出路。搬了一輩子的家，吃了一輩子苦，流了一輩子汗，卻總共也沒有吃過幾餐肉飯，穿過幾件不帶補丁的衣服。

當然，汗水絕對不是白流的。朱五四一輩子當牛做馬，換來的是六個兒女一個個長大成人，成家立業。元璋的大哥娶上了媳婦，給五四生了兩個孫子。二哥、三哥雖然倒插門，好歹也算成了家。兩個女兒也都出嫁了。雖然兒女們個個都是文盲，注定一生都要在半飢餓中度過，但朱氏一門的血脈，在中國大地上，終於又進一步發展壯大，在這片絕大多數人都艱難求食的土地上，頑強地擠出了自己的一塊生存空間。這不能不說是生物學意義上生存競爭的重大勝利。

可惜朱家列祖列宗不及親見他們的孝子賢孫朱元璋在生育競賽中後來又取得了何等驚人的成就。朱元璋稱帝后，把朱氏家族所有潛在的生育能力發揮到了極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個兒子，十六個女兒。他又鼓勵自己的後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擔任何工作，只需按人頭領俸祿。於是，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我們在史書中見到山西巡撫楊澄籌上報的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晉府的慶成王朱鍾鎰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記錄，到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孫一百六十三人。

慶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長，僅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個縮影。據史學家王世貞估算，每十幾年，明宗室人數增加50%。另據徐光啟推算，明宗室人數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朱元璋建國之初，分封子孫於各地，「初封親郡王、將軍才四十九位」，宗室人數總共五十八人，永樂年間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增至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又增至八萬多人（陳梧桐《洪武皇帝大傳》）。而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經繁衍到近一百萬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麼朱姓子孫遲早會壓塌半個地球。

第四節 中國人的生育激情

為什麼傳統時代的中國農民有這麼強烈的生育衝動？

舊時代的人生活離不開家族。人多勢大的家族往往恃強為勝，佔盡上風，人丁孤單的弱族則往往處於受凌虐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競爭的需要使舊家族產生一種無限擴張人口的內在衝動。

傳統時代的中國人，被鎖定為傳宗接代鏈條上的一個環節，被篆刻為祠堂牌位上的幾個漢字。傳統家庭中，家長是絕對的權威。因此，多生養子孫，是實現和擴張這一權威的最重要方式。小時候，小孩子間最常見的罵人方式之一就是宣稱「我是你爸爸」，對手的回報當然是「我是你爺爺」，雙方就這樣在輩分上無限累加上去。當然，另一種路徑是由「我操你媽」以及「我操你奶奶」無限上溯。傳統相聲以及現在的二人轉中，在輩分上佔對方的便宜似乎永遠能換來大面積的笑聲。

就像魯迅所說，最無能的人，也總可以生幾個孩子來顯示權威，不至於淪落到絕望的谷底。無法實現「向上意志」，那麼就向下用力，多生孩子。

雖然聽起來有點荒唐，這是不是也可以作為解釋中國人生育衝動的一個心理原因？至於孩子生下來，能不能受到教育，未來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們認真思考過的問題。所以，儘管一生都是顛沛流離，朱五四還是不遺餘力地像倭瓜甩蔓一樣東一個西一個地生。

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很少出現中國這樣的生育激情。在歐洲幾千年的歷史中，墮胎和弒嬰曾經是控制人口手段。歐洲人老了之後不依靠兒女贍養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原來人死後在陰間得靠紙錢作為經濟來源，他們死後或者灰飛煙滅，或者直接升了天堂花天酒地吃喝不愁。因此從文明源頭開始，歐洲人對生育就抱著一種警惕的態度。

古希臘思想家一直強調控制生育。亞里土多德認為，人口增殖與城邦的經濟政治狀況有密切的聯繫：「繁殖如無限制，勢必導致貧窮……跟著貧窮，又導致內亂和盜賊。」（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他說：「凡以政治修明著稱於世的城邦，無不對人口有所限制。」他主張，「國家應該根據諸如地產多少等經濟條件，控制人口。在一個財富資源相對固定的城邦中，人口也應該保持相對穩定。各家繁殖的子嗣應有一定的限數，倘使新妊娠的胎兒已經超過這個限數，正當的解決方法應在胚胎尚無感覺和生命之前，施行人工流產（墮胎）。」

古希臘年輕人比幾千年後的中國人觀念更為新潮，他們注重個人成就，不願過早地為婚姻所困而影響其追求。希臘社會流行晚婚，一般男子結婚都在三十歲左右。古羅馬帝國政府雖然大力提倡生育，但收效甚微。那時上流社會的人為了不受婚姻的束縛，逃避家庭責任，許多人選擇終生獨身。據古代羅馬史學家斯維托紐斯記載，奧古斯都發現很多男子為逃避禁止獨身法令的懲治，想方設法製造欺詐性婚姻。有不少男子特意與遠小於最低婚齡的女子訂婚（訂婚視同結婚，可不受禁止獨身法令的制裁）。等未婚妻達到成婚年齡後再放棄婚約，轉而追求與年齡更小的少女訂婚，以此堅持獨身。

雖然蠻族入侵，衝擊了希臘-羅馬文明，但節制生育卻被文明化的蠻族繼承下來。中世紀時的英國貴族同樣自覺地進行生育控制。由於英國實行長子繼承製，等待繼承的長子一般在繼承家產之後才結婚，而那些沒有財產的幼子們要麼去追求女繼承人，要麼乾脆獨身。那時候英國上層社會男子結婚的平均年齡接近四十歲。這就是為什麼英國古典小說裡戀愛的雙方通常是四十多歲的中年男子和十多歲的花季少女。只有這樣，在上一代人去世，或者年邁失去勞動能力時，下代人剛好建立家庭，繼承地產，接替前代。

所以，在經濟騰飛前，西方的人口密度一直低於中國。這使得歐洲人均佔有的自然資源大大高於中國，為歐洲人的思想啟蒙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第五節 饑荒之國

除了生育衝動外，導致傳統時代中國人生活痛苦的另一大原因是自然災害。眾所周知的是，朱元璋之所以出家為僧，是因為大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的一場大旱災。

其實，即使逃過此次災荒，朱家也注定會在另一次災荒中家破人亡。因為朱元璋的老家鳳陽，是一個災害頻發之地。淮河是一條有名的害河。竺可楨教授曾根據大量史料，整理出上自成湯，下迄光緒各朝代、各地區的水旱災害年數，發現淮河流域是我國旱澇災害發生最多的地區之一。據河南省歷代旱澇等水文氣候史料統計，自公元620年至1949年的1330年間，豫東一地發生旱災的年數為453次，澇災年數為448次。俗話說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鳳陽縣，平均每四年就要發生一次較為嚴重的旱澇災害。

朱五四搬來搬去，最終搬到一個「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這當然不能怪他沒有眼光。原因很簡單，災害較少的地方，人口密度往往較大，無法容納新來人口。只有在災害頻繁的地方，人口週期性減少，才讓朱五四有了見縫插針的機會。朱五四搬到孤莊村時，這裡還沒有完全從戰爭中恢復過來，村落間甚至有老虎橫行。

《鳳陽新書》載，當時「自定遠抵淮涘，南北數十里，嵁巖林莽，虎聚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嚴於其途。後元命將軍應宜兒赤捕殺殆盡，其患始熄」。可見當地人煙之寥落。當然，這種見縫插針並不是沒有代價的，至正四年的這場大旱中的死亡就是朱五四為前幾年勉強填飽的肚子付出的慘重代價。

由此，我們看到了造成中國貧困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災荒。

中國的季風性氣候是一種極不穩定的氣候。正像我們今天在新聞裡總是不斷聽到各地的水旱災害消息一樣，在歷史上，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很少有大部風調雨順的時候，局部災害無年不有。翻開中國災荒史，從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共2155年間，就有1056次旱災和1029次水災的記載，水旱災害加起來幾乎平均每年一次。其他的自然災害，如蝗災、雹災、風災、疫災、地震等，則舉不勝舉。如此頻繁的天災，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也是人禍：三千年前的黃河流域，到處是森林與沼澤，水草肥美，風調雨順。然而，由於幾千年的過度開發，森林被砍光了，沼澤被排干了，黃河成了懸河，土壤蓄水能力嚴重下降，小旱每每變成大旱。幾千年來，北方農民的生活越來越艱辛，與自然環境的惡化不無關係。

據元史記載，有元一代近百年間，全國遭遇大水災94次，大旱災62次，大蝗災49次，大饑饉72次。也就是說，平均每年都有兩三次大災。最嚴重的時候，人相食的記錄達十餘次之多。這就是環境惡化的直接惡果。即以朱元璋家鄉的淮河為例，它之所以頻頻為害，主要是因為人類活動改變了它的自然生態和流向。

而歐洲的氣候比較穩定，由於海洋性氣候的調節，西歐的氣候要比同緯度的中國北方暖和得多，它的降水雖然不及中國南方，但遠勝北方，足夠農業灌溉使用。因此歐洲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中國北方那種赤地千里的現象。兩相對比，誠如鄧拓所說：「我國災荒之多，世罕其匹。」有的西方學者甚至直呼中國為「饑荒的中國」。

第六節 吸血的官員們

中國貧困化的第三個因素是中國龐大的官僚體系。專制制度的發達使中國官僚體系的早熟和完整舉世無匹。官僚體系的龐大，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脫離皇權，成為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具有無法抑制的瘋狂擴張的衝動。每個王朝建立後，官僚隊伍的人數都直線上升，與此同時，農民的負擔也自然直線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在每代王朝建立之初的三五十年「清明之治」時，農民的負擔會暫時減輕，會積累一些財力來改善生活狀況。而過了頭一兩代皇帝，則負擔就迅速加重，普通百姓生活難以為繼。

在歷代大一統王朝中，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屬於統治技術較為粗糙的一類。蒙古人本不懂農業，當初南下之際，曾想將漢地「悉空其人以為牧地」，也就是說，把農民消滅乾淨，把良田改造成牧場。還是在耶律楚材的勸說下才改變了主意。耶律楚材打動蒙古統治者的主要理由是改為牧場，收益不如剝削漢地農民大。

基於這種思維方式，蒙古人的剝削比史上其他任何大一統王朝要更赤祼祼。元朝將全國人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公開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為了防止漢人反抗，蒙古人規定，不許漢人學習武藝，不許漢人上山打獵，甚至夜間禁止漢人通行。《元史·刑法志》載：

諸夜禁，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

違者笞二十七，有官者聽贖。其公務急速，及疾病死喪產育之類不禁。

也就是說，每天晚上八點到第二天早上六點，老百姓不許上街行走。和這一條相配合的是在以上時段，不許百姓點燈。漢人百姓，生活如同奴隸。

經濟上的剝削比政治上的歧視更令底層百姓難以承受。蒙古皇室手筆粗豪，揮霍闊大，日常生活奢靡無比，宮廷的花銷大得驚人，據天歷二年（公元1329年）中政院的報告，「皇后日用所需，鈔十萬錠，幣帛五萬匹，綿五千斤」。他們做起佛事來更是漫無節制，最多時一年做佛事五百多次。據延禧四年（公元1317年）統計，每年內廷做佛事，要用面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酥油二萬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

這些費用最終是由底層社會來承擔。還是以朱元璋家為例：元朝實行職業世襲制，將一部分人戶另立戶籍，承擔某種專業性的徭役，如站戶（承擔驛站的徭役）、礦冶戶（開採鐵、銀等礦）、獵戶（從事打捕）、水手戶（充當河運與海運的水手）、灶戶（煮鹽）、窯戶（燒造瓷器）等。朱家巷的朱家先祖們本來是淘金戶，按規定，每年需向官府交納金子。但南京附近並不產金，於是只好靠賣糧換錢，再到遠處買金子充數。這樣折騰幾年，把僅有的一點家產賠光，才不得不北渡長江。然而到哪裡都逃不脫官府的搜刮。五四逃到淮北之後，還沒有過上幾天安穩日子，官府就開始來收稅。按照元朝規定，淮河南北的農民要繳納人頭稅、農業稅和科差。人頭稅每人二石谷，約合今天的360斤。朱五四家三個成丁，就要繳1080斤谷。稅糧要由稅戶自己輸納進倉，按國家規定，每石稅再納鼠耗三升，份例四升，而實際徵收的要遠遠大於這個規定。元代前期官員胡祗矞說：「鼠耗、份例之外，計石二三可納一石谷。」如此算來，1080乘以125%，就變成了1350斤。科差主要包括絲料、包銀、官吏俸鈔三項，是按戶繳納。規定每戶納絲1.4斤，包銀鈔四兩（銀鈔二兩合銀一兩），官吏俸鈔五錢至一兩。按購買力計算，元代一兩銀值四石谷，則三兩多銀值2160斤谷。所以三丁之家，一年要負擔3510斤谷的負擔。我們估算朱家那時每個勞動力可生產糧食2000斤，則總產量6000斤中的一多半要交給國家。這尚是國家正式規定的稅收，各地政府的層層加稅還不在此列。

從戰國到明清，兩千多年間，中國的農民，只有在農民大起義後建立的新王朝初期，能夠溫飽有餘。而其餘大多數時期裡，都處在僅能勉強維持生存的處境之下。據龐卓恆在《人的發展與歷史發展》中介紹，在正常年景下，中國農民一般狀況下每年產品的剩餘率不會大於5%。而中世紀一個佔有全份地的普通英國農奴戶淨餘率為26％。他們一年生產的糧食約為4641公斤，除去租稅、種子、口糧後約可淨餘糧食1224公斤。從這個數字看，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歐洲農奴比起來要低很多。

由此可見，中國官僚階層對廣大農民的剝奪，遠遠嚴酷於歐洲的莊園主。中國農民被迫在簡單再生產中耗盡全部潛能，使他們無法像西歐的農奴一樣，有剩餘財力來發展自己的智力，拓展自己的活動空間，由此推動起一個又一個的促成封建制度解體的重大歷史變遷。

第七節 中國文化的貧困基因

貧窮從來不是好事。貧窮遮蔽了人的眼睛，讓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東西；貧窮枷鎖了人的身體，讓他像動物一樣不停地被原始慾望折磨；貧窮剝奪了人的力量、尊嚴和權利，讓他在自然、神靈和權力面前自覺軟弱，卑躬屈膝。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學者劉易斯提出了「貧困文化」的概念。他總結的貧困文化的特徵我國從古代直到解放前都具備。如較高的死亡率，較低的估計壽命，較低的教育水平，為生存而進行長期奮鬥，典當，過著受束縛的生活，終生忙碌而無閒暇，嚮往權力，大男子主義，只顧眼前，不信任政府，軟弱無能，對地位差異敏感而缺乏階級覺悟等等。這種貧困文化使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他們目光短淺沒有遠見卓識，他們視野狹窄，不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去認識他們的困難。

我們得重新定義文明與財富的關係。財富讓人有了多餘的時間和精力來關心自己的內心，關心視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與胃無關的奢侈問題。財富是文明生長的土壤。

古希臘文明就是建立在滾滾而來的金幣之上的。因為貧瘠的土地無法養活自己，希臘人不得不嘗試外出冒險。龐大的希臘船隊源源不斷地輸出葡萄酒、橄欖油、陶器，運回糧食和金錢。有位經濟史家斷言：「公元前六至四世紀之間，希臘經濟正飛速上升……若充分估計不同時代的具體情況，雅典經濟給人的印象與十九世紀的歐洲有點相似。」

富裕起來的平民要求政治權利，最終導致了民主政治的生成。

而中世紀之後，歐洲之所以能衝破黑暗，迎來文藝復興，根本原因也在於隨著生產技術的改進，歐洲的農奴能夠越來越富裕，並且可以和封建主討價還價，獲得市民身份。他們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精神力量不斷增長，最終推動了商品貨幣化的浪潮，迎來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而中國卻一直在貧困化過程中越陷越深。與西方社會的上升趨勢相反，中國歷史的發展卻呈下降趨勢。如前所述，中國農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後，再也沒有回到人均十畝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國文明史上成了最後一個輝煌的朝代。在那之後，元、明、清三代，貧困化的加劇日益消耗著中國人的精神，使中國文化進入了長期的停頓和倒退。「貧困對人的尊嚴和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後果是無法衡量的」（查爾斯·威爾伯）。一個家族衰落貧困之後，其家族成員往往會由往日的信心十足意氣風發而變得精神萎靡、氣質鄙俗，而其家長的作風則也會日益目光短淺、專制、粗暴。中國的變化正與此類似。自宋朝滅亡之後，高貴氣質和人文氣息在中國文化中越來越淡薄，盛唐時的自信和宋代的優雅再也沒能復現。相反，拘謹和懦弱日甚一日地在中國人的性格中發展壯大。

赤貧出身的朱元璋，則是中國文明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推手。

第八節 朱元璋的精神基礎

從降生在這個世界上起到十七歲以前，朱元璋一步也沒有離開過農村。

世界在他眼裡，就是從南崗到北坡之間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觸過的人，不過是村子裡那百十口老老少少。

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的一切條件。從懂事開始，他就開始了勞動生涯，跟在娘的屁股後面拔草，和小夥伴們上山打柴。十多歲開始，就去給地主放牛。窮人的孩子好養活，雖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惡劣的飯食，也沒有耽誤他長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只不過容貌醜了點：腦袋很長，下巴寬大，整個一張驢臉。《明史》含蓄地稱他「姿貌雄傑，奇骨貫頂」。

雖然出生於世代赤貧之家，朱元璋卻從小智商奇高，腦筋夠用。又因為身強力壯，打架在行，他成了村子裡的孩子王。他無師自通，知道怎麼擺弄各類性格不同的孩子：那幾個身強力壯有本事的，他加以籠絡，為我所用。

其他那些跟屁蟲，他該打就打，該罵就罵。全村的小孩子都歸於他統一領導之下，老老實實聽他指揮調遣。

這個未來的皇帝最愛玩的遊戲是「做皇帝」。「你看，雖然光著腳，一身藍布短衣褲全是窟窿補丁，破爛不搭，他卻會把棕樹葉子撕成絲絲，紮在嘴上作鬍鬚，找一塊車輻板頂在頭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讓孩子一行行，一排排，畢恭畢敬，整整齊齊三跪九叩頭，同聲喊萬歲。」（吳□《朱元璋傳》）誰叩頭叩得不響，當時走下去，一腳撂倒，然後再叫邊上的孩子繼續打，直到打得他肯把頭叩得崩崩響，腦門上長出大包為止。

唯一的文化活動就是聽四鄰八鄉游串的說書先生來講書了。什麼《隋唐》、《三國》、《楊家將》、《大宋宣和遺事》。在這些評書裡，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條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軍州」。對於到今天為止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些評書演義，也就是傳統文化中的粗糙的底層文化產品，而不是那些高雅的四書五經唐詩宋詞，才是他們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們一生的思維模式。

朱元璋的童年實在是太平凡了。一般人出名之後，老鄉們總會給他附會出一些如何幼年穎異、天生不凡的傳說。可憐朱元璋的老鄉們製造起這類本不需要太多原料的傳說，都覺得有些困難。製造來製造去，不過編出了這樣一個笨拙的故事。說是朱元璋和夥伴們一起在山上放牛，肚子餓了。有人說要是有碗白米飯吃就好了，那一個說吃肉才香，越說大家肚中越火燒火燎。

朱元璋指著眼前的牛說，這不就是肉嗎？想吃咱們宰一條嘗嘗。有人說，那回去不得被打爛屁股啊？朱元璋說，管他呢，先快活一頓再說。說著抄起一把砍柴斧，就把一條小牛犢給宰了。有人帶頭，大家也就不怕了，有人幫忙剝皮，有人去撿樹枝，生起火來，大家痛痛快快吃了頓烤牛肉。不一會兒，地上只剩下一條牛尾巴。吃完牛肉，大家才害怕起來，誰也不知道回去怎麼交代。朱元璋腦筋一轉，把牛尾巴插在山石縫裡，和大家約好，就說小牛鑽進山洞裡了，怎麼拉也拉不出來。大家齊聲說好，一哄而散。

這麼弱智的傳說當然不可能是真事。這個本來為神化朱元璋而製造出來的拙劣故事，唯一透露出的真實信息，卻仍然是貧困和飢餓。

在對一個人精神世界發展至關重要的青少年時期，朱元璋所能接觸到的外界資源太少了。史稱朱元璋自小資質俊秀，《明太祖實錄》載，「太后嘗謂仁祖曰：『人言吾家當生好人。今諸子皆落落，不治產業。指上曰：豈在此乎？』」原來，陳二娘曾找人算了一卦，卦上說他們家會出一個「好人」，二娘對五四說：「誰呢？這幾個孩子都是一副沒出息樣，我看也許就應在重八身上。」從朱元璋後來的表現看，陳二娘的話算是有先見之明。

然而如果不是元末農民大起義把他顛簸出原來的生活軌道，開始了錯誤的人生，朱元璋再聰明也不過是一個鄉下的窮孩子，注定與土坷垃打一輩子交道。

在鄉村社會裡，不僅僅有淳樸的人情和田園風光，也有愚昧、野蠻和對權力的盲目順從。就在社會最底層的摸爬滾打中，底層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滲透進朱元璋的身心。而隨著命運神奇的改變，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貧困文化因子更為廣泛深刻地傳播到整個國家和民族精神裡面。終其一生，大明王朝的開國皇帝的一舉一動都受著農民思維方式的牢牢制約，我們在他的治國大政方針裡，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個小村莊的貧困文化的精神印記。

在鳳陽鄉下這些農民們的眼睛裡，天圓地方，日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遠不變。老一輩的生活經驗對農民們有著持久的報答力，老年人因此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威。「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第九節 農民式思維

基於鄉村生活經驗，洪武皇帝的治國理念中表現出強烈的靜態取向。他治理國家的基本傾向就是把國家的運轉方式固定化，使整個社會倒退到「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狀態。當了皇帝的朱元璋保持著樸素的農民道德，對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別的尊重。他頒布《存恤高年詔》，規定：

所在有司精審耆民……年八十、九十，鄰里稱善者，備其年甲、行實，具狀來聞。貧無產業，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匹、絮十斤；其田業僅足自贍者，所給酒、肉、絮帛如之。

就是說，各地老年人，活到八十歲以上的，他每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還賜給「裡士」爵位；九十以上的，每年再多給帛一匹、絮十斤，賜給「社士」爵位。見到縣官，一律平行行禮。

取消宰相後，朱元璋一個人忙不過來。他異想天開，認為民間老儒起自田間，淳樸老實，富於經驗，於是從社會底層直接提拔輔政人員。他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設立四輔官制度，以「協贊政事」，從民間找了幾個普通老儒王本、杜占、龔學（xiao）等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輔佐自己施政，「眷注特隆」。不過實行了一段時間，朱元璋發現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諸人皆老儒，起田家，淳樸無他長」，這些老人除了看孫子，別的貢獻確實難以做出。於是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他不得不又廢除了四輔官。

對於外部世界，農民們的基本反應是排斥、恐懼和不信任。封閉的生活狀態讓他們感覺安全、輕鬆。他們不愛冒險，只想守著前輩傳下來的生活方式，<a href=http://www.uu158.com/>文人小說下載</a>一成不變地安安穩穩地生存下去。雖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進取和冒險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復了農民的保守本性。

大元帝國是一個世界性帝國，繼承者朱元璋卻對外面的世界絲毫不感興趣。他滿足於把蒙古人趕回沙漠，並沒有「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勇氣和眼光，深入沙漠徹底殲滅之。日本人不斷製造事端，對他進行挑釁，他也是發幾道詔書，申斥一頓了事，沒動過興兵遠伐的念頭。他對曾給中國帶來巨大財富的海外貿易不感興趣，不但禁絕了海外貿易，甚至禁止漁民下海捕魚，把海島上的居民悉數內遷，「以三日為限，後者死」。

在《皇明祖訓》裡，他把二十多個鄰國列為不征之國，以這些國家「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誡後代，「切記不可」對它們動心思。雖然沒有多少財產需要保護，中國農民世代對套院牆一直有著不衰的熱情。而繼秦始皇之後，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費巨大人力物力來重修長城，以致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長城，基本都是明代遺物。

短視的實惠觀是孤莊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的另一個深刻印記。底層文化是飢餓的產物，實用主義是它的核心，佔有和保存那點為數不多的生存資源吸引了農民們的全部注意力。為了一點糧食，幾間草屋，人們可以毫不顧惜地運用體力腦力，把算盤打到最精，讓每一粒米都發揮最大效益。從這一點看，它是現實、精明而有效的。然而，由於生活經驗的限制，農民們目光短淺，缺乏想像力。他們的精明、現實有時不可避免地變成短視和愚昧。

農民較少有機會鍛煉歸類、抽像、推理這些較高層次的思維能力。在他們的頭腦裡，世界是以實實在在的實物方式存在的，是山、河、土地、樹木、莊稼、豬、牛、羊、雞這些事物的總和。他們計算數字時，眼前總是要閃著這些事物的形象，或者想像著手指頭腳趾頭的樣子，才能算得過來。他們不能理解超出實物層面的道理。

朱元璋和任何一個孤莊村鄉親一樣，是堅定的重農輕商主義者。在他們眼裡，商人都是不勞而獲者。他們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換來實實在在的糧食，而商人們只是把貨物從各地交換一下罷了，貨物總量並沒有增加，但卻像變魔術一樣地變出了許多額外的利潤。這無論如何讓他們想不通。因此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輕商的皇帝。為了貶抑商人，他特意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本來在宋代中國就實行了稅收全面貨幣化，而朱元璋卻使稅收制度退化到實物制階段。「衙門內的傳令、獄丁，都由各鄉村輪派，即使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地向村民徵取。」黃仁宇說，朱元璋的設計「等於向中外宣佈：中國為世界上最大的農村集團，它大可以不需要商業而得意稱心。」

第三個影響是強烈的親族觀念。「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農村社會裡，血緣關係比任何關係都可靠。成為皇帝的朱元璋對任何人都抱著強烈的猜忌之心，獨獨對於自己的血親卻無條件地倚重信任。

雖然有歷代藩王之亂的前車之鑒，朱元璋還是視而不見，固執地讓他的孩子們分享皇帝的權力。他的孩子都被封為親王，擁有雄厚的兵力，「帶甲八萬，革車六千」，以此防止帝國大權落入外姓之手。大臣們指出他封建諸王之策的嚴重弊端，他卻認為這是離間他的骨肉，把進言者抓來囚死獄中，這一安排身後終於釀成了靖難之亂。他對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對自己的親人奉之唯恐不厚。他規定了歷代以來最薄的官俸，同時又規定了歷代最厚的皇族俸祿。他規定他的親屬和後代們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貴，不必從事任何職業，以致皇族的供應成了明中期之後國家最沉重的財政負擔。

第十節 農民式節儉

除了這些對帝國性格造成的深刻影響之外，農民生活給朱元璋自己留下的印記更為深刻。他終生保持著濃厚的農民習性、農民作風和農民氣派。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勞的人種。他們在計算生產成本時，從來不把自己的勞動算進去，好像體力和精力是一種最不值錢的東西，可以任意耗用。有農村生活的艱苦打底，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從來不憚給自己增加工作量。從登基到去世，他幾乎沒有休息過一天。在遺詔中他說：「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據史書的記載，從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內，朱元璋批閱內外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處理國事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閱奏札二百多件，處理國事四百多件。僅此一端，即可想像他是多麼勤奮。

在對自己的享受上，農民是最嚴厲的克己主義者。幾千年的貧困生活積累下來，他們的節儉欲甚至已經成了一種盲目的本能，而不是一種手段。朱元璋的節儉，在歷代皇帝中也堪稱登峰造極。

當了皇帝後，他每天早飯，「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陳梧桐《朱元璋大傳》）。他所用的床，若無金龍在上，「與中人之家臥榻無異」。他命工人給他造車子造轎子時，按規定應該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銅代替。朱元璋還在宮中命人開了一片荒來種菜吃。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塊被單給大臣們傳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絲綢拼接縫成的百納單。朱元璋說：「這是做衣服的邊腳料，我讓人縫成一塊布，省得丟掉可惜（此製衣服所遺，用緝為被，猶勝遺棄也）。」他對浪費是如此深惡痛絕，有一天退朝，見到兩個太監穿著新靴子在雨中走路，朱元璋大怒，立即把他們叫住痛斥：「靴子雖然不值什麼錢，可是做一雙得費多少工！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叫人把這兩個太監按在地上，狠狠打了一頓。

又有一天，見到一個官員子弟穿一身值五百貫的華麗衣裳，朱元璋大不適意，教訓他說：「如今你借父兄的光，生長於膏梁紈褲之下，農桑勤苦，邈無聞知。一件衣服花了五百貫！這是農民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斂？自今宜切戒之！」

像每個農民一樣，朱元璋有著強烈的鄉土觀念。他手下的功臣，絕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老鄉。登基之後，他覺得哪個地方也沒有老家好，越來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個小村。「聖心思念帝鄉，欲久居鳳陽。」鳳陽本是貧瘠之地，立國之初，他卻堅持把國都定在這裡。雖然大臣們多次勸諫，也不動搖。農民們生活中一再節省，蓋房子時卻會傾其所有。同樣，為了經營中都鳳陽，一貫堅持輕徭薄賦的朱元璋也勞民傷財，不惜人力物力，先後徵用了幾十萬軍人和工匠，花錢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為求堅固，石縫裡都灌上鐵汁。不料工匠們不勝勞役，用「厭勝法」１表示憤怒。氣急敗壞的朱元璋把大批工匠殺掉，衣錦還鄉的計劃也因此而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個「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貧瘠小村，就真的成了大明王朝的首都。

１厭勝法，古代方士的一種巫術，老百姓俗稱為下鎮物。所謂鎮物就是工匠偷偷放在別人房中、器物中的那些據說會給人帶來壞運的泥人、木人、弓箭、剪刀、紙人等東西。

第二章 流氓生涯：開國帝王的必經之路

第一節 青春期的意外打擊

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春，朱重八還不滿十六週歲，放到現在，還不過是一個初三學生，正懵懵懂懂地處於青春期的好奇、甜蜜、惆悵、早戀以及離家出走之中。十六歲的他卻已過早遭遇了命運的猛烈一擊。

俗話說「羊馬年，好種田」，然而1343年這個羊年卻一夏無雨，糧食減產一半。轉年又是數月不雨。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上澆一瓢水，「滋滋」冒煙。莊稼枯黃瘦小，死活不肯離開地皮。所謂禍不單行，就在人們想盡一切辦法挽救這點莊稼的時候，一場浩大的蝗災襲來，大地上殘存的一點綠色也被一掃而光。

本來就不敢多下的米，每頓飯時又少放了一碗。從草木返青開始，人們就四出剜野菜、剝樹皮，攙在粥裡吃。兩碗野菜稀粥吃進肚裡，一泡尿又都撒光了。人們餓得頭昏眼花。六百多年前的那個春天，如果走進安徽鳳陽，你會看到不少人走路都搖搖晃晃，連坐在牆腳的年輕人都瘦得渾身皮膚打褶。孩子們關節突出，面黃肌瘦，眼睛越發顯得大，只有小肚子鼓鼓的，其實盛的不過是地瓜葉和野菜湯。

上天顯然是存心和人們過不去了。就在人們的身體已經虛弱至極的時候，瘟疫又來了。症狀是突然發高燒，上吐下瀉，人很快虛脫，一般挺不過三五天就死了。一開始人們還沒有在意，當每個村子邊上都添上幾座新墳的時候，恐慌才籠罩了整個鳳陽。人們明白，這是上天又「收人」了。不少人家打起包裹，鎖上院門，開始逃難去了。

朱五四逃了一輩子難，如今已六十四歲，鬚髮皆白，身軀佝僂，實在逃不動了。已經一個多月沒有吃飽過的老人，身體虛弱到了極點。習慣於欺凌弱者的病毒首先把他列為攻擊對象。老頭全身高燒，嗓子紅腫，躺在床上絕望地呻吟。請大夫對這個人家來說是太奢侈的事情，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在觀世音菩薩面前燒上兩炷香，然後，就是聽著老漢的呻吟，等著他死去。

四月初六日，五四終於結束了一生的苦難，撒手去了。然而，對於朱家來說，這卻只是災難的開始。就在五四去世前三天，元璋的大哥重四也倒下了，在大嫂的哭聲中挺了六天，四月初九日去世。死亡名單上的第三個是大哥的長子。最後，二十二日，五十九歲的老母陳氏終於給這個名單畫上了句號。

轉眼間，人丁興旺的朱家九口中死了四口。而在此次災荒之前，二嫂三嫂都已先後病故，二哥的獨生子也夭折了。現在，朱家只剩下元璋和他的二哥重六，以及大嫂王氏和她的一雙小兒女。

相比起大伯朱五一一家，朱元璋家還不是最慘的。朱五一一家一十四口，在這次大災中死了十三人，只剩下重五哥的媳婦田氏逃過了這一劫。

自打降生到這個世界上的那一刻起，朱元璋感受最多的就是這個世界的嚴酷。在這個寒冷的世界上，只有家庭給朱元璋帶來了一點點溫暖。如今，連這點為數不多的溫暖和親情也沒有了，他生命中唯一一點可貴的東西被命運剝奪了。

第二節 出家是為了吃飯

朱五四被土地搾乾了一切，大地卻沒有準備他的葬身之地。入土為安是一個中國人對生活最後的，也是讓人無法拒絕的要求，即使明天就要餓死，今天朱氏兄弟倆也要把自己的父親屍身安置妥當。然而，大難之際，赤貧之家想要找一塊墳地，實在是太難了。走投無路之下，兄弟倆狠起心厚著臉皮去求地主劉德，以為畢竟主佃關係多年，他再怎麼狠心也不至於忍心讓一個老佃戶暴屍荒野吧。誰知劉德不但沒有一絲憐憫，反而「呼叱昂昂」，把兄弟倆痛罵了一頓趕了出來。朱元璋後來回憶說：「田主（劉）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

好在中國農村大地不光有飢餓和寒冷，還有著世代不絕的淳樸和仁厚。

老朱家的慘景，讓鄰里都為之憂愁。劉德的一位遠房本家劉繼祖是村中另一個大戶，看到此情此景，派兒子劉英把元璋兄弟叫到家裡，給他們吃了一頓熱飯，然後說，你父母都是老實忠厚人，死後不能沒個葬身的地方。我村東那塊地，地角那半分，地勢比較高，做墳地可以，你們要是不嫌棄，就送給你們吧。

兄弟二人聞聽，雙眼含淚，跪下用力磕了幾個響頭。劉繼祖忙把他們攙了起來，說快回去準備準備吧！

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準備的。因為連一粒餘糧都沒有，更何談棺材。不但沒有棺材，翻遍整個屋裡，也找不出一件完整的衣服可做壽衣。沒辦法，只好讓父母穿著那身千瘡百孔的破爛衣裳，卷在那張露了許多洞的蘆席裡入了土。兄弟二人都餓得脫了相，也沒力氣挖深墓穴，只好草草埋了了事。朱元璋後來回憶當時情形說：「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餚漿！」

家破人亡，親人離散，兄弟也準備像父祖當年那樣，分頭去逃難。在這個世界上，窮人的生命比一隻螞蟻還脆弱，這一分手，分散在茫茫人海，也許永世不能相見了。想到這裡，兄弟倆抱頭痛哭。多年後，朱元璋在《皇陵碑》中這樣回憶當年的慘景：「兄為我傷，我為兄哭，皇天白日，泣斷心腸！」

哭聲驚動了隔壁的汪大娘，老人家拐著小腳，過來安慰兄弟倆。大娘說，二哥一個人出去還行，重八年齡太小，怎能一個人出門！不如到村頭皇覺寺裡當個和尚吧！再說你爸媽當初曾經想把你送到廟裡當和尚來著。

原來朱元璋出生後不幾天，曾經得了肚脹病，一直不吃奶。朱五四到處求醫，總不見效。就和陳氏商量想把重八捨給寺廟，應許等朱元璋大了送來做和尚，求神佛保佑他平安無事。

不過，想當和尚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廟裡同樣口糧緊張，不送點禮打通關節，輕易進不去。吃同一方水土的人，如同一根籐上的土豆，心都是連在一起的。雖然自己也是窮得揭不開鍋，汪大娘還是掏出壓在箱底的錢，替元璋買了香燭禮品，讓兒子陪元璋到了廟裡。

第三節 十六歲離家遠行

朱元璋在皇覺寺半饑半飽的小和尚生活，只過了五十天。作為新入寺的一名新和尚，他年齡最小，地位最低，所有掃地打水做飯上香之類的雜活全是他的，吃飯時他卻是最後一個。幹了一天活飢腸轆轆，到口的卻常常只有半碗殘茶剩飯。朱元璋在家中雖然也吃不好穿不暖，但畢竟是家中的老小，從小到大都是受關心受照顧的角色，到了廟裡，實在難以適應。有一天，打掃伽藍殿，一不小心，給伽藍像絆了一下。朱元璋正一肚子怨氣無處發洩，順手就給了佛像幾掃帚。過了幾天，大殿香案上的供品被老鼠給偷吃了，老和尚責罵朱元璋不好好照看。朱元璋更是生氣，心想這個泥胎菩薩，大模大樣地坐在上面充當神靈嚇唬人，連自己跟前的供品都看不住，害得我跟著挨罵，實在可恨！於是拿了支禿筆，在伽藍菩薩塑像的背後寫了幾個歪歪扭扭的大字：「發去三千里」，意思是說將伽藍菩薩充軍發配三千里。少年朱元璋性格中強悍潑辣的一面，在這些細節中被保留下來。

誰曾想這半饑半飽挨打受累的日子，後來想起來居然也成了甜蜜的回憶。不久全縣大饑，寺廟裡的糧倉也迅速空了下去。第五十一天，老和尚把幾個和尚叫到一起，宣佈糧食已盡，只好封倉，叫大家各謀出路。

對朱元璋來說，唯一的出路，就是乞討了。因為雖然當了五十天和尚，但還沒來得及學習唸經做佛事，別無謀生手段。寺院生活唯一的收穫是把他從一個農民變為流丐的時間推遲了五十天，而且還給了他一套比一般乞丐體面一點的行頭：一套僧裝，一個木魚，一隻瓦缽。一般的乞丐叫「要飯」，他則可以聊以自慰地稱為「化緣」。名目雖異，內容則一。

雖然是自學成材，但朱元璋的詩文通脫自然、樸茂雄強，頗有可觀之處，請看他是如何在《皇陵碑》中描述自己的三年流浪的：

居未兩月，寺主封倉，眾各為計，雲水飄揚。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風鶴唳，俄浙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若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

這一百二十字，是關於朱元璋流浪生涯的唯一記載。文詞直白，情辭並茂。把少年朱元璋流浪路上的形單影隻、艱苦悲涼表現得相當動人。可惜，相對於流浪生涯對朱元璋一生軌跡的重要性，這一百餘字無疑是太寥寥了。

我們必須在這一百二十字之上深入探索，來推斷這三年風雨對他的影響。

當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魚和瓦罐，走出皇覺寺破敗大門的那一刻，世界在他眼裡變了。在此之前，他朱元璋是被許多套定位系統牢牢定位在大元社會的一個細胞：不論是戶籍本，家譜冊，還是和尚度牒，都表明他是被這個社會牢牢控制著和規定著的。他是大元朝濠州府鍾離縣太平鄉孤莊村的一個男丁，是朱氏和陳氏家族親戚網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結點，經緯分明、一目瞭然。他的未來生活本來恪守三綱五常，鄉規民約，信奉鬼神，尊敬長上，安分守法，勤苦成家，春種秋收，娶妻生子，生老病死。

可是，因為這一場大饑荒帶來的巨變，他身上所有的鎖鏈都被扯斷了。

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親戚關係都被割斷了，只剩下他孤零零一個人。官府不再管他，甲長不再管他，甚至現在連寺廟也不再管他，平生第一次，他一無所屬，在這個世界上失去了定位。

現在，展現在他面前的天地是無序、混亂、凶險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護，他就像一隻斷了纜繩的小船，任何一個大浪打來，都有可能吞沒他。他深知，從此之後，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了。

他沿著鄉村小路，一直向南走去。老和尚說南邊年景好點。路邊的景色變得越來越陌生，經過一個大村子，他挑了一家高門大戶的院子，有點膽怯地扣動了門環。

第四節 三年江湖路

可以想見，從一個重信譽、好面子的農民家庭出來的孩子，第一次向人家開口要飯要突破多大的心理障礙。

老半天，門開了，門裡人探頭看了一眼，不耐煩地「光」的把門又關上了。朱重八心裡一涼。正當他猶豫不決轉身要走的時候，門又開了一條縫，一隻拿著勺子的手伸了出來。重八趕緊把瓦缽伸過去，勺子一傾，一把生了蟲子的糙米嘩嘩滑落：「今天已經過去三個化緣的了，就這點了，快走吧！」

中午，朱元璋就在村邊的破廟裡找幾塊石頭，支上瓦缽，倒上水，把這把米煮得半生不熟，勉強填了填肚子。

艱苦的流浪生活就此開始了。他先是向南一直走到合肥，接著又往西走到河南固始。隨後的幾年中，他又相繼流浪到河南信陽、臨汝，往東折向河南淮陽，經河南鹿邑、安徽亳縣，又回到過安徽阜陽。一路跋山涉水，雲水飄揚。可以想見，一個十七歲的孩子的乞討路上會品嚐到多少常人體會不到的飢餓、孤獨和艱辛。他吃過大戶善人施捨的白面饅頭，也曾吃過草根、野菜。他住過高門大戶的下人房，住過村邊的破廟，也曾經睡在山洞山崖，睡在雪地裡風雨中，天為幕地為席。他一路念過佛號，也幫人打過短工。在許多城鎮裡他和乞丐們打過架，有的時候，他也曾加入當地丐幫。在實在飢餓難耐的時候，他有幾次還做過小偷，趁農忙村民們都下地的時候，跳牆進入人家家裡，偷廚房的食物，櫃裡的銀錢，也偷院裡的雞鴨。

傳說深秋的一天，朱元璋走到一個叫剩柴村的地方，已經幾天水米沒沾牙，忽然在村邊發現了一棵柿子樹，上面掛著好些霜打過的紅柿子。他攢起最後的力量，爬上樹去，一口氣吃了十幾個，總算活了下來。發跡之後，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帶領大軍又一次路過這裡，發現這棵柿子樹還在。朱元璋不禁感慨萬端，下馬抱樹痛哭，又脫下自己的紅袍，披在樹上，說：「封爾為凌霜侯！」

朱重八三年遊蕩，相當於在社會大學讀了三年書。由於悟性高，他的成績也非常出色。經過最初的不適應，他已經成了流浪的老手。這種生活讓他大開眼界。

和平靜的孤莊村比起來，外面的世界實在是太複雜、太龐大、太繁華了。他見到了在孤莊村裡無論如何不可能見到的社會萬象。

元末人口日益繁盛，政府統治力下降，社會越來越呈現多元化，世相越來越紛繁。僅就騙子來說，就多如牛毛。如今中國社會上的種種騙術，千百年前就已經流行在江湖。元代文獻記載過於簡略，我們可以引用《武林舊事》所載宋代市井情形來參照一下：

商業繁華之區，人口密集，游手好閒的人，實在太多了。有所謂美人局（以妓女為姬妾，誘引少年人），櫃坊路局（以賭博遊戲結黨等手法騙錢），水功德局（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字、交易等為名，假借聲勢，脫漏財物），不一而足。又有買賣物貨，以偽為真，至以紙為衣，銅鉛為金銀，土木為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賊」。以致頑徒如「攔路虎」「九條龍」之流，尤為市井之害。

三年行走於險惡的江湖，朱元璋對中國的社會有了深入的瞭解。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時，他認識了善良、慷慨，也見識了冷酷、邪惡，領略了勇敢、義氣，也見到了苟且、墮落。三年流浪，讓他對人性有了深刻的認識。

在朱元璋晚年，他頗為得意地對自己的子孫們說：我「閱人既多，歷事亦熟」，「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人之情偽，亦頗知之」，這知人的本領，相當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中歷練出來的。

江湖深刻地改變了他的性格。走出孤莊村時，雖然已經表現出與一般孩子不同的膽大聰明，他本質上畢竟還是一個質樸的農村少年。流浪生活大大損壞了他的道德素質。對天天都在飢餓線上掙扎的他來說，活著就是目的，吃飽就是價值。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實用主義不可避免地成了流浪兒的生命哲學。只要能弄到吃的，什麼事他都做過。他搶過比他更飢餓的人的糧食，替人背過屍體，甚至掘過墳盜過墓。長時間的混跡江湖，使朱元璋習慣了原本不可想像的偷盜和欺騙。

他從一個逆來順受的、習慣於被動的農民，變成了一個大膽狡黠的野獸。走出了孤莊村，他的生活第一課就是敢於冒風險。如果不是幾次在關鍵的時候偷到了吃的，他早就餓死在流浪路上。在機會和風險面前，如果不採取主動，就得付出慘重代價。他曾經多次和街頭的乞丐們打過架，很多時候是一對多。在這種情況下，關鍵時刻那股不要命的狠勁救了他。三年下來，冒險精神就成為他性格特徵的一部分。在機會面前，他反應敏捷，富於主動精神和進攻性。因為他知道，被動就等於死亡。

他從一個富於同情心的人變成了把人不當人的冷酷無情的人。生活的苦難早已磨鈍了人們的痛感神經。而江湖上歷來崇拜暴力，江湖上的英雄是殺人不眨眼的黑社會老大。江湖經歷使他明白，要在這個世界上成功生存，心一定要硬，要冷，要狠。「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經歷過多次慘痛教訓後的他認定，只有那些最狠毒的人，才能在惡性生存競爭中抓住也許是唯一的機會。從外面的世界回到孤莊村，人們發現，這個少年已經長成了成人，眼睛裡的熱情、天真不見了，卻多了一絲□人的陰涼之氣。用史書上的話來說就是「志意廓然，人莫能測」。

第五節 從一介順民到狡猾野獸

從卑賤的貧農到高貴的天子，其過程並不像蘋果由青變紅那麼簡單。淮河南岸那間塌了頂的茅草房和南京城內金碧輝煌的奉天殿，這之間的距離對朱重八來說遙遠得要以光年計。如果說，那個聰明伶俐的窮孩子朱重八是塊品位不錯然而卻深埋於窮山僻野的鐵礦石的話，那麼，有那麼幾個機緣使這塊原本極為普通的礦石變成了特種鋼材：元末的社會動盪如同一場大地震，把這塊礦石從地底顛簸出來。三年流浪生涯，把這個本分的農民孩子從一塊土坷垃似的礦石煉成了一塊烏黑的生鐵，身體與心靈同樣變得堅硬冷酷。而隨後的多年戰爭，則似血與火的熔爐，讓朱元璋百煉成鋼。

對朱元璋個人來說，從赤貧到天子的奇跡發生在他身上是一件極端得幾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一萬種機緣巧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他這位布衣天子。然而，對中國歷史來說，從流氓到開國天子，卻幾乎是一個規律。光輝燦爛的數千年歷史中，那些豐功竣德的歷代開國皇帝，除了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數民族血統的開國皇帝以外，幾乎都是出身江湖。

驚訝嗎？這就是事實。如果熟讀的話，中國歷史會經常給人這種出人意表的結論。古代文學研究專家王學泰在《遊民與中國社會》中為我們舉了這樣幾個例子：

漢高祖是個不折不扣的流氓，就像司馬遷那部文筆生動的《史記》中記載的那樣：（高祖）從小游手好閒，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成年後，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們勾肩搭背，「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沒錢，便跑到酒鋪賴酒喝。

劉邦的本家劉備是個織席小販，沒什麼文化。「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其素質作為頗類當今黑社會小頭目，故能結識關張，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個開國皇帝劉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賣鞋為業。為人剽悍，僅識文字，因好賭而破家，落魄至極」。

五代時五個開國皇帝均為流氓兵痞出身。十國的開國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裡人謂之『賊王八』」；吳越王錢鏐「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業」。

正史對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出身多有掩飾，其實他亦出身遊民，其父流浪於杜家莊，做了當時誰都瞧不起的倒插門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從軍後才漸漸發跡。

……閱讀這些開國皇帝的傳記，你會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從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和城市貧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個流氓化或流民化的過程。

因此，三年流浪對未來的皇帝朱元璋來說，其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這是朱元璋生命中的大關節，是他從赤貧到皇帝必須經過的一道手續，一次培訓，一次考試。從農民到遊方僧的變化，不僅僅是衣著的改變，而且是一次心靈的質變：從老實巴交的農民變成膽大妄為的流氓。流氓是皇帝的蛹。

中國的順民是天下獨一無二的物種。中國歷代農民是被無數條繩索牢牢捆縛在土地上的。各級官僚的層層控制、宗族制度的嚴密約束、鄉規民約的不斷教化，以及除土地之外沒有謀生的空間，使農民們如同樹木一樣，生長在土地上，每年結出果實，供官府摘取。由於歷代不斷進化的愚民統治，他們目光短淺、頭腦封閉、因循守舊。他們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鬼神，他們什麼都怕。他們沒有進取精神，總是被動承受命運。

鴉片戰爭後，來到中國的西方觀察家們對那時中國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國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現象面前都選擇了忍耐。「這種忍耐力導致了在中國所看見的最悲慘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奪取，然而近處卻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餓死了。對這種古怪現象，中國人已經習以為常。」外國人奇怪的是，災荒年月那些飢餓絕望的難民「卻不團結起來，向地方官員要求一些救助」。外國人反覆地詢問這些災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亞瑟·史密斯《中國人氣質》）因此，指望這些被摘取了頭腦和爪牙的馴服動物在歷史上留下痕跡是不可能的。要讓他們重新長出牙齒和利爪，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砍斷他們身上的條條繩索，把他們放逐到正常社會之外，放逐到皇權、族權、三綱五常的教化之外，讓他們在風雨冰霜中重新披上鱗甲，恢復原始野性。而歷代無能的統治者正是在不斷地做這樣的事。他們的低能統治把大批農民逐出土地，只能靠流浪為生，就像朱元璋一樣。

一旦披上麟甲，他們就注定會在歷史上獨領風騷。社會其他階層的頭腦和視野很容易被幾畝地幾本書牢牢控制。而江湖之人卻得天獨厚，他們經歷複雜，對社會各個層面人的心理都有所瞭解。長期混跡江湖，給了他們精明的頭腦，使他們更容易參透中國社會的秘密，更深入地掌握中國社會的潛規則。1959年，毛澤東談論劉邦的成功時說：「劉邦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劉邦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瞭解人民心理。」

由於在正常社會裡沒有身份和地位，遊民們沒有羞恥感這個障礙，做起事來不循常規，敢為常人所不敢為，善於腦筋急轉彎，敢於闖紅燈或者繞紅燈。項羽用劉邦的老父親脅迫劉邦投降，劉邦卻說：「你我曾經結拜，我父就是你父，如果你一定要煮殺你的父親，那麼望你也分一杯肉羹給我吧！」

項羽無論如何想不到劉邦會給出這樣的回答，他自以為一定會起作用的威脅只好作廢。這就是流氓戰勝貴族的典型例子。

長期的風霜給了他們一顆黑心，他們有常人所沒有的強大意志力、野蠻性，這些在亂世中往往是決定性的力量。他們能殺人不眨眼，他們能壯士斷腕，以求全生。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們也許同樣精明，但是他們的稟賦柔弱，沒有摧鋒折刃的膽量，沒有厚臉皮和黑心腸，因此只能做這些綠林豪傑的助手和謀士，跟在他們身邊吃一點他們掉下來的殘渣剩飯。所以，歷代開國帝王雖然利用知識分子，但大都瞧不起知識分子。劉邦看到讀書人戴著端正的帽子，就叫人取下來，往裡撒尿。朱元璋和張獻忠殺起讀書人來如同草芥，把文官當成奴隸一樣挫辱折磨。

有了頭腦、臉皮和黑心，他們已經初步具備在一個惡性競爭的社會裡成功的能力。再加上上天賜予的機會，他們當然會驚天動地，青史留名。

第三章 嶄露頭角：一念之差走上了造反道路

第一節 被兩塊木片決定的人生

清代史學家趙翼對朱元璋的評價被許多人認為十分準確：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

我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朱元璋是一個流氓化了的農民。「農民」為體，「流氓」為用。骨子裡，他永遠是一個克勤克儉、謹小慎微的農民。

江湖經歷又給他的血液裡注入了與眾不同的潑辣。他的流氓手段幫助他在與群雄周旋時長袖善舞縱橫捭闔，而令他笑到最後的卻是因為他比別人多了一份農民式的謹慎、持重。

史稱朱元璋「地主階級化」前是一個偉大的農民起義領袖，是率領漢人推翻蒙古人統治的民族英雄。豈知他走上英雄領袖生涯的原因實是迫不得已。

雖然在大元統治下朱氏一家經常顛沛流離，食不果腹，但朱元璋對蒙古皇帝缺乏痛恨之情，甚至充滿感戴之意。草民一食一飯，都是朝廷所賜，這種觀念在世代安善良民的朱家根深蒂固。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曾對臣下說：「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終其一生，朱元璋始終把元朝入主中國，享受漢人膏血視為「奉天承運」，「順天應人」，理所當然。

因此，朱元璋一開始沒有「積極投身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在他流浪江湖的幾年中，大元天下已經是烽煙處處，而史料並沒有留下朱元璋「嚮往革命」的蛛絲馬跡。那時，白蓮教遍佈鄉野，朱元璋不可能不有所耳聞目睹，但是也沒有任何他參加白蓮教的記載。為了生存，他可以偷可以搶，但是從來還沒有想到過「造反」。他對這個詞連想都沒有去想。在外流浪三年之後，大饑荒終於離開了鳳陽。朱元璋結束了流浪生涯，回到皇覺寺。雖然已經多年身受目睹了元朝的反動統治之殘酷暴虐，或多或少受到白蓮教「革命思想」的影響，朱元璋還是選擇了老老實實做一個前途暗淡的和尚，並且在冷冷清清的廟裡一呆就是三年。小時候因為父母格外疼愛，送他讀了幾個月私塾，但大字還沒識滿一筐，就供不起了。這次，在寺廟中，他開始認認真真地跟老和尚學唸經，認識了千把字。

朱元璋一向為人做事的特點是認真敬業。從他登基後仍然對佛教保持了濃厚的興趣這一事實看，他在三年和尚生涯中，對佛教經典確實是下了點功夫的。《皇明本紀》說他從此「始知立志勤學」；《劍橋中國明代史》說「在這時他似乎開始學習認字並簡單地研修佛教經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記憶力也很強」。他認認真真地學習做道場，吹法螺，這是和尚收入的最大來源。後半生他有幾種可能的選擇：也許是繼續做和尚，也許積點錢買幾畝地還俗做農民，也許會學門技術，做個木匠或者瓦匠。只有軍人不在選擇之列。「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軍人是風險最大的職業，實在不符合他謹慎的本性。

然而，身在亂世，人的命運就是如此離奇，你越怕什麼，什麼就偏偏會來到你身邊。朱元璋重做和尚的第三個年頭，農民起義的烈火燒到了皇覺寺邊。

白蓮教和朱元璋的專業——也就是佛教——關係很深，或者說，是佛教的一個變種。它本是源於佛教淨土宗。

天下事物，只有足夠「低幼」才能流行，這是永遠不變的規律。要說正宗，中國佛教當然要以千辛萬苦從印度取回真經的三藏法師創立的唯識宗為正宗。然而事實是，唯識宗因為經典太浩繁邏輯太細密，不適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湮滅。中國特色的淨土宗卻因為它超出尋常的簡便易行而大行其道。

淨土宗比方便面還要方便。它不需要你鑽研什麼佛經，也不需要你苦苦修行，它只要你會說「阿彌陀佛」四個字就可以。它的理論是，一聲「阿彌陀佛」可以免除幾十億劫的罪過。只要你不停地念佛，積累的功德就越來越多，等到阿彌陀佛被你煩到不行了，就得把你救出苦海，往生淨土。

所以它迅速深入民間，南宋之後，「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底層信眾完全被它壟斷，種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這是天下萬事的常態。

釋迦牟尼天上有知，一定會暈倒在蓮花寶座上。

白蓮教是淨土宗的一個變種。它的教義也同樣簡單，只不過它的組織比較嚴密。淨土宗雖然也結社，但社內關係鬆散，眾生平等。而白蓮教將平等的關係變成嚴格的師徒關係，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個嚴格的師徒網絡，成為政治動員的有力武器。當腐敗蔓延、統治力衰微之際，往往是這類民間宗教興盛發展的時期。一旦勢力成熟，起義就不可避免。

大元王朝自建立以來，政治從來沒有穩定過。蒙古貴族沒有學會漢族立嫡以長的繼承製度，為了攫取最高權力，政治高層不時發動宮廷政變和武裝衝突。從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元世祖去世到元統元年（公元年）元順帝即位，四十年之間居然換了九個皇帝，平均不到五年就發生一次政變。統治集團忙於內鬥，對民生大計無心過問。白蓮教勢力因此輕鬆席捲了大江南北。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韓山童、劉福通等人率三千白蓮教眾斬白馬烏牛起事。他們宣稱教首韓山童是宋徽宗的第九世孫，應做皇帝。劉福通是天上派下來輔佐韓山童的大將。起義軍頭裹紅巾，身穿赤衣，被稱為「紅巾軍」。

大元王朝已經成了一個爛透的梨子，只等一聲震動就會掉落下來。劉福通一呼百應，各地無數底層豪傑應聲起事，大半個中國沸騰起來。農民大起義的浪潮，很快波及朱元璋的家鄉。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二月，濠州出現了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

原來，至正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安徽定遠的大地主郭子興、孫德崖等五人借白蓮教聲勢起兵，也以紅巾為號，「衣巾皆絳」。附近農民幾萬人「棄農業，執刀器」，紛紛前往投奔。二月二十七日，郭子興等五位「節制元帥」率領這支隊伍，一舉攻佔了濠州，皇覺寺所在地區被納入農民軍的勢力範圍。

亂世裡沒有清靜之地。起義軍三天兩頭來廟裡搜糧食，找吃的。不幾天，元軍又駐紮到附近。他們不敢與農民軍正面交鋒，每天到各村搶劫，見人就抓，當做「亂民」送到長官那裡報功領賞。朱元璋登基後在《紀夢》一文中描述當時的情況說，紅巾軍「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閭捨，蕩盡民財，屋無根椽片瓦，牆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而官軍則「聲攻城而逡巡不進，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系首，稱為『亂民』，獻俘於上，請給其功」。在這種「造反軍」與「反造反軍」的拉鋸戰爭中，最倒霉的就是既不「造反」又不「反造反」的廣大平民百姓。

用朱元璋的話說，就是「良善者生不保朝暮」。和尚們在廟裡成天提心吊膽，看這樣子，保不齊哪天就被官兵抓去充當「亂民」，被砍掉腦袋。沒辦法，白天只好揣個餅子，躲到山裡，等太陽下山了，再回來睡覺。

豈料在兩軍夾縫間，如此苟且偷生都不可能了。那天和尚們下山，廟已經沒了。原來農民軍來廟裡找吃的，一粒糧食也沒找著，一生氣，一把火把廟給燒了個精光。

朱元璋徹底走投無路了。再出去流浪吧，烽煙處處，天下已經沒有安靜的地方。兵為刀俎，民為魚肉。看來在這個武力決定一切的時候，只有拿起武器，反而有可能活下來。可是，當什麼兵，也是個問題。「出為元兵，恐紅巾至，欲入紅巾，畏元兵至，兩難莫敢前。」他在《紀夢》中這樣描寫自己當時的心情：「予當是時，尚潛草野，托身緇流，兩畏而難前。欲出為元，慮系絳以廢生；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

在殘垣斷壁裡忍饑挨餓躲藏了幾天，他意外地收到了同村的一個哥們湯和給他捎來的紙條。原來這個哥們已經加入紅巾軍了，說現在在軍裡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快活得很，勸他也快快參加。

他還是拿不定主意。謹慎的天性讓他一次次拖延，不到最後關頭，絕不選擇軍人這個職業。這時，命運給了他最後一次推動力，大師兄告訴他，紅巾軍給他捎信的消息已經被人知道了，有人想向官軍舉報他呢。

事已至此，他還是沒下定決心。他找到了尊沒被燒壞的菩薩像，想讓神佛給出出主意。點上香，磕了頭，拿起神案前的兩塊木片，按老和尚教給他的卜卦法卜算起來。

朱元璋在《紀夢》中這樣描寫自己的占卜過程：於是禱於伽藍，祝曰：

「……民人盡亂，巾衣皆絳，赤幟蔽野，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趨吉，惟神決之。」

看來朱元璋對農民起義軍的看法確實不怎麼樣。這完全是一群強盜嘛。

所以第一卦是問應該逃走還是繼續當和尚？如果是應該逃往他鄉，那麼兩塊木片落在地上應該都是正面。如果繼續當和尚，就一正一反。

很顯然，他的頭兩項選擇裡沒有當兵。

搖了半天，扔到地上，結果是兩塊木片都是反面。看來這兩者都不為神佛所贊同。

那麼繼續算吧。「祝曰：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珓擲地，果陰之，方知神報如是。」

就是說，難道神是要我參加紅巾軍嗎？如果那樣，應該是反面。一扔，果然是反面。

一個偉大農民起義領袖的命運就這樣被兩塊木片確定下來了。革命與反動之間就這樣一念之隔。不過這個一念之差一直讓朱元璋感覺不好意思。後來，他不斷強調自己加入起義軍實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點。

他說自己加入起義軍是「昔者朕被妖人（紅巾軍）逼起山野」（《與元臣禿魯書》）。他又說：「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紅巾）忽至，誤入其中。」（《明太祖實錄》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說：「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那些起義領袖）何有乎仁良（也沒什麼好東西）。」這固然是因登基即位後為維護皇朝統治不得不以造反為非，也未嘗不是他參加革命大業時的部分真實思想反映。

第二節 從和尚到親兵

至正十二年閏三月初一日，一個穿著破爛袈裟的年輕和尚來到濠州城下，向守門的士兵要求進城去參加紅巾軍。這和尚身材高大，黑長臉，大鼻子大耳朵大下巴，雙目炯炯有神。守兵覺得他身上有點什麼與眾不同的地方。面對雪亮的大刀，這個人沉得住氣，並不害怕。鑒於城外元軍密佈，守兵認為面前這個人有可能是元軍的奸細。發一聲喊，幾個人按住朱元璋，五花大綁，拉到護城河邊準備砍了。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這是形勢的需要。在這些初級階段的革命者看來，可以隨便殺人也是起義者的一種特權。

選擇了當兵就是選擇了風險，這朱元璋早有心理準備。沒有想到的是還沒當成兵就可能先成了刀下鬼。不過朱元璋並沒有驚慌失措，他的第一反應是聲嘶力竭地呼喊，試圖吸引更多的軍人來圍觀，也許會有人出來制止這幾個守兵的野蠻行徑。

這個做法救了他。正在城外巡視的義軍元帥郭子興聽到了他的呼喊，馳馬趕到，想看看發生了什麼事。郭子興從這個二十四歲的小和尚眼裡看到了一點與眾不同的內容。冰涼的刀片貼在脖子上，這小和尚的眼睛裡，卻看不到慌亂。從這個心靈的窗口，你能看到他的大腦在緊張地旋轉，迅速地做著各種判斷，以求拯救自己於危局。他沉著地回答著郭子興的問話，神態恭敬，語言流利，邏輯周密，三言兩語就使郭子興確信他不是間諜。

否極泰來。護城河邊這意外的一遇，開啟了朱元璋成功的序幕。郭子興對這個機智勇敢的年輕人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象，不久，他就把朱元璋調到元帥府做了自己的親兵。

郭子興在這個年輕人身上不斷發現珍貴的品質。郭子興發現這個年輕人頭腦異常清楚，說話條理清晰，做事謹慎周密。在他身上，一點也沒有年輕人常有的輕浮魯莽，有的是這個年齡段的人所缺乏的沉著老練。使朱元璋注定出類拔萃的品質是——不管做什麼事，只要著了手，他都會全心全意地做好。既然選擇了軍人生涯，他就強迫自己竭盡全力，去做一個出色的士兵。郭子興交給他幾件事，都辦得妥妥帖帖。出兵打仗的時候，這個年輕人也很勇敢，「從旁翼衛，跳蕩無前，斬首捕生過當」，出色地履行了親兵的職責。郭子興嘗試著叫他帶小隊出征，每次打仗朱元璋都身先士卒，而得到了戰利品，從不獨吞，總是和大家平分。時間不長，就成功地在小隊裡樹立了威信。

郭子興知道他碰到了一個難得的人才。漸漸地，他有些事，開始找朱元璋商量，讓這個年輕人幫他拿拿主意。朱元璋的意見常常出他意料之外，然而經朱元璋分析解說之後，郭子興又覺得確實很有道理。起義之初，集權制還沒有建立起來，濠州城中，義軍五位元帥名位相當，不分高下。傳統中國人天生沒有享受「民主」「平等」這些「普世價值」的習慣，五位元帥明爭暗鬥，各不相讓。郭子興在五位元帥中排位本來最後，卻心高氣傲，「素剛直，不屈人下」，和其他四人關係都很僵，有時甚至賭氣不參加元帥會議。

每逢這個時候，朱元璋就耐心勸解，說大事初起，大敵當前，軍心不穩，一旦真的內鬥起來，起義肯定失敗。此時此際，只有委曲求全，小心翼翼維持合作局面，等實力壯大了再想辦法。再說，多參加元帥會議，有事大家一起商量，接觸的機會多了，矛盾也就慢慢可以化解了。郭子興聽了，覺得還真是這麼個理，於是就又穿戴整齊，出門會議了。

時間久了，郭子興對朱元璋越來越欣賞，以至於把自己的乾女兒馬氏許配給了朱元璋。這個赤貧農民的兒子，前流浪漢和和尚，現在成了義軍元帥的女婿。

第三節 從士兵到軍官

雖然成了首領的干女婿，但初入義軍的朱元璋當然只是一個小角色。不過這個小角色很快就發揮了大作用。

至正十二年九月，原來佔據著徐州的一支農民起義軍被元軍擊敗，在首領趙均用、彭大的率領下投奔濠州。名為投奔，這支隊伍的兵力卻遠超過郭子興部。而且趙彭二人起兵較郭子興他們為早，在白蓮教中的輩分更高，在教徒中的名氣也更大，所以「鳩佔鵲巢」，郭子興等五人反倒成了配角。五位領袖之間的關係本來就一團亂麻，這又來了兩個外來者，而這兩個外來者本身也不團結，結果更是亂成了一鍋粥。

在沒有用槍桿子一決高下之前，中國式的合作者只會在無窮無盡的猜忌、內鬥、糾纏中煎熬。每當元軍圍城緊急之際，城內諸支起義軍合成一氣，共同對敵。形勢稍一好轉，就展開水深火熱的殘酷鬥爭。五位元帥暗暗分成兩派，分別依附彭趙二人。郭子興對脾氣火爆的彭大比較服氣，對看上去木訥內向的趙均用不那麼看得起。不想趙均用面蔫心狠，懷恨在心，趁郭子興出門上街之時，派人把他綁架了，秘密關押在郭子興老對頭、五位節制元帥之一孫德崖的祖父家裡，準備好好收拾一頓。

郭家一家上下聞聽這個消息，慌了手腳，他們不知道郭子興是被誰綁走了，也想不出到哪裡找。大家聚在一起商議了半天，仍然大眼瞪小眼，誰也拿不出什麼主意。

朱元璋此時正率兵在城外打仗，聞聽郭子興失蹤，急忙連夜趕回城裡。

郭家上下一見他，一個個牽衣痛哭。還是朱元璋頭腦清楚，聽他們說完情況後一下子判斷出是怎麼回事。

朱元璋說：「我公素厚彭而薄趙，禍必趙發，此非彭不可解。」那意思是，郭子興平時親近彭大，疏遠趙均用，趙均用一定是綁架案背後的黑手。

朱元璋說，只有利用彭與趙之間的矛盾，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天一大早，朱元璋帶上郭家人找到了彭大進行投訴，又找出例證對彭趙關係進行了一番挑撥。彭大果然大怒，說：「我在此，誰敢爾！」立刻呼喚左右，帶上親隨以及朱元璋等，四出尋找郭子興，最後找到了孫德崖祖父家裡。朱元璋率人爬上屋頂，揭瓦掀椽，下到屋裡，只見郭子興脖子上套著木枷，雙腳繫著鐐銬，渾身已被打得皮開肉綻。幾個人七手八腳打開枷銬，把他背回家裡。

就在城內幾方勢力面臨火拚之際，元中書左丞賈魯率領大軍包圍了濠州城，濠州危在旦夕。幾位領袖不得不同意講和，共同守衛城池。他們憑借城高濠深，糧食充足，堅守了七個月，元軍無計可施解圍而去。

元軍撤圍後，由於死傷慘重，兵源緊張，郭子興遂命朱元璋回鄉招兵買馬。這一安排是由於在營救郭子興過程中出了大力，郭子興對朱元璋更加放手使用，有意提拔。

至正十三年六月，朱元璋回到老家。此時離他當初投奔紅巾軍，不過一年三個月，然而當初的落魄小和尚，現在居然成了紅巾軍的軍官，騎著高頭大馬，身披綢緞衣服，出手大方，言談揮霍，迥非昔比，也算得上衣錦還鄉了，這個示範效應自然非同尋常。十天時間，就招了七百餘人，把他們帶回濠州交給郭子興。郭子興十分高興，提升他為鎮撫，並把這七百人交給他統率。從此，朱元璋正式成為一名帶兵的小軍官。

這次招兵在朱元璋的崛起史上十分重要。朱元璋從七百人中挑出了二十多人，做自己的親兵護衛。誰也不會想到，這次挑選後來成就了這二十多人在中國史上的鼎鼎大名：徐達、周德興、郭興、郭英、張龍、張溫、張興、顧時、陳德、王志、唐勝宗、吳良與吳禎兄弟、費聚、唐鐸、陸仲亨、鄭遇春、曹震、張翼、丁德興、孫興祖、陳桓、孫恪、謝成、李新、何福、邵榮、耿君用與耿炳文父子、李夢庚、郁新、郭景祥、胡泉、詹永新，這些大明開國元勳，都出自朱元璋的這批親兵之中。除了耿再成、花雲在開國前戰死外，這些當初走投無路的泥腿子後來都躋身公侯之列。

有生以來，朱元璋第一次在社會地位上有了擢升，老朱家五代以來，也頭一次有人有了正式名字。因為重八這個名字實在是上不得台盤，所以改名德裕（元璋是後來再次改的），並起了個官號叫興宗，取字國瑞。從此大家改口稱他為「朱公子」，有生以來，他第一次有了地位，也有了可以看得見的前途。

朱元璋發現自己喜歡上了軍人生活。朱元璋甚至發現自己原來天生就是一個軍人。軍人生涯固然風險最大，可是也收益最高。如果不是參加義軍，很難想像，以朱元璋的出身和素質，會如此迅速地出人頭地，在社會階層上獲得令人炫目的晉陞。在參軍以前，朱元璋的全部人生資本不過是一身力氣，戰爭讓他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另外兩項資本：頭腦和勇氣。

在危機重重的戰場之上，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中，朱元璋發現了自己的與眾不同。他發現，自己比大部分人更敏銳，更精明，更縝密。他總是能比別人更早一步，更高一層，更多幾步地在複雜的形勢中判斷出事情的走勢，他總是能輕鬆地猜透很多人的心理。他知道如何贏得上司的信任，如何贏得下屬的擁戴。他知道自己在什麼時候應該進，在什麼時候必須退。他謹慎異常，這並不妨礙在關鍵的時候敢於冒險。事實上，他在戰場上的勇氣別人難及。這是因為他早就盤算明白了，在刀光劍影中，只有勇敢，只有以氣勢震懾住對手，你才有最大的幾率生存下來。懦弱者反而死得更快。

朱元璋有時也奇怪，自己以前為什麼沒有發現這些優點？其實很好理解。承平歲月，朱元璋有再高的智商和勇氣也沒有用。等級、地位、地主、政權，重重壓迫著他，如同五行山壓在孫行者身上，讓他這些優勢沒有空間施展。他的智商只能用於在田間地頭和窮朋友開開玩笑，他的勇氣也僅止於在荒郊野外遇到野獸時心裡不慌，對於改變他的命運並無作用。

所以，戰爭真是太偉大了。它斬斷了朱元璋身上的重重繩索，它顛覆了過去的一切常識，它開啟了他的想像力。他的大腦有生以來頭一次跳出了三畝地一頭牛這個空間，發現一個普通人可以抵達的世界是如此的廣闊，廣闊得讓人不敢相信：連彭大、趙均用那樣的普通農民，現在居然都稱了「王」。「王」是什麼？是社會金字塔的第二層，再往上，那就是皇帝啊！

彭大、趙均用都有可能當皇帝，他朱元璋為什麼不能呢？

第四節 以退為進，獨立發展

至正十三年冬，朱元璋向郭子興提了一個令人意外的要求：把自己的七百名部下交給別人統率，自己只帶領湯和等二十四名親兵離開濠州，向南方去發展勢力。

郭子興大惑不解：你在這待得好好的，我待你也不薄，你怎麼要走？

朱元璋回答說，我這正是為您老人家考慮。您想想，濠州城小首領多，你們七位首領擠在這，誰也施展不開，早晚有一天得火並。所謂狡兔三窟，我到外面去開闢一片新領地，萬一濠州有事，您就可以遠走高飛啊！

郭子興一想，還真是這麼回事，於是放手讓朱元璋離去。

離開自己投奔的這第一支農民起義軍獨立發展，這是朱元璋醞釀已久的想法。他後來在《紀夢》一文中這樣描寫他作出這一決定的前因後果：

當時，予雖在微卒，嘗觀帥首之作，度之既久，甚非良謀。明年春，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我為鎮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非道，數百人內率二十四名銳者，南遊定遠。

也就是說，當朱元璋還是一個普通士兵的時候，他暗暗觀察起義軍首領們的所作所為，感覺他們得過且過，享受一天是一天，不是長久之計。而成了軍官後，他判斷彭趙二王也並非能成大事之人，自覺和他們一起混下去沒有前途。所以才決定「南遊定遠」，自己開闢根據地。

事實確實如此，趙彭二人的水平並不比郭子興高到哪裡，他們只熱衷於搶劫財物，管理軍隊的唯一手段就是黑社會式的打和殺。朱元璋內心深處對他們很看不起。

通過對彭趙二帥的瞭解，朱元璋已經明白全國各地那些名頭極響的「王」、「帝」、「大元帥」們是怎麼回事了。大部分農民領袖眼光短淺，秀才娘子的寧式床就是他們的最終奮鬥目標。因此他們注定只能是革命道路上的鋪路石，成不了大事。誰能成大事？得是他朱元璋這樣的人。因為他天生擁有與眾不同的自制力和判斷力，凡事都用一生的長度來衡量。所以，他一眼看出其他人「燕巢幕上」的荒唐和可笑，毅然與他們決裂。

南下發展，可以看作是朱元璋對自己的生命大局進行明確規劃的起點。

而一旦給他更大的空間，他的能力更加揮灑無餘。南下的路上，朱元璋的江湖手段得以牛刀小試。出發不久，他聽說定遠張家堡有一支三千餘人的地主武裝，孤軍乏糧，在元軍與起義軍之間左右為難，不知投向哪一方為好。朱元璋親自前去招降，到了張家堡，巧舌如簧，封官許願，這支武裝的首領大為心動，答應三天後來投朱軍。朱元璋大喜，回去等候。不料第二天，又有另一支起義軍前去招降這支武裝，條件比朱元璋開出的要好，他們變了卦，準備他投。朱元璋一聽到消息，當機立斷，騎馬趕到張家堡外，派人去請首領，說有要事相商。首領一到，朱元璋立刻繳了他的械，派人把他押回朱軍，然後又派人到張家堡，說首領又變計，轉投朱軍。手下不知是計，三千義軍放火燒了兵營，跟隨而來。首領無法，只好承認了既成事實。就這樣，三千地主武裝被朱元璋軟硬兼施，用欺騙手段招降成功。

朱元璋一路又大量招集那些被災荒趕得走投無路的農民，「不逾月而眾集，赤幟蔽野而盈崗」。大軍向南，一舉攻下了滁州，隊伍發展到了三萬人。

就在朱元璋兵勢大張之際，郭子興卻陷入危局。原來兩虎終於難共一山，正像朱元璋所預測的那樣，彭大與趙均用火並，彭大被幹掉。郭子興落入老對頭的手裡，只因趙均用顧忌朱元璋在滁州的三萬兵力，才沒敢動手收拾郭子興。郭子興不安於位，請求趙均用放他去守滁州。朱元璋也派人花錢買通趙均用的左右，讓他們幫郭子興求情。趙均用居然恩准，郭子興逃出虎口，帶領自己的一萬人馬來到滁州，朱元璋交出兵權，重受郭子興節制。郭子興眼看自己兵勢大盛，隊伍旗幟鮮明，軍容整肅，不禁大喜。

第五節 厚黑手段與精明頭腦

按理說，朱元璋現在是郭子興手下最大的功臣，理應加官晉爵，專心倚任：現在郭子興麾下四萬軍隊，四分之三是朱元璋手創。然而，傳統中國的人際關係就是這麼奇怪，朱元璋功勞越大，郭子興對他的感覺就越複雜。這個干女婿的能量實在出乎他的意料。這個小部下當初只帶了二十四名親兵出來開闢根據地，他還曾經擔心是否會有去無回，讓他乾女兒守寡。做夢也想不到短短一年多，朱元璋就將三萬訓練有素的大軍拱手奉上。而他經營了這麼多年，才不過一萬多人馬。兩人能力高下，豈不一目瞭然？

所謂功高震主，一支隊伍中只能有一個核心，一個權威，一個效忠對象。朱元璋功勞太大，太得軍心，郭子興坐享朱元璋的經營成果，心裡感覺不那麼踏實。所以他遲遲不給朱元璋晉陞，反而還不斷找他的毛病。郭子興的兩個兒子郭天敘、郭天爵也同樣是心胸狹窄之輩，不想讓這個乾姐夫搶了自己的風頭，一有機會就風言風語地挑撥幾句。朱元璋的前部下中也有人看風頭不對，在郭子興面前挑撥離間，匯報朱元璋獨立帶兵時的種種過失。

郭子興本來對朱元璋就不放心，再加上眾口鑠金，怎麼看朱元璋怎麼彆扭，因此開始刻意打壓朱元璋。他先是把朱元璋身邊幾個親信的將校和幕僚全部調走，接著又剝奪了朱元璋的實際權力，「自是四方征討總兵之權」，朱元璋「皆不得與」，年紀輕輕就退居二線了。關係最惡化的時候，郭子興甚至因為一言不和，把朱元璋關了起來，不讓他出門，全靠妻子馬氏幾次偷偷給他送吃的。有一次馬氏將剛剛烤熟的烙餅揣在懷裡給他送去，把胸口燙紅了一大塊。這塊疤痕，使得朱元璋後來對這個結髮妻子終生保持尊重。

雖然是自己手創的軍隊，但一旦交出兵權，朱元璋發現自己居然一無所有。朱元璋當然氣憤，當然鬱悶，但以他對人情世故的通透，他一下子就看透郭子興的內心。雖然有自己練出的三萬士兵做後盾，朱元璋並不想和郭子興鬧翻。因為農民的宗法意識是根深蒂固的，他朱元璋再能幹，也是郭子興的女婿和部下。以下犯上，以小反大，不管他多麼有能力，也會立刻為千夫所指，人心喪盡。以他的資歷、年齡、地位，他還是必須得依靠郭子興。

朱元璋知道怎麼贏回郭子興的信任。郭子興對他越過分，他就越加恭順謹慎。都說女婿是半子，他這個干女婿卻把自己完全擺到孝子的位置，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朱元璋任打任罵，從不發一句怨言。你越是懷疑我，我越是對你忠心耿耿，你不讓我管事，我就老老實實在家裡替你管家。你讓我帶小隊出征，我就拚命打仗，一往無前。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時間長了，郭子興一家上下都感覺對不住朱元璋。

郭子興也感覺不用朱元璋，自己做事總不大順手。其他人出的主意，總不如朱元璋高明，判斷事情，總沒有朱元璋清楚。加上左右親信也開始為朱元璋說好話，幾個月後，他終於消除了對朱元璋的懷疑，重新加以任用。朱元璋再度成為郭子興手下最有發言權的將領，郭子興大事小情，多都以朱元璋的意見為轉移。

以前屈居人下，現在卻成了四萬大軍的統帥，又連續擊退了元軍幾次進攻，郭子興志得意滿，動了稱王的念頭。當初他毀家起兵，孤注一擲，為的就是搏一個稱孤道寡。如今自立一方，何不過一把南面稱王的癮呢？部下聞聽他有此意，也紛紛贊同。

只有朱元璋立馬提出反對意見：「滁州無險可守，非稱王之地，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孤城加上周圍幾個鄉鎮。稱了王，只得了一個虛名，卻樹大招風，會引起朝廷的重視，勢必集重兵前來進攻，到那時後悔就晚了。」

朱元璋反覆勸諭，郭子興聽後沉默不語，不過稱王的事，最後還是不了了之。從這個結果看，朱元璋實際上又成為了這支軍隊的主心骨。

確實，當時郭子興的四萬多軍隊，只困守滁州一城，佔地有限，糧食也非常緊張。不但稱王不現實，生存都面臨危機。朱元璋建議郭子興南取和州（今安徽和縣），擴大勢力：「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

朱元璋還為郭子興策劃了攻取和州的具體方略，他說，和州雖然「城小」，但防守堅固，「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可以用詐城之策，攻取此城。史書記載朱元璋的原話是：

向攻民寨時，得兵衣號二，其文曰「廬州路義兵」，今擬制三千，選勇敢士，椎結、左衣衽，衣青衣，腹背懸之，佯為彼兵，以四橐馱（駱駝）載賞物驅而行，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當時紅巾軍皆著紅色服裝）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趨，破之必矣。

也就是說，以前在攻打地主武裝時，繳獲了兩張號牌，叫「廬州路義兵」。不如按這個樣子仿製三千個，派三千精兵，穿上地主武裝的服裝，胸前背後縫上這個號牌，偽裝成鄉團，帶著四匹駱駝，裝上獎賞物資，號稱是廬州地主武裝派使者來犒賞和州軍隊。再派一萬人尾隨其後，等前隊入城後內外夾擊，必能一舉而下。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正月，郭子興採用這個計策，順利襲取了和州，統治範圍擴大了一倍。論功行賞，他升任朱元璋為統率和州兵馬的總兵官。換句話說，朱元璋一夜之間成了郭軍之中的第二號人物。

雖然是憑借赫赫戰功升到此位，但是其他總兵官中許多人卻對此心懷怨言。原因當然是朱元璋年紀輕、資歷淺，躥升太快、太得寵。他們仗著是郭子興的老部下，又比朱元璋年長許多，在朱元璋面前倚老賣老，朱元璋經常指揮不動。特別是郭子興的妻弟，攻取和州的張天祐，看到總兵官的職位沒有給他而是給了出謀劃策的朱元璋，更是暗自不服。每次總兵官集體議事時，因朱元璋位列總兵官之首，所以理所當然坐在第一把交椅上，那些老資格的軍官因此大為不愜，在背後飛短流長，說什麼朱元璋是靠著「嬌客」（女婿）的身份躥上去的，說什麼出生入死不如娶個好老婆。

朱元璋以他極高的天分，在以術馭人方面，做了一個典型案例。為了樹立自己的威信，朱元璋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叫小兵把會議大廳的椅子撤了，換上長凳。這樣在開會時，各人就可以自由挑選自己的座位。

第二天，朱元璋有意遲到，進會場一看，諸將果然都老實不客氣，那時以右為尊，他們把右手都坐滿了，留給他最左面一個位置。朱元璋一句話沒說就坐下了。開會了，討論軍事問題，排在右首的人先發言。這些大老粗吭哧半天，也說不出幾句有水平的話。最後一個輪到朱元璋，他侃侃而談，分析得入情入理，大家聽了，不得不點頭稱是，按朱元璋的意思去辦了。這樣的情景出現幾次後，再開會時，大家都自覺把右手的位置給他留出來了。朱元璋的威信就這樣徹底樹立起來了。

第六節 實權與虛名

攻佔和州，糧食問題解決了，元軍幾次進攻，都被朱元璋指揮部下擊敗。郭子興一軍順風順水，發展勢頭不錯。不料就在這個時候，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興得了重病，一命嗚呼了。

郭子興一死，形勢馬上就複雜起來。滁州、和州失去了主帥，這支「郭家軍」，成了周圍幾方勢力眼中的肥肉，大家都想吞之而後快。而郭軍內部，也開始了爭權奪勢的暗鬥，朱元璋一時身處內憂外患之中。

外部最有威脅的勢力是小明王。白蓮教教主韓山童在起義開始不久就被元軍捕獲殺掉了。劉福通找到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奉他繼位教主。至正十五年二月，也就是郭子興去世前一個月，劉福通又擁立韓林兒為皇帝，號小明王，建立政權，國號為宋，建元龍鳳，定都亳州。得知郭子興死後，大宋農民軍當然也想收編這支軍隊，壯大自己的實力。

同時，郭軍內部，形勢也有點複雜。郭子興去世之後，留下了兩個兒子郭天敘、郭天爵，一大一小兩位夫人和一位妻弟張天祐。郭天敘乃郭子興的嫡長子，以父死子繼的習慣，接父親的班最合適。就是張天祐，從血緣上說，也比干女婿朱元璋更近些。郭子興一死，這兩個人也都躍躍欲試。

恰在這時，至正十五年四月，也就是郭子興死後一個月，大宋小明王政權派使者來到和州，聯絡郭家軍。郭天敘和張天祐知道自己不是朱元璋的對手，因此十分願意投靠小明王做自己的靠山。於是張天祐隨使者前去亳州朝拜小明王。到了亳州，張天祐大講軍心如何擁戴故主，如何願意故主之子接班。結果他如願以償，從亳州帶回了小明王政權的任命狀；以郭天敘為都元帥，張天祐為右副元帥，朱元璋為左副元帥。也就是說，朱元璋成了三把手。

朱元璋的第一反應當然是十分光火。誰不知道現在這支軍隊主要聽他指揮？你郭張二人搞這個小動作，實在太不自量力。幾位親信也勸他拒絕這個任命。但朱元璋畢竟是非同尋常之人。他轉念一想，接受這個任命也有好處。小明王政權離自己距離很遠，鞭長莫及，接受了封號，並不等於受到他們實際控制。同時，接受這個任命畢竟可以免於郭家軍的內部分裂。他深知郭天敘年輕沒經驗，張天祐雖然年歲大，但優柔寡斷，缺乏智謀。遇到複雜的形勢，還是需要自己出來做主。給郭張兩人一個虛名，並不影響自己對這支軍隊的實際控制權。在這個憂患時刻，他暫時只能以退為進。

因此，龍鳳元年（公元1355年）四月，朱元璋和郭天敘、張天祐一起接受小明王的封號，在和州建立都元帥府，奉龍鳳為正朔。果然如朱元璋所料，主帥新死，孤軍難立，外部形勢如此緊張，郭張二人也沒有主意，不知道怎麼應付，因此凡事都是聽朱元璋的。朱元璋雖位居第三，實際上卻成了都元帥府的主帥。

久駐和州也不是長遠之計。朱元璋決定打過長江，攻佔太平（今安徽當塗），向江南發展。江南本是著名的繁盛之區，更何況還有龍盤虎踞的集慶（南京）的誘惑。

六月初二，朱元璋親率水陸大軍萬餘人，乘坐風鬥快船和筏子，以常遇春為先鋒，開始了渡江戰役，目標是對岸的採石。一千多艘大小船隻，分列兩隊，揚帆競發。常遇春膂力過人，射得一手好箭，以勇猛著稱，他不負使命，帶領幾支小船，一馬當先，強行靠岸，揮戈殺向元兵。元兵伸手抓戈，他順勢躍上江岸，左衝右突，元兵四散逃竄。

接著，朱元璋指揮軍隊，又乘勝攻佔了太平，在江南立下腳來。

第七節 借刀殺人，建立權威

渡江攻佔採石、太平，朱元璋邁出了通往帝業的第一步。不過，太平處於元軍四圍之中，因此要鞏固這個新攻下的城市必然還要經過一番波折。朱元璋進入太平城不久，就被元「義軍」（主動站出來鎮壓起義的民間武裝）元帥陳野先率數萬大軍包圍。

破解圍城，朱元璋已經經驗豐富，指揮如意了。他和湯和二人親率精兵出城迎戰，而派徐達等人率大軍從另一城門出發，繞到敵後，乘敵人的注意力全部被朱湯二人吸引時從背後突然襲擊。陳野先兵敗被俘。

陳野先所率雖然不是元朝的正規軍，但是威名久著。朱元璋早就聞聽陳野先的勇猛能戰，這次見到這位敗軍之將長得魁梧英發，極想讓他成為自己的左右手，遂全力勸降，並宰白馬烏牛，祭告天地，和他結為兄弟。陳野先的兩萬部下都歸朱元璋所有。

朱元璋的威信進一步提高，兵力進一步擴大。在他人看來，形勢一片大好，朱元璋卻敏銳地意識到，他面臨著深刻的危機。

朱家軍表面上發展迅速，如同發面饅頭一樣膨脹了數倍。然而過快的發展也埋下了隱患，那就是內部並沒有形成真正的融合統一。這支軍隊存在著三個權力中心：一個是朱元璋，一個是郭天敘、張天祐，第三個則是陳野先。

郭天敘、張天祐二人雖然表面上對朱元璋言聽計從，但內心深處對郭家軍變成朱家軍一直心有不甘。況且兩個人在名義上地位高於他，因此在軍隊中總是一股離心力量。特別是對於那些郭子興的嫡系舊部，這兩個人的號召力其實是大於朱元璋的。大敵當前之時，這種離心力不大看得出來，但是一旦危險遠去，他們勢必要和朱元璋爭權奪利。

更為直接的隱患是陳野先。朱元璋對陳野先寄予很大希望，以為此人可以成為他的左膀右臂，然而不久，他就失望了。他發現陳野先表面上信誓旦旦，但實際上根本瞧不起他們這些農民軍，認為他們成不了大事，暗地裡還和元軍保持密切接觸。那麼，如何處理陳野先部這兩萬人，就成了個棘手的問題。

投入起義軍之後，朱元璋經歷了無數次的義軍內部鬥爭。他深刻認識到，只有建立起強有力的一元化集權領導，才能達成隊伍的真正統一。而要建立一元化領導，就必須消滅多核心。

經過長時間的反覆思考，一個大膽的計劃在朱元璋的頭腦中形成了：以借刀殺人之計，神不知鬼不覺地除掉郭張二人。

攻佔太平之後，朱元璋下一個計劃就是攻取集慶。這個城市是他渡江作戰的最大目標，也是他天下藍圖中未來根據地的核心。能否攻佔此城，關乎他天下大計的成敗。按理說，這場戰爭朱元璋應該派出最精銳的部隊，親自掛帥，精心組織，要求必勝。但是朱元璋卻不按常理出牌，派出了一支奇怪的組合：一支由郭天敘、張天祐帶領，另一支由陳野先帶領。一個由東，一個由南，兩路夾擊集慶。

說奇怪，一是這兩支軍隊都不是他的嫡系；二是朱元璋通過安插在陳野先身邊的奸細，已經掌握了陳野先與集慶城內元軍勾結，準備裡應外合、擊敗朱軍的消息，卻「姑許之」，仍命他帶兵與郭、張二軍一起進攻集慶；三是朱元璋居然沒有把如此重要的情報告訴郭張二人。

朱元璋的用心因此也就一清二楚了。龍鳳元年（公元1355年）九月，兩路大軍出師，郭張二人積極用命，率領東路人馬一路勢如破竹，攻破元將設在城外的營壘，直趨東門，準備第二天發起進攻。陳野先也到達南門，並且當天傍晚設酒宴請郭張兩位元帥。郭張二人毫無防備，高高興興應約前去，結果被陳野先抓住殺掉。陳野先與元軍內外夾攻，紅巾軍被打個措手不及，敗退溧陽。從此，郭子興的舊部全歸朱元璋指揮，他成為這支隊伍名副其實的都元帥，郭家軍徹底改名為朱家軍。

朱元璋借刀殺人之計操作得實在高明，他以損失幾萬軍隊和攻城戰役徹底失敗為代價，來清洗兩位並非迫在眉睫的對手。這種看似不合情理的安排將他的計謀遮蓋得完全不露痕跡。在他看來，用這樣巨大的代價來換取自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無疑是值得的。

郭張二人死後，朱元璋只剩下了一個隱患：郭子興的小兒子郭天爵。

朱元璋分兩步處理這個人。在郭張二人死後，他以體恤故主的姿態，讓年紀不大的郭天爵做自己的二把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不過天爵年紀太輕，只是一個牌位，並不管事，只是為了把他拴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控制他的活動自由。到了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朱元璋的權威已經徹底鞏固下來，人們已經把郭子興忘掉之後，他找了個小小的借口，以郭天爵「怨望」、「謀叛」，將之逮捕殺掉了。

通過代價巨大的清洗，朱元璋的一元化集權領導終於建立起來了。朱元璋帶領這支被他融為一爐的軍隊，於第二年二月一舉攻下了集慶，將之改名為應天。

第四章 割據一方：朱元璋成功的三大法寶

第一節 異常順利的帝王之路

二十五歲以前，朱元璋一直沉淪於社會最底層，命運悲慘，一無所有。

從二十五歲到二十八歲，朱元璋的命運曲線出現了一波迅猛的上升：

二十五歲那年，他投身郭子興軍，當年，成為郭子興的干女婿。二十六歲，因為招來徐達等七百名軍人，從普通親兵升為鎮撫，成為中級軍官。

二十八歲，郭子興去世，他就成為郭軍的實際領袖。短短三年多，就從一個社會最底層的窮和尚上升為元末義軍「群雄」之一。

從二十八歲到四十一歲這十三年，則是他正式走上帝王之路的十三年。

這十三年雖然有過大驚大險，基本上也是節節上升，一路走高：

二十九歲，他率軍攻下江南重鎮集慶（南京），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

三十歲那年，他連續攻佔了長興、常州、寧國、江陰、常熟、徽州、池州、揚州等地，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根據地。

三十一歲、三十二歲這兩年，他攻取了富庶的浙江東部，根據地擴展一倍。與陳友諒、張士誠並肩成為江南三巨頭。

三十三、三十四歲這兩年，他兩次擊退陳友諒的進攻，並在三十四歲被小明王封為吳國公。

三十五、三十六歲這兩年，朱元璋從守勢轉入攻勢，在鄱陽湖大戰中擊敗自己進軍帝位上的最大對手陳友諒。

四十歲這年，經過三年征戰，他消滅了另一個勁敵張士誠，江南已經盡為他所有。

四十一歲，他在應天（朱元璋於1356年將集慶改名為應天，即南京）稱帝。同年，徐達北伐成功，元帝北逃。

回顧朱元璋從乞丐到帝王的道路，實在是太順利了。中國歷史上另一位著名的布衣皇帝劉邦，在稱帝前經過了被項羽「發配」到四川、稱帝后諸將連續叛變等大起大落，沒有朱元璋順利。從社會最底層到社會最高點，朱元璋卻如同一支一路漲停的績優股，沒有什麼懸念。

其實，論狡猾機變，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不過中等偏上水平。那些遊民出身的起義領袖，哪一個不是世事洞明，人情達練。比起首鼠兩端，凶殘厚黑，朱元璋並不見得勝他們多遠。論起戰略戰術，朱元璋雖然勝人一籌，但也做不到步步高明。

朱元璋之所以在諸雄中脫穎而出，決定性的因素在於他身上具有那些草莽群雄所沒有的另一些至關重要的品質。

第二節 元末明初第一影帝

朱元璋帝業成功的第一個原因，是他善於徵取人心。

歷代農民起義者雖然據說是歷史中最先進因素的代表，但絕大部分人素質並不高。從各地義軍領袖的綽號我們就能看出一二：什麼「棒胡」、「韓法師」、「芝麻李」、「金花小姐」……他們一般都出身流氓無產者，之所以成為亂世英雄，是因為他們有常人所沒有的勇敢和殘酷，文化素質低下、眼界狹窄、目光短淺卻是他們的通病。這些綠林英雄治下的眾多好漢們，起兵之初沒有完整計劃，起兵之後熱衷於「走府過縣」，燒殺搶掠。他們並不像傳說中的那樣「劫富濟貧」，一心幫助階級兄弟。他們連階級兄弟也搶，甚至在大戶逃亡淨盡的時候，他們主要靠搶階級兄弟們為生。就拿郭子興的隊伍來說吧，「郭子興的隊伍原來紀律很差。剛起義時，他們佔領濠州，『哨掠四鄰』，往往不分青紅皂白，不僅剝奪地主富豪，也打劫一般平民的財產，有時甚至放火焚燒廬舍，弄得人家屋無根椽片瓦，牆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攻佔和州，仍未改舊習，『破城橫暴』，隨意砍殺擄掠，搶劫婦女，鬧得百姓妻離子散，民心惶惶」（陳梧桐《洪武皇帝大傳》）。

而朱元璋卻從不像那些好漢們那樣放任自己，今日狂歌痛飲，明朝棄屍馬前。他參加起義，不是出於一時的衝動，也不是出於對「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嚮往。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後作出的慎重選擇，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飛黃騰達。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只有那些看出五步之外棋局變化的人，才能笑到最後。

這個後來被證明是中國歷史上最殘酷的皇帝之一的人，此時對百姓擺出的卻是一副和善的面孔。他深知戰爭中人心的向背取決於軍隊的紀律。他對手下大將說：「我每次聽說你們攻下一城之後不亂殺人，就打心眼裡高興。林子裡有老鷹，別的鳥就不來了。你軍紀不好，百姓們就會逃跑。」所以，獨自帶兵不久，他就開始注意軍紀問題。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攻佔和州之後，手下軍人照老例燒殺搶掠。朱元璋首次召集手下大小頭目，鄭重宣佈：「城破之後兄弟們都搶了不少女人。我規定，以後只許搶沒結婚的少女，那些結了婚的，一律給我放回去！」（《皇朝本紀》）他召集全城的男人集合到州衙門前，把那些搶來的已婚婦人列隊送出，讓夫妻相認。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朱元璋成了和州人的大恩人，他的恩德被和州百姓久久傳頌。

朱元璋渡江作戰，是為了給自己奪取天下奠定基礎。以前的奮鬥是為了生存，以後的奮鬥卻是為了發展。要發展，就要立足長遠。因此，他必須樹立一股新風，讓天下百姓耳目一新。

在渡江戰役之前，朱元璋部的習慣是攻下一座城市後，總要大搶幾天。

然而從渡江戰役開始，朱元璋定下了攻城後禁止搶掠的新規。攻佔太平後，有個小兵不遵軍令，動手搶劫，即被朱元璋的親兵隊斬首示眾。當然，朱元璋也不會虧待有功將士，太平路的富戶們識相，「捐獻」了一大批金銀財帛，朱元璋下令分給諸將士。將士們雖然沒有上街擄掠，所得倒也不比搶劫所得少多少，一個個又轉怨為喜。此舉以後成為定制：破城之後，不再搶劫，而是集中沒收大戶的財產，平均分配，軍人百姓，兩相安靜。老百姓因此對朱軍感激涕零。

中國老百姓就是這樣容易滿足。在亂世之中，握有暴力的人不全力殘害他們，他們就會感激不盡。在後來朱元璋攻滅張士誠的戰役中，張士誠兵盡糧絕，走投無路，舉火自殺。因為他只燒了自己的王府，沒有燒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城內百姓對他感激得無以復加，一直尊敬地稱呼他為「張王」。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每逢張士誠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蘇州人就燒九四香（張士誠原名九四），點地燈來紀念他。所以，朱元璋軍在元末諸軍中「獨不嗜殺」，很快就贏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擁護，為朱元璋建設根據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朱元璋抓軍紀，經常以身作則，甚至曾經上演過列寧與衛兵的故事。親征婺州時，朱元璋有次睡不著覺，半夜上街散步。街上的巡邏士兵根據宵禁令出面阻攔。隨行小先鋒張煥告訴巡軍，這是位「大人」，要求放行。巡軍拒不答應，說：「我不知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執之。」第二天，朱元璋就賞給巡軍二石米，「後不夜出」。

這個時候的朱元璋，自我要求極嚴，一副清新向上之氣。部下進獻戰爭中得來的金玉裝飾的馬鞍轡，他退了回去，說：「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江西送來繳獲的一張陳友諒用的鏤金床，他下令砸毀，說：「此與七寶溺器何異！」文人學士聽到這些，紛紛感動涕零說，此真非尋常人能及也！

當然，這種展示自製的行為有時難免流露出土匪氣。《國初事跡》載：

「太祖親征婺洲，有侄男子進女子一人，約二十歲，能作詩。太祖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為心，誅之於市，以絕進獻。』」

朱元璋最後下令把這位才女推到街頭，當眾斬首。目的是通過這種方式告訴其他將領，不必再獻這類「東西」了。本來殺掉的或者說受處罰的應該是他的侄子而不是這名女子，不過朱元璋和時人都不這樣認為。所以《國初事跡》才這樣公然記載，將此作為朱元璋「英明偉大」的證據。

在朱元璋的軍紀面前，沒有任何特殊人物。不管層級多高的將領違反軍紀，朱元璋也都毫不寬容。胡大海領兵圍攻紹興，他的兒子胡三捨、王勇等三人犯酒禁，朱元璋命人拉出去砍頭，都事王愷出面求情：「胡大海現總兵攻紹興，可以本官之故饒他。」朱元璋大怒，說：「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了我號令！」當下就拔刀把胡三捨等三人殺死。

連親情在紀律面前也不起什麼作用。親侄朱文正是大饑荒後他剩下的唯一親人，跟隨朱元璋打仗屢立戰功。然而他恃親恃功，胡作非為，他「專求民間閨女，用則數十日，不用即投之於井，為數甚多」，朱元璋大為惱火。

下令以「不諫阻」的罪名殺掉朱文正的部下郭子章、劉仲服、衛達三元帥，將其隨從頭目五十餘人挑斷腳筋，甚至準備將朱文正處死。直到馬夫人出面苦苦勸阻，才免他一死，將他解送鳳陽守護先人墳墓。朱文正耐不住寂寞，逃跑「謀奔敵國（指張士誠）」，抓回來後，被朱元璋一頓鞭子活活打死。

經過雷厲風行的整頓，朱元璋的隊伍終於變成一支軍容整肅、紀律嚴明、服調遣、聽指揮的隊伍，攻城略地，「秋毫無犯」，「市井宴然」，根據地的官員也一個個奉公守法，不敢胡作非為。

朱元璋的這些與眾不同之處，不僅使底層百姓感激涕零，也使地方精英敏銳地發現了他是可以依靠之主。因此，當他在太平禁止搶劫之後，太平路的老儒陶安拜見朱元璋，說：「我輩今有主矣。」為什麼？因為朱元璋讓他們在紛亂無序的亂世中看到了一線建立有序政治的希望。各地精英人物因此紛紛來投，朱元璋的大名日益廣播。

第三節 惠民減負措施

攻佔集慶之後，朱元璋躊躇滿志，心潮澎湃。他登上城樓，極目遠眺，這座城池果然如同想像一樣雄偉壯麗，周圍形勢也果然如傳說一樣虎踞龍盤。他的帝業計劃第一步順利完成，他相信，憑借自己這顆與眾不同的大腦，他的最終目的也一定會水到渠成。

在歷代，農民起義軍大部分是流動作戰，打到哪是哪。朱元璋卻不是這樣。他做事，從來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吃掉一塊地方，就要徹底消化，將之建成自己的根據地，然後再向外擴展。

要建立根據地，最重要的是解決軍隊的糧食問題。對於農民起義軍來說，軍需往往是最讓他們頭疼的問題。和元末大部分農民軍一樣，朱元璋軍以前解決糧草供應問題的方式有兩種：「稍糧」和「檢刮」。

所謂「稍糧」，又稱「寨糧」，是一種有組織有紀律的比較文明的搶劫。以前朱元璋軍出征之時，都不帶糧食，而是隨行隨搶。具體搶法是在遠近鄉村山寨「書押大榜（張貼告示），招安鄉村百姓，歲納糧草供給」。

也就是說，命令各村村長裡甲交納糧食草料。如果拒絕呢？那當然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玉石俱焚殺無赦了。但是，這種搶劫和我們下面提到的「檢刮」比起來，對元末百姓已經是一種極大的恩惠。許多軍隊實行的是「檢刮」，「檢刮」二字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端倪：「檢刮者，盡取而靡有孑遺之意」，也就是見什麼搶什麼，翻箱倒櫃，扒房掘地，如梳如篦，一點不留。軍隊走了，老百姓也隨之一無所有。不僅農民軍如此，甚至有的官軍也是這樣。比如湖廣苗軍元帥楊完者，因為元廷不向他們提供軍餉，他們就四處抄掠，「所過無不殘滅」。所以，遇到一支寨糧的軍隊，一般來講不會被百姓拒絕，他們再窮再苦，也會勒緊褲帶，擠出點東西來，把「軍爺」們打發走，然後還要感謝蒼天讓他們遇到一支文明之師。

而如今，有了自己的根據地，朱元璋決定改變解決糧食問題的方式，不便再強行徵取：他決定興起「大生產運動」，在自己的佔領區實行「屯田」。龍鳳四年（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二月，他任命康茂才為營田使，專門負責興建水利。又分派諸將在各處開荒墾地，立下規矩，用生產量的多少來決定賞罰。他發佈命令說：「若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幾年工夫，屯田就成績顯著，倉庫皆滿，軍食豐足。龍鳳六年閏五月，朱元璋正式下令廢除「寨糧」制度，全面實行百分之十的「十一稅」，大大減輕了百姓負擔。

除了減輕農民負擔，朱元璋還對根據地內的「自發土改」予以事實承認。龍鳳四年親征婺州之時，他「命籍戶口」，也就是開始登記百姓的地產。當時許多地主逃亡，土地被貧民佔領，朱元璋對現狀一律予以承認。由於朱元璋的支持，許多地區的農民都積極行動起來，奪取地主的土地和財物。如朱元璋的軍隊打到諸暨，地主趙淑攜帶田契逃入深山窮谷，他的家產全都被農民奪占，「無纖毫存」。朱元璋親征婺州，地主俞元瑞從鄉下逃往處州城裡，處州被攻克後，他也遭到農民的清算，「家業蕩然，遺田數畝而已」。朱元璋還「令民自實田」，也就是發動群眾，進行田產清查，不許地主瞞報土地，少交賦稅。這些措施使根據地內的土地分配平均化，大大刺激了小農的生產熱情。

事實證明，朱元璋的眼光確實遠高於其他農民軍。屯田政策和「自發土改」徹底解決了「軍民」、「民民」之間的緊張關係，老百姓歡呼圍堵，紛紛來投。根據地內人口劇增，秩序井然，農業生產迅速恢復，為朱元璋政權提供了有力的財政支持。打仗，很多時候較量的是背後的經濟實力，朱元璋由此有了遠比他人豐厚的資本。

隨著政治地位的不斷上升，朱元璋越來越認識到，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必須是一個高明的演員。在建國之前，朱元璋最拿手的是扮演仁慈的角色。

朱元璋對根據地人民關懷備至，總是把他們的疾苦放在心裡。龍鳳三年（公元1357年），他親征婺州，召見當地民眾代表，詢問他們對軍隊有什麼不滿。一個民眾代表說，守將鄧愈隨便征發老百姓築城，不給一分報酬，還要自帶工糧，老百姓頗有怨氣。朱元璋立刻嚴肅地批評了侍立一旁的鄧愈，命令他立刻停工。

為了突顯自己的仁慈，他對根據地老百姓採取輕刑政策。龍鳳三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釋放監獄裡的所有輕重罪囚。次年三月，他又分派官員巡視各地，大面積減輕刑罰。有的官員不理解朱元璋的政策，認為「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為治」。也就是說，有部下說他用刑太寬，他卻說：「老百姓受的苦夠多的了，如今歸順於我，我當然應該照顧照顧。用刑應該以寬厚為本，對人應該以仁慈為本。我要盡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獄之害。」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隊一直是「仁義之師」，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由此民心歸附。豈料據有天下，全國人民被納入他的牢籠之後，他從寬厚仁慈一變而苛刻殘酷，舉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殘殺功臣，成為讓所有人膽戰心驚的魔王。其實，變的並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時勢。登基前，他有求於各個社會階層，需要獲得他們的支持。登基後，百姓已經成為他牧下的牛羊，他當然樂於以屠刀和鞭子指揮他們前進。

第四節 攻心為上

除了善於籠絡民心，朱元璋也十分擅長收買對手的「軍心」。龍鳳二年，朱元璋俘虜了陳兆先軍三萬六千人。朱元璋很欣賞這支軍隊的戰鬥力，為了征服軍心，朱從俘軍中挑出五百名精壯，說要安排給他們特殊任務。這些人不知道朱給他們什麼任務，惶惶不安。到了晚上，朱把自己的親兵撤走，讓這五百人做自己的侍衛。自己鑽進帳篷，脫下戰甲，倒頭就睡。這五百人感動不已，從此死心塌地效忠朱元璋，三萬六千俘虜也由此軍心安定，很快成了朱軍的主力。

在鄱陽湖大戰中，陳友諒因軍事進展不順，心情不好，對俘虜的朱軍大開殺戒，表現得毫無風度。朱元璋卻利用俘虜，大造政治攻勢。他聽到陳友諒殺俘的消息之後，命令全部釋放陳軍俘虜，有傷的派大夫治療，然後悉數發給路費，遣送回家。兩相對比，高下立判，對瓦解陳的軍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對待那些不願意投降的元朝舊將，其他起義軍一般就殺掉了事。朱元璋卻以極大耐心，千方百計勸降，招降之後，也敢於放手使用。元朝都元帥康茂才在應天戰敗，被朱元璋勸降。後來他作戰有功，第二年就被提升為秦淮翼水軍元帥。元朝「義兵」元帥朱亮祖先在太平被俘，朱元璋立刻委以重任。不料幾個月後他又叛歸元朝。後來在戰鬥中又一次被朱元璋俘獲。朱元璋愛其武勇，再次釋放他，命他帶大隊兵馬跟徐達等人去攻打宣城。朱亮祖由此傾心賣力，為朱元璋屢立戰功。

有些人被俘後拒不投降，朱元璋也不加虐殺。如元朝萬戶納哈出在太平被俘，朱元璋「待之甚厚」，百計勸降，納哈出卻表示：「我本北人，終不能忘北。」朱元璋決定放他北返，徐達等人都不同意，「恐貽後患」。朱元璋卻堅持己見，發給路費，放他們回到蒙古。

有的時候，朱元璋的寬大仁慈甚至到了「演過頭」的程度。如元軍林元帥在應天被俘，朱元璋讓他出任原職，權力不減。但不久他又拉著隊伍逃往杭州。朱元璋得到消息說：「林思舊主，既去勿追。」不加阻攔地讓他逃跑。

後來的歷史事實證明，朱元璋的寬大仁慈並不是出於天性，他的過人之處，就在於能長久地把自己的本性深深地掩藏起來。當然，一旦形勢變化，不再需要他繼續表演，他會馬上露出自己的獠牙。

比如統一戰爭進入後期，天下大局已定，朱元璋就停止了他優待俘虜的政策。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大將徐達攻下了張士誠領地內的高郵，朱元璋要求將那些沒用的俘虜一殺了之：因為大元天下馬上會成為朱元璋囊中之物，他不再需要用優待俘虜政策來收買敵人的軍心了，留著這些俘虜，只能意味著浪費自己的糧食。然而徐達不能準確理解朱元璋的意圖，殺俘不夠徹底，接下來攻打淮安時，也沒有繼續殺俘，氣得朱元璋於龍鳳十二年三月寫了一封信，責問他為什麼不多殺人：

吳王旨令說與總兵官徐達，攻破高郵之時，城中殺死小軍數多，頭目不曾殺一個。今軍到淮安，若系便降，系是泗州頭目青黃旗招誘之力，不是你的功勞！如是三月已過，淮安未下，你不殺人的緣故，自說將來！依奉施行之。

次年八月，朱元璋再派徐達、常遇春率領二十萬大軍出征張士誠，俘虜了張軍六萬人。朱元璋簽發了親筆密令，要求處死大部分戰俘：

吳王親筆：差內使朱明前往軍中，說與大將軍左相國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知會，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軍中獲敵軍及首目人等六萬餘眾，然而俘獲甚眾，難為囚禁。今差人前去，叫你每軍中將張軍精銳勇敢的留一兩萬，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軍中暗地去除了當，不必解來。

這封親筆信顯示，這一役朱元璋部至少殺掉降卒四萬。

第五節 收買文化名人

朱元璋成功的第二個原因，也是他與普通武夫最大的不同點，是他的知識分子政策。

草莽群雄最容易犯的錯誤是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一方面，他們因為本身文化程度太低，在知識分子面前難以擺脫自卑感；另一方面，他們的粗豪氣質又與知識分子格格不入，十分反感知識分子的酸文假醋。所以，大部分起義軍領袖對讀書人沒有好感，抓到之後多是一殺了之。朱元璋卻不一樣，也許是受父母的影響，他從小就知道敬重讀書人。

正如阿Q之不敢與趙秀才說話一樣，投奔起義軍以前，朱元璋沒「資格」也沒機會和讀書人打交道。對這些滿腹詩書的「老爺」，身處社會最底層的他滿懷敬慕，卻高攀不上。起義使一切顛倒了。朱元璋領兵自立之初，就有知識分子主動來投奔他。第一位是定遠人馮國用。馮國用家境富裕，從小頗讀過一些兵書戰策，是朱元璋起兵以來接觸過的第一個讀書人。朱元璋自然受寵若驚，對他十分重視，一有時間就和他聊天。馮國用在他面前展開一幅地圖，向他介紹說，集慶這個地方，古稱建康，形勢極好，古人常說「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要得天下，就得先佔了這個地方，「先拔之以為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地圖。一看地圖，周圍形勢包括天下大局一目瞭然，不禁大喜。正是在馮國用的建議下，他確定了渡江發展的戰略。

在進攻滁州的路上，有一個叫李士元的歙（she）縣（今屬安徽省黃山市）人前來求見，他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李善長（據俞本《明興野記》載，李士元於龍鳳二年改名為善長）。李善長頭腦清楚，善於料事。「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習法家言，策事多中」，聽說朱元璋帶兵路過，「謁道旁」求見，想看看這個人是不是個能成事兒的主兒。朱元璋和他一見如故，聊得十分投機。李善長說，我看到您，馬上想起一個人來。

朱元璋問：誰？

李善長說：漢高祖劉邦！他和您一樣，也是起自草野，現在的形勢，和當初的漢高祖劉邦差不多：

秦亂，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也聽說過劉邦這個麼人，不過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個人和自己有什麼關係。聽李善長這麼一說，他茅塞頓開，連連點頭「稱善」。知識分子的種種建議讓還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同遇到明燈，通往皇位的道路在他頭腦中一下子清晰起來。他任命李善長為掌書記，從此將劉邦視為自己的偶像，開始不斷鑽研他的事跡。

通過與讀書人的交往，朱元璋深刻地認識到，「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分子眼界寬，計謀多，用之則為力，驅之則為敵。而且這些人在地方上往往影響巨大，「能左右一方老百姓的態度。把他們爭取過來，一方百姓也就跟著過來了」。隨著和讀書人的接觸多了，他也知道請讀書人成本不高：只要客氣點，給足他們面子，讓他們吃得好穿得好，再給個虛職，他們就會感激涕零，為你賣命。「費得不多，賺頭極大，真是划算的買賣。」因此，嘗到了甜頭的他一路征戰過程中，遇到讀書人，就盡力延攬。甚至在手下的將領出征時，他也經常囑咐他們，聽說哪個地方有知名的讀書人，一定要把他們帶回朱元璋這裡。有時，還派專人攜帶大量金銀財寶，四處打聽哪有讀書人。

徽州老儒朱升學名很大，攻打皖南時，朱元璋倣傚劉備三顧茅廬，「微服從連嶺出石門，親臨其室」，向他請教奪天下大計。結果朱升說出了一句名言：「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朱元璋聽人說，鎮江有個讀書人叫秦從龍，學問很大。徐達出征鎮江的時候，朱元璋特地交代要他去拜訪此人。徐達找到秦從龍後，朱元璋又親派自己的侄兒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帶著大批白銀、綢緞前去禮聘。秦從龍來到南京後，朱元璋特意到城門外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處，「朝夕訪以時政」，「事無大小，悉與咨謀」，「稱先生而不名」。每年到秦從龍生日之際，朱元璋「皆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厚」。這些做法傳出去，廣大知識分子深受感動。

當時的讀書人，大多數曾與農民軍為敵，對朱元璋既疑且懼。朱元璋特地宣佈：「吾當以投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只要誠心歸附，一概既往不咎。還有一些知識分子瞧不起他這個出身寒微的山大王，嫌紅巾軍氣味不對，躲在山裡不肯出來。朱元璋也不以為忤，而是愈加低聲下氣千方百計，絕不放棄。

當浙東大部平定之後，名士劉基（劉伯溫）「自以仕元，恥為他人用」，說什麼也不肯出來為朱元璋所用。朱元璋叫處州總制孫炎派人去力請，孫炎於是寫了一封洋洋數千言的信，反覆說明利害，非要他出山不可，又叫他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別贈詩勸說。劉基實在沒有辦法，這才勉強出山。龍鳳六年三月，他與宋濂、葉琛、章溢三位名士一起來到應天，朱元璋大喜過望說：「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下令在自己住宅西邊蓋了一座禮賢館，把他們請到那兒去住。跟劉基說話，從來都稱「老先生」，在給劉基的信中這樣開頭：「元璋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慰劉基書》、《諭劉基書》等，見《全明文》），語氣恭敬虔誠得無以復加。

朱元璋的知識分子工作，做得很到位。他的謙虛、熱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傾倒了大批文化人。許多亂世中生計斷絕的讀書人，本來通過朱元璋軍「不嗜殺人」這一跡象就已經看到了「做穩了奴隸」的希望。如今又得知朱元璋喜歡親近讀書人，便有許多人來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重建三綱五常的理想社會。朱元璋的投入獲得了百倍、千倍的回報，他們不斷對朱講解各種道理，聽得朱喜不自勝。朱元璋說：「我讀書，常常從中受益……讀書明理，讓人在日常事務中能用道理去分判，可以叫人少犯錯誤。」評論者多認為，朱元璋的知識分子政策是他最終從群雄中脫穎而出的根本。比如方孝孺就說，元末「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至太史金華公（宋濂）而賓禮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

正是因為知道讀書人的作用如此巨大，所以在自己大力招攬任用讀書人的同時，朱元璋又制定了一項特殊的政策：不許自己的部下隨意任用讀書人。他時時刻刻提防自己的將官們和知識分子勾結，因此規定，所有前來投奔的儒士，一律由他親自考察任用，「禁諸將擅用」。他生怕讀書人使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將軍們大腦開了竅，特意規定：「所克城池，令將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議論古今。止設一吏，管辦文書，有差失，罪獨坐吏。」

這條規定執行得很嚴格。他的外甥朱文忠在婺州時，將儒士屠性、孫履、許元、王天錫、王祚等讀書人收入麾下。朱元璋聞知，因為此時正需要朱文忠效力，所以沒有嚴厲處理他本人，卻命朱文忠將這幾名儒士押送到應天，一通審問後，將王祚、許元、王天錫發充書吏，將屠性、孫履當眾處死。

第六節 出眾的決斷

朱元璋成功的第三個原因是他大局觀良好，善於把握時機，有決斷能力。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個大關節點：一是離開江淮，渡江攻佔南京，開闢新的根據地，創造了獨立稱雄的基礎。二是東征西討，次序正確地分別消滅了陳友諒和張士誠。三是南略北伐，穩紮穩打地消滅北元。在三個大關節點中又各具體部署了若干戰役，無論是通盤計劃或具體戰役，誰者宜先，誰者宜後，誰者輕，誰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確地做出計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不分，有條不紊，穩操勝券。

郭子興死後，朱元璋實際上擁有該軍。那時他在淮西已經經營了兩三年，小有基礎，然而卻能毅然拋棄這一切，揮兵渡江，重新開始。這一決策真是「無比正確」。原來，斯時大元天下早已分崩。河南及淮北，全被紅巾軍據有，他們與北方的元軍展開激戰，使元軍主力被堵截在中原一帶，不能南下。當時江南不僅盛產糧食，而駐守的元軍兵力較薄，且被諸雄分割孤立，有利於各個擊破。正是這一決策，顯示了朱元璋不凡的眼光，也決定了朱元璋今後的命運。

南渡後，朱元璋採取低調發展，悶聲發大財的策略，趁亂發展。朱元璋奪取集慶後，恰好劉福通率領大宋農民軍開始大舉進行北伐，把元軍打得暈頭轉向。朱元璋抓住這個機會，迅速攻佔了長興、常州、寧國、江陰、常熟、徽州、池州、揚州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據地。別人都急不可待地稱王，只有他謹守朱升向他提出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計策，力求把自己的聲勢降到最低，不引起元政府的注意，靜悄悄擴充實力。

有了一席之地後，環顧天下，朱元璋發現自己所處位置十分取巧：他東面是張士誠部，佔領著江蘇大部直到沿海；西面是徐壽輝、陳友諒，佔有江西安徽兩湖；北面是小明王政權。也就是說，他們恰好在北東西三面為朱元璋構成三面屏障，把元軍的主力擋在外面，而唯一與元軍接觸的東南浙江方面，元軍力量很弱，只有一些孤立、分散的據點，與元朝本部相隔絕多。

朱元璋根據這一形勢，作出鞏固東西兩線、出擊東南的戰略決策。在北線，由於小明王屬於他的「友軍」，他只留少數兵力維持地方治安；在東線，自江陰至長興，他派兵構築一道堅固的防線，以阻擋張士誠的西犯；在西線，也對徐壽輝、陳友諒採取防禦態勢，以守為攻；主要兵力則向東南方向出擊，消滅浙東的元軍。經過兩年苦戰，他攻取了富庶的浙江東部，領地擴展一倍，與徐壽輝（後為陳友諒）、張士誠並肩成為江南三巨頭。直到此時，元政府和群雄才對他充分重視起來，而此時他勢力已成。

他高明地利用天時地利，在亂局中長袖善舞。

形勢不可能永遠有利於朱元璋。大宋紅巾軍的三路北伐取得一時勝利之後，志得意滿，又缺乏統一指揮，很快又被元軍擊敗。從龍鳳五年（公元1359年）起，大宋紅巾軍連連失敗，被追得東跑西顛。幾年來，朱元璋所以能在江南地區從容發展勢力，靠的是有大宋紅巾軍的掩護，而今，北方失去屏障，東西兩面又受到張士誠和陳友諒的包圍，三面受敵，處境困難。特別是龍鳳五年、龍鳳七年，元軍取得幾次決定性大勝，在北方勢如破竹，看起來可能馬上就要南下，而朱元璋正當於元軍南下的路上。

朱元璋不想承擔抵擋元軍的重任，他從大勢判斷，作出了一分抗元、九分對付其他農民軍的決策，決定結好元朝，共同對付其他農民軍。朱元璋兩次派使臣前往汴梁，與元朝大將察罕帖木兒「通好」。他的盤算是，如果大元命不該絕，胡運復興，他可以倒在蒙古大汗腳下，不失富貴。（吳□《朱元璋傳》）如果大元最終證明不行，他此時結好，也可以避免自己直接受到攻擊。

元順帝得知消息，大為高興，他派戶部尚書張昶帶著詔書，前往朱元璋處，決定授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不料這個時候，大將察罕帖木兒在中原受到陳揉頭的頑強抵抗，久攻不下，看來一時南下不了。朱元璋於是置元朝任命不理，讓張昶等人在自己的境外苦苦等了一年，直到龍鳳八年十二月，元將擴廓帖木兒與孛羅帖木兒發生大規模的衝突，朱元璋判定他們不會向南發動大規模的進攻，才決心鼎足江東，自謀發展。於是正式拒絕元朝任命，不過仍與擴廓帖木兒保持密切聯繫，保持騎牆態度，給自己留有地步：「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這種策略，使朱元璋避免了受到元軍的直接進攻。

第五章 問鼎天下：戰場練就頂級男子漢

第一節 張士誠還是陳友諒

在另一個重要問題上，也就是更為人所熟知的與陳友諒、張士誠角鬥中的次序問題，朱元璋作出的決策也十分高明。

1360年，以南京為中心的朱元璋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與兩側的兩大政權陳友諒、張士誠接壤，三分江南大勢。雄踞長江上游的陳友諒，「跨有長江漢水之間廣大土地，疆域廣闊，軍力強大，東南無二。矜其強大，日尋於長矛大鏃之間」。下游的張士誠，「南包杭州、紹興，北跨通、泰二地」，擁有相當實力。朱元璋中居南京一帶，處於東西兩大強敵之間，你死我活之勢已顯。這時，陳友諒恃強，已作好了進攻朱元璋的準備。

對此嚴重局勢，朱元璋進行了審慎的調查研究。先打張士誠，還是先打陳友諒，朱元璋的決策集團分歧很大。絕大多數人認為應該先打張士誠：

「張士誠，富而弱，宜先」，張士誠軍戰鬥力較差，以先弱後強原則，先打張士誠順理成章。只有劉基一人認為：「友諒踞上游，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張氏為囊中物耳。」

朱元璋的分析角度與眾不同。他在實力之外，更主要地考慮了心理因素。與陳張二人周旋多年，他對二人的脾氣性格充分瞭解。陳友諒是個熱血漢子，驕橫自大，易於衝動。而張士誠性格內向，進取欲不強。這一差別應該是選擇次序的關鍵。他對諸將說：「友諒剽悍而輕率，其志驕；士誠狡猾而懦弱，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如果我們先攻張士誠，陳友諒必空國而來，大舉進攻我方，使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如果先攻陳友諒，張士誠膽小怕事，必不能出姑蘇一步為之援。就是說，我們打陳友諒，沒有後顧之憂。且陳徒恃勇力，可以智取。」於是採納了劉基的意見，「決計先伐陳氏」。

朱元璋的這一戰略決策，既顯示出他在極其複雜的形勢中駕馭戰爭全局的軍事才能，顯示了他傑出的分析人揣度人的能力，同時更顯示他敢於以弱勝強的膽略。當時的陳友諒，無論從軍事實力還是從戰略地位上，都處於絕對優勢。而朱元璋的許多將士懾於陳軍強盛，懼怕與陳部作戰，甚至連主要謀士李善長聽到朱元璋要誘使陳友諒速來時，也驚慌失措地問：「方憂寇來，何為誘致之？」

朱元璋胸有成竹。他抓住陳友諒驕傲輕敵、求勝心切的弱點，決定採取誘敵深入、集中兵力、設伏聚殲的辦法，借助應天城池堅固、地形複雜的有利條件，誘使陳友諒的巨艦由浩瀚的大江深入狹窄的河道，捨舟登陸，同自己交戰。

他授意陳友諒的前老友康茂才親筆給陳友諒寫了一封詐降信：「作書遣使偽降友諒為內應，招之速來。」急功近利的陳友諒果然喜出望外，與康茂才約定在江東橋會合，裡應外合攻取南京。

龍鳳六年（公元1360年）閏五月初十，求戰心切的陳友諒冒險率領舟師東下，直趨應天，進入了朱元璋布下的埋伏圈。時值退潮，戰船擱淺，朱元璋部內外夾擊，把陳友諒軍打得暈頭轉向，士卒被殺和落水而死者不計其數。陳友諒換乘小舟逃走，朱元璋部乘勝追擊，佔領了陳友諒的大片領土，繳獲百餘艘巨艦和幾百條戰船。

這一戰是朱元璋與陳友諒部戰爭中關鍵的一戰，朱元璋利用地形優勢，避開漢軍水戰之長，發揮自己陸戰的優勢，終於以少勝多。

陳友諒在龍灣大敗後，「忿其疆場日蹙」，迫不及待地孤注一擲，決定對朱元璋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他下令特製數百艘大型戰艦。艦高數丈，外塗紅漆，上下三層，每層都有走馬棚，大的可載三千人，中的可載二千五百人，小的可載二千人。龍鳳九年（公元1363年）四月，陳友諒親率號稱六十萬的水陸大軍，攜帶百官家屬，傾巢出動，自長江順流而下，殺向朱元璋領土中的重鎮南昌。

朱元璋聞訊，急率部將徐達、常遇春等帶領二十萬舟師，抵達鄱陽湖北的湖口。他先派戴德率領部分兵力把守涇江口（今安徽宿松南），再派部分兵力駐紮在南湖嘴（今江西湖口西北），切斷陳友諒的歸路，同時又派人調信州守軍駐屯武陽渡（今江西南昌縣東），防止陳友諒向西逃跑，決心把陳友諒圍困在鄱陽湖中加以消滅。

七月二十日，朱元璋與陳友諒兩軍在康郎山（今江西鄱陽湖內康山）水域遭遇，一場規模空前的水戰開始了。陳友諒部人多勢眾，船隻體積龐大，「悉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又有順流而下的優勢，因此開頭兩天，朱元璋的仗打得相當艱苦，一度抵擋不住陳軍的攻勢，右軍被迫後退。力敵不勝，只能智取。朱元璋命令常遇春等徵調七條漁船，裝載蘆葦、火藥等易燃物，在黃昏時趁東北風起進行火攻。天從人願，東北風越刮越緊，七條漁船不久即飛抵陳友諒的水寨，志大心粗的陳友諒居然對火攻沒有任何防備，熊熊大火一下子就把水寨中的幾百艘船艦燒著了，「煙焰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陳友諒弟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悉被燒死。陳友諒企圖退守鞋山（鄱陽湖中之大孤山），但已被朱元璋搶先派兵扼守出口，只好於八月二十六日率百餘艘艦船冒死突圍，在突圍中被郭英一箭射中，當場喪命。陳友諒五萬餘人繳械投降，陳部原有的疆土，從漢水以南到韶州以北，辰州以東到贛州以西，盡歸朱元璋所有。

第二節 最後一個勁敵

朱元璋的判斷是正確的。在與陳友諒的幾次大戰中，懦弱的張士誠始終按兵不動，尤其是鄱陽湖大決戰，朱元璋傾國而出，南京幾成空城，朱元璋自己都成天提心吊膽，而張士誠仍龜縮在姑蘇城內不敢出援陳友諒。

張士誠控制的郡縣，南至紹興，北逾徐州，西至濠、泗，東抵大海，南北相距兩千餘里。在佔領了如此廣闊的地盤後，張士誠漸漸失去進取心，沉醉在小朝廷的腐敗生活之中，只望能保住這份基業，不再有更高要求。然而，亂世之中，不求進取只能意味著被消滅。

消滅陳友諒後，朱元璋下一個進攻目標便是張士誠。龍鳳十一年（公元1365年）十月，朱元璋調集大軍，發動了攻滅張士誠部的大規模戰爭。十月十七日，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渡過長江，規取淮東。第二年四月淮東悉平。第一階段戰役結束。龍鳳十二年八月初二，朱元璋軍開始進攻浙西，很快攻克杭州，緊接著紹興、嘉興也不戰而降。第二個作戰計劃宣告完成。

攻下湖州後，徐達引兵北上，會合諸將進攻平江。平江被圍數月，外無救兵，內缺糧草，「資糧盡罄，一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張士誠兩次冒死突圍，均未成功。這位懈怠了多年的偏安之主到生命盡頭恢復了英雄本色，城門破後，他帶領二三萬殘卒展開巷戰，失敗後逃回府第，一把火燒死家屬，自己也上吊自殺，但被衝入的朱元璋軍隊救下，俘送應天。

朱元璋命人把這個老對手帶上殿來。畢竟曾經做過「天子」，張士誠不屑於再做人臣，倨不為禮。朱元璋好言好語想和他聊聊天，抒發一下英雄豪情，他卻瞑嗣不語。賞給他吃的，他也拒不進食。搞得朱元璋火起，命人把他扛到竺橋，打了四十大棍，活活打死，「御杖四十而死」。朱元璋最後一個勁敵就這樣被消滅了。

第三節 自學成才的軍事家

毛主席最佩服的古代軍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主席是這樣說的：

「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

這個因一念之差投身軍隊的文盲後來居然以最偉大的軍事家之一的身份載入了中國戰爭史。在群雄逐鹿的過程當中，他表現出的勇氣、眼光、魄力、精細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在他的軍事生涯中，曾經製造過多個經典戰例。朱元璋的軍事傳奇，產生於腳下這片獨特的土地。

中華民族似乎不是一個非常智慧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學家、大科學家、大數學家輩出，而中國在這些領域沒有取得過多少拿得出手的成績。直到晚清，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是不相信地球是圓的。中國的自然科學成就只是工匠們在千百年的勞作中偶然發現的積累，社會科學更是缺乏嚴謹的理論體系，更多的是語錄式的片斷式的靈感火花。

但另一方面，中華民族又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一個民族。也許是因為在這片人口擁擠的土地上生存異常艱難吧，中國人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捉摸人」上。「老子」、「論語」、「菜根譚」、「增廣賢文」、「厚黑學」，林林總總，無非是講如何與人相處。所以，中國人的謀略文化特別發達，中國人防範人和算計人的能力特別發達。馬克思說，中國人「在一切實際事務中遠勝於其他亞洲人」。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總結出這樣多、這樣深刻的繞彎彎的生存智慧：「逢人但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達練即文章」；「為人且學烏龜法，當縮頭時便縮頭」；「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吃小虧佔大便宜」；「內要伶俐，外要癡呆，聰明逞盡，惹禍招災」……那些智謀大師歷來是中國人崇拜的對象：姜子牙、諸葛亮、劉伯溫……而張仲景、張衡、祖沖之等科學家卻不為普通人所知。到現在為止，謀略文化仍然在中國生機勃勃，隨便找家書店一看，許多生存謀略類書籍佔據了相當大的面積。中國人謀略化的思維方式與軍事思維非常接近。中國人不善坦誠合作，也不善公平競爭，而獨善於勾心鬥角，善於破壞規則。而戰場上正需要的是隨機應變，不擇手段。戰場上必須用最大的惡意去揣測對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對方的弱點，戰場上可以光明正大使用陰謀、欺騙對手，創造性地去示假隱真、欲擒故縱、調虎離山、借刀殺人、引蛇出洞、金蟬脫殼、圍魏救趙、暗渡陳倉……戰場是中國人表現才智的最佳舞台。正如同西方人說中國人都是天生的商人一樣，其實也可以說中國人都是天生的軍事家。

所以，中國古代關於實用技術的書籍很少，獨兵書最多。現存的中國兵書達二三千部，有名者如《六韜》、《三略》、《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孫臏兵法》、《司馬法》、《尉繚子》、《唐李問對》、《將苑》、《登壇必究》、《虎鈐經》、《兵經》……例來為問兵者所必習。

所以，中國古代缺少其他門類的專家大家，獨大軍事家層出不窮。

和西方國家不一樣，不需要什麼「軍校」來培養人才。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軍事家，多是自學成才。比如劉邦、韓信、衛青、曹操、岳飛，直至曾國藩、毛澤東。

所以，中國出現朱元璋這樣天才的軍事家，也就順理成章了。

第四節 水沉小明王

就在對張士誠的戰爭進行得順利之時，朱元璋順手消滅了自己身邊的一個累贅：小明王韓林兒。

朱元璋渡江後，全靠北面奉韓林兒為主的紅巾軍抵抗元軍，才能從容在南方發展。朱元璋也一再利用韓林兒的名義，來支持自己政權的合法性。

佔領浙東後，朱元璋樹起的「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的大旗，實際上就是韓林兒部的「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旗號。這樣，朱元璋既可以利用小明王的旗號和復宋的目標來號令軍士，爭取群眾，又可以縮小自己的目標，避免樹大招風。

大宋農民軍在北方被打敗後，小明王落腳在安豐，受到張士誠部的攻擊，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看出小明王還有利用價值，準備救援，但是部下卻紛紛表示反對，大家都說：「假使救出來，當發付何處？」意思是說，就算救出了小明王，如何安置也是個問題。放到應天吧，就得聽從他的約束，豈不非常被動；如果不放到應天，又放到哪好呢？但是在朱元璋看來，這並不是一個難題，他力排眾議派兵往救，然後「設鸞駕傘扇迎駐滁州，創造宮殿居之，易其左右宦，侍奉之甚厚」（俞本《記事錄》）。也就是說，途經滁州，朱元璋命造宮殿，把小明王留在那裡，厚加供養，但將他左右的宦侍全部換上自己的心腹，嚴加監視。陽為尊崇，實際上韓林兒已成了朱元璋的階下囚了。這樣，朱元璋就把小明王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裡，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在天下紅巾軍諸部中取得了獨一無二的地位。

在那之後，小明王就成了朱元璋手裡的工具，他高興的時候，就可以拿來隨便用用。比如龍鳳九年（公元1363年）三月，在與陳友諒展開決戰前，朱元璋命小明王封贈自己的三代，先討討綵頭：曾祖父朱九四為資德大夫、吳國公。祖父朱初一為光祿大夫、吳國公；父朱五四為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太尉、吳國公。鄱陽湖戰役勝利後，朱元璋決定先稱王，為以後登基作準備，他仍然以小明王的名義對自己做出正式封贈。

直到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平定張士誠進展非常順利，天下已非朱元璋莫屬了，韓林兒才沒有任何繼續存在的價值了。朱元璋派大將廖永忠用船到北方去接韓林兒，說要迎他來坐天下。韓林兒辭別閒居三年的滁州，興沖沖向應天進發。雖是空頭皇帝，妃嬪宮女、太監護衛，畢竟一應俱全。到了江心，韓林兒乘坐的大船便進了水，在皇帝和妃嬪的一片驚呼哀號聲中漸漸沉沒。

「慘劇」發生後，朱元璋「勃然大怒」，立刻命人把廖永忠抓起來，說他辦事不夠謹慎，以致出此「交通事故」，要重治其罪。無奈眾人紛紛說情，朱元璋才「勉強」免了他的死罪，命廖永忠仍回蘇州前線，「戴罪」立功。隨後，朱元璋下令舉行國喪，在應天城內遍掛孝幛，停止娛樂活動一個月，又命在長江邊設小明王靈位，親率文武百官到江邊哭祭，聲勢弄得十分浩大。

不過，從此之後，朱元璋再也不提自己曾經是韓林兒的臣下，連當年立的一些石碑，也因為曾經用了韓林兒的年號，一律捶毀，文字史料，更是消滅得一乾二淨。

消滅韓林兒後，朱元璋對白蓮教的態度也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朱元璋部本是白蓮教大起義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起義之初，他也充分利用白蓮教教義來發動群眾。但是，隨著自己獨立發展，朱元璋越來越淡化自己這支隊伍的宗教氣氛。因為他知道，宗教狂熱只可用於一時，難於持久。

龍鳳十二年（公元1366年）五月討伐張士誠檄文的發佈，是朱元璋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在討伐張士誠的檄文中，朱元璋借聲討張士誠之機，宣佈白蓮教是妖術，指斥信教者「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鼻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為燒香之黨……妖言既行，凶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終不能濟世安民」。

朱元璋還宣稱，他遠在渡江之前，已「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不僅否認自己從前信奉白蓮教並長期臣屬於小明王的事實，而且完全抹煞大宋紅巾軍對他在江南地區發展壯大勢力所起的掩護作用，把自己的勝利一概歸之於「天地祖宗之靈」及其「將帥之力」。

拋棄白蓮教義，就意味著皈依到孔子門下。隨著奪取天下形勢已顯，朱元璋開始了尊孔活動。龍鳳二年九月，他前往鎮江，一入城首先就去拜謁孔子廟。龍鳳六年五月，朱元璋下令在應天設立儒學提舉司，任命宋元以來金華朱學的傳衍人物宋濂為提舉，正式尊崇儒教。

不過，為了最好地利用白蓮教的剩餘價值，朱元璋後來決定給自己的新朝代定國號為「大明」。因為經過白蓮教的廣泛傳播，明王出世成為了民間熟知的預言。韓山童自稱明王起事，韓林兒繼稱小明王。朱元璋的部下，大多都是白蓮教的信徒。朱元璋以出自白蓮教經典《大阿彌陀經》的「大明」作新皇朝的國號，一是表明了新王朝與小明王的繼承關係，二是向其他覬覦帝位者暗示，「明王」已經出世，光明世界已經到來，其他人就不必再癡心妄想了。

明朝立國後，朱元璋開始了對明教、白蓮教的嚴厲鎮壓。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頒「禁淫祠」詔：「不許塑畫天神地，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其後，朱元璋便藉修訂《大明律》，將明教、白蓮教列為「旁門左道」，嚴行禁止。《大明律》規定：「凡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聚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有明一代，白蓮教、明教勢力一直被牢牢壓制。

第五節 北伐中原

朱元璋在統一南方戰爭中戰無不勝，順利異常，迅速平定了廣大中國南部，只剩下北元一個敵人。而北元內部又分崩離析，戰鬥力並不強。

朱元璋雖被稱作驅除外虜的偉大民族英雄，然而十五年軍事生涯中他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與漢人自相殘殺。直到此時，他還沒怎麼和正規元軍正式交過手。不過元帝國的實力早已被漫長的戰爭耗盡了，已經成了一個熟透的果實，朱元璋要做的，只是伸手摘取罷了。

由於接連的勝利，大部分將領主張「直搗元都」，一舉統一中國。而朱元璋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農民的謹慎心態，使朱元璋在指揮作戰時，從不像其他流民領袖那樣憑一時血氣之勇。

朱元璋最突出的軍事個性是「持重」。朱元璋的一切活動，特別是重大的軍事和政治行動都是經過精心籌劃，三思而行。他信奉穩紮穩打，積小勝為大勝，從不追求僥倖。史稱老儒朱升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九字方針給朱元璋帶來了勝利，殊不知這也是朱本身的一貫思想，只不過朱升之策恰與朱元璋同心而得其認可罷了。

北伐戰爭是朱元璋謹慎個性的突出表現。在這場戰爭中他一如既往地謹慎小心，絕不疏漏對每一個風險點的分析。他分析說，「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屯兵於堅城之下，糧餉不足，援兵四集，非我利也」。

他力排眾議，果斷地提出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全局在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其都」。

應該說，在當時我強敵弱的情況下，一舉攻克元都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但是風險也確實存在。當時的元朝還保有相當的軍事實力，只是他們正忙於爭權奪利，自相殘殺，沒有聯合起來對付北伐軍。朱元璋的軍事部署則把風險降到了最小，雖然成本大大增加。朱元璋寧可多做十倍的努力，也不願冒哪怕只增加了十分之一的風險。

吳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徐達、常遇春率軍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伐中原。十月二十四日，徐達大軍抵達淮安，元朝守將王宣、王信投降。十二月初五，朱元璋部陷東平，孔子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率曲阜縣尹、鄒縣主簿投降。十二月初七，徐達攻克濟南，整個山東進入朱元璋版圖。

山東平定後，雖然大都近在眼前，但徐達按朱元璋指示，首先西取河南。洪武元年三月，徐達引舟師溯黃河而上，直趨汴梁。四月初八，與元將脫因帖木兒大戰於洛水以北，大勝。

在河南基本平定後，朱元璋又命馮勝西取陝西，與徐達夾擊脫因帖木兒殘部。山東、河南、陝西都納入朱元璋版圖，攻克大都，就沒有任何意外了。

正是按照朱元璋的這一戰略，北伐一步一步，逐漸消耗了元軍力量，毫無懸念地取得了勝利，從出師北伐到克元大都僅僅用了十個月的時間。

第六節 朱元璋為什麼屠殺功臣

戰爭是如此有力的一隻重錘，它對人的心態、性格、思維方式的改變是不可逆轉的。

來到郭子興軍前的朱元璋已經是一塊好鐵。上天在不經意間，安排給了這個社會最底層的孩子一個出色的大腦。而從小經歷的艱難困苦，挫折打擊，給了朱元璋健壯的身軀的同時，也給了他一顆冷酷的心，給了他高度的自制力。

當然，即使擁有了這些品質，朱元璋也不過是一塊不錯的鐵坯罷了。是戰場成就了最終的朱元璋，那個絕對冷酷、精明、狡猾、強大的朱元璋。

戰場是煉就男子漢的地方。古今中外，頂級的男子漢都是在戰場上煉就的，因為只有戰場，才能提供煉成他們所必須的高溫和高壓。

戰爭要求軍人具備的第一條素質就是「不動心」，保持絕對的理性。

戰場是什麼樣的地方？是一個非常容易犯錯誤的地方。在戰爭中，軍人承受著常人在常態生活中體會不到的巨大的壓力。危機重重，千鈞一髮，生死攸關，在鮮血、屍體、烽煙、吶喊中，一個人很容易失去理智。然而，戰場又是一個不能犯錯誤的地方，或者是每一個錯誤都得付出慘重代價的地方。

古今中外，許多軍事大師都反覆強調理性的重要性。老子說：「善戰者不怒。」孫子則明確提出：「君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大將不可以慍而致戰。怒氣過後，人可以平靜下來，但因此而亡掉的國家不可以復存，因此而死去的戰士不可以復生。」曹操也說過同樣的話：「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

戰場上的機會往往只有一次，這就要求軍人的思維絕對不能受情緒的干擾，在最複雜的狀況中冷靜地選擇最合理的策略。戰場把朱元璋原本就溫度相當低的心煉到了零度狀態。一個偉大的統帥要能對戰士們的鮮血和呻吟無動於衷，要能夠把一條條活生生的生命當成自己賭博場上的籌碼，要能夠把自己最親近的人親自送到死亡之地，要能夠殺死心中的同情、憐憫、恐懼，要能夠做到無情無慾無我。這樣，他才能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人的死亡和力量的消耗。

戰爭把朱元璋那本來已經十分精明的頭腦鍛煉得更加精確。

在戰爭中，一個統帥所需要考慮的變數太多了。天氣、地理、敵情、我情、後勤……戰爭需要一個人的思維迅速、周密、嚴謹，把每一個微小的因素都得考慮進來，一招不慎，滿盤皆輸。戰爭需要軍人把自己的大腦變成一架超高性能的計算機，在戰場的廝殺吶喊中能進行高速精確的計算。

戰爭把朱元璋本來就已經謹小慎微的個性修正得更加嚴謹。在戰場上，他變成了一隻極具耐性的狼，不把敵人拖得筋疲力盡，不到有九成把握的時候，決不貿然出擊。在巨大壓力的壓迫下他能寂然不動，長久地忍耐，一旦機會來臨，則「動如雷霆」，一舉摧垮敵人。

在一次次的危機、逃亡、死亡、絕境中，這塊鐵中的雜質被命運的重錘一點點砸出去。在十餘年軍旅生涯過去之後，朱元璋終於百煉成鋼，成了一塊品質極佳的鋼。他練成了一顆超人之心，鐵一樣堅硬、冰一樣冷酷、水一樣沉著、弓弦一樣柔韌。這顆心只受利益支配，而絕不會被感情軟化。這顆心能承擔任何巨大的壓力，能冷靜面對任何艱難的挑戰，能指揮他的手和嘴，發佈任何別人所不敢發佈的殘酷、野蠻和不義的命令。是戰場，把朱元璋從一個七情六慾的血肉之人變成了一架機器，安裝了高性能芯片的鋼鐵機器。

大明王朝開國帝王后來在治國中表現出來的鐵腕、周密和殘酷，都是由這顆心所決定。大明帝國開國後的種種重大舉措，與朱元璋長期形成的戰爭型思維方式有極大關係。

軍事思維是在惡性競爭中形成的思維方式。如學者吳興明所言：軍事謀略的出發點是「在人生<；文；>在世的<；人；>多重關係<；書；>中它取定<；屋；>人人關係，在人人之間的諸多關係中它取定利害關係，在利害關係的協同與爭鬥的雙向關係中它又進而只取定爭鬥關係」，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就是軍事思維的典型表現。

在處理人我關係時，習慣軍事思維的人總是以他人為手段，以自我為核心。保存自我，打擊他人，這是軍人的行為本能。在戰爭中，只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慮到了，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樣，在判斷人物上，軍事家往往習慣從人性惡的一面出發，把針對自己的危險因素考慮到點滴不漏的程度。以這種思維方式來應人待物，所看到的危機自然無處不在，所以，「恐懼是身處謀略地帶人的基本心態」。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朱元璋剛剛登上帝位，就「寢不安枕，憂懸於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誡侍臣，「創業之初，其事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他反覆強調消滅危險於萌芽狀態的重要性：「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者。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剛剛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設專人，每天五更之時在城門的譙樓上吹起畫角，高聲唱道：「為君難，為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更難，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

在給子孫們寫的《皇明祖訓》中，他這樣教導後代們：你們做皇帝時，即使安居無事，也要常懷警惕，一時一刻也不能怠慢。這樣，你的性命才能安全，國家大權也不會丟掉。如果一看天下太平就放鬆了防備，萬一奸人得手，身家性命不保，國家基業不存！

為此，他不厭其煩地諄諄囑咐後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謹慎已經達到神經質的程度：

雖然與那些朝夕相見親近如同骨肉的人接觸，也要在心裡多加警惕，防人之心時刻不可無！如果要迴避左右，和親信大臣們商量機密，那麼，帶刀護衛只許離你們十丈遠，不能再遠了！

弄幾套盔甲刀槍，放在身邊。選幾匹好馬，養在宮門口，四個城門也要各備幾匹，萬一有事好跑！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沒事常聽聽城中動靜，聽聽市聲是不是有什麼異常？也可以到院子裡，看看天氣星象，有沒有什麼災難的徵兆？

之所以要竭盡全力「保家」，不僅僅是因為「家」得來不易，也是因為一旦失去，他的家族必然要付出血的代價。

在漫長的軍事生涯中，朱元璋習慣了高強度、高密度的腦力勞動，習慣了每時每刻估量形勢，算計對手，習慣了激越昂揚的行進節奏，習慣了享受與人爭鬥的樂趣。從戰場上下來的人，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沒有對手。所以，在陳友諒、張士誠、元朝皇帝們一個個消失了之後，他開始了尋找對手的漫長過程。原來的老鄉和戰友，即所謂的「淮西勳貴」，就進入了他的視野。

朱元璋原本是心胸狹窄之人，臣下之一舉一動，悉加注意，經常對臣下的舉止表示不滿，說：「此等愚夫，不學無術，勇而無禮，或閒中侍坐，或飲宴之間，將以朕為無知，巧言肆侮，凡所動作，悉無臣禮。」在他「危機放大」的軍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鏡下，他們日常表現中的小小不謹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頭，他原來的朋友一個一個在他的視野裡變成了對手，所以他才舉起了屠殺功臣的屠刀。

戰爭思維的第二個特點是追求實用性。戰爭以實用為目的，軍事思維是非常功利化的思維，本能地要求思維方式簡明、捷近、實用。朱元璋一生不尚形式，只求實用。朱元璋在建國後的政治鬥爭中擅長不受形式的約束，「草鞋無樣，邊打邊像」，各種下作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他創造了大村莊式的治國方法，雖然不美觀，但是卻非常實用。

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對什麼東西都沒有真正的信仰。

長期的謀略思維習慣，一而再、再而三地從權謀中得到好處，使他形成了權謀化的思維習慣。所以，朱元璋的治國方法是無巧不取，無利不謀，無所不為。他竭盡全力維護三綱五常，推崇儒家正統。然而，因為孟子說過民貴君輕，有違他唯我獨尊的心態，就居然敢刪節《孟子》。

他不信迷信，但為了蒙騙百姓，就以神道設教，甚至裝神弄鬼，用迷信來駭人。

他戰時喜歡讀《孫子兵法》等兵書，對權術運用精熟。戰後卻對兵書中的機謀權變之術一概斥為卑下之識，反對人們去研究它。他說：「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

他遠交近攻，對外寬容，對內殘忍。對他統治力所不及的少數民族、邊疆國家，他一副和善面孔，厚往薄來，大方之至，並且列出周圍的不征之國，要求子孫和他們建立長期友好的關係。然而，對於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凶暴殘忍，苛刻無情，為了一姓之私，妄圖永世囚禁萬民，成為他的家奴。

戰爭中的一些具體手段也保留下來，成為他的治國方法。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善使用特務的將領之一。

他對駕馭特務很有經驗，早在江西之時，他派衛士何必聚到袁州偵察敵情，何必聚回來向他匯報後，他不相信：「汝到袁州有何為記？」何答「平章門有二石獅，吾斷其尾尖」。後來攻佔袁州後，他還專門檢查此事，檢查屬實後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況表明，朱元璋的特務偵察手段是相當有效的。正是這些偵察活動所得到的材料，為他的正確的戰略決策提供了可靠依據。

建國後，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樣大用特務，監視全國人民的一舉一動，並且明目張膽，毫無顧忌。他在中國歷史上首創公開的特務機關「錦衣衛」，豢養大批特務，稱為「檢校」，四處偵察大臣們的活動，專門從事鎮壓「不軌妖言」的勾當。「檢校」專門告人陰私，人人懼怕，他卻十分欣賞，說「有此數人，譬如惡犬，人則怕」（《國初事跡》）。

這些人無事不查，無事不報，社會的每個層面都在他們的偵察範圍內。

南京各部的小吏原來都載漆巾，門口掛牌額，「檢校」發現禮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覺，兵部門口不設巡警，就把睡覺者的頭巾和兵部門牌偷走，報告給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規定，禮部小吏從此不許戴漆巾，兵部不許掛牌額，以為懲戒，從此成了明朝定制。他還特別喜歡偵察別人的私生活，怕別人在背後議論自己。老儒錢宰嫌政務太煩，作詩說：「四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特務偵知報告。

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見錢宰，說：「昨日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憂字？」遂遣錢宰回籍，說：「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

戰爭時從紀律中得到的甜頭使朱元璋對紀律達到了迷信的程度。從嚴治軍，是他的一貫作風。建國之後，這一作風依然延續。他對那些勞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樣說殺就殺，說打就打，廷杖制度即由此而來。對任何違反他制定的法規紀律的人，他一律毫不手軟，絕不放過。駙馬都尉歐陽倫是馬皇后親生女兒安慶公主的夫婿，他不顧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陝西偷運私茶出邊境販賣。朱元璋毫不手軟，得知之後立命抓來賜死。

對至親之人如此嚴苛，對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朱元璋在建國後的治國方針就是嚴刑峻法，靠殺人來震懾萬民。他頒布的法令，連篇累牘，林林總總，無所不包，對帝國生活的方方面面規定得無微不至。稍有違反，則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貪污六十兩，即被剝皮處死。犯了出行不帶「通行證」，在家「不務正業」，遇到不法之事沒有及時舉報等小過，朱元璋的懲治措施動不動就是「全家遷居化外」、「梟首示眾」、「斷手」、「斷足」……翻開他的《大誥》，隨處可以看到朱元璋親手製造的慘絕人寰的大案。

甚至，為了地方上一個皂隸１的逃亡，就屠殺抄沒了幾百家。朱元璋自己描述這個慘絕人寰的案子說：「民之頑者，莫甚於溧陽、廣德、建平、宜興、安吉、長興、歸安、德清、崇德蔣士魯等三百七戶……將豪民趙真勝奴並二百餘家盡行抄沒，持杖者盡皆誅戮。沿途節次遞送者一百七十戶，盡行梟令，抄沒其家。」

１皂隸：古代衙門裡的差役。皂，玄色，黑色；差役常穿黑色衣服。

第六章 鞏固政權：打造農民烏托邦

第一節 四十歲登基

吳元年七月（公元1367年），最後一個勁敵張士誠敗局已定。天下大勢已定，大臣們都盼他早日稱帝。李善長率大臣勸進，朱元璋卻示意大家再等一等。朱元璋從來都是領袖集團中最穩重的一個，善於把輕重緩急把握到效率最佳的分寸。雖然前面已經沒有大的困難，但戰事方殷，還是先集中精力打仗為好。他這樣教訓群臣：「若天命在我，何必汲汲惶惶？」

直到這一年十二月，南方全部平定，北伐大軍也勢如破竹，再無任何意外了，他才定下心來搞登基大典。古禮三推三讓，他不耐煩搞那套勞什子，只一讓便答應了。

沒做過皇帝的人想像不到登上那個龍椅前要經過多少繁文縟節。祭天、祭地、祭星辰、社稷、太歲、岳、鎮、海、瀆、山川甚至還有城隍。飲福、受胙（zuo，祭祀用的肉）、送神，林林總總。在這些令人疲憊的環節中，有一個典禮讓朱元璋真的動了感情，那就是追尊祖先為皇帝皇后。父親朱五四被尊為仁祖純皇帝，母親陳二娘被尊為純皇后。

四十歲的朱元璋身穿繪有日月山龍等圖案的袞服，戴上平天冠，跪在祖先牌位前讀罷冊文，略一閉目，父母的面孔又浮現在眼前。他們那菜色的臉(W//R\S/H\\U)與龍袍和皇冠是那麼不協調。起兵以來，權力越來越大，事情越來越多，他很少有暇想起往事。只有這一刻，他才猛然一驚，清晰地看到自己是從何等低微的位置爬上來的。一時間，家中那個四處漏風的茅草屋裡的一切又清晰地出現在腦海。這期間的落差讓他突然感覺有些眩暈。

他定一定神，心裡默默地說：「爸、媽，不光你們想不到，兒子自己也沒想到能有今天。」

第二節 咱農民自己的皇帝

史學家們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是朱元璋何時背叛了農民，成為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言人。

太祖皇帝地下有知，一定會龍顏大怒。

中國歷史上另一位農民皇帝劉邦本質上是一個流氓而非農民。在這個意義上，朱元璋可以被稱為中國史上唯一的「農民帝王」。他終生保持著農民趣味、農民氣派、農民作風。朱元璋終生關心農民，理解農民，同情農民。

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歷史上，他是唯一沒有背叛「農民理想」的起義領袖，終其一生，朱元璋都在為實現農民烏托邦而艱苦奮鬥。從這一點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他是「咱農民自己的皇帝」。

在三十一年皇帝生涯中，朱元璋從來不諱言自己的出身。在詔書中，他屢屢說自己是「農夫」：

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

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

他多次對大臣們講述農民的生活是多麼的艱苦，教育他們要關心、愛護農民：

士農工商，四種職業之中，最勞苦的是農民。他們終年辛勤勞動，很少得到休息。風調雨順之年，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則舉家饑困……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終歲勤勞，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

正如鄒潘在《天潢玉牒》中所說的那樣，朱元璋一生「誠心愛民，尤其同情貧弱之人，一說起稼穡之艱苦，每每為之涕泣；他對於富豪大戶兼併他人土地，貪官污吏搾取百姓錢財，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在歷史上，像他這樣對農民和地主愛憎分明的皇帝，絕無僅有。

當然，朱元璋對農民的關心當然不僅僅體現在語言中。在他的帝國藍圖中，「農民理想」是最根本的指導思想。在他治國舉措的方方面面，無不體現著對農民利益的根本關切。

第三節 農民的四大理想

為了判斷朱元璋到底有沒有背叛農民階級，我們必須首先判明什麼是農民階級的社會理想。

我們不能想像，那些追隨朱元璋起義的農民們懷抱著革命理想。作為自然經濟時代的小農，他們的夢想不可能「超越歷史階段」，不可能超越農民們既渴望平等，又迷信權威的矛盾心理。歸結幾千年來生息在這片土地上的農民們的社會理想，無非以下幾點：

第一，在他們的理想社會裡，必須有一個嚴厲、公正、說一不二的明君，高高在上，殺伐決斷，慷慨地向農民身上潑灑陽光雨露。這個明君應該強大威嚴，洞察一切，任用忠臣，摒棄奸佞，像父親一樣賜予他們紀律與安寧。這個明君又應該仁慈無比，輕徭薄賦，像母親一樣關心他們，愛護他們，在災害年份及時救濟他們。

第二，這個社會應該是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平均」是農民們最大的理想，也是歷次大型起義的口號。作為一個弱勢群體，農民們懦弱、自私又善良。他們受夠了別人的欺凌，最知道受人欺負的滋味，因此，每個人的土地和財富大體平均，誰也不必遭受嫉妒心的折磨，就成了他們千百年來的對理想社會的描述。在孔夫子那裡，這個農民理想就被文縐縐描述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句話的最佳白話文解釋應該是「我不怕日子窮，就怕別人不和我一樣窮。我不怕東西少，就怕別人比我多」。

第三，作為平均主義的補充，這個社會又應該等級鮮明。天在上，地在下，父為尊，子為卑。「權威主義」的人格結構決定了農民們強烈渴望等級明確、秩序井然的穩固不變的社會。農民們的「平均主義」是小農內部的平均主義，他們從來沒有期望過全社會所有成員一律平等，那樣「長幼不分、尊卑不明」的自由競爭的社會狀態是他們所不敢想像的，他們認為那一定會帶來混亂。他們絕對贊成一個社會要有「尊卑上下」，絕對贊成上面賜給他們嚴明的紀律。他們認為，這樣社會才能「四海昇平，萬民樂業，風調雨順，君正臣良」。

第四，作為社會最底層的農民，除了害怕天災之外，最害怕無非是三種人：一種是貪官污吏層層盤剝，一種是豪強大戶以強凌弱，另一種是地痞流氓為非作歹。因此，農民們衷心期望在這個社會裡，文武百官能清正廉潔，地主大戶能善良守法，地痞流氓能被消滅淨盡。換句話說，農民們期望能夠得到「公平和正義」，以使「人人辛苦力田，個個盡忠守職，男重賢良，女務貞潔」。

在朱元璋之前，還沒有哪個皇帝能實現農民們的全部夢想。即使是那些經歷了農民起義烈火洗禮的開國帝王們，也不過是在開國之初能做到幾年輕徭薄賦而已。更多的帝王是在登上王位的第一天即與地主和官僚沆瀣（xie）一氣，聯起手來魚肉最底層的廣大人民。

第四節 亡國的兩個誘因

看來是天下窮苦人的祈盼，感得天道循環，在安徽省明光鎮趙府村中生下太祖洪武皇帝來。這朝聖人出世，據後來鄉親們回憶，也曾紅光燭天（不過朱元璋當上皇帝前可沒人回憶起來過）。這個洪武帝，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率領二十四員猛將，打下十五個行省。這天子掃清寰宇，蕩靜中原，國號大明，建都南京，十六朝皇帝班頭，三百年開基帝主。這朝天子與歷代帝王不同之處，在於他出身純正，所以他能與農民心連心，急農民之所急，想農民之所想。

在混亂、腐敗的元末社會的最底層辛苦勞作時，朱元璋和所有農民一樣，心中朦朧渴望和描畫過理想社會的模樣。而當身居九重之時，朱元璋發現，一個皇帝心中的理想藍圖與廣大農民的夢想居然重合得如此天衣無縫。

他發現，實現「農民理想」，即是皇族的利益所在。登基不久，他就在政府文件中這樣描述了自己所要建立的理想社會：「人有田耕，安居樂業；男耕女蠶，無有游手；摧富抑強，各安生理；貧富相攜，共濟互助；輕徭薄斂，阜富與民；趁時稼牆，完交賦稅。」

翻閱厚厚的中國歷史，他發現，導致歷代王朝滅亡的誘因不外是兩個：

一個是地主與官員結合，土地兼併與政治腐敗聯手，導致貧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另一個是帝王大權旁落，王朝輕易為權臣、外戚、太監所傾覆。因此，要保證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孫手裡，必須根絕這兩種現象。

針對第二個誘因，他以歷代帝王所不及的魄力，大刀闊斧進行了政治改革，廢除丞相和大都督這文武兩個最高官員制度，把丞相權力一分為六，分給六部；把大都督權力一分為五，成立五軍都督府。並且從制度上讓各個權力部門相互牽制，誰也不能單獨對皇權構成絲毫威脅。用朱元璋自己的話來說：「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諸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經過這樣一番大手術，官僚層級被大大簡化，天下所有的大小官員都直接向皇帝負責，每個官員都直接為皇帝跑腿。他就可以一管到底，不留一點死角。朱元璋通過這套單薄得近乎透明的官僚網直接觀察到他的子民在田間地頭的勞作情況，大大提高了做皇帝的安全感。

相比之下，要消滅第一個誘因，則要難得多。因為土地兼併與官僚腐敗，幾乎就如水往低處流，是傳統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無知者無畏，朱元璋並不缺乏向規律挑戰的勇氣。兼併是由於地主階級的貪婪，腐敗則源自官僚階層的天性。為了帝國的根本利益，他必須嚴厲打擊地主階級與官僚階層。基於這個思路，大明王朝初期呈現出三明治式治理方式，皇帝與底層農民聯起手來，共同擠壓社會中間階層即地主和官員的生存空間，由此開創了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觀。

在這個思路的指導下，朱元璋進行了不完全的土地改革，用行政力量，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的利益，把全國的大地主幾乎消滅殆盡，使普天下農民們土地大體平均。他展開了人類史上最嚴酷的懲貪運動，幾千年來習慣於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員成了帝國裡最倒霉的職業，一度被群眾運動衝擊得威風掃地。

他愛護百姓，勤勞國事，竭盡全力，發展生產，輕徭薄賦，不斷賑災，在他的治理下，底層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他建綱立紀，使全國人民有章可循，有矩可守，每一階層的人都清楚了自己應該如何生活。

他嚴厲打擊地痞流氓，懲辦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二流子，使得「流氓」在朱元璋時代幾乎絕跡。他還開展了富有創造性的思想教育行動，大力移風易俗，扭轉了不良的社會風氣。甚至，他還試圖在農村推行初級社，實行一定程度的計劃經濟。

在他的治理下，帝國裡官員們大都老老實實，不敢輕拿老百姓一針一線；大地主們多數家破人亡，沒有機會再為富不仁，欺壓百姓；地痞流氓消失得無影無蹤，社會秩序井然有序。

一般來講，如果一個皇帝能不傻不癲，不在農民們吃不上飯的時候問他們為什麼不喝肉粥；能心理正常，不成天迷戀於「秘戲」或者剖開孕婦的肚子看胎兒男女；能自個兒把握朝政，而不是幾十年不上朝或者把權力都交給太監們，農民們對於這個皇帝就基本上可以滿意了。而朱元璋居然超額實現了農民們的全部夢想。生逢朱元璋時代，難道還不是農民們的最大幸福嗎？

第五節 變相土改，打擊地主

朱元璋對地主階級的惡感，基於雙重因素。

作為一個貧農的兒子，朱元璋的血液裡天然流淌著對地主階級的仇恨。

朱元璋永遠忘不了自己一家在一戶戶地主的壓搾下不斷逃亡的慘痛，永遠忘不了父親死後，劉德拒絕施與葬地的屈辱。少年時的印象往往影響人的一生。在朱元璋的頭腦裡，地主大戶們的形象始終如後世的宣傳畫一樣，腦滿腸肥，冷面黑心。

而坐在龍椅上，從一個帝王的角度看下去，地主階級在朱元璋眼裡的形象也並不討人喜歡。雖然朱元璋看到了「有恆產者有恆心」，但是他更清楚的是地主階級本性中的貪婪、狡詐、為富不仁對他的統治構成的嚴重威脅。

一方面，富家大戶勢力過於強大，很容易破壞地方社會秩序，對國家政權構成嚴重威脅；另一方面，他們難以抑制的兼併土地的慾望，很容易導致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從而誘發王朝的崩潰。

被起義農民推上皇位的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帝國內嚴厲打擊地主階級。

戰爭時期，軍隊所過之處，地主紛紛逃亡。新朝建立，他們從藏身的窮山大谷中興沖沖跑回家鄉，卻發現他們的土地部分已經被窮人們耕種了。他們出示地契，趾高氣揚地要求農民們把土地歸還原主，農民們卻不買他們的賬。地主們不知道，天下已經變色了。朱元璋在洪武元年發佈了一道詔書：

「各處地主，過去因為兵荒馬亂拋下田土，已經被別人耕種了的，這塊地的產權歸現在的耕種者所有。」這道詔令否定了地主階級的部分產權，無疑是對地主階級的一個沉重打擊。不少戰前的豪門大戶，千里奔波回來，卻發現自己已經從縉紳之家淪為上山開荒的貧農。

甚至對於土地完整的地主，朱元璋也不允許他們恢復舊有的家園。建國之初，荒田處處，朱元璋鼓勵百姓開闢荒地。於是大戶地主利用其雄厚財力，乘機多犁多佔，兼併土地。臨濠一地尤為突出。朱元璋敏銳地發現了這一苗頭，於洪武四年指示中書省：「如今臨濠的空地很多，你們應該調查那些開荒者的身份，讓他們大致平均耕種，使窮人有產業，富戶不能兼併。如果哪個大戶多佔土地，轉給貧人佃種的，就要懲罰他。（宜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併。若兼併之徒多佔田以為己業，而轉令貧者佃種者，罪之。）」

洪武五年五月，他又下詔說：「戰爭時期，不少人拋下產業，逃到他方。現在天下太平，又都回來了。這些回來的人家，如果原有土地多，而現在人口少，不許他們佔有原來那麼多的地，有幾口人，給幾份地。原來土地少而現在人口多的，可以自己開墾無主之地。總之大家要平均，佔地太多，要治罪！」

這無疑是一種變相的土改。

不過，這些措施的範圍只能限於那些逃亡歸來的地主。也有許多地主並沒有逃亡，他們的龐大產業經過戰爭的洗禮，依然地連阡陌，廬舍巍然。更主要的是，這些人在地方上累世經營，根深蒂固，是朱元璋平均天下的主要障礙。

在自然經濟時代，憑空剝奪這些人的財產顯然不符合「天道人心」，缺乏理論和道德資源的支持。但是，這難不倒朱元璋。只要明確了目的，手段對他來講從來不是問題。對剩下的大地主，他的基本策略是「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因地制宜，用各種不同的借口，依次加以摧破。

第一個借口是「徙富室以實京師」。這是歷朝歷代習用的一個辦法。建國不久，朱元璋把江南大量富豪之家強行遷到首都南京，使南京很快發展成為一個人口大約100萬的巨型城市。朱元璋後來對大臣們說：「過去漢高祖劉邦遷徙天下豪富之家到關中，我初不以為然。現在想來，京師是天下根本之地，把他們遷到這裡，實在是事有當然，不得不爾。」所謂事有當然，不得不爾，蓋因這些豪強大戶都是地方上的強悍勢力，把他們從地方上拔出，一可以削弱他們的勢力，把他們放到皇帝的眼皮底下，防止他們為亂地方；二他們帶來了大量財富，可以活躍首都經濟。

毫無疑問，豪門大戶並不願意拋棄龐大的產業，搬離故土。即使搬到了南京，很多人還想方設法想要逃回故地。為了防止這些富戶逃回，朱元璋制定了禁止逃亡的嚴厲法令，規定「富民私歸者處以重罪」，使各地的縉紳不得不死心塌地做新朝的首都居民。

第二個辦法是製造冤案，發動百姓誣告陷害地主，以此抄沒他們的財產。

一個有名的傳說是，江南首富沈萬三為了討好朱元璋，出巨資助建了南京城牆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見沈萬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敵國」，欲殺之，經馬皇后勸諫，才找了個借口流放雲南。沈萬三最終客死雲南，財產都被朱元璋收歸國有。這個傳說雖然被歷史學家證明為杜撰，卻十分傳神地表現了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在羅織罪名摧殘富民這件事上，朱元璋的流氓性格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他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心黑手狠，任意黑白，不怕別人咒罵，不怕後人評說，不但不為婦人之仁，甚至也不受基本道德準則的約束。洪武年間，朱元璋為了懲貪和消滅政治上的異己力量，製造了四大冤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藍玉案。四案加在一起，殺人十數萬。

強權在手，朱元璋搞起政治鬥爭來，長袖善舞，左右逢源。在消滅政敵的同時，「放牛拾柴禾——捎帶手」，他把江南倖存的地主們也都消滅了。

其手段是任意利用案件勾連地主富戶，唆使人們誣陷他們藏有貪官寄存的贓款，以便沒收他們的財產。絕大多數案件，都是一望而知的冤案。人們也揣摩到皇上的真實意圖在於沒收財產，所以樂得爭相告發。

《明史》說，郭桓案「核查贓款所寄放的人家，遍及天下，民眾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吳寬說他的家鄉長洲（今蘇州）在洪武之世「鄉人多被謫徙，或死於刑，鄰里殆空」，並談及三吳地區的情況說，「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到削殆盡」，在胡、藍黨案中，江南有名的豪強地主幾乎都受到株連，僅吳江一縣，罹禍的就有張濤、莫禮、張瑾、李鼎、崔齡、徐衍等「不下千家」。此舉「並盡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廬」。

此外，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發生「南北榜」事件（因錄取的考生均是南方人，引發北方考生質疑考官不公，朱元璋因此殺了一些考官和考生。）後，朱元璋「以江南大家為『窩主』，許相訐告」，不少江南地主因此罹禍。由於大批地主私田被沒收變為官田，明政府的田賦收入飛躍式增長。蘇州府在元末應納秋糧米八十八萬二千一百石，到明初一躍增至二百九十餘萬石，翻了三倍還多。松江府也從六十六萬餘石驟升至一百四十萬餘石，漲了二倍有餘。

朱元璋的措施卓有成效。不少明代人說，在朱皇帝的流氓手段打擊之下，地方上的富家大戶已經被清洗一空，一個也沒剩下。吳寬說江南「一時富室或徙或死，聲銷尾滅，蕩然無存」。貝瓊也說，當時三吳地區的大戶，「既盈而復，或死或徙，無一存者」。當然，這種說法近年遭到懷疑，有學者研究證明，朱皇帝的清洗並沒有那麼徹底，也有極少數地主大族採取散發家財、外出逃亡等手段，活了下來。如無錫華宗壽家田地很多，富甲邑中，「至國初悉散所積以免禍」。長洲朱士清入贅烏溪大姓趙惠卿為婿，「趙以富豪於一方」，朱士清預料會出事，「出居於外以避之，後竟保其家」。不過，這樣的倖存者畢竟是極少數。

既然不可能改變土地私有制，朱元璋就不可能杜絕地主階級的再生。無論採取什麼手段，朱元璋都做不到絕對平均，大地主沒有了，中小地主仍然遍地都是。不過，在整個統治期間，他都不忘時時刻刻敲打中小地主階級。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二月，他特地召見各地富民，告誡他們：

汝等居田里，安享官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眾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矣。今朕為爾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為良民。若效昔之所為，非良民矣。

當然，他也知道中小地主不會人人都謹遵他的最高指示，所以，這些人一旦有不謹慎處，他就連施重手，摧殘他們，必至他們家破人亡而止。為了防止大戶通過飛灑１等手段將賦稅轉移到貧民身上，朱元璋大力在全國進１飛灑：特指明清地主勾結官府，將田地賦稅化整為零，分灑到其他農戶的田地上，以逃避賦稅的一種手段。

行土地普查，建立魚鱗圖冊，以定賦稅。通過精細嚴密的土地丈量，在全國範圍內清查出地主隱瞞的大量土地，「業不可隱」，使豪強地主再難隱瞞土地，逃避賦稅。

朱元璋明確規定，如果地主們「有將田灑派，作詭寄名色，靠損小民等做法……所在被害人戶及鄉間鯁直豪傑，會議將倚恃豪傑之家，捉拿赴京，連家遷發化外，將前項田土給賞被擾群民」。一旦發現奸頑富豪有不法行為，他均以重刑處置。松江豪民王子信交結官吏，「侵害鄉民，欺壓良善」，被「拿獲到官，於本邑梟令，家財入官，田產籍沒，人口流移」糧長張時傑等一百六十人因私分稅糧，延期不綱，朱元璋令將其全部處死。

在朱元璋的政策影響下，地方官員也以挫辱地主為得計。如薛巖守鎮江，執法極嚴，「豪強為之屏跡」，不敢妄為。蘇州府太守王觀，因當地百姓拖欠了許多稅糧，就把全府的富戶都叫到府衙，命令他們拿出家中的儲積代老百姓賠償。

第六節 低薪制下的大明官員

底層社會的成長經歷，使朱元璋終生對官僚階層保持著底層視角。

在傳統中國，龐大的官僚體系就是一叢吸血的龐大根須，每一滴膏血都最終源自社會最底層。因此，從社會底層向上望去，視野中所見的景象自然是一張張貪婪的面孔，是「無官不貪」，「無官不可殺」。中國的農民起義，與其說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鬥爭，不如說是農民階級對官僚階層的反抗。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不是地主黑手裡懸的霸主鞭，而是各級官吏們催糧催款敲詐勒索時的凶殘嘴臉。中國老百姓說得簡單而明白：「官逼民反」。在農民起義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那就是每一次起義中被屠戮最慘的都是官僚階層而不是地主階級。

由於統治技術的粗疏，元代官吏貪污腐化較多數朝代更甚。元代官場，處處離不開錢。「下屬拜見要給『拜見錢』，逢年過節要給『追節錢』，過生日要給『生日錢』，管個事要給『常例錢』，往來迎送要給『人情錢』，發個傳票、拘票要給『繼（j□）發錢』，打官司要給『公事錢』，甚至無事也白要錢，叫『撒花錢』。」上級官員到下級地方來檢查公務，竟公開帶著管錢的庫子，檢鈔秤銀，爭多論少，簡直在做買賣。底層百姓平時見不到官員，偶爾地方官下鄉，卻都是來搜刮。所以，朱元璋一見到衙門的官吏，就恨得咬牙切齒。後來，他曾回憶說：「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

一方面懷抱對官僚體系根深蒂固的反感與懷疑，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依靠這個體系，這一矛盾反映在朱元璋給官員們的待遇上。在中國歷朝歷代中，朱元璋對官員們是最苛刻的，一方面，他對自己的親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貴族的俸祿異常豐厚。皇子封為親王后年俸有一萬石，是最高官員的近七倍，還不包括其他各種賞賜。另一方面，朱元璋又把官吏的俸祿定得出奇的低，對普通官員以「薄俸」為主流，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說。

顧炎武說：「唐代上州司馬是五品官，每年收入數百石，還有月俸六七萬錢，收入足以庇身給家。而明代官員的收入，不過是唐代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官僚們「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ＷＷＷ。ＷrsＨＵ。ＣＯＭ〕。按照慣例，官員的部分幕僚、隨從的報酬和部分辦公費是要在年俸中開支的，所以官員們依靠正常的俸祿無法過上舒適的生活，低級官員更連養家活口都有困難。「不足以資生」、「困於饑寒」的抱怨不絕於口。

不僅如此，朱元璋甚至捨不得給退休官員開工資，閻步克《品位與職位》說：「國初的致仕者居然沒有俸祿，賜半俸終身就算是優禮了。」

除了低薪制，朱元璋還取消了官員的許多其他特權。唐宋兩代，官員的子弟會得到「蔭封」，可以直接做官，而朱元璋則取消了這一做法，大官之子雖有「蔭敘」；但所敘的只是「祿」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參加考試。

明代以前，官場上一直實行「以官抵罪」，即官員犯罪，以降職或奪官做為一種抵罪措施。然而，這一特權也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剝奪了。官員犯罪，與百姓同樣，該坐牢坐牢，該流放流放，一點也不予寬容。

很明顯，在分配帝國利益蛋糕時，朱元璋把官僚體系排除在外了。朱元璋的做法顯然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他希望這些孔孟之徒能「見義忘利」，吃著孔孟的精神食糧忘我地為他工作。其實，從一個農民的角度思考，朱元璋認為他給官員的並不算太少，因為比起農民來，他們的生活還是優越的。更何況，精細的朱元璋認為，做官對中國人來說除了直接物質收穫外，還會有成就感等心理上的報償。

朱元璋這樣教育廣大官員：如果你們清廉為官，雖然收入不是特別豐富，但「守俸如井泉，井雖不滿，日汲不竭淵泉」，畢竟可以無憂無慮地生存下去。另外還能「顯爾祖宗，榮爾妻子，貴爾本身」，「立名於天地間，千萬年不朽」。所以，他覺得他對官員們還算是夠意思。

第七節 人類史上最大的移民行動

唯有對於農民，朱元璋是關懷備至。因為，農民的利益與他的利益高度重合。在打擊地主階級利益的同時，朱元璋不遺餘力地提高底層人民的社會地位。

元朝社會奴隸制復活，大量貧民因沒有生計，賣身為奴。朱元璋即位不久，就下令解放奴隸。他下詔說：「因元未大亂，所在人民或歸鄉里，或避難地方，勢孤力弱，或貧乏不能自存，於庶民之家為奴者，詔書到日，即放為良，不得羈留，強令為奴。」並決定由朝廷出資贖還因饑荒典賣為奴者。

在他的政策下，絕大多數奴隸獲得了解放。

元朝時期，地主和佃戶之間貴賤等分甚嚴，元法律規定，地主與佃戶行主僕之禮，佃戶對地主「拱侍如承官府」，在路上遇見田主，「不敢施揖，伺其過而復行」，地主打死佃客，僅科以「杖一百七，征燒埋銀五十兩」，便告了事。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下詔改變這種嚴重不合理的規定：

「佃見田主，不論齒序，並如少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則以親屬禮行之。」農民和地主的關係，由父子升為少長，身份地位有了明顯提高。

朱元璋起家於起義，也正是在起義中，他親身感受到了普通百姓身上蘊藏的力量。他認為，元朝之所以滅亡，在於「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驕淫奢侈，飫粱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起自赤貧的他，當了皇帝後仍然非常儉樸。對老百姓，朱元璋也很厚待。朱元璋制定了極低的賦稅水平。在全國大多數地區，老百姓的田賦一般是每畝徵收三升三合五勺１，以畝產一石而論，不過三十稅一，也就是說，朱元璋制定的農業稅，稅率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一甚至更低。與元末相比，實在是不啻霄壤。

為了讓全國官員理解他的這一做法，在這篇白話詔書《大誥武臣》中，朱元璋將道理講得粗鄙而透徹：

１勺，中國市制容量單位，一升的百分之一。

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未長成，怎麼說道不餵食，不放？必要餵食看放有條理，這等禽獸畜生方可用。如今軍官全家老小，吃著穿著的，這見受的職事，都是軍身上來。這軍便似他家裡做飯的鍋子一般，便似倉裡米一般，又似莊家種的田一般……似他這般害軍啊，卻便似自家打破鍋子要飯吃麼遙？卻似露天地裡放著米，眼前吃一頓，別的都爛了，明日再要米吃，有也無？卻似莊家種田，本是一百畝，足本家食用，內賣去十四五畝，荒了數畝，尚且要飽飯吃，得也不得……害得軍十分苦楚，望長遠受用，如何能勾？

為了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朱元璋還大力建設民政福利制度。

一有災荒，他就心神不安。對災荒的記憶牢牢地刻在他的腦海裡。他說：「朕經常想起寒微之時，不斷遭遇兵荒饑饉，經常靠野菜度日。今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於懷。」他開倉濟民，毫不吝嗇。他規定：

「凡地方發生水旱災害，地方官不報告的，許老百姓來申訴，我將對官員處以極刑。」因為瞞報災情及賑災不力，他殺了不少官員。

他執政的特點是對下屬極不放心，要求事事向他請示而後行，唯規定救濟災民可以先行動後匯報。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四月，他命戶部通令全國郡縣：「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各地發生水旱災害，查勘屬實，全部蠲免稅糧。沒有災情的年頭，也會挑一些貧窮地區，減免農業稅。整個洪武年間，賑災所賜布、鈔數百萬，米百餘萬，所蠲租稅無數。

除了這些應急措施，他還建立制度化的福利救濟設施。回想起父親生病無錢救治的慘景，他發佈命令，令各地設立「惠民藥局」，凡軍民有病而無錢醫治者，給醫藥治療。因為自己做過流浪者，他對無家可歸者的疾苦深有體會，他命各地設「養濟院」，貧民不能生活的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二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孩子給以上數量的三分之二。這些福利設施幫助人民解決了在舊朝代靠個人力量無法解決的生老病死等困難，使社會上最脆弱群體的生存有了一定保障，顯示出了新生政權對民生的關心，也顯示了朱元璋不忘本的農民帝王本色。

朱元璋知道，他的帝國的最佳統治模式是建立在一盤散沙式的小農社會之上。在他的算盤裡，自耕農越多越好。因為自耕民恰好處在歷代統治者夢寐以求的沒有「余粟」「余智」「餘力」的狀況下，只要他們都能吃上飯，並且沒有渠道自我組織起來，就對帝國構不成絲毫威脅。相反，馴服的小農是專制政權最牢固的基礎，他們的勞動成果也是皇族最主要的財政來源。

所以，朱元璋才要製造一個平均化的社會，使盡可能多的人成為自耕農。這樣，基層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體積大小都差不多，不會相互侵凌，也不會相互融合。在皇權面前，他們都是原子化的個人，對皇權的控制沒有絲毫的抵抗力。

現在，他已經把大的土塊基本上碾成碎沙，不過，這盤沙子在整個中國這個盤子裡的分佈還不均勻。

明朝初年，因為連年戰亂，許多地方百姓非亡即逃，土地荒蕪，人煙稀少，官員無人可統治。朱元璋老家鳳陽就是個典型的例子，戰爭過後，鳳陽的人口少至平均每平方公里僅僅五個人，許多地方一望都是荊棘，走幾天路不見一個人影。

翻開《明史》，荒涼景像在元末明初這個時段比比皆是：

以繁榮著稱的揚州，到龍鳳三年（公元1357年），「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徐達率師北伐，路過河北，發現「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洪武初，濟南知府陳修上奏「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衛輝府獲嘉縣在洪武三年時，「土著不滿百，井閭蕭然」。

直到洪武十五年，致仕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條》，還說：

「中原為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

因此朱元璋在聖旨中說：「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土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

面對這種情況，朱元璋動用行政力量，組織了人類史上最大的政府組織移民行動。朱元璋一共組織移民1340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這在中國史、人類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絕無僅有的。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在華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區，流傳著大槐樹的傳說。這個聽起來有點離奇的傳說凸顯了朱元璋移民的力度之大，措施之嚴密乃至嚴酷。

心思縝密的朱元璋對移民組織得很成功。他居高臨下，根據各地的人口密度，確定遷出地、遷入地，由各地官員組織護送，並且發給遷移人口一定量的種子、糧食和農具，以使他們到了新地區後能迅速紮下根來，安居樂業。應該說，這是一件便利天下的好事，計劃周密，組織有序，措施得力，可圈可點。

可是，我們現在讀到的關於明初移民的記載和傳說，卻一律充滿了悲苦和辛酸。民間傳說，當時為防止人們半路逃歸，每登記一人，在腳小趾上劃一小口，所以山西移民皆為小趾重甲；長繩捆綁，押解上路。由此人們都養成了背手習慣。連小便都要報告長官，由軍人解開手，才能行事，所以華北各地，都把上廁所叫做解手。

原來，朱元璋不論是為人民辦好事，還是鎮壓老百姓，風格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強悍霸氣。明初大移民是強制性的，誰搬誰不搬，搬多遠，搬到哪，都由政府官員一手劃定，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老百姓一點發言權和知情權也沒有。縱然從長遠看，移民造福於民，然而中國老百姓歷來安土重遷，要說服他們背井離鄉談何容易。

以山西人為例，無論是遷往安徽還是山東，多則四五千里，少則千餘里，所到之地又是人煙稀少，荊棘叢生，「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其艱難困苦之狀可想而知。山西曆來比較富裕，兵亂較少，所以百姓並不願意搬遷。朱元璋僅有的動員手段就是頂在後心上的槍刀，有時甚至是欺騙手段。偃帥縣《滑氏溯源》一文談道：「人們傳說山西遷民，唯不遷洪洞，所以人們都紛紛逃聚洪洞，不料上面驟然行文，獨遷洪洞……」

通常是，遷民令一下，各地官員就紛紛下鄉，把各地百姓整編成一百一十家為一里的隊伍，統一到某處集合，點名，發給身份證明，然後由官兵押著，一隊隊出發，奔向天南海北。洪洞大槐樹、蘇州閭門、江西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都是這些移民們出發前集合點名的地方，是移民們聽候官員們發號施令的所在，時間久遠，就被移民的後代們傳說成了自己的故鄉。

移民們一隊隊拖家帶口、扶老攜幼，拉著家裡的罈罈罐罐灑淚告別送行的父老鄉親。無論是寒風刺骨的嚴冬，還是盛夏酷暑，在押解人的斥罵聲中，走在前途未卜的道路上，一路上拋下因生病或者飢寒交迫而倒下的同伴。

不管過程怎麼樣，結果是大手筆地改變了中國的人口佈局，大大改變了人口分佈不均的現象。許多無地少地的民眾得到了屬於自己的「三畝地一頭牛」，可以在此基礎上建設「孩子老婆熱炕頭」的幸福小農生活。因此，按照歷史學家們的標準，朱元璋的大移民功垂千古。

第八節 權力決定一切

西諺有云：「窮人的房子風可進，雨可進，未經允許國王不可進。」

在同時代的歐洲社會，像朱元璋這樣大規模地強制性搬遷，這樣任意剝奪私人財產，這樣心血來潮地命令富人替窮人交稅，是不可想像的。

很多人讀世界史時會發現，書上說歐洲的國王們很窮，要打仗要辦事得向商人們借錢，借得多了還不起，就被商人們控制，不得不聽商人的話，制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結果資本主義就這樣發展起來了。（在日本也是這樣，到明治維新前，一些大商人家族控制了大部分領主的財政收入。因此有「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驚懼」的民謠。）

我們讀了之後大惑不解：怎麼君主還會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嗎？西方的君主怎麼那樣笨？

大多數人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雖然私有制在中國起源很早，然而中國人從來沒有真正確立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概念。

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本質上的區別是組織方式的區別。西方社會是個契約社會。統治者的權力或多或少產生於契約關係中。在封建時代的君主制下，國王只能對他直屬附庸的封地，在契約性規定的基礎上，享有某些權利，所以「你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你的附庸」。而在以希臘為代表的民主制下，權力的產生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每個公民從根本上說都是平等的，所以公民們在一個國家之內共處，首要的是按照公共約定的方式，通過公開的競爭，組織起政府，把權力自下而上賦予它，使它合法地為眾人服務。所以西方行政權力的表情有點像一個雇工，畢恭畢敬，一副被選票所操縱的窩囊樣。

而當古代中國人群聚之時，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辨尊卑」。

他們較量武力，比賽智謀，來進行與大猩猩群中爭奪首領頗為類似的慘烈鬥爭，用朱元璋的習慣語言，就是「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最後，唯一的一個勝利者穿著血跡斑斑的征衣，踩著失敗者的頭顱登上王位，對所有人發號施令，生殺予奪，成為天下人民的「主人」，即「遂掃平群雄，使百姓息於田野」。而其他活下來的競爭失敗者和那些膽怯的旁觀者於是立刻匍匐在地，三呼萬歲，從此成為王者統治下的順民，即「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學者林沄等研究「王」字的起源，認為王字本是斧鉞之形，是殺伐的象徵。而「臣」字的本義是奴隸，它的字形是一個卑躬屈膝的人。《說文》說：「臣，像屈服之形也。」

同樣是分封制度，中國的封建與西方的封建並不是一回事。兩周時代的分封關係不是在大小貴族之間經過博弈產生的，而是作為最後的戰勝者的王，以全國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的資格，向臣下「授民授疆土」。

「授」下去以後，「王」仍然擁有最高的所有權；而且授受雙方之間，只存在下級對上級的單方面服從關係，而不存在契約性的相互制約關係。

因為權力的取得沾滿鮮血，所以中國式權力的表情是居高臨下、威嚴無比的，一副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霸氣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氣。沒有一個國家像古代中國那樣，政治權力決定著一切。每個社會成員，都被政治權力所牢牢控制。政府與它統治下的人民是什麼樣的關係呢？從這樣一個詞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古代中國稱統治人民曰「牧」，即「放牧」。《淮南子》直截了當地說：「夫牧民者，猶蓄禽獸也。」在以暴力起家的統治者眼裡，被統治者是自己用刀劍獵獲來的豬羊，自己對他們擁有絕對的產權，生殺予奪，任由己便。

有了鮮血和頭顱做底氣，古代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做起事來，從來都是大刀闊斧、乾綱獨斷，沒有和皮鞭下這些豬羊商量的習慣。上古時代，史載商王盤庚欲遷都於殷，但許多人留戀故土，盤庚聲色俱厲地說：「不聽話的人，我就把他們斬盡殺絕，不讓這孬種遺留在新邑蔓延滋長。」

秦始皇時代大規模的移民、修長城，也沒聽說徵求過百姓們的意見。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時代，尚可一道遷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內，人民搬遷一空。

如此巨大的行政動員能力，讓西方人驚歎不已，說西方任何一個帝王，也不可能有此威權。

雖然中國的皇帝們不可能預見到西方社會國王終於被富商控制的後果，但他們的政治敏感度確實比西方君主們高多了。戰國時期，中國的統治者們就十分銳敏地認識到，不受專制政權控制的私營工商業乃是破壞自然經濟、威脅封建專制「國本」的大敵，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同西歐封建專制政權的「重商主義」截然相反的「重農抑商」、「重本抑末」的理論和政策。他們希望把天下人盡量控制在無餘財無餘力的狀態。後來的皇帝們更是知道如果「富商大賈富過王侯」，則意味著他們的政治壟斷地位將受到挑戰，所以中國多數朝代不允許獨立的商人富過王侯，太富了就要「國有化」。

因此西方是經濟支配的社會，而中國卻是權力，或者從根源上說，是暴力支配的社會。西方的權力為經濟發展服務，而在中國，權力是超越經濟的，是指揮經濟的。這是中國和西方社會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別。

經濟學家楊小凱說，私有財產制度是比民主政體更重要的現代社會的基石。西方社會私有財產權大於政治權力，所以我們從解剖經濟關係入手，可以發現西方社會的一切秘密。當新的中產階級的獨立經濟勢力超過了政府的權力，就有能力進行造反，進行政治上的制度創新，這是資本主義產生的一個關鍵。所以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然而，馬克思的這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理在中國這片特殊的土地上就不准了。中國不可能出現商人造反，只有不斷重複的農民起義。

因為以暴力為基礎，中國的專制權力這個東西很神奇，它不能生產出一粒糧食，製造一匹布匹，但卻可以支配一切東西。只要有了權，土地、財富，一切東西都可以源源而來。

如果一個人能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便可以對天下一切人隨意「生之、任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所以，朱元璋才可以憑一己之喜怒，把國家像揉麵團一樣揉來揉去。

第九節 解決百姓穿衣吃飯的問題

經過打擊地主和大規模移民，明初社會終於趨向了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狀態。洪武三十年戶部統計：全國土地佔有數超過七頃的大戶，僅有戶，而當時全國戶數為9490713戶，較大的地主僅佔全體戶數的0.15%。全國90%以上，都是小農。

學者黃仁宇說，「很顯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帶有不少烏托邦的色彩。它看來好像一座大村莊，而不像一個國家。中央集權能夠到達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組織與結構都已經簡化，一個地跨數百萬英畝土地的國家已被整肅成為一個嚴密而又均勻的體制。」

朱元璋成功打造了烏托邦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朱元璋開始努力構建他的理想社會。

在這個理想社會裡，應該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朱元璋投入了極大精力，致力於解決百姓的吃飯穿衣問題。

為了恢復經濟，朱元璋採取了許多具有高度計劃性和組織性的措施。比如為了解決百姓的穿衣問題，朱元璋在洪武元年發佈硬性命令：「凡農民家有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如果有田十畝以上，則種植面積加倍。各級官員要親自督察，如果不種桑樹，就罰他交絹一匹，不種麻和木棉的，罰他麻布、棉布各一匹。」這一規定，要求全國統一執行。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三月，他又命工部行文，令天下百姓，按國家計劃種植桑棗。朱元璋的計劃偏好使他的經濟指令詳細刻板到令人無法接受的程度。他硬性規定，一百戶要共同種二畝秧，並且詳細規定了種植方式：每一百戶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苗長到二尺高，然後分栽，每五尺寬為一□。每一百戶第一年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報，違者全家發造充軍。」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朱元璋對此極為重視。洪武年間，朱元璋利用集權的優越性，集中力量，修建了許多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洪武二十八年統計，全國府縣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零四十八處。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大大鞏固了農業的基礎，對明代的農業生產發揮了長久的影響。在大型工程建設之餘，朱元璋甚至還搞了一些民心工程。比如洪武十二年陝西西安甜水渠，引龍首渠水入城，西安居民從此有甜水可喝。

應該說，建國初期，朱元璋用高度計劃和強迫命令的手段，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初步顯示了新政權的強大執政能力。不幾年時間，全國的桑、麻、木棉產量就翻了幾翻，有效地解決了人民的穿衣問題。

經過朱元璋的種種措施，幾年間農業生產就恢復起來，大面積消滅了赤貧人口，解決了人們的吃飯問題。洪武二十四年，全國耕地面積比建國之初增長了一倍多。而洪武二十六年的歲糧收入，比元朝盛時增加了將近兩倍。

不過，就像他的強制移民一樣，朱元璋的惠民政策強調全國一刀切，並且以國家暴力作為執行力的後盾。這種粗糙的計劃經濟方式集中過多、統得過死，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作用。以中國地方之大，許多地方不適合種桑麻木棉，但是皇帝命令一下，種也得種，不種也得種，如果不種，懲罰性的課稅必不可少。

極南諸省如福建氣候土地條件不適宜植棉栽桑，可是仍然得上交絹布、棉布。再如中州河南，地罕種桑，「太祖皇帝時要求老百姓種桑，是為了勸百姓勤勞過日子，但卻演變成了一種稅收……到現在為止，河南這個地方不種桑，不織布，每年卻還得交絹布稅」（《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賦役部》）。

《永春縣志》亦載：「國初最重農桑之政，令天下府州縣提調官用心勸論農民趁時種植，計地栽桑，計桑科絹，府州縣俱有定額。然地各有宜，兩浙宜桑，山東河南等處宜木棉，如永春則宜麻苧，當隨地而取之。今有地不種桑，遞年輸絹，取辦於通縣丁糧。」

第十節 朱元璋的烏托邦探索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烏托邦。而中國人追求「天下一家」的歷史尤其源遠流長。從《禮記·禮運篇》到《大同書》，中國人烏托邦之夢中的集體主義、平均主義思想之強烈性與連貫性為世界歷史所僅見。

在鄉村生活中長大的朱元璋，其烏托邦夢想尤其執著。自然經濟下農民們的生活狀態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宋朝詩人楊萬里描繪過一幅耕織圖：「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蔭學種瓜。」如果風調雨順，鄉村生活充滿平靜和安詳。但這種一家一戶的小生產是非常脆弱的，一有天災人禍，沒有多少剩餘的農民們往往破產。

對這一點，朱元璋深有體會。既然中國的政治規律是「有了權力可以造一切」，現在，朱元璋希望能把自己手中巨大的權力和農民的淳樸、善良、互助意識結合起來，使農民們組成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過失相規，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人人過上勤奮耕織，生活有餘的日子。「如此，貧富何患其不均，詞訟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萬世，理必有然也。」

中國的政治傳統為朱元璋進行烏托邦實驗提供了可能的平台，因為規劃設計全國人民的生活是專制君主應有的權利。《周禮》反覆說：「惟王建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每一代偉大的政治家，面對自己刀劍征服來的天下，都有一種要在上面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的衝動。

他們把自己當成天才的藝術家，殫精竭慮在這片被他刪成白紙的土地上進行美輪美奐的藝術創作。用黃仁宇的話來說，這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以自然法規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錯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百萬千萬的眾生頭上籠罩下去……行不通的地方，只好打折扣，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放寬歷史的眼界》）。

明初才子解縉曾經給他提供了一份鄉村烏托邦的完美畫圖。在《獻太平十策》中，他根據《周禮》的記載提出，以每二百家編為一「裡」，住在一起，「過失相規，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每「裡」在村子當中建一個鄉村會所，推選年高有德的老人坐在會所裡管理大家庭的事務。會所兩邊設立學校，8歲以上的兒童都在這裡學習灑掃應對日常勞作、禮儀和禮、樂、射、御（駕車）、書、數，15歲以上學習《詩》、《書》等儒家經典。成年男子早晨都出工耕作私田或公田，晚間飯後都去學校學習道德和禮儀。學校後面設婦女活動室，婦女們相聚在這裡從事紡織縫紉女工。

這幅藍圖過於完美，朱元璋當然不會這麼書生氣，他吸取瞭解縉藍圖的精神，把這幅藍圖加以修改，在實際生活中加以推行。

在理想社會裡，全國人民的社會生活也應該在皇帝的指揮下整齊劃一。

人民公社時期，社員們上工都是聽隊長的統一號令。每天清晨，當村頭老樹上吊著的那半截鐵軌被敲響時，全村的勞動力都從各家各戶裡走出來，在隊長的帶領下下地勞動。很少有人知道，這並不是人民公社的發明。六百年前，為了督促人民生產，朱元璋就已經想出了與今天春耕生產動員會類似的非同凡響的主意。

今出號令，止是各裡老人勸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眾人聞鼓下田。老人點問不下田者責決，務要嚴督，見丁著業，毋容惰夫游食。若老人不肯督勸，農人窮窘為非，各治其罪。

（《教民榜文》）即命令所有的村莊置大鼓一面，到耕種時節，清晨鼓聲一響，全村人丁都要會集田野，及時耕作。如有怠惰者，由裡老督責。裡老放縱不管、未加勸督的，則嚴加懲罰。他還規定，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者「皆論如律」。

理想社會裡，每個集體都應該充滿互助精神。朱元璋發佈鄉里之間互助互濟的文告：

鄉里人民，貧富不等。婚姻死傷吉凶等事，誰家無之。今後本裡人戶，凡遇此等，互相周給。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貧窘，一時難辦，一里人戶，每戶或出鈔一貫，每裡百戶，便是百貫，每戶五貫，便是五百貫。如此資助，豈不成就。日後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輪流周給。又如某家或父母死傷在地，各家或出鈔若干，或出米若干資助，本家或棺槨，或僧道修設善緣等事，皆可了濟。日後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給。雖是貧家，些小錢米亦可措辦。如此則眾擎易舉，行之日久，鄉里自然親愛。

今天讓人家頭痛不已的「隨禮風」極有可能起源於朱元璋。

基於對淳樸的鄉村生活的記憶，朱元璋還吸取傳統文化中的有益營養，建立了「鄉飲酒禮」制度。這可以說是朱元璋對《周禮》有關記載的一項創造性運用。每年春秋，各地鄉村要以每一百戶人家為單位，聚在一起，飲酒大會由鄉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眾鄉民宣讀誓詞：

凡我同裡之人，各遵守禮法，恃於凌弱，違者先共治之，然後經官；或貧無所贍，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眾，及犯奸盜詐偽一切非為之人，不許入。

通過這樣的集會宣誓，培養民眾的集體意識和互助精神。而拒絕那些做過壞事的人入會，則是為了讓他們產生羞惡之心，以利改過。

朱元璋思想中的烏托邦還不止於此，他甚至進行了互助社的探索。洪武二十八年，他採納應天府上元縣典史隋吉的建議，命令鄉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組成一社，遇到農忙季節，誰家有病則全社通力合作，協助其耕耘。至於這一制度執行到什麼程度，探索的結果如何，史書上沒有下文。

第十一節 集體主義「大同夢」

在侵入中國的林林總總的西方思潮中，社會主義思想最終罷黜百家，獲得獨尊地位。這當然因為社會主義思想的真理性，同時也反應了社會主義思潮與中國文化傳統深處具有某種天然的精神共鳴。

不僅僅是儒家，中國的諸子百家思想中都有強烈的集體主義和平均主義意識。《禮記·禮運篇》匯合總結了諸子百家的社會理想，正式提出了大同的理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

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倡導「王道仁政」，實行井田制；老子主張「小國寡民」、「損有餘而補不足」；墨子呼籲「兼相愛，交相利」，「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崇尚節儉，以糧為綱。

直到後來的《天朝田畝制度》，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平均地權」，都明顯地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均平內質。

中國政治家從來都崇尚「定於一」，強調統一人民思想，以產生最大的合力。

法家提倡「一教」，即統一教育、統一思想、統一價值標準。秦相李斯說：「古者天下散亂，不能整齊劃一，所以諸侯並立，厚古薄今，崇尚虛言，人人都以為自己所學的是正確的，隨便批評領袖們的政策。今皇帝統一天下，替天下人分辨黑白，定於一尊。」

黃老學派的《十大經·成法》則說：「黃帝問大臣，說，我一人擁有天下，狡猾的百姓層出不窮，他們善辯多智，不守我的法令，我恐怕天下因此而亂，請問怎麼才能使百姓老老實實遵守我的法令？大臣答：天下成法，要令在於『不多』，一言而止。使天下人都遵守這個『一』，民無亂紀。」

那個任勞任怨，提倡兼愛，為天下人服務的墨子，比任何人都崇尚思想一致。他的政治原則是「尚同」。墨子及其門徒結成了一個組織嚴密、能夠進行政治軍事行動的武士團體，該團體的首領叫『鉅子』，墨子為第一任鉅子，他對於所有成員具有決定生死的絕對權威；該團體的組織原則是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絕對服從，主張「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

中國人的烏托邦理想並沒有停留在幻想階段，不止一個封建帝王試圖利用手中的權力在這片土地上進行實踐。在朱元璋之前，王莽的實踐最為先鋒，失敗得也最為徹底。王莽推行的王田令，實行土地國家公有，由國家分給人均土地一百畝。同時，他嘗試由政府壟斷經營鹽、酒、冶鐵和鑄錢，防止富商操縱市場，勒索百姓。下令建立國家銀行，貧苦百姓可以申請國家貸款，年息為十分之一，以杜絕高利貸對百姓的盤剝。王莽推行固定物價政策，市場上的貨物由政府規定價格，以維護市場秩序。可惜由於這些措施大大超過了社會的承受力，王莽政權很快被不滿的國人顛覆。

甚至在朱元璋之後，雍正皇帝也曾做過井田夢。1724年（雍正二年），他撥出官地二百四十頃，挑選無業人員一百戶，每個男子分配土地一百畝，作為私田，每八人共管一百畝公田。公田收成歸政府，作為農業稅。政府給每個男子五十兩銀子，用來購買種子農具和口糧。公田、私田外多餘的土地，用來建設村莊。然而，這個浪漫的復古幻想沒能實現。實行不久，耕種者就相繼逃亡。

雖然這些過於超前的實驗不幸失敗了，然而大同理想一直活在中國人的精神深處。強調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及個人的獨立性的西方個人主義精神向來不符合中國人崇尚集體主義的心理傳統。走社會主義道路，符合中國的民族性格、歷史傳統、人們心理、思維習慣。「天下一家」的嚮往導致中國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選擇，與其說是歷史的選擇，不如說是文化的選擇。

第七章 建立制度：明朝百姓有了「戶口本」

第一節 「毒蜘蛛」朱元璋

古人對「治天下」有多種比擬，如「治國如治病」、「治大國如烹小鮮」，如「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這些比喻裡，「天下」是一個動態的東西，需要治國者因時而異，因勢而動。

朱元璋對治國的理解卻與古人不同。他偏愛用「建房子」、「蓋大廈」來比喻治理國家：「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廈。」又說，「我以為建基立業，猶之蓋大房子，剪伐斫削要用武臣，藻繪粉飾就非文臣不可。用文而不用武，譬如連牆壁都未砌好，如何粉刷？用武而不用文，正如只有間架，粗粗糙糙，不加粉刷彩畫，很不像樣。」

農民的世界觀是靜態的。在農民的眼睛裡，世界是永恆循環的。天圓地方，日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遠不變。

朱元璋也希望能夠構建一個千秋萬世，永不坍滅的固態帝國。這個帝國能如同他安排的那樣，永遠在靜態中循環，直到天荒地老。

這不僅僅是朱元璋一個人的夢想，也是每一個古代中國人的夢想。「平安」、「太平」、「安定」，一直是中國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詞彙。

雖然同為農民天子，朱元璋的個性和劉邦完全不同。劉邦骨子裡有股無法無天的放蕩豁達，他見到始皇車駕，居然大言不慚地說：「大丈夫當如是也！」攻下咸陽之後，他沉湎於秦朝故宮的金帛女子，一門心思想住下來快活一番，還是在身邊大臣苦口婆心的勸諫之下，才戀戀不捨地離開。由此可見其享樂主義的性格。而在朱元璋的字典中從來沒有「休息」二字。穿上皇袍後，他沒有把一分鐘的時間浪費於享受勝利之中，而是匆匆奔向下一個目標：鞏固帝業。在農村，家中有了幾塊銀子，還要深埋進坑洞或灶間，何況這麼大的家業，怎能不妥加打點遍數古今中外，找不到比朱元璋更熱愛「安定」的統治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熱愛甚至成了一種偏執和狂熱。從心理學角度講，朱元璋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強迫症患者。強迫症患者往往意志超人般堅強，他們傾向用自己的意志來規定世界，最不能忍受的是混沌的無秩序狀態。他們渴望把一切安排得條理分明，對任何事情都要求按部就班。比如，在生活中他會要求家裡的一切物品都擺放有序：洗漱間掛的毛巾花紋要對齊，刷牙杯子的手柄要一致，廚房用品擺放位置要固定。甚至性生活都要嚴格按規定，固定在星期幾。

朱元璋就是這樣。如果他終生只是一個農民，他也一定是一個治家極嚴的家長，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家裡一切東西都要擺得整整齊齊，田里的莊稼一定伺弄得精精神神。如果是一位公司老總，他一定會把公司管理得沒有人敢大聲說話。

成了「予一人」之後，朱元璋端居九重之上向下看去，中國社會還在沿續著元朝末年的慣性繼續動盪著，到處充滿混亂、矛盾和衝突，如同一個混沌、巨大、無序旋轉著的星河。這讓他感覺眩暈和害怕。他感覺社會各個階層都在垂涎他的巨大家業。他怕亂，怕社會的自由演進，怕任何一顆社會原子逃離他的控制。

朱元璋的素質其實最適合當一個村長，給一個百十戶人的村子正合適他。以他事必躬親的工作作風，他會深入每家每戶，掌握每隻家畜的膘情。

他會手把手地指導村民們每塊地上應該種些什麼。

我們可以想像朱村長拉著他那張驢臉，背著手，威嚴地行走在鄉間的道路上，仔細觀察每一株莊稼的長勢。村民們見了他，遠遠地就向他行禮、打招呼。他微微點點頭，走到他們身邊，長篇大論地教導他們如何生產，如何生活，告訴他們尊老愛幼，熱愛朝廷。

不幸的是，命運慷慨地把整個國家交給了他。對於朱元璋來說，中國社會過於龐大了，過於複雜了。國家可不是村子的累加，治國不同於治村。對於在農村騎慣了驢的朱元璋來說，巨大的中國如同一頭沒有見過的恐龍，他騎在上面，雖然緊緊地握住了韁繩，還是感覺有點力不從心。他熟悉驢子的秉性，可有點摸不透這頭恐龍的脾氣。

不過，村長自有村長的辦法。為了一個人的「省心」，他必須使其他人都「靜心」或者「無心」。在朱元璋看來，要保證天下千秋萬代永遠姓朱，最徹底、最穩妥的辦法是把帝國的每一個成員都牢牢地、永遠地控制起來，讓每個人都沒有可能亂說亂動。就像傳說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盤踞在帝國的中心，放射出無數條又黏又長的蛛絲，把整個帝國纏裹得結結實實。他希望他的蛛絲能縛住帝國時間之鐘，讓帝國千秋萬代，永遠處於停滯狀態。然後，他又要在民眾的腦髓裡注射從歷代思想庫中精煉出來的毒汁，使整個中國的神經被麻痺成植物狀態，換句話說，就是從根本上扼殺每個人的個性、主動性、創造性，把他們馴化成專門提供糧食的順民。這樣，他及他的子子孫孫，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享用人民的膏血，即使是最無能的後代，也不至於被推翻。

第二節 最嚴厲的戶口制度

把社會改造成原子狀態並不是朱元璋的最終目的，因為散沙在風吹日曬之下，也會自由流動，形成沙丘，構成新的不均勻不穩定狀態。朱元璋採取了「草格子治沙法」，用政權把沙子們固定下來。他的草格子就是一系列固化社會的詔令。

元代統治者馬上治國，武勇有餘，文采不足。蒙古人奴視漢人，統治手段粗暴野蠻，在中國政治技術史上形成一個大的倒退。而朱元璋承大元之餘緒，把元代統治者的野蠻強橫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大明王朝繼承了元代嚴格的職業世襲制，把全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干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夫等。軍戶之中，還細分為力士、弓兵、鋪兵等。民戶之中，除了普通農民外，還有沿海曬鹽的灶戶，為軍隊養馬的馬戶，給皇帝家看墳的陵戶，管園的園戶，種茶的茶戶。此外還有什麼米戶、囤戶、菜戶、漁戶、窯戶、酒戶、蛋戶、站戶、壇戶、女戶、丐戶等等，計八十種以上。（欒成顯《賦役黃冊與明代等級身份》）「籍不准亂，役皆永充。」也就是說，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比如，如果你是軍人，那麼你的子子孫孫世世都是軍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書一職，不許脫離軍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縫，那麼你和你的後代永遠都得以裁縫為生，不管你是六指還是殘疾。

把人口分門別類後，朱元璋建立了中國古代史上同時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嚴厲周密的戶口制度，也稱黃冊１制度。

人口統計登記在現在也仍然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精確、科學的組織，動員龐大的人力物力。可以想見，在當時的通訊、交通、統計技術條件下，進行精確的人口登記會遇到多大的難度。不過，朱元璋的嚴刑峻法威力無窮。他在洪武初年發佈的命令說：「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戶口還不明白了哩……我這裡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這些軍人去各州縣裡，下到地裡去一本本地核查，看老百姓們寫得真不真。經核查屬實的便是好百姓，不屬實的便拿來做軍。如果有官吏敢隱藏戶口的，將那官吏處斬。百姓們有躲避了的，依律要定了罪，通拿來做軍。欽此。」

他規定，全國人民一律編入戶口，戶口本上，要詳細寫明他家人口的姓名、職業、年齡以及田產等基本信息。這道殺氣騰騰的命令宣佈中國戶籍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帝國的軍隊組成一支支工作隊，手持武器，深入各地的鄉村田野，挨家挨戶進行人口登記造冊，因為戶口冊的封面用黃紙，所以稱為「黃冊」。

洪武時期的人口登記工作是在不斷強化的血淋淋的法條下進行的。洪武二十四年，因為在人口登記中發現了弄虛作假行為，朱元璋又下命令，所有戶口本都必須由家長本人親自填寫或者親自口報，絕不許別人代為包辦，如果有包辦作弊，或者隱瞞人口不報的，經手人員「一體處死，隱瞞人戶，家長處死，人口遷發化外」。

這樣規模浩大的人口登記每十年重新進行一次，每家每戶微小的變化，都細緻地表現在戶口本上。在高壓政策、精密組織以及朱元璋高素質的幹部隊伍合力之下，洪武年間的人口調查工作準確度極高。全國的戶口被調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下面就是一份明代戶口本上的內容：

林榮一，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計家五口。

男丁二口：成丁一口，林榮一，年三十九歲。

不成丁一口，男阿壽，年五歲。

婦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歲；女阿換，年十二歲；次女阿周，年八歲。

１明代黃冊乃是登記天下人口和土地的檔案，其中登記人口及其財產狀況的叫黃冊，繪製全國土地田畝的叫魚鱗冊，因套用黃色封面，故總稱「黃冊」。

產業：屋一間一披，田自己民田，地六畝三分五毫。

洪武四年X月X日

第三節 玄武湖的秘密

今天的玄武湖，是南京最吸引人的名勝之一，常年熱鬧非凡。

遊人們可能很難想到，在三百多年前，這裡卻是一片禁區，警衛森嚴，人跡罕至。

森嚴到什麼程度呢？

如果你在大明王朝時代來到玄武湖，會看到一列列全副武裝的軍隊，神情嚴肅地來回巡察。史載其時的制度是軍官「帶同弓兵、軍士、地方火甲人等晝夜往來，沿湖巡察」（《後湖志》），以防止任何人試圖接近湖區。你試圖眺望一下湖水，就有可能被逮捕。

沿湖周圍的土地，不許農民耕種。原有的農田，一律任其荒蕪。湖邊不但不許打漁，也不許採樵放牧，有人試圖闖進湖區，就會遭到嚴厲懲處。

「湖曰禁湖，地曰禁地，例必曰禁例，而船必曰禁船，以至樵采漁牧之有罰，巡視守護之有人，而擅越湖者必以重治」（《後湖志》）。

不僅老百姓不能接近，就是官員甚至天子近臣也不能擅自來到這裡。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十一月，奉皇帝欽命到兩廣公幹的太監郭鏞路過南京。此人是皇帝的寵信，在宮中地位頗高。聽說玄武湖風景甚佳，遂帶領隨從二十餘人，駕船到此一遊。不料當朝監察御史孫紋當即以「故違禁例」、「擅游禁地」之名，迅即將此事報告給皇上，說「太監郭墉……雖祖宗嚴禁之地偃然不顧，前去遊憩……壞國家之成法，起都人之驚猜，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可一世的郭鏞因此丟掉了兩廣公幹的美差，灰溜溜回到了北京。

一片普通的湖泊，為什麼如此戒備森嚴呢？

原來，玄武湖中的島嶼上，建有「黃冊庫」，存放著大明王朝的戶口本。對戶口黃冊何以如此緊張？因為戶口制度是大明王朝一切制度的基礎，是約束大明百姓的緊箍咒。

具體地說，戶口制度維繫著明代的職業世襲制，防止百姓自由遷徙，保證國家稅收。離開了這些戶口本兒，大明王朝就沒法運轉。

職業世襲制雖然自然方便了社會的管理，卻在社會成員之間製造了巨大的不平等。比如軍戶，就承擔著比一般家庭沉重得多的任務。

首先，每一個軍戶家庭必須出至少一個男人到所屬軍隊衛、所當兵，叫「正軍」。今天參軍入伍，路費、軍裝、士兵生活都由國家負擔，而明代此類費用卻都是由「軍戶」自己承擔。「正軍」一旦接到國家發來的入伍命令，他的家庭就要為他出「購置軍裝之費」、「買娶軍妻之費」、「解送道路之費」、「軍丁口糧之費」，所以「正軍」上路，往往會使許多軍戶家庭一下子花掉所有家底。

另外，還要另出一個男人隨「正軍」一起來到軍隊，他的任務是在軍隊屯田種地，打出糧食換錢，供給「正軍」吃穿花用。雖然說名義上國家規定，「軍戶」家庭享受一定特殊政策，可以減免些賦役，但其實減得少之又少。

因此明代「人恥為軍」，正如「充軍」這個詞所揭示的，明代人一旦去參軍，就如同當了犯人，「有如棄市」（《大學衍義補》）。軍戶之子，連娶老婆都困難，許多人四十歲了還結不了婚，大家都怕一旦嫁入「軍戶」，自己也就成了囚徒：「武陵多戍籍，民家慮與為婚姻，徭賦將累己，男女年至四十尚不婚。」（《明史》卷一五八，《黃宗載傳》）因此人們千方百計想擺脫軍籍身份。在大明王朝建立不久，就出現了大量軍人逃亡潮。據《明史》兵志記載，到洪武三年，全國有記載的逃亡軍人，就達四萬七千九百餘人。這是統治者絕對無法接受的，因為這樣就無法維持國防力量。

而黃冊制度或者說戶口制度，可以有效防止人們改變戶籍。朱元璋建立黃冊制度，要求全國每家每戶，每十年一次，將自己的戶口黃冊報送到京師保存。全國山陬海隅每村每鄉每個人的個人信息，都被國家機器所清楚掌握。這樣官府如果懷疑你是「逃軍」，就會要求你出示自己的戶口黃冊，和南京黃冊庫中的黃冊進行對比。這一對比，就能發現你祖上是什麼職業，讓你逃無可逃。這就是所謂「惟據舊籍以查駁，庶欺隱者、改竄者始不能逃」（《後湖志》）。

所以後來在弘治五年，南京戶科給事中楊廉根據朱元璋的立法精神，這樣說明黃冊制度的重要性：

惟祖宗舊例，藏民冊後湖，法禁嚴重，不許諸人窺伺，其深謀遠慮固非一端。至於今日各處遠年之冊無多，而軍民各籍大勢不敢紊亂者，誠懼冊籍之獨存於後湖也。

也就是說，正是因為有黃冊底本存放在南京，各地老百姓才沒法買通官員，改換戶口。用明清史學家韋慶遠的說法，黃冊就是全國百姓的「緊箍咒」、「捆仙索」，是足以致每家每戶於死命的最後王牌。

實行黃冊制度的第二個目的，是防止百姓隨便遷徙。朱元璋想把全國人民都變成植物，不但不許隨便改變職業，也一輩子不許隨便遷移。「如今士農工商都要各守本業，醫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鄉活動，不得遠遊。」

把人植物化只是朱元璋一個人美好的夢想。人畢竟是擁有雙腿的動物，走親訪友，外出經商的權利實在無法剝奪。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辦事怎麼辦？朱元璋想出了一個好辦法：開「介紹信」。如果需要出門，請你到官府登記，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後給你開「介紹信」，或者叫「通行證」，用當時的話來講，叫作「路引」。朱元璋規定，全國人民，凡出門百里之外，就必須辦理通行證。到每村每鎮，吃飯投宿，都要檢查通行證。

朱元璋教導人民：「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細檢查他的通行證，看看他的穿著打扮，行動做派是不是和通行證上寫的職業相同。」如果不帶通行證出門，要受到嚴懲：「凡沒有通行證私自出門者，打八十棍。經過關口不走正門，過河不由法定渡口而過的，打九十棍，偷越國境的，處絞刑。」

如果某地發生災荒，人們跑到外地要飯謀生，即使成功偷越了關卡，也會在造黃冊時被發現，「所在有司，必須窮究所逃去處，移文勾取赴官，依律問罪」（《明會典》卷二十，黃冊）。

也就是說「地方有關部門必然窮究你逃到何處，行文到那裡，令當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問你的罪」。官府會要求你報出自己的戶口信息，和本地直至南京黃冊庫中的信息進行核對，這樣，你想謊報戶口，隨便到其他地方落戶的企圖就落空了，都要被押送回原籍，繼續入黃冊。人本來是土地的主人，但是朱元璋卻使土地成為農民的主人。全國農民都變成土地的附屬物。

黃冊制度的第三個作用是保證賦稅。黃冊與今天戶口制度不同的地方在於，它不光是用來記錄人口信息，還要記載這一家的產業，用以確定應該承擔多少賦役。因此，黃冊既有人稱為戶籍黃冊，又有人稱之為賦役黃冊。配合人口制度，朱元璋又建立起全國土地登記制度，每家每戶的土地有幾畝幾塊，每一塊的位置、大小、四至，都寫得清清楚楚，全國一家不漏。下面是一塊地的土地產權證登記內容：

土名：李樹園，地一分四厘。

地屬二十都四圖三甲，程九龍。

東至方良珊田，西至張丹民田，南至方良珊田聯，北至方良珊田。

歷代王朝後期都會出現一種社會情形，就是豪強地主貴族等勢力之家，招收人口，隱瞞土地，造成國家稅收大量流失。黃冊制度可以有效防止普通百姓寄名到大戶人家逃稅。同時，豪家大戶通過種種手段逃避稅賦，將負擔轉移到普通百姓身上，由此造成兩極分化越來越激烈，最終會吞沒這個王朝。黃冊制度也可以把這一現象壓制在最低範圍。因此嘉靖年間有官員說：

國家之急務，莫先於恤民。恤民之實，在平賦役而已。賦役之平，在慎攢造（黃冊）而已矣。故冊籍之造弗慎，賦役之派弗均，奸豪得計，民弱受害，國計之虧縮，民生之凋疲，恆必由之。（萬文彩《為申嚴賦役黃冊事例以杜奸弊題本》，《後湖志》卷十）這些話確實說出了朱元璋的心聲。可以說，沒有黃冊制度，朱元璋大移民、大土改、平均土地及財產的成果就無法保持。

如此重要的資料存放在何處，朱元璋當然也花了不少心思。之所以最後定於玄武湖，是因為它水面闊大，湖內有數個島嶼。對於玄武湖優越的天然條件，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楊廉曾這樣分析：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黃冊於後湖，至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諸司庶各類多隨藏以北，獨後湖之藏不動如故。祖宗深謀遠慮，灼見於此，故都可遷而藏冊之所不可改。

不然，輦觳之下，如順天畿輔之近，如真（定）保定之類，何為而不之京師，而之南京？蓋後湖之廣週遭四十里，中突數洲，斷岸千尺，由是而庫於其上，由是而冊於其間，誠天造而地設也。其為圖籍萬年之計，殆無逾於此矣。（楊廉《後湖志》序）很明顯，朱元璋認為後湖這樣環水隔岸的條件，是用來建設檔案館最理想的環境。建庫於湖中心，一方面，可以防火，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證安全。這一看法得到了朝廷上下的認同，事實上，後來朱棣北遷以後，明王朝的中央國家機關北遷，然而卻單獨把黃冊庫留在南京，這更加突出了玄武湖地理條件之優越了。

第四節 裡甲制度：「二流子」們的緊箍咒

正經過日子的農民最瞧不起的是「二流子」。老實巴交的莊稼人到了城裡，最害怕的則是地痞流氓。作為一個從小家教嚴格的標準農民，朱元璋雖然曾混跡江湖，本性裡對游手好閒之徒卻有一種強烈的厭惡。

對於那些縱情玩樂的「敗家子」，他從來都看不慣。

翻閱史料，偶然見到了朱元璋接見功臣子弟時的一篇講話，錄其片斷，從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人生態度：

男子漢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個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了一世。

你每（們）趁我在這裡，年年來叩頭。你每（們）還是挨年這歇來（方言，即「每年到這來」之意）。你每小舍人，年紀少，莫要學那等潑皮的頑……你每這幾個也年紀小哩，讀書學好勾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

有一次，朱元璋聽說京衛將士閒暇飲酒，就將他們召來訓斥一通：「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無饜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他對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簫唱曲更是異常痛恨，曾頒旨大加懲罰：

「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做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男，故違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臾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腳，全家發赴雲南。」

做了皇帝之後，朱元璋又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遊民們的可怕。歷代農民起義，都是由遊民牽頭，他們有農民們所沒有的膽量、野心和社會活動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在社會上自由活動，因此，在天下大亂之時，往往成了燎原的星火。因此，登基之後，他把消滅遊民作為控制社會的關鍵。

他規定，每個人都要從事固定的職業，社會上不許存無業之人。

他在《大誥續編·再明游食第六》中說：

再次申明不許不務正業，大家要互相知道彼此的職業。我這個命令一下，各地政府、鄰人、裡甲，對這些不務正業者，要告誡訓誨，讓他們立刻找活幹……一月之間，仍然不務正業的，四鄰和裡甲要把他拿赴官府。官府如果不管，你們送赴京來，為民除患。如果不拿，這樣的人，非在官府幫閒做壞事，就在鄉里當盜賊……是誥一出，四鄰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使此人在地方做了壞事，案發之日，四鄰里甲同坐其罪！的示不虛！

在計劃經濟時代，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個一個單位，變成「單位人」、「固定人」，每個人只有依靠單位才能生存，才能領到工資、口糧。這樣，就可以確保每個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為國家機器所控制。

朱元璋在計劃經濟體製出現前五百多年，即已把傳統的「裡甲」制度強化成了鑲嵌式的社會控制體系，用「裡甲」這張大網對全國人民進行了網格化固定。他規定，全國人民，每十戶編為一甲，每一百一十戶編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戶輪流為里長）。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歸屬的「單位」。

朱元璋的裡甲制雖然是由歷代沿襲而來，其嚴密程度卻大大超越歷代。

他規定，「裡甲」的首領有組織一里之內生產生活的權力。一里之內的居民，都有互相監督的義務。每家每戶都要互相作保，實行連坐，一家犯罪，全體倒霉。他發佈《大誥》說，一里之內的每一家都要瞭解其他家的情況：

要知道這家幾口人，是從事什麼職業的。比如，讀書的，要知道他的教師和同學分別是誰，是上縣學還是州學，要一清二楚。當教師的，鄰里一定要掌握他的學生們的情況，看看每天出入他家的是不是這些人。

務農的，每天從炕頭到地頭，天天出來進去，鄰里都看得見，這個情況就好掌握了。

做工匠的，鄰里們一定要看看他的通行證，掌握他到哪去做工了，一般到遠處做大活兒，在外呆的時間可以長些，在附近做小活，應該不久就會回家，鄰里要密切掌握這些情況。

經商的，有做大買賣的，有做小買賣的，有走得遠的，有走得近的，到哪去都有通行證可以檢驗，回來的期限就不必嚴格限定了。不過鄰里也要勤打聽點，如果一年到頭也沒有個信，兩年還沒回來，鄰里就要到這個人家裡去問問緣故。（《大誥續編·互知丁業第三》）之所以要如此嚴密地掌握鄰里情況，是為了一發現不安定因素，就可以立刻匯報給官府。「一里之中，如果發現了強盜小偷，逃出軍隊的人，逃歸的犯人以及其他不守規矩胡亂生事的人，里長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就要召集同裡的人抓來送到官府裡去，如果不這樣辦，嚴懲不貸。」

在這樣嚴密的社會控制之下，游手好閒之人當然沒有了生存空間。朱元璋重申：「一里之間，如果有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人，里長們坐視不管，鄰居親戚也不抓他送官，那麼這個游手好閒的人處死，里長們還有他的鄰居親戚們都流放到邊疆！」

裡甲制度如同一個個牢籠，使天下人「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有不可得」。浪兒出身的朱元璋坐了天下，當然要防止第二個朱元璋出現。

第五節 戶籍制度的前世今生

在諸多「中國特色」中，戶籍制度是濃重的一筆。

舉目當今世界各國，沒有其他國家有中國這樣嚴厲、周密的戶籍制度。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二元結構的封閉式戶籍管理模式構成了世界罕見的銅牆鐵壁，曾經把人牢牢束縛在戶口所在地上。離開了戶口本，一個人無法領到口糧，也無法找到工作。即使在戶口制度已經大大鬆動的今天，辦理戶口的程序也依然嚴格而複雜。除了畢業分配和人員調動等少數情況外，一般外來從業人員很難獲得所在城市的戶籍。

在大多數國家，公民有在自己的國家內任意遷徙的自由，並不需要公安部門的同意。農民在城裡找了份工作或者買了間房，搬家進城，立刻就成城裡人，並不需要辦什麼「農轉非」。同樣，公民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也不需要辦理什麼遷轉手續。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大多數國家，一切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是平等的，並沒有「城裡人」、「鄉下人」，「本市戶口」、「外地戶口」的區別。

同樣，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公安部門並無權掌握公民個人的詳盡信息，也不靠戶口來管理社會治安。比如在加拿大，唯一與戶口本類似的證件——出生證是由醫院出具，並可保留複印件，原件由個人保存。而中國的戶口由公安部門開具，並保留在該部門。

到現在為止，中國的戶籍制度仍具有其他國家戶籍制度所沒有的一系列特點：社會分割性、二元強化性、等級性、世襲性、超穩定性和功能多元性等基本特徵。

在大明王朝的戶口體系裡，人生來是不平等的，戶口有官員、普通民籍和賤籍之分。有些人生來可以享受特殊待遇，有些人生來則受歧視。比如官員人家可以享有優先做官（蔭補）的特權以及減免稅收的資格，而軍戶、樂戶和丐戶等被列為賤籍。這種等級分明的精神仍然活在當今中國，只不過被簡化成了兩大等級：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

在明代，戶口的最主要功能是為了治安，所以要互知丁業。對比之下，我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形成的戶籍管理制度，同樣是一個遍佈各地、各行業，籠罩了一切社會成員的社會治安網絡。今天的街道基本複製了裡甲的功能，派出所掌握著轄區裡所有的「丁」、「業」情況，以備政府掌握。

傳統與現代，在當今中國的各個層次交錯重疊。西服領帶早已取代了長袍馬褂，大巴和小汽車取代了馬車和轎子，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鋼筋水泥大廈掃蕩掉古老民居。但是，這僅僅是表象。在現代化的外衣之下，傳統中國的內核正在如幾千年前一樣安詳地、不動聲色地、可怕地靜靜旋轉。

第六節 不許官員下鄉

社會底層已經被均勻而嚴密的大網牢牢罩住了，朱元璋的目光又對準了這張裡甲之網控制範圍之外的階層：官員。

中國傳統的官僚階層有著矛盾的個性。一方面，他們惰性強烈，缺乏責任心、事業心，上面推一推，下面動一動，敷衍塞責、形式主義、文牘主義盛行；另一方面，他們又極富進取心和創造力，為了陞官和發財，削尖腦袋，絞盡腦汁，無所不用其極。一旦皇帝的監視稍有放鬆，他們就會創造出無數貪污枉法的新招來。

而大明王朝官員的這種二重性最為突出，原因在於官員的地位與前代相比大大降低。唐宋以前，官員一直享有很大的權力以及種種優待。譬如一家公司，皇帝是董事長，官員則是股東和高級僱員，公司的前途和發展關乎大家的利益，所以官員們的責任心比較高。而朱元璋把主要權力全部收歸己有，官員只剩下執行命令和跑腿一種功用，成了皇族的高級奴隸。這些高級奴隸們沒有自主思維和創造的權力，也缺乏創造熱情，對公司的前途和命運更是漠不關心。與此同時，他們的多餘精力勢必要灌注到另一方面，在以權謀私的活動中迸發出更大的活力。

為了管好這些高級奴僕，朱元璋費盡了苦心。他用規章制度捆住官員們的手腳，令他們只能在他嚴格規定的範圍內活動。他生怕地方官們辦事不細心或者不盡心，親自撰寫了《授職到任須知》，對每一級地方官吏的職責都作出詳細的規定。他把地方公務分為「發佈公告」、「徵收田糧」、「管理倉庫」、「會計核算」、「受理訴訟」、「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產」、「管理轄內讀書人」、「管理地方漁業」、「管理地方窯冶」等三十一項，並且逐項開列地方官中應當注意的事項，對這些注意事項往往還列出許多具體的要求。

比如對「管理囚犯」一項，不但要瞭解已經了結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還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體輕重，何者事證明白，何者情節有疑。明白者，即須歸結；涉疑者，更宜詳審，期在事理獄平，不致冤抑」。諄諄囑咐，像個碎嘴婆婆，只恨不得一個個手把手教他們干，一身化為千萬，在旁邊嚴密監視。對於京官，他則制定了《六部職掌》，把每個部每個司每個科所有大小官員的崗位職責制定得明明白白，連每個月用多少墨水錢都算得清清楚楚，對他們進行精細化管理。

針對官員們強烈的貪腐熱情，朱元璋制定了歷史上最為嚴厲的反貪污法令。他嚴禁官員們公餘出去「瀟灑」，規定「官吏嫖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不得再當官」。對官員們的限制性規定的瑣碎苛刻，幾乎讓人無法忍受。比如他規定，官員出差時，不能用公車運送私人財物：「因公出差，按級別可以坐官馬、公車、用官駝等者，除了隨身的衣物外，攜帶的私人物品不得超過十斤。違者，超過五斤的笞十下，以上每增加十斤加罪一等，到打六十棍為止。坐船的可以多帶些，但也不得超過三十斤。違者，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加一等，打到七十棍為止。家人隨從者，都不許坐公車。如果誰貪小便宜，求官員幫他帶私物的，這個人與官員同罪，所寄之物沒收。」

與現在鼓勵官員深入基層體察民情相反，朱元璋做了一個奇怪的規定：

不許官員們下鄉。農民的經歷，使朱元璋產生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些下鄉來的官員，都是來大吃大喝、搜刮擾民的。當上皇帝後他說：「我在民間時，親身體驗到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間疾苦視之漠在，心實怒之。」所以他規定，官員只能老老實實待在官衙裡，不許去體查什麼民情。如果官員膽敢下鄉，百姓見了可以捉了送到京師，由他親自處死。

這條規定把官員捆在了官府裡，與把百姓捆在土地上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朱元璋條條繩索的捆縛下，官員們的主動性、自由度被壓縮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

第七節 「一個字也不許改」的《明皇祖訓》

朱元璋精心編織蛛網，當然是為了網住所有臣民，以供皇族享用。然而，他織網織得太順手，一不小心，他不僅把平民、官員網了進去，甚至把子孫皇族也牢牢網住了。

朱元璋式專制的缺點在於，只有皇帝一個人對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負責，其他人都缺乏責任心。皇帝必須擔任這個龐大帝國的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的、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麼，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因為除了天子的監督、審查以外，就沒有其他合法權力或者機關的存在。政府官吏的盡職，並非出於他們自己的良知或者他們自己的榮譽心，而是一種外界的命令和嚴厲的制裁，政府就靠這個來維持它自己。」

這就是專制政體的弱點：所謂「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人存政舉，人亡政息」。

朱元璋當然意識到了他創造的這一體制的弱點。他時時刻刻擔心他的後代們喪失了責任心，胡作非為，導致他設計的國家機器的運轉陷入混亂，如果那樣，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因此，朱元璋不僅僅要決定他生時的帝國面貌，他還要預先設定好他死後每個接班人的行動軌跡。

因此，他花了整整六年時間，七次刪改，寫了一部叫作《皇明祖訓》的書，專門獻給他親愛的子孫們。

在序中，他這樣告誡他的後代們：

你們生長在深宮之中，不知世故。而我幼而孤貧，長大了又值兵亂，二十四歲就當兵，頭三年是小兵，後來一步步上升，這個過程中我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年，終於一統天下。所以，人情世故，人之情偽，我深有研究。

群雄都是天下最強悍詭詐的人物，最難制御，我已經都制服了。老百姓在兵荒馬亂中變得越來越奸猾，最難統治，我也已經治得服服帖帖了。未建國前，我就開始制定統御天下的法律規章，十多年間，不斷修改，務期詳盡，現在都已經出台了。頒布之後，效果不錯。

現在，我又做這《皇明祖訓》，作為我們家的家法。我把草稿貼在西廂房裡，每天早上晚上閱讀、修改，以求萬無一失，首尾六年時間，大改了七回，這才定下，真不容易啊！不過有了這個東西，你們做皇帝就好做啦！

凡我子孫，都要嚴格服從我的這個詳細規定，不許自作聰明，違反我這個成法。一個字也不許改！如果你們果然聽話，那麼咱們老朱家的天下一定會千秋萬代！

讓我們來看看這「一個字也不許改」的東西都有些什麼內容。

在這本書裡，朱元璋詳細規定了從皇帝到親王的行為準則。從「如何行政」、「如何執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後宮」、「皇族間如何行禮」等生活細節。規定之詳盡繁瑣，讓人難以想像。

治國行政的大原則我就不詳細介紹了，僅僅引用幾個小細節，來看看朱元璋為後代考慮得周密到了什麼程度。開宗名義第一章是安全第一：

為了安全起見，你們和親信大臣們商量機密時，帶刀護衛只許離你們十丈遠。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沒事常聽聽城中動靜，聽聽市聲是不是有什麼異常？也可以到院子裡，看看天氣星象，有沒有什麼災難的徵兆？

作為仁慈的父祖，連子孫後代如何吃飯，哪頓飯多吃哪頓飯少吃，他都想得周周詳詳：

當了皇帝住在宮裡，每天要早起晚睡，酒要少飲，飯要按時吃！午後不許吃得太飽！（如果是外出在路上可以不受此條限制。）其他各章也有諸多注意事項。比如，如果宮內女子生病，只能在白天找大夫，夜晚不管多急的病，只能挺著。請大夫時，須要監官、門官、局官各一人，太監三人，老婦二人，陪醫生一起進宮。如果這些人不陪，只叫老婦陪著進宮，則很容易發生危險之事，官員都要斬首，太監、大夫、老婦都要凌遲處死。

再有，他親自規定親王出行時，都要帶些什麼東西：交椅一把，腳踏一個，水罐一個，水盆一個，香爐一個，香盒一個，拂子二把……看了這些規定，你會明白為什麼朱元璋想了六年，改了七次吧。看看，做朱元璋的子孫多麼享福，出生時幾乎不用攜帶大腦。三百多年裡，大明王朝基本上是按照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模式來運轉，每一件事都有成例，每一件事都有定制，幾乎沒給後任皇帝留下任何權力運用上的自由。沒有緊急的事情，皇帝不得出紫禁城一步。一年到頭，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動幾乎都有固定的日程。

對親王們來說，這種幸福更是難以忍受。因為不斷有親王作亂，後代皇帝繼承太祖精神，不斷強化對親王的規定，使明代中後期的親王，幾乎變成了囚犯。這些原本被認為帝國內最幸福的人，在生活自由方面連普通百姓也不如。皇族只許安坐享福，不許從事任何職業。親王終生只能生活在王府裡，想出城遛遛彎兒，得專門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遞出申請。如果沒有皇帝的親自許可，親王連出城掃墓都不行。為了防止親王們有串通的機會，皇帝又規定，親王們終生不得相互見面。

《明史·諸王傳》贊語評論說有明諸藩……徒有虛名，坐縻厚祿，賢才不克自見，知勇無所設施。防閒過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請而後許，二王不得相見。藩禁嚴密，一至於此。

第八節 朱元璋的幸福觀

當然，朱元璋絕對不會同意這些西方人的看法。他絕不認為自己的形象是這樣的恐怖、醜惡。相反，在他手中那面東方式的銅鏡裡，他看到自己既威嚴又仁慈，像一個充滿智慧的老爺爺。

用現代人的眼光看，朱元璋如此強橫地限制、剝奪社會其他成員的自由，無疑是野蠻、荒謬和無理的。他有什麼權力像關家畜一樣把人們關起來？有什麼權力可以限制老百姓在自己的國家裡自由遷徙？

朱元璋卻認為自己這樣做是天經地義的。因為，天下百姓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他賜予的。他是老百姓的再生父母，因而有權對他們進行任何處置。

洪武初年，因為缺乏幹部，朱元璋四處徵召讀書人出來做官。貴溪縣讀書人夏伯啟叔侄二人也在徵召之列。這兩個人懷念故國，不願在新朝為官，遂斬去左手大指，以明不願出仕之志。朱元璋聞聽，勃然大怒，立命把二人捆赴京師，在皇宮裡親自對他們二人講了一通道理，說明為什麼不為他服務是極端錯誤的。

朱元璋的這篇講話詳細地記載在《大誥三編·秀才剁指第十》。讓我們奇文共賞，看看朱元璋的邏輯：

廣信府貴溪縣儒士夏伯啟叔侄二名，各自截去左手大指。我命人拿赴京師，親自審問之，問他：「昔世亂之時，汝居於何處？」對曰：

「紅巾造反時，我避兵於福建、江西兩界間。」曰：「你帶著家小一起逃的嗎？」對曰：「奉父親一起逃走。」曰：「既奉爾父行，上高山峻嶺，下深溝陡澗。還用手扶持乎？」曰；「扶持。」曰：「後來居何處？」曰：「紅巾張元帥守信州時，伯啟歸還家鄉。」曰：「再後來又何如？」曰：「教學為生至今。」

通過啟髮式的問話，朱元璋讓夏伯啟把他在元時四處奔逃的悲慘與現在的安居樂業作了對比。接著，他掉弄書袋，講了一通他取天下有道的道理：

朕知伯啟心懷忿怒，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意對伯啟說：「上古自伏羲至於黃帝，少昊至於顓頊、高辛，無文可考。知大概者，堯禪舜，舜禪禹，禹傳家，湯放桀，武王伐紂。自此秦、漢至於隋、唐、宋、元，天更其運作者，非一帝爾。皇帝輪流作，明年到我家，一家一姓，不可能千年萬代。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子孫不能一直奉天勤民，所以不稱天心。」

講完這個道理，他又問夏伯啟什麼叫再生父母？沒等夏伯啟回答，他自己用通俗的語言，深入淺出地解釋起來：

且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體而已，其保全性命，全在於人君。

何謂再生父母？人遇大難將死之時，被人救下，救他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他的再生父母。

什麼叫遇大難？或路逢強盜，或坐在家裡突遭橫禍，或仇人暴徒來侵害，或者路逢虎狼，墮於水火。在此之時，有人救你，是謂再生父母。為什麼這樣說？因為命於此際本絕矣，自此而復生，命若初生矣，所以常雲再生父母。

用三段論的邏輯推理方式，朱元璋告訴夏伯啟，自己就是夏伯啟的再生父母，因為是他把夏伯啟從戰亂中拯救出來，過上了安定的生活：

「天更歷代，列聖相傳，此豈人力而可為乎？如今你們叔侄二人不能效伯夷、叔齊，去指以食栗，教學以為生，安然生活，不憂凌暴，家裡財產不怕被人搶走，你靠的是什麼？」

伯啟俯首默然。噫！朕謂伯啟曰：「爾所以不憂凌暴，家財不患人搶，靠的是君主啊！是君主給你提供了社會治安！君主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今去指不為朕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

朱元璋自己說，一席話講得夏伯啟心悅誠服，以至於被他判處死刑時也毫無怨言，反而感覺到「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幸福。我對伯啟說：「現在我判你死罪，梟首，抄沒家財，以絕狂夫愚夫倣傚之風！」聽了這些話，伯啟無以對，默默受死而去……其伯啟雖死，默然而無恨。

在朱元璋看來，天下百姓都是依賴他的陽光雨露才得以生存，因此，他有權對天下人生殺予奪。為了讓天下人都明白這個道理，他從正反兩個方面，反覆宣講，在《大誥》的另一章裡，他反駁那些不同意他觀點的人說：

「有人說：『皇上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供養的，怎麼能說皇上養活老百姓呢，應該說是老百姓養活皇上。』愚民們，你們不知道，說皇上養活你們，是因為他教育你們，給你們制定紀律，要不然你們小的不聽老的，富的欺負窮的，誰都不得安生。」

所以，他對百姓們不感激自己頗為不滿，在《大誥·民知福不報》中憤憤地說：「你們吃我的，喝我的，有的百姓卻對我不知報答，恬然享福，絕無感激之心。」

所以，他對天下人行兇作惡時那麼理直氣壯。有一次，他微服私訪，在街道上聽到一老年婦女和人說話，提到他時，不稱「皇上」而稱「老頭」。

朱元璋認為這是不滿自己統治的表現，回宮後令五城兵馬司把老婦居住的街區居民都殺光了，並且說：「張士誠佔據東南，當地人如今還叫他『張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頭，真叫人活活氣煞。」

甚至對於大臣，對於自己冊封的公侯貴族，他也缺乏最起碼的尊重。這些人也不過是他手裡的工具，一不高興，他就可以喝令身邊的武士把任何一個大臣按在宮殿地上，拉下褲子，在大庭廣眾之下打他的屁股。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制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諸如勳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和工部尚書薛祥等許多高級官僚都在皇宮的地板上被活活打死。

和我們的看法相反，朱元璋並不認為他牢籠人民，是侵犯了人民的權利，妨礙了人民的幸福。相反，他認為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他一家一姓的利益，也是為了促進百姓們的幸福。所以，他在分泌出一條條蛛絲時，心中一點也沒有內疚感，相反，卻充滿了為國家為民族忘我工作的自豪感。

之所以他的結論與我們如此截然相反，是因為朱元璋以自己的幸福觀出發來理解全國人民的幸福觀。

朱元璋從來不認為「自由」是一個人的生活中所必需的。從一個貧農的視角出發，他認為「幸福」就是吃飽穿暖，再進一步，就是吃肉穿綢。除此之外，他想像不到，人還有別的需求。至於被管理得嚴一點，他認為這不但不妨礙幸福，反而增進了人們的安全感。

讓我們來看看朱元璋怎麼樣用自己和語言來表述他的幸福觀：

淮安衛指揮儲欽受賄被朱元璋嚴懲。朱說：「看來今日他們這樣遭貶呵，何不當初依本分，守著本等職事，好房子下坐著，關著俸米吃著，卻不快活麼道！他卻務要這般撒潑做呵，不知他們心裡果然是如何？」（《大誥武臣·儲欽等擅收軍役第七》）千戶郭成，為了貪財，放了罪犯，「卻將一個千戶的名分弄壞了，有這等薄福的小人」。（《監工賣囚第二十六》）在《皇明祖訓》中，他這樣教導後代們：

凡自古親王居國，其樂甚於天子。何以見之？冠服宮室，車馬，儀仗亞於天子，而自奉豐厚，政務亦簡。樂莫大焉。

在貧民朱元璋看來，在好房子下坐著，吃國庫糧（關著俸米吃著），不用幹活，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福。

所以，朱元璋從來沒有想過自己過度干涉帝國其他成員的生活是妨礙了他們的幸福，他絕不會認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全社會自由發展的前提」，相反，他認為「每個人的不自由是全社會安定團結的前提」。在朱元璋眼裡，他其實已經是一個十分仁慈的君主。歷史上有幾個皇帝像他這樣關心治下人民的穿衣吃飯問題？有幾個皇帝為了抓社會治安像他這樣殫精竭慮？賜予人民生存權和溫飽權就已經足夠，至於什麼個性、思想、自由的價值，人的生命尊嚴，他那個農民的頭腦裡，連想都沒有想過。

所以，在過去的中國人看來，朱元璋製造出來的不但不是什麼木乃伊，甚至是一件精美絕倫的藝術品。明代及清初的歷史學家則這樣稱頌朱「禍本亂階，防維略盡。至於著律令，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設軍衛，建學校，無不損益質文，斟酌美備。」「觀其官制、典禮、律令、寶訓、女誡、臥碑、木鐸、祖訓，大言炎炎，至文鬱鬱，義監二代，法備三千，共貫同條，金聲玉振。」（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在明代之後，清朝統治者更是對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讚賞不已。

順治帝親政後，時往內院與大學士等議論文史。一次，他問範文程等：

「自漢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為優？」範文程等回答說：「漢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屬賢君。」順治帝說：

「朕以為歷代賢君莫如洪武。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盡善者，至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劃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一）明孝陵今存一碑，為康熙手書「治隆唐宋」四個大字，意思是誇明太祖治國好過了唐宋。

正因為此，清朝基本上把朱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並通過設軍機處等小調整，使這個制度更加完備。從這個角度說，朱元璋不止開創了三百年大明基業，連大清王朝也基本上是他政治思維的產物。

所以，朱元璋去世雖然六百年了，但是他規定的監獄制度卻一直到清末都牢籠著中國人民。

第八章 管天管地：從穿衣戴帽到婦女髮型

第一節 悠悠書盟《太平禮制》

太平天國起義之初，攻佔的第一個城市是永安（在今福建省）。外面清軍圍困重重，洪秀全卻置敵情於不顧，興致勃勃地制定起等級秩序。

他把太平軍（此時不到一萬人）的軍官分成十六等，什麼王、國宗、侯、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總制、軍帥、師帥等，名類多達三十九種。

各等級之間，尊卑嚴明，絕不可以下犯上，犯者立斬。洪秀全又專門下詔規定，天王一天可吃十斤肉，以下逐級遞減半斤，總制以下無肉。

把一萬人分成十六等之後，洪秀全又廢寢忘食，置敵人數萬大軍於度外，耗盡心血制定了繁瑣周詳的《太平禮制》，規定了這十六級之間見面的稱呼，相互應該行什麼禮節，對他們的家屬親戚如何稱呼如何行禮。他規定，人民要稱王世子為「幼主萬歲」，稱他的三兒子為王三殿下千歲，四兒子為王四殿下千歲，如此等等。稱他的長女為天長金，二女兒為天二金，如此等等。如果哪位讀者有機會和興趣，可以仔細讀讀這本中國歷史上的悠悠書盟，肯定會得益匪淺。

其實，在洪秀全之前幾百年，朱元璋也做了幾乎同樣的事。

第二節 第一道思想防線

吳元年，也就是大明開國前一年，朱元璋派多路大軍四出統一天下，戰事異常頻繁：

朱亮祖部挺進浙東，攻打方國珍；徐達部在擒獲張士誠後，又匆匆揮師北伐；湯和率大軍攻打方國珍控制的慶元；胡美部入福建攻打陳友定；楊璟部出征廣西……軍報如雪片般四面八方飛來，將朱元璋的桌案堆得嚴嚴實實。然而就在此軍務倥傯之際，朱元璋傾注大量精力，抓起了一項看起來無關緊要的工作：制定禮儀，也就是規定未來的大明帝國人民見面如何行禮，平時如何穿衣戴帽。

吳元年（公元1367年）六月，朱元璋在南京設立了「禮、樂二局」，從全國各地調集專家學者，在他的親自指導下開始了這項工作。我們需要注意一點：朱元璋當年十月才命令中書省制定法律。也就是說，未來大明帝國的禮儀建設是先於法律工作的，所以史書說：「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務未遑，首開禮樂二局，廣徵耆儒，分曹究討。」朱元璋經常召見這些禮儀專家，搬來許多古書，和他們一項項探討那些繁瑣異常的禮儀規定，一研究就是半天。

朱元璋是一個極為現實的人。天下初定，百廢待興，無數大事需要朱元璋去抓，為什麼他要把工作重心放在禮儀上呢？

這和朱元璋對未來天下的整體設計分不開。在朱元璋的帝國藍圖中，禮儀是國家的基礎。制度和法律規定是硬力量，而禮儀是軟力量。軟力量如水，無所不在，無所不包，其重要性甚至重於硬力量。

禮者，防也。這是朱元璋禮儀建設的核心意圖。朱元璋說：「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也就是說，禮儀是政權的第一道防線，它在老百姓生活中的重要性過於法律。因為老百姓可能一輩子也不和官府打交道，卻一天也離不開禮儀。

禮儀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實際上對社會成員心理的塑造卻發揮著潛移默化的巨大力量。嚴明而細緻的禮儀，將名分意識深深刻入人們的集體無意識，使人們規規矩矩，安守本分，不起犯上作亂之心。只有當民眾的生活逸出規矩之外，才需要用法律來處置。這就是所謂「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

在朱元璋看來，導致元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元政府只抓法律而不抓禮儀建設，老百姓沒有尊卑上下，對上沒有畏服之心，所以一遇騷動，就紛紛犯上作亂。他說：「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

也就是說，元政權建綱立紀的工作做得不好，大權落到權臣之手，人心因此渙散，天下因此動亂。所以剛剛當上吳王之後，朱元璋就宣佈，禮儀工作是建設國家的第一步：「建國之初，先正綱紀，綱紀先禮。」

從吳元年到洪武三年，整整四年當中，朱元璋都把禮儀工作當作中心工作來抓。經過數百位專家學者數年辛苦工作，終於制定出了諸如《大明集禮》、《孝慈錄》、《洪武禮制》、《諸司職掌》、《稽古定制》、《國朝製作》、《大禮要議》、《皇朝禮制》、《大明禮制》、《洪武禮制》、《禮制集要》、《禮制節文》、《太常集禮》、《禮書》等一系列規章制度，數量如山似海，規定細如牛毛，涵蓋了大明王朝上自皇帝、下至細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無所不有，無所不包。因此明人這樣高度評價朱元璋的禮治工作，認為他制定的禮儀「上之郊廟朝廷，次之侯王郡邑，下之間巷州黨，洋洋優優，無大無細，隆禮曲禮……其間損益百王，超越千古，或以義起，或沿時革」。

那麼，這套盡善盡美的禮儀，都包括哪些內容呢？

第三節 禁止奇裝異服

首先是規定了全國百姓如何穿衣。

朱元璋對上自天子、親王、文武百官，下至老百姓的衣服樣式，都做了明確而嚴格的規定。這些規定從樣式、顏色、花紋、料子，到衣袖的長度，開衩的高度，幾乎無所不包。一一羅列幾乎不可能，只能簡單舉幾個例子：

他規定金繡、錦繡、綾羅這樣的材料只能由貴族和官員們使用，普通老百姓不管多有錢，也不能用這些材料來做衣服。老百姓的衣料只限於四種：

綢、絹、素紗、布。一般來講，商人經濟實力比較強，偏偏規定商人低人一等，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敵國，也沒權利穿綢子。農民家裡只要有一人做生意，則全家不許穿綢穿紗。

除皇族外，官員百姓的衣服上不能繡飛魚、大鵬、獅子等圖案，不許用四寶相花、大西番蓮、大雲花樣，不許使用黑、紫、綠、柳黃、薑黃、明黃等色。老百姓的首飾上不許使用黃金、白玉、珍珠、翠玉，只許用銀子。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詔規定老百姓不許戴「四帶巾」束髮。他發明了一種網巾，四四方方，其形狀與「四方平定」相諧，因此命名「四方平定巾」，頒行天下，全國百姓都要服用。洪武二十二年又規定農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但非務農者則絕對不可戴用。至於官員，除洪武初年制定詳細的官帽細則外，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又命令文武官員遇雨時可以戴雨帽，因公出差在外時也可以戴遮陽帽，入城後則不許戴。洪武末年，為體現皇帝對讀書人的特別關照，特別開恩，允許讀書人在天熱時戴遮陽帽。

朱元璋對穿靴子特別重視，他規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製花樣金線裝飾」，即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裝飾。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一次微服查訪，發現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繡了花紋，勃然大怒，回宮後，「以民間違禁，靴巧裁花樣，嵌以金線藍條」，專門下令，嚴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

後來北方官員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過不了冬。朱元璋遂格外開恩，「惟北地寒苦，許用牛皮直縫靴」。就是說可以穿靴，但只許穿牛皮的，只許做成「直縫靴」這一種樣式。

百官入朝時趕上下雨，都穿釘靴，踩在石板路上聲音很大。朱元璋認真研究了這個問題，洪武六年下令說：「古者入朝都穿履，自唐朝起始用靴。如今叫官員們帶上軟底皮鞋，進宮後就套在靴外，出朝則可以脫下來。」

朱元璋的服裝政策中，除了對商人的歧視外，更明顯的是對藝人、倡優、樂工的歧視。洪武元年，朱元璋命「樂妓不許與庶民妻同，樂工服冠皂青字頂，系紅綠帛帶」。又命妓院內「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豬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令妓婦戴角冠，身穿皂褚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劉辰《明朝國初事跡》）。「綠帽子」這個稱呼，就是起源於此項規定。

朱元璋對這項工作興趣極大，對每個細節都反覆推敲，詳細考究。為了保證他的指示嚴格貫徹，他還專門設置「禮房吏」，來檢查全國人民的服裝。不遵守規定，後果可能很嚴重。比如，如果官員庶民在衣服上繡了皇族才能用的龍鳳花紋，那麼就要挨一百大棍，罰做三年徒刑：「若僭用違禁龍鳳紋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

朱元璋晚年曾經有一次微服私訪，見一群軍人和城市遊民，將靴子的高幫截短，還用金線作裝飾，聚在一起踢球玩耍。朱元璋遂命人將他們鎖住帶到五城兵馬司，將他們均砍了腳。由於朱元璋的嚴刑峻法，服制規定在洪武年間貫徹得很好。正如明人所說：「國朝士女服飾，皆有定制，洪武年間，人遵畫一之法。」

在朱元璋去世之後，這些規定又成了明朝的祖制，被歷代皇帝嚴格遵守。比如萬曆年間，有的讀書人倚恃皇朝重視知識分子，得意忘形，冬天居然戴起了暖耳。萬曆皇帝勃然大怒，專門下詔禁讀書人戴暖耳，違者「五城御史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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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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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許隨地吐痰

第二是規定了全國人民日常生活中如何行禮。

禮儀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君臣之禮。

朱元璋剛當皇帝那兩年，朝廷禮儀比較粗略，「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逾越班序者」。到洪武三年，禮治規定正式頒布，大明王朝的上朝儀式才明確下來。讓我們來看看洪武三年之後，大臣們入宮拜見朱元璋時需要遵守些什麼規定：

凡入午門，勿相跑拜、拱揖。入朝官坐立，毋越其等，毋談笑喧嘩，指畫窺望；行則容止端莊，步武相連；立則拱手正身，毋輒穿越。

就是說，官員們進了午門之後，就不許亂走亂跑亂動，四處窺視，相互之間也不許行禮寒暄，甚至不許指指點點。要走路，就要一個接一個整整齊齊地走，要站著，就要立正拱手而立。

那麼，在皇帝面前，又應該怎麼樣呢：

凡近侍御前，勿咳嗽、吐唾……如賜坐即坐，不許推讓；既坐之後，或被顧問，最先一次起立，奏對畢即坐，若復有所問不必更起；同列侍坐或被顧問，一人奏對，余皆靜聽，毋攙言剿說；如各有所見，侯其人言畢，方許前陳；凡諸儒官於御前奏事或進呈文字，恐有口氣，體氣，須退立二三步，毋輒進御案。

就是說，在皇帝面前，不許咳嗽，也不許隨地吐痰（看來洪武三年以前大明君臣有可能一邊聊天一邊隨地吐痰）。皇帝賜你坐你就坐，不許假裝客氣。皇帝問你話，第一次你要站起來回答，答完了坐下。第二次再問你，就不用站起來了。說話要一個一個說，一個說完了，那個再說，不許胡亂插話。見皇帝前要漱好口，洗好澡，站得離皇帝不能太近，怕的是有口臭或者體臭薰著皇帝……這是御前召對，如果跟著皇帝在宮內走路，還有規定：

凡大小官員隨上位行丹墀，身常朝北，不許南向，或左右環轉隨侍。

也就是說，跟皇帝走路，身子要朝北，不許朝南。因為「面南」是天子的特權。你要是往南走，就得倒退著走。要是往東西兩側走，就要學螃蟹橫行。

除了君臣之禮繁複龐雜外，官員相見，禮儀也相當繁雜，因為每一級別官員之間的禮儀都有區別：

「凡揖拜、序立、行走、迴避」，都「禁然各有儀節，凡公、侯、駙馬相見，各行兩拜禮。一品官見公、侯、駙馬，一品官居右，行兩拜禮，公、侯、駙馬居左答禮。二品見一品，亦如之。三品以下仿此。若三品見一品，四品見二品，行兩拜禮。一品、二品答受從宜，余品仿此。如有親戚尊卑之分，從行私禮。」

也就是說，公、侯、駙馬見面，相互兩拜。一品大官見了公、侯、駙馬，要站在右邊先兩拜。公、侯、駙馬站在左邊答禮。以此類推。

洪武三十年，經過反覆推敲，朱元璋又對上述規定進行了微調。他規定官員相見，如果官階相差在二等以內，則大官站東邊，小官站西邊，相互行禮。如果官階差超過二等，則小官在下，大官在上。品級超過四等，則小官拜見，大官坐受。

甚至對行禮的姿勢，也有詳細規定：「其揖禮，凡下見上躬身舉手齊眼為敬，上官隨坐隨立無答；其次，下官舉手齊口，上官舉手齊心答之。」

也就是說，小官見大官，如果品級差別大，小官要鞠躬，同時將手舉到眼睛高度，大官不用回禮。如果品級差不多，小官把手舉到嘴的位置，大官舉到心臟位置。

至於官民之間，當然禮儀禁嚴。百姓見官，跪在何處，如何磕頭，都有明確要求。而且一日為官，終生為民父母，與百姓必須永遠保持區別。官員退休回老家，老百姓對他們必須與對在職官員一樣行禮。退休官員到誰家吃飯，要為他們另設專席，不許坐在普通百姓的下位。

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

對於老百姓相互之間如何行禮，當然也有詳細規定：洪武四年，詔定官民揖拜禮。

民間拜禮，子孫、弟侄、甥婿見尊長，生徒見師範，婢僕見本使，行頓首四拜禮；其餘長幼親戚，各以序行頓首再拜禮。平交，行控首再拜禮。揖禮則長幼隨宜行之。

也就是說，老百姓之間，晚輩見長輩，學生見老師，僕人見主人，要行頓首四拜禮。同輩朋友之間，行控首再拜禮。

對於老百姓家庭之內的禮儀，規定得更為詳盡：

凡子孫之於祖父母每旦必詣前肅揖；若遠出隔旬日而見及節序慶賀，皆四拜。余尊長亦然。若尊長疏遠者行肅揖禮，遠出隔旬日而見及節序慶賀止行兩拜禮。凡民間平交者亦如之。其不如儀者，以違制論。

也就是說，孫子們每天早上都要到祖父母前請安行肅揖禮。如果因出門等原因隔十天沒見著面，或者節日，都要給祖父母四拜。其他尊長，比如叔公，也要這樣。如果是遠房叔公，那麼兩拜就行了。

第五節 管理婦女髮型

除了服裝和禮儀，朱元璋還專門規定了全國各級別人士的居住面積。

皇帝規定，公侯級別的人，可以住七間，九架（量詞，兩柱之間為一架）的房子。一品、二品，即部長級，可以五間，九架。司長級，五間，七架。六品至九品，即處長和科長級，三間，七架。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栱，飾彩色。

官員出門時坐什麼交通工具也有規定：三品以上乘轎，四品以下乘馬，「在外自大使以下皆乘馬，武官勳戚亦如之，惟年老公侯及拜三公者，賜轎然後得乘」。

甚至對不同級別的官員，皇帝所賜坐墩，都有細微差別：

其制，皇太子以下青為質，繡蟠龍雲花為飾；親王亦如之。宰相及一品以赤為質，飾止雲花；二品以下蒲墩，無飾。凡大朝會賜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

就是說，皇太子可以坐青色墩，上面繡蟠龍雲花紋。宰相坐紅色的，上面只繡雲紋。二品以下只許坐蒲墩。

甚至連官民們喝酒時使用的酒具，也有嚴格的等級限制。洪武二十六年規定，公侯及一二品官員，喝酒時可以用金子做的酒壺，其餘的用銀器。

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銀器，酒盞用金器。六品至九品，酒注及酒盞用銀器，其餘的皆用瓷器、漆器。沒有級別的普通百姓，酒盞用銀器，酒注只能用錫器，其餘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

其中最有意思的規定，是朱元璋對婦女們髮型的嚴格要求。洪武五年，皇帝下令，民間沒出嫁的姑娘「作三小髻，金釵」，而丫環們「高頂髻，絹布狹領長襖，長裙」，小丫環「雙髻，長袖短衣，長裙」。

不遵守這些規定，下場同樣很嚴重：「凡官民房舍、車服、器用之類，各有等第。若違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罷職不敘；無官者，笞五百，罪坐家長。」

也就是說，突破規定住房用車，有官的，就得丟官，還要挨一百大棍。

沒官的，打五百下，還要罰他的族長。

第六節 為什麼要管穿衣戴帽

今天的讀者看到朱元璋如此專注於人們的穿衣戴帽，多會感到可笑和不解。中國老百姓有一句諺語：「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而朱元璋偏偏就像要和這句話叫板。他像一個嚴厲而認真的中學校長，真的把老百姓的自由剝奪到只剩下「拉屎放屁」的程度。

在朱元璋看來，這是無比嚴肅的、關乎帝國興亡的重大問題。

朱元璋從蒙古人手裡接過的是一個廣大而殘破的帝國。戰爭初息，滿目瘡痍，「十室九虛，民困食盡」。然而，這些尚不足以讓朱元璋心憂。所謂「有土斯有人，有人斯有財」，只要政治安定，不愁經濟不迅速恢復。最令他憂心的，是天下百姓的思想混亂，這是他從蒙古人手中繼承的最大一筆不良資產。

從草原上征殺過來的蒙古人，沒能精確掌握漢人那一套經千年積澱而成的精緻深刻的治心術。「胡元以寬而失」，「九十三年之治，華風淪沒，彝道傾頹」。在朱元璋看來，明初社會，思想混亂突出地表現在奇裝異服上面，即「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

他總結歷史說：「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奢侈，閭裡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所以失政也。」過去那些偉大的帝王治理天下，必然首先定下禮儀制度，用來辨貴賤、明國威，讓人們知道大小上下。元末以來，風俗相承，流於奢侈，富有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居然與公卿無異，這還了得！貴賤沒有區別，此元之所以失敗也！

禁止奇裝異服是中國漢族政權的一個傳統。周禮中就規定，國家對老百姓穿衣，要「正其服，禁其奇邪」，甚至「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者，殺」。也就是說，奇裝異服罪可致死。這可不僅僅是用來嚇唬人的。春秋時期，鄭國人子臧就因為「著異服」被殺。《左傳》對此還評論道：「服之不中，身之災也。」因此歷代相沿，中國形成了一套關於服裝的禁忌。比如明黃色是皇帝的專用色，這就是唐代定下來的。唐高祖以「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

不過，歷代關於服裝的規定，到朱元璋才登峰造極，詳盡到無以復加。

褲腳做得小一點，皮靴上繡上花樣，初看起來，不過是個人愛好問題，但仔細一想，卻不然。因為透過衣服、皮靴等等，也可以看到「順民」與「亂民」兩種思想傾向的激烈鬥爭。所以，朱元璋將讓人們明白自己的身份當成關係國家存亡的大事來抓。朱元璋說：「禮儀明確了，上下之分才定。這樣天下才能安定。」管你的髮型，管你的袖子長短，管你冷天能不能戴暖耳，是為了通過這些細節，讓你從小事做起，習慣於屈從不合理的現實。

《左傳》云：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台。

專制統治要求泯滅人的自尊、獨立、平等意識，使人認不清自身的獨立價值。而作為專制統治的重要手段，等級制度的最大作用是把全國人民都納入一種從屬關係，使每個社會成員都附屬於一個權力結構，強調人的不平等，強化每個人的身份意識，使屈服、順從、奴性成為被統治者的突出性格，讓每個階級的人都有充足的機會來培養奴性。正如朱元璋在《御制大浩續編》中所說：「天尊地卑，理勢之必然。富貴貧賤，神明之鑒焉……所以官有等差，民有富貴，而至賤者也豈得易為而用乎。」

只有這樣，社會秩序就可以得到充分保障。等級制度時刻提醒人民，任何事物也不能超越於政治權力之上。特別是，經濟權力必須絕對屈從於政治權力之下。即使你富可敵國，如果沒有級別，沒有政治地位，也只能住三間小房子，不許穿綢穿紗。如果商人階層想要獲得人們的尊敬，他必須花錢買官，起碼也要買一個閒職，比如什麼「登仕郎」，才有可能。如此，才能「富者富安，中者中安，下者下安」，實現大明王朝的「禮法之所治也」。

不要嘲笑朱元璋。在今天，哪一級官員坐哪種牌子的小汽車，什麼級別分多大的房子，為了爭追悼會的「格」，家屬和單位曠日持久地鬥爭……這些現象，每個人都是司空見慣。

因此，對於那些不懂禮數的人，朱元璋的不客氣程度超出人們的想像。

馬皇后是大腳，於是有好事之人，在牆上畫了幅大腳婦人懷抱西瓜的漫畫，意思是「淮西婦人好大腳」。朱元璋查不到作俑者，就把一條街上的居民統統殺光。

對於那些懂禮數的人，朱元璋則不吝獎勵。皇帝身邊有一位姓杜的修容匠。有一次朱元璋見他把剪下的指甲都用好紙包了起來，就問他這是幹嘛。

杜某回答說這是聖人身體的一部分，哪能隨便丟掉呢？我包好了拿回家，恭恭敬敬地收藏起來。朱元璋不信，把杜某留在宮中，命令衛士到杜家去搜查。杜家人從佛閣裡拿出一個朱匣，裡面裝的就是朱元璋的指甲。朱元璋聽了衛士的匯報，很高興，讚揚杜某懂「禮」，馬上提拔為「太常卿」（九卿之一，主持禮儀的官員）。

第九章 化民成俗：流氓是如何教育百姓的

第一節 無所不在的皇權

小時候，朱元璋最常玩的遊戲之一是做皇帝。這給朱元璋灰暗的兒童時代帶來了很大快樂。在遊戲中他至高無上，無所不能，一切都在他的絕對主宰之下。做這種肆無忌憚的遊戲時他絕不會想到自己有一天會真的登上皇位，不過，下層文化中對於「皇帝」的種種幻想被他深深吸納進意識深處。

自身權利極度貧乏的底層民眾，在幻想中把皇帝的權威誇大到無限的程度，就像以為皇帝成天在深宮裡吃豬肉燉粉條一樣，他們也同樣認為做皇帝就是不受任何拘束，沒有任何限制，高高在上，隨心所欲。民間傳說中，總有類似的故事：某個卑賤的下人，因為皇帝酒後一句口誤，封他為某某王或者某某候，就真的成了王侯，因為天子口中無戲言。

當真的做了皇帝時，朱元璋強橫潑辣的舉措證明他確實是按照一個放牛娃對「皇帝」一職的理解去履行職責的。事實上，歷史上的皇權從來不是無限的，而是受到分權制、基層自治、個人能力等重重因素的制約。

在許多朝代，皇帝只管重大國策，日常政務由丞相等高級官員代理。

唐朝的門下省可以駁回皇帝明顯不合理的詔令，宋朝的參知政事可以扣留皇帝的手詔三日不傳達。由於技術原因，大部分朝代裡政府權力只能抵達縣一級，縣以下要靠鄉紳協助進行鄉村自治。唯有在朱元璋時代，皇權實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擴張。皇權的觸角如傳說中巨型章魚那恐怖的腕足一樣，突破了所有限制，伸入民間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大明天下的每一間草房，甚至每一個百姓的大腦。

第二節 朱元璋最擔心的事

大明王朝建立初期，有太多的社會現象令朱元璋不滿。

十多年的亂世對人道德操守的摧破作用，朱元璋深有感受。他說：「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天下大亂之際，暴力成了生存的理由，自私、狡猾、殘忍是經過一次次生死劫難而倖存下來的人的必備品質，朱元璋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善良懦弱的順民則大多遭遇悲慘。

經過十多年的戰爭，老百姓「為奸頑之人所引誘」，「天下風移俗變」，漢人身上淪喪已久的野性初步覺醒，民風漸趨強悍，順民品質嚴重退化，這是最令朱元璋擔心的事。

朱元璋知道，馴化人的精神遠比控制他的身體要難。因此，最嚴重的問題是教育百姓。尚未建國之時，朱元璋就曾經對劉基指出「正人心」的重要性：

「天下大亂之後，法度縱弛，當然要重新修訂，使紀綱正而條目舉。然而比這更重要的是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這才是治天下的根本。」

他用精妙的比喻，滿懷信心地說明改造百姓性格的可行性：「剽悍驕暴，不守王法，並非天下人的本性，而是在亂世中養成的不良習氣。如果有效地化民成俗，統一民眾的思想，則剽悍者可以變得善柔，驕暴者可以變得循帖。這就好比那狂暴的劣馬，如果調馭有道，久則自然馴熟。」

因此，在百端待舉、百廢待興的立國之初，朱元璋就把「化民成俗」放到一個至關重要的位置，為此調動大量行政資源，花費了巨大的心血。

第三節 洪武朝的流動宣傳員

朱元璋「化民成俗」的思路極富前瞻性和現代性。

開國不久，朱元璋出台了「申明亭學習制度」。

洪武五年，朱元璋命全國各鄉各裡都在村頭街尾建造兩個亭子，一個叫做「申明亭」，一個叫做「旌善亭」。前者是召集大家來深入學習皇帝諭旨的地方；後者則類似今天的光榮榜，是為了表揚各村各鄉湧現出的好人好事、揭露各地出現的惡人惡事。「凡民間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皆書其實行，揭於其中。」目的是宣傳高尚行為，批評錯誤觀念，幫助人們辨別是非，抵制假惡丑。

為了發揮兩亭的作用，朱元璋規定，每一百戶人家（即每裡）推選一位年高有德之人掌管其事，曰老人。老人每個月的初一十五，都要把全村百姓召集到申明亭來參加學習，主要是宣讀並講解《大誥》、《大明律》、《教民榜》，把皇帝的聖旨和身邊發生的事例結合起來，深入宣傳，使全裡人戶知法畏法，不敢犯法。

另外，老人的一項重要任務是講說《宣諭》。朱元璋每個月都要親自寫作《宣諭》一道，提醒百姓在每個月應做的事，由順天府發出，以達於天下每縣每鄉。比如六月份老百姓應繳夏稅了，《宣諭》即提醒眾人須「各守本分，納糧當差」。這一制度成為大明祖制，被後代皇帝繼承了下去。

今天當有重大法規政策出台時，我們在一些城市街頭尚能看到流動宣傳車上架著喇叭，大聲宣讀。殊不知這一做法的專利權也屬於朱元璋。洪武三十年，朱元璋要求每村每裡應該選派一名聲音洪亮的老人，手裡搖動一個裝有木舌的銅鈴，每五天一次，在五更時分，行走在鄉村的街道上，大聲朗誦「六諭」，即朱元璋苦心想出來的六句話：「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這個流動宣傳員的作用是讓農民們在潛移默化中接受啟發和教育，以提高思想道德水平。

正如一部方志中所說：

洪武初年，皇上親制諭俗「六諭」，令老人執木鐸，於每月朔望及每日五更天將明之時，朗誦於通衢，使老百姓在夜氣清明之際，忽聞此語，冷然省惕，湔洗前非，堅其善行，聖王愛人之心至無已也。

意思是說，每天五更天天還沒亮時，恰是天氣清明人心清醒的時候，老百姓在夢醒之際忽然聽到這些教誨，自然會如當頭一棒，猛然醒悟，良心發現，洗去非心，堅決向善。「六諭」的內容與今天以標語牌形式樹立於每個小區的家庭美德規範「尊老愛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儉持家、鄰里團結」十分相似，在流動宣傳的同時，也被製作成臥碑，立於每個村口和居民區裡。

朱元璋主導下的化民成俗工作，不論是縱向看中國歷史，還是橫向比較世界史，都是宣傳教育技術的一大突破性發展。和以前歷代皇帝們軟弱無力的教化方式比起來，他的化民成俗工作更加突出思想性，進一步突出了經常化、制度化。這一運動在城鄉各地廣泛開展，並逐步深入人民群眾的學習、勞動和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開展得廣泛、深入、紮實，無論在規模、影響和實效上都開創了人類史的先例。

據教育活動開展後各地官員們的匯報，朱皇帝的思想教育活動卓有成效。往年村民酗酒、吵架、偷竊等不文明現象時有發生，而經過教育後，大大減少了。相反討論如何發展生產，如何修路修橋做善事在村裡蔚然成風。

各地城鄉環境面貌和人們的精神面貌都發生了深刻而顯著的變化，有效地提高了全社會的文明道德水平。

這些匯報的真實性如何，無法考證。

第四節 新戲《琵琶記》

為了化民成俗，朱元璋還對戲曲工作親自進行指導。他起自民間，深知這類通俗文藝對老百姓有著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

從樸素的農民觀點來看，成天看戲，不過日子，不是正經人做的事兒，所以洪武年間的民間戲曲工作重點落在禁上。一是限制人看戲，「太祖謂詹同曰，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鴆毒」。看戲容易讓人沉溺享樂，不安心工作，所以他不主張老百姓把太多精力放到玩樂上。對於那些癡迷學戲的人，他十分反感。「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奉聖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李光地《榕村語錄》載：「明太祖於中街立高樓，令卒偵望其上。聞有絃歌飲博者，即縛至倒懸樓上，飲水三日而死。」

他反對老百姓搞迎神賽會，洪武三十年更定的《大明律》規定：「若軍民裝扮神像，鳴鑼擊鼓，迎神賽會者，杖一百，罪坐為首之人。里長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薛永升等《唐明律合編》）二是限制戲劇的內容。朱元璋對戲劇創作和演出有明確的思想導向，即推廣有利教化百姓的戲劇，禁絕那些有不健康內容特別是挑戰專制秩序的戲曲。元代雜劇內容駁雜，有些戲一味追求無厘頭搞笑，神仙皇帝形象不那麼莊重，讓朱元璋感覺很不舒服。

洪武六年，朱元璋發佈詔書，禁止戲台上扮演古代帝王聖賢：「詔禮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樂人，毋得以古先聖帝明王、忠臣義士為優戲，違者罪之。先是，胡元之俗，往往以先聖賢衣冠為伶人笑侮之飾，以侑燕樂，甚為瀆慢，故命禁之。」這一命令後被載入《大明律》：

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問家容令裝扮者，與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

當然，限制的作用是有限的，更聰明的做法是充分發揮戲曲的正面作用。所以朱元璋戲曲工作的另一個重點是樹立通俗文藝的樣板，引導戲曲創作的新風。有一次，朱元璋看到一出新戲，叫《琵琶記》，內容是說已婚的蔡伯喈中了狀元，被宰相選中做女婿。在這齣戲中，蔡伯喈不斷在種種矛盾中掙扎：因為父母年邁，他不想赴考。但為了給國家作貢獻，最終仍然赴試。為了服務君主，他就要做官，做官就要聽宰相的話，可他又不想丟棄結髮妻子。在內心掙扎鬥爭中，表現了他忠孝節義俱全的高尚品質。

這齣戲是一部標準的主題先行之作，在第一出「副末開場」中，作者就這樣點明了創作意圖：「今來古往，其間故事幾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所以他創作這齣戲的目的，不是像別的戲那樣為了「插科打諢」，逗人一笑，而是為了要宣揚「子孝共妻賢」。

朱元璋看了這齣戲後，大為激賞，當場批示說：「《五經》《四書》，是布帛栽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味，貴富家不可無。」

認為這齣戲在教化民眾方面，作用甚至大於儒家經書。戲曲得到最高統治者如此褒揚，有史以來還是第一次。

朱元璋的批示使《琵琶記》成為教化戲曲中一面光彩耀人的旗幟，發揮了巨大的導向作用，促使明初戲曲創作出現了一種「道學風」。戲劇家邱浚在朱元璋思想的指導下創作了一出專門教化民眾的《五倫全備記》，他在「副末開場」裡這樣表明創作目的：「搬演出來，使世上為子的看了便孝，為臣的看了便忠。」這齣戲人人高大全，個個都是人倫楷模。形象乾癟，語言酸腐，不堪卒讀。這種創作思路，自然導致明初雜劇內容無甚可觀。

朱元璋的後人朱有燉本身就是一個重要劇作家，他一生著作收入《誠齋樂府》，共有雜劇31種。這些雜劇，除了點綴昇平、歌功頌德的「慶賀劇」，就是荒誕迷信、消極頹廢的「度脫劇」，再不然就是教忠教孝的「節義劇」，沒有一出能讓人看得下去。

為了教化百姓，朱元璋還重新釐定了鬼神的秩序。

朱元璋膽豪心雄，雖然當過和尚，但並不信迷信。洪武元年，他聽說有一些新貴被「神仙之術」迷惑，成天練氣功吃仙丹，琢磨著成仙，就把他們找來聊天，說神仙那玩意兒都是騙人的：「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傳於世者？」就是說，如果練那東西真能長生不老，今天怎麼看不到一個長生不老的人活在世上？

洪武五年，一位官員出差，回來後向朱元璋報告，說建昌出了個祥瑞，蛇舌巖上站了一個黃衣人，高聲歌唱「龍盤虎踞勢岧嶢，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聲如洪鐘，非常洪亮。歌唱完了，黃衣人就消失了。說是這個事許多人都親眼所見。

朱元璋聽完匯報，並不相信。他說：「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讖緯可幹。事涉妖妄，豈可信耶？」所以他向來不喜歡搞祥瑞那一套。有一年，淮安等地進獻「瑞麥」，群臣稱賀，朱元璋斥責說：「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

然而，為了統治國家，朱元璋把目光投向了鬼神的世界。他深知鬼神對普通百姓意義重大。他說：「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如果「世無鬼神，人無畏矣」。對鬼神的懼怕心理，可以拿來為他所用。

開國之後，他就開始了對鬼神們的管理。洪武三年，朱元璋覺得歷代王朝給諸神加上各種各樣的封號太多太亂，於是下令清理整頓，整齊劃一【wＷw.ＷＲsＨu.cＯm】，統一了鬼神們的名字，規定了他們的等級地位，將「天皇」、「太乙」、「六天」、「五帝」等這些古代禮典中沒有記載的神趕出了神仙隊伍，又將全國各地城隍諸神號去掉歷代所加封爵，只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

朱元璋對鬼神隊伍整頓的另一個重大舉措是歷史上頭一次將城隍及其轄下的眾小鬼正式列入國家祀典之中。城隍原本是一種民間信仰，歷代都沒有入國家法定的祀典。但出身底層的朱元璋深知城隍神的力量。在民間故事中，城隍經常行善報惡，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洪武二年（公元年），朱元璋「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還詔天下府州縣立城隍廟，使城隍進入國家的祭祀體系中。

他命令地方官帶領百姓每年祭祀城隍，他規定的祭文中這樣說：

凡我一府境內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親者；有奸盜詐偽、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損貧戶者；似此頑惡奸邪不良之徒，神必報於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受官府。輕則笞決杖斷，不得號為良民；重則徒流絞斬，不得生還鄉里。若事未發露，必遭陰譴。使舉家並染瘟疫，六畜田蠶不利。如有孝順父命，和睦親族，畏懼官府，遵守禮法，不作非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達之城隍，陰加護佑，使其家道安和，農事順序，父母妻子保守鄉里。

因此祭祀城隍的過程，也是一個愚民的過程。他本人曾坦率地對宋濂說，尊崇城隍的目的，不過是威嚇百姓而已：「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

第五節 一封奇特的公開信

用今天的眼光看，「化民成俗」、「以德化民」的合理性十分可疑。針對這個詞語，一個現代社會的公民可以發出許多置疑，比如：

什麼是道德？誰的道德？誰有資格制定道德的標準？誰有權力強迫別人實行他規定的道德規範？

由朱元璋來「教育人民」的資格則更為可疑。這個前文盲、強盜，開國前曾經忘恩負義淹殺小明王，在他人抗元之際與元政權暗通款曲，開國後又大肆屠戮功臣，他用鐵的事實一再證明自己的道德品質存在著十分嚴重的問題。然而，在當日，由他來教育人民，卻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中國的經典裡說，中國的官員對百姓負有三種責任：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作之君」即領導人，羊群中的頭羊；「作之親」則還是百姓的父母，要把百姓看作孩子來看管，要照顧他們，要愛護他們，要養育他們；「做之師」，則說明領導人還要負責做民眾的老師，他們不懂，就得手把手教他們。

在中國傳統社會，每個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來說都是「國有」的，也就是被戰爭的勝利者所有。被誰「化」，朝什麼方向「化」，「化」成什麼樣，老百姓是沒有權利過問的，就像牲畜沒有權利選擇它的飼料一樣。任何一個人，不管他出身流氓還是強盜，一旦取得天下，成為天下人民之主，就證明他得到了「上天眷顧」，有馭天下之「德」，他不僅掌握了世俗權力，而且還因成功地掌握世俗權力而被證明掌握了世間一切真理、美德和良知；因此不僅有資格成為世俗生活的主宰，還是精神世界的主宰。

在皇帝和官員眼裡，老百姓不論多大歲數，在心智上都是長不大的兒童，「三十而立之類，似乎只是士大夫的人格成長論，老百姓是被當作永遠不會成長的，因為老百姓不管二十歲還是八十歲，都必須由外力去保護他們，使之不受腐蝕」。統治者將老百姓「兒童化」，將自己「家長化」，人民既為「子民」，官僚就是「父母官」。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不論什麼歲數，只要走進仕途，輩分和學問馬上見長，就比百姓成熟得多，正確得多。

基於皇權無限的邏輯，朱元璋的政府是典型的「全知全能政府」。這個政府不僅僅要實現「鎮壓之權」，還認為自己是正義與公理的代表，有權對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直至思維方式進行全面控制。朱元璋不斷教導民眾何為美好生活，甚至直接規定百姓們的生活細節。

英國政治思想家奧克肖特說：「人類在心智上的限制決定了政府在控制和預測事件能力上的限制。」「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那些關於何為美好生活的教導，因為這是對我們自己判斷力的蔑視。在現代社會，任何集體的倫理目標，無論在他人看來何等高尚，都不能強令個人尊奉。這不但是因為個人天生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且因為這也是社會文明進步所必需。」

朱元璋當然不會明白這些道理。他執著地認為，只要有好心就不會辦壞事。因此，他像一個熱心的街道婦女幹部，直接走進每戶人家，教導他們如何正確生活。

他管百姓的家事。在農村生活中，他看到百姓家裡經常因為分家等事鬧糾紛。他認為，統一百姓的分家方案對國家來說是非常必要的。在《大明律》裡他明確規定，每家每戶的產業只能由嫡長子繼承，如果這家人遲遲不立嫡長子，就要受到杖八十的懲處。只有當大老婆年五十以上又不生子者，才能立小老婆的兒子。即使立小老婆的兒子，也要立她的大兒子，否則與不立嫡子同罪。朱元璋又規定，在每個家庭裡，一切財產只能由大家長來支配，不許隨便分家，「別籍異財」受到嚴格的禁止，家裡的晚輩不經家長同意，花了家裡的錢，就直接觸犯了《大明律》，要受到刑事處分，每花二十貫笞二十。

開國之後，廣東的兩位軍官，都指揮使狄崇、王臻，妻因夫貴，按規定被冊封為淑人。後來他們的老婆死了，把妾扶了正，奏請冊封其妾為淑人。

這看起來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了，朱元璋卻極為重視，專門召集滿朝重臣開會，進行專題討論。宰相李善長和禮部官員發表意見，認為「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妾不可為嫡夫人」。於是朱元璋駁回了兩位軍官的請求，並且因此頒布條例，規定不許扶小老婆當大老婆：「凡正妻在日，所娶側室則謂之妾。正妻歿，諸妾不許再立為妻。」

朱元璋甚至承擔起婦聯職責，滿懷義憤地替秦香蓮們打抱不平。祥符衛指揮郭佑，取了妾後，和大老婆關係不好，把大老婆連家人二十六口趕出去另住，卻把妾立為正妻，兩人獨門獨院，過起了幸福生活。

朱元璋聽說這件事後大為生氣，把他貶到雲南，並且教訓天下人說：

「結髮妻和他一起生活了三十年，有兒有女了，當初日子艱難時兩個人一起過來，如今他做了大官，正好夫妻享福快活，他卻把他們娘兒們趕出去了，一天只給八升米，那二十六口人，怎麼過？這樣無情無義的，也算是個人？」他把這件事記載進了《大誥》，以殺一儆百，提醒天下所有官員不要忘了糟糠之妻。

在《大誥》的另一章裡，他甚至管起了官員們的婚事。當時，他起用了許多太學學生做官，這些學生大都尚未婚娶，公餘無事，難免有人眠花宿柳。朱元璋得知，直接給這些官員的父母寫了封公開信，勸他們早點給孩子娶親：

朕自開國以來，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後，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無厭。及至進用後生，皆是年壯英俊。初，父母且賢，致令習學經書，通達古今，已成士矣。其父母寵愛之道，得其宜也。

至此之際，各各父母反為愚夫愚婦。子既年壯，公私作為，無有不可者。朕既授以官，且有厚祿，隻身在任。朝出暮歸，寒暑為之自調，湯藥亦為之自奉。其父母愚而不與之娶，致令孤守厚祿，淫慾之情橫作。一旦苟合於無藉之婦，暮去朝來，精神為之妄喪，財物由是而空虛，天生誠實之性，因而散亂，雖古智人君子，莫復其原，豈不難哉。

今以誥告，凡在京有官君子之父母，即早婚娶前來，以固天生自然之性。不然，暫染娼優，污合村婦，性一乖為，莫可得而再治。其諸父母，早為之計。

也就是說，現在這些青年官員，一個人在任上，身邊沒個服侍的人，什麼事都要自己操持。父母不給他們娶親，他們手裡有大筆工資，怎能不出去亂搞？一亂搞，又花錢又耗神。所以凡是在京當官的人的父母，都早點給他們娶親吧！

第六節 大明帝國的教育體系

統一思想的最大障礙是讀書人。知識分子的本職就是進行思考，從而天然容易產生對一元化思想的離心傾向。朱元璋從源頭上抓起，大力興辦義務教育，以此控制知識分子胚胎形成的規格、模式，使符合他需要的知識分子能成批量地生產出來。

朱元璋對辦學非常重視，說，「學校之設，國之首務」，「治天下以人材為本，人材以教導為先」。他把教育與農業一起視為「王政之本」，一直抓得很緊。早在龍鳳五年（公元1359年）正月，大明開國前九年，他就曾於婺州開設過郡學培養人才，龍鳳十一年九月又在應天創辦了國子學。明朝建立後，更大力發展教育，從中央到地方，興辦了國學、郡學和社學三級學校。

國學就是國子學，是國立大學。開始校址沿用元朝儒學的舊址，因為校園較小，朱元璋不斷擴建，僅洪武六年一次就「增築學舍幾百餘間」。但此地處於市中心的繁華之區，靠近彈箏吹笛之地，不利於學生靜下心來學習。

洪武十四年，朱元璋親自為新校區相基選址，選定在距離京城七里的雞鳴山之陽，那裡環境幽靜，適宜攻讀。朱元璋投入巨資，工部尚書陳恭親自主持建設，洪武十五年，新學校落成，教學區、生活區、圖書館、食堂、菜圃具備，「凡為楹一十有奇，壯麗咸稱」。五月十七日，皇帝親臨國子監「謁先師孔子」，又登上講堂，親自為學生們上了一堂課，內容是講解《尚書》的《大禹謨》、《皋陶謨》、《洪範》諸篇，課後又宴請了全體師生。

國子監的生員通稱監生，分為官生和民生兩大類。「官生取自上裁」，是由皇帝指派，「民生則由科貢」，是由地方保送。在傳統時代，這所大學規模可稱得上非常宏大，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生員總數達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高等學府之一。如果當時搞一個大學排名，相信國子監規模一定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至於國子監的功課，則範圍有點窄，主要有語文、數學、政治、書法、體育幾類。語文課的教材主要有《四書》和《五經》。政治課的教材主要是御制《大誥》和《大明律令》等，漢代劉向的《說苑》，錄載可供人們取法的遺聞逸事，朱元璋認為熟讀它，可教會人們怎樣做人處世，因此列為必修的功課。

至於數（數學）和書（書法）的教材沒有記載。體育的內容是學習武藝，洪武三年，朱元璋詔國子監及郡縣生員「皆令習射」，洪武二十三年還下令在國子監內「辟射圃」，為生員提供練習騎射的場所。除了國立大學外，洪武二年，朱元璋又開始在全國廣泛興建學校。他「令郡縣皆立學校」，他下詔：

「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以作養士類。」「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

郡學是由各地方政府設立的中等學校。開國之初，朱元璋政權的執政能力十分突出，一聲令下，全國各府、州、縣都開始建立學校。政策當然是一刀切，府級學校，學生四十人，州級三十人，縣級二十人。隨著郡學的發展，不久又命擴大生員，不限數額，教學內容和國學相似。

洪武八年，他又令天下建立社學，即鄉村小學和社區小學。他說：「過去遠在周朝之時，每家都有私塾，每鄉都有學校，所以百姓無不知學，因此聖人的教化得以實行而風俗變得淳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校，而鄉村百姓則還沒有享受教育的權利。所以，要命令各級官員建設鄉村小學及社區學校，請老師來教民間子弟，這樣可以引導普通百姓向良善之俗轉化。小學以御制《大誥》和《大明律令》作為主要的必修課程。」據統計，洪武年間各府、州、縣平均設有社學近六十一所，數量相當可觀。

在前現代化國家，國立學校從京師一級歷府、州、縣一直延伸到鄉村一級，覆蓋面如此廣，數量如此眾多，全世界罕見其匹。帝王的精神教育由皇宮發出，即可直達鄉野田間每家每戶。正如明史所說，由此，「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於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

雖然秉性吝嗇，在教育上，朱元璋卻從來不憚花錢。建校舍，請老師，已經投入了巨額財政資金，而學生的待遇，又創歷代之冠。

洪武年間辦學都是國家投資，學校經費來源於國家撥給的學田（辦學用的公田以田地收益作為學校基金），洪武十五年正式詔定天下學田之制，規定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

府、州、縣各級學生，都可以享受國家補貼。金額是每人給米六斗，額外還有魚肉供應。京師的太學學生待遇更好。一旦考上太學，國家包發校服，每季度發一套，還包供食宿。甚至結了婚的，還可以帶家眷入學。家眷們的生活供應，由馬皇后親自負責。

朱元璋對學生們的關心體貼可謂無微不至。學生們離家日久，朱元璋發給他們新衣服一套，路費鈔五錠，讓他們可以回家看望父母。過春節、元宵，朱元璋還專門給學生們發過節錢。皇帝的人情味濃到如此程度，甚至恩及學生的家人。如洪武十二年，皇帝賜每個學生的父母各四匹帛。

至於每鄉每裡的社學，雖然無法提供如此豐厚的食宿，但也不收學雜費。朱元璋規定，由基層幹部根據老百姓家的自然狀況，盡可能多地動員適齡學童上學。

各級學校都有獎勵制度。國子監學生科舉廷試得第一名，在國子監門口立進士題名碑，加以褒獎。郡學學生每年選出一名成績最好的作為貢士，保送國子學繼續深造。

朱元璋的這些措施，有力地推動了教育的發展。全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於下邑荒徼（ji□o），山陬（z□u）海涯」，出現了「家有弦頌之聲，人有青雲之志」的社會現象。

明代教育的發達，超過了以往的唐宋時代。

第七節 朱校長的可怕校規

雖然待遇如此之好，不過，如果有機會坐時空穿梭機回到洪武時代，還是勸你不要去享受皇帝的義務教育。因為，你進了國立學校，很有可能不能活著出來。

並不是聳人聽聞。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洪武皇帝親自製定的學規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在學校裡學的是什麼。各級學校的功課，都是由皇帝直接指定的，內容是《御制大誥》（即皇帝語錄），《大明律令》（即刑法），此外還有四書五經和《說苑》。皇帝規定：太學學生每日寫字一幅，每三天背下《大誥》一百字，本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每個月作文六篇。

功課似乎不重，可是校規倒是有點怕人。校規一共五十六款，有一些規定和今天差不多，比如必須穿校服，不許點名遲到，不許夜裡飲酒之類。然而也有些規定有點奇怪：

一、不許結社，什麼文學社、詩會之類一律嚴格取締。

二、不許議論學校食堂的飯菜好不好吃。

三、絕對禁止對人對事的批評。

最奇怪的一條是這個規定：

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

就是說，天下百姓，別人誰都可以對國家大政方針發表意見，進行建言，只有學生不許！目的當然是戒絕學生參與政治的可能。

看來，朱元璋雖處中世紀，卻能以其超人的政治敏感，預感到學生與激進政治心態的天然聯繫。

為了貫徹這些校規，朱元璋特地撥了兩名衙役進駐學校，做什麼用？打板子。一有違犯，即把學生拉到教師辦公室叫做「繩愆廳」的地方，脫下褲子，按在地上，痛打一頓。朱元璋規定判決完全由教師做主，學生沒有上訴的權利。

打板子在處罰裡是輕的，重的甚至可至充軍流放。校規裡有這樣一款：

「在學生員，當以孝悌忠信禮義為本，必須隆師親友，養成忠厚之心，以為他日之用。敢有毀辱師長及生事告訐者，即系干名犯義，有傷風化，定將犯人杖一百，發雲南地面充軍。」

然而，只要有學生的地方，不同意見似乎就不可避免。由於校規過嚴，在第一任太學校長宋訥任內，有的學生被活活餓死，還有多名學生自殺身亡。學生趙麟對校長的殘忍非常不滿，出了一張匿名牆報（沒頭帖子），表達對校長的意見。這件事被當成嚴重的政治事件報告給皇帝，朱元璋龍顏大怒，立命把查出來的犯罪人趙麟殺了，並在國子監立一長竿，把他的腦袋掛在上面示眾。隔了十年，朱元璋有一次到太學視察，想起這件事，還餘怒未消，召集全體教職員和學生訓話：

恁學生每聽著：先前那宋訥做祭酒呵，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後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恁呵，都不饒！全家發向煙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

今後學規嚴緊，若有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帖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將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個。將那犯人凌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發往煙瘴地面。欽此！

懸趙麟頭顱的這竿子一直豎了一百六十餘年，方才撤去。

在抓學校教育的同時，朱元璋對科舉制度也進行了改革。他定下的科舉制度更加重視形式，規條亦更繁瑣，「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禮》、《春秋》、《禮記》命題。其文略仿宋經義，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相對真知灼見，他更重視的是統一的規格，統一的口氣，統一的思想，以此來造成格式化的知識分子。

八股文禁錮於孔孟的經義，又只取朱子的註疏，必須代聖賢立言，不許越雷池一步。它形式主義嚴重，諸如怎樣破題、承題……都有嚴格的規定，甚至在字數上也限定為五百或七百字。這一改革使科舉制徹底淪為戕害人才的刑具，士人為了掙得功名，只能皓首窮經揣摩時文程墨，並無精力來思索書本背後的大義，因而顧炎武有「八股之害，等於焚書」之語。

在朱的制度設計下，知識分子只能按照他的標準成長。他們只能「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窺是鑽，余皆漫不加省」、「自四書一經之外，鹹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思想受到嚴重的束縛，聰明才智被扼殺，「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強木不能對」。因此，在洪武年間，經常出現「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的現象，以致朱元璋自己也不時哀歎：「朕即位以來，雖求賢之詔屢下，而得賢之效未臻。」

「朕臨御三十年矣，求賢之心風夜孜孜，而鮮有能副聯望。任風憲者無激揚之風，為牧民者無撫字之實！」

第八節 「一刀切」必然「一風吹」

在傳統中國，數學是一門不發達的科學。函數、變量、概率之類的概念，對於傳統中國人的大腦來說，是太複雜了點。人們習慣用加減法來思考問題，也就是說，用類推的方式把局部真理擴大到無限。中國的思想家們因此提出了著名的治國理念：一個人只要能修身、齊家，就有能力治國平天下，因為國不過是家的累加。

現代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荒謬。當數量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事物運動的規律就會發生質的變化。這個治國理念就如同天天向遠處望，最終就可以練成千里眼的傳說一樣，是一個永不可及的神話。

問題是，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是這樣思想的。因此，許多涉及系統論的複雜社會問題在我們中國人這裡根本不是問題，用「只要……就」的公式可以「小蔥拌豆腐」般輕鬆解決，比如我們曾經設想，只要每個人一年植幾棵樹，那麼我國的森林覆蓋率問題將不再成為問題；比如只要每個人每天節約一滴水，那麼一年下來將會解決多少人的飲水問題；再比如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就會變成美好的人間。

同理，我國的偉大聖賢們提出，如果老百姓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化，把思想統一到孔孟之道上來，做大臣的都堅決服從君主，做兒子的都堅決服從父親，做妻子的都堅決服從丈夫，三綱五常，那麼天下就會熙然而治，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從而達到理想的堯舜世界。

「人心齊，泰山移。」從這個公式出發，「統一思想」就是治理國家的最關鍵所在。

被這個簡單直接的定理所鼓舞，歷代雄才大略的統治者都為「統一思想」而奮鬥不已。可是很不幸，雖然聖人們幾千年以前就指出了正確方向，可是幾千年來堯舜世界卻從來沒有出現。這都是因為每個朝代，都有那麼些人，不注意自我改造，頑固不化，陽關有路他不走，地獄無門他自尋，不能和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結果破壞了天下大治的大好局面。

雖然幾千年來在追求理想社會的過程中一次次碰得頭破血流，中國人卻始終不信邪。

之所以不改「思想教育萬能」的初衷，另一方面實在是因為這個方法簡便實用，成本最低。然而，這個方法畢竟是治水中的堵，雖然可收穫一時，卻最終會被證明失敗。

「一刀切」的結局必然是「一風吹」。這是中國式行政之式的弱點造成的。朱元璋的「化民成俗」運動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朱元璋辦學過多過濫，且完全是在政治權力的強制之下辦成，所以，這種學校教育的繁榮是一種典型的虛假繁榮，完全是朱元璋一個人意志支撐的結果。當他的注意力有所轉移之時，學校即徒具形式。

以社學來說，在許多地方，建立之初就是流於形式，只選了校址，花了錢，收了回扣，最後有沒有人來學，卻成了最不重要的事，地方官吏甚至還借辦社學來敲詐百姓，朱元璋自己即說：

有願意讀書而沒有錢的人，地方官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而不願讀書的人則愛財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無暇讀書卻逼令入學。

府州縣各級學校，因為官督力度減弱，往往就有名無實。到後來，許多學校「生徒無復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朱皇帝大力興辦學校的一時之盛，在他生時即是無根之木，在他死後很快煙消雲散。

「申明亭學習制度」也迅速淪為形式。就像任何用行政力量推行的社會運動一樣，申明亭之制制定不久，就出現種種弊端。其表現是地方官玩忽職守，亭宇不修，善惡不書，剝克老人如賤役；後來雖有忠於職守的知縣，如嘉靖年間淳安縣知縣海瑞、隆慶萬曆之際惠安縣知縣葉春及等人曾曉諭老人，復建申明、旌善二亭，但人亡政息，終無補救。

第十章 不許造反：從刪《孟子》到給元朝皇帝磕頭

第一節 孟子惹惱朱元璋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讀《孟子》。

和所有皇帝一樣，朱元璋大力尊奉孔孟。但是說實話，由於軍務政務繁雜，對於《論語》、《孟子》這些經典，他只是聽文人們講解過一些片斷，並沒有系統地研讀。如今天下已定，諸事都上了軌道，他也有興致來閱讀一下原典，吸取一些寶貴營養。

不讀不知道，一讀嚇一跳。讀著讀著，朱元璋的面色由愉快轉為陰沉，眉頭越皺越緊，呼吸越變越粗。終於，把書往地下一摔，大聲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焉？」意思是說，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還活得了嗎？

身邊的侍衛們嚇得夠嗆，想，皇上這是怎麼了？

原來朱元璋讀到了這樣一些文字：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老百姓最重要，國家次重要，和前二者相比，國君最不重要。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就是說，國君對大臣禮貌，大臣也對國君尊敬。國君視大臣如糞土，則大臣也視國君如無物。

朱元璋大發雷霆，立刻召見文臣，宣佈即日起「罷免孟子配享孔廟」，將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廟，取消他千百年來在孔廟裡和孔子一起吃冷豬肉的資格。

此命一下，舉朝嘩然。孔孟之道是中華立邦之本，這一舉動就如同基督教國家裡要把耶穌驅逐出教堂一樣驚世駭俗。大臣們當然紛紛上奏，表示反對。朱元璋命人把堆了一桌子的奏章都搬出去燒了，宣佈朕意已決，誰也不許再說，否則以「大不敬」的罪名處死。

這下朝廷立馬靜下來了，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的厲害。可是孔孟在中國被崇拜千年，畢竟會有幾根鐵桿粉絲屹立不倒。刑部尚書錢唐就堅持己見，還是要進宮為孟子求情。

朱元璋一聽錢唐為這事而來，命令金吾侍衛將他在殿前活活射死。金吾侍衛遵命彎弓，錢唐肩臂之上各中兩箭，鮮血直流，不過仍然英勇不屈，愣往裡闖。朱元璋見狀，也覺得錢唐是個漢子，就叫他進來說話。錢唐跪在皇帝面前，痛陳孟子之不可廢，說孟子已經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廢絕，不但中國震動，四夷也會驚愕，會懷疑中國還是那個尊奉聖人之道的天朝上國嗎？

朱元璋想想也是這麼回事。從錢唐捨命闖關這件事上，他也見識了孟子在讀書人心目中的份量，於是命人把錢唐送到太醫院好好治療，不久又恢復了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

第二節 刪減《孟子》，防止毒素流傳

配享是恢復了，可是朱元璋還是覺得《孟子》裡的大量毒素不能聽任流傳下去。

想來想去，想出一個好辦法，那就是命令臣下「刪孟」，將《孟子》中自己看著不順眼的「反動文字」盡皆刪去，共砍掉孟子原文八十五條，只剩下一百多條，編了一本《孟子節文》，又專門規定，科舉考試不得以被刪的條文命題。

那麼，刪節的八十五條裡都有些什麼內容，讓朱元璋這樣深惡痛絕呢？

第一類當然是那些主張「民貴君輕」、「大臣可以不尊重皇帝」的字句。刪掉這些文字，雖然有些可笑，但畢竟可以理解。

可是另一類刪節，乍一看就不太好理解了。比如孟子「有恆產而有恆心」這一揭示統治規律的名言，朱元璋也無法容忍，刪掉了「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以及「五畝之宅」之類的話。

另外許多主張皇帝必須實行「仁政」的條文，居然也被刪去了。比如這句話：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還有一類更奇怪的，就是孟子攻擊商紂王的話，也都被刪除了。比如：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曷）喪，予及女（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這是為什麼呢？

第三節 對元朝皇帝的特殊感情

其實在刪孟子以前，朱元璋還做過好多臣下不太好理解的事。

比如在推翻元朝之際，中原漢人皆歡欣鼓舞，揚眉吐氣，強烈要求朱元璋徹底清算元朝的罪惡，懲辦那些欺壓百姓的元朝統治者。

可是朱元璋卻沒有這樣做。在進軍大都之時，他要求軍隊不得危害元朝皇親貴族：「元之宗戚，鹹俾保全。」

在元順帝倉皇北逃後，明軍俘獲了皇子買的裡八剌。大臣們要求在南京舉行「獻俘」典禮，以慶祝這一偉大的勝利。朱元璋卻拒不同意，理由是這是對前皇子的侮辱。他說：「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他對俘獲的元朝貴族一概予以極盡尊禮，封給他們很高的爵位，賜給極為優厚的生活條件，讓漢族人繼續對他們行禮如儀。

甚至在推翻元朝之後，大臣們紛紛獻上「捷奏」之章，批判元代皇帝的無道，頌揚洪武皇帝的雄武，也讓朱元璋很不滿意，因為奏章裡面有貶低元朝君主的詞彙。朱元璋對宰相說：「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奈何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對於中原漢人來說，推翻了元人的統治，是顛倒了的世界重新顛倒過來，是撥開雲霧，重見青天：我堂堂中華乃是「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居然被一個野蠻的騎馬民族統治，萬里腥膻，人盡臣虜，這實在是莫大的恥辱。所以，大多數漢人都不承認元人統治的正統地位。比如元末另一個起義領袖明玉珍稱帝詔中就說：「元以北狄污我中夏，倫理以之晦冥，人物為之消滅。」他要推翻元朝，「恭行天罰，草彼左衽之卑污；昭為茂功，成我文明之治」。意即掃除中國歷史上的意外，重新回到漢族正統。

但是朱元璋卻自始至終堅持認為元人的統治是「正統」。他從各個角度，竭盡全力為元朝的正統性辯護。

在即位告天文中，他這樣說：「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

也就是說，元朝的統治是受命於天，光明正大，理所當然。值得注意的是，他說「百有餘年」，這就不但將元滅南宋後的幾十年視為正統，且將元、宋並存的十幾年亦視為元的正統。

不止從天理的角度承認元朝的合法性，他還從個人感情的角度，表達對元朝統治的感恩戴德之情：「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

這似乎就更不好理解了。在大元帝國的統治之下，他父親朱五四四處遷徙，還是落得飢餓而死。他朱元璋也沒過過一天好日子。不光朱元璋如此，全體漢人都受元人野蠻統治的苦：漢人打傷蒙古人要判死刑，蒙古人打死漢人只賠一頭驢；漢人即使當了大官，見到蒙古人，行禮畢要把雙手反背過來，作捆綁狀，以表示歸順之意。按理說，他應該對大元懷有刻骨仇恨才對，怎麼居然歌功頌德感激涕零起來？

第四節 構建「朱氏天命論」

批判孟子和歌頌元人，這兩件事貫穿著一個意圖：建立「朱氏天命論」。朱元璋登上皇位之時，內心有點沒底。因為中國人向來重視門第，講求出身。自古以來，豈有乞丐而為天子？所以許多人雖然畏服於他的刀劍，對於他這個人卻相當瞧不起。被一個前要飯花子統治，天下精英們內心難免感覺有點不是滋味。

所以，他一開始想找個名人聯個宗兒，謊稱自己是朱熹的後代。

可是再一想，這個謊也太經不起推敲了，不但不給能自己增光，反而會暴露自己的心虛，因此打消了這個念頭。

為這個問題苦惱許久之後，朱元璋突然腦筋急轉彎兒：自己的出身利用好了，可以化腐朽為神奇，把壞事變好事。按照世俗之人的想法，無論誰當皇帝，也輪不到他這個要飯花子。然而事實是，天下那麼多富貴人讀書人誰也沒當上皇帝，偏偏他一個乞丐當上了，這不正說明他有「天命」嗎？

所以朱元璋一反歷代統治者攀龍附鳳之習，乾脆坦然承認自己出身是「淮右小民」，而且還到處宣揚這一點。口頭上、文字上、一開口、一動筆，總要插進「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畝」、「出身寒微」一類的話。這就是為了強調自己命運的奇特和天命的眷顧。

在朱明政府的中央文件中，天命論到處皆是。他說「人君開創基業，皆奉天命」，自己之所以能由布衣而登帝位，是因為父祖「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他對孔子後代孔克堅說：「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承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他又說，「朕本布衣，因元綱不振，群雄蜂起，所在騷動，遂全生於行伍間，豈知有今日者邪。」

為了證明這一點，朱元璋還寫了許多文章，比如《周顛仙人傳》、《紀夢》，來宣揚自己身上的種種神異之處，進行自我神話。說周顛仙人早就看出他要當皇帝，說自己即位前一年，就夢見穿紫衣的道士授給他絳旗、冠履、寶劍諸物，證明自己是上天簡授，確定無疑。

那麼，為什麼上天不挑別人，偏偏挑了他呢？朱元璋說，這就是天命的神奇之處，老天爺的心思很難猜，它總是習慣於出人意料。比如，當初誰能想到，一個小小的馬上民族蒙古，能君臨天下，統治漢人長達百年呢？

他在《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民人檄》中說：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

朱元璋說，蒙古族人少，文化落後，按理說不應該統治廣大中國地區。但是他們居然就入主中原了。這恰恰說明，他們有「天命」，否則怎麼解釋？

基於這一邏輯，朱元璋必須視元朝為正統。因為這是上天的意志。所以他承認元朝直接受命於天，接續了三皇五帝的正統，「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皇曰兩漢曰唐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

第五節 創造「朱氏恩德論」

與「天命觀」相配合的是「恩德論」。

快要登上帝位之際，他遇到了一個理論難題：怎麼看待農民起義？

肯定農民起義嗎？似乎當然應該肯定。因為他和他的追隨者都是起義者。他們用起義推翻了萬惡的舊王朝，建立了光明的新社會。他們的合法性源於這個樸素的真理：天下無道，就應該有人揭竿而起。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但是慢著，如果肯定起義無罪，那再有後來者效仿他起兵造反怎麼辦？

在推翻舊王朝的時候，他當然可以大喊造反有理，起義無罪。但是，成了新王朝的統治者，他就必須讓老百姓明白，以後不許造反，更不能起義。

這個彎子可不太好轉。

所以，他要大力打造「朱氏恩德論」。

在朱元璋以前，中國人認為「有德者有天命」，可以擁有天下。而無德者就失去了「天命」。天下無道，人民就可以起來推翻它。而朱元璋要打造的「朱氏恩德論」是：因為你身處的王朝對你有恩，所以不管它有道無道，你都不應該帶頭起來背叛這個王朝。

朱元璋說，一個人有了天命，也就從上天那獲得了天下的所有權。也就是說，全部中國領土的產權都歸他一人。其他所有人，都是「寄居者」。

所以，開國皇帝對天下百姓來說，有兩大恩德：一個是開創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殘殺，可以保全性命。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麼所有的糧食，<a href=http://www.uu158.com/>文人小說下載</a>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長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天下人都是皇帝一個人養活的，每個人因此都應該對皇帝感恩戴德。

不要以為這是在開玩笑，這是中國歷代統治者的真實想法。只不過朱元璋表達得最透徹。

從這個理論出發，元朝皇帝雖然統治低能，畢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設了幾名官員，比天下大亂還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說：「元祖宗功德在人。」在給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這樣頌揚元朝的統治：「惟神昔自朔土來主中國，治安之盛，生養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元朝初建，統治秩序比較好，老百姓一度安居樂業。他朱元璋雖然生不逢時，沒趕上好時候，吃不飽穿不暖，但畢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麼能忘恩負義，不予承認呢？

如予父母生於元初定天下之時，彼時法度嚴明，使愚頑畏威懷德，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在民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生，惠莫大焉！

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

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

在內心深處，朱元璋對元朝當然是充滿憤怒的，畢竟他一家人差點因為元朝的野蠻統治死絕。但對於他這樣級別的政治家來說，考慮問題，不能從個人恩怨，而是要從天下大局出發。進一步說，不能從正義與否角度，而是要從「實用」與否角度。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給元世祖蓋了廟。洪武六年，他又在南京建了歷代帝王廟，把元世祖忽必烈和漢高祖劉邦、唐高祖李淵、宋太祖趙匡胤都供在一起，還把元朝開國功臣木華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邊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禮。他如此敬禮元朝，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給天下百姓作個示範，讓他們也敬禮新朝，告訴他們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認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麼即使一時統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露，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遠不能起叛逆之心。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論的最終落腳點。在他朱家政權的治下，天下再無道，人們都要老老實實當順民而不是逆民。任何情況下，起義都有罪，造反都無理。

第六節 我造反有理，你造反有罪

理論構建到這兒，朱元璋發現他遇到了一點難題：

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踐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卻起兵打倒了大元王朝，這怎麼解釋？

雖然誰握住了刀把子誰就有了話語權，要把這個道理講圓滿，也實在太考驗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開始是這樣解釋的：他當初參加起義，只是為了吃飯活命，並不是為了推翻元朝。他不斷強調自己加入起義軍實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點。他說自己加入起義軍是「昔者朕被妖人（紅巾軍）逼起山野」（《與元臣禿魯書》）。他又說：「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紅巾）忽至，誤入其中。」（《明太祖實錄》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說：「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那些起義領袖）何有乎仁良（也沒什麼好東西）。」他寧肯降低自己參與造反活動的意義，也不能給臣民作壞的榜樣。

後來他又進一步解釋，說他起兵之時，元朝已經失去天命，土崩瓦解了。他動不動手，元朝都注定要滅亡了。他的原話是：「盜賊奸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說，元朝的滅亡跟他沒什麼關係。他參加起義，不是為了推翻舊王朝，也不是為了當皇帝，而是因為實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拯萬民於水火。他取天下，是從群雄之手，而不是元朝之手。

這兩種解釋似乎還不圓滿，到了編寫《大誥》時，朱元璋又發明了「殿興有福」理論。他天才地將起義者分為「首亂」者和「殿興」者兩部分。首亂者，就是帶著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興者，就是他這樣半路參加起義的人。

《御制大誥三編·造言好亂第十三》中，朱元璋說：「元政不綱，天將更其運祚，而愚民好作亂者興焉」——因為天下無道，所以愚民作亂。

朱元璋認為，帶頭作亂者都是忘恩負義、膽大妄為之徒，注定沒有好下場，這就是所謂「殃歸首亂」。

朱元璋還舉大量的例子來論證他的觀點：歷代大型農民起義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確實多數都做了後人的鋪路石，「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隋之楊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則等輩，皆系造言倡亂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輩，若煙消火滅矣。何故？蓋天之道好還，凡為首倡亂者，致干戈橫作，物命損傷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與首亂者，殃歸首亂，福在殿興」。

至於為什麼首亂不祥呢？朱元璋籠統地解釋說，因為這些人引起了戰亂，造成了流血，老天爺討厭這樣的人。

至於那些後來才參加起義的人，就沒有什麼責任了。因為動亂的大火已經燒起來了，他們再加把火，是為了使火災早點結束，早點還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興」。

這一說法充滿矛盾，既然天下無道，「天將更其運祚」，被推翻是必然的，總得有第一個起來反對它的，儘管他可能不成功，但是其發難之功是不容否定的。但朱元璋稱之為「愚民」，說他們是「作亂」。然而沒有流血，怎麼會推翻無道的舊王朝，又哪來的新王朝？站在「首亂」者的屍體上，享受首亂者用自己的犧牲換來的成果，卻又這樣大言不慚地辱罵他們，實在是匪夷所思。

費盡腦汁，朱元璋的理論其實是要落腳於，萬萬不要第一個揭竿而起。

說他狡猾也可以，說他愚蠢也可以，說他陰險也可以，說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論構建至此，朱元璋圖窮匕見：不論怎麼說，你們可千萬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為了說服愚民，他又繼續費盡口舌，推導出了寧可餓死，也強於造反之說。他說，元朝承平時，富無旁憂，貧有貧樂。縱有天災，「饑饉並臻，間有缺食而死者，終非兵刃之死。設使被兵所逼，倉惶投崖，趨火赴淵而歿，觀其窘於衣食而死者，豈不優遊自盡者乎」？

餓死強於戰死，比起那樣被殺死的，活活餓死還很「優遊」舒服，相當享受呢。所以寧可餓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統治。他又從多個側面論證這個主張，說造反其實沒有什麼好處：從亂者並非俱能為人上人，除了那些「亂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軍即民，須聽命而役之。嗚呼，當此之際，其為軍也，其為民也，何異於居承平時，名色亦然，差役愈甚」。也就是說，剩下的大部分，打了半天仗，也不過落了個普通軍民，既然這樣，何苦費事一回呢。

他在《大誥三編·造言好亂》一節中說：

且昔朕親見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當是時，恬於從亂。

一從兵後，棄撇田園宅舍，失桑棗榆槐，挈家就軍，老幼盡行，隨軍營於野外，少壯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趨凶，父子皆聽命矣。與官軍拒，朝出則父子兄弟同行，暮歸則四喪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屬眾多，遇寒朔風凜凜，密雪霏霏，飲食不節，老幼悲啼，思歸故里，不可得而歸。

不半年，不週歲，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兒父母亦喪者有之，如此身家滅者甚多矣。

當初啊，我親眼見著許多大戶人家，普通人家，窮苦人家的人跟著造反。那可相當苦啊：拋棄田地家產，一家老小跟著風餐露宿。早上出去打仗，父子兄弟都去了，回來時，四個人往往死了兩三個。不長時間，這一家就剩不下什麼人了。

他通過這種「親身經歷」來諄諄告誡百姓不要起來造反。

說到這，我們就理解他為什麼討厭孟子了。

他要刪掉有恆產者有恆心理論。朱元璋的理論是，有恆產當然有恆心，但無恆產也必須有恆心。換言之，在朱元璋的統治之下，你即使淪為赤貧，走投無路，也不得起造反之心。

他刪掉帝王必須仁慈，意思是，對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麼樣的帝王，百姓都應該服從。

他不許批評商紂王，並不是朱元璋喜歡商紂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樣為商紂王翻案。而是因為他主張，即使皇帝如同商紂王一樣荒淫無道，臣下也不應該批評，更不應該推翻。

歷代皇帝可能也有人和朱元璋一樣，讀了孟子感覺不舒服，不過他們還從來沒有人想到可以閹割孟子。因為孟子是儒學體系的核心，正如黃仁宇所言：「從個人說辯的能力和長久的功效兩方面看，孟子在傳統政治上的地位要超過孔子。」

朱元璋不一樣。對於他這樣赤手空拳開天闢地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無上的是他自己，人世間所有一切，包括所謂真理，都是為他服務的。朱元璋襲用孔孟之道，是因為孔孟之道可以鞏固他的統治。如果不利於他的統治，他當然可以改造它甚至消滅它。對別人來講駭人聽聞的大逆不道，對他來說，卻完全符合邏輯。

第七節 劉伯溫的悲慘下場

除了教育百姓外，朱元璋還要抓官員隊伍的思想建設。

朱元璋做事的特點是考慮極為長遠。在與元朝作戰之時，他已經想到了未來王朝的鞏固問題。所以，遇到那些寧死不屈的元朝官員，他權衡利弊後，挑出幾個，大加表彰，借此在自己的大臣中樹立「忠」的觀念。

元太平路總管靳義在太平城破時投水自殺，朱元璋稱之為「義士」，下令「具棺斂葬之」。元將領福壽死於集慶，石抹宜孫死於處州，余闕死於安慶，他也一一加以禮葬和祠祀，以彰其「忠」。他誇獎福壽說：「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其福壽之謂乎？為人臣者當如是也。」

蔡子英為元至正中進士，累官至行省參政。元亡被明兵捕獲，押至京師。朱元璋久聞其名，以禮遇之，但蔡子英不為所動，在羈所大哭不止。

「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君耳！』」朱元璋聞聽，十分感動，「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於和林。」命人給了車馬路費，送他到北方草原去找北元皇帝去了。這一出人意料的舉動，有力地向天下人宣示了他對「忠誠」這一品質的推崇。

朱元璋善於招攬人才，許多故元的將領文臣投奔到他的麾下，為他的事業作出巨大貢獻。在奔向帝位的途中，他對這些人畢恭畢敬，遵禮有加，比如劉基因為做過元朝臣子，不想出山，朱元璋絞盡腦汁，想盡了各種辦法勸他出來，又對劉基非常尊重，每次都「稱老先生而不名」。

然而，開國之後，當這些人的重要性降低之後，朱元璋的態度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劉基為朱元璋的事業，可以說盡了肱股之力。沒有劉基，也許就沒有朱元璋的天下。因此，當元順帝北逃、皇子買的裡八剌被送到南京時，他和其他開國元勳一樣，歡欣鼓舞，文思泉湧，寫了一封祝捷文章，正要給朱元璋送上時，朱元璋卻下了這樣一道詔書：

「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做過元朝官員的人，不要參與慶賀。

這對以劉基為首的在元朝當過官的人的精神打擊可想而知。朱元璋的意思表達得很清楚，以「忠臣不事二主」的標準，劉基易主求名，是「大節有虧」，犯了原則性錯誤，是不可饒恕的。因此在大封功臣之時，只封他一個伯爵，不久就把他趕回家裡，最後還聽任其政敵將他害死。

元翰林學士危素在元亡之際曾投井自殺，卻被救出。朱元璋聽說此事，認為其人忠義可用，把他招來安排在自己身邊做侍從文官，十分信任。危素也賣命盡職，為朱元璋做了許多工作。可是天下大定之後，朱元璋看他就有些不順眼了。有一天，朱元璋坐在東閣側室的屏風後面，危素從屏風外慢步走來，履聲橐橐（tuo）。

朱元璋問：「誰？」

危素答道：「老臣危素。」

朱元璋嫌他自稱老臣，就嘲笑說：「我只道是文天祥來！」

元順帝有頭大象，能在宴會上起舞助興。明軍攻入大都後，把它運到南京。有一次朱元璋宴請群臣，叫人把大象牽來，要它起舞，這頭大象卻趴在地上不動。朱元璋一氣之下，下令把大象宰了。第二天，便借這件事，叫人製作兩塊木牌，一塊寫著「危不如象」，一塊寫著「素不如象」，掛在危素的左右肩，把他羞辱一通。

後來，御史王著等人上書，彈劾危素是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朱元璋下詔把他貶到和州去看守余闕廟。不到一年，危素便鬱悶而死。

這樣的例子不止危素一個。許多元朝降臣都是「始雖榮遇，終必摒辱」。

第十一章 任意摧殘：對知識分子的軟硬兩種手段

第一節 「胡蘿蔔加大棒」

如前所述，在打天下的過程當中，朱元璋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善於任用讀書人，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開國之前，他對知識分子畢恭畢敬，十分熱情。

開國之後，朱元璋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前後發生過很大變化。

開國初年，他仍然十分重視人才工作。

開國之初，百廢待興，各條戰線都急需人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訪求知識分子高潮，來充實自己的官僚隊伍。

他繼續打天下時的老辦法，命人攜帶大量金錢分赴各地尋找人才。對知識分子還是堅持「給足面子」，囑咐使臣們「求賢之道，非禮不行……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真材，以禮敦遣」。洪武元年徐達北伐，朱元璋命他一邊作戰，一邊注意訪取人才。徐達畢竟是武人，只要是讀書人，不管本人是否願意，都強迫他們赴京，不動身就動武。朱元璋得知，即發佈公告，進行安撫，說：「所徵人材，有不願行者，有司不得驅迫，聽其自便。」

不過，這時的知識分子政策已經由一手變成了兩手。天下未定之際，讀書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為逼急了，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對手那裡去。他只能擺出寬懷大度的樣子，置之不問。如今天下已經姓朱，形勢不可逆轉，讀書人無處可逃，所以對那些太不給他面子的知識分子，朱元璋也時常不自覺地失去耐心，露出自己的獠牙。

江西貴溪縣的夏伯啟叔侄想做元遺民，不願當官，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了。朱元璋聞知大怒，夏伯啟叔侄被梟首示眾，全家都被籍沒。和夏伯啟叔侄一樣被朱元璋殺死的還有蘇州文人姚潤、王謨，他們也是「被征不仕」，結果是「皆誅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記載：

帝既得天下，惡勝國頑民，竄入淄流，乃聚數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頂，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頭數顆，名曰「鏟頭會」。

朱元璋痛恨那些托身寺廟的遺民，將他們埋入地中，只露其頭，用大斧削去，稱為「鏟頭會」。

在朱元璋以前，雖然君權嚴重，士大夫階層還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山林隱逸」不但被寬容，甚至被尊崇，這是傳統社會留給人們的最後一塊自由呼吸的空間。朱元璋卻毫不猶豫地封殺了這塊空間，他認為，這些拒絕與他的政權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這個前乞丐。他發佈命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這就是所謂的「寰中士夫不為君用」罪。

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讀書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陽光雨露而活，不為他朱家服務，這本就是滔天大罪。後來他還專門寫了一篇《嚴光論》來繼續闡述他的「不為君用即為罪」的理論。嚴光是漢光武帝劉秀故人，劉秀登基後他隱姓埋名，不願出山，劉秀只好讓他瀟灑自在地在富春江垂釣消遣，這本是中國歷史上一樁著名美談，不想在一千三百年後，卻遭到了朱元璋的嚴厲批判。朱元璋說，假使是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亂未定之時，嚴光到哪兒釣魚？現在他之所以有地方釣魚，是因為皇帝平定了天下。既受皇帝之恩，理當出山服務。

胡蘿蔔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顯。天下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東躲西藏，都老老實實出來為新政權服務。由於大批知識分子加盟，大明王朝的官僚體系迅速建立，國家機器按計劃有效運轉起來了。

第二節 大明第一文學家

第二階段是漸起輕視之心，言辭不再卑遜。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識幾筐，隨著身邊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在他們的熏陶下開始有計劃地讀書，博覽經史，學做文章，漸漸地登堂入室。他發現，原來知識並不那麼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樣可以通古博今，甚至寫出像模像樣的文章。

隨著自己文化水平越來越高，瞭解了知識的堂奧，朱元璋對知識分子的迷信之心漸淡。他發現，知識分子們既有突出的長處，也有明顯的短處。長處是知識廣博，足智多謀，弱點是多謀寡斷，缺乏行動力。朱元璋明白了為什麼人家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們做事畏手畏腳，條條框框太多，缺乏膽氣魄力，只會做君子，不敢當小人。所以他們難以獨立成大事，只能追隨自己尋找功名富貴。真正的英雄，還得數他和劉邦這樣的大老粗。明白了這一點，朱元璋漸起對文人的輕視之心。

開國之後，他在給宋濂的誥命中，這樣坦率地談到對宋濂的真實看法：

爾濂雖博通今古，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爾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他認為宋濂雖然博古通今，學識出眾，但缺乏決斷力和執行力，辦不了什麼實際的事情。

這樣的話，朱元璋在開國前是絕對不會說的。對開國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評價，別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業的順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脹起來。

隨著政權越來越穩定，大家都認識到天下姓朱已經沒有任何疑問。朱元璋不用再像以前那樣費力地去尋訪、邀請，多如牛毛的知識分子就主動滿懷熱情地依附到朱家政權這張皮上。朱元璋廣泛興建的學校系統已經開始培養車載斗量的文化人，一時間知識分子極大豐富，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他們在朱元璋眼中的價值也越來越低，他對他們的整體態度也越來越輕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貴妃去世。貴妃相對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禮，庶母死，子孫不需服喪。朱元璋十分喜歡這位妃子，要求孩子給她服喪。文臣們紛紛上書，反對他更改古禮，朱元璋因此寫了篇《孝慈錄·序》，大罵這些知識分子「迂儒」。說他們只知道死讀書，讀死書，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審時度勢，現實靈活地處理問題：

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

又說，這些人其實不過是一群廢物，做不出什麼好事來，警告後世君主不要過於聽信他們：

朕觀宮生之君，好內山林之士，任為股肱爪牙，暴貴其身，致君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國之危亡，非迂儒者誰？其喪禮之論，時文之變態，儒乃不能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見其情，甚不難矣。

通過這些痛快淋漓的斥罵，朱元璋將那些「山林之士」貶低成一群廢物，警告後世君主不要過於聽信他們，以防「牽制文義，優遊不斷」。這裡面，有對知識分子弱點的灼見，更多的是一竿子打死的偏見。

不但對知識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顧，對於文人學士們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來越敢於評頭品足，揮斥方遒。朱元璋雖然中年之後才開始學習寫文章，但因天分不錯，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雖粗頭亂服，卻風格獨特豪邁，氣勢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獨樹一幟，他也頗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舉行詩文大會，命文臣們作《閱江樓記》。讀完之後無一當意者，於是親自動手，寫了兩篇，給文臣們做示範。

大臣們當然讚頌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單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學家的寶座。不久之後，對當代文壇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滿意了，寫了《駁韓愈頌伯夷文》、《辨韓愈訟風伯文》等文章，開始對中國文學史的顯赫人物韓愈、柳宗元大加批駁，說韓愈對於「格物致知，尚未審其情」，說這些文人只會講究詞藻，不通人情物理。儼然以帝王之尊，指導天下文人如何寫作，文章強詞奪理，滿紙咄咄逼人的霸氣，高己卑人、予智予雄於此達到了極點。

第三節 洪武朝的敏感詞

第三個階段，則是一邊任用，一邊殘殺。

在統治前期，朱元璋極少殺文臣。到了洪武中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朱元璋對自己的流氓本性不再刻意壓制。他對文臣，一方面要任用他們安邦治國；另一方面，因為知識分子到處都是，用不過來，稍不高興，就隨手殺掉，毫不可惜。

洪武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萬言書直陳時務，朱元璋叫中書郎王敏將萬言書讀給他聽，一開頭茹太素說了一大堆套話，讓朱元璋十分討厭，把茹太素叫進宮，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頓。第二天晚上，又叫人接著念茹太素的萬言書，聽到後面有四件事可行，這才把茹太素放了，說你的錯誤在於文章寫得太長，其實五百個字就足夠了。

過了幾年，茹太素當到戶部尚書，仍然愛提意見，因而「屢瀕於罪」。

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宴請茹太素，給茹太素倒了一杯酒，吟詩說：「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茹太素磕頭致謝，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朱元璋聽了，不禁為之惻然。但不久，還是找借口把茹太素處死了。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四月，朱元璋設置僧司機構，大力崇佛。大理寺卿李仕魯是頗著聲名的程朱理學家，對皇上崇佛的舉措頗不以為然，勸朱元璋崇儒闢佛，朱元璋不從，他一氣之下，把手中的朝笏扔到地上。朱元璋大怒，叫武士當場把他摔死在台階下面。

同州進士王樸性格耿直，最愛直言極諫，有時見自己的諫言未被接受，還當面和朱元璋展開辯論。朱元璋開始幾次對他的敢言勁頭表示欣賞，後來次數多了不勝其煩，把他殺頭了事。王樸根本不瞭解自己這類知識分子在皇帝心中無足輕重的地位，路過史館，還高聲呼喊：「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樸也！」

除了這類因為頂撞進諫而死者外，更多（「文！）的知識分子（「人！）死於（「書！）朱元璋的文字（「屋！）獄。雖然朱元璋越來越看不起知識分子，但他對知識分子的防範戒備心理卻絲毫沒有放鬆，起因是「士誠小人」這個典故。

洪武初年，因為不滿朱元璋重文輕武，有一位武臣對朱元璋大講知識分子的壞處。他說這些人心胸狹窄，嘴巴刻薄，經常變著法地罵人：「讀書人用心歹毒，特擅譏訕，如不警覺，即受其愚弄。如張九四（張士誠原名）優禮文人，請他們給自己改名，哪成想他們竟給他取名為『士誠』。」

朱元璋說，這名字很好啊？有什麼毛病？

武臣說：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講，《孟子》上說了，士，誠小人也。這是罵張士誠小人啊！

朱元璋聽後，立即找了本《孟子》來查，果然發現有這句話。他不禁竦然而驚：張士誠也算半個君王，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憐。這無非讀書人欺負他是鹽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這樣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們瞧不起。從此朱元璋就開始對文臣們大起疑心，閱讀奏章多了一個心眼兒。

朱元璋口口聲聲稱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畝」、「出身寒微」，顯得十分豪爽坦率。但是這些話只能他自己來說，別人可千萬不能說。實際上，做過乞丐與和尚，這一直是朱元璋內心深處最大的一塊傷疤，但凡「光」、「禿」、「僧」等與和尚沾邊兒的字眼兒，都會犯他禁忌。因為是起義起家，所以也討厭人提「賊」和「寇」。

大明臣民其實誰也沒有膽子當著朱元璋提這壺水，也沒有興趣提這壺水，所以奏章中不用這些字，朱元璋卻更不放心，總懷疑別人會更加拐彎抹角地罵他，遂將防區無限擴大，到了極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為近乎「僧」字，在他看來就不懷好意。而「則」字也很危險，因為「則」在淮西方言中發音與「賊」同。

按照明初習慣，逢年過節、皇帝生日之時，文武大臣都要上表慶賀。所上的表箋，照例由學校教官代作。雖然表箋中都是毫無營養的陳詞濫調，但因為都是頌揚自己的話，朱元璋很喜歡閱讀。但讀來讀去，越來越多的敏感詞蹦了出來，出現次數最多的敏感詞兒是「則」字。

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句被殺；桂林府學訓導蔣質因所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被殺。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萬壽表》，以表內有「垂子孫而作則」句被處死；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作《賀冬表》，因表內有「以則天下」句而被處死。

其次，表箋中若有「生」（近「僧」）、「法坤」（近「發髡」）等字樣，也被他認為是諷刺他曾出家為僧之事。常州府學訓導蔣鎮，因所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殺。祥符縣教諭賈翥（zhu）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中有「取法象魏」句，因「取法」音同「去發」，賈翥亦未免一死。尉氏縣學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表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一句，因「法坤」音同「發髡」，「藻飾太平」音同「早失太平」，許元送了性命。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事例，形形色色，五花八門。朱元璋的想像力實在驚人，他製造的文字獄也因此觸目驚心，駭人聽聞。亳州訓導林雲在所作《謝東宮賜宴箋》內有「式君父以班爵祿」句，朱元璋以為「式君父」為「弒君父」之隱語，林雲因此而被殺。

德安府學訓導吳憲在所作《賀立太孫表》中有「永紹萬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句，朱元璋以為「有道」為「有盜」之諧語，吳憲也因此身首異處。懷慶府學訓導呂睿在所作《謝賜馬表》中有「遙望帝扉」之語，朱元璋以為「帝扉」隱含「帝非」之譏，呂睿也遭殺頭之禍。此外，陳州府學訓導周冕為本州作《萬壽表》，以表內有「壽域千秋」句被殺，人們怎麼想也想不明白為什麼，後來只能揣測也許是因為「壽」字與「獸」字同音之故。

除了在表章裡挑毛病之外，朱元璋還將文字獄擴展到文學作品當中，看到誰寫的詩文讓自己不舒服，就把作者抓來殺掉。

郎瑛《七修類稿》記載，洪武年間，四明僧人守仁應詔入京，閒著沒事，作了《翡翠》詩：「見說炎州進翠衣，網羅一日遍東西。羽毛亦足為身累，那得秋林靜處棲。」朱元璋讀了之後，對守仁說：「你不想見我，說我法網密嗎？」於是以謗訕罪將他處死了。

顧公燮《消夏閒記摘抄》則記載，一位叫來復的和尚在給朱元璋的謝恩詩中有「金盤蘇合來殊域」和「自慚無德頌陶唐」兩句，朱元璋看後大怒，說：「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將之斬首。

明初「吳中四傑」之首高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七年，朱元璋讀到高啟創作的《上梁文》中，以「龍盤虎踞」一詞形容魏觀的府治。朱元璋以為此語只可用來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將高啟腰斬。

第四節 外國文字獄

講到這裡，我們不妨逸出一筆，介紹一下中國文字獄史上很有意思的一種文字獄：外國文字獄。

朱元璋不僅對本國臣子的表箋深文周納，對外國來的表箋亦是如此。文字獄因此在中國歷史上首次走出國界，走向了世界。

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廢黜高麗國王自立，畢恭畢敬地上表明廷，請朱元璋賜他一個國號。朱元璋批准他用「朝鮮」國號，李成桂又趕緊派文臣李恬為謝恩使，來感謝更國號之恩。在謝恩表中，李成桂為了表示恭順，沒敢用朝鮮國王的名義，而用了「權知國事」這個頭銜，朱元璋疑忌頓生，認為李成桂這是對他的不尊重，命人將謝恩使李恬按在地上痛打，「棒恬幾死」，在他回朝鮮時，又不給他馬騎，讓他忍著傷痛，步行回家。

李成桂得知此事後更為害怕，於是又專門巴巴地派人來謝罪，在《謝罪表》中這樣解釋：「照得小邦僻處荒遠，言語不通，聞見不博，粗習文字，僅達事情。其於製作，未諳體格，以致錯誤，非敢故為侮慢。」就是說朝鮮國文化水平不高，對明朝文件格式不熟悉，犯了這個錯誤，絕對不是有意的。朱元璋這才饒了他。

這事剛過去不久，洪武二十九年朝鮮恭賀新春的表箋又起禍端。朱元璋認為表文中有「侮慢之辭」，「輕薄戲侮」，「不停當的字樣多有」，扣押朝鮮使臣不許回國，還命朝鮮馬上把起草表文的人押來問罪。朝鮮馬上老老實實把作者金若恆送到南京，在給明朝禮部的信中說：

小邦僻居海外，聲音語言，不類中華，必憑通譯，儀習文意，所學粗淺，措辭鄙陋，且不能盡悉表箋體制，以致言詞輕薄。何敢故為戲侮，以生釁端。

就是說，因為語言不通，要借助於翻譯，所以出現「言詞輕薄」的錯誤，並不是有意為之，請大皇帝原諒。

這一風波還沒處理完畢，緊接著又一個表箋惹了禍。洪武二十九年正月，李成桂派遣鄭總到中國請求大明頒給他們誥命、印信。表文之中引用了商紂王的典故，朱元璋閱後，認為這是在諷刺他，於是說：「近日奏請印信、誥命狀內引用紂事，尤為無禮。以此來使未可放回。若將撰寫校正人員盡數發來，使者方回。」命朝鮮國將表箋的作者以及校對人員一起押送中國問罪。使臣鄭總也倒了大霉，朱元璋不但將他拘留，還「遣人取家小」，命人到朝鮮把他一家大小都押來中國。

這兩次文字獄的處理結果，是鄭總以及表文的作者金若恆、盧仁度都被朱元璋殺了頭。朱元璋還在聖旨裡這樣教訓李成桂：「如今兩國之間，秀才每戲弄，不直不正。以小事大，事事都要至誠。直直正正，日頭那裡起，那裡落，天下只是一個日頭。」

李成桂以權臣篡位，極度希望得到朱元璋的承認，所以他對朱元璋一直畢恭畢敬，忍氣吞聲，極力討好。不論從哪個角度，他都不可能在表文中故意諷刺朱元璋。朱元璋鄭重其事地在外國表文中大挑毛病，只能說明，他的心理變態已經嚴重到十分極端的程度了。

第五節 隨心所欲殺文人

人到老年，人格常會發生劇烈改變。朱元璋晚年身體很不好，多年超強度的腦力勞動又使他出現精神變態。他開始隨心所欲，通過無節制的屠戮來發洩自己的不良情緒。洪武晚年，稍有名氣的文化人都難逃一死，死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文字獄，第二種是牽連進各種大獄之中。

除了高啟，「吳中四傑」中另外三位，楊基、張羽、徐賁沒有一個落了好下場：楊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後來被讒削職，罰作勞役，死於工所。

張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後來獲罪貶謫嶺南，沒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龍江以死」。徐賁入明曾為給事中，後來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邊疆的明軍路過河南時，他「坐犒勞不時」，也就是沒有及時提供給養，下獄而死。

除了以「吳中四傑」為代表的詩人作家外，明初還有一批最有才華的著名學者，被召集參與了《元史》的修撰。在修完《元史》後，大部分人都遭遇悲慘，比如王彝被朱元璋尋故殺死，高遜志「以事謫朐山」，傅恕「後坐累死」，張孟兼為吳印所訐而被殺，張宣「坐事謫徙豪梁，道卒」……除此之外，還有太多著名文化人死於非命。「淹貫經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為給藍玉當過家庭教師，藍玉案發，「行父子亦坐死」；「詞采燦然」的詩人孫蕢，嘗為藍玉題畫，「遂論死」；供事內府的宮廷畫家趙原奉命畫昔賢像，「應對失旨，坐法」；畫家盛著奉命畫天界寺影壁，結果畫出了毛病，他在龍背上畫了一隻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龍背，不稱旨，棄市。」

類似事例，不勝枚舉，一時才能之士「倖存者百無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這樣寫道：「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貧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這些文人小臣沒有幾個有好下場，就是那些一直追隨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識分子，也鮮有善終者。朱元璋起兵後，第一批追隨朱元璋的知識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長、陶凱、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個善終外，李善長被朱元璋滿門抄斬，陶凱因致仕後起了個號叫「耐久道人」，朱元璋「聞而惡之」，找了個借口抓來殺掉了。第二批追隨朱元璋功勞最大的文士是劉基、宋濂，劉基因不被朱元璋所信任，罷官回鄉，後被胡惟庸（一說朱元璋自己）毒死。宋濂則因其孫宋慎的事，被株連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在途中自縊於夔州。

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得以善終者寥寥無幾。以熱情延請開始，以摧殘屠戮告終，這種專制君王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遊戲，在中國歷史上不止上演過一次。至於那些活下來的知識分子，則大多被嚇破了膽。有個可笑而又令人心酸的故事說：

新淦有詩人鄧伯言，宋潛溪（濂）……以詩人薦之。廷試「鍾山曉寒詩」，太祖愛其中二句曰「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不覺御手拍案誦之。伯言俯伏墀下，誤疑觸天怒遂驚死。扶出東華門，始蘇。次日，遂授翰林。

也就是說，朱元璋讀到他的兩句詩，大為激賞，用手拍了一下桌子。他卻以為是皇上發了脾氣，當然就嚇暈了過去，太監把他弄出東華門才甦醒過來。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斂個性，粉飾現實，一味頌聖，不離規矩，點綴昇平，埋下了永樂至成化年間「台閣體」的伏筆，同時也決定了有明一代學術不興的基本局面。

第十二章 反腐風暴：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第一節 貪六十兩剝皮實草

雖然朱元璋投入巨大的行政資源來扭轉社會風氣，成效卻並不顯著。大明天下並沒有出現堯舜之治，相反，帝國很快就陷入黃宗羲定律１中去，洪武初年，社會形勢一直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

在專制制度下，官僚系統的腐敗並不是一種病態，而是一種常態。它的威力是如此驚人，登上大位的朱元璋龍椅還沒有坐熱，四顧一看，腐敗已經像瘟疫一樣在他眼皮底下迅速蔓延開來：諸多王公貴族的親戚、家人、家奴，狗仗人勢，橫暴鄉里，欺壓百姓，人命案不斷發生；刑部尚書（相當於司法部長）收受罪犯賄賂，指示屬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來代替罪犯坐牢；印鈔廠廠長和戶部官員勾結，印了七百萬錠紙幣，自己私藏了一百四十三萬錠；兵部侍郎（副部長）借抓捕逃亡軍人的機會，收受軍人家屬賄賂二十二萬錠……那些遠離他的視線的地方官員，胡作非為程度更加驚人：蘇州知府陳寧為完成徵收農業稅任務，把那些抗稅戶抓起來，用烙鐵烙，得了個外號叫「陳烙鐵」。浙江省的農民，交納的農業稅比國家規定的數額多出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農民交不起稅，他們就上房揭瓦，趕牲口……官員如此，百姓同樣也不老實。兩浙的中小地主們，勾結官府，多年來用包荒、灑派、移丘換段等手法，把農業稅轉移到普通農民身上。他們甚至還把自己的田產轉寄到長工名下，叫「鐵腳詭寄」。這種欺騙一層層上報，鄉騙縣，縣騙府，州府騙中央，一直騙到朱元璋，名叫「通天詭寄」。

１歷史上的稅費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稅費改革後，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局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

各種貪污腐敗最終損害的是社會最底層人民的利益，因此，雖然剛剛立國不久，就有不少地方的百姓發動起義。從洪武元年到十八年，各地上報的農民起義居然達一百多次，平均每年六次。這在歷代王朝中都是不多見的。

面對這種形勢，一向強調以嚴治國的朱元璋怎麼能不勃然大怒。朱元璋終生保持著對貪污腐敗的極度痛恨。這種痛恨，既源於血液，又源於理智。

作為一個前貧民，疾惡如仇是因為自己底層生活的痛苦經歷；作為一個帝王，他的痛恨則來自對自己家業的愛惜，他生怕這些碩鼠咬壞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統治之網。雖然名不正言不順，他誅殺異已，摧殘富民，尚且心狠手辣。我們當然可以想像，名正言順的懲貪活動會進行得怎樣殘酷暴烈。

在生活中，我們經常聽大媽們憤怒地說，如果把天下小偷的手都剁了，小偷就絕跡了。如果貪污一塊錢也給他抓起來，貪官就不敢再貪了。誰都知道這是激憤之語，連大媽們當政，也不會這樣做。然而，朱元璋卻這樣做了。「朕於廉能之官，雖然有過，往往寬宥之。如果是貪污之人，雖小過也不放過。」一開始，他規定凡貪污六十兩的，就剝皮實草１。後來乾脆說：

「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

朱元璋對貪污之官，毫不姑息，務期淨盡。《大誥》規定說，所有貪污案件，都要層層追查，順籐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將貪污分子一網打盡為止。《御制大誥·問贓緣由第二十》規定：

如六部有犯贓罪，必究贓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賄於部，則拘布政司至，問斯贓爾自何得，必指於府。府亦拘至，問贓何來，必指於州。州亦拘至，必指於縣。縣亦拘至，必指於民。至此之際，害民之奸，豈可隱乎？

這樣做固可使貪吏無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卻也易生流弊，審理者務為嚴酷以當上指，株連蔓引，往往累及無辜。從洪武四年到十八年，他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數次轟轟烈烈的反腐敗運動。如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甄別天下官吏，八年（公元1375年）的空印案，十八年（公元1385年）的郭桓案，聲勢都極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與郭桓案的規模最１古代酷刑，剝下人皮，用草填充。

大，兩案連坐被冤殺的達七八萬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第二節 低薪制是根本原因

朱元璋不知道，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他自己。史稱明代「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

合成銀兩，一個縣令月收入不過五兩，折換成現在幣值，一千元左右。那時的官員，並不享受國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別墅、小車、年終獎，也沒有地方報銷吃喝費。用一千餘元養活一個大家庭甚至家族，這個縣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貧民水平。如果不貪污，官員如何生活？

治理腐敗，必須從「不必貪」入手，高薪或者起碼是合理的薪水來養廉，以支持由思想教育達到的「不想貪」的道德境界和由制度建設保證的「不敢貪」的紀律要求。古今中外，不能例外。

然而，朱元璋似乎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做事從來都是選擇成本最低的方式。在懲貪問題上，「強盜」出身的他顯得相當一根筋，他知道知識分子們骨頭軟，膽子小，相信暴力恫嚇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

一方面是離奇的低薪制，另一方面是朱元璋對懲貪工作的過高要求，希望用刀劍造成一個絕無貪污的純而又純的世界。他生性苛細，連貪污一張信紙，也絕不放過。翻開《大誥·三編》，你會看見皇帝親自懲辦的貪污案裡，有這樣一些贓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雙」，「圓領衣服一件」，「書四本，綱巾一個，襪一雙」。

用這樣的標準來懲貪，當然天下官員，幾乎無人不是貪官。所以，他的嚴刑峻法收效於一時，不可能肅清腐敗。不管朱元璋如何嚇唬，為了生存，為了餬口，官僚體系還是不得不按它自身的規律運行著。所以，從即位不久就開始懲貪，直到洪武十八年，在他看來，貪污勢頭還是不減。大的腐敗案消失了，小的腐敗卻仍然層出不窮。監察官員和錦衣衛報上來的貪污案件，每天都堆了滿滿一桌子。

由於誅戮過甚，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從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十九年（公元1386年）竟沒有一個做到任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便遭到貶黜或殺頭。用朱元璋自己的話說：「自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設所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弄得朱元璋連聲哀歎：「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為繼踵，治癒重而犯眾多！」

第三節 《大誥》

朱元璋對形勢作出了過於嚴重的估計。他認為，他的官僚體系，基本上全爛掉了。在他的詔書裡，他指控的對象往往是官員全體。「朕自開國以來，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後，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無厭。」他的秘書代他做的《大誥後序》中說：「日者中外臣庶，罔體聖心，大肆貪墨……」

洪武十九年，他自己親口說：

我設各級官員，本來為治理人民。然而，過去所任命的官員，都是不才無籍之徒，一到任後，就和當地吏員、衙役、地方上的黑惡勢力相勾結，害我良民。（《三編·民拿害民該吏三十四》）對於官員如此爭先恐後，奔赴法網，朱元璋在震驚之餘，也曾苦苦思索原因。他反覆思考，也沒發現自己的措施有絲毫不對的地方。他屢屢說，「朕所設一應事務，未嘗不穩，一一盡皆的當」，「其法已定，其法已良」。因此，他把原因歸結於奸頑之人之難於教化：

於戲！世有奸頑，終化不省，有若是！且如朕臣民有等奸頑者，朕日思月慮，籌計萬千，務要全其身命，使揚祖宗，顯父母，榮妻子，貴本身，共安天下之民。朕所設一應事務，未嘗不穩，一一盡皆的當。其不才臣民百姓百般毀壞，不行依正所行，故意亂政壞法，自取滅亡，往往如此，數百數千矣！

那意思就是說：「哎呀！這些奸頑之人，怎麼也教育不好，真想不到！我絞盡腦汁，要這些官員們能順順當當地當官，給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光宗耀祖，蔭及子孫。我所制定的法規政策，沒有不穩當的，一一都十分得當。可恨這些不才臣民百姓，百般破壞！不走正道，偏做壞事，自取滅亡，難以計數。」又說：「唉，可憐那貪心勃然而起，迷亂了本性，做出這些惡事，雖然自求生路，又怎麼可得！」

算來算去，他還是把賬算到了別人頭上，他認為，一百年的元朝統治，「天下風移俗變」，人心不古，導致「天下臣民不從教者多」。他們長期「為奸頑之人所引誘」，「一概善惡立場動搖，至今為非之心不改，表面順從，內心則異」。其中官員們尤其如此。「過去元朝統治華夏，九十三年之治，使華風淪沒，彝道傾頹。讀書人只知道背書，對於思想淨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時，私心戰勝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這些人受「前代」惡劣風氣的「污染」，「貪心勃然而起，迷失真性」，所以「明知故犯」，大面積地貪污腐化，「終化不省」（怎麼也教育不過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歸根結底的辦法還是進行思想教育。他還是相信，「自古及今，無有不可變之俗，無有不可化之民」。雖然「難化」，他終還是不能眼睜睜看著這些人被錯誤的思想所吞噬。既然和風細雨式的教育不起作用，他決定在全國範圍內興起一次強制性的深入的思想教育活動，用大量血淋淋的案例來警示官員和百姓。這次活動一定要搞深搞透，通過觸及人民靈魂深處，希望他們「鑒此非為，格心從化」，以此來消滅腐敗和犯罪的土壤。

為此，他親自製作了《大誥》這一與雍正的《大義覺迷錄》並列的千古奇文，作為這次運動的學習材料。皇帝親自纂寫的這本《大誥》，簡要說，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彙編。朱元璋把他懲辦的大案要案，編成一冊，夾雜著大量的說教。由於是朱親自寫作，所以文辭鄙俗，體例雜亂，多語句不通之處，唯以說教和嚇唬為能事。讓我們來看看其中的兩篇——《初編·偽鈔第四十八》講了他如何懲辦一起偽鈔案：

寶鈔通行天下，本為方便百姓交易。其兩浙、江東、江西，有偽造者，其中最嚴重的是句容縣。該縣楊饅頭本人起意，縣裡百姓合謀者眾多，銀匠秘密刻制錫板，文理分明；印紙馬之人家，同謀刷印。罪犯捕獲到官，我全部殺掉，自京師至於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梟之屍相望，其刑甚矣哉。我想絕對不會有再犯的了。豈期不逾年，本縣村民亦偽造寶鈔，甚至鄰里互知而密行，死而後已。嗚呼！你說這樣頑愚的人，可怎麼治理是好？

《三編·遞送潘富第十八》得意洋洋地講了他如何因一個逃囚殺了一百七十戶人家：

皂隸潘富犯法外逃，沿途有二百餘家知情，有的人家並曾提供食宿。追者回奏，將豪民趙真、勝奴並二百餘家盡行抄投，持杖者盡皆誅戮。沿途節次遞送者一百七戶盡行梟令，抄沒其家。嗚呼：見惡不拿，意在同惡相濟，以致事發，身亡家破，又何恨歟？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聽朕言以擒奸惡。不但去除民害，身家無患矣。

他在大誥裡繪聲繪色地描繪貪官們臨死的慘境：「臨刑赴法，才方神魂倉皇，仰天俯地，張目四視，甚矣哉，悔之晚矣。」希望他們因此抽身退步，不敢再胡作非為。

同時，《大誥》裡面還夾雜著大量陳腐的教條。比如《續編·申明五常第一》裡說：

今再《誥》一出，臣民之家，務要父子有親；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義，務要夫婦有別；鄰里親戚，必然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親，罔知君臣之義，夫婦無別，卑凌尊，朋友失信，鄉里高年並年壯豪傑者，會議而戒訓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壯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狀者，具有律條。慎之哉，而民從之。

朱元璋村長式的思維方式實在過於混亂，他的大腦裡，道德和法律從來分不清楚。例如，這《申明五常》如何操作？如何界定？如何量化？如何不會導致大量深文周納出來的冤假錯案？

這類無法操作的條文還有許多，比如：誥至，所在有司，務必祟尚德人，上助朕躬，下福生民。無藉之徒見此，即早退去。「無藉之民」見了這個文件，為什麼就會乖乖退去？

就是這樣一套混亂雜蕪的文件彙編，成了全國人民必須學習的精神財富。

第四節 發動群眾抓貪官

結合學習《大誥》，朱元璋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洪武十九年，大明帝國裡發生了一件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號召底層民眾起來，造官僚階級的反。

他在《大誥三編·民拿害民該吏三十四》中這樣號召：

我設各級官員的本意，是為了治理人民，為人民服務。然而，過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員，幾乎都是不才無籍之徒！一到任後，他們就和當地吏員、衙役、地方上的黑惡勢力相勾結，千方百計，害我良民。現在，我要靠你們這些高年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鄉村裡見義勇為的豪傑們，來幫助我治理地方。如果要靠當官的來給百姓做主，打我當皇帝到如今十九年，我還沒見到一個人！

在《大誥》另一章裡他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因為我高居九重之上，難以清晰地觀察帝國政治的每一個細節，「如果民眾們不親自動員起來揭露奸頑之人，明彰有德之官，朕一時難知，->小說下栽+wＲshＵ。ＣoＭ<-所以囑民助我為此也」。

那麼，皇帝希望民眾們怎麼幫他呢？

朱元璋告訴百姓，他們可以直接向他舉報官員們的違法行為。他大手一揮慷慨地賦予了草根階層以監督、評議各級官僚的權力，並且許諾，皇帝會根據普通民眾的意見來獎勵和懲罰官員。

洪武十八年，他在《大誥》中就這樣號召百姓們：

從省級官員到府州縣級官員，如果在國家規定之外，巧立名目，搜刮百姓財錢的，准許境內德高望重的老人，串聯附近的鄉親，聯名到京城來上告，有憑有據，懲辦罪犯，更換好官，撫育人民。同時，從省級到縣級的官員，如果清廉能幹，政績卓著者，准許境內百姓來京匯報，我給他們獎勵。

因為對監察官員們的不信任，在另一章中，他說，如果好官被誣陷，百姓們有權直接向皇帝申辯。（《大誥·耆民奏有司善惡第四十五》）今後各級政府，若有廉能官吏，切切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詳。如果這些廉能官吏被壞人捏詞排陷，一時不能明其公心，遠在數千里，情不能上達，我允許本處城市鄉村有德老人們赴京面奏，以憑保全。

洪武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進了一步，他令人吃驚地宣稱，在他的帝國之內，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衝進官府，捉拿他所不滿意的吏員！

如果以後有吏員們打官司時枉斷曲直，被冤枉的人可以糾集四鄰，直接到刑房裡，把這個吏員拿住，送到京城來！如果有強買百姓東西不給錢的，收稅時有的家多收有的家少收不公平的，捉拿逃軍時受賄放縱犯罪卻捉拿了同名百姓的等等犯罪情況出現，都許百姓們直接把這些吏員們拿獲！

又規定：如果害民官吏逃回老家，鄰居和親戚們知道了，立刻就要把他拿獲。（《大誥·積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他在另一章中發佈了這樣的通知「十二布政司及府、州、縣：朕嘗禁止官吏、皂隸，不許下鄉擾民，其禁已有年矣。有等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違旨下鄉，動擾於民。今後敢有如此，許民間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

從「把民眾捆綁在土地上」這一極端輕易地跳到了「放手讓民眾造反」的另一個極端後，朱元璋想起了他的「通行證」制度。他知道這一制度一定會被官員們用做阻攔百姓上訪的借口。於是他又宣佈：

凡是進京反映問題的人，不論有沒有通行證，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擋，治以死罪。另一章中又規定：百姓們捉拿吏員，當官的如果敢阻擋，那麼「全家族誅」。

賦予卑賤的農民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糾拿官吏的權力，這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這一號召再一次證明這個通過農民起義登上皇位的皇帝對農民理想的某種忠誠。

朱元璋身上一直有著某種「民粹主義」味道，在對官僚階級表現出極度痛恨的同時，他卻一直對自己從中生長出來的社會底層人民充滿親近感。他對他們的面孔從來都是溫和的、親切的。鄉村生活中人與人之間那種淳樸、真誠的關係一直記憶在他的心中，他相信，鄉村生活中人的良心還沒有被貪婪和物慾所污染。

因為對官僚體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鄉村生活經驗。他收回了官員們的部分權力，把這個權力下放給了鄉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於治理吏治的敗壞。

《教民榜文》中他規定，一些次要的司法事務，例如家務、罵架和鬥毆等糾紛都可由老人和裡甲來審斷。官員們不許干預訴訟過程，也不許接管判決事宜。如果地方當局干預了關於老人的案件，其他老人可以直接奏報給皇帝，那麼，官員們可能自動地被牽連進這名受審老人罪行中去。當然，人命大案等還應報告政府來審理。

第五節 「激進主義」的「幼稚病」

在全帝國範圍內掀起這樣疾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朱元璋自然有他的想法。在一則命令中，朱元璋宣佈了他村長式的設想：「如果天下百姓都聽我的，認認真真照這個命令辦，那麼不出一年，天下的貪官污吏都變成好官了。為什麼？因為良民時刻監督，壞人不敢胡作非為，所以各級官員都不得不做好官、做好人。」

在另一個地方，他這樣說：「嗚呼！所在城市鄉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舉此行，即歲天下太平矣。」

這當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邏輯。依靠社會底層來監督官員，這樣思路無疑是正確的，問題是，朱元璋沒有認真考慮把這種監督機制化，常態化，而希望僅僅用一次群眾運動來解決所有問題。

「激進主義」在中國這個「中庸」大國裡有著十分深厚的土壤。「激進主義」是一種「幼稚病」。就像熱戀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愛情，兩個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諧調都不成問題一樣，政治上的「激進主義」者也相信，道德激情可以擊敗一切不義，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傾力貫注和絕對恪守道德原則，實際政治中的任何困難都不難克服。看事過易、意氣用事、態度偏激、思想狂熱、喜愛暴力是它的特點。它拖累著中國政治一直不能脫離中古式「倫理政治」範疇而進化成「世俗理性政治」。

「理性」並不是朱元璋先天素質中的缺項，他在戰爭中頭腦之清醒，次序之清楚，充分證明了他理智的強大。然而，越到晚年，他的政治思維中「激進主義」的狂想就越來越成為了主旋律。

畢竟，朱元璋是人而不是神。在群雄並起的強大壓力之下，他能強迫自己每分每秒都恪守理性的指揮，在重重困難中苦心孤詣尋找那條唯一的生路。登上帝位後，雖然他一再提醒自己要「小心」、「謹慎」，然而由於外面的壓力都已消失，天性中那長期壓抑著的「急躁」、「竣切」還是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而屠戮功臣、牢獄百姓之順利之容易之幾乎沒有遇到反抗，又大大強化了他的自信心和浮躁感。

坐踞極尊、四周毫無約束，這種地位對人性的腐蝕朱元璋也不可能避免。於是，一方面，他仍然能兢兢業業、宵衣旰食，強迫自己忘我工作，另一方面，他卻沒有能力再把那個強大而盲目的「本我」壓制回「理性」的控制之下，反而越來越為「本我」而控制。性格中天生的「狂暴」與鄉村視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義」傾向與「權力萬能」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的現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來在最低的草根階層裡放了一把火，異想天開地希望用局部的「無政府主義」這把烈火來徹底燒燬官僚主義的土壤。

第六節 史上最大的懲貪浪潮

詔書發佈下去了，天下卻沒有出現朱元璋想像中的「群起響應」的局面。

畢竟，自有國家以來，中國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員腳下。面對皇帝的「造反」號召，他們一時不知所措。雖然皇帝一再發佈「嗚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視縱容奸惡愚民」的殷切呼喚，他們還是將信將疑，愣在當地不敢動。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辦法。洪武十九年，他嚴厲懲罰了鎮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們沒有按他的要求，積極捉拿壞官韋棟，而聽任他在鎮江胡作非為，直到這個壞官被皇帝親自發現。皇帝發佈詔書說，因為這些市民不聽他的話，所以「將坊甲鄰里盡行責罰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洋洋地說：「有罰款把家罰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處死！」

這就是朱元璋的動員方式。

他知道，這種方式在這片土地上當然最有效。同時，對那些壯著膽子，捉拿官員的「吃螃蟹者」，他立刻大加獎勵。常熟縣百姓陳壽六串同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縣裡的惡劣吏員顧英捉住，送到南京，朱元璋大為高興：

在《如誥擒惡受賞第十》中他說：

前者《大誥》一出，民有從吾命者。常熟縣陳壽六為縣吏顧英所害，非止害己，害民甚眾。其陳壽六串弟與甥三人擒其吏，執《大誥》

赴京面奏。朕嘉其能，賞鈔二十錠，三人衣各二件。更敕都察院榜諭市村，其陳壽六與免雜泛差役三年，敢有羅織生事擾害者，族誅。若陳壽六因而倚侍，凌辱鄉里者，罪亦不放。設有捏詞誣陷陳壽六者，亦族誅。陳壽六倘有過失，不許擅勾，以狀來聞，然後京師差人宣至，朕親問其由。其陳壽六其不偉歟？

在這動員加恐嚇之下，朱元璋興起的捉貪運動終於在各地興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對官員下手，這有中國以來人民所不敢想像的翻天覆地的現象終於出現了。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經常出現一群衣衫襤褸的百姓押解著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貪官逃回家裡，被親戚捉住，送到京師，朱元璋得意地說：

為《大誥》一出，鄰里親戚有所畏懼。其蘇、松、嘉、湖、浙東、江東、江西，有父母親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

於是，大明天下出現了這樣的情景：一直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員們要對百姓下跪求饒了：

北平布政司永平府灤州樂亭縣主簿汪鐸等設計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難者，受財出脫之，每一丁要絹五匹，被高年有德耆民趙罕辰等三十四名幫縛赴京。行間，有的當人、說事人、管事人何波等十名，翻然改圖，格前非心，一同輔助耆老趙罕辰等四十四名，將害民工房吏張進等八名幫縛起行。

去縣四十里，其縣官主簿汪鐸等追趕求免，謂耆老言：「我十四歲讀書，燈窗之勞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壞我前程。」嗚呼愚哉！孰父母生此無藉不才之徒，官於是縣，是縣民瞻，今既不才，為民所覺，乞憐哀免於耆民，縱然得免，何面目以居是任？嗚呼！興言至此，雖非本人，凡聽讀者亦皆赧焉。賢人君子，可不為之戒乎？（《三編·縣官求免於民第十七》）縣裡的主簿，相當於今天的縣委辦公室主任，科級實權幹部，平日在地方上怎麼耀武揚威就可想而知了。而今被群眾揪出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立刻露出了一副可憐樣，苦苦哀求：這個科級幹部，是我從十四歲讀書考學辛苦換來的，鄉親父老可憐可憐我吧，不要讓我斷送了大好前程！

真是平日只見民求官，怎想還有官求民！在朱皇帝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中，被封建統治顛倒過去的世界又顛倒回來了！

第七節 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從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皇帝與百姓密切配合，嚴厲打擊貪污腐化。那個時候，幾乎無日不殺人。有些衙門，因為官吏被殺太多，沒有人辦公，朱元璋不得不實行「戴死罪、徒流辦事」，「戴斬、絞、徒、流刑在職」的辦法，叫判刑後的犯罪官吏，帶著鐐銬回到公堂辦公。

他不僅動用刑獄，嚴加懲處，而且還法外加刑。罪行嚴重的，處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蓋、剁指、斷手、刖（yue）足、刷洗、稱竿、抽腸、閹割為奴、斬趾枷令、常號枷令、梟首、凌遲、全家抄沒發配遠方為奴、族誅等各種非刑。

在洪武時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勾當。據說，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帶高高地貼在胸前，這一天殺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帶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這一天準得大殺一批，官員就嚇得面如土色。在這種恐怖氣氛中，不論大官小官，個個膽戰心驚，不知什麼時候就有大禍臨頭。傳說當時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與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回家便舉家慶賀，慶幸又活過了一天。

原來是天底下最熱愛做官的讀書人們此時也視仕途為畏途。他們「以溷（h□n）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多不樂仕進」。有的家裡有好學之子，怕被郡縣所知，弄去當官，反而叫他們休學種地。有的為了避免被強征出仕，至自殘肢體。

不少人在時過境遷之後，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還心有餘悸。如當時監察部副部長左僉都御史嚴德□，在洪武朝因病要求辭職，朱元璋懷疑他是裝病，將他黥面發配到廣西南丹。後來遇赦放還，活到宣德朝，回憶起當年的經歷，說先時國法甚嚴，做官的常保不住腦袋，這頂破帽不好戴啊！說完還北面拱手，連稱：「聖恩！聖恩！」

能得到「聖恩」的人太少了。連不少受過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為牽連到「空印案」之類毫無必要製造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濟寧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沒有換新的，因為牽連到了「空印案」裡，被朱毫不留情地殺死。戶部尚書滕德懋（mao）被人舉報為貪污，朱元璋迅即把他處死，之後剖開滕的肚子，想看看這個貪官肚子裡都有些什麼。孰料剖開之後，發現裡面全都是粗糧草菜，只好悻悻地長歎一聲：「原來是個大清官啊！」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殺的人裡有許多無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則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他要的是一個純而又純的與貪污絕緣的官僚隊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價實現這樣一個在別的王朝沒能實現的人間奇跡，而不是什麼公平正義。如果能達到這個目標，多少人冤死，在朱元璋是無所謂的。

第八節 越反越腐的反腐怪圈

雖然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純而又純的狀況終於沒有出現。

在朱的政策下，想在官場全身而退幾乎就不可能，所以有些人，認為反正動輒得咎，不如趁早撈一把算了，反而加緊貪污搜刮的活動。他們「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資」，享受一天是一天，於是貪污事件仍然層出不窮，弄得朱元璋連聲哀歎：「似這等愚下之徒，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乾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

連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很快破產了。因為有了權力，可以處理一般的案件，老人也很快腐敗起來。他們毫不自重，以權謀私，甚至貪圖酒食賄賂，「公道不昭，貞邪莫辨，妄張威福，顛倒是非」。

至於擒拿犯法吏員一舉，負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來。群眾運動的火候是最難掌握的。不久，就有許多地方官為了政治利益，威脅利誘百姓們保舉自己，打擊他人，更有許多地方群眾為了抗稅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稅收官員捉拿到京。這類事情遠比真正捉到的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個勁地嗚呼不已。

朱元璋自己多次承認他的思想教育工作收效甚微。他在談及《大誥》前兩編施行情況時說道，「邇來凶頑之人，不善之心獨未向化」，「奸頑之徒難治，扶此彼壞，扶彼此壞。觀此奸頑，雖神明亦將何如！」觀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所頒布的榜文，也可看到朱元璋的目標沒有實現，讓他不滿的現象比比皆是：「縣州府行省官吏在職役者，往往倒持仁義，增詞陷良」，「凌虐良善，貪圖賄賂」；「奸頑小人，恃其富豪，欺壓良善，強捉平民用為奴僕，雖嘗累加懲戒，奸頑終化不省」；「無藉之徒，不務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賊。若不律外處治，難以禁止」。

皇帝晚年，對自己的暴力懲貪曾經有過困惑和動搖。洪武二十三年，他對刑部官員說：「愚民犯法，如啖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者益眾，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

雖然朱元璋屢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還是改變不了他曾經希望世世代代指導人民的《大誥》很快被棄如敝履的現實。雖然沒有哪個後世皇帝敢明確宣佈廢除《大誥》，但在朱死後，再也沒有發揮過實際作用。到明代中葉，《大誥》

已經鮮為人知。曾經發行上千萬冊的這本寶書，到明末在民間幾乎一本也沒有了。這也許是朱元璋從來沒有想到的。

更讓朱元璋沒有想到的是，雖然他在世時，貪污腐化現象得到了一時的抑制，然而卻積蓄了巨大的反彈能量。在他死後，腐敗又迅速發展起來，大明最終以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王朝之一被列入歷史。明朝之亡，即緣於此。

第十三章 死亡名單：瘋狂屠殺功臣的始末與細節

第一節 開國六公二十八侯

洪武三年，徐達大敗明王朝最後一個勁敵擴廓帖木兒，元順帝也病死於蒙古草原，明朝天下大定，朱元璋長長出了口氣。這一年十一月，他在奉天殿舉行盛大儀式，大封開國功臣。一口氣封了六公、二十八侯。

六公全是淮西人：韓國公李善長（他雖然原籍歙縣，但後來徙居滁陽，在渡江前已經投奔朱元璋，所以也被視為淮西老臣），魏國公徐達，鄭國公常茂（常遇春之子），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

二十八名侯爵也基本都是淮西人，且以鳳陽人為多。朱元璋出生在鍾離東鄉，後來搬到西鄉，也就是後來的鳳陽縣廣德鄉東湖裡，十二歲時搬到太平鄉孤莊村。中國地圖上根本找不到的這幾個小小鄉里，後來成了著名的「將軍鄉」，共出了十二名侯爵：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興、武定侯郭英和永平侯謝成，都是廣德鄉東湖裡人，朱元璋的同村「發小兒」。延安侯唐勝宗是廣德鄉毛城村人，也是真正意義上的「同鄉」。吉安侯陸仲平是太平鄉義城村人，江夏侯周德興、燕山侯孫興祖、臨江侯陳德都是太平鄉孟家莊人。濟寧侯顧時是太平鄉塗山村人，鳳翔侯張龍和航海侯張赫是太平鄉焦山村人。

中國東部這塊最貧瘠的土地，一時之間卻成了功臣名將的富產區。朱元璋鄉土情結十分濃重，只要一聽到濠州話，他就覺得異常親切；只要聽說這人是淮西的，他就平添一層信任；只要是鄉里鄉親，但凡有點能力的，他都會不吝提拔。在漫長的戰鬥生涯中，他和這些老鄉結下了深厚的戰鬥友誼。

開國之後，朱元璋與徐達等人說話，還常稱之為兄。（《明史·徐達傳》載：「朱元璋與徐達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帝嘗從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寧居，可賜以舊邸。』舊邸者，太祖為吳王時所居也。」）

可以說，朱元璋的封爵體系，基本上是為他的老鄉們設置的。這是他們這麼多年來為他出生入死，提頭血戰而應得的報償。

除了名爵之外，朱元璋更報以實打實的財富。大封功臣的典禮上，朱元璋公佈了公侯們的俸祿數：韓國公李善長食祿四千石，魏國公徐達五千石，鄭國公常茂以下俱三千石。中山侯湯和以下皆一千五百石。除了俸祿，還有賜田。洪武三年十二月，「賜魏國公徐達以下勳臣田有差」。傳統時代，土地才是鐵打的財富，原來這些田無一畝的貧農們現在都成了帝國內的頭等大地主。

淮西話本來很難聽（胡適認為江北話是中國最難聽的方言，見《胡適晚年談話錄》），開國之後卻成了大明王朝的正式官方語言。淮西菜本來缺油少味沒人稀罕，上不得台盤，如今卻成了南京城內最高雅的口味。鳳陽人喜歡背著手走路，喜歡蹲牆根兒聊天，不久之後，這兩個動作成了大明官場的標準姿勢。開國之初，淮西人個個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貝瓊的一首詩寫道：「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淮河流域在春秋時屬楚，故「楚客」、「淮人」指的都是淮西人）道盡淮西人權傾朝野之勢。

第二節 免死金牌

朱元璋晚年屠殺功臣之酷烈徹底，使人們常以為「兔死狗烹」是他的素志。

其實不然，開國之初，朱元璋曾真心實意地希望與老鄉兼功臣們「共富貴」。

朱元璋處處取法他的偶像劉邦，認為劉邦的作為幾乎樁樁高明。然而在開國兩年前的一次談話中，朱元璋卻罕見地批評了劉邦。那是一次飯後與侍臣們聊天，聊起漢高祖和唐太宗誰更偉大。朱元璋說，劉邦總體上強於李世民。但是他有一個嚴重的污點，那就是「內多猜忌，誅夷功臣」，因此「量亦未弘遠」。相比之下，唐太宗「能駕馭群臣，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更有人情味兒，從這點上看，劉邦不如李世民。

如果我們本著陰謀論傳統，懷疑這是朱元璋開國之前籠絡功臣之語，那麼開國之後朱元璋的舉動，應該可以打消我們的這一懷疑。

賜爵賜田仍未能滿足朱元璋的報答之心。開國之後，朱元璋一直捉摸著頒賜功臣「鐵券」，來確保他們永保功名。

小時候看戲，皇帝們經常賜給功臣們丹書鐵券，或者叫免死功牌。《水滸傳》中的柴進之所以可以為所欲為，專一收留別人不敢收留的好漢，原因在於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賜予他誓書鐵券在家中」，有了這張神奇的「鐵券」，「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裡」。

小時候朱元璋與小朋友們玩遊戲，他自己頂著車輻版扮演皇帝，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就是給小朋友們發樹葉子當免死牌。有了這個東西，就可以成為不受普通法律束縛的特殊階層。「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打死幾個平民，犯下幾樁過錯，可以視如無物，那是何等的瀟灑快意！

朱元璋的政治風格，到底是受底層文化影響大，還是受儒家帝王之學影響大，很難說得清楚。反正大封功臣之際，要是不搞個免死的「誓書鐵券」，讓老鄉免上幾次死，他就覺得不過癮。不如此，不能彰顯他們與自己的特殊關係；不如此，不足以顯示他們高普通人一等乃至幾等。在計劃大封功臣之前，他先興興頭頭地和禮部官員討論應該怎麼製造這個「鐵券」。

鐵券之制，起自漢高祖劉邦，唐宋年間，也偶有頒賜。不過後來就不再實行了，因此誰也沒見過鐵券長什麼樣子。

還是翰林學士危素見多識廣，說唐代大將錢鏐曾受賜鐵券，錢鏐的後世子孫手中說不定現在還收藏著。

朱元璋聞聽，馬上降旨，尋找錢氏後代。很快找到了錢鏐第十五世孫錢尚德，錢氏鐵券被送到京城。朱元璋放下手頭一切事務，召集大臣們一起玩賞。只見這塊歷經數百年的鐵券「形如覆瓦，面刻制詞，底刻身及子孫免死次數。質如綠玉，不類凡鐵，其字皆用金填」（《萬曆野獲編》卷五）。也就是說，形狀像瓦，券面略帶弧度，鐵質十分特別，看起來有如綠玉。上面刻著文字，填以黃金，說明受賜人自己和後代的免死次數。

好奇心得到滿足，朱元璋命禮部用木頭照著樣子雕刻了一副模子，以備參考。他和禮部官員一起參照這個範本，制定了大明王朝的鐵券規格。

明代鐵券一式兩副，分為左右二券：「凡券，左右各一，左藏內府，右給功臣之家。」（《明史》卷七十二）左半券藏在宮中，右半券賜給功臣之家。一旦有事，可以拿出來核對。朱元璋根據功臣爵位高低，將鐵券分為七個等級。公爵鐵券分為兩等：一等高一尺，闊一尺六寸五分；二等高九寸五分，闊一尺六寸。侯爵分為三等：三等高九寸，闊一尺五寸五分；四等高八寸五分，闊一尺五寸；五等高八寸，闊一尺四寸五分。伯爵分為二等：六等高七寸五分，闊一尺三寸五分；七等高七寸，闊一尺二寸五分。

那麼，鐵券上都刻了些什麼內容呢？我們來看看現存的朱元璋賜給南安侯俞通源的鐵券，全文如下：

朕觀歷代有父及其子，兄及其弟，皆為佐運之良臣者，心甚嘉之，然世不多見。朕起自淮右，駐兵和陽，爾兄通海以所部師來附，東渡大江，如履平地，乃克採石，定金陵。繼而兩平敵國，勳績著焉。何大功將集，遽然先逝？朕憫其勞，追封為豫國公。爾通源實其親弟，因世其官，以平章鎮於江淮。從征中原，多效勞力。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子孫世世承襲。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余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勤勞以立事，恭儉以保祿位，尚其日慎一日，則富貴永延於世矣。

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論功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鐵券丹書，誓諸白水，河帶山礪，爰及苗裔。

這篇誓文寫得情真意切。俞通源的哥哥俞通海立有大功，但開國前不幸去世。朱元璋追溯了他「東渡大江，如履平地」，「兩平敵國，勳績著焉」的戰功，封其弟為侯爵，並且承諾，除了謀反大罪不能免死外，如果俞通源自己犯了死罪，可以免死二次。他的兒子，可以免死一次。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典禮上，發放鐵券這一戲劇性的環節讓功臣們都異常感動。一時之間，他們覺得自己都活在了傳奇裡，自己確實沒有白白拚命，這位帶頭大哥確實天下義氣無雙。

第三節 厚待功臣的背後考慮

朱元璋為人處世，從來不會讓感情壓倒理智。他如此厚待功臣，除了感情因素外，還包含著如下幾層考慮：

第一層，開國之初的朱元璋信心滿滿、雄心勃勃，一門心思要超越漢祖唐宗，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因此他一舉一動都想成為後世楷模和佳話。他要用自己的慷慨，塑造起自己深情重義、有始有終的美好形象。

第二層，雖然天下初安，但這些功臣仍然是自己的左右手。開國之初，各地起義叛亂不斷，他治國安邦，仍然要倚重這些戰友。

第三層，有功厚賞，有過重罰，是他的一貫原則。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勵機制，才能激勵大明臣民們為了皇帝捨生忘死。

這層意思，在朱元璋發佈的聖旨中說得很清楚。他說自己制定鐵券制度，「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也就是說，在君與臣，功與報之間，形成一個良性循環，以保大明王朝千秋萬代。

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朱元璋發現，自己最初的設想有些天真了。

開國皇帝與功臣，是歷史上最難處的關係之一。功臣們下場悲慘，並不完全是皇帝們的薄情寡義，也確實是勢有必然。

歷代以來，明初這批功臣可能是平均素質最低的。他們全部是起自草根，胸無點墨，沒什麼文化，也談不上什麼修養。除了一身武勇外，一無所有。成了開國元勳之後，他們的小農意識和流氓本性依舊，個個志得意滿，貪婪鄙野，眼光短淺，不可一世。在戰爭中，他們是大元帝國的破壞者。在戰後，他們又成為新王朝法律、紀律和秩序的破壞者。他們仗著手中的特權，貪婪地撈取每一個銅板，到處侵佔土地，私納奴婢，侵奪民財，欺壓良善，驅役士卒，貪得無厭，無所顧忌。開國之後不久，勳臣們違法亂紀之事，一樁樁，一件件，就開始不停地反映到朱元璋的面前：

趙庸隨李文忠出征應昌，私占奴婢，廢壞國法；薛顯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廚房中燒火的人），殺馬軍，為了搶奪天長衛千戶吳富繳獲的牲口，還動手殺了吳富。郭英「擅殺男女五人」，隨便殺戮平民。淮安侯華雲龍在北平住進了故元丞相脫脫的宅第，大模大樣地使用起元朝皇帝才能用的東西，「凡元宮龍榻風褶及金玉寶器非人臣可僭用者，皆用之弗疑」，後來又嫌脫脫宅第不好，無償徵用士兵和百姓給他翻蓋，「奢麗而過制特甚」，完全超過了朱元璋規定的等級規定……不光功臣們自己犯法，他們的親友也一個個不把國法當回事。許多功臣的親戚、家人甚至佃僕、火者，也都倚勢冒法，橫暴鄉里，欺壓百姓，「諸勳臣亦不禁戢」，成了地方霸王。比如信國公湯和的姑父席某就仗勢蔑視法紀，「隱瞞常州田土，不納稅糧」。胡惟庸的家人「為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

朱元璋發現，他的免死金牌成了功臣們如此氣焰飛揚的助推器，他們「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只要不造反，誰拿他們也沒辦法。

第四節 對文官的凶殘與對武將的溫柔

朱元璋帶兵行政，一直以紀律嚴明聞名。開國之後，他的這一作風進一步發揚光大。官員們隱漏公文沒有上報這樣的細故，《大誥》中居然規定一律凌遲。開國之後，他對文臣進行過幾次大規模的集中清洗，如洪武四年「錄（甄別）天下官吏案」，八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二十年「罪妄言者」，聲勢都極浩大。

空印案發生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按朱元璋的規定，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戶部報告地方財政賬目，其數目必須與戶部掌握的數字完全吻合，才能通過，如有分毫差錯，整個賬目就要全部重新編寫。各省離京師遠的六七千里，近的三四千里，為了減少麻煩，各地官員都帶上已經蓋好大印的空白表冊，以備賬冊被駁回時，在京城就地重新編寫。

這種情況當然算是違規，不過其實也沒有什麼危害性。因為賬冊上蓋的地方政府大印，都是騎縫印，就是每頁紙上只有半個印章，這種空白紙張，並不能用來偽造其他公文。各地官員年年都這麼辦，已經成了習慣。

誰料到這一約定俗成的做法居然給天下官員帶來塌天大禍。洪武八年的某一天，朱元璋偶然發現了這一情況。他認為這是天下官員蔑視他的規定，勃然大怒，因此小小一事興起大獄，自戶部尚書周肅以下，各省與此事有關的官員全部掉了腦袋。吳□在《朱元璋傳》中說空印案殺掉了數萬人。

另一個驚天大案是郭桓案。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有人告發戶部右侍郎郭桓等勾結地方官「侵盜官糧」，也就是把國家的稅糧偷偷佔為己有。朱元璋派人調查，發現情況屬實，郭桓以及其他官員們共侵吞了官糧七百萬石。這一案導致禮部尚書趙瑁和六部的左右侍郎以下，都掉了腦袋，各省被牽連被殺的官員和富戶，又有幾萬人。

除了這幾起大案外，中案小案也每年都有。在日常生活中，朱元璋殺起文官來，真是隨心所欲，逸興遄飛，揮灑盡性。他一時不高興，可能幾百上千人就掉了腦袋，因此洪武一朝成了文官們的地獄。

然而，對於功臣們，朱元璋卻異乎尋常的寬容和溫柔。苛刻嚴峻的個性讓他對功臣們違法亂紀的行為不可能置之不問，但與功臣同享富貴的宣言剛剛發佈，他不想以這些「細故」，破壞自己「厚待功臣」的良好形象，所以他採取了軟硬兩手。

軟的一手是教育。

天下初定之後，朱元璋就意識到提高老鄉們文化素養的重要性，畢竟一個個都已經是公侯伯爵，人五人六，再像以前一樣，滿口粗話，渾身農民習氣，怎麼配得上他們的高貴地位和巨大權力？因此早在洪武三年十月，朱元璋就給功臣們辦起了學習班，他規定每個月初一十五兩天，找秀才們輪流為諸將講學，給他們講怎麼樣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高級大臣，怎麼樣遵守君臣之禮，「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昇而不自知也」。

洪武初，御史袁凱言：「今天下已定，將帥在京師者，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至通經學古之士，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昇。」太祖深以為然，遂敕省台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除了辦講座，朱元璋還專門組織人給大臣們寫書。洪武八年，朱元璋主編了一本厚厚的大書，叫做《資世通訓》，是一本全國人民（包括僧道尼等方外之人）都要遵守的《大明國國民守則》，其中第二章就是《臣道章》，分為「忠孝、勿欺、勿蔽」之類十七條內容，專門規定大臣們如何忠於自己的職守。朱元璋把這本書頒賜功臣們每人一本，命令他們認真學習，以此對照自己的行為，發現差距，加以改正。

除了教育之外，他還採取了稍為強硬的一手，那就是從約束功臣的部下家人入手，來給功臣和死罪之間建起一道防火牆。

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工部鑄造了一個鐵榜，也就是鐵鑄的公告牌，上面鑄著約束公侯家人的條文。在鐵榜文中，朱元璋這樣論述自己的功臣觀：

朕觀古昔，帝王之紀及功臣傳，其君保恤功臣之意，或有始無終，使忠良股肱不免受禍，誠可憫也。間有聰明聖主，待功臣之心，皎如日月，奸臣不能離間，故君臣得以優遊終其天年，在社稷有磐石之安，在功臣之家享富貴無窮，朕甚慕焉。亦有明智之君，欲保全有功，其心切切，奈何跋扈之臣，恃其有功，數作過惡，累宥不悛，不得已而誅戮，此臣下自取之也。

又若主有寬仁之德，臣有忠良之心，然彼此各少察斷而不明，何也？蓋功臣奴僕倚恃權貴，欺壓良善，為臣者不能察其所為，致使縱橫。刑官執法具罪以聞，在忠良大臣必不如是，特奴僕自作之過。其君不能明察大臣之心，將謂大臣使之。如是，姑息有功，釋而不問者有之，略加誡諭奴僕者有之，又不明白與功臣道其奴僕所作之過，含忍太多，及法司屢奏卻疑大臣欺罔君上，一旦不容即加殘害，此君不明之所致也。

當時功臣雖有忠良之心，卻不能檢察其下，一有罪責，即怨其君，何也？亦由奴僕之類在外為非，歸則言是，大臣職任朝堂，或優閒元老，加以小人阿，少能勸諫，及至奴僕犯罪，法司執問，君命誅其奴僕，大臣不知君上保愛之心，便生疑怨，累及其身，往往有之。或是天子念功臣之勞，而免其罪，其奴僕歸告大臣曰：「君上不能容公，故枉問奴等耳。」大臣一時聽信，不自加察，以為必然，遂生猜疑，致遭刑戮。此臣不能檢察其下之過也，可謂君臣兩失之矣。

也就是說，他一心想要保全功臣，使皇帝之家享有磐石之安，使功臣之家享有富貴無窮，彼此成為一段佳話。但是他也深知達成這一境界之不容易。

首先是「跋扈之臣，恃其有功，數作過惡，累宥不悛」，皇帝最後「不得已而誅戮」之。這雖然是「臣下自取之」，畢竟也是慘傷之事，所以他要極力避免。

另一種情況中，皇帝有寬仁之德，功臣有忠良之心，但是卻難免功臣的奴僕們倚恃權貴，欺壓良善，為所欲為。有的皇帝會念及大臣功勞，對這種情況置之不問，導致愈演愈烈，最後不得已罪及大臣。

或者君臣都本無他意，無奈有小人從中挑撥，導致君臣各生疑心，最終拔刀相向。

因此他「慮公侯之家奴僕等，習染頑風，冒犯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

鐵榜文的具體內容有九條：

其一，凡內外各指揮千戶、百戶、鎮撫並總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受者杖一百，發海南充軍，再犯處死。公侯與者，初犯再犯免其罪附過，三犯准免死一次，奉命征討，與者受者，不在此限。

其二，凡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軍，違者初犯再犯免罪附過，三犯准免死一次。其官軍敢有輒便聽從者，杖一百，發海南充軍。

其三，凡公侯之家，強佔官民山場、湖泊、茶園、蘆蕩及金銀銅場鐵冶者，初犯再犯免罪附過，三犯准免死一次。

其四，凡內外各衛官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輒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違者杖一百，發煙瘴之地充軍。

其五，凡功臣之家管莊人等，不得倚勢在鄉欺毆人民，違者刺面、劓（yi）鼻，家產籍沒入官，妻子徙至南寧，其餘聽使之人各杖一百，及妻子皆發南寧充軍。

其六，凡功臣之家，屯田佃戶、管莊、干辦、火者、奴僕及其親屬人等，倚勢凌民奪侵田產財物者，並依倚勢欺毆人民律處斷。

其七，凡公侯之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田人戶已有名額報籍在官，敢有私托門下、影蔽差徭者，斬。

其八，凡公侯之家，倚恃權豪，欺壓良善，虛錢實契，侵奪人田地、房屋、孳畜者，初犯免罪附過，再犯住支俸給一半，三犯停其祿，四犯與庶民同罪。

其九，凡功臣之家，不得受諸人田土及朦朧投獻物業，違者初犯者免罪附過，再犯住支俸給一半，三犯停其祿，四犯與庶人同罪。

這道鐵榜，雖然規定得十分嚴密，其實也是相當客氣的，朱元璋對功臣之家可能出現的各種違法犯罪情況，雖然防範甚嚴，但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不直接觸及功臣們自身。

第五節 宰相胡惟庸「被謀反」

甚至在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大案中，功臣們也被刻意回護。

胡惟庸是安徽定遠人，李善長的老鄉，他於龍鳳二年（公元1356年）才投奔朱元璋，不過由於才幹過人兼善於鑽營，陞遷極快。洪武六年，被朱元璋提拔為右丞相，洪武十年更進為左丞相，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角色。

能力出眾的人，往往毛病也出眾。胡惟庸的火箭式竄升是因為他有能力，他的最終敗落，也是因為他太有能力。胡惟庸這個人，性格和朱元璋很像：「為人雄爽有大略，而陰刻險鷙，眾多畏之。」他和朱元璋一樣，喜攬權，愛專斷，做事大刀闊斧，不避鋒芒：「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

性格相似的人容易相剋，更何況君權與相權的衝突歷來是中國高層政治中一直難以處理的難題。胡惟庸案從本質上來說，是朱元璋調整君權與相權關係的必然結果。胡惟庸因為沒能處理好與皇帝權力分配的關係，過于飛揚跋扈，引發了對權力異常敏感的朱元璋取消丞相制的念頭，也給自己惹來了殺身之禍。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謀反」的罪名，興起大獄。

胡惟庸案的處理手法也是非常殘酷的。曾任朱元璋帳前黃旗先鋒的俞本，在永樂初年撰寫的《紀事錄》中，對胡惟庸黨案是這樣記述的：

是年（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右大夫陳寧，擅權壞法，俱伏誅於玄津橋，掘坑丈餘，埋其屍，次日復出之，支解於市，縱犬食之。錄其家資，以妻子分配軍士，子弟悉斬之……上以應天府所屬上元、江寧二縣之民與胡惟庸為黨，將男婦長幼悉屠之。

也就是說，把胡惟庸押至玄津橋斬首，埋入一個丈餘深的大坑，第二天又感覺不解恨，命人將屍體挖出，在眾目睽睽之下肢解，然後縱犬食之。財產則全部沒收入官，妻妾分配給軍士，男性後代則全部斬首。與胡惟庸關係親密的大批官員也被處死。甚至朱元璋因為上元、江寧兩縣百姓與胡惟庸關係密切，居然將這兩縣之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殺光。其凶殘超出了正常人的想像，然而，對於案中牽涉的功臣，他卻網開一面：以善長及陸仲亨等皆初起時腹心股肱，置不問。（《朱元璋系年要錄》）胡惟庸與李善長關係十分密切。「素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從子佑，自是勢益熾」。胡惟庸的最初發跡，就是因為李善長的推薦。所以他對李善長感激不盡，「因相往來」，把李善長作為自己向上爬的階梯和保護傘。他不僅將自己的侄女嫁給李善長侄子李佑，還極力幫助李善長打擊非淮西籍大臣。

陸仲亨、費聚等人也是胡惟庸為了培植勢力而極力拉攏的對象。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受到朱元璋的怒責。平涼侯費聚，曾經受命到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事，唯嗜酒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達達，無功，上亦責之。」這兩個人都因懼怕處罰，而投靠到胡惟庸門下以求庇護。他們與胡惟庸的親密關係，朱元璋心裡十分清楚，但是在公佈胡惟庸的罪狀時，他只含糊地說到胡惟庸有結黨之嫌，並沒有牽及這三位功臣。他宣佈的罪狀是：「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於眾舌，朋比逞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

非但如此，在胡惟庸被殺後，朱元璋進一步擴大與開國武將的聯姻關係，「因結肺腑」，穩定功臣們的情緒。他親自決定，聘中山王徐達次女為代王妃、三女為安王妃，信國公湯和長女與次女為魯王妃，安陸侯吳復之女與寧河王鄧愈之女為齊王妃，前軍都督僉事於顯之女為潭王妃，靖海侯吳忠之女為湘王妃，永昌侯藍玉之女為蜀王妃，穎國公傅友德之女為晉世子妃，並將汝寧公主嫁給吉安侯陸仲亨之子陸賢，福清公主嫁給風翔侯張龍之子張麟，壽春公主嫁給穎國公傅友德之子傅忠，南康公主嫁給東川侯胡海之子胡觀，永嘉公主嫁給武定侯郭英之子郭鎮。

第六節 撤銷大都督府：軍事體制重大改革

對功臣們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讓寬容，原因是朱元璋對文臣和武將的態度、判斷上都有很大區別。在他眼裡，文官這類東西，比如韭菜，割不勝割，毫不值錢。不管怎麼殺，都會有大批新的送上門來。但武將則不是這樣。一個好的將領，是要在大陣仗中磨練出來的，可遇而不可求。他們都是大明帝國不可缺少的寶貴財富，殺掉一個少一個。事實上，在大明開國之後，幾乎無年不用兵，離了他們，他根本無法繼續自己的正常統治。

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命湯和為征西將軍，傅友德為前將軍，分兵兩路伐蜀。

洪武五年，朱元璋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征西將軍，分兵三路北征蒙古。

洪武八年，元將納哈出進犯遼東，被大將葉旺擊敗。

洪武十一年四月，慶州屯田百戶山丹等起義，朱元璋分遣楊仲明、沐英、王弼等鎮壓。

洪武十三年這個多事之秋，軍事上仍然活動極為頻繁。在這一年，沐英率領明軍，對蒙古進行了第三次北伐。十一月，故元平章（平章為官名）乃兒不花等率數千騎入洮林口，掠永平（今河北省盧龍縣）。

可見直到這一年，朱元璋仍然離不開這些老鄉作他的左膀右臂。

不過，胡惟庸案中，胡氏與一些將軍們的勾結，讓朱元璋膽戰心驚。開國之後，他第一次直接感受到軍事政變的威脅。如果有那麼三五個開國元勳與心險膽大的胡惟庸聯合起來共同起事，他的大明江山還真有變色可能。

文官們對皇權的威脅再大，也沒有武將嚴重。開國功臣和皇帝光屁股長大，一起分享過黃色笑話，深知對方並非什麼神龍天子，不過一介村夫流氓，睡覺愛放屁磨牙，愛摳鼻孔和腳趾頭。他們很難如同其他出身的臣下那樣視皇帝如神明，對皇帝也難免跋扈粗率。這些闖過重重鬼門關的傢伙，都有著異乎尋常的膽量魄力和機詐權變。一旦動了染指最高權力之念，會比文官更直接，更有力，更不顧後果。一旦天下有事，他們不會放過「皇帝輪流做」的機會，所以歷代皇帝們對武臣元老們無時無刻不提高警惕。

朱元璋本有多疑的毛病，凡事過分小心。長期的焦慮和強度過大的腦力勞動，使朱元璋患上了嚴重的心理疾病。他經常幻想也許有一天，這座宮殿被人一把火燒掉，子孫妻妾被掠去為奴作婢。一想到這些，他就渾身出冷汗。他成日裡吃不下飯，睡不好覺。看見宮女太監偷偷溜他一眼，他就認為是在盤算他詛咒他；看見文武百官在殿上說話吞吞吐吐，就以為是要欺瞞他。尤其是天黑下來，一個人坐在禁城裡，就揣想別人心裡都在想些什麼？

官員們有沒有私下裡交通？是不是有人正在燈下密謀造反？鄉里有沒有人聚眾拜佛燒香？

顯然，在歷經磨難之後，他的心理狀態已經不正常了。他自述道，自己經常「夜臥不能安席，常常因為想起一件什麼可能危及帝國安全的事，便一夜失眠」。成天到晚，他的心總是懸著，成天把定下的法度一遍遍從頭細擼，看看有什麼不安穩的。

所以在因胡惟庸案取消了丞相制之後，朱元璋又進行了一項重大軍事體制改革。他於洪武十三年撤銷了大都督府，改設左、右、中、前、後五軍都督府，以分散中央軍事機構的權力。他規定五軍都督府管兵籍，但無調動軍隊之權，兵部掌軍官陞遷，但無直接指揮軍隊之權。

所謂「征伐則（皇帝）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明史》卷八九，《兵志》），「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統兵之權，五軍有統軍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合之則呼吸相通，分之則犬牙相制」（《春明夢余錄》）。

這樣，既可防備將領擅調兵力發動叛亂，又使軍權集中到皇帝手中。

誅殺胡惟庸，廢除丞相，又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這些都是震動全國的重大舉措，在執行過程中很容易出亂子。為了防止意外事變的發生，朱元璋不得不採取了上述對功臣的一系列安撫措施。

第七節 只有親生兒子信得過

朱元璋做事，總是考慮得極為長遠。事實上，早在開國之初，他就盤算過制衡武將的問題，並未雨綢繆，採取了一項重要措施。

雖然朱元璋十分重視地緣，但是和血緣比起來，這種重視就不值一提了。說實在的，天下諸人，他只信得過自己的親生兒子們。

洪武三年，雖然二子不過十六歲，三子不過十五歲，四子不過十一歲，而最小的兒子剛剛一歲，他就先於大封功臣之前封諸子為王。他在詔書中說：

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眾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

前歲已立長子為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為秦王、第三子為晉王、第四子為燕王、第五子為吳王、第六子為楚王、第七子為齊王、第八子為潭王、第九子為趙王、第十子為魯王、侄孫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眾建藩輔，所以廣盤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

以諸子分駐天下要地，以「固內外之勢」，「廣盤石之安」，確保江山永在朱姓之手，是他在開國之前就畫好的藍圖。他規定諸王的府第、服飾和軍騎，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見了他們都要「伏而拜謁」。法定其親兵護衛，「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明史》卷一百一十六，《諸王列傳序》）。

特別是北方塞王，掌握的兵力更為雄厚。比如寧王所部「帶甲八萬，革車六千」，他們因此一個個實力雄厚，「連邑數十，城廓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朱元璋對自己的孩子們無限信任，他規定，遇有戰事，即使元勳宿將也要聽藩王節制。

對於這種安排，稍有中國政治常識的人都會看出其不妥。因為強藩必然挑戰中央集權，成為帝國長治久安之隱患，外藩之亂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得實在太多了。平遙縣訓導葉伯巨的看法十分典型，洪武九年，他上書言事，指出朱元璋「分封太侈」：

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則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為不然。何不現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認為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

這番話入情入理，不料朱元璋見疏卻勃然大怒，認為這是離間他們一家骨肉，要親手射殺葉伯巨。經過群臣力勸，才沒有親自動手，不過葉伯巨終於為此事死在獄中。

以自己的子孫制衡天下武臣的構想雖然美好，無奈朱元璋的孩子們在開國之初都年齡太小。雖然朱元璋日夜盼望他的孩子們盡快成長起來，然而人的成長不像莊稼，不是多施幾次肥就能催起來，所以這一構想真正發揮作用，還需待以時日。在此之前，朱元璋只能耐下心來，對功臣們極盡敷衍之能事。

第八節 大屠殺計劃：為太子保駕護航

專制制度的自私性使君權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這就決定了君臣關係、尤其是開國君臣關係的脆弱性。皇帝與功臣的關係，經常在昨與今、情與理、勢與義中糾結衝突，醞釀出一個又一個危機。

決定歷代開國功臣命運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開國皇帝的年齡。學者鄭宏衛在《開國功臣歸宿論》中說，皇帝登基時年齡越老，對身後事就越擔心，因此就越容易對功臣們動起殺機。比如劉邦，登基時已經五十五歲，因此他開了兔死狗烹的先例，開國時所封的七個異姓王，後來大部分或誅或伐，非死即亡，「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

相反，那些青壯年的登基者，則對《,文,》控制功臣更有《,人,》自信心。比如李《,書,》世民登基時《,屋,》沒到三十歲，劉秀不過三十一歲，而趙匡胤也不過三十四歲。因此唐太宗李世民使用功臣勳舊，並無避諱。貞觀年間，事無鉅細，勳臣皆得過問。唐初開國功臣，絕大多數都大權重位，各展所長，圓滿地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光武帝劉秀則取消功臣實權，保全他們的厚祿。光武之世，列侯只有「高密、固始、膠東三侯」參與國事，其他人都遠離權力，但光武帝對他們禮貌周到，「遠方貢珍甘，必先遍賜諸侯，而太官無餘」，且「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至於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更人我兩便，被認為人情與形勢兩全，歷代稱為高明之舉。

朱元璋開國之時，已經年過四十，不過仍算年富力強，所以他才高調宣佈要保全功臣。然而隨著年齡增長和健康狀態的惡化，朱元璋與功臣們共富貴的信心越來越低。

長期緊張的戰鬥生活和繁忙勞累的國事，使朱元璋的健康受到了損害。

洪武初年，便「患心不寧」，害了心跳過速的病症，有時發高熱，「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而對太子朱標能力的擔心，使他在身病之外又患上了嚴重的心病。

雖然早就知道長子朱標性格柔弱，但是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宗法情緒特重，對立嫡立長原則毫不動搖。早在稱吳王后，他便立朱標為世子，即帝位後又馬上立為太子。

為了把這個資質平庸的長子培養成合格的接班人，朱元璋費盡了心血。

洪武元年十一月，他下令在宮中建大本堂，搜集古今圖籍充實其中，徵聘四方名儒教授太子。朱元璋經常親自佈置太子的課程並親自檢查。洪武五年十二月，太子剛滿十八歲，朱元璋即命「今後百司所奏之事，皆啟皇太子知之」。洪武十年起又令天下大小事務，都要先由太子拿出處理意見，再報皇帝：「自今大小政事皆啟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然而，朱元璋的心血，並沒有太多收穫。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隨著時間的發展，朱標的仁柔懦弱不但沒有什麼改進，相反在朱元璋的嚴格而急切的要求下，變成了木訥膽怯，做事越來越畏手畏腳，沒有主意，處理事情顛三倒四，經常惹得朱元璋發火。越到老年，朱元璋越相信，這個孩子不可能成為一個雄才大略的帝王。他開始懷疑在自己身後，朱標能否駕馭這些老資格的虎狼之臣。

對老友們的友愛之情，在冷酷的權衡下，日漸消淡。朱元璋對功臣們心態的變化，從史料中的一個細節表露無遺。

洪武初年，每有功臣去世，朱元璋經常感傷不已，對他們的後事安排十分重視。比如：

鄂國公常遇春卒，靈車之至，朕親臨奠……痛哭而還。

大都督府同知康茂才卒於陝州……柩至龍江，上親為文祭之。

衛國公鄧愈卒……卜聞上哭之慟，召輟朝三日。

洪武十二年起，朱元璋為自己修建的陵園初步落成，再有功臣去世，朱元璋一般都會命他們葬到陵園邊上，死後與自己萬年相依。

比如洪武十二年「濟寧侯顧時卒……敕葬鍾山之陰」。洪武十三年，「廣西都指揮使王真卒，敕歸葬於鍾山之陰」。洪武十四年，「江陰侯吳良卒……遣使迎喪還京，賜葬鍾山之陰」。洪武十二年到洪武二十一年中，大部分功臣死後都獲賜葬於鍾山之陰，逐漸形成功臣陵墓拱衛孝陵之勢。但是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來看，洪武二十一年之後，不再有功臣被賜葬鍾山之陰，甚至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元璋的養子黔國公沐英卒，千里迢迢從雲南歸葬南京，也沒能葬入鍾山，而是葬在江寧的觀音山一帶。

這一細節顯示此時的朱元璋心中，對老友故舊的友愛和信任已經消失殆盡。將軍們日常表現中的小小不謹不敬，在朱元璋的特殊心態中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頭。胡惟庸案更讓他對這些無論怎麼教育提醒都改不了粗野本性的將軍們大為擔心。他對開國元勳們的一切都越來越看不順眼：「此等愚夫，不學無術，勇而無禮，或閒中侍坐，或飲宴之間，將以朕為無知，巧言肆侮，凡所動作，悉無臣禮。」甚至對他們的亡魂也生了提防和厭惡之心。

一個大屠殺計劃，在朱元璋心中慢慢形成。他決定在自己生前，親手將他稍有不放心的將軍全部除掉，以便留給朱標一個萬世無虞的鐵打江山。

不過，雖然殺心已起，朱元璋還是盡力隱忍。他是一個極為耐心的獵手，不到時機完全成熟，他不會動手。

第九節 兒子長大，時機成熟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初，大明帝國內發生了一件極為重要的事，不過當時注意到這一點的人很少。

這一年元旦剛過不久，分別駐守北平和太原的燕王朱棣和晉王朱棡（g□ng）受朱元璋之命，分頭出兵，合擊蒙古草原上的蒙元丞相咬住（咬住是人名）和平章乃兒不花大軍。

蒙古軍隊一直是大明帝國的心腹大患，他們不甘倉皇北逃之命運，時時窺伺中原情形，經常南下騷擾。這一次，朱元璋命自己的孩子們先發制人。

這一年朱棣正好三十歲，所謂而立之年，而朱棡則三十二歲。兩位王子封藩多年，擁兵甚眾，此次都是初試啼聲。

為了讓自己手中有足夠的好牌來取代對功臣們的過度依賴，朱元璋對孩子的教育費盡了苦心。史書記載，諸子小時，朱元璋認為他們「宜習勞，令內侍制麻履行滕。凡諸子出城稍遠，馬行十七，步行十三」（《明朝小史》卷一）。

為他們選擇師傅極盡天下英傑之選，希望他們能文武雙全，成為自己真正的左膀右臂。

在他的嚴格要求下，朱元璋諸子中頗有幾個才能突出者。比如二子秦王、三子晉王、四子燕王、六子楚王、十二子湘王皆武藝高強，熟讀兵書戰策。雖然教育良好，不過他們到底(W//R\S/H\\U)能不能承擔維護帝國藩屏的重任，不經試驗，誰也無法判定。所以出兵之前，整個大明帝國都和朱元璋一樣，心存疑慮。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初二日，燕王率諸將出古北口。先遣的哨兵打探到，乃兒不花正駐軍於迤都（今內蒙古蘇尼特左旗北）。儘管突然大雪，氣溫驟然下降，燕王仍決定冒雪急進，給蒙軍一個突降襲擊。經過數日冒雪急行軍，明軍悄悄對乃兒不花完成了包圍。等到乃兒不花察覺，為時已晚，最後只好率眾投降。於是首次出征就擒獲「乃兒不花及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口，羊馬無算，駱駝數千」（《太宗實錄》卷一）。

晉王出兵，北上甚遠，卻沒有遇到敵人，只好空手而歸。不過據報，晉王帶兵，行軍佈陣也十分有章法。

對於這一結果，朱元璋十分滿意。他說：「清沙漠者，燕王也。朕無北顧之憂矣！」（《明太祖實錄》卷二0一）這一天，朱元璋盼得太久了。以前諸子參加的軍事活動，都是勳臣元帥們為主，皇子處於學習或者說實習地位。直到洪武二十三年這次北征，皇子們首次親任大型軍事活動主帥，且戰果如此輝煌，朱元璋才徹底放了心。

有了這樣如狼似虎的兒子，他朱元璋還怕什麼呢？

燕王凱旋，朝廷上下都喜氣洋洋，但所有人都沒有想到，大屠殺計劃在朱元璋的頭腦中已經成熟。

第十節 第一功臣李善長之死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五月，也就是在燕王取勝一個月後，發生了封績事件。

封績本是元朝的舊臣，歸降於明。據後來朱元璋公佈的審問結果，說是洪武十二年，胡惟庸準備謀反，偷偷派封績前往蒙古草原，帶信給蒙古人，「著發兵擾邊」，要他們裡應外合，合力推翻朱元璋的統治。據說是因為胡惟庸案發，封績聽到消息留在了蒙古，不敢回來。

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藍玉北征，在捕魚兒海蒙古軍隊中俘獲了封績，將其押解回國。但據說李善長又對此人加以包庇，「匿不以聞」，沒告訴朱元璋。

而在洪武二十三年這一微妙的年頭，這一事件被恰當其時地揭露出來。

朱元璋派人審問封績，審問的結果是把十年前的胡惟庸案，由普通「心懷不軌」升級為勾結蒙古、串通李善長等功臣共同謀反，朱元璋的屠刀終於在功臣們毫無心理準備之時突然落下。

凡是朱元璋不放心的功臣，都被羅織進此案，以曾與胡惟庸相勾結的罪名被處死。在這一年之前，病故和得罪而死的公侯已達二十四人，而這一案，殺戮和死後追究的公侯一共有二十二個。

資格最老的是韓國公李善長，其次是吉安侯陸仲亨、平涼（文）侯費聚、延安侯（人）唐勝宗、南雄（書）侯趙庸、滎陽（屋）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申國公鄧鎮（開國名將鄧愈之子）、臨江侯陳鏞（杞國公陳德之子）。另有宣德侯金朝興、寧濟侯顧時、營陽侯楊璟、靖海侯吳楨、永城侯薛顯、鞏昌侯郭興、六安侯王志、南安侯俞通源、汝南侯梅思祖、永嘉侯朱亮祖、淮安侯華雲龍，在案發之前已死，也追坐胡黨，革除爵位。毛驤（參議官毛騏之子）、李伯異、丁玉、胡美、於顯、陳方亮、耿忠、於虎也死於是案。

此案之後，朱元璋公佈的罪狀，卻彼此抵牾，漏洞百出。後世王世貞、錢謙益、潘檉章以及吳□等多名學者，經過仔細考訂，證明它們都屬於向壁虛構，並不足信。李善長之死就十分典型。

李善長是朱元璋駕下數一數二的得力功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獲封為韓國公，到洪武二十三年，他已經七十七歲，替朱元璋賣了三十九年命，位極人臣，為人老實本分，又和朱元璋成了兒女親家，本以為能尊榮富貴到頭，不料卻突然遭遇滅門之禍。

根據朱元璋公佈的罪狀，李善長被捕，是由於有人告發他包庇封績之事。在接下來的審訊中，又審出一條「私借兵卒罪」。說是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李善長年已七十有七，「耆不能檢飭其下」，為營建私宅，向信國公湯和借用衛卒三百人，湯和「攘臂大怒，曰，非奉命，太師敢擅發兵耶？善長慚謝，至是事敗」。

然而，錢謙益在《太祖實錄辨正》中輯得了一份原始供詞。在這份供詞中，李善長的妻子朱氏交代此事發生在洪武十二年。朱氏說，洪武十二年十月，李善長為私事向湯和借軍卒三百名幫自己家蓋房子，「湯大夫說：『上位的軍，不是我的軍，如何敢借？與你酒。』散。」

且不說朱元璋將發生在洪武十二年的事後推十一年作為證據，本來就已經使這條證據失效；就說確實是發生於洪武二十三年的話，想憑借三百名借來的士兵造大明帝國的反，素以謹慎敬畏著稱的李善長怎麼能如此愚蠢呢？

這明顯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朱元璋不管罪證充不充分，借口「會有言星變」，需殺大臣應災，下令將李善長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餘人悉皆斬殺，家產全部抄沒，「籍入六萬金」。

這一案一共誅殺了三萬多人。凡是與這些公侯沾點邊的，一律大禍臨頭。連在洪武十年已經退休的老臣宋濂也受到牽連，被貶至茂州。七十二歲高齡的宋濂拖著老邁之身走到夔州，憂憤成疾，自縊而死。

第十一節 白髮人送黑髮人

洪武二十三年這次大殺戮，搞得非常突然，讓所有人都完全沒有防備。

其實如果冷靜權衡一下，我們就會發現，洪武年間那些令朱元璋不放心的武臣，對大明江山並不構成根本性的威脅。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飛揚跋扈、貪財好貨、經常破壞帝國紀律，但是這些畢竟都是小節。「自明興以來，勳臣不與政事。」

中國古代史研究者林正根在《論明太祖的心態與功臣群體的覆滅》中指出，除李善長等個別文人出身的功臣外，朱元璋的武將們基本都不在政府中供職。和劉邦時不同，洪武年間的功臣們雖然有封號，但沒有封地，「未嘗裂土自王也。」因此他們除了戰時帶兵之外，別無他事，並無領兵造反的地方經濟資源。即使有人不自量力，起了反心，也很難興起大浪。

然而朱元璋的政治信條是追求「萬全」。凡是他不放心、不喜歡的開國功臣，基本都被他一網打盡。剩下的，都是他認為經過多年考驗，並無二心，可以為太子朱標所用的忠貞之臣。朱元璋懸了十多年的心，這才放了下來。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五月初二日，大屠殺之後不久，朱元璋對倖存的功臣採取了一項撫慰措施。為了讓功臣們徹底放心，他以「列侯年老，悉遣還鄉」。效仿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舉，給功臣們每個人一筆厚厚的遣散費，讓他們回老家享受生活。

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升、曹國公李景隆、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六公，各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匹，水平侯謝成、甫雄侯趙庸、崇山侯李新、懷遠侯曹興、鳳翔侯張龍、定遠侯王弼、安慶侯仇正、武家侯郭英（鞏昌侯郭子興）、鶴慶侯張翼十侯，各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千錠、綺三十匹。並且每人賜給兵卒一百一十二人為從者，永遠使用，稱「鐵冊軍」。

直到此時，這些身經百戰的老將們對帝國的安全還有很大殘餘價值。為了發揮他們的價值，也為了表明自己對他們仍然信任有加，朱元璋對他們仍然經常施以重任。

在這次大屠殺之後不久，洪武二十四年正月，為了防備北元勢力乘機南下襲擾，朱元璋命傅友德為征虜將軍，以王弼、郭英為副，前往北平備邊。三月，又令徐輝祖、李景隆、藍玉等備邊陝西，葉舁練兵甘肅。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再派馮勝等十四名大將分理陝西、山西、河南諸衛軍務。在朱元璋的計劃中，這些久經考驗的老臣要在他身後發揮餘熱，為太子朱標保駕護航。

經過朱元璋的一系列撫慰措施，已經成了驚弓之鳥的功臣們長長出了口氣。他們確認自己已經逃過了生死大劫，可以永保功名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洪武二十五年，大明帝國又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年僅三十八歲的太子朱標去世。去世前一年，朱元璋命朱標巡察陝西。朱標被立為皇太子後養尊處優，極少遠行，這次長途往返，頂風冒雪，舟車勞頓，回來後一病不起。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二十五日與世長辭。

這一年朱元璋六十五歲。老年喪子，本來是人生最重大的打擊之一。

更何況他在朱標身上，已經投入了那樣多的心血。雖然太子朱標的能力一直沒達到朱元璋的期望，但是畢竟已經年長，性格已經成熟穩定，為人老實謹慎，作為一個守成之主，還是沒大問題的。不想卻出此意外。六十五歲的老皇帝承受不住這個沉重的打擊，第二年便「患熱症」病倒了。這一次病得很重，「幾將去世」。經過太醫的精心治療，總算從死神手裡奪回了性命，但仍「病纏在身」，身體更加虛弱。

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堅決恪守立嫡以長原則的朱元璋將朱標十六歲的兒子朱允炆立為皇太孫。

十六歲這個年齡，對於一國之主來說實在是太小了。更何況太孫生長深宮之中婦人之手，性格比太子更為「仁柔」，很難一下子擔起皇帝之任。為了確保大明江山的安全，看來本是打算留給太子所用的這批老臣，也得除掉了。

第十二節 「死亡名單」：藍玉、馮勝、傅友德……

這次大屠殺的抓手是藍玉。

藍玉是定遠（今安徽定遠）人，為人勇悍有才略。常遇春、徐達死後，他成了朝中數一數二的大將，「數總大軍，多立功」。

洪武二十一年，藍玉立下了平生最大一次功績，他率領十五萬大軍，追擊蒙古軍隊，一直追到捕魚兒海，大獲全勝。這一次戰役，明軍抓獲脫古思帖木爾的次子地保奴、嬪妃公主等一百二十三人，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裡麻及平章以下官屬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人，並寶璽符敕金牌金銀印諸物、馬駝牛羊十五萬餘，焚甲仗蓄積無數。

捕魚兒海戰役是北元政權在明朝開國後遭到的最大失敗，也是明朝對北元取得的最具決定意義的一戰。這一戰北元精銳皆盡，從此一蹶不振，沒有力量與明朝正面較量於北方，對明王朝不再是一個直接的威脅。

消息傳到京師，朱元璋大喜過望，立刻遣使勞軍，諭中比藍玉為衛青、李靖，回朝後立刻晉封藍玉為涼國公。

所謂福兮禍之所依，這場大勝使藍玉成為洪武後期第一功臣，也使藍玉成為朱元璋眼中最大的釘子。正是這場為明王朝掃除了後患的關鍵性戰役，使朱元璋感覺藍玉的存在不再那麼必要了。同時，藍玉身上的毛病卻使他日復一日地不安。

藍玉雖然能力強功勞大，卻性格粗豪，為人不謹。朱元璋殺了那麼多人，仍然沒給他足夠的警醒，他仍然一路立功，一路惹事。他出征打仗，隨便侵佔戰利品，「私藏珍寶駝馬無算」，又「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執御史，捶而逐之」。隨便圈占民田，有關官員受理此事，居然被他痛打。

這次北征歸來，夜至喜峰關，關吏沒有及時打開關門迎納，他便縱兵毀關而入。在回朝途中，他又姦污投降的北元妃子，致妃子羞憤自縊而死。回朝之後，藍玉「猶不悛，侍宴語傲慢，在軍擅黜陟將校，進止自專」。這一切，都使在喪失長子之後心情極度抑鬱的朱元璋，把他列為屠殺名單上的第一位。

據朱元璋後來公佈的罪狀，藍玉被捕，是因為「謀反」。據說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藍玉密遣親信，暗中聯絡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後軍都督府同知祝哲、中軍都督府同知汪信等，密謀策劃造反，定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外出舉行籍田禮時起事。據說這些密謀被錦衣衛的特務偵知，朱元璋先發制人，於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八將藍玉逮捕。被捕後第三天，即將藍玉處死。

殺藍玉只是朱元璋計劃中的第一步。他隨即將此案擴大化，以藍黨為罪名，把一大批淮西老將及其子弟加以牽連誅殺。整個藍案總共大約殺了二萬人，包括二公、十二侯、二伯。二公是涼國公藍玉，開國公常升；十二侯為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會寧侯張溫、普定侯陳桓、東川侯胡海、舳艫侯朱壽、宣寧侯曹泰（軍將曹良臣之子）、懷遠侯曹興、西涼侯濮璵（軍將濮英之子）、東平侯韓勳（韓敬之子）、全寧侯孫恪（統軍元帥孫興祖之子）、瀋陽侯察罕（海西侯納哈出之子）；二伯是徽先伯桑敬（秦淮冀元帥桑世傑之子）、東莞伯何榮。過了一年，穎國公傅友德、定遠侯王弼也追坐藍黨賜死。又過一年，宋國公馮勝也以藍黨罪名被殺。

其他被殺的重要人物還有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都督黃輅、湯泉、馬俊、王誠、聶緯、王銘、許亮、謝熊、汪信、蕭用、楊春、張政、祝哲、陶文、茆鼎等十餘人。

經過這次大屠殺，整個勳臣隊伍，只剩了耿炳文及郭英二人。「及洪武末年，諸公、侯且盡，存者惟（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活躍於政治舞台的淮西勳貴勢力被完全剷除了。朱元璋的心到此才徹底放了下來。

藍玉案的處理是非常殘酷的。藍玉被剝皮而死，並將其皮傳示天下各省。

藍玉之皮，到明朝末年還存放在四川：「初獻賊入蜀王府，見端禮門樓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裴，人皮質，頭與手足俱肉身。訊內監云：『明初涼國公藍玉，蜀妃父也，為太祖疑忌，坐以謀反，剝其皮，傳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之。』」這一案的其他官員，大多數也都是受凌遲之刑而死的。

這反映出越到晚年，朱元璋的生活中就越缺乏樂趣。只有殺人時，他的心裡會舒服些。每殺一個人，他的心就放寬一些：畢竟人死不會復生，少一個人，就少了一份威脅。他癡迷於使他人遭受不幸而獲得滿足，這是反社會型人格的重要特徵。

第十三節 藍玉冤案

藍玉案當然也是徹頭徹尾的冤案。

首先，朱元璋事後所輯的《逆臣錄》，也就是藍玉案的供詞集中，並沒有藍玉本人的口供，這表明藍玉根本沒招供。沒有主犯的口供，這份供詞的真實性就頗值得懷疑。

其次，《逆臣錄》中其他人的供詞反映出來的這樁謀反大案，策劃過程如同兒戲。藍玉造反明目張膽，毫不避人。洪武二十五年底，朱元璋派謝熊前往成都召藍玉回京。據謝熊供詞，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涼國公宅第，藍玉和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勸這位皇帝的欽使造反：「我知道，必是我親家靖寧侯胡黨事內有我名字，差你來提取。實不瞞你，我如今回家看動靜，若是果有這話說，好歹下手做一場。你回去休要洩機，若事成時，大家得安享富貴。」

接著，在回京路上，二十五年年底在四川，二十六年正月初一二在武昌，初三在九江，初七在安慶，藍玉一路到處活動，見人就勸人造反，毫不避嫌，這已經令人咋舌，而回到首都後的「策劃」活動，更令人瞠目。

藍玉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抵達南京，二月八日被捕。據《逆臣錄》所載口供，在近一個月當中，上自侯爺、督爺、指揮，下至千百戶、總旗小旗，乃至奴僕家丁、販夫走卒、流氓無賴，有幾千人曾穿梭來往於涼國公府，暢言謀反，可謂車水馬龍、門庭若市。按這份供詞，藍玉謀反的事，搞得京城內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藍玉和他的下屬智商皆屬正常，造反是鋌而走險的大事，怎麼可能在雄猜好殺的皇帝眼皮下如此張揚？更何況藍玉與之商量的那些人，多數都不靠譜。比如，一個名叫蔣富的招供，說是藍玉曾請他吃酒，對他說：「老蔣，你是我的舊人，我有句話和你說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謀大事，已與眾頭目都商量定了，你回家後打聽著，若下手時，你便來討分曉，日後也抬舉你一步。」這個「老蔣」是誰呢？只是藍玉家一個打漁的。另有一名叫張仁孫的供道，他曾去拜見藍玉，聽藍玉對他說，要成大事，要張仁孫等各置軍器，聽候接應，如日後事成時都與大官人做。這個張仁孫是誰呢？只是鄉里一個染匠。

很顯然，《逆臣錄》不過是朱元璋倉促羅織出的一個幌子。

第十四節 大屠殺的文化背景

經常有人把朱元璋的大屠殺與劉邦誅殺功臣相提並論，其實二者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

劉邦所誅殺的開國功臣，主要是異姓王。漢初一共封了七個異姓王，他們有土地，有人民，有甲兵，是漢帝國內的半獨立王國。正如翦（ji□n）伯贊所說：「這種封拜，不過是對於同盟軍的佔領，予以承認而已。實際上，上述諸人，封亦王，不封亦王也。」（《秦漢史》）這七人當中，被誅者五，倖存者一，長沙王吳芮後降為侯。對他們的誅殺，實際上是漢高祖統一全國鬥爭的繼續。

漢初所封列侯，一共一百三十七位，以謀反而誅殺者僅二人，一是陽夏侯陳稀，一是淮陰侯韓信。陳稀於漢高祖十年九月公開反叛，自立為大王。

漢高祖十二年，為樊噲軍追斬於靈丘。可見誅陳稀是平叛戰爭，不能算入誅殺功臣之列。列侯在漢高祖死前被誅者，實際上僅有韓信一人。加上劉邦死後因罪失爵的五人，第一代列侯被處理的一共六人，占漢高祖朝列侯總數的4.3％。即使加上被誅的異姓諸侯王，被誅和因罪失爵者也僅佔漢高祖朝所封功臣的7.7％。而《明史》功臣世表所載明太祖朝功臣共六十九人，被明太祖誅戮賜死者共三十二人。若加上得罪貶死於戍所的開國公常茂，受朱元璋之命被胡惟庸毒死的誠意伯劉基，因明太祖賜蒸鵝而速亡的魏國公徐達，則達三十五人，占明初功臣的57.25％。

朱元璋的大屠殺，當然是野蠻、下作和卑鄙的。然而奇怪的是，在傳統正史中，對朱元璋此舉進行嚴厲批判者並不多。

這樣殘忍的大屠殺，在中國文化中自有其理路在。朱元璋興此大獄，下此殺手，完全是基於中國政治中「過度防禦」的策略傳統。

中國人是一個善於猜忌的民族。難於合作是中國人一個源遠流長的根性，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自發成立的自治城邦，這被學者們作為中國人不習慣於平等合作的一個有力證據。外國觀察者一到中國，首先引起他們注意的就是分佈在全國各地的高高的城牆，他們認為這是中國人缺乏相互信任的表徵。在有文字記載之前，中國人一定已經經歷了無數代的相互欺騙、背叛、陷害和內爭，過早成熟的智力和過於豐富的歷史破壞了祖先們相互信任的能力，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相互傷害的痛苦記憶。

一代代積存在血液中的受騙記憶，使我們祖先的猜疑能力發展到極端，在漢語中出現了「斬草除根」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成語。一個王朝被滅掉之後，新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計追索前朝皇帝的後代，務必乾淨利落地全部殺掉。相互防範、相互猜疑的心理發展到極端，幾乎已經成了這個民族的群體性心理障礙，因為總是用最壞的想法去推測對方心理，所以在心理上形成相互驚嚇的共振效應，迫使人們以妄想狂的心態採取種種極端措施來消除自己給自己製造的恐懼。

甚至在中國歷史上最有人情味、最為寬容理性、最有人緣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同樣的劊子手。在和自己的兄弟爭奪王位勝利之後，為了確保自己王位的安全，他把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的那些無辜的孩子，一律殺掉。當然，這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是例行公事一般不值得大驚小怪。所以，幾千萬言的《資治通鑒》對這件事只用了這樣一句輕輕帶過：「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生誅，仍絕屬籍。」

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歷史上強大的統一傳統，正是中國人不善合作的結果。中國人習慣於通過強力確立尊卑秩序，也就是說，要通過暴力在群體之內形成的是壓制與服從的關係。一個超大群體的構成，首要的條件是出現一個超級強硬的權威。而維持群體的穩定，則必須有效地消滅對權威的挑戰。所以，朱元璋的誅戮功臣，被認為是中國的權威型政治體系自我保護的一種反應，雖然血腥，雖然下作，但是並未受到傳統史觀的苛責，也不影響在傳統史家眼中朱元璋一代雄主的地位，甚至正相反，它成了朱元璋雄圖大略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把穩定做為最高政治目標的話，這一舉動是達到這一目標的保險係數最大的手段。

因此面對這樣瘋狂的大屠殺，整個大明王朝如同一潭死水，只能逆來順受。面對朱元璋荒誕無稽不堪一擊的指控，被屠殺者們保持著令人難以理解的沉默。幾乎沒有人上書抗議，沒有人採取什麼激烈的反抗措施。被牽連進去的就安安分分地受死，僥倖逃脫的則暗自慶幸白撿了一條命。

第十四章 衣錦還鄉：對鳳陽鄉親的特殊照顧

第一節 一個重大消息，兩個特殊人物

朱元璋的故鄉古稱鍾離，元代升為濠州，明代改稱鳳陽。它是淮河流域一個不起眼的小地方，除了淮河兩岸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時在史籍中偶爾露一下面外，很少有人提到它。但朱元璋的發跡使鳳陽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三月，一個重大消息傳到了南京：朱元璋的故鄉濠州被朱軍攻佔。

朱元璋的心情異常激動。從軍之後，他只有至正十三年回鍾離招過一次兵，此後再也沒有回過家鄉。如今屈指算來，已經整整十三年了。

十幾年戎馬倥傯，日日夜夜精神高度緊張，他似乎已經忘了故鄉的存在。然而消息傳來之際，朱元璋才發現自己內心深處其實無時無刻不掛念著那片貧瘠的土地，畢竟，他二十五歲以前的所有記憶都存放在那裡。

生存鬥爭的壓力抑制了他對故鄉的熱念，如今全國大勢已經初步明朗，三分天下，他已有其二，可以喘一口氣了。接到故鄉收復的消息，朱元璋發現自己的思鄉之情如同洪水決堤，居然一發不可收拾。故鄉記憶在腦海中一下子全面復活，一片片一刻不停地閃過。他感慨道：「濠，吾家也。濟如此，我有國無家可乎！」攻下濠州這一天，正好是朱元璋大哥病死的忌日，距他父親病故的忌日剛過三天，距他母親病逝的忌日尚有十三天。此時，攻滅東吳的第一個作戰計劃即將完成，第二個作戰計劃尚未開始，他決定利用短暫的間歇時間，回濠州省墓。

至正二十六年四月，朱元璋從南京起身。隨從的還有兩個特殊人物，一個叫劉大，一個叫曹秀。

第二節 父母墳前

劉大就是慨然送地，使自己得以安葬父母的劉繼祖的兒子，曹秀則是當年拿出自己所有家底置辦禮品送他入皇覺寺為僧的汪大娘的兒子。他們是朱元璋終身難忘的兩大恩人。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已經成為紅巾軍鎮撫大將，這年年底，他在濠州城意外地見到了前來投奔的劉大和曹秀，驚喜非常，說「吾故人至矣」，忙問劉繼祖夫婦和汪大娘的情形。原來汪大娘在朱元璋投軍不久就去世了。到至正十三年初，劉繼祖也病故了，家裡只剩劉大一人，年小力薄，遂和曹秀一起來投奔。朱元璋聞聽，「慘怛動容」（《鳳陽新書》，《劉繼祖傳》），留下他們作了自己的貼身護衛。雖然二人才能平庸，不堪大用，朱元璋對他們卻一直另眼相看。兩人屢次請纓到前線作戰，朱元璋都沒有同意，說，我不會讓你們冒生命危險，那樣對不起你們的父母！

這次回鄉，朱元璋特意帶上這兩個人。除此之外，他還特意帶上一名博士官（許存仁）和一名起居注官（王禕），來記錄他這次必將載入史冊的「太祖還鄉」。原來的流浪和尚現在已經成了即將登上帝位的「吳王」，這種巨大的身份變化使這次回鄉一定比普通的衣錦還鄉更具戲劇性。

剛剛上路之際，他還想擺設全套吳王儀仗，可一出南京城，他已經心如歸鳥，把儀仗甩在身後，命令士兵日行百里，僅用三天，就奔到了故鄉。

跨過村邊那條小河，村頭那棵老白楊還在，可其他都已經面目全非：村邊那座規模不小的皇覺寺，而今只剩幾條低矮的殘牆和數堆瓦礫。村中一座座房屋傾坍破敗，原本一百多家的村莊，而今只有二十多戶還有人煙。自己家的老院子裡，荒草已經近人高，三間草房，早已塌了頂落了架，朱元璋一行人的接近，只驚起了一窩鴉雀。

朱元璋內心一陣酸痛。

二十幾戶鄉親被馬蹄人聲驚起，戰戰兢兢地在門口向這裡張望。在確定這不是一夥劫掠者後，人們漸漸聚集到了朱元璋家的老院子裡：一個個鳩形鵠面，面帶膽怯，衣衫襤褸。

朱元璋首先認出了小時候的玩伴劉添兒。添兒比自己大兩歲，今年應該四十二，看起來卻像是五六十歲的光景，腰彎背駝，面目黎黑，瘦得如同一具骷髏。小時候，劉添兒處處關照他，在自己吃不飽的時候，經常掰給自己半個餅子。如今，竟然淪落到了這個地步。朱元璋眼眶濕潤，向他走過去：

「添兒？是你吧？」

劉添兒滿臉迷惑，朱元璋說：「我是重八啊！」

「重八？」「重八！」「啊呀，重八回來啦！」……鄉親們一下子爆炸了，奔上前把朱元璋圍在了中間：「這誰敢認啊！重八，你這是做了大官兒啦？」

朱元璋拉著一雙又一雙枯手，半天不能言語。終於平復下來，能說話了，囑咐身邊的侍衛：把你們帶的乾糧乾肉都拿出來，給鄉親們分了，把帶的那些禮品也給大家分了。

二百多名士兵的行軍糧分給了二十多戶人家，每家還分到了朱元璋從南京帶來的兩匹綢子，兩匹棉布。那個時候，棉花在中國尚未普及，因此也是珍貴禮物。此外，每家還分到了二十兩銀子。

青黃不接時節，許多人家已經吃了一個月野菜，此時許多孩子當著朱元璋的面就大口大口吃起乾糧來。整個村莊都一片喜氣洋洋。

朱元璋卻高興不起來，衣錦還鄉的自得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他沒有料到戰爭把家鄉破壞得如此徹底。趁著大家回家生火做飯，他帶著隨從到村外去給父母上墳。

墳地幾乎已經找不到了。朱元璋記憶中堆得很高的墳頭風吹雨侵，已經幾與地平，荒草連天，大地寂靜無聲。朱元璋想著躺在地下的父母，可惜趕不上他今日的榮華了。他跪在低矮的墳頭前，淚如雨下。

他本來想把父母的遺骸起出來，找個好地方另葬，但是博士官許存仁和起居注官王禕極力反對。他們說主公能有今日，顯然是因為父母的墳風水好，要是起墳改葬，恐洩山川靈氣。朱元璋一聽有理，於是下令就地培土，「增土以倍其封」。

再回到村子，鄉親們已經從留在村中的侍衛那裡知道，如今的重八，現在已經是「吳王」，不久之後就是皇帝。再見到朱元璋，大家撲通一下，都跪了下來。朱元璋命大家起來，他們起來後也都面帶拘謹，不敢說笑了。朱元璋和他們細話家常，問他們這些年的境況，才得知村中人一多半兒死了，剩下的也都逃走。濠州的戰爭剛剛停止，大家都指望今年能過個太平年。

朱元璋宣佈，任命和自己同來的劉英與曹秀為守陵官，全權負責守護皇陵之責，又宣佈賜給這二十戶鄉親每戶視人口多少二十到三十頃地，免十年錢糧。朱元璋說，你們這二十戶，以後就不用種地了，地佃給別人種，你們專門幫我看守祖墳，我立你們為陵戶，幫我照料祭祀之事，不要你們出錢，祭祀過後的豬羊，就給你們吃了！以後你們每日間，只要收收租子，吃吃酒，快快活活度日罷！

大家又紛紛趴到地下，結結實實給朱元璋叩了幾個頭。

朱元璋環顧鄉親，發現和剛才比，少了一人：前地主劉德。

第三節 當年仇人劉德

從南京出發之前，朱元璋頭腦中就一直在想，那個劉德如今怎麼樣了？

在劉德家裡叩頭求地的情景，是朱元璋生命中最大的恥辱。

剛才那二十多戶之中，他注意到了劉德。當年那個精壯富態的劉德，如今也已經蒼然老矣。在那時的朱元璋眼裡，劉德就是村中最大的成功人士，舉手投足，派頭十足，讓朱元璋十分敬畏。如今看起來，不過是個又老又猥瑣的沒見過世面的鄉間老頭。

聽到朱元璋如今已經是吳王，劉德心裡忐忑起來。朱元璋再次回村，他躲在家裡，不敢出門。

朱元璋派人把他叫了過來。大家心裡都緊了一下。誰都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而朱元璋這些年，可是以殺人為業。

劉德跪倒在朱元璋面前，一邊磕頭一邊口中叨念：主上開恩，恕小的當年有眼不識泰山吧！可憐小的如今也一把年紀了吧！

朱元璋親自上前，把他從地上拉起來，說：你不用害怕。當年之事，我不會計較。「此恆情耳，不必問。吾貧時，爾豈知今日為天子耶！」（《國榷》卷一）嫌貧愛富，這是人之常情，我不和你計較。那時候你怎麼知道我會當天子！同時還宣佈，賜給劉德三十頃田。

在場之人，無不為朱元璋的寬容大度所感動。起居注官忙把這段話記載下來，他知道，這必將成為一樁歷史佳話。

其實這一刻的一舉一動每一句話，朱元璋在離開南京前就籌算好了。

朱元璋處處模仿漢高祖劉邦，對劉邦樣樣都佩服，但是對劉邦「羹頡侯」一事，卻一直大不以為然。

由貧賤起身的人，總有相似的尷尬。年輕時的劉邦喜歡帶著酒肉朋友到哥嫂家蹭吃蹭喝，喝酒吹牛。時間長了，嫂子難免不願意。有一天，劉邦和一幫小兄弟走進家門，卻聽到嫂子拿鍋鏟狠狠鏟鍋的聲音，那意思是告訴他，鍋裡沒飯了，到別處去蹭吧，把劉邦弄得臉沒處放，從此便留下了「擊釜之怨」。當了皇帝之後，他大封近親為王為侯，但唯獨就是不封大哥大嫂的獨子劉信。直到太上皇劉瑞親自說情，劉邦才決定封他為侯，但在下旨時，卻頒了一個刻薄的封號：「羹頡侯」。「羹頡」之意是「飯沒了」。

即將開國的朱元璋，期望著以史上最偉大的皇帝形象進入歷史，因此他對自己一舉手一投足都很重視。朱元璋認為：「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五嫂之怨而封其子為羹頡侯……則度量亦未弘矣。」也就是說，劉邦本是寬懷大度之人，卻因為這樁小事破壞了形象，十分不值。帝王形象無小事，越是戲劇性的小事，越是人們津津樂道的環節。

在離開家鄉前，朱元璋命人從外面採買食物，請鄉親父老痛痛快快吃了一頓。史載朱元璋在宴會上向鄉親們發表了如下重要講話：「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並囑咐道：「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為所抄掠。父老等亦自愛，以樂高年。」據說鄉親們異口同聲答道：「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主上憂念。」

第四節 窮鄉僻壤差點成為首都

朱元璋對家鄉的情感確實非常深厚。他就是鳳陽這片土地上長出來的一棵植物。在戎馬倥傯之中，他時刻感受著人性的冷酷，但是一旦回到這貧瘠的故鄉，他馬上感覺一切都是那麼熨帖，那麼踏實。故鄉那熟悉的一草一木和鄉親們對他的真摯情感，構成了一個巨大的自然「子宮」，讓他在這裡感覺最安全、最舒服。

洪武元年，大明開國，定都應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然而不久之後，朱元璋就提出一個令大臣們十分震驚的計劃：把帝國的首都設在老家鳳陽。

開國前後，關於新帝國的首都，君臣們進行過多次討論，因為南京在全國的位置偏於東南，所以大臣們提出過長安、洛陽、開封和北平等方案。這四座城池都是歷史名城巨鎮，各有優勢，當得起首都之任：「或言關中（指長安）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裡適均；汴梁亦宋之舊京，漕運方便；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者。」

沒想到朱元璋卻提出，在鳳陽建設中都。他說，南京「去中原頗遠，控制（北方）良難」，而「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頑」（《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七，《中都告祭天地祝文》）。鳳陽則離中原很近，而且「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實錄》卷四五），以之作為中都，可以補救定都南京的不足。

除了淮西籍的功臣們贊同外，其他大臣們都面面相覷。將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窮鄉僻壤小地方定為首都，這實在有點太匪夷所思了吧？鳳陽經濟落後，又「平曠無險可守」，從哪個角度來說，都不是定都之地。性格耿直的劉基直接對定都鳳陽表示反對，說：「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

然而朱元璋聽不進去。大家也就罷了，他們深知他說一不二的性格，主子定了的事情，除了服從，還有什麼選擇呢？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羅列論證了那麼多，其實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聖心思念帝鄉，欲久居鳳陽」。

於是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九月，朱元璋正式下詔在臨濠營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在朱元璋的設想中，自己的故鄉將成為未來的正式首都，南京將降為陪都。農民雖然生活節儉，但修宅院總是不惜血本。同樣，朱元璋一貫做事節儉，這一次卻不惜血本，他要傾全國之力，高標準嚴要求，要把中都建造成萬年不易的金湯之地。所以中都從設計之初就務求雄壯華麗，他要求選取最好的材料，每一個環節都精益求精。

經過百萬民工六年日夜不停的建設，一座座雄偉的宮闕相繼拔地而起。

朱元璋的要求在各個環節都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考古學家後來在中都遺址中發現，中都殘存石構件的數量、品種、質量都遠超過元大都。大殿蟠龍石礎每塊都是2.7米左右見方、面積超過7平方米的龐然大物，其氣派遠勝過歷代首都。後來明成祖修建北京城，金鑾殿上的石礎體量只有中都的三分之一。

現在中都石構部件的所有外露部分，全都精雕細刻，花費了巨量人工。

歷史上一直默默無聞的小城鳳陽一時成了明帝國最大的城市。這座城市有裡外三道城垣，三城相套，佈局奢侈宏闊。宮城（大內）城垣「週六裡」「高三丈九尺五寸，女牆高五尺九寸五分，共高四丈五尺四寸五分」。皇城周長「十有四里」，磚石修壘，「高二丈」。最外面的中都城城垣「週五十里零四百四十三步」，用土夯築，「丈高三」（當為「高三丈」），氣勢極為雄偉。為了使這座城池垂之萬世，朱元璋還要求在城牆關鍵部位灌注熔化的鐵水，比如「城河壩磚腳五尺，以生鐵熔灌之」（《實錄》卷八三）。

洪武八年，工程基本完竣，朱元璋又一次親臨鳳陽，驗收工程質量，「驗功賞勞」。然而在參觀完這座耗盡了全國物力的雄偉新都之後，朱元璋卻又作出了一個讓全國驚掉下巴的重大決定：廢棄中都！

原來，在這次驗收中，朱元璋聽到了一個意外的消息：因為勞動太苦，又不給工錢，那些被迫調來興工的匠人心懷不滿，實施了「厭勝法」，也就是我們說的「下鎮物」，在宮殿的一些關鍵部位，埋下了咒符、泥人、木人、弓箭、剪刀、紙人等東西，據說這樣將給居住者帶來噩運。建築已經完成，要想清理出這些鎮物，十分困難。

《明史》卷一三八對這件事是這樣記載的：「時造鳳陽宮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有厭鎮法。」

也就是說，在驗收工程的時候，朱元璋坐在新修成的宮殿中，卻隱隱約約聽到似乎有人在殿脊上拿著刀槍打仗。他詢問怎麼回事，李善長奏報說，有人對這座宮殿「下了鎮物」。

朱元璋的反應是我們可以想見的。明史說他「將盡殺之」，也就是把修造宮殿的所有幾千名工匠全部殺掉。工部尚書薜祥冒死進言，說只有木匠才能下鎮物，鐵匠和石匠沒有責任，「活者千數」，一句求情，救活了一千多人。

就因為這一件偶發之事，導致了中都城全部作廢。今天看來不可思議，在大明王朝卻是天經地義：天下者，帝王之天下也。他的意志，是國土內唯一的意志。難道你以為他會為了珍惜一百萬工匠六年的勞動，而生活在將造成自己心理障礙的建築中嗎？

第五節 朱元璋的報恩方式

生活在老家的想法破滅了，但是朱元璋對自己的老鄉，卻從來不改親愛之情。對別人，他是高高在上的帝王，是殺人如麻的魔鬼，但是對老鄉，他卻始終是那個講義氣、重感情的「重八」。

開國不久，他正式任命劉大、曹秀為從仕郎，專門守護皇陵。還特意為他們改了名。劉大之名當然不能進入詔旨，他特別改為劉英。曹秀則連名帶姓一起改了，叫做汪文。

何以把姓也改了呢？原來汪大娘有子三人，為了報恩，朱元璋特令曹秀改姓為汪，以示對汪大娘的紀念。其他二子，繼承曹氏香火，依然姓曹。所以鳳陽民間至今有「洪武改姓，曹汪一家」之說。六百多年過去了，鳳陽曹汪二姓之間，仍有不能通婚的習俗。

洪武七年元月，朱元璋專門設立皇陵祠祭署，於是汪文、劉英的官名又改為了「皇陵祠祭署署丞」和「署令」。汪大娘的另兩個兒子，一個被安排為祠祭署中層官員，另一個被封為衛所指揮。汪大娘地下有知，當可含笑了。

這一年六月，朱元璋又特意把恩人的第三代，汪文的兒子汪倫，劉英的兒子劉鑒，送到南京國子監讀書，「日給糈脯，冬夏給衣布等物」（《鳳陽新書》卷二），照顧十分周到。

及至洪武十一年五月皇陵完工之時，朱元璋又宣佈，將劉繼祖追封為義惠侯，特命將劉繼祖夫婦、汪大娘，還有村中一位朱元璋小時候叫乾娘的趙氏神主配在父母陵寢，享受皇家煙火祭祀。這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

洪武年間，別的大臣見了朱元璋，都如同老鼠見了貓，大氣都不敢出，只有他的老鄉們，在朱元璋面前一直大大咧咧，不拿自己當外人。洪武中期，劉英有一次從家鄉跑到南京來看望朱元璋。朱元璋因有事在身，三天之後才召見，官員卻找不到劉英了。找了好幾天，才知道劉英不耐煩等著，已經回鳳陽了。朱元璋請劉英再進京，不料劉英覺得朱元璋擺架子，不高興，居然一直沒動身。如果是別人敢這樣做，朱元璋一定會滅了他九族，但是對劉英，朱元璋卻感覺很抱歉。只想著怎麼把劉英請來，卻傳來消息，劉英突然病故。朱元璋深感悲慟，特意寫下了《祭署令劉英》：

昔者朕寓居是方，存亡者感英父子之恩，至今猶存情懷，未嘗有所忘也。

前者英赴京來，朕為機務浩繁，兼壽有年，失顧問於英，三日復覺，令人覓英所在，莫知所之。稽於金川之門守者，報無知英之出入。

復於京內物色數日，乃知英還矣。命召復勞再見，久未至。再命召之，告者乃雲英亡。

嗚呼！感恩之道常懷，感恩之禮未終，英遽然長逝，朕思昔恩，不勝嗟悼。特以牲醴之奠祭之。英其不昧，饗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八）

朱元璋的御制文集，篇數本不太多，關於汪劉兩家的聖旨，竟然多達五篇，可謂絕無僅有。朱元璋的開國功臣，後來被他殺戮殆盡，只有汪劉二姓，不但洪武一朝享盡榮華，甚至終明之世，都世襲為官，朱元璋的報答，可謂情深義重了。

第六節 大明帝國的一個特殊群體

朱元璋回鄉所見到的二十戶老鄉，後來成了大明帝國的一個特殊群體。

他們被朱元璋立為陵戶，不用下地幹活兒，坐享國家補助，並且子孫世襲。

朱元璋在制定了天下各階層禮儀制度後，還特別規定，這二十戶陵戶建房，可以用官員用的紅色。所謂「無貧富，皆賜朱戶復其家」。數代之後，有的陵戶家庭破敗下來，住進了「茅屋柴扉」，然而「上猶施朱」（沈士謙《明良錄略》）。

洪武二年，鳳陽大規模修建皇陵，因為工程闊大，陵園圈進了許多鄉親們的祖墳。按歷朝定制，這些普通墳墓都要遷出皇陵陵園另行安葬，不得混於皇家陵寢之中。朱元璋卻特批不用遷動，還允許他們隨便進入皇陵祭掃：

「此墳墓皆吾家舊鄰里，不必外徙，春秋祭掃，聽其出入不禁。」（《朱元璋與鳳陽》）當聽說鄉親們有人生活貧困之後，朱元璋還會賜給他們銀錢土地。實錄記載，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他「賜皇陵祠祭署令汪倫（此時汪文已經去世，由汪倫接班）及守陵人七十七戶鈔有差。先是，上以山陵之故，命給倫等田地，以優眷之」。

朱元璋對老鄉們說話，從來都是直截了當，如同與自己的家人聊天一樣。有一次，汪文匯報，想在自己署內多設幾名吏員，也讓老鄉們的孩子有份好工作。朱元璋沒有同意，特意下聖旨說：

昨日，汪署令奏討吏，我不與他。吏多生事害人。好人家子孫做了吏便害民。你陵戶中間揀選識幾個字的點得人名便罷。你陵裡有甚麼大事？一年祭祀，止輪一遭，將的豬來祭了吃了豬去，將的羊來祭了吃了羊去，欽此。

第七節 在南京皇宮宴請鳳陽老鄉

自從洪武八年發生了「厭勝事件」後，朱元璋再也沒回過鳳陽。不過，他卻時時思念鳳陽老鄉們。畢竟，這二十戶鄉親，就是他與鳳陽聯繫的血管，通過他們，他才能感覺到故鄉的體溫。

洪武十八年八月初二日，已經步入老年的朱元璋突然非常想念老鄉們。

於是命人將二十戶鄉親請到南京，一是以慰相思之情，二是也讓他們來首都見見世面。幾天之後，老鄉們都進了城，卻先派人向朱元璋奏報，說是大家衣服寒酸，見不了天子。

朱元璋聽後大笑，命尚衣監太監，從自己的御用衣庫中給每人挑衣服一套，靴、帽各一件，把他們安置到本來是專門接待外國使臣的會同館休息。

第二天，老鄉們進宮，與朱元璋相見。朱元璋與大家一個個拉手敘了家常，又在奉天殿左廡擺開宴席，大宴鄉親。飯菜十分豐盛，內容都是鄉親們見所未見，吃完之後，還剩了一大桌子。看著老鄉們一副捨不得的表情，朱元璋命人把飯菜用捧盒打包，用「黃龍袱」包好，給他們送到會同館，讓他們晚上吃。

第二天朱元璋又請大家進宮，放下工作，親自做導遊，領著他們逛皇宮的一座座宮殿。對鄉親們來說，這真是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朱元璋還讓他們見了皇貴妃（此時馬皇后已逝），然後又大擺宴席，和大家痛飲了一回。

第三天老鄉們回家，朱元璋賜每人五十貫鈔。皇貴妃也賜每人五十貫，還每人送了一斤蘇木、一斤胡椒。朱元璋親自把他們送出了西長安門，手把手叮囑他們愛惜身體，一一惜別。

送走鄉親們之後，朱元璋卻感到無限傷感。鄉親們年紀和自己差不多，都六七十歲了，但是身體一個個卻差得多，這一趟雖然開了眼界，卻有好幾個累病了。因此他當天發下詔旨：

鳳陽親鄰二十家，老的們路途遙遠，江河雨雪不便，今後不必來了。教他家裡逢著時節，買炷好香燒，獻天地，教訓子孫讀書，休惜課錢，遵奉鄉飲酒禮。東魯山，西魯山，馬鞍山，萬歲山，都與他，教兒孫鞍馬出入，行鷹放犬，采獵打圍，弓箭我都不禁他們的。（以上俱見《鳳陽新書》卷五）

第八節 皇子教育基地：鳳陽

雖然鳳陽沒能成為首都，但朱元璋的崛起，仍然使它的政治地位得到極大的提升。

早在吳元年收復濠州後，朱元璋馬上升濠州為臨濠府。為了配合興建中都，洪武四年，朱元璋擴大濠州的轄地，使臨濠的領地由四縣一下子擴展為九州十八縣。洪武七年又更名為鳳陽府，這一新府管轄亳州、穎州、太和、穎上、霍丘、壽州、懷遠、蒙城、宿州、靈壁、天長、盱眙、泗州、虹縣、五河、定遠、鳳陽和臨淮等十八個州縣，成為一個跨淮河兩岸，佔地廣大的行政區。

罷建中都之後，作為龍興之地，鳳陽地位仍然非同尋常。洪武十四年九月，朱元璋於此設置中都留守司，所設正留守，位高權重，「例以皇親協守」，「勳臣非在戚里，不得與也」。此外，鳳陽還設有察院巡按行台、河南按察兵備行台等政府機構及一系列皇陵祭祀機構，除此之外，鳳陽還是江北四府三州的鄉試之地。各類官員合計達一千四百人（《朱元璋與鳳陽》），各級吏員總數達數萬。

朱元璋還以鳳陽作為皇子的教育基地，經常派自己的孩子們回老家體驗生活，憶苦思甜。早在吳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他就令剛剛十三歲的世子朱標前往臨濠謁祀祖宗陵墓，「以知鞍馬之勤勞」，「衣食之艱難」，「風俗之美惡」，「吾創業之不易也」。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十月，又命皇太子朱標和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等王子「出遊中都，以講武事」。洪武九年二月，因秦王、晉王、燕王即將就藩，朱元璋命皇太子帶他們前往鳳陽，「觀祖宗肇基之地，俾知王業所由興」。十月，又詔秦王、晉王、燕王、吳王（後改封周王）、楚王、齊王練兵鳳陽。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詔秦王、晉王就藩，仍令燕王、周王、楚王「還駐鳳陽」。從此，「諸王之國，皆令詣辭皇陵而後行」，便成為「定例」。為了給皇子提供閱武練兵的場所，朱元璋於洪武十四年特命駙馬都尉黃琛在鳳陽獨山之前開設一個「廣三里」的演武場，令諸王在這裡操練二三年或六七年，然後就藩。此後，在洪武十八年，遣湘王朱柏、魯王朱檀、澶王朱梓就藩，又命蜀王朱椿還駐鳳陽，「閱武中都」。

朱元璋還將鳳陽用作囚禁犯罪宗室的地方。朱元璋的從孫、朱文正之子朱守謙，因事被朱元璋廢為庶人，「使居鳳陽力田，冀其知稼穡艱難而思所以保富貴也」。由於這一先例，後來的明朝皇帝，都把犯罪的宗室遣送鳳陽囚禁。到明末，此處共關押過一百一十六批皇族。

由於以上種種設施，中都雖已罷廢，但這個經濟文化本不發達，交通也並非十分方便的鳳陽，仍然成為淮河流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成為大明政局中一個特殊而重要的城市，對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一直有著重大影響。這一格局延續到明末，波及清代。

第九節 朱元璋對家鄉的特殊政策

如何復興鳳陽這塊「龍飛之鄉」，保護好這塊國家「根本重地」，讓家鄉的經濟發展得快一點，讓鄉親們生活得好一些，朱元璋沒少費腦筋。他為鳳陽提供了許多「特殊政策」。

第一條是大移民。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四月那次回鄉，給朱元璋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深深為戰爭對家鄉的破壞而震驚，後來他和大臣們聊起此行的感受說：「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怨嗟？」（《明太祖實錄》卷二十）當時史書也記載，「兩淮以北，大河以南，所在蕭條」，「長淮南北，悉為丘墟」（《元史》卷一八六，《張禎傳》），由於「民多逃亡，城野空虛」（《明太祖實錄》卷三十四），大片土地荒蕪，至洪武改元，鳳陽府已是「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為草莽」（《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一）。

在大明開國之際，鳳陽縣的本地居民僅有三千三百二十四戶（《中都志·戶口》，引自陳梧桐《洪武大帝朱元璋傳》），不到一萬六千六百二十人。整個鳳陽府人口不超過十三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僅為五人。處處殘垣，村村寥落，這當然讓朱元璋心中十分不舒服。

要復興經濟，首先得有勞動力，為了迅速改變家鄉面貌，開國之後，朱元璋在鳳陽組織了好幾次大規模的移民。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徙江南民十四萬實中都」。這是明代歷史上，政府用行政手段移民數量最多的一次。

除了這次外，比較大規模的還有從山西遷來的移民。洪武六年十月，「乃命指揮江文徙其民（山西北部諸地之人）居於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戶，計口三萬九千三百四十九」（《明太祖實錄》卷六十二）。

總計洪武年間的移民，達到六次之多，數字大概在二十萬到三十萬之間。這麼龐大的數字在明代移民史上乃至中國移民史中，都是極為罕見的。

除了普通移民外，鳳陽還有龐大的駐軍。據《明史·兵志》記載，洪武年間總計鳳陽府各州縣共駐軍約為六萬四千九百六十人，與家屬合計，則有軍籍移民十八萬八千人。這樣算來，洪武年間鳳陽府接受的移民總數近四十八萬八千人（其中民籍移民三十萬，軍籍移民十八萬八千）。而我們前面提到，洪武之初，鳳陽府人口不過十三萬。外來移民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有餘，共佔移民後的鳳陽府人口總數的80%。

沒多少人想到兔子不拉屎的鳳陽來，朱元璋自有他的辦法。洪武時人胡幹在浙江人吳季可的墓誌銘中提到這次移民。吳氏為浙江蘭溪人，「洪武八年春，有旨遣貧民無田者至中都鳳陽養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系相疾視，皆有難色，獨公所遣，掉臂走道上。公且戒其子，宜體上德意，無以私廢義公臨事有為，類多如此」（胡幹《胡仲子集》，《吳季可墓誌銘》）。從這個記載，可見此次移民的強迫性和殘酷性。

第二項政策是減免賦役。洪武十六年，朱元璋有一次閒著沒事，再次翻閱劉邦傳記，發現劉邦當了皇帝後，曾免了他家鄉的賦役。想想自己上次只免了老鄉們十年賦役，明顯沒有劉邦大方，於是再發諭旨：

鳳陽實朕鄉里，陵寢在焉。昔漢高皇帝豐縣生，沛縣長，後得了天下，免其豐沛二縣之民糧差。今鳳陽、臨淮二縣之民，雖不同我鄉社，同鍾離一邑之民。朕起自臨濠，以全鄉曲。鳳陽府有福的來做我父母官，那老的們生在我這塊土上，永不課徵。每日間雍雍熙熙吃酒，逢著時節，買炷好香燒，獻天地，結成義社，遵奉鄉飲酒禮。（《鳳陽新書》卷五）細細推敲這份聖旨，朱元璋所免的，是「那老的們生在我這塊土上」的土著人口的賦役，對外來人口並不普免。另外一份聖旨中，也可以驗證這個結論。那是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發佈的一道聖旨：

或有人言，亦有非土民當籍土民之時，有等買囑官吏，詐稱土民而在籍者……今命戶部差人著落鳳陽府，精清土民，非土民者，許裡甲人鄉人出首到官，賞鈔五十錠。詐稱土民，治以重罪，能自首者，與免本罪。

原來，由於朱元璋對土著居民實行優惠政策，於是許多外來移民買通官吏，冒充土民，以享受免賦之權。由此更可證明朱對家鄉的免稅政策只針對自己的老鄉，並不惠及外來移民。很多史籍關於這一點的記載都是錯誤的。

比如《明史》卷三記，洪武十六年三月丙寅，「復免鳳陽、臨淮二縣民徭賦，世世無所與」。談遷的《國榷》卷七說：「洪武十六年三月甲辰，永免鳳陽、臨淮二縣徭賦。」這一系列記載，都誤會了朱元璋的本意。其實朱元璋要突出的，只是他老鄉們的特殊地位。

第三則是興修水利。興修水利是一項全國性政策，但朱元璋對鳳陽的水利建設情況卻特別重視。在乾隆《鳳陽縣志》中記，早在洪武八年，他就特別派兩位侯爵康鐸、俞春源親自抓鳳陽水利建設。

在朱元璋之後，歷代帝王也以鳳陽「皇業所基，祖陵所在，視他地方不同」（《明憲宗實錄》卷二七五），在興修水利上特別重視。

第四是發展交通。朱元璋開闢了從鳳陽到南京的驛道，設二十站。整治了「道狹而竣」的清流關，使鳳陽的交通條件大大改善。

除了各項特殊政策外，朱元璋在此興修大量工程，對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中都罷建之後，朱元璋還在鳳陽繼續修建皇陵、十王四妃墳和龍興寺等，工程浩大，動用人數眾多。在中都營建期間，朱元璋曾於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十一月「詔建公侯第宅於中都」。中都罷建之後，因為朱元璋鼓勵開國元勳們退休回鄉，所以公侯府第建設並沒有停止。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八月，朱元璋特賜給公侯每人鈔一萬錠、銀五百兩為買木雇工之用，「俾還鄉建第宅」。一時鳳陽數百里之間，「風雲之彥，星羅棋布，於數百里間，王侯之家，甲第相望，冠蓋如雲……可謂盛矣」（光緒《鳳陽縣志》卷十）。大批淮西功臣來到鳳陽居住，日常消費巨大，不可避免地帶動了鳳陽當地商業、建築業、服務業的發展。

朱元璋的特殊政策，確實收到了明顯效果。鳳陽人口大幅度增加，已經荒蕪許久的鳳陽土地又出現了「一郡桑麻翠如洗」的興旺景象。很多荒田被開墾出來，土地數量達到了四十萬頃。明代以稅糧多少來劃分府縣等級，二十萬石以上為上府，十萬石以上為中府，十萬石以下為下府。洪武八年，鳳陽府在減免了很多稅糧的基礎上，歲收仍超過二十萬石，又成為富庶繁華的上府。鳳陽的臨淮關「居民稠密，商賈輳集」，成為一個重要的商業城鎮。

第十節 十年倒有九年荒

然而，誰也沒能料到，朱元璋對家鄉的特殊關愛，最終卻給家鄉造成了難以承受的惡果。

鳳陽的環境，在歷代人口壓力之下，早已長期惡化。朱元璋的大移民，一時雖給農業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但如此巨量的移民一下子湧入，卻給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當時鳳陽的土地，最好的部分已經被勳貴圈占，鳳陽本地人又佔據了中等土地，移民們所獲，多是人們挑剩的低產土地。《鳳陽新書》卷七說：

「田上則者，歸之軍，歸之功勳矣。中則者，土民括其一，佃戶括其一，惟留下則處瘠，乃得以實編民之耕。」卷五又載，移民所獲「皆山崗磽確，土石伴錯，溪谷流水無有，山林藪澤無存」之地。

沒有好地，山地附近的新來移民就上山毀林開荒，對山地的肆意開墾，很快造成了明顯的水土流失，挾沙而下的水流，加劇了淮河流域水系生態環境的惡化。

湖邊的移民開始圍湖墾田。涸湖為田表面上看增加了耕地，在短期內緩解了人地壓力，實則使水利蓄洩失宜，破壞了當地生態的自我循環。

除此之外，鳳陽一系列重大工程，又開採了附近山區的大量山林，使許多山變成了童山禿嶺。

最要命的是，為了保護祖陵風水，人們進一步破壞了當地生態循環。

位於洪澤湖畔的泗州是明祖陵所在地。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埋在這裡。

由於害怕洪水淹沒祖陵，導致「王氣中洩」，所以自明中期淮患日益嚴重之後，明政府定下了這樣的治水策略：「首慮祖陵，次慮運道，再慮民生。」

也就是第一是祖陵，第二要保證向北京運送糧食的航道，最後才是老百姓：

「淮域較運道，則運道重。以運道較祖陵，則祖陵尤重。」（《朱元璋與鳳陽》）於是明政府經常不顧民生而決高家堰放水，人為降低洪澤湖水位以護陵。這一措施雖然暫時減輕淮河對祖陵的威脅，但使得河道極為混亂，給周邊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有明一朝，鳳陽周圍漸漸變成童山禿嶺，森林損毀殆盡，湖泊淤塞，淮河則經常氾濫，水患頻仍，兩岸百姓民不聊生，「地力既盡，元氣日銷，天災流行，人事屢變」（甘山修《霍山縣志》卷十三）。鳳陽由此十年更有九年荒。「雨三日則沛澤，極目垮窪，泥淖不可耕耘。稍亢陽又為焦土。」

（汪旎修《重修蒙城縣志書》卷十一）據《鳳陽新書》記載，自萬曆十七年至泰昌二年（公元年），鳳陽共發生旱澇災害6次，平均五年多一次（《鳳陽新書》卷四）。

這只是災害影響較大的。如果算上一般的災害，則「鳳陽十年九荒，非旱則雨」（《鳳陽新書》卷四），至明末更是「十餘年來無歲不災，無災不重」（《鳳陽新書》卷四）。

當初朱元璋強制遷來的移民的後代，在一次次災荒中不斷逃亡他鄉。

比如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鳳陽府等處發生澇災，「田禾無收，積年在彼逃民，俱各轉徙，赴濟寧、臨清各處趁食，動以萬計」（《明英宗實錄》卷二二四）。

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江淮南北，民多流亡」（《明憲宗實錄》卷一一一）。鳳陽的人口，在明中期以後迅速減少。據《鳳陽新書》記載，該縣「洪武之初，編民十有四萬也。自時厥後，舊志尚在丁口四萬七千八百五十餘口，萬曆六年，則僅存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口」（《鳳陽新書》卷四，《賦役篇第二》）。

剩下的人，也無法正常定居，許多人漸漸以乞討為職業。他們「群趨於惰，兼之水旱頻仍，中人蕩產，且乏兼歲之儲。一遇災荒，輒膏子女、棄故土而適他鄉者，比比皆是」（雍正《懷遠縣志》卷一）。因此形成的「鳳陽花鼓」，隨著這些逃荒者的足跡，傳遍了大江南北而聞名全國。明末清初的魏裔介，曾在一首《秧歌行》裡描寫說：

鳳陽婦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黃河。北風吹雪沙撲面，鼕鼕腰鼓自婆娑。衣衫襤褸帕在首，自言出門日已久。前年壽州無雨澤，今年泗州決河口……我唱秧歌度歉年，完卻官租還種田。南來北往如飛燕，如此艱辛實可憐鳳陽農業經濟因此告別一時的繁榮，重現蕭條衰落之狀。本來經過朱元璋的大力經營，鳳陽府土地數量一度達到了40萬頃。至明代中期的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該府的耕地面積卻回落到僅有61263頃（《明會典》卷一七，《戶部·川土》）。從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至弘治十五年不足150年的時間，鳳陽府的耕地面積竟減少了30多萬頃。「鳳、淮土廣人稀，加以水災，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草莽。」（《明神宗實錄》卷五八）曾任廬州知府和吏部尚書的張瀚對淮河流域的土地荒蕪之狀有過細緻的記述，在經過鳳陽一帶時，他親眼目睹了那裡的荒蕪蕭條之狀。

嘗往來淮、鳳，一望皆紅寥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天澤不時，非旱即澇，蓋雨多則橫澇瀰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資，饑饉頻仍，窘迫流徙，地廣人稀，坐此故也。（張瀚《松窗夢語》卷四，《三農紀》）直到今天，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區經濟發展既不及蘇南富裕發達，也不如魯中的蓬勃興旺，同為沿海開發地區，差異如此之大，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由於當地生態環境在明代遭到了嚴重破壞。朱元璋當初做夢也想不到，他的一片好心，會造成這樣的後果。

第十五章 朱元璋之死：最後一道可怕的命令

第一節 強人離世

朱元璋是個工作狂，很少娛樂和休息。

經過二十多年的「剪伐斫削、藻繪粉飾」，大明天下這座大廈的外表終於接近了朱元璋的藍圖：天下太平，四方安定，民生恢復，基業穩固。最主要敵人蒙古已經被壓制在了一隅，天下有實力挑戰皇權的豪強勢族已被消滅，經濟迅速恢復，社會日漸穩定。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戶部呈上最新統計數字，全國的耕地面積達到八百五十萬餘頃，比史籍所載的北宋耕地的最高數字（宋真宗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萬餘頃），增加了三百二十六萬頃。全國的人口六千零五十四萬，超過了《元史》所載元代最高的人口數字（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全國的田賦收入僅米麥一項即多達三千二百七十八萬餘石，比元朝歲入一千一百一十一萬餘石增加了近兩倍。

這些統計數字的代價是朱元璋那顆超級大腦長年的超負荷運轉，不間斷的緊張工作持續消耗著朱元璋的健康，而晚年兩次親人去世，又使朱元璋的精神遭遇重大打擊：洪武十五年，五十一歲的馬皇后病死，朱元璋十分悲痛。更大的打擊是洪武二十五年朱標的去世。六十五歲的老皇帝如同天塌一角，精神幾近崩潰。史載朱標去世後第三天，朱元璋「御東角門，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因之大哭不止」。

第二年朱元璋大病一場，雖然從死亡線上被搶救回來，卻從此「病纏在身」，身體大不如前。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初八，七十一歲的朱元璋再度病倒。一生好強的他開始還勉強撐著病體，「日臨朝決事，不倦如平日」，以為能熬過去，不想百般治療，病情始終未見好轉。遷沿月餘，閏五月初十日，在西宮臥榻上停止了呼吸。駕崩之日，發佈了早已準備好的遺詔：

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妥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

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勿異。佈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所改。

朱元璋死後的第七天，皇太孫朱允炆即位，葬朱元璋於孝陵，上謚號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又上謚號曰「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下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明世宗改謚為「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第二節 最後一道可怕的命令

臨終之前，朱元璋發佈了一生最後一道命令：「責殉諸妃」，也就是命令妃嬪們為他殉葬，到地下去服侍他。這道命令，復活了在中國已經消失了一千多年的人殉制。

殉葬是先秦時代的野蠻風習，貴族們生前鐘鳴鼎食，死後還要把生前喜歡的一切，包括美貌的侍女，都帶到墳墓中去繼續享用。墨子說：「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輿馬女樂皆具。」考古發掘戰國以前的貴族大墓，常見纍纍殉人白骨。

隨著人文精神的覺醒，從春秋晚期起，這種野蠻的做法就不斷遭到人們的抨擊。秦國起於西陲，在諸國中文化最為落後，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殉葬者居然高達一百七十七人，秦人因此作了著名的《黃鳥》之詩，表達諷喻痛惜之意。墨子批判殉葬制「輟民之事，靡民之財」，荀子則更激烈地批判道：「殺生而送死謂之賊！」隨著文明的演進，春秋之後，人們開始大規模製造泥塑木偶代替生人陪葬，人殉現象越來越少，連最野蠻的秦國，也於公元前384年正式下令廢止人殉。兩漢之後，中原王朝徹底廢除了殉葬之制。

然而朱元璋卻使中國文化出現了返祖現象。諸宮人中，除了張美人因女兒年僅四歲需要撫養得免一死外，其他為朱元璋侍寢過的近四十位宮人妃子都被迫自殺。《明朝小史》卷三載：「太祖崩，伺寢宮人盡數殉葬。」

諸妃殉葬的具體情景，史書無載。不過朝鮮《李朝實錄》中詳細地記載了明成祖去世之后妃嬪從殉的過程。明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明成祖傚法朱元璋，遺命三十名宮人自殺從殉。太監先是在一間大殿外擺上了數桌食物，讓宮人吃了人生最後一頓飽飯，並與明成祖的繼承人仁宗告別，然後把她們帶到殿內。大殿之內，已經放好了三十多張「小木床」，樑上懸下三十條結實的繩子，末端打好了一個個活結。看到這個情景，一時之間，宮人「哭聲震殿閣」，有喚爹娘的，有喊老天的，還有幾人乾脆暈倒在地。那些清醒的人被命令自己站上木床，「以頭納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頸而死」。幾個暈倒的，則被人抬著送到繩結中勒死。

《李朝實錄》還特別記載了一名朝鮮進獻女子韓氏的最後時刻。吃罷最後一頓飯，太監趕宮人進殿，韓氏突然跪爬到坐在殿外與她們「辭決」的明仁宗面前，痛哭失聲，說自己在朝鮮還有老母，無人養老，哀求仁宗放她回國贍養。仁宗一聲不吭，不為所動，太監上前，把韓氏拖進殿內。從朝鮮跟來的乳母也站在殿門，和她道別，韓氏把頭伸進繩圈之中，回頭看著乳母，喊道：「娘，吾去！娘，吾去！」話還沒說完，腳下的小木床就被抽掉，轉眼之間，命赴黃泉。

明朝特重祖制，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朱元璋身後的諸妃從殉過程，與此相似。

第三節 朱元璋的女人們

復活殉葬制，表明了朱元璋對生命特別是對婦人生命的一貫賤視。

朱元璋對女人的態度有些矛盾。一方面，和所有生命力強大的人一樣，朱元璋性慾強烈，在年輕時代曾不擇手段追逐女人。《國初事跡》記載他強娶民女的歷史：「濠州胡家有女守寡，太祖欲納之，其母不從。後聞隨軍在淮安，不曾適人，太祖遣人以書達平章趙君用，請求之。君用以胡氏同其母送至，太祖納之，立為胡妃。」也就是說，還是一個小軍官的時候，朱元璋就看上了一個寡婦，想娶她，但她母親不同意。後來朱元璋勢力更大，對此女還念念不忘，打聽到她被軍隊挾裹到了淮安，就寫信給另一位大帥，終於弄到了這個女子，這就是後來的胡妃。

在擊敗陳友諒和推翻元朝後，他將這兩處後宮的許多漂亮女子納為己有。除此之外，俞本《紀事錄》還記載朱元璋一度曾與屬下老婆私通，並生了個私生子：「故元帥韋德成妻美，上令移居後庭，通而生子，名曰朱生。」

雖然全力宣揚禮治，但為了弄到想要的女人，朱元璋並不顧忌什麼禮法。《國初事跡》載：「太祖選宮人，訪知熊宣使有妹年少，欲進之。員外郎張來碩諫曰：『熊氏已許參議楊希聖，若明取之，於理不妥。』太祖曰：『諫君不當如此！』令壯士以刀碎其齒。」也就是說，朱元璋聽說熊宣使的妹妹漂亮，讓人弄進宮來。員外郎張來碩勸諫他，說此女已經許配人家了，強取進宮，怕引起非議。這一番好心好意的勸諫，換來的是一頓酷刑，朱元璋命衛士把張來碩的牙都撬了下來。

然而另一方面，朱元璋又將底層文化中賤視女性的傾向發展到極致。

朱元璋特別看不起歌女娼妓之流，命令她們平時必須穿著標誌身份的黑色衣飾。有一次，朱元璋賜傅友德宴，命葉國珍陪同，還撥了十多個歌妓供他們取樂。不料葉國珍喝了點酒，一高興，命令歌妓穿上華麗衣服陪坐。朱元璋聞知，在拘執了葉國珍後，又將無辜的歌妓割去鼻尖陪綁：「賜友德宴，命葉國珍陪飲，撥與歌妓十餘人。太祖令內官覘視，後國珍令歌妓脫去皂冠、皂揩子，穿華麗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壯士拘執國珍，與妓婦連鎖於馬坊，妓婦劓去鼻尖。」

開國後朱元璋管理後宮規矩特別森嚴，自后妃以下至宮女，所有衣食、用具、金銀錢帛等供應，要經過重重複雜的手續領取，如果徑直到部裡領取將處以死刑。宮人私遞書信出外，將處以死刑。妃子宮人生病，必須由多人陪同，在重重手續之後才能醫治。如果是晚上得了急病，只能派人把症狀轉告給太醫開方，絕不准醫生入宮診治，否則必死無疑。為了抑制宮女的生理需求，傳說朱元璋還曾對宮女們施以幽閉之刑。《耳談》載：「傳謂男子宮刑，婦人幽閉，皆不知幽閉之義。今得之，乃是於牝（陰戶）去其筋，如制馬、豕之類，使慾火消減。國初常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

除了對結髮妻子馬皇后一直保持著尊重以外，朱元璋對其他宮人妃子，稍有不滿，就舉起屠刀。《紀事錄》載，洪武年間宮廷內有大量浣衣罪婦，專門為宮內人服務。有一次朱元璋聽說她們中間有人與外面相勾結通消息，遂將五千多人包括看守她們的守門人都剝了皮：「上疑其通外，將婦女五千餘人，俱剝皮貯草以示眾，守門宦者如之。」甚至對那些服侍他多年的妃子，也不例外。

有一次太監在御河中發現了一個墮胎的嬰兒，朱元璋懷疑是楚王朱楨之母胡充妃（即那位被他強逼成婚的胡氏）所為，遂親手持刀將她砍死，然後把屍體扔到荒郊野外，聽任野狗啃食。楚王聞聽，千里迢迢奔喪來到京師，到處尋找母親的屍體也沒找到，最後只好拿著母親生前用過的一條練帶回去了。

另一次，朱元璋因為一件小事，大發雷霆，魯王之母郭寧妃、唐王之母李賢妃和伊王之母葛麗妃三位地位很高的妃子同時被殺死，朱元璋還不解氣，命人將三具屍體混裝在一個大筐中，胡亂埋於太平門外。事情過後，靜下心來，朱元璋又有些後悔，命人把妃子挖出來正式安葬，不料天氣炎熱，挖出的三具屍體已經腐爛，分不清誰是誰，只好在屍坑上面堆了三個墳丘了事。

即使是備受朱元璋寵愛的妃子，下場也很悲慘。除馬皇后外，朱元璋諸妃中地位最高的是李淑妃，她不但為他生下了太子朱標，而且為人「事上有禮，撫下有恩，遇事有斷」，既有德又有才，成為朱元璋的賢內助，幫朱元璋把後宮管理得井井有條，備受朱元璋的信任與喜愛。

洪武三十年十二月，朱元璋得了一場重病，病狀十分凶險，他自己以為這次肯定熬不過去了，派人把李淑妃叫到病床前，對她說：你跟隨我超過了一紀（十二年，指她被冊封為淑妃、攝六宮事以來的時間），朝夕在左右侍候，費心用力。你去見見兩位哥哥，盡盡骨肉同胞的情誼吧！

李淑妃一聽馬上明白，這是叫她死在朱元璋前頭。獨獲此「殊恩」，原因很簡單，因為她過於有能力，朱元璋擔心自己死後她會幹政。精明強幹的李淑妃馬上明白了怎麼回事，泣拜道：「臣妾知道了，死就死吧，何必見兄長呢！」說罷回宮上吊自殺了。

然而除掉了李淑妃之後，朱元璋經過治療，卻又恢復了健康。朱元璋撫著李淑妃的屍體放聲大哭，把李淑妃的兩個哥哥叫到跟前說：「朕不是不知道你們的妹妹賢明，〔ＷＷＷ。ＷrsＨＵ。ＣＯＭ〕只是擔心她日後會演出武後之禍，只得抑制自己的感情叫她這樣做，千萬不要以為朕是個寡恩薄德的人。」好在李淑妃只不過是早死了一年，一年多後，朱元璋就壽終正寢。即使一年多前不死，她也斷然逃不過朱元璋去世後的大殉葬。

第四節 殉葬制度的終結

朱元璋創下殉人之例，後代帝王只能謹遵。明成祖死後，殉葬的妃嬪三十餘人。明仁宗死後有五個妃子殉葬，宣宗死後有十人殉葬。至於景帝，史書上僅記載「諸妃嬪唐氏等」殉葬，具體人數不明。五個皇帝加起來，殉葬妃嬪總數估計在一百人左右。

不光皇帝，連諸王對這一祖制也都亦步亦趨。《明史》諸王傳中載，朱元璋第二子秦王死時，「王妃皆殉」。周憲王朱有燉是朱元璋之孫，正統四年臨死前上奏表示身後務從儉約，故明英宗特命「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遣歸」。誰料未等聖旨傳到，王妃鞏氏和施氏等六夫人已經同日殉身。英宗無奈，只能表彰她們的「貞烈」、「貞順」。

為了對殉葬者有所補償，朝廷會給那些地位比較高的殉葬者的親戚一些優恤。《明史·后妃傳》載：「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建文、永樂時，相繼優恤。如張鳳、李衡、趙福、張璧、汪賓諸家，皆世襲錦衣衛千百戶，人謂之『太祖朝天女戶』。歷成祖、仁、宣三宗皆然。」

明代的人殉制度終結於明英宗朱祁鎮。他在臨終之前，曾留下了這樣的遺囑：「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勿復為。」

朱元璋的這個後代能作出如此英明的決定，有兩個特殊原因。一個是明英宗是一個歷遭憂患的皇帝。他曾遭土木堡之變，又被自己的弟弟景帝軟禁多年，這不同尋常的經歷使他比一般一帆風順的帝王更敏感於人情冷暖，更重感情。第二個是明英宗與錢皇后感情極深，錢皇后在明英宗危險中時，曾經「夜哀泣籲天，倦即臥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明英宗被軟禁時，錢皇后陪伴他度過了艱難時光。「英宗在南宮，不自得，後曲為慰解。」「聞英宗為太上時，錢後至手作女紅賣，以供玉食。」

由於錢皇后沒生兒子，在內宮鬥爭中地位一度岌岌可危。明英宗臨終時「口占遺命，定后妃名分，勿以嬪御殉葬，凡四事，付閣臣潤色」。並特別囑咐「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這顯然是擔心自己死後，後宮中有人逼錢皇后自殺殉葬。英宗結束人殉制度，一個直接目的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皇后。

不論如何，這項決定順應天理人心，受到萬民歡迎，公佈之後，許多大臣甚至感動到流淚，「時讀竟，涕下，悲愴不自勝」。後世史家對此舉更是不吝讚美之詞，說「英宗獨見，罷免此舉，遂破千古迷謬，視唐宗命孟才人先效死於生前者，聖愚奚啻千里」。中國歷史上意外復活的野蠻殉葬制度終於被畫上了句號。

第五節 大明：退化的朝代

如同使殉葬制度返祖一樣，從世界史視角觀察，朱元璋的出現使中國社會體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現了重大退化，導致中國從明代開始與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進，永遠失去了在人類文明中的領先地位。

十四世紀的明朝，與歐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紀的歐洲特別不幸：黑死病掃蕩了歐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歐動盪不已的「百年戰爭」也始於這個世紀，因此人們稱這是歐洲的「黑暗時代」。而在中國，朱元璋卻締造了一個很長的和平時期，「華胄重光」，生產恢復，東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亂的表象下面，卻湧動著兩股方向相反的歷史暗流。

在歐洲大陸，從十四世紀起，漫長的死氣沉沉的中世紀統治開始支離破碎。由於教皇和國王們忙於爭權打仗，無暇管理地方事務，許多城市從封建統治中脫離出來，獲得了獨立。這些城市居民們集資向國王們購買了自治權，可以組織自己的市政廳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當時的一句俗話所說，「城市的空氣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裡，人們不再向國王貴族們卑躬屈膝，他們投身於商業和企業，用自己的雙手和頭腦為自己創造財富，用財富來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自信和獨立，這種自信和獨立是歐亞大陸任何地區所沒有的。」這些城市的本質就是一個大公司。「所有的商業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業船隻也就是海軍。」這些城市一出現就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立之後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敗熱納亞，成為歐洲海上霸主。

從此之後，資本主義因素在封建社會的縫隙中像黴菌一樣逐漸生長，很快摧垮了日趨腐爛的舊體制，使歐洲社會迸發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卻進行著相反的事情。朱元璋的社會理想，頗具烏托邦精髓。他統治的原則就是全面的社會控制，把每個社會成員的一舉一動都嚴格控制在政府權力之內，以徹底杜絕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國變成了一個大村莊，取消了多元和層級發展的可能，由官僚包辦一切事情。在他的統治下，大明社會變成了一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懲罰立刻劈頭而來：「充軍」、「斬首」、「亂棍打死」……如果把異族建立的元朝視作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意外，那麼作為一個漢人政權，朱元璋直接繼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稱他的奮鬥目標是「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卻是恰恰相反的。

宋朝是一個非常富於「現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認為中國的極盛出現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認為是一個衰弱的朝代。然而從經濟角度來看，唐朝與宋朝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拿國家財政收入來比較，宋朝國家財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額的三倍。

更具說服力的是財政收入的構成。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時期，農業稅是國家收入的主體，而宋朝時，工商稅收占財政收入的70%，農業稅只佔30%。這說明宋朝的財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對農民剝削，而是由於工商業繁榮、生產力提高的結果。

孫基隆在《鳥瞰中國千年史》中說，宋朝鋼鐵工業高度發達，大型企業通常會僱傭數百名全職的產業工人，而政府的兩處軍工廠聘用工人數多達八千人。華北的鋼鐵業以1078年為例，達年產一百二十五萬噸的水平，而英國於1788年亦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產七萬六千噸。

宋朝採礦業發達，信州鉛山的一個銅礦就有十餘萬礦工。煤已經成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除此之外，宋代礦冶、造紙業、制瓷業、絲織、航海業也高度發達，長江兩岸，貨棧林立，廣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遠航阿拉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日本。作為經濟發達的一個標誌，宋朝鑄造的銅錢超出唐朝時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時年鑄幣量五百萬貫，而唐朝極盛的玄宗朝年鑄幣不過三十二萬貫。宋朝還發明了紙幣，出現了銀行和支票這類非常「現代」的金融工具。

網絡作者「Jiangpub」在流傳極廣的一篇文章《中國的大宋，世界的美國》中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宋朝在世界上第一個採取了類似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王安石則是世界上第一個試圖對全國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經濟專家。

由於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財政收入供養數量眾多的軍人，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轉移支付或者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付出代價。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等等，宋代的中國都已經出現，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

美國比較歷史學家麥克尼爾在《權力的追求》中說：

「本書的假設是：

中國在一千年前後轉向市場調節的行為顛覆了世界史的一個關鍵性的平衡。

我相信中國的例子啟動了人類的一個千年探索，去發現在協調大規模行為這一點上，從價格和私人或小團體（合夥或公司）對私利的看法出發，會有些什麼成果。」

在「現代」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基礎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實現了突破。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不殺大臣」，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學藝術作品裡，洋溢著前所未有的生活氣息和個人尊嚴意識。

然而，朱元璋創造的明朝卻在宋朝的坐標下實現了全面大躍退。明史學家黃仁宇說，「明朝之採取收斂退卻的態度，也可以說是在王安石新法失敗後的一種長期的反動」。明代的經濟發展遠遠不及宋代。宋真宗時代，國家財政收入16000千萬兩白銀，而據黃仁宇計算，明王朝在1570-1580年間，平均每年財政收入是3078萬兩，不過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農業稅占明朝政府總收入的81%，工商雜稅只佔總收入的12%。這個數字告訴我們，相對宋代，明朝的經濟結構是何等落後。

宋代經濟奇跡的出現主要是因為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而做了皇帝之後，朱元璋敏銳地意識到了商人財富的增長可能對政權帶來的挑戰，因此在他的統治下，中國幾千年來的抑商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

他屢屢說：「農桑為衣食之本。」只有實實在在出產了糧食和棉花的活動在他看來才是勞動。他說：「上古時代，每個男人都耕地，每個女人都織布，所以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從人們學會了經商，學會了享受，農桑之業廢……所以，要讓天下人都吃飽飯的關鍵在於禁止商業。」

他規定，商人外出經商，必須經官府嚴格審核，發給通行證才行。如果沒有通行證隨便外出，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游食之罪」，重則殺頭，輕則發配到邊疆地區。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國所有的商業經紀人和中間商，只允許最低限度的商業活動存在。商人被列為社會上最底一層，想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宋代財政收入早就實現了貨幣化，朱元璋卻把稅收制度倒退了幾百年，恢復了低效率的實物徵收制和勞役制。「衙門內的傳令、獄丁，都由各鄉村輪派，即使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類的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的向村民徵收。」「全國蓋滿了此來彼往短線條的補給線，一個邊防的兵鎮，可能接收一二十個縣份的接濟；一個縣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機構繳納財物。」「萬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二十七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二千兩。」

用黃仁宇的話來說，洪武型財政的特點就是「缺乏眼光，無想像力，一味節省，以農村內的經濟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產……不顧投資為來日著想」。「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經濟發展不平衡，部分地區經濟高度發達，江南領先於華北，東部發達於西部，由此帶動全國經濟成長。朱元璋則始終崇尚平均主義，防止局部地區經濟領先發展，強迫領先地區向落後地區看齊。

宋代貨幣高度發達，明時則抑制鑄幣業，有時甚至禁止金銀及銅幣交易。據估計整個明代鑄錢量不超過千萬貫，這不過相當於北宋兩年的造幣量。因為缺乏貨幣，無法交易，許多小商小販失業，「1544年竟至因『錢法不通』人民倒斃於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國，從海外貿易中獲得了巨大財富。但明朝實行嚴格的閉關鎖國措施，非但不准國人出海，外國進行「朝貢貿易」的數量也限得極低。孫基隆說：「明代中國從蒙古世界系統中擺脫出來……不可免作出背對世界大勢的自然反應。中國從唐末已開始走向海洋，但如今這個新走向變成『離經叛道』，並被算在『外族』蒙古的頭上，而新出現的鎖國心態則被說成是『華胄重光』。」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開創的明朝，賤視大臣的程度創了歷史之最。皇帝一不高興，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脫下褲子一頓棍打。

唐宋以生機勃勃的外向型競爭社會呈現於世界，而朱元璋統治下的明朝則是內向的、反競爭的、缺乏想像力的。朱元璋開創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國歷史上最穩定的朝代之一。而這三百年間，卻是歐洲歷史上最為動盪的階段。不過正是在這些動亂中，孕育了現代西方文明。黃仁宇說，「克倫威爾在馬斯頓荒原擊敗查理一世時，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國所謂崇禎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國與西方一個大幅度後退、一個大踏步前進的擦肩而過的時代。

尾聲 從「黃冊庫」看明代「祖制」的命運

第一節 絞盡腦汁的黃冊制度

如前所述，戶口制度是大明王朝一切制度的基礎。黃冊制度承擔著「維繫職業世襲制，防止百姓自由遷徙，保證國家稅收」的三重重要使命。所以朱元璋對這個制度異常重視。這從黃冊制度的嚴苛規定中一目瞭然。

黃冊的規格有嚴格要求，用紙必須是上等厚綿紙，不得染色或漂白。長寬各為一尺二寸，不得絲毫有誤。必須用正楷書寫，字體大小、行間距都有明確標準。每一頁如果有一個字寫錯，就必須整頁重抄，不得塗抹挖補。裝訂也有統一標準：必須用粗牢的綿線裝訂，可以少量使用漿糊，但漿糊中必須加入椒末等殺蟲藥來防蛀。

黃冊制度是層層上報制，每次造冊時，都由每家每戶按官府要求的格式和內容，在「供單」上詳細填寫自己家在這十年內的人口、財產變化。各州縣的主官須親自審查黃冊造辦是否真實，每一項與供單記載是否完全相符，然後還要在黃冊上簽名畫押，以示負責。然後將黃冊交送到府裡。府裡同樣按這個程序審查一遍，編成本府的總冊，簽名畫押用印後送到本省的布政使司（明清兩代的地方行政機關）。布政使司審查後，再編成本省的總冊，送交戶部（掌管戶籍財經的機關）。最後由戶部將全國人口、財產情況匯總，送交皇帝御覽。（《後湖志》卷四）每到新冊入庫之年，明政府都要從國子監調來一千二百名監生，在御史等政府官員的帶領下，進行「查冊」工作。「定取國子監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冊對比新冊奸弊。」（《後湖志》卷十）通過以上敘述，我們可以發現，朱元璋為黃冊制度，可以說是費盡心血。在他的設計中，這一制度要和他所設立的其他大綱大法一道，作為不可動搖的「祖制」，垂之萬世，保證大明王朝的長治久安。而在高壓政策、精密組織以及朱元璋高素質的幹部隊伍合力之下，洪武年間的黃冊制度確實運行得極好。通過這樣嚴格的程度，全國的人口信息，十年一次全部匯送到南京。這一時期的黃冊制度基本上達到了信息真實，數字準確，因此確實起到了平均賦役的良好作用。這本是朱元璋建立黃冊制度的初衷之一。

第二節 祖制的空殼

朱元璋對自己給子孫後代留下的「祖制」，是十分自信的。他認為經過自己這顆超級大腦幾十年日夜不停的思考，這些「祖制」已經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沒有改進的餘地了。他不放心後代們的智力水平，所以一再強調，他留下的這些規矩，一個字也不許改。他囑咐後代們「欽承朕命，勿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實錄》卷八十二）。他要求「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五）。

那麼，這個「祖制」，被他的子孫後代們執行得怎麼樣呢？

幾乎明代每一個皇帝都要反覆強調自己對祖訓的恪守之誠。如明宣宗就說：「朕祗奉祖宗成法，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皇曾祖肇建國家，皇祖考相承，法制詳備。況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致敗亡，往往多有可鑒。」

而明代臣民一提起祖訓，更是神魂飛越，推崇得無以復加，崇拜得一塌糊塗。天啟間潘孔壁的說法就很有代表性：

太祖……創製立法，至精大備，明明典則，貽厥子孫……真萬代之龜鑒。列聖相承，二百四十七年以來，海內晏如……實我皇祖德澤，法度纏綿而鞏固之……我皇祖經世大法，該而核，簡而要矣！

在這樣強大的恪守祖訓的政治傳統之下，表面上看，黃冊制度一直運行下來，而且規矩依然森嚴。黃冊庫初建時，只是在湖中的舊洲島上建有少量庫房。隨著黃冊每十年一造，每次匯送戶部約六萬冊，新舊並存，冊庫也每十年增建約三十間。所以後湖中的冊庫與黃冊，逐漸增多，佈滿了舊洲、新洲、中洲等各島。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有冊庫34間黃冊五萬餘本。萬曆三十年，增長到667間。到明朝滅亡前夕，後湖共收貯黃冊達一百七十九萬餘本。正如後湖管冊官、南京戶部主事計宗道在一首詩中所形容的：「九州圖籍歸天府，萬載珍藏亦富哉。」這樣巨大的規模，在當時世界上是罕見的。

自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起，至清兵攻陷南京，黃冊庫的工作前後二百六十多年從未間斷。不論從它保管整理的檔案的數量和文件利用的頻繁程度，還是從它本身各種規定嚴密的工作制度，後湖黃冊庫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檔案館之一。

但事實上，明代中後期，黃冊制度其實只剩下了空殼。

「祖訓」遠沒有朱元璋所說的那樣盡善盡美。某些朱元璋製造的「土法上馬」又異常強大的政治機器，只有他這樣的政治強人才能開動得起來，而他的後世子孫們根本沒有那樣的精神力量去操縱。於是，雖然人們仍然要保留祖制的外殼，不敢稍稍觸動，但形勢的變化使得這個外殼已經毫無意義。

「祖制」演變成一具可怕的政治殭屍。黃冊制度就是這樣。明代中後期，黃冊制度已經演變成了一個可笑的政治笑話。

首先，庫內的黃冊數量雖然迅速增加，但質量已經大大下降，甚至徒有其表而已。

朱元璋制定的明確而嚴格的黃冊製造質量標準在洪武、永樂年間得到了貫徹。這兩朝的黃冊後來被人稱為「銅版冊」，就是說它堅固厚實，有如銅版。然而明代中期之後，各地造黃冊，已經不再遵守原來的規定。嘉靖三年，南京吏科給事中彭汝實這樣說：

各庫黃冊式樣大小不一，中間全損亦殊。大抵體裁最闊大者多損，體裁稍窄小者多全。蓋惟闊大則翻閱既難，曬晾不便，收藏搬運之際，亦未免於損破矣。（《後湖志》卷十）朱元璋規定必須使用厚實白綿紙造冊，然而明中期以後，許多地方為貪污經費，專門以脆薄的劣質紙張造冊。更有許多在造黃冊時動了大量手腳的底層官員為了毀滅罪證，特意使用容易被蟲蛀的上過粉的紙來造冊，裝訂時又違反規定，使用大量面制漿糊。這樣，黃冊送到後湖之後，不久就會被蛀蝕一空。

這一著很奏效，明代中期之後，後湖黃冊庫經常發生黃冊「通架蛀光」的情況。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黃冊庫共有七十九萬二千九百餘冊，但其中殼面不存，不同程度被蟲蛀或腐爛的已達六十四萬七千三百冊之多，占81%以上。（《後湖志》卷九，《為補造蟲蛀黃冊以備清查事題本》）不但用紙嚴重違反規定，內容也越來越敷衍塞責。朱元璋本來要求是正楷，後來卻普遍是「字跡潦草，行款參差」。

這種狀況所反映的，絕不僅僅是基層胥吏們的貪贓枉法，更反映出官僚體系整體的敗壞。否則，如此明顯的不合呈式之處，各級負責審核的官員何以不能發現？後湖收冊官員何以竟能接收？

第三節 全縣都是百歲老人

黃冊外表的走樣還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黃冊內容的嚴重不實。

按理說，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的發展，人口的上升，明朝總的田地量應該逐漸增長。然而在黃冊中的記載，卻恰好相反——實際負擔田賦稅糧的田地愈來愈少。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黃冊記載全國的土田總額為八百多萬頃。到了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在黃冊上登戴的全國土田總額只剩有四百二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頃零七十五畝，一百十一年間，全國土田居然減少了一半。（《後湖志》卷二）與此相同，明代的人口數，居然也是逐漸下降的。嘉靖八年（公元年）六月，霍韜在修《大明會典》前夕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在給皇帝的奏章中寫道：「洪武初年，戶一千六十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則承平久矣，戶口繁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一百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二十八萬，視初年減七百一十六萬矣。」（《世宗嘉靖實錄》卷一〇二）也就是說，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根據黃冊戶口數字的統計，人口已經達到六千零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人。但到弘治四年（公元年）造冊時的戶口數目，人口反減至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萬曆《明會典》卷九，《戶口總數》）。按理，洪武年間兵革初息，弘治時則承平百年，加上貴州等邊遠地區都已經開始納入戶口統計，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這只能說明黃冊制度已經失去效用。

朱元璋制定黃冊制度的目的之一，是使富戶多承擔賦稅，從而減輕貧困家庭的負擔，所以他將普通百姓為分「三等九則」。關於上、中、下戶等的劃分，因各地情況不同而有所差別。富戶除了正常稅賦外，還要承擔協助政府收稅等任務，貧戶的負擔則十分輕減。

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之後，實際情形完全顛倒過來。基層官員們通過造冊，大量營私舞弊，他們不按照實際情況錄入人口、田產信息，通過轉嫁，造成了窮人多交稅役，富人逃避稅役的現實。有實力能鑽營的富戶，在黃冊上都被列為了「下則」貧戶，而一些貧戶卻被無端編在了「上則」和「中則」之中。史學家顧炎武就說：

夫審戶者，原以分別貧富當差，為貧者便。而今曹邑數十年來，豪強戶盡行花詭，盡逃上則；下戶窮民置數十畝之地，從實開報，反蒙並戶。縣官耳目不及周至，貧者並，富者除，往往皆然……卑縣（萬曆）三十三年到任之初，猶執前定戶則以拘頭役，其間家無寸土，餬口不足，叫號籲天者，比冊中所戴中等戶則也；其所稱下下戶者，皆富厚之家所支分節派而來也……（《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三九）朱元璋制定黃冊制度，另一個重要目的是維持戶口分類制度，防止人口自由流動。到明中期之後，這兩個目標都完全落空了。

永樂二年，左都御史陳瑛說：「以天下通計人民不下一千萬戶，官軍不下二百萬家。」

然而到了正統五年，明朝控制力下降後，軍戶逃亡者居然達一百二十萬人（《正統皇帝實錄》）。衛所士兵遠遠不及規定，有的只有一半，有的不到十之二三（《大學衍義補》卷一一七，《嚴武備》）。

更為嚴重的是，普通民戶也開始大量逃亡。

宣德時期（公元1426-1435年），江南太倉縣的情況是：

忱（指周忱，時為江南巡撫）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公元1393年）黃冊原額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周忱《與行在戶部諸公書》）隆慶時期（公元1567-1572年），福建省福寧州的情況是：

吾州之籍，自嘉靖以視洪武，戶減三之二，口減五之三。自今以視嘉靖，不能加其什一。（《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十二，《福寧州志》）萬歷時期（公元1573-1620年），江南應天府的情況是：

……（應天府）圖籍，嘉靖末年戶口尚及正德之半，而今才及五分之一……（同上書，卷十四，江南二，應天府）這幾個例子可見明中晚期民戶逃亡之普遍。這種情況下，裡甲制度也維持不下去了。大多數地區「裡甲寥落，戶口蕭條」（《陝西通志》卷八十六，《備陳災變疏》），「裡無完甲」（《皇明詔令》卷二十）。

嘉靖時期，江南某些地區，「有一里僅存四五甲者，有一甲止存一二口者」（《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三）。

明末陝西的情況，「有一里一百一十戶內，止存十餘戶者，有一甲十一戶內，止存十餘丁者，有數甲全逃者」（《皇明經世文編》卷一〇五，議復陝西事宜疏）。

由於這種情況，人們開始稱黃冊為「偽冊」：

國初田糧皆有定數；自洪武以來，凡幾造黃冊矣，然今之糧皆洪武初年之糧，而今之田則十二三耗，非拱武矣……又況猾民作奸，乃有飛灑、詭寄、虛懸諸弊，故無田之家而冊乃有田，有田之家冊乃無田，其輕重多寡，皆非的數；名為黃冊，實為偽冊也。（《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六）

這個時期的黃冊，早已完全喪失了管理戶口和合理徵收賦役的作用。

每見十年大造，費民間無限金錢，不過置之高閣。（《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九）官府每當奉命造冊的時候，照例是一再拖延，直到拖無可拖時便敷衍塞責，照抄舊冊，一字不改，「天下大造黃冊，率皆謄寫舊本，無一實數」（《後湖志》卷十）。後湖黃冊庫人員把有些地區送解來的新冊與上次舊冊查對，竟發現在丁口、事產、開除、實在各個方面，新舊兩冊完全相同，也有一些在新黃冊中仍然登記的人戶，其實早在一百數十年前便已全戶死絕，在歷屆黃冊內也註明是絕戶，但每年還是要照抄一遍，下注「絕戶，事產俱無」。不敢把這些戶從冊籍上勾除掉，為的是怕被後湖黃冊庫查駁。

更滑稽的是，有些地區的黃冊上所記的人丁不少是年達百歲以上的。

據計算，萬曆十一年（公元1582年），僅揚州府興化縣一縣之內，即有百歲以上人口的戶達三千七百餘戶之多，每戶往往又有這樣的老人一二人甚至多人，其中有人無產的又有二千九百餘戶（《後湖志》卷十）。這種怪事，顯然是由於造冊人員一味抄謄舊冊，每次普遍遞加十歲而造成的。清初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戶部尚書孫廷經還向順治帝報告過，明末有些黃冊所開人戶姓名及其事產，仍然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姓名和數目。

既然黃冊已逐漸喪失價值，於是就出現了一套專供州縣衙門實際應用，而又不往上報的冊籍，當時叫實徵文冊，或叫實征黃冊，也有叫做白冊的。

《古今圖書集成》就當時的情況說：

所謂黃冊，只取應虛文，非其實矣。有司徵稅編搖，自為一冊，曰白冊。（《戶口總編》卷十八）最後，明王朝不得不以一條鞭法１在全國範圍內取代了黃冊制度。隨著一條鞭法的實行，黃冊制度本可以壽終正寢，但在「祖宗舊制」的威力之下，黃冊每年依然按照舊例層層編造上送。黃冊制度不再有任何積極意義，剩下的完全是弊端和禍害。它從編造、申解、保管、查駁到補造這一系列過程，也就退化成一個徹底的反覆科斂舞弊的過程。

１一條鞭法：將原來的田賦、徭役和雜稅合併起來，折成銀兩，分攤到田畝上。

第四節 黃冊的最終命運

明朝滅亡之後，弘光小朝廷終於發現了黃冊的用處：他們把這些檔案用做了造甲和火藥的原料。

這一發現並沒有挽救南明政權。清軍大舉南下，輕而易舉地攻佔了南京。他們帶著濃厚的好奇心，參觀了這個充滿傳說的黃冊庫。他們驚訝地發現，儘管明朝在崇禎十七年就滅亡了，但黃冊庫中最後記載的，居然是崇禎二十四年的戶口人丁數字。原來這是崇禎十五年最後一次編造的黃冊中，各地官員為了省事預造出來的。這成了人們歎息明朝的一個最好例證。

曾經是人類歷史上最大檔案館的黃冊庫至此灰飛煙滅，以致後世學者要研究這一著名制度時，幾乎找不到一本存世的黃冊。而2010年初我慕名去玄武湖參觀「黃冊庫舊址」時，發現那裡只有一棟現代的粗糙的鋼筋混凝土仿古小樓，裡面陳列了幾張質量很差的史料圖片而已。

第二部 終結篇

第一章 權力的奧秘：朱棣

第一節 朱元璋的糾結

遺傳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議，老四朱棣走路時左腳微微內傾，步子一大一小，和自己如出一轍；而一臉忠厚之相底下游動著的縷縷狡黠與豪霸，則完全是得了自己的神韻。「形神畢肖」，望著老四的背影，朱元璋的腦子裡跳出了這四個字。

皇帝這個職業一直使朱元璋感覺有點彆扭：譬如穿了別人的衣服，有的地方長，有的地方短。如果按自己的直覺，他會毫不猶豫地立老四為太子。

但是，「皇帝職業守則」說，必須傳位於嫡長子。據說，天理注定如此，又說，這是無數代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這些說法的來頭之大讓他不得不否定自己的想法，可現實卻一再讓他猶豫。

本來，有許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說的，一說就留了形跡。朱元璋自成年後，幾乎從未和人說過心裡話。可惜太子朱標悟性太差。就在他一次次下手屠戮功臣時，太子卻傻乎乎地一再要求他慈悲為懷，逼得他只好破戒。他屏退眾人，拿了一根荊條扔在地上，叫太子去撿。太子面有難色，然而仍然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只好挑明道：「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刺摘了給你，豈不是好？我殺的都是奸惡之人，殺了他們，你才能當這個家！」

沒想到太子直通通地回答：「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意思是因他殘暴，才把大家都想像壞了。氣得朱元璋當時就抄了把椅子，向太子頭上砸去。算是太子命大，沒有砸中，抱頭逃走。朱元璋卻氣得犯了失眠之症，一連半個月沒睡好覺。

輾轉難眠時，他越來越覺得，在二十六個兒子當中，老四最像自己。

他相信不用廢話半句，老四就會全明白他的意思。只有老四有做大事業的悟性、能力和慾望，老大和他一比，簡直就是木頭一塊。可是聖人規定，皇位只能傳給老大。真他媽的狗屁聖人！

第二節 朱棣的悟性

做大事業者的稟賦之一是敢於說謊，並且敢於一千遍地重複下去，以使之成為真理。從少年時代起，朱棣就不斷對外宣稱，自己是馬皇后的嫡子。

宮闈禁事，外人知道的很少。其實馬皇后終生不育，從來就沒有過所謂嫡子。只不過馬皇后特別喜歡小孩子，視朱棣兄弟如己出卻是真的。這個謊言意味深長，因為在他所處的時代，血緣是最有力的理由，直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在幾十年之後，他起兵篡位時，這個謊言使他理直氣壯。在起兵宣言中，他自稱：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帝國至親……在攻入應天（南京）之後，他發佈的詔書中甚至把朱元璋都省略了：

朕為高皇后嫡子。

這種強調生母的做法實在少見。當然，在說謊的同時並不妨礙他把實惠送給自己的真正生母。在登基之後，朱棣為了證明自己的嫡子地位，報答高皇后的生養之恩，耗巨資修建了大報恩寺，但是，寺內正殿中供奉的卻是他的生母貢妃。只是此殿經常封閉，外人難得一見。這種撒起謊來毫無掛礙兩不耽誤的風度，正是豪傑之人的特徵。從這一點看，朱棣就不愧是朱元璋的兒子。

雖然出生在帝王之家，朱棣卻沒有絲毫紈褲氣。出生之時，朱元璋正忙著和陳友諒打仗，戰爭是他的胎教。從出生到九歲，他是在遍地烽煙中，隨著父親的軍隊東西奔波，從小就嗅著戰火、鮮血、背叛和陰謀的味道長大。

朱元璋稱帝之後，不願兒子們居深宮之中，成為不明世事之人。他打發幾個兒子回到老家鳳陽，住了三年。這三年正是一個人思想形成的關鍵時期，民間生活給了朱棣極大的教益，「民間細事，無不究知」。

經歷可以相似，悟性卻難相同。在諸兄弟中，只有他最後脫穎而出，不能不歸結為天分。農田里渾身泥巴的水牛和農民、身邊官員們臉上的諂笑和背後的陰謀、兄弟間的爭鬥和拉攏、從應天傳來的政治新聞……這一切，讓他參悟了中國社會的許多真實。多年苦讀的經典和這些真實，這樣近，又那樣遠。忠誠和背叛、真實與謊言、慾望和禁忌、道德和利益，這一切是那樣糾結不清千頭萬緒，然而細心領悟，又分明可以理得一目瞭然。

從很小時候起，朱棣就明白了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一定要用最美的品德來裝飾自己，用最壞的打算來揣測別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父皇因為一個並不完整的借口開始製造「胡惟庸案」，株連三萬餘人，諸多功臣被殺。消息傳來，兄弟們大多不明所以，私下裡偷偷議論父皇是不是糊塗了。朱棣在心中暗笑：真是余子皆碌碌，天下英雄，唯父皇與我也！

歷史上哪個雄才大略的君主不是斬草除根，仁柔只能導致失敗。你看，南唐後主李煜投降大宋之後，已經完全成了一條死狗，處處小心謹慎，宋太宗也甘冒留下千秋罵名的危險，毅然毒殺了他。而古來第一明君唐太宗做得更加徹底，這個無時不以仁義自命的皇帝在玄武門之變後，毫不手軟地殺掉了親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十個兒子。千古以來，誰又敢多加指責！歷史一再證明，只有不對別人寄予希望的人最終才能成功。

只不過，父皇做得形跡太露了。如果是他，相信能處理得更巧妙一些。

第三節 誰是最合適的接班人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三月，朱棣率著護衛五千七百七十人浩浩蕩蕩離開京師，前往北平（今北京）就藩。這一年，他二十一歲。

江南三月，正是一年中最水氣最柔媚的季節，而越過淮河，越往北走，大地越荒涼。寒風如刀，讓騎兵們一再苦起嘴臉。然而，朱棣卻越走越心潮澎湃。他喜歡這蒼涼的北地，喜歡北地的坦蕩大氣。這片土地的氣質恰如他的氣質。更何況，燕山背後，就是強大的蒙古騎兵狼一樣的眼睛，一想到這裡，他就禁不住一陣陣興奮。從父親那裡繼承而來的尚武血液，燃燒得他心臟不得安寧。

知子莫如父。還是孩童之時，朱元璋就已經開始注意這個老四。在分封之時，他把老四分到份量最重的燕地；在娶親之時，他命老四娶了開國第一功臣徐達的長女。朱元璋從來沒有在語言上表示過對老四的器重，然而，朱棣卻時時感覺到了父親對自己特殊的欣賞。然而正是這份欣賞，讓朱棣更加謹慎。做偉人的兒子，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太懦弱了不被器重，太強悍了則遭疑忌。特殊的關注也就意味著格外的風險。一事不謹，就有可能失去父親的信任，而失去父親的信任，則意味著災難的降臨。

事實證明，朱元璋的器重是有理由的。朱元璋兒子雖然眾多，爭氣的寥寥無幾。也許是遺傳的原因吧，他們大多流氓氣重，舉止荒唐，在封國之內沉溺酒色，殘害百姓，羞辱官員，破壞法度，不一而足。而「燕王在國，撫眾安靜不擾，得軍民心。眾鹹謂其有人君之度」。他嚴格遵守父皇的規定，權力範圍之外的事絕不插手，而分內的事做得井井有條。

數年之間，有幾件事讓朱元璋印象非常深刻。朱元璋六十八歲生日那年，諸王為慶賀萬壽，絞盡腦汁，搜羅天下寶物孝敬皇帝。獨朱棣的壽禮非同尋常，送來幾株嘉禾。所謂嘉禾，乃莊稼結穗之異常大者，古來以為祥瑞。以此為禮，既符合朱元璋討厭奢華的個性，又迎合他重農憫民的一貫主張。果然進上之後，「太祖大喜，為詩一章賜之」。朱棣準確地搔到了皇帝的癢處。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名將藍玉征蒙古納哈出部回師，為了巴結燕王，將俘獲的一匹名馬送進了王府。萬沒想到，燕王不但沒有收下這匹馬，反而將他訓斥了一頓：「將軍俘得名馬，理當先送朝廷。送到我這裡，非尊重君父之禮。」弄得藍玉當時一個大紅臉，幾乎下不來台。藍玉那時權勢顯赫，位列武臣之首，諸王都畏他三分，而燕王卻獨敢當面訓斥，不能不說朱棣膽識過人。別看這些功臣現在風光無限，其實父皇對他們是時刻提防，與他們結交只會使父皇產生疑忌。他知道這件事傳到應天，一定會在父親那裡為自己加分。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朱棣年及而立。朱元璋覺得可以讓他獨當一面了，遂下令命他和晉王朱棡聯手出師，征討蒙古丞相咬住（人名）和平章乃兒不花（平章，官名；乃兒不花，人名）。朱棣飛速行軍，冒大雪，深入不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圍住了蒙軍，然後恩威並施，派人勸降已插翅難逃的乃兒不花，兵不血刃，俘獲「乃兒不花及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口，羊馬無算，橐駝數千」。而此時，晉王還沒有找到敵人的蹤影。

消息傳來，朱元璋喜出望外，老四的軍事才能讓他深為震驚。他不能不再一次考慮自己的江山將來傳給誰。

第四節 擦肩而過的皇位

中國人是最有命運感的民族。他們萬事聽從權威，而權威的產生，則採取聽天由命的方式。在家裡呢，做父親的就是天然的權威。「天無二日，家無二主。父是一家之尊，尊中至極。」一個帝國呢，則皇帝是天然的權威，皇帝死了，是他的嫡長子，不管這個嫡長子是否缺心眼或者缺德。

把天下人的幸與不幸寄托於概率，這種聽天由命撞大運的方法無疑非常弱智。然而，這種弱智的方法自有其源。蓋因專制社會之中，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在於抑制人民的主動性和活力。嫡長子制即為抑制皇族內部的活力而設。所以，許多人的命運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經被確定。

比如朱棣，雖然他的智商、素質和能力遠超過其他兄弟，然而，由於出生順序的決定，他的雄心注定今生只能被囚禁在北平一府方圓數百里的範圍之內。一旦老皇帝去世，新皇帝肯定會對諸王嚴加限制，到那時，他恐怕只能在數萬平方米的燕王府中發號施令，管理管理幾百名僕人，打理打理王府的花園了。

命運曾經向他露出過笑臉。那是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太子朱標未及接班就撒手人寰，此時朱棣三十三歲。朱元璋曾經提出過立燕王，然而，立刻被那些熟讀經史的儒臣們一口否決。在他們的極力建議下，朱元璋最終選擇了太子的長子，十六歲的朱允。

朱元璋猶豫不決的這幾十天，也是朱棣有生以來最難熬的幾十天，就是在這段日子裡，朱棣發現了自己對皇位其實是那樣的渴望。醇酒、婦人根本牢籠不住他的精力，世界萬物中，只有權力才讓他心醉神迷。讓他安安靜靜做一個藩王，真如同把一匹千里馬一輩子囚禁在馬廄裡。可是，機會卻終於與他擦肩而過。

做出這個艱難的決定後，老皇帝就開始了雷厲風行的行動。他舉起屠刀，尋找借口，加快屠殺功臣的步伐，把有能力的「元功宿將」基本上都清掃一空。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老皇帝機關算盡，還是忽略了自己的兒子們。他對諸王沒有絲毫防範，反而希望他們成為鞏固皇孫權力的屏障。

老皇帝最終還是失敗在違背了自己的信條，對他人寄予了希望，雖然這「他人」是他的親骨肉。既然有了空子，朱棣就要利用。從這時起，他加緊步伐，招攬人才，同時對自己的部下迭加厚恩，以備關鍵時候能為其所用。

第五節 中國式政治規律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閏五月十日凌晨三時，帝國人民多年等待著的那個時刻終於到來了：朱元璋崩殂。朱允登基。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朱允都是帝國最理想的接班人：從外表看，風度翩翩，一表人才；從天賦看，聰明伶俐，智力過人；從學識看，勤奮好學，熟讀經典；再論最重要的品質——品德，朱允更是出類拔萃。朱元璋在遺詔中稱朱允「仁明孝友」，殆非虛誇。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太子身上長了個癤子，痛得睡不著覺。

太孫侍候在旁，含淚撫摩，晝夜不離。朱元璋看到這些，感動地說：「有子孫如此，朕復何憂？」太子去世後，太孫悲痛至極，居喪期間，事事遵古禮，形銷骨立。朱元璋非常心疼，勸他道：「毀不失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朕乎？」太孫這才吃了一點粥。而在此前，他已經五天沒吃沒喝了。

朱元璋臨終前，太孫日夜侍候在側，衣不解帶，唾壺、溺器都親手提獻。這些事傳出去，滿朝大臣無不感歎。

至於說到能力，也沒有可挑剔之處。立為皇太孫後，朱元璋就命令太孫跟在身邊，練習政務，日常奏章由他處理，太孫少年老成，處理結果一般都比較周到。特別是朱元璋處事苛刻，而太孫常濟以寬大，群臣無不暗暗高興，期盼太孫早點接班。

現在，這一天終於到來了。雖然是大喪，表面上一片悲痛，實際上滿朝文武內心都鬆了一口氣。老皇帝的殘暴終於成為歷史，新皇帝聖明仁孝，真是天下之幸。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樂觀。有那麼幾個人，在滿朝太平氣象中嗅到了危機的味道。在專制體制中，新帝登基，頭等大事是鞏固自己的權威，消滅一切現實和潛在的挑戰。現在，開國武臣已經被皇祖殺光，能夠對帝位構成威脅的就是那些手握重兵的諸叔父親王。

中國政治史的背景顏色是相互猜忌。諸王和皇帝之間彼此心懷疑慮，只能用最大的惡意去估量對方。這是由中國式的政治規律所決定的必然。皇帝懷疑諸王垂涎帝位，而諸王則擔心皇帝消滅自己。麻稈打狼，兩頭害怕。本來都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意圖，然而，卻形成持刀相向的形勢。

新君是一個書生，二十二史熟讀之後，對歷史上的權謀智略多有領會。

登基之後，整個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消除諸王的威脅。不約而同，新君的心腹謀臣也都想到了這一點。建文帝即位伊始，兩位文臣齊泰和黃子澄就秘密上書，建議皇帝削藩。而諸藩之中，最為危險的，顯然就是燕王朱棣。

第六節 建文帝削藩收權

六百年後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建文帝畢竟是一個書生，雖然他自己並不這樣認為。他自以為懂厚黑之學，通王霸之道，一上台就開始雷厲風行地削藩，其實正說明他沒有讀懂歷史。他即位時，政局穩定，天下太平，沒有哪個親王有能力和理由主動向他發起挑戰。

因此，他完全有時間和空間，用更隱蔽更高明的手段，把他和諸王之間的緊張狀態化解於無形之中。比如，他可以借鑒漢武帝的「推恩令」１，讓諸王的權力越分越小。他也可以不動聲色地找借口逐步收回諸王的軍事指揮權，只給他們一個空頭帽子。

現在，他迫不及待地主動下手，既迅速激化了矛盾，又明顯違背了朱元璋的遺囑，在道義上處於被動。

而更致命的錯誤尚不在此。即使主動削藩不夠高明，如果他厚黑到底，也有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諸王一個措手不及，從而一舉消滅潛在的危險。而他卻又愛惜面子，拖泥帶水，舉動錯亂，從而鑄下不可挽回的大錯。因為他想做一個符合儒家教條的完美君主，一舉一動要講究名分，要削藩，就要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

在諸王中，最大的威脅是燕王。然而燕王平時舉動謹慎，沒有道德上可指責的地方，拿他開刀名不正言不順。其他諸王，則平時作惡多端，名聲很壞。建文君臣商議多次，決定先拿其他諸王開刀，並且把這個策略命名為１推恩令：漢武帝時期推行的一個旨在減少諸侯的封地、削弱諸侯王勢力範圍的一項重要法令。主要是將過去由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傳給嫡長子的情況，變更為允許諸侯王把封地分為幾部分傳給幾個兒子，以達到分化、削弱大諸侯國勢力的效果。

「先除枝葉，再除根本」。

因此，從即位後第三個月起到第二年六月，建文帝利用諸王平日裡的諸多劣跡，先後削了周、湘、齊、代、岷五王，廢去爵位，貶為庶人。並且每削一人，就公佈他們的罪狀，以安天下。

一年之內，就連廢了五個親王，建文帝看上去還真有些魄力。小皇帝又以邊防緊張為名，把燕王護衛中的精銳調到塞外駐守。又派了兩名親信，管理北平地方的行政事務。看起來小皇帝的考慮不可謂不周到，佈置不可謂不嚴密。然而，張牙舞爪，氣勢洶洶了半天，卻沒有觸動燕王的根本，反而把自己的意圖完全暴露在燕王的面前。

朱棣靜觀小皇帝的種種表演。百般舉動，雖然眼花繚亂，卻越發顯示出優柔寡斷和底氣不足。小皇帝越是搞小動作，朱棣就越老老實實，規規矩矩，以靜制動，讓小皇帝越來越尷尬。建文帝的兩大謀臣齊泰和黃子澄都是儒生出身，齊泰是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的進士，應天府鄉試第一，黃子澄則是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的探花。君臣三人經綸滿腹，遂自認為通陰陽之道，懷管葛之術，有定國安邦之才略。

然而，他們畢竟是一群書生。真正的英雄人物，做大事並不需要認真的借口，有借口要做，沒有借口製造借口也要做。做成之後，自有人來擦屁股。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馬基雅維裡說：「一位機敏的君主從來不乏正當理由使他的背信棄義顯得冠冕堂皇。」像他們這樣面不夠厚心不夠黑，絕不是成大器的氣象。

第七節 朱棣建立人脈的手段

這一年，朱棣四十歲，正是一個男人生命中的巔峰時段。腦力和經驗結合得恰到好處，時刻等待著什麼大事去宣洩蓄滿身軀的力量。燕王和小皇帝在氣質上截然相反。朱棣身材高大，體格魁梧，說話一副高腔大嗓，快人快語，雷厲風行。說上三句話，就打一個哈哈，經常說個粗口，講個笑話，更讓人感覺毫無架子。

他十分注意維護部下或者朋友的利益。燕兵的軍餉水平在帝國最高。部下有事求到他，不管事情大小，只要不太違反原則，他都會痛痛快快地給辦了。想要陞官的，他積極幫著找路子；沒法用官位報答的，他賞賜起財物來手筆很大。體恤小民更是有口皆碑。

燕王喜歡微服私訪。有一次，一個小稅務衙門的衙役在市場上強行要「借」小販的羊肉，小販不肯，衙役把小販打得滿頭是血。恰好燕王微服路過，見此情形，一時火起，一劍把衙役劈了。平時在路上遇到乞丐，燕王一定要停下腳來，讓身邊人扔下幾個錢。還有一次，燕王遇到一對從山東逃難來的父女，老父病在路邊，沒錢看病，女兒在一邊哀哭。燕王當時眼圈就紅了，當即叫人把父女倆送進王府，命王府太醫親自調治，後來又發給盤纏送父女倆回了山東。

在北平府，關於燕王疾惡如仇、為民除害、惜老憐貧的逸事不一而足，流傳很廣。燕王在自己的統轄地面，深得人心。凡是在北平待過的地方官和軍將，大部分都被燕王收入羽翼之下。

所以，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初五凌晨，當朱棣率領他的八百名親兵起來對抗建文帝的時候，他底氣十足。從表面上看，那一刻的形勢確實千鈞一髮，驚險萬狀。雙方實力相差懸殊。北平四周的要塞都已經由朝廷委任的親信重兵把守，軍隊加起來達十餘萬之多。而朱棣所能支配的，只有府內八百名親兵。然而，朱棣卻不這樣看。十多萬人之中，他真正的敵人不過建文帝派來的那麼幾個人而已。只要把建文帝那幾個親信除掉，他相信他的老部下們還會雲集到他的麾下。

人情大於法，這是萬古不易的真理。他多年豢養建立起來的人脈關係，要比朝廷的一紙詔書有力得多。果然，在他用計除掉建文帝派來的幾位大臣之後，他的舊部很快就紛紛倒戈，北平城內的朝廷命官紛紛投降，建文帝費盡心機調遣佈置成了一場空。

第八節 造反是一門技術活

一旦跨上馬背，朱棣立刻感覺到一股莫名的戰慄從身體最深處升起。他是一個天生的軍人，一踏上戰場，就好像優秀的演員走上舞台，馬上會進入一種忘我的狀態，萬慮皆消，滿腦子只剩下了對於種種軍事信息的分析、判斷、計算、運籌。這是一種令人感到極大愉快的智力活動。只有在戰爭中，在巨大的危險籠罩下，在瞬息萬變的形勢的刺激中，他的智力、判斷力、勇氣才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戰爭是他最大的享受。

八月十二，滿朝唯一一個逃過朱元璋大屠殺的老將耿炳文，率領三十萬大軍北上平叛。作為碩果僅存的百戰元勳，耿炳文已經六十五歲，經驗豐富，老謀深算。而燕王所部不過十萬人，勝負之勢似乎不難判明。然而，朱棣卻底氣十足，率兵南下迎敵，並且趁南軍立足未穩，打了一場閃電戰，消滅了南軍先頭部隊一萬人。緊接著，燕軍以少擊多，在河北真定城外與南軍展開大戰，一舉斬首三萬餘級，嚇得耿炳文把剩下的部隊撤回真定城內，堅守不敢出。雖然身經百戰，耿炳文還沒有見過戰鬥力這樣強的軍隊。

燕軍的戰鬥力來源於三個方面：一個是燕軍都是北人，且與蒙古鐵騎周旋多年，習於戰爭。而南軍多年沒有經過戰爭，初上戰場，自然心虛氣弱。

二是燕王對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視，多次發佈公告，反覆闡述自己起兵的正義性。這一點是他和一般武人最大的不同之處。朱棣絕對不承認自己的目的是篡逆。

在中國，做事一定要在真實的意圖外包上一層光明正大的道德外衣。所以，朱棣把自己的行為定義為「奉天靖難」，即幫著皇帝討伐奸臣。其實這已經是漢朝人玩過的老把戲了，所謂「清君側」是也。然而，朱棣拿過來用時臉不紅心不跳。佔領輿論高地，這道手續是絕對不可以省略的。這不但是給自己找遮羞布，也是為自己的部下和將來準備投奔自己的人製造理由。起兵之後，他召集將士，舉行誓師大會，他激昂慷慨地宣佈：

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國家至親。受封以來，唯知循分守法。今幼主即位，信任奸宄，橫起大禍，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創業艱難，封建諸子，藩屏天下，傳續無窮。一旦殘滅，皇天后土，實所共鑒。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討之，以清君側之惡。」

今禍迫予躬，實欲求生，不得已也。義與奸惡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討，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鑒予心。

緊接著，他又給建文帝上了一道表文，宣佈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離間皇帝和諸王，意在顛覆政府，謀取大明天下，所以他不得已起兵討之，望皇帝批准。起兵不久，他再一次發佈長篇文告，詳細列舉建文君臣的錯誤和自己的正當，計有如下種種：一、老皇帝去世時病因不明，入殮倉促，讓人生疑。二、新皇帝即位不久就修改皇宮佈局，「拆毀宮殿，掘地五尺」，此為「拆毀祖業」，明顯有違「三年無改」之義。三、奸臣齊泰等，「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彼，不知有朝廷也」，並且此人曾「指斥太祖高皇帝，如此大逆不道，其罪當何如哉……」

在不斷發布的文告裡，他把自己打扮成堅決維護太祖高皇帝的大忠大義之人，把敵人醜化得罪惡滔天。而正義的事業是一定能成功的，反反覆覆地灌輸，使燕軍非但沒有叛逆之軍的負罪感，反而理直氣壯，把自己當成了維護天下道統的正義之師。

燕軍善戰的第三個重要原因是朱棣平素以「義氣王爺」自居，特別重感情，深得部下愛戴。關於燕王關心普通小兵的事不勝枚舉，每個士兵都能說上一兩件。在這次「靖難」戰爭中，就有許多讓人難忘的事跡。一次，燕王見到一個病卒在路邊呻吟，遂把自己的馬讓給病卒騎。隨從們說：殿下是萬金之軀，怎麼可以讓一個小兵隨便騎自己的馬呢？燕王動情地說道：

人命與馬，孰輕重？人病不能行，不載之，是棄之矣。吾豈貴馬而賤人哉！且彼從吾，盡力而病，吾乃不恤之，豈為人父母之道！

消息傳出，大家無不感動，紛紛表示要為燕王血戰到底。

還有一次，燕軍在野外露營，嚴寒讓人們無法入睡。隨從們好不容易找來幾個廢棄的馬鞍子，點起一堆火，讓燕王取暖。遠處的士兵看到火光，紛紛跑來取暖，及至看到是燕王才停下腳步。衛士們上前厲聲趕大家走，燕王卻大聲說：「這些都是壯士，勿止之！我身穿兩件皮衣還冷呢，何況他們！我恨不能讓所有的士兵都來我身邊取暖啊！」士兵們聽了，許多人當場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由於以上諸種因素，燕軍每次往往血戰到底，戰鬥力非常強大，少有降者。而對於投降過來的敵軍，燕王嚴令不虐待，更嚴禁殺俘，往往是進行宣傳教育之後，願意留的留下，願意走的給路費。燕王仁慈之聲，不久就遍聞遐邇。

第九節 腦筋急轉彎

回顧整個「靖難之役」，朱棣成功的迅速讓人有些難以理解。畢竟建文帝是名正言順的天子，而朱棣是叛逆之師，以八百人起兵，以一隅對抗整個帝國。然而，短短三年時間，天翻地覆，擁有正義、名分、帝國財力和軍事資源的建文帝敗給了一個不折不扣的亂臣賊子，這真讓人大惑不解。其實，這卻是理之必然。

從表面上看，朱棣發動叛亂，大逆不道至極，人人得而誅之。然而，天下大義的道義力量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的。如果沒有利益作後盾，任何道德戒律都只能是空洞的口號。朱棣和建文帝之間的爭奪，既不是民族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也不是整個社會範圍內利益格局的大調整，而只是統治集團頂層的內部爭鬥。誰勝誰敗，並不影響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利益。大臣們都明白得很，反正天下是老朱家的，只要主子姓朱就行。至於普通老百姓，連你姓不姓朱他們都不關心，誰有實力他們就做誰的順民，只要有碗飯吃就會稱呼你萬歲。

所以，從一開始，沒有多少南軍將領肯為老朱家的內爭拚命。特別是燕王連續打了幾個大勝仗之後，更沒有多少人認真抵抗，更多的人最注意的是觀察風向，隨時準備倒向更有力的一方。燕王進攻彰德，守將趙清起初不肯投降，但他對燕王說，你進入京師後，只要給我個二指長的小紙條，我就會乖乖地趕過去，對你唯命是從，只是現在還不敢降。這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立場。

明眼人很快就看出，燕王的勝算更大一些。對比一下燕王和建文帝的謀士集團，是件很有意思的事。燕王不太喜歡士人，而注意招攬一些奇人異士，所以身邊的謀臣多是些和尚術士，看上去不倫不類，實際上這些人集中了民間的智慧，比起建文帝那些高居廟堂的書生謀臣來，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小皇帝及其謀臣，雖然都是滿腹經綸，其實多端寡要，多謀寡斷。建文帝把削藩大事交給齊泰、黃子澄去辦，自己全部精力都投入復古改制中來，成天廢寢忘食地與方孝孺商量，如何按《周官》改定官制，減輕刑罰，以仁義治國，還津津有味地討論如何實行井田。這些書獃子真是愚蠢得可愛。戰爭之初，朱棣還擺出一副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架勢。他的想法是由北到南，一步步地征服天下。然而，在山東他遇到了建文帝手下最有能力的兩員大將鐵鉉和盛庸的頑強抵抗，廝殺數月，損失慘重，不能前進一步。

此時，朱棣突然產生出了一個腦筋急轉彎式的想法：為什麼非要在山東一地和南軍周旋？如果繞過山東，直取應天，坐上皇帝的寶座之後，天下不就傳檄而定了嗎？這個想法一現，朱棣立刻從失敗中重新興奮起來。他重整大軍，取道山東與河南的交界處南下，連破東阿、汶上，一路勢如破竹。

過徐州，經臨淮，燕軍的策略是絕不打攻堅之戰，能攻則攻，攻不下則繞著走。很快，兵臨應天城下。

第一十節 消失的建文帝

這一年是建文帝登基的第四年。他原以為自己做了明帝國這艘超級巨艦的船長，可以把這艘船開到他想去的地方。沒想到，這廣袤的大海竟然與聖人們留下的航海手冊上描寫的完全不同，雲譎波詭，暗流滾滾，不久就把他捲入漩渦中間，天旋地轉，手忙腳亂。等回過神來，船已到鬼門關外。他實在不明白自己錯在哪裡，本來一開始是那樣美好。

即位四年來，他勤勞不懈，一舉一動都遵循聖人之言，諸項措施，都本著先賢美意。他減輕天下賦稅，取消嚴刑峻法而代之以寬大。他重用儒臣，試行井田制，全面建設儒家的理想社會。沒想到四年努力換來的是窮途末路。他弄不懂他的臣民。君臣大義是人倫之首，為什麼那麼多武將毫不猶豫地背叛他去投靠燕王？為什麼他被困京城，天下郡縣竟無一人前來勤王？

就在一片胡思亂想之中，應天城一片混亂，殺聲四起，燕兵已經包圍了皇宮。燕王入城，立刻派人去保護關在牢中的周、齊二王。周王一見燕王，撲上前，抱頭痛哭：「奸惡屠戮我兄弟，賴大兄救我，今日相見，真再生也。」燕王的回答，顯示了兄弟倆境界上的不同：「此非我之力，乃皇父皇母在天之靈保佑的結果！」聽了這樣高明的回答，誰還能懷疑燕王不是天生的帝王之才？

朱棣並沒有急著趕到皇宮，而是派人前去圍困。他希望在他到來前，皇宮裡能發生什麼意外。事情的結果，既讓人滿意又有些遺憾。士兵們在皇宮中沒有找到建文帝，只是在灰燼中找到了一具屍體，不過面目全非，看上去更像女屍。不管怎麼樣，朱棣當機立斷，「決定」這具屍體就是建文帝。他長歎一口氣，沉痛地說道：「小子無知，果然如此糊塗耶？我來此是為了輔佐你向善，你怎麼做出這樣愚蠢的選擇！」

第一十一節 從容登頂

雖然是初登大寶，朱棣卻從容不迫。他像一位高明的馭手，坐在高高的馭座上，熟練地操縱著手裡的韁繩和鞭子。韁繩是利益，鞭子則是暴力。燕王的有恩必報、有功必賞是聞名已久的。而成了永樂皇帝後，這個傳統更加發揚光大。

朱棣賞賜起功臣來，手筆之大，令人瞠目。那些原本是王府中的親兵首領，地位卑微的小軍官們，現在都成了帝國的新貴，封公封侯，躥升到貴族階層中的頂層。原來的護衛千戶朱能封為成國公，小小的指揮僉事張玉被追封為榮國公，兩人俱「三世贈王」，這是一個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封賞。封侯封伯者各有十餘人，這些人的子孫也享有特權。

朝廷原規定，功臣子孫襲職，必須經過考試武藝。皇帝發佈了一個飽含感情的告諭說：「朕見到參加考試的功臣子弟，不覺愴然。舉義之初，他們的父兄忍饑冒寒，艱苦百戰，不幸為國捐軀。今觀其子弟皆稚弱，未必熟悉武藝。如果因此而絕其俸祿，何以自存！可令其先襲職，長成後再考試。」

這類很有人情味的做法，有力地加深了他與他扶植起來的新貴的感情。朱棣知道，這是他統治的重要基礎。

朱棣的有恩必報並不限於那些用得著的人。卑微之輩，他也銘記不忘。

他專門下旨，表揚那些在戰爭中出過力的普通百姓。在北平、保定等地協助燕軍守城的婦女，有的運磚運石，有的運水澆城，在守城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朱棣分級給予賞賜。例如，「保定運磚石婦女，每名賞鈔一百貫，絹一匹，棉花三斤」。連一個小小的船工，朱棣也念念不忘。渡江之時，為他開船的船工是周小二，僅僅為他服務了不到一個時辰，然而他特命「擢上海縣民周小二為巡檢，賜彩帛二表裡，鈔百錠，蠲其徭賦三年」。

朱棣深知，他這些帶有戲劇性的做法有宣傳效果。它們將借助趣聞逸事的形式，迅速傳遍帝國的每一個街巷，樹立皇帝「滴水之恩，必將湧泉相報」的義氣形象。必須讓廣大人民知道，效忠於皇帝必然得到好處，這是一條絕不能動搖的原則，它關係到一個君主統治的穩定性。

對於那些投降他的建文遺臣，他也表現出極為寬宏的氣度，一律既往不咎。朱棣很清楚「食其祿，任其事」的道理。為了安撫降臣，他命令把建文帝宮中收藏的千餘封奏章一把火燒掉，以表示絕不追究他們反對自己的責任。此舉讓人大為感動。大部分建文遺臣很快轉變立場，成了永樂帝的鼎力之臣。

皇帝利用一切手段，傳達「只要站在我這一邊，必然前途光明」的重要信息。政治家判斷一個人的標準不在於道德素質，而在於立場。對那些堅決站在他這一邊的人，他如太陽般溫暖；而對那些堅決反對他的人，他則比野獸還要凶殘。

第一十二節 露出了本來面目

當朱棣手持武器走向皇位的時候，整個明帝國的人民都被推入一種相當尷尬的境地。

按照這個社會竭盡全力弘揚的理念，每個人的生活都應該建立在正義的原則之上。據說，人之所以區別於動物，就是因為人能判斷正義與邪惡，有羞惡廉恥之心。「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而現在，一個篡位者上台了，心甘情願做篡位者的順民，無疑是一種屈辱，甚至是一種不可饒恕的錯誤。

對於普通老百姓，擺脫這種尷尬很容易，只需要罵一句娘就足夠了。說實在的，禮義廉恥更多的是大人先生們的奢侈品，平民百姓更需要的只是生存。

然而對於士人，這個問題則生死攸關。對於他們來講，存在的意義，就是貫徹綱常。為一個篡位者服務，無疑是精神生命的自殺。因此，朱棣的上台，當然要引起全帝國讀書人「利義交戰於心中」。

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不斷這樣野蠻地開著士人的玩笑，他們維護綱常，說到底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利益，而統治者們卻一次次地無視綱常，製造陰謀、政變、篡位，不斷地把士人放置兩難境地。數千年來，大部分士人也百煉鋼化為繞指柔，修煉得進退自如。「交戰」的結果，是大部分人拋棄了萬古長存的道義，選擇了瞬息而逝的利益。當然，永遠會有那麼一部分人，選擇了保持價值觀的完整。黃子澄是削藩的始作俑者，是朱棣起兵時宣稱要消滅的第一個「奸臣」。由於沒有任何退路，他走向死亡的姿態相當灑脫。在朝廷之上，他對永樂口稱「殿下」而不是「陛下」，嬉笑怒罵，無所不至：

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即此位……況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悖謬，不可為訓，恐子孫有傚尤而起無足怪者！

盛怒之下，平素一副笑面的朱棣露出了不為人知的猙獰一面。他命人把黃子澄所有的親戚一律逮捕，把黃家一姓老小六十五口，妻族外親三百八十人都押到黃子澄面前，「哀號震天」。維持自己價值觀的代價，將是這四百多人的性命。

黃子澄望著自己的老父老母，淚眼婆娑，心如刀絞，然而，儒學原則讓他不能後退半步。他咬咬牙，仍不改口。朱棣命人砍掉他的雙手，黃子澄仍不屈服，遂又命斬去雙腳，接著把黃子澄砍成肉泥。黃氏一家六十五人不分老小，一律斬首，三百八十名親戚全部發配邊疆。

曾在山東抵抗朱棣使其不能南下一步的鐵鉉，被送到朱棣面前時，反背坐於廷上，謾罵不止。朱棣命人將鐵鉉耳朵、鼻子割下來，「碎分其體」。

建文的禮部尚書陳迪在朱棣面前與之辯論君臣大義，罵不絕口。朱棣命人把陳迪的幾個兒子都抓來，並且割下他兒子的耳朵、鼻子，讓他吃，並問味道如何。陳迪答道：「忠臣孝子的肉，香美無比。」父子六人，同被凌遲……這就是那個講義氣、重感情、面常帶笑的朱棣嗎？這就是那個因為乞丐的慘狀而流淚，因為弱者受欺而義憤的燕王嗎？這就是那個起兵時慷慨陳詞，義形於色的正義化身嗎？是的，這個正義的代表，仁慈的主人，人情味十足的大人物所作所為還遠不止此。

他和方孝孺在殿上對罵，恨其嘴硬，命人將方孝孺的嘴割破，直割到兩耳。他發明「誅十族」，與方孝孺有關係的八百七十三人被磔殺於市。朱棣發明「瓜蔓抄」，為了洩一時之憤，從一個仇人開始，轉相攀染，廣加株連，濫殺無辜，動輒讓數百人死於非命。

很僥倖地，歷史留下了朱棣未及銷毀的流氓嘴臉的特寫：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正月十一，教坊司的官員在皇宮右順門口稟奏：齊泰的一個姐姐，兩個外甥媳婦，加上黃子澄的妹妹，四個婦人，平均每天被二十條漢子輪姦。「年小的都懷身，節除（夕）夜生了個小龜子，又有個三歲的女兒。」朱棣聞聽，依由之，說道：「小的長到大，便是搖錢的樹兒。」

美麗的面具被揭開，後面露出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氓。這個流氓的卑劣、下流、凶殘，比之他的父親有過之而無不及。與他父親的唯一區別，他不過是一個精通經典的流氓。這個道貌岸然的人，原來心底對人的生命並沒有絲毫尊重，在他那冷酷的心靈中不生長同情、憐憫、愛這些高貴的品質。

在他的眼裡，世人只分為可利用的和不可利用的兩種，事物只分為有利於自己和不利於自己的兩類。那些沒有利用價值的人，在他心中還不如草芥。

從道德水平上講，他並不比大明帝國範圍內任何一個地痞流氓更高一點點。不幸的是，這樣的人在中國式殘酷競爭中常常是勝者。這些人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蠻踐踏誠實的人所珍視的價值。他們標榜的是王道正義，實際上遵循的卻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後世士人談起成祖時代，最為痛惜的是天下正氣又一番被摧挫。

明亡之後，許多士人把明朝之亡歸於，人心在永樂之時即已傾頹。明末大儒顧炎武認為「洪武、永樂之間」為「世道升降之會」，是中國人性格發生扭曲的時代，的確是有識之見。明亡之日，殉國者尚不及「靖難」時殉建文者。後人李清在《南渡錄》中說：「靖難以正氣漸削，故釀為今日（明亡之日）獪猾之徒屈膝拜偽。」

第一十三節 鞭子底下出順民

朱棣製造的駭人聽聞的殘酷，並非完全是盛怒之下喪失理智的結果。就像流氓們殘害他人並非僅僅是為了取樂，流氓們行兇，往往是炫示自己有加害於人的能力，從而獲得別人的懼怕。在能夠利用道德面具的時候，朱棣絕不會露出他的犬齒。然而，在雄辯和謊言遮擋不住的部位，他只剩了暴力這一種選擇。極致的殘酷能削減抵抗力，美國人對廣島和長崎的核屠殺引起了日本當局迅速的投降。一個更為人熟悉的例子，蒙古人的屠城使更多的城市不戰而降。

不論怎麼解釋，怎麼宣傳，他篡位者的面目都無法遮掩，所以與那些認死理的儒臣們辯論，他注定是輸家。在道義上被剝光了衣服的朱棣，最後的手段只能是屠殺。毫無節制的屠殺，有效地瓦解了反對者的勢力，使更多的觀望矜持乃至不滿者迅速拋棄了猶豫、廉恥和義憤，無條件地站到了他的旗幟之下。事實上，除了被他殺掉的那些人，剩下的建文遺臣們為他賣起命來都是誠惶誠恐，竭盡全力。暴力能有效地鞏固君主的統治。

如果朱棣讀到馬基雅維裡的《君主論》，他一定會撫掌大笑，感歎英雄所見略同。馬氏一針見血地指出：「君主進行鬥爭必須既像人又像獸」，「如有必要，君主應隨時拋棄傳統道德」，理由是「令人畏懼要比受人愛戴更安全」。

朱棣和建文帝的命運對比有力地證明了馬氏結論的正確性，雖然馬氏在寫這本書時並不瞭解神秘的東方歷史。建文帝確實寬厚仁慈。對大臣們，建文帝從來都是禮貌有加，溫文爾雅。對百姓們，他不斷減輕賦稅，甚至還要實行井田，以平均田地，造福於民。結果在燕王大軍節節南下的時候，各省居然沒有一個官員率兵勤王！對敗軍之將李景隆，他不但不殺，反而委以重任，命他守衛金川門（位於南京城北），結果李景隆第一個開門迎降。

人民寧肯辜負一個自己愛戴的人，也不會違背一個自己畏懼的人。這是人的本性。確實，正是恐懼鞏固了朱棣的權力，特別是當權力沒有足夠的道義基礎時，當利益這根韁繩不能把人們引上為他所用的方向時，朱棣就會毫不猶豫地舉起暴力的鞭子。他發現，鞭子往往比韁繩還管用。翻檢明成祖那些血淋淋的記錄會發現，他在製造這些暴行時肆無忌憚，絲毫不擔心因此而激起反抗。他深知，中國百姓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在暴力面前馴服。

第一十四節 政治就是表演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朱元璋畢竟出身草野，頭一次當皇帝，政治手腕有諸多不夠老到之處，許多招法用得過辣過猛，殺人過多，成為政治敗筆。

而作為朱氏家族的第二代皇帝，朱棣繼承了老皇帝的政治智慧，文化水平更高，性格更陰鷙，手法更老到更圓熟。比老皇帝更高明的一點就是適可而止，對殘暴用之有度。目的達到之後，他就適時收手，著手修補自己的形象，而老皇帝的殘酷，在很多時候是為了滿足心中的變態慾望，已超出了政治需要之外。

權力的奧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如馬基雅維裡所說：「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須學會用權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時當仁，何時不仁。」「如有必要，君主應隨時拋棄傳統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還是應當恪守正道。」他已經向天下人展示過自己獅子般的可怖面孔，然而這種展示應該偶一為之，絕不能讓它成為天下人心中恆定的形象。不節制的暴君往往沒有好下場。道德這個工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應該放置在日常應用的位置上。

現在，天下人都已規規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朱棣展示他的仁慈、仁義的時候了。這正是朱棣所擅長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說過：「政治就是演戲。」而朱棣就是個天生的演員，喜歡也善於製造一些傳奇性的故事，以達到需要的政治效果。

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五月二十，朱棣在南京靈谷寺進香。經過一株槐樹下面的時候，一條小蟲子落到了皇帝的袖子上。皇帝輕輕把蟲子抖落地下，隨從們上來就要踩死，皇帝很不高興地瞪了他們一眼，命他們把這條蟲子再放回樹上，並且教訓道：「此雖微物，皆有生理，勿輕傷之！」和尚們忙念起阿彌陀佛，連連稱讚皇帝真是菩薩心腸，猜測皇帝可能是哪一位菩薩轉世。當然，僅僅是這些小伎倆並不能起太大作用。

朱棣還有大手筆。他知道，天下真正對他心懷不滿的是那些讀書人。雖然在大屠殺之後噤若寒蟬，然而心裡對他並沒有好感。所以，大屠殺之後，他對依附於自己的文人學士特別寬宏，多方優容。他即位不久，就安排實行科舉考試，擴大錄取名額，拓寬了讀書人晉身的道路。對在朱元璋時受到委屈的一些文人，他積極平反昭雪，挽回了不少人心。

從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他就開始以他獨有的宏大氣魄，組織編修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部類書（古代的「數據庫」）《永樂大典》，以此表示自己對文化的重視。此舉贏得了士人的極大好感。一打一拉，天真的士人立刻掉入彀（gou，圈套）中。文人學士們忘掉了朱棣的凶殘，開始滿腔熱情地歌頌永樂皇帝的豐功偉績，由此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新流派——台閣派。

他們作品的中心內容，就是歌頌朱棣的功德和祥瑞，歌頌國勢的強盛太平，平正典雅，詞氣安閒，雍容曉暢，一時製造出一派歌舞昇平的文化繁榮景象。

對比朱元璋、朱棣父子，常常會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老皇帝起身平民，所以對同樣出身流氓的漢高祖感覺十分親切，每每自比漢高祖，為人行政上自覺不自覺地以劉邦為榜樣。而朱棣篡得皇位，所以對同樣用血腥手段奪得皇位的唐太宗極有好感。

唐太宗不但篡位成功，並且還成了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皇帝。每當提到唐太宗，朱棣敬慕之情溢於言表。所以，他為人行政，也處處蹤跡唐太宗。

平時說話，必以仁政為辭，反覆強調儒學教條，把老百姓的飽暖時時刻刻掛在嘴上。經常號召大臣們進諫，而且確實也多次誠懇接受別人的意見，勇於改過。

他一改老皇帝的政策，提出「用法當以寬不以猛」的原則。他一再表示反對老皇帝的嚴刑峻法，修改了許多過於苛刻的法律條款，並且特別規定，凡是判死刑，都要「五復奏」，即要反覆審查五遍。一轉眼，那個以人命為草芥，無理株連肆意「瓜蔓抄」的暴君面孔慈祥得讓人不得不感動。

然而，再有自制能力的人也不免有失控的時候。在晚年，一次偶然的失控，使他的野獸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後宮的一次爭寵鬥爭中，一個妃子的侍女被屈打成招，供認曾想謀害皇帝。暴怒之下，他大開殺戒，竟然輾轉株連，一舉殺掉了二千八百人。只有在這種時候，人們才吃驚地發現，原來魔鬼並沒有變成天使。

第一十五節 「此上命也，奈何殺臣！」

形象需要建設，然而威懾的鞭子還得時時高懸，讓人民不要得意忘形。

有人說過，當領袖的首要條件是做一個好屠夫。如果自己做不了好屠夫，身邊就需要有成為好屠夫的人。朱棣是個傑出的屠夫，然而卻絕不輕易親自下手。所以，他有意識地任用了一大批生性殘酷的酷吏，作為自己的鷹犬，替自己殺人。「君主應該自己施恩，讓別人代為受過」，馬基雅維裡的這句名言被朱棣運用得出神入化。

永樂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酷吏橫行的時代，紀綱、陳瑛、鄭賜，都成為二十四史中酷吏的典型。朱棣用他們除掉一些潛在的政敵和自己看不慣的大臣，卻不落痕跡。每當這名酷吏樹敵太多作惡太甚之時，他再毫不猶豫地除之，也算是「為民除害」。上述最為朱棣賣命的酷吏，除鄭賜是憂懼而死外，另兩人都是被朱棣殺掉的。

梅殷是明太祖的駙馬，朱棣的妹夫。朱元璋死時，梅殷是托孤大臣之一。雖然勉強投降了朱棣，然而他內心卻並不服氣，時時口出怨言。朱棣對此一直嫉恨於心。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十月的一天，梅殷早晨上朝時，居然出了「交通事故」，被人擠到金水橋下溺死了。妹妹寧國公主抓住朱棣的衣服袖子大哭大鬧，朱棣命人嚴查，遂把故意擠撞駙馬的兩名錦衣衛軍官抓起來要處死。兩名軍官沒想到，為朱棣賣命最後竟然落了這樣一個結果，大吵大鬧，說：「此上命也，奈何殺臣！」朱棣立命金瓜武士擊碎二人牙齒，推出去斬了，然後以隆重的禮節厚葬梅殷，親自志哀。滿朝大臣和朱棣默契於心，然而大家均行禮如儀，表情沉痛，共同上演中國政治史上的又一出經典小品。

為了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朱棣發揚朱元璋的余烈，創立東廠，恢復錦衣衛，大搞特務統治。特務遍佈京城內外，上至太子親王、公主駙馬，下至普通官吏、平民百姓，都處於特務們的嚴密監視之下。就連特務們，也都在其他特務的監督之中。朱棣還鼓勵人民告密，不少人靠揭發他人得到好處，帝國上下各個階層，處於恐怖氣氛之中，人人相互提防，不敢亂說亂動。

朱棣的天下，由此如磐石之安。

第一十六節 大奸亦大雄

篡位者往往是大有作為的君主。他們通常比那些名正言順的帝王更勤勞、更努力、更自我節制，竭盡全力建功立業，以證明自己配得上這個皇位。唐太宗、明成祖、雍正帝都是如此。「篡位者」的名聲像一桿鞭子，鞭策他們成為千古明君。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朱棣創立引人注目的功業，一半是由於他豪雄闊大的天性，一半是由於顯示自己能力的需要。他數興大工，建造北京城，修建大報恩寺，鑄永樂大鐘，每一樁都規劃宏大，遠邁前古。他看不慣父親的小家子氣，即位不久，即打破父親留下的海禁政策，派鄭和船隊七下西洋，親率大軍五征漠北。他不斷向外擴張，在東面，把邊疆延伸到庫頁島；在西面，綠洲上的諸穆斯林與他建立朝貢關係；在北面，他使蒙古始終處於被動；在南面，他把南沙群島劃入中國版圖。他派八十萬大軍攻打安南（越南），一度把安南併入中國。

永樂的行動相當一部分僅僅是為了滿足他的虛榮心，為了證明自己的偉大。他熱衷於製造天朝強盛萬國來朝的熱鬧氛圍。耗巨資下西洋，用商業利益招徠七個東南亞國王來中國朝覲。他五次遠征蒙古，其中的幾次並沒有必要。而出兵安南更是得不償失，在勉強維持二十二年後，明帝國不得不再次恢復了安南的獨立。

然而，除了對榮譽的渴求，朱棣的種種鋪張舉動還有另一層動機。又一次與朱棣不謀而合。他在「君主應如何作為以贏得崇敬」一章中開宗名義地說道：「能使君主贏得高度評價的莫過於偉大事業和非凡舉動。」正如朱棣派人七下西洋那樣前無古人的壯舉讓人永誌不忘。「驚人之舉出聲望」，偉大的君主「總是這樣，幹完一件大事便又籌劃另一件大事，讓臣民應接不暇，不知所終，每當看到結果則又目瞪口呆。這些行動一個接著一個，此一行動和下一行動之間不留一點空隙，人民沒有任何喘息的機會用來反對他」。

事實正是這樣，連續不斷的行動凸顯了朱棣的強者形象。這是鞏固他統治的有效手段。父皇數十年的經營為他的一次次大手筆打下了基礎，而他的才華又足以使他把一次次表演進行得有聲有色。當然，除了製造陰謀和戰爭，他的智力、精力、毅力使他治理起帝國來也得心應手。他每天四鼓即起，常常工作到深夜，根本沒有休息日的概念。除了五次出征蒙古，他還常年巡行在外，以致沒有幾次能在京城正式慶祝自己的生日。

事實證明，帝位正是為朱棣這樣的人打造的。他的那些萎靡不振的孫子們和他比起來，簡直就是一群蛆蟲。明朝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幾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統治下，大明國力強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榮。永樂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充滿活力和開拓精神的時代。只有像朱棣這樣，把東方社會，把東方人心理，把權力的奧秘捉摸得通透的人，才能在這片土地上取得成功，並且姿態瀟灑。

第二章 偏執症患者：海瑞

第一節 「海筆架」

四十五歲時，鬢角發白的縣學教諭海瑞晉陞為浙江淳安縣令。年近半百才熬成七品，對許多官場中人來說，得算仕途困頓，然而對於海瑞來說，卻是破格提拔。

海瑞出身僅為小小舉人，三十七歲中舉，四十一歲才分配到福建做教諭，相當於縣教委主任。能在四年之內就升為縣令，已經讓許多人羨慕。

破格晉陞的原因是「狷介」的名聲。和現在一樣，另類的舉動往往能吸引人們的眼球，而眼球的集中往往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效益。自從「筆架先生」的名聲傳開之後，全省官員都知道了這個脾氣有點古怪的正八品小官。

那是海瑞任教諭的第二年，他的直接領導、延平府視學到南平視察工作，在南平縣學官署接見學官。兩名副手在海瑞帶領下進入大廳，一見到視學，一左一右急趨上前，叩頭拜見。海瑞夾在二人中間，站而不跪，只拱了拱手。視學先是驚訝，繼而羞怒，冷笑一聲，對兩旁隨從說：「喲，你們看這三個人，倒是個山字筆架！」

兩跪，夾一站，可不是活脫脫一副山字筆架的模樣。視學覺得海瑞是有意輕慢自己，拂袖而去。海瑞認為視學缺乏正氣，不嚴格遵守帝國規定。

開國之時，帝國就規定學官在學校見上官，拜而不跪，以體現師道尊嚴。百年之後，士風日壞，學官們為了討好上級，無所不為，跪迎上官早已相習成風。所以，海瑞的這一站就站得驚世駭俗。一下子，「海筆架」的名聲在官場上傳開了。

「筆架先生」的名聲越傳越大。道員、學憲、按院先後前來視察，海瑞皆揖而不跪，人們想起了帝國規定，倒也無話可說。這些高級官員的涵養當然非視學可比。他們不但不和海瑞慪氣，反倒稱讚海瑞恪守禮法，堪為士范。如今的社會，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成了尋常，一旦遵守帝國規定，倒反了常，這怎麼得了！一番歎息過後，不少人倒對海瑞有了好感。

「另類」行為為他贏得了通省官員的注意，而他任學官以來，實心任事，把一個最清苦沒滋味的教官做得有聲有色，種種實績也就進入了大員們的視野。縣學教育在許多地方都成了擺設，學官們大都敷衍了事，學生們冒名頂替、逃學曠課是常事。而海瑞到任之後，天天盯在學校裡，訂出教約十六條，甄別學生年齡、身份，重視思想政治教育，狠抓學校紀律，提高教學質量。學生們都稱海瑞為「海閻王」，紀律確實大有好轉。屬下出現了這樣的「模範官員」，對每個封疆大吏來說都是件臉上有光的事，於是「巡按監司交章薦之」，海瑞獲得了這意外的陞遷。

事實證明，雖然明朝中葉以後，官僚體系已經整體腐化，但是，官僚集團還是希望並且需要「清官」。雖然大家都在腐化中撈到了好處，然而如果這個社會最終因腐化而崩潰，大家豈不連身家性命都不保，再多好處又有什麼用？

而且，刻苦自礪，贏得「直聲」，積累一定的聲譽資本，也是仕途起步時的一種做法。隨著歷練增加，人們相信這樣的人最終都會融入官場大秩序中去，而且可能比別人混得更「明白」。海瑞的上司無疑也希望海瑞早日曆練成熟，在仕途上取得更大成績，早日回報自己的提拔。

誰也沒想到，「海筆架先生」要把這種「另類精神」貫徹到仕途生涯的始終。

第二節 孤兒的聖人夢

瓊山海氏是海南望族大戶，歷來以詩禮傳家。史載，海瑞父「警敏不羈，不事家人生業」，應是個性很強的家庭叛逆，不務正業，致使家道中落。海瑞四歲，父親即去世了，全部家庭重任都落到了海瑞母親，年僅二十八歲的謝氏頭上。

孤兒的性格往往是相似的，特別是那些早年喪父的人，母親們會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們身上，對其嚴加管教。由於母親的日夜灌輸，他們的道德感比常人要強烈，異常孝順。王莽、王安石、蔣介石、胡適，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以胡適為例，他四歲喪父，自述母親「雖不知書識字，卻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每天天還未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然後把對我父親所知道的一切告訴我……她說我唯有行為好，學業科考成功，才能使他們兩老增光；又說她所受的種種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讀書來酬償」。一旦稍稍貪玩，立刻是一頓痛打，打了之後，又是一場痛哭，哭自己命運的悲慘，守寡的艱難，讓屁股疼痛的胡適臉上發燒。在母親的教誨期望下，胡適小小年紀就成了老夫子，終日苦學。長大以後，終生剋己，並且極為孝順，甚至為母愛而犧牲了自己的愛情。

海瑞的經歷如出一轍。只是他的性格較之一般孤兒，尤為剛強固執，甚至不無剛愎色彩，這就要進一步從他母親身上找原因了。浪子的妻子往往是節婦。海太夫人的嚴守婦道，刻苦度日，是非常有名的。她「先後苦針裁，營衣食，節費資，督瑞學」，直到海瑞入仕多年之後，還是每天從早忙到晚，不稍歇息。她本是個嚴厲無生趣的人，加以青年守寡，心態難免有些失常，視兒子如生命，海瑞都三四十歲了，還是和母親同住一個房間。海瑞在《乞終養疏》中說：「母之待臣，雖年當強壯，日夕相依，不殊襁褓。」

可以想見，謝氏對海瑞要求之嚴厲。海瑞剛剛懂事，粗識文字的母親就教他讀《孝經》、《尚書》、《中庸》，在母親的嚴厲管教下，海瑞的童年被取消了。謝氏不許他和別的小孩子一起玩遊戲，「有戲謔，必嚴詞正色誨之」。謝氏把死去的丈夫當成反面教材，反覆教育海瑞，長大了不能像他父親那樣叛逆遊蕩，而務要刻苦勤學，做一個正人君子。

海瑞的耿介、頑強乃至偏執，早已深深植入了血液之中。而從小所受的儒學教育，又強化了這些傾向。

在學校裡，海瑞是個遵守規矩的模範學生。在《規士文》中，他追憶自己當學生時的情景：「我做小秀才時，見年紀比我大的同學十分恭敬，不敢在旁高聲言笑，不敢在班亂序先行。路逢長者，讓道一旁；同席年高，叨陪末座。從來沒有越禮的時候。」

如此謙恭有禮，並非僅僅是他家教良好，更主要的，是一種道德自覺。

青年海瑞真誠地折服於儒學揭示的煌煌盛美的天理人道，並且在一舉一動中盡力遵循。

儒學為那個時代的人們提供了極富誘惑力的遠景理想。對社會來說，只要人人都遵守聖人的教化，這個社會就會井井有條，臻於大同。對個人來說，如果你刻苦自礪，就會達到「聖人」的境界。

當然，在自我砥礪的路上，你會遇到許多誘惑和挑戰，然而，應對這些只需要一樣品質：毅力。所以，最關鍵的問題是磨煉自己的毅力。在作文《嚴師教戒》中，他這樣拷問自己：將來入仕之後，自己有信心抵制住金錢的誘惑嗎？能堅持住自己的操守嗎？會不會出現言行不一？會不會做有愧於心的事？見了高官大人，能保持自尊嗎？見了別人鮮衣駿馬，能不起羨慕之心嗎？「小有得而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生下來時，是清清白白的，死的那一天，能保證自己一塵不染嗎？如果不能保持自己的清白，怎麼對得起祖宗天地？

他從自己的一舉一動一個念頭抓起，要求自己時時刻刻不能偏離聖人的教導。他言必信，行必果，在學校裡，就得了「聖人」的稱號。

他給自己起了個號：「剛峰」。他希望自己能像海邊的岩石一樣，在日夜不息的世俗大潮前堅定不移。

天下士人讀的都是聖賢之書，為什麼讀出了那麼多鄉願小人？每位帝王都尊崇聖人之道，為什麼卻很少有政治清明的時候？海瑞真的很奇怪，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只要不折不扣地踐行聖人之道，世界上的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聖人已經把解決一切問題的鑰匙交到了讀書人手中，人們卻棄如敝屣！滿世界都是昏昏終日的不幸的愚人！一想到這一點，海瑞就心緒難平。學生海瑞發下弘誓大願：以自己的生命來接續聖人的火把，再次照亮這一世界！

這個誓願其實應該很容易達到，秘訣只在於堅持。然而，這一點為什麼只有他海瑞知道呢？

第三節 上任第一把猛火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五月，新任知縣海瑞由福建抵達浙江淳安。在奔赴淳安的路上，他又一次背誦了自己做學生時寫的《嚴師教戒》。

現在，那篇文章中所說的誘惑分明地擺在了自己面前：

入府縣而得錢易易焉，宮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於此乎？財帛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柱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則愧影，寢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自雄乎？

聯想到那麼多同窗、先生入仕前慷慨激昂，入仕後卻無一不變成貪污納賄的贓官，他不覺悚然而驚。淳安縣衙的官椅，將成為拷問他靈魂的刑具。他能不能經受這嚴峻的考驗呢？雖然初次做父母官，但是和大明王朝的每一個普通百姓一樣，海瑞知道地方官不是靠帝國俸祿吃飯，他們的主要收入是種種「常例」。所謂常例，就是土政策、亂收費。史稱，明朝「官俸最薄」。

那時的官員，並不享受帝國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別墅、小車、年終獎，也沒有地方報銷吃喝費，僅用工資養活一個大家庭甚至家族，這個縣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貧民水平。然而，再看看各種陋規，你就知道為什麼人們熱衷於奔走仕途了。海瑞一上任，就命師爺把淳安縣政府成員的常例收入列出來看，其中在縣令一項下是這樣寫的：

夏絹銀一百六十兩……夏樣絹八匹（樣品絹，收絹時額外收取用來評定品級的樣品，評定後就作為福利分掉了）。秋糧長銀二十兩……農桑樣絹四匹。折色糧銀四兩。軍匠每裡銀一兩。農桑絹銀十兩。審裡甲丁田每裡銀一兩。鹽糧長銀十兩……審均徭每裡銀一兩。造黃冊每裡銀二兩。經過鹽引每一百引收銀一錢，共計五十兩……催甲每裡銀一兩。

柴薪……每一百兩收銀二兩……出外直日里長供應並店錢人情紗緞。起送農民罰紙二刀，納銀五錢。收各項錢糧，每一百兩收五兩。

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即使不算最後一項「收各項錢糧，每一百兩收五兩」，諸項收入加起來，每年也約有一千兩銀子的收入，折合成人民幣現值二十萬，是工資收入的近二十倍。而最後一項「收各項錢糧，每一百兩收五兩」，數目應該更為驚人，最低限也在一千兩。這樣合計起來，一個知縣即使不貪污不受賄，每年的常例收入也有兩千兩，折合人民幣現值四十萬元，帝國俸祿真可以基本不用了。

當然，這些收入縣令不能全裝入自己的口袋。準確地說，這些額外收入應該算「小金庫」，每年的招待費、公關費、送給上級的「禮金」都要從這裡出。這些支出要佔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私設小金庫，制定土政策，是開國之初明令禁止的。然而，太祖去世以來二百年，這些常例陋規已經成了公開的政策，帝國一千多個縣，以及建立在縣制之上的整個官僚系統都是在這些常例的支持下運轉。沒有這些收入，官員們就沒法維持日常生活，沒法編織自己的社會關係網，沒法養活手下的人。可以說，這些常例一日不可無。

大明王朝後期的腐敗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腐敗侵蝕到社會機體的每一個細胞。上至皇帝，為了自己的私庫加收礦捐；下到小小的衙役，通過把持官府，家資上萬。居官如同貿易，讀書只為敲門。辦一件事需要多少賄賂，有公開的明碼標價。

在早年讀書的時候，海瑞就多次在文中歎息：「紛紛世態，其不當予心有日矣！」這個世界，實在是太不稱心了！更讓海瑞氣憤的是，在滄海橫流之時，飽讀聖賢之書的士大夫們沒有幾個人以聖賢自任，挽此頹風，反而和風同塵，競相逐利。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過是手伸得不太遠，錢撈得有節制而已。在他看來，舉國上下，已經沒有一個人稱得上正人君子。

「世俗稱僻性，稱太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稱賢士大夫善處事者，或不免鄉願之為。鄉願去大奸惡不遠。今人不為大惡，必為鄉願。」那些特立獨行的孤介之士，在他看來做得遠遠不夠，而賢士大夫則都是些污穢之人。他恨這些模稜兩可的鄉願甚於大奸大惡，因為他們盜用了聖人的名義，對聖人之道為害更大。

現代人常說的一句話是，不能要求這個世界適應你，而是你應該去適應這個世界。海瑞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做這滔滔世界的中流砥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即使是與整個世界為敵，他也毫不退縮。

其實，海瑞所嚮往的世界，也並非遙不可及。明朝開國之時，太祖朱元璋已經為這個世界制定了藍圖，他制定了一系列祖訓家規，對帝國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詳盡得無以復加的規定，定下了萬年之基。其中，就包括這低薪制。在海瑞看來，這些規定盡善盡美。他認為，所有的錯誤，所有的醜惡，都是因為人們不能嚴格遵守聖人和祖宗的教訓，一任私慾發展造成的。

上任十天後，海瑞公佈了一個決定：革除所有常例。

在別人看來，這是不可能的事，在海瑞看來，是天經地義。如果全世界都默認常例存在，那只能說明全世界都錯了。錯了就要改過來，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雖然沒上任之前，那些消息靈通人士已經把「筆架先生」的名聲傳播到了全縣，大家對這位新縣令的怪脾氣有了心理準備，可是沒有人想到海瑞上任後的第一把火是革除常例。這簡直是瘋狂，是政治自殺，是天方夜譚！人們估計，不出三天，海瑞就得改口。

然而，海瑞說到做到。他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費」一刀切，不光是自己的常例，還包括縣丞、主簿、典吏、教諭、師爺、衙役、門子，全縣大小官吏的全部額外收入！

這一舉動不亞於一場政治地震。不但全縣官吏如遭晴天霹靂，通省官員都目瞪口呆！震驚過後，大家都屏息靜氣，準備看這個初入官場的愣頭青的笑話：看他吃什麼，穿什麼，拿什麼養活家口，拿什麼招待過往官吏，拿什麼孝敬上司？看他能堅持幾天，堅持不住了怎麼收場？

「海筆架」還真堅持下來了。靠一個月五兩銀子，他真就養活了一大家子。當然，生活水平和別人無法同日而語，而且還要想一點別的辦法來維持生計。海瑞在官署後院的空地上開了一片荒，約有二分大小，種上了黃瓜、豆角，每天下班，就換上粗布衣服，扛上鋤頭幹上一陣。全家人每天都吃粗糧，一年到頭吃不上幾回肉。入仕之後，海家的生活水平反倒不如以前了。

海瑞本人一身官服穿了六年，穿得四處補丁，看不出顏色，用手一扯就是一根線頭。每天燒飯用柴，都是老僕到山上打來的。有一天，海瑞發現老僕打來的山柴枝葉枯乾，不像是新砍的，遂把老僕叫來訊問。老僕不敢隱瞞，只好交代說是街上有人巴結他，替他打好了背回來的。海瑞立刻叫他把送柴人找來，當場給了他五十個銅錢作了柴價，回頭關上院門把老僕打了一頓。

淳安的縣丞、主簿紛紛要求調離，衙役、門子也都回家不幹了。海瑞不為所動。你走你的，你不幹自有別人干。縣丞主簿走了，他把業務接過來自己做。衙役不幹了，他從貧困地區再招。別人做得很清閒的縣令，他做得東奔西跑，灰頭土臉，一年沒有幾天休息的時候。

上司生日、紅白喜事，正是下級們「表示」的最佳時機，別人都是成百上千銀子地送，他只寫一封賀信。上級來檢查工作或者路過，招待住宿都是國初太祖時定下的標準。漸漸地，淳安成了官員們的危途，萬不得已，誰也不願出差到那裡。

「海筆架」的樁樁件件，逐漸成了浙江官場上日不可少的新聞，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連浙江總督胡宗憲都成了熱衷的傳播者。一天，在全省的高級官員會議開會之前，胡宗憲神神秘秘地告訴大家：「我昨個兒聽說『海筆架』給他母親做壽，居然上街買了二斤肉！淳安縣的肉販子都說，沒想到這輩子還能做到海縣令的生意！」全會場哄堂大笑。

海瑞就這樣成了全省官場上的「海怪物」。

第四節 是誰造就了「海怪物」

把海瑞變成「海怪物」的不是別人，正是他所崇拜的太祖朱元璋。

明朝初年，弘文館學士羅復仁居官簡樸，為人老實，人稱「老實羅」。一天，朱元璋忽然動了念頭，要調查「老實羅」是真老實還是假老實，到羅傢俬訪。羅家在城外邊一個小胡同裡，破破爛爛東倒西歪幾間房子，「老實羅」正扒在梯子上粉刷牆壁，一見到皇帝來，著了慌，趕緊叫女人抱一個小杌（wu）子請皇帝坐下。朱元璋見他實在窮得可以，老大過意不去，說：「好秀才怎麼能住這樣的爛房子！」即刻賞給了城裡的一所大邸宅。（吳□《朱元璋傳》）其實，使「好秀才」不得不住這樣爛房子的人正是朱元璋自己。開國初年，正是他為官員們定下了歷朝以來最低的俸祿。

之所以規定低薪制，一是因為開國之初，財政困難；二是貧民出身的朱元璋心底對官員們總有一種仇恨的潛意識，他不希望這些人被自己養肥；三是讀書人都是孔孟之徒，他們入仕，出發點應該是行孔孟之道，並不應該為一己私利。所以，薄俸正好有利於他們砥礪節操，保持正氣。正所謂「存天理，滅人欲」。低薪制其實是中國基於儒家學說的一種政治傳統，只不過其他朝代沒有低到這樣讓人吃不飽飯的地步。

一方面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維持正常開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萬能，各級官員權力不受約束，制定各種土政策，進行各種亂收費幾乎沒有任何障礙。這種制度的荒悖，正如同「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導致官員們的整體腐化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

在這種制度下，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做清官，一絲不取，結果就是甘於正常人無法忍受的貧窮。明朝的著名清官軒（ni）「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秦「廉介絕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在清官的傳記上，這種窘狀比比皆是。另一種就是遵照官場慣例，通過土政策來維持開支，支撐關係網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們的慾望往往一發不可收拾。就像遇到了適合環境的細菌，貪污不可抑止地瘋狂生長。

對於制度性腐敗，歷朝以來對付的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殺」，從肉體上消滅貪官；另一個就是「教育」，通過樹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確的導向，來感動人教育人轉化人。

這兩種辦法都如水中撈月，無濟於事。歷朝以來，以明太祖朱元璋懲貪最為堅定，對官員要求最為嚴苛，然而，偏偏是他定下一系列懲貪祖制的明王朝，腐敗得登峰造極。

在朱元璋看來，別的罪過都可恕，只有貪污，一個也不能饒過。他制定了殘酷的懲貪法律，規定凡貪污六十兩以上者，均梟首示眾，而且還要把人皮剝下來，裡面填上乾草，擺到官府公堂對面，用來警告繼任者。後來，見此舉仍不能制止貪污，又規定：「今後犯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只要是貪污，即使只有一兩銀子，照殺不誤！除了殺頭之外，朱元璋還製造出抽腸、刷洗、錫蛇游（用熔化的錫水灌進人口）等駭人聽聞的酷刑來懲罰貪污犯。

洪武皇帝的治下如同地獄再現，帝國幾乎每個縣的縣衙裡都擺著一個皮人，舉國殺掉的官員十數百萬。上自朱元璋的義子乾兒、皇親國戚，下至無品級的胥吏，只要稍涉貪污，一個也不放過。

在大屠殺的同時，朱元璋還十分重視樹立典型，表彰先進。他先後樹立了王升、王興宗、陶後仲、隋斌、王平等數十名廉政典型，對他們加官晉爵，大加封賞，並且編了《彰善榜》、《聖政記》等宣傳材料，廣為宣傳他們的事跡。嚴懲和教育，朱元璋的力度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效果如何呢？雖然一時之間貪官似乎大為減少，然而，力度稍稍減弱，貪污又如雨後春筍，勢不可擋。治理了二十多年，到了晚年，貪污案件仍然層出不窮。朱元璋連聲哀歎，前邊的死屍還沒有收走，後邊的繼任者又貪污上了。治理越重，貪污的反倒越來越多。「似這等愚下之徒，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乾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

其實癡迷不醒的，是幾千年來的中國政治。幾千年來，從來沒有人嘗試過用其他辦法來治理腐敗，沒有人考慮過制度的合理性。

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這樣一種缺乏自省精神的文化。在這樣一個完全封閉的文化體系包圍下，一切都有現成的正統解釋，人們已經喪失了建設性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五節 清官是官場上的反面教材

從某個角度來說，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對朱元璋的殘酷懲貪措施完全贊成：

我太祖視民如傷，執《周書》「如保赤子」之義，毫髮侵漁者加慘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業，千載一時之盛也。

可以說，上有朱元璋這樣愚昧的專制者，下有海瑞這樣甘於自虐的「清官」，才造成了中國社會滔滔不止的貪黷文化。吃著粗糧青菜，穿著打了補丁的衣服，過著城市貧民的生活，海瑞從來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合理。他甘清貧如飴，清貧有助於他保持氣節，而富貴溫柔則是道德的陷阱。

海瑞從來沒有反思過，開國之初的經濟蕭條與現在的經濟繁榮不可同日而語，以那時的標準作為現在的俸祿是否現實？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樣摒絕物慾是否可能？推崇中庸的中國文化其實總是在走極端。儒家把人分為君子和小人兩個相互對立的群體，宣稱一個人「不為聖賢，即為禽獸」，為中國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

凡事都被劃為兩極，中庸無處藏身。清官們的一絲不取與貪官們的毫無禁忌，其實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長而成的兩極。

「清官」現象，其實是貪黷文化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

清官與貪官相輔相成，正如太極之一陰一陽，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貪官們的「至貪」。換句話說，做清官標準太高了，對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絕大多數人都達不到這個標準。達不到清官標準，那或多或少，就是個貪官，既然貪了，何不貪個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場中是官員們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僅物質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擔巨大的壓力。每辦一件事，海瑞都要嚴格遵守帝國規定，因而窒礙重重，舉步維艱。同僚的譏笑、排擠、不合作，鄉紳們的抵制、咒罵、上訪甚至死亡威脅，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裡，母親、妻子、親戚也整日抱怨不已，雖然不敢明著指責他，然而，起碼不給他好臉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實是在日日承受一種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

海瑞把這種煎熬當成了一種考驗，一種磨煉，一種「超凡入聖」的必經之途。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海瑞任淳安縣令之後，都御史鄢懋（mao）卿巡行浙江。都御史是御史台長官，相當於紀檢委書記，所到之處，接待的規格本來就很高。【wＷw.ＷＲsＨu.cＯm】況且鄢氏平時即好排場，因此，各地官員在接待上都下了不少工夫。連吃喝帶「土特產」，一個縣沒有千把銀子下不來。

鄢氏所到之處，「監司郡邑諸吏膝行蒲服，跪上食。攜妾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儀從煌赫，道路傾駭」。

鄢氏將過境淳安的消息傳來，師爺愁眉緊鎖。府員、道員到來你公事公辦則還罷了，這一次來的可是部級幹部，並且是都御史，如果把他得罪了，一個小小縣令，官位立刻不保。

海瑞卻不信那個邪，面對師爺的勸告，他不耐煩地說：「充軍死罪，寧甘受，安可為此穿窬（yu，門窗邊的小洞）舉動耶！」即使充軍殺頭，也不做這樣見不得人的事！

他告訴師爺，不必發愁，且看本縣如何處置！

他的「處置」就是給鄢部長寫了封信。信的大意是：接到您發來的公文，通知您將巡視我縣。您在公文裡說您「素性簡樸，不喜承迎」，要各地接待上要簡樸，不可鋪張浪費，以節省帝國錢財。可是我聽您所到過的縣報告說您所到之地，「各處皆有酒席，每席費銀三四百兩。金花金段，一道湯一進」，與您在通知中所說大相逕庭。是不是各縣官員誤解了您的意思，把您的要求當成虛文了呢？

接到了這封信，鄢氏連淳安所屬的嚴州都沒有進，繞道而去。嚴州知府大發雷霆，把海瑞叫到州上拍案大罵了一頓：「你多大一個破官，還反了你了！」知府詈不停口。海瑞唯斂容長跪，無一語辯。

嚴州知府終於受不了了，浙江官員的忍耐也達到了極限，他們聯起手來，要把海瑞弄走。然而海瑞居官行政，處處以太祖祖制為依據，不逾規矩一步，挑他毛病還真不容易。

這難不倒官場中人。罷不了你的官，我還升不了你的官嗎？府道官員聯合建議，像海瑞這樣道德高尚的清官，應該晉陞到中央去任職。

海瑞的清廉，北京高層時有耳聞。既然浙江省官員也認為海瑞應該陞官，那麼就提拔他一下吧，也反映出幹部選拔中的公正清廉。然而，到北京任職不大合適，既然地方官做得好，還是留在地方作貢獻吧。於是三年知縣任滿，吏部預備提升海瑞任浙江嘉興府通判。

這一下，弄巧成拙的浙江省官員緊急動員，找到了受海瑞羞辱的鄢懋卿，買通了御史袁淳，網羅罪名彈劾海瑞。經過一番緊張的官場運作，海瑞還不知道怎麼回事，被一紙調令調出了浙江，轉任江西興國知縣。

興國是個「苦」縣，土地貧瘠，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歷來是沒有人願意去的地方。然而，海瑞毫無怨言。到了興國，下車伊始，他就雷厲風行地針對當地大戶隱瞞土地嚴重的狀況，開始重新丈量土地，核實帝國賦稅。

清丈土地是一項極為艱難的工作，豪強大戶千方百計阻撓，暗地裡又用盡手段，買通工作人員，弄虛作假，致使工作進行得很不順利。

就在海瑞到興國一年零八個月，土地清理還沒有完成之際，吏部又下來一紙調令，海瑞因「工作出色」，升為戶部主事，級別為正六品。

很顯然，是地方上的鄉紳通過地方勢力，買通了省裡京裡，終於把海瑞清除出去了。吏部也認為海瑞這樣的人雖然方正，卻少變通，看來更適合在條條上工作，而不適於塊塊。戶部主事主要的職掌是各地的財政稅收監管工作，實際上不過是簽簽公文，專業性較強，和其他部門發生關係較少，相對安靜。這一回，海瑞應該能夠安分工作了吧。

沒想到，在這個「相對安靜」的崗位上，海瑞卻闖了個塌天大禍。

第六節 罵皇帝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任戶部主事一年後，海瑞上了那道使他留名千載的「罵皇帝疏」，即《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嘉靖皇帝可以算是一個典型的「昏君」。他個性很強，行事荒唐且固執己見，從不與大臣妥協。他酷愛方術，為了煉出長生不老藥，竟然摧殘宮女，以獲原料。宮女們走投無路，趁他睡著之時，企圖用絲帶勒死他，然而慌張中絲帶打成死結，嘉靖得以大難不死，此為明史上有名的「宮婢之變」。然而，他並沒有從此事中汲取教訓，反而變本加厲，乾脆搬出皇宮，不再上朝，專心修煉。大臣們起初也曾拚死相爭，然而爭不過這位「性剛」的皇帝。

要知道，這位皇帝即位之初曾一怒之下廷杖一百八十人，其中十七人被活活打死。在多人被罷官免職甚至處以重刑之後，非議皇帝的聲音消失了，「無敢言時政者」。更多的大臣投皇帝所好，向皇帝獻祥瑞，寫給皇帝作法用的青詞，朝廷上瀰漫著一股請仙設壇的香煙味道。

然而，海瑞進京了，死氣沉沉的政治局面注定要被打破。他做地方官時，天高皇帝遠，無緣關心朝廷之事。而現在，來到了帝國的政治中心，關於皇帝無道、朝政日非的樁樁件件呈現在他面前。他的道德觀、責任感使他無法保持沉默。海瑞只認天理，不認形勢。皇帝「性剛」，他的「性」更剛。皇帝無道，臣子直言，這對海瑞來說，就像左右手各有五指那樣簡單。

當然，海瑞並非不懂世事之人。他完全知道這封奏疏的後果，那可不僅僅是丟官罷職，而很有可能是殺身之禍。縱然自己甘於捨生取義，堂上還有八十歲的老母，膝下尚且空虛，作為海家的單傳之子，無後之罪尤大。

這應該說是海瑞入京一年後才遞上這道奏疏的原因。關於海瑞的這一段彷徨猶豫，從來沒有史家提及。然而，可以想見，這一次定然是海瑞一生中「天理人欲」「交戰胸中」最激烈、最殘酷、最曠日持久的一次。通觀海瑞一生，性格火暴易於衝動的他還沒有哪一次抉擇進行得這樣艱難。

海瑞的京官做得實在是不容易。首先是每天的工作大都是虛應故事，沒有什麼實質內容。坐在辦事堂上，大部分時間是白白浪費。回想起來，他還是留戀在縣裡忙得腳打後腦勺的日子。再一個，他和同僚們也處不來。這些人都是些混日子的高手，一杯清茶泡上，他們就開始扯閒話，東西南北，天上地下，聊個昏天黑地。海瑞從來插不上話，總是在一邊落落寡合。

其實他是打心眼裡討厭這些人。辦事的時候，他們是油滑慣了，順水推舟送人情，該辦不辦吃要拿，而海瑞則堅持必須按規定來。所以，許多環節到海瑞這裡就卡住了。漸漸地，海瑞就變得非常孤立。

正是在做京官的日子裡，海瑞對帝國的政治狀況有了整體性的瞭解。這個帝國已經整體腐爛掉了。在他看來，問題的根子出在皇帝，解決的辦法也自然在皇帝。皇帝為天下之本，是天下之表率。「一人正，天下無不正。」

歷來談到海瑞上書，人們總是津津樂道於海瑞直言皇帝無道一段，「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屢屢被人引用，而很少有人注意奏折最後一段裡面的話：

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幡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

如果不讀這一段，就不能讀懂海瑞，也不能讀懂嘉靖皇帝對海瑞的優柔態度。在這一段裡，海瑞向嘉靖帝講述了一個古老的神話：人的精神決定一切，天下治亂，只在皇帝一念之間。只要皇帝一振作起來，按聖人之言去處理每一件事，那麼天下很快就會變成傳說中的大同盛世，百姓很快就會安居樂業，皇帝也自然成為堯舜那樣的偉大帝王。

這個不可能實現的神話，支撐著海瑞一生，也支撐著中華民族度過了幾千年的艱難歲月。海瑞這個天生的理想主義者，天真得爛漫，天真得透明，天真得讓人無法不感動。

嘉靖皇帝之所以不殺海瑞，就是因為從這些文字中看到了海瑞的真誠，看到了海瑞高舉著的一顆拳拳之心。海瑞寫此疏，並不是為了洩憤，也不是為了沽名，他是實實在在地為了皇帝為了天下。他罵得激烈，是因為他愛得深沉。海瑞所言，其實在皇帝看來，也是完全符合聖人之道，氣勢滔滔，不容辯駁。所以，皇帝的反應才這樣矛盾：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童僕亦奔走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

嘉靖把海瑞關進監獄裡，卻一直下不了決心殺掉。

第七節 嘉靖死了，海瑞哭了

《明史·海瑞傳》中，最富戲劇性的描寫無過於下一段了：

海瑞在獄中等死。一日，牢子給他送來了一席豐盛的酒席。他以為明日要行刑了，遂開懷大嚼，神態自若。吃完了，牢子問他：「道為什麼送先生酒席嗎？」海瑞說：「想讓我當飽死鬼吧。」牢子說：「錯了，皇帝今天駕崩了，先生您要出獄了，而且早晚得大用！」海瑞聞聽，「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

第一次讀《海瑞傳》至此處，深覺不可理解，以海瑞六品之微，可能連皇帝天顏都沒見過，哪裡來這樣深厚的感情，以至於哭昏在地？當時只覺得海瑞矯情做作。

然而，隨著對中國士人心理瞭解的加深，我「理解」了海瑞。君為政本，從倫理上講，君臣重於父子。舊時代的士人對皇帝，真有一種如夫如父的感覺。忠君觀念的進一步演化，變成了中國士人特有的戀君情結。「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其心理真像失戀的狀態。而孟子則認為戀君是人的一種本能：「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人小的時候，愛自己的父母；長大了，則愛女人；而入仕之後，就會愛君主，如果君主沒有注意到自己，就會因單相思而受煎熬，是所謂「熱中」。

海瑞怒皇帝的無道是真實的，哀皇帝的崩逝也是真實的。在海瑞那裡，皇帝就是他的「天」，他的主人，他生活的目標，他無條件盡忠的對象，他的希望所在。不管皇帝如何對待臣子，從倫理上講，都是恩典，臣子唯有歡喜承受，不應有絲毫怨言。

忠君觀念由於不斷內化，在海瑞心裡達到了高度情愫化的境界，以致超越了理智的範圍，噴發為感情的激流。皇帝去世，於他，就是兒子失去了父親，老馬失去了主人，怎麼能不有慟於心？

第八節 掃蕩潛規則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十二月二十六，隆慶皇帝朱載垕（hou）登基。每一任新皇帝上台，王朝總會有一段短暫的振作期。皇帝早就聽說了海瑞的大名，對這個骨鯁之臣傾慕已久。在即位的當天，就釋放了海瑞。不久，在內閣首輔徐階的推薦下，又一年三遷，升為大理寺左丞。海瑞遇到了政治生涯上最溫暖的一個春天。

度過了獄中十月，復出的海瑞已經今非昔比。他在帝國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時的海瑞，已經不復是當年那個讓人嘲笑的「海筆架」。他一罵成名，舉國皆知，從一個部門裡默默無聞的古怪小官僚變成了代表社會正義的楷模。在獄中的時候，就有官員不顧生命危險為他鳴冤，嘉靖皇帝一去世，重用海瑞的呼聲就不絕於耳。

人們已經把海瑞當成了這個黑暗亂世中唯一的光亮，不管是擁護還是反對，誰都無法不正視這個政治現實：海瑞已經成了一面旗幟，一種象徵，成了帝國政治清流力量的總代表。

隆慶三年（公元1569年），在徐階的推薦下，海瑞被任命為位高權重的應天巡撫，登上了他政治生涯最輝煌的頂點。這一年，他已經五十六歲了。

應天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轄地包括蘇州、常州、鎮江、松江等十餘府，「賦甲天下」，「仕宦之淵藪也」，朝廷裡的許多高級官員家鄉都是這裡，包括首輔徐階。由於吏治不清，貪污的風氣最盛，積累的問題也最多。徐階希望海瑞能夠憑其一身正氣，煞煞此地的歪風，收拾一下混亂的局面，為新一任朝廷班子創造出些令人矚目的實實在在的政績。

雖然鬚髮斑白，雖然受過多次挫折，「海青天」五十六歲的稜稜風骨沒有絲毫改變，「剛峰」一如其剛。聽到任命，立刻輕車簡從，迅速赴任。

海瑞的行車尚未出北京，應天地區已經人心騷然。官員、鄉紳、士子、平民，有興奮者，有盼望者，有失望者，有恐懼者。無論如何，人們都意識到，這個人的到來，一定會引起應天地區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

那些對海瑞行政作風早有耳聞的人紛紛提前行動，「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黝之。中人監織造者，為減輿從」。

那些貪名卓著的人乾脆辭官而去，免得受到新任巡撫的懲處。豪門大戶，把自己的紅漆大門刷上了黑漆。在應天監管皇室織造事務的太監，原來坐八抬大轎，現在也改坐了四人抬的小轎。

貪污者聞風而逃可以理解，不過，海瑞的到來，關大門和轎子什麼事呢？

在專制社會，百姓如何穿衣戴帽都必須由專制者來做主。在海瑞眼裡，在明朝讀書人眼裡，大門、轎子，包括衣服、宅第，並非小事，而是關乎「貴賤」的大節。朱元璋說：「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明朝開國之初，他就用相當大的精力制定了帝國人民的房舍衣冠制度，規定十分詳盡。具體到幾品官可用紅漆大門，幾品官可坐八抬大轎，在明太祖的詔令裡規定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只是時間過去二百年，社會富庶，紀綱廢弛，人們把這些煩瑣的規定幾乎忘了。

然而，海瑞的到來，卻讓大家悚然驚醒，自己原來是生活在錯誤和罪孽之中。坐在南下的小車上，海瑞心潮起伏，思緒萬千。沒想到在有生之年，他終於遇到了明主，遇到了賢相，終於成了執掌一方的封疆大吏，而且所轄是帝國最重要的一個地區。他在乎的倒不是官位的陞遷，而是終於有了全面施展自己政治理想的空間。他平生所學所思，終於可以充分體現在政治當中，他變天下風俗，致皇帝堯舜的夢想真的有可能實現。他怎麼能不激動！

海瑞的行政方針非常簡單，那就是——按太祖的規矩辦。還沒有到應天，他就已經宣佈了自己的執政方針：

除積弊於相安，復祖宗之成法。不循常，不變舊。

就是說，要全面恢復舊法，堅決不向人的惰性妥協。只要嚴格按祖宗的規定去辦，則「天下無不定，萬事無不理」。

他決心竭盡全力，排除任何艱難險阻，把應天治理得海晏河清，給全天下官員做個榜樣。如果應天治理好了，那麼，必然會影響帝國其他地方，各地都會借鑒他的經驗，那樣，整個天下大治，豈不指日可待了嗎？在他看來，做到這些，其實只需要一個字，就是「剛」。雖然還沒有踏上應天地面，但憑多年的遭遇和經驗，他知道，他遇到的將是一生中最大的挑戰。

他對自己的「剛」有充分的信心。

在他看來，現在天下之所以這樣千瘡百孔，正是少了一個「剛」字。

「我朝公卿稍陟高位，便是全然模稜養望，因因循循，度日保官」，「今天下事靡靡不立，病坐當事人因循苟且，日挨一日」。只有守住「剛」字訣，「雖千萬人吾往矣」，則一定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毅力能解決一切問題，因為真理已經昭示。

海瑞的政治傾向，應該是極端保守主義，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稱為極端激進主義。時間過去二百年，人口增長了數倍，社會、政治、經濟的結構和規模都發生了許多變化，明初的許多規定其實已經無聲無息地廢止了，代之以在社會運轉中自然生長起來的規則。而海瑞的原則就是對新規則一律「更張」，全部掃蕩，片瓦不留。

在海瑞的身體裡，在歷代中國知識分子身體裡，總是洶湧著激進主義的熱血。他們總是認為，有那麼一種終極真理，可以解釋整個宇宙，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如果你找到了這種真理，堅定不移，大刀闊斧，就可以粉碎一個舊世界，換來一個光輝燦爛的新世界。所以，他們做起事來，總是那麼唯我正確，總是那麼激烈絕對，總是那麼一步不退，總是那麼缺乏建設性空間。

而他們的失敗，也總是脆敗。王安石如此，海瑞如此，康有為也如此。

隆慶三年（公元1569年）七月二十二，海瑞單車入巡撫官署。當天頒布了《督撫條約》三十六條，詳細規定了應天府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詳細瑣碎、嚴格刻板與朱元璋《皇明祖訓》如出一轍。這三十六項的要點為：

巡撫出巡，禁止各地迎送，禁止裝修招待房舍。

明確規定各級官員見巡撫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

禁止大吃大喝，制定飲食標準。巡撫在各府縣逗留，地方官供給的伙食標準為每天銀二錢，雞、魚、肉均可供應，但不可供應鵝及酒。

禁止百姓穿奇裝異服。

禁非禮之費，禁請托，禁給過往官員送禮，禁過往官員攏取更夫，禁苛派銀糧包攬侵欺，禁假公濟私，禁苛派差役……林林總總，三十六禁。其他大員上任之後，也會定一些冠冕堂皇的規章制度，但多數是用來做樣子的。獨海瑞的規定，寫到紙上，就等於已經實行了。一紙下達，整個應天地區的政治風氣為之一變。各級官員的用車、住房都按規定重新安排，接待費用大大降低，大吃大喝風頓時剎住。行政經費大幅壓縮，農民負擔有所減輕。一時間，百姓稱頌「海青天」之聲不絕於耳。

海瑞就任後的第二件舉動，是興修水利工程，解決吳淞江、白茆塘多年的水患問題。和現在一樣，進行工程建設的最大難題在於資金來源。申請上去了，朝廷遲遲不批復，批復了，撥款又極為有限。這也是這項工程每年都有人倡議，卻從來沒有開工的原因。海瑞一趟趟跑中央，跑各部，跑鄰近地區，要立項，要政策，要支援。東挪西借，終於彌補了資金缺口。海瑞帶領下屬，整天泡在工地上，有問題，現場解決。

海瑞終不愧是海瑞。一個開始時人人持懷疑態度的大工程在他的釘子精神下竟然迅速成功，效益非常明顯，清浚出來的土地安置了十三萬災民。消息上達，朝廷特予以表彰。那些準備看海瑞熱鬧的人，也不得不服氣。

第九節 恩人也不放

過前兩把火燒得漂漂亮亮，接下來海瑞就要動手處理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解決土地兼併問題。

王朝末葉，土地兼併問題必然成為社會的毒瘤，並最終致王朝於死地。

可以說，這一問題關係著大明朝的生死存亡。具體到應天地區，由於官員可以免除賦稅，一人中舉入仕，就會有許多人「獻土地」，加之巧取豪奪，土地兼併現象更為嚴重。富者田地動輒數萬畝，而約有一半的農民沒有土地，流徙各地，生活極為困苦。

土地可以說是一切問題的終點，是個死結。然而，任何問題在海瑞那裡都是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在明朝開國初年，就已經存在土地投獻現象。

太祖規定：「諸人不得於諸王、駙馬、功勳大臣及各衙門，妄獻田土。」

「事發到官，全家抄沒。」海瑞雖然沒有生殺權，但是他可以按規定要求富戶退田。海瑞發佈公告，勒令富戶退回貧民投獻的田地，以使流民有生息之所。公告說：

本院法之所行，不知其為閣老尚書家也……令民各自實田，凡侵奪及受獻者還原主。

公告中涉及「閣老尚書」四字，是海瑞政治生涯的一大關鍵，不可不解釋幾句。明朝由於廢除丞相制，人們一般尊稱內閣成員及各部尚書為相，又稱內閣首輔為「閣老」。海瑞公告中的閣老，指的就是他政治上的恩人徐階。

原來，就在把海瑞派出任巡撫不久，徐階就在中央高級政治鬥爭中失利，被迫退休，回到了江南老家，成為海瑞管轄下的一名鄉紳。鬥爭的勝利者高拱，繼任為內閣首輔，掌握了朝廷大權。

仕途中人最重提拔之恩，最重編織關係網。按官場邏輯看，徐階對海瑞恩重如山，海瑞對徐階應該唯命是從。可是海瑞是個從來不按官場規則出牌的另類人物，他從來不承認什麼人之常情、理之必然，什麼潛規則、不成文法。他只認聖人的教條。他覺得徐階當初提拔他，是為國選才，並不是對他個人有什麼私恩。所以，既然在他的治下，他就必然一視同仁，別人退田，你徐階也得退，而且要帶頭退。所以海瑞在公告裡特意加了一句「不知其為閣老尚書家也」，就是為了打消那些指望徐階為他們出頭的觀望派的希望。

海瑞覺得徐階應該能理解他的做法。

然而，徐階不能理解。公告發到之日，徐階大吃一驚。自認為對海瑞有相當瞭解的徐階沒想到這個結果。海瑞不但不念舊恩，反而先拿他開刀。雖然性格耿介吧，雖然清廉脫俗吧，但有恩當報這個道理還不懂嗎？到現在，徐階才知道自己看錯了人。

生氣歸生氣，然而徐階是何等人物。他知道海瑞背後有人，這個人就是高拱。勒令富戶退田，這樣大的舉動海瑞是不可能做主的，必須得高拱批准。以高拱的世事洞明，他不可能不知道這個舉動必然失敗。因為你禁止大吃大喝，禁止樓堂館所，這些都行得通，有阻力也好排除。但土地是人的命根子，想在這上面動刀，簡直是癡人說夢！涉及人們的根本利益，被逼到絕路上的人們迸發出的力量是驚人的，應天府大戶在朝中都有根子，舉朝反對，這種力量遲早會使退田令失敗。

既然事實如此清楚，高拱為什麼還要批准推行呢？原來應天一地，他徐階田地最廣，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高拱此舉，就是要借海瑞之手，收拾他徐階，讓他在退休之後也逃不過這個巨大難堪。

高拱這個算盤打得實在是太精了。如果海瑞念舊情，放徐階一馬，人們攀附徐階，退田令必然失敗，徐階必然成為眾矢之地，成為眾議的目標。

如果海瑞對徐階動了真格的，那麼昔日徐閣老現在就得忍受切膚之痛，損失大半田產。而且，退田令最終會在應天激起巨大的反對力量，足以把海瑞掀翻。這樣，<a href=http://www.uu158.com/>文人小說下載</a>也就順帶收拾了這個難以對付的政治麻煩海瑞。畢竟海瑞當初是徐階提起來的，不是他高拱的人。

好陰毒的一箭雙鵰之計！不過他徐階不會上當。識時務者為俊傑，當今之計，只有咬咬牙割肉，退掉一部分田地，使風頭不要集中到自己這裡，讓別人出頭反對海瑞。

於是，與眾豪強大戶的期望相反，徐階並沒有抵制海瑞，而是主動退出了全部地產的十分之一，一萬二千二百畝。消息一出，全區震動。誰也沒想到海瑞有這樣大的威力，也沒想到徐閣老這樣軟弱。一萬多畝地呀，徐家世代積累，一朝被海瑞砍下。這下，許多原本想指望徐閣老為他們出頭的人沒了指望，而貧民受此消息鼓舞，紛紛到衙門要求退田。海瑞的巡撫衙門一開，狀書動盈千紙，一時之間，整個應天地面天翻地覆。看來，海瑞拿徐階開刀開對了，第三把火開了個好頭。

然而，讓所有人沒想到的是，啟動了退田程序後，海瑞仍然不買徐閣老的賬。他公然下文，要徐閣老至少退掉「過半」的地，就是說最少得退掉六萬畝土地。

本以為只為了敲山震虎，誰也沒想到海瑞會這樣較真，包括徐階。所有人都驚呆了，看事態怎麼發展。

第一十節 背後的冷箭

清醒了之後，徐階托人告訴海瑞：讓他再退地，沒有可能了。他這才知道海瑞的難纏，所有的政治智慧、政治規則到他這兒都不管用了，看來只有一個辦法：硬著頭皮頂住，看他海瑞還真能拿了他去坐大牢嗎？

海瑞也自有海瑞的做法。他給徐階寫了一封信，用他一貫的做法，做徐階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覺得別人覺悟低可以理解，你一個做過高級幹部並且位居首輔的人怎麼會沒有覺悟呢？聖人的書都讀到哪兒去了？我就不相信我開導不了你，不能喚醒你的良知：

昔人改父之政，七星之金，須臾而散。公以父改子，無所不可。

並且多次去徐階家，當面做他的工作。按海瑞的邏輯，他覺得這是在救徐階，從根本上說是為徐階好。在給朋友的信中，他提到了這件事：

存翁（徐階）近為群小所苦太甚，產業之多，令人駭異，亦自取也。若不退之過半，民風刁險可得而止之耶！為富不仁，有損無益，可為後車之戒。區區欲存翁退產過半，為此公百年之後得安靜計也，幸勿以為訝。

海瑞說，他的做法是為徐階做長遠打算。為富不仁，有損無益，如果這樣積累田產，敗壞道德，徐階遲早會吃更大苦頭。

然而，徐階這回是花崗岩腦袋，不為所動了。他知道再退下去，一生的積累就付之東流。老丞相此時也實在狼狽了。在海瑞的支持下，那些要求退田的貧民成天圍著徐階的宅第遊行示威，大聲呼號，弄得徐階痛不欲生。

時刁民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六十為群，沿街攘臂，叫喊號呼。而元輔（徐階）之第，前後左右，日不下千餘人。徐人計無所出，第取自泥糞貯積於廳，見擁入者，輒潑污之。

貧民千人要擁入徐家算賬，徐階無法，只好令下人擔了幾擔糞放在大廳裡，見人進來，就往他們身上潑。誰能想到，昔日的首輔今天居然出此下策！

沒有辦法，徐階只好放下架子請和了。

不過，他並不是向海瑞請和。他知道海瑞不過是被人利用的工具。他向當朝首輔高拱發出了降表，表示了自己的悔意，表示在政治鬥爭中徹底認輸，表示以後不再糾集勢力謀求東山再起。

高拱笑了。他的目的圓滿達到了。既然對手敗得這樣慘，他也就大度起來。他幡然一變臉，對徐階笑臉相迎，給徐氏回了一封信，表示前嫌盡釋，希望徐氏今後多捧他的場。然後，他又輕輕暗示，他也覺得海瑞做得太過分了，不過他作為當朝宰相，沒法直接出手。在海瑞修吳淞江後，他的政治聲望達到了頂點，朝廷上一片稱頌之聲。然而，在退田令開始後，官場靜下來了，讚揚海瑞的聲音消失了，不少人已經蠢蠢欲動，要扳倒海瑞，只是摸不準高拱的心思，不敢貿然動手。

徐氏對這些政治暗語當然一讀就懂。得了高拱指示，他立刻利用自己的故舊，找御史奏了海瑞一本。高拱在奏本上批准同意。海瑞被取消巡撫銜，調任南京總督糧儲。於是，海瑞最風光的一段政治生涯就乾脆利索地結束了！

第一十一節 海瑞罷官的真相

海瑞被這當頭一棒打昏了。他正興致勃勃地推行他的宏大計劃，「正欲為江南立千百年基業」，正調動全部精力和應天府的豪紳大戶們作戰時，沒想到，後面射來的一枝冷箭，輕輕地取走了他的政治生命，粉碎了他的全部政治夢想。

海瑞不知道，像他這樣不明白遊戲規則的人，只會被高明的玩家當作一枚衝鋒陷陣的特殊棋子，發揮完作用之後，被拋棄是必然的命運。清官注定不能進入政治主流，無法引導政治航向。

海瑞永遠不會明白這一點。他開始是震驚，然後是迷惘，最後是憤怒。

至剛者不屈。海瑞不會容忍任何對他名譽性的安排，他提筆給皇帝寫了一封辭職信：「臣曾說過當今天下諸臣全犯了因循苟且之病。皇上雖然有銳然求治之心，群臣卻絕無毅然任事之念。互相掣肘，互相排擠，」還動不動就說，「識時務者為俊傑」。所以，帝國才敗壞如此。一旦提起筆，海瑞胸中的憤怒、委屈、埋怨就忍不住噴發出來，辭職信變成了政論書。在這封海瑞平生中第二有名的信中，海瑞第一次向皇帝陳述了他的政治理想：

臣尚欲以身為障，回既倒之狂瀾；以身為標，開復古之門路。

這樣的話，只有海瑞才說得出來。欲以一人之力，擋住天下滔滔既倒之狂瀾。把自己作為標準，使全社會人向自己看齊，以挽回社會道德的敗壞。

這是何等的「狂妄」！整個中國，只有最浪漫的詩人李白和最天真的官僚海瑞能說出這樣的話來。然而，這兩句話卻是解讀海瑞一生為人行事的關鍵。

沒有這樣「狂妄」的理想作支撐，無法想像海瑞能忍受住常人無法忍受的壓力，特立獨行到現在。

然而，這個理想，是撲火的飛蛾的理想。那些庸人憑自己的本能，一眼就能看出這理想的虛妄，只有單純的海瑞，終生不悟。

雖然辭職而去，海瑞還是堅持認為自己的政治措施沒有一點錯誤，不可更改。他說：「臣再有一言：臣在任上的所作所為，都是傾聽百姓的呼聲，恪守祖宗成法，萬不可改。」

他再一次把憤怒指向了群臣，舉朝官員都是他不共戴天的敵人。這是他下意識中一直存在的意念，今天他直抒胸臆：請皇帝鞭策全體大臣，不得像以前那樣應付差事，必須仰皇上求治之心，認真辦事。凡事就怕認真，只有認真才能救今日之弊。九分之真，一分放過，就不是認真！更何況半真半假！

奏折的最後一段，再一次典型地體現了海瑞風格：如果大臣們認為我說的是錯的，那這個大臣必然是庸臣！《詩經》說：勿聽婦人之言。如今，全朝廷的大小臣工都是婦人，他們的話，皇上不聽可也！如果這樣，帝國大幸，愚臣我大幸！

痛快淋漓地罵完了滿朝大臣，海瑞掛冠而去。他對朋友說：「此等世界，做得成甚事業！從此入山之深，入林之密，又別是一種人物矣。」

事實證明，道學家海瑞是古今所有清官中最有個性的一個。只有他，敢公然辱罵所有朝臣。而朝廷雖然震怒，一時之間卻無法處置海瑞，只是在批文中淡淡地說：「今乃詞稱請歸，意甚怏憤。且固執偏見，是己非人，殊失大臣體。但本官已奉欽依照舊候用，無容別議。」

被海瑞稱為婦人的朝臣們都是聰明人，他們知道，在辯論上，他們不是海瑞的對手。

第一十二節 張居正眼中的海瑞

做了九個月巡撫的海瑞買舟南下，飄然回到老家海南。以掛冠時的瀟灑決絕，人們以為他從此可能要從道學家變成林下人物，歸隱於老莊門下了。

然而，海瑞卻沒有進入海南的椰林。儒家教育早已經把他定型，注定他跳不出這個藩籬。

他在老家買了一所小小院落，在院裡開荒，堂前種樹，圖書滿室，堂上卻掛上「忠孝」二字大匾，遇人則講道學，講如何破榮辱關，破生死關。遇到地方官來訪，則喋喋不休，講民間疾苦，問解決辦法。從海瑞家出來，人們不得不說，此老風骨，一毫未變。

對於海瑞來說，讀書修身就是為了入世濟民。閒居在家，看上去瀟灑自在，其實海瑞的心是十分痛苦的。仕途是士人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如果不能為世所用，那麼他的生命還有什麼意義呢？雖然歸隱田里，其實海瑞還是日日期待著有復出的那一天。況且，朝廷批准他辭職的聖旨中有云：

「奉欽依照舊候用。」如果一遇挫折，就憤然辭世獨立，獨善其身，那不是聖人之徒的做法。

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明穆宗突然中風去世，十歲的神宗即位。朝中政局風雲突變，高拱在政治鬥爭中被張居正掀翻，明朝最有能力的大臣之一張居正繼任為首輔。

閒居兩年的海瑞，以為自己的另一個政治春天要來到了。因為這個張居正是翰林出身，飽學之士，學問相當精醇，是海瑞的同道，有著推行聖人之學的共同志向。況且，海瑞辭職後，時任閣臣的張居正還寫來一封信，對海瑞表示同情：

三尺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僕謬忝鈞軸，得參與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為朝廷獎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議，有深愧焉。

信寫得很真誠也很聰明。身為內閣成員，他卻不能為海瑞說上什麼話，真是慚愧呀！為什麼身為內閣成員卻沒有發言權呢？那自然是因為高拱的跋扈。所以，矛盾在於高拱，與他張居正無干。那麼，這次張居正上台了，應該起用他海瑞了吧。海瑞日日等待著北京的消息。

遲遲沒有動靜。

向來趨左的言官們坐不住了，他們上書，要求起用海瑞。張居正在書上批道：

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鯁之節，天下信之。然夷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鎮雅俗，不當重煩民事。

海瑞的品質無可懷疑，然而辦事不能通達。這樣的人只能享受名譽上的尊重，不能任為實職。雖然同為聖人之徒，張居正為人行事卻與海瑞大有不同。張居正既能侃侃而談聖人之言，又能精通中國社會表面秩序下的真正規則，並且運用精熟。他沒有徐階的天真，認為海瑞能夠為他的班子建立政績，也沒有高拱的陰險，想用海瑞達到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他不能用海瑞。

直到這時，海瑞才知道自己在官僚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原來，他雖然忠誠骨鯁，時時刻刻遵守聖人之道，可是卻只能「坐鎮雅俗」，做個政治擺設。原因就在於他不肯「通方」，不肯做「鄉願」，不肯向這個世界妥協。

有生以來，海瑞第一次產生了懷疑：錯的，到底是世界還是自己？

第一十三節 七十二歲東山再起

海瑞的陋捨來人越來越少，他經常終日閉門，靠一卷書打發整日的時光。除此之外，他找不到任何快樂。他沒有兒子，不能享受課子的天倫之樂。他沒有業餘愛好，->小說下栽+wＲshＵ。ＣoＭ<-對琴棋書畫都沒有興趣。「山水諸癖，一無所好。」

海南的美景對他像不存在一樣。日復一日，海瑞真的老了，皺紋爬滿了他的瘦臉，鬍鬚根根白得透明。

失望、憤懣漸漸積滿了胸膛，看來自己的一生，只能這樣過去了。曾經有過的夢想，現在看起來似乎有一點可笑。為什麼一生的奮鬥、刻苦，不惜生命來踐履聖人之學，竟然落得這樣一個下場呢？海瑞有時也會想起這個問題，但是他永遠想不明白。

應該是自己努力得還不夠吧！那麼，唯一的辦法是繼續深研性理。然而，年老體衰，智力日減，看來，今生得正果的希望越來越小。進入晚年的海瑞，日漸沉入濃重的灰色之中。

一轉眼，時間已經過去十五年了。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張居正去世了。人亡政息，在台上永遠正確的張居正現在處處錯誤了。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正月初十，親政的萬曆皇帝下旨，起僉都御史海瑞為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三月，又升為南京吏部右侍郎。

這一年，海瑞已經七十二歲了。孔子七十而不逾矩，他的忠實學生海瑞是否也因為一生的挫折和十幾年的反思而變得聰明了呢？是否像朝廷所期望的那樣「平氣虛心，正直而濟以中和，剛方而文以禮樂。擴包荒之度，毋狃意見之偏」，而「將來之建立必有勝於今日」呢？

人們期待著海瑞的再次亮相。

詔書一下，海瑞即刻打點衣物，準備啟程。有人勸他要拿拿架子：朝廷讓他委屈了這麼多年，怎麼能一召即起呢？起碼得推辭一兩次。海瑞不以為然：「主上有特達之知，臣子不可無特達之報。區區虛襲，奚取焉！」遂起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等了十六年，海瑞終於等來了又一個政治春天。

還是海瑞一貫的風格。「自瓊台至蜆崗，家僕皆徒步。有一小童，亦只攜附前輿，不與馬。又自五羊至上新，唯坐一小船，寂寂過，多無知者。」

然而，畢竟久經風霜摧折，七十二歲的海瑞確實少了十六年前的自信。

海瑞的心裡，既有「漫卷詩書喜欲狂」的欣喜，也有「即從巴峽穿巫峽」的急切，更有政治風雲留下的重重陰影。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人情世態，見知於一時，焉保有終於後日？漢魏桓謂宮女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

似乎少了一份明朗，多了一些滄桑。

說是這麼說，事實證明，這只是他一時的激憤之語，一旦做起事來，海瑞的風格仍是控制不住的火暴。

海瑞上任後，立刻收到百姓反映五城兵馬司到處敲詐勒索、強行攤派的控告。所謂五城兵馬司，乃是南京城內的治安隊，自然成為腐敗的高發地帶。海瑞決心拿這裡開刀。他發佈告示說：

「五城兵馬司官吏，如狼之貪，如虎之猛，敲詐百姓的膏血，用來迎合上官，自己貪污。各街巷的人，如果被五城兵馬司侵擾，可以放膽到我這裡來告，本官定為你們做主！做老百姓，不可做刁頑不聽法度的百姓，亦不做軟弱聽人打、聽人殺而不言的百姓。有冤不告，冤何時止？」

一紙告示下達，朝廷明白了，海瑞還是那個海瑞，絲毫未變。「海青天」依然像以前那樣強硬如鋼，歲月不但沒有使他的性格裡增加一點彈性，反而老而彌堅，老而彌辣。

海瑞還是沒有弄明白官場裡的利益規則，他不知道動了五城兵馬司，就等於動了南京兵部，就等於動了整個南京的官僚網。雖然五城兵馬司僅為六品衙門，卻是可以通天的重要部門。他以為自己以副部級侍郎之威，一個號令就可以解決問題，實在是太天真了。

不僅如此，不久之後，海瑞又上書皇帝，對朝廷吏治表示極大不滿，建議恢復明太祖對貪官剝皮實草的酷刑，以為非如此，官場風氣無法好轉。

理所當然，海瑞吏部右侍郎的椅子還沒有坐熱，一紙調令下達，升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又一次明升實降。原來，「南京為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稱獨坐，然於諸御史無所短長也，取相引為尊重，他吏治民事無相關者。稍積望歲月，且遷北矣。即京中人從來未知右都御史為誰氏」。

成祖遷都北京後，為了表示對太祖的尊重，在南京設了一系列官職，然而大多有官無職。右都御史更是個可有可無的閒職。名位雖高，實際上什麼事也管不了。年輕的萬曆皇帝在召來海瑞不久就後悔自己年輕沒經驗，犯了個錯誤。他現在終於明白張居正為什麼不起用海瑞了。

第一十四節 有人要拿下海瑞

也許是人老了，海瑞終於感覺到了灰心的滋味。失望和絕望是不同的，在人生末路上，絕望就意味著對自己一生努力的否定。他終於發現他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他給海南故友梁雲龍的信中說：「年七十有四，非做官時節。況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為！」

一生的雄心壯志終於消泯，他現在可以基本判定自己的一生是失敗的。

這一生，他吃了常人所不能吃的苦，承受了他人難以想像的壓力，放棄了人生的諸多樂趣。他把自己活生生的生命軋搾成了一塊頑石，卻沒有做成挽狂瀾於既倒的中流砥柱——洪水輕易地把他從一個角落衝到了另一個角落。

他一道又一道上辭呈，希望盡快擺脫污濁的官場。皇帝卻一次又一次拒絕。皇帝欣賞海瑞的品格，佩服海瑞的勇氣，讚美海瑞的清廉。他可不想承擔放逐清官的罵名。有這麼一個將來可以留名千古的清官在自己的時代，是朝廷的光榮，也是他這個皇帝的光榮。

既然不能求去，海瑞只好做起他的右都御史。只要做了，他就不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不論什麼時候，他都學不會敷衍了事，學不會表面文章。

本來，右都御史只是名義上的尊稱，習慣上，在南京御史台並不管實事，與眾御史其實「無所短長」。整個南京御史台甚至都不怎麼上班，右都御史更時常經月不見一面。

然而，海瑞卻不這樣看。他認為，御史的職責就是紀律檢查，自然應該做百官的表率，這一點上，南京御史和北京御史不應該有什麼區別。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整頓紀律，要求所有御史都得上班。

海瑞每天早早就到御史衙門，誰上班遲到了，立刻罰俸。御史們其實沒有公事可辦，也得一天天在堂上坐著。

南京御史紀律鬆弛慣了，違法亂紀是尋常之事。海瑞一旦發現，定然嚴懲不貸。御史陳海樓的家人到市場上用官員紅票買米，只付給一半價錢。這其實是當地官場的慣例，海瑞得知後，將其家人責打三十大板，並且戴上大枷，放在衙門口示眾。

有一位御史生日之時，在家大擺宴席，請了歌伎戲班子唱了一天。海瑞找出太祖定下的規矩：「御史為百官之表，宴燕不得延伎。」毫不留情地把這位御史按到地上，杖責了一頓。

其實，海瑞也知道沒有必要做得這樣嚴厲、這樣苛刻。他也知道這樣會招來人們的反感、厭惡、痛恨。

他要的就是人們的反感、厭惡、痛恨。他要讓人們知道，雖然你們把我擠到這樣一個閒職，我一樣能讓你們不舒服！越是老，越是受人排擠，他的官做得越是毒辣，越是矯刻，越是放肆。這裡面，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情緒在。

南京的御史們不堪其苦。雖然彈劾海瑞是一件風險很大的舉動，他們也不得不為之了。萬曆十四年（公元1586年）四月，御史房寰彈劾海瑞：「謂其蒞官無一善狀，唯務詐誕以誇人，一言一動無不為士論所嗤笑。妄引剝皮實草之刑，啟皇上好殺之心。」

皇帝批復：「瑞在世廟時，直言敢諫，有披鱗折檻之風；清約自持，有茹櫱飲冰之節。雖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之以鎮雅俗，勵頹風，未為無補。合令本官照舊供職。」

皇帝終於說出了他的心裡話。原來，清官們是不適於「當局任事」，參與實際權力運作的。但是他們適於「用之以鎮雅俗，勵頹風」，也就是說，做一塊官場的門面，用來裝點朝廷，用來讓大家學習其精神。

精神可用來寫到書上，記入史冊，激勵人心，卻不可施用於實際。

這其實是千古清官共同的命運。清官只是官場的遮羞布，是廁所窗台上的一盆塑料花。

第一十五節 每天都盼著死亡來臨

在官場上被視為異端、視為魔鬼的同時，在民間，海瑞卻已經漸漸成了「神」，成為老百姓希望的寄托。在老百姓的心中，「海青天」就是善惡的最終裁判者，是傳奇式的大英雄。

明人張萱《疑耀·司馬文正海忠介》卷二載：海瑞從海南起復，入南京為官，進入南京那天，老百姓都擁到街上，「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觀公」。

每天到海瑞宅第求見的老百姓絡繹不絕。有的進來後，並無事相求。海瑞問：「見我何為，欲言事乎？」百姓叩頭說沒什麼事，「願一見海爺相貌耳」。

南京流傳著許多關於海瑞的傳說。有一天，大家都傳說北京押解來一個「妖神」。原來，有一天皇帝在御花園，此妖神作祟，皇帝舉諸大臣名來壓這個妖神，妖神皆不懼，唯雲送南京海某處，則無聲，遂解來。

林林總總的傳說不一而足，在海瑞上下班的路上，每天都會有人專門等候，希望能在海瑞掀起轎簾的時候看一眼他的真容。「海瑞」這兩個字，已經成了一種符咒，被用來詛咒一世的貪官。在南京市井，甚至有一種專門以海瑞懲貪為題材的評書，聽者如堵。

海瑞已經成了一個偶像，正義的化身，一個超現實的存在。而現實生活中的海瑞，卻已經心如死灰。他憎恨這個荒謬的世界，他每天都在盼著死亡的到來。

第一十六節 死了，可以被樹為楷模

海瑞終於死了。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冬十月十四，病故於南京。

「卒之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錢，猶扣回。」兵部送的柴火多了一些，他如數退回。「病不藥」，拒醫而死。「無一語及身後事。」不但沒有大臣們例有的遺疏，甚至連一句遺言也不留。他對這個世界，已經徹底無話可說。

像每個清官的身後一樣，史書照例要花些筆墨描寫一下他身後的清貧。

「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

有更詳細的記載說：「檢篋內僅祿金一十餘兩，綾、紗、葛各一。」

消息傳出，整個大明官場都鬆了一口氣。這個麻煩製造者終於消失了，人們不必再繃緊神經。海瑞終於去了他應該去的地方：神龕。各種典禮隆重舉行，海瑞的屍體被塗上一層又一層金粉，製成金光燦燦的木乃伊。在忙忙碌碌中，大家有一種歡慶的意味。上聞之，輟朝悼傷，遣吏部左侍郎沈鯉諭祭，祭詞之溢美，無以復加：

唯爾高標絕俗，直道是躬。視斯民猶己饑寒，恥厥辟不為堯舜。矢孤忠而叩闕，抗言爭日月之光；出百死而登朝，攬轡勵澄清之志。迨起家於再廢，乃浹歲而三遷。岩石具瞻，卓爾舊京之望；素絲無染，褒然先進之風……若金在冶，雖百煉而愈堅；俟河之清，奈九泉之莫及……禮部議謚，請賜忠介，贈太子太保。諭江浙地方為海瑞建專祠，春秋享祀。在海瑞的家鄉瓊州府城小北閡外建專祠，與宋蘇文忠公、明丘文莊公，稱三公祠。無數官員在海瑞祠寫下了一篇篇紀念文章，把所有能想到的最美好的詞彙都給了海瑞：

公之秉節，素絲羔羊，歲寒松柏，烈日秋霜。公之豐儀，野鶴昂藏，明珠南海，翡翠越裳。位祿名壽，公俱克全。千秋不朽，含笑九原……慷慨片言，世爭傳其諫草；崎嶇百死，天亦鑒其精忠。既昇華於九列，旋建節於三吳。忠矢清霜，每為民而任怨；幾先介石，亦因毀而得名……

第一十七節 活活餓死的五歲女兒

從現有資料上，我們可以判斷海瑞有強迫-強制型人格障礙。

強迫-強制型人格障礙患者的心目中，世界是一個井井有條的體系，任何行為，都要按照規矩一絲不苟地進行，有一點偏差就會心裡長久不安。他有著強烈的完美主義傾向，不能容忍有瑕疵的事物存在於自己的生活範圍之內。這樣的人行為刻板，對自己和他人要求過於嚴格，沉溺於職責、義務與道德規範，無業餘愛好。

海瑞幾乎符合以上所有標準。儒家思想提供的靜態理想化社會圖景正好滿足了他秩序化世界的心理需要，而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萬世家法為這種理想化社會的實現提供了操作依據。

海瑞的楷書學的是柳體，瘦骨嶙峋，拘拘然一絲不苟。這正像他的性格，認真到了極點。在辭職信中，他說自己做事：「不求合俗，事必認真。九分之真，一分放過，不謂之真。」就是說，他要的是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對他來說，都沒有意義。

這是典型的強迫－強制型心理障礙症狀。

海瑞沒有業餘愛好，沒有什麼朋友。他有強烈的完美主義心理，凡事均要求十全十美。他對助手總是百般挑剔，強烈要求別人嚴格地按他的標準做事，對雞毛蒜皮的事也不放過。如果做錯了什麼事，海瑞會一連後悔好幾天，總也不能釋懷。事實上，即使一件事他做得很好，他也不會滿意，因為他認為自己應該做得更好。也就是說，海瑞在工作中得不到樂趣。

清代孔繼堯所繪的《吳郡名賢圖傳贊》中的海瑞像，是一個又乾又皺的老頭，嘴巴緊緊抿著，臉上的每一個角落都是皺紋，兩眼裡飄動著愁苦的神氣。

海瑞是單純的、透明的，然而他的姿態太單調了，因而缺乏美感。

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提到海瑞的家庭。海瑞前後娶妻多次。他對妻子和女兒感情冷淡，令人難以忍受。海瑞早年娶妻許氏，生了兩個女兒，被海瑞休了。第二個妻子潘氏進門不到一個月，又被趕出家門。第三個妻子亦盛年之時在情況曖昧下暴死，而此前，他的一個妾自殺身亡。海瑞的妾也是換了一個又一個，作為道學家，海瑞對女人不會過於挑剔，因此，其「九娶」的原因，自然是出於孝順，為了一個簡單的目的：生一個兒子。可惜到死，這個目的也沒有達到（第三位夫人和一個小妾先後生過三個兒子，但都不幸夭折）。

海瑞對孩子教育嚴厲。他對自己的女兒從小就進行男女授受不親的教育。一天，他見五歲的女兒在吃餅，就問是誰給的。女兒答是小童。海瑞大怒：「女孩子怎麼能吃男僕的餅！你餓死吧，這樣才不愧是我的女兒！」這小女孩也頗為倔強，竟然真的從那天起不吃東西了，家人百般勸解也不管用，終於在七天之後活活餓死。

第三章 一個開得過分的玩笑：魏忠賢

第一節 太監專業縣

河北肅寧古來是個出太監的地方。一個地方出太監要有兩個條件：一是比較窮苦，另外一個，需要某種示範效應。某家出了一個太監，從茅屋敗堵轉而高堂大院了，自然會引起周圍人的效仿。效仿者既多，門路越來越通暢，自然就形成了規模，猶如現在的養牛專業村、養兔專業村一樣，成為一方脫貧致富的成功模式。

有人說這很殘酷，其實未必。黑格爾稱中國為災荒之國，亞當·斯密則認為古代中國下層階級的生活狀況，比歐洲的乞丐還要悲慘。大多數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在半飢餓中綿延生息過來的，歷史上，能吃飽飯的「盛世」少於易子而食、析骨為爨（cuan）的災荒歲月。因此，把一個原本注定要貧困一生的孩子送進宮中，換來一家人的溫飽甚至發達，對這一家人甚至對這個孩子來說不啻於一樁合算的生意。

不過，和大多數出身肅寧的太監比起來，魏忠賢的例子仍是特殊的。一般人是在幼年時由家人做主淨身，而他是在已經娶妻生女的二十二歲盛年，毅然自閹。這個事實，反映出這個人的性格中確實有某種敢作敢當的不凡素質。

魏家顯然是貧寒之家，這從魏忠賢進宮前連個正式的名字都沒有就可以看出來。由於貧窮，魏忠賢沒上過一天學。不過，魏家也不是赤貧，起碼還有幾畝薄田，否則魏忠賢也不會在十七歲那年娶上媳婦，更不會經常和村中的無賴在一起酗酒賭博。

從現在的資料推斷，魏忠賢顯然是個外向型多血質的人。他從小應該是個調皮搗蛋上房爬樹的主兒。這種人精力充沛，不甘寂寞，敢想敢幹，注定不會成為一個老實巴交規規矩矩的農民。

從少年開始，他就整天跟在村裡的幾個混混兒屁股後面。他本性憨直，待人熱誠，講哥們兒義氣，所以雖然家境貧寒，但在這群人裡還是有相當地位。家庭生活對他顯然沒有太多吸引力，應付完農活，他就整天和自己的幾個哥們兒在一起，偷雞摸狗，縱酒賭博。

史書記載，他的自閹出於一次賭博失意：「與群惡少博，不勝，為所苦，恚（hui，憤怒）而自宮。」在一次輸光了褲子之後，他躲進街上的酒館裡，被別人找出來，當街一頓痛打，差點丟了性命。在陣陣逼債聲中，魏四（魏忠賢的原名）情急之下說：「我他媽進宮當太監還你還不行嗎！」

這寥寥記載顯然把事情簡單化了。這句情急之下的話，無疑反映了魏忠賢改變命運的強烈渴望和長期以來某種模模糊糊的心理準備。支撐這一時衝動的，除了他那多血質的性格之外，必然還有對自己生存境況、前途命運的或多或少的思考。

是呀，作為一個慾望強烈、不甘心在土地上苦熬苦掙一輩子的年輕人，他的前途是那樣黯淡。上天在他心底種下了那樣多的慾望種子，卻又注定要讓這些種子活活旱死。由於家底太薄，靠自己的辛苦發家致富對他來說只能是癡心妄想，何況他知道自己根本吃不了那個辛苦，而在戶籍管理異常嚴格的大明社會，出外闖蕩也基本沒有可能。

他整日酗酒賭博，何嘗不能解釋為對生活的絕望和怨憤呢？雖然他表面上滿不在乎，可是內心不能不為自己生活的失敗與無望而產生深深的自我厭棄感。在這種情況下，扔進這個深潭中的任何一根稻草在他眼裡都有可能變成一條船。

也許這句憋出來的話，倒給他指出一條道路。是呀，與其餓一輩子肚子，不如進宮當太監！就把這當成一回賭博吧，本錢不過是胯下的二兩肉，如果贏了，衣食不愁不說，熬上幾年，混出個模樣，回到肅寧，說不定縣太爺也會親自接見呢！

在那個夜裡，躺在丑妻身邊的魏四，也許越想渾身越熱血沸騰。或許他會像發現了一個重大秘密似的，興奮得發抖。他想像著自己，這個在村子裡人人瞧不起的人在和皇帝聊天！想像自己鮮衣怒馬，馳騁在肅寧縣城。想像自己這間四處漏風的土坯房，換成了青磚瓦捨的三進大院。越想，他的心越飛揚。

然而，決心不是說下就能下的。這個選擇之艱難不言而喻。據說，當了太監的人，死後閻王爺不收，因此，不能進祖墳，只能找個地方胡亂埋了，做永世的孤魂野鬼。身後事沒蹤沒影，就不去想它了，可眼前的事是明擺著的。做了太監，就成了一個廢物。喪失的，不僅僅是那二兩肉，而是一個人的根本自尊和塵世幸福。

魏四的猶豫、彷徨、輾轉反側、心亂如麻是可以想像的。這是慾望和慾望的交戰，損失與損失的衡量。實際上，兩邊都是懸崖，兩邊都是火坑，兩邊都是地獄。是閹割掉基本能力，還是閹割掉一生僅有的一點希望？

無論魏忠賢最終作為一個什麼樣的形象被釘在歷史的展台上，這一夜的他，只是一個被命運追逐著的獵物，在經受著精神上的剮刑。

第二節 傾家蕩產當太監

具有賭徒性格的魏四，用了比別人短得多的時間就作出了這個讓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決定。

然而，決定好做，實施這個決定卻依然困難重重。

擺在魏四面前的有三大難題。首先，淨身需要交一大筆手術費，手術、療養、飲食、醫藥等費用，合起來最低也要二十多兩銀子，這筆錢對他家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其次，當時的淨身手術師雖然有一定經驗，但一無麻醉，二無消毒，死亡率很高，特別是成年人的淨身手術，死亡率更高。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淨了身也不一定能當上太監。

有明一代，太監人數之多，創了歷史記錄。高峰時是十萬人，直到明亡，留在宮中的太監仍有七萬之眾。然而，如此龐大的數目，仍然滿足不了無路可走者的求職需要。

明朝中葉，一次宮中大規模招收太監，初定名額是一千五百人，結果有兩萬多人蜂擁來報名，不少人面試前就做了淨身手術。面對如此洶湧的求職潮，政府只好一再擴大名額，從一千五百人擴大到三千人，再從三千人擴大到四千五百人，可是到最後，還是不免有一萬多人落選。社會上對那些淨身未入宮的，有一個專門的稱呼——「無名白」。

每一次饑荒過後，京城裡就會增加許多「無名白」，到魏忠賢的時代，這種流落在京城的「無名白」仍然有一萬多人。這一萬多人，應該就是一萬多部情節相似的悲劇，映照了「君正臣良，天綱地維」的大明社會的真實一面。

這些人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條是在京城各寺院附設的浴池裡專門為太監們擦澡，地位僅強於乞丐，收入十分可憐，餬口而已。這個工作只能容納幾千人。剩下的大多數「無名白」只有參加死乞強奪的丐閹團伙，「其稍弱者則群聚乞錢，其強者輒勒馬銜索犒」。看著這些女聲女氣的漢子賴在自己馬前，死乞活要，誰都噁心，只好捏著鼻子給兩個錢打發了事。因此，乞丐倒成了大部分人的專業。再剩下的人，只好去當小偷或者加入黑社會，成為社會治安的不穩定因素。

面對這樣險惡的前途，魏四的決定實在可以說是鋌而走險，成功率不大於50%。然而，他的血液裡天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魯勁。他說動了家裡。畢竟，成功了，一家從此脫離苦海，上升到中產階級乃至更高的階層。

失敗了，就算大趙莊少了一個浪蕩子。連他分家出去另過的哥哥也賣了家裡的一頭驢，來資助他這次悲壯的冒險。

借助太監村的優勢，他很快打聽到了進宮的門路，和專管招收太監的吳公公搭上了線。然後，他揣著家裡東拼西湊來的二十幾兩銀子，進京找一個私人淨身師，淨了身。

當他躺上了那扇專門用來淨身的門板，被人用麻繩緊緊縛住手腳時，他心裡也許會掠過一絲悲涼，甚至會泛起一絲悔意，更多的，應該是對周圍一切事物驀然而起的莫名的憤恨和悲怨，雖然他是自願躺到這裡。這種怨恨，在手術師舉起屠刀的一刻化為了濃稠的液體，從那時起永遠積存在了他的心底。

去了勢，下面插了一根大麥稈，魏四叉著腿在炕上躺了一個月。為了減少小便，淨身師成天給他喝臭大麻水，讓他拉稀，直接拉在炕上的稻草裡，整個屋子惡臭難聞。魏四的運氣不錯，傷口沒有感染，順利度過危險期。可是家人帶來的消息讓他一天比一天愁。魏家已經把房子賣了，全家搬進村邊的土地廟，然而用這點錢做見面禮，吳公公根本不收。

事情到了這一步，就已經成了全家的投資，不能眼看著半途而廢，讓他當「無名白」。哥哥魏釗早已分家單過，狠了狠心，把僅有的三畝薄田賣了，讓侄子把錢送了來。

這回吳公公收是收了，能不能進宮，卻絕口不提。魏四的傷口好了，只好在京城乞丐們聚集的龍華寺裡安身，一等就是四個月。

這四個月裡，幾乎每天晚上他都做噩夢。秋去冬來，他連一身御寒的衣服也沒有，整天窩在龍華寺偏房裡，不敢出去。原來那些夢想不再想了，他現在滿心都是後悔。原來雖然吃不飽飯，畢竟還算個正經人家呀，可現在，人不人鬼不鬼。他暗下了一條決心：如果進不了宮，他寧可自殺，也不去當乞丐。

用家裡把女兒賣給人家當童養媳的錢，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臘月十四，魏四終於趕上了那一年最後一次挑選。前三所需要一個倒淨桶的人。

在所有待選的人裡，他二十三歲算是最大的，長得魁梧，身手又靈便，成了那一撥二十多個人裡唯一入選者。

消息傳來，全家人燒香念佛。這一天，成了魏忠賢和他全家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他的激動，不次於那個時代一個讀書人的高中進士，雖然他只是找到了一份倒馬桶的職業。誰又能想到，這個日子後來被人鄭重記入歷史，作為一樁巨大不祥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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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魏傻子」

像所有眉飛色舞、唾沫星子亂濺的誇大其詞一樣，當了太監就能發財致富也只是一個美麗的傳說。是的，當了太監衣食不愁，每月食米四斗，每年冬夏裝各一套，鋪蓋六年一套。日子過得比在大趙莊時自然是強多了。

然而，也僅此而已。那些傳說中錦衣玉食的太監都是宮中的大太監，最高領袖是司禮監掌印太監及其助手東廠提督太監。稍下一點，是司禮監的各位秉筆、隨堂太監，各監、司、局等處的掌印太監，還有在皇帝周圍直接照顧皇帝生活的高級太監，然而，這些人在十萬太監中總共不過數十人而已。

這些人位高權重，地位比高級官僚有過之而無不及。

居於中層的人有數千人，他們在各種內宮崗位上或多或少地掌握著一些權力，比如宮中各種物資的採購呀，出宮辦事時的勒索呀，這點權力足夠他們撈到相當可觀的油水，足以過上普通官僚的生活。可是到了這個金字塔的底座，也就是數萬名像魏四這樣跟班、抬轎、巡夜、灑掃、看門的太監這一層，所得的好處就僅剩下衣食兩項了。甚至有的家裡負擔重的，為了多賺點錢，還在宮裡給宮女當傭人，洗衣燒飯無所不為，被人稱為「旋匠」。

進了宮，魏四被安了個新名字，叫「李進忠」。說是名字，其實不過是個符號，只不過叫起來比「零零幾」順嘴些罷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時倒前宮的馬桶，其餘時間則無所事事。這正遂了他游手好閒的本性，剩下的大把大把時間，就在賭博喝酒中混日子。從此，他就湮沒在底層太監之中，一連十幾年沒有蹤跡，讓後來魏忠賢的傳記作者頭疼不已。

從哪個角度也看不出，這個人日後會成為左右大明帝國的風雲人物。在宮中飛黃騰達需要有三個條件，一是識文斷字，二是富於心機，三是有強烈的野心。

正統年間聲名顯赫的大太監王振，是最典型的代表。此人本來是一個儒士，權欲大到了變態的程度，在下層官場混跡九年也沒有混出名堂，索性孤注一擲，自閹入宮，當了東宮太子講讀，也就是太子的啟蒙老師。在這個職務上，他兢兢業業，謙恭自守，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取得了太子的信任。當太子登基之後，他自然成了宮中的最高太監，從此用足心機，大權盡攬，佔盡天下風光。

正德年間著名的大太監劉瑾，也是自幼讀書識字，心機極深。而這三條，魏忠賢無一具備。魏忠賢沒上過一天學，他好像與文字天然不親近，進宮多年，在文化太監中熏染多年，依然大字不識一個。

說到心機，人們對他的評價是「憨」。他待人熱情，做事敢作敢當，卻獨獨與「心機」二字沾不上邊。在與群太監喝酒賭博的日子裡，他經常被那些奸猾的太監耍弄，久而久之竟得了一個「傻子」的外號。

至於野心，他更是絕緣。他進宮的目的，不過是為了豐衣足食，最多是連帶著一家人衣食不愁而已。當認清了自己在智力能力上與別人的差距後，他就沒有什麼癡心妄想了。實際上，以他的能力，做到這一點都不容易。他進宮好幾年了，還是沒有能力幫助家裡擺脫赤貧，自己的侄女、外甥女還是相繼被賣到京城做了大戶人家的奴婢。

由於能力平庸不思進取，在宮中混了十幾年之後，他才脫離了底層太監行列，做了東宮一個才人的伙食管理員，一年能有個百十兩銀子的「外落」。而一直到五十三歲，進宮整整三十年，頭髮開始花白了，他還是停留在這個伙食管理員的職務上，因為一年那點「外落」而過得有滋有味，心滿意足，如果能以此終老一生，他不會有任何意見。

即使做夢，他也不會想到有人會把整個帝國的權力交到他的手上。

第四節 命運的拿手好戲

然而，歷史就是如此捉弄人。它偏偏要造就這看起來絕不合理的奇遇，看看至愚至賤的「魏傻子」在權力的重壓下會變形到什麼程度。當然，歷史是詭譎的，它開了這樣一個過分的玩笑，用的依然是它的拿手好戲：偶然。

因此，這個大字不識一個的農民，為命運賭博而進入深宮的十幾年後，鑽營到了一個伙食管理員的位子，而這個位子，陰差陽錯，是在東宮太子身邊。

又恰巧，他侍候的這位相貌平常的王才人，後來居然為太子生了一個兒子，而且是長子。

即使如此，李進忠的前途仍然看不到什麼光明。不僅僅因為李進忠是「傻子」，更因為這個太子在當時看起來地位相當不穩。

萬曆皇帝一直不喜歡這位太子，從五歲起，整個大明帝國的官員就不斷呼籲皇帝按慣例冊封這位長子為太子，萬曆直拖了十五年才補辦了冊封手續。而且冊封之後，也一直心神不定，總想以自己喜歡的第三子取而代之。

由於皇帝的厭惡，太子在宮中沒什麼地位，連皇帝身邊的太監都可以隨便欺負他。如果沒有群臣的堅決反對，這位太子早就從儲位上被趕下來了。

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兒子又隔了一層，前途更加不定，況且宮中的龍子龍孫夭折率極高，誰也不能保證自己侍候的小孩子將來能不能修成正果。當時一些侍候太子長子的太監經常抱怨自己前途無望：「陛下萬歲，殿下亦萬歲，吾輩待小官家登極鴻恩，有河清耳！」

然而，李進忠的與眾不同在這個時候開始體現。李進忠因為侍候王才人，自然而然也兼管小皇孫的伙食。能夠從底層太監中脫身出來，他對自己的主子感激涕零。

他對王才人與小皇孫，有一種出於本性的狗一樣的忠誠與依戀。他才不管他們有沒有前途，既然是他的主子，他就無條件地忠心耿耿。數千年來中國人性格中的奴性在他身上已經變成了一種本能，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當成了主子的附屬物。

在那些精明之徒對才人與皇子不那麼待見的時候，他卻自始至終，謹謹慎慎，恭恭敬敬，一絲不苟，以至於在宮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才人一高興，就讓他恢復了本姓，改名叫魏進忠。

魏進忠的另一個特點是性格討人喜歡。他身軀壯大，性格開朗爽快，重感情，又有點沒心沒肺，對人沒多少戒心。這一點，在以陰毒險狠著稱的太監群裡非常少見，因此也非常受人歡迎。雖然被視為「傻子」，可是人見人愛。另外他身體靈活，是個運動型的人，「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控弦，射多奇中」。

在動手方面，可謂心靈手巧。和大家在一起玩的時候，也經常能逗人開心。小皇孫剛剛懂事，就喜歡跟在他屁股後頭玩。很久以前與女兒生離死別了的他，對這個自己看著長大的孩子，也異乎尋常地有感情。

由於太子被人冷落，這位皇長孫自然就更加沒人重視。按理，作為龍子龍孫應該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萬曆皇帝從來也沒有關心過此事，直到成年，這位皇長孫也沒讀過書，認識的幾個字還都是身邊的太監們沒事時教的。

至尊的天子在底層文化氛圍中成長，這聽起來似乎是個笑話，而事實確實如此。明宮的規矩，后妃從不親自撫養嬰兒，皇子是在奶媽、太監和宮女們的照顧下長大的，這些人都來自社會底層。在這些人中長大的小皇孫，更像一個在鄉村中長大的被慣壞了的野孩子，對自己的直系親屬，對朝中的大臣，都談不上有什麼感情，卻唯獨對身邊的這些人感情深厚，宛如家人父子。

皇孫最熱愛、最依戀的，是自己的奶媽客氏。真正的母愛，是客氏給予他的。因此他對客氏的感情，與親生母親沒有任何分別。都十六歲了，他還和奶媽住在一起，形影不能分離。登基之後，按慣例奶媽不能居住在大內了，可是客氏才出宮兩天，他竟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只好又不顧群臣的反對，把奶媽接了進來。從此之後，備極榮寵，風光不在太后之下。

十分自然，這個後來成為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靜坐讀書」，而是好動，愛熱鬧，喜歡興高采烈地嬉戲，玩起來沒完沒了，不知道節制。

他喜武，愛看鑼鼓喧天的武戲，也愛自己舞刀弄槍，更喜歡騎馬射獵。

少年之後，他又對木匠活產生了強烈的興趣，顯示出了傑出的工藝天賦。他能自己設計精巧的玩具，「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創機，啟閉灌輸，或湧洩如噴珠，或澌流如瀑布……皆出人意表」。有一段時間，他對木匠活的熱愛達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常常帶著幾個太監「朝夕營造」，「每營造得意，即膳飲可忘，寒暑罔覺」。

如果生在民間，這孩子有可能成為一個能工巧匠。可惜的是，他是「天潢貴胄」，因此，這一切在記載進史書之時，不可避免地作為他行為離奇的佐證。事實上，這不過是興趣廣泛精力充沛的孩子的正常表現。

在他騎馬、射箭或者舞刀弄槍的時候，總有一個身軀高大的人跟在身邊，那就是魏進忠。小皇孫的騎馬、射箭是他手把手教出來的，做木匠活的時候，魏進忠也是最得力的下手。

小皇孫要什麼玩具，魏進忠都會千方百計淘弄來，小皇孫一高興了，就喜歡拿這個老僕搞個惡作劇，開開玩笑。當夕陽從紫禁城頭落下之後，魏進忠經常會坐在小皇孫身邊，絮絮地給他講些宮外的市井奇聞或者鄉下的古老傳說。

長年的耳鬢廝磨，這一老一小之間形成了一種說不清楚的亦主亦僕、亦親亦友的關係。一天見不到小皇孫，魏進忠心裡就空落落的，在他心裡，這既是他的主人，又模模糊糊地把他當成自己的孩子。

直到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五月，這個孩子當了皇帝，魏進忠對他的這種近乎親緣的感情仍然沒有絲毫衰減。那一天，皇帝在西苑盪舟取樂，不小心翻了船。魏太監一時心急，忘了自己不會游泳，竟不顧一切地跳進水裡救皇帝，結果幾乎搭進了性命。這孩子後來幾乎成了他的命根子，他的忠誠，已經不是基於尊卑關係，而成了內心的感情需要。

第五節 五十二歲鹹魚翻身

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魏進忠五十三歲。這一年，他的命運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轉折。

首先，是這一年七月，萬曆皇帝崩逝，戰戰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終於登基，成了明光宗。魏進忠所在的皇長孫居所一下子成了准東宮，皇長孫身邊的大小僕役都興高采烈，氣焰頓長。魏進忠也因與准太子關係親密而在宮中備受尊重，這讓多年默默無聞的他心情舒暢不少。

誰都沒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個月，就因為縱慾過度，一命嗚呼了。一轉眼，昨天還在宮裡淌著鼻涕四處亂跑的長子朱由校成了天子。

這一轉機來得太快了，所有的人都有點暈頭轉向。魏進忠更是興奮不已。原以為正當盛年的光宗怎麼也得做個二三十年的皇帝，自己這輩子可能看不到小皇子登基了，沒想到這一天這樣快就到了，快得讓人一時反應不過來。看來自己這輩子很有可能混個什麼膳食處的首領太監之類的體面角色，回到肅寧，縣太爺可真得親自接見了！

任何人，包括魏忠賢，都以為自己的造化到此為止了，沒想到命運之神又一次把更大的幸運不由分說砸到他頭上。

在明朝宮廷中，流行著一種「對兒」的習俗，也就是相好的太監與宮女。皇帝奶媽客氏的「對兒」原本是一個叫魏朝的，此人和魏進忠是不錯的朋友，能力很強。在皇帝登基之後，被提拔為乾清宮管事並兼管兵仗局印，從此事務繁多，在宮中的時候越來越少。而魏進忠管理伙食，與客氏接觸很多，魏進忠的豪爽耿直、開朗活潑對女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時間一長，兩人就產生了感情，而且越陷越深。有一次魏進忠正與客氏親熱，被突然回來的魏朝撞見，兩人當即吵罵起來，驚動了皇帝。

皇帝不管二魏誰對誰錯，他關心的只是奶媽的幸福。他問奶媽說：「客奶，爾只說爾處心要著誰替爾管事，我替爾斷。」客氏也是個敢作敢當之輩，在大庭廣眾之下與多年的「夫妻」魏朝恩斷義絕，毫不猶豫地把手指向了魏進忠。

當年的客氏剛滿四十，丰韻猶存，而魏進忠已經是五十有三的老頭。看來，這個重感情的「憨而壯」的老太監身上，確實有某種不可阻擋的性格乃至人格魅力。

無論如何，成為客氏的「對兒」變成魏進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客氏的親信就是皇帝的親信，從此，他成了皇帝最信任的太監。

這一地位意義深遠。因為，與對木匠活的強烈興趣相比，剛剛登基的天啟帝對政治卻十分厭惡。繁重的政務對他來說是一種難以承受的折磨。他自幼生長在清冷的東宮，平時除了幾個宮女和太監，幾乎沒有接觸到其他人，更沒見過什麼世面。因此，在上朝的時候，他總是顯得羞澀、笨拙，坐在那兒活像一個木偶。別人說什麼，他根本聽不明白，也不想聽明白。他急需一個值得信任的人來替他處理這些「麻煩」，好讓他一心一意回後宮玩耍。

這一重任，陰差陽錯而又順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監魏進忠身上。這個不識字的太監被任命為司禮監秉筆，職責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為一個對政治沒有興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著掌握了帝國的所有權力。

歷史把舞台的所有佈景都已搭好，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站到了帝國最高處的前魏四、李進忠，現魏進忠，是如何開始他的表演。

第六節 權力的滋味

魏進忠的第一個舉動，是改了自己的名字。他給自己改名叫「魏忠賢」，表字「完吾」。

這是個意味深長的舉動。這意味著魏進忠充分意識到了自己角色的轉換：以前，他不過是皇帝的家奴，進忠足矣；而今，他已成了當朝秉政，要開始治理帝國大事了，「忠」之外，還必須要「賢」，也就是具備不凡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需要盡快完善自己，「完吾」。

這一動作說明，魏進忠並不是人們心目中的「傻子」，這個人，很知道些抑揚進退。

何止不是「傻子」，魏忠賢有著和正常人一樣甚至更強烈的慾望和自尊。從小，他就是個活潑伶俐的孩子，作為家中的「老小」，備受父母寵愛。長大之後，他的不務正業、游手好閒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和更高的期待。

正是強烈的改變生命狀態的慾望驅使他毅然自宮，這個舉動說明了他完全具備在關鍵時刻把握機會的能力。然而，入宮之後的無情現實一度粉碎了他的夢想。

在朱由校登基以前，命運在他面前從來沒有露出過笑臉：生而貧窮，長大之後因賭博惡習而不為社會所接納，在命運的逼迫下放棄男人的自尊成為太監，而成為太監之後依然混得沒有名堂，在太監們的鑽營傾軋中屢屢挨踩，陞遷得異常之慢，因此，被人稱為沒能耐沒出息的「傻子」。

在命運的屢次打擊下，他自覺帶上了「傻子」的面具。他承受不了自尊心的壓力，只好選擇了逃避。他笑嘻嘻地聽著別人叫他「傻子」，他好脾氣，人家怎麼逗他也不生氣，他甘居人下，用自己的示弱來換取別人的保護。他大大咧咧，他憨憨傻傻，他沒有了自尊。

他活得像一個爬蟲，他樂於當一個爬蟲，當爬蟲是多麼舒服呀，可以不受自尊心的折磨，可以對自己不負責任，可以任由別人踐踏——既然自己沒有反抗能力。

然而，自尊心是扼殺不掉的，它只能暫時被麻醉被壓制。壓制越大，聚集的反作用力就越大。它時刻蠢蠢欲動，給魏進忠帶來痛苦。

睡在太監班房裡，魏進忠經常做這樣的夢：自己在刷一個巨大的馬桶，馬桶裡有一隻小小的蛆蟲，他怎麼也刷不到。他對這只蛆蟲異常地厭惡，異常地痛恨，可就是刷不到這個噁心的東西。越刷不到他越著急，急著急著就醒了過來。雖然他不會心理分析，可是他也能隱隱感覺到，其實那只蛆蟲就代表了他自己，在內心深處，他對自己其實是厭惡不已的。

想到這裡，兩顆混濁的淚會不知不覺在夜半三更爬上魏進忠的眼角。實際上，自尊和慾望一直在魏進忠憨直的外表下頑強地發揮著能量，雖然缺少心機，但他並不是沒有心機：他對皇子和才人的鞠躬盡瘁，難道是出於純粹的忠誠嗎？他之所以接近客氏，僅僅是陰差陽錯嗎？

在內心深處，他一直模模糊糊期待著「那一天」的到來，那揚眉吐氣的一天，那光宗耀祖的一天，那讓你們所有人都看看我魏某人究竟是什麼貨色的一天。

現在，這一天終於來了。在機會面前，魏忠賢表現了他果斷敢為的本色。面對司禮監秉筆的任命，他沒有絲毫的謙退。

雖然一字不識，但他有他的辦法：他讓別人替他講解奏折，把艱深的古文翻成淺顯的白話，然後，他發號施令，再讓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用硃筆書寫在奏折上。通過這樣一個繁雜的過程，他把自己的個性毫不猶豫地寫進了帝國的政治史。

權力的滋味勝過了所有的瓊漿。這才是天下至味！天下所有人的生殺榮辱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間。他的一句話，可以使一個高員一生的努力化為烏有，也可以使另一個人瞬間飛黃騰達。全帝國所有最聰明、最能幹、最富有的人都要跪倒在自己的腳下，自己一跺腳，四夷八荒都要顫動。

由社會最底層瞬時升到世界的制高點，他一時有點頭暈目眩。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品嚐這超強的快感。現在，他對命運的抱怨一掃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瘋狂的感激。俯視自己腳下的芸芸眾生，一股大政治家的責任感油然而生。他躊躇滿志，一定要勵精圖治，把這個帝國治理得海晏河清，讓這些百姓蒼生都過上幸福的生活。他感覺自己此刻是如此的高大、慈祥、睿智，大手一揮，就會把溫暖灑向四面八方。這才是他，真正的魏忠賢！

第七節 文盲治國

對於一個總攬帝國全權的大政治家來說，魏忠賢的農民、倒馬桶者、伙食管理員的資歷太過蒼白。他缺乏起碼的文化素養，又沒有任何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他所有的資本不過是「擔當能斷」和「頗有記性」而已。

如果他有一點自知之明，也不會接過這炙手可熱的擔子。雖然胸懷大志，他治理的大明天下不可能不走向空前的混亂。今人苗棣的《魏忠賢專權研究》中講了這樣幾件事情：

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初，兵部請求提升鎮虜關提調董節為游擊將軍。魏忠賢聽了奏折，驚喜地發現了其中的「破綻」：從提調到游擊將軍中間還有個都司僉事的級別，為什麼沒有經過這個級別直接超升？這裡頭一定有問題，說不定是一起舞弊大案！他深為自己的「洞察」而得意，立刻下旨責問。

兵部立刻作出了解釋：因都司僉事一級實缺較少，提調一般都直升游擊將軍，這是幾十年來的慣例，有據可查。但魏忠賢既已認為是大案，哪能隨便放過，竟然硬把主管武官陞遷的官員削籍為民。

兵部尚書再次說明情況，魏忠賢不但不承認自己不熟悉政務，反而命令兵部以後再不得越級超升，把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制度改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不懂硬要裝懂，用錯誤來掩蓋錯誤，這是魏忠賢執政時常見的現象。

有一次，禮部官員李恆茂在一份奏折中用了「曹爾楨整兵山東」一句話，被魏忠賢抓住了把柄。由於不久前曹爾楨剛剛買通魏忠賢的關節當上了山西巡撫，說他「整兵山東」，無疑是錯誤了。

魏忠賢抓住這個把柄，只不過是想證明自己的精明，如果李恆茂立刻認錯，再頌揚魏忠賢一番，肯定就安然無事了。誰知李恆茂自覺委屈，偏要上書辯解，說曹爾楨本為山東布政使，雖已升職，但未赴任，說他「整兵山東」符合慣例。

這番不識趣的辯白讓魏忠賢惱羞成怒，以「不恭」的罪名削了李氏的官籍。李氏好好的前程，就因為這樣一次莫名其妙的誤會給毀了。

由於缺乏起碼的從政經驗，所以魏忠賢解決政務難題時，常會別出心裁，讓人哭笑不得。遼東戰事吃緊，急需馬匹，魏忠賢為此想了個絕招：明朝資深大臣有在宮中騎馬的特權，不過，這些人每年要向皇帝進獻好馬一匹。

魏忠賢於是一下子賜給幾百名太監在宮中騎馬的特權，而後就不斷地降諭進馬。在這幕喜劇中，魏氏表現出了小農式的狡黠，然而，這區區幾百匹馬於事無補，徒然讓人笑話而已。

第八節 繡龍的內褲

別人怎麼哭笑不得魏忠賢不知道，他自我感覺良好。因為自從當上司禮監秉筆，他耳邊聽到的，都是對他的頌揚，他眼睛看見的，都是如花一樣的諂媚笑臉。像歷來的首領太監一樣，他在京城東部有了一座豪華壯麗的府第，有了無數的僕人，他們如同他肚子裡的蛔蟲，是那麼機靈乖巧，瞭解他的每一種喜好，把他侍候得渾身舒泰。

每天晚上回府，都有一大批各式各樣的人物在等待他的接見，他們卑躬屈膝、戰戰兢兢，乞求他賜給他們些好處，或者等待著他對他們的命運進行裁決。

這種感覺實在是太美妙了！一連幾個月，魏忠賢都像是在騰雲駕霧中度過。他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充滿新奇地仔細體驗著自己的尊貴不凡，並且努力向世人誇耀，人來瘋似的。

就像現在突然暴富的大款燒錢顯示自己的富有一樣，剛剛\`文\從卑賤變\`人\為崇貴的\`書\魏忠賢不放\`屋\過任何一個炫耀自己的機會。何況他又是一個粗放外向的人。

他特別喜歡炫耀自己的排場，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權力的顯赫。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軒，羽幢青蓋，四馬若飛。鐃鼓鳴鏑之聲，轟隱黃塵中。錦衣玉帶靴褲握刀者，夾左右馳，廚傳、優伶、百戲、輿隸相隨屬以萬數」，隨從多達萬人，也許有些誇張，但有史以來沒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頭大應該是無可懷疑的。

在穿著上，他也要千方百計顯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時他經常穿龍袍，龍的紋樣比藩王僅差一爪，比皇帝冠服只是顏色上略有不同。甚至連內衣內褲上，都要繡上金線蟒龍！

魏忠賢並沒有任何僭越之意，他只是頭腦有些簡單，只是想讓所有的人知道他的高貴、與眾不同。

所有這一切，僅僅反映了這個人資質的庸劣。他甚至連起碼的避諱之道都不懂。如果他稍稍懂一點歷史，稍稍讀一點書，他就會知道，歷史上凡是手執朝柄的太監，十之有九沒有好下場。遠的不說，就以本朝來講，約一百五十年前權傾天下的太監王振死在戰場上，死後全族老小包括嬰兒都被殺光。約一百年前的「立皇帝」劉瑾，更是被凌遲處死，活割了三千多刀！

魏忠賢不知道歷史，他也不想知道。他只想福澤天下，雨露蒼生，以此來證明自己的能力。他幹得興致勃勃，興高采烈，也幹得兢兢業業。每天一大早，他就起床，聽別人念文件，然後他口述意見，一處理往往就是一天。

雖然累，但是他感覺充實極了。和倒馬桶不同，此刻，他真正體驗到了工作的快樂。用現代詞彙說，「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貢獻給了大明王朝」。絕不像史書所說，他要顛覆大明天下。他從來沒有這樣的想法，治理好大明天下，才是他切身利益所在。

然而，東林黨人（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對此不以為然。

第九節 荒謬的忠臣

東林黨的遭遇，典型地說明了「忠臣」是多麼荒謬的一個角色。

有明一代是中國歷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代，也是忠臣輩出的一代。昏君與忠臣相輔相成，正如同陰與陽、高與下、黑與白，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

忠臣們自幼飽讀聖賢之書，胸中羅列了許多天理。他們認為，世界就應該按照這些聖人總結出來的天理運轉，一絲一毫都不能錯誤。

按照天理，皇帝是上天在人世間的代表，是天下眾人的表率，所謂「一人正而天下正」。皇帝應該具有最高的道德水準，並以此來感化天下萬民，正所謂「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

然而，拿這些天理和皇帝的行為對照起來，他們經常極度失望。

有明一代皇帝，因為太祖朱元璋血液中的卑劣因子，成才的太少。自成祖以下，也就是朱元璋的孫子輩起，就一代不如一代。

由於熱衷於宮闈秘戲，他們大多享年不永。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因為性病暴死；宣宗遊戲無度，死於三十八歲的盛年；英宗時太監王振專權，幾乎亡國；代宗懦弱自私，死時剛剛三十歲；憲宗好方術，專寵方士和太監；武宗荒唐放縱，胡鬧了一輩子；世宗的年號嘉靖被海瑞解釋為「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穆宗縱慾過度，死時三十六歲；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三十年不上朝，大臣們都不知道他長得什麼樣兒；再下來，就是一月天子光宗和當時聖上天啟帝了。

很顯然，這父子兩個也不是什麼出類拔萃之輩。

因為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朝的士人對四書五經背得最牢。他們抱了一腔悲憤，拚死要把皇帝糾正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

因為道德上的巨大優越感，有明一代，大臣和皇帝說話就特別不客氣，犯顏直諫的人也特別多。他們寫得高興了，甚至要在奏折裡對皇帝嬉笑怒罵，挖苦諷刺，然後得意洋洋地拿出來給大家看。海瑞對嘉靖帝直言不諱地說：「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就是說，天下人已經很久不把你當回事了！武宗朝大臣指責武宗「自取覆亡，為天下笑」。雒（luo）於仁則指責萬曆皇帝縱酒貪財好色尚氣。這些人都在史書上留下了令名。

說來奇怪，忠臣們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性命，而皇帝們對這些忠臣則恨之入骨。因為在忠臣的筆下，他們原形畢露，龍袍掩蓋不了他們自身的庸劣，他們的自私、懶惰、愚蠢、猥瑣纖毫畢現。

在皇帝看來，忠臣們簡直像現代社會的狗仔隊，是天下最討厭的生物。

皇帝在宮中喝了一回酒，騎了一回馬，第二天，立刻就有人上折子，告誡他酒乃喪德之物，非天子之所宜用；告誡他千金之軀，不宜驅馳。哪怕這一段時間他到哪個妃子那去多了，過一段時間也會有人上書，隱隱約約地告誡他要節欲，告訴他「無貪一時枕席之歡，而忘保身之術」。

與大臣們相比，皇帝們文化水準普遍不高，既然辯不過大臣，就動手，好在廷杖制度讓他們能合法地發洩心中的怨氣。

所謂廷杖，就是皇帝看哪個大臣不順眼，就推出午門之外，扒下褲子，打屁股。由於這種方式非常適用於發洩皇帝對忠臣們的深刻怨毒，所以皇帝們屢用不爽，有的時候，廷杖被當成了消滅那些討厭的大臣的一種簡便方式，因為不用經過任何司法程序。

有明一代死於廷杖的官員不可計數。偏偏忠臣對此毫無畏懼，甚至他們還渴望死亡，因為這樣會使他們在忠臣榜上得到最高的榮譽。

東林黨人就是這樣一群忠臣。他們反對魏忠賢，原因不在於魏忠賢的水平太低，也不在於政治見解的不同，而在於魏忠賢的身份。明朝祖制，太監不可干政。即使魏忠賢真的才略能經天緯地，也不能由他來代天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權之後，各種反對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剛剛踏入官場的初生牛犢、新科狀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責皇帝沒有真正承擔起經國大任：「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

文震孟直言不諱地指出了當時政治現象的不正常：雖然皇帝按時上下班，從不遲到早退，可不過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縱。

這位新科狀元顯然掌握了歷朝忠臣上書的訣竅，用語尖刻，一針見血，讓人無法迴避。魏忠賢見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對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們堅決反對，大力救護，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僅被貶秩調外而已。

通過這一回合，魏忠賢第一次明確認識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對自己的巨大勢力。這僅僅是個開始，後來，此類奏疏越來越多。

天啟三年（公元1623年），周宗建上書把魏忠賢比做前朝太監劉瑾，說他禍國殃民，要求立予罷斥。緊接著，給事中劉化弘、陳良訓，御史方大任、黃尊素等人數次從不同角度直接或間接地攻擊魏忠賢。

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六月，東林黨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楊漣上書歷數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指責魏忠賢奪皇帝之權，恣意專擅；指責魏忠賢擅改成例，破壞法度；指責魏忠賢僭越，出行時儼然是天子的派頭。

這一上書，實際上成了東林群臣對魏忠賢發起總攻的動員號令。六、七、八月，彈劾魏氏的奏折蜂擁而至，竟多達七十餘章。從大學士、尚書，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了這一行列。一時間，紫禁城上空烏雲密佈。

第一十節 政治金鐘罩

見到這些鋪天蓋地的奏折，「擔當能斷」的魏忠賢心中真的惶惶無主了。一方面，他感覺委屈，自己一心一意為大明朝做事，換來的卻是這樣的結果；另一方面，他也越來越心虛，畢竟，他也知道太監干政，歷來都是不合正統的。

朝臣們的咄咄逼人，讓他無比明確地感覺到了自己頭上的危險，一旦身敗名裂，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最慘的下場。然而，權力的滋味讓人一旦嘗了，就絕難捨棄。

魏忠賢是個憑本能生活的人，維護既得利益的本能毫不猶豫地控制了他，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護。

和歷朝皇帝一樣，天啟帝對這些朝臣們絕無好感，也不信任。在他眼裡，這些成天板著臉的大臣既陌生又可怕，同時還討厭。而魏忠賢的忠誠他從不懷疑，這個在自己身邊侍候了幾十年的老僕像狗一樣馴服聽話，善解人意，對他關心備至。主僕二人情深誼厚，這種情誼是幾十年共同生活中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絕難打破。

因此，在魏忠賢和客氏「日夜哭訴」之後，他堅定地站在魏忠賢一邊，同意魏忠賢把楊漣的奏折留中不發，也就是不予答覆。同時以皇帝的名義頒旨表彰魏氏的忠與賢，維護魏忠賢的權威。在以後的日子裡，皇帝對魏忠賢的信任從未動搖，他與魏氏風雨同舟，義無反顧地做了魏忠賢的堅強靠山。

對於皇帝的庇護，慷慨激烈的東林黨人毫無辦法。他們可以對皇帝直言不諱，可以一針見血，可以指責，甚至可以諷刺，但對皇帝的決定卻不能不執行。畢竟，皇帝是他們的主人，他們是皇帝的附屬物。雖然皇帝昏庸，然而大明天下是皇帝的私產，他要怎麼處理，奴才們無權干涉。他們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進諫而已。

皇帝的庇護就像金鐘罩、鐵布衫，刀箭不傷。對於這一發現，魏忠賢滿心驚喜。沒想到滿朝「正人君子」黑雲壓城氣勢洶洶的攻擊最後竟然沒損及他一根毫毛。他擦了擦額頭的冷汗，驚魂初定。然而，他沒想到的事還在後頭呢。

執政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賢在朝中並沒有政治基礎，所有人都對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懷疑。在東林黨人向魏忠賢發起攻擊之初，滿朝大臣都拭目以待。東林黨人的一次次無功而返，讓朝廷的政治天平發生了不知不覺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魏忠賢的地位不可動搖，因此，許多政治嗅覺敏銳的人立刻轉變風向，果斷地向魏忠賢投靠。

把人分為君子、小人本來是孔子一個不高明的發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這樣奇妙，自從發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後，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與小人兩個團體。明朝士大夫爭相標榜道德，崇尚氣節，忠臣輩出，為歷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負擔，不要任何廉恥的人也比歷朝多。

東林黨人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所謂的閹黨則由後者組成。

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春，內閣大學士魏廣微第一個敏銳地感覺到魏忠賢勢力已成，急忙以同鄉兼同姓的身份交結魏忠賢。頭一回得到文臣的支持，魏忠賢受寵若驚，對魏廣微也相當感激尊重，兩個人一時間打得火熱。魏廣微上書給魏忠賢，封面上都寫「內閣家報」，公私合璧，可謂一大發明。

天啟四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於貪污受賄，被革職查問，將被懲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過熟人的引見，趁夜告訪魏宅，痛哭叩頭，一面申訴自己受了東林黨人的排擠，一面要求做魏忠賢的養子。「當是時，忠賢為廷臣交攻，憤甚，方思得外臣為助。得呈秀，相見恨晚。」兩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復職，以後又迅速上升為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成為朝廷重臣。

很短的時間內，一批大臣就聚攏在魏忠賢身邊，而且形成了滾雪球效應，越聚越多。

明朝中葉以前，閹寺（宦官）之禍雖盛，士大夫還是恥於公然與之為伍，到了末世，他們連這一點廉恥也不要了。內閣首席大學士，身份相當於丞相的顧秉謙，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對魏忠賢叩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鬚兒，故令稚子認孫。」拐彎抹角地硬要給魏忠賢當兒子。而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銜總督川貴的張我續手法更高明，他因有一個女僕是魏忠賢的本家，於是「加於嫡妻之上，進京八抬，稱『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爺自居。

史載所謂「十孩兒」「四十孫」，大部分都是兩榜進士。做了魏忠賢的兒子或孫子，對他們來說，就等於給自己的前程加了一個保險。這些人都是飽讀詩書之輩，明朝及其以前各朝的依附太監者，無一不身敗名裂，這一點他們不會不知道。

然而，巨大的現實利益讓他們顧不了太多了，這群末世賭徒，把自己的一生賭注都押在了魏忠賢身上，一旦擁有了權力，就急不可待地貪污納賄，賣官鬻（yu）爵，安置私人，挾嫌報復，要在最短的時間內為自己賺足利息。至於國勢如何衰微，政局如何混亂，那就與其全然無關了。一個帝國在魏忠賢集團的領導下，不論怎樣天昏地暗，大概也不值得奇怪。

第一十一節 九千九百歲爺爺

天啟年間那些奇怪的政治現象與魏忠賢的個性息息相關。

在小農社會，信任的基礎來自血親關係，只有自己的家人親戚才是最親近最可靠的。出身農民的魏忠賢在組織自己的集團時，本能地想到了模擬血親關係，所以他大認乾兒、義孫，這樣他才能對這些人放心使用。對他的「兒孫」們，他盡心盡力地照顧栽培，許多人都獲得了火箭式的提升。

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給予回報，做事大刀闊斧的他氣魄宏大，來者不拒。東林黨攻擊之初，他惶恐不已。然而此時，他對自己的力量充滿了自信。有那樣多的心腹給自己出謀劃策，「擔當能斷」的他更加有恃無恐。很快，魏忠賢就向東林黨人發起了進攻。

事實證明，這些大義凜然的東林黨人其實不堪一擊。魏忠賢在他謀士的指使下，尋找各種借口，組織人對東林黨人進行彈劾，然後再以皇帝名義加以罷免。東林黨人好面子，有的時候，不用魏氏罷免，遭到彈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辭職。這樣，數月之間，東林黨人就已被清洗殆盡。

面對失敗的政敵，魏忠賢沒有一點大政治家的胸襟，而是恣意發洩自己心中的積怨。御史周宗建在彈劾魏忠賢時說魏氏「目不識一丁」，這句大實話讓魏忠賢惱羞成怒，在反擊之時，周宗建被無端下獄，活活折磨死了。在拷打周宗建的時候，魏忠賢的親信爪牙還厲聲罵道：「復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識乎？」

對於那些曾經指責自己的統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賤的人，魏忠賢報復起來殘酷無比。楊漣、左光斗、高攀龍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楊漣死前，經受了多次慘絕人寰的毒刑，死時被鐵釘貫腦，身無完肉。魏忠賢之所以如此惡毒，就是因為他確實出身卑賤、能力低下、統治不合法。

魏氏執政之後，人們很快發現魏忠賢有個近乎病態的愛好：愛講排場，愛聽恭維，無論怎麼過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於是，恭維魏忠賢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員的一個陞官捷徑。

魏忠賢的「政績」實在可憐，然而這毫不妨礙官員們發揮聰明才智。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閏六月，京師中府草場失火，自夜至晨，損失不小。

魏忠賢帶著太監，參加了撲救。對於這場火災，主管官員薛貞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這位薛貞很善於「把壞事變成好事」，從光明面去看問題。他匯報時不是把重點放在「災」上，而是放在「救」上，全力突出魏忠賢的表現，說魏氏「盡心竭力，別具一應變之才而佈置安排」，並且就此大發了一通議論：「可見天下無難事，特患無實做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實做，何遽謂天災不可挽回哉？」一下子，這個報告就有了高度，也有了深度。

魏忠賢讀了，心裡舒服得無與倫比，在別人眼裡，他魏忠賢只不過半夜起來救了場火，而薛貞居然由此看出他「別具一應變之才」，這是何等不凡的眼光！而且後段的引申，足見此才可以安邦定國。於是，薛貞不但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而很快被提升為刑部尚書。因禍得福，薛貞因而被朝野上下稱做「火逼尚書」。

還有一些人，乾脆把阿諛拍馬當成賄賂，直接開價來討回報。延綏巡撫朱童蒙丁憂，按規定應該離職守孝三年。然而他貪權戀位，於是上書大吹魏忠賢的功德，並暗示自己不願離任，於是朝廷降旨，要求他不許回家守孝。有一個朱姓中書舍人，為了陞官，專疏大捧魏忠賢，稱他「內輔得人，師濟在列」，肉麻無比。而他居然就因此而蒙特旨准予考選，後來還得到了陞遷。

凡是魏忠賢所做的事，不管大小，一律是英明睿智，無人能比。由於魏忠賢實在沒做過什麼大事，人們只好任何一件小事都不放過。

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東廠太監抓到了一個後金奸細。這本是一件尋常之事，但由於東廠是魏忠賢主管，於是就被昇華到異乎尋常的高度，文臣們起草的聖旨說魏忠賢：「赤心為國，殫力籌邊，前此屢著奇勳，今又潛消大釁，不煩亡矢遺鏃之費，可比斬將搴旗之功，勞在封疆，賞宜超格。」

「捷音裡報於邊塞，勝算實出於廟堂。」袁崇煥守衛寧遠等功勞就這樣算到了魏氏頭上。為了酬答這樣的奇功，朝廷特封魏氏之侄魏良卿為肅寧伯。

魏忠賢主持重修了皇極殿，這個普普通通的工程在朝臣那裡變成了經天緯地的大事：「（魏氏）心忠捧日，志切補天。焦勞靡閒於晨宵，率作幾忘乎舄履。故能承累朝之堂構，成不日之經營，一人有攸躋之安，萬邦仰垂堂之象。」簡直如同再造帝國的大功一樣了。既然如此大功，當然要加官晉爵，於是魏忠賢被晉為上公。這是明朝外姓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

從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開始，朝臣們對魏忠賢的讚頌越來越多，很快變得鋪天蓋地。朝廷也因為魏氏的一樁樁大功不斷加以封賞。從伯而侯而公而上公，他很快達到了最高爵位。

同時，在魏家親戚中，一人封伯後又封公，一人蔭為正一品大員，一人從一品，四人正二品，三品以下不計其數。赤貧的佃戶魏家如今笏滿床，轉眼成為天下最顯赫的家族。魏忠賢先被稱為千歲，後被稱為九千歲，再後來居然被稱為「九千九百歲爺爺」，離萬歲之有一步之遙了。

如此狂封濫賞，並不是完全出於貪慾，最主要的心理動機，還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在意識最深處，魏忠賢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賤，每天都在懷疑自己的能力，坐在這至高的權位上，他其實無時不在忐忑。

雖然表面上赫赫揚揚，但他心裡總是沒底，深夜做夢，他經常夢到自己被人褫（ch□）去權位，又成了一個赤貧的農民，回到早年住過的那三間破草房裡，原來的哥們兒們又來取笑他，又叫他「傻子」醒來後，經常驚出一身冷汗。

人貴有自知之明，庸人所缺的，恰恰是自知之明。魏忠賢一直期望自己能出人頭地，他絕不認為自己比別人差，甚至還認為自己頗為傑出。登上權力頂峰之後，最讓他迷醉的，還不是錦衣玉食，高官顯位，而是別人對他能力的肯定。別人的恭維一次次灌溉了他乾涸已久的自尊心，一次次幫他穩定住了心理平衡，讓他確信自己果然不凡。他漸漸上癮了，對別人的恭維越來越飢渴。如果沒有這些恭維，他無法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

這種上癮和毒癮是那樣相似，只有劑量越來越大，才能滿足他不斷增長的要求。於是，恭維之詞越來越誇大，越來越離譜。由於缺少文化，那些在別人看來誇張得可笑的言辭他卻受用無比。他生怕別人發現自己的底細，其實他也生怕自己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底細，於是他只好變本加厲地虛張聲勢，構建一個高大完美的自我。

然而，這種外來的支撐畢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魏忠賢不是徹底的白癡，所以他的內心經常在兩極之間搖擺。有時他覺得自己真的像別人所說的那樣無所不能，天生聰明，洞察一切。有時他又覺得自己其實一無是處，不過是個廢物。

和他的謀士們比起來，他明顯感覺自己腦瓜不夠用。這種情形多麼像一個酒精中毒者的表現，他們一會兒可能上了雲天，擺出一副崇高的姿態，做出許多宏偉的許諾，可是過了一會兒就可能變得怯懦絕望，卑躬屈膝。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說了一句「外官謅哄老爺」，竟引得他「垂首冷笑，長吁短歎，切齒曰『原來天下人都是謅哄虛譽我』」，並且因此數日稱疾不起。僕人一句不小心的話竟然就打破了無數次讚頌支撐的心理平衡。

由此可見，魏忠賢的內心其實是何等的脆弱。

第一十二節 造神運動

為了拯救自己，魏忠賢採取了兩種策略：一種是繼續加大劑量，服用恭維；一種是全力鎮壓反對者，草木皆兵。

明朝的特務組織在歷史上是極為著名的，這是由於明朝皇帝大多具有病態的好奇心，喜歡窺視臣民們的隱私。為此他們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特務組織，由東廠和錦衣衛組成，人數多達十數萬。天啟三年（公元1623年），魏忠賢出任東廠提督太監，在這個位置上，他才真正發揮了自己的特長，幹得有聲有色。

由於意識到了自己統治的不合法性，意識到了社會上的巨大反對力量，所以他把特務組織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一方面，是為了在全社會製造一種普遍的恐怖氣氛，讓所有人都不敢亂說亂動。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用無孔不入的偵察手段深挖潛在的政敵，防患於未然。

有一個故事廣為人知：朋友四人在密室飲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大罵魏忠賢。另三個人不敢附和，僅瞠目而已。這時，東廠的特務突然破門而入，當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賢處。罵人者被活活剝皮，其他三人因為沒有附和而得到了獎賞。

這個故事非常傳神地突出了魏忠賢朝代的社會氣氛，真實情況相去無幾。「道路以目」這個詞用於描寫當時的恐怖氛圍已不是虛指，而是實指。

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一位蘇州官員朱祖文因事進京，將入都途中及京城內外的見聞寫成《北行日譜》一卷，生動地反映出當時社會惶悚恐怖的情狀。他入京途中和在客店內都遭到了特務突如其來的檢查，行李被翻了好幾遍。進京後，他連續走了幾家朋友，求住一宿，沒有一個人敢答應他。

其中一人，見他上門竟失聲道：「此乾坤何等時，兄奈何自投此地？」可見當時恐怖氣氛之深入人心。

在全社會都戰戰兢兢誰也不敢亂說亂動的同時，一個聲音越來越響，那就是對魏忠賢的頌揚。這種頌揚變得越來越離譜了。在魏忠賢授意下寫成的諭旨中，充滿了對他本人的褒獎頌揚：他稱讚自己「一腔忠誠，萬全籌劃。恩威造運，手握治平之樞；謀斷兼資，胸涵匡濟之略。安內攘外，濟弱扶傾」，他還說自己是「獨持正義，匡挽頹風，功在世道，甚非渺小」。

別人的吹捧當然比這還要肉麻許多倍。大學士馮銓（quan）在為魏忠賢祝壽的詩中，竟然把他說成是「偉略高伊呂，雄才壓管商」，簡直是古往今來第一偉人。到後來，國子監監生集體上書，要求以魏忠賢與孔子並祀，並說他「復重光之聖學，其功不在孟子下」。

文盲魏四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居然取得了與孔孟並尊的地位！對這類乖張的溢美之詞，魏忠賢全都欣然接受，而且對諛頌者大加獎賞。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後來，這場崇拜運動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帝國各地紛紛為魏忠賢造起了生祠。古往今來，從來沒有人受到過這樣的待遇。各省為了討好魏氏，造成的生祠壯觀遠超什麼岳廟、關廟。

河南省城開封為了建造生祠，強拆民房兩千多間，建成後前後九重，乃天子之數。延綏的「祝恩」祠，完全是皇帝專用的黃琉璃瓦為頂。祠內的魏忠賢像都是沉香木雕成，門口貼著這樣的對聯：「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長明」。建成之後，各地總督巡撫還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歲，沒有哪一個活著的皇帝受到過這樣的尊寵。

如此荒唐的鬧劇，固然是因為魏氏一人的頭腦簡單，但也反映了整個民族素質在精神層面的進一步劣化。

第一十三節 崇禎動了一下小指頭

再多的頌揚，也改變不了魏忠賢目光短淺的現實。他對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沒有明確的認識。他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權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如果沒有皇帝的支持，他實際上什麼也不是。他從來沒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後，自己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命運。他只是被本能和虛榮所支配，像一個喝醉了的馭手，胡亂地駕駛著大明這駕馬車，向滅頂的深淵歪歪斜斜奔去。

但是，他的集團內不乏聰明之輩，他們意識到了魏氏權力基礎的致命缺陷：皇帝總有一天會死的，何況明朝皇帝大多短命。一旦皇帝去世，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們暗中向魏忠賢獻策，趁現在魏氏勢力全盛之時，乾脆代君自立。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魏氏集團利益長遠。

然而，一聽到這樣的建議，魏忠賢驚得面如土色。他嚴厲警告謀士以後不要說這樣的話，他魏忠賢是大忠之人，怎麼能存這樣的心？他在諭旨裡誇自己「一腔忠誠」，赤心為國，這都是實況。像他這樣的「偉人」、「忠臣」，怎麼會做出這樣不齒於人類的背逆之事？

就像當初魏忠賢獲得權力的輕而易舉一樣，命運停止在他身上的實驗也是那樣突如其來。誰也沒想到，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年僅二十三歲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這年五月，他開始腰疼，發燒，以後又渾身浮腫，已經呈現出大限將至的跡象。從症狀上判斷，他得的大概是急性腎炎。

魏忠賢顯出了老僕本色。六十歲的他住進了離皇帝寢宮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無數辦法。他請來巫師，給皇帝驅邪，他在宮中發放金壽字大紅貼裹，要用一片金色紅色的喜慶氣氛驅趕病魔。因為皇帝的病情日漸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淚。

可是一切都無濟於事，三個月後，天啟帝去世。由於無子，由弟弟朱由檢繼承帝位。

魏忠賢哭得昏天黑地。他對天啟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對他的打擊頗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絲毫沒有意識到危險正悄悄聚集在自己的頭頂。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後，也許不會像先帝那樣信任自己，自己不會再有這樣大的權勢，可是，憑自己的忠心，後路也不會壞到哪兒去。這個庸人，在政治上遲鈍得可怕。

魏氏集團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還是在天啟帝病重期間，就已經有人開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對魏氏，以在眾人面前劃清自己和魏忠賢的界限。對此，魏忠賢還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禎與天啟帝完全不同，此人「心樂讀書，十餘齡即好靜坐」。

他對政治有著強烈的興趣，一心一意要挽大明於危難。對於魏氏集團的胡作非為，他痛恨到了極點。

一開始，他對魏忠賢還敬畏有加，懾於魏氏的巨大權勢，他暫時沒有任何動作。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發現這個龐然大物其實是個紙老虎，即位兩個月之後，他決定動手了。

他首先示意臣下彈劾魏忠賢，長期以來聚集的反魏能量一瀉而出，彈劾魏氏的奏折鋪天蓋地。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十一月初一，崇禎帝發佈文告，宣告魏氏乃大惡之人「本當寸磔，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

一聲令下，前朝老僕魏忠賢聽話地捲起鋪蓋，到鳳陽祖陵去守陵了。

然而，皇帝的「姑置鳳陽」只不過是句客氣話，算是給先帝留個面子，他怎麼會真的養虎遺患。中國政治歷來講究斬草除根，魏忠賢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條。十一月初六，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後，魏忠賢在南行路上上吊而死。

魏忠賢的屍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後來為了昭示國法，又被挖出來處以凌遲之刑，並在他的家鄉梟首示眾。魏氏的賢子魏良卿被處死，其他家庭成員被發往煙瘴地面永遠充軍。

第一十四節 回到空白

河北肅寧大魏莊的一座座高宅大院被查抄、沒收、拆毀。這些氣勢軒昂的層樓疊院剛剛建成幾年，有的建築還沒有最後完工。

赫赫揚揚了三五年的魏氏家族，土崩瓦解，不可一世的諸多公侯一日之間成了被人踢來踏去的死刑場上的屍首。剛剛聚斂到手的財富又一掃而去，僥倖沒死的魏氏後人戴上沉重的枷鎖，一步步走向遍地不毛的邊疆。在那裡，他們落地生根，蓋起土坯房，開墾貧瘠的荒地，重新開始了赤貧的生活。

幾十年前那場賭博換來的，全部又失去，魏氏家族又回到了原點，不，甚至遠遠不及原來的生活。

如果魏忠賢九泉之下有知，他會後悔自己當初的那場賭博嗎？

第四章 在劫難逃：張獻忠

第一節 排隊剁手的俘虜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六月二十一，重慶通遠門外的空地上，三萬七千名明軍聚集。他們被編成百十個長隊，魚貫前進，到隊伍前的木案處，伸出右手，放在案上。

站在木案前的士兵手起刀落，那隻手應聲而斷，留在案上，手指還在抖動。血如噴泉一樣從斷臂上噴出。執刀士兵一腳踢開他，喊到：「下一個，快點！」

這是明末農民起義軍張獻忠部在處理被俘明軍。六月二十，張獻忠攻破重慶城。這是他入川之後的第一個大勝仗，全軍上下，興高采烈。張獻忠特別指示，雖然明軍曾經頑抗，但八大王此次寬大為懷，俘虜一個不殺，僅剁手為戒。

這些俘虜沒有理由不慶幸。但還有人希圖進一步的僥倖。農民軍明令伸右手，有人卻伸出了左手。一刀下去，左手掉了，然而又被刀刃攔住：「右手！」

於是兩隻手都廢掉了。

剁手是張獻忠部慣行之事。其作用有三：一是作為對負隅頑抗之人的懲罰；二是防止這些人以後再持兵器，與起義軍為敵，這就是他們必剁右手的原因；三是讓這些人作為活教材，讓未征服地區知道抗拒義軍的後果，以散佈恐怖，達到震懾的目的。

這些斷手的士兵被放出城，逃奔各自老家。他們把恐怖像瘟疫一樣傳播到了四川的各個角落。

傳說中的「劫數」似乎真的要降臨了。

第二節 一日一夜黑風起

中國人對佛經裡的「劫難」二字有著獨特的解讀。劫難並非像佛經所言千萬年才發生，而是每隔一二百年就要降臨中國大地一次。

每隔一二百年，人口增長和社會不公就要壓垮王朝的綱紀，劫難如約降臨。平時循規蹈矩的人們失去理智，相互殺戮，血流成河，王公大人們為貪婪付出了代價，雄偉的建築與山積的財富化為灰燼。

劫難過後，人口銳減，吸夠了血的土地又重新蓄足了肥力以供養新一輪的繁榮，新的王朝在廢墟上巍然建立。

中國歷史就是這樣了無新意地循環，一代代先人的災難記憶，積澱成中國人心靈深處的集體無意識，愚民百姓雖然缺乏把握歷史規律的理性能力，卻不乏體察歷史節奏的感性直覺。每有天災人疫，老人們就會念叨：「老天爺又要收人了。」

天下大亂前，常常會出現種種聳人聽聞的預言：「近世將遭大劫，天地昏暗，日月無光，人民非被刀兵水火，即羅奇疾。」「一日一夜黑風起，吹死人民無數，白骨堆山，血流成海……」

明末義軍紛起，陝西、山西、河南、湖北四地魚爛之時，四川相對平靜。他處赤地千里，災異流行，天府之國卻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一派太平景象。豪門大戶鬥雞走馬，爭奢競侈，似乎他處的災難與四川毫不相關。

然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一首不祥的歌謠在歌舞昇平的巴蜀大地悄悄流傳開來：「流流賊，賊流流，上界差他斬人頭。若有一人斬不盡，行瘟使者在後頭。」

又有一首同樣陰森：「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有屋無人住，有地無人耕。」

大人們聽了，每每喝止孩子：「不要唱！」拉過來打屁股。

然而，還是禁不住。

誰也說不清這些歌謠起自何時，來自何方。它們就像毒瘴一樣，從靜僻幽深的山陰水涯處瀰散出來，帶著刺骨的寒意，讓在太平世界中生長起來的四川人不禁暗暗打一個寒戰。

四川人不久之後的遭遇，可謂與這首歌謠分毫不爽。中國人的預言能力讓人震驚。然而，無奈的是，這種預言能力卻絲毫無助於這片土地上的人逃脫將要罹受的災難。這就是這片土地的詭異之處。

所以，中國人說，「在劫難逃」。

第三節 親歷者余瑞紫的記憶

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一月，張獻忠佔領了湖南全部和江西一部。這是他起義以來佔地最廣的一次，按理他該以此為根據地，以圖霸業。

然而，此時李自成已橫掃北中國，北京指日可下，一統帝國的大勢已顯。張獻忠既然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稱臣，那只有及早放棄這塊與李軍接壤的地方，遠離李自成的臥榻，以待將來。

天下易守難攻之地，無過於蜀。就帝國而言，四川僻處一隅，北有秦嶺，東有三峽，都是天險。蜀中又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足可立國圖存。

張獻忠是個勇於決斷的人。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春，他率全軍溯江而上，沿巴東、巫山、奉節一線進入四川，準備「暫取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於是便有了重慶之戰。

破城之後張獻忠部的作為，史書上只有簡單扼要的寥寥幾筆：「重慶城陷，（明宗室瑞）王被執，夫人、世子，闔門自盡。」「大殺」，「自瑞王以下，死者萬人」，「賊斷軍士臂三萬七千人」。

和平時代的人們也許無法通過這寥寥二十幾字感受彼時重慶人在劫波中遭遇的恐懼和痛苦。古往今來，在東方這片土地上，戰爭中的某些內容不過是毫無新意的重複，比如火災、屠殺、婦女的罹難。數年之前，張獻忠攻破安徽廬州城（今安徽合肥）時，城中一位叫余瑞紫的讀書人曾在文章中記載了張部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借用余瑞紫的這些記載，瞭解那個時代「城破」這兩個字對百姓意味著什麼——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張獻忠部轉掠安徽。

五月初六日，天還沒亮，安徽廬州城內忽然鼓噪大起，人民騷動。原來張獻忠部已在市民睡夢之時突襲攻破了廬州城，街上不斷馳過張軍的馬隊。余家上下頓時亂成一團，七嘴八舌討論怎麼辦。余瑞紫回憶說：「我母親說：『你快跑，別管我！』老婆也叫道：『快跑，別連累你！我不過一死！』我於是和二弟一起離家逃跑。」

災難到來之時，與西方人婦女、孩子優先相反，在生活中犧牲慣了的中國女人會一如既往地將活的機會讓給男人，而中國男人則當仁不讓，清人王秀楚撰《揚州十日記》中也有類似的記載——余瑞紫與弟弟跑了。「到鼓樓南街，街上人已擠滿了。往南走，南邊是張獻忠的士兵，往北跑，北面也已經被張軍把守。人們兩頭亂竄，如魚游釜中，二弟和我此時失散了。我見街邊一戶人家門虛掩著，就鑽進去，鑽到了這家臥室床下。這時，又有一個人也在慌亂中跑進了這個院子。後面緊跟著一個張軍。那個人嚇得要死，渾身發抖，幸那個軍人對他說：『你不用怕，不殺你，吾們老爺要吾們來安撫你們。』」

余瑞紫聞聽此言，想既然他們不殺人，不如出來，要不然一會兒軍人搜完了東西放火燒屋，自己反倒無處可逃。於是，戰戰兢兢地爬了出來。

那個軍人在院裡找到了兩頭大驢，命兩人牽著，到十字街去搬東西。路上經過一家門口，有一個老人守著門。軍人問他：「家裡有牲口嗎？」老頭回答：「沒有。」軍人揮刀，把老頭劈頭砍死。進院搜尋，果然沒有牲口，只搜出了一大堆綢緞衣服，放在驢背上馱著，來到西門外放下。余瑞紫又被軍人押著回城內去找酒。

路上恰路過余家，余瑞紫「從火巷中一望，只見老祖母還扶著後門框站著往外看，我也不敢和她打個招呼。這時，我還不知道母親已經盡節自沉於水塘中，我老婆也跳到塘裡，所幸沒有沒頸，頭掩在浮萍之中，得了一命。我弟媳婦周氏晚了一步，剛剛跑到塘邊，就被進院來的張軍扯住，周氏盡力掙扎，被張軍一刀砍在脖子上，昏厥過去。刀砍得不深，沒有砍斷喉嚨，遷延到第二年六月才死去」。

婦女的大量死亡是東方攻城戰爭中的固定情節。她們的自覺性也一再令人驚訝。她們壯烈得懦弱，高尚得簡單。

余瑞紫抬著酒罈，路過回龍橋巷。「到趙家塘石台砌邊，只見滿塘婦女，有淹死的，橫屍水面，也有許多沒死的，在塘中半浮半沉。台砌上還站著一個老婦人和一個少婦，猶豫著不敢往下跳。看見我們過來了，那少婦才要往塘裡奔。押我的軍人上前一把扯去要帶走，婦人大哭掙扎。老婦人戰戰兢兢地從旁勸道：『千歲爺爺叫你去，你就去吧！』婦人越發大哭不去。」

余瑞紫大著膽子上前勸這位軍人說：「老爺，這麼偌大一個城，還少這麼一個女人？這水淋淋的要她做什麼？」這位軍爺心腸不錯，放過了這個婦人。

第四節 歸誠則草木不動，抗拒即老幼不留

農民起義軍的作風和軍紀，是歷史閱讀者所無法迴避的問題。

和我們在課本上和電視裡所看到的不同，中國歷史上歷朝的農民起義軍，真正秋毫無犯的並不多見。大多數起義軍所過之處，難免玉石俱焚。

其實，農民軍自己並不諱言自己的暴力和殘酷。「歸誠則草木不動，抗拒即老幼不留」即是張獻忠部一貫的宣傳口號。

即使是以軍紀嚴明著稱的李自成部，在向北京進發的途中，也同樣發佈命令：義軍兵臨城下，不許抵抗。起義軍放第一聲炮，城中掌印官要出城迎降；放第二聲炮，城中紳士(W//R\S/H\\U)要出城投降；放第三聲炮，全城百姓要跪在街邊，迎接起義軍入城。如果略有抵抗，則破城之後，必大舉屠殺，「寸草不留」。在史書中，並不乏李自成屠城的記載。

就連在《水滸傳》中，那些用理想的筆墨塑造出來的好漢們，也視「洗蕩」村莊為常事。宋江攻下有「一二萬人家」的祝家莊後，立刻「與吳用商議道，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只因石秀說道，祝家莊裡有一個老人，曾經給梁山好漢們指路，「不可屈壞了這等好人」。宋江這才大發善心，喚來老人，對他說：「不是你這個老人面上有恩，就把你這個村坊盡數洗蕩了，不留一家。因為你一家為善，以此饒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

對農民起義軍的軍紀作風，其實不能苛求。這些好漢們拿起刀槍前，手裡握的是鋤頭。他們文化素質低下，聚集在起義的大旗下，絕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是為了什麼「綱領」，而僅僅是因為飢餓。很難想像，僅僅因為握住了武器，他們就會從「愚昧狹隘」的中國農民瞬間化蛹為蝶成「革命戰士」。

第五節 農民起義的本質

中國的農民起義，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

中學歷史課本上說農民起義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故自秦始皇以來，每隔百十年，華夏大地上就會有一次農民起義來「沉重打擊地主階級的統治」，「調整生產關係」，「迫使後繼王朝調整統治政策」，「推動歷史前進」。

那些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人們耳熟能詳：陳勝吳廣、紅巾黃巾、瓦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這些大型起義之外，地區性、局部性的起義更是遍佈中國歷史的每一頁。僅清朝二百多年間，散見於《清實錄》的農民起義在三百次以上。

然而，略翻一下世界史，人們就會驚奇地發現，「農民起義是歷史前進的動力」這一規律只在中國有效。西方的農民起義為數甚少。西歐從八世紀起，史書上才出現農民起義的記載，從那時起到十六世紀八百年間，幾十個國家裡數得上的農民起義總共不過七八次。

西方沒有一個王朝是被農民起義推翻的。西羅馬帝國存在了一千多年，內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銳，但沒有發生一次導致改朝換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國的農民起義使命是改朝換代，規模巨大，破壞力驚人。而西方農民起義則更像是一種社會運動，破壞性遠較中國為小。997年，諾曼底地區的農民舉行過一次大起義，一位編年史家記載說，這次起義的原因是農民要「按自己的法規來使用森林附屬地和水源」。1024年，法國布列塔尼起義，以恢復古老的村社制度為目標。1525年，爆發德國農民戰爭，主要目的是宗教述求，為了增進「上帝的榮耀」，實現「基督教弟兄之愛」。

如果把起義簡單地等同於革命，我們幾乎可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關心政治的農民。

可事實顯然不是這樣。眾所周知，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強、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會不公正的一個群體。

這樣的人群甘願以生命為代價來選擇起義，解釋只能有一個：走投無路。

第六節 農民和農奴的區別

中國農民被稱為「民」、「百姓」，而西方農民被稱為「農奴」。從字面上看，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遠高於西方。然而，事實卻是相反。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嚴密的一個群體。

早在商鞅和孟子的時代，政治家們就已認定，只有讓農民處於既不「轉死溝壑」，又無「余粟」、「餘力」、「余智」去「捨本而事末」，使他們世世代代「死徙無出鄉」，才能保證天下太平。從極早開始，中國政治家們就發明了「戶口制度」和「保甲制度」這雙重控制體系，天涯海角內的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被毫無遺漏地織入帝國行政網絡之內。

在這個控制體系中，居民們一生下來就被登記註冊，不許隨便遷移，不許隨便改變職業，並且相互監視，實行連坐。一家有罪，鄰里遭殃。

這種控制，實際上比西歐那種莊園農奴制度對農奴的束縛要嚴密得多。

與此同時，歷朝政府又堅持不懈地阻斷民間社會自發組織的渠道，厲行打擊民間的宗教組織和集會結社行為，使農民在政治上永遠處於一盤散沙狀態。比如元朝政府，禁止漢人划龍舟、趕集、夜間點燈。靠白蓮教紅巾軍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後立刻取締了白蓮教。大清律則明確規定，百姓之間結拜兄弟是犯罪行為。

如此嚴密的社會控制，目的當然是為了「萬世一系」，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剝奪農民們的財富以供養自己。中國政權對農民征課的各種租稅，實際上總是遠遠超過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稅一」、「三十稅一」之類的限額。

從戰國到明清，兩千多年間，中國的農民，只有在農民起義後建立的新王朝初期三十年內，能夠溫飽之後，略有所餘。而其餘大多數時期裡，都處在為溫飽而奮鬥終生的處境之下。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歐洲農奴比起來要低很多。

據學者推算，中國農民去掉賦稅後，人均佔有糧食通常低於六百四十斤。而在中世紀歐洲，一個農奴的年糧食消費量就達到一千零七十斤。而且，就連這低水平的生存，也多次被大的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所打斷。

專制權力發展的規律只能是越來越貪婪。尤其是每當一個王朝進入它的中後期，龐大的官僚機器和官僚隊伍總是要像腫瘤一般進入無法抑止的膨脹階段。與此同時，人口越來越多，人均佔有資源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線下。餓殍遍地，鬻兒賣女，是每一個王朝末期必然出現的悲慘景象。

第七節 刮人肉者如屠豬狗

在明末，農民們被逼到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落？

關於那時社會危機的記載和描述已經太多了，在這裡只需要引用下面兩例資料：

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官員吳應箕在一封信裡，談到他途經河南真陽的見聞：「今天走了四十里路，這四十里，都是廢耕之田，一望皆黃茅白草，兩邊的村莊都成了廢墟。我問當地人，問為什麼不耕種。幾個人同聲說：『差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去了。人走了，地自然就沒人種了。』當地人說，一家逃走了，他家的差稅就被歸到他本家或者親戚名下，久之，本家或者親戚也沒辦法，也逃了。剩的人越少，每家承擔的差稅越重，一來二去，全村都逃光了，就造成如今的現狀。」

在政府的過度搾取下，農民們無法承受農業稅的重壓，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這尚是承平年景所見。而災荒一來，農民就更無路可走了。

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山東諸城縣舉人陳其猷（you）進京會試，途經災荒地區，依據親身見聞，給皇帝上書：「臣自正月離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見道旁刮人肉者如屠豬狗，不少（稍）避人，人視之亦不為怪。於是毛骨懍懍。又行半日，見老嫗持一死兒，且烹且哭。因問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嫗曰：『此吾兒，棄之且為人食，故寧自充腹耳。』臣因此數日飲食不能甘。」

第八節 缺乏彈性的權力

西歐的農奴不僅比中國商周時候的「眾人」、「農夫」具有高得多的獨立性，就是較之秦漢以後的「百姓」也擁有較大的自主活動餘地。他們吃的是麵包和肉。他們當然也有可能受到過度的侵害，但由於西方社會從來沒有發展到如中國這樣高度一元化和高度剛性的程度，農民們在與領主利益發生衝突時，往往有各種反抗的渠道，比如聯合起來向國王進行請願。

歐洲國王們的王權是脆弱的，國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來與貴族博弈。這樣，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約關係。當內部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被統治階級有渠道進行訴求，不同利益集團會坐到一張談判桌上來協調各方的關係。這就是西方社會沒有中國這樣多而且劇烈的農民起義的原因。

中國農民卻沒有類似的訴求渠道。他們是被取消了嘴巴並且被分割成一盤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數」，是社會中最容易受損害的群體。他們沒有組織起來推舉自己的代言人來與其他階層博弈的可能，而「青天大老爺」在史書中出現的次數又太少。

攔轎喊冤，進京上訪，不但困難重重而且成功的幾率實在太小。在忍無可忍之時，他們也會自發選擇聚眾示威甚至小規模暴亂等手段來進行抗爭。

然而，不幸的是，他們的抗爭幾乎從來沒有成功過。這種自發組織起來的行為，觸發了歷朝統治者的大忌，帝王們對這類行為從來都是嚴厲打擊，絕不手軟。

讓我們來看一個典型案例。

乾隆皇帝統治後期，由於人口激增，地租迅速上漲，在帝國許多地方出現了佃戶要求減租的社會風潮。一開始，這種訴求是和平的，通過直接向縣令跪求或者罷市的方式進行。然而，官府不是不聞不問，就是敷衍過去。

於是，有的地方採取了比較激烈的行動。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福建上杭縣民羅日光等人「聚眾會議」，暴力抗租。群眾性的暴力事件觸動了帝國最敏感的政治神經，這一事件立刻被報告到皇帝那裡，乾隆很快專門下達了諭令：

借減租起釁，逞兇不法，此風斷不可長，著嚴拿從重究處，以懲凶頑，毋得疏縱……乾隆皇帝本人是一個非常重視民生的君主。他當政時，曾多次普免天下錢糧。甚至，在詩文中對飢腸轆轆的百姓也頗具同情、憐憫之心，至於「所愧澤末薄」「展轉增歎息」一類憫農自責之句更是比比皆是。但是，當「安定」與「百姓疾苦」發生衝突時，他毫不遲疑地選擇了前者。

他擔心以下抗上的「風」一開，會威脅到「綱紀」，逐漸動搖大清的基礎。對此類群眾鬧事，他必親下諭旨，屢屢強調「此等刁風，不可長也，當嚴拿務獲首犯奏聞」，「嚴行究治，以懲刁風，毋得稍存姑息」，「刁風由茲斯長，不可不為遠憂也」，要求各地官員務必把動亂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

關於民眾與政府的糾紛，乾隆講過至為精彩的話：「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訐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面之詞，開挾制之風？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官員是民之父母，那麼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雖然愛孫子，但是絕對不會助長孫子反抗其父母的惡習；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就會反抗祖父。

這就是專制統治的邏輯。

在專制思維的禁錮下，政府面對百姓，永遠是一副嚴厲的面孔，絕不認錯，從不退讓，永遠保持著不斷逼近的姿態。百姓面對官府，永遠是一種恐懼、躲避和馴服的表情，只有永遠不斷退卻、無限度忍讓這一種選擇。一方過於蠻橫，缺乏約束，一方過於懦弱，缺乏自我保護能力。在這樣一個沒有自我糾錯能力的社會裡，當官進民退到逼近生存這一底線時，只剩下造反這一種可能。

第九節 稀里糊塗的起義

造反，在現代漢語裡是最雄性、最革命、最光榮的詞彙。然而，在舊時代的語言裡，卻是最醜陋、最罪惡、最讓人避之不及的兩個字。

造反不僅意味著一個農民要冒滿門抄斬的風險，而且要與他自己的世界觀、道德規範或者說「綱常」為敵。與我們高喊的「造反有理」相反，廣大農民們受的教育是「造反有罪」。正如宋江所說，上山入伙，「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

只有死到臨頭時，農民們才會把手伸向了身邊那本來伸手可及的糧食：

「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間有（被捕）獲者亦恬不知畏，曰：『死於饑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如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

反正怎麼都是一個死，相比之下，餓死和做強盜被殺死相比，還是被殺死為好。因為死前，畢竟能飽食幾天。

中國的農民「起義」，更多時候是一種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後的歇斯底里，而不是一種有計劃、有意識、有組織的行動。

一人帶頭，群起響應。在大多數情況下，缺的只是「出頭的椽子」。

這些「起義領袖」們，其實不過是一群被飢餓折磨得喪失了理智的人。

他們中並沒有誰想到自己的行為是「起義」。然而，從搶到第一袋米開始，他們就成了盜賊，成了最罪惡的人，他們稀里糊塗中，發現自己居然成了整個社會的敵人和獵物，成了官兵圍剿的對象。他們只好隨手拿起身邊的菜刀和鋤頭，試圖抵抗一下。

於是，「起義」開始了。

第一十節 一支沒有番號的人馬

這是一支什麼樣的隊伍呢？他們沒有番號、旗幟，沒有盔甲、武器；他們穿著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衣服，手裡握著菜刀、鋤頭、扁擔，前頭還趕著自家的一頭小毛驢，驢上面坐著老婆孩子。一位曾經被農民起義軍擄入軍中的讀書人，這樣回憶他的見聞：「又服飾不經，或戎服，以白繒纏首。或紗帽補服，文武九品互用；或取神廟金色帕頭及龍袍著之。而其下參游都守備則尤不倫，有衣冠至璀璨者，有襤褸類乞丐者，每朔望則雜沓而至。」

這支龐雜的隊伍看上去人數眾多，其實真正能參加戰鬥的並沒有幾個。

他們的主要興趣是糧食和財物，吸引他們這支部隊的是前頭的土圍子、大莊院、小城鎮，促使他們攻下了土圍子之後，又迅速啟程的是後面尾隨不捨的官兵。

被逼到絕路的他們不得不回過頭來面對正規軍。兩軍交接，多數是這些業餘戰士一敗塗地，於是，頭顱如砍瓜切菜般在地下滾動，人們四散奔逃，一支看起來聲勢浩大的隊伍就此消失。也有一些時候，這些猶斗的困獸在臨死關頭突然暴發出驚人的能量，他們捨命反擊，讓那些虛驕的官兵反倒大吃一驚，亂了陣腳，敗下陣去。

驚魂初定的起義隊伍發現，那些武器精良的官兵戰鬥意志其實並沒有他們強烈。隨著勝利的增多，他們的自信心日益增長，經驗越來越豐富，號召力越來越強，於是漸漸成了一支勁旅，有了被以「賊」或「匪」的惡名寫進方志野史甚至正史的資格，並且開始在地方甚至帝國掛號，勞動地方大員，日夜與他們周旋。

第一十一節 暴力的狂歡

相對正規軍，他們的組織能力、軍事技術和戰術水平顯然都相當業餘。

他們的軍事教材，就是《水滸傳》、《三國演義》。他們的軍事領袖，都是自學成才，在失敗中逐漸成長。

他們不需要後勤部門和裝備部門，打到哪裡搶到哪裡。如果有饑民大批來投，他們當然歡迎。如果沒人來壯大隊伍，他們也不發愁。東晉孫恩起義，「所過城邑，焚掠一空，單留強壯者編入隊伍，婦女老弱，皆投諸水中」。

關於明末的起義隊伍，也常有這樣的記載：他們想發展隊伍，就把一村一寨的房屋都燒光，強迫一村的青壯入伙。他們拿著刀一個一個逼問，是想回家還是想留下來。如果這個人不識相，說想回家，那麼他們便說：「那好，我就送你回家。」一刀砍了完事。

如果願意留下來，他們還要追問你家裡有沒有老婆孩子。如果說有，還要問：「想不想她們？」如果回答是想，那麼，對不起，也得一刀砍了。如果誰被逼入伙後又逃跑，那麼，不是割了耳朵就是割去鼻子，以為警戒。

握慣了鋤頭的手，笨拙地握住了武器。雪亮的刀鋒讓他們感到新鮮和刺激。刀鋒割斷了土地繫在他們腳上的鐐銬，讓他們突然感覺到難以承受的自由，身體輕飄飄的，像是要飛上天空。

這些淳樸善良逆來順受的農民突然變成了另一種人們所不瞭解的種群。

他們的生活完全靠暴力來維持，搶財寶搶糧食也搶衣服搶女人，搶完之後還要放一把火，稱為「放亮兒」。

暴力使他們獲得了權力。他們看上了哪個女人，只需把刀往她的脖子上一架，他們想要哪件財寶，只需用刀指一下它的主人。原來不敢想像的大戶人家精美內宅，他們進去了，而且還可以隨心所欲地在秀才娘子的寧式床上坐臥糟蹋。從來沒有穿過的綾羅穿在了身上，沉甸甸的銀子塞滿了口袋。

刀槍的收入顯然比鋤頭迅速得多，也豐富得多。我們可以想像起義者們燃燒的激情。也許到了這個時候，他們才發現自己原來的生活豬狗不如。暴力使他們頭一次獲得了遠遠大於期望的權力與尊嚴。

他們心甘情願地跟著他們的領袖，攻城略地，打家劫舍，每一天都是節日，每一刻都似狂歡。即使第二天死去，也心甘情願！

他們發現了暴力的樂趣。

他們的兵鋒首先指向的當然是官吏。陳勝初起兵之時，「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將以應勝」。孫恩起兵，所至之處，把各縣縣令做成肉醬，讓他們的老婆孩子們吃，不肯吃則將其「肢解」。隋末農民起義軍是「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唐末黃巢陷京師，「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南宋鍾相、楊⼳農民起義軍也是「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北宋方臘起義，「陷數州，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而張獻忠李自成每破一城池，也是必先斬皇室宗親及地方官吏。

官吏們欠農民的太多了，農民們遭遇了太多的暴政、貪婪和不公，因為缺乏正常的舒張渠道，他們應對生活中一切不公的唯一態度就是忍耐。

然而，極端能忍耐與極端的非理性暴力，正是一個扭曲人格的相輔相成的兩面。在他們順從的表情下，仇恨和惡毒早已日積月累成深潭。現在，所有的繩子都戛然而斷，被壓制在人性最深層的險惡、野蠻以及報復慾望傾巢而出。

在失去理智的那一刻，這個世界上最馴良的人種就變成了最兇惡的一群。秩序現在得為自己的僵化付出代價，這個世界上最保守理智的帝國每幾百年就要發瘋一次，以抒解自己長年累月的壓抑。歷史用這樣殘酷的方式給了他們「公平」，完成了他們的心理舒張。然而，在這短暫的暴發之後，等待他們的，是又一輪幾百年漫長的禁錮和心理摧殘。

第一十二節 為暴力而暴力

除了這些「革命的」或者至少也是迫不得已的、必要的暴力行為，有些農民軍似乎還純粹為了暴力而暴力，「殘酷」有時甚至成了一種娛樂。翻開清人彭孫貽專門記載明末農民起義的《平寇志》，這種血腥文字比比皆是。

自稱闖王的高迎祥一次劫得了五個漂亮女人，把其中最漂亮的邢氏送給李自成做壓寨夫人。張獻忠則根本不要什麼壓寨夫人，他搶得美女，只留宿一夜，第二天早起就拉出去殺掉。

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年初，李自成與張獻忠合兵攻取了朱元璋的老家鳳陽。農民軍焚燬了鳳陽雄偉高大的宮殿，燒掉了明皇陵三十萬株參天巨松，大火燃燒數日，「光燭百里」，「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於槊，焚公私廬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餘間」。

從鳳陽撤走後，他們又奔向安徽六合。「是日圍六合……裸婦數千，詈於城下，愧沮者磔之。」抓來幾千名婦女，命令她們脫光衣服，向城上叫罵，激城內守兵出戰。誰不大聲罵，就把誰碎屍。這是農民軍慣用的攻城手段。除此之外，他們還「聚小兒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為笑樂」。

同年十二月，農民軍攻陷安徽霍山。「是時殺戮慘毒：有縛人夫與父，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驅人父，淫其女，而後殺之者。有裸孕婦共卜其腹中男女，剖驗以為戲者。有以大鍋沸油，擲嬰兒於內，觀其跳號以為樂者。有縛人於地，刳其腹實以米豆飼群羊，取人血和米煮粥以飼驢馬。所掠子女百千，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暴酷亙古未有。」

人類暴力想像的翅膀飛不出同一片天空。強迫父親強姦女兒，解剖孕婦驗證嬰兒的性別，這些場面向前可追溯到商紂或者古羅馬時期，以後在清軍入關以及日本侵華時也屢屢再現。

第一十三節 從良民到魔鬼

這些圍在炸嬰兒的油鍋前大笑的人，可能幾個月前還在田里勞作。如果那個時候你在田間與他路遇，他會對你憨憨一笑，侷促地給你讓路。如果你是個過客，到他家借口水喝，他會熱情地讓你進屋，說不定還會盡地主之誼，從園子裡摘幾個黃瓜讓你嘗嘗。也許是一場天災讓他破產，也許是一次仇殺讓他逃離家鄉，也許他是被路過的農民軍燒了房子，挾裹而來。

然而，短短幾個月時間，他就從中國社會最老實本分的農民角色，轉化為一個以殺人為樂的暴徒。命運改變一個人，就像魔術一樣不可思議，然而又順理成章。人性遠比我們所瞭解的要複雜得多。

《水滸傳》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樣本：禁軍教頭林沖本來是一個老實內斂、溫文儒雅的人。然而，在殺了仇敵準備落草之後，為人行事的風格突然大變：他去奔梁山的路上，經過一處莊院，向人家討酒吃。人家不給，他居然拿起長槍來，衝上前一頓暴打，把莊客們都打跑了，他大大咧咧坐下，快意道：「都去了，老爺快活吃酒。」

變化的並不是林沖的性格結構，而是他的自我角色認識。他已經自認為是「准強盜」，一個要靠殺人搶劫活命的人，自然沒有必要再遵循一個良民的倫理規範。自己一個要落草的人，還怕個甚！乾脆就破罐子破摔，一不做二不休，充分享受暴力給自己帶來的自由。到了梁山泊，為了入伙，他急吼吼地尋找無辜的過往客商，要借人家的頭來做送給梁山泊的「見面禮」。

那些起義的農民們何嘗不是如此？他們被飢餓驅使，被官府所追逐，如果起義領袖的素質不高，不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精神動員和紀律約束，那麼他們很容易放棄倫理規範，把自己交給本能，按「亂民」、「賊寇」、「強盜」的活法來活。

就像心理學家早就指出的那樣，暴力確實能給人帶來快感，這種快感還很容易上癮。軍事生涯是艱苦、緊張、枯燥的，折磨俘虜，放縱暴力甚至是許多軍隊裡唯一的娛樂。小俁行男著《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記載，日本軍人在華燒房子燒上了癮：「有的士兵就這麼說：『隊長，我不見火災就睡不著，今晚上也讓我燒它兩三幢吧！』」戰場往往使人——不僅僅是日本人——喪失人性。

在明末諸軍中，張獻忠部對這種「娛樂」最為熱衷。

第一十四節 陝北青年張獻忠

明末農民軍的著名領袖張獻忠，雖大名鼎鼎，我們對他本人的瞭解其實很少。史家的筆墨都消耗在張的「殘酷好殺」上，關於其他事跡，勾稽所得，寥寥無幾。

我們所能確切知道的，是他出生於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正是萬曆皇帝的消極怠工愈演愈烈趨於極致的年代，明王朝的滅亡已在此時埋下伏筆。此時歐洲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正處於與中國擦肩而過超越中國而去的前夜。

那一年，除了這位後來農民起義領袖的誕生，世界上並沒有其他太重要的事情發生。如果努力搜索，還可以列出勉強可算做大事的幾件：英國的莎士比亞在那一年寫出了經典之作《麥克白》；德國的開普勒在《蛇夫足下的新星》一文中記載了超新星的爆發；歐洲人在此年東渡尋找黃金和香料時，首次發現了澳大利亞；也是在這一年，巧克力飲料的配方開始在西方流行。

張獻忠是延安人，黃土高原上裹著白羊肚手巾面孔黧（li）黑兩頰坨紅一笑露出一口潔白牙齒的陝北青年。應該會唱幾句信天游，至於水平如何，就不好說了。

出身當然是貧苦了。祖上是軍籍，也就是職業軍人，那個時代軍人是被人瞧不起的賤業。「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到父親這一輩好不容易脫身出來，做了個走鄉串寨賣些針頭線腦的小販。母親則在農閒時節，織炕席到集上去賣，補貼家用。從小應該挨過餓，受過凍，吃過苦，受過地主家的孩子欺負。這都是很保險的推測。

據說是和李自成一樣，張獻忠被爹媽強扭著脖子送進私塾讀過兩年書。

無奈天性和書本不親，坐不住。在私塾兩年，和同學打了無數的架，大字卻沒記住幾個，父母無奈，只好任他放他的羊，任由他成天和村子裡的半大後生們廝混。

在陝北定邊，民風剽悍，人們農閒之餘，愛舞刀弄棍，不只為防身，也是一個娛樂。張獻忠於此道頗有天分，練得也投入。他天性爽快，膽大。

「身材魁梧，剽勁果俠，聲如巨雷，面目微黃」，朋友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黃虎」。

野史說他，「陰謀多狡」，「及長，益無賴」。很快他就打遍四鄰八鄉無敵手，成了年輕後生裡「有號」的人物。

農村文化生活貧乏，沒事時，只能糾集幾個同樣好勇鬥狠的朋友，到鎮上的小酒館，像《水滸傳》裡那樣，切上二斤熟牛肉，打上兩角濁白酒，吃得酒酣耳熱，吹吹牛，「教量些槍棒」，說些「江湖上好漢們的勾當」，「賣弄胸中許多豪傑的事務」。回來捎半斤殘酒，順路偷隻雞，偷幾把蠶豆，找個人家賭上一宿，第二天回家挨老媽一頓痛罵，這都是題中應有之義。

第一十五節 從「基層捕快」到「八大王」

張獻忠投身起義以前的確切經歷，在浩如煙海的史料裡我們僅僅打撈上了四個漢字：「捕快」和「邊兵」。

然而，這四個字，包含著相當豐富的信息含量。

地方「捕快」相當於今天的縣公安局刑警。正如我們從通俗小說中瞭解到的那樣，傳統中國的基層公檢法部門的幹部素質不高，往往是流氓、罪犯或者地方上好勇鬥狠之徒出身。

比如縣公安局的巡警隊隊長武松、監獄裡的小牢子李逵都是遇赦的逃犯出身，「歷城捕快」秦瓊同樣有過發配經歷。他們警匪勾結，與黑社會親如一家，並且往往在小說中最終成為「黑社會骨幹」。

被革職之後投身「邊兵」，對失業的張獻忠來說應該是一個既順理成章又無可奈何的選擇。正如前面所說，舊中國的「軍人」是個被人瞧不起的，幾乎是半囚徒式的職業。

為了防止他們逃亡，政府給他們臉上刺字，對待一如罪犯。他們缺乏自尊，兵餉又常常被扣，所以紀律極壞，視燒殺搶掠為常事。用王學泰先生的話說：「不少隊伍簡直就是流氓團體。」

從「捕快」、「邊兵」四個字裡我們可以推斷，在當上捕快前，張獻忠在地方上已經半流氓化了。「基層警察」整日吃拿卡要的生涯，很有可能使他進一步流氓化。

雖然無法確知張獻忠參加的「邊兵」狀況到底如何，但還是有充分的理由推測，軍隊生活帶給張獻忠的，不僅僅是軍事常識，或多或少，還會有當時軍隊普遍的「兵痞」習氣。

考察張獻忠的性格，我們應該注意到以下事實：在投奔起義軍前，張獻忠的生活一直是失敗的。他的學生時代顯然不成功，大字沒記住幾個，因為愛打架，沒少挨老師的板子。

進入官府，成為捕快，這對社會底層出身的他，是一個改變命運的好機會，然而他沒能把握住，屢屢違犯紀律，最終被革職。

走投無路投了軍，在軍營中他又不遵守軍紀，犯下了死罪。因為軍官陳洪範為其說情，方免一死，挨了一百軍棍，被關入獄中。出獄後，窮無所歸，正值各地起義軍蜂起，遂投入起義軍中。

結合他後來的人生軌跡，我們可以判斷，張獻忠有著一定的反社會型人格傾向。他不甘心居於人下，有著強烈的改變命運的願望。但他又容易衝動與暴怒，情緒極不穩定，不善自我克制，叛逆心理很強，尤其不善於跟上級相處。這一切導致他在正常社會中屢受挫折。如果大明天下繼續太平，也許他一生會在監獄中而不是馬背上度過。

對他來講，生在亂世，生逢其時。

亂世有亂世的魅力。在天翻地覆的明朝末年，一切秩序都被顛倒，一切不可能都變成了可能。公子王孫轉眼間變成了乞丐，昨天的饑民今天卻自封為王侯。懦弱不再是生存的法寶，善良成了悲劇的理由。誰也不知道第二天自己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

自由，無邊無際地擺在那些想入非非者的面前，像汪洋大海誘惑乾渴的魚兒。男性的血液很容易在身邊倏乎閃動的慾望中點燃，化作危險的火種。

由軍人而變為「流賊」，張獻忠發現，他作了一個正確無比的選擇。

在官軍裡雖然也有前途，但是畢竟有著森嚴的等級秩序，有著林林總總的規矩，更主要的，有著種種讓人鬱悶的腐敗、傾軋、不公。而在起義軍中，機會似乎更為均等，也更能讓人快意恩仇。勇氣和智慧就是全部的資本，上馬殺人，下馬飲酒，天不收，地不管，何等瀟灑快活！天昏地暗之中，誰知道明天自己還能不能活著。為什麼不趁著心雄氣壯之時，痛痛快快地做一回亂世梟雄，也不枉來人世一回！

投奔義軍之初，他和李自成一樣，不過是一個小小伍長。憑著智力、勇氣和天生的領袖氣質，他和李自成差不多同時在起義軍中出人頭地，成為獨領一軍的首領。李自成號稱「八隊闖將」，張獻忠號稱「西營八大王」。

第一十六節 打仗靠流氓

在諸義軍領袖中，因為性情投合，張獻忠最喜招徠亡命之徒。和張獻忠一樣，張軍的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響馬（攔路搶劫的強盜）、難民」，從職業軍人轉變而來的人尤多。

其中，有不少如毛澤東所說的「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許多迷信職業家」。「打仗靠流氓」，這是農民戰爭初起時的一個特殊現象。在特殊時期，「流氓分子」也可以發揮特殊作用。

多年征戰，張獻忠的部下都成了老兵痞、「勇敢分子」。這使他的軍隊戰鬥力高於其他的烏合之眾。一位明朝軍官，曾說張的部隊對於作戰是「習慣成自然。每個人臉上身上沒有囫圇個的，鉛子、箭頭，處處皆是。他們暋（m□n）不畏死，一聽說官兵來了，都興奮異常，聽說要打仗簡直和打獵一樣高興。我方部隊正在觀望害怕，他們卻毫不畏懼，老於此道」。

從這樣一則記載，可以看出張獻忠部起義軍戰鬥素養的高超。張部攻取吉安時，大隊人馬在後，只有「一騎至吉安城下」，城上見來人少，都「聚觀」這個人要做些什麼。只見這個人從懷裡掏出一隻鐵鉤，勾住城牆上突出來的灌木小樹，三下兩下，「躍而上」。守城兵大驚失色，「守者驚潰，大隊馳入，城遂陷」。如此勇敢的戰鬥作風和高超嫻熟的作戰技能，當然是絕大部分明軍所不及。

第一十七節 農民的淳樸和殘暴

因為隊伍的骨幹由農民階級的邊緣分子「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響馬、難民」構成，張獻忠部在明末諸軍中把農民階級的人格缺陷表現得最為明顯。換句話說，張部是受底層文化的負面因素影響最深的一部。

一提起農民，我們的腦海裡立刻會浮現出羅中立油畫《父親》中那個滿臉苦難、善良、堅忍的形象。在我們的思維定式裡，「農民」這個詞總是與「淳樸」、「勤勞」、「仁義」這些美好的詞彙聯繫在一起。相反，與「富貴」這個詞距離最近的，卻是「虛偽」、「殘暴」、「為富不仁」。

隨著深入解讀明末四川的那場大劫，思維定式逐漸被打破，可以越來越清晰地看到，由農民為主體構成的底層社會文化除了我們熟知的「質樸」「自然」之外，還有著「粗陋」、「淺薄」，甚至「野蠻」、「醜陋」和「黑暗」的另一面。農民們被貧窮和專制統治雙重鐐銬著。在一定意義上，他們是一群「殘缺不全的人」，而張獻忠部則把這種「殘缺」表現得淋漓盡致。

第一十八節 大搶大殺大破壞

張獻忠、李自成出現在史書上時，前面總是被冠以「流賊」兩個字。時人總結說：「獻忠等發難於陝西延安府，而蔓衍於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嘗據城邑為巢穴，故曰流賊。」

這一總結一點也沒錯。從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到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張獻忠度過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實的「流寇」生涯。十四年間，張部在陝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廣諸省來回大幅度高速度流動，縱橫上萬里，不斷地進攻，逃跑，轉移，從來沒有固守一地。

流動的目的有二，一是為了躲避官軍的追擊，二是為了「打糧」，即劫掠財物，以養活部隊。攻下一座城市的日子，就是他們的節日，他們縱兵大掠，把豪門富室一掃而空，滿載而歸。當官軍追得緊時，他們就潛入深山，苦挨時日。他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逃跑和謀生上，久而久之，他們從一群烏合之眾變成了游擊戰的專家。他們行動飄忽，即戰即走，在官軍的包圍之中穿插來回，波瀾壯闊，驚險重重，也刺激無比。

流動作戰，是中國歷史上那些聲名顯赫的起義軍普遍採用的戰鬥方式。

從唐末黃巢大起義到太平天國前期，莫不如此。從一定程度上說，這是農民起義戰爭的必然規律。因為在起義之初，農民軍與官軍在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首先是後勤。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戰爭中後勤的作用至關重要。官兵有著強大的後勤支援，有帝國通過國家機器搾取的軍餉。而農民軍由於素質限制，即使佔據了廣大的地盤，也沒有能力在短期內建立一支具有基本管理能力的官僚隊伍，通過賦稅形式給他們提供後勤。他們的後勤供應，只能靠「搶」。而流動作戰的第一個好處是不必有後勤準備。

在流動過程中，農民軍打到哪裡，就搶到哪裡，「東西數千里游食自如」。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地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累贅。

正規軍雖然擁有後勤資源的優勢，卻也受到後勤的嚴重制約。後勤組織和運輸需要一個過程，因此自然沒有「搶」來得迅速。明朝曾任過兵部尚書的張鳳翼，在總結與農民軍作戰的經驗教訓時說：「賊兵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而我兵所至，則需要等待糧草，動則呼窘。」通過流動作戰，農民軍把後勤的劣勢變為了速度上的優勢。

除了後勤因素外，在人數對比、武器裝備、技術素養等方面，起義軍也常常處於官軍的下風。他們通常無力與官軍展開大規模的陣地戰，因此，游擊戰就成了他們與官軍對峙時的必然選擇。面對強大的官軍，農民軍取勝的法寶是分合不定，出沒無常。他們的作戰方針，無非是「敵來我走，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追」。

從這個角度來說，流動作戰是農民軍不得已的選擇。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作戰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抵擋的魅力。流動作戰痛快淋漓，令人上癮。長期和張獻忠並肩作戰的羅汝才有句名言：「吾等橫行天下為快耳，何（必）專土（專門佔據一塊領土）為？」

毛澤東對「流寇思想」有過準確的分析。他說：

「這種思想表現在：一，不願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建立人民群眾的政權，並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只想用流動游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二，擴大紅軍，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到擴大主力紅軍的路線，而要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線。三，不耐煩和群眾一起艱苦鬥爭，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

張獻忠部正是這樣。在起義的前十多年裡，張獻忠似乎從來沒有過建立根據地的打算。他們迷戀上了這種冒險與流浪。

張獻忠部每攻下一處城池，首先做的事就是大搜掠。搜掠的重點目標當然是豪門大戶，但普通百姓人家也並不放過。就像前面所引《張獻忠陷廬州紀》記述的那樣，他們主要的搜掠目標是騾馬，因為這是在游擊戰爭中保持速度優勢的需要。第二搜掠的是金銀。不過張部實行金銀交公的嚴厲政策，所以軍人們對金銀的興趣並不非常強烈。第三搜掠的則是布匹、糧食等後勤物資。

在張獻忠漫長的起義生涯中，我們只找到了一次賑濟災民的記錄，那是攻下武昌之後，發楚王府金銀給饑民。除此之外，歷史上記載更多的是他的燒殺搶掠。

他和李自成的區別，史書這樣對比：「老百姓對李自成往往開門歡迎，對張獻忠則只有懼怕。」閱讀歷史記載，我們只能得出這樣一個感覺：張獻忠部的這些綠林豪傑們似乎視被攻下的城市為自己囊中的財產，視城中的百姓為自己獵獲的獵物。如何處置，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而定。

一般來講，搜集完物資之後，他們會縱火，把一座繁華的城市變成一片瓦礫——他們不想把死命攻下的城池完好地留給明軍。

余瑞紫記載張軍攻下廬州府舒城後，「進舒城掠人，予隨行，見房屋燒盡，骸骨遍地，傷心慘目，潸然淚下。想吾鄉亦如是也」。燒了城市之後，還掠走大批人口，充實自己的軍隊。

他記載，張獻忠充實軍隊的辦法是，「後回營，次日將前後所擄男女，各營喚出若干。八『賊』在大門外親點。先點男，分上中下三等，各處站立，各插一旗。女亦如之。隨即配合上等男配上等女，中、下亦然。問有願去家者，另立一邊。少刻，一齊殺之」。

大搶大殺大破壞，這是張獻忠部的一貫做法，也是他們惡名遠揚的原因。在這次進四川前由湖廣撤退時，他不甘心第一次佔領了如此廣大的地盤，無所收穫。入蜀的隊伍中，不僅滿載著從湘贛兩省收穫的物資和財寶，還行走著十數萬被強徵入伍的湖廣百姓。

《巴東縣志》載：「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張獻忠盡驅荊州民入蜀，男女扶攜，魚貫而進，越數月始畢。」

張獻忠軍逆江而上，兩岸都是高山峻嶺，山路崎嶇險惡，隊伍拉得很長。且所經地區，人煙稀少，「打糧」困難，隊伍供應困難，一路不斷有人餓死，當然，餓死的多數是被新驅入伍的「楚民」。

《巫山縣志》記載了當時的慘狀：

崇禎甲申春，「賊」張獻忠盡驅楚民大舉入川，所擄楚中男婦盡食麥苗草根，死者相枕借，大江舟絡繹不絕，兩月始盡。屍橫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遺無幾。

第一十九節 底層文化缺什麼

底層文化中的第一個缺失，就是人道精神的缺失。在正統文化中，「人命」起碼從理論上，在表面上，是天地間最貴重的事物。「天地之間人為貴」「人命至重」「仁者愛人」等字眼，充斥儒家經典。

專製法律雖然殘暴，但對人命還保持著形式上的尊重。比如，每年帝國所判的死刑，都要呈報給皇帝，由皇帝親自校核審批，才能行刑。然而，在底層思維中，人命卻是不甚值錢的東西。不但他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太值得珍惜。「頭掉了，碗大個疤」，「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那些專一殺人害命的人渣，如賣人肉包子的孫二娘，居然成了底層人民的英雄。他人的性命，在張獻忠眼裡，只分有用和無用兩種。年輕身壯的，可以為自己衝鋒陷陣或者當挑工、「人夫」，所以是有用的，可以留下。年老體弱的，對自己無用，所以一律殺掉。

當然，不殺也可以，因為殺人是一項費時費力的活兒。不過張獻忠卻樂此不疲，經常殺了一通後不過癮，覺得殺得不夠多，要「補殺」。《張獻忠陷廬州紀》載，張獻忠進廬州後，起先並未大殺。第二天在城樓上發現許多火藥，「隨報，八賊即動氣，大嚷曰：『這蠻子養不家（即養不熟），我厚待你，這火藥就該說，並無一人提起。』遂令搬火藥來營中，放火燒樓，又傳令進城補放火、殺人、捉人，一人不許放走」。

雖然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但是在某些綠林英雄的性情深處，暴力不僅僅是一種工具，而且更是一種娛樂。

底層社會的英雄，那個為廣大勞動人們衷心喜愛的李逵，他「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充當獄卒，「為他酒性不好，多人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及會拳棍」，常常在社會上耍蠻使橫，強搶強要，其行徑頗有類於當今的流氓。

《水滸傳》第五十三回，李逵和戴宗在店裡吃飯，李逵不小心把一個老人的麵條打翻，老人揪住他說理，李逵伸手就打，幸好被戴宗勸住，否則，說不定會鬧出人命。及至第六十七回，李逵路經一店，吃了飯不給錢，被店主揪住，李逵索性將他一斧砍了。

這些行徑，在街頭巷尾的聽書人那裡，引來的只是輕輕一笑，似乎他們喜歡的英雄像頑皮的孩子失手打了個碗碟，益發顯出這個孩子的活潑可愛。

甚至《水滸轉》第四十回這些血腥場景，也是被說書人當成「豪傑行徑」繪聲繪色地說，被數百年間的底層聽眾當成英雄人物的英雄壯舉，如醉如癡地聽：

李逵為救宋江，在江州劫法場時，「只見他第一個出力，殺人最多」。

本來已經救出宋江，無須再使用暴力，可是李逵卻殺性大起，「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官軍百姓，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傾翻的，不計其數」。後來，晁蓋阻止李逵別濫殺百姓，可是，「那漢（即李逵）哪裡來聽叫喚，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

平心而論，此時的李逵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變態嗜血的狂魔，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渣敗類。然而，同時他卻是幾百年間民眾喜歡和崇拜的對象。僅此一例，我們就會判明底層文化的人道精神，對生命的尊重意識，淡漠到了何等程度。由此，我們也多少會理解那些秉承水滸精神揭竿而起的農民武裝，為什麼留下了那麼多血腥和殘忍的記錄。

第二十節 為何喜歡殺美女

底層文化中的另一個嚴重缺失是缺乏對婦女的尊重，張獻忠部在這方面表現一樣鮮明。

正如學者王學泰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分析的那樣，正統文化本身雖強調男女不平等，所謂「夫為妻綱」即為明證，但是正統文化還是強調家庭的重要性，強調正妻的家庭地位，欣賞在「夫為妻綱」基礎上夫妻間的「舉案齊眉」，相互尊重。然而，底層文化對婦女，卻是赤裸裸的賤視甚至敵視。

正像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裡的黑幫老大所說：「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每個中國底層社會男人幾乎都知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綠林世界裡，女人除了供男人消遣，別無用處。《民國時期的土匪》提道，一個匪首在行軍中僅僅因為妻子小腳走得慢，就毫不猶豫地一槍把她打死。

明末農民軍的首領們，把這種野蠻演繹到了極致。李自成困在巴西魚腹諸山走投無路時，算了一卦，結果是大吉。卜者謂，李自成有帝王之分。於是，身邊人紛紛堅定了奮鬥下去的決心。大將劉宗敏立刻「殺其二妻，謂自成曰：『吾死從君矣！』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以從者」。

至於張獻忠對待婦女，那就更讓人無法接受了。

也許是受過女人的歧視或者傷害，張獻忠對漂亮女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報復心理，他經常說，「天下事皆婦人所壞」。征戰途中，不時有部下向他進獻美女，他通常留宿幾次就藉故殺掉。

攻佔黃州後，他集中全城的婦女，然後挑那些年老或者貌醜的放走，留下那些年輕漂亮的，強迫她們去拆城牆。這些女人平時哪幹過這樣的重活，許多人手指被磨得鮮血淋漓，昏厥在城下。城牆拆掉後，張獻忠又命令士兵把這些人全部殺死在城下。

在攻打滁州戰役中，因久攻不下，張獻忠聽信了一個陰陽先生的話，到周圍鄉村掠來婦女數百人，「盡斷其頭」，倒埋在城下，露出陰部對著城上，想以此來壓住城上的大炮。這個辦法當然不好用，那次戰役，張軍一敗塗地。

第二十一節 實用主義

底層社會裡物資極度貧乏，飢餓是每天必須解決的功課。在這個環境中生存，不需要太多迂闊的大道理，不需要什麼「終極理想」、「人道關懷」之類的思想奢侈品，更無法談什麼「獨立人格」、「自由個性」、「主體意識」。每個人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第二天的早飯在哪裡。底層生存更需要的是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

實用主義被張獻忠發揮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綠林英雄們無一不崇尚權謀詐術。不擇手段，心狠手辣，往往能最後成功。張獻忠「為人最狡」，在他的起義生涯中三次受撫，又三次復叛。他心狠手辣，甚至對自己的部下也毫無信義可言，最後退出四川時，居然使用欺騙手段對隊伍中的四川籍士兵進行清洗。

底層文化毫不掩飾物質慾望。《中國土匪》記載，清末土匪們流傳的人生信條是「活著做強盜，做鬼也不冤」、「年輕不刁（欺負）人，到老後悔遲」。《水滸傳》裡英雄們劫了生辰綱之後，並沒見分給窮苦百姓的記載。

《說唐》中賈潤甫等劫掠官家財物，更是單純為了自己享受。

在《水滸傳》第十五回，阮小二在讚美王倫治下的梁山時說：「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一樣穿綢緞，成甕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在上山之前，他們想到更多的也許並不是「濟貧」，而是「劫富」。

張獻忠部在大搶大掠之時，似乎也並不以貪財好物為恥。與其他部隊不同的是，張獻忠命令他的部下搜掠金銀充公。撤離四川前，他把歷年搶掠來的金銀沉於江底，有數十船之多。

底層文化是被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所困的文化，它缺乏基本的形而上的東西，不可能給中國社會提供新的思想資源。相比之下，倒是正統文化裡，包含了一些超越性的因素，比如「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理想。

第二十二節 陷入恐慌的成都人

經過十多年的流動宣傳，張獻忠部的威名已經傳遍半個大明王朝。可惜，「八大王」這三個字是作為恐怖的代名詞被廣為傳播的。在許多省份，嚇唬小孩子的最好辦法是告訴他，再不聽話，「八大王」就會從窗子外面伸進手來，把他抓走。

所以，完全可以想像到張獻忠部入蜀給四川人帶來的震動。秀才傅迪吉親身經歷了張獻忠據蜀，後來他在年譜《五馬先生紀年》記載了他所見的張部所作所為。

傅迪吉是四川簡州一個小地主的兒子，張獻忠入蜀前，他還在州城裡讀書，日與諸友唱和往來，周圍一片太平景象。及至崇禎十七年（公元年）五月初三，張獻忠進入四川的消息傳到簡陽，平靜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了。

雖然張獻忠部短期內不可能到達，簡陽人還是做出了迅速的反應。「六月，州城婦女逃盡」，「七月，破重慶鎮，遠兵逃回，盡剁右手」。這似乎更加印證了人們的判斷。簡陽城裡有的人家乾脆舉家遠遷，到四川邊緣地帶，甚至雲南、貴州等地，去投親靠友。

和傳說中廣大人民面對起義軍總是歡欣鼓舞不同，簡陽人在等待張獻忠部到來的這幾個月時間裡，受盡恐怖的折磨。越是亂世，謠言越多，三天兩頭有消息傳過來，說張軍馬上就要到了，於是百姓們扶老攜幼，匆匆逃到山裡。然而等了兩日，卻沒有動靜，這才發覺是一場虛驚。

百里之外的省府成都更是亂成一團。在重慶與成都兩城陷落之間的一個多月，成都居民們日夜被恐怖所煎熬。

史書記載，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成都城內都處於歇斯底里狀態之中，三更半夜時分，經常有人因為聽到風吹草動，杯弓蛇影，起而大呼。「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於是一城騷動，人們哭爹喊娘，四處躲藏，折騰大半夜，才發現是謠傳。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在巨大的恐怖高壓下，張獻忠於八月初九乾脆利落地攻破成都，對成都人來說，幾乎是一種解脫。

簡陽當然也很快嘗到了張獻忠兵鋒的滋味。那些早早逃入山中的人被證明具有遠見，因為那些遲遲不願出逃的人中，果然有些人遇到了血光之災。

據《五馬先生紀年》載，成都破後，九月十二，張獻忠部四出掃蕩附近州縣，一支部隊奔向簡陽。五馬橋村附近千餘人聞訊倉皇出逃，奔到附近山上，然而他們的速度無法與張軍的馬隊相比。張軍很快追了上來，他們不得不徒手與義軍「相抗」，被義軍馬兵「盡殺於黑痣灣喜兒潭，水中岸上，無一隙地，此初見殺人之慘也」。

看來，傳說中的大劫，終於要到來了。

第二十三節 「打招安」

然而，等待中的雷霆並沒有馬上落下。

成都城破之後，局部的殺戮當然在所難免。按照慣例，成都城內的王公貴族們大都難逃一死，大小官員被殺的也很多，史書忠實地記載下了他們的名字，但是卻找不到普通百姓們被集體屠殺的記載。

據清人沈荀蔚《蜀難敘略》記載，城破之後的第三天，張獻忠曾經「盡驅城內軍民男女於（城外的）中園，將盡屠之。俄爾天上出現一片雲彩，如同龍尾下垂之狀，張獻忠以為祥瑞，遂免死」。

這個記載聽起來有點離奇。不過，張獻忠並沒有大量屠殺成都居民，是可以確定的。

在四川各地，也沒有出現人們傳說的張獻忠據有一地後必然出現的大搶大掠大屠殺現象。《五馬先生紀年》載，十月初四，張獻忠又一次發兵，「謂之打招安」，即命令附近居民歸順張獻忠部。「隨後即派偽『都司』姓吳者、偽吏目姓田者下到吾鄉『招安』。每人給以印信『西國順民』四字，載在背上，兵不敢亂。」

「吾州有偽水軍左都督、偽水軍右都督俱姓王，偽總鎮率領兵船千百艘，駐紮於渭水壩。鄉紳百姓們在偽官的帶領下到軍前投降，上述三位軍官十分高興，於是就大發慈悲，將昨日擄回男婦盡剁手（而不是殺掉），（被剁之人）號呼之聲勝如雷吼。三位軍官命偽知州安撫百姓，自此以後即不殺人，兵不甚擾民，民亦入營貿易。」

第二十四節 「大西王」

原來，「流賊」張獻忠改弦易轍，打算由「流賊」變為「開國者」了。

揮師入川之前的十四年裡，張獻忠從一個普通叛兵成長為明末兩大著名起義軍領袖之一，由一個文盲變為中國戰爭史上留下不朽聲名的卓越軍事家。在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以前，他的軍力和聲威一直在李自成之上，朝廷也一直以他為最大敵人。

十年之間，崇禎帝屢檢朝廷重臣，以舉國之力，大兵重圍。而張獻忠部卻越戰越強，並且在谷城復起後到入川作戰前，幾年間一度橫掃數省，所向披靡，戰無不勝。

「張獻忠」這個名字成了明帝國裡最恐怖的三個字，朝廷重臣們在與他的交鋒之中幾乎沒有一個得到好下場：或者是丟官落職，或者死於戰場，或者是被震怒的崇禎帝所殺。

十四年間，他三次投降官軍，又三次復叛，官軍對他恨得咬牙切齒。在大江南北、大河上下的征戰中，他多次潛伏深山，身處重圍，自以為命絕於此，也曾縱橫安徽、湖廣，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據地稱王。

飄蓬如旋風般不停息的流蕩生涯，讓喜動盪好冒險的張獻忠，也難免厭倦了。日復一日的戰鬥和奔走，漸漸耗去了「八大王」的青春，轉眼，他已接近四十歲，沒有太多青春豪氣可供任意揮灑。這樣的日子，何時是個盡頭？

更讓他受到強烈刺激的是東邊的李自成已經開國建府，據地稱王，兵鋒直指北京，帝王大業已見雛形。李自成原本是和自己一樣的「流賊」長期以來一直甘拜他的下風。「初，自成無大志，所至屠戮，百姓保塢壁，不肯從。」

然而，從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經歷一次大的挫敗之後，李自成痛定思痛，策略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提出「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鮮明口號，不再騷擾平民百姓，專門以劫掠大戶來充糧餉，凡是帶不走的糧食，就用來開倉賑濟百姓。並且，不再打下一個地方搶了就跑，而是派官設府，建立和擴大自己的根據地，踏踏實實地向外發展。

僅僅四年，李自成就從一個不起眼的流寇，成了新「天子」最有優勢的候選人，成為注定要在歷史上留下大名的人物。現在，張獻忠畏於李自成的兵勢，也不得不開始奉「大順」正朔。

憑什麼是李自成而不是他張獻忠做「人民之主」？難道他張獻忠有哪點不如李自成嗎？

有充分的史料證明張獻忠天姿非凡。他作戰非常勇敢，「戰輒先登」，每次戰鬥都身冒矢石，親臨前線指揮。除此之外，他的領導才能也十分突出。他頗能吃苦耐勞，「夜嘗不寐，裹甲微行，攜刀巡視」。當時在大西軍的外國傳教士這樣描寫：「張獻忠人甚聰明，與士卒同甘苦，自由談話，表現坦白，溫情大量，慷慨態度，且嘗與屬下飲食。」

官方史書說：「陰賊多智。」據曾與張朝夕相處的法傳教士古洛東回憶，張為人「智識宏深，決斷過人」，令兩位傳教士「亦暗暗稱奇」。

（《聖教入川記》記載）論智力、膽氣、武勇，他張獻忠絕不比李自成差，差只差在胸無大志上。檢討自己十多年的起義生涯，張獻忠再一次深刻體認到自己最大的缺點是缺乏耐心，沒有長性。性格急躁剛烈，作風簡單粗暴，只圖眼前痛快，缺乏長遠打算。當年在學堂裡坐不住，現在已經是威風八面的「八大王」，還是沒有多大長進。

不能再這樣成天沉溺於打打殺殺了。等李自成做了皇帝，他張獻忠只有俯首稱臣。雖然沒有讀過什麼史書，他也知道，李自成不會仁慈地對待他這個前競爭者。「亡羊補牢，時猶未晚。」在揮師入川前，他已經下定了「煉煉坐性」而耐心建立根據地的決心。

進入四川之後，張獻忠深深感覺到選擇入川是對了。川兵柔脆，這一路破重慶，據成都，派兵橫掃各府、州、縣和土司。大都望風而下，「州、縣爭封府庫應偽命」。短短一年之內，除了遵義（時屬四川）和幾個邊遠土司以外，全川已歸張獻忠所有。

十幾年來頭一次，穩穩當當據有一個大省，前無勁敵，後無追兵。真是爽啊！「咱老子」也該嘗嘗「撫馭萬民」的滋味了。「咱老子」這回學學李自成，穩紮穩打，數年之後，未必天下不姓「張」！想當初，明朝的太祖朱元璋不就是一個要飯花子出身嗎？現在，自己這個前「捕快」、「邊兵」也要開創朝代，在史書中再加他個「大西史」！

恰在這時，李自成被清軍擊敗，退出北京。消息傳來，張獻忠大喜過望。現在，頭上這座大山沒了，天下重新陷入紛亂，原本張李兩家爭鬥的局面變成了李、清、南明、張四家，自己機會大增，如何不喜！

自從李自成開了大順朝以來，張獻忠不得不遵用永昌年號，兩家一直保持著表面的和和氣氣。現在，張獻忠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聽說李自成部的馬科進入川北，他毫不客氣，親率大軍，把馬科打了個大敗，趕回陝西。這是起兵以來，張李二軍第一次公開火拚。張獻忠對這次勝利非常得意，宣佈把戰鬥發生地綿州改名為「得勝州」。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冬十一月十六，張獻忠正式開朝於成都，國號大西。因為過去一直奉大順軍名義，一時不好回圜，遂以「大順」為紀年，改元大順，張獻忠稱「大西王」。

第二十五節 過把皇帝癮

成都開始大興土木，蜀王府裡進行大規模裝修改建，以作新朝的王宮。

府中正殿為承天殿，府門外廊為朝房。雕龍繪鳳，整飾一新。任命左右丞相、六部尚書，又將義子四人加將軍銜，封第一子為平東將軍，令率馬兵征服山東、遼東、高麗、東洋諸國；封第二子為服南將軍，征討南省及暹（xi□n）羅、東京、西貢、南洋、斐利該等地；封第三子為定北將軍，征伐北省諸地及內蒙古等；封第四子為安西將軍，招撫西藏、青海、新疆、外蒙各地。（起義者的想像力有時驚人的雷同，數百年後，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時，同樣宣佈，東王的任務是管制東方各國，西王的任務是管制西方各國，以此類推。）張獻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儀。張獻忠掀髯大笑：

「起來吧，龜孫們，弄得還挺像個樣哩！」

與大興土木相配合，張獻忠從搶來的女人中挑了三百個，作為妃子，養在後宮。又閹了一批人，當太監。接著，又學歷朝皇帝，命人們「恭避御諱」，不准人們使用「獻」「忠」二字，犯者殺頭。在全四川認真檢查石碑，碑文上的「獻」「忠」字樣一律鏟掉，弄得一塊完整的石碑都見不到。

史料記載：

近日人家廟宇律扁對石碑牌坊上，有犯「張獻忠」名字者，亦皆剷去。

獻忠惡人犯其名字，自劍客棧道抵成都，前人碑版皆鑿之，雖嫌名亦諱，並刊去前代年號，故蜀無完碑。

儀式舉行完了，后妃、太監、名諱這些他們所知道的做皇帝必須要有的把戲都弄完了，接下來做些什麼呢？畢竟開國了，該當皇上的當了皇上，該當大官的當了大官，那麼大家就不能再像以前做「流寇」一樣，四處燒殺搶掠一下完事了。官府成了自己的官府，百姓成了自己的百姓，自己不再是叛逆者而成了治理者。那麼，如何治理呢？

張獻忠果然改弦易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強調軍紀。保存至今的《大西驍騎營都督府劉禁約碑》記錄了張獻忠部發佈的軍紀，碑文說：

務期兵民守分相安……不許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擾害地方者，許彼地士民，解鎖軍前正法。如容隱不舉，一體連坐……不許假情天兵名色擾害地方，該管地方官查實申報以憑梟首……不許守土文武官員擅取本土婦女為妻妾，如違參究。大順貳年三月X日。

正如各種資料所反映的，張獻忠建立大西國之初，軍紀確實相當嚴明，除了抵抗者之外，並不濫殺無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產生活開始恢復，大西國開朝之初，呈現一片興旺景象。這一段是張獻忠入蜀後軍民相處最融洽的時期。

張獻忠所做的第二件事是開科取士。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張獻忠喜歡自稱武夫，舉止粗豪，稱王之後，發佈詔書仍然用白話文。但是，張獻忠對讀書人卻非常重視。《五馬先生紀年》載：「獻『賊』開科取士，變八股為策論。吾州入學若干，中舉若干，進士若干。未幾，『賊』又以為不得真材（才），仍復設科，是一年而兩科舉也。一時舉人、進士固多，而狀元、榜眼同出一州，此誠所謂不能流芳百世，亦可遺臭萬年也。」

一年兩次科舉，已經不太嚴肅了，考試題也出得千奇百怪。有一次考試，張獻忠曾自己作了一道白話文的萬言策，評論歷朝帝王，而以西楚霸王為第一。作完之後頗為得意，命令廣為頒布，讓廣大讀書人學習。一學之下，秀才們對考試更沒了興趣。而且考試把關不嚴，許多四六不分、漏洞百出的卷子居然得了高分，平時被人們稱為「不通先生」的不學無術之輩，紛紛中了舉人、進士，無怪乎人們對此不以為然。

然而，幾乎四川省內所有的讀書人都來參加考試了。並不是他們積極踴躍，而是後面有刀槍跟著。原來，張獻忠命令，所有的讀書人都得參考，如果逃避，本人正法，鄰里也連坐。

第二十六節 「咱是斯文一氣」

由於讀過幾年書，張獻忠有時以讀書人自居，對這些廣義的同學有時頗表現出好感。《寶豐縣志》記載，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十三，張獻忠克河南寶豐，劫集諸生於城外龍王廟，各問姓名，令勿驚怕，操土音云：「咱是斯文一氣，老子學而未成。」語良久，遣各入城，遂拔營去。

昔日「學而未成」，今日卻成了掌握一方人民命運的「大王」，所以張獻忠起義以來，對開科取士一直興趣濃烈。每攻佔一座大城，有了休息時間時，他就要舉行開科取士，強迫所有的讀書人參加。親自出題閱卷，品評高下，決定名次。不過考取了，通常只是賞幾兩銀子，給個虛職，並不真正任用，似乎快樂只在於考試別人的過程。

張獻忠對讀書人的態度一直十分矛盾：既想利用，又十分防範。

如前所述，張獻忠其人非常聰明，而且深沉狡詐，人莫測其端。《張獻忠陷廬州紀》載，余瑞紫與張獻忠相處數日，「日與八『賊』（張獻忠）多人共飲食，終日閒談。至於用兵之事，全不言及。凡一切撒探擺駁，並踏看紮營地方，總在夜間發行，人不得而知，即眾『賊』亦不知也」。

張獻忠行軍打仗，非常善於用計，這一點他比李自成要強許多。他打出過中國戰史上許多經典戰役，史稱「張獻忠用兵最狡」。如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乘元宵節期，以三百人為內應巧取鳳陽。崇禎十四年（公元年），假扮明軍旗號賺取泌陽。次年，扮裝主考學使和赴考諸生而輕取當時明軍吹噓的「鐵廬州」等。

張獻忠也像朱元璋以及後來的太平天國英雄洪秀全一樣，非常善於裝神弄鬼。朱元璋自稱會觀天象，洪秀全自稱能和上帝直接交流，而據記載：

（張）即位之初即妖言惑眾，謂親見天上，見有弓、箭、刀、矛等物。並謂奉上天之命，不特為中國之皇，且將為普世之帝。隨令百官仰視天空，百官等一無所見。獻忠謂今日天不清朗，故爾等未能見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顯奇異只今天子獨見，以便將來代天行之。

但是，不論如何狡猾，張的智慧畢竟都是些雞鳴狗盜的智慧，是來源於《三國演義》、《水滸傳》的權謀文化。史稱，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

從根本上說，他不是一個雄才大略之人，終生未能突破好勇鬥狠的綠林藩籬。他的眼光、胸襟與劉邦、李自成等人相差太遠，缺乏基本的治國策略、用人能力、學習能力和管理水平。明王朝的這個掘墓人，和明王朝的創始者朱元璋在出身、經歷、喜好，特別是殘暴、野蠻、自私等方面驚人相似。然而在學習、用人、戰略眼光上，二人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朱元璋也是文盲出身，然而在行軍打仗的間隙，能夠不間斷地自學，後來不但熟讀經史，甚至可以做出相當漂亮的文章。而張獻忠以文盲始，以文盲終，一直到死，也沒認住幾個大字。

朱元璋起兵之初，就懷抱天下之志，每到一地，必先延攬人才，把一大批有識見的士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大大提升了自己這個團隊的知識素質和策略水平。而張獻忠在讀書人面前，卻總是感覺不太自在。他的團隊中唯一的一個舉人汪兆齡卻是一個流氓化的士人，唯以捉摸張的心思為務，後期唯知投張所好，不斷勸說張獻忠大開殺戒，最終失盡人心。

張獻忠在刀槍面前，從來沒有眨過眼睛，可卻永遠弄不明白讀書人腦袋裡那些深奧的東西。在他們面前，他一直克服不了自卑心理。這使他對讀書人的態度非常矛盾。他取中了狀元張大受。此人儀表堂堂，張獻忠「一見大悅」，賜賞，又賜宴，歡聚一日。大臣們也在旁邊交口稱讚張獻忠取中了人才，將來必然會「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丕休之象」。張獻忠十分高興，「復賜美女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

第二天，張大受入朝謝恩，報名人報上名來，張獻忠聽了，忽然皺眉道：「這驢養的，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得過不的。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老子。」大臣領命，到宮門口把張大受捆起殺了。

他和這些文質彬彬的人怎麼也親近不起來。他知道，他手中的刀是讀書人最怕的。可他們也僅僅是因此而怕他。這些恪守「三綱五常」的讀書人對他這樣的「叛賊」不但反感，而且痛恨。一有可能，他們會帶頭起來造他的反。所以，在大西國裡，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書生。

在四川科舉取士，對他來講，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把這些讀書人控制起來，防止他們在地方上「造亂」。所以，考過之後，絕大多數人都不予任用，只令在八大王身邊侍候，寫寫公文。而且考完之後，不管中與不中，都不許回家。《五馬先生紀年》載：

此番較前不同，前番考六等准除名，未取童生不許躲閃，已中者不得寧家，未中者不得在家居住，以為秀才在鄉造言生事，並家眷盡驅入城中，十人一結，一家有事，連坐九家，雖父子、夫婦私居不敢輕出一言。

這樣一來，許多讀書人都燒了書本，脫了儒服，不敢再以書生自居。

《五馬先生紀年》作者傅迪吉的父親一看讀書容易惹是生非，遂命迪吉棄書從商。「家大人有鑒於此，恐冒讀書之名，貽不測之禍，遂命廢業貿易，以免人口實事也。」

第二十七節 治安問題

素質問題，是歷朝農民起義軍領袖的軟肋。

毋庸諱言，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們大都在無「余粟」、「餘力」、「余智」的條件下長大，沒有條件接受教育，發展智力。因此，大部分農民領袖都習慣於淺層思維，缺乏系統思維和抽像思維能力。

他們目光短淺，見解狹隘，缺乏想像力，只恃一時之勇，缺乏一個大政治家所必需的知識儲備、人格素養和智力基礎。他們善於破壞，不善於建設。這也就是為什麼數千年間千百次農民起義裡，只有劉邦和朱元璋兩個人最終從社會最底層直接走上了皇位。其他99%出身社會底層的英雄豪傑，結局不過四種：

一是大事未成之前默默無聞地死於槍林之中，這是絕大多數起義首領的結局，比如明末起義那百數十名外號各異的首領。

二是雖一時據地稱王，掀翻了舊王朝，而戰鬥成果終於被貴族們奪去；比如王莽末期，赤眉綠林首義，豪傑紛起，結果卻是把宗室劉秀送上了皇位；而隋末瓦崗寨程咬金們雖一時做了皇帝，最終還是被諳於統治術的前貴族唐王李氏收服。

三是距一統天下只差幾步之遙，卻終因素質太差，抵禦不住金錢美女的誘惑，意志崩潰，沉於酒色，最終亡國，比如洪秀全，也可以算上李自成。

四是只會攻城略地，四處流動，一旦坐了天下，反倒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是好，比如黃巢。

張獻忠也遇到了黃巢的問題：缺乏策略。

開朝之初，大西政權面臨的最嚴重問題是治安問題。

由於缺乏建設根據地的經驗，張獻忠雖號稱平定全川，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區，仍然是和過去一樣打著「猴子掰包谷」式的「陷不留守」的戰鬥，他只是在每個州縣任命一兩名軍人做地方官。

由於信不過讀書人，那些被他取中的士子並沒有到各地去充當吏員，因此在這些地方他的統治只是名義上的，就連一些僅有的軍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貫徹。只有成都附近，才算是控制比較穩固的地區。史書記載：「獻忠當時竊據者，川西錦城一區耳。」「獻忠擁兵數十萬……而其威令所懾服者，不過成都前後十餘縣耳。」這些，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沒有基層政權建設和大規模的宣傳攻勢，大部分百姓還是把張獻忠當作「流賊」，只是懾於張獻忠的威勢，而不是真正心悅誠服。所以，張獻忠的統治極不穩固，面臨的反對勢力非常強大，在他實際控制地區之外，有無數自發組織起來的地方武裝與他為敵。

張獻忠當然明白他的統治基礎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辦法，偏偏只是歷朝專制統治者用過的無數統治術中最惡劣的三個辦法：一個是警察管制，一個是暴力鎮壓，一個是特務統治。

張獻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結果。張獻忠部從不像李自成部那樣注重宣傳，注重策略，軟硬兩手一起抓。他們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戰鬥力。他們迷信「只要有刀槍，沒有辦不成的事」。

張獻忠在他控制的地區嚴厲實行保甲制度。如在廣元，「城中不論男女老幼，一律入籍，不能遺漏一名」。

為了保證首都成都城內的安全，張獻忠做了更為嚴苛的規定：首都成都的四城門，不許擅自出入。凡城裡人要出城的，先得到兵馬司遞申請，申請裡得寫明某人到某處，左右鄰居是誰，由某人擔保，某日回城。如果到期未回，先拘左右鄰居及保人斬殺，再不回，則取這家人口，不拘老幼，盡行斬殺。城外入城辦事者，要在左臉部蓋上一個印章。出城時，如果印章被汗水沖掉或者不小心擦掉，看不清楚，則立刻斬首。

與此同時，張獻忠還大行特務統治。他派出大量士兵，裝成老百姓，游串大街小巷，偵聽人們的思想動態，發現有「訕諷新朝」的人，立刻綁走治罪，以致「雖至親遇於道，不敢相問慰，遙望即各低頭去」（[清]歐陽直撰《蜀警錄》）。

一天夜裡，一個男人在家裡和老婆絮絮叨叨講鄰里的瑣事，女人說他：

「天這麼晚了早點睡吧，淨說些張家長李家短有什麼用！」第二天，這個男子就被捕了。張獻忠聽了匯報之後，掀髯大笑，說：「這是說我（張）家長，李自成家短。沒事，是良民，放了吧！」

不得不說，與地主階級鬥爭十分堅決的革命者張獻忠，統治勞動人民手段的野蠻下作實在大大過於歷朝反動統治者，甚至包括最野蠻的皇帝朱元璋。和朱元璋一樣，暴力對張獻忠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策略上的需要。張獻忠有時策略性地拒絕理性，因為他深知對非理性的恐懼深植於人性之中。當一個人有足夠的實力蠻不講理時，他最容易得到無條件的順從。

第二十八節 「打糧」

張獻忠面臨的第二個嚴重問題是吃飯問題。過去，張獻忠部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一貫是「因糧於敵」，「饑則聚掠，飽則棄余，已因之糧，不知積穡，地生之利，未間屯種」。

雖然建立了大西政權，自稱開朝，然而，張獻忠在帝國經濟管理中的措施卻乏善可陳。最初，他依靠沒收官府和貴族的財產來支持財政，然而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不久這些錢就花光了。

於是，他的經濟措施就剩下了「打糧」。所謂打糧，一言以蔽之，就是「搶」，放縱士兵在「帝國」之內強搶。「獻賊每五日十日一發人采糧，如一人不回營，領人管隊小剝皮１，同伴俱斬。」

所打之糧，首要的目標當然是地主大戶，可是張獻忠的兵馬沒有進行過政治訓練，在過去他們沒有區別過地主和人民，進了四川他們當然也不會專搶階級敵人。而是見糧就搶，見豬就殺，見人就綁，綁起來用火燒烤，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糧地點。見到路上行人端著一碗米，也「殺而奪之」。

正如一本企圖為張獻忠「翻案」的傳記指出的那樣：「張獻忠在四川的兩年多時期中……據我所見到的材料，張獻忠沒有採取過一項直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過去流動作戰，靠在各地『打糧』，如今一住兩年，地主和官倉的糧食很快吃光，幾十萬軍隊不能空著肚子，這就必然要從廣大農民身上取得糧食。」

另一本肯定明末農民戰爭的書，說得更清楚一些：「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大西政權在四川沒有實行按土地成人口徵收賦稅的政策。幾十萬大軍和各級政權的消費，基本上是依賴沒收和打糧。當時人士傅迪吉和李蕃的撰著中，都描述了大西軍出外打糧的情況。明末社會中，家有餘糧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這種見糧就搶見豬就殺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農民的利益。如果說這種做法在流動作戰時期還有它的合理性的話，那麼作為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權，繼續這麼辦就必然走到難以為繼的地步。」

１所謂小剝皮，即將人兩肩膊皮自背溝分剝，揭至兩肩，反披於肩頭上，不與親戚人等與飯食，趕出郊外，嚴禁民間藏留。多有棲古墓，月餘而後氣絕者。

許多大人物一再說：「中國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世界上最好統治的老百姓」。老實厚道的農民們什麼都可以忍受，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活活餓死。

張兵的名聲本來就不好，張獻忠入川後，兵鋒所過，大部分四川農民都逃入山裡，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農民在大西軍打糧隊橫行之時，進行經濟生產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蕪，百姓益發大量逃亡。

在這樣的統治下，「最好的老百姓」不擁護這個政權也情有可原。

第二十九節 農民起義的三大功用

農民起義給中國究竟帶來了什麼？

與其說農民起義「是推動中國歷史車輪前進的主要動力，沉重打擊了專制統治，部分調整了生產關係，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不如說農民起義與專制統治是維持「中國獨特性」的互補兩翼，是同一文化源頭結出的孿生兄弟，它們互為補充，相互促進，同葆中國文化數千年一系，繼繼繩繩。

農民起義帶給中國的，無非是以下功用：

一是消滅人口，減輕了這片土地上的人口壓力，為新一輪人口增長提供空間。

中國的大型農民起義短則一二年，長則延續到一二十年。少則波及數省，多則席捲帝國。一處揭竿，舉國蜂起。秦末、漢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農民起義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起義軍人數都在百萬直至數百萬以上。每一次起義，都使官兵義軍雙方軍隊所過之處，殘破殆盡，赤地千里，血流成河。大的農民起義之後，帝國人口往往下降一半。

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農民大起義，重要戰區的戶口數大都減少了以上，馮翊（陝西大荔縣）、西河、上郡（陝西延安縣）、北地（甘肅環縣）、朔方、定襄五郡的戶口數則減少了90%以上。

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和其後的軍閥混戰，使泱泱中華只剩下五百萬人，比今天的上海市還要少一半以上。

隋末農民大起義和改朝換代的混戰持續了十八年。十八年間，三分之二的人民死於非命，人口從四千六百萬銳減到一千六百萬。在混戰激烈的地區如中原、關中一帶，人民倖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太平天國起義只波及長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區，但使大清減少了整整一億人口。

由於繁殖力強，人口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發展中的致命問題。每個王朝建立不久，人口就會迅速增長，並於王朝中晚期達到在當時生產條件下土地承載力的極限。消滅人口，是農民起義的首要功能，而歷朝大型農民起義也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從而使漢民族這個繁殖力最強的民族不致因人口壓力而毀滅。

每次大規模反抗之後，巨大的犧牲多少換來了一些發展自己物質和精神力量的有利條件，但由於他們根本沒有西歐農民那種「地方性的團結和抵抗的手段」，付出重大犧牲換來的成果，一般總是在幾十年之內即喪失殆盡，生活又回到原來的起點。

二是文明的毀滅和劣化。關於農民起義對社會財富的破壞，只舉兩個簡單的例子就夠了。劉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選不出四匹純一色的馬來拉御車，宰相只能坐牛車上朝。而中國史書有二十四史之多，每代王朝都竭帝國之力，建造輝煌富麗的皇宮，唯一沒有被燒燬的，只有北京故宮一座，其原因是清朝並不是滅亡於農民起義。

帝王將相遭遇如此，倖存下來的普通百姓的苦難由此可以想見一斑。貴族文化在大動盪中一次次受到毀滅性打擊，隨著劉邦、朱溫、朱元璋之類的底層人物一次次由社會最底層上升至社會最高層，以實用主義為主要特徵的底層文化不斷擴散。

三是專制思維越來越強化，促進專制統治更加周密嚴謹，制度監獄更加牢不可破。中國的正統文化當然包含了全部專制制度的意圖和基因，然而它與底層文化的區別在於，它以王道和大同為面目，包裝得比較得體，而底層文化卻是對專制赤裸裸的歡呼和肯定。

其實，農民從來不是專制統治的異己因素。他們比其他階層的人更具皇權意識，更崇拜權威。他們甚至比上層社會的成員更認同於專制體制。或者說，農民們的專制性格往往比統治者還要鮮明和強烈。他們最豪邁的宣言不過是「大丈夫當如是也」。他們的家長製作風、權威主義傾向，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比統治階級更甚，而他們的統治技術，更為粗獷。這就決定了，一旦他們掌握了權力，他們對階級兄弟往往更為殘忍，他們的統治手法往往更為暴虐殘酷，他們的政權自私性更強。

洪秀全建立的政權，其等級制度之森嚴為中國歷朝之冠。更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國這個農民自己的政權中，對官員和軍人的懲罰措施居然有一條是「罰做農民」。

而由底層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專製程度最深的一個王朝。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帶有明顯的目光短淺、實用主義、愚昧落後的農民特徵。

那些為歷朝歷史研究者所樂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義要求，以及摧富益貧的口號，最初都是由儒家創始人提出來的，不是造反農民的發明。

所有的農民起義口號，都沒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範疇。

中國歷史上數千百次慘烈的農民起義，並沒有帶來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創新，沒有為中國歷史衝破循環狀態提供任何可能。農民起義的目的，不在於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進行調整和維護那樣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養，是一次升級，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創新。

農民起義只是專制主義釋放矛盾的一種調節機制。農民起義如同越獄，而每一次越獄之後新建起來的牢獄，設計得就更為科學合理，抗爆性更強。

農民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比以前更嚴密的控制，更堅固的監獄，是更好的馴化，是國民性格上進一步退化。從漢到清，這一規律至為明顯。

第三十節 「賊之失勢在止」

張獻忠的第三個問題是軍事優勢的喪失。

在明末諸雄中，張獻忠部能脫穎而出，橫行天下，據地開朝，最重要的因素是張獻忠出神入化的游擊戰術。

在張軍中，騎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馬七步三」，主力部隊「人人有精騎或跨雙馬」，「介馬有付，去來如風，一日夜踔（chu□）數百里」。每到一處，在繳獲戰利品時最重騾馬，其他均不在意。

張軍擁有強大的騎兵，史稱：「獻（忠）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如鬼蜮（yu）之難知。故數月間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孫子所云『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避實擊虛』之法。將帥墜其術中而不覺耳。」

速度帶來主動，而主動是取勝的關鍵。張獻忠部慣於「以走致敵」。張獻忠一生不打防禦戰，在進入四川之前，他的戰略原則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動作戰。他們沒有固定不變的據點和進攻目標，從不死攻一城，他們所進攻的地區，正是明軍防守薄弱的空虛地帶。故能避實就虛，節節取勝。

相比之下，明軍則要笨重得多。他們處於明處，每個據點都要駐兵，永遠處於守勢，戰線拉得很長。「我（指明軍）無所不守，彼無所不攻」，他們被龐大的後勤所制約，被起義軍拖著走，要圍則困不住，要追則追不上，經常處於消極、被動的地位。正如張獻忠農民軍所唱的：「前有邵巡撫，常來團傳（轉）舞；後有廖參軍，不戰隨我行；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天路。」

然而，據地開國後，形勢完全變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處把守自己的帝國。不但是邊境上要列重兵，每個城市都得駐兵來鎮壓地方上的反動勢力。作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賊」，張軍聲勢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處，張獻忠發現他的軍隊就如同一把米撒進大河裡，轉眼不見蹤影。因為無那麼多兵力可分，他只能在每府每縣，象徵性地駐上那麼千把人。甚至有的縣，只有縣令一個人是他派去的。這是他不能確切佔有邊遠各地的重要原因。

明戶部主事張紹彥說：「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這確實是至理之言。張的軍事優勢正在流，一旦靜止下來，由進攻變成防守，張軍的劣勢一下子就顯露出來。過去他主動，敵人被動，現在敵人處處主動，他處處被動。在停止流動之後，他們被迫打自己不擅長的防禦戰。

張軍過去縱橫江楚的進攻精神沒有了，叱吒風雲的凌厲銳氣消失了。由於戰線越來越長，他的佈防中不可避免地出現越來越多的漏洞和薄弱環節。

那些過去不堪一擊的手下敗將，現在一個個又變得強大起來。

第三十一節 對起義者的再起義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軍事上就出現了敗勢。春，明將曾英突破川東防線，進入四川，攻佔了重慶。張獻忠忙派劉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個大敗。不久，明朝將領先後佔領了四川東部和南部的綦（qi）江、宜賓等重鎮，逐步開始向川西平原蠶食。

一開始，張獻忠尚不以為然。勝敗乃兵家常事，近二十年間，他曾經無數次走投無路，不也是過來了嗎？他毫不慌張，派出人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張獻忠就發現不對勁了。他面對的不僅僅是明朝正規軍的進攻，更可怕的是他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權的統治下，歷史教科書上難以見到的現象出現了——對起義者的再起義。看到張獻忠出現敗勢，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戶和原地方官的領導下，紛紛起來。

擁眾據城邑，保村落，駐山谷，拒險寨者不可勝數。

凡獻忠所選府、州、縣官，有到任兩三日即被殺害，甚至有一縣三四月內連殺十餘縣官者。雖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

清人彭遵泗著《蜀碧》更載：

蜀民共起，殺偽守牧令判等官。賊所破郡縣置守牧令判等官，緝捕百姓。時四方兵大起，民之荼毒未盡者，斬木揭竿，糾集殺賊。一時偽官或刺於庭，或生畀之火，或投之於水，幾於殆盡。

在南充，原舉人鄒簡臣，潛與順慶豪傑倡義，建「中興」赤幟於江滸，數日眾至十餘萬，軍聲大振。賊卷甲遁，恢復順慶十餘城。渠縣進士李含乙，永川刁、古二族，順慶譙、馮二姓，潼川楊先志、林時泰，詹州陳鐵腳，岳池劉武舉俱起義兵。

川西原明朝軍官朱化龍「斂兵自守」，也割據一方。黎州土司十六歲的馬京起兵反抗，「得兵萬餘，恢復雅黎」。在張獻忠實際控制區內的百姓也紛紛起義，起義兵斬偽令者，所在皆是。後來竟弄到這樣的地步，成都百里外，櫌鋤白梃，皆與賊為難。

越來越多的人踴躍參加官軍。《蜀警錄》載：「曾英至重慶，駐兵江上。招集難民入伍，舳艫百里，旌旗蔽江。」明軍勢力迅速壯大起來。

第三十二節 兩個傳教士的回憶

張獻忠始則有條不紊，繼而手忙腳亂，終於驚恐絕望。

十多年提著頭沐風櫛雨，身先士卒，雖然艱苦，卻也快意。勝也勝得痛快，敗也敗得乾脆。如今住進了皇宮，開闢了帝業，卻陷入了無邊無際的焦慮煩惱之中。

作為一個職業軍人，他還沒有學會治理帝國這個需要同時處理多種事情的彈鋼琴藝術。日理萬機，千頭萬緒，百爪撓心，心中如焚，壓力從四面八方朝張獻忠一個人壓來，幾乎要把他壓得粉碎。從各個方面傳來的消息，都是警報和敗績。按了葫蘆起了瓢，好不容易鎮壓下一處，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圍燃起。

最初的新鮮勁過去了，現在他越來越懶得上朝，脾氣也越來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頭上戴的那頂鑲滿了寶石的金冠摘下來，扔到地上，用腳上去一頓亂踏，踩得稀爛。旁邊人看得面面相覷，誰也不敢上去勸。踩完了，把旁邊侍衛的大沿布帽奪過來，戴在頭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還是戴這個舒服。」

他越來越懷疑揮兵入川是個錯誤。初以為蜀人柔脆，容易征服。不想他們是柔而不脆，一時望風而倒，終久卻不屈服，正像《蜀碧》所評論的：

乃西川人性戇愚，特明順逆，不量勢力，不肯被不義之名，故其所置郡縣賊吏特以兵威迫脅，民勉聽從，兵才他適，則群起而殺之。

這個時候，張獻忠軍中擄獲了兩名在四川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分別是意大利的利類思和葡萄牙的安文思。他們分別於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和十三年（公元1640年）來華，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進入四川傳教。他們被張獻忠留在身邊，相處一年多。逃出張軍後，其所見所聞載入《聖教入川記》一書，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記載。

兩位傳教士回憶，隨著軍事上的失利，張獻忠的酒越喝越厲害，也越來越依賴看他人流血來尋找一點刺激。他們經常見張獻忠發脾氣，誰也不能勸止。

某日，張獻忠心情不好，「即殺軍官三員，宣其罪狀，謂伊等在席間高聲談論，絕無顧忌」；某日「又殺文官一員，謂其吸煙太多，精神疲憊」；「又殺太監七名，謂有多數軍官在朝私語，該太監等溺職不報，罪當斬決云云」。

無論是宮內男女還是大小官員，只要稍不如意，即處以絞刑、斬首，或凌遲碎骨。神父們的好友、禮部尚書吳繼善，就是因奉命分配馬匹給各軍，請示張獻忠開列名單，以此細故而觸怒張獻忠，即受酷刑而死的。有位武官，素為張獻忠所寵，因為冬至節祀天，未遵張獻忠令讀條文，以致冒犯張獻忠，被鞭打至死。還有位官員，因諫張獻忠少殺無辜，而被重刑處死。

因為酒喝得太多，張獻忠精神也出現不正常的徵兆。那一天，獨坐飲食，喝悶酒，忽然見到空中伸出千百隻人手來奪自己案上的食物。張獻忠嚇了一跳，抹抹眼睛，清醒一下，又什麼都沒有了。

舉杯消愁愁更愁，張獻忠的心情不斷墜向深谷，零星殺戮漸漸變成集體屠殺。他平生極為厭惡官場風習，甚至對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制不住厭惡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將孫可望遠征凱旋，張獻忠部下的文官們按明朝官場舊例，出城遠迎，進獻賀禮，遞「連名狀」。張獻忠聞知，「怒其沿故朝陋習，按名棒殺二百人」。有一次，因一點小小過錯，株連殺掉了自己屬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勸他說都殺光了誰還為他服務，張獻忠說：「文官怕沒人做耶？」

第三十三節 人命在我，我命在天

如果斗膽說一句張獻忠是殺人魔頭，也許並不過分。張獻忠本人正是以此自命並自詡的。

張獻忠想必有時也對自己心中經常湧動著的無法抑制的嗜血慾望感到不解，只有根據自己的知識範圍，自我猜測為身負「收人」的使命。谷城受撫期間，他曾命人為湖北上津縣新修的關帝廟題寫碑文，其中寫道：

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願，實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開州開縣，有干理法。無奈天意如此，實不我由。如黃巢往事劫數，固亦莫之為而為也。

這一解釋有著濃厚的文化背景。中國人通常認為那些亂世豪傑，都是「應劫而生」，乃上天差遣下來，收繳人口的專員。比如每個中國人都熟知的《水滸傳》故事，劈頭就是「洪太尉誤走妖魔」，言水滸群雄乃被封鎖於地下的群魔，不慎被洪太尉放出，「必惱下方生靈」。

然而，遍數中國歷史的豪傑人物，坦然宣稱自己身負「下界收人」的使命，並身體力行，樂而不疲者，唯張獻忠一人。

如果生活在今天，張獻忠會是心理學家用來分析「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最佳樣本。他讀書期間表現頑劣，成年後不能維持長久的工作，無法遵守社會秩序，行動無計劃，衝動，他報復的強度與受到的挑釁不成比例，他性情異常而智能，認知卻沒有任何障礙，這些典型病狀體現得非常明顯。

特別是，在四十一年的人生中，幾乎找不到他擁有愛心、同情心的證據。雖然一世稱雄，然而在他的眼中，這個世界卻是毫無希望的，他對人生的看法是悲觀至極的。

傳教士慈悲為懷，不忍看到這麼多無辜死在張的刀下，曾冒死對張苦苦哀求。張獻忠卻說：「吾殺若輩，實救若輩於世上諸苦，雖殺之，而實愛之也。」

這句聽起來頗有點玄奧的話，揭示了張獻忠的灰色甚至是黑色的人生觀。這一人生觀在他那著名的《七殺碑》也得到印證：

天付萬物以與人，人無一物以對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碑文翻譯成白話就是：「天生萬物給人，人的所作所為卻對不起上天，所以被殺也是活該，成了鬼，也別怨我。」

每個起義軍領袖都有足夠的理由，對這個世界懷有敵意。張獻忠作為一個社會最下層的貧民，理所當然對這個不公平的社會總是仇恨最深。而張獻忠的問題在於他的敵意不僅僅是對準了社會的不公平部分，成長過程中的一系列挫折，使他對整個社會、整個世界都充滿仇恨。

長期征殺、破壞帶來的深刻罪惡感，進一步破壞了張獻忠內心的完整，他無法對自己進行肯定，越發遷怒於外界，來獲取心理平衡。明末社會黑白顛倒，怪相重重，到處都充斥著一股戾氣。這也給張獻忠獨特的世界觀提供了論據。

張獻忠在谷城復叛時，曾在牆壁上留給大明王朝一些話，「自己之叛，總理（熊文燦）使然」，並把他交往過的所有官員的名字寫在牆上，下面寫上某月某日索取賄賂多少。在張獻忠的眼裡，這個世界人心敗壞，無官不貪，無人不惡，人人該殺。

兩位傳教士曾經對張介紹天主教教規戒律，張獻忠聞之，非常驚訝於天主教戒律之聖：「贊之曰：『此法律如此精詳，管理人良心，誠為不二法門。故歐洲各國風俗純美，實由此聖律而來也。然此等法律於川人無益，伊等固執於惡，不從此聖教聖令，寧願從我刀劍之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滅此種僧黨及世上惡人。』」

明末農民起義軍裡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兩大起義領袖李自成和張獻忠都沒有後代。李自成對兩任妻子都比較專一，這兩個女人卻都沒有生育，並且先後與他人私奔。張獻忠則似乎沒有愛過任何一個女人，他身邊的女人經常是在陪宿幾夜之後就被殺掉。並且，張獻忠對漂亮女人有一種難以理解的仇恨，對折磨她們總是有著格外的興趣。

在可信度較高的史料中，沒有發現張獻忠有過孩子的證據，只知道他認了許多義子。如果猜測這兩位領袖在性能力方面有問題，也許不能說是毫無道理。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時代，這一事實給人帶來的挫折感是今天的人們很難體會的。這也許是強化張獻忠厭世情緒的一個重要因素。

破壞這個世界，多年來是他唯一的快樂來源。操縱別人的生命，則是他感受自我存在價值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在入川之前，關於張獻忠的喜怒無常記載就非常之多。他到漢州時，許多百姓「匍伏道左」來歡迎他。張獻忠很高興，遂賞給每個人一塊元寶。回新都時，同樣有百姓早早地來到道邊迎接他，張獻忠卻勃然大怒：「你們是想要老子的元寶嗎？」折斷路邊的粗樹枝對著人群亂打，當場打傷數人。

正像德國學者弗洛姆所說，「（施虐）是一種把無能感變為全能感的行為，它是心理上的殘疾者的宗教」，「絕對控制另一個生命，等於是把這個生命變成自己的物品，自己的財產，而自己則成了這個物品的神」。

張獻忠的喜怒無常，隱含著的無疑是能夠隨意決定別人命運的從容與自得。對於一個不能在愛，在建設這個世界的過程中找到快樂的人來說，這種感覺是非常重要的。幾萬、幾十萬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由自己絕對自由地任意操控，自己扮演的，不就是人間的上帝嗎？還有比這更讓人醉心的角色嗎？

在《人類的破壞性剖析》中，弗洛姆分析施虐狂的內心說：「他們不僅恨他們的敵人，他們也恨生命。」「對於任何活著的人，活的東西，他完全感覺不到關聯和共鳴。」我們在張獻忠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同情心的空缺。他從不為自己的殘殺行為感到後悔，在他看來，殺人是他的責任，那個控制著他內心的惡魔就是天意。他常說：「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難逃。」

第三十四節 釜底抽薪之計

瘋子也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借助理智力量的瘋子。

張獻忠就是這樣。眼看徹底平亂無望，張獻忠想出了釜底抽薪之計。

雖然他通過科舉，已經把大部分讀書人網羅進城市嚴加看管，但漏網之人畢竟還有不少。全川大亂，這些不安分的生員秀才顯然又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比如：「張獻忠兵過敘（州）。宜賓諸生魚嘉鵬、諸生李師武、義勇彭明揚夜砍其營，得印綬，被擒殺。」又如：「范瑜，總督曠子，邑庫生。為流賊脅至成都，同庠生劉玉發共通官兵。」

在各地組織地主武裝與大西軍作戰的諸生們更多，如雅州朱俸尹、鄭延爵，綿竹胡國柱，邛（qiong）州葉大賓，南充樊明善、王景啟，順慶鄒簡臣、趙司鉉，夾江黎應大，宜賓張文燦，江安羅文燦。

張獻忠覺得很有必要對讀書人再進行一次大清洗。

大順次年（公元1645年）夏，大西皇帝張獻忠在全川境內發佈「選舉考試令」，以帝國初建，亟需人才，命令全川讀書人，一律赴成都應考。考取者，將按等授以官爵。令各地軍人搜查，百姓檢舉，如果不出來應考，本人全家斬首，不報告的鄰居連坐。

由於知道張獻忠喜歡搞科舉，所以川人並不以為異。命令一下，大家知道「大西皇帝」軍令嚴明，紛紛整理行李，帶上家人僕從，「諸生遠近爭赴」，住進了大慈寺。進去之後，就不許出門，關押起來，一如囚犯。

一個月之後，各地報告，生員已經齊聚。於是，張獻忠採取行動了。參加過這次「考試」的一個年幼的考生歐陽直，後來寫了一本《蜀警錄》，記載他在那場大亂中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遭遇。據載：

「讀書人來齊了，那天自大慈寺門到成都南門，兩旁各站甲士三層。在寺門口設一長繩，離地四尺，張獻忠親自邊上『驗發』」。

如果此人年齡尚小，身高不足四尺，或者張獻忠看著順眼，想留下來用，就命令站到一邊。除此之外，即屬檢驗合格，准許出發。

「於是，每發一生員通過，前面有一人，手執高竿，懸白紙旗一幅，上書某府某州生員。教官在前，士子各領僕從行李在後，魚貫而行，以為是去赴考場。到城門口，打落行李，剝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牽在南門橋上斫入水中，師生主僕悉付清流，河水盡赤，屍積流阻，十餘日方飄蕩去盡。」

如此「考」了三天，除了十幾名年齡幼小的、張獻忠看著喜歡想留為己用的孩子之外，剩下的一萬七千人，全消滅了。本來歐陽直也在被屠殺的行列裡，張獻忠看他年幼，留做書記。直到張獻忠在鳳凰山犧牲，歐陽直才乘機逃出，其記載應是可信的。

其次消滅的是「僧道、醫卜、陰陽諸流，及百工技藝人」，這些人是流民中的精英人物。沒有人比張獻忠更熟悉農民運動的規律，他知道，農民們是一堆乾透了的柴火，而這些有知識、見多識廣、愛動腦筋的人就是一個個危險的火種。歷次起事都是由於這些不安分的人振臂一呼，廣大愚民才起而響應。

此等人亦應作為不安定分子，除之而後快。所以，張獻忠亦採取欺騙手法，「託言齋醮，或考試，或興大工之類，至則皆死」。僅在成都城一地，他就殺死和尚兩千多人。

第三十五節 屠戮成都

然而，殺了這些火種，卻沒起多大作用。各地再起義的烈火越燒越旺。

這些四川人，簡直是殺了一百，站起一千，前仆後繼，與他張獻忠為難。一旦那些從窮山大野裡殺出來的叛亂武裝攻向城市，城裡的居民就迫不及待地裡應外合，<a href=http://www.uu158.com/>文人小說下載</a>群起攻殺守城的張獻忠軍，歡迎那些「再起義」的隊伍。

張獻忠征戰十餘年，從未見過這樣的百姓。在其他各處，百姓對他都是俯首帖耳，戰戰兢兢，唯蜀人「忘恩負義」。他不解地問部下：「朕得蜀二年，蜀民恩之不附，威之不畏，屢撫屢叛，將若之何？」他忘了，他以前攻破一地，最長不過數月。而今他在四川據守時間如此之長，措施如此之烈，百姓們除了造反，已經沒有任何活下去的希望。

張獻忠分析各地情報，各地城池失守，城裡人民做內應通風報信起了關鍵作用。這樣一想，他覺得成都城內處處都是危險。從這個城市人民的表情上，張獻忠早已讀出了他們內心的怨恨。他越想越怕，乾脆從成都城裡搬了出來，住到了當初蜀王在城外的別墅「中園」裡。

丞相汪兆齡摸透了張獻忠的心事，他說：

蜀民剽悍，臣先言之，今則然矣……而蜀人德不知懷，威不知畏，屢撫屢叛，是蜀人負皇上，非皇上負蜀人也……以臣愚意，莫若先將在城人民，盡行屠戮……此制剽悍安反側之善策也。

張獻忠深以為然。恰值大順次年（公元1645年）十一月，大西軍在漢中前線連連失利，清軍節節進川東，川南又逐漸為南明軍隊攻佔。張獻忠決定，剿滅各地城市人口，以徹底消除內應。

兩名傳教士較為詳細地記載了屠戮成都的過程：

大順次年十一月（公元1645年）二十二，張獻忠打算剿洗全城居民。他事先安排好一個探子大張旗鼓地跑進城來匯報，說敵軍大隊將到，須當操練兵馬，以作禦敵之計。

第二天，張獻忠動員人馬，做出將赴戰場的姿態。他先召集各營軍官，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開了一個會，傳達了「剿洗全城，不留一人」的命令，命令說「成都百姓已暗通敵人，勾引大隊入川，故當剿滅此城居民。爾等各宜秘密準備，不得遺漏軍情」云云。眾軍官會後回營，預備明日大屠之事。

第二天，兩位傳教士見張部大軍紛紛出城，聚集在城外的空地上，尚不知他們要做什麼。不久，傳令兵來到，通知各官員並通知兩名傳教士，今天將發生大的變動，各官員應該保護好自己的家人老小，否則，出了事後果自己承擔。兩位傳教士這才猜出張獻忠想做什麼，急忙奔回寓所，想救護自己的幾個傭人。然而，傭人已經被軍人搜出帶走，他們撲了一個空。

這時，除了大西官員家屬外，城內居民都已被挨家挨戶搜出，驅趕到成都南門及東門外。利類思跑到南門城樓，安文思來到東門城樓，希望勸說站在這裡指揮的軍官先不要殺戮。兩個外國人的比比劃劃當然不起什麼作用，兩處已經開始殺人。「無辜百姓男女被殺，呼號之聲，懼絕心目，血流成渠。」

開始屠殺不久，張獻忠親自率馬隊來到南門外沙壩橋邊，親自觀看屠殺場景。老百姓一見張獻忠到來，「皆跪伏地下，齊聲悲哭求赦云：『大王萬歲！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國法，何故殺無辜百姓？我等無軍器，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眾無辜小民』」。云云。

張獻忠絲毫不為所動，反而破口大罵四川人忘恩負義，私通敵人，自尋死路。「隨即縱馬躍入人叢，任馬亂跳亂踢，並高聲狂吼：『該殺該死之反叛。』遂令軍士急速動刑。」

於是數萬士兵齊動手，被殺之人越來越多，呼號之聲越來越稀。最後，舉目四望，只見成都城外的土地完全被屍體覆蓋，「息靜無聲」，「逐處皆屍，河為之塞，不能行船。錦繡蓉城頓成曠野，無人居住。一片荒涼慘象，非筆舌所能形容」（[法]古洛東《聖教入川記》）。

中國史書還提供了傳教士沒有提及的一個細節：張屠成都時，天陰欲雨，雷聲大作。張獻忠「怒指天曰：『爾放我下界殺人，今又以雷嚇我耶？』用炮還擊之」。

第三十六節 集權體制的威力

張獻忠也許是瘋了，問題是：為什麼他的數萬部下依然對這個瘋子俯首帖耳，一絲不苟地執行這個瘋子的任何瘋狂指令？

這就是東方集權體制的威力。這個體制的特點就是沒有對最高權力的制約機制，因而會把一個人的英明放大為全體的勝利，把一個人的瘋狂放大為全體的罪惡。在張獻忠之前，有朱元璋出於一己之私，大肆屠殺功臣，而幾乎所有功臣都老老實實地引頸受戮。

至於張獻忠部那些手持刀刃，整日像切瓜砍菜一樣砍殺無辜居民的普通士兵，他們執行這些任務時，內心究竟是什麼心理狀態呢？

在小俁行男著《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裡，對參加屠殺的日軍的採訪，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幾百年前的張軍：

因為經常在戰場上置身於大批的屍體和血腥中，神經都處於麻木狀態了。還不能不承認，每當看見那些大批倒下的日軍戰死者，就會引起一種一心想對敵報復的復仇心，就會閃出嗜虐心理。

那時我們駐下關。我們用鐵絲網上的鐵絲把抓到的俘虜每十人捆成一捆，推入井中，然後澆上油燒死。有種殺法叫「勒草包」，殺時有種像殺豬一樣的感覺。幹著這些，對殺人就會變得無動於衷。因為這對我們來說，太司空見慣了……再者因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了。

那些農民出身的張軍，當然明白他們所殺的人完全無辜。他們不是在報復心的驅使下舉刀的，所以殺人時，他們內心所有的，只是麻木，司空見慣，「因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了」。

中國農民存在於世上的全部任務是做提供剩餘產品的「順民」。如魯迅所說，歷朝統治者只恨沒有如細腰蜂一樣的毒針，否則，他們絕不憚於把農民們變成沒有大腦只會勞動的青蟲。長久被自然、宗族、政權和意識形態捆縛，農民們失去了自我意識。農民的獨立人格、自由個性、主體意識都處於沉睡狀態，他們即使團結起來，也只能成為別人的工具。

在後面將看到，張軍在聽到命令把刀鋒對準自己朝夕相處的戰友時，也一樣的不折不扣。這些因為天翻地覆而從任人宰割的羊一變而成為兇惡無比的狼的農民，骨子裡還是充滿著「順從權威，避免思考，永遠隨大流」的羊性。即使在張獻忠辭世，他的繼承人改弦易轍，不再濫殺無辜之後，他們依然奉張獻忠為故主，一口一個「老萬歲」。

第三十七節 恐怖的一夜

在讀有關張獻忠的史料時，我始終懷著高度的警惕性。起初，對關於張獻忠殘暴的記載，我大多不敢相信，因為那些作為，實在是承平時代的人所無法想像的，不敢相信人類能做出這樣的事。畢竟，史書之中，郢（y□ng）書燕說，誇大其詞之處太常見了。然而，隨著相互印證的資料越來越多，我不得不改變對人性可能性的看法。

在剿洗成都前後，各地的洗城工作也在進行。看一看簡州的洗城是如何進行的。

本來，簡州久已安定，並沒有人起兵反對。地方秩序如此之好，以致棄學經商的傅迪吉甚至受了兩個堂弟的鼓動，在附近鄉村購買了一批綢緞，運到簡州城裡，準備販賣給駐紮在州城的起義軍，賺一筆錢。也該他倒霉，十一月初三，剛剛入城，就趕上張獻忠從成都發兵，把簡州城四面圍住，然後進城搜檢人口。在《五馬先生紀年》中，傅迪吉詳細地記載了他驚心動魄的遭遇。

看到張軍入城，傅迪吉和幾個親友急忙藏了幾來。「少頃，賊兵全部湧入城中，無分男女，見人就鎖。諸母姑輩匿於床下，余一人僅有茅草二捆遮身。」

傅迪吉驚恐無措，事後總結經驗教訓，告誡後人不要住在城裡：「可憐城中遇難，與鄉間大不同。若在鄉間，縱逃不出，猶能東奔西走也，有須臾之緩；城中寸步難移，唯束手待斃而已。從來一治一亂，天道之常，後之人當以此為鑒，亂世切莫居住城池。」

然而，張軍都是搜查的好手，這些承平已久的百姓如何能躲過張軍的眼睛。「少頃，無數賊兵將我諸母姑輩於床下搜去。又不一會兒，有一兵進屋，將我的兩個僕人搜出鎖去。可憐這兩個人，張軍進來時，我在茅草叢中看見他們在牆角隱蔽處彼此推藏，爭著把對方往出推，最終還是不免都被抓走。」

「後來陸續有兵來，從門外探腦袋進來一看，就大聲說沒人了，竟不進門。如是者十數次。街頭稍靜，約有兩個時辰。我蜷縮在草堆裡，暗暗祈禱鬼神保佑，倘得僥倖躲到黑天，又有生路。」

「正胡思亂想間，忽然一兵進屋，其形極其醜惡，右手提刀，幾步上前來，將茅草踢開，大呼：『起來！』我起身哀求。隨叫我將自己布襪脫下，裹腳解下，一頭自鎖其頸，一頭與渠牽著飛跑。至北門，將余安在所擄眾人之中，渠不知何往。」

所有城內居民都被押解到城門外的河邊空地上，在這裡，他們度過了恐怖的一夜：

「我遂入眾人中，站立空壩。其時天色已晚，牆上河邊塘火齊起，勝如白日。都督駐紮城樓。起更之時，我才隨眾人坐下。人擠太緊，果然無容足之地。幸喜我正在人群當中，四面圍得千層，得免受張軍的苦楚。那些離張軍近的人，張軍將棒亂打，猶不致死。後面坐在城牆下者，被牆上的張軍推倒城牆垛子打爛而死，眾惡賊遂拍掌大笑，以為取樂。傷哉傷哉，此日之天道安在哉？」

「二更時，張軍睏倦睡去，這樣的慘劇才停止。每塘火止有三四人暫守，不見吵鬧，只聞張軍歌唱之聲。雞鳴時，始唧唧有人語，細聽之，乃吾州中老人與少者言：『你們年少，或有人選上，或還有生路。我們年老，天明即死！』其詞極其哀慘。凡年少者俱有此想，只是不好答應。」

第二天一早，起義軍在北門外眾人中選人。「初四日黎明，眾兵果來選人。眾人爭先求售，亦不中用也。」傅迪吉幸運地被選中參加了張獻忠軍。

「選我的人又言：『看你是細行人，我還要拿兩個蠻才使用。』隨去隨得大漢兩人，遂將頭髮各剪半邊。」

選過人之後，剩下諸人，對起義軍來說沒有用了。於是大開殺戒。「復聞舉號三聲畢，大叫各營傳兵殺人。登時只聞刀響，大殺逾時，與昨日不同，久之，屍滿大壩，無人可殺，住刀。隨拖死人下河，河面不知堆積幾層。及視牆下，所存甚多，猶難計數。」

殺完人後，「起營回州，將前留婦女盡殺，上成都去了，謂之卷塘」。

第三十八節 一千七百雙手掌

張獻忠控制區內的各地城民剿滅淨盡，他又從郊區強迫村民們入城。畢竟，城裡還需要有人為軍隊服務。

雖然花了如許兵力人力來剿城遷人，四川各地也不見平定。在清軍、明軍、各地再起義軍的攻勢下，張獻忠屢戰屢敗，接連幾個月沒有打過一個勝仗。張獻忠挺不住了，他無比懷念當日的流寇生涯。放棄四川，到他處重新開始，念頭越來越強烈。

然而，又不甘心這樣走，因為實在是太恨四川人了。好，你們不是反對我嗎？把你們都消滅了，變成一片赤土。張獻忠決定屠蜀，理由是「自我得之，自我滅之，無使他人得」。在撤離四川前盡量把四川人殺光，留給敵人一個空殼。

這是古往今來最宏偉的屠殺計劃，執行得也相當堅決。

距剿滅城民不久，張獻忠又發出了「除城盡剿」令，令軍隊出城，消滅農村人口。深入窮山大嶺，一個也不放過。「立搜山、望煙等頭目，蹤跡高山大谷有匿崖洞者，舉火薰之。」

從榮縣、洪雅等縣縣志所引資料看，張獻忠在四川許多地方無可爭辯地實行了「除城盡剿」的政策。他認為：「居山野者俱叛逆，將悉行剿滅；城內俱良民，乃免死。」具體做法是：

凡剿一處，先令地方官清四至界，並鄉導人送領兵官。前一日照四至界址佈兵環圍，次日開剿，四下齊向中央搜殺，如圍場合龍口之狀。

結果是：「不論男女老幼，逢人則殺。」「剿畢，復扒草尋穴，細搜數日乃覆命。」要這樣仔細是因為：「倘有漏網者，或於別處發覺，罪其領兵官。」前面提到的小秀才歐陽直，他在為張獻忠部服務時，「嘗見郫縣解來一個逃民，審訊之後，發現系峨眉人，於是負責查剿峨眉的官員洪都督被剝皮。」

在這樣嚴厲的政策下，各地官兵當然不敢不盡職。僅川中各縣，就有十四萬多人死在屠刀之下。

作為一項軍事命令，當然要有驗功標準。那就是手掌。歐陽直辦理文案時，曾經見到以用手掌記功的記載。他說：

每官兵回營以所剁手掌驗功，掌一雙准一功。凡有軍官衙門所在，手掌如山積。而成都城內人掌，則更幾於假山之萬疊千峰矣。嘗見一札付，自副將升總兵。其札頭空白處，用硃筆細字備註功級，算手掌一千七百有零。

傅迪吉被擄入張軍之後不久，尋找一個機會，開了小差，逃回家鄉。然而，他的家鄉也逃不過「除城盡剿」之令。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正月，傅迪吉聽說有兵來殺人，只好上山逃命。「正月十六，半夜時，聞村後林子邊有許多人說話。我馬上起床去問怎麼回事。原來他們是早先躲在附近大山裡的人，也有自山外逃來者，約數千人，他們說：『將黑時，流賊突至殺人，我們走脫，不知後面。』」

「我速叫家人，收拾造飯。天剛亮，還沒做好飯，那些逃來的人又逃到別處去了，我只得罷飯而行。我逃到郭家溝山上，即聽到有人傳信說：『張軍到內官寺了，將傅某人房子燒起。』原來我家已經被燒了。這個時候，幸有此班傳信之人，他在山頂一呼，接連相傳，登（頓）時可聞數十里。賊在東，即走西；在西，即走東。賴此以全活者，不可計數。」

「是夜，暫宿楊梅河。見號火連天，相績（續）不斷，數十里之遙，數十營之多，都是張軍，所過之地，全無生路。我不敢少留，在此一飯即行，至老龍場寺上。天明，流賊即趕到。我岳母、小姨俱被害，傷哉，傷哉……相依住了二十餘日，賊退方回。」

「及回至地方，蕩然一空，止見屍橫遍野，河下不見一人。灣中止有一兩手俱剁者，（因沒有手，無法砍去驗功，故）流賊不殺，這個人說：『大營去了好幾日。前日又有四個馬兵來，問我過大河之路，我指去了。』至家，房屋盡燒，和尚盡殺，吾家眾人即在寺廬共居矣。」

第三十九節 人肉為糧

人已經殺得差不多了，張獻忠開始撤退。窮途末路之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眷戀家鄉。他對部下說：「棄蜀出秦，一得長安，則是中原首領自我而據，且關中為我故鄉，諸將兵多系秦人。自來強兵戰馬皆產於秦，要圖大事，還是陝西。」

然而，這時又遇到了供應問題。人口消滅淨盡，自然糧食就越來越難找。數十萬軍隊，沒吃沒喝，如何行軍？張獻忠想到了屠殺自己的部下。當然，要殺必先殺那些擄來的四川人，他們雖然被徵入伍，心卻不附，經常有人開小差。

《蜀碧》載：

「獻忠欲此行入陝，惡其黨太多，欲止只（留）發難時舊人。」他和汪兆齡等密議如何實行。「兆齡慫恿之曰：『恐兵知而先噪奈何？不若先立法，責之各將軍都督等，多置邏者，以伺察營伍中行偶語者及微過，皆置文法並連坐，如此則殺之令名，無覺者矣。』密議已定，輒收治。」

密議結果，在義軍中要「收治」的有三種人：

其一系四川人，有在四川入伍者，有系四川人而在他省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他省入伍者，有系他省人而在四川入伍者。其三系明朝官兵投降過來者，有系陣前俘獲者，又有系各地方上的土匪入伙的，俱當盡誅。

其中尤其是四川義軍，張獻忠認為都是些「剽悍亡命，叵測不軌之徒」，故「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後快。

屠殺的辦法與殺士子時類似。據《蜀警錄》載：

先謊稱要從士兵中挑出精幹者，成立水師營。因此命令部隊在張獻忠等軍官面前列隊而過，過去者生，被『挑中』者即待死。先在江邊建造了一個木柵城，挑出來的數萬軍人都關進城內，開殺之時，先用槍炮向內轟攻，死傷大半，然後方揮兵入內砍殺。

結果在軍中共殺「男婦二十萬有奇」，佔全軍半數，張獻忠在自己軍中製造的屠殺恐怖，使得倖存者恐為張獻忠所屠，大批逃奔「搖黃十三家」起義軍。

張獻忠還認為，隨營婦女是自己行軍作戰的累贅，在殺過自己士兵以後，把屠刀探向軍中婦女。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他離開成都時，首先將自己的三百嬪妃殺掉二百八十名，只留了二十名侍候自己。並命令：

「各營所有婦女，齊集一處，由兵圍繞，獻忠另選兵人一隊為刀斧手。號令一聲，亂砍亂殺，叫冤哭慘之聲，展動天地。婦女屍身堆積如山，血流成河。」

還有史料記載，由於缺乏軍糧，張軍曾經把這些死亡者的屍體「剮之割之，製成醃肉，以充軍糧」。

收拾乾淨之後，張獻忠率部啟程。開國時的一千多文官，此時被殺剩二十五名，忠心耿耿地跟在身邊。士兵人數亦只剩三分之一。張獻忠猶滿腔豪氣。可惜行至西充鳳凰山，遭遇清兵。他隨即：

騎馬出營，未穿盔甲，亦未攜長槍，除短矛外，別無他隊，同小軍七八名，並太監一人，奔出營外，探聽滿兵虛實。至一小崗上，正探看之際，突然一箭飛來，正中獻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頓時滿地鮮血長流，獻忠在血中亂滾，痛極而亡。

其時，張獻忠方四十一歲。

第四十節 五重災難

張獻忠的死，並不意味著四川人災難的結束。甚至可以說，川人的災難不過剛剛演完第一幕。

三百多年以來，四川一直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八大王（即張獻忠）血洗四川，在劫者難逃。」清朝多種史書更是說，張獻忠把四川土著幾乎殺光。

後來，新一代史學家對於張獻忠濫殺無辜的說法深感憤怒。通過深入考證，他們有力地推翻了這一說法。據他們辛勤搜羅，《張獻忠屠蜀考辨》等文章證明：

第一，在張獻忠走後，四川起碼還生存著和張獻忠作戰的軍隊數十萬。

其中至少楊展有數萬，曾英也還有兵二十餘萬。「其他逃匿山區、結砦依險者更多。如通江縣地主朱應先，『家號素封』，〔ＷＷＷ。ＷrsＨＵ。ＣＯＭ〕張獻忠在蜀時，他『散財招士，結砦依崖』，『活者百家，撫流亡者千數』。」

第二，還有一些人（大多是地主），在張獻忠起義軍佔領期間，逃離家鄉，以後又陸續返回故里的。

第三，在四川境內留下的傳說中，一般也說經張獻忠起義之後，每個縣都還留了一些人。如灌縣的賈、苟、皮、王等姓，鄲縣的孫、唐、苟、范、徐、馬、劉等姓。至今有些地名，如邛崍縣石頭公社的逃命溝、火升公社的躲兵巖、大邑縣服江公社的逃亡壩（唐王壩），均與明末地主逃匿有關。

新一代史學家通過這些有力的證據，證明了「張獻忠濫殺無辜」是地主階級惡毒的反動宣傳，張獻忠不但留下了一些人不殺，而且這些人還不在少數。

可惜的是，這些倖存下來的人，大多也沒有逃過以後連續不斷的災難。

正應了智慧的中國人的老話：「大難將至，善人先死。」蓋後死者的使命，只是承受更多的災難。

第一重災難是饑荒。

張獻忠據蜀期間，破壞了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絕大多數耕地都被撂荒，積存的糧食則被搜掠淨盡。所以張獻忠部走後，四川遇到了嚴重的饑荒，糧價大漲。清人費密撰《荒書》記載：

蓋自甲申為亂以來，已三年矣。州縣民皆殺戮，一二孑遺皆逃竄，而兵專務戰，田失耕種，糧又廢棄，故凶饑至。此時米皆出土司，米一斗銀十餘兩，嘉定州三十兩，成都、重慶四五十兩。

家有錢財的人畢竟不多了，於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吃人的現象。《五馬先生紀年》載，清兵入四川之後，地方秩序恢復，傅迪吉因事由簡州赴成都，親眼看到吃人。他記載，一路都是饑荒景象。

「宿譚家場，這裡還有人家。見到有七八個人，餓得將死，睡在板上，時而張（手），時而睜目。明日，翻山到了毛家坡，見溝下有煙，我於是令人到那裡討火，正撞住殺人吃，我的僕人將吃人強盜鎖綁來，問他們肉從哪來，他們說從賀家場弄的。讓他們帶路到賀家場，見有七八人，搜出一大袋人肉包。將一少婦打起，問：『你們何故殺人吃？』她說：『我們有何本事殺得人！是公婆將死，去與申從天、申從文弟兄買來。』余問：『怎麼買來？』答以：『一兩銀五斤。』」

吃人之事，在彼時的史料中記載甚多。再引歐陽直的親身經歷：

「我在軍營中聽說外面有吃人的事，我還不信。不久，隨撫軍馬公駐內江，鄉紳範文英的弟弟帶著他母親來求糧食，馬公給了他幾升米，不料回家的當夜就被鄰居把糧食搶走，又把范的弟弟殺了吃了。」

及到後來，歐陽直自己也免不了吃人：

「後來我路過威遠的時候，遇到十數個饑人。他們叫我們過去和他們同路走，我們不敢過去。他們大聲喊叫說：『你們走也走不遠，不如留下兩個給我們當糧食吧！』我們繼續前行來到一個村子，見一家屋裡有冷肉一鍋，大家爭吃一空。等進廚房看時，才看見烹熟一個無發小兒，人頭及人皮和內臟都在一邊，原來我們所吃的，是人肉。」

平民如此，軍人們何嘗不是如此。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十二月，清總兵馬化豹在報給上級的塘報中說，他帶領的清兵：

戰守敘府（宜賓）已八個月，敘屬府縣止催稻穀四十八石、粗米八石，何以聊生？……凡捉獲賊徒，未奉上級命令正法，三軍即爭剮相食。

地方土豪武裝更是如此。歐陽直《蜀亂》記：「又，合陽土豪李調燮，曾對我說過，他們集合士兵紮寨時沒有糧食，每發兵捕人，謂之人糧。凡拏到人口，選肥少者付廚下，餘者系瘦，乃給兵士，烹宰時都按殺豬殺羊的辦法。」

而四川本地的起義軍中，甚至有純以人為糧者。《五馬先生紀年》載：

栽秧完，突又遭搖黃賊自河東來。其賊馬步兵俱有男婦俱有因無糧，全殺人以為食。痛哉，此番之慘較百倍於前矣！

第二重災難是「搖黃」起義軍。

「搖黃十三家」原是四川本地的十數股農民起義軍，他們糾集在一起的目的，從其各部首領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來：「爭食王」「奪食王」「闖食王」……這不太像陝西大亂初起時，各農民軍首領模仿《水滸傳》風格起的那些外號，倒頗有些《西遊記》中魔王們「獅駝王」之類稱號的風采，而其所作所為也頗似食人魔王。他們稱首領為「掌盤子」，內部有一套行話：稱殺人叫「折割」，鎖人叫「帶線」，埋伏叫「卡子」，與土匪似乎區別不大。

《南明史》說，他們「後來同當地官匪糾結，變成一種不倫不類的武裝」。他們有時與各地小股土匪結合，有時又受雇於官兵，為其打土匪。

雖然他們規模沒有張獻忠浩大，但所作所為酷烈過於張獻忠。歐陽直《蜀警錄》載：

搖黃賊攻破長壽、鄰水、大竹、廣安、岳池、西充、營山、定遠各州縣，城野俱焚掠，炮烙吊拷後，盡殺紳士及軍民老弱男婦，擄其少婦幼子女人入營，所獲壯丁用生濕牛皮條捆之，交其面背糧，無人得脫，積屍遍地，臭聞千里。

張獻忠敗亡後，他們聲勢大振，可惜此時四川財富已經淨盡，他們只好全軍以人為糧。歐陽直評論說：

「張獻忠部軍紀嚴明，他們殺人，是在執行長官命令，至搖黃賊營內沒有軍紀可言，隨軍小孩子都可以擅自殺人，他們是逢人便殺。我後來被搖黃賊擄入營中，親眼見到他們每把小兒拋向空中，下面用長槍接住，使小兒穿在槍上，手腳抓刨如同飛翔。眾軍人哄然大笑。又見他們將人活綁在樹上，剖開肚子挑出腸子，纏在這個人身上，以為笑樂。又見將小兒提起來，用頭撞鐘，腦漿四濺，拍手稱快。如此慘虐，遠甚於張獻忠。」

第三重災難是官兵。不管是南明的「官兵」，還是清軍，到了這個軍糧匱乏的四川都得靠搶糧為生。明朝官兵在他省時即軍紀敗壞。

明朝末年，軍官的腐敗甚於地方官，他們吃空額，扣軍餉，明目張膽；軍人的殘酷暴虐，也往往甚於土匪，不但搶劫財物、姦淫婦女、濫殺無辜，甚至還有吃人的現象。

比如明軍大將劉澤清經常以殺人為樂，並取人心、人腦食用，而「顏色自若」。當時的明內閣大學士文震孟坦白承認，明軍的普遍情況是：「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

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上任的明鄖陽兵備道、按察使高斗樞記敘他在張獻忠經常活動的鄖陽城的親身經歷時說：

左（良玉）兵二三萬，一湧入城，城中無一家無兵者，淫污之狀不可宮。數日啟行，復罄沒其家以擊。去十許日而予至，米菜俱無可覓。

士民相見，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真慘極矣！

明末軍隊軍紀之差，為多種史料所證實。許多史書說，他們所至一處，掘地拆堵，細細搜掠。凡民間埋藏之物，盡數獲之……班師回日，除主將車載……不計其數外，即一火頭軍，俱四五驢馱不等……萬耳萬目，共睹共聞……一家有銀錢，則擄殺一家，一村有富室，則擄殺一村。玉石俱焚，慘烈於賊。

亂兵殺掠淫擄，不忍見，不忍聞，亦不忍言。

在他省猶如此，何況到了乏糧的四川。而清軍雖然軍紀較為嚴整，然而從來不憚於殺戮漢人，搶奪糧食。在諸軍並進四川之時，僥倖活命的川人怎能安生。歐陽直記載：

賊去兵來，兵去賊來，循環旋轉於川北、川東，迄無寧日。賊固酷於殺擄焚劫，而瑣細不取，兵則不但多殺人，其劫擄吊拷悉同於賊。且並敝衣小物，莫不席捲，民不聊生矣。

第四重災難則是瘟疫。死人既多，瘟疫隨生。《蜀碧》：

其時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髮腫赤，大幾如斗；有馬眼瘟，雙眸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

第五重災難是虎災。屍體遍地之際，野狗突然多了起來，數十成群，人不敢近。更讓人驚異的是，老虎的繁殖力似乎突然增長了百十倍。在四川各地，都出現了大批老虎。經常有成群的老虎，公然出入城市，在屋脊上閒庭信步。歐陽直說：

「張獻忠走後，突然四川遍地皆虎，或者七八隻，或者一二十，爬樓上屋，渡水登船，真是古所未聞，讓人難以置信。我從內江逃出的那個夜晚，四次見到老虎。坐船在敘南行走時，看見沙洲上大虎成群。過瀘州，岸上虎數十，魚貫而行。」

這些虎吃人吃夠了之後，遇到活人，專以咬死為務，殺戮之後揚長而去。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四川巡撫張春向皇帝報告，他好不容易在南充縣招徠了五百零六人，不久，居然給老虎吃掉了二百二十八人。

五重災難，如同一層比一層細密的死亡之網，能夠活著從這個羅網中逃出去的人實在是異數。

對於蜀亂，清人劉景伯撰《蜀龜鑒》做了個粗略的總結，謂：

痛乎，明季屠川之慘也。四川南部死於張獻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於瘟疫、虎災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遺之民百不存一矣。

川北死於獻者十三四，死於搖黃者十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一二，而遺民千不存一矣。

川東死於獻者十二三，死於搖黃者十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二三，而遺民萬不遺一矣。

川西死於獻者十七八，死於瘟虎者十二三，而遺民十萬不存一矣。

第四十一節 「四川有土無民」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四川巡撫張德地來到四川之後報告給皇帝說，他只是個空頭巡撫，因已經無人需要他來管理，「四川有土無民」。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湖廣總督蔡毓榮說：「蜀省有可耕之田，而無耕田之民」（《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馬湖（今四川屏山）知府何源浚也說：

「蜀地民稀。」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人口漸漸多了起來，然全省也只有一萬八千零九丁，約合九萬多人，「合全蜀數千里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四川通志》卷七十一）。

當然，還有人沒有被統計進來。比如那些為數不少的白毛男白毛女：

「敘州有人避賊，逃入深山。草衣木食既久，與麋鹿無異。後見官兵，以為賊復至也，驚走上山，行步如飛，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雲。」「南江二野人，能手格猛獸，擘手獐鹿啖之，懸崖絕壁騰上如鳥隼。他們不怕猛獸只怕人。雖家人親戚召之，疾走不顧也。」

這些返祖的「原始人」不怕什麼狼蟲虎豹，最怕的倒是兩條腿的同類。

當時的四川，已經不像人間景象。當時的官員目擊後，在信中說：「自從進入四川，只見荊棘塞道，萬里煙絕。荒野之中，只有野獸成群，不見人蹤。偶爾見到一兩個倖存下來的人類，又都是五官殘缺，割耳截鼻，缺手斷腳之人，看上去像妖魔鬼怪，讓人感覺不是行走在人間。」

時至今日，每逢成都城區改造、挖路修渠，還經常會暴露白骨，現身說法彼時的遭遇。

明末四川之難，已足以使人驚心駭目，不忍卒讀。

可是再往上翻檢歷史，會發現，這不過是少見多怪而已。這樣大規模的災難在四川並不是第一次發生，元末同樣如此。元時四川是主戰場之一，戰爭過後，人口從宋朝的兩百五十九萬戶銳減至十二萬戶。後來朱元璋大力移民，才逐漸使四川人口恢復。

第四十二節 殺人者和被殺者的共識

據說很早以前，佛祖釋迦牟尼的數千釋迦族親族被波琉璃王的大軍殺害了。釋迦族及弟子們三次求佛救救釋迦族的大難，佛也沒有答應。大兵過後，佛弟子們對於佛的這次對親族的劫難不管不顧很不理解，佛祖對大家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很久以前，荒年，有一個村莊的人，到一個大池塘撈魚。天旱水淺，魚也容易撈，把池裡面的魚鱉蝦蟹螺蚌等，都打撈淨盡了。

經過若干年代的輪迴轉世，今天，那村裡的人都轉為釋迦王族了。你們知道嗎？波琉璃國的人就是池子裡的魚鱉蝦蟹螺蚌等轉世啊，所以生有一股業因怨氣，來滅釋種以報宿怨。這就是所謂的「定業難逃」。佛也管不了定業呀。

千百年來，中國人對於己身罹受的無數次災難當然有很多痛定思痛的反思。

老百姓的說法：「平時人做的壞事太多了，老天派人收人啦，咱們這片在劫啊。」「世人多殺生，遂有刀兵劫。」

士人的說法則文雅一些，那個身經離亂的讀書人歐陽直晚年在他的《蜀亂》一文劈首寫道：明末以來，四川「世風日下，人們越來越奸詐，人心越來越險惡。環顧巴山蜀水，到處是不良之人。川北之人粗暴，川西之人陰柔，川南之人好壞各半。及省會和川東之人，奸狡刻薄，比別處更甚」。

他說：「上天干怒，所以降下凶魔，震赫掃除，竟成劫難。是知劫難之作，皆由人心之不善致之，而蜀中之亂獨甚，而禍獨慘者，又蜀人之大不善之心，有以自致也。」

他提出避免此類悲劇的方法是號召大家自我反省，提高道德水平。「吾願凡我蜀人，自今以後各圖修省，共回天意。」

殺人者張獻忠和被殺者在此達成了高度的共識。

第四十三節 「張獻忠崇拜」

中國人歷來有崇拜那些暴力神的傳統，如河伯之類。他們有無法抵禦的殘害人類的能力，所以獲得了被人們頂禮膜拜的資格。

張獻忠在四川時，有一次領兵路過梓潼縣文昌廟，因聽說文昌君也姓張，遂認此神為祖，並且放過文昌廟附近的百姓不殺。他死後不久，這些沒有被殺的百姓感謝張獻忠的不殺之恩，在文昌廟中自發地為張獻忠塑了像，「綠袍金臉，獰惡狠狀」，當作神靈崇拜起來。

直到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張獻忠神」前一直香火繁盛，人們每年都來獻上豐盛的供品，以求威嚴強悍的張的靈魂保佑，或者至少不來殘害。

據說張神非常靈驗，有求必應，遠近數十百里的人都紛紛前來進香。由於崇拜的聲勢過大，終於在乾隆七年，引起了官府的注意，被地方官毀了張獻忠神像，並把此像扔到路邊，任人踐踏。

然而，官人走了不久，當地人民又重塑了張獻忠像，重新對他跪拜如儀（《張獻忠屠蜀考辨》）。特別是一些地方土匪，或者零星的農民起義武裝，對張獻忠更為崇拜；他們出去征殺前，都要專程來此，到張像前跪拜，以求保佑。

張獻忠神像後來不知所終，然而三百五十餘年過去了，張獻忠的靈魂仍然遊蕩在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之中。在張獻忠死後三百年，我們還聽到過有人宣稱，中國死掉三億人，還剩有一半的人口，還一樣能成功。「中國不怕打仗」，「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太平」，這些說法還能屢屢聽聞。

「張獻忠崇拜」是我們這個民族身上的一處危險病灶，雖然已被歷史之手割除，然而割除得並不徹底，時有復發可能。甚至直到1960年代，我們這片土地上還曾經發生過如湖南道縣的集體滅絕和吃人事件。所以，研究張獻忠殺人的原因，對我們這個民族來說，實不是一種獵奇，而是一種需要。

第五章 無處收留：吳三桂

第一節 朝野聞名的孝子忠臣

明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吳三桂三十一歲。這是一生中最挺拔亮麗的年華。就在這一年，他第一次面對了從未經歷的精神重壓。

這一年三月，明朝和滿洲之間的最後一次關鍵性戰役——松錦之戰塵埃落定。明朝遼東經略洪承疇的十三萬大軍土崩瓦解，錦州陷落，洪承疇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經營十餘年的寧錦防線終於被撕破。寧遠，成了大明朝在山海關外的最後一座堡壘。

繼洪承疇之後，三十一歲的吳三桂統率遼東兵馬，成了寧遠城的最高軍事長官，成了明帝國風頭最勁的將領，也第一次成了明清兩朝大角鬥中的焦點人物。崇禎皇帝和皇太極的目光分別從北京和盛京而來，聚焦在他身上。

來自東西兩邊的政治、軍事乃至社會關係的壓力和吸力，揉撕著他。

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國和家園。那裡正處在分崩離析前夜的緊張慌亂之中，幸虧山海關那高大厚實的城牆，把饑民的呻吟和叛軍的吶喊聲嚴嚴地擋住，讓他享受片刻清靜。而東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蕩而蠻荒的遼東平原上，尖聲嚎叫著的滿洲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洶湧地撲來，沖刷得寧遠城搖搖欲墜。

越來越多的人投向滿洲，像洪水浸泡下不斷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吳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將，這座寧遠城原本是他們把守。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ti），那個志在恢復中原的東晉英雄。他們在遼東建立了自己的功業，並且相繼栽培和提拔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以及吳三桂本人。不過，現在，他們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們寫來親筆信，替滿洲人勸降。

這些信件娓娓說明，在饑荒和寇賊的侵蝕下，大明朝千瘡百孔，氣數已盡，識時務者為俊傑。隨信而來的，還有皇太極的敕書，那上面寫明，滿洲人許諾給吳三桂的官職遠比崇禎皇帝給的高。

可是，官職再高，畢竟是滿洲人的。「投降」這個詞，即使是在吳三桂腦海裡轉一下，也火辣辣的，燙得他神經不舒服。他吳三桂，怎麼能和叛變投降聯繫在一起呢？

自視頗高的他無法接納這個骯髒的字眼。天朝和異族，從來是兩個相互消解的世界。從敵人那裡得到的越多，標誌著喪失的越多。滿洲人給他的地位再顯赫，也無法抵償投降使他付出的人格代價和名譽損失。如果那樣，他將日夜承受輿論造成的心靈重壓。

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這個漫漶而無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過三百五十年來的時空，在關東這片土地上（那時候，這片土地上到處覆蓋著不修邊幅的森林和無邊無際的野草。人類只是在這野蠻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蝕出幾小塊難看的疤痕，作為城市和屯田。整個情景就像皮膚病初起時的症狀），放眼四望，所見到的世界卻是清晰、堅固、完整的。那是約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們心中的世界。

這個世界來有源，去有跡，結構嚴謹，雄偉壯麗，一目瞭然。這個世界由儒家的倫理綱常所支撐，幾千年來不斷有智者為其修補加固，使其成為一處絕好的精神家園。每個人一出生就已被規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個靈魂都可以在這個宏大堅固的庇護下安全而慵懶地憩息。這些靈魂都安土重遷，不到萬不得已，刀劍相逼，不會另尋他路。

在這個世界裡，生命並不屬於自己。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生命是祖先的恩賜，它附屬於父母和家族。所以，一個人生存的目的，乃是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業，延續家族的血統，使之不致斷絕。這種責任重於個人的生命利益。這種思維大而廣之，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大家族，所有的社會關係都是血緣關係的擴展。

皇帝就是全社會的家長，他因上天的授權而享有至高無上的宗主權，普天之下的一切都被標上皇家的產權，陽光雨露都是皇家的恩典：恩命、恩旨、恩詔、恩賜、恩賞、恩赦、恩准、恩科、恩除、恩俸。

所以，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社會成員的一切行為，必須基於兩條基本準則，那就是對皇帝的「忠」和對家長的「孝」。這是協調一切社會關係的法寶，如果所有社會成員都能把這兩種品質充分發揚光大，一切社會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治理天下的要訣即是充分培養鼓勵人們的忠孝品質。一個朝代如果覆亡，那麼，作為本朝恩典的主要享受者的社會上層成員（包括官員和士人），就有義務為他的恩主盡忠殉國（這是光榮的選擇），至少也應歸隱山林，不再為新王朝服務（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在某種意義上，「忠」和「孝」已經脫離道德規範的範疇，而上升到價值本體的層面。叛徒、投降者、貳臣，他們背叛的不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個世界。他們注定要被世界所拋棄。

翻檢圖書館裡整架整架發黃的史書時，我驚異於歷朝歷代忠臣烈士的數量，他們總是於王朝板蕩之際集中出現，史書作者總是不得不為他們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跡留出大量篇幅。他們的多數是在並無切身危險的情況下安然自裁，有的還同時殺死自己的妻子兒女，甚至貼身僕人，常常是闔門自焚。

他們用這種殘酷的自殺方式，為自己的精神生存贏得空間，並因此獲得精神上的自足感。這是他們完成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存在使命的最完美選擇。

吳三桂，似乎比別人更有理由效忠於大明朝。

在大明朝，吳三桂是朝野聞名的孝子良臣。他甚至可稱得上是這個世界的道德楷模。這起因於一件意外事件。

那是天啟末年的事。那一年吳三桂剛剛十六歲，還是個半大孩子，正在舅舅祖大壽的指導下學習武藝，父親吳襄是祖大壽手下的一個總兵官。那一日，吳襄帶領五百名士兵出錦州城巡邏，在遼西荒涼的白山黑水間，例行每天的公事。不過，這一次事出偶然，在城外幾十里處，吳襄和皇太極率領的四萬滿洲兵遭遇。

皇太極為什麼帶領如此龐大的軍隊出現在這裡，史書未有明確記載，不過吳襄的境遇卻可想而知。吳襄急忙撤退，但在錦州城幾里之外，還是被如狼似虎的滿洲兵團團包圍。吳襄帶領這五百人左衝右突，無濟於事，全軍覆沒看來是唯一可能的結果。

祖大壽聞訊，帶著外甥吳三桂登上城樓觀戰。兩人都心急如焚，吳三桂一遍遍催促舅舅發兵救援。可是錦州城裡只有三千守兵，堅守尚且不足，何談出城救援。無奈之下，祖大壽只好硬起心腸，拒絕吳三桂的請求。

我們無法確知十六歲的少年吳三桂的心理感受，無法確知他的舉動是出於父子情深（吳三桂和父親的感情真的很好，這在那時是並不多見的情形），還是少年人的熱血衝動。總之，在祖大壽未加注意的情況下，少年吳三桂帶領二十幾名家丁馳出城門，殺入了四萬滿洲兵的重圍之中。

皇太極此時想誘明軍出戰，但是這二十多人的隊伍卻大出他的意料，這個精明雄武的滿洲首領不知道明軍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少年吳三桂此時把生死置之度外，憑著一股血氣，帶領二十多名家丁，居然如入無人之境，殺到父親身邊，把吳襄從目瞪口呆的滿洲兵中帶了出來。皇太極懷疑明軍有詐，下令兵丁不要追殺，聽任吳三桂父子逸去。

這個傳奇性的遭遇，給吳三桂帶來的是一生受用不盡的聲譽資本。在文恬武嬉的大明王朝，這個十幾歲孩子的孝勇之舉立刻遍聞天下。連皇太極也對這個後生讚不絕口，稱他為「好漢子」，並不無遺憾地說：「吾家若得此人，何憂天下？」

在以德治天下的社會，對人的道德自覺非常重視。父子人倫，是最基本的社會關係，從一個人對父母的態度，可以推斷他對別人對帝國的態度。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成了當然的邏輯。當吳三桂帶著一身血水汗水殺回錦州城之後，祖大壽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兒不憂不富貴，吾即題請封拜。

之後，吳三桂高中武舉。再之後，仕途一路坦蕩，年僅二十八歲，就做到了鎮守一方的寧遠總兵，成為青年將領中的翹楚。在仕途的攀升過程中，他比誰都更深切地感受到道德資源對一個人社會成就的巨大推動作用。

吳三桂十分珍重自己忠臣孝子的社會形象，他習慣於圍繞這個形象設計自己的行動。在父母面前恭謹體貼，在朋友圈裡輕財好士，在百萬軍中英勇無雙，吳三桂知道社會對他的角色期待，也盡心盡力地完善自己的社會角色。

年僅三十一歲，吳三桂即被破格提拔為遼東提督，總領關外軍事，社會對他的回饋不可謂不厚。大明朝對他確實高恩厚德。

確切地分析吳三桂選擇中的道義原則和現實利益的比重，也許是不可能的。不過，最後的結果是明確的，他拒絕了舅舅的建議。此舉很快就為朝廷所知，並進一步豐厚了他的道德資本。不過，從以後的敘述中我們會得知，吳三桂的這一選擇並不輕鬆。

第二節 袁崇煥和洪承疇的教訓

大明朝就像一輛沿著下坡奔向懸崖的馬車，所有的勢能都指向一個萬劫不復的終點。這些勢能是此前幾個世紀積累起來的。它的最後一任馭手——崇禎皇帝竭盡心力的努力看起來更像一個蒼白的手勢，於事無補。相反，也許正是由於他的垂死掙扎，反而加速了這一進程。

大明朝的問題不在於遍地的水災、旱災、蝗災，不在於四處蜂起的盜賊，也不在於幾位奸臣或昏君。這些只是表象。在這一切的背後，支撐社會正常運轉的精神支柱已經腐爛了。

歷史上沒有哪個朝代像明朝那樣重視名教綱常。半文盲皇帝朱元璋，本質上是一個精明的、講究實用的農民。他在馬背上奪取了天下，又以他那典型的農民式靈感發明了八股文，發明了《大誥》，發明了《皇明祖訓》。他的努力指向一個方向：把天下人的頭腦裝進儒教綱常的保險箱，讓社會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條之下永遠平穩運轉。

儒教的價值，在明朝被張揚到了極致。孔子在明朝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每個讀書人都必須死記硬背四書五經，每個鄉村在朔望之日都必須集會聽老人們宣講聖道。這個朝代的讀書人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善於引經據典，這個朝代樹起的貞節牌坊比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多。

每個年代，總有一批批大臣因為諫舉皇帝不符祖訓的行為，和皇帝據理力爭較勁到底，被廷杖被流放被殺頭，光榮地登上忠臣榜。

可是也從來沒有哪個朝代像明朝後期那樣，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空前低落，人們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縮，社會陷入嚴重的道德危機之中。

名教綱常的道德約束作用，因為朱氏家族的透支使用而遭到嚴重損害。

事實上，儒教的倫理規範有著天生的缺陷。它基於人性本善的虛妄假設，要求每個人都應該壓抑心中活潑的自然慾望，通過極大的自我克制，服從於僵硬的道德教條。

它沒有為人的自然本性中軟弱的醜惡的一面留下彈性空間，不承認人的平庸和趨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對人的基本物質需要的尊重與關懷。它只有最高標準而沒有最低標準。它也許能激起社會動盪時期的某種道德狂熱，卻不適宜作為普遍意義上的人性調節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為一種軟約束髮揮作用，而在明朝，這種軟約束越來越硬化，這就使這一倫理標準陷入了困境。由於操作上的難度，它實際上成了一種偽標準。

人們有充分的智慧，來解決道德高壓和自然慾望間的矛盾。他們一方面通過偽飾行為來裝點門面，另一方面背地裡則是心照不宣地沉淪在道德禁區裡，享受矯枉過正的物質慾念的滿足。道德價值的過分張揚，最終結果卻是整個價值體系被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醜惡一面大放縱大宣洩。

隨便舉幾個例，便可以把上述論證落到實處。嘉靖隆慶以來，整個明朝陷入奢靡淫縱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個階層都沉陷於自然人性的放縱之中。

在民間，金粉氣息充斥於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風遍及每個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畫，色情文學成為民間文學的主流。

在社會上層，這種風氣更為熾盛。憲宗成化年間，內閣首輔萬安因進獻房中術而得到寵信，朝中執掌諷憲諫諍的大臣，居然也爭獻媚藥秘方。

有人說，明中後期是中國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階段。這是一種善意的誤解。明朝社會晚期，人性的約束固然已經廢弛，但人們並沒有公然宣稱人的覺醒。人們生活在犯罪感中，雖然狂縱不羈，但是正統的社會價值依然是心中的認同。這只能導致人們精神的委頓，導致人們強烈的務實傾向，迴避任何實質上的崇高。

最有說服力的材料，恐怕還是末代皇帝崇禎在詔書中親說的：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如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徵收錢糧先要剋扣），完正額又欲羨餘（帝國規定之外又要私自徵收）。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一有建設工程，就乘機中飽私囊）。

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判案）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不給賄賂），則敲扑任意；囊橐既足，則奸慝可容。

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饜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裡。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

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清]計六奇撰《明季北略》卷十三）不得不佩服這位末代皇帝的清醒、洞察力和勇氣，還有不錯的文筆。可惜僅僅描述症狀無濟於事，沒有哪位名醫能挽回大明朝的抽心一爛。

在三綱五常的覆蓋之下，整個社會成了一盤散沙。由於沒有一個切實可行的人格標準，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關係表象之下是人們之間的深刻不信任。

人們因為對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對他人也失去了信心。皇帝信不過大臣，上司信不過下屬，朝中大臣信不過外面征伐的武將。一遇大事，廷議經常是經月不決，大家都怕承擔責任，都說些模稜兩可的話來敷衍。

即使是忠心自矢的人，也總籠罩在人們的懷疑目光之中。

整個明王朝後期最傑出的軍事領袖袁崇煥，因為滿洲人一個並不高明的反間計，被崇禎皇帝活活剮死。繼袁崇煥之後，又一個最有才幹的將領洪承疇，也是因猜忌懷疑被推進了身敗名裂的厄運之中。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進士，按正規途徑升入社會上層。不過和一般讀書人不同，教條化的儒教灌輸模式並沒有毀壞他的思維能力。他通達權變，冷靜務實，辦事能力極強。

崇禎初年，陝西農民軍震動天下，官軍望風而逃，洪承疇受命前往鎮壓，六破李自成軍，俘獲起義軍首領高迎祥，給農民軍以毀滅性打擊。陝西戰事初平，關東形勢吃緊，崇禎皇帝又征洪承疇總督遼東軍事。

洪承疇總結前幾任遼東軍事長官屢戰屢敗的教訓，制定了穩紮穩打的戰略，針對滿洲人羽翼已成、實力頗豐的現實，決定採取屯田久駐、步步為營的策略，逐步把滿洲人趕回老家。應該說，這是當時情勢下唯一現實的策略，也是明朝在明清角逐中最大的一個勝機。

可惜洪承疇這個戰略構想遭到朝廷的激烈反對，性格急躁的崇禎和那些精通小楷和八股的官員們一致主張速戰速決，他們認為天朝大國對付不了一個小小的異族，實在是一件奇恥大辱。指責洪承疇怯懦畏縮、糜餉勞師的奏章一件接一件地遞到皇帝面前，皇帝則派出一個又一個太監到前線監軍，諭旨裡流露出愈來愈明顯的懷疑和殺機。

被逼無奈的洪承疇倉促出戰，結果是全軍覆沒。洪承疇不是敗給了滿洲人，他敗給的，是自己的同胞。

吳三桂是洪承疇遼東遭遇全過程的見證人之一，他親眼目擊了洪承疇在內外夾擊下走向覆滅，這令他膽寒不已。和每個處於歷史大情節之中的人們一樣，他並不能清晰洞見情節的轉折點，但是他每時每刻都能感到充斥帝國的死亡氣息。這個帝國就像一艘龐大而破爛的大船，在風雨飄搖之中，不知還能支撐多久。

他吳三桂，風華正茂才華橫溢的吳三桂，為什麼非要用自己的新鮮亮麗的生命去做這艘破船的殉葬？

第三節 「白皙通侯最少年」

即使隔了三百年的歷史煙塵，吳三桂的生命光芒依然能穿透文字的覆蓋，明亮我們的視野。

這是一個充滿激情、慾望、才華、能量的生命，上天賦予這個生命那麼多優越之處，似乎並不是為了讓它滿載著遺憾消殞。

吳三桂堪稱美男子。祖籍江蘇高郵，瀰漫著水汽的杏花春雨的江南，吳三桂本人卻是在風霜凜冽的遼東長大。江南的水汽和塞外的長風同時融進了他的氣質。吳三桂的外表兼具北雄南秀。在白皙的面龐上，兩道爽朗的眉毛和一條挺拔的鼻樑，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漢的英風颯氣。更引人注目的是，眉宇間那股端凝沉穩之氣，竟如深潭靜水，瀲灩襲人。

三百年前的文字是這樣記載的：

三桂巨耳隆準，無須，瞻視顧盼，尊嚴若神。

延陵將軍美風姿，善騎射，軀幹不甚偉碩而勇力絕人。沉鷙多謀，頗以風流自賞。

年少成名的吳三桂就曾在北京短暫逗留。在上流社會的圈子裡，有著傳奇經歷而又風姿俊逸的他幾乎引起了轟動。名公巨卿乃至文人雅士們都以結識他為榮。他兼粗豪與文雅的氣質，使名動京師的大詩人吳梅村十分傾倒，為他留下了「白皙通侯最少年」一句。

從兒童時期起，吳三桂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品質。膏粱子弟的他當然同樣貪玩調皮，但是在練武場上，他卻表現出一般兒童所沒有的自律能力和吃苦精神。在長時間單調而艱苦的練習中，吳三桂異常投入，從不偷懶。另一個突出的品質就是爭強好勝，從不服輸。根據現有資料判斷，吳三桂的神經類型極好，智商很高，身體協調性和反應能力均為一流，天賦極為突出。

祖大壽很早就發現了這個外甥身上的不凡素質，對他極為寵愛，廣延名師，悉心栽培。才十幾歲，他的一身騎射本領就已十分出眾，校場上常常奪魁，在關外軍中已小有名氣。

唯一遺憾的是吳三桂對讀書不太感興趣。一心望子成龍的吳襄在培養兒子上不惜工本，曾叫吳三桂投在董其昌門下讀書，無奈吳三桂實在不是此道中人，吳襄也只好由他去了。好在當時對武將的文化素質要求並不高，武功騎射是衡量武將才幹的主要標準。

但是，出眾的武功和傳奇般的孝勇之名，並不足以解釋吳三桂令人目眩的陞遷步伐。吳三桂真正過人之處，在於他的處世能力。他屬於多血質類型，社會協調性極強，善於感知別人的情緒反應。

不論什麼場合，他都能鎮定自若，在戰場上，吳三桂表現出的勇氣和沉著使他能贏得所有軍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場合，吳三桂的沉穩風度使他能永遠成為人群中心。

吳三桂城府極深，精明機敏，和同齡人相比，他顯得成熟許多。年紀輕輕的他在關外上層人物的圈裡就有著「輕財好士」的美譽。雖然年紀輕輕，又是名門之後，可吳三桂身上見不到一點紈褲之氣，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顏悅色，彬彬有禮，從無疾言厲色。尤其是對那些地位較低的人，他同樣和藹可親，一臉坦誠，讓人大有受寵若驚之感。

吳三桂熱衷於廣泛交遊，人有所長，他總是千方百計要與之結識，別人遇到困難，他經常主動慷慨解囊，一擲千金。對於那些身居高位於他的前途大有關礙的人物，吳三桂更是善於攀附，不顯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贏得他們的好感。

天啟年間，初出茅廬的吳三桂認這位高權重的高起潛做了義父。大學士方一藻巡撫遼東以後，吳三桂很快和其子方光琛成了結拜兄弟。洪承疇經略遼東之後，他又和洪的親信幕僚謝四新結為至交。所以歷任邊關大吏無不對吳三桂寵眷有加，他不發跡，還有誰能發跡？

在謙恭謹慎八面玲瓏的背後，是他那深藏不露的強烈慾望。在內心深處，吳三桂是一個極為自負、極為自傲的人。自身的出眾素質和不斷的成功使他對自己的能力極為自信，吳三桂深知自己是個慾望強烈的人，包括功名欲和享受欲。他絕不會把這一生白白放過，他要居高位，享大名，得到天下最美好的女人。他還要封妻蔭子，光宗耀祖。

讀《後漢書·皇后紀》時，吳三桂不覺擲書長歎：「『仕宦當做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漢光武帝劉秀語），余亦遂此願足矣！」而只要向社會上層攀升，生命價值、個人慾望，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解決。這真是一幅簡潔而絢麗的人生圖景。

武人吳三桂也許不會更多地思考諸如生命的終極意義之類的問題，也不會體驗到存在的荒謬之類的後現代痛苦。吳三桂興致勃勃地沉醉在他的世界中，他的痛苦和歡樂都是古典的、沉重的、全神貫注的，有著埋頭走路不抬頭看天的性質，因此也具有某種樸素動人的意味。

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在大明朝這座巨大的山體上盡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著幸福的臨近。但是，就在吳三桂興致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時候，他突然發現，腳下所踩的原來是座冰山，正在面臨著不可避免的緩慢消融。即使攀爬到最高處，最後的結局依然是毀滅，而不是達到永恆的幸福之源。

武人吳三桂在寧錦戰役之後，接連聽到關內官軍連連戰敗的消息，此刻他體驗到了存在的荒謬。當然，吳三桂不會用這個詞去表述。他只是覺得，他心中那個完整堅固的世界破裂了，名譽、尊嚴、社會成就和生命慾望，個人價值被割裂成不同的兩半。他必須有所取捨。而任何一種選擇對他都是一種不能負擔的殘酷。

一種無可逃避的殘酷。

第四節 皇太極計收人心

和爛熟的大明王朝相比，那時候的滿洲社會還沒有建立起標準化的倫理構架。滿洲人更多的是憑借體內原始的熱情和衝動生活著。他們大致知道些《三國演義》的故事，知道些忠孝仁義的粗淺概念，可是宋儒的高深理論卻不是他們野性未除的頭腦所能理解的。

所以他們的行為方式更自然，更直接，更靈活，所以這個民族顯得朝氣蓬勃，銳氣十足，效率很高。他們的征服需要漢人的引導，所以他們竭盡全力爭取那些有才幹的漢人，執著而真誠。

祖氏三雄一直是他們爭取的目標，滿洲人因為受到祖氏兄弟的有力打擊而敬重他們。滿洲人聽不懂忠干天地義動雲天的神話。在部落的爭戰中，狡詐、殘忍、背叛都不是罪惡，而是生存的方式。弱的服從強的，失敗者歸順勝利者是理所當然的事，投降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應該說，他們不能完全瞭解他們的誘降給這些漢人帶來的心理傷害。

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皇太極在一次戰役中俘獲了祖大壽的兩個兒子和一個侄子，他賜給他們房屋土地，並以此為誘餌招降祖大壽。祖大壽不為所動。

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皇太極圍祖大壽於大凌河城。三個月後，城中糧竭，祖大壽和皇太極訂下城下之盟，率隊出降。皇太極大喜過望，厚賞祖大壽，為了表示對祖大壽的充分信任，命祖大壽為前導，帶兵攻取錦州。

不料在錦州城下，祖大壽甩開大隊人馬逃入城中。皇太極的胸襟、氣度和精明借此機會表現出來，他「命達海傳諭慰諸降將（和祖大壽一起投降的其他將領），大壽諸子孫賜宅以居，厚撫之」。

七年之後，皇太極又一次俘獲祖大壽。這一次，祖大壽自度不免一死，皇太極卻依然不屈不撓地爭取他。出於對明朝的失望，對子孫前途的考慮，還有對這位滿洲首領人格力量的屈從，這一次，祖大壽低頭了。

皇太極明白他的成功不僅僅是招降了祖大壽，更重要的是，他用這一舉動在漢人將領中建立了信任。他知道他的付出將會得到巨大的回報。

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如果沒有後來越來越多的漢人的歸降，滿洲人奪取天下將是一個虛妄的夢幻。

洪承疇剛剛被俘的時候，也曾經一門心思盡節殉國，在滿洲人的監獄裡蓬頭赤腳，日夜大罵，只求速死。可是皇太極一點也不生氣，供給洪承疇精衣美食，細心照顧，不斷派人去勸降，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過了一段時間，他親自到監獄中去看望，看到洪衣服單薄，解下自己的貂裘大氅給他披上，並且問道：「先生得無寒乎？」洪承疇瞠視久，歎道：「真命世之主也！」乃叩頭請降。

洪承疇不是腐儒，清和朱明之間的上下優劣，明眼人一目瞭然。在和滿洲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他親身感受到了這個民族大有前途，必將取朱明而代之。

而使他最後下了投降決心的，還是這個滿洲統治者不可抵禦的個人魅力。

第五節 投降的精神代價

吳三桂簡直不能相信洪承疇會投降。而相信之後，他卻感到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輕鬆。

洪承疇是在朝袞袞諸公中吳三桂真心敬重的人物之一。對於讀書人，吳三桂的心理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對這些人嘴裡那些深奧的道理敬畏有加；另一方面，這些說起話來頭頭是道的人，辦起事來卻往往讓他詫異不已。

這些人辦正事迂腐天真，可是撈起錢來門道比誰都精，鑽營起來臉皮比誰都厚。遇到樹名邀譽的機會爭先恐後，到了拿章程做決斷的時候卻言不及義，紛紛推諉。滿朝大員，率多此類，吳三桂以為，帝國就是在這些人手裡敗壞了。

不過，洪承疇和他們不一樣。這位大帥外表也一樣的文弱，可眼神中卻有股通透沉靜之氣，那是胸中有城府有見識有塊壘有操持的沉靜。這位文章學問名滿京師的學士，並不是那種只能紙上談兵的書獃子，他放下毛筆跨上戰馬，就把大名鼎鼎的李自成打得只剩下十八騎敗走商洛。

吳三桂覺得，書上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讀書人就應該是這樣，內聖外王，下馬能文，上馬能武，這才是受了聖人之教，得了聖人之道。對這樣的人，吳三桂從心底裡佩服，他們才是天地正氣之所鍾，帝國希望之所在，雖然滿朝昏昏，但只要有幾個這樣的大賢，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大明朝就有希望，老朱家的氣數就不會盡。

松錦陷落之後，人們都作好了悲痛的準備，等待著洪承疇殉國的消息傳來。毫無疑問，又一個崇高的身影將走進祭壇，做孔孟之言的悲壯殉葬，和蘇武、岳飛、文天祥們一起享受後代的崇敬眼光。也許還會有《正氣歌》之類的作品留下來，成為千古名篇。崇禎皇帝甚至已經在北京為洪承疇立了祠堂，設了祭壇。

可洪承疇居然就投降了。道德文章的這位光輝代表轉眼就成了醜惡的叛徒，一夜之間，就從高聳入雲的道德殿堂墜入精神地獄。這個角色轉換也實在太迅速了，實在叫人難以適應。

還有舅舅祖大壽。吳三桂和他情同父子。這個曾經威名凜凜後來又身敗名裂的將軍，其實就是一個既慈祥又威嚴的老頭。這個老頭曾為大明江山出過死力，也曾大義凜然在生死之際多次拒絕滿洲人的利誘。只是最後一次，身家性命和兒孫前途使他作了另一種選擇。

這一次選擇就扼殺了自己的精神生命，以往所有的功績、忠貞，全都被泯滅。大忠大奸，大善大惡，竟然是一念之間判然分野。做人難啊！

一個人的生命價值和尊嚴，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你所連屬的社會粗暴而蠻橫的威脅。

一個人，常常會突然陷入外部情勢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所依附的王朝滅亡了，無辜的生命會面臨盡忠還是求生的考驗；比如，一個婦女的丈夫死了，她面對的是苦苦守節還是忍辱再嫁的兩難選擇；再比如，一個奉公守法的人，會在突然之間因為自己的親戚犯罪而被株連入獄，雖然自己和這個親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倫理標準之下，一個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兩極選擇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會倫理兩方面同樣強烈的撕扯，而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王朝板蕩，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選擇做貳臣，不成君子只能成為小人，不成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進入聖祠就只能跪在歷史的恥辱柱前。

這裡，只有道德教條的嚴酷壓力，沒有為現實人性的軟弱和不完美預留一點彈性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死亡甚至是最簡單最輕鬆的選擇。而活下來，卻需要勇氣。你必須承受社會輿論和內心負罪感的雙重挑戰，這往往是一般人難以承受的，如果一個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夠強健，肯定要在這種重壓之下委頓，再也難以發出熱量。

《清史稿·祖大壽傳》共四千餘字，其中關於祖大壽降清之後六年之內的事跡記載僅寥寥三十二字：

明年，世祖定鼎京師，大壽從入關。子澤溥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公元1640年），大壽卒。

這枯燥平淡的幾十字，從一個側面明確傳遞出祖大壽生命中最後六年生活的壓抑、灰暗：那是一種苟活。

明初有這樣一個故事：元朝末年的禮部尚書危素，在元朝覆亡之後曾投井自殺卻被救出。雖然他是個漢人，可是從一而終的原則卻高於民族分野。朱元璋聽說此事，認為其人忠義可用，把他招來安排在自己身邊做侍從文官。

朱元璋此時也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個舉動使自己也使危素陷入了一個矛盾的境地。他因為欣賞危素的忠義而把他救上來，卻使危素陷入了不忠的窘境。他出於利用危素的品質而信任他，卻使自己成了鼓勵貳臣的人主。

在危素盡心盡力地為他服務了一段時間之後，朱元璋突然省悟到了這一點，當然，他是不會錯的，那麼只能是危素錯了。於是這個危素在他眼裡，怎麼看怎麼不順眼。

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屏風後閒坐，危素從門口進來，足聲橐橐（tuo）。

朱元璋問：「來人是誰？」危素答道：「老臣危素。」朱元璋對危素泰然自若的語氣十分反感，冷冷地說：「老臣危素，我還以為是文天祥呢！」

不久，朱元璋舉行朝會，廷臣牽來元宮廷馴養的一頭大象來表演節目。不料，這頭大象可能是到了新環境不太適應，死活不肯表演，讓滿朝文武大為尷尬。朱元璋一怒之下，命人把這頭大象殺了。可是事後一想，卻認為大象是忠於故主，應該褒揚，遂命令予以厚葬。然後，他又讓人做了塊牌子，上面寫上「危不如象」四個字，掛在危素身上，來奚落這個不幸的老頭。不久，朱元璋找了個借口，把危素流放到了邊遠地方，讓他在屈辱中鬱鬱而死。

我們不知道武人吳三桂是否知道這個故事，但是，對於投降之後的精神代價，他必然比我們認識得深刻痛切。

吳三桂覺得自己生不逢時。

第六節 兩座牌坊

歷史上那座有名的寧遠城，現在叫作興城。

當年祖大壽親自督建的古城牆依然雄踞，牆頂那些青灰色的古意斑駁的城磚，曾經印上過祖大壽和吳三桂的足跡。

遊蕩在古城之中，城中心的那兩座巨大的石頭牌坊吸引著所有來到這裡的人的目光。這兩座建築依然以三百多年前剛剛矗立起時的那種目空一切的神氣，雄赳赳地俯視著過往人群，不過現在這種神氣卻顯得有點自作多情。

因為三三兩兩的遊人們只是抬頭看看牌坊上面那些依然精美的浮雕，然後摸摸下面那兩個石獅子的頭，沒有幾個人去認牌坊的主人費盡心思刻在上面的那幾個繁體字。那幾個字刻得極高，要認清楚，必須費老大的勁抬頭才成。

前面的那座牌坊上的幾個字是「忠貞膽智」，後面更為高大的那座上的四個大字是「登壇駿烈」。這些字的意思是表彰當初守衛這座城池的將軍，表彰他們的忠貞和英勇。它們要表彰的人就是祖大壽和祖大樂。這兩座牌坊是祖氏兄弟在皇帝的批准下自己修建的。後來，這兩位熱衷於自我表彰的將軍同時背叛了他們的皇帝。

看著這兩座石牌坊，最先想到的是它們為什麼要建得這麼高大，以至於經過其下的人會體驗到一種壓迫感。而且，下面還要放兩頭猙獰的獅子來保衛？這裡面體現了一種與世俗拉開距離的努力，一種俯視一切、凌駕一切的意味。而這種俯視一切、凌駕一切的東西是什麼呢？是這個社會的道德觀念的核心。

基本價值觀念是一個社會作為凝聚人心整合全社會意識形態的精神支柱，是每個社會成員的精神出發點和歸宿。所以，每個社會總是竭力高揚這種價值觀，鞏固這種關係社會向心力的精神制高點。

在祖大壽投降之後，這兩座牌坊已成了兩座具象的諷刺。作為繼任者的吳三桂，幾乎每天都要經過這兩座建築。不過，他卻從來沒有提議拆掉它們。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當寧遠繼任守將吳三桂三百多年前再次穿過這兩座建築之下時，他心裡想的是什麼呢？

第七節 陳圓圓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終於要嚥下最後一口氣了。

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開朝改元，旋即渡河東征，一路勢如破竹。這時，明朝的精兵良將已經喪失殆盡，吳三桂手下的三萬關寧鐵騎成了最後一張王牌。

正月十九，崇禎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討調吳三桂入關事宜。這其實是飲鴆止渴的一步棋，吳三桂入關，就意味著撤去了滿洲人面前最後一道屏障：大明朝用吳三桂擋住了前胸，同時也把後背裸露給了敵人。面對這個難以決斷的問題，大明朝的官僚系統最後一次典型地表現了它的低效性。

先是在皇帝焦急的注視下，滿朝的文武大員面面相覷，因為怕承擔責任，誰都不敢發言。後來，還是內閣首輔、大學士陳寅打破沉默，老相畢竟閱歷深厚老謀深算，他首先慷慨激昂地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號，堅決反對棄地，同時又認為調兵勢在必行。

老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卻等於什麼也沒說，可是滿朝文武卻大受啟發，紛紛按這個調子發言，結果調兵之議一議再議，遷延了一月有餘仍然沒個結果。

李自成卻不必等待廷議的結果。這一個月之中，他的大軍已逼近畿輔。

北京的陷落看來只是時間問題了，只有到這個時候，朝廷才下了最後決心。

三月初，崇禎帝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命其入關勤王。

面對平西伯這個尊貴的頭銜，吳三桂感覺不到一絲興奮。在等待朝廷決議的這一個月時間裡，他的心情應該比北京城內那些官員更為焦慮。如假設在這一個月內吳三桂曾經多次失眠，也許不會離歷史真實太遠。因為他的性格裡缺乏逆來順受的因素，所以面對絕境，他的心理掙扎應該比常人激烈得多。

有足夠證據表明，在朝廷作出決定之前，吳三桂已經作出了某種決定。

現在，皇帝的詔命已下，大明朝的最後一個柱石之臣立即行動，檢閱步騎，帶兵上路。

從寧遠到山海關，距離是兩百四十多里，在當時，按正常行軍速度，兩天內可以到達。可是不知為什麼，這樣短短一段路，吳三桂的大軍竟然走了八天。是由於隊伍過於龐大以致影響了速度，還是出現了什麼特殊情況呢？

這成了明清易代史上的一個謎團。

俯視一下當時的情勢，這個謎其實並不難解。此時，大明朝的腹地已成魚爛之勢，大半領土已在起義軍的控制之下。李自成的軍隊連戰連捷，士氣正旺。吳三桂的關寧鐵騎能擋得住李自成的步伐嗎？根本不可能。吳三桂也許能在北京城下阻擋李自成幾天，卻沒有能力挽狂瀾於既倒。作為受恩深重的軍官，他應該與大明朝共存亡相始終。

問題是，現在只有終，沒有始；只有亡，不能存。如果天下勢仍有可為，他有可能做個中興名將，拯大明於危難，扶大廈於將傾，不論有多少艱難險阻，吳三桂也不會卻步。可如果只是單純地送死，他實在沒有必要那麼興沖沖地自投羅網。

當然，吳三桂不能按兵不動。如果他按兵不動，就會成為帝國和民族的罪人，就等於宣告自己是叛臣逆子。他可不想給天下人這樣的口實。

所以，吳三桂選擇了這樣一個最佳方案：拖延。他擺出一副對朝廷盡職盡責的姿態，在行進的路上等待著大明朝的滅亡。等到明朝的滅亡已經成了既成事實，他的效忠對像已經不存在之後，他就有了道義上的行動自由。下一步的取捨，就輕鬆多了。

真實的吳三桂在求生本能的指引下，在道德的荊棘陣中尋到了一條縫隙，做了一次詭秘的出逃。

天地巨變，終於徹底壓碎了吳三桂身上的道德外殼，他選擇了求生而不是殉道。經過多少不眠之夜，吳三桂才終於把自己從忠君報國的道德外殼下剝離出來，不過這種剝離是血淋淋的。畢竟，自命不凡的吳三桂有過真實的道德理想。他對自己的生命構想絕不僅僅是一個衣食俸祿層面的碌碌之輩。

現在，他的人格理想已被擊碎，可以肯定，自詡為血性漢子的吳三桂從此不得不面對世人的指指點點，他不知道自己最終將以什麼樣的形象進入歷史。

吳三桂只能仰天長歎。

現在，他的前途中剩下的，只有家族的平安，個人的功利地位，還有，陳圓圓。

一想到陳圓圓，他覺得這一切損失畢竟還得到了補償。這個女人啊！

只是在認識陳圓圓之後，他才明白了一個不可思議的道理：原來一個真正的男人，是為了一個女人而存在的。

在擁有陳圓圓以前，他雖然有著風流將軍的美名，但是他從來沒有把女人真正當回事，女人在他眼裡不過是供他消遣的玩物，不過是比其他東西更好玩罷了。可是自從結識陳圓圓之後，世界在他眼中和以前不一樣了，這個女人本身就是一個神奇、瑰麗、美妙而莫測的世界。

他發現自己也變了，自己不再是以前那個汲汲名利的吳三桂了，他變得浪漫而多情，變得單純而透明，和這個女人相比，許多以前顯得那麼重要的東西現在卻無足輕重了。一個真正的女人可以改變世界。

現在，對他來說，做一個真正的男人比做其他任何一個角色都重要，甚至比做一個名垂青史的大英雄更重要。

現在，陳圓圓和他的家族，和大明皇帝一起，都留在京城裡。他沒法救出皇帝，但是，以他的三萬鐵騎，跟李自成去換取自己的身家性命和陳圓圓還是沒什麼問題。

第八節 「衝冠一怒為紅顏」

吳三桂的算盤打得很準，就在他在勤王的路上緩緩行進之時，三月十九，農民軍攻陷了北京城。崇禎皇帝在煤山上，用一根白綾，給大明王朝近三百年的統治打上了一個句號。

得到這個消息時，吳三桂剛剛走到河北豐潤，距京城尚有數百里之遙。

他忙撤兵返轡（pei），率領大軍奔回山海關。

這座依山傍海的雄關，將是他用來換取後半生前程的砝碼。明朝的滅亡，使得這座關城已經姓吳了，他不知道這是他的幸運還是不幸。不過，他知道，這座關城不論是對李自成還是對皇太極都是沉甸甸的。他完全有理由相信，李自成會為這座關城開出一個大價錢。李自成會找上門來的。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明朝覆亡後的第十天頭上，李自成的信使到了。帶來了封吳三桂為侯的檄書，帶來了四萬兩犒師銀子，同時，還帶來了老父吳襄的一封信。

一切都按照吳三桂的設想到來了，尤其是老父的這封信。皇帝已經死了，可是父母仍然在，這就是吳三桂在這個世界上堂而皇之地活下去的理由。忠臣是做不成了，因為他已經失去了效忠的對象，可孝子這冠冕堂皇的社會角色還可以繼續扮演下去，他的行為照樣可以獲得社會倫理觀念的認可。父親的信，說得多麼有理：

……今爾徒飾軍容，遜懦觀望，使李兵長驅深入，既無批亢搗虛之謀，復無形格勢禁之力。事機已失，天命難回；吾君已矣，爾父須臾！

嗚呼！識時勢者，可以知變計矣……我為爾計，及今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驕憤，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既殊，眾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受戮，身名既喪，臣子俱失，不亦大可痛哉！

是啊，大勢已失，天命難回，帝國已亡，家族仍在。父母家小還有那日夜思念的陳圓圓都在李自成的手裡，為了父母的生命，犧牲自己的名譽情有可原順理成章。在大明他是平西伯，到了大順他就是歸命侯。寇賊殺了皇帝，寇賊就成了皇帝。從行腳僧起家的朱元璋可以做明太祖，那麼，同樣用血汗掙得天下的李自成為什麼不能順天應命撫馭萬民呢？

現在，吳三桂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地拋棄一直虛掩在身上的「忠臣」外殼，不過裡面還有一張「孝子」的面具，可以用來抵禦社會正統價值評判系統的正面殺傷。在命運的逼迫下，吳三桂的生命慾望就像一隻見不得光的軟體動物，急匆匆地從一隻外殼遷入另一隻外殼。

吳三桂點齊兵馬，把山海關交給大順農民軍，踏上了第二次西進的征途。

命運，卻同他開了一次讓他無比尷尬的玩笑。

走在西進之路上，吳三桂雖然心中還有點緊張，但是心境和第一次入關畢竟大大不同了。他不斷幻想著，到京城之後會遇到的盛大歡迎場面，不免有幾分激動。李自成也許會親自迎接，所有新朝權貴都會出席接風宴會。封侯建府，鐘鳴鼎食，他在大順王朝可能前程更為遠大……畢竟，他送給李自成的這份禮物不輕啊！

可是，四月初五，當吳三桂來到永平以西的沙河驛時，突然遇到了從京城裡逃出來的家人。這個家人因多日逃亡形同乞丐，一見到吳三桂就痛哭失聲。

原來，大順軍入城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贓助餉，剝奪高官顯宦們的家財來解決財政困難。吳襄雖有招子降順之功，也不能例外。昔日巨富的吳府，現在已被搜刮得空空蕩蕩。

吳三桂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氣，半天沉吟不語。他沒想到李自成竟然送給他這樣一份見面禮，看來他的如意算盤打得也不是太準。可是，自己已經走到這裡，已經沒有回頭路了，也許他到了北京這些可以擺平。突然，他想起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陳妾現在怎麼樣？」

家人告訴他，陳圓圓現在已是李自成駕下「權將軍」劉宗敏的人了。

「轟」的一聲，那些美好的幻想在吳三桂眼前徹底崩塌了。吳三桂像被人當眾打了一頓耳光，原本白皙英俊的面龐一瞬間漲得血紅血紅。他覺得自己的頭好像漲大了。三十三歲血氣方剛的吳三桂，簡直不能相信這樣的奇恥大辱會劈頭蓋臉落到自己身上。好一群流賊，他把山海關拱手而獻，他們卻奪走了他最心愛的女人！什麼封侯之賞，什麼犒師銀，都是敷衍，他們分明把他吳三桂當成了玩物！有生以來，沒有人這麼侮辱過他！吳三桂一把拔出腰間的佩劍，刀光一閃，面前的桌案已經被劈成兩半。

「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見人！」

吳三桂出屋上馬，調轉馬頭。三萬大軍像一頭發怒的雄獅直撲山海關。

守城的農民軍還不知是怎麼回事，已被襲殺殆盡，而聞訊應援的白廣恩部，剛剛接近關城，也遭到痛擊，竟然全軍覆沒。在戰場上，很少有人能成為他的對手，尤其是在他狂怒之際！

一場激戰之後的山海關出奇地寂靜，吳三桂一個人坐在大廳之上，沒有任何人敢進來。他既不是忠臣，也已不是孝子，命運撕掉了他所有的面具，現在，吳三桂只是一個因為女人而狂怒的男人。在狂怒過去之後，他發現自己真的無家可歸了。

第九節 性格即歷史

吳三桂多血質的性格特點，此刻又一次激烈地表現出來。性格即命運，而此時，性格即歷史。就在他衝冠一怒的那個瞬間，墨一樣濃的憤怒淹沒了他的理智，當他靜下來之後，發現自己已被判定為一出悲劇的主角：他不但失去了帝國，也失去了家族，同時，還有最心愛的女人。在這個條理分明的世界上，他喪失了經度和緯度，找不到自己的坐標。

衝冠一怒使吳三桂永遠地背負了歷史的重債，他因此而成了所謂「民族的罪人」。不過，吳三桂在這憤怒的一刻袒露出的人性底色是歷史上一抹斑斕的色彩，否則這部歷史就過於灰暗乏味了。

這個由赤裸裸的憤怒驅動著的人，一瞬間掙破了文化在他身上形成的層層偽飾，顯露出未被閹割的真性真情。否則，我們可以設想，一個不是歷史罪人的吳三桂是什麼樣的呢？只有兩種可能。

一、他驅兵西進，與李自成激戰於北京城下，以卵擊石，壯烈殉國。一出情節單調重複的英雄劇背後是無意義的生命損失，對於歷史進程不能有絲毫影響。

二、吳三桂忍辱負重，為了民族大義，唾面自乾，在那些羞辱捉弄了他的農民軍將領前強顏歡笑，虛與委蛇，以此換取他們的殘羹剩飯。

很明顯，吳三桂在大順政權之下，非如此不能生存。這樣的話，吳三桂確是兼顧了民族大義和身家性命，可是這樣的人格形象是不是更為卑瑣？

憤怒很快就過去了。冷靜下來的吳三桂又恢復了理智，而他的理智是出眾的。他迅速判明了自己的處境，他不甘心處於被打擊被剝奪的地位。他要對命運反戈一擊，永不服輸的他在絕望中竭力奮爭，試圖衝出命運為他設計的險惡陷阱。

第一十節 秘密交易

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四月十五，清攝政王多爾袞接到了這樣一封書信：

流寇逆天犯闕……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之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上，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

我國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朝應惻然念之。

而亂臣賊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惡，大順也；拯危扶顛，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況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為王有，此又大利也。

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脅西脅，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唯財帛？將裂土以酬，不敢食言！

這些充斥著「大仁」「大義」字眼的文字——「亡國孤臣」吳三桂的這番「忠義之言」，是在吳三桂被李自成圍困在山海關後寫出的。走投無路之時，他顧不得什麼華夷之分、敵我之辨，向昔日不共戴天的死對頭發出了乞求。可是連乞求都是這麼慷慨激昂，大義凜然，滿腔悲憤，真好像文天祥再世，申包胥重生。

可是，就連不識幾個漢字的多爾袞也一目瞭然，這不過是一封投降信而已。他何嘗不知道，這個「亡國孤臣」在幾天前還僕僕奔走在投奔「流寇」的路上，興致勃勃地想和流寇們分一杯羹！這些漢人真是會說話呀！

吳三桂重又撿起了通行的社會倫理符號。他並不指望誰真的從詞語層面理解他的話，這只是一種信息的標準化包裝而已，華夷通用。形式永遠是重要的，有時甚至是第一位的，雖然實際上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多爾袞並沒有用心思品味這些華麗的詞，他立刻感到了這封信不同尋常的份量。這真是天賜之機，父兄兩代人征戰多年，始終不能接近的這座雄關，如今唾手可得，逐鹿中原的宏願即將實現，他怎能不大喜過望。多爾袞立刻發兵，向山海關奔去。

這時，山海關已經被李自成的大軍團團圍住了。李自成這次親征，不光帶了六萬大軍，而且還帶來了吳三桂的父親。

他知道吳三桂是有名的「孝子」，他希望吳襄能發揮比六萬大軍更大的作用。到了山海關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吳襄在陣前致書勸降。

可是這封勸降書對吳三桂已經沒有任何作用了。吳三桂現在不需要什麼台階來下，李自成那裡已沒有他落腳的地方。李自成收到了這樣一封回信：

父既不能為忠臣，桂亦安能為孝子？桂與父決，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

這冠冕堂皇的措辭讓李自成無話可說。他知道，再和這個人費口舌不會有任何意義了。大順軍向這座著名的關城發動了猛烈的攻勢。

當多爾袞的大軍到達城下時，這座關城已是岌岌可危。激戰已進行了一天一夜，大順軍的攻勢越來越猛，有的地方，已攻上了城牆。吳三桂焦急萬分，可是老謀深算的多爾袞卻一點也不著急。他望著吳三桂那神情焦慮的臉，不慌不忙地提出，吳三桂得先剃髮改服，他才能出兵。他還記著吳三桂那封慷慨激昂的信中裝出的那副大明忠臣的姿態。

吳三桂確實沒想到這一著。不過，他沒有猶豫片刻。不就是把頂發剃掉，腦後梳一條古怪辮子嗎？不就是穿上那身難看的蠻服嗎？他已經拋棄了帝國，拋棄了父母，拋棄了名譽，他還在乎這幾根頭髮嗎？他已經不再在乎什麼了，不堅持什麼了，就是把自己出賣給魔鬼，也沒什麼不可以的。事實上，他已經這樣做了。

在一片震天動地的喊殺聲中，吳三桂頭頂上的一縷縷頭髮，飄落到地上。

心理學家說，外表的變化對一個人的心理有著重要的影響。滿洲人在征服中國的過程中，所到之處，堅決要求被征服者剃髮改服，即使逼得這些人再度反抗也在所不惜。而許多本來已經投降的漢人，僅僅為了保住自己的髮式，卻再一次選擇了死亡。因為雙方都明白，這絕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形式上的改變，這實際上是為精神舉行的葬禮。

這種改變，意味著徹底放棄了人格獨立，徹底放棄了價值體系，把自己變成異類。吳三桂的精神世界終於放棄了最後一點依托。不過這樣也好，現在心裡已經了無掛礙，他反倒獲得了解放，從此吳三桂可以任憑自己胸中的貪婪、慾念、仇恨，痛痛快快地肆意流淌！

多爾袞終於同意出兵了，吳三桂現在已經是他的掌中之物。不過，他依然從容不迫。為了保存八旗兵的實力，他命令吳三桂為先鋒出城去衝擊敵陣。這樣，既可以檢驗吳三桂的誠意，又能目睹大順軍的實力，以便他隨後實施有力的突擊。

吳三桂只能從命了。他現在覺得自己已經變成了一條狗，那麼，就像狗那樣去賣命吧！

吳三桂的人馬出城了。四月二十二，從早上到晚上，他率領大軍衝鋒陷陣，連殺數十陣。清人彭孫貽在《平寇志》中這樣描述道：

三桂悉銳鏖戰，無不以一當百。自成益驅群賊連營進，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左右奮擊，殺賊數千。賊多數鱗次相搏，前者死，後者復進，賊眾（三桂）兵寡，三面圍之。自成挾太子登廟崗觀戰，關寧兵東西馳突，賊以其旗左縈而右拂之，陣數十交，圍開復合。

戰場上的吳三桂永遠是無與倫比的。只是現在，他只能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叛徒而已。

第一十一節 報償：雲南王

法國傳教士白晉在他所著的《康熙帝傳》中說：「事實上，韃靼人（滿人）在征服帝國過程中，幾乎沒有付出任何代價，而是漢人互相殘殺，加上漢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為了滿洲人去反對他們本民族而戰。」

吳三桂就是這些「最勇敢」的漢人中「最傑出」的一個。事實上，在大清取得江山的過程當中，平西王吳三桂在所有的將軍中出力最多，功勞最大。一旦放棄了道義信條，同胞的生命，在他眼裡就成了一具具成全自己功績的道具。出於一種特殊的心理，面對自己的同胞，他比滿洲人下手還黑，手段還殘暴。這裡面也許掩藏著這樣一個心理學的真實，那就是，這類舉動正是為了掩飾吳三桂內心的負罪感、恐懼感和痛苦。

四月二十三，山海關大戰後的第二天，吳襄在永平范家店被斬首。四月二十六，吳家滿門三十餘口在北京二條胡同被殺光。

雖然早已知道這樣的結局，但是當面對眼前到處僵臥的親人屍體時，吳三桂還是受到了極大的心理刺激。親人的血，湮滅了他最後一絲猶豫和顧慮。他已心硬如鐵，【wＷw.ＷＲsＨu.cＯm】沒有什麼可以再軟化他。

從山海關之戰以後，他像發瘋一樣對李自成窮追不捨，終於在望都和真定之間追上了。一場昏天黑地的廝殺之後，李自成扔掉所有輜重婦女，狼狽逃走，陳圓圓終於又回到吳三桂手中。

這是吳三桂用一個家族的性命換來的女人。

擊潰了李自成，他馬不停蹄，迎擊降清復叛的姜襄，鏖戰榆林叛將劉登樓，敗明宗室朱森釜於階州，敗農民軍將領王永強於同官，平定陝西，攻取四川，收復雲貴……他的馬蹄從關外一直踐踏到雲南，踏遍了大半個中國。沒有他的浴血奮戰，大清絕不可能如此順利地奪取江山。這一系列戰役，許多是硬仗、惡仗、死仗。他曾多次陷入絕境，生死懸於一發，憑著不屈不撓的鬥志和運氣，他才一次次和死亡擦肩而過。

吳三桂一生中最激烈的戰鬥是為滿洲人打的。為大清朝，他真的做到了捨生忘死。這一系列戰役充分反映了吳三桂作為一個軍人的傑出素質。從單純的軍事觀點看，許多戰役也許能成為軍事經典。吳三桂的判斷力、決斷力，意志品質的堅定性、持久性，戰略戰術上的創造性，在此過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雖然屢獲大捷，吳三桂並不敢居功自傲，仍然是每戰身先士卒，躬履行間，戰戰把頭別在腰帶上浴血搏殺。吳三桂知道，為大清作戰和為大明作戰不同，作為一名叛臣降將，他在滿洲人面前總有點伸不直腰，抬不起頭。他只有豁出性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忠勇，才能贏得清人的信任，才能在清朝的權貴中站穩腳跟。

順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在為滿洲人賣了十七年命之後，吳三桂終於獲得了他的報酬，吳三桂被封藩雲南，位享人臣之極。

然而，雖然滿洲人授予他高官顯爵，吳三桂還是時時處處覺察到了他們的防範心理，覺察到了他們目光中隱藏著的一絲輕蔑和不信任。

誰讓他吳三桂是一個降臣呢！面對滿洲人那外鬆內緊的滿漢分野，對漢人將領處心積慮的提防措施，吳三桂並沒有過多的抱怨和憤懣。他天生是個行動人物而不是觀念人物，他不會讓這些沒有任何積極效果的情緒佔據他的理智空間，浪費他的心理能量。現實主義是吳三桂的堅定指南。他考慮的是如何採取下一個行動。

第一十二節 「既取我室，又取我子」

吳三桂是追著永歷的足跡來到雲南的。

明朝雖亡，可是朱氏子孫一直沒有放棄恢復的努力。明朝的殘餘在江南又建立了南明政權，在帝國依然有著巨大的號召力。可惜這個小朝廷還是改不了窩裡鬥的老毛病，成天價忙於爭權奪利，結果被清軍追得整日東逃西竄。追得南明的永歷皇帝經常是飢腸轆轆，臥不成眠，偶然討得一碗餌塊炒青菜，也要稱之為「大救駕」。最後，被追得走投無路，逃入了蠻荒炎熱的緬甸，才算保住了一條命。

看來永歷皇帝只能在緬甸無聲無息地死去了，滿洲人終於放下了那顆懸著的心。可吳三桂卻有不同的想法。他認為只有擒殺永歷，才能徹底證明自己的忠心無二。

吳三桂對永歷皇帝個人並無好惡可言。作為昔日的明臣，他對這位故主的後裔也並非沒有惻隱之心和抱愧之意。

大明朝沒有任何對不起吳三桂的地方，有的只是高恩厚德，他前半生的功名地位都是大明所賜，可是他回報的卻是對明朝後裔的無情追殺。不過，既然做了惡人，就做到底吧！現在，他就要借昔日恩人的頭顱一用。

於是，吳三桂上書，要求入緬掃滅南明殘餘。順治皇帝認為沒有必要，南明竄入荒夷，不可能東山再起，就放他一馬吧。可吳三桂卻反覆懇求，提出所謂不滅永歷有「三患二難」，最後終於說得順治皇帝動了心。於是，吳三桂又率大軍踏上了為清廷效命的征程。

一個小小的緬甸怎能抵擋得住清朝的大軍，吳三桂的征程勢如破竹，把朱家子孫斬盡殺絕看來就要實現了。就在這時，他意外地收到了用繡著五爪盤龍的明黃緞子包著的一封書信，這是朱元璋的十三代孫永歷皇帝的親筆信。吳三桂不由心中一震。看著這落難王孫的筆跡，不知為什麼，他心裡湧起一股無法言說的複雜情緒。

這封信文筆極好：

僕由是渡沙漠，聊借緬人以固吾圉。山遙水遠，言笑誰歡，只益增悲矣！既失世守之山河，苟全微命於蠻夷，亦自幸矣！

如將軍不避艱險，請命前來，提數十萬之眾，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之一人乎？抑或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邀功乎？但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為將軍建功之所？

將軍既取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鴟梟》之章，能不惻然於心乎？

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為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將軍自以為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為厚，而反覺其薄。

奕祀而後，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為何如人乎？僕今者兵衰力弱，煢煢孑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濺草萊，所不敢辭。

若其轉禍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聖朝，僕縱有億萬之眾，亦付與將軍，唯將軍是命。

將軍臣事大清，亦可謂不忘故主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唯冀裁之！

這真是一篇極好的文章，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卻又從容不迫，句句藏著機鋒卻又哀切婉轉。這也是一篇正統思想觀念的憤怒、茫然、沉痛的檄文。在吳三桂，在當時任何一個人看來，這封信字字大義凜然，句句鞭辟入裡，每個字都像火焰一樣燒灼著吳三桂的眼睛和心臟。

他不能沒有觸動，這封信肯定會翻起他壓制在心底卻總是餘燼未熄的深深的負罪感，觸動他封存已久的良知。「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為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父乎？」「但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為將軍建功之所？將軍既取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鴟梟》之章，能不惻然於心乎？」

字字句句，提示著吳三桂生存狀況的荒謬無依，提示著吳三桂的精神生命已被普遍價值觀放逐於荒蠻，提示著吳三桂靈魂在曠野中的無遮無蔽。

這位終日逃亡以膽小聞名的永歷皇帝，憑這篇文章應該被列入文字大師之列。不過和他的老祖宗朱元璋比起來，他還是顯得太天真了。文字永遠是最蒼白無力的，它們只對那些蒼白孱弱的靈魂起點作用。而在赤裸裸的邪惡面前，這種努力顯得幼稚而可笑。這封信只是讓吳三桂不舒服了那麼一陣而已，對大軍的前進步伐一點也沒影響。

緬人在清軍的壓力之下，不得不獻出永歷。在接到這封信的第二天，吳三桂帶著幾名護衛，緩步走向永歷帝的居所。

在熱帶竹樓的厚厚屋棚之下，永歷帝面南而坐。他頭戴一頂馬鬃瓦楞帽，身穿一件純絹大袖的袍子，腰間束了一根黃絲帶。這個末代皇孫空頂著皇帝之名，終生逃亡，到處漂泊。不過畢竟是天潢貴胄，他儀表偉岸，舉止端莊。他一動不動地坐在竹椅上，眼睛空空洞洞地看著前方。不知為什麼，吳三桂看見這個人，心跳忽然凌亂了，他越走越慢，在永歷帝幾步之外悄悄地停下了。

永歷帝見有人進來，輕聲問道：「何人？」

不知為什麼，吳三桂張張口，沒說出話來。永歷帝又問了一句：「來者何人？」

撲通一聲，吳三桂自己也沒想到，恍惚之中，他已經跪在這個年輕人的面前。

「你就是平西王吳三桂吧？」永歷依然輕輕地問。

吳三桂什麼也沒聽見，他只是恍惚見到這個酷似崇禎皇帝的年輕人臉上的疑問表情。他分辨不出他在說些什麼，只是機械地一連聲地應道：「是！是……」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終於聽清了永歷長歎一聲：「說什麼都無益了！只是朕本是北人，想見到十二陵再死，這，你總能做到吧？」

他又勉強應了一聲。永歷輕輕向他揮揮手，讓他退去，他卻站不起身來，只好由衛士上來把他攙扶出去。

自這天以後，吳三桂再也沒有見過永歷。四個月之後，他不顧別人的反對，沒有把永歷押赴北京，而是在昆明城外的蓖子坡把他縊殺了。

第一十三節 虔誠的佛教徒

吳三桂不想再叛變了。他在雲南的日子過得挺不錯，他真的別無所求了。他喜歡雲南這地方。這裡四季如春，天藍得一塵不染，和內地簡直是兩個世界。

這裡離遼東很遙遠，離北京也很遙遠，遠到似乎他可以將它們忘卻。這兩處埋藏了他那麼多複雜記憶的地方，他真希望能夠不再想起。

「仕宦當做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吳三桂現在所得到的，已經超過了他最奢侈的想望。現在，他是天下最富有、最有權力的人之一，雲南的幾千里土地上所有金帛子女都為他所有，在這裡，他可以為所欲為。人生一世，他還能有何求呢？

在昆明，他次第建起了三座宮殿。天下所有的珍玩寶器和人類所能想出的所有享樂花樣，幾乎他都可以擁有和嘗試。昔日的風流將軍，此時更加風流狂放。

三桂在滇中奢侈無度，後宮之選，不下千人。三桂公餘，召幕中名士宴會，酒酣，三桂吹笛，宮人以次唱和。旋呼賞繼，則珠寶金帛堆陳於前，宮人憧憧攘取，三桂顧之以為笑樂。三桂不善書，然每喜臨池。

府苑中花木清幽，有所謂列翠軒者，廳事五間。春秋佳日，三桂輒攜筆坐於軒內，作擘窠大字，侍姬諸人環視於側，鬢影釵光，與蒼翠之色互相輝映。廁身其中，殆無異蓬壺閬苑矣……玩過奢侈玩高雅，吳三桂已經五十二歲了，卻愈加裘馬清狂。昔日佔據了他全部情感世界的陳圓圓現在已不能享專房之寵，青春年少不再，他要抓緊剩下已經不多的時間恣意享受，盡情追歡，彷彿只有這樣，才能對自己的巨大付出作出補償。

不過，吳三桂畢竟是吳三桂。雖然嬉游無度日日笙歌，可是在世人的眼裡，他卻仍是位賢明仁義的王爺。雖然跺一跺腳雲南都要抖一抖，可是他卻是一副寬厚長者的形象。平時和衷御下，和藹可親。與人計事，相對如家人父子。人有詰難，益喜與之交往。文武官員每以公事拜謁王府，府中必於規制之外，備飯款待。

上至督撫，下至守令甚至小吏，逢年過節都能得到王爺的豐厚饋遺。巡撫袁懋功內召返京，吳三桂以十萬金相贈；繼任巡撫李天浴患病，他竟不居王爺的身份，親至府中視疾，以示眷勵之意。

凡是舊日上司或者朋友有求於他，不管多難，他必定盡心幫助。在遼東時，他曾隸屬於毛文龍部，入清之後，未相往來。然而，當毛氏的老僕從幾千里外的江浙趕到昆明，向他告訴失勢的毛家被將軍李強強佔之時，他親自出面，迫使李強退還了毛宅，還輸金謝罪。寧都（今江西省寧都縣）曾應遴曾於吳三桂有恩，其子游滇，吳三桂以十四萬金相贈。

上上下下都知道王爺仁義誠厚，可是也都知道王爺曾經置父母性命於不顧，曾經追殺故主子孫以為功。當然這不關自己的事，吳三桂在朝在野，都混得明白，混得精神，所以到處收穫的都是畢恭畢敬和衷心服從。

可是，富可敵國位極人臣的吳三桂卻經常覺得有點什麼不對勁。他越是拚命作樂，越是覺得空虛無聊。「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每當此時，他總是一飲頹唐。他總是莫名其妙地心裡發虛，夜裡，經常在夢中驚醒，一夜無眠。

也許是一家三十多口屍橫遍地的場景總在他眼前浮動，也許是成千上萬的同胞的鮮血讓他難以淡忘，也許是列祖列宗的在天之靈讓他難於安枕。

還有，那從遙遠的北京射過來的，閃爍莫測的目光。雖然他殫精竭慮地效忠，可是那些滿洲人似乎總是和他若有若無地保持著距離，熱情的外表下總似乎隱藏著深深的寒意……這種閃爍的目光，像是一把沉重而鋒利的劍懸在頭頂一樣，讓他時刻不安。

畢竟，他是個叛臣啊！

平西王爺開始信佛了，像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給雲南遍地的佛寺大量佈施。他在府內設了多座禪堂，常常像個孤僧一樣長時間地打坐。他又在鳳鳴山上以前無古人的手筆用純銅鑄了一座佛寺，號稱「金殿」。

平西王爺不光信佛，凡是神仙，他都熱心討好。他重修了昆明的玉皇閣、老君殿、報國寺、西寺。在報國寺的眾佛之中，他又命人修了一尊奇怪的塑像，這尊塑像面容酷似吳三桂本人，「將巾，松花服色，錦邊，右手撫膝，左執卷，面左顧」。這個奇怪的佛像叫「西來尊者」。

可是，所有這些高大的殿宇，也不能遮蔽他那無家可歸的靈魂，不能阻擋一點災禍。吳三桂的宿命，正向他一步步走來。

第一十四節 「只此雲南是吾血掙」

滿洲人對吳三桂失去信任，應該是從吳三桂親身入緬擒殺永歷的那一時刻起。

永歷帝那封信裡的話，成了吳三桂命運的預言：「將軍自以為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為厚，而反覺其薄。」

順治皇帝可以理解吳三桂在命運的壓迫下屈辱地投靠，也可以用混合著欣賞與蔑視的眼光看著他拼盡心力在大江南北為他賣命。但是，當吳三桂為了進一步討好他而再一次撲向故主時，福臨不寒而慄了。

吳三桂做得太過分了，過分得連被效忠的對象都有些難以接受。一條噬咬舊主來取悅新人的狗，能讓人放心嗎？一個沒有任何道德原則的人，可以為功，更可以為禍。

當吳三桂從緬甸回來，馬不停蹄地投入鎮壓雲南當地叛亂之時，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了。

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環境中長大的，與從白山黑水走來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規而系統的漢文化教育。到了康熙這一代，愛新覺羅家族才真正弄明白了儒臣所說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關係。出於內心的道德信條，他不能對吳三桂當初的投奔抱理解態度，對於吳三桂為大清天下立下的汗馬功勞，他也不存欣賞之意。對這位王爺的賣主求榮，他更是覺得無法接受。對這位功高權重的漢人王爺，他心底只有鄙薄、厭惡，還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

親政不久的康熙皇帝在宮裡柱子上懸起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三藩」的名字。那是困擾他的首要問題。為了帝國的長治久安，他必須用倫理綱常來整合人心。而任用叛臣作為帝國藩籬實在是不可接受的現實。

「三藩」中，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吳三桂。這個手握重兵的人是帝國內最大的危險因素。為了大清的江山萬無一失，必須解決這個人，而要解決這個人，首先必須解除他的兵權。要解除他的兵權，就得撤藩。在康熙看來：

「『三藩』等蓄謀久，不早除之，將養癰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

剛剛二十歲的康熙說幹就幹，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撤藩的詔書送到了雲南。

對吳三桂來講，這確實是當頭一棒。雲南是他苦心經營準備留給子孫後代的。他為滿洲人打下了大半個中國，雲南這塊封地並非過厚的報酬。對此，吳三桂和順治之間有著某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可是現在，剛剛即位的康熙皇帝卻要剝奪他用半生的出生入死肝腦塗地換來的這點報酬，未免太讓他吳三桂難以接受。

兵權就是吳三桂的命根子。像吳三桂這樣的叛臣，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失去了道義的保障。他的所作所為，使正人君子憤懣已久。而且，在軍政上層生存了這麼多年，他結交了許多朋友，也不可避免地樹了許多敵手。一旦失去兵權，吳三桂的身家性命就會受到嚴重威脅。

朝裡多少人對他虎視眈眈！他之所以到處橫行無礙，處處迎來滿面春風，還不是因為兵權在握！朝廷催促撤藩的詔令一道接一道，面對年輕氣盛的康熙皇帝一步步殺機畢現的舉動，他好像別無選擇了。吳三桂沒想到康熙會這樣薄情寡義，愛新覺羅家族會這樣過河拆橋。「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看來竟是千古通義，歷朝歷代，概莫能外。可是，吳三桂實在不想再叛變了，叛變並不是他的專利。他原想在滿洲人的庇護下，安安穩穩地終此一生。

幾乎所有的史學家都把「三藩」叛亂的罪責歸於吳三桂，我卻願意為他開脫。如果不是康熙帝對吳三桂個人品質的深刻反感，不是其人的年輕氣盛以及超越祖業的雄心所驅動，叛亂本可以避免。如果康熙皇帝再老成一些，再等待幾年，等已經六十二歲的吳三桂壽終正寢之後再採取措施，本可用和平手段解決「三藩」問題，對中國歷史造成的震動會小得多。

事實是，在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九月撤藩詔下達之後，吳三桂經歷了長達兩個多月的猶豫彷徨。畢竟已經六十多歲了，吳三桂不再有當年「衝冠一怒為紅顏」的銳氣。明明大勢已去，一向頭腦清楚的他還在幻想皇帝能收回成命。可是，身邊的幕僚們卻比他清醒，他們日夜攛掇他起兵。

智囊方光琛的進言一針見血：「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飪由人矣！」

多年養尊處優的平西王，現在又一次落入焦躁痛苦的抉擇之中。他整夜失眠，動輒脾氣大發。轉眼到了歲末，宣詔的使臣又一次到了府中，平日溫文爾雅的吳王爺頭一次失去了自制。面對使臣的催問，開始還笑容可掬的他，竟一下子「赤頰大罵」起來，他指著欽差的鼻子吼道：

吾挈天下以與人，只此雲南是吾血掙。今汝貪污小奴，不容我住耶？！

起兵勢不可免了。只是，難道反叛竟是他的宿命？

六十二歲那年冬天的一個早晨，吳三桂又一次全身披掛。在練兵教場的鼓角齊鳴中，他縱馬疾馳，連發三箭皆中靶心。雖然已是花發滿巔，延陵將軍風采依然，還是那麼英武絕人！

吳三桂率領二十萬人馬又一次踏上了征程。一路上，風動塵生，殺氣襲人。

第一十五節 末路

起兵之初，形勢對吳三桂頗為有利。吳三桂手下的官兵都是百戰之銳，能征慣戰。在吳三桂的指揮下，他們很快就拿下了貴陽、長沙、岳州、成都、常德、衡州，一路克捷。所到之處，清軍望風披靡。

吳三桂又一次飲到了長江之水。他親臨常德指揮，陳重兵於長江南岸，擺出一副洶洶之勢。這時，吳軍士氣高漲，將領中有人主張立明朝後裔以收攬人心，有人主張疾行渡江全師北上，有人主張沿江東下，控扼江淮以絕南北糧道。可是吳三桂拒不表態。時間一天天過去，開始時勢如破竹的吳軍仍在長江南岸按兵不動。

吳三桂自有他的打算。他想通過這個舉動，向朝廷表明他並不是想真的反叛，他只是要保住自己應得的那份利益。他認為大軍的一路摧枯拉朽，足以嚇倒未經世事的小皇帝。他派人給朝廷送去奏章，請求停戰。同時，又轉托西藏的達賴喇嘛為他向朝廷「說情」，示以「裂土罷兵」之意。

他覺得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康熙皇帝沒有理由不妥協。

這個舉動暴露了吳三桂的目光短淺。這正是他這個精明的投機者和真正的歷史偉人之間的差別，也是注定他不能成大器的證明。他這樣的人，在歷史脈絡的縫隙間可以游刃有餘，卻缺乏引導歷史創造歷史的眼光和識度。武力有時可以決定一切，卻不是無懈可擊的論據。當他的努力和更多人的利益針鋒相對時，他的英勇、精明、識略都成了礁石上蒼白的泡沫。

康熙皇帝比吳三桂想像的堅強許多。他身上有著吳三桂所最缺乏的東西：原則性。他並不認同吳三桂的邏輯。就在吳三桂按兵不動的同時，他正在緊張地調動軍隊，動員種種力量。當他初步站穩腳跟，調整好整個帝國應對危機的姿態後，他對吳三桂做出了回答：將吳三桂留質在京的長子吳應熊、長孫吳世霖處死，其餘在京子孫免死，入宮為奴。

史書記載，當吳三桂聽到這個消息時，正在吃飯，「聞報，驚曰：『上少年乃能是耶！事決矣！』推食而起」。

至此，吳三桂的夢想才徹底破滅。他漸漸明白了自己的處境，一種不祥的預感籠罩了他的心頭，自己的一生有可能以徹徹底底的悲劇收場。

在歷史大情節中摸爬滾打了一生的吳三桂，在晚年發覺自己一生奮鬥的荒唐可笑。天下之大，竟然沒有一條留給他的路。自以為聰明一世，英雄一世，誰料竟是一直走在絕境的邊緣。家庭觀念極重的他在自己的愛子幼孫身上傾注了許多情感，垂暮之年的這一新的打擊，使他有些承受不了，「在人前不肯顯出，暗地裡哭，雲吃這一夥（指攛掇自己起兵的幕僚）虧了」。

退路已斷，吳軍只好再次發動攻勢。可是此時時機已失，清軍已作好了充分準備。形勢的力量畢竟大於人，吳三桂的大軍開始步履艱難了。在清兵以舉國之力奮力反撲之後，驍勇善戰的吳軍終於開始不斷品嚐失敗。戰局急轉直下，吳三桂一生中的最後一次賭博很快就失去了任何成功的希望。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起兵五年之後，六十七歲的吳三桂在絕境中痛苦死去。

三年之後，叛軍餘部被肅清。吳三桂的子孫後代被徹底殺光，包括襁褓中的嬰兒。

第一十六節 「誰識元戎事兩朝」

在吳三桂發動叛亂之前七年，洪承疇死了。臨死的時候，他已經失去了權力。也許正是這點，使他能夠壽終正寢。在悼詞中，清廷慷慨地送給他許多美好的詞彙，說他「應天順時，通達大義，輔佐本朝成一統太平之業，而其文亦標名竹帛，勒勳鼎彝」。

然而，到了清朝中葉，天下已經平定，朝廷開始大力宣揚「臣節」。這位「勒勳鼎彝」的勳臣終於被政府列入《貳臣傳》，昔日的贊詞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是對他背叛君親的嚴厲指責和鋒利嘲諷。洪承疇終於以嗜利偷生不顧君臣大義的罪名，被釘在了道德審判台上。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清朝最有福氣的大皇帝，康熙帝的孫子乾隆在出關祭祖的路途中，路過寧遠城。乾隆饒有興致地觀看了寧遠城中這兩座漂亮的石牌坊，這位愛作詩的皇帝又寫了一首「御制詩」：

燧謹寒更烽候朝，鳩工何暇尚逍遙。

若非華表留名姓，誰識元戎事兩朝？

第六章 血液裡的海水：鄭成功

第一節 台灣城的荷蘭人

南明永歷十五年（公元1661年）四月三十，星期六，佔領台灣已經三十七年的荷蘭人的生活和以往一樣平靜：赤嵌街商舖裡的荷蘭商人，正在一件件仔細檢視他們剛剛從高山族獵人那裡收購來的鹿皮，看看上面有沒有蟲蛀的痕跡。

幾名荷蘭牧師深入漢人聚居區，為新入教的漢人舉行洗禮；兩名荷蘭軍官在赤嵌城（荷稱普羅岷西亞城，今台南市）邊的樹林裡打獵，作為枯燥的日常生活的消遣。而已經在台灣住了十九年的荷蘭土地測量師菲力普·梅，「正在赤嵌的普羅岷西亞市鎮外面的中國醫院指示幾個中國水泥匠建造大門」。

天空和往常一樣蔚藍，大海水平如鏡。這個星期六看來將和過去三十七年中無數個週末一樣，平靜而乏味。

早上九點鐘，在台灣城（荷稱熱蘭遮城，今台南市西安平鎮）上抽著煙悠閒散步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駐台灣軍隊代司令雅科布·描難實叮不經意間，發現北方海面的天際線上出現了一個黑點。

按常規，今天不應該有任何船隻出現在這片海面。描難【文】實叮滿【人】懷狐疑地【書】拿起望【屋】遠鏡，鏡頭裡出現的情景，使他震驚得幾乎跌倒在城牆上：海面上出現的是龐大的船隊，長長的隊伍一眼看不到頭。在前面一艘戰船的船頭，張著一張巨大的絲製太陽傘，傘下，一位身穿白色戰袍的將軍，正手持望遠鏡，向描難實叮方向看來。

荷蘭人後來得知，這位白袍將軍，就是「國姓爺」鄭成功。

描難實叮命令士兵們升起警報旗。然後，他靠在城頭，恢復一下一時癱軟的身體，匆匆下城，組織荷蘭人準備迎敵。

第二節 鄭成功的計劃

作出與荷蘭人開戰的決定並不容易。

南明永歷十二年（公元1658年），鄭成功在與滿洲人的作戰中遭到慘敗。在大陸上，他控制的地域因而迅速縮小，唯金門、廈門等幾個沿海孤城尚在手中。這幾座單薄的孤城顯然無法支撐起鄭成功規模宏大的反清構想。

他的目光落到了台灣島上。

那個時候，從中國大陸望去，台灣島的形象模糊而神秘。在明朝人的印象裡，這個孤懸海外的巨島籠罩在有毒的瘴氣之中。曾經去過這個海島的人回來描述，除了斷齒紋身的野人之外，就是巨大兇猛的野獸，和望不到邊的亞熱帶原始叢莽。

基於這種認識，明朝政府從來沒有把這個巨島納入關注的視線以內，而是聽任「紅毛夷」——他們一直這樣稱呼荷蘭人——佔領。大明王朝那些短視的文官們幾乎一致認為，這個荒島沒有任何價值。

南明永歷十五年（公元1661年）一月，在一次秘密軍事會議上，鄭成功首次提出了收復台灣的計劃。

據鄭成功的部下回憶，參加會議的大部分部下並不同意鄭成功的提議。

他們強烈要求固守殘留在大陸上的老家，以伺機反撲。他們認為這片未開闢的草萊之地，「風水不可，水土多病」。即使得到了，也沒有多大用處。更何況船堅炮利的荷蘭人在台灣經營了數十年，「炮台利害，水路險惡」。

漢人向來不喜歡大海。他們熱愛大陸，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祖墳、親友和家產都在大陸，更是因為這裡也是他們熟悉的文化之邦。在他們看來，海洋是窮途末路，是陌生的充滿險惡的所在，是永遠排在最後的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有人引證歷史，預言離開大陸必然會遭遇滅頂之災。

確實，宋元以來，大海都是殘餘政權的不祥的葬身之地。在蒙古人的緊緊追趕之下，南宋君臣走投無路，不得不逃入海中，最終全軍覆沒。陸秀夫背負著年僅七歲的南宋少帝，投海自盡，用留在海面上的漩渦給南宋王朝畫上了一個倉促的句號。元末群雄紛爭，浙江割據者方國珍不敵朱元璋，選擇了率眾入海這一絕路，在朱元璋的窮追之下，戰船、輜重和部下損失殆盡，最終也不得不屈膝投降。

鄭成功卻並不這樣認為。他對部下說，海洋充滿危險，也充滿機會。

「草萊未辟」，意味著艱苦，也意味著巨大的潛力。在鄭成功眼裡，台灣將是他東山再起的後盾，是他繼續反清大業的堅強堡壘，他對部下這樣分析台灣的優勢：

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造船製器，吾民鱗集，所優為者。近為紅夷佔據，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台灣，以為根本之地，安頓將領家眷，然後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並可生聚教訓也。（[清]楊英《先王實錄》）至於「船堅炮利」的荷蘭人，鄭成功說，他們畢竟也是凡人。如果這些荷蘭步槍手們嘗嘗中國弓箭的滋味，他們也許就不會那麼驕橫了。

第三節 海盜鄭芝龍

相比這些將軍們，鄭成功更熟悉海洋，也更熟悉荷蘭人。

遍數中華近代以前的民族英雄，誰也沒有鄭成功這樣複雜的「海外關係」。這從以下這個事實就可以充分證明：鄭成功的父親，有一個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斯巴德」，這是他的天主教教名；他本名鄭芝龍，通葡萄牙語、荷蘭語和日語。據說，他把一個女兒嫁給了生活在澳門的外國人，因此，鄭成功有一個葡萄牙姐夫。鄭成功本人則是有一半日本人血統，七歲以前，在異國長大。

這個家族是蔣介石家族出現前最為西化的中國政治家家族。鄭芝龍和鄭成功兩代，都和天主教神父來往密切。在荷蘭海牙的博物館中，保留著一封鄭成功寫給荷蘭人的信，信的內容是請荷蘭醫生菲力普·海爾曼斯去為他看病。因為這個大夫十年前就曾給他的父親鄭芝龍看過病，深得鄭氏家族的信任。

這個家族之所以有如此廣泛的國際背景，起因於鄭芝龍是東亞海洋上最有名的「海盜」。

第四節 中日混血兒

台灣海峽對面的福建省，曾以偷渡和走私而聞名。實際上，這兩項活動在這個省份是有深厚傳統的。起碼從明朝初年起，福建沿海就活動著為數眾多的海盜。

雖然大元帝國是一個世界性帝國，以發達的海外貿易而聞名於世，然而，後來者朱元璋卻對外面的世界絲毫不感興趣。朱元璋對曾給中國帶來巨大財富的海外貿易充滿恐懼，怕這種活動會給他的帝國帶來不安定因素。因此，他不但禁絕了海外貿易，甚至禁止漁民下海捕魚，把海島上的居民悉數內遷，「以三日為限，後者死」。

宋元以來，東南沿海人民久已習慣以經營海外貿易為生，福建人曾因此享有帝國最高水平的生活。禁海令一下，生機勃勃的沿海經濟遭遇到毀滅性打擊。閩人歷來敢於冒險，他們不甘坐以待斃，於是，或者偷渡異國，開闢新邦，或者持械為盜，縱橫海上，或者進行走私，萬里遠航。「向外自謀發展的動力於焉形成，越到後來越成為滾滾洪流，並結成足以與朝廷相抗衡的龐大的民間武裝勢力。」（湯錦台著《大航海時代的台灣》）那個時代，「海盜」和「商人」的界限是如此模糊不清。他們「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盜」（[明]謝傑著《虔台倭纂》）。一旦有通商的可能，海盜們就會捲起骷髏旗，把刀槍藏到甲板下面，堆起滿面笑容，和和氣氣地賺錢。只有實在走投無路時，才靠搶劫度日。而一個規規矩矩的商人想要經營遠洋貿易，他會發現他必須得武裝成半個海盜。因為遠洋通商實際上就是武裝走私，東亞的這片海上，危機重重，沒有武力做後盾，他的船隊隨時可能葬身大海。

海上的競爭如此激烈，是因為當日的海上貿易，利潤實在驚人。以當時貿易的大宗生絲為例，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城日誌》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四月六日條載：「生絲（從前一擔賣八十兩，其後賣至八十五或九十至九十五兩，是很高的價格）現在中國躍至一百十五兩，日本人去年以二百六十兩買進。」

一般估計，當日海上大宗輸日商品——生絲，其利潤率為140%，牛尾藥的利潤率最高，達450%以上，錦緞獲利最低，也有90%。據此分析，當時海上貿易，利潤率約為150%。所以，如果有機會正常貿易，做商人遠比做海盜收益更豐。

在那個時代，海盜，或者說遠洋貿易商，幾乎是福建省內所有有野心、有魄力的男性的首選職業。

鄭芝龍是福建南安人。從地圖上，可以看到這個地方離海不遠。史載，這個小官吏的兒子「性情逸蕩，不喜讀書，有膂力，好拳棒」，生就一副江湖性格。受這個地區闖蕩海外傳統的影響，年僅十八歲時，鄭芝龍即離家出走，浪跡於澳門、日本、菲律賓。由於長期在外，他精通葡萄牙語、荷蘭語和日語，做過鞋匠、廚子和專職翻譯，並且成了天主教徒。

混跡日本期間，鄭芝龍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為妻。鄭成功因此成為中日混血兒。

因為狡猾豪雄，鄭芝龍混跡海上十餘年，成為東南海面上令人聞風喪膽的海盜頭目，兼東南沿海最大的國際貿易商。他擁有上百隻大商船，還擁有數萬人的私人武裝，其他經營海外貿易的中國人都得向他交保護費。

與鄭芝龍一樣，以東印度公司為名組織起來的荷蘭商人也兼做海盜，他們與鄭芝龍來往密切。雖然來自不同的兩個半球，海盜的本性卻是相通的：

嗜血，貪婪，不講信義，沒有道德底線。有時，鄭芝龍頭一天還在歡宴時教荷蘭人中國式划拳，第二天卻會劫了一條荷蘭船，掃蕩了財物後，把它偷偷鑿沉海底。而荷蘭人身上同樣也散發著濃烈的叢林動物的味道。

德國史學家衛特在《台灣之歷史》中說：「他（鄭芝龍）和台灣的荷蘭人關係似乎和睦。但在1620年代之末，（鄭）到Zeelandia（台灣）作友好的訪問時，被皮特·納依茨詭詐地拘捕，不得不以二十條金條贖回。然而如同俗語所說的下流人容易打架，也容易和好，共同的商業利益又使他們結合。」

第五節 「勿以紅毛火炮為畏」

出生在這樣的「海盜」之家，鄭成功當然對遠東海域的各種勢力都瞭如指掌。因此，他知道荷蘭人確實不是那麼好對付。

即將展開的鄭荷之戰，是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和西方的第一次大規模海上碰撞。

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一百八十來年前，中國和西方的武器裝備差距就已經十分巨大。荷蘭軍隊已經進入熱兵器時代，而中國軍隊還處於冷兵器時代。

一切情形，與鴉片戰爭時是那樣相仿。連大臣們向明朝皇帝匯報荷蘭人情況的報告，讀起來都容易讓人誤以為是鴉片戰爭時的文件。福建巡撫鄒維璉在向皇帝匯報荷軍情形時，這樣說：

紅毛一番遠去中國四萬里，晨昏晝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長鼻，赤須朱發，其性賊虐，尚仇殺，諸夷畏之。其舟長五十丈，橫廣六七丈，名曰夾板，內有三層，皆置大銃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數十里，人船當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長技有如此者。

明末時期，海上霸主的地位還沒有輪到英國，而是被荷蘭牢牢佔據。當時的荷蘭軍隊以武器精良而聞名全球，當時中國人稱荷蘭軍艦為「鐵艦」、「夾板船」。用鄭軍的話說：「夾板船隻高大，兩邊遮蓋堅固，火炮利害。」（[清]江日昇著《台灣外紀》）這些荷蘭戰艦吃水、載重、船上裝載的火炮數量，都大大超過鄭軍所有的木製帆船。

在當時的台灣海面上，停泊著荷蘭戰艦「赫克托」、「斯·格拉弗蘭」和「威因克」、「馬利亞」以及多艘小艇。此外，荷蘭人還在台南海岸修建了一系列堅固的城堡和炮台，上面安裝了威力巨大的臼炮和大炮。普通荷蘭士兵則擁有先進的步槍、短手槍、榴彈，甚至還有瞄準器。

而鄭成功的軍隊基本上是用弓箭、關刀、刺戟武裝起來的。荷蘭人說：

「敵兵使用各種各樣的武器。有的把弓箭掛在背上，有的左手持盾，右手執劍，不少兵士雙手拿著裝在長柄上的大刀。」鄭成功也擁有一些熱兵器，不過中國熱兵器停留在初起階段，製作十分粗糙。「國姓爺擁有大量的火藥和重炮。雖然中國人比歐洲人早好多年就知道了製造火藥和鑄造大炮的方法，但其威力無論如何趕不上荷蘭的產品。」（[荷蘭]揆一著《被忽視的福摩薩》）因此，鄭成功知道，他將要面對的敵人，遠非手持弓箭的滿洲人可比。

所以，在確知台灣島上的荷蘭人只有一千餘的情況下，他還是調集了兩萬多名軍人，跨海遠征。南明永歷十五年（公元1661年）三月初一，鄭成功在廈門祭江，禱告上蒼：

本藩矢志恢復，切念中興……故冒波濤，欲辟不服之區，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為貪戀海外，苟延安樂。自當竭誠禱告皇天，並達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師。

他號召部下不要害怕荷蘭人的炮火，並保證，自己將身先士卒，向大家證明荷蘭人並非不可戰勝。

爾從征諸提、鎮、營將，勿以紅毛火炮為疑畏，當遙觀本藩首所向，銜尾而進。

作為後世的歷史閱讀者，讀到鄭成功這段慷慨激昂的講話時，心裡替他捏著一把汗。因為，人數並不是戰爭勝利的保證。歷史的線頭，有時重疊交纏，歧徑紛紜。許多我們認為的第一次，其實不過是歷史的重複。

在鴉片戰爭中，清王朝擁有的常備軍達二百多萬，直接調集與英國人作戰的有十多萬大軍，而英國遠征軍人數最多的不過二萬。然而，「英軍已處於初步發展的火器時代，而清軍仍處於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人數多寡及武器裝備的對比，與鄭荷之戰驚人的相似。結果卻是數萬大軍都作為英國人的炮灰，大清王朝一敗塗地。

第六節 不怕死的中國士兵

聽到有敵軍來襲的消息，正在修醫院大門的土地測量師菲力普·梅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計，和大部分荷蘭人一樣，登上普羅岷西亞城堡，向海裡張望。他看見，在北方海上，「戎克船很多，匆忙之間無法計算數量」。

而《被忽視的福摩薩》提供了更為詳盡的數字：「幾百隻戰船在熱蘭遮城可以望見的福摩薩海面出現，船上載有約二萬五千名兵士。」

戰爭雙方從數量上來說是不成比例的。荷蘭人後來說：「（熱蘭遮）城堡內約有一千一百人。」（《被忽視的福摩薩》）而普羅岷西亞城堡裡的武裝人員不到二百人。從人數上來說，鄭軍是荷軍的近二十倍。

雖然人數對比懸殊，但荷蘭人並沒有絕望。因為在他們眼裡，中國人並沒有什麼戰鬥力。長久以來，荷蘭人對中國人懷有深深的蔑視。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曾經跟隨荷蘭船隊在中國沿海參與搶劫的荷蘭人威廉·龐德古寫成了風行一時的《難忘的東印度旅行》，裡面記載了對中國人的觀感。

他說：「中國人很少聽到過槍聲，據說一聽到槍聲就嚇得要命。」他們在中國沿海燒殺搶掠，卻很少遇到有效的抵抗。在荷蘭船的甲板上，擠滿了被俘獲的中國人，龐德古說：「每當我走上甲板時，這些中國人馬上讓出一條路來，並且合掌跪在兩旁，真像綿羊一般的馴服。」

在統治台灣的三十多年中，荷蘭人也一再確認了中國人的馴服和懦弱。

《荷蘭人侵佔下的台灣》（甘為霖編譯）載，荷蘭人每年向生活在台灣經營海外貿易的中國漢族人收取關稅，「獲得了不少利益」。雖然人數近十萬，居台已百年，這些中國人卻視後來的一千多名荷蘭人為合法的統治者，甘心繳納這不合理的稅賦。

然而，同樣居住在這裡的日本人卻拒不繳納。「日本人強烈反對繳納關稅，借口他們比東印度公司的人們早來此地六年，所以該地最先是他們所佔有的。」因為這一爭執，日本人和荷蘭人之間爆發了長時期的互不妥協的對抗。

在三十餘年的統治中，以上事實奠定了荷蘭人對中國人的心理優勢。因此，當鄭成功軍隊登上台灣島時，他們還有心情以獵奇的心態來觀察這只陌生的軍隊。站在普羅岷西亞城頭的梅發現，鄭軍的軍容很整齊：

「敵軍全副武裝，士氣高昂地從位於新港車路帝的農園，越過高地，擊鼓吹管，行軍而來，其中有幾個騎馬的。他們的軍隊有數不完的漂亮絲質旗幟幡旒（li□），頭戴光亮的頭盔，手握大刀，迅速沿Inding的路，經過Hagenaer森林，來到海邊的小森林，在普羅岷西亞北邊，公司的庭園小溪後面紮營，在那裡搭起上千個白色帳篷，時間是下午一點半。」

安營紮寨之後，鄭軍向普羅岷西亞城發動了第一次攻擊。梅說：「有一千人以上的武裝敵人從城堡北邊的馬廄，舉著飛揚的旌旗，其中有些人騎著馬沿著海岸，經過高丘的下面飛奔而來，好像就要打進城堡裡面來。」

冷熱武器的巨大差距此刻顯現出來：「但是當他們來到五六竿的距離時，我們向他們發射步槍，射了一兩發炮彈，他們損失了幾個人之後就退回去了。」「敵人從海邊的高丘後面繼續向我們射箭，射了很久，箭如雨下，但未造成顯著的傷害，只有兩名士兵受傷。」

步槍對弓箭的巨大優勢，有效地彌補了人數上的劣勢。不過荷蘭人還是注意到了這些中國人與以往他們見到的中國人的明顯不同，那就是驚人的勇敢。一直站在城上的梅記載說：

「他們有一個人受傷臥在城堡前面，無法救離那裡，雖然他身上已經被射中幾顆子彈，躺在地上，他不肯投降，還向城堡上的人射了十九或者二十枝箭，直到我們的黑人青年，用一枝他射過來的箭射中他的臀部，他才搖晃地跌向另一邊，用手腳爬離我們的視線。」

這個不怕死的中國士兵，給普羅岷西亞城裡的所有荷蘭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七節 沉沒的「赫克托」號

第二天，也就是南明永歷十五年（公元1661年）五月初一，鄭荷軍隊在海上和陸上同時爆發了激戰。

《被忽視的福摩薩》載，五月初一的一早，荷軍貝德爾上尉因為兒子被中國人擊傷，憤然要求帶兵出擊中國人。貝德爾上尉決心，讓這些膽大妄為的中國人嘗嘗荷蘭軍人的厲害，「號召兵士們勇敢作戰，不要害怕中國人，說他能領導大家獲得勝利。他自信必能獲勝，其樂觀的態度鼓舞了士兵。他們相信中國人受不了火藥的氣味和槍炮的聲音，只要放一陣排槍，打中其中幾個人，他們便會嚇得四散逃跑，全部瓦解」。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台灣總督」揆一回憶說，貝德爾的想法不無根據。

「1625年的確有過這樣的事情，當時我方二三百名戰士竟能壓倒大約七八千名武裝的中國人，把他們擊潰。從此以後，在福摩薩的中國人就被荷蘭人看作不堪一擊，以為他們都是文弱怯懦，不能打仗的。據荷蘭人估計，二十五個中國人合在一起還抵不上一個荷蘭兵。他們對整個中國民族都是這樣的看法：不分農民和士兵，只要是中國人，沒有一個不是膽小和不耐久戰的，這已經成為我方戰士不可推翻的結論。」

因為對自身戰鬥力有這樣的自信，所以，貝德爾上尉率領荷蘭軍隊出城之後，面對四千名中國士兵，也毫不膽怯。「荷蘭軍隊以十二人為一排，勇敢地前進，靠近敵人時，連放了三排槍。敵人也不示弱，箭如驟雨，連天空似乎都昏暗起來。雙方都有死傷，而中國人並不像預期的那樣準備逃跑。」

荷蘭人大驚失色。他們發現這些中國人遠比他們勇敢，和他們以前認識的中國人幾乎不是一個物種。「這些（中國）士兵低頭彎腰，躲在盾牌後面，不顧死活地衝入敵陣，十分兇猛而大膽，彷彿每個人家裡還另外存放著一個身體似的。儘管許多人被打死，他們還是不停地前進，從不猶豫，而只是像瘋狗似的向前猛衝，甚至不回頭看一看自己的戰友有沒有跟上來。」

「現在，他們（荷蘭人）才知道過去過於輕敵，以致根本沒有想到會遭到這樣的抵抗。如果說戰鬥前他們是英勇無畏，想要倣傚吉迪翁（古以色列的英雄）的行徑，那麼他們的勇氣則完全為恐懼所代替，許多人甚至還沒有向敵人開火便把槍丟掉了。他們抱頭鼠竄，落荒而逃，可恥地遺棄了他們英勇的隊長和同胞。」「中國人乘勢猛攻，見人便砍，毫不留情，直到上尉及其部下一百一十八人全部戰死。」

甚至海戰，荷蘭人也是一敗塗地。荷方主動進攻，試圖在海上一決勝負。荷蘭人記載說：「敵方大型帆船約六十艘，各裝有兩門大炮，駛離艦隊前來迎戰。我方船隻首先開炮，炮聲如雷。於是，海戰開始了。最大和最重的赫克托號駛在前面，作戰頗為順利。它一駛過去就用大炮擊穿了許多逼近的敵船，有一二艘敵船很快地沉下去。」

看上去，荷蘭海軍如同一百八十年後鴉片戰爭中的海軍一樣，將輕易蕩平海面。然而，鄭成功的軍隊卻不是那麼容易屈服的。「但是勇敢的敵軍並不因此而退卻。在戰鬥狂熱中，有五六艘最勇敢的帆船從各個方向向赫克托號圍攻。」在混戰之中，「赫克托號不幸因船上火藥爆炸而沉沒，船上的貨物和兵士全部同歸於盡」。其他軍艦慌忙逃走，荷海軍首戰告負。

第八節 「國姓爺」

鄭軍的血性，有一半是來自於鄭成功本人的血性。

史稱鄭成功「果敢剛毅，傳之自母」。鄭成功的這位日本母親，有膽有識，性情剛烈。在後來鄭芝龍望風而降之日，田川氏拒不同行。清軍攻入安平，鄭家族人紛紛逃走，田川氏「手持劍不肯去」，清軍入門之際，這個日本女人「毅然拔劍割肚而死」。

可以想見，這樣一位母親對鄭成功會產生多麼大的影響。這個日本女人家教甚嚴，特別對鄭成功道德品質的成長頗為關切。「他接受了母親田川氏的日本式教育，也接受了父親鄭芝龍離開日本之前給他安排的日本武士花房的武士道教育和『二刀流』（日本武聖宮本武藏所創）劍術。」

鄭芝龍後來投降了明朝政府，成為一名海軍高級軍官，兼富貴和榮華而有之。他繼續半公開地經營他的商業帝國，同時從日本接回了七歲的鄭成功。鄭芝龍對這個長子非常重視，為他提供了普通人家無法企及的教育條件。

鄭成功的天姿原本非常突出，經過文武兩方面系統的教育，這個少年身上的不凡氣象吸引了周圍人的眼光。許多人預言這個少年人前途遠大。

鄭芝龍的朋友王觀光一見鄭成功，就對鄭芝龍說：「此子英物，非爾所能及也。」叔叔鄭鴻逵也屢屢摸著鄭成功的頭說：「此吾家千里駒也。」

史載，讀書期間的鄭成功文武兼備。「制藝之外，則舞劍馳射，楚辭章句，特餘事耳。」這個軍閥的世子長成了一個玉樹臨風的美男子。黃宗羲稱他「丰采掩映，奕奕曜人」。

二十二歲入南京國子監，文壇領袖錢謙益一見而喜，稱他的文章：

「聲調清越，不染俗氣。少年得此，誠天才也。」「偉其器，因給別字『大木』。」

優越的家境、天賦的傑出才華和一帆風順的成長經歷，培養了鄭成功強烈的自信心、優越感和貴族氣。在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的過程中，他「性喜春秋，兼愛孫吳」，偏愛讀春秋故事，欣賞春秋人物那種豪邁坦蕩、敢作敢為、一諾千金、輕生重義的英雄氣質，崇拜孫子、吳起這些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憑借超人膽智改變帝國前途命運的英雄人物。「少年心事當擎雲。」

母親的剛烈性格遺傳和傳統儒家教育的理想人格設計，使青年鄭成功對自己的人生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期待。雖然文筆瀟灑，書法出眾，他卻從來不以一個書生自期。->小說下栽+wＲshＵ。ＣoＭ<-面對明末以來紛亂的世態，鄭成功有一種將在這個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直覺。

南明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鄭芝龍把二十一歲的鄭成功引見給隆武帝。隆武帝見他風度翩然，一表人才，對答如流，英氣四射，大喜。「撫森背曰：『恨朕無女妻卿。』遂賜姓，兼賜名『成功』」，「以駙馬體統行事」。

清軍南下，母親為清軍所逼，剖腹自殺，鄭成功聞訊，痛不欲生，匆匆趕回安平，料理了母親後事，用黃金鑄造了一尊田川氏坐像，朝夕禮拜。

同日，「攜所著衣巾，焚於南安文廟，仰天欷噓，曰：『昔為孺子，今為孤臣。謹謝儒服，唯先師昭鑒！』再拜而去。與所善陳輝、洪旭等九十餘人，收兵南澳，得數千人」。

從此，鄭成功「以隻身而奉故朔，海島群雄，拱手聽其約束；五省移徙，避其鋒銳。且當敗軍喘息，又能鎮定強戰。繼而，開闢海外乾坤」。他一生「處無可如何之境，得未曾有之局，以其螳臂之勢，縱橫大敵，逐紅夷於海上，闢地千里，為有明碩果之僅存」。終其一生，鄭成功「明知不可而為之」，在令人沮喪的明末歷史留下了英雄主義的一章。

第九節 有彈性的剛烈

鄭軍令人驚恐的戰鬥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海盜遺風，二是鄭成功的個人風格。

在嚴密的專制統治之下，敢於蹈險出海之人，都是一些血液沸點較低的熱血男兒。而逃亡海上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又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野性和血性。這些海盜們，專靠勇氣作為吃飯的資本。在鄭芝龍降清之初，他們一時群龍無首。鄭成功一樹義旗，他們又呼嘯而至，聚集在少帥旗幟之下。

鄭成功天性英邁果決，嫉惡如仇。他知道，收服這些散漫慣了的海盜，非嚴明的紀律不可。因此，鄭成功軍令如山，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南明永歷二年（公元1648年）十月，清軍襲擊廈門。當時負責廈門守備的三叔鄭芝鵬在慌亂中，「席捲珍寶，棄城下船」，引起「島中騰沸」。

戰後，鄭成功大會群臣，以「貪財怕死」，「臨陣逃脫」，斬親叔鄭芝鵬之首，並令將其首級懸街示眾三日。鄭成功治軍不講情面，往往如此。

在戰鬥中，鄭成功經常親身督戰，身先士卒，視死如歸。南明永歷七年（公元1653年），清軍圍攻海澄。鄭成功為鼓舞將士，從廈門親臨海澄，登上炮台督戰。清兵炮火齊發，部將拚命將鄭成功拉下炮台，鄭成功剛剛離開，清軍的炮彈正好落在鄭成功的座位上，「座位被擊粉碎」。像這樣九死一生的事例，在鄭成功的軍事生涯中數不勝數。

鄭成功崇尚忠義節氣，在明末實用主義瀰漫的社會氛圍之下，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不因眼前利益犧牲道德原則。

南明永歷六年（公元1652年）長泰之戰，清總督陳錦率兵作戰失敗，羞慚之下，痛打其奴庫成棟洩憤。庫成棟懷恨在心，將他刺死，割其首級投降於鄭營。次日，鄭成功會集文武，下令把庫成棟捆起來，對他說：「你殺主求榮，是無恥之徒，本藩絕不用你這種不義的人。」雖然諸將也以庫成棟投誠，有功無罪，為他求情，但鄭成功仍下令斬首示眾。

他尊敬真正的軍人。在後來的鄭荷之戰中，荷蘭人記載，有一個荷蘭士兵在鄭成功軍前表現出了不凡的勇敢：「馬摔倒了，敵人（鄭軍）追到時，他仍奮勇抵抗，手持卡賓槍拚命射擊，直到因傷勢過重而死去。國姓爺知道後，認為他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下令厚葬，全軍放禮炮致敬。」

這種視榮譽重於生命的理想主義，正是明末的中國人所極為缺乏的品質。春秋以降，在日益嚴密的專制權力的不斷挫辱下，中國人日益軟熟圓滑，英雄氣質不斷從這個民族體內消散，實用主義越來越向著苟且、醜陋的方向發展。

「生命尊嚴」和「生命質量」已經成為不可兼得的魚與熊掌，一些人徹底放棄生命的優雅，選擇了生存重於一切的動物化生存。另一些人雖然不想放棄道義責任，但被專制教育侵蝕得單薄僵硬的生命，不足以承擔「英雄主義」的理想，「英雄主義」在他們那裡已經異化成那些手無縛雞之力、迂腐教條的書生們「平時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的可笑表演。

只有鄭成功重新接續起了春秋傳統，把「榮譽」放在了「生命」之前。

然而，鄭成功的英雄主義卻不是建立在「拼一死以成名」的簡單人格設計之上。「果敢剛毅，傳之自母」這個史評之前，還有一句「權謀術數受之於父」。畢竟，他是成長在一個軍閥之家，從小讀兵書長大。父親的精明、現實，在耳濡目染之中漸漸溶入他的血液。

從二十二歲起，鄭芝龍就有意識地安排他親歷戎行，參與了許多軍事指揮活動，使他得以遍知人之情偽。所以，鄭成功的剛烈是一種有彈性的剛烈，鄭成功的理想主義是以現實主義為兩翼的理想主義。他既有血氣，又有操作的能力。這就注定他不會像黃道周、瞿式耜（si）那樣能言不能行，只能做歷史上空一道短暫的流星，鄭成功會留下重重的一筆。

第一十節 「我來到的地方，我就一定征服」

中國史書崇尚簡約。那些鮮活的、包含著大量複雜信息的細節都被史家刪節淨盡，只留下嚴格符合英雄定義的幾則條目。

我們得感謝荷蘭人。是他們為我們留下了關於鄭成功的幾筆生動描寫，使這個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民族英雄得以避免被臉譜化的命運。

經受慘敗之後，熱蘭遮城荷蘭「總督」揆一派出了兩名代表前來與鄭成功接觸。兩名代表詳細匯報了與鄭成功接觸的經過，這一匯報被載入《被忽視的福摩薩》。在其中，我們得以領略西方人眼中的鄭成功的神情風采。

兩名代表被領進大帳。他們小心翼翼地詢問鄭成功，為什麼對台灣突然發動襲擊。

荷蘭人描述說：「那個潛伏進來的海盜，不再問任何問題，就揚起眉毛，僵起下顎，很驕傲地說，他來，是為了索取福摩薩島，及島上建造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城堡，武力奪取或者志願交付。因為福摩薩島靠近對岸的漳州，所以是屬於他的。」

兩名荷蘭人說，鄭成功要荷蘭人立刻投降，否則，就要在他們面前下令，立刻攻擊普羅岷西亞城堡：「他揮手指指他的軍隊，指指普羅岷西亞城堡，很狂傲地說出褻瀆神靈的話（哦，真可怕！）：『我能夠用我的力量把天地翻轉過來，我來到的地方，我就一定征服。你們已經看到，昨天你們的大船已經被我的戎克船燒燬了，隊長Pedel及所有他的士兵也在北線尾被殺死了……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荷蘭人，要避免用你們微小的兵力來對抗我強大的軍隊。』」

確實，五月初一的戰鬥摧毀了普羅岷西亞城堡內荷蘭人的信心。這個城堡內所有能作戰的人不足二百，在鄭軍的包圍下，飲水和食物供應都遇到了極大困難。經揆一同意，他們打算與鄭成功進行談判投降事宜。

荷蘭土地測量師菲力普·梅被任命與另一位測量師赫爾曼一起，作為談判特使去拜見鄭成功。梅後來僥倖活著回到了荷蘭，並且把他與鄭成功談判的過程記入了梅氏日記。

中國史書和其他資料中，關於鄭成功容貌舉止的記載極少，且歧義紛紜。有的畫像上，鄭成功濃眉重目，威武雄健，有的畫像則顯示鄭成功淡眉細目，狀如儒者。有的記載說鄭成功身材很高，在別的記載則說身高不及中人，弄得連後來塑鄭成功像時都不知如何取捨。

幸虧，梅氏留下了這本日記，使我們得以幸運地通過它，穿越三百四十年的光陰，直接觀察這位名垂史冊的軍人的音容笑貌。

五月初四上午，兩名土地測量師被領到了鄭成功的大帳之前。

梅回憶說：

「國姓爺坐在帳幕正中央的一張桌子後面。桌子上鋪著刺繡得很貴重的桌巾。他身穿一件未漂白的麻紗長袍，頭戴一頂褐色尖角帽，式樣像便帽，帽簷約有一個拇指寬，上頭飾有一個小金片，在那小金片上掛著一根白色的羽毛……」

「我猜他年約四十歲，皮膚略白，面目端正，眼睛又大又黑，那對眼睛很少有靜止的時候，不斷到處閃視。嘴巴常常張開，嘴裡有四五顆很長、磨得圓圓、間隔大大的牙齒。鬍子不多，長及胸部。他說話的聲音非常嚴厲，咆哮又激昂，說話時動作古怪……中等身材，有一條腿略為笨重，右手拇指戴著一個大的骨制指環，用以拉弓。」

「叛徒何斌將那封信遞交給他。他拆看那封信，讀完信後，先對自己吆喝，然後對我、何斌，以及站在他旁邊的那些顯貴官員們吆喝。最後經由何斌告訴我說，看起來上天還是憐憫我們的……（國姓爺）不但要讓我們活著，還要同意那些條款所說的內容……只拒絕我們一件事，就是不許前往大員（熱蘭遮城）。」

經過反覆談判，雙方達成協議：普羅岷西亞城堡中的軍人放下武器，走出城堡，可以居住在附近的市鎮，但不得去熱蘭遮城與其他荷蘭人匯合。

這樣，鄭成功就可以專心對付有一千一百人據守的熱蘭遮城了。

第一十一節 明亮的少年

在另一篇日記裡，梅記載了鄭成功特意在他面前炫耀武藝的情形：

「他於是上了馬，叫我跟著去。我們來到海邊平坦的地方，他的一個隨從就拿三根約二尺高的短棍，每一根頂端都有一個小圓環，小圓環上貼著一個銀幣大小的紅紙當箭靶。三根棍子在海邊插成一排，互相間隔十竿。國姓爺遂插三支箭在他的腰帶後面，騎到約五十到六十竿的地方，然後盡馬所能的最快速度，疾馳而來，拔一枝箭射中第一根棍子的箭靶，第二枝射中第二根的，第三根射中第三根的……一路跑來都維持同一個速度，既沒有停下來，也沒有減速。」

「這樣連續騎射兩回之後他就下馬，走到我的旁邊，問我：看清楚了沒有？能不能也一樣騎射？我推辭說，不能，因為我從來沒有拿過弓箭，我們是練習射槍的；不過，在我們貴族當中是有類似的娛樂……」

通過荷蘭人繪聲繪色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鄭成功具有明顯的膽汁質性格特徵，外向、活躍、急躁。他言語直率，鋒芒畢露，作風張揚，為人狂傲。

也許荷蘭人的筆端，難免帶有敵人先入為主的情緒化傾向。不過，中國人的記載同樣驗證了鄭成功的個性。中國史學家評價鄭成功時，往往有這樣的語言：「英邁果斷有餘，而豁達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衝動發怒」，「失在激訐」，「易以意氣用事，喜得獨佔之功」。通過這些評價，我們可以確知，在中國史學家眼裡，鄭成功「不成熟」、「急躁」、「衝動」、「不沉穩」。

確實，有許多史實可以證明這些結論。比如，他嫉惡過甚，執法過嚴，部屬有小過亦不能寬免，常因小事而暴跳如雷。自南明永歷二年（公元年）至南明永歷十五年（公元1661年），十三年間，被他誅殺的將吏，有姓名可考者七十五員，導致許多將領忍受不了他的嚴刑峻法，紛紛投奔清人。

後來替清軍收復台灣的施琅，即是其中之一。

鄭成功的個性與中國人傳統的英雄形象不完全吻合。在我們眼裡，一個真正的大英雄應該富於城府，深不可測，喜怒不形於色。

在為鄭成功的不完美惋惜的同時，我看重的卻是這一所謂性格弱點的另一面。鄭成功擁有中國人嚴重缺乏的可貴性格品質：少年性。

西方文化以積極和欣賞的心態來看待「少年」，少年意味著活力和創造力。西方人認為，必須讓年輕人自己去闖蕩世界，即使做出一些不負責任的事也不要緊，因為這正是少年的特權。

中國人則對少年人的活力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三十歲以前的人，在中國人看來，「血氣未定」，屬於「嘴上無毛，辦事不牢」。非得四五十歲了，火氣漸消，血性全無，才讓人感覺安全可靠，才可以當領導，辦大事。在傳統社會裡，「少年老成」是對一個人最高的褒揚。「老練」、「老實」、「老辣」、「老馬識途」、「老驥伏櫪」、「老蚌生珠」，在中文詞典裡，與「老」有關的詞彙幾乎都是褒義的。

《禮記·曲禮》說，孝就要「不登高，不臨深」，「父母在，不遠遊」，中國傳統家庭教育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取消一個孩子的冒險衝動和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如此，一個人當然就不會有自己的見解、思想和個性，當然就更不會有任何逆反心理。這樣才能把每一代新成長起來的人的熱情、火氣、稜角磨去，把他們納入一成不變的生活軌跡，以維持千年不變的超穩定生活結構。

所以，中國文化缺乏朝氣。「天真」、「熱烈」、「理想主義」是中國文化中的缺色。中國文化是以發黃的故紙、深沉的紫檀色、缺乏個性的繡著團花的醬色衣服為底色，灰暗模糊，缺乏亮麗明快。

只有鄭成功，這個異國出生的海盜之子，性格中一直燃燒著明亮的「少年性」。因此，當清軍南下之時，他才會作出與父親截然不同的選擇。

第一十二節 父與子

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二月，清軍大舉南征，兵鋒直指鄭芝龍的勢力範圍福建。清軍南進途中，鄭芝龍就已開始與之密使洽談投降事宜。為了表達自己的誠意，鄭芝龍密令自己的部下放棄天險，自動撤退，並且留下糧草，以備清軍使用。

二十二歲的鄭成功對父親的行為深為不安。他與父親展開了一次長談。

《台灣外紀》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成功勸曰：「……以兒細度，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高恃險，設伏以御，雖有百萬，恐一旦亦難飛過。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餉。然後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

龍曰：「稚子妄談，不知天時時勢。夫以天塹之隔，四鎮雄兵且不能拒，何況偏安一隅。倘畫虎不成，豈不類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見者大概，未曾細料機宜，天時地利，有不同耳。清兵馬雖盛，亦不能長驅而進。我朝委系無人，文臣弄權，一旦冰裂瓦解，釀成煤山之慘。故得其天時，排闥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統。迨至南都，非長江失恃，細察其故，君實非戡亂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飲恨，天塹難憑也。吾父若借其崎嶇，扼其險要，則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龍曰：「識時務為俊傑。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禮我。苟與爭鋒，一旦失利，搖尾乞憐，那時追悔莫及。豎子渺視，慎毋多談。」

成功見龍不從，牽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則失其威，脫淵則登時困殺。吾父當三思而行。」

鄭芝龍的選擇，在唐宋之後日益軟熟的絕大多數國人看來，都無可厚非。畢竟，此時清人已經佔領了絕大部分中國領土，只有福建、兩廣、雲南尚未歸附。滿洲人的戰鬥力已經一再得到清晰的展示，以一省抗全局，無異螳臂當車。既然早晚都得投降，那麼，晚降不如早降，被迫不如主動，消極不如積極。既然天下大勢已定，就應該按歸降後的利益最大化來安排現在的對策。

在鄭芝龍看來，現在正是像天才演員那樣表演「誠懇」、「積極」的大好機會。他又把海盜那一套拋膽傾心結交新知的老伎倆使了出來，清人一信相邀，就欲欣然只身前往。鄭成功的勸說，他根本沒有往心裡去。在他眼裡，二十二歲的鄭成功雖然聰明精幹，然而畢竟不過還是個孩子，黃口小兒，根本沒有和他探討的必要。因此，「龍見成功語繁，厭聽，拂袖而起」，乾脆起身離去。

老謀深算的鄭芝龍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這個個性強烈的長子，竟然敢違抗他的命令，不但不隨著自己一道投降，而且後來成為清軍最堅定的敵人，並且最終因此帶累得老父搭上了性命。

中國思想家說，孝的最根本意義在於「無違」，就是無條件地服從父親。按理說，鄭芝龍的考慮無疑比鄭成功更理智，更現實，也更深遠。這個老海盜，憑著他在中國社會和政治風濤中的經驗，已經清楚地判斷出改朝換代的大戲，此時已經是快唱完了。歷史大勢不容更改。降清之後，即使不能如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那樣封王據土，也一定可以留住自己在福建的廣大財富；穿戴異族服裝，並不妨礙他繼續享盡人間榮華富貴。

所以，不論是從鄭成功自己考慮，還是從整個鄭氏家族的利益考慮，鄭成功聽從父命，安心歸順，都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況且，演變中的中國文化對「忠」的要求，已經不如春秋時代那麼嚴格。

「順天知命」已經不受社會輿論的苛責，甚至能言善辯的降臣們給自己準備的理由十分大義凜然：「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為，為大丈夫可以自決矣！」

然而，鄭成功卻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吃驚的舉動。在鄭芝龍命他跟隨自己一同去見清朝官員時，鄭成功拒不從命，並且回信說：「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吾父不聽兒言，後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

這是中國文化史上難得一見的父子決裂書。鄭成功跳出數千年間籠罩在中國人頭上的「孝」的禁錮，成就了自己的特異人格。這封決裂書，鮮明地昭顯了鄭成功激烈慷慨的少年性格。鄭氏父子的差異，不僅僅在於「忠」與「叛」這樣一個簡單的道德標籤，更在於對時勢的看法。

少年人對前途對世界的看法總是更為樂觀，更為理想化。正像鄭成功對父親所說的那樣，天下尚大有可為，「地利尚存，人心可收」。處理得好，「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在鄭成功的眼裡，時勢還大有可為，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奇跡等著他去創造。

鄭氏父子的另一個差異是對人生的看法。在鄭芝龍看來，什麼「民族」、「帝國」這些宏大之事，對他來講等同於無。人生在世，就在於要有勢力、有財富、有女人，這就夠了。這個老海盜的人生觀是典型的中國人實用主義的「身體化」人生觀。而少年鄭成功的人生觀無疑是一種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人生觀。

在鄭成功看來，榮譽重於生命，當然更重於物質利益。人活著，不僅僅要為「身」，更要為「心」。所以，不久之後，他寫了中國史上獨一無二的「教父篇」，要父親「自愛」：

我家本起草莽，玩法聚眾，朝廷不加誅，更賜爵命。至於今上，寵榮迭承，闔門封拜，以兒之不肖，賜國姓，掌玉碟，畀印劍，親若肺腑，即糜軀粉骨，豈足上報哉？今既不能匡君於難，至宗社墮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顏他事乎？大人不顧大義，不念宗嗣，投身虎口，事未可知。趙武、伍員之事，古人每圖其大者。唯大人努力自愛，勿以成功為念！

西方文化是弒父文化，中國文化是弒子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只見過父教子，哪裡見過子教父？然而，鄭成功卻在精神上弒父，成了獨一無二的逆子。後來，在與清廷談判時，他屢屢說：「不知有父，久矣。」他給鄭芝龍寫了一封模稜兩可的回信，摘要如下：

違侍膝下，八年於茲矣。但吾父既不以兒為子，兒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問候闊絕，即一字亦不相通。總由時勢殊異，以致骨肉懸隔。

蓋自古大義滅親，從治命不從亂命。兒初識字，輒佩服《春秋》之義，自丙戌（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冬父駕入京時，兒既籌之熟，而行之決矣。

父既誤於前，兒豈復再誤於後乎？兒在本朝，亦既賜姓矣，稱藩矣，人臣之位已極，豈復有加者乎？況兒功名之念素淡，若復作馮婦，更非本心。此可為智者道耳。不然，懸烏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實禍，而人心思奮，江南亦難久安也。

鄭成功的選擇，不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看來，都是一個不明智的選擇。他這支大木，雖然高大，終於沒有撐起明王朝的天空。歷史證明了那些投降者的眼光和見識。然而，在當時和後來的漫長中國歷史上，「識時務」的「俊傑」出現得太多了，這些人聰明得讓人鬱悶，理智得讓人心灰。只有鄭成功的出現，才讓歷史閱讀者稍稍舒一口氣。

第一十三節 技術差距

普羅岷西亞投降之後，鄭成功大為振奮，集中全軍包圍了熱蘭遮，希望一鼓作氣，一舉拿下荷蘭人盤踞的最後堡壘。

然而，熱蘭遮城卻非普羅岷西亞城可比。熱蘭遮城內守軍約一千人，是普羅岷西亞城的五倍，荷蘭人絕大部分軍用物資都囤積於此，城高牆厚，守備完善。城四隅向外突出，置炮二十尊；南北各置巨炮十尊。荷軍火炮密集，射程遠，封鎖了周圍每條道路，所以無論從哪一方面接近，都會受到堡上炮火的轟擊。

五月二十六，鄭成功決定冒死進攻，他調集了所能徵集到的全部二十八門大炮，在清晨時分出其不意，向台灣城猛轟，瞬間摧毀台灣城大部胸牆，城上毫無防備的荷軍多被擊傷。

然而鄭軍的二十八門大炮僅給荷蘭人帶來了片刻的驚慌。揆一在《被忽視的福摩薩》中回憶說，荷蘭人對炮戰還是抱有充分的信心。「我方戰士立刻跑到城堡的胸牆上，打算用真正荷蘭人的氣概來回答中國人的清晨禮炮。」

荷軍長官「用有經驗的眼睛一看，馬上看出敵方大炮的弱點，全無掩蔽，容易受到攻擊；同時又看到，敵人正因炮轟成功而興高采烈，希望在城牆上打開一個缺口，許多人都跑到防禦工事外面來回走動，輕率地暴露了目標」。

於是，荷軍指揮官命令所有炮火作好準備。「等到時機已到，他便下令從上下左右各個方向，同時向沒有掩蔽的中國兵開火。果然戰績卓著，第一次攻擊，就使敵人死傷遍野」，「如以俘虜或逃兵間所流傳的說法為準，敵人足足死了一千人，傷者無數」。

荷蘭人掌握的數字是準確的。梅也在日記中說：「今天從清晨到整個上午，我們聽見在大員有強烈的炮聲。不久，也看到那炮戰的結果，有很多受傷的中國人被帶來赤嵌（今台南市一帶），所有的房子和角落都擠滿了人，我們的五個醫生整天為他們包紮，幾乎沒有時間停下來吃口飯……聽說死亡人數超過一千人，受傷的多達七八百。」

因為輕敵，鄭成功付出了登台以來最大的代價。看來，荷蘭人的「紅夷大炮」不是浪得虛名。武器技術差距的巨大鴻溝，不是僅僅靠勇氣就可以填平。

吃此一塹，鄭成功痛定思痛，決定改取長圍久困、且耕且戰的方針。鄭軍在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築起防柵，並挖了一條很寬的壕溝，圍困荷軍。

八個月之久的圍困開始了。

第一十四節 東方唯一的一次勝利

漫長的包圍使荷蘭人逐漸失去了鬥志。

十二月十六日，一批荷蘭守兵偷偷出城，向鄭軍投降。他們不僅詳細講述了熱蘭遮城內的情況，還建議鄭成功先攻佔城邊小山頭上的烏特利支圓堡，然後居高臨下，一舉可攻破熱蘭遮。

鄭成功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在南明永歷十六年（公元1662年）一月，再次調集二十八門巨炮、無數的彈藥和數千名士兵，利用挖壕戰術，不顧荷蘭人頑強的火力抵抗，在經歷了重大犧牲後，終於在二十五的晚上佔領了這個有利的制高點。

荷蘭人經此一役，已經走投無路。烏特勒支堡失陷當晚，「熱蘭遮城裡面的守軍徹夜發射大炮、迫擊炮、步槍和投射手榴彈，城堡裡面就像著火一樣」。東印度公司戰事評議會也徹夜開會，商討是拚死出擊還是繼續抵抗。

經過理智的權衡，荷蘭人最終決定向鄭成功投降。

二月初一，雙方開始談判，在二月十日達成了一共十八條條款的協議，荷方同意將熱蘭遮城城堡交給國姓爺。二月十二，荷蘭人撤出了熱蘭遮城。

幸運地在戰爭中活下來的梅和其他荷蘭人，一起乘船離開了台灣島。在船上，他看到「國姓爺親率幾個武裝士兵，從已經毀壞的烏特勒支碉堡，向角城的後方騎馬下來，進入熱蘭遮城堡裡面」。

梅傷心地說：「就這樣，熱蘭遮城堡和整個福摩薩島喪失了，使我們的國民在這東印度地區蒙受不小的羞辱，也使我們的老闆主人蒙受了很大的損失。我也完全破產，我的東西全部喪失了。」

在騎馬走進熱蘭遮城堡的那一刻，鄭成功心中充滿喜悅，然而他卻無法意識到這一時刻的歷史意義。他所知道的是他趕跑了一千多個紅毛夷人，獲得了反清復明的基地，他所不知道的是，這次戰役標誌著在東西半球的第一次正式海上對決中，東方取得的第一次勝利，也是唯一一次勝利。

他不知道這標誌著中國民間的海上武裝力量，擊敗了當時從非洲到南洋所向披靡的歐洲人先進勢力，扭轉了東亞海洋勢力發展的軌道。他不知道這次勝利，使得中國台灣擺脫了像印尼、菲律賓那樣被西方殘暴殖民三四百年的命運，開啟了中國台灣成為漢人主體社會的歷史。

在風雨如晦的大明末世，鄭成功的勝利是整個南明史上為數不多的亮點之一。這是一個海盜之子為中國掙回了一點面子，代表了整個帝國僅存的一點陽剛。

第一十五節 血液中的「海盜基因」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巨變前後的明帝國，幾乎各個方面的表現都讓人失望甚至絕望。

毫無監督的專制制度是一副腐蝕性極強的毒藥。可以說，在大明天下，凡是和專制權力沾邊的事物，無不立刻變得醜陋怪誕起來。它腐蝕著中國人的民族性，腐蝕著文官的效率，腐蝕著軍隊的戰鬥力。

經過二百多年以消滅人民的自主性為目標的專制統治，大明王朝子民們的氣質變得孱弱、圓滑而又冷漠。他們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口腹之慾」，習慣於向暴力、不義和權威屈服，因為他們的信條有二，一是「好死不如賴活著」，二是「誰當皇帝都一樣」。因此，當滿洲人突然闖到他們的城區時，沒有多少人感覺驚訝，他們習慣性地口稱「順民」，跪在道路兩旁歡迎。

我們不應該責備民眾。明朝帝王不遺餘力地取消民眾任何自我組織的可能，民眾在有組織的暴力面前沒有起碼的抵抗力。而那些負責組織百姓的官員，在滿洲人到來時，他們的表現遠遠比民眾更讓人失望。

明朝官僚在辦理政務、服務民生方面，能力不強，效率低下。在貪污腐敗方面，卻花樣百出，機關算盡。明末的腐敗創了中國歷史之最，幾乎所有官員都被廉恥喪盡、不擇手段的貪腐之風所淹沒，當滿洲人模樣怪異的騎兵出現在北京城外時，絕大部分文官都選擇了望風而降。

軍隊的狀況甚至更讓人吃驚。明末陸軍總數達三百萬，是世界上最大的常備軍，然而戰鬥力卻十分低下。在明末朝廷上，流傳著「餉不出京」的俗語。各地軍隊到京領取軍費，照例要交納20%～30%的回扣。僅此一端，明軍的腐敗可想而知。在清軍的南下過程中，南明的軍隊基本上沒有給他們構成有效的障礙。

在專制制度的籠罩下，大明王朝看來已經喪失了最後一點希望。這個帝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且民眾的智力和能力相當出色。然而，所有的資源，從物力到人力，只要一被政府權力控制，立刻就喪失了價值，發揮不出應有的作用。喪失了自制力的專制制度，就是有這樣點金成石的神奇能力。

所以，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人數不到百萬的滿洲人，可以如此順利地征服近億人口的帝國，為什麼精神萎靡的漢人軍隊，一旦投降了滿洲人，成了他們的鷹犬，就立刻精神百倍，戰無不勝。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荷蘭人認為中國人是「個性綿軟，不堪一擊」的物種。

幸運的是，朱明王朝的專制權力沒有擴展到海上。在這個帝國內，離開了海岸線就等於逃離了那個腐蝕性的體制。鄭成功的陽剛、忠義、武勇，主要是基於他血液中的「海盜基因」。

換句話說，鄭成功代表的是民間的、與政府對立的力量。正是因為逃脫了政府的控制，他和他的武裝才避免了被專制政權閹割，僥倖保留了男人的質樸、健康和活力。

第一十六節 最大的海盜集團

定格在人們印象中的鄭成功，一直是手持寶劍、屹立船頭的軍人形象。

他的另一重身份一直被意識形態磁場所屏蔽。其實，這一重身份於中國精神史可能更有意義，那就是：商人兼海盜。

鄭芝龍投降後，往日的鄭氏貿易帝國一下子群龍無首，四分五裂，海外貿易陷入低潮。鄭成功起兵後，立刻加以招徠整合，重新形成了一支龐大的商業力量，鄭成功由此也成為東南亞最大的國際貿易商。

那個時候，鄭成功在東南亞國際貿易中佔據絕對壟斷地位，他的船隊遠達日本、菲律賓、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貿易額佔整個中華對外貿易額的60%以上。

據今日學者估計，鄭成功對日本貿易的利潤，平均每年約達一百四十一萬兩銀；對東南亞貿易的全部利潤額，平均每年在九十三萬到一百二十八萬兩銀之間。兩項相加，平均每年二百三十四萬至二百六十九萬兩銀。如果按一兩白銀的購買力相當於現在人民幣兩百元計算，則利潤額為每年五億元人民幣左右，數目十分驚人。

如此龐大的利潤來源於武力支撐。沒有佔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鄭成功不可能在東南亞海上貿易上佔據壟斷地位。那些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的商人，也不得不向他交納高額的保護費，以獲得海上的安全。不聽從他命令的中國商船，隨時可能遭受滅頂之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不妨稱鄭成功是當時海上最大的海盜集團。

鄭成功憑武力主宰著東南亞海洋，並制定著海上的規則。同時，他又以海上貿易的巨額利潤，來支撐軍費支出。雖然名義上歸大明皇帝所有，但從誕生的那一天起，鄭成功的軍隊就完全是一支私人武裝，鄭氏海商集團，代表的完全是中國的民間力量。

這支力量善於學習和借鑒。他們還沒有聰明到分別「天朝的草」和「夷人的苗」的程度，鄭氏海軍在自己的船隻上安裝了從西洋學會製造出來的大炮，並且開始使用投擲式火藥瓶。

這些民間海上力量，因為早期與日本海盜的合作，以及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的頻繁交往，學會了更為先進的航海技術與遠航能力，同時在海上作戰的戰術上吸取了西洋人和日本人的長處。所以，他們才有可能約束了荷蘭人在亞洲的進一步擴張，成為東亞海洋發展和海洋貿易的主導力量。

鄭成功與荷蘭人在烏特勒支堡的攻防戰，是亞洲軍事史上東西方之間最早的近代武器攻防戰役之一。雙方都動用了大量的火藥、炮彈，鄭軍揚棄了傳統的弓箭、大刀，也使用了戰壕、炮壘的進攻中的防禦手段。

在戰爭進行中，梅和他的譯員經過鄭軍陣地時，曾仔細觀察了鄭軍的防禦工事，梅驚訝地看到：「他們用那麼堅固的防牆，來防守架在那裡炮轟碉堡的大炮，以免被熱蘭遮城堡炮擊，那道防牆足足有五六個，甚至七個堡籃那麼寬，兩個堡籃那麼高，約有十六到十七呎（四米八到五米一）那麼厚，約有十一到十二呎（三米三到三米六）那麼高，在墓園和市場都可看到這樣的防牆。」這場戰鬥顯示了鄭軍突出的學習能力。而這種近代作戰方式，在一百八十年來後的鴉片戰爭中，卻根本不被中國軍隊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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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十七節 最後一個大明忠臣

鄭成功登上熱蘭遮城堡傷痕纍纍的東南角樓，用繳獲的荷蘭望遠鏡向台灣島腹地望去。市鎮、從林、原野、丘陵盡入眼底。這個大島「土地平坦肥沃」，除了赤嵌城附近三三兩兩的高山族人刀耕火種開闢出幾小塊耕地之外，大部分土地都處於沉睡之中。

「百廢待興」，鄭成功腦海裡蹦出這幾個字。

然而，他卻感受不到多少勝利之後的喜悅和興奮。就在鄭成功指揮軍隊奮勇戰鬥的同時，從大陸上風傳而來的種種消息，都一再令他心驚膽寒。

就在烏特勒支堡的攻防戰進行到最緊要的關頭，從大陸回來的家人趕到他的營帳，告訴他一個不幸的傳聞：「太師老爺」又一次被滿洲人抓了起來，看樣子凶多吉少。

「太師老爺」是指鄭芝龍。

鄭芝龍降清之後，並沒有實現他的如意算盤。由於鄭芝龍的表現過於積極熱情，滿洲人對這個詭計多端的老海盜放心不下，把他挾回北京，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清朝爵名）的空頭官銜。

鄭成功起軍反清之後，滿洲人對鄭芝龍懷疑更深，以為他們父子在唱武力要挾的雙簧，因此，鄭芝龍陷入了難言的尷尬。不但榮華富貴不能到手，清人還以他為誘餌，把他放到案板上做舉刀欲殺狀，「借父以脅子」，威逼鄭成功投降。

鄭芝龍當然不遺餘力。他多次寫信並派親人到鄭成功處勸降。清人楊英著《先王實錄》記載了其中一次的情形：鄭成功的弟弟作為特使，來見鄭成功。

「跪下涕淚漣漣稱，父在京許多斡旋，此番不就，全家難保，乞勉強受詔。」過兩天，又來。「涕泣懇告曰：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難矣！我等覆命，必無生理，並太師老爺亦難。」

起兵以來十餘年間，鄭成功無一日不在「忠」與「孝」的夾縫中煎熬。雖然在大義上毅然與父親決裂，然而，父子天性又如何能夠斷絕。鄭成功是鄭芝龍最鍾愛的兒子，對鄭成功的寵愛栽培無以復加，父子感情深過一般情形。

鄭成功深知每一次與清人血戰，都要冒著激怒清人、老父被殺的危險。

因此，鄭成功雖早已決定「移孝作忠」，卻不得不在表面上與清人虛與委蛇，邊打邊談，假借與清人和談，以保住老父及家人的生命。

同時，借和談的幌子，私下遣使與老父互通書信，在信中道出自己心事說：「但因一人在北，不得不暫作癡呆耳。」「我豈非人類而忘父耶。」

「乃到所以強忍須臾不得輕身一擲者，徒南望吾君，雲天萬里，北望吾父，喘息重圜，恐一朝落機阱，飽虎狼，為婦孺所筆，負君父重恩，靡有極端耳。」其情狀之悲苦慘然，躍然紙上。

雖然在表現上，鄭成功是一個大義滅親的鐵漢，然父子之情常使他不能自已，常於中夜起立北向，私自痛哭失聲。「父子天性，情何以堪，以故居常悒憂。」

由於鄭成功拒不投降，滿洲人對鄭芝龍的迫害一步步加深。先是軟禁在京，後是被捕入獄，最後又舉家被流放到寧古塔。之所以始終不殺者，是因為清人一直對招降鄭成功報有一線希望。

東征台灣，有可能使鄭芝龍最終喪命，對這一點，鄭成功心裡比誰都清楚。因為征台之舉，向整個中華證明了鄭成功不可能回頭。老父也因此沒有了利用價值。所以，發兵的那一天起，鄭成功在心裡其實就在默默等待著不幸消息的到來。

然而，當這個消息最終落實之時，鄭成功還是沒能使自己像期望中那樣平靜下來。就在與荷蘭人談判的過程中，準確的消息終於傳來，1661年十月初三，老父終因自己拒不投降，全家十一人被清人殺戮，報至，「成功先叱為妄，然中夜悲號，不能自已，乃發喪，一軍皆縞素」。

「忠臣孝子」，是那個時代每一個男人的最高自我期許。命運對鄭成功似乎格外吝嗇，只允許他從中選擇一樣。鄭成功用犧牲「孝子」為代價，以期成就「忠臣」，孰料孝即不能，忠最後也成泡影。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四月，就在鄭成功初步平復喪父之痛，大舉組織移民，準備把台灣建成復明基地之時，又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南明最後一個皇帝永歷帝，被吳三桂深入緬甸擒殺，大明皇統至此徹底斷絕。

也就是說，鄭成功這個最後的忠臣，已經沒有了可效忠的對象。他竭盡全力，攻下台灣以圖復明，而大明已經徹底滅亡。

不能不說，命運和鄭成功開了個徹底的玩笑。

收復台灣，在鄭成功看來，完全是因為以此支持反清復明大局才有意義。明既不能復，收復此島，對鄭成功又有何益？回顧一生，鄭成功看到他一生其實一無所成。他戎馬一生，僅保二島，兩次南下勤王，都成虛行，一次問鼎中原，則大敗而回。奮鬥到最後，父母兄弟包括侄子，都不能保住。

在還沒有來得及起兵之時，那個賜鄭成功國姓的隆武皇帝即已傾覆。

後來，鄭成功雖然奉永歷正朔，然而永歷遠在雲南，兵微將寡，與鄭成功難通消息，有君實似無君。而至此，連這個象徵性的君主，這個精神支柱也已失去。鄭成功已經不知道自己的堅持到底為了什麼。

第一十八節 孤臣辭世

兩個接踵而來的噩訊，摧毀了三十九歲盛年的鄭成功的心理平衡。就在此時，一件極小的事情成了壓斷鄭成功意志的最後一根稻草。

鄭成功的長子鄭經留守廈門，與奶媽私通，生了一個兒子。這類事情其實在「除了石獅子乾淨，剩下都不乾淨」的舊式豪門大家並不稀見。然而，治家極嚴又心緒極度惡劣的鄭成功勃然大怒，說：「我欲成大事，乃不能治家，遑問天下！」立命使臣持令箭返廈門，斬鄭成功之妻董氏，以明其治家不嚴之罪，同時並斬鄭經、奶媽並其所生子。

在廈門的部下，當然無法執行這個過於峻切、有失人之常情的命令。他們集體抗命不遵。鄭成功憤懣至極，一病不起。彌留之際，他在病床上說道：

「自國家飄零以來，枕戈泣血十有七年，進退無據，罪案日增。今又屏跡遐荒，遽捐人世。忠孝兩虧，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於此極也？」

臨終又歎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頓足拊膺（y□ng），「以兩手抓其面而逝」。

享年三十有九。

（全書終）

後記 我的文學青年生涯

第一節

一九九六年初，我把一個大信封投入郵筒，然後又用手指探了探投信口，看看是否落了進去。信封上的地址是「上海市巨鹿路675號《收穫》雜誌社」，裡面裝的是我的一篇歷史散文：《無處收留：吳三桂》。

十五年過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沒收到《收穫》雜誌的回信。不過，我的「體制內文學生涯」確乎可以從初次投稿這一天開始算起。

第二節

只有經歷過八十年代的人，才能明白「作家」這個字眼兒，在那個年代意味著什麼。

那是一個人人捧讀文學期刊的時代。一篇小說在稍知名一點的文學刊物上發出來，則舉國皆知，人人談論。那是一個作家是社會精神導師的時代。

人們相信作家是社會的良心，是正義的化身，是未來的宣告者。那個時候，寫作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發表一篇引起關注的小說，就可以使一個人從社會底層一夜之間變成萬眾矚目舉國議論的焦點。一個人如果揣本詩集，號稱熱愛文學，就可以行走天下（套用高曉松的話「那時的人們相信彈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人們相信會寫詩的孩子更是好孩子），人心如同白蓮花，剛剛綻開。

我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而我身處的遼寧省朝陽市，又是一個對文化和文學抱著特別質樸的尊重的邊地古城。去年我回朝陽辦理母親的醫療報銷事宜（母親是在朝陽市退休的），異地報銷手續繁瑣，工作人員表情慵懶，公事公辦，眼看著一天之內不可能辦完。陪我去的表妹夫很機靈，對工作人員說，他是個作家！說著把我剛送他的一本書拿了出來。

頓時整個辦公室人都轟動了，每個人都站起來，爭相傳閱這本書。科長給我端來了椅子，請我坐下，另一個人遞上了熱水。人們如同對待一個前來視察的大人物。一路綠燈，很快全部辦妥。

在「作家」如此貶值的時代，此地對文字還保持著如此淳樸的尊重，那麼可以想像二十年前這種尊重會是何等盛大！

古城裡的人認為讀書肯定是一件好事。並沒有人教導自己熱愛閱讀，但是書籍幾乎是小時候除遊戲之外唯一的娛樂。初中時，我在朝陽市圖書館和市政府圖書室各辦了一個借書證。別無選擇，借回家的都是「名著」，當然，是那些勉強能看懂的名著。什麼《大衛·科波菲爾》、《魯濱遜漂流記》、《基督山伯爵》、《名利場》……記得有一年夏天去北戴河旅遊，我坐在大客車的第一排，手裡捧了一本厚厚的《憤怒的葡萄》，因為看不懂而憤怒了一路。

一個初中生看《憤怒的葡萄》，這就是我成長年代的文化景觀。一方面我們沒太多書可讀，另一方面，撞到手裡的書大致都有著堅硬的品質，把每個讀者都練成了鑽頭。淺閱讀、輕閱讀、軟閱讀這些詞彙，當時尚未出現。

更多的文學熏陶發生在上大學的九十年代初，大學圖書館裡的書畢竟更多。王安憶、韓少功、莫言、韓東、王朔，一本接一本。高中時沒讀下去的《戰爭與和平》重新再讀，從此迷上了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經歷了這些之後你沒法不成為一個文學青年。

第三節

但是工作以前我並沒有認真想過當一個作家。在大學裡，我業餘時間大量投入書法和篆刻之中，加入了大學的書法協會。除了「作家」這兩個字在我心目中過於崇高之外，還因為我莫名其妙地認為當作家是起碼要人到而立有了閱歷後才能嘗試的事（形成這個印象也許是因為八十年代風靡一時的作家大多是有了一把年紀的知青出身）。

開始寫作發生在上班一年之後。寫作的動因相當簡單：無聊。大學畢業之後，本來是想好好工作，先「混」上（用我爸的話來說，是「熬」成）副處級，能用公款請客吃飯，在小城市裡有地位有面子，這是一個北方小城長大的人的普遍理想。但是一九九四年大學畢業進入葫蘆島市建設銀行工作之後，我發現「混」和「熬」對我來說是相當困難的事：一個星期的工作，基本上一兩天就能處理完。其他的大部分時間，主要都用來打撲克。那個時候，國有銀行還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革，工作氛圍和政府機關差不多。我記得有相當一段時間，每天上班之後不久，我們科裡幾個人就把門上的玻璃亮子用報紙一糊，在裡面拱豬、炸金花，一打就是一整天。

這樣的生活雖然自在，但時間長了，未免覺得空虛無聊。還有什麼更好的打發時間的方式呢？在單位沒法寫毛筆字或者畫畫。那麼，寫點東西吧。

我想起我似乎還真有一點「文學天才」：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的作文曾經被老師當作範文。托爾斯泰說過，成為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強烈的虛榮心。

很幸運，這個品質，我也具備。

寫什麼呢？什麼都行，只要不平庸。要知道，我從小就愛把自己弄得與眾不同。從初中就開始讀每一本能弄到手的《新華文摘》，越是看不懂的長文章，看得越投入。初二的那年暑假，我還借了本《小邏輯》，在公園裡硬著頭皮讀了十個上午，當然最後還是沒讀懂。從小只要是帶字兒的東西，不論天文地理醫學農業生物自然科學迷信甚至日曆，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讀下去。大學四年，我基本就是在大連市圖書館泡過來的，讀得最多的，是歷史書，還有那本介紹朝鮮人民幸福生活的《朝鮮畫報》。所以截至此時，肚子裡已經裝了太多奇奇怪怪的東西。雖然「余秋雨」這三個字今天已壞了行市，但我從不否認，那種所謂「文化散文」的寫法令我豁然開朗。這種縱橫捭闔的敘述方式，正好將我一肚子的亂七八糟攪合到一起，一股腦抽出來。

半年時間裡，我寫出了《蒙古無邊》、《無處收留：吳三桂》等好幾篇很長的散文。其中我自己最喜歡的是《無處收留：吳三桂》這一篇。

對吳三桂感興趣，是因為讀了一本很薄的小書《叛臣吳三桂》，我發現，這個被嚴重臉譜化的人，年輕時居然是以「孝勇」聞名天下的。青年吳三桂是個美男子，下馬彬彬有禮，上馬武勇過人，頗為時人稱許。從道德至高點走到一叛再叛擒「舊主」以事新主，他經歷了什麼樣的精神地震和靈魂撕裂？我又買到劉鳳雲教授寫的另一本書《清代三藩研究》，找了當時能找到的所有與吳三桂及那個時代有關的資料，從材料碎片中一點點復原吳三桂在重壓之下如同蝸牛一樣一層一層脫去道德面具的精神歷程。

從文體上，它非驢非馬，不是純粹的散文，也稱不上小說。它是一種敘述和思考的雜糅，是一種合金體的怪物。後來還是評論家們給這一類東西定義為「跨文體寫作」。後來有人說：「張宏傑的寫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典型的跨文體寫作，摻雜了大量小說式、歷史報告文學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寫法。」

我對這篇東西相當滿意，認為我可以開始文學青年的第二個規定動作了：投稿。

第四節

那個時候要成為「作家」，必須向文學雜誌投稿。文學雜誌是通向文壇的獨木橋。網絡那時剛剛興起，網絡文學這個名詞還沒出現。每一個「文學青年」，都先要在文學期刊上「露臉」。一般的路數是先在「省市級」文學期刊上「嶄露頭角」，然後在「國家級期刊」上引起關注。這樣，你就有機會參加各種筆會采風之類的文學活動，有資格加入市、省乃至中國作家協會。接下來你的奮鬥目標就是被一些知名評論家評論和文學權威認可，獲得一些「省級」乃至「國家級」文學獎項，這樣你就會在作家協會體系內混到一個「官位」，比如某市作家協會主席、某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這樣你就算是功成名就，可以被稱為「知名作家」，有資格出席「中國作協全國代表大會」或者「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之類的榮譽性大會，享受各級作協組織的免費出國采風交流之類的活動。這是彼時一個正常文學青年的作家之路。

那時候，人們做夢也想不到，十年後會有很多人比如當年明月，只須把文字發到網上，就有可能被廣大網民關注，成為風行海內的暢銷書作家。更想不到，一個少年韓寒，居然拒絕了進入作協的邀請。

那麼換句話說，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文學雜誌的編輯、文學評論者和文學權威，是一個文學青年成功道路上的三道閘門，你必須一一攻克。首先要做的，當然是先敲開文學雜誌的大門。作為文學體制的一部分，到今天為止，全國各省都會有至少一本「純文學期刊」。按照「文學圈兒」內的標準，文學期刊大致可以分為兩級。一級是「省級」，比如遼寧的《鴨綠江》、黑龍江的《北方文學》，這些刊物影響比較有限，換種說法可以叫二流的文學期刊。另一級是「國家級」，其中也包括一些影響很大的地方刊物。大致有《收穫》、《當代》、《十月》、《大家》、《鍾山》、《天涯》、《人民文學》、《花城》、《作家》……大家心中公認的第一位，當然是《收穫》。

和一般文學青年先從「省級期刊」投起不同，我第一次投稿，就把那篇《無處收留》投給了《收穫》。

我決心要用這篇作品作為開頭炮，轟開我的「作家」之路。相比當時文學刊物上的其他「文化散文」，我自認為這篇東西絕不遜色。我莫名其妙地相信，它一定會得到編輯們的好評。稿件寄走後，我不停地幻想著這個大信封在收穫雜誌社內會遇到什麼樣的命運。我幻想著某天早晨，一位編輯打著哈欠漫不經心地打開這個信封，讀了幾段，他坐直了身子，又讀了幾頁，他拍著桌子，大呼小叫，連呼其他編輯來看……我幻想著這篇作品使中國文壇知道了有一個叫張宏傑的二十四歲的「青年作家」，比余秋雨更善於講述歷史中的人性……我幻想著我的生活軌跡將從此變樣。收到稿費、參加各種筆會、同事們刮目相看的目光、逃離這無聊的工作……通過寫作改變命運，是那個時代屢見不鮮的傳奇。

投出去的半個月後開始，我就經常去單位的傳達室。但是直到第三個月頭上，還是沒有任何回音。雖然沒投過稿，但是長年閱讀文學雜誌，我有大量的文學常識。我知道文學刊物的審稿期限是三個月。

第五節

我並沒有絲毫氣餒。雖然放任自己的幻想，但我其實一開始就將寫作之路上的困難預想得很充分：我把它當成了考驗一個人意志和能力的英雄事業，而英雄事業不太可能一帆風順。我讀過許多作家傳記，那些作家投稿屢屢被拒的故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別是《馬丁·伊登》中那艱難卓絕的戲劇性的奮鬥生涯每每令我激動感慨。第一次投稿就投給了心目中最好的刊物，其實更多的是出於一種試試看的心理。沒反應沒關係，一流文學雜誌還有很多。

於是我又打印了一份，把它寄給了《當代》。

三個月後，我又寄給了《十月》。

在那之後，我學聰明了：我開始了一稿多投。我同時投給三家刊物，並隨時作好收到一家用稿信後馬上通知另兩家的準備。

可是一年之內，我連退稿信是什麼樣的都沒有見過：所有的雜誌都沒有任何回音。

我開始像傑克·倫敦一樣，開始懷疑郵路那頭到底有沒有活人做編輯。

更多的時候，我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文字方面的才能。不過，我初中時確實做過語文課代表啊！

毛時代出生的人都有點不服輸的勁。我下定了決心：我要用三年時間來打通寫作這條路。這三年裡我要寫出三十萬字的東西。如果這三十萬字都不能發表，那麼才可以確認我沒有寫作才能，我會永遠放棄這件事。

第六節

就在下定這個決心後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忐忑地來到單位的傳達室。

我很怕同事們知道我被退稿，我甚至沒讓任何人知道我投過稿。所以科室訂的報紙雜誌都是由我主動來取。

一堆報紙雜誌中夾著一個中等大小的信封，上面「《大家》雜誌社」幾個字很明顯。我的心開始砰砰跳動。

辦公室中午正好沒人，我撕開了信封，裡面的是一幅龍飛鳳舞的行書：

「張宏傑先生：你的《無處收留》寫得棒極了！準確、結實、飽滿。編輯部一致同意向你約稿，因《大家》明年將傾力推出一種實實在在但同時也更為文學、更邊緣化的寫作方向。《無處收留》略嫌偏『實』，若能再個人化一些，可在《大家》刊發。朱曉樺。」

你可以想像我的興奮。我終於確信，「文學事業」是我想像中的那麼回事兒。有那麼一群敬業的人在操持著人類的靈魂或者心靈。那時的《大家》

創刊不久，上升勢頭很猛，辦得非常有范兒，開本很大，黑色的印有歷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頭像的封面做得大氣十足。朱曉樺字體瀟灑的信我讀了許多遍，我想像他一定是一個留著長頭髮的青年人。我當天晚上就開始對《無處收留》進行修改，朝著我理解的「個人化」風格靠攏。雖不至於夜不成眠，但白天我大腦中猶如熱戀中的大腦總想著戀人的臉一樣，總是轉著《大家》

那黑色的封面。半個月後我把稿子寄回去，然後就是數著日子等待。

寫作兩年，終於「夢想成真」了。能在《大家》這樣有份量的雜誌上發表「處女作」，應該也算一個漂亮的開頭了吧？也許過些天，我就會去「春城」昆明開筆會了。

三個月後，第二封信來了，我急切地打開，卻是一盆冷水：「你的《無處收留》送審時未通過，說是暫時不發歷史題材。《大家》雜誌社將要自負盈虧，在如何走向市場上考慮得較多，原來選定的許多稿子都壓下了，你也可以別處想想辦法。」

第七節

我曾經鐵了心要把處女作發表在一流刊物上，一鳴驚人，一舉成名。我最討厭的事只有一個：平庸。不過，在《大家》退稿後，我痛定思痛，不得不做出重大退步：除了《無處收留：吳三桂》這篇我最喜歡的稿子之外，我將《蒙古無邊》等其他稿子投給省級文學刊物：我要先踏入「文學圈兒」啊。

首先想到的當然是遼寧省的那本《鴨綠江》，雖然今天可能沒多少人知道還有這樣一本刊物，但在八十年代，它曾經輝煌一時。

標準自減一檔，似乎就一路通暢：一個多月後，我就收到了《鴨綠江》

一位叫李輕鬆的編輯熱情洋溢的回信，然後，一九九八年第二期《鴨綠江》

刊出了我的《蒙古無邊》，於是這篇文章成了我的「處女作」。

從那之後，我和詩人李輕鬆成了朋友。通過和她通信，我才發現，原來我能在這樣一本省級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其實也是一種小概率事件。她說，發現我作品時，她剛剛從別的單位借調到《鴨綠江》作編輯，一般的編輯都不愛看自發來稿，因為裡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不通之作。只有她這個新手還有興趣翻翻。她很偶然地在堆如小山的自然來稿中，抽到了我的信封。

直到這時，我才知道還有「自然來稿」這一說。也就是說，文學刊物中刊發的，大部分都不是像我這樣直接寫上「某某編輯部收」的稿件。你起碼要寫上具體某個編輯的名字，被拆開看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更靠譜的做法是，先設法與編輯認識。起碼，先要有朋友居中介紹。要不然，你「成功」的概率就會降低很多。一般來說，一本刊物刊發的「自然來稿」，也許只佔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我感覺很意外。我所知道的「文學世界」不是這樣的。在我心目中，「文學世界」真有點「高於生活」的意思，它應該是一群不世俗的人按著非世俗的規則操作的事兒。我一直認為作家一開始都應該是「自然投稿」，而編輯對所有稿件都應該是一視同仁。有這個「文學世界」存在，或者說，有這樣一群抵抗世俗的人存在，這個世界才值得生存。所以這一事實對我震動很大，讓我暈頭轉向了許久。我回想起自己苦等編輯們回音的日日夜夜，現在才想明白，也許我投出去的信封，至今仍然沒有打開。

不過，這一知識對我並沒有什麼影響。在那之後，直到今天，在通常情況下，我仍然堅持「自發投稿」（雖然今天我已經基本不投稿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認為這是「正確」的，這是我少年時代夢想的一部分。當然，也如以前一樣，直到今天，我的「自發投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沒有回音。

這反應了我性格中的某種「心理疾病」，我沒法治癒它。

第八節

《蒙古無邊》的發表，標誌著我「走上了文學之路」。也算是「國家級刊物」的《青年文學》也接受我的「自然來稿」，發表了我的第一篇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篇小說《說話算話》，我還記得給我回信的編輯叫陳錕。再後來，《散文選刊》選載了我在《鴨綠江》上的散文。被選載，也算是某種形式的被承認。我陸陸續續在省級文學期刊上發表了一些作品。然後，我被省作協「發現」，參加了省文學院的「青年作家培訓班」。在那之後，我又成為「省文學院合同製作家」。這是各省「鼓勵文學創作」的通行作法：省作協在全省範圍內挑選十多名最有實力最能出「成果」的中青年作家，與之簽約，按照你每年在「省級」、「國家級」刊物上的發表量以及被轉載的數量，會給予一定津貼。在一省的文學界，這算是一種比較重要的認可。也就是說，我確乎已經是「青年作家」了。

但是，我仍然沒能把《無處收留》發表在「一流」刊物上。這是我的一個心結。我一直沒有放棄努力。這篇稿子一天也沒停地在郵路上奔波。又一個編輯給我回音了。在《大家》退稿之後不久，《花城》的一位叫文能的編輯給我來了用稿信。這封用稿信明確講，將於明年刊發。

到了年底，文能的第二封信來了：「你的稿件本已確定刊發，但是我因個人原因，將調離雜誌社，加上雜誌社內部關係複雜，因此此稿也無法用了。我已經將它推薦給了其他刊物，請相信這是一篇好作品，肯定能發出來。」

過了幾個月，《天涯》雜誌李少君的一封回信證明文能先生確實在努力幫我的忙：「文能轉過來你一篇關於吳三桂的文章。我們看過，認為很好，本來是可以在《天涯》發的，但太長了。你功底、文筆都不錯，有什麼其他稿可以寄些來。這篇你可以寄給《收穫》看看，他們應該是可以發的。」

……直到二OO一年，我已經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之後的第二年的夏天，到遼寧文學院開會。我幾乎已經忘了有一篇稿子還漂在路上這件事，直到文學院一位工作人員把一本已經磨破邊了的牛皮紙信封扔給我：「請客吧！給你的雜誌，寄到這來了。」

是二OO一年第一期的《鍾山》，目錄欄中赫然寫著：「《無處收留》，張宏傑」。因為彼時我已經是「遼寧文學院合同製作家」，所以雜誌被莫名其妙地寄到了這裡。雜誌裡還夾著一封信，主編傅曉虹說，是文能轉給她的稿子。

這篇文章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走了五年，這五年，我由二十四歲變成年近三十，它則餐風宿露，不眠不休，撞過了十幾家雜誌的大門，最終，到底在一本「一流刊物」上露面了。我終於對得起它了。（到今天為止，我也沒見過文能先生，甚至沒通過一次電話。我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工作，還是已經退休了。）我打開雜誌，將這篇《無處收留》從頭到尾一字不落地又讀了一遍。我記得大學期間我在《鍾山》上讀到的大量好東西：蘇童、余華、賈平凹、汪曾祺……如今，我隱隱有了與他們，這些我昔日的文學英雄並肩站在一起的感覺。

第九節

在此之前，雖然已經發表了很多東西，但是我一直沒有找到當「作家」的感覺。在我的記憶中，一個真正的作家，是擁有大量讀者的，是會收到如潮反響的。你看那些著名作家的採訪，不是都說某篇作品發表後，會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讀者來信嗎（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細節是其中會掉出漂亮女讀者的照片）可是，沒有任何讀者給過我反饋。也沒有任何評論家者注意過我的存在，甚至我身邊也沒有任何人表示他們讀過我的東西。當然，我的寫作是「秘密進行」的，因為我擔心可能失敗。不過，我期望的是，在我成為作家之後，被身邊的同事和朋友在雜誌上驚訝地發現。現在，我已經「成功」了，已經是「省文學院合同製作家」了，可似乎從來沒人知道這一點。

我把這歸咎於沒有在「一流期刊」上發表過東西。我特意到單位的圖書室查了一下，裡面確實沒有訂《鴨綠江》或者《北方文學》之類的省級期刊。

如今，我在《鍾山》上露面了。圖書室裡確乎有這本雜誌的。那些評論家們肯定也都看這本雜誌。這次，我算是登上文壇，露了臉了吧？

果然，在看到雜誌後的第二個月，我收到了一封讀者來信。這位讀者頗有點不尋常：她是彼時以一本《現代化陷阱》在全國引起反響的學者何清漣。她說，她在《鍾山》上讀到《無處收留》之後感覺非常「震駭」，遂找到主編傅曉虹要到我的聯繫方式。她說了很多肯定讚賞的話。她還說，她是先學歷史後學經濟，與我恰好相反。她最後說，她此時「因言賈禍」，情況很不順……總之信寫得很長，隨信還一口氣寄來她的三本書，一本書上題寫了「寶劍贈烈士」五個大字。

我當然興奮。我當然激動。我等著更多的反響，對我到那時為止自認為最好的一篇作品的反應。

沒想到，何清漣的這封信居然成了絕響。在那之後，我再也沒有收到過任何來自文學刊物的讀者的反饋，更不用說什麼評論家或者文學權威的反應了。單位圖書室的那本《鍾山》，似乎也從來沒有人借閱過。我費盡全力，朝湖水裡扔了一塊大石頭，然後側耳傾聽：半天過去了，毫無聲響。

原來湖不在那。

直到這時，我才恍然發覺，「八十年代」已經逝去，世界已經變了。

八十年代一本文學刊物，動輒幾十上百萬的銷量。連東北邊地的《鴨綠江》，發行量一度都達到四十萬冊。「一本《十月》或者《當代》，往往先在大學宿舍間流動，然後可能在理髮店、醫院病房、工廠車間、商店櫃檯之間持續作布朗運動；也可能是從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於無形。」僅僅十年後，這一情景已經恍如隔世。某位主編說，「你不能去問一個詩歌期刊的主編，他的雜誌發行有多少冊，這就像問一個女人她的年齡一樣。」

文學不再能帶來轟動效應，不再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所以，那些最有才華的人不再從事文學了。他們去從政、從商，去做個循規蹈矩的白領，都比做文學青年靠譜。許多才華正盛的作家，都紛紛轉行去給導演們打工，寫電影、電視劇。「文學」變成了小圈子的事。一般來講，你發表的作品，只有編輯以及你通知到的幾個同行會讀。

與上兩項變化互為因果，大部分文學也告別了社會，告別了讀者，僅僅成為一種有氣無力的慣性。八十年代，文學替全國人思考，為全國人啟蒙，指點江山、激昂「鬥志」。如今，文學變得「純粹」了，但是也純粹到了水至清則無魚的境地。

也不能說我沒有得到過反饋。在得知我發表了一些東西後不久，建行的某位科長曾經鄭重其事地和我探討過「寫作」這個話題。據他理解，在作家當中，寫散文的尚屬正常，寫小說者都是准精神病患者，而寫詩則是一個人精神有問題的確鑿證據。

同時，我全力寫作的年齡正是一個中小城市青年找對象的關鍵時段，「不好好上班」、「寫小說兒（人們管文學雜誌上的東西一律叫做小說）」

不但沒成為我吸引未婚女青年的招牌，反而成了我不是一個好的婚姻對象的證明：這證明我不會很好地沿著副科長、科長、副處長之路攀登，反而有成為浪蕩之人的可能。在我逃離了「行長秘書」這一職位後，這一徵兆更為明顯。而回首我的大學同學，大部分已經混成科長，有的已經是副處長、處長，更有人已經成了億萬富翁。

第十節

奇怪的是，瞭解了這一事實後我並沒有過分沮喪。做為一個小城市裡的普通大學畢業生，我的理想如同橡皮筋一樣可長可短，可大可小，可以想入非非，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就忘掉。雖然不能憑寫作「功成名就」，但是我發現了並且習慣了寫作的快樂。

寫作是痛苦的。寫作需要將自己調動到最活躍、最興奮、最有力量的狀態，才能隨心所欲地驅策胸中萬物，才能接近理想中的完美狀態。因此寫作者必須擁有特別強大的意志力，需要無情地鞭策大腦。這種寫作中的完美主義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不過離了它，我就得不到那種酣暢淋漓的興奮體驗。

寫作又是快樂的。我的性格是那種習慣和自己較勁的人。我想最適合我的工作也許是一個石匠或者木匠：安安靜靜地坐在一個不被打擾的地方敲打點什麼東西，使它以最合適的形態呈現出來。僅僅這一過程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滿意足了。

我越來越發現推動我寫作的動力是好奇心。我們被告知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差距之大如同兩個星球。而歷史這個領域這種差距更是明顯。大學期間在大連市圖書館閱讀歷史材料時，我不斷地驚訝、驚歎乃至驚呼。把這種驚訝表達出來，其實就是我寫歷史的最初動力。歷史寫作對我來說是一次旅行和探險：在故紙堆中，你隨處可見蛛絲馬跡。沿著這些線索前行，擦去歷史碎片上的塵埃和塗飾，小心翼翼地拼接在一起，你會發現歷史的面相與你的想像幾乎完全不同。一開始，我關注的是歷史中的人性。就像莫言在評價我的一篇文章中說，我關注的是人性的複雜。在歷史中，各種情節都已出現，人性的千奇百怪匪夷所思出人意料都表現出來了，我迷戀於觀察這種複雜性，迷戀於將一張又一張面孔復原出來，得意地指給別人說：看，他原來是這個樣子！再後來，我的好奇心更多地轉移到歷史規律本身。我開始觀察農民起義、觀察中國人的盛世夢，觀察中國專制制度的起源……我驚訝地發現，我頭腦中那些習以為常的觀念，幾乎都是不準確的。比如，農民起義推動的主要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專制制度的進步；比如中國式的盛世幾乎都是建立在一個大衰世的基礎上，並且以衰世為結局；比如春秋戰國時的那些自由思想的大家，幾乎個個都在呼籲一個大一統的專制政權……我的這些觀察和思考，完全是野狐禪式的，遠離「學術範式」的，我的結論也許荒謬可笑，離題萬里，但是我卻自得其樂。我的寫作完全是隨心所欲，信馬由韁。摒棄萬物，沉在書房中，一點點地梳理自己的思路，解答自己的疑問，結果就是敲打出一篇文章。那種遺世獨立的專注、單純而寧靜的感覺，確是一種巨大的幸福。

就這樣，我從一個標準的「文學青年」為入口，走入歷史。歷史是社會學科的基礎，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你會不自覺地經過人文學科的各個房間。一路走來，通過寫作，我對這個世界有了更深更廣的認識。從一九九六年到現在，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對社會，對歷史，對文化的認識，許多方面都進行了自我顛覆。而這一脫胎換骨的過程，其途徑正是由於寫作。

寫作也給我帶來了現實的「利益」。一開始，為了不致招人誤解，我的寫作是在地下進行。而發現「作家」已經成了異類之後，我更把發表的東西埋到抽屜深處：沒有可以交流的對象，總要好過那些言不由衷的文不對題的「讚賞」。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行長王毅讀了我寫的幾篇東西。行長雖然文憑不高，但是興趣廣泛，知識面頗廣。更主要的，他們那一代人還認為，寫作是一件大事，好事。他說，你是個寫東西的料，我給你創造個寫作環境。

於是，他把我調到了市行營業部，因為營業部主任董慶毅（前年他因車禍去世，願他在天上平安快樂）為人開通大度。在他和行長的默許下，我一周只需上班一兩天，其他時間，可以在家裡正兒八經地當「作家」。這自然是寫作給我帶來的幸運。每天早上六點半，起來跑一圈步，回到家裡，洗個澡，聽一樓人都走空，泡一壺茶，撳開電腦，看著茶煙升起，聽著電腦「沙沙」的啟動聲，整個房間就像古墓那樣安靜。每當這時我就深深感謝世界，對我這樣寬容。即使寫出來的東西永遠都不能引起關注，但能一直享受這樣的書房生活，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第十一節

不過，寫作另一面的快樂畢竟是傳播和交流。每一個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觀音能有人欣賞。更何況毛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都有點「文以載道」的老套想法。

一個意外的機緣，使我發現了另一條接近讀者的路。那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因為《鴨綠江》主編劉元舉先生介紹，認識了時事出版社工作的瀋陽人祝勇。祝勇知道我在寫東西，讓我發幾篇給他看看。

過了幾天，祝勇給我打來電話：我想給你出本書，行不行？你的水平完全可以出一本書，而且我估計書可能賣得很好。

於是，在二OOO年一月一日，我的第一本書《千年悖論》出版了，彙集了我寫作初期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主要的當然是「歷史文化散文」。說實話，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出版的可能性。因為在我看來，出書實在是比在雜誌上發表作品重大得多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一個人一般要人到中年，德高望重，作品積累到一定數量了，才有可能出一本書。因此，雖然稿費只有每千字三十，雖然封面做得有點不倫不類，我還是感覺很興奮。

這本書起印五千冊，出來後很快就淹沒在眾多新書當中。雖然不久都賣光了，但是在讀書界沒有引起什麼關注。

不過令我高興的是讀者卻有了反饋。讀者大部分都是大學生，奇怪的是，他們幾乎都是在大學圖書館讀到的這本書。有幾個大學生給我來信說，這本書「顛覆了他們的大腦」，「千年悖論，讓我們覺醒，第一次從人的角度來考慮這些歷史人物的種種作為」。

我很高興這本書能觸動一些人，能讓他們感受到我的憤怒、驚訝、感慨、激動，能顛覆他們對歷史的一些成見：這正是我在書房裡不懈敲打的目的。

我發現，出版是將自己的寫作抵達讀者的大路。出版的傳播力比在傳統文學雜誌上發表要大得多，有效得多。今天的文學期刊，讀者群基本已經淨化為「純文學讀者」。雖然一開始我走的是「文學之路」，但其實我的作品並非標準化的「文學性寫作」，我寫的雖然都是歷史，但是離現實可能比大部分小說都要近。它們的讀者，更多在文學期刊的訂閱者之外。而且最關鍵的一點是，出版社的編輯與文學期刊的編輯完全不同：大部分出版機構都需要賺錢養活自己，因此特別在意一本書的市場反應。與文學期刊疏離了社會不同，出版業已經相當市場化，編輯們睜大眼睛尋找每一位有讀者的作家。

所以，除了第二本書的出版頗遇艱難外，我的書出版都非常順利。特別是第三本書《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之後。

《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不久，我在報紙上網上很快見到了白巖松、柴靜評論了這本書。影星袁莉在我經常看的《鏘鏘三人行》中提到了這本書，那年《藝術人生》的年終評點，張越、崔永元等幾位嘉賓似乎也提到了這本書……於是我意識到這本書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雖然出版社沒有進行過一個字的宣傳推廣，但是這本書通過口碑相傳，漸漸傳播開來。印數很快就過了三萬冊，而在文化類書裡面，據說三萬冊就算暢銷書。再以後，我的《中國人的性格歷程》、《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也陸續成為歷史文化類的「暢銷書」：從《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起，我算是有了自己的讀者群，隔三差五地收到讀者來信，其中有一封是當時身在美國的留學生，後來的青年學者劉瑜的信（特別令我感動的，是一位讀者將我的三萬多字的《無處收留》一筆一劃地抄在一個小本本上送給了我）。我能夠知道，自己的寫作，對一些人確實發生了影響。

讓自己的寫作抵達讀者，我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

第十二節

在主要傳播方式轉為出版的同時，我的傳統「作家」之路仍然自然延伸。我的一位朋友作家鍾求是有一次和我通電話時說，我感覺你的東西挺適合《當代》的風格。你寄給我的朋友吳玄吧，他現在在《當代》做編輯。

我按鍾求是提供的郵箱寄去了幾篇稿子。一周後，吳玄打來電話，說他已經與主編洪清波達成一致意見，打算從二OO六年起，為我開一個專欄。這對我來說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專欄的名字後來定為「史紀」。這成了我在「純文學」領域最輝煌的「業績」。我獲得了一些省級文學獎和一項不太重要的「國家級文學獎」。對了，還有「文學創作一級」這個職稱。因為這些成績，我成為省作協的「理事」，後來又成為「主席團成員」，還成了一個市作協的「副主席」。我參加了「青創會」，並且見到了常委同志。這是我「純文學」之路的頂峰。從一個小城市的無依無傍、赤手空拳的草根青年，到一個地級市的「作家協會副主席」，這就是我爬過的「文學之峰」的高度。

不過，整體來說，我的「純文學」之路走得不溫不火，換句話說，其實是不太成功。用某個文學前輩推心置腹的話來說，你不會經營自己。你怎麼不開個研討會，找幾個有名的評論家評論一下子，給你歸成一個什麼文學現象。那你不就火了？

前輩說得輕鬆。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我的作品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純文學」，我也沒有什麼過人的才氣。這把火哪那麼容易「點著」。

不過，他說的也並非沒有一點道理。作為一個寫了相當年頭的作家，我對一些心照不宣的事也相當清楚：在任何領域，都沒有那麼多「順理成章」。只要你的才氣不足以掀翻地球，那麼你就有必要「經營」一下自己。

這就是中國「圈子社會」的現實。如果有了人脈連接，你完全可以事半功倍，甚至四兩拔千斤。事實上，我寫作生涯的大部分「成功」，除了一開始幾篇「自發投稿」是完全自我奮鬥之外，其他的重要幾步，也都是在人脈的連接下完成的：那篇《無處收留》最終得以在「一流刊物」上發表，畢竟是文能先生不懈推薦的結果。第一本書的出版，則是劉元舉先生向老鄉祝勇介紹我的副產品。《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這樣好的出版社出版，是因為在那之前認識了丁東先生，再加上章詒和先生的序。而我的《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賣得不錯，柴靜寫的那個跋和劉瑜、老六的幫著吆喝自然功不可沒……我不得不承認，「圈子」其實也是一種正常的生活狀態：這個時代，信息的大海之中，你其實只能看到進入視野的這一小片兒。這在任何國家都是常理，只不過在中國社會，人們更習慣於這種「手工式」的聯結。這是一個大家都在叫喊和跳躍的時代，如果想要從草根地位到達成功高度，你需要喊破嗓子，跳上桌子。

但我還是修正不了心中那個奇怪的「應該」情結。

那一天，和一個朋友聊天，屈指數起我們認識的所有文學朋友，大大小小百十來人，沒開過文學性的「作品研討會」的，只有我一個。有一次，一位對我一直很欣賞的文學活動家和我詳細談了給我開研討會的計劃，我不置可否，結果他很生氣，覺得我過於「傲慢自大」，從此很少再與我來往。

我根本不是什麼「清高孤介」。作為一個不善於拒絕的人，我也對別人說過很多言不由衷的話，我也請過一位文學獎的評委朋友吃過飯，我也曾畫虎不成反類犬地學習過「應酬」，我也曾經很想在圈內獲得「成功」，以便能獲得各種相關的好處。我只是後來確定，我喜歡「舒服」多過「成功」。

作為一個讀過些中國歷史的人，理智上我對「人情社會」的規矩抱有高度的「同情之理解」，但是在感情上，我卻無法經常地勉強自己。我是一個羞澀的人，幫我開了專欄的吳玄，我後來在一次文學會議上見到，我居然沒好意思對他表達我的感謝之意。歸根結底，也許是成長的背景，讓我一直固執地以為有一種「應該」，有一種「清潔」。我糾正不了這個「錯覺」。

堅持這種「應該」經常讓我與身邊的生活產生一點排異。比如雖然「名人薦書」現在已經是再常見不過的現象，我的幾本書也都請他人進行過推薦，但我一直覺得推薦應該是一件嚴肅的事。不止一個朋友請我為其書寫推薦語，我讀了作品後都極力推卸了，因此得罪了好友，也只好認了。愛惜羽毛、不辜負讀者對自己的信任，這一選擇似乎不需要經過任何思考。

不料前些天在網上瀏覽時，看到一則新書的宣傳文章，介紹一本馬上要出版的歷史類書籍。封面上印著李承鵬等四個人推薦，其中一個赫然是我的名字。更為離奇的是，封底還有「我寫的」一段推薦語。而事實上，對這本書，這個作者，甚至這個編輯，都一無所知。

我致電這家我很熟悉的著名民營出版機構，問是怎麼回事。編輯說張老師，那個推薦語是我寫的，我忘了徵求您同意了！

我說那趕緊去掉我的名字吧，我不能推薦這本書。編輯很驚訝，說，推薦一本書也不是多大的事兒，張老師您就同意吧，請您推薦，不是說明您在讀者心目中有很大影響嗎？這是好事啊！我覺得那推薦語寫得也不錯啊！

我費了好多口舌之後，編輯才相信我是認真的。她說，封面已經印出來了，如果更改，要損失很多錢。經她請求，出版機構的領導同意給我一筆豐厚的推薦費，以換取我不撤掉推薦。

我拒不同意。編輯又找到我的一位好友做我的工作，原來編輯是遼寧人，是我好友的同學的侄女。據說好朋友的同學為這事還專門跑了趟瀋陽：

因為小編輯剛剛工作不久，如果讓出版社蒙受損失，可能會失去工作。

這位朋友以前很熱心地幫過我的忙。他多次打來電話，勸我想開一點。

現在推薦一本書，誰還當成多大的事呢？

但最後，我還是拒絕了朋友的請求，堅持要求出版公司修改了封面。我的處理結果，既得罪了出版公司，又得罪了朋友，還可能使一位小編輯的前途受了影響。許多人聽說這件事，都說我做得不對。

我的「心理疾病」確實令我落伍了嗎？

第十三節

因為現在身為清華大學歷史專業的博士後，與「學術圈兒」的交往比「文學圈兒」還要多，所以我現在應該算是游離在「文學體制」的邊緣，介於文學社會和普通社會之間，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純文學」範圍內，幾乎沒有人知道我出過《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之類的書。而《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的讀者，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在《當代》上開有專欄：他們很少讀文學期刊。「純文學」和「普通閱讀」，幾乎井水不犯河水。

作家的閱讀大都固定在純文學範圍內，每一次文學圈內的會議，大家帶的書，談論的閱讀，大都是最新的外國文學作品。他們的作品，也基本都在嚴格的「文學藝術」範圍之內，致力於藝術質量。

「文學圈」遠比「學術圈」更遠離普通社會。每一次學術會議，那些專家學者私下交談的，都是社會熱點，大局走向，民心民生，一個個慷慨激昂。而每一次文學會議，朋友們聊的仍然是我最近又在哪本雜誌上發了什麼東西，哪篇被轉載了，哪部作品又被列為「重點扶持」。這些作品，可能「圈外人」永遠看不到。或者是某某作協裡，誰和誰又打起來了，誰又偷偷把另一個人辦公桌上的稿費單衝進廁所了。在某個筆會上，某某和某某划拳，以決定某個女作家今晚睡在哪裡……和這個社會密切相關的唯一一點，是探討如何把小說改編成電視劇。

我讀到一些對文學體制反思的聲音，我認同其中的一些說法。我和朋友們開過一些玩笑。不過，任何事情都不是小蔥拌豆腐式地定義的。我在「文學圈」裡遇到過許多溫暖的人和溫暖的瞬間，遇到過很多認真的編輯和幾本敬業的雜誌，讓我想起「八十年代」整個社會精英與國家同方向前進時的乾淨清爽。比如《天涯》雜誌多年前開的一次筆會。

如前所述，我的《無處收留》當初被《天涯》因為太長委婉拒絕。當它在《鍾山》上發表後，《天涯》副主編李少君寫來一封約稿信，說韓少功看到《鍾山》上的這篇文章，批評了他，說他錯過了一篇好文章。

於是我接連在《天涯》上發表了幾篇東西。說實在的，《天涯》這本刊物在所有文學刊物裡最適合我，因為它辦得不那麼「純文學」，而是更注重思想性和雜糅性，與我的寫作風格比較合拍。

2001年，我意外地得到《天涯》的邀請，年底到海南開筆會。「筆會」兩個字，在文學青年時代特別令我嚮往，在我的幻想中，那應該是一個小團體的神仙會一樣的精神會餐。大學裡讀文學雜誌的時代，我多少次幻想自己將來也能參加「筆會」，這個夢想終於實現了。

到了海南才發現，這是一個很小規模的筆會，只有九個人。除了我，其他人都是鼎鼎大名：張承志、莫言、李陀、王曉明、翟永明、汪暉。還有主人韓少功和蔣子丹。所有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見到。他們大都是我心目中的文學英雄，比如張承志的《心靈史》我就讀過多次。我很奇怪，為什麼韓少功要請我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參加這個筆會。不管怎麼樣，我心中難免暗自激動。

一見面，張承志就開起玩笑：「我像不像本·拉登？」

那時「九一一」剛剛過去一個多月。朝他提示的方向去感覺，是有點像。體格粗壯，大鼻大臉，眉毛又粗又長，頭頂毛髮已經稀疏，聲音重得近乎發甕，顯然雄性激素十分發達。和想像中的把編輯從家中罵跑的孤傲不同，張承志禮貌周到，出人意料地隨和。

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感覺很新鮮。汽車沿環島高速路行駛。山巒優美，千萬株桉樹見縫插針，熱火朝天地競爭、擁擠、勾結、傾軋，迫不急待地生長。開會的地址是島內的七仙嶺，這是白雲繚繞下的一座黛青大山，山頂七峰並立，如同七位仙人側立。推開窗子，遍地椰樹的翠葉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和這些「文學英雄」在一起，我感覺又興奮，又舒服。他們都真實樸素而自然，他們身上，有著我想像的「八十年代氣質」。這個會上聊的許多東西，現在已經沒有印象了。只記得莫言對於大家在會上總是「胸懷宇宙」有他自己的看法。吃飯的時候，他端著酒杯，抿著紅酒，隨口編了個順口溜：

這是一個分裂的時代，又是一個整合的時代。

這是一個破壞的年代，又是一個建設的年代。

這是鄉下人進城打工的年代，又是韓少功下鄉隱居的年代。

這是文學似乎能影響社會的年代，又是文學一錢不值的年代。

文學圈裡，拉幫結伙的多了，孤軍奮戰的少了。

無恥吹捧的多了，嚴肅批評的少了。

自高自大的多了，謙虛謹慎的少了。

出版的作品越來越多了，好的作品越來越少了。

關心國家大事的多了，關心文學的少了。

冒充理論家的作家越來越多了，像我這樣不會說話的越來越少了。

豐乳的方法越來越多了，能分泌乳汁的乳房越來越少了。

……他一口氣編完，大家都大笑。蔣子丹立刻要求，這串順口溜要交給《天涯》，放到「作家立場」裡發表。

這個筆會讓我感覺到八十年代的文學熱的餘溫。

第十四節

一九九六年，當我拿起筆的時候，誤以為寫作能給我帶來一切。轉眼，寫作已經十六年了。我也由大學剛畢業的青年，接近中年，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付給了書桌。抬頭一看，幾乎一切都已經滄海桑田。

十六年的時間已經把我身邊的很多人變成了我所不認識的另一個人。我的一位朋友，當年因為自小懷抱了當作家的夢想，拒絕給當地主要領導當秘書。如果那時他從政，現在至少也當一屆縣長了。當年，一談起文學，談起社會，他總是眼含淚水。而如今，他開始沉醉於一個雞肋一樣有名無權的副處級小官職，以善於講話和敬酒而聞名，在他偶爾批判什麼的慷慨悲憤中，每一次都夾雜著自己的巧妙訴求。有一次酒後，他對我說：操，雞巴十幾年，白活了。要是讓我重新活，我才不他媽當什麼作家呢！

是啊，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事實上我們這一代人也許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滄桑」的一代：通常狀態下幾代人才能經歷的歷史變化，都壓縮到我們這一代身上。應該說，有一些變化，是必然的。但是，也有一些變化是令我意外的。比如我今天在網上看到這樣一則新聞：

「《蔓蔓青蘿》、《泡沫之夏》、《瀟然夢》……今日，某大學圖書館公佈其2009年秋季學期借閱書籍排行榜，前100名幾乎全為網絡文學書籍。據該排行榜顯示，除了排名第51名的《宋氏三姐妹》和排名第100名的《最易掌握的學英語規律338條》，其餘的均為在網絡上曾風靡一時的網絡文學作品，如《玥影橫斜》、《愛在唐朝》、《失蹤的王妃》等，以及郭敬明、明曉溪、安妮寶貝等青春小資文學作品。而與高校專業課程相關的書籍均無緣入榜……」

自己坐在大連市圖書館，翻讀文學期刊的情景宛如昨日，讀到這樣的新聞，怎能讓人不恍如隔世？當我恍惚的事情越來越多，比如發現整整一代人的一生精力可能被一套房子套牢。我不得不說，這個世界的走向，不是我所想像。在二十多年前，這個世界就已經轉向，離我們而去。我們這些人，是最後一代「文學青年」。

第十五節

現在的我，已經成了歷史寫作中的「資深」一員。資深的一個證據，就是作品紛紛開始再版。

想當初和廣西師大貝貝特簽合同的時候，因為是丁東老師引見，所以在談合同時沒有提出任何條件。書出了幾年後，才發現版權期居然是八年而不是常見的五年。人們常愛用八年抗戰這個詞，這說明在人的感覺裡，八年是一個有點長的時段。確實，在這八年裡，我換了兩次工作，讀了一個博士，又出了四本書。但是每一次自我介紹的時候，如果只能寫一本書，我還是會寫《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確實，這是我最滿意的一本書，也是讀者們提到我時最常提起的書。

在這八年當中，有很多家出版機構提出提前再版這本書，但是原出版方一直沒有同意，雖然後來在整整六年間，權版頁上的印數沒再被改過。這是中國出版界常見的現象之一。現在，時間到了，為了這本書給我打了無數次電話的吳懷堯開始操作這本書的再版。

這次再版最大的變化，是朱元璋一章，由原來的七萬多字，擴展成近二十萬字，就是說，由一篇人物隨筆擴展成了一本書，一本完整的《朱元璋傳》。希望它在已經出版的眾多《朱元璋傳》中，仍然能顯現出自己的個性。

其他篇章，進行的調整比較小。現在回顧早年文字，有些地方，還聞得到青澀味道。可是，我很珍視這些文字，因為它們是不可複製的。每個生命階段的文字質地是不一樣的。雖然我的早年文字中時有「為賦新詩強說愁」的做作，但是這些文字裡面，灌注著力量、激情和理想。在這些青澀的文字中，我能感覺到自己彼時的單純，感覺到奔湧的生命能量，感覺到自己當初用大鐵錘去砸蝴蝶翅膀的雄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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