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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了》全集【實體書精校版】

作者：楊早


引言：哪一根稻草壓垮了駱駝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歷1867年7月21日晚，兩江總督曾國藩與其幕僚趙烈文之間，有一場著名的對話。曾文正公像個時評節目主持人似的，在闡述了「都門氣像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的景象後，問趙：「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趙烈文的應答非常直接：「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歷史回顧總是「倒放電影」，趙烈文的預言在今日看來，準確無比。但若站在辛亥那年的夏末或秋初，你去問任何一位朝野之士，怕是無人相信，二百餘年的大清基業，會在一百二十日內，土崩瓦解。大家總覺得這個政權岌岌可危，不假，但宣統三年也似乎並不比宣統二年異樣，何以就會如露如電，轉瞬即空？

趙烈文在討論清朝統治問題時，曾指出「國朝有天下太巧」。異族入主中原，一直是滿清統治合法性的敏感點，不管雍正聲嘶力竭地印行《大義覺迷錄》也好，康乾盛世中連綿不斷的文字獄也罷，江寧蘇杭織造的間諜手段，旗兵分駐各省會的制度，都擋不住這個問題的提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太平天國打的也是這面旗號，被曾國藩用「文化」這件法寶敵住了。然而平定洪楊之亂，只是利用了太平天國自身的失德乖張，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滿漢之間的種族異見。尤其同治之後，許多「祖制」被打破，漢人秉政之勢越來越強，曾、左、李、張縱無異志，朝廷卻不能不防微杜漸。

從大環境來說，清末種族主義的提出、排滿主張的興起，絕非清初「反清復明」的翻版，二百年了，當初的殺戮已成傳說，反不如「長毛之亂」的血腥記憶來得分明。革命黨人重印《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為了激勵民心，然而那只是一種投射，一絲共鳴，真實的衝擊還是來自當下的危機，是孫中山強調的「外邦逼之」與「異種殘之」並置的殘酷現實，正如共進會在武昌新軍中散發的傳單所說：

「如今朝政紊亂，奉承洋人，經常割地賠款，老百姓跟洋人鬧起事來，不但不給百姓講一句公道話，倒替洋人殺老百姓出氣。滿人只顧請洋人保他做皇帝，不管漢人的死活。中國本來不是滿人的，他拿去送給洋人也好留條生路。所以我們革命，一來要替祖宗報仇，二來要早點準備，把全國的會黨合起來。」

「替祖宗報仇」云云，不過是引子，關鍵是「中國本來不是滿人的」，既然滿族對中國的統治沒有合法性，那麼朝廷對中國利權的出讓便不僅僅是「失道」的問題，而變成了滿族夥同洋人來掠奪漢族的生命財產。通過這種敘事的轉換，反抗滿族政權從「內爭」變成了「攘外」，而在民族國家話語的建構過程中，「反侵略」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革命的正當性也就不言自明瞭。

不過，即使在革命黨人中，反對排滿的也不乏其人，如第六鎮統制吳祿貞。這位在東京留學時與滿人軍事精英良弼結為好友的同盟會員，雖然一心革命，卻強烈反對排滿，他認為滿族腐化已久，不足為慮，但滿蒙素為盟友，如果聯手與漢族相抗，漢族必敗，更給外人以可乘之機。吳祿貞認為革命之敵，不在清廷而在袁世凱，革命黨將與袁世凱有「十年戰爭」——這也是一條比較準確的預言。

辛亥革命中，較為文明的省份，安民告示中無不強調「滿漢一視同仁」，就連鼓吹排滿最力的章太炎，也贊成寓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為國旗。此亦可見排滿之說，實為排外之借口，中國社會在無力與西方開戰的情形下，借內部民族紛爭來謀求突圍，也是一條捷徑。只是民國政府也未見得比清廷做得更好，此是後話。而滿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是清末民族戰爭的最明顯效應，甚至滿人中的佼佼者，如老捨、羅常培，長久不敢承認自己的民族身份，按趙烈文的說法，也是滿清二百年統治的果報。

「排滿」雖然是策略，但也有不少人中了毒，讀辛亥史料，每每有人說「他也是漢人，自然贊成光復」或某某表白道「我也是漢人，當然不反對革命」，忍不住歎一聲「幼稚」或「奸詐」。

近年大家都認識到，辛亥之成，革命黨不過是火藥的引信，真正炸斷二百年龍脈的TNT，是代表紳商階層的立憲派。立憲派與中央政府及其派出官員分享著地方的統治資源，某些紳權極重的省份如四川、湖南，官員意志若無紳商的支持，政令根本無法通行。宣統二年（1910）的長沙搶米風潮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長沙米荒直至群眾失控，事件背後是紳商聯手洋商，大量囤積、盜運米糧。而成為辛亥革命導火索的各省保路運動，其首要矛盾便是政府利益與紳商集團的利益衝突，至於哪方更代表一般民眾的利益，還真難說清楚，因為朝廷若想施惠民眾，不可能越過紳商階層實施；而紳商集團仗以與政府抗衡的，正是所謂「民意」——這種民意可能有操弄的成分，但畢竟是近代最具合法性的話語資源，「天子牧民」的舊觀念是無法與之頡頏的。

朝廷中人並非沒有認識到這種來自紳商的強大勢力。清政府1903年設立商部，1905年設立商標註冊總局，都是提升商人地位的舉措，同時政府為了借助民間力量發動對西方人的「商戰」，鼓勵在鄉官紳經商，基本形成了「無紳不商」的局面。最典型的如光緒廿二年（1896），清廷接受張之洞奏請，派陸潤庠與張謇兩位狀元，分別在蘇州、南通設立商務局，並辦理蘇綸紗廠與大生紗廠，人稱「狀元辦廠」，喧傳一時。

有錢有勢的紳商階層必然要爭取政治權力，而且這種爭取有著充分的理由。自甲午一敗，庚子再敗，中央政府無能力應對世界大局的弊病暴露無遺，首都丟給八國聯軍當了一年多的殖民地，堪稱一個政府的奇恥大辱，《辛丑條約》的巨大償款壓力則讓政治話語權進一步向富庶的東南傾斜，所謂「非東南不足以存西北」，也是東南諸省敢於抗旨不遵，聯合倡定《東南互保條約》的根本理由。

南北風氣的落差導致了帝國的斷裂。時人孫寶瑄比較說，上海與北京，風氣之異，幾有百年。問題是，經濟上帝國完全倚重於東南，政治上卻還是趙烈文所說的「主威素重，風氣未開」，庚子之後，紳商階層藉由反思義和團之亂，以及1904年日俄戰爭「立憲小國擊敗專制大國」的樣板效應，掀起了立憲風潮，也製造了立憲神話，似乎中國之病，全在未曾立憲，只要立憲，則國運立改，國力立強。

然而正如1906年載澤留洋考察歸來對西太后進言的那樣：立憲利於民，利於國，卻不利於官。滿洲親貴固然不願意權力旁落，庚子後出任各省的方面大員也難得對立憲有什麼好臉色。立憲運動搞了整整十年，朝廷還在1911年5月8日搞出了「皇族內閣」，無論攝政王載灃此舉有何不得已的苦衷，都再難封天下悠悠之口。而諮議局聯合會上書要求重組內閣，清廷居然申斥曰：「用人系君主大權，議員不得干預」，對「立憲」的理解，雙方恐怕分歧不小。

再提一點，1905年科舉廢除，時人後人多視為美事，去千年禍國之根。然而這一舉措，卻令整個社會權力瞬即固化，已為官紳者永為官紳，社會下層卻無由上達，人才向上流動的途徑被截斷，朝廷雖徵用考選留學生，實質仍是以門閥精英政治代替行之千年的考選制度。舊制死而新制未立，則大量舊制培養的人才無處可用，不入學堂，即投新軍，而學生與新軍這兩股力量，在辛亥革命中均發揮極大能量，足見當初遽爾操觚，其禍不小。

討論哪一根稻草讓龐大的駱駝砉然倒地，當然只是一種敘事。無數涓流匯成了奔騰的大河，儘管其間的許多溪流並不見得期待最後的洪潮，但一旦列車進入快軌，離心力大於向心力，則不免「抽心一爛，土崩瓦解」。正像魯迅說的那樣：「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來調和，願意開窗了。」（《無聲的中國》）

辛亥年的舉義，遜位，共和，民國，或許就是開一扇窗的過程。

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

【新年】

宣統三年辛亥，正月初四。

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坐在馬車裡，望著窗外香廠北口擁堵的長龍。馬車一動也不動，一陣陣笑鬧聲、叫罵聲、吆喝聲傳入車內，他不禁大為憤然，慨歎「甚矣，京師少年之遊惰也，甚至高車駟馬亦廁其中，此豈尚有人心耶」？可是回心想想：這景象關自己什麼事？顧自在車裡憤不可遏，大翻白眼，這樣的心境，還能在這權貴麋集的帝都待下去麼？

新年這天的擁堵有它的原因。這個冬天的雪特別多，去年十月迄今，已經有六場大雪，從舊年除夕到新年，大雪徹夜，直下到初一下午四點來鐘，積雪足有一尺多厚。在惲毓鼎的記憶裡，二十多年沒下過這麼大的雪了。

雪太大了，路上幾乎看不到行人，初一一整天也沒有一輛拜年的車駕到門。惲毓鼎自己也沒有出門。雪剛停，就有清道夫分段鏟雪，這一點讓惲毓鼎很滿意，他在日記中評論說「新政中唯路政最見益處」。

初二晴了，但午後忽起狂風，高屋積雪漫天飛灑。惲學士出門賀年，發現雖然雪風相繼，「馬路剷墊平勻，車行極快」，若是在二十年前，雪後初霽，一層融雪一層凍雪，車轍之深，能淹沒車軸，那就只好望路興歎了。惲毓鼎又一次念及了路政的好處。

惲毓鼎1907年出任過憲政研究所總辦，當然不是那種一味反對新政的冬烘頭腦。他一直訂閱梁啟超主筆的《國風報》，也正在讀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梁任公的文集裡包羅萬象，從西藏問題、俄國虛無黨，到《康德學案》，應有盡有。但惲毓鼎最喜歡的還是梁任公論本朝學派變遷那篇，認為「二百六十年宗派當以此為定評」。對於騰喧一時的憲政，這位曾經參過瞿鴻禨與岑春□的都老爺明顯保留著自己的看法。

就在惲毓鼎坐在擁堵的馬車中大發感慨時，道旁的行人裡晃動著一位少年的身影。他昨天晚上才從陝西抵京，準備進清華學堂讀書，今日先與同伴一道來領略一下京都的新年。在這位外省少年吳宓興奮的眼中，耍把式的、賣玩物的倒還罷了，這遊人如鯽、男女相軋、擁塞異常的場面，才是他們久仰的京師繁華。

四十九歲的惲毓鼎是光緒八年中的舉，同一年的福建鄉榜很出名，出了好幾位大名士，如陳衍陳石遺、林紓林琴南（惲毓鼎很愛讀他譯的小說），還有一位，比惲毓鼎大三歲，是目下京師的紅人，前廣西邊防督辦鄭孝胥。

比起惲毓鼎，鄭孝胥離政治核心要近得多。他去年為了錦璦鐵路的事，在奉天、京津之間跑了好幾趟，年下正好閒在幾天。初一上午躺在被窩裡，與夫人聊天，「甚歡」。

自初一至元宵，鄭孝胥的活動無非是赴宴、作字。他是閩派的首領，詩和字都很有名，求的人極多。不過這兩年，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新政上，與當紅的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即將起復的前兩江總督端方都走得很近。酒席宴前，當然不會完全不談政事，有人議著憲政預備，京師該到了組織政黨的時候，有人還在憤憤於六年前的科舉廢除，冀望朝廷重新用八股取士。

初四這天，又是赴一處飯局，只是從午後開筵，邊吃邊等，等到快三點半，還有一位主客嚴復未至，最後索性派人來通知說「不來了」。大夥兒搖搖頭，對這位福建同鄉的憊賴無可如何。飯局散後，鄭孝胥去訪端方——端午帥年後估計會有任用，一直想帶鄭孝胥出任。但是不在，家人回稱「上山去了」。新年上妙峰山進香，滿洲權貴流行這個，漢臣基本無此興趣。

辛亥的新年就這樣開始了。這三位身份各殊的北京客，各自在自己的生活中摸索前行。

【春和】

吳宓剛十七歲，初次入京，雖然時時與同學議論時政，但他的心情，不似惲毓鼎那種宦海沉浮的蕭疏，也不像鄭孝胥大用在即的自得，而是興奮與新奇之中，藏著忐忑與迷惘。

他此次由陝西省咨送來京，要考入的「清華學堂」，其實在宣統二年十一月底才正式更名。之前叫做「游美肄業館」，成立一年多來，幾乎是純粹負責留美考試與派遣，學生從考取到出國，只有一至三個月時間，像梅貽琦、胡適、竺可楨、趙元任等人，名義上在清華園過了一水，還是像爆肚一樣生猛。

改名後便有所不同，按《清華學堂章程》，採用四四制，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又四年，而且學分要修滿212個，平均成績要達80分以上，才能留美。像吳宓這樣的，雖由陝西省咨送，就是保送，仍要通過筆試、體檢，入學四個月後還要舉行甄別考試，寧缺母濫。難怪吳宓跟其他同學一樣，心下栗六，前途未卜。

他本來覺得自己在家鄉三原已經接受了中等教育，不料來京看過游美學務處告示，原來也必須先入中等科，想想要在這裡磋磨四年才能入高等科，未免有些不甘心。不過八年後「能靠住往新大陸一遊」，還是難得的機會。又想到如果學堂裡功課腐敗，教師荒疏，再設法退學也還來得及……問題是現在考得上考不上還兩說，想那麼多幹啥！

吳宓決定先放寬心，每日看看《納氏英文文法》——他來自內地，跟沿海學生比，英文是塊短板，便是與同鄉們逛逛琉璃廠、青雲閣，再不就是到大柵欄看「昇平電影」，陝西也有，叫「活動影戲」。不同的是京師的影戲有色彩。吳宓同學猜測那是往膠片上塗了色彩，或是放映的石灰燈裡加了什麼藥粉。

值得一提的是，正月十一他在勸業場買了一具剪髮機，回寓後就將辮子剪了。用水洗了頭，覺得「輕快異常」，索性又出去買了頂洋式軟帽，攬鏡自照，很像個洋學生了。於是發感慨曰：「京師各校現雖不許學生剪髮，已剪者則弗過問，余剪之毫無妨礙。」

剪了發的吳同學，次日又跟友人去天樂園看聞名已久的王鐘聲新劇。王鐘聲！慕名久矣，是南方來的新劇大王，傳聞他是個革命黨！但這不妨礙大家熱捧他的新劇。今天這出《緣外緣》，首演是前年冬天在天津大觀新舞台，據《大公報》報道，王鐘聲一身西裝女子打扮，在洋琴伴奏下，娓娓道來，「座客無不擊節稱賞，掌若雷鳴」，接下來，舞台突然一轉，外庭變為內室，把台下眾人看得一楞一楞的。論者稱為「實梨園中從未有之奇觀」。

吳宓頭次看這種「純用說話，弗須鑼鼓等樂」的新劇，大開眼界，只覺得它演的都是家庭上、社會上的真情實狀，感人之深，超過了舊戲數倍，「每到惟妙惟肖之處，台下觀察直覺現身局中，亦若果有如此其人，而親睹其如此之事者」，他完全沉浸到戲中了。

陰曆二月初五、初六，吳宓終於參加了延期舉行的入學考試。頭一日的國文、歷史、地理，還算容易，而且出題只問本國，事先準備的外國歷史、外國地理都沒有用上。第二日的英文、數學、英文默寫，可就有些艱澀了。吳宓知道自己英文不夠好，但沒想到今天在數學上折了觔斗，兩道大題未能完卷。雖然嗟歎，但覺得省裡保送來此，落榜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可能會編入低級班。

考試見得多，五天後的體檢，倒真是新鮮。檢查者為三位洋人，上身衣服只剩一件小衫，還得敞開。先查體溫、脈搏，再遍察眼、耳、鼻、喉、氣管、牙齒，再用器械量腦部前後左右之長短及胸圍，又用聽診器聽上身血管流動情況，最後是手觸按各處的淋巴腺。完畢。

又消磨了一個禮拜，看榜，陝西來的六個人，都中了。陰曆二月十九，正式搬入清華學堂。這是吳宓將托身寄命半生之處，今日初見：「地域頗大，略成方形，而牆壁亦多彎曲之處。外牆以虎皮石砌成。內部地方頗大，勢殊空闊，洋式房屋錯綜散佈。此外有土嶺，有溪水，有小橋，有曲廊，風景極清幽而佳曠宜人。」

宿舍每間住六人，早餐饅頭二個（到梁實秋四年後入學，饅頭增加到三個）、小菜四碟、粥，午晚餐是四碗、四盤、米飯，九點半就寢，六點半起床。一切都規範了，不復剛入京那一個半月的閒散矣。

交通很方便，京張鐵路設有清華園車站，每天從張家口入京，從北京發張家口的火車，各有兩趟。最讓學生們得意的，是京張鐵路公司特地為清華學堂學生開了一趟週末票車，週六下午五點從清華園發車，經西直門、廣安門抵豐台，週日下午又從豐台開回清華。票價，到西直門兩角，廣安門三角，不算貴，京師物價，照相須二元，一本《普通英華字典》也要一元哩。

剛剛入學，新學生就與校方起了交涉：清華的伙食免費，學生須交洗衣費與理發費。但校方規定學習用品都必須自購，而學生被咨送來時大都以為是官費全免，不願意負擔各科教材與體育課操衣費用。教務長的官方回復稱無商議之餘地，只是可以先領教材上課，費用緩交。可是流言很多：有人說庶務長承諾教材可以由學校借給，畢業時交還，操衣必須自購；又有人說管理員稱操衣免費，教材必須自購。吳宓被推舉為陝西省代表，參加交涉，雖然沒什麼結果，卻跟時行的憲政一樣，有了民主的初步感覺。

【夏閏】

這一年的夏天特別的長，因為有一個閏六月的緣故。

四月初十（5月8日），上諭宣佈新內閣官制。這是所謂「立憲籌備方案」的實踐頭一炮，難免引人注目。結果等來了這麼一個「皇族內閣」。

此前的立憲風潮中，對於立憲後如何任人有其共識，如戴鴻慈、端方出洋考察後掛名撰寫的《歐美政治要義》即稱：「決不以其私意進退宰相，又不必以其忠於王權始加任用，唯考政治之實況，察輿論之趨向，而取其有適良之主義，堪以為輔弼者授之大命。」但原則歸原則，真到作用時，「忠於王權」和「私意」的因素仍然甚重。

鄭孝胥只是記錄了內閣名單，未置一評，以他與內閣多人交往頻仍的位勢，也不便評。少年吳宓倒不在乎皇族不皇族，氣魄很大地一筆掃去：「中國政府今日並無一人才能出眾，可為國家有所建樹者，終日改頭換面、掉此易彼、往復其間者，實不過此數人而已。吁，國事尚可問哉！」

從政治立場上說，吳宓對革命黨頗有同情，曾在3月15日日記裡對上海《民立報》報館被焚深表遺憾，而且懷疑有人播弄其間。因為《民立報》主編於右任，是他的鄉黨，吳宓生父去上海，也是借住在於寓。因此吳宓看清廷變革，眼光要更冷一些。

只有唸唸於光緒的惲毓鼎，反而最為憤激。他在三月底剛剛申請翰林侍讀學士開缺，而且不打算再謀起復，一心行他的醫術，辦他的學堂。惲毓鼎對內閣名單的分析，更能代表權力中心之外的非革命者的心聲：「共計十七人，而滿人居其十二。滿人中，宗室居其八，而親貴竟居其七。（國務大臣）十三人中，而滿人居其九。九人中宗室居其六，覺羅居其一，亦一家也。宗室中，王、貝勒、貝子、公，又居六七。處群情離叛之秋，有舉火積薪之勢，而猶常以少數控制全局，天下烏有是理！其不亡何待？」

「皇族內閣」並非外界的命名，上諭發佈兩天後，奕劻請辭內閣總理大臣，並稱「誠不欲開皇族內閣之端，以負皇上者負天下臣民之望」。不過，攝政王載灃還是拒絕了他的辭呈。

內閣上諭發佈一個星期前，4月27日廣州黃花崗起義的消息才傳到京師。鄭孝胥、吳宓日記均未記，惲毓鼎記了一筆：「革命黨自香港入廣州，以火彈、手槍轟擊總督張鳴岐未成，焚燬督署大堂，傷人無算。兇犯旋就擒，並搜獲軍火甚多。」事情不能不算大，但聞者似乎有些麻木，國事中樞糜爛，這些邊地疥癬之疾，已經引不起強烈關注了。

即使仕途正熱的鄭孝胥，也未嘗不時刻打著歸隱抽身的小算盤。就在黃花崗起義的次日，他接到兒子的信，在上海營建的海藏樓初步選址已見眉目，女詞人呂碧城也願意將徐家匯的一塊地賣給鄭家。內閣上諭頒布兩天後，鄭孝胥赴六國飯店，與預備立憲公會同仁（鄭是會長）商討開報館推行憲政。孟昭常主張在北京辦一份《憲報》，鄭孝胥表示，如果報館要成為將來政黨的根據地，還是以在上海為宜。

然而就算有了皇族內閣，具體辦事還是離不開漢人。力主鐵路國有的盛宣懷，是眼下最炙手可熱的實權派。6月9日，盛宣懷急電正在上海收拾房產的鄭孝胥：「川、粵漢大局粗定，朝廷注重速成，午帥、莘帥會商，非賴公毅力熟手，難赴目的。本擬即日發表，午帥欲請公來面商辦法，已發公電，務乞速臨，至盼至禱！」川漢、粵漢兩條鐵路的了局，是近期朝廷舉措的重中之重，已確定負責川漢路的端方，負責粵漢路的瑞澂，都眼巴巴地指望著鄭孝胥幫手，足見海藏樓主人位置之重，也足見如吳宓所說，朝廷可用之人太少。

6月13日中午，鄭孝胥從上海趕回北京，一到宅即急電盛宣懷。盛宅答，正在宴客，請即來。席間鄭孝胥見到了狀元商人張謇，他也是被朝廷徵調進京備咨詢的。就在這天下午，張謇入大內，應對攝政王載灃。

鄭孝胥開始了新一輪的頻繁交際。僅在回京次日，他便連續兩次約見端方，又一次見到盛宣懷。就大佬們最關心的鐵路問題，他還是向盛、端建議他一貫的主張：鐵路包工，並說「此策既定，則風潮皆息，省費而工速，不可忽也」。

事關天下大局，《時事新報》等媒體很快就對鄭、盛、端的談話進行了報道。鄭孝胥的一貫主張，簡言之，即認為鐵路國有，是「救亡之策」，政府必須將路權掌握在手裡，才能在國際政治中謀得話語權；而只有採取包工築路政策，才能快速而穩定地將鐵路由商辦轉化為國有，重點在「省」和「速」。他對盛宣懷舉例說：現在中國修鐵路，最高的費用達到每裡合銀五萬餘兩，這都是「點工之害」（點工就是散招人工築路，計時付酬），而採用鄭在去年手定的《錦璦鐵路借款包工合同》中規定的方式，「囑包工公司承修其路」，「所有該路事宜，由鐵路公司經理，仍受郵傳部節制」，「平均每華里合華銀一萬九千餘兩，連山工、橋工、車站、道房、車頭、車身在內，期限極速」。

6月20日上諭頒布：「湖南布政使著鄭孝胥補授」。對這一任命，《申報》立即指出「其原因確為收路一事」，鄭的前任楊文鼎對於湖南愈演愈烈的反對風潮，應對失當，朝廷希望鄭孝胥前往收拾人心，因為鄭力主鐵路國有，又有對付廣西會黨的經驗。

6月21日至7月10日之間，新任的湖南鄭藩台馬不停蹄，連續拜會權貴聞人。滿人有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那桐、載濤、載澤、載洵，漢官有徐世昌、於式枚、李經方、陳寶琛、嚴復、林紓、楊度等。「鄭蘇勘」這個名字也不斷地在《申報》、《時事新報》的新聞標題中出現。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6月21日入宮謝恩，被攝政王載灃召見。面對攝政王的垂問，鄭孝胥再度強調了鐵路的重要性：

「中國如欲自強，機會只在二十年內。以二十年內世界交通之變局有三大事，一帕拿馬運河，二恰克圖鐵道，三俄印鐵道是也。歐亞交通恃西伯利亞鐵道，俄人始為主人，戰事之後，日人經營南滿，遂與俄分為主人。今中國若能急造恰克圖鐵路，則由柏林至北京只須八日半，世界交通得有四日半之進步。從此以後，中國與俄分作歐亞交通之主人，而南滿、東清皆成冷落，日本經營朝鮮、滿洲之勢力必將倒退十年。此乃中國自強千載一時之機遇也，願攝政王勿失機會。」

鄭孝胥還對攝政王說，變法之本，總括為四個字「借債造路」。他看見攝政王頻頻點頭，臉色甚悅。

這場奏對持續了二十分鐘。

據鄭孝胥日記說，沒幾天，《北京日報》就刊布了他入宮與攝政王的對話，但全系捏造，其他華文大小報紙也紛紛附和，指責鄭孝胥為政府收買利用——在之前的國會請願運動中，鄭孝胥是堅定的立憲派，輿論不免認為，在欺世盜名的皇族內閣成立之後，鄭居然坦然接受湘藩的任命，併力主鐵路國有，借債造路，不啻是一種背叛。為此鄭孝胥將與幾位湖南京官的對話記入日記，以明心跡：

「僕未嘗為實缺官。今入官場，殆如生番不可以法律拘束者，不知鬧何笑柄。然決不能合格，明矣。」又曰：「天下明白人居多數乎？少數乎？」曰：「少數耳。」「然而則作事宜求諒於少數之明白人，抑將求諒於不明白之多數乎？」

為了辨明輿論對自己的誤會，鄭孝胥在日記中大段摘抄外報如《太晤士報》對自己的評價：「新任湘藩鄭蘇戡，其奏對之辭……大抵審度時勢既極精當，復極博大，無論世界何國之政治家，固莫不以能建斯言自豪。倘中國能簡拔如是之人才十數輩或數十輩，列諸西津，畀以政權，則中國之應付時局，其和平堅卓自應遠過於今日也。」

他甚至在日記裡大放豪語，如「吾今日挺身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攜炸彈而來，必先掃除不正當之官場妖魔，次乃掃除不規則之輿論煙瘴，必衝過多數黑暗之反對，乃坐收萬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觀其效！」

寫下這番話時，鄭藩台已經離京，往長沙赴任的途中，繞道蘇州，拜會了江蘇巡撫程德全。鄭孝胥當然不會想到，他稱為「雪帥」的程撫台，距離搖身一變為獨立江蘇的程都督，只有不到五個月了。

【秋涼】

10月10日那天，惲毓鼎訪友，收信，晚上赴一個飯局。在飯局上他聽說七天前四川的嘉定府、雅州府相繼失守。惲毓鼎很相信讖諱之學，他覺得今日午前「無雲而雷，兵象也」，只不過，他以為這天象應在保路運動正如火如荼的四川。

惲毓鼎對於朝廷處置四川事變的舉措一直頗為不滿，9月18日，他在日記裡數落朝廷張皇失措的表現：「已命端方，復起岑春□；又寄諭滇督李經羲援川，李以不能離滇辭；旋又寄諭陝撫錢能訓援川，錢以棧道不便行軍辭；又諭粵督張鳴岐分兵援川，張以粵亂方棘辭。」朝廷把能調的人都調了個遍，還是找不到穩妥的解決方案，惲毓鼎認為是「閣臣不明地勢，不達軍情，故疆臣多不受命」。

吳宓已經融入了清華的「洋學堂」氣氛之中。他參加了英文演說會，10月10日這天正好有活動，他講的題目是「How to Make Our Future Life」（如何創造我們未來之生活），會後投票，吳宓竟以十一票居首，少年心性，不免得意。

鄭孝胥從湖南布政使任上，被湖廣總督瑞澂派入京師參與釐定省制行政，已經有一個半月。這一個半月中，一路向西的欽差大臣端方，不斷直接或通過盛宣懷向鄭孝胥致意，希望他能入蜀幫助平靖川事，一會兒說「艱難險阻，諒所不辭。緩急扶持，交情乃見」，一會說「在宜昌專候」。鄭孝胥頗有些不勝其煩，有幾封端方來電，乾脆不譯，他是決不肯去蹚四川這道渾水的。

10月10日，鄭孝胥去前門西站送他的隨員李宣龔回湖北。之後仍是一連串的訪友。最近上海各報對鄭孝胥意見很大，不斷攻擊他為政府收買，從立憲派變成清廷的能吏，而上海那邊的商務印書館、大豆公司也牽扯著他的精力。

此次入京參與討論的政制大綱，進展頗為緩慢，但主旨很明顯：分權。各省督撫由內閣任命，督撫對內閣負責，督撫擁有對地方官吏的任命、監督權力，可以節制巡防隊，而且兼理司法行政。裁汰冗員，道這一級官制基本取消。關、鹽、糧、河這些獨立的官制系統，不得兼管地方行政。

最早知曉武昌事變的，當然還是離權力核心最近的鄭孝胥。10月11日，他就從不同的渠道聞知武昌起事的消息。要知道湖北湖南同氣連枝，他身為湖南布政使，家眷還留在長沙，武昌一亂，難保不波及湖南，鄭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12日中午，盛宣懷電邀鄭孝胥到度支部大臣載澤府第吃飯。載澤表示，盛宣懷今早已入宮應對，明早自己也要被「叫起」，希望鄭孝胥能幫他參酌應對之策。鄭孝胥提了四點：一、以兵艦速攻武昌；二，保護京漢鐵路；三，前敵權宜歸一；四，河南速飭戒嚴，更請暫緩秋操。

13日，鄭孝胥登門求見盛宣懷，府裡說盛大人一早入宮，還未出來。鄭孝胥在盛府等到中午，仍未等到，只好出門找別人打聽消息。外間紛紛傳言「長沙有變」，有人還說得繪聲繪色：同事裡有湖南人，已得到家裡電報，說省城被革命黨攻陷，家裡人好不容易才逃了出來。說的人多了，鄭孝胥「雖不遽信，亦頗震動」。這一天，還有人傳說南京兩江總督衙門被焚，蕪湖也發生事變，等等。

鄭孝胥跑到前門西站，大概想從來往旅客那裡打聽一些消息。不料車站寂無一人，只有二十餘輛軍用專列開拔。另外，就是兩隊禁衛軍開入正陽門。夜裡連月色都沒了，北京氣氛一變為肅殺驚怖。加上前幾天天氣驟涼，棉袍也穿得住了，人心也和天氣一樣冰涼。

好在夜裡得到長沙來電，稱湖南尚算平靖。湖南巡撫余誠格也有電報來，表示已派遣防營往武昌，防止革黨入湘。告訴鄭孝胥這件事的，是外務部副大臣曹汝霖。

惲毓鼎10月11日午後赴天津辦事。晚上住進旅館後看報紙，還只知道四川敘州府（樂山）失守的消息。他內心替朝廷著急：川事糜爛至此，為什麼還不肯罷斥趙爾豐？難道四川就不要了麼？想起在火車上看見「月出時其色如血」，益發覺得那是刀兵之象。

第二天早起，接到兒子快信，才知道這刀兵之象應在武昌。而且旨意已下，命陸軍大臣蔭昌督軍赴援。他兒子寶惠正是在蔭昌手下當差，少不得隨同出征。這一下，武昌事變也就與惲毓鼎發生了密切的聯繫。

13日，惲毓鼎回到北京，見到即將出征的兒子寶惠，「意氣甚壯，心為寬慰」。從寶惠那裡他聽到更多的武昌消息：漢陽失守，鐵廠、槍炮廠都已落入革命黨手中。在惲毓鼎看來，最可恨的無疑是湖廣總督瑞澂，聽說他半個月前就已經將眷屬全部送回京師，還運載了多年受賄所得，分明已經打算好了要逃離武昌這個是非之地。八月十三（10月4日）聽說有革黨起事的消息，立刻把鋪蓋搬到楚豫號兵輪上，白天在總督署辦公，晚上住在兵輪上。10月10日一聽到槍炮聲，瑞澂立即逃上楚豫號，屬員們自然作鳥獸散，讓革命黨毫不費事就佔領了武昌。惲毓鼎恨恨地寫道：「三百年來棄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

吳宓10月12日晚上看報才知道武昌事變。前兩天他一直在抱怨清華學堂選拔留美學生不公，選擇班長捨長不公，管理學生亦不公，這時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了清華園外的中國：「亂事方熾，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國前途如何？果於何時滅亡也！吾輩又將如之何而可乎？」

13日，報紙騰傳鄭州北黃河鐵橋已被割斷，鄭孝胥去火車站，發現車票確實只賣到黃河以北，而且南北通信已斷。

14日，北京的大恐慌終於爆發了。政府下令各報，禁止刊載各省亂事，這反而為謠言拓展了無限的空間。遠在清華園的吳宓，都能感受到「警報紛紜，一日數起，聞之殊令人驚惶異常」，謠傳長沙、廣州、南京均已失陷，四川亂氛愈熾，連江西、安徽也不安靖。清華學堂原擬本月二十五日（8月16日）舉行秋季開校儀式，如今學部通知延期，可見情勢緊急。

恐慌其實是從官場開始的，官吏們的信息渠道最多，謠言也傳得最多。京師的管理者也變得張皇失措，如外城突然勒令所有戲園子停止唱戲，並讓巡警在各路口稽查行人，一副革命黨已大舉入京的徵象。大批京官攜親帶眷，湧往前門車站，想逃往天津租界，郵傳部為防止出事，聲稱要停開京津火車，這一來恐慌更甚。逃不走的市民，則圍堵大清銀行與各銀號，擠兌現銀，銀行銀號經受不起，只得關門。銀行關門，引發惡性循環，所有商舖拒收銀行鈔票，只收現銀。接著便是米價飛漲，惲毓鼎稱，每石銀要賣十二兩（鄭孝胥記載是二十元，即十六兩）。幸好新政辦巡警還算得力，不然庚子年的慘象又將重現北京。

吳宓聽人說，這次的銀行擠兌風潮是政府諸大老挑起的，總理大臣慶王奕劻率先向大清銀行提取金幣三十萬兩，轉存入外國銀行，大小官員紛紛傚尤，才導致沒有任何真實威脅的情形下，市面大亂。

鄭孝胥身邊的同鄉好友，如林琴南，也都在忙著送眷屬去天津租界避禍，鄭孝胥的家眷在湖南，倒省了這份心。15日一早就被盛宣懷叫去，要他擬一個電報給湖北，懸賞十萬元，希望能收買已反正的四十一標，並要求保全兵工廠與鐵廠。盛宣懷還告訴鄭孝胥：不管鄂事如何，這次不會再放你回湖南了。從盛府回來，鄭孝胥擬了一個條陳，希望朝廷明發上諭：赦從匪之學生、兵士及許匪首以悔罪自投，俟其抗拒乃擊之。權力中樞希望湖北之亂早日平息，不要引致各省的連鎖反應。

陸陸續續有人從武漢歸來，但傳說的消息很不一致。吳宓聽到的說法是「革黨此次極為文明、極守秩序，商民人等毫未受及擾害」，而惲毓鼎則親耳聽聞，革黨照會各國領事，請守中立，並請過江到武昌晤商。只有美國領事因為省城教堂、僑民眾多，過江去查看，「匪黨排隊鼓樂迎入，美領睹死屍遍街巷（皆旗兵之被殺者），怫然曰：『公輩自命文明，乃殘殺無辜若此，豈文明舉動乎？』」於是認定革黨為「草寇」。惲毓鼎無疑很高興聽到這樣的說法，自洪楊之變以來，叛亂者每因得不到洋人的支持而失敗，清廷當然希望此次亦能如此。加上10月19日，聽說清軍前隊馬繼增、王占元部在劉家廟擊敗革黨，黎元洪、湯化龍均已遁逃，惲毓鼎不免推測革黨「大約潰散在即矣」。

鄭孝胥當然不想回湖南，但又牽掛家眷安危。10月19日，清軍小勝，20日，鄭孝胥便收到內閣交片一件，其文曰「交湖南布政使鄭孝胥即請訓，迅速回任。欽此。此交，八月二十九日。」公文隨便寫在一張白竹紙上，相當草率，但這畢竟是公文。鄭孝胥不敢不從，當日即往琉璃廠花八錢銀子買了一掛朝珠，備請訓之用。

10月21日，鄭孝胥連續拜訪朝中顯貴，也許是想就鄂事商討一二對策，並取得王公大臣們的支持，畢竟他馬上就要面對湖北亂黨。誰知訪盛宣懷，不在，拜謁慶王，稱病請回，再去找內閣協理大臣那桐，那桐根本不見。最後終於見到了另一位協理大臣徐世昌，談了良久。

10月23日，鄭孝胥請訓，召見。這都是過場，這日見到了慶王，也沒什麼話，只說自己帶病堅持辦公，最後去辭別盛宣懷。這位不可一世的重臣也「意緒頗倉皇」，他告訴鄭孝胥，長沙消息很不好，連電報局都已被亂黨佔據。

10月25日下午四點，鄭孝胥登上開往天津的火車。晚上登上了赴上海的輪船。他在旅途上盤算萬端，仍然認為中國今日是改革行政之時代，清廷未到覆滅之時。如今朝廷諭袁世凱總督湖廣，「袁果有才破革黨、定亂事，入為總理，則可立開國會、定皇室、限制內閣責任，立憲之制度成矣。使革黨得志，推倒滿洲，亦未必能強中國；何則？擾亂易而整理難，且政黨未成，民心無主故也」。鄭孝胥認為到那一步，獲漁人之利者將是日本，但日本國力還不足以吞併中國，則中國必將瓜分豆剖，為列強分據，列強再以華人攻華人，舉國糜爛，「我則為清國遺老以沒世矣」。

念及此，鄭孝胥不禁哀歎：「官，吾毒也；不受官，定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飲鴆酒，飢渴未止，而毒已作。」他有些後悔接受湖南布政使的任命，弄得現在與所愛者天各一方，音訊斷絕，無由拯救。輪船停在煙台，悲痛傷心之下，他筆端變得淒厲：「魄之將狂，魂來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又舉遠鏡，見玉皇頂峰巒千迭，皆積恨耳。」

29日，船抵上海。上海的消息比北京還是靈通得多，鄭孝胥這才知道，離京前的22日，湖南已由諮議局宣佈獨立，他肯定是去不了長沙了。補看這幾天的《申報》才知道，他從天津出發的26日，資政院正式彈劾盛宣懷，清廷將盛宣懷革職永不敘用。想起辭行時盛宮保的神色，鄭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吳宓有著另外的擔憂。清華園如今每天都有二三十人離校，吳宓寢室六人中已經走了一個，自修室裡無人學習功課，都聚成一堆一堆地討論何時避逃，避往何地。吳宓和他的同學們，最擔心的是：（一）北京一亂，必然而盜賊蜂起，土匪到處，清華園孤懸城外，危險程度可以想像；（二）海澱是滿旗聚居地，清華園周圍住的都是滿人，如果全國起了滿漢仇殺，他們肯定會對清華學生下手。傳說前幾日禁衛軍中已經有人倡議，要殺盡北京城內外的漢人，從沒有辮子的學生下手。這個倡議雖說被帶兵官阻止，但隨著南方的革命消息不斷傳來，難保不會變為現實。（三）政府混亂，經費缺乏，就算沒有外憂，清華的食物供應也成問題。

針對這些憂患，有人提出，應該由學校管理者主持「公同防禦之法」：要求諸生公約不得離校，每人發槍一枝，練習軍事，厚儲糧米。一旦事變，全校有五百餘男學生，抵禦土匪綽綽有餘。

這個提議頗有群眾叫好，但馬上有人洩氣：管理人肯發槍給學生？做夢吧！而且學生已經逃掉不少了，每天還在往外逃，如何說服他們，及他們的父母？還有，這幾天，城內不斷派出偵探進校，調查學生裡有沒有革命的跡象，清華園的校警都是滿人，一旦學生人手一槍，難道不會被指為謀逆？

說來說去，只有逃了。家在北京、直隸的同學好辦，最慘的是來自湖北、四川的學生，家鄉正在擾亂，北京也不太平，簡直無處可去。

吳宓的同鄉都在商議如何從京師去正定府，再從那兒搭正太鐵路往太原，轉道回陝。吳宓跟他們不同，他父親在上海經商，自然是奔赴天津，從天津搭海船去上海為宜，可是這條線路是逃難熱線，無數達官貴人官親吏眷都擠在這條道上，火車擠得不行，船價漲了數倍，哪裡去籌措這筆盤川？

吳宓坐困愁城，想起以前讀歷史與諸小說，「至末世亂離之際，戎馬倥傯、顛沛流蕩，則謂人之生彼時者，不知其心境如何」？現在雖然尚未身經大亂，但恐慌的滋味已經體驗，中國還不知會亂到何時，亂到何種地步，將來自己也會身受其害吧？

【冬寒】

進入十一月後，時勢變得日益緊急。朝廷任命了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但上海郵來的《民立報》仍在天天報道民軍勝利的消息。11月3日，清華有同學接到了城中家裡的信，說政府已有逃往關外蒙古庫倫一帶的打算，且已預備八百部車輛以供運載。

就在這一天，清華學堂向度支部領取當月款項，竟沒有領到。

清華園外的鐵路，火車隆隆駛過，徹夜不絕。晨光中走過去看，「猶見一長列車滿載兵士及炮械等物由北而南，雲系他處調來之兵以守衛京師者」。

11月5日，上海失陷的消息傳來。這一來，吳宓往上海依附生父的念頭似乎也可以斷絕了。尤其親人身居滬上，雖說租界或不致有難，但音信斷絕，不免惶急擔心。

當晚，清華學堂當局在高等科禮堂召開全校大會。管理員一個不缺，但學生卻只剩下可憐的一百一二十人。大會的主旨，便是告知學生：因為同學已多數出校，中國教員也紛紛請假，教課殊難進行，故決定停課一月，到期再議。

功課停止後，「諸生中有願回家及他往逃避者，即可自由他往」。逃避變成合法，如果不願或不能離校者，也可留校，飲食如常。諸管理員並美國教員及眷屬都不走。范監督並說，其實留校也不見得如何危險，因為：（一）本校巡警原為十八名滿人，已經換成二十名漢人，如有必要可以再招；（二）美國公使答應事情緊急之時，由使館派兵若干保護。

然而人心並不因此而穩，當晚便有學生在食堂召聚商議，希望校方能將手裡所有資金分給學生做路費。吳宓聽了此議，「大憤而出」。他在日記裡質問：像我這樣無地可去的，分到手一二十銀元，又不能留校，在外流蕩，豈不成為餓莩？他認為這些提議的學生自私到了極點。好在這一提議沒有後續消息，想來得不到校方支持。

也有傳聞說教務長張伯苓出面安慰學生，稱如不得已，可以將諸君送到天津南開中學暫居避難。但這也並非確訊。

停課無事，又無心溫課，只好踢球，或閒談。四川同學劉莊說，清華園旁村莊裡住著一位漢人老翁，年紀八十開外。數十年來京師種種劫難，無一不與：咸豐英法聯軍之役；火燒圓明園；庚子事變。老翁說，滿人平日不謀生業，一旦有事，則首起為土匪，搶掠人民，比如英法之役，敵軍還未來到，滿人已經先自大亂，圓明園之毀，是滿人挑的頭兒，英法聯軍只是跟著放了把火。

這些閒談於眼前無補，卻似乎能讓清華學生理解眼前事亂的起因，生出一些身外的感喟。吳宓在日記中記載了一位武漢反清小英雄的故事，並慨歎：「坐是則光復大業，其或可期。余等之碌碌無行，有愧此童多也。」

吳宓本來已經決意留校，然而他無法抗拒時勢的演變。11月8日，多日的傳言被證實：天津已陷。北京陷入了更大的惶惑之中。最糟糕的是，美國公使致函清華的美國教員，稱使館兵力不足以分護清華，於是連美國教員也紛紛外遷。

原認為不可行的建議似乎成了唯一的辦法。監督召集諸生，通知暫行解散清華學堂，每人發給旅費二十元。這離吳宓預計到上海的費用（三十元以上）還有缺口，但也沒法子了。

七位江浙同學願意同行，於是匆匆收拾，走向未知。那一夜，也不知幾人成眠？

11月9日，這些清華學生5時即起，9點，行李由兩輛大車運送往前門車站。大部分人還是乘火車進城。剛才開篇的人生故事就報了暫停，「回顧清華園風物，愴然欲涕，未審他年得一重睹此景否耶」？

打這一天起，三位北京客，在京的，就只剩了惲毓鼎。

前御史、光緒帝的不二忠臣惲毓鼎學士從不相信大清朝會就此完結。他坐在家中，罵降臣，罵親貴，罵二張（張之洞、張百熙），一面讀《唐紀》天寶末年那一冊，「覺長安失陷景象如在目前矣」，而這種景象，十一年來已是再次見到。

天寶之亂，有郭子儀、李光弼只手挽回，今世之李郭是誰？惲毓鼎可不相信袁世凱，這傢伙雖然出山，卻按兵不動，「各省不費一兵一炮，失陷相繕，而朝廷置之不問，求諸中國四千年歷史，真絕無僅有者」。

無奈之下，惲毓鼎又起了神課，為大清朝命運占卜。得出的判詞是：「手持利劍（專刂）犀兒，迎刃而解差可喜。自鄶以下無譏焉，其餘不足觀也已。」他認為這說明「大河以北猶可保全，其餘各省皆無救矣」。

其實這正是惲毓鼎自己的政治觀點。幾乎每日都是某地失陷或獨立的消息傳來，再樂觀的人也不會相信清廷能夠不傷筋動骨就渡過此劫。按照惲毓鼎的想法，清室應當放棄邊省，全力經營直隸、山西、山東、河南、陝西、新疆這些革命黨勢力不強的省份，劃江而治，雖不易為，卻未嘗沒有萬一的轉機。

但朝廷的事他一時說不上話。只好照舊大發憂憤之情。11月21日。資政院建議「剪髮改歷」，擺明是向南方示好，表明改良的決心。惲毓鼎卻大不以為然，認為「當此分崩離析之秋，救亡不暇，忽為此大變革，惑民觀聽，愚氓誤以為國家已亡，必生變動，是無故而攪之也」，接著便在日記中大罵「亡國三妖」：一東洋留學生，一新軍，一資政院諮議局。

他又聽宮裡太監回憶，西太后臨終之時，忽然歎了口氣：「不該讓他們立憲。」過一會兒，又說：「錯了！還是不該立憲！」想起來忍不住埋怨攝政王載灃，如果不是他在兩宮歿後，大力支持立憲，何至於淪落至斯？

他憶及當年咸豐朝天下糜爛，無省不亂，且洋師進京，但因為人心未失，終能挽回。現時則「無一事非因賄而成，無一官非因賄而進」，報載慶親王奕劻金銀、珠寶、衣飾詳單，價值在一億兩白銀以上，這已經超過史上最大貪官和珅所積。真是天良喪盡！

滿城訛言，風雨欲來，惲毓鼎自己的處境也頗尷尬。26日，他與朋友去春仙戲園看夜戲，不料碰上三百餘名禁衛軍也來看戲，一擁而入，喧嘩驕噪，無人敢管。這些兵士見沒有辮子像留學生的人，立即怒目而視，破口大罵。惲毓鼎目睹此狀，心情十分矛盾，在日記裡一面批評禁衛軍「驕縱不守紀律如此」，另一面又恨恨地指責留學生「此次亂事皆成於留學生，背負國家，荼毒生靈，天道猶存，此輩斷難倖免」。可是如果真應了流言，北京城裡滿漢互殺，秀才與兵對戰，惲毓鼎又該何去何從呢？

袁世凱入京，惲毓鼎因為自己已經辭官，沒有去拜謁。11月30日，袁世凱命長子袁克定來府致意，請惲毓鼎相見，去了，袁世凱閣議未歸，沒見著。不過，這似乎讓惲毓鼎見到了一點兒期望，日記裡的稱呼也從「袁世凱」改為「袁總理」。

從此惲毓鼎便不日奔走於袁世凱、馮國璋官邸，貢獻己見。按照他的意見，對付南方，必須採用強硬手段，不可姑息。12月28日，惲毓鼎赴馮國璋舉辦的同鄉會（他們都是河北人），席間馮國璋詢問保衛京師之策，惲毓鼎答以「非鎮以兵力不可」、「非解散諮議局，封禁報館不可」。

有些話在外場不太好說，依惲毓鼎內心的意見，最好能逼朝中諸親貴毀家紓難，估計可以得銀二千萬兩，以充軍餉，然後責成袁世凱主戰，詔告天下，召回在上海議和的唐紹儀、楊士琦，斬首於菜市口，「如此而士心不感，亂黨不平，吾不信也」。

但時局不會依著這位退職翰林學士的想像發展。他只能憤悶特甚，飲食銳減，看看戲，翻翻史書，再在日記裡發發牢騷。他也曾代擬一電，以北京總商會名義，讓資政院代發給唐紹儀、伍廷芳「二賊」，聲明不承認南北和約，也曾會齊滿漢老臣，往內閣面見袁世凱遞交陳情書，力陳和議不可行，宜急籌戰備。然而前者也沒有什麼回音，袁總理又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惲毓鼎只能徒喚奈何。

民間傳說也很不利於大清，有朋友說京西潭柘寺有棵古樟樹，每有新皇帝即位，必定生出一根新枝，而舊枝枯萎，人稱帝王樹。同治末年，光緒末年，都是旁生小枝，因為光緒與宣統都是自宮外迎立。最近老根旁突然生出一枝新樹，與象徵宣統的三年新枝全然無干，「聞者駭異」。

也有令人振奮的流言，據說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後，人心不服，就在南京英國領事館門外，被其黨羽章太炎連開三槍，第三槍打中肋骨。反正的江蘇都督程德全被人下毒，口不能言，據說心中極為悔恨，甚至寫信給黎元洪，勸他一起歸降清廷。

天意雖渺，人心尚存。眼見臘月將至，又是畫「九九消寒圖」的時候，這圖共九字，雙鉤空心，每字九筆，一日一筆，字寫完而寒消。以前大家都是用道光帝所擬的「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今年有了新花樣，有人擬了九個字，是「春風柔南京幽革軍俘」（「京」字中間的「口」可寫為「日」），忠臣們紛紛傚法。

這些還是擋不住局勢江河日下。日子艱難地來到辛亥年陰曆臘月廿五日，即1912年1月13日，民政部大臣趙秉鈞告知惲毓鼎，隆裕太后已下懿旨，宣佈辭位。

惲毓鼎那天的日記寫得很長。他想起武昌亂起，至今不過一百二十日，好好的一統江山，就此完結，「自來亡國，無如是之速也」。而這亡國的根苗，實起於十年前，庚子之後，西太后畏首畏尾，只求己身無事，不做長遠打算。到了攝政王手裡，繼承老醇王的習性，重滿輕漢，排斥漢人。而這一幫滿洲親貴，哪個是能辦事的？即使沒有革命軍，也就長久不了啦。「嗚呼！二百餘年培之而不足，三年餘覆之而有餘」，惲毓鼎立誓「嗣此不復論朝局矣」。

然而心中其實唸唸。臘月廿八祭灶，又是大雪飄飛，地上積了四五分厚。給友人寫了一副對聯，不管退位詔書已下，特意還是署著宣統年號。翻看古書，偏偏又是太康失國，為后羿所滅，後來少康借遺臣之力復國的那一段。

辛亥年就這樣過去了。國家不幸，家宅倒還有喜事。次兒媳難產，只好請了婦嬰醫院美國女醫生來接生，用機器把嬰兒取出來，是個男孩，取名清寶。降生之時，正好是壬子年正月初一子時，為了他，還誤了一會兒祭祖的時辰。

讓子彈飛

【入會】

辛亥年三月初二，也就是1911年3月31日，武昌黃土坡二十號，新開了一家酒館，叫「同興」。

開張那天，十分熱鬧。這裡靠著湖北新軍的營房，主顧大半是穿著洋軍服的新軍弟兄。店主姓鄧，聽說半月前剛從揚州回武昌。

這家酒館賣的酒菜，也不十分出色，但來往的人很多。酒館開了三四個月，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如果你留心觀察，會發現他們互相行的禮有些古怪——普通人總是互相拱手，旗人見面是半跪請安。許多來酒館的人，見面總是互相一鞠躬，接著右手握拳，左手撫胸，接著整一整領扣（因為都是士兵的緣故），再對答幾句，何處來，何處去，於是親熱地坐一道喝酒，或由跑堂的讓進裡屋雅間去。

這一定是個什麼幫會的聯絡點。

如果你本身就是新軍的弟兄，早早晚晚，就會有同鄉或同袍，藉著操間休息或點煙的機緣，湊到你跟前問：要不要加入共進會？

共進會？只聽說過有天地會哥老會。

於是問的人神神秘秘地，悄悄塞給你一張印得很粗劣的紙。「值崗時，背著人看。」又補一句：「我的身家性命在你手上。」

就有些明白了。深夜避開人，湊著光仔細看那張紙：

【共字就是共同，就會內而言，人人都要同心合力，共做事業，就會外而言，凡屬相同團體，都要聯合起來；進就是長進，長進我們的智識，長進我們的身子。明朝末年，滿人乘虛侵入，做了中國皇帝，殺不完的漢族作了他的奴隸……】

底下講了許多抗滿興漢的歷史，末了道：

【如今朝政紊亂，奉承洋人，經常割地賠款，老百姓跟洋人鬧起事來，不但不給百姓講一句公道話，倒替洋人殺老百姓出氣。滿人只顧請洋人保他做皇帝，不管漢人的死活。中國本來不是滿人的，他拿去送給洋人也好留條生路。所以我們革命，一來要替祖宗報仇，二來要早點準備，把全國的會黨合起來，不分門別戶，取這共進二字，就是要拚死力，有進無退。

我們革命切記不可打教堂，殺外國人，免得惹起洋人干涉。】

這宣言寫得很清楚，其實你之前已經在某處所在見過他們的宣傳標語，如「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這本是太平天國的討滿檄文，今時今日讀來，別是一番感受。

還有一些小冊子，《革命軍》、《猛回頭》、《警世鍾》什麼的。還有重印的《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

湖北新軍跟以前的綠營差別極大。光緒三十年（1904）朝廷廢科舉之後，底層的讀書人，從童生到秀才，甚至部分舉人都沒了出路。有錢的，出洋留學，當「洋進士」，或到上海進洋學堂，留在省城讀書的也有，可是窮文富武，家境貧寒舉家食粥的亦自不少，但是科舉一停，不單無法再應考上進，連擔任館塾師的資格都沒有了。實在體弱的、家累重的，只得入了不要錢的師範學校，學些聲光化電的粗淺知識，冀望畢業後到新式小學堂混口飯吃。

許多有些膂力，又拋得下家口的讀書人，便應招入了新軍。單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在湖北黃陂招兵，九十六人入伍，倒有十二個廩生，二十四個秀才。各標各營，大抵如是。這些飽讀詩書的人投到軍前，倒也不全為了養家餬口，總想做出一番事業。

自宋以來，朝廷一直重文輕武，文人統軍屢見不鮮，行伍出身而登高位的屈指可數，故民間有「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之諺，意謂一入軍旅，便無出頭之日。但是道鹹以來，國家孱弱，民生凋零，富國強兵成了人人心頭的好夢，投筆從戎便不再是丟臉羞家的勾當。那位炙手可熱的梁任公不是有詩嗎：「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他讚的是陸放翁，激勵的卻是當今無數熱血男兒的心胸。

還有，光緒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在兩湖組織自立軍「勤王」失敗。吳祿貞等人痛定思痛，派遣自立軍的剩餘人員投入湖北新軍，伺機而動。據說，湖廣總督張之洞生前已經覺得新軍不穩，多次調動鎮、標、營頭目，盡可能在關鍵位置派旗人擔當。不過，新軍弟兄的心思，多半還是活動的。

這些事你心裡都很清楚，所以拿到共進會的傳單，也沒有太吃驚，只是想了幾夜。你當然知道一旦入會，那就是謀逆的大罪，居「十惡不赦」之首。只是，國事蜩螗如此，哪個中國人願意總這麼不死不活地耗下去？

至於傳單的末句「切記不可打教堂，殺外國人，免得惹起洋人干涉」，也容易理解，武漢是九口通商之所，洋人眾多，如果針對清廷起事，自然希望他們的炮艦水兵不要插手，事情就容易得多。庚子年義和團的教訓，還領受得不夠麼？至今大清的稅銀還一年多似一年地充著賠款，流向遙遠的外洋，把人家養得更肥。

奶奶的！這樣的朝廷，干罷！

下定了決心，自然就有人接引，果然聯絡點便是黃土坡的同興酒樓。跑堂的把接引人與你讓進裡屋，穿過廚房，到了後院槐樹下坐定。有人送上一份「願書」。

那是印刷好的格式，留著空白的名姓待填：

【中華民國湖北省□□府□□縣□□□，今蒙□□□介紹，得悉軍政府以驅逐滿虜，恢復漢族，建立民國，平均人權為目的，願入鄂部總會效力，聽從派遣。（原文此處為「□」，下同）所有一切規則，永遠遵守，不敢違背。倘有違犯，聽眾罰辦。謹祈本會參謀長宋教仁保送，本會總理長劉公承認，本部特別員譚人鳳申報，軍政府大總統孫中山註冊。介紹人□□□，入會人□□□。通信處由□□□轉。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月□日具。】

劉公你是聽說過的，是本城有名的士紳。其餘的人名便很陌生。不過看上去，是一個龐大而嚴密的組織。介紹人還神秘地告訴你，「孫中山」便是朝廷日日叫喊捕拿的「孫汶」，至於漢人不再用滿洲人紀年，自是應份，所謂「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則是由會中一位大學問家，章炳麟先生推算出來的。

填了「願書」，捺下手印，你就成了一名共進會員，介紹人再給你講解儀規，分什麼山、水、堂，香，山名中華山，水名興漢水，堂名光復堂，香名報國香，與一般的會黨也差不多，又有幾首詩句，是出外闖山堂拜碼頭用的，口講心誦，慢慢熟習不遲。

倒是平日禮儀要趕緊記熟，不然闖到聚會場所，卻不諳禮儀，容易被人誤會成暗探，輕則皮肉吃苦，重則性命不保。

這些禮儀你都見過，如右手握拳，意謂「緊守秘密」，左手撫胸，意謂「抱定宗旨」，整理領扣，意謂「恢復中華」。而且每日口令變化不定，如有需要參加會議，自然有人通知。

然後他們告訴你，共進會在新軍實行「抬營主義」，意即一排一排、一營一營地發展新軍弟兄。那麼，我們總共有多少會中弟兄？你問。

武漢三鎮，一萬五千餘新軍中，總有兩千多人像你一般填了「願書」，還有四千多人，同情革命，答應幫忙。

你嚇了一跳。那，在我們第八鎮工程營中，又有多少人？

六百多，快七百。就數你們營裡弟兄多。

乖乖！你吐了吐舌頭。那，什麼時候舉事？

快了！說話的人望望外面的天色，七月末八月頭的武昌，還是熱得讓人潑煩。蟬聲吱吱地叫，聽著比盛夏時急促，彷彿知道餘日無多。

弟兄們都在等上頭的佈置，一旦時機成熟，就幹他娘的！

【失事】

門吱呀一聲響，劉同進來了。

沒什麼人支應他。大家管自做自己的事。孫武臨窗而坐，把幾日後要用的炸藥放在臉盆裡檢驗成分。丁立中、李作棟在屋子中間的小圓桌上給鈔票加蓋印章，起事後，可以散發給市民，建立革命軍的信用；王伯雨在一旁整理文件，他還開了句玩笑「這些將來都是革命文獻哩」。

鄧玉麟出去購表未回。起事在即，時間統一是很重要的。

寶善裡這兒，劉同是常來常往的。大家並不討厭他，但也沒什麼好歡迎的。因為他做不了什麼大事。打個雜，跑個腿什麼的，又不太好支使他。因為他是劉公的弟弟。

革命黨人的經費一向緊張。從前文學社成員多是士兵，於是收「月捐」，每月徵收會員的餉銀的十分之一。共進會因為各種行業都有，不便徵收月捐，只能靠會員自願捐輸，沒有什麼固定經費。

1911年初，譚人鳳奉黃興命來湖北視察，曾交給共進會一千大洋。但還不上三四個月，這筆錢就花盡了。眼見十月的起事日期愈迫愈近，經費問題就變得更尖銳起來。

會中主事者只好各尋各路，有人將家中田地賣掉，以充會費，有人去勸說過路行商，將所帶貨物捐獻入會。總之五花八門，法寶出盡。焦達峰聽居正談到他家鄉廣濟縣達城廟有一尊「金菩薩」，便約了幾個人去盜佛。在六月的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六個革命黨人潛入廟裡，取走了金佛。

可惜，路上遇見了州里的捕快，怕事情敗露，只好將金佛扔進水田里。也不知便宜了哪個農人。

眾人正歎惋之間，湖南同志鄒永成來武漢，他一聽說此事，立即獻計，說他姑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家裡很多金銀首飾，何妨想法取來充革命經費。眾人初時擔心影響他們姑侄關係，但鄒永成自己拍了胸膛，又想不妨革命成功後補報，便都允了。

計策是找個人配製迷藥，這事交給了第三十一標軍醫江芷蘭。鄒永成自己去買了瓶好酒，帶著藥酒去找姑母辭行。當日，孫武、鄧玉麟守在鄒永成姑母家外，只等裡面叫聲「倒也倒也」，便衝進去搜取革命經費。

哪知一頓飯由午時吃到未時，仍聽到裡面笑語喧嘩，還有人叫「添酒，再炒個雞蛋」。好不容易等到鄒永成紅頭漲臉地出來，只管擺手，說「藥不靈，礙事」。三人一同走回寶善裡，路上大罵江芷蘭醫術太差，連副迷藥都配不好。

鄒永成後來又生一計，將姑母幼子騙到漢口，再留信冒充匪人，勒索財物。這次終於到手了八百元。

但革命是無底事業，八百元濟得甚事？轉手便空。那一段幾個主事者日子艱難，孫武、鄧玉麟、焦達峰將家中衣物，典當一空，每人只剩得一套內衫褲，每晚睡覺時脫下，便要孫武太太漿洗，第二天又好穿著。外衫更是只有一件公共的，誰要上街誰便穿出去。好在武昌天熱，在家穿著內衫褲也能過。

這種困境，直到劉公從襄陽來武昌，才得解決。

劉公家是襄陽巨富，他本人早年在日本留學時，加入了同盟會，還在《民報》幫過忙。他的表兄陶德琨，新自美國留學歸來，也是同盟會員。共進會一商議，決定舉劉公為會長，經費也著落在他身上解決。

劉公也有心捐助革命。無奈中國傳統家庭，子女未析戶別居，用度無礙，手裡卻沒有大筆銀錢。正好陶表兄從美國回來，兩人便商定一計。由陶表兄出面去勸劉公的父親劉子敬，給劉公捐個官，說「表弟是日本留學生，朝廷現正在重用留學人才，如能捐個資格，將來定做大官，總督大學士都是有望的，比不得那些只有銀錢全無本事的捐班」。

劉子敬覺得有道理，便答應給劉公捐個道台，再加捐「遇缺即補」、「指省任用」的花樣，算算大概也得一萬多銀子，陶表兄又添了許多油醋，終於說得老頭子開出了二萬兩的銀票。

這二萬兩銀子，給了共進會一萬兩充革命經費，這才能派人去上海、廣州，買槍買炸彈。會中眾人對劉公甚是感激，對他胞弟劉同，也就禮讓三分。

不料劉同大大咧咧，全不留心。孫武在臉盆裡檢驗配製好的炸藥，他倒好，吸著煙卷站在旁邊看。順手一撣煙灰，有火星落在了炸藥上，呼哧一聲，轟，整間屋子都溢滿了濃煙！

孫武離得最近，登時面部受傷，兩眼不能視物，右手鮮血長流，清理文件的王伯雨隔得不遠，被炸藥灼傷右眼。李作棟、丁立中嚇了一大跳，幸未受傷。劉同自己倒也沒有傷著什麼，只是熏了一臉黑。

此時飛濺的炸藥已將室中桌椅點燃，濃煙更是自窗戶滾滾湧出，已經聽見外面有人喊「救火」的聲音。眾人心知救火隊與租界巡捕轉眼便到，李作棟趕緊從衣架上扯下一件長衫，將孫武的頭面蒙住，王伯雨也如法炮製，一夥人從後門衝出，去法租界同仁醫院診治。

旁邊的幾間屋裡還有共進會的人，這時一齊衝了進來，看看火勢甚旺，只好先逃出去再說。會長劉公也在隔壁，他倒還未亂方寸，叫人務必將文件、名冊帶走，不要落在巡捕手裡。

誰知越忙越亂，文件櫃的鑰匙被上街買表的鄧玉麟帶走了！手邊又沒有斧頭橇桿，此時亦顧不得許多，先撤吧！

也是險過剃頭，剛走到院子門口，一群俄國巡捕已經撲到。當頭的一個用俄語大聲喝問，看樣子是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劉公用長衫下擺遮住面龐，嚷了一聲「煤油爆燃」，向院裡一指，也不管俄國巡捕聽得懂聽不懂，向外就走，眾人隨之衝出，巡捕倒也攔不住他們。只有落在最後面的幾個人被捕。

這一來，寶善裡的炸藥、旗幟、袖章、名冊、文告、蓋印紙鈔，全落入俄國巡捕之手。共進會謀劃經年，打算在數日後舉事的大部分秘密準備工作，盡數暴露於清朝武昌政府面前。

一個小時後，劉同在返回寓所取文件時被捕。劉公、鄧玉麟、孫武都認為他保不住秘密，加之名冊已經洩露，如今已是生死關頭。「如果馬上動手，還可死裡求生。」孫武說。

鄧玉麟立即奔赴武昌小朝街八十五號，那裡是擬議中的軍事指揮部。命令迅速擬出：起義，就在今晚！

這是宣統三年，辛亥八月十八日，公歷是1911年10月9日。

但還是晚了一步，起義命令剛發出，小朝街已被大批巡防兵、督院衛兵包圍，第八鎮統制張彪親自帶隊。劉復基、彭楚藩、楊洪勝等主要幹部被捕。同被捕的還有四十多人。

這是最恐怖的夜晚。軍警四出，遍佈武昌城中，同時通訊騎兵反覆往返督署與兵營之間，起義計劃既已全盤暴露，一旦緩過手來，督署必將在新軍裡按名搜捕。

劉、彭、楊被捕後，即行審訊。湖廣總督瑞澂已經認識到事情的重要程度。凌晨五時，一聲炮響，三顆人頭已經掛在督署東轅門外的旗桿上。

天色漸亮。偵騎四出，被捕的士兵、商賈、報人、市民，一批批地送來督署。這兩天，又不知多少顆人頭會掛上這高高的旗桿。

他們完了！張彪冷冷地想。

☆`文~☆;

☆`人~☆;

☆`書~☆;

☆`屋~☆;

☆`小~☆;

☆`說~☆;

☆`下~☆;

☆`載~☆;

☆`網~☆;

【起義】

楊洪勝第二次來，是來送子彈的。

自從新軍時時有內部騷動的傳聞，加上派遣的新軍在資州起事，殺了四川總督端方。武昌督署日前下令，各營一律收繳子彈，訓練射擊時方按數發給。這樣一來，新軍弟兄，人人手裡都沒了子彈。

10月9日，下午五點，鄧玉麟與楊洪勝趕到工程營，召見總代表熊秉坤。會中弟兄都知道有大事發生，三三兩兩聚在營房外，聽消息。

果然。鄧、楊一走，熊秉坤立即召集各棚棚目，告：漢口試驗炸彈失慎，孫武受傷住院，名冊落入督署手中，現正大肆搜捕黨人。軍事指揮部決定今夜起義。具體到工程營，熊傳達了方才三人密商的四點：（一）肩章反扣，右臂纏白繃帶以資識別；（二）全副武裝，不帶背囊以輕裝；（三）工程營關鍵任務是佔領楚望台軍械所，再派兵迎南湖炮隊進城；（四）今夜口號是「同心協力」。

熊秉坤說，他已經派支隊長鄭挺軍前往楚望台軍械所通知那裡的同志。

「我們沒有子彈，怎麼舉事？」

「楊洪勝大哥等一陣會送子彈來。你們先準備著。」

一個鐘點後，楊洪勝又出現了，又走了。我們再度聚集到熊秉坤的營房內。

「子彈只有兩盒。」熊秉坤一面說一面將盒裡的子彈倒在床上，「我留六粒，餘下你們拿去，會中同志每人三粒，有多的，挑那平日膽子大，跟長官時常爭執不服的弟兄，各發兩粒。」

我們出門的時候，熊總代表追了一句：「倘若官長不反對起義，我們決不故意殘殺。」

按交代，10月9日當夜城外炮隊一響，工程營便立即舉事，向楚望台進發。

九點半，營房按例熄燈就寢。但是誰都沒敢睡，穿著衣服靠在鋪上，也不敢說話，單等著炮聲。

可是，一點，兩點，三點……一夜過去了。也沒聽見炮聲。

天濛濛亮，拉開門往外一偷瞅，營門口，操場上，全是人影，再仔細看，大都是排長以上軍官，個個荷槍實彈，來回巡查。看樣子，也是一夜沒睡。

營裡弟兄，不管參沒參與起事的，心裡都在犯嘀咕。吃早飯的時候，很多人拿眼看熊秉坤。他就坐在我們這桌。

熊秉坤也是眉頭緊鎖。他同樣一夜未睡，也沒等來炮聲。更糟的是，今早才聽說，左隊的任振綱被抓起來了。

任振綱是支隊長，平日很受排長信任，也沒懷疑過他是革命黨。昨夜督署密令戒嚴，人手不夠，排長去找他參加巡查，誰知進門一看，他軍服整齊，右臂還纏著白布，排長大吃一驚，立即上前奪下任手裡的槍，發現槍裡有子彈兩粒。這是預備起事無疑。於是營長下令，立即拘禁任振綱，並且各營排查。風聲一出，領到子彈的兄弟都把子彈丟掉了。

對著面前的饅頭稀飯，誰也沒有胃口。但早飯是討論的最後機會，眾人一邊裝著咀嚼，一邊催熊秉坤趕緊想辦法。

有什麼辦法可想？城內外消息完全斷絕。楊洪勝本來說再送炸彈來，一去也沒了消息。昨夜炮聲未響，起義已是凶多吉少。

熊秉坤咬了咬牙：「昨天我和鄧、楊兩位大哥計議過了，不動手是死，動手可能還能拼一下！軍械所藏著彈藥，是起義成功的關鍵。我決定：下午動手！」

一桌子人都說不出什麼話來。也無人反對。

「這樣，現在早飯時間，官長都在外面巡查。你們分頭告訴各隊代表，就說我們接到總機關命令，要求工程營首先發難，奪取軍械所，才能向全軍發放彈藥。就這樣，定在下午三點晚操時發動！」

「可是，還是沒有子彈……」

「唔，是個問題……先佈置下去……實在不行，只能徒手奪槍了！」

等到上午十點，城裡倒是傳來了消息，楊洪勝的首級，和劉復基、彭楚藩的一起，掛在了督署轅門旗桿上。

不動手，真的就是等死了。但子彈仍然是個問題。

第二棚的呂功超突然站了出來：「子彈我家有！」

「你家哪來的子彈？」

「我哥子是吳元愷營長的馬弁，他們營從北通州回來解散了，我哥子把一些子彈交給我嫂嫂保管，他去了四川……」

這種時候哪管你哥子嫂嫂的，有子彈就成！

熊總代表心思細密，派了三個人，分頭往呂功超家盜取子彈，叮囑他們不要一起走。回營時間要有先後。

十二點，子彈取到，共有六盒。這樣每人都分得九粒以上，士氣大振。

下午接到命令，晚操取消。發難時間只能後延到頭道點名後，七點鐘左右。

我被派到軍械庫去，與守庫同志聯絡。

七點鐘，工程營那邊槍聲大作。起義終於開始了！

我與軍械庫羅炳順、馬榮等同志正要往外衝。門開了，軍械庫監視官李克果出現在門口。

他一眼就能看出我們想幹什麼。「到院裡集合！」

我們走到院子裡，看他有什麼話說。

李克果人不錯，平日也和氣。此時他臉上倒不見得有多緊張，仍是慢慢地說：「咱們在工程營共事也有五六年了，大家能聽我說句話嗎？」

嗡嗡聲漸漸小下去。眾人攥著手裡的槍，聽他說。

「外面這麼喧嘩，你們都聽見了吧？」

「聽見了。」有稀稀落落的回答。

「本監視官替你們考慮：外面來的要是不法匪盜，你們["文"]守庫責任["人"]重大，當然["書"]要奮力["屋"]抵抗；如果來的是正規軍隊，你們人少，不如迴避吧。」

羅炳順靈機一動：「我們一粒子彈未見，咋能抵抗？」

李克果揮了揮手，管庫工人將庫門打開，搬出子彈兩箱。「你們分吧！」

軍械庫的大門打開了，一群人在火把的照耀下出現。都是工程第八營的同志弟兄。

軍械庫守衛士兵立即舉槍，扣扳機，子彈如成群的夜梟嗖嗖地飛。

不過，子彈都射進了夜空。

湧入門口的火把越來越多，有人開始喊口號「同心！」

這邊就有人答「協力！」

我聽見身後的李克果歎了一口氣，悄悄地隱沒在黑暗中。

軍械庫是我們的了。武昌也將是我們的。

楚望台的火光映紅了夜空。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十里開外的長江之中，一艘即將啟碇的招商輪上，乘客都在看著楚望台的大火，竊竊私議。人群裡，站著一個影響日後大局的關鍵人物。

他叫張謇，甲午恩科狀元，欽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江寧文正書院山長，商部總顧問。大清朝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天下未亂蜀先亂

上午八點鐘，鈴聲嘩啷當搖過，川漢鐵路股東會又將召開了。

不料代表股東羅綸登台報告：「現在有個好消息，督署派了一位軍官來說，頃接閣部電報，持督部堂名帖請我們即到督署去商量辦法。賡即回來報告情形，希望大家不要散會。」大家都說好，於是幾名股東代表離席而去。

剛吃過的早飯還沒消化，大家樂得喝茶，吐痰，沖殼子。一位川漢鐵路公司職員溜了進來，對著幾位相熟的股東低聲說：會場門口都是軍隊，進來出去都不准，可能要搞事。

搞事？啥子事？趙爾豐那個老雜皮，未必敢把哥子們抓起來！

但是代表們久出不歸，會場裡交頭接耳的議論聲嗡嗡地多了起來。洪雅縣有個代表叫王小舟，表示他願意打電話去四川總督府問問情況。

王小舟打完電話回來，說：叫通了督署，要給剛才去的幾位代表講話，對方說請不來，又說隨便請一位官長來。他們請了周善培周臬台來，我跟他是熟人，就問幾位代表哪時候回來，滿會場都在等他們報告。周臬台說，代表們正在談話，一時回不來，請代表股東們多等一下子。

這一等，就等到了下午。七月天，熱得很，會場內又沒有吃的喝的，茶水倒有，越喝越餓。代表們饑熱交迫，忍耐不得。有些人就想先走，哪知一出門就被人堵了回來。一位軍官上台報告：「今天外面突發生暴動搗亂情事，已宣佈戒嚴，街上交通斷絕，這個時候出去很危險，請代表們解嚴後再出去。」

代表們大嘩。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兵根本不跟你說理，他只負責扛把槍守住門口。一時間說什麼的都有，沸反盈天。當然也有人想再打電話去問督署，這番卻打不通了。

窗外的天色漸漸暗下來。餓了一天的代表們連吵架的力氣都沒了。有人拿出錢，要看守的士兵幫忙出來買幾塊鍋盔牛肉點下心，回答是：你們搞罷市，通街店舖都關門了，而且全城戒嚴，哪裡還有啥子鍋盔賣？

終於可以走了。封堵會場的軍隊荷槍而退，走出公司大門，街上站崗的軍警也撤走了。但是街上沒有行人，只有若有似無的月色隱現。代表們搭幫結伙地回宿處，聽得更鼓已經敲了三更。

他們不知道，已經出大事了。

【死事】

去督署的代表一共是九人，七人是總督指名（一人請病假），三人是自願旁聽。包括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股東會會長顏楷、副會長張瀾、《蜀報》主筆鄧孝可。

聽說，剛走出川漢鐵路公司的大門，帶隊持帖來請人的軍官就翻了臉，將九個人分別管押，像提拿犯人一樣往督署送。這幫兵弁作威作福慣了，想來這有違趙爾豐設計密拿的本意。

從公司到督署，要經過暑襪街、東大街、走馬街。這幾個人誰不認識？尤其是保路同志會各街道分會的同志，一見此狀，馬上就反應過來：趙爾豐要動手了！

傳言像熱風一樣在蓉城的街道上瘋跑。塵埃與口水不斷加入，傳言又像氣球一樣膨脹。罷市中的成都本來就鬱積著躁動不安的空氣，傳言更像一顆火星濺進了將沸的油鍋。

當王小舟致電督署問訊時，皇城內外的傳言已經變成了：九位代表被當街拿捕，趙爾豐親自審訊，危言恫嚇，誣指造反，羅綸盛氣抗辯，立被槍殺，餘人皆錘鐐丟監。

成都沸騰了。先是附近幾條街的民眾，捧著光緒皇帝的靈牌，擁往督院衙門請願。更遠處的民眾聽說，也捧著靈牌往督署趕奔。短短時間都湊合了千把人，把總府街堵得水洩不通，一堆一堆往督院轅門裡擠。

自有保路運動以來，這是成都第一次完全自發的民眾聚集：主要領導人都被抓了，各地代表又被困在會場裡，誰來策動？誰來領導？人人都是熱血衝動，只想著請願救人。

衛兵根本擋不住那麼多人，督院轅門都差點被擠垮！這些人擁進督院前的院壩，高聲喊叫：

先皇帝准許四川人自辦鐵路，為什麼要把爭路的人捉去？

先皇帝有靈，保佑放出九個代表啊！

制台馬上放人哪！

就有人跪地叩頭，痛哭流涕，把光緒皇帝的牌位頓在地上，堂堂響。

「人眾拼著氣力向前湧，一面揮著先皇牌位，一面齊聲大喊：『把蒲先生、羅先生放出來！……把蒲先生、羅先生放出來！……』」（李劼人《大波》）

一片哭喊聲中，突然幾聲槍響，子彈飛向空中。

民眾的哭聲驟停了一下，但馬上又響成了一片。龜兒子，那麼多人，老子信你娃敢開槍？

真的開槍了，據說是營務處總辦田徵葵下的命令。子彈不長眼睛，這下子搞到事了哇？院壩內秩序大亂，中彈死的倒臥遍地，受傷的則匍匐著往外爬，還沒有嘗到花生米滋味的趕快往轅門湧，先皇的牌位到處亂拋，有些還被子彈打成了幾片。

事後掩埋登記，入冊的三十二人，多是有家屬認領及慈善總會出掩埋費的，未登記入冊的據說有三百餘人。死者有機匠、小菜販、裁縫、放馬、學徒和管戲班子行頭的、裝水煙的、開診所的以及街正等。

民眾四散。轅門內又衝出馬隊，追趕射擊路人。正在此時，更遠處的居民與城外農民聞聽捕人，裹著白巾頂著牌位來請願，正碰上馬隊開槍，當場又死了數十人。

趙爾豐下令關閉成都各城門。這時蒲、羅等人被捕的消息已由快馬送往周邊各州縣，同志會員正在大舉趕來，至則不得入，便屯聚在城門外。巴蜀首府，登時成了一座圍困中的孤城。

這是宣統三年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的事。五日後，趙爾豐聲稱搜出一張「十路統領」的名單，還有幾顆木刻的統領印，同時，督署計議在成都四門各用一百桶洋油放火，同時在督署舉火，趁勢燒死九代表，謀反之事即成坐實。清兵還將鐵路公司與鐵道學堂股東招待所一併查封。

【保路】

決定罷市、罷課、罷工，是在閏六月二十九（8月23日）的股東會、同志會聯合緊急會議上。這次緊急會議召開的原因是：那日督署轉來李稷勳為宜昌分公司總理的電文。

1903年四川總督錫良與湖廣總督張之洞商定建築川漢鐵路，宜昌以下由湖北擔負，宜昌以上由四川擔負。朝廷也下了旨意，允許川漢、粵漢鐵路向民間資本開放。川漢鐵路全長三千餘里，預計需銀七千萬兩。

以四川當時的社會資本狀況，要說能僅靠招股集齊三千五百萬兩的半數資金，難於蜀道。所以四川的集股辦法，與湖南一樣，分為購股、商股、租股三種，五兩一小股，五十兩為一整股。前面兩種好理解，無非是各縣知縣召集地方紳糧，連勸帶派，而且宣揚民辦鐵路是「與洋人爭路權」，用商業利益與愛國主義兩套說辭來吸引股款。「租股」則是按糧冊攤認，於每年徵糧時將股份攤入田畝徵收。各縣因此都專設了租股局，按期徵收。

這樣一來，從地主到佃戶，都得為川漢鐵路賣力捐資。四川當時人口約五千萬，有兩千來萬人擁有川漢鐵路股票，除去少數民族和極貧困人口，可以說，全川稍能溫飽者，無不是川漢鐵路股東。一旦鐵路股份出了問題，跟每一個四川人都切身攸關。

川漢鐵路從建築計劃公佈之日就爭端頻現。四川負擔修宜昌至成都的路段，最難修的就是三峽一帶，而三峽一帶大半屬於湖北，四川只有巫山一個縣。建築計劃是先修宜昌至夔門段，很多人認為用四川人的股款，卻先造福湖北人，想不過，希望先修成渝段。這個提議催生出了一個組織叫川漢鐵路改進會，主事者是一幫留日川籍學生。雖然川漢鐵路督辦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但這些人後來都成了保路同志會的骨幹。

川漢鐵路爭端，說來話長。要言之，鐵路修建因為工料、款項、人事、投資等諸般原因，遷延日久，其根子，恐怕還是「官督商辦」這個體制下，官與商的矛盾難於解決。盛宣懷主打提出的鐵路國有政策，實在也是考慮到鐵路越拖越久，材料積壓情況嚴重，資金缺口越來越大，本身已經影響到築路各省的社會穩定。如1911年5月5日給事中石長信正式提出「收路」的奏折中所言：「四川、湖南現因興造鐵路，創為租股名目，每畝帶徵，以充路款。聞兩省農民，正深訾怨，偶遇荒年，迫收尤覺難堪……深恐民窮財盡，欲圖富強而轉滋貧弱。」

正是這個理由，讓清廷認為收路有益民生，「必無阻撓之虞」，才草草下了這個決斷。

四川人也並不想年年把錢往這個無底洞裡扔。不過這路已經修了八年，錢扔得不少，總要對股東有個交代吧？股東會的決議是：要求政府將歷年用款和上海倒帳（橡皮風潮中錢莊倒閉造成的損失），一概承認，用六成現金加四成股票的形式還給股東，尚存的資金七百多萬兩也由股東會處理。

盛宣懷如何肯認這個賬？如果承認這些條款，四國銀行的借款連還債都未必夠，還談什麼繼續修路。朝廷的政策，是將以前的股票全部換成國家股票，等路修成了再慢慢還。

這下把四川股東惹毛了，大家說：既奪路權，又不認倒款，更提現金，形同搶劫。最壞的是，盛宣懷仗著他龜兒是郵傳部尚書，不准各地電報局譯發關於鐵路文電，也就是說，川漢鐵路公司總部要跟各地分公司、租股局，只能恢復以前的快馬急遞，這不是束縛人民與團體的通訊自由麼？諮議局的議員們拍桌大罵。

三天之內，保路同志大會便轟轟烈烈地在成都岳府街鐵路公司的大廳內宣佈成立了。五月廿一日（6月17日）的到會人數，足足在5000人以上，人流一直排到岳府街兩頭和三倒拐口子。

「羅綸，他是一位很白皙的胖子，人並不甚高。他一登台向滿場的人行了一禮，開口便是『各位股東』，很洪亮的聲音，『我們四川的父老伯叔！我們四川人的生命財產——讓盛宣懷給我們賣了！賣給外國人去了。』就這樣差不多一字一吐的，簡單的說了這幾句。他接著便號啕大哭起來。滿場便都號啕大哭起來了——真真是在號啕，滿場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聲音在汪汪汪汪大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汪……』『我們要反對，我們要誓死反對呀！汪汪汪……』『反對賣國奴盛宣懷！反對賣國機關郵傳部！』連哭帶叫的聲音把滿場都轟動起來了。羅綸在壇上哭，一切的股東在壇下哭，連司裡跑動著的雜役都在哭，不消說我們在旁邊參觀的人也在哭的。」（郭沫若《反正前後》）

這種悲情場面每天都在上演。

聲勢雖大，但主張「保款」的人還是多於主張「保路」的人，用諮議局副議長肖湘的話說，是「以索還用款為歸宿，以反對國有為手段」。但在向朝廷上奏、請願將近兩月之後，政府不僅一點兒沒有鬆口，反而因為李稷勳之事，矛盾空前激化。

李稷勳是四川秀山人，1909年以郵傳部左丞參議的身份被派往川漢鐵路公司宜昌分公司任總理。他本來是反對鐵路國有的，但不知是受到了頂頭上司盛宣懷的壓力，還是放棄了本土立場轉而為政府利益謀，他在1911年8月上旬表示同意將川路餘款轉為國有路款。如此一來立遭千夫所指，股東大會有人宣稱「盛宣懷賣路於前，李稷勳賣路於後，是害吾川之生命財產，皆二賊所為，吾川人必誓殺此二賊」。

然而盛宣懷決意強硬到底，聯合端方、瑞澂等人聯名上奏，派李稷勳繼續主持收歸國有後的川漢鐵路宜昌段建設。消息傳來，全川沸騰，罷市罷工，勢所必然。

【罷市】

罷市、罷課、罷工這些名堂，從前中國也有，但大抵是個別訴求，非關國運。庚子之後舉國狂學西方憲政，才發現有這樣幾種手段有大效用。1905年日俄戰爭中，彼得堡工人大罷工，東京日比谷公園集會，居然影響到兩國的戰爭決策，而拒俄運動、反美華工禁約運動，也讓人認識到中國民眾集體的力量。

不過全城「三罷」，在四川肯定是頭一遭。尤其是罷市，畢竟大部分手工業者小商販是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如果罷市通告發出影響不大，或因為生活壓力不能久罷，或因軍警脅迫不能貫徹，做不到全城關門，就會變成全天下的笑柄。

「列位！盛宣懷奏准欽派川人所公請撤換的李稷勳為宜昌總理，系為執行他的喪權辱國之借債合同！盛宣懷是一個賣國媚外的漢奸，李稷勳是一個賣省求榮的敗類，應該約集全省同志一致起來反對，先從省城做個典型。要求全城各界同志實行罷市、罷課，來抵抗郵傳部違法喪權的專橫政策。大家如贊同這個方式，請從今天實行！」

主席羅綸的話音未落，全場的狂呼聲、鼓掌聲已經響成一片。幾百人高呼：「政府要硬搶鐵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還做什麼生意！」

會一散，立即按照昨晚商定的部署，同志一齊往辦事處領取傳單，然而分成兩隊，直奔商業場。

商業場是成都商業的中心區，這裡如能全面罷市，則全城關門可望實現。分成兩隊的用意，是第一隊先進去挨戶發傳單，只簡單地說「請即關門贊助」。第二隊再跟進，發現有懷疑觀望者，再加說明勸導，務使每戶關門。

上午十點，第一隊人馬進入商業場後門。

進程意外的順利。從第一戶開始，商舖戶主才看完，立即去搬鋪板關鋪門。散傳單的走到哪裡，鋪門就關到哪裡，漸漸第一隊的話都不必說，只要將傳單遞過去，第二隊更是無所事事。偌大的商業場，便只聽見腳步聲和鋪板聲，混在一起根本分不出先後。

於是領頭者當即將兩隊分成若干小隊，加快進度。說來嚇人，成都府大街小巷，上千上萬家店舖，幾乎都沒有二話，有些店舖只有小孩看門，搬不動鋪板，宣傳隊就幫他搬一搬。才大半天工夫，成都的時鐘就停了。

當時的宣傳隊成員石體元回憶說：「成都本是一個肩摩踵接、繁榮熱鬧的大都市，至此立刻變成靜悄悄冷清的現象。百業停閉，交易全無。悅來戲園、可園的鑼鼓聲，各茶館的清唱聲，鼓樓街估衣鋪的叫賣聲，各飯店的喊堂聲，一概沒有了。連半邊街、走馬街織絲綢的機聲，打金街手飾店的釘錘聲，向來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看不見了。還有些棚戶攤子，都把東西揀起來了。東大街的夜市也沒人去趕了。」

各大街的中心都搭起了臨時牌樓，高與屋簷，寬與街齊，上設香案，中間立「德宗景皇帝」，就是光緒的牌位。兩邊的對聯是從光緒的上諭中摘出來的：鐵路准歸商辦，庶政公諸輿論。保路同志會街道分會天天在此開會，痛罵盛宣懷、端方、李稷勳。

最狼狽的是各級官員，他們上下衙門，原本就是張傘喝道皂隸淨街，現在見了光緒的牌位，格於規制，只好下來叩頭行禮，步行通過，再行上轎。可是每條街都有牌樓，這……這也太不便了吧？那麼，繞行小街？可是這些刁民發現了，再小的巷巷他們也扎個牌樓……很多官爺最後不得不撤轎，跟班拿著衣包，微服步行偷偷溜過去。

罷市從七月初一開始，半個月不見停息，反有愈演愈烈之勢。內外交迫之下，趙爾豐才搞出了七月十五捕人開槍的大動作。

【獨立】

同志軍搞七月圍城，成都變了孤城一座。沿途交通被截斷，各縣向首府的解款全停。這時出現了所謂「水電報」。

一般記載，「水電報」由同盟會員龍鳴劍於城南農事試驗場發明，他們將幾百片塗了桐油的木片投入錦江，順水漂向川南各地。木片上寫著「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

這裡要插一句，為什麼木片只往川南傳遞？因為川南素來是四川的亂源。辛亥之前，同盟會依照孫中山「奪取長江上游」的方針，在四川發動五次武裝起義，除第四次在川北廣安舉事，另外四次：江安、瀘州之役、成都之役、敘府之役、嘉定之役，全在川南發生。連清廷組建新軍，也規定只招川北人，不招川南人。

但也有人說，「水電報」是趙爾豐為了坐實蒲、羅等代表的造反罪名，吩咐田微葵、路子善等人偽造了「油粉兵符」，上寫「調兵進省救援」等字樣，投入江中，再自行撈起以為證據。沒想到弄巧成拙，投入水的多而撈起的少，木牌順流而下，反而幫助保路同志會傳播了訊息。

最大的可能是兩者皆有。據犍為人寧芷村說，他當時正好搭船從嘉定（樂山）回犍為，沿江看見許多木片，「撈起來看，上面有不同的寫法，大都是報告消息，主張抗糧抗捐，組織同志軍，堅持力爭等等」。而且他看見很多人在岸邊守候水電報，這時只不過成都閉城後第三天。

當時正在資陽模範小學唸書的羅任一也回憶說，這種「水電報」被老師比作「檄」，「見方約七寸上下，厚約四分，有的兩面寫字，有的寫一面。木牌上寫的全是口號式的文字，反對鐵路國有，爭回川路自辦以及剷除賣國賊等等」。模範小學的蔡老師帶著學生去江邊拾水電報，「撿回後照制木牌，刨光，寫字，加油漆，再放到江裡讓它順流漂去」。在這樣的複製與傳遞中，水電報的訊息才能數日之內，傳遍川南。

七月廿八日（9月20日），傳來消息，朝廷命岑春□來川「助理剿撫」，而且朝廷對川漢鐵路的意見也很不統一。盛宣懷仍是秉持此前不准郵電互通保路消息的政策，認為隔絕輿論，有助於平息風潮。不過郵傳部管不著報館，他求助朝廷，希望民政部能出面，「嚴禁各報登路事」。然而民政部大臣桂春持反對意見，認為只要保證報紙報道「不得故作危詞」、「不得附和亂黨語氣」，亦不必「過分束縛」。

這一來明顯看出，朝廷也在剿撫之間因循，而且「撫」的意見頗有後來居上之勢。又過兩天，岑春□《告蜀中父老子弟書》的電文也傳到了四川。這位前任四川總督的文告寫得很動感情：

「春□與吾蜀中父老子弟一別九年矣，未知父老子弟尚念及春□否？春□則固未曾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丁此不幸之事，使春□再與父老子弟相見，頻年契闊之情，竟不勝其握手唏噓之苦，引領西望，不知涕之何從……父老子弟苟有不能自白於朝廷之苦衷，但屬事理可行，無論若何艱巨皆當委曲上陳，必得當面後已……父老子弟果幸聽吾言，春□必當為民請命，決不妄戮一人。」

而且他還向外界表示，平息四川亂事，有三條對策：（一）發還商股；（二）釋放蒲殿俊等；（三）請朝廷下詔罪己以收人心。

這些對策完全與趙爾豐的舉措相反，趙當然深感不安，作為因應，他一面致電朝廷，力阻岑春□來川，並有「岑不來猶可若，岑前來恐終無寧日」之語，另一面，也向川內表示和解的意向。

9月23日，同志軍自動解成都之圍，四鄉的米炭蔬菜得以進城，成都人的便溺垃圾也可以運出去，這座古城忍受了一個月的罷市，半個月的圍困，終於回復了生活的正常。

武昌起義爆發，趙爾豐再也打不起精神來「平亂」了。眼瞅著全川有數十州縣已經聲稱獨立，川邊平藏的部隊被同志軍擋著回不了省城，重慶聽說革命黨活動頻繁，還有那個端方端老四，呆在資州，似乎隨時來取己而代之，趙爾豐無復往日威風，也默許手下跟諮議局那幫立憲派你來我往地商量，尤其是聽得傳言說「宣統爺從北京跑了」，嚇得趙總督一身冷汗：大清朝……怕是要完。

磨來磨去，總督衙門提出了一個「官定獨立條件」，主要強調「不排滿人」、「安置旗民生計」、「不論本省人與外省人視同一樣」、「不准有仇官言動」，這些是趙爾豐為自己與下屬、旗人提出來的條件，其餘如保護外國人、保護商界、不准仇殺搶劫、維持藏邊防務，倒是跟紳方提出的獨立條件一致。

條件談定，11月26日上午，趙爾豐將關防大印移交給新成立的軍政府。11月27日，「四川大漢軍政府」宣告成立，趙爾豐發表《宣佈四川自治文》，蒲殿俊發佈《大漢四川軍政府宣告獨立書》。

像是為了呼應這個日子，就在這一天凌晨，湖北來的新軍衝進資州行轅端方的臥室，殺掉了這個清末最出色的旗人大員。四川人從保路到反清的鬥爭，到此有了一個轉折點，但「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巴蜀的亂局，這才剛開了個頭。

袍哥革命

【舵把子們】

四川保路運動的領導者，主要是諮議局的立憲黨人，但保路運動能夠自上而下，快速推行至全川，靠的是袍哥的力量。

8月，保路運動久無結果。川西、川南的袍哥領袖在資州聚會，改「保路同志會」為「保路同志軍」，一字之易，與朝廷對抗之意明顯了太多。成都的議員們未必喜歡這種做法，不過他們也莫得辦法。

保路同志軍的發起者叫張達三，是個武秀才，他的另一個身份是郫縣新場總舵把子。他最要好的朋友叫張捷先，是個小學校長，同時也是灌縣崇義鎮的舵把子。

同盟會派去的王蘊滋是在鴉片煙鋪裡找到張達三的，他就這樣站在煙榻前公開說明來意，並稱將「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張達三當即慷慨表態：「郫（縣）、崇（義）、灌（縣）一帶算我的！」——書中暗表，帶張達三出道的大哥賀均山，本身就是反清老手，參加過洪楊起義，或許就是石達開的餘部。

張達三如此，張捷先自不必說。他們又聯手找了灌縣舵把子姚寶珊，這個人在松潘、理番、茂縣、汶川一帶甚有威望，萬一造反不成，還可以退守川西北。

9月7日蒲殿俊、羅綸等被捕。早有準備的川西南同志軍立即行動，9月9日，溫江舵把子孫澤沛率領的同志軍便已抵達成都南門外紅牌樓，另一支同志軍則由張達三帶領，在犀浦一帶與趙爾豐的巡防軍主力對峙。這才有了成都的孤城之圍。

同志軍氣勢很盛，口號是「打倒滿清，打倒趙爾豐，打倒周駝子（勸業道周孝懷），打上成都！」他們人數很多，火力太差，幾乎沒有他們稱為「硬火」的後膛槍，大都是土抬炮、鳥槍、大刀、矛子、梭標。

之所以能一路勢如破竹，兵臨城下，一是新軍根本不奉趙爾豐號令，不肯跟同志軍作戰；二是同志軍不擾民，如有違反軍令者，必須按照袍哥規矩，當眾自裁，自殺前還要在大腿上自穿三刀，所謂「三刀六個眼，自己找點點」。

也不需要擾民，同志軍甚至不用自帶糧草。每到一處，自有當地的碼頭酒飯招待，還會放錢到各軍首領房中。兄弟伙需要用錢，只要說一聲，就可以到房中自取，拿多少也有規矩等級，從兩百個銅錢到兩千個不等。這就叫「望屋吃飯」，全川袍哥一家，有人的地方就有供應。

成都獨立之後，各方勢力交錯，趙爾豐兵權未釋，新軍各懷心事，立憲黨爭權奪利。川籍軍官代表、軍政部長尹昌衡則一手拉攏本地軍人，一手加緊聯絡袍哥。

各方矛盾激化，12月8日，四川軍政府都督蒲殿俊在東校場閱兵，部隊借名索餉，發動嘩變。成都全城槍聲四起，火光燭天，新軍、巡防軍散往各街，大肆搶劫，成都人稱為「打起發」，不同隊伍的士兵碰面，就大喊「不照不照」，意思是各幹各的。整整鬧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各鄉同志軍趕進城來，才平息騷亂。藩庫八百萬兩生銀被洗劫一空，商民損失不計其數。

這場兵變，幫助了尹昌衡上台，當了軍政府都督。參與兵變的各營，只是回營了事。轉過年，發了洋財的兵丁紛紛拿出錢來娶妻成家，人稱「起發太太」，趕上成都旗人生計無著，拋售房地，有錢的丘八更是乘機購房置地，面團團當起富家翁來。成都人無可奈何，只能唱民謠道：「不照不照兩不照，明年生個大老少」，以紀念這場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革命。

尹昌衡當了都督，身兼軍政職務，但他更在意的明顯是另一個身份。他掛出了「大漢公」的香堂招牌，自封為大漢公的舵把子。都督要操袍哥，哪個敢不幫到紮起？尹都督前往成都各街的公口碼頭拜訪，各公口碼頭都為他「掛紅進酒」。尹都督一天進出都督府十幾次，每一次出去都是長袍馬褂，回來披一身的紅綢紅布，堆在床上，立刻又出去。都督府公事堆積如山，但顯然尹都督認為酬酢袍哥更重要。

上行下效，繼任的軍政部長周駿也掛出了「大陸公」的招牌，其他部處也紛紛效仿，一座都督府幾乎成了袍哥集中營。而哥老會提出「恢復漢族衣冠」，這幫哥子弟娃兒又不曉得啥子是漢族衣冠，個個頭紮英雄結，身穿英雄靠或者蟒袍，腰佩寶劍，腳蹬花靴，滿街招搖。成都幾乎又成了一個大戲台。

而尹都督操袍哥亦不是全無用處。前清川督趙爾豐在獨立之後，依然保有衛隊，而且聽說宣統未死，北京未陷，便有復辟之心，不斷唆使親信傅華封從川邊率軍反撲成都，並派人挑撥巡防軍嘩變。重慶蜀軍政府聽聞趙爾豐尚在，已派兵西來討伐。尹昌衡於是決定殺趙。趙爾豐一死，傅華封投降，重慶軍也回師了。殺趙不難，不起戰端而殺趙，尹昌衡靠的就是袍哥內部的關係，先行誘降趙爾豐的衛隊，再沒收了少城旗人的武器。成都回復了暫時的平靜。

這就是四川特色的袍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各地均借助會黨之力，但是在四川，立憲派不過充當旗號，同盟會更是敲敲邊鼓。如何革命，其實是由袍哥社會的法則決定的。

【端方之死】

民初社會傳聞：端方花了四十萬兩白銀買得川粵漢鐵路督辦大臣一職。這未免太小看端方的智商了。端方因兩宮葬禮時派人攝影被罷斥後，急謀起復是事實，但他難道不知道，各地保路風潮如火如荼，此時督辦路事，是一塊燙手山芋？

端方在京未發時，自5月起，就一再上奏，希望朝廷收回「鐵路國有」成命，又懇電沿各督撫，請「務須和平，勿專制強硬，以致激變」。

6月29日，拖延已久的端大臣隊伍終於離開北京。因為懷著極大的疑懼之情，端方走走停停，還跑去彰德洹上跟袁世凱「商榷要政」，而且他還對記者說，此去「如無妥善辦法，即擬辭職」——跟四川袍哥一樣，端方也在鋪後路。

本來自北京到武漢的火車只需一日，端方生生拖到7月4日才到武漢。據《申報》報道，湖北各官員從端方上月中旬放風說要出京，就屢屢相約往大智門車站迎接，結果屢屢撲空，大概一共白跑了十來次，人人把端方恨得要死。

在武漢的兩個月，端方確實竭盡所能，希望在「朝廷國有」的定策與「鐵路商辦」的民意之間尋找一條折衷之路。比如他曾派夏壽田返京與郵傳部商議，是否將川漢鐵路四川段宜昌經萬縣、重慶至成都的原有路線，改為由潼關經川北保寧府達成都，寧願從陝西境內繞一下，這樣可以朝廷、紳民分別築路，既滿足民意，又不失政府尊嚴。

但是內閣與郵傳部拒絕了他的建議，路線已經與四國銀行團簽定協議，改路？那不知又要多費多少口舌工夫？

好吧，端方於是守在漢陽，只是修修督辦大臣公所，找人來繪製路線圖，招聘鐵路人才。比起其勢洶洶的四川紳民，湖北各界對他的態度要好得多，而武漢三鎮比起已全面罷市的成都，也要平靜很多。

而且，他的兒女親家袁世凱早有信來，要端方在路潮平息之前「宜先駐漢陽，分投委員勘查，步步為營」。後世史家說，如果端方按此行事，縱然在武漢碰上了辛亥首義，多半也不會身首異處。畢竟，瑞澂、張彪，諸多湖北大員一個都沒有死。

然而趙爾豐搞出了成都血案，朝廷嚴令端方入川查辦，端方回奏力辭，朝廷再嚴令，怕川人武力暴動？給你兵隊，而且派楚同號軍艦護送入川。看你還有什麼借口？

端方幾乎每停一處地方，都要向內閣或盛宣懷發電，歎苦經，找後路，巴不得停在宜昌，停在夔州，停在萬縣，停在重慶，等路潮出個結果再說。

然而朝廷並沒有放過他，不僅連番催促，甚至在武昌事變之後，於11月6日諭令端方署理四川總督，將整個四川的重擔都壓在了他身上。不過，由於武昌事變後電報不通，端方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又當了一回制台大人。

有史料顯示，在知道武昌事變、湖北獨立的消息，又有流言傳說北京失陷、宣統逃亡之後，端方確曾認真考慮過自己在大變動的四川中的位置。他認為趙爾豐已經失去民心，朝廷又無力控制西陲，按照武昌推舉黎元洪的前例，他是否也可以被推舉為四川總督，甚至四川獨立後的軍政府首腦？

他曾派劉師培等人潛入成都探聽消息，但回音很不樂觀，據說趙爾豐已經做好準備，端方一到成都，就會被軟禁起來，連地方都預備好了。

端方更不肯往前走了。而且，入川以來，沿路補給相當困難。端方家丁日後回憶說：「沿途飲食，並無菜蔬可食，每飯只有白飯鹹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養豬堆糞之屋，即欽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兩三月均如是。」於是，命運將端方送到了資州，也留在了資州。

資州離重慶六百多里，距成都四百里，可進可退，而且地面安靖，似乎沒有自立軍活動，比一路上的滋擾不寧好得多。端方就此住了下來。

他一路走來，每到一處即鳴鑼集眾，尋一處寬敞廟所，派六弟端錦前往演說，表示對所有「匪徒」均不帶兵剿趕，願自行解散者，發與盤費，優給獎勵。爾等川人，也莫以為川地堅固，有蜀道之難，現時有機關鎗炮，一旦天兵到來，四川如何抵擋？……

端方家丁說：「每到一處，紳商學界以及匪徒皆懸燈結綵鳴鞭，各戶換粘新對，歡迎數十里外，各界感情殷殷。」這不免有點兒往端大臣臉上貼金，地方紳糧自然對欽差大臣還是盡量敷衍，端方在資州，便「天天飲酒宴會」。但群情激昂的四川，如何會因端方片言便解難去紛？端方在重慶通衢遍貼六言安民告示（方便不識字者聽人誦讀），就被人在每句後面都加了註解：

【蒲羅九人釋放（未必）田周王饒參辦（應該）

爾等迫切請求（何曾）天恩果如爾願（放屁）

良民各自歸家（做夢）匪徒從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官兵痛剿莫怨（請來）】

不管怎麼說，端方絕非滿人中的頑固派，川人中也頗有對這位「主撫不主剿」的欽差大臣有好感者，成都方面甚至傳來「雖經宣佈獨立，仍復預備歡迎」的消息。這裡的弔詭之處在於：如果端方身處大城市，無論武漢、重慶還是成都，他都很可能不死，唯獨在資州，沒有外敵的壓迫，但本地也沒有彈壓支援的力量，端方的命運完全掌握在他從武昌帶來的新軍第八鎮步隊一營手中。

事兆從頭上開始。突然有新軍去街上的剃頭鋪剪去髮辮，而且一傳十，十傳百，滿街突然地行走了已剪辮或未剪辮的武昌新軍士兵。不到三個鐘頭，幾乎全標人都剪了辮子。而且這股風潮開始向資州城內與四鄉瀰漫。

端方不可能沒有感受到這種危險的氣氛。下面這段話，有人說是端方主要召集新軍的表白，有人說是新軍士兵將端方兄弟抓到朝天宮後的對話，但內容大致如此：

【端方：我本漢人，姓陶（據說端方有一方印章，上刻「陶方」），投旗才四代，今願還漢姓如何？

眾兵：晚了！

端方：我治軍湖北，待兄弟們不薄，此次入川，優待加厚。請各位周全……

眾兵：那是私恩，今日之事乃國仇。

至此眾士兵大呼：武昌起義，天下響應，漢族健兒，理應還鄂，效命疆場。是何端方，巧言蒙蔽，使我輩處於附逆地位。今天公仇為重，不殺你端方決不是炎黃子孫！】

其實，端方提出的兩項理由，都很有道理。寬以待下，正是黎元洪等舊官僚被擁戴的重要原因，而脫旗返漢，更是辛亥年洗脫種族原罪的重要手段。成都滿官簽署的《四川滿人投降文》中即明確表白：「然清皇攝政二百餘秋，我漢人生逢斯時，而脅迫投旗者甚多……今知天命將終，而國祚改易，江山仍還舊主，睹此大局情形，我漢軍不得不返旗還漢，原業歸宗，何敢愛清室一官，而不念祖宗乎？」明白事理的革命黨人也大抵只要求滿人投降，而不是大肆屠戮，以安民心。

但是端方所處的情境不同，他倒霉就倒霉在他面對的是一幫無統屬無歸依的新軍下層官兵。國仇云云，多一半只算借口。從最後士兵的大呼可以看出，這支軍隊，立志要返回武漢參加起義，但當此亂世，如何能穩固新軍們起義的決心？如何能保證本標千餘人的團結？如何能取得武昌方面的信任？領頭的同盟會、共進會成員，必然要借端方這個欽差大臣的人頭，當一顆定心丹，也做一張投名狀。要說這，也是江湖政治的規則。

是以這位被《申報》稱為「滿人翹楚」的候補侍郎、督辦川粵漢鐵路大臣、署理四川總督，就被士兵們用指揮刀砍下了頭顱。他的屍體裝進木棺，棺蓋上用粉筆寫上「端兒之屍」（四川人蔑稱某人即為「某兒」），可能是就地埋葬了。端方兄弟的首級，則被裝進兩個盛煤油的鐵皮桶裡，還浸上煤油以防腐爛。

新軍次晨即開拔回武昌，沿途每經一地，都將端方兄弟的首級示眾。那些紳商民眾，看見半個多月前還路過這裡並向他們宣講清廷德音的兩位端大人，而今身首異處，浸透煤油的頭顱在空中搖晃，不知會做何感想？

〔人物：〕

【端方說相聲】

湖北老革命黨劉成禺，在《世載堂雜憶》中記述1905年端方、戴鴻慈等輩訪問美國加州大學，他親見的一幕：端、戴一齊上台，並立演講席中，戴左端右。端謂戴曰：「請老前輩發言。」戴曰：「兄常與西人往來，識規矩，請發言。」於是端方發一言，翻譯完，向戴鴻慈曰：「老前輩，對不對？」戴曰：「對。」端又發一言，又向戴曰：「對不對？」戴曰：「對對。」一篇演說約數百言，端問戴數百次，戴亦答數百次。

這簡直像是在說相聲嘛，搞得西人大惑不解，在場留學生也面上無光。

這則軼聞常被引來說明滿清官員之昏庸可笑。我看見卻是三類言論形式的衝突與並存。很顯然，端方有能力獨自演講，而且他未必不知道西方式演講是個體化的，但是他必須處處表現對戴鴻慈這個「老前輩」的敬重。這裡的關鍵是，滿官重身份（是「奴才」還是「臣」），漢官才重科輩。滿官大可不必對漢官講這一套科輩規矩。端方是滿官，與漢官相處，能遵從漢官的禮儀，這當然能迅速贏得漢族同事與上司的好感，故而《申報》在眾多滿洲權貴中，獨獨推許端方為「能吏」。

滿清開國的老祖宗們，最近的殷鑒便是元明兩朝。元朝式的排斥漢文化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明朝的文恬武嬉也讓人心生警惕。有清一朝，皇帝或許會表現出對漢文化的好感，八旗體制卻有形無形地將滿漢置於不同的生活空間與職業場域。納蘭性德與曹雪芹當然是滿族文人的驕傲，但總的來說滿族的文化素質偏低，人人皆兵的八旗也沒有貢獻出太多的政治幹才。

像端方那樣，在文化、政治兩方面都能躋身於全國一流的滿人，清代幾乎找不出第二個。據說端方少時也是紈褲一名，當京官時，因為不懂碑帖，受到了漢族同事王懿榮的文化羞辱，才發願苦研金石。三年之後，端方已經儼然金石名家。

端方後來外放地方，有貪墨之名。考慮到他的收藏嗜好，巨大的金錢需要也很正常。當時有副嵌名對聯說是：「賣差賣缺賣釐金，端人不若是也；買書買畫買古董，方子何其多乎？」但即使辛亥時期的醜化描寫，也承認端方「貪而狡」，比如他在武漢的時候，雖然不拒絕賄賂，但是「賣差不賣缺」，這就巧妙地利用了晚清差缺分離的官制，規避朝廷的監管。又有說他「凡與外人酬酢，時時演出一種獻媚之態」，晚清較懂洋務較有彈性的官員，如郭嵩燾、曾紀澤，往往都會膺此惡名。而且端方在南京，率先改變督撫到任先拜各國領事的成規，逼得各國領事率先來拜，在當時中國官場，已算得上深諳國際政治規則。

辛亥年端方在資州被殺，被許多人視為漢人向滿人報「國仇」的標誌性事件（也是因為辛亥革命中身死的滿族大員極少）。因此時評對端方不太客氣，尤其是清末民初的筆記，對端方詆毀之語甚多，對於端方任兩江總督期間的種種功業，不大好一筆抹殺，卻可以做誅心之論：「端方知江蘇人多文弱，又矜言新學。彼惟於學堂中撥款若干，以為輔助資。則趨之者，已如蟻慕膻。或則略與周旋，以施其牢籠之法。而江蘇已爭誦之。實則所撥者，皆取於漢族之財，而托名為國家也。」（《奴才小傳》）這也未免太羅織罪名，以此概之，則天下尚有能吏乎？再往前走一步，就會出來「清官有害論」。

革命黨人恨端方，其實也與他的能幹有關。端方在兩江總督任上，招降革命黨人甚伙，其中包括學問大家劉師培，這成為後來革命本位的論者心中永遠的痛，如劉的弟子黃侃解讀劉師培《與端方書》一面將端方稱為「狡黠之虜酋」，一面又開脫老師「不諳世務，好交佞人」。端方這個罵名背得實在冤枉，他是革黨口中之奸佞，當然就是清廷眼中之能臣，各為其主，何可厚非？關鍵是端方能讓劉師培這樣的大名士歸心輸誠，數年後還跟著他一路入川，並代端方潛入成都打探，可謂死心塌地追隨，你當是個個封疆大吏都可以做到的嗎？

反而是他效忠的滿洲朝廷給了他當頭一棒。1908年兩宮葬禮，端方因為指使人沿途照相，被李鴻章之孫李國傑劾「大不敬」去職。以端方之世故圓滑，還曾因光緒大婚辦事得力受賞識提拔，為何會犯此低級錯誤？有論者認為是「主少國疑」，不得不去權臣以立威，罷斥端方與袁世凱的理由都是借口。而這個借口之所以會出現，也是據說端方考察歐美，十分羨慕歐美立憲的「君臣一體，毫無隔閡」，無論君主、大總統，報館記者皆可隨時照相，一見大老闆換了新人，不免想搞搞新意思。這樣說來，端方又是因為第一個吃螃蟹被人抓了把柄。

端方吃第一隻螃蟹的事例很多，後人亟亟於滿漢之分、革命保守之別，就未必瞭解關注這些了：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現代幼兒園是他在湖北創辦的，他在湖北、湖南、江蘇，均是首創電話、無線電、圖書館、運動會。

他在南京、蘇州、上海大力提倡全民種樹，並用軍功與刑罰誘使官員、軍隊普遍種樹。

他把電影放映機帶進了中國，也第一次向中國人介紹了西方牲畜屠宰與肉類檢驗的制度，希望中國倣傚。

他創設了市民公園和現代監獄，又在中國官員中頭一個實行了公費女子留學。

江蘇的第一次公開民意代表選舉是他主持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覽會也是他籌劃的……

應當記住，這個曾經的浪蕩旗人，中國當時最好的收藏家之一，曾被萬眾唾罵的狡詐的「滿洲狗」，同時也是一位中國現代之門的開啟者。

【死水微瀾】

石體元是四川省川東道綏定府東鄉縣人，東鄉就是今天的宣漢縣。1910年，他在成都高等巡警學堂肄業，熟識的同學裡，有參加同盟會的，在他們手裡看過《民報》、《浙江潮》等雜誌。1911年他參加了保路運動。成都血案後，石體元和許多同學一樣，覺得省城運動已是瓶頸，打算回家鄉看看，能否相機而行。

但是這幾年一直在外讀書，家鄉的情形也頗隔膜，難道拿《民報》上的道理去跟鄉里人說說，他們就能起來革命？

石體元想到一個人：冉崇根。

這個人具備了石體元在成都看到的運動領袖的一切特質：出身本土世家，少年時即加入袍哥幫會，位置還不低，又被選為縣諮議局議員，兼川路公司董事。

說曹操曹操到，冉大爺也不在鄉下，他到宜昌去看鐵路情況，現在跑回成都來探聽風聲。一聽要回縣鬧獨立，很感興趣。恰好這時武昌事變的消息傳來，兩個小伙子更沒了顧慮，糾結幾個同鄉就往東鄉趕。

沿途打聽情況，發現下東各縣，只有萬縣有巡防軍一標——這就意味著在東鄉獨立基本不會有官方干涉。但是各縣的幫會很發達，除了江湖會（就是袍哥）之外，有個叫孝義會的組織也搞得熱鬧，尤其保路風潮起後，各縣舵把子來往頻繁。

到了縣裡，自然是一班同志籌備獨立。第一大問題，倒不是號召力不足——冉崇根交遊很廣，又是袍哥大爺，怕只怕樹起義旗，投效的人太多。全都收納，未免良莠不齊，影響聲譽；予以選擇，又恐引起反感，招人閒話。最後覺得全部歡迎，但不定職務，等到獨立成功，再依據表現分派職位。

縣裡雖然沒有軍隊，但「堂勇」還是有的，沒有槍桿子何來政權？於是大夥兒議定，由冉崇根下令，以離城八十里範圍內的鄉鎮為限，每個「場」（以集市為中心的村社範圍）調二十至六十，隊伍總額三百人，有槍帶槍，無槍帶刀矛。進城的隊伍必須嚴守紀律，絕對禁止自由行動。當然這些軍隊操典跟進城農民軍說不通，由冉崇根「拿出幫會的條規來約束各公口的兄弟」就行了。起義時間定在陰曆十月十二日（12月2日）。

誰知起義日期與調集團隊辦法剛剛確定，正要派人出去傳述各鄉，消息不知怎地就洩漏了，通城皆知。由此也可見參與核心的人就很複雜。知縣吳巽趕忙跑來拜會冉大爺，進門一看：幾個裁縫正在縫製白布旗幟和袖章標記。這是擺明要造反。但是吳知縣根本沒有力量捉拿這幫反賊，他回署的措施，無非是將堂勇全部調來縣衙，層層守衛，又將巡街警察的槍都收走。

起義者們也嚇了一大跳。雖說縣裡防衛力量不強，但也不能亮明牌來打吧？就算亮明牌來打，也不能連什麼時間出牌都讓對手一清二楚吧？馬上決定：提前兩天起義，飛速傳達各場。

石體元在省城，是見識過趙制台的手段的，很怕吳知縣有樣學樣，建議立即去找警佐李樹滋，要縣城四門的鑰匙。這事本來之前就已經溝通得差不多了，不過李警佐膽子小，交出鑰匙就溜回家中閉門不出，管你牛打死馬馬打死牛。

大家都認為吳知縣不敢抵抗，所以消息走漏也不甚畏懼，後來才知道，吳知縣是有想法的，他也想學趙制台，搞個誘捕，擒賊先擒王。但是堂勇班頭也很膽小，一邊是朝廷命官，一邊是袍哥大爺，得罪哪方都不合適，只肯守縣衙，不肯抓人。就這樣，專政力量失效了。

11月30日清晨，起義者派人把文昌宮打掃乾淨，佈置整齊。冉崇根冉大爺派人去接收警察，警佐不在，警察們就跟倒來人跑來維持秩序。十點，起義大會開始，警察站崗巡邏，還幫著四處張貼告示，挨門挨戶通知居民懸掛白旗。曉得的曉得是在起義，不曉得的還以為知縣大人搞國服——聽說宣統皇帝被革了命，翹辮子了得嘛。

開了會，宣佈獨立。冉大爺再派兩位有身份的紳士，一位是在大邑當教諭的本家冉人瑞，一位是當過縣視學的景昌運，當代表，去縣衙勸告吳知縣交出印信檔卷，全部堂勇繳上槍械，保證吳知縣全家安全。吳知縣也說不出啥子來，同意了，只是要求冉大爺僱船送他一家到綏定府。冉大爺說「要得」，於是定盤。

問題出在送吳家人上船時，正好碰到各場團隊開進城。吳巽是個貪官，平日農民對他恨之入骨，一聽說要打縣城捉貪官，個個都很踴躍。哪曉得跑來看到貪官上船要走，而且還是大箱小籠的，當時嘩然。他們不曉得是冉大爺吩咐同意的，以為是吳知縣私逃，立刻排成一排，持槍，瞄準。後來的團隊一看這陣仗，更加興奮，一聲令下，夾岸都是一枝枝後膛槍、大刀、紅纓槍指著那艘還沒裝完貨的大船。

整到這步田地，冉大爺也不好意思再讓吳知縣順利離開，馬上派人把吳巽帶回文昌宮審訊。他自己不便出爾反爾，就找了個紳士代審，並讓各場團隊領隊觀審。

審訊一開，就成了批鬥大會，不斷有人跳出來歷數吳巽貪污公款、欺壓良善的劣跡，搞得最後，連主持審訊的羅紳糧都覺得這個貪官放不得，於是當即宣佈收監。各場團隊歡聲雷動。

另一樁意外，是徵收局吳局長的兒子，以為進城的普光寺團隊要危害他家，拿著手槍就射，惹動團丁怒火，反而衝進吳家，把東西搶了個七七八八。冉大爺聞訊，連忙阻止，並讓吳局長一家住進了文昌宮，過幾日局勢穩定，與縣議會一致決定寬大處理的吳知縣一家，一同禮送出境了。

除這些小事故外，整場起義清風雅靜，各場團丁進城，更像是過節趕集。石體元在《東鄉光復記》中寫道：「起義那天，城內居民沒有一人搬家或關門；大小商店沒有停業，飲食茶酒店營業更好；縣衙十房文冊無損，監所人犯毫無異狀，倉廒無恙，糧冊完好；只有學堂停了兩天課，警察停了一天崗；市面現象絲毫未變，就連距城較遠的場市和農村也都秩序如常。風鶴不驚，不特沒有聚眾搶劫情事，即小小的偷盜事件亦罕有聞見。」這麼良好的治安程度，幾個從省城歸來的學生哥也萬想不到。他們封繳了縣印，派人送往重慶軍政府，東鄉的獨立就這麼完成了。

有意思的是，這場起義中的領導人，一個同盟會員都沒有。「關於光復的意義，只在刊物上看到過一些，關於施政綱領和組織機構，腦筋中純是一片白紙」。好在前縣視學景昌運訂有《申報》，那上面詳細記載著武漢軍政府的組織結構，他們才知道東鄉光復後，領導機構該叫「軍政分府」，首領稱參督。冉大爺就當了參督兼民軍司令。再往下的組織架構，《申報》上也沒有了，只好仿著武漢軍政府的模樣，設什麼部什麼部，也不設部長，也沒有官階，參加光復的人，分到哪個部，就叫某某部員。雜事誰碰上誰做，大事呢，冉大爺跟幾名核心成員討論決定。石體元是巡警學堂畢業的，就負責審批案件；有個姓王的，是從前冉大爺開的鹽號夥計，很得冉大爺信任，就掌管財政；提供《申報》的景昌運自然分管交際、參謀。

職責派定，就在獨立後兩天，又開了個全縣代表大會，新的政府便運作起來。東鄉出產煙土，在川東各縣中還算富裕。但冉大爺很講義氣，表示要廉潔奉公，提倡不請客，不送禮，不應酬，政府人員革除煙賭惡習。冉大爺自己只拿五十元一月的薪水，其他辦事人員少則十元，多也只有三十元。

這種運作方式一直延續到蜀軍政府派人頒下《地方組織條例》，軍事部分為軍謀、軍政、軍需、軍書四處，政治部分為行政、財政、司法、學務四科，參督改成縣知事。政府部門整齊多了，人員增衍，花費也就上去了，一個政法科長，每月也不止五十元薪水。

1912年8月，冉崇根奉令調城口縣知事，石體元也早在2月便往重慶地方議會聯合會當代表去了。回想起這「從本縣宣佈光復日起，至崇根赴城口止」的十個月，石體元不禁感慨：「機構組織已經三度改變，人事的變動尤大，從前樹立的優良風氣，更是曇花一現，仍歸腐化。」

東鄉縣的光復，搞的是袍哥革命，社會秩序變動極小，這對於東鄉來說，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冉大爺治下，「優良風氣」維持了十個月之久，換個人會不會急速腐化？要是外來的同盟會員領導起義，新造一批功臣官僚，又將如何？東鄉雖小，或許可以喻大。

斷了皇帝的後路

【潼關以西】

1900年庚子事變，西太后、光緒帝「兩宮西狩」，跑到西安貓了一年多，後來成功地通過談判回到北京，搞起了新政。

自滿清入關以來，一定有個巨大的恐懼時時盤踞在滿人心頭：漢人那麼多，有一天造起反來，我們怎麼辦？為此清廷在各個大的省會都築了滿城，八旗兵丁分駐。又不准關內的漢人隨意向關外遷徙，要保留那一片「龍興之地」。

那時當然不會有人想到連鄭成功都打不過的西洋人，會鬧出這麼大的陣仗。

第二次鴉片戰爭，咸豐帝「北狩」到了承德木蘭圍場。這應該就是滿洲人往關外退卻的設計線路，先到承德，如果情況不妙，就由此回關外根據地去。

八國聯軍圍困北京，東、北、南三面都幾乎被封死，只有往西走比較活動。況且此時的東北，正在日俄的覬覦之中，誰敢往那方去？

於是一路向西，從太原到西安。曾有消息說八國聯軍還打算進攻山西，流亡清廷也動過再往西走去蘭州的念頭。

現在是辛亥年，南方的革命黨人舉事，而且成燎原之勢。這倒跟老祖宗當年的設想差不多。

但東北依然回不去，京師的達官貴人，多是奔天津租界，或者再轉船去上海租界。可是，朝廷在江山未全失之前，就流亡租界，未免說不過去。

向西是一個選擇。

按照良弼為首的宗社黨意見，一旦京師告危，隆裕太后與宣統皇帝大可以傚法庚子故智，西去長安甚至蘭州，保住潼關以西，至少可以成一種苟安局面。

宗社黨這樣想是有道理的。潼關以西，主要是陝甘兩省，而前陝甘總督，正是鐵桿保守派升允。此人於舉國滔滔高唱立憲新政之際，竟然上書朝廷，阻撓立憲，被視為國內封疆大吏中保守第一人，攝政王載灃為了表示皇室的立憲決心，於1911年6月23日將升允「開缺」，這也是清廷立憲以來處分大員職位最高者。

不對吧？武昌事變後僅十二天，10月22日，陝西新軍便在西安起義，陝西與湖南同日，並列成為第一個響應湖北宣告獨立的省份，清廷咋還敢打潼關以西的主意呢？

你這個娃娃不懂事，那陝西雖然光復咧，但不能算真的獨立咧。

為啥？

【西安事變】

陝西新軍起義，跟武昌一樣，都是匆忙成事。本來計劃在九月初八（10月29日）舉事，駐西安旗兵將軍文瑞聽說武昌變亂，立即向護理陝西巡撫錢能訓（這人後來當過民國總理）提出要發槍、修滿城、外縣巡防隊回防、在陸軍中抓革命黨四項要求。10月21日，第二標新軍果然就接到了開拔命令。走呢，肯定被分割成幾部分，大肆抓捕之下，起義肯定流產；起義？有槍沒子彈，要跟彈藥充足的旗兵和巡防隊對抗。

10月22日的起義過程非常忙亂，21日午夜了，一幫新軍弟兄還在討論：要不要今天舉事？誰來當我們的領導人？

不舉義就會死，還是舉吧。至於領袖，很多人推舉錢鼎。因為他很有革命熱情，兼有哥老會、同盟會雙重身份，平時努力聯合幫會，在軍中頗有威信。

但是錢鼎本人推舉張鳳翽，除了說這個人「氣度恢廓」外，理由也是三點：協司令部參軍官，軍中地位比起義諸人都高；兼二標一營管帶，這個營，哥老會頭目最多；留日士官出身，學歷好——這又是一個「拱手讓出領導權」的例子，事關張鳳翽張參軍官，這個時候，還根本不知道起義這檔子事，答不答允參加還在未定之天。

完全是個小黎元洪嘛。

不過張參軍官比黎協統乾脆。他剛從臨潼實習歸來，正在床上睡覺，突然嘩啦一下湧進一夥人，說要擁戴他當首領搞獨立。「什麼時候？」「就是今天！」「好吧。」

這時已經是10月22日凌晨一點多了。

有人說張鳳翽因為面臨著新軍內部整頓，將被撤職，索性拼了。也有人說他在日本留學時秘密加入了同盟會，所以答得乾脆。這個無所謂，當時同盟會員的認定本身就很混亂。比如後來的陝西督軍陳樹藩，彼時在混成協當軍械官，據說他在舉事前，一向不贊成革命，只是22日凌晨聽說要起義的消息，趕緊找到軍中的同盟會員，填了一張同盟會會員證，這就算火線入黨，以革命者身份出現在起義現場。

跟武昌一樣，沒有子彈的新軍士兵，第一目標就是軍裝局。炮兵營全營集合，以「星期日到灞橋洗馬」為名，全體挺進軍裝局。到了軍裝局一看，東一堆，西一堆，各營足足有幾百名徒手的士兵在遊逛，見不到一個軍官，連哥老會頭目也找不到一個。

要說10月22日這天，真是上好的造反日子。護理巡撫錢能訓與各司道、新軍高層，都在諮議局開會。而住在軍裝局內的巡防隊一個哨（連），因為是星期天，大部分人都上街遊逛去了。突然發一聲喊，幾百名士兵衝了進來，雖說都是徒手，畢竟聲勢驚人，駐守的少數士兵一嚇，就從後門溜走了。

「那些衝進去的士兵，爭先恐後地爬上樓梯，用石塊砸庫門上的鐵鎖，七手八腳把成捆成箱的槍械子彈從樓上往院子裡亂扔，沒上樓去的人，就爭著撿槍配子彈。這些槍械子彈不是一種，口徑大小不一，配不合膛的打不出去，配合膛的又平射試放，竟有打傷自己人的，鬧得人聲鼎沸，混亂不堪。」（朱敘五、黨自新《陝西辛亥革命回憶》）

鬧了半天，才有人出來整隊，張風翽也來了，就是在軍裝局建立總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處。

巡防隊因為有哥老會的關係，很快就瓦解了。錢能訓在甜水井民宅被捕獲，自殺未遂。起義軍幾乎沒遇到什麼抵抗，就佔領了西安全城，除了滿城。

西安的滿城，是各地旗人抵抗最厲害的一處。將軍文瑞，從諮議局逃回滿城，當即緊閉六個城門。滿城內旗兵號稱五千，連家屬超過一萬，但旗人是生一個男孩就算一個兵額領一份錢糧，實際兵數遠沒有那麼多，槍支也是前口裝火藥扳機上扣火帽的來復槍——所以前一段文瑞才要求錢能訓發給一千支新式槍。

西安滿人抵抗得如此厲害，上層如文瑞平日督訓較嚴是一個原因，西安起義本身狀態也有很大關係。與別省不同，除了一個早就參加同盟會的副議長郭忠清，陝西諮議局的立憲黨人幾乎與起義無干。參與舉事的同盟會員，滿打滿算，也就是十來個。如果說四川的光復是「袍哥革命」，西安獨立，大概只能算袍哥造反，指揮既混亂，輿論宣傳工作也跟不上。

故而西安的滿人，認為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與其不抵抗而死，毋寧抵抗而死，所以死命抵抗。結果，從22日一直打到23日下午三點，起義軍才通過一段倒塌未補的城牆殺入滿城，並且引爆了旗兵火藥庫，造成極大傷亡。24日，起義軍分為若干小隊，逐巷逐院進行搜索戰，也有洩憤之意，被殺旗兵及家屬甚多。將軍文瑞跳井自殺。

西安起義太過倉促，仗都打起來了，義軍的名稱還沒想好，安民告示也未準備，只好一邊打仗一邊搞，終於在光復第二天，以「秦隴復漢軍大統領張鳳翽」的名義，貼出了一張佈告，那文末的圖章還是木頭刻的：

【各省起義，驅逐滿人，上應天命，下順人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第三保外人，漢回人等，一視同仁，特此曉諭，其各放心。】

這張佈告，不僅簡陋，連一般認為最重要的勸諭滿人投降都沒提到，難怪滿城打得那麼火爆。而且起義軍全力攻打滿城，西安市內的治安簡直顧不上。那些巡防隊，他不敢抵抗起義軍，他還不敢搶商戶嗎？所以保民保商，都是空話。

打下滿城，穩定秩序，還是要靠哥老會。哥老會也不是白幹活的，除了要餉要糧，官位也要。先是哥老會大頭目萬炳南要當大統領，想逼張鳳翽讓位，又有人要當都督，有人要當兵馬元帥，吵得不可開交。說是同盟會和哥老會的矛盾，其實主要還是哥老會內部爭交椅。

直到出來一個楞的：陳殿卿。此人是湖北人，本身是哥老會的頭目，同時又當過張鳳翽的護兵。他跳腳拍桌子：「誰敢再鬧？再鬧，我姓陳的就把軍裝局燒了，大家散伙！」好，不鬧就不鬧，但是各據山頭難道不會嗎？一時間，張雲山的高等審判廳，萬炳南的督練公所，跟張鳳翽設在軍裝局的總司令部，鼎足而三，各練各的。局勢更加混亂。

10月29日，就是本來計劃的起義日，各方勢力在遷至高等學堂的總司令部開大會，終於定了盤子：張鳳翽為大統領，萬炳南為副大統領，張雲山為兵馬都督，吳世昌為副都督，馬玉貴為糧餉都督，馬福祥為副都督，劉世傑為軍令都督，郭勝清為副都督。這就是著名的「一省六都督」。

這還沒完，力挺張鳳翽的陳殿卿站起來要官。他的名目更新鮮，他要當「欽差大臣」，見官大一級。哄笑聲中，張鳳翽居然點頭應允，會後還頒給了他一顆「秦隴復漢軍欽差大臣親衛隊統帶之關防」的大印。

其實張鳳翽與陳殿卿心裡都明白，要這個官，就為了不受兵馬都督節制，保留獨立勢力，也防止被人暗算。轉年到了1912年3月，局勢平定，陳殿卿自動要求取消欽差大臣頭銜，呈文裡說：「況欽差惟帝國始有此職，按之民國，於名為不合，於義無所取，若仍稍事遷就，實與政體有違，且貽外人之誚。」他有什麼不明白的？可見都督啊欽差啊，都是妥協安撫的手段。這種手段確實也保住了獨立的陝西不內亂。

一片忙亂之中，卻不料放掉了一個大患。前陝甘總督升允，正在距西安城北上三十多里的草灘別墅裡。升允家在西安滿城，他是去草灘軍田管理屯墾的。一聽到事變消息，升允連夜渡過渭河，逃往甘肅平涼。

陝西遭受兩面夾擊的日子開始了。

【陝甘大交兵】

東面來的兵，是袁世凱派來的河南趙倜五營毅軍。孤軍深入，運輸線過長，一開始打不過陝軍。後來增派第二鎮王占元部分軍隊合攻，這才互有勝負，張鈁率領的東路陝軍，潼關三得三失，搞成相持狀態，戰火隨著南北和談的起伏打打停停，雖然艱苦，並不危險。和談一旦成功，雙方立即言和。

西面不同。陝甘總督長庚奏請起復升允為陝西巡撫，再奏請起用停職的回族驍將馬安良，召募回兵十四營。又將甘肅省陸軍混成協改編成巡防營，凡軍官可疑者，一律清除。攻陝之戰，以升允統北路，軍廿三營，由涇川東進；以陝甘提督張行志統南路，由隴南東進。

甘肅的風氣閉塞，在辛亥各省中相當突出。清末立憲運動中三次國會大請願中，根本沒有甘肅的代表。甘肅諮議局局長張林焱、副議長劉爾炘，都是翰林出身，諮議局雖然是立憲運動的產物，他們卻與前陝甘總督升允同調，對立憲不感興趣。武昌事變之後，他們倒很熱衷於「迎鑾」，一面不斷通電反對共和，一面竭力東進，希望為皇上皇太后打出一條偏安之路。

甘肅省內，農民牧民造反倒是綿延不絕，但都不成規模。以辛亥年陰曆六月初的李旺起義為例。李旺到過漢中，與當地革命黨人有聯繫，還帶回了所謂孫文的《討滿檄文》。但他認為西北民智未開，要發動民眾，只能走神佛迷信的路子。因此他發起的「黃龍會」與義和團更相似，會員穿號衣，紅邊黃堂，中間繡上「虎吃羊」三個黑字。黃龍會在民間散發的傳單，有《討滿檄文》中「四萬萬同胞，共同起來，推倒滿清，爭取平等自由」這樣的話，但更多的是天運氣數、神兵鬼將，傳統農民造反的腔調。如署名為「敕封天下兵馬大元帥李佈告」的「皇告」：

【中華地，千萬里，聖王天下；堯舜禹，大漢朝，治平邦家。

誰意起，老洋人，辱侮華夏；任魔鬼，盜男精，取女血花。

恨滿清，給洋人，作奴為下；又賠款，又割地，又叫爸爸。

是漢人，不怕你，本事多大；是滿種，做高官，享盡榮華。

我起兵，殺洋人，殺學洋話；滅滿清，殺贓官，全不留他。

要恢復，我中國，聖王天下；又自由，又平等，四海一家。】

熟悉義和團揭帖的人，能一眼看出兩者的相似度有多高，事實上，黃龍會的口號也是「反清滅洋」。是否強調對洋人的保護，重視對滿人的招撫，其實是判別辛亥不同地域革命性質的重要標誌。

李旺尚且如此，像土生土長的李占雲之流，自稱「活佛轉生靈童」，「其母感神夢而孕育的真龍天子」，人稱「尕皇帝」，就更與辛亥革命的目標南轅北轍。因之甘肅農民造反雖多，卻不成氣候。甘軍東征陝西，無須擔心後院起火。

陝甘兩軍，在長武、邠州、三水、乾州等地大打攻防戰。說實話，兩邊的軍紀都不好，這些地區被陝甘兩軍反覆劫掠，苦不堪言。

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告退位。三天後，東路陝軍與清軍協議停火。

一轉眼就是除夕。守在醴泉的陝軍聽聞東路停戰的消息，大為放鬆，全體官兵喜迎新年，吃酒，賭錢，通宵無備。不料正月初一拂曉，升允的甘軍從西南城角攀援而上，陝軍官兵還不曾相互拜年發個紅包，醴泉便已易手。

南路甘軍張行志，主攻鳳翔，費時三月仍無法得手。相對平靜的岐山，倒是不太見到戰火。而且歧山守軍，也與醴泉一樣，以為清帝退位，和約已成，和平可期。

年剛剛過完，這日正好是縣令李謙吉結婚，守城官兵全都聚集在縣衙吃喜酒，城頭上只留了十幾廿名守軍。喝了一天的酒，唱了一天的戲，正捉摸著過門三天無大小，是不是鬧鬧縣太爺的洞房，槍聲大作，岐山城中已遍佈甘軍。新郎縣令立被誅殺，甘軍盤踞八天，小小的岐山縣城，死傷過千，被搜掠一空。

把時鐘撥回到新年之前，清帝退位的那天，舊歷十二月廿五日。駐在乾州的西路陝軍統領張雲山接到了黎元洪黎副總統來電，南北議和已成，即日停戰。但是探報甘軍升允那方面，調兵頻繁，全無停戰的跡象。

旁邊有參謀說：會不會他們還不知道停戰的消息？

啊？那得派個使者去告知他們。

就我去吧。

這位叫雷恆炎，就是醴泉本地人，任行營執事官。張雲山看他膽氣甚豪，就委他為奉命全權代表，出使清營。為他在乾州南門外置酒送行，各標營發炮三響，以壯行色。

雷恆炎次日到了升允營中，剛準備開讀黎元洪來電，就聽升允下了令：

斬！

雷恆炎全明白了：這老小子知道議和停戰的消息，卻秘不向甘軍宣佈。他還想打！

他一邊被行刑士兵往外推，一邊大聲喊：「南北議和，天下一家，陝甘兩省，本為兄弟，為何還要廝殺……」話沒說完，嘴已被堵上。

升允下令將雷恆炎割耳、削鼻、挖心，屍首棄於枯井。

紙終歸包不住火。惡戰持續到了元宵節，大家都知道了南北議和的消息。張行志是打下岐山之後才得知：攻城之日，已是停火之時。早知道，誰還賣這個命啊？馬安良對升允隱瞞情報的作法也極為不滿，而且身為回民，他還收到不少在京回族名人的來電，勸說陝甘兩地息兵解紛。

袁世凱方面也有了通電，袁大頭當上民國總統，臉色一變，本來是攻陝的趙倜毅軍，一聲口令，就地變成了援陝的民國部隊，擺出一副要來攻打甘肅的架勢。馬安良決定自行與陝軍停戰，就在乾州簽了和約，回師甘肅。

只剩了升允這個「陝西巡撫」了。壬子年的正月裡，陝西方面不斷地跟升允聯絡，希望陝甘全面停火。宣統都退位了，你還在打什麼打？這個滿洲人真是不可理喻。

升允則一直不願和談，似乎退位議和這些事與他無關，只要打通北京－山西－陝西的通道，把小皇上接到甘肅來，大清就沒有亡。

1912年3月7日，陝西軍政府派了兩位「理學名儒」來勸升允休戰。此時馬安良已經回甘，張行志也準備開拔，升允瘋狂的東征計劃失敗了。

升允當著兩位名儒的面，放聲大哭，痛罵袁世凱誤國，並說：「現今皇上退位，我已無君可事，惟有一死以報聖恩。」

3月10日，升允撤回甘肅，但他仍然唸唸於迎駕西北，重建朝廷，3月20日到平涼後，升允致電袁世凱，要求由他取代張鳳翽任陝西都督，以便兩宮將來安置。這等要求跡近笑話，北京自然不予理睬。

升允只好帶著家眷逃往西寧，以後輾轉經西伯利亞、中國東北等地流亡日本，成為宗社黨的幹將。自此一直參與各種復辟的活動，至死方休。他死後，宣統賜謚「文忠」，與經營西北的左宗棠同。

而甘肅，一直到1912年3月15日，袁世凱登上中華民國大總統位已經五天，才與新疆一道，宣佈承認共和政體。滿清朝廷的西去之路，算是徹底斷絕。

紳士與會黨

【「辛亥革命的一課」】

在九歲的小學生沈岳煥眼中，這些天明顯跟往日不同：叔父紅著臉在燈光下磨刀的情形，真十分有趣。這孩子一時走過倉庫邊看叔父磨刀，一時又走到書房去看爸爸擦槍。他不明白將發生什麼事情，但卻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新事快要發生。

第二天醒來，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只是家裡人的臉色都白白的。一數，家中似乎少了人，幾個叔叔全不見了。只有父親一個人坐在太師椅上。沈岳煥上前問：

「爸爸，爸爸，你究竟殺過仗了沒有？」

「小東西，莫亂說，夜來我們殺敗了！全軍人馬覆滅，死了幾千人！」

1911年10月22日，長沙新軍發動起義，迎來了長沙的光復日。革命在長沙取得成功之後，湖南境內各地相繼宣告獨立，只有湘西辰沅永靖等地，由於地處一隅，頑抗到12月底到次年1月初才宣告革命成功。從1911年10月27日起，湘西鳳凰廳的城防軍與光復軍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攻防戰。光復軍由會黨、新軍、苗人組成，號稱有一萬多人。城防軍主要是「道標」，即道台朱益濬率領的軍隊，額定是一千零六名，武裝精銳。而近四千人的「鎮標」，即鎮台周瑞龍所轄軍隊，本來是由紳士（其中即有沈岳煥的父親沈宗嗣）出面，與光復軍聯絡共同起義。但隊中有一千六百餘名精兵被湖南巡撫余誠格抽調去長沙與革命黨作戰，其餘兵士也被扣留了武器。

鳳凰廳苗變頻仍，有清以來即為軍事重鎮，防禦極嚴。光復軍人數雖多，以弱攻強，自然討不了好。尤其當他們被打敗後，各鄉苗土備，即苗人中的土官，又從後面襲擊，拿下人頭解城請賞，故而景況十分慘烈。

好在沈岳煥自小就看衙門殺人，不怕死人，於是由一位長身四叔帶他去看人頭，於是一幅顏色鮮明的圖畫展現在九歲小孩眼前：

【於是我就在道尹衙門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骯髒血污人頭，還有衙門口鹿角上，轅門上，也無處不是人頭。從城邊取回的幾駕雲梯，全用新竹子作成（就是把這新從山中砍來的竹子，橫橫的貫了許多木棍）。雲梯木棍上也懸掛許多人頭，看到這些東西我實在稀奇，我不明白為什麼要殺那麼多人。我不明白這些人因什麼事就把頭割下。（《從文自傳》）】

聽說人頭共有四百一十個。沈岳煥聽大人們低聲閒談，也不太懂，大約是城中紳士與城外攻城部隊早就約好了，主要攻打道台、鎮台兩個衙門，當時卻因城裡軍隊方面談的條件不妥，沒有接應，誤了大事。

沈岳煥當然不知道，沒有談妥的條件，主要為「是否保護商人」，光復軍不敢保證紀律，城裡的官兵不敢放他們進來，再加上光復軍分為三支，相互之間聯繫失靈，終於潰敗。史載此戰光復軍折損一百七十餘人，那麼其他的人頭，顯然是殺民充匪請賞的慣伎。

造反已經失敗了，而殺戮剛剛開始。城防軍將城內佈置妥當之後，就派兵分頭下鄉捉人，捉來的人只問一兩句話，就牽出城外去砍掉。捉來的人太多，有的既沒剝衣服，也沒用繩子綁上，趕到城外，居然就混進看熱鬧的人群中走掉了。但大多數人從鄉下被捉來，糊里糊塗還不知道究竟，直到了河灘，被人吼著跪下，方覺得不妙，大聲哭喊驚惶亂跑，劊子手趕上去一陣亂刀砍翻。

這樣的畫面每天都在上演，每天大約殺掉一百個。延續了一個月，方才漸漸減少。天氣寒冷，不怕屍首腐爛生疫，再說也來不及埋，又或許可以用以示眾，河灘上總是躺著四五百的屍首。

沈岳煥日日上城頭去看對河殺頭，與其他小孩比賽眼力，看誰能數清河灘上死屍的數目。後來又增添了一種新花樣，就是去天王廟看犯人擲筊。因為抓來的人太多，殺得本城紳士都開始心寒，不得不創了一種搖號制度，將犯人牽到天王廟神像前，擲竹筊，只有全陰雙覆，才殺，一陰一陽或全陽，都開釋。沈岳煥混在小孩中，「看那些鄉下人，如何閉了眼睛把手中一付竹筊用力拋去，有些人到已應當開釋時還不敢睜開眼睛。又看著些雖應死去還想念到家中小孩與小牛豬羊的，那份頹喪那分對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遠也忘不了」。

這些畫面就這樣留在沈岳煥腦海裡。他對革命的印象，就是殺人，殺戮那幾千個無辜的農民。

到得第二年年初，鳳凰終於光復。雖然省城長沙早已宣佈獨立，卻要等到鳳凰光復電報來到，「大街小巷鳴鑼宣傳，人心大定」。

革命引發了如許的殺戮，但革命本身卻算平和。鎮守使、道尹、知縣，只要肯離境就可保無事。除了沈岳煥的一個表哥，從苗鄉回來，在全城開會時，打了縣知事一個嘴巴，引得全場笑鬧，弄得大會幾乎開不下去，鳳凰這座兵多於民的小城幾乎沒什麼變化，「革命後地方不同了一點，綠營制度沒有改變多少，屯田制度也沒有改變多少。地方有軍役的，依然各因等級不同，按月由本人或家中人到營上去領取食糧與碎銀，守兵當值的，到時照常上衙門聽候差遣。衙門槍鐘鼓樓每到晚上仍有三五個吹鼓手奏樂。但防軍組織分配稍微不同了，軍隊所用器械不同了，地方官長不同了。縣知事換了本地人，鎮守使也換了本地人。當兵的每個家中大門邊釘了一小牌，載明一切，且各因兵役不同，木牌種類也完全不同」。

然而沈岳煥的心中卻死死地記住了那幾幅顏色鮮明的畫面，血淋淋，紅艷艷。後來他說，這是「辛亥革命的一課」。1923年8月，沈岳煥來到北京，他向一位親戚解釋他為何要遠離故鄉：

「六年中我眼看在腳邊殺了上萬無辜平民，除對被殺的和殺人的留下個愚蠢殘忍印象，什麼都學不到。……被殺的臨死時的沉默，恰像是一種抗議；『你殺了我肉體，我就腐爛你靈魂。』」

這個從小慣看殺人、從軍六年的年輕人，帶著腦海中無數顆人頭的記憶，離開了人命如草芥的邊城故鄉。他改了名字，叫做從文，打算用手裡的筆，為那上萬具被殺的肉體，存留他們的靈魂，抗擊這世間枉殺的愚蠢與殘忍。

【小曾國藩被殺了頭】

國民黨大佬吳稚暉1920年在長沙做「市民演講」時，這樣歸納湖南的特產：「你們湖南，只有兩大出產，第一，是兵；第二，是革命黨。」不管是兵，還是革命黨，都需要一往無前的精神，用梁啟超的話說，則是「湖南人的特色，遂是在這個『蠻』字頭上」，「為主義所在，什麼都可以犧牲的特點」，這種性格在中國傳統文化性格背景之中，顯得格外突出：「中國人素來以中庸調和為美德，而湖南蠻子卻不然。」（《奮鬥的湖南人》，1922）

具體到清末民初這一段，則1925年長沙《大公報》一篇文章說得最透實：「猛進是其長，而躁進則其短；倔強是其長，而偏激則其短。敢為天下先而自己復立腳不定。譬如清末迄今，倡革命者湖南人最猛（黃興），而反革命者湖南人亦不弱（黃忠浩以身殉）；倡帝制者湖南人為首（楊度），而推翻帝制者亦湖南人為首（蔡鍔）。」

這篇文章發表時，民國已經開張了十四年。黃興、蔡鍔，都變了偉人銅像，楊度搞了籌安會，學禪學佛了一大圈，此時已加入中國國民黨，尚未加入中國共產黨。只有黃忠浩這個辛亥年就被殺了頭的「反革命者」，居然還能被湖南人記得，倒也算一個異數。

黃忠浩是湖南黔陽人，出身是「優貢生」，秀才裡的尖子，後來捐了個內閣中書的小官，便「主沅州講席」，說明學問不壞。他以書生起家，卻轉而帶兵，因此自許為曾國藩第二。歷任湘撫如趙爾巽、陳寶箴，都很賞識他。甲午中日戰爭前，黃忠浩調入湖北，張之洞對他也相當讚許，雖然沒有打過洋人，但掃蕩各地亂民，屢建功勞，治軍講究「不擾民，不怕死，勤操練，戒輕浮」，人稱其軍為「忠字旗」，確實有幾分曾國藩時代湘軍的風采。

黃忠浩一直做到廣西右江鎮總兵，又署四川提督。告老還鄉後，以紳士身份，辦湖南省教育會，有聽過他演說的人稱，黃忠浩主張「圖富強以抗敵，興教育以新民」，以及修治洞庭、振興農業，在湖南講新學的人群中，頗有名望。

而且，黃忠浩還是湖南礦業界的領袖，他在沅州開金礦，「是為湘有礦務之始」，辦教育的同時，又兼任湖南礦務總局中路總辦。保路運動興起，他也是反對鐵路國有政策的一員。學術、軍事、教育、實業，晚清諸重要領域，黃忠浩樣樣皆能，這樣的人，放眼湖南，大概也沒有幾個吧。

如果沒有武昌事變，黃忠浩也許會就在長沙一直講新政，辦教育，興實業。即使大清覆滅，他也許會當遺老，也許不會，但多半不會被當做湖南的頭號反革命寫進史冊。

武昌之亂，起於新軍。以兩湖地理之近，唇齒相依，當然唇亡齒寒。而且大把的湖南人在武漢鬧著革命，不用腦子都知道他們一定會派人潛回湖南，鼓噪新軍，製造第二個武昌，再反過來支援湖北。

巡撫余誠格一收到武昌的消息，立即謀劃如何防範新軍。然而湖南新軍鎮統蕭良臣是北方人，部下不太服從他。既然余巡撫的幾位前任都相信黃忠浩，那麼，讓他來當巡防隊統領吧！

余誠格讓黃忠浩統軍，並非只是看中他諳熟軍事，更重要的原因，是黃忠浩為長沙知名的紳衿。湖南紳權之重，天下知名，宣統二年的搶米風潮，便是由於紳衿集體囤糧禁運起端。起用黃忠浩，便於與長沙士紳溝通，只要這些紳衿們不插手革命，單憑新軍和會黨，余誠格有信心彈壓得住。

黃忠浩本來已經計劃當年去日本遊歷，如今被余誠格強留下來統領巡防隊。他確實很能幫余誠格的忙，打算把新軍打散，分配到湘西等地，讓地方武裝牽制他們，再調精悍著稱的「鎮筸兵」來過長沙。長沙紳衿也很買黃忠浩的帳。湖南也有保路運動，紳衿們也想改變官民對立的現狀，不過他們期待的自然是和平的改良式革命。湖南諮議局議長、與譚嗣同、陳三立並稱「湖湘三公子」的譚延闓公開發表談話稱：「文明革命與草竊互異，當與巨家世族，軍政長官同心協力而後可！」巨家世族，他自己就是，軍政長官是誰？黃忠浩也。紳衿們請黃「宣佈革命，自任都督，以維桑梓」。新軍中也有勸進者，聲稱可以推舉黃為援鄂總司令。

據說黃忠浩對於眾紳衿革命的提議，也並非全不動心。他派出一名親信往漢口前線打聽戰事消息，有人說，如果民軍能佔領武勝關，扼住南北交會要道，說明清廷大勢已去，那他也不妨採納「眾紳推挽之意」，實行革命。

然後武昌事變四天過去了，黃忠浩得到漢口電報，稱清軍大舉南下，武勝關安然無恙。於是他改變了曖昧的姿態，忽然以「曾文正公」自居，他的幕僚也自稱「左文襄公」，這是要替大清守住湖南這片要衝，預備當中興名將了，即使不成功，也要為清廷盡忠。

但也有人說，黃忠浩從來沒有動搖過，連譚延闓親自去暗示他，他的回答也是「軍事無可為，固早知之，業受任矣，固不能惜死，以負夙心」。後來有人作傳，說黃「服膺舊說，甘效愚忠」，就是指的這一點。

至於黃忠浩為什麼被殺，又有另外一種說法。據稱諮議局已經內定推舉黃忠浩為湖南光復後的新都督。可是，當諮議局、巡防軍、新軍、會黨幾方代表開會時，巡防軍一名代表徐鴻斌突然提出「殺統領黃忠浩為交換條件，否則巡防隊即不加入」，諮議局方面只好勉強答應。

譚延闓相信這個說法。他後來回憶說，黃忠浩治軍甚嚴，而且非常自信。有一次譚延闓到黃府拜訪，黃忠浩大談治軍嚴整，士卒絕不敢有二心。說著話，指著階下一名隨從：「這個人的哥哥就是被我殺的，大人看他還不老老實實跟著我嗎？」譚延闓勸他多加小心，黃忠浩反而笑譚「書生哉」。

被黃忠浩指著的這名隨從，就是巡防軍代表徐鴻斌。

10月22日，長沙新軍攻破撫台衙門，發現余誠格換了便服，正準備逃跑。諮議局推舉出的兩位紳士黃翼球、常治當即上前勸說：「今日之事，憲台還不知道嗎？我們特來恭請憲台到軍政府去辦事。」余誠格驚問：「軍政府在哪裡？」黃翼球說：「在諮議局。」余誠格很猶疑，道：「這又怎麼對得皇上起呢？」常治冷笑一聲：「什麼皇上！是一個這樣長的小孩子，他曉得什麼！」說著用手比了比一尺左右的長度。

接著黃翼球與常治力勸余誠格出來主持大局，還以黎元洪為例說服他。余誠格總是推三阻四，末了說：「此事太重大了，各位請坐，休息休息，等我到裡面和家父商量商量。」兩位紳士及隨同新軍居然也就放余巡撫進去內堂。當然，余誠格立即從撫台衙門左側的一個缺口逃了出去，逃到了湘江中的日本軍艦上。（《湖南反正追記》）

當同盟會的焦達峰等人進入撫台衙門時，巡防隊的士兵不僅不阻攔，反而舉槍行禮。他們走到後門，發現有人穿著補服，騎馬倉皇而出，這時有巡防隊士兵故意高喊：「我們統領來了！」頓時一群新軍、會黨一擁而上，將之刺於馬下。那人大叫：「我不是黃忠浩！我不是黃忠浩！」哪裡有人聽他，一徑推到天心閣的城樓上斬首。

在綁縛推搡的過程中，就有人用拳擊黃，有人打黃的耳光，還有人用刺刀在黃身上亂刺。這些根本不認識黃忠浩的士兵，何來那麼大的仇恨？是公仇還是私怨？不得而知。黃忠浩被綁送到城樓上，已經只剩了半條命，再被砍下頭顱，懸在城門上示眾。

後來為黃忠浩作過傳的湘潭人羅飛鈞，聽說黃被殺的消息，特意趕到城牆下去看。不想碰見了一個老頭子，在那裡望著城樓上的首級哭哩。問他是誰，答說是黃忠浩當年在廣西帶兵的部下。羅飛鈞聽老頭子講，黃總兵在廣西，從不貪一文軍餉，不收一文賄賂，打仗衝鋒在前，萬死不辭，可以說軍人中的典範。

湖南軍政府當天的佈告裡，有「兵不血刃，商民交歡」之語。這可以算是事實，光復當日，整個長沙才死了四個人，都是清廷不肯投降的官吏。黃忠浩是其中位置最高者，其實他與余誠格一樣，本可以不死而走。造化如此，從可能的湖南都督到懸於城樓的頭顱，黃忠浩證明了湖南人的倔強。

☆`文~☆;

☆`人~☆;

☆`書~☆;

☆`屋~☆;

☆`小~☆;

☆`說~☆;

☆`下~☆;

☆`載~☆;

☆`網~☆;

【紳士靠邊站】

湖南紳權特重，這是清末的常識。這種士紳的特權，跟湘軍因洪楊之亂崛起有關。敉平洪楊之後，朝廷擔心湘軍尾大不掉，動手遣送。那些起於行伍的湘軍官兵，帶著天大的平逆之功，以及從各地搜羅的珍寶金銀，回到湖南，變成碩大無朋的士紳集團，外有奧援，內結同黨，有幾個地方官敢拿頂子去跟他們拼？

不過單就辛亥年說，湖南的紳權大有衰落之勢。地方上還算好，如沈從文的父親沈宗嗣，當過軍官，在鳳凰素有名望，湘西光復，他是主事者之一，聯合鎮台周瑞龍，發動苗漢民眾起事，自己在鳳凰城裡做內應。湘西光復後，「地方一切皆由紳士出面來維持，我爸爸便即刻成為當地要人了」。

省城的景況卻不大妙。試想諮議局內部推舉的都督（一說統制）黃忠浩，居然會被會黨或巡防隊的代表輕易否決，還直接送上了斷頭台，則士紳的勢力對長沙革命的控制力之弱，可想而知。

這一層，可以歸結為1910年搶米風潮的餘波。

搶米風潮，表面上看是官民衝突。湖南大荒，米價騰貴，官吏又無所作為，導致長沙市民黃貴蓀一家四口跳老龍潭自盡，引發市民騷動，而巡警道賴承裕面對民眾時說的「一百文的茶有人喝，八十文一升的米就嫌貴」，成為長沙搶米風潮的直接導火索。

賴承裕後來說，這句話不是他說的，而是湖南巡撫岑春蓂在德律風（電話）裡對他的訓話，賴不過轉述而已。無論如何，官吏處理不當，激成民變，是可以肯定的。民間竹枝詞對此諷刺道：「遇糴頻遭大吏嗔，一腔官話說交鄰，湖湘自是膏腴壤，升米何妨八十文！」

然而事後湖廣總督瑞澂、新任湖南巡撫楊文鼎會奏的折子，對巡撫岑春蓂、藩台莊賡良等地方文武多有維護，對當地士紳則大加打壓。他們向朝廷表示：湖南米價調漲，正是由於王先謙、葉德輝等士紳壟斷糧市，囤積居奇，而且在官府下令禁運糧食出省後，還聯合洋人大量運糧出省，導致湖南遭遇空前糧荒，全省公私存米，不足兩月之食。米價往日不過二三千文，1906年水災時，也不過四千餘文，此時卻高達七千文以上。長沙餓殍遍地，饑民盈巷，風吹雨淋凍餓以死每日數十人，「婦女無處行乞，母子相抱而泣，或將三五歲小孩忍心拋棄，幼孩餓極，便取街道糞渣食之」（《匯報·湖南荒象志》）官方調查認為，正是士紳的囤積，加上長沙市民與洋人的日常衝突，才導致搶米風潮演變成反洋人、反新政的暴動。

湖南官員的報告裡要求，將長沙士紳王先謙、葉德輝、楊鞏、孔憲，即行革職，「從重治罪」。折子還說「現值朝野籌備憲政之際，正官紳協合進行之時，如任聽此等劣紳，把持阻撓，則地方自治，恐無實行之望」。

這種要求被朝廷採納了，湖南紳權遭到了空前的打擊。餘波所及，即使開明士紳一派，也不免於難。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帶頭上奏，認為「湘亂由官釀成，久在洞鑒，事前湘紳屢請阻禁、備賑，有案可查」。但上諭批復是「諮議局職司立法，不宜干預地方政事」，等於是駁回了。

街頭的風評也很不利於士紳。一首竹枝詞責罵他們：「事變發生，議員滿堂，噤若寒蟬，無一仗義執言之人。」更重要的是，搶米風潮中，民眾不僅焚燒了衙署、教堂，還焚燒了不少學堂。這反映了民風保守的湖南對「新政」的不滿。連駐長沙的日本領事都觀察到了這一點。他向本國政府報告說：「焚燒學堂的意義在於：近年來，為了解決教育經費的巨量開支，地方百姓的負擔大為加重。新政引起通貨膨脹，使米價激劇升騰，但是，窮人子弟並未在新學堂裡得到任何好處。」

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紳權特重的湖南，辛亥舉事的主力卻是會黨與新軍，諮議局在其間的作用，甚至遠遠比不上武漢與成都，而光復後選出的都督副都督，居然與士紳界毫無關連——當然，這種狀況並沒有維持多久，紳權的力量並未消失。

湖南的人頭

國民黨元老居正，武昌事變後，在湖北軍政府裡負責對外聯絡，重要的是促勸各省響應，而重中之重，自然是湖北的後方湖南。每天晚上，他都去電報局問訊。10月22日晚，居正剛走進電報局，電報生告訴他：湖南有事！居正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上，立即命令仔細探聽，並與長沙電報局通話。

沒多久，長沙電告：革命軍已進城。居正狂喜，奔告都督府。黎元洪聽說也大為動容，都督府上下一片喜氣。

又過不久，長沙報告光復的正式電文到了，署名是焦達峰。黎元洪一看電文，裡面提及殺了黃忠浩，頓時黎都督的臉就陰下來了——黃忠浩曾在湖北帶兵，與黎元洪有過同袍之誼。

停了停，黎又問：焦達峰是誰？居正說：是革命黨。於是黎菩薩沉默了，過了良久，才吩咐居正，復電祝賀長沙光復。（《梅川日記》）

遠在武昌的黎元洪，心情尚且如此複雜，長沙城內的士紳們，其失望難過可想而知。

【廿四歲的無名小卒】

焦達峰是從湖北返回湖南發動革命的。陳作新則一直在本土號召新軍起義，1910年搶米風潮時，陳作新正在新軍二十五混成協當一名排長，他當時就力勸新軍管帶陳強乘機起義，不被採納，反被革職逐出新軍。由焦、陳二人為首的中部同盟會湖南分部，在湖南新軍中影響頗大。

辛亥年的各地光復，無不採用「軍紳聯合」的模式進行。湖南士紳一面試圖勸說黃忠浩反正，一面派出代表，通過焦達峰聯絡新軍。

10月14日之後，起義籌備有了眉目，士紳代表黃瑛等要求與焦達峰及新軍代表見面開會，地點選在紫荊街福壽茶樓。黃瑛等先到了茶樓的二樓，憑窗等候，「見有著天青團花馬褂，落落大方，肩輿而來者，則焦達峰也；次陳作新來；又次各代表陸續來，長袍短套，不倫不類，多至四十餘人」。

這種觀感很有代表性。雖然焦達峰在湖南士紳眼裡，也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但畢竟他出身富戶，讀過長沙普通高等學堂預備科，後又到東京鐵道學校遊學，見過不少世面，還博得「落落大方」四字評語。自陳作新以下，就只能算「不倫不類」了。

但在接下來的會晤中，焦達峰讓湖南士紳代表大為失望。之前，他們一直聽說焦達峰在家鄉瀏陽有很大的會黨勢力，可以直取長沙，因此頗欲當面瞭解虛實。

他們問：瀏陽可到多少兵馬？焦答：至少兩萬人。

又問：帶來多少炮火？焦答；沒有炮火。

沒有炮火？！

焦達峰對紳士們的憂慮毫不在意：「是的，沒有炮火。今日局勢，只須十個洋油桶，十掛萬子鞭（爆竹），即可將巡撫衙門攻下。」瀏陽花炮的確遠近聞名，但焦達峰的話聽上去太像笑話了。這個才二十四歲、以前從未有鄉邦名望的伢子，真的靠得住麼？

焦達峰霸氣外露，當著一幫士紳的面，大談排滿興漢的道理、同盟會的宗旨，「儼然以首領自居」，這當然也引起了士紳代表的不滿。

10月18日半夜，由陳作新出面，在小吳門外樹林裡召開了第二次各方會議。就是在這次會上，士紳們表示希望擁戴黃忠浩任湖南都督，而巡防隊代表卻針鋒相對地提出，不殺黃忠浩，新軍及巡防隊都不會參加起義。

10月20日，是原定的舉事之日，可是巡撫衙門也知道了內情，控制極嚴，新軍所有馬草乾糧，遷移一空，搞得城外的炮兵營同志，想放火為訊，卻找不到可燃燒物，反被巡哨發現。各處人馬只好罷手。

這一天長沙到處都是謠言，街上崗警林立，來往行人，均須接受檢查。最大的一個謠言是：巡撫衙門已經架起了大炮，將對新軍營房實行轟擊。

士紳中許多人，此時信心全失。其中有位教育界代表，是湖南體育會會長吳作霖。他一想到革命黨人赤手空拳，新軍又沒有子彈，一旦巡撫衙門發起炮來，長沙豈非要被打得粉碎？急得他通宵失眠，左思右想，覺得還是該請諮議局議長譚延闓出來主持大局。

10月21日清早，吳作霖冒冒失失地跑到諮議局，要求見譚延闓。此時諮議局的號房才剛起床，哪有人來辦公？吳作霖不禁大怒，認為都什麼時候，這幫議員老爺們還在家睡覺，難道不知道長沙城就要毀滅了麼？他越想越氣，就在諮議局門口罵起了大街：

「我是革命黨，一向不怕死的。我姓吳名叫作霖，誰個不知，哪個不曉？我手下已有二千多人，分駐滿城旅館商棧。除各有小刀外，還能製造炸彈，只要人備火柴一盒，將來革命，各把火柴括燃，就可將長沙燒成平地！你們這班議長、議員，號稱人民代表，現已死到眉毛尖上，這時還不到局辦公，要你們做甚麼的！」

直罵得號房不知所措，又無法通知議長議員，附近居民紛紛上前圍觀，以為是個瘋子。吳作霖罵了一歇，無人理會，只好自行回家。

這件事，在後來的革命敘事中，被解讀為立憲黨人有意破壞革命，充分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軟弱與妥協。

不管如何，這場罵街加劇了謠言的傳播。當日上午，傳聞更烈，有說長沙的滿人官員已經逃跑了，也有說巡撫衙門的大炮今天就會打響。長沙官錢局立即發生擠兌風潮，巡防營稽查隊派出了更多的人手，在街上穿梭巡邏。

焦達峰認為事機已經洩露（其實早就洩露了），既然原定計劃未能執行，他約好的大批瀏陽洪江會頭目，又要到23日才能抵達長沙城，那就推遲到10月25日吧。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0月22日清晨，湖南新軍與武昌的新軍兄弟一樣，覺得等下去反正也是死，不如搏一搏。他們每人只分得兩顆子彈，一鼓作氣地衝進城去，居然就將長沙光復了。

聽說新軍進城的消息，焦達峰帶著陳作新等同盟會人馬，衝進了諮議局。在立憲黨人的敘述中，因為時間太早，又沒有預先通知，本來預定光復後召開的軍商學紳各界大會，根本無人到場。偌大的諮議局，只有同盟會湖南分會的會員二十餘人。焦達峰開口便說：「我是孫文派來的，孫文把湖南的事情交給了我。」

於是同盟會員們討論，認為焦達峰在湖南搞革命，最先也最久，宜當都督；這次舉義，全憑新軍奮勇，巡防營不抵抗，陳作新居間聯絡，功勞最大，宜為副都督。計議已定，拿紅紙寫好貼在諮議局牆上，焦達峰就穿上清軍協統的制服，開始處決公事了。

革命黨人推選都督的理由，也可以說得過去。但是莫要忘了湖南紳權之重，久在人心。焦達峰署名的文告一貼上街，長沙市民個個都像黎元洪那樣，驚詫莫名。隨後趕到的紳士們更是怒火中燒，紳士代表常治當著革命黨人的面高喊：「這個都督是臨時的！」陸軍小學校校長夏國楨，更是直接帶領全校學生前往諮議局抗議質問，甚至剛剛反正的新軍中，也傳出了嘩變的流言。

譚延闓平息了這場爭議。他說：眼下只有一二省舉義，民軍才剛剛萌芽，「此非爭都督之時」。有此一說，立憲黨人才不再鬧了。不過，禍苗已經種下，總是會發出來的。

【亂象與密謀】

10月28日，長沙光復後第七天，新軍第九鎮馬標隊官戴鳳翔接到剛從益陽調來長沙接防的五十標營長梅馨、統帶余欽翼的請帖，請他次日下午五時到徐長興飯館吃飯。

戴鳳翔次日下午到地方一看，在座的有八九人，除了戴鳳翔自己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之外，餘人都是留學日本的士官生——當時的風氣，留學生趾高氣揚，自成群體，看內地學生不起，戴鳳翔在座，估計跟他在馬標任職有關——在座的人都是營長以上的職務，但沒有馬標的軍官。

席間，自然就說起光復後的長沙局勢，有人便大罵焦達峰、陳作新兩位都督亂用人，亂用錢，說親眼得見，一個青年人跑去找焦達峰要官，焦達峰問他：你會做什麼，他說「我會寫字」，焦達峰就說「你去當書記吧！」青年人走出去，看見桌子上放著一大捆空白帶子，他就拿了一條，自己寫上「三等書記官」，掛在身上，招搖過市，不過很快他便發現，其他人的帶子上都寫著「一等書記官」、「二等書記官」，不禁後悔自己膽子太小了。

又有人說，湘鄉人吳連賓，曾在家鄉發動會黨，此時跑到都督府對焦、陳說：「我這回是有大功的呀！我要招一標人。」焦達峰也沒敢跟他還價，給了他一條白帶子，上面寫了「某標標統」，又批了兩萬元給他。誰知道吳連賓第二日又跑去領錢。軍需官只好說：「標統，你昨天剛領幾萬塊錢去，今天又來了，你也要有個細賬才行。」吳就拍著桌子大喊：「我大人做大事，有個什麼細賬勒！」

其他笑話就更多啦。任何一名士兵，不管你是新軍、巡防營還是會黨，只要你參加了長沙光復，跑去都督府一說，立刻就能得一條連長、排長的白帶子。有了白帶子，人人都自覺是軍官了，跑到藩城堤荒貨店去買指揮刀，把荒貨店的庫存搶購一空。而今滿街都是指揮刀，鏗鏘作響。

三年後長沙《公言》雜誌刊出一部小說叫《潭州夢》，即寫衡陽人潘五到長沙考中學未被錄取，適逢光復，於是冒充新黨混入撫台衙門，交遊日廣，居然混成一稽查，然後借禁煙為名四處勒索。小說寫到當時省城各色人等混雜，「他們到底是革命黨還是匪呢，這個界說就很難說了」。1924年出版的《辛壬春秋》中也有記載：

【時都督印信未刊，輒取草紙一方，上書都督焦令某為某官，下鈐四正小印。四正者罡字，洪江會暗號也。日委署十數人，凡城內廟宇、公廨、旅邸，皆高懸旗幟招兵。流氓、乞丐、車轎擔役均入伍。無軍械戎裝，胸前拖長帶，高髻絨球，謂是漢官威儀。】

這些江湖作派，正應了黃瑛等紳士對焦達峰之流的第一印象「不倫不類」。如此一來，長沙市民對革命黨的印象，只有比諮議局那幫立憲黨人更壞。（當然那時沒人會想到，焦達峰下令大招兵，招來的列兵中有一位毛潤之，拿著每月七塊大洋的津貼，每天給其他士兵講報上的新聞與道理，被同袍們稱為「報癖」。）

紳士們對焦達峰最大的用人不滿，在於他任命馮廉直為南路統領。馮是洪江會頭目，1906年參加瀏醴暴動被捕，在獄中待三年，出獄後，招三百人，任標統，駐湘潭。在同盟會方面看，馮廉直是矢志革命的功臣，但在士紳集團眼裡，他只是一名「積盜」，而今得了勢，在湘潭招兵買馬，追殺宿仇，湘潭的縣知事聯合紳士向長沙求救。譚延闓拿著求救電報去指責焦達峰，焦達峰根本不承認這些指控。於是又有流言，說焦都督也是馮廉直一夥的，本名叫「姜旦宅」，冒充革命黨人來長沙奪權。

眾軍官越說越激動，都說這樣下去，湖南會糟蹋在焦、陳手裡，要想個辦法才好。梅馨脫口而出：「殺了這王八蛋不就得了！」據說梅馨到長沙後，去見過焦達峰，要求升為旅長，被拒。

戴鳳翔不同意這麼幹，他說：焦、陳只是資望不太夠，一個是會黨，一個是排長（他認為如果焦、陳是留日士官生或軍校出身，就不會遭到軍官們反對），當時舉他們為都督，就有人說是臨時的，是個「爛斗笠」（下雨時臨時戴戴的），現在幹得不好，叫他們走就是，不必殺人。

話沒說完，梅馨一個巴掌拍在桌上：「你真是婦人之仁，若叫他走，反倒留個後患，以後枝節橫生！」旁邊人也說「殺了倒爽快」。

戴鳳翔知道自己挽回不了這個決定，就暗自打算，想給焦、陳報個信，勸他們走路。陳作新被新軍開除後，曾在羅漢莊體育學堂教過一年書，戴鳳翔正好在那裡唸書，衝著師生之誼，也應該盡盡人事。

10月30日早飯後，戴鳳翔跑去都督府，陳作新已經外出，問幾時回來，答「不曉得」，又去找焦都督，只見大清早的，室內圍繞著三四十人，要官的，要錢的，辦事的，訴冤的，喧鬧不堪。戴鳳翔根本擠不進去，他只好歎一口氣，知道事已無救。

梅馨等人敢策劃殺焦陳二都督，也是因為戴鳳翔接到邀請的28日，湖南獨立第一協第二、第四兩營出發援鄂，新軍同盟會系的士兵幾乎全體在內。而接防的五十標中，正有不少人是頭顱還懸在城樓上的黃忠浩的擁護者與同情者，公仇私恨，一齊來了。

【一日殺二烈士】

10月31日，焦達峰在諮議局召開軍政商學各界大會，宣佈了《都督府組織法》。譚延闓當席辭參議院、軍政部各職，拂袖而去。

10月22日焦達峰就任都督，紳士們雖然沒有明爭，但10月23日，他們便在諮議局的基礎上，成立參議院，以譚延闓為院長。參議院的宗旨是「模仿英國立憲精神，而防專制獨裁之弊」，中心規則是軍政府都督的命令，如募兵、給餉，任免官吏將校，要經參議院「許可蓋印」方能生效。

這一舉措當然令同盟會員大為不滿。同盟會自孫文以下，都是主張首領集權的，怎麼容得英國式的議院橫插一槓子？剛從上海歸來的譚人鳳，本來就顧忌湖南紳權特重，見此情形，不免高呼：「參議院要奪都督的權，不行，不行！他們胡作亂為，應即先行取消參議院。」更有人主張，不僅要撤消參議院，還應當對參議院及在職人員「大興殺戮」，他們提出了一個名單，上面有二三十人，要焦達峰即刻動手。

焦達峰這個人，江湖氣很重，血性衝動，然而耳根子又頗軟。辛亥之前，他曾因為力主在湖南用會黨形式發動革命，與譚人鳳大吵一架；長沙光復，他又提出過殺盡滿人，沒收滿人資產以供革命之需，經人勸解始息；光復有人提議從藩庫或銀行中提取巨款以酬功臣，焦達峰初時堅決不同意，黨人會議後，又從銀行提出數萬兩，貽人亂用錢之譏。

而今有人提出殺盡參議院職員，焦達峰一開始也非常憤怒，有實行之意。後經人勸解，稱「我輩革命，必須網羅人才，共策進行，今單上所列，皆為湖南知名之士，若被殺戮，何以收服人心」？焦達峰亦覺有理，放棄了該計劃。

雖然不必殺人，但反擊是必須的。軍政府在譚人鳳主持下通過了這部《都督府組織法》，要將軍事、行政、理財、司法收歸都督執掌總之。不言而喻，這道法案幾乎是在逼立憲黨人攤牌。

翻盤或引退，機會都已錯失。死神正在向都督府逼進。

10月31日的上午，逼走了譚延闓，同盟會認為自己方面取得了勝利，簇擁著焦、陳回都督府商議第二批軍隊援鄂事宜。

突然有人來報，長沙北門外和豐火柴公司發生擠兌風潮，要求都督府前往彈壓。陳作新聞訊，立刻單騎出府，往北門馳去。

陳作新離去未久，砰地一聲，都督府大門被推開，一隊兵士一擁而入，口裡喊著：發餉！發餉！見都督！見都督！

他們一路衝了進來。都督府的防衛起初並非如此鬆懈，也是有人建議焦達峰：革命初成，宜多與各方同志保持密切接觸，切不可警衛森嚴，阻斷言路。焦達峰也聽從了這一建議。

同盟會員曾傑突然衝進辦公室：「都督！陳都督在北門中伏，已經殉難！您趕緊避一避吧！」

據國民黨人後來著的《焦達峰傳》說，焦都督表現得十分英勇，他大義凜然地說道：「往哪兒避？我為種族革命，凡我族類而附義者，不問其曾為官僚，抑為紳士，我皆能容之。現在諮議局這幫紳董，煽動黃忠浩的殘部造反，已經殺了副都督，又要來殺我。悔不用譚石屏（譚人鳳）之言，先除掉他們！今日之難，我一身受之，莫讓他們殘害湘民，革命終當成功！」說著昂然走向大堂，兩旁簽押房槍聲齊響，焦達峰就倒在照牆的石獅子下，臨死，還一直目注著大堂前的民國旗幟（應該是鐵血十八星旗）。

此刻，離長沙光復才剛剛十天。

陳作新的頭被砍下來，懸街示眾。當晚，有人看見譚延闓「身穿藍布長衫，面色慘白，神志驚慌地被人用籐椅從後門抬進了督軍府」。譚延闓反覆申明他不願當都督，但是梅馨等人派士兵在長沙城中各處，高舉「焦陳正副都督伏誅，公舉譚延闓為湖南都督」的高腳木牌，而且貼出佈告，聲明「所有都督重任，譚紳組安施為。居民毋得驚恐，照常公共圖維」。

梅馨等人的行動，有沒有得到譚延闓的授意？各方爭論不已。譚人鳳認為即使譚延闓事前不知，當上都督後卻不懲處兇手，反而提升梅馨為第二協協統，即與殺人兇手無異。章太炎甚至在所撰《焦達峰傳》裡講了個故事：十多年後，梅馨辭職居於上海，身患乳癰將死。一個朋友問他：是不是焦公來索命？梅馨恨恨地歎道：當時直為人作獵狗耳！

譚延闓事前是否知情已不可考，但他半推半就接任都督後，確實順水推舟，在全省範圍內清除同盟會勢力。11月3日，焦達峰的戰友楊任在常德考棚舉行焦、陳二都督追悼會。追悼會進行到下午，當地巡防營統領陳斌升突率軍馳來，將楊任等人抓住殺害。這些官兵殺完人，立即在原址舉行另一個追悼會，將楊任等人剖心致祭，緊接著處決了幾十名同盟會員。

這次，靈堂上高懸的，是前巡防營統領黃忠浩的照片。

殺人的循環完成了。士紳集團沒能保住黃忠浩的人頭，同樣，同盟會也保不住焦達峰、陳作新、楊任的人頭。紳士與會黨的衝突，在湖南以一種異常慘烈的形式呈現出來。

讓人想起魯迅那段繞口令式的雜感：「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做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做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做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而已集·小雜感》）

娘子關

光緒末年，兩位朋友在北京重遇。他們相識於東京，都非常贊同革命，也都是同盟會員。

當時東京留學生時興以省籍為單位，辦革命雜誌，如《河南》、《浙江潮》、《洞庭波》等等。兩位朋友，一個姓井，叫勿幕，長得很好看，是革命黨中的花樣男，人送外號「周郎」。他是陝西人，主辦了一份雜誌叫《夏聲》。另一個姓景，號梅九，山西人，也主持了一份雜誌叫《晉乘》。

東京同盟會裡，南方同志很多，北方人裡，以陝西、山西兩省比較活躍。北方老鄉聚會時，不免聊起史事。景梅九提了個問題：當年的太平天國，為什麼會不成功呢？

曾左李這幫漢奸壞事唄。

不然，曾左李固然可恨，但以大勢而論，洪楊雖然幾乎佔據了一半天下，然而北方諸省，沒有一個響應的。清廷的根本未傷，所以可以緩緩地用北方的財力、兵力，去平滅他。所以我們的第一要務，要從「南響北應」上下工夫，南方一旦起事，北方省份要能跟上。

搞不好，還能「北響南應」呢！雖然中山先生最看重長江流域……

可是，長江離北京多遠！我們山西，一出娘子關，就是直隸省境，殺奔北京，都不消一天！又或者從張家口進兵，切斷滿人的退路……

越說越興奮。當時在東京的河南、山西、陝西、甘肅四省的同盟會員，成立「四省協會」，相約在北方同時發動起義。景梅九與井勿幕還私下約定，西北革命一起，共同成立「秦晉聯軍」，直搗京師。

而今在北京相遇，景梅九便約井勿幕，一起遊歷山西，為今後的秦晉聯軍作一計劃。

他們從北京乘火車到石家莊，改乘正太路火車往太原。真是近哪，一會子工夫，就望見娘子關的隘口，過此便是山西境了。

娘子關原名葦澤關，據天下之險，人稱「天下第九關」。相傳為唐太宗李世民胞妹平陽公主，曾親率娘子軍駐此守關設防，因此得名。

井勿幕久久地望著娘子關。「此真天險！可惜已經通了火車，不那麼容易拒敵，但如果有能人統軍，也能守住！」

景梅九表示同意。「不錯！庚子年，八國聯軍佔領京師後，繼續西犯，清軍曾據此擊退德軍。關上書四個大字『京畿藩屏』，可以想見它對京師的重要性！」

火車很快，娘子關一忽兒就看不見了。兩位朋友良久無語，都在想著將來的某一天，秦晉聯軍開進這座「天下第九關」的情景。

【國風日報】

太原的光復，要從宣統三年的新年說起。

就在陝西少年吳宓初嘗繁華、資深翰林惲毓鼎大罵新政、候補布政使鄭孝胥交遊權貴的同時，初六的香廠，聚集著一班年輕人，大碗喝酒，意興遄飛。

這裡面就有景梅九。他剛從日本歸國，打算到北京搞「中央革命」。遇到了一班友好，尤其是化名吳友石的白逾桓，一見面就約景梅九同辦一張叫《歲華旬記》的小報。

這《歲華旬記》實際上是打時間差，因為北京的報紙，總是跟衙門過年封印一樣，年前五日停刊，年後初六才復刊。中間有十天的時間，北京市民沒有報紙可看。白逾桓在宣統二年的新年辦過一回，銷路還可以，現在遇到景梅九，就拉著他再來一回。

這張小報，也沒什麼編輯費，編輯自己寫論說，抄抄上海報紙的新聞，印刷費一共只需三十元。賣報也不要什麼京報房、發行所，就是辦報的人自己拿到香廠等繁華鬧市售賣。

這日賣了不少報，一夥人就在香廠路邊茶棚喝酒，席間說起小報畢竟銷路不廣，影響不大，如果辦一張日報該多好！這個心思一動，就不可收拾，這些人天天一道喝酒，總把這事掛在口頭。

先說經費。白逾桓有積蓄三百元，可以拿來當開辦費。關鍵是新辦報紙，到警廳立案，例須保押費二百元，那還搞什麼搞？

好在有報界的熟朋友出主意。他說：自從彭翼仲在北京辦《京話日報》，這些年北京的白話報，出了很多。一來是因為白話報深入人心，易於銷行；二來，也是因為清廷提倡通俗教育，白話報免押金。我們不妨以白話報的名義申報，到時候報紙出來，有文言有白話，再跟警廳通融不遲。

次說報名。有人提議說：梁啟超辦了份雜誌叫《國風報》，很多人愛看，我們何不叫《國風日報》，一來可以借勢，二來也不顯革命報紙的形跡。

此言一出，大家都轉頭看景梅九，因為他們留日的同盟會員在東京的時候，由張繼帶頭，去錦輝樓踢政聞社梁啟超演講的場子，朝梁啟超扔草鞋，拿文明杖到處亂打，嚇得梁任公逃之夭夭。現在要借《國風報》的勢，只怕第一個不肯的就是這位景同志。

誰知景梅九大聲說：「國風是歷史上的公名，不是一派人所能私有！何況他們提倡邪說，辱沒了『國風』二字，我們主持公義，才稱得上真正的國風！」報名遂定。

《國風日報》開始發行，三百元轉眼即空。景梅九跑回太原去，找相熟的新軍標統閻錫山要了三百元。緊接著，《國風日報》發起了一場「拔丁運動」，所謂「丁」，即山西巡撫丁寶銓，此人在山西官聲很差，抓捕革命黨人倒是起勁。景梅九自己說，「拔丁」帶有為友復仇的意味。

於是《國風日報》上天天登丁寶銓的醜聞，什麼五姨太太賣缺呀，什麼乾女兒跟丁巡撫搞曖昧啊，捕風捉影也無妨，反正造謠也是革命的手段。

一來二去，風聲居然傳到了軍機大臣領班慶親王的耳朵裡，估計老慶看丁寶銓也不太順眼，遂在政務會議上提出要換山西巡撫。丁寶銓在朝中又沒什麼過硬的後台，這顆「釘子」居然就被輕易地拔掉了。

拔掉丁寶銓，換上的山西巡撫叫陸鍾琦。這一點看上去跟革命無關，其實很重要，待到武昌事變時，陸鍾琦到任才不過半年，稱得上人生地不熟，又沒有自己的勢力，太原的光復才會水到渠成。

〔議論：〕

【革命與造謠】

近來微博上總在討論造謠與闢謠。我想「求真」是人類的本能之一，似乎誰都希望能接受準確無誤的信息，所以總有人說「真實是新聞的生命」，然而謠言就像蚊蟲，從來與人類社會如影隨形，謠言也有謠言的社會功能。

美國心理學者奧爾波特將謠言定義為「一種通常以口頭形式在人群中傳播，目前沒有可靠證明標準的特殊陳述」，注意，它只是「目前沒有可靠證明標準」，並不見得最終不可實現——謠言的另一個特質是「在人群中傳播」，能夠傳播，說明什麼？傳播之後，造成什麼？另一位美國學者桑斯坦在《謠言》一書中指出：「謠言想要發生迅速的傳播並產生破壞力，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聽到謠言的人要生活在困境與不安中」，「人們是否會相信一則謠言，取決於他們在聽到謠言前既有的想法」。

1910年（宣統二年），革命黨人景梅九在西安教書。有一日黨人聚會，半夜才散，他與一位叫杜仲伏的同志步行回家，在歸途中遇到一個賣漿的，就停下來喝漿——「引車賣漿者流」，是不是很有古意？

一邊喝著，杜仲伏抬頭仰望星空，發現東西方都有彗星閃耀，靈機一動，隨口謅了兩句：「彗星東西現，宣統二年半！」景梅九配合得非常默契，趕緊接口：「這句童謠傳了好久，不知道什麼意思？」

杜仲伏無非說出了革命黨人內心的祈望，他們正籌劃著各地的起義，當然希望一呼百應，清廷垮台。但這句押韻的話被景梅九說成「童謠」，立刻就有了一種神秘的讖緯色彩。

沒想到那賣漿的居然接話：「什麼意思？就是說大清朝快完了！大明朝不過二百幾十年，清朝也二百多年了，還不亡嗎？」說這話的時候，旁邊還站著一名巡警，聽到這種大逆不道的話，不但不禁止，居然也「說了兩句讚歎的話」。

說完也就散了。誰知道過了兩天，景杜二人就不斷聽到有人提起：「外邊流傳一種謠言，很利害！什麼『彗星東西現，宣統二年半』，看來大清要完！」這句話居然傳開了，從陝西傳到山西、直隸，又傳到京師。後來景梅九到北京，聽到的版本，已經變成了「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二年半」，這足以說明，這是一則與大清朝民眾「既有心理」相吻合的謠言。

而這種無事實因素的謠言，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盛行，跟所謂「開民智」的程度有關，也跟輿論的開放程度有關。

待得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一聲槍響，在有電報的時代，事變消息次日便傳到了北京，具體內容肯定不清楚，只知道革命黨佔了武昌，再加上「宣統二年半」的心理暗示作用，遂引發北京市面大慌亂，八旗官民，九門軍警，相互驚擾惶懼，聽說有時半夜聽見叫賣聲，都嚇得棄槍而逃，高喊「革命軍進城了」！親貴大吏，率先逃往津滬租界，銀行爆發擠兌風潮，有人說親眼看到郵傳部準備了二十掛火車，皇上與皇太后馬上就逃往密雲，或者熱河，再不就是奉天。全然沒有外患的首都重地，居然自我擾攘，一片亂象。

這裡面當然也有革命黨的推手。景梅九當時正在北京辦《國風日報》，上街到大柵欄，正好碰見許多人仰首在看天空，他也跟著抬頭，似乎天上確實有一顆星，聽得旁邊人紛紛議論說「是不是太白星？」景梅九想起彗星謠言，就叫了一聲：「太白晝見，天下大亂！」哄的一聲，這句話一天之內，傳遍北京九城，有學問的官吏文士也紛紛以自己「夜觀天象」的結果，來印證這句謠言，於是亂象紛起，風聲鶴唳，一發不可收拾。

謠言本來就是革命的手段之一。這種時候革命黨的報紙才不會管什麼新聞真實不真實武昌剛一事變，革命黨報紙如《國風日報》馬上聲稱得到武漢電報：「黃克強親到湖北，運動革命，起義爆發後一點鐘，已佔據武昌城，清帥瑞澂敗走！」不管《國風日報》是否真的得到了電報，消息本身也是張大其辭。與其同時，從廣東到甘肅，傳的消息卻是「北京陷落，宣統駕崩」。

而清政府的對付手段，可稱相當拙劣，一是宣佈戒嚴，二是干涉報館，不准刊登任何有關武昌事變的消息。於是《國風日報》將報紙頭版全部空白，只寫了一行二號字：「本報從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閱者恕之！」這下傳言更甚，紛紛說：一定是革命軍大獲全勝！各省都響應革命了！不然何須禁止報紙登載消息呢？如此一來政府更亂了手腳，只得朝令夕改，又允許各報登載武昌消息，但一來一往，政府威信已至墮地，謠言有了更大的空間。

謠言並不僅僅為革命黨人服務。11月27日，馮國璋的清軍攻佔漢陽。消息傳到北方，又一次引發流言遍地，有說黎元洪已經躲進大別山自殺的，也有說黃興帶著黎元洪坐上兵艦順長江逃往上海的，一時之間，連北方的革命黨人都莫衷一是。反過來，南方仍在傳說著「宣統死了」、「袁世凱死了」、「禁衛軍與新軍交戰，在京旗人大部分被殺，國庫被焚搶一空」。

就這樣，在紛攘不休的謠言戰之中，一個舊王朝砉然倒塌，說到底，還是「既有的想法」佔了上風。時光倒推到1911年5月12日，局勢似乎還很平和，長沙海關稅務司偉克非寫信給總稅務司安格聯說：「有人預言秋天要發生騷亂，大家也都相信這種預言。」

關鍵，還在於「大家也都相信」。

【燕晉聯軍】

最妙的是，巡撫陸鍾琦有個兒子叫陸光熙，正在日本留學，頗具革命思想。陸光熙聽見武昌的消息，想到自家老子是山西巡撫，又一向頑固守舊，他自家兒子在日本留學，卻跟底下人講；在學校的人都是革命黨。萬一太原也發生革命，估計他老人家接受不了，豈不是一害革命，二害自身？陸光熙忙急急地從日本趕回太原，想要規勸他家大人順從潮流。

陸公子抵達太原，已是九月初七（10月28日）的夜晚，匆匆放下行李，立即便與巡撫父親開談判，縱論天下大勢。陸巡撫心裡正沒好氣，這小子突然自日本返國，已是讓他大吃一驚，現在又來講什麼革命潮流不可逆，真是混賬！當下將陸公子痛斥了一頓，說他去國後不好好讀書，卻去受邪說污染，有何面目回國見父兄？

話說陸鍾琦上任之後，就很不放心山西的新軍。他的策略跟其他省份的大吏相似，打算將省裡的巡防軍調進太原駐守，再招募二十一旗巡防軍分駐全省，將新軍打亂分調到晉南晉北，防止他們合議謀變。

這個措施還沒來得及實行，武昌即已發生事變，又過了十二天，西安也樹起了獨立旗幟。那裡是鄰省，比不得湖北尚遠，陸鍾琦有些手忙腳亂，他平日覺得新軍裡八十六標標統閻錫山態度尚好，不甚激進，此刻病急亂投醫，只得尋他商量。

閻錫山在整出辛亥大戲中，態度頗為曖昧。他跟景梅九等革命黨人關係不錯，甚至有傳言說他也加入了同盟會。但同時他很能敷衍陸鍾琦，與朝中幾位大佬也有往來。此時西安舉義，人心浮動不安，他卻喜形於色，連呼：「好機會來了！」陸鍾琦當然奇怪，難道這廝是在說眼下是山西起義的好機會嗎？

卻聽閻錫山獻策道：「太原新軍中，只有八十五標姚維藩的第二營不穩，晉南靠近西安，也是姚的老家，莫如派遣他們去晉南防守，多給一點錢糧，姚必喜去，太原可保無事。」說得眾人都稱「妙」，於是由陸鍾琦下令：姚維藩歷充各營管帶，教練有方，現所部為模範營，茲因時局不穩，派赴晉南沿河一帶防守。

閻錫山這道計策，很難說是在為誰考慮。分新軍駐守南北，保證太原安定，是陸鍾琦的既定方略，此計固然正中下懷。然而一說到開拔，就給了新軍一個「要子彈」的借口，撫台衙門說「隨後補充」，姚維藩根本不答應，說「世界各國，尚未聞有隊伍出征不帶一顆子彈者」。僵持了兩天，閻錫山又獻一計，說子彈可以發一點，但子彈發下之日，即須出發。

結果初七晚十點，子彈才送出城去，要求姚部初八出發。而姚維藩子彈一到手，立即切斷兵營通城內的電話線，以免洩漏消息，各營官長秘密會議，決定拂曉進攻太原。

有人擔心太原城內駐有閻錫山八十六標三個營，會阻止攻城，然而姚維藩說「三營皆我舊部，決不與我戰」，於是凌晨進攻太原新南門。閻錫山部三個營果然加入助戰，巡防隊與滿城尚在睡夢中，太原一鼓而下。

陸光熙本來盤算著慢慢勸服老頭子，誰知一覺未完，突然被一陣來自前院的槍聲吵醒，心知不妙，趕緊到前面去找尋父親，一出大堂，正碰上亂槍射擊，當場殞命。瀕死之際，陸少爺也許看清了：父親陸鍾琦與協統譚振德的屍體，已經橫在撫台衙門的大堂上。

到底閻錫山是臥底還是滑頭？當時便說法不一。太原一朝光復，必然震動京畿，起義軍料定直隸軍隊立時便會進軍娘子關，於是新任山西全省總司令官姚維藩立即率部前往娘子關防禦。誰知半路聽說省城諮議局居然推舉閻錫山作山西都督，不少將士「聞而大怒」，大罵「閻本猾頭，心持兩端，我們不殺他，亦云幸矣，何物諮議局，乃舉他為都督？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依照一些軍官的意思，回師殺回太原，奪了鳥位再說。幸得姚維藩出來勸服眾人，無非是大局為重，不可自相殘殺云云。辛亥年不少省的都督，都是在這種吵吵嚷嚷的不服聲中加冕的。

清軍大兵壓境，閻錫山倒不像焦達峰那麼驕橫，據姚維藩自述，閻錫山也知道軍心不定，就任都督後立即趕往娘子關勞軍。到得關上，閻錫山對各軍官說，自己任都督只是維持秩序的權宜之計，山西全省要仰仗姚總司令庇護，要倚仗各位的奮力血戰，守住娘子關……

說到動情處，嘩啷一聲，閻都督居然當眾給姚總司令跪下了！

這一下給足面子，姚部眾將士當然不便再跟閻都督翻臉。

不過，閻錫山在大清朝官職就比姚維藩要高，被諮議局舉為山西都督後，也算姚的上級，如此當面受辱，這口氣嚥得下嚥不下？我不知道，只是聽說，閻錫山從娘子關返回後，隨即派親信入京向袁世凱輸誠，聲稱只要除去姚維藩，他敢保證「山西全體服從宮保」。

從後來的歷史來看，閻錫山確實是能屈能伸、利用各方矛盾從中取利的高手，他反對過幾乎每一個當政者，卻又隨時可以與他們互通款曲，袁世凱、段祺瑞、曹錕、馮玉祥、蔣介石……他自己則成了山西的不倒翁，一直到中日戰爭爆發，太原失守，閻錫山都是「山西王」。

山西雖有內訌，清廷此時的局面更糟糕。袁世凱還未答應出山，他的北洋軍精銳由馮國璋統領，正在攻打武昌，督軍的蔭昌駐在豫南。河南以北，十分空虛，整個直隸只有第六鎮吳祿貞部駐保定，又急調關外第二十鎮張紹曾部進駐灤州。

山西獨立後，整個清廷的軟腹部都暴露在了革命軍的槍口之下。山西與清廷，此時是「麻稈打狼，兩頭害怕」，山西都督府趕著派姚維藩駐守娘子關，清廷也驚慌失措，派吳祿貞移兵石家莊聲討山西。秦晉二省對於清廷來說太重要了，以至於後來南北議和時，北方要求不承認山西、陝西為革命軍，只算是「民變」，否則，北京就會時時處於被攻的威脅與恐懼之中。

現在所有的焦點都彙集在吳祿貞身上。這個湖北人，是會為清廷去征討山西，還是會反戈一擊，引領晉軍直取北京？

箭在弦上之際，山西都督閻錫山突然在太原見到了兩個人，一個姓周，一個姓何，自稱是第六鎮的參謀，吳統制派他們來，是要與閻都督共商大計，組成「燕晉聯軍」，「推翻清室，實現共和」。

有這等好事？閻錫山不敢相信，也不敢輕置可否，只打發兩人去娘子關找前敵司令姚維藩商議。

商議的結果，是認為閻錫山有與吳祿貞見面的必要。雙方互通電話，約定的見面地點，就在娘子關車站。

【刺吳】

當李真衝進站長辦公室時，兇手們已經不見了。只有一具無頭的屍首伏在地上。憑著他對老上司的熟悉程度，李真仍然一眼認出了那是吳祿貞。

頭顱不見了，胸前洞穿兩個彈孔，脅下、腿部均有刀傷，腹部被拉了一個大口子，腸子都流出來了……李真再也不忍心細看，拉過一張毛毯將屍體蓋住了。

一百五十里開外的娘子關，姚維藩正在與從太原趕來的景梅九等人談論山西方面與吳祿貞商談的計劃：驅使旗兵攻打娘子關，晉兵迎於前，吳軍乘其後，旗兵腹背受敵，可以一舉而殲之。正談得興濃，突然電話鈴大作，通信兵拿起話筒，頃刻報告：石家莊來電，稱火車站上有槍聲，旗軍兵變！

這還不在大家意料之外，或許吳祿貞提前發動了？繼續等消息。沒多久，電話鈴又響起了：緊急！吳統制被刺！吳統制被刺！旗兵已向保定方向退卻！

景梅九望了望牆上的掛鐘，是半夜一點多鐘。不知不覺，已經是辛亥年九月十七（11月7日）的凌晨了。

這太像一齣戲劇了……就在三天前，九月十四日，那位個頭矮小、性格豪邁的湖北將軍，還站在這間會議室，對著閻錫山、姚維藩，對著一班山西革命首領大聲發表演說：

「你們可能已經看到了今天的廷寄，清廷授我為山西巡撫，要我攻打娘子關，這分明是破壞我革命聯盟……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率全部駐京奉線灤州，我軍駐京漢線石家莊，兩軍若夾攻京畿，推翻清室，指顧間事耳……可惜張敬輿（紹曾字）勇氣不足，就在你們太原光復的那天，上書清廷兵諫立憲，這是大錯！……我極願與晉軍攜手，共同推翻清室！」

也許是看到了閻錫山臉上的懷疑態度，吳祿貞豪爽地笑了：「我是老革命黨，你可能不知道……你山西軍隊情形與革命發動情形，我一概盡知。你不要懷疑我真的想當山西巡撫，你太小瞧我了！我是當年同唐才常起義的失敗者，我曾加入興中會，我曾在安徽組織自立軍……你們可以放膽與我合作，我不會騙你！」

吳祿貞說服了所有人。於是會後成立了燕晉聯軍，以吳祿貞為聯軍大都督兼總司令，閻錫山為副都督兼副總司令，同樣的副手位置留給了未曾與會的灤州張紹曾。吳祿貞補充說：我已去電張敬輿，讓他取消立憲主張，那是與虎謀皮，不若定期會師，直搗北京，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張已回電同意。清廷已經不成問題，但老袁不除，我黨將與之有十年戰爭！現在老袁還在彰德，如果由他出山，北洋新軍有了領頭人，局面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們必須趕快！在老袁出來前，會師都門，竟此全功！

一番話說得在座的人都血脈賁張，高呼「擁護總司令！進攻京師，以竟全功！」

未料想，這昂揚的士氣還未消弱，吳祿貞竟已被刺！

景梅九素來膽大，見滿室人的懊喪表情，仍然鼓勵他們說：「吳統制是在石家莊等我們晉軍去會合時遇刺的，現在我們仍然應該去看一看，說不定可以說服他的部屬為他報仇，共同反清！」

大家覺得有理，於是收拾心情，幾個人也不帶兵，立即趕往石家莊。

一百多里地，火車很快就到了。這還只是清晨。山西來人看見六鎮兵散落在車站周圍，神情沮喪，不少士兵還將象徵反正的白布纏在臂上。

他們走進站長辦公室，吳祿貞的無頭屍首已經被用軍毯包裹，放在椅子上。辦公桌上還擺著一份電文稿，是昨夜吳祿貞吩咐拍給張紹曾的，上寫「願率燕趙八千子弟以從」。

吳祿貞的親密部下，如那個還在痛哭流涕的參謀官何敘甫，願意帶領一部分隊伍，加入晉軍。還有直隸人李真，一直追隨吳祿貞，凌晨他在糧台聽到槍聲，隻身擎槍來援，卻被伏兵擊傷了後腳跟。他計劃等傷好後，就在直隸動員一支力量為吳大人報仇。

但更多的第六鎮士兵望著他們的標統吳鴻昌，等他的決定。景梅九等與吳談了談，發現他靠不住——事實上，吳祿貞正是因為統領第六鎮未久，控制不住，才希望能夠與晉軍在石家莊會合，聯袂北上。現在他死了，景梅九等人除了抓緊把他日前扣留下的整車清軍軍火運回娘子關，大概也無法做更多了。

後來傳說，正是吳祿貞扣壓了這批運往武昌的軍火，並聲言馮國璋部隊在武漢燒殺劫掠，慘無人道，他身為湖北人要追究其責任，才讓清廷意識到吳祿貞太危險了，這才派出了殺手。而流傳最廣的說法是，因為主持刺殺的周符麟是段祺瑞的老部下，因此刺吳是袁世凱的授意。但此時袁世凱尚未出山，手是否能伸得那麼長，是一個疑問。

直接出面的殺手叫馬蕙田，曾經是吳祿貞的衛隊長，時任騎兵第三營管帶。吳祿貞很信任他，當晚受《;文;》邀去石家《;;人》莊車站與《;;書》之宴聚議《;屋;》事，李真曾勸吳帶上手槍，吳祿貞笑著拒絕了，還嘲笑李真何時變得如此懦弱？李真跟景梅九說，吳統制槍法很精，而且武功不錯，如果有所準備，不喝醉，不至於如此輕易為人所乘。「大人太相信他們了！」李真的眼淚又流了下來。

吳祿貞時方卅一歲，與張紹曾、藍天蔚並稱「士官三傑」，又因為人豪放，喜結交好漢，亦喜冶遊，納娼為妾，人將其與蔡鍔並稱為「南蔡北吳」。錢基博後來為他做《吳祿貞傳》，憶及聽友人說甲辰（1904）與吳祿貞同飲酒座，酣暢之時，吳突然大聲喝道：「諸公還記得庚子夏天，安徽有大盜劫大通厘局的事嗎？知道那大盜是誰嗎？」舉座無敢應者，「祿貞右手舉酒滿杯，左手自指鼻尖曰：『不敢欺！我也！』揚杯飲，一吸而空」。當時在座的便有良弼。七年後，良弼掌管軍諮府，據說馬蕙田割了吳祿貞的頭顱，便是上京從良弼那裡領得了二萬兩賞銀。

吳祿貞喪生在二萬兩賞銀之下，而他的第六鎮統制，也是二萬兩買來的。當時吳祿貞從延吉邊防督辦任上調回北京，補授副都統。好友李書城勸他：副都統與撫台職位相當，但無實權，最好你設法謀取湖南或山西的巡撫，一旦有機會，可以自己起事，比指望別人更有把握。吳祿貞答：外放撫台不難，只要有二萬兩銀子賄通慶王即可。於是李書城找傾向革命的富有朋友籌集了二萬兩銀子交給吳祿貞，吳以此為贄敬，拜在慶親王門下。不久慶親王告訴吳：各省巡撫都未出缺，只有保定陸軍第六鎮統制需人，你先去那裡，有機會再調一省給你。

吳祿貞很高興，在他想來，一鎮統制手綰兵權，而且保定離北京很近，起事便易。可惜他履職之後，發現第六鎮暮氣沉沉，風氣不開，不少將士還有煙癮，不禁向李書城哀歎「無法整理」，他在給朝廷的奏折裡也說全鎮官長四百，而受軍事教育、合軍官資格者不足五十人，有行年六十仍充排長者，「官長如此，兵士可知，是曰新軍，實為烏合」。他發現協統周符麟完全是舊式軍人，無軍事知識，且有煙癮，於是奏請朝廷將其撤職。有慶王這樣的老師，所請自無不准。不料到了最後，吳祿貞居然死在此人手裡。

吳祿貞一死，「燕晉聯軍」便成泡影。革命軍一舉攻佔北京的「最佳機會」稍縱即逝，待得袁世凱在吳祿貞被刺六天後自彰德入京，任內閣總理大臣，立即派曹錕進攻娘子關。晉軍裝備根本不是精銳的北洋軍對手，接戰即敗，曹錕一直攻入山西，閻錫山棄太原而逃。

民國成立後，山西為吳祿貞開追悼會，參加者超過萬人，輓聯有數百幅之多，掛滿全場，備極哀榮。中間也有言辭很出色的，如景梅九送的長聯，就有「伯仲之間見華拿，指揮若定失彭韓」，以華盛頓、拿破侖、彭越、韓信等名將為喻，評價很高。但眾人公認，最貼切、最感人的還是劉越西送的一副輓聯。其實，那只用了極常見的一聯成句：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人物：〕

【吳祿貞與良弼】

吳祿貞在京師大宴時，自承大盜，搶劫官銀，時人目為豪舉，但為他作傳的錢基博不太以為然，覺得「意氣自豪，曾不稍顧以蹈於禍，可慨也夫」。庚子年劫大通厘局，何等大事？等於是自承曾有謀反的舉動，而此人，日本留學歸來，任練兵處軍學司訓練科監督，朝廷練新軍方盛，正是漸膺大用的時候，吐此狂言，難道真不怕大禍臨頭嗎？

這位不怕禍事的小個子湖北佬，名叫吳祿貞，他與張紹曾、藍天蔚三人，留學日本，名聲卓著，人稱「士官三傑」。

三傑之中，吳祿貞在官場之中最為「扎眼」，但也最得某些滿洲親貴的看重。比如禁衛軍統制良弼，在日本學軍事即與吳同學，兩人甚為交好，性格卻剛好相反：吳祿貞倜儻不群，良弼則禮法自守。吳祿貞常常因為革命不革命的問題，跟良弼爭得面紅耳赤。

1900年，吳祿貞從日本潛回兩湖，與唐才常等發動自立軍起義，面對的正是送自己十八歲留日的湖廣總督張之洞。起義失敗後，吳祿貞帶著手下一班人，無錢無糧，便索性劫了大通厘局，將劫來的幾千兩銀子散給下屬，自己又跑回日本去上課。良弼與吳祿貞相交莫逆，這個人失蹤一個多月，又突然回來，絕口不提去了哪裡，豈能無疑？等到四年之後吳祿貞在北京發酒狂，良弼也在座，別人不知道，他肯定明白當年之事。但是兩人關係仍然很好。

吳祿貞這個人確實了得，1903年，他應黃興之請，到長沙去發起華興會，一同籌劃起義。但又與長沙巡防軍統領黃忠浩交好，黃忠浩還引見他去見湖南巡撫趙爾巽，趙爾巽與吳祿貞相見恨晚，吳祿貞幾次站起來要告辭，都被趙爾巽挽留，一直談了三四個小時。

陸軍部尚書鐵良，也很賞識吳祿貞的才具，但又知道他喜談革命，擔心不能為清廷所用。良弼便在中間斡旋，1906年陸軍部派吳祿貞往新疆伊犁考察新軍，吳祿貞在巡視途中放言高論，觸怒了陝甘總督升允，奏請撤去吳的監督差使，而且以言論謀逆為由，要置吳祿貞於死地，又是良弼千方百計營救得免，又將吳薦到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麾下當參議。

吳祿貞在東北兩年多，逼得駐朝日軍不敢進犯，威震延邊。但他也把上司延吉督辦得罪得夠嗆，徐世昌只好先將其調回奉天，再調回京師。然而吳祿貞之功之能，無法掩蓋，陸軍部授他為「鑲紅旗蒙古副都統」——一位矢志革命的黨人，居然被授以如此尊榮的旗內官職，多少有些諷刺，但此中良弼的提攜吹噓，是少不得的。

然而副都統雖然尊榮，卻沒有兵權，無法完成吳祿貞的革命抱負。吳祿貞自己最想出任的，是湖南或山西的巡撫，因為他與這兩處的新軍會黨，都有密切的聯絡，如能出掌方面，伺機舉義便水到渠成。

後來不少人回憶說，武昌起義，倘若「士官三傑」中的吳祿貞、藍天蔚這兩個湖北人有一個在湖北，哪裡還輪得到黎元洪？

為了能出任巡撫，吳祿貞不惜拜在軍機領班大臣慶親王奕劻門下，並且籌集了兩萬銀元行賄。但晉湘兩地一時無法出缺，良弼便推薦吳祿貞出任剛剛出缺的第六鎮統制。

明明知道這個朋友堅持革命主張，還將靠近京畿的兵權交給他，良弼大人是瘋了嗎？只能說良弼對吳祿貞一直不能死心，希望他能轉為清廷所用。據說，吳祿貞任第六鎮統制的詔令下達之後，良弼策馬直奔吳府，對吳祿貞說：「吾兩人爾汝如兄弟，如攜手練兵以御外侮，左提右挈，天下事大可為。尊主庇民，何必革命！」吳祿貞當面唯唯，良弼一去，吳即寫信給友人稱：「識時務者為俊傑，以賚臣（良弼）之英雄，而不識時務，不過不忘己之為滿人爾！」

吳祿貞能與良弼保持友好，並非虛與委蛇，他心裡一直也認為良弼是「英雄」，而且吳祿貞的主張，是革命而不排滿，他到過新疆、陝甘、蒙古、延吉，常常以己之體悟，駁斥「種族革命」之說，他認為，強調漢族革命，會逼得蒙古族、回族與滿族站在一起對抗漢族，滿人久不習兵，但蒙回卻「善鬥輕生」，「以漢人倒滿，無不勝，以漢人角蒙回滿，則無不敗」，最終成果是「兵連禍結，邦分崩離析」。說到這裡，吳祿貞總是搖搖頭說：黃克強生長南方，未能遊歷河朔延吉一帶，他不明白這個道理。

吳祿貞任第六鎮統制未久，武昌事變，山西響應獨立。清廷立授吳為山西巡撫，帶兵平叛。吳祿貞隻身往娘子關，與山西都督閻錫山共組燕晉聯軍，將回攻京師。這一回，鐵良、良弼再愛才，再惜友，也無法坐視吳祿貞的鐵拳砸碎大清的頭顱。11月7日凌晨，吳祿貞的前衛隊長馬蕙田被收買，刺吳於石家莊車站站長辦公室。清廷躲過了辛亥年最大的一次危機。

有人說，袁世凱在刺殺吳祿貞一事中也起了作用。可是，無論如何，給兇手馬蕙田的兩萬元賞銀，是軍諮府參議良弼親手發出，將反賊吳祿貞的人頭轉呈朝廷，也是良弼親手而為。

兩個半月之後，良弼死於革命黨人彭家珍拋出的炸彈之下。兩位好朋友，泉下相逢，還會為要否革命爭得面紅耳赤嗎？

汪兆銘與袁世凱

【北上】

1911年11月7日凌晨，吳祿貞在石家莊火車站遇刺。就在北方革命黨人最優秀的領導者身首異處前幾個時辰，北京刑部詔獄大門緩緩開啟，三名囚犯被釋放，走在前面的那個人，叫汪兆銘。

定格。時間點往前推，武昌事變半月後，以《國風日報》為中心的北京同盟會以及北京、天津、保定等處的共和會、鐵血會等革命團體，聯合派出同志冷公劍，前往武昌，請求派人北上主持革命——武昌戰事正緊，為什麼北方的革命要請求湖北的支援？顯然，北方同志等待的不僅僅是一個領袖，他們更需要的，是湖北軍政府的經濟支援。

冷公劍10月25日自北京啟程，沿京漢線到了孝感，火車停開，他只能步行，一共走了十天，11月9日才抵達武昌。

他這才知道，在這些天的辛苦跋涉中，北方的局勢已經發生了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山西獨立，吳祿貞授山西巡撫，娘子關和談，燕晉聯軍組成，吳祿貞被刺於石家莊。武昌的同志一面翻著報紙與來電，一面歎惜：如果閻錫山、吳祿貞、張紹曾能三路進兵，北取京師，南斷漢口清軍歸路，誅袁世凱於彰德，革命已經成功了！

「其實之前的機會更好，」身在武昌的共和會創始人之一胡鄂公對冷公劍說，「武昌舉義之初，清廷震恐，束手無策，京師謠言橫行，八旗官民，九門軍警，相互驚擾惶懼，聽說有時半夜聽見叫賣聲，都嚇得棄槍而逃，高喊革命軍進城了！那時，若有數百人於正陽門、宣武門、天安門之間奮臂狂呼，兵不血刃，可取北京！」

冷公劍沒有反駁，其時他在京師，非常清楚那時混亂之極的情形，胡鄂公說的可能性，不是沒有。可是，哪兒來的「數百人」？北京革命勢力本就薄弱，又沒有新軍，辦報吶喊的人有，要得數百死士，除非經費充足，從北京周邊會匪流民裡招募。

「北方革命確實需要推動，」胡鄂公轉頭對黎元洪說，「如今吳祿貞被刺，北方軍政大權一統於袁世凱之手，有消息說過幾天他就會自彰德進京。這一來，北方革命形勢將更趨暗淡……」更重要的是，袁世凱的特使蔡廷干、劉承恩二人已經抵武昌，希望與鄂方談判。胡鄂公主張拒絕接見，並通電各省揭露袁氏陰謀。但孫武等多數人讚成答覆。

南北和談勢不可免，這個時候，清廷腹地直隸山東一帶，革命形勢越好，越能為湖北軍政府在談判中贏得更多主動。這一點黎元洪看得也很清楚。

北京同盟會又派了人來，仍是請求派人北上主持。於是黎元洪召開軍事會議決定，胡鄂公此前久處北方，人地兩熟，就派他為鄂軍政府全權代表，前赴北京、天津一帶，主持北方革命。「國庫撥款一萬元，作為辦公之費，到北方後，如有急需，當陸續匯寄」。

當時北京同盟會的經費支絀，已達極致。《國風日報》全靠四處打秋風勉強維持，景梅九甚至幹出過寫信敲詐的勾當：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要求他出資若干，否則「將在報紙上登載君一件隱事」。哪知該朋友看穿了這些革命黨色厲內荏，回信說「好極了！請你編出來，奇文共欣賞，大家看！」逼得景梅九莫辦法，只好在同志間搜求，連某人冬天的狐皮馬褂都當掉了，也才當了三十元，可見有多困窘。而今胡鄂公攜有萬元，要算一筆巨款了。

胡鄂公是革命黨中的激進派，堅決反對以大總統為餌誘袁世凱反正，他更認同吳祿貞的判斷：清室已敗，革命黨的對手就是袁世凱。路過上海時，他去會見宋教仁與陳其美，提出只有速取南京，早日北伐，北方同志從內部響應，方可以「擊敗袁氏而消滅清室」。宋、陳二人也深以為然。

十月初四（11月24日），胡鄂公抵天津，住在法租界紫竹林長髮棧，召集北方同志開會。天津一帶的同志，同盟會加上共和會、鐵血會，大約也就一百來人。這一天，正好山東巡撫孫寶琦通電全國，宣佈取消11月13日發起的山東獨立。據灤州來的同志說，二十鎮官兵頗有加入革命團體者，本來希望山東獨立，與灤州互相呼應，可以擇機起義，現在山東十一天即取消獨立，對士氣肯定打擊很大。

但灤州仍是北方舉事最大的希望，雖然張紹曾已被清廷免去統制職務，離開灤州，但各營士兵，加入鐵血會的人極多，尤其三位營長施從雲、王金銘、張建功，都是鐵血會成員。問題是這幾位關係一般，互相猜忌，不能協同作戰。因此現在的關鍵是派人去灤州，溝通上下，待機發動。

又有人提出：海陽鎮駐軍二十鎮八十標第三營營長馮玉祥是否可以動員他響應革命？負責聯絡灤州方面的孫諫聲搖頭反對，他給了馮玉祥一句評語：「多謀而無學，多言而無信，非可以共死生者。」他既如此說，別人也就不再提。

正計議間，汪兆銘從北京派人來，請胡鄂公撥款二千八百元，說是十月初九，即五天後北京同志起事，進攻清室之用。汪兆銘此時名頭極響，他刺殺攝政王載灃不成，被捕後在獄中寫的絕命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大江南北，騰傳人口，有人甚至預先給了他「烈士」的稱號。現在汪被放出來十多天，又在籌劃北京舉事，胡鄂公當然不會對他有任何懷疑，當即指派人攜款往北京交付。

天津共和會負責人白雅雨冷哼一聲：「不過是袁世凱用來威嚇愛新覺羅家族罷咧！」

胡鄂公大是詫異，問他是怎麼回事。

白雅雨就談起他的見聞：汪兆銘等三人出獄，原是袁世凱會同兩廣總督張鳴岐保釋，釋放詔令中雖有「發往廣東，交張鳴岐差委」等語，其實不過是一道幌子。汪兆銘等一出獄，袁世凱即從彰德電令其子袁克定往見諸人，稱「請諸君勿他去，宮保來京時，尚欲一見汝等」。其餘兩人聞聽大驚，催促汪兆銘一起出京躲避。汪不聽。於是一人連夜赴上海，一人逃到天津租界匿居，只有汪兆銘留在北京等袁世凱。

等到袁世凱11月13日自彰德入京任內閣總理大臣，立即接見汪兆銘，並讓他與楊度、汪大燮等人組織「國事共濟會」，表面主張由國民會議解決國體，私下卻幫助袁要求滿清親貴捐款鎮壓革命。

我聽說那個國事共濟會很快就解散了？

是。後來汪兆銘在天津成立京津同盟會分會，自己當了會長。但他……他跟老袁一直有來往，不少同志都認為他是在給老袁辦事……最近老袁要求清廷罷免載灃、奕劻、載洵、載濤等人的軍政大權，滿清親貴大不高興，很有反對之聲，因此我瞧汪兆銘搞的這個事，多半是在幫老袁嚇唬親貴咧。

哦。雖然如此，現在不能因為這個懷疑同志。胡鄂公仍然打發人把二千八百元送去北京。

【事敗】

胡鄂公萬萬沒有想到，三天後，十月初七，他去天津老龍頭火車站接自北京來的《國風日報》白逾桓等人時，竟然在一群來客中看見了汪兆銘那張俊美的面孔。

「兆銘，」他們是老熟人，「你這種時候來天津，後日北京的大事，誰來主持？」

此時已是在租來的小洋樓裡。汪兆銘微微一笑：「九日進攻大內，自有人運籌指揮，我輩就不需要留在北京冒險啦。」

這話更啟疑竇。胡鄂公看白逾桓等人臉上，均有不以為然之色，也猜到了八九分，「到底是誰在運籌指揮呢？」

「項城唄。」

「袁世凱嗎？」革命同志一般不用「項城」稱呼當今的內閣總理大臣。

「是啊，」汪兆銘很大方地承認，「其實這次舉事，就是由世凱發起的，袁世凱【「文】資助我【「人】黨運動費【「書】五千二百【「屋】元，但是需要購買槍械，還要租房、安家等等，錢不夠，所以我才找你要了二千八，湊夠八千元。」

汪兆銘興沖沖地講起九日的計劃：夜十點，炮響為號，革命同志即於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等處發難。袁世凱則命禁衛軍第四標由西直門進攻西華門，再命袁克定率兵三千攻打東華門，清廷還有什麼可抵抗的？所以我黨只負責發難，其餘的事情都是世凱的，我們還留在北京作甚？

胡鄂公自然馬上想到了白雅雨日前說的那番話。但此刻汪兆銘儼然以北方革命領袖自居，自己初來乍到，也不便干涉太多。而且，當天下午，清軍攻陷漢陽，京津一帶謠言四起，有說黎元洪已經自殺的，也有說黃興帶著黎元洪坐上兵艦順長江逃往上海的，人心慌亂，一時也就顧不上北京之事。

十月初十清晨，天還沒亮，胡鄂公住的老西開吉祥裡十四號，有人砰砰地敲門，還伴隨著哭喊的聲音。屋裡住著十來個人，有人趕緊忙地開了門，轟一聲，白雅雨撲了進來：

「袁世凱、汪兆銘果然狼狽為奸啊！殺我北京革命同志啊！」

十月初九夜，北京革命黨人照汪兆銘與袁世凱約定的那樣，十點起事，分三路攻向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但袁世凱答應的禁衛軍第四標、袁克定的三千人，蹤影全無，等著革命黨人的只有嚴陣以待的軍警。北京的黨人本來就不多，被捕者十餘人，憤而自殺者兩人，被捕者也幾乎盡被處決。

這消息來得太快，胡鄂公不禁要問：雅雨，你怎麼就知道了？

警察總監趙秉鈞昨夜以長途電話告訴天津警察局，警察局有位文案姓周，住我隔壁，他告訴我的。

於是「舉室為之惘然」。

當天下午，天津同志開會，決定成立津軍司令部，預備在天津舉事。汪兆銘也在。諸人拿不住汪兆銘勾結袁世凱的證據，但無人推舉這位同盟會京津分會會長當司令。汪兆銘沒等散會就匆匆辭去，臨去倒很有風度地與在座同志一一握手。

白雅雨說：「兆銘此去，必將自行其是，我們的計劃不用考慮他了。」

大家看他很激憤，又問其故。「兆銘早把我黨在京、津、保的情形都告訴了袁世凱，老袁告訴他：只要你能控制他們，團體如何發展，暗殺如何進行，都隨你而為……現在他當不上津軍司令，肯定會自己組織隊伍，不跟我們這班人廝混。」

白雅雨還說，汪兆銘在京，定期謁見袁世凱，每次都是一個人，每次是暮夜，有時汪兆銘不去，袁世凱「必使人召之」。有一次他帶在法國加入同盟會的外交部主事魏宸組去見袁世凱。出來後魏宸組怪汪兆銘：你想讓我助袁世凱殺革命同志嗎？汪辯解說：不是，我是想讓你在外交部刺殺袁世凱，所以讓你先熟悉他的樣子。魏宸組推辭說：暗殺事不是我熟習的勾當。汪兆銘反駁道：不能暗殺，何言革命？——汪兆銘注目於暗殺，是無疑的了，而暗殺，無非也是製造恐怖氣氛，幫袁世凱奪權而已。

雅雨，你這些消息也是從姓周的文案那裡聽來的嗎？

不是，老袁的秘書張一麟告訴趙秉鈞，趙又告訴華世奎，華告訴許朗軒，我是聽朗軒說的。

怎麼都是通過趙秉鈞？

胡鄂公絕不懷疑白雅雨，他們一起在保定發起共和會，白雅雨對革命的熱情與忠誠有口皆碑。不過，他對袁汪交往瞭解得如此清楚，消息又都是通過袁的警察總監趙秉鈞傳出來的，會不會這也是一種離間呢？

胡鄂公有此疑慮，只好安撫眾人說：「老袁肯定是想借兆銘來殺革命同志，但兆銘是老革命黨，我不相信兆銘會甘心為老袁利用。」白雅雨見如此說，也道：「我也不想兆銘甘心被老袁利用。不過事實……我們姑且這麼說，再看看罷。」

十月十一日晚九時，汪兆銘突然召集在京同志，聲明要成立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這次因為比較懷疑汪兆銘的白雅雨等人是共和會領袖，剛加入同盟會不久，不便阻攔，遂由眾人推舉汪兆銘為支部長。會後，胡鄂公等人歸寓，汪兆銘卻留下了一些人，說另有要事商議。

路上，孫諫聲很不解：「同盟會支部已經成立，還有什麼要事？」白雅雨冷笑道：「他肯定要成立暗殺團體，才好向老袁回報啊！」

過了一陣，被汪留下的人裡有回來的，一問，果然，汪兆銘找了七個人，成立暗殺隊，名額以二十人為限，他自己當隊長。

有人非常氣憤，認為汪兆銘是在分裂革命，提議另組共和會總部，與汪各行其是。胡鄂公勸他們說：同盟會創自孫中山先生，希望國人知革命先知團結，凡革命者，皆得為同盟會會員，這個組織不是汪兆銘一人能私有的。現在共和會、鐵血會都已加入同盟會，大家還是統一名義為上。

話雖如此說，見解不同終究無法合作。汪兆銘再來過問這邊的舉動，胡鄂公等人也是敷衍而已，後來終於另行成立了天津暗殺團。京、津兩個暗殺團各自為戰。刺張懷芝、刺袁世凱、刺良弼，一系列的暗殺，確實很長革命黨志氣，但也讓清廷更依賴袁世凱了。

【結拜】

12月14日，北方革命協會在天津成立，胡鄂公任會長。這個革命協會整合了同盟會、鐵血會、振武社、急進會、克復堂、北京革命總團、共和革命黨、北京共和團、女子北伐隊、女子革命同盟等十多個團體。北方革命協會的成立，用胡鄂公的話說，正是鑒於革命團體日益增多，「以汪兆銘任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部長故，鹹不欲參加同盟會，然又不可不使之以盡其用也」。

會章第六條規定：「本協會一切經費，概由鄂軍政府或其他軍政府接濟。」顯然，胡鄂公能當選會長，跟他是鄂軍代表不無關係。

可是他帶來的一萬元已經用完，買槍支還找人借了七千元。屢次去電武昌，也不見有回音。灤州起義官兵，自然不用發動費，但這關內外的會黨可不能白手革命。

比如，振武社的丁開嶂表示，他們關內外有廿八路領袖，可以號令有槍會員上千人前往灤州，接應起義。那都是些綠林豪傑，旅費安家費總是要的，胡鄂公問丁開嶂，每人要多少錢？

至少得一百吧。

那麼，總數就是十萬。哪兒來錢？

胡鄂公歎口氣。那就分期分批吧，每次來五十人，先把一二兩期的款子湊出來。

現在只要一萬元，但也不那麼易籌。再加上汪兆銘到處宣揚，說南北議和期間，如果革命黨舉事，就算背盟，不僅道義上有虧，也於革命事業不利。按汪兆銘的意見，議和是當前惟此惟大之事，袁世凱之利，即革命黨之利，因此切不可起義舉事，阻撓和議者，倒是可以暗殺對待之。這段時間，汪兆銘來往京滬之間，調停折衝，風光得很。

北方革命黨人，無兵無餉，加上心態動搖，12月18日，直隸任丘五百人起義，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石家莊無一響應，坐視任丘舉事失敗。

南京各省代表聯合會議決定改用陽曆，以中華民國紀元。胡鄂公雖在天津，也看到了這個消息，他馬上決定，從民國元年元旦開始，所有紀事、通告、文牘都改用陽曆，不再用大清朝的舊曆法。

12月27日晚上，胡鄂公都睡下了，被兩位北京來的同志叫醒。事情不好了！

據他們說，孫中山於12月25日抵上海，袁世凱頓覺唐紹儀在上海的談判難以勝任，打算派汪兆銘南下周旋，於是派長子克定去找汪兆銘。

他們描述的場面非常戲劇化：

「當兆銘、克定相偕見世凱之夕，室中預設盛筵以俟之。兆銘、克定見世凱，四叩首。世凱南面坐，兆銘、克定北向立。世凱顧兆銘、克定曰：汝二人今而後異姓兄弟也。克定長，當以弟視兆銘；兆銘幼，則以兄視克定。吾老矣，吾望汝二人以異姓兄弟之親，逾於骨肉。兆銘、克定則合辭以進曰：謹如老人命。於是又北向四叩首。叩首畢，兆銘、克定伴世凱食，食罷而退。」

兆銘與克定結拜異姓兄弟？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昨晚。

怎麼知道得這麼快？

嗯……是程克聽趙秉鈞說的。（又是趙秉鈞？）

正說著，白雅雨來了，他報告說：汪兆銘今天已經出發往上海了，你說，這還不是諂附老袁，破壞革命？

眾人連夜計議，汪兆銘南下，肯定會宣揚北方同志均遵守和議約定，可是現在孫中山先生已經歸國，正應放棄議和，實現「南響北應」的既定策略，我們北方同志的意見，可不能由汪兆銘代表！

次日，北方革命協會在英租界小白樓開會。與會眾人痛切陳述近日袁世凱對革命黨人的迫害，個個義憤填膺，尤其以王鐘聲之死，最讓全場震慟。

王鐘聲是清末名聞天下的新劇家，利用新劇宣傳革命，報章屢屢報道，他所到之處，觀眾為之瘋魔。年初王鐘聲在北京被捕，由京師警察廳遞解回浙江上虞原籍看管。武昌事變後，他從家鄉逃到上海，參加攻打製造局，上海獨立後出任都督府參謀長。11月，王鐘聲又潛入熟門熟路的天津策劃舉事。12月2日，被直隸總督陳夔龍派警察逮捕。12月3日，天津鎮總兵張懷芝將王鐘聲槍決。此事一出，津門嘩然。直隸總督衙門告示稱王鐘聲系「不安分之匪棍」，可是並無犯罪事跡，而且為什麼被捕後不交審判廳，而由公認最黑暗的營務處槍決？據說王鐘聲曾質問軍法官：九月九日上諭，大開黨禁，非犯法不得擅自逮捕，我是革命黨，你們又能把我怎麼樣？總督陳夔龍也感為難，直接請示朝廷辦法。袁世凱為首的內閣批了「盡法懲治」四個字，王鐘聲遂死。

胡鄂公對眾人說，王鐘聲死後，他也曾責問汪兆銘：停戰期間，擅捕擅殺黨人，難道不是袁世凱背信棄約？汪兆銘居然回答：王鐘聲嗎？他不過是一名無行的伶人，或者是因為干犯租界法令被捕，與革命何干？

又有人說，王鐘聲被捕之日，汪兆銘由天津早車赴北京，據雲是應袁世凱之召，難保他跟王鐘聲之事無關。

越說越激動，越說越生氣，暗殺團團長孫諫聲帶頭大哭，全場哭聲一片。在哭聲中，擬好了致南京孫文先生的電報，請他「制止各省代表與袁世凱中途議和，領導各省軍民同志，掃平偽滿，肅清官僚，建立真正共和政體，以貫徹全國徹底革命初旨」。

電報交出拍發的第二天，丁開嶂從灤州來津。他說，關內外帶槍同志前兩期一百人已經抵達灤州。他同時帶來了王、張、施三位灤州軍營長的快電，邀請天津革命同志往灤州指導革命。

那我去吧。白雅雨決然地說。

就在這一天，灤州全體官兵通電主張共和。辛亥年北方最慘烈、最震撼的一場起義，就在眼前。

「完成革命」

【拿破侖的字典】

這一天，有三種算法。

在那些北京或天津衛的本分商民口裡，帳簿中，皇歷上，今天還是「宣統三年辛亥十一月十二日」；那些剪掉了辮子的留學生，那些潛伏在租界裡的革命黨，他們更喜歡將今天寫成「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不過，他們應該也收聽到了南方的決定，這是西曆的1910年12月31日，是中華民國成立的前一天，是滿清入主中國的最後一日。

凌晨。天津。小白樓。

天一亮，白雅雨便將登上老龍頭開始的火車，奔赴灤州。起義日期訂在後天。

南北雙方已經達成協議，擇日召開國民會議。江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的代表，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召集；直隸、山東、河南、東三省、甘肅、新疆，由清政府發電召集。這大致是雙方的控制範圍。

眼看一個聯合立憲國家即將誕生，但在清政府控制的腹地，一群人還孜孜不倦地謀劃著暴動。

白雅雨眼睛緊盯著胡鄂公：「你看，灤州一旦獨立，戰守之勢如何？」

胡鄂公沉吟了半晌，答說：「很難說啊……灤州南鄰京奉鐵路，一馬平川，並無山河關隘可以固守，北京、天津、遼寧、奉天之敵，朝發而夕至。到時四面受敵，說戰，無可戰之地，說守，又無可守之資。這是一可慮。

「施、王、張三營，可戰之士，不過千把人，尤其上兩次你們從灤州回來，都說張建功心存觀望，並未傾心革命。一旦大敵來犯，再有內叛，必然戰守兩難。這是二可慮。

「灤州新軍不穩，朝廷和袁世凱又不是不知道，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協統藍天蔚被罷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被刺殺，說明他們一直防備灤州新軍倒戈，之所以遲遲沒有討伐，只是因為朝廷已經將灤州新軍分割駐守，又有岳兆麟、王懷慶等人牽制，他們認為灤州已不成氣候。敵人防備在先，這是三可慮。有此三慮，所以，很難說啊。」

【「文】「那麼，還有什麼辦法嗎？」

【「人】「唔……只有避實就虛……」

【「書】「說說看！」

【「屋】「灤州不可戰，我惟有在獨立之前，將昌黎、雷莊一帶的鐵路掘斷，將灤河上的橋毀掉，阻止敵軍來犯。灤州不可守，我唯有在獨立之後，引軍北撤，直到長城，利用長城的有利地勢與敵軍迂迴作戰，等待北京、天津、通州的形勢變化，再作策應。這就是避實就虛的法子。」

白雅雨笑了：「也就是說，獨立完就撤，躲著清軍，以待時變……鄂公，這話從你嘴裡說出來，可以，而且算是上策。要是我這麼做，旁人將笑我灤州義軍為無膽無勇之輩……北方的革命力量本來就薄弱，這一來，還能喚起民眾投身革命嗎？」

白雅雨雖然笑著，兩眼卻炯炯放光。胡鄂公知道他已經下了決心。武昌事變後，他倆一起在津倡議成立共和會，眾人都說京津革命黨人少力薄，響應武昌頗有難度，白雅雨毅然說「拿破侖字典裡無難字，吾人不可不起任北方之責」。共和會成立之後，白雅雨立即打髮妻兒南歸（他是江蘇南通人），他獨自一人留在北方奔走革命。

胡鄂公說的那些可慮，白雅雨豈能不知？灤州新軍自吳祿貞死、張紹曾走之後，勢力薄弱，內外憂困，單獨起事前途堪憂。共和會一直在聯絡曹州的會黨，已經召集了數百人，又百計籌集了一千多元發餉，再加上靜海同志發起的民團，三方同時發難。

依白雅雨的計劃，灤州新軍有鐵路優勢，舉義後直赴天津，與曹州會黨、靜海民團聯合舉事，佔領天津。天津有租界，有洋人，清廷投鼠忌器，比彈丸之地的灤州更易堅守，同時通知南軍速由海路北上，攻佔山海關，攔住京奉線，甕中捉鱉——英法聯軍、八國聯軍早已替革命黨證明：津沽一失，北京無險可據。

而天津，革命黨人經營已久，早在張紹曾上奏十二條之時，革命黨人王葆真等人就與天津的日本、美國領事達成協議，不干涉革命軍的行動，順直諮議局議長閻鳳閣等人也很支持天津獨立，並承諾若張紹曾率部在天津組織政府，順直諮議局將完全擔任籌撥軍餉，按時供應。

張紹曾去職後，情況當然變化很大。但白雅雨認為按步驟行事，未嘗不可以一搏。未料突然接到通知，灤州新軍自行確定十一月十二日舉事，反而令白雅雨措手不及。不過事已至此，白雅雨決定往灤州，與新軍兄弟共存亡。

誰也勸不住他，因為「拿破侖字典中無難字」。

【喋血灤州】

1911年1月1日清晨，胡鄂公送另兩位同志孫諫聲、陳濤去灤州。昨夜，他們歡飲達旦，載歌載舞，既為慶祝中華民國成立在即，也為去灤州的同志壯行——今日的灤州已成死地，肯去的人並不多。

臨行之時，胡鄂公還是把他對白雅雨說過的話，又對孫諫聲他們說了一遍。他的意思很明白：灤州不能戰亦不能守，不如避清軍鋒銳而守時待變。「大局如斯，灤州之事，無關革命之得失。」他希望他們能勸服白雅雨，保留義軍的有生力量。

1月2日，他聽到了灤州獨立的消息。三個營長的職務分別是：王金銘灤軍都督，張建功副都督，施從雲為灤軍總司令。白雅雨是參謀部長兼外交部長，孫諫聲則是軍務部長兼理財部長。

同時，他也聽到了不好的消息，駐紮良王莊的李國靖營接到命令，十個小時內全營開拔，調防馬廠——那裡是清軍駐防重地，無法起事。

1月3日，胡鄂公帶了兩位同志自天津赴秦皇島聯絡。但他放心不下灤州，打算中途在灤州下車待一天，再好好與灤軍首領與白雅雨計議一下，不可逞血氣之勇，還是避至長城，做長期打算。

這幾天都是通宵達旦，胡鄂公實在是太睏了。他一上車就睡著了，但沒忘了吩咐隨行同志：到灤州叫我一起下車啊。

醒來卻聽見「嗚……」汽笛響，覺得不對，睜開眼一看，火車正在緩緩離開灤州車站。他橫眼看另外兩個人：「不是在灤州一起下嗎？」

那兩人迷迷糊糊，如夢方醒：啊？這是灤州嗎？我們，我們頭一次坐津奉車，這裡就是灤州啊？

算了算了，秦皇島離灤州也很近，明天我們再坐車回來。

明天，到秦皇島車站買往灤州的票，售票員說，運兵繁忙，全路今天起停止賣客票。聽了這個消息，胡鄂公心裡亦喜亦憂。灤州是去不了，但如果灤州那邊能用己之計，毀路拆橋，或許可以拖延敵軍於一時。

可是站裡人說，沿路各站電報電話，都報告照常通行。

完了，灤州不行了。

胡鄂公在秦皇島車站跌足長歎之時，灤州義軍正在灤州車站誓師西進，打算進逼天津。都督王金銘正要下令各營登車，車站掩護隊押來了一個農民。王金銘定睛一看，這不是第三營督隊官李得勝麼？可是，他怎麼穿著一身破棉襖，臉上還抹了煤黑？

李得勝的布袋有撕碎的信紙，一看就知道，寫的都是灤州的軍情，收信人，是通永鎮總兵王懷慶。

奸細！王金銘不屑地說。李得勝是第三營張建功手下的人，王金銘不便擅自處分，吩咐將他送給張副都督處治。

李得勝一送過去，張建功就叛了。

張建功頭天就做了準備，他借口義軍駐紮的北關師範學校地方不夠，第三營移入灤州城內駐營，第二天再會合西進。一接到李得勝被捕的消息，張建功立即下令：關閉城門，向一二營開火！

城內城外，乒乒乓乓打了三個多鐘點。王金銘、施從雲與白雅雨商量，這樣自相殘殺下去徒誤時機，不如集合餘部照計劃進擊天津。於是剩下的七百餘人登車出發。

開行一個多鐘點後，車停了，鐵路被拆斷，墨黑的夜裡，兩翼埋伏的敵軍蜂湧而出。這裡是雷莊東八里的地方，灤軍主力覆滅於斯。

灤州城內，張建功連夜大搜黨人，留守軍政府的軍務部長孫諫聲於1月5日晨被殺。叛軍挖出了他的心肝，將屍體丟在城門下示眾。

白雅雨從雷莊戰場逃了出去，打算潛回天津再謀舉事。第二天，他在一座古廟被王懷慶的淮軍捕獲。

四十四歲的白雅雨，公開身份是天津北洋法政學堂兼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地理學教授。他被捕後，北洋法政學堂監督急請直隸總督陳夔龍營救，稱白雅雨是往灤州考察地理。但白雅雨面對王懷慶，坦承了他是革命軍參謀長。

臨刑之時，劊子手踢他的膝彎，要他跪下，他不肯跪。行刑軍士已經紅了眼，他們切下了他的一條腿。

白雅雨倒在地上，大聲呼喊：「同胞！共和殊大好！不然，吾豈失心者？若男又當如此！」雅雨是他的字，他本名叫白毓昆，同志敵人中，認得「毓」字的不多，很多時候都寫成「白玉昆」，連殺頭的紙令箭上，也是寫著「白玉昆」。

1912年4月，北洋法政學堂、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兩校舉行白雅雨先生追悼會，有人把流傳的白雅雨絕命詩譜成了曲，幾百條年輕的喉嚨唱了起來：「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革命當流血，成功總在天。身同草木朽，魂隨日月旋。耿耿此心志，仰望白雲間……」

1913年，北洋法政學堂學生創辦《言治》雜誌，第一期就刊登了《白烈士雅雨先生傳略》。四年後，《言治》編輯部一位副主任乘火車經過雷莊，在日記中寫道：「余推窗北望，但見邱山起伏，曉霧迷濛，山田疊翠，狀若綴錦，更無何等遺跡之可憑弔者，他日崇德紀功，應於此處建一祠宇或數銅像以表彰之。然國人素性，但知趨附生存之偉人，不欲崇禮死去之英雄，斯等事又何敢望哉！」

灤州起義，發生在南北議和開談之後，發生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後，白雅雨遇難之日，孫中山咨復參議院，擬組織六路軍北伐，會師北京。反對的人很多。南北統一之後，灤州起義就更少人提及了，也許在許多人心中，那是無效的暴力。數年之後，大概也只有白雅雨的學生，才會經過灤州時想起他們吧？

這位記得白雅雨的學生，名叫李釗。我們現在習慣叫他李大釗。

【天津的時差】

隔壁院子的鍾突然當當地敲了起來，一、二、三、四……十二下！

木廠裡偃臥的兩個人，已經快凍僵了，剛過完中國的臘八節，北方深夜的寒風吹得人從肉冷到骨頭裡。他們在這裡已經呆了有快兩個鐘頭了。

一個人伸手拍拍另一人的肩頭，用日語說：「時間到了！」

另一個人掙扎著從懷裡掏出一隻夜光懷表，看了看，也用日語說：「時間到了！」

他們用身體互相擋著寒風，劃著了火柴，點燃兩根引線，那是兩顆信號炸彈，鋼殼，一顆六磅，一顆十二磅。

轟地一聲！一具人體飛到了半空！

又是轟地一聲！火光耀亮了天津的夜空。

天津起義失敗。

為什麼要派一位日本同志去施放信號彈？是因為外國人萬一碰到宵禁查驗容易脫身？是谷村自告奮勇？還是有什麼別的原因？

總之是定了由谷村去放信號彈，民國元年元月29日夜十二點。一聲炮響，埋伏好的九路義軍，以進攻直隸總督衙門為主要目標，同時攻佔巡警道署、督練公所及電報電話等通訊機關、橋樑、鐵路道口等，一部分清軍及巡警經過策動在起義後可以響應；在攻佔督署之後，立即宣佈成立津軍都督府。

北方革命軍總司令胡鄂公希望有一位通日語的同志與谷村一道去，便於溝通，互相照應。派得出的人手裡一時沒有這樣的人才。參謀部長、代理津軍都督白逾桓推薦《國風日報》的日文翻譯王一民。

胡鄂公說：此事關係重大，不是沉著審慎的人可辦不了……

沒事，他是我的學生，我很熟。

現在這個伏在桌上哀哀痛哭的人，不就是老師非常信得過的學生嗎？

29日的夜晚是那麼的寒冷，愁雲慘淡，欲雪未雪。谷村說：我們先去喝一杯吧，反正宵禁了，在路上走很危險。於是我們就喝了……很多杯，谷村說，一會兒要在雪地裡趴著，多喝些酒，可以御寒……

後來覺得時間差不多了，我們就一起去了三岔口的那間木廠，趴在木架下等。天真是太冷了，我裹在棉襖裡，迷迷糊糊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快睡著了，谷村把我推醒，說不能睡，會凍僵的。

後來隔壁院子的鐘響了……谷村來不及跑開，被炸飛了，我就看著他分成了幾塊，灑在木廠的雪地上……

我聽到鐘響，谷村看了表，可是我們都弄錯了，才十點……我們提前了兩個鐘點放炮……

白逾桓衝過去。一個耳光，又一個耳光……你是把諸位同志的性命當做兒戲嗎？提前兩個鐘頭，能犯這樣的錯誤嗎？混蛋！

王一民根本不敢躲，一邊挨耳光，一邊哭。白逾桓一邊打他，一邊哭。

半個多月前，1月11日，胡鄂公去滬軍都督府見了陳其美。陳其美告訴他：南北議和停滯，孫大總統正在籌劃北伐，需要北方的響應。灤州失敗，北方革命還能繼起推動嗎？

我們在京津保通一帶聯絡的軍隊官兵，多於灤州十倍，只是……沒有發動費，很難舉事。

大約需要多少？

二十萬足夠了。

這點小數目，不難辦。你到南京，請大總統撥給你。此前武漢黎都督匯了三萬元到上海，指名給你。我不知道你在天津的地址，寄給汪兆銘代轉了。

兩天後，胡鄂公在南京見到了孫文。大總統果然直接讓陸軍部撥付了二十萬元，並叮囑說：北方革命運動，固重於目前一切也。

1月15日，胡鄂公登上了北上的輪船，就在這天，發生了通州之變。

【誰殺了蔡德辰？】

辛亥年，北六省中，通州也是革命黨爭取的重點。那裡有一個華北協和書院（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由華北美國公理會、長老會和英國倫敦會三個教會聯合設立，主要招收三個教會在直隸、山東、山西各城鄉村鎮的小學堂畢業生。學校管理者都來自教會，對於學生的排滿思想，不獎勵，也不禁止。

他們的學長，如費起鶴、孔祥熙，都參加了南方的革命，後來加入了南京臨時政府。北京、天津的革命黨人，對學校的影響也很大。除了旗人學生，大部分學生都同情革命。

新軍張紹曾、吳祿貞兵變事敗，協和書院的師生認為最大原因是他們的駐軍分別在灤州和石家莊，離北京太遠，不能一舉成事，坐失良機。於是他們打算去運動駐通州的毅軍。通州離北京只有四十里，有人說，「簡直可以唱一出《溫酒斬華雄》」！

毅軍駐地距協和書院只有四里地，雙方平日頗有交誼。協和書院的四川籍學生楊學羔回憶，毅軍頭領，古北口提督兼武衛左軍總統姜桂題「年逾七十，對於學生的一切活動，尤其是體育技術競賽，頗感興趣。書院每年舉行春秋兩季運動會，或聖誕節等其它典禮（有各項節目）時，都必邀請姜桂題及他部下官兵到場參觀。書院準備茶點，師生親自招待。他們也攜帶獎品等，親自發給成績優良的學生。姜營無論舉行任何慶祝典禮，如有節目表演，也必邀請書院師生前往參觀……有一次姜桂題贈送書院師生安慶胡家醬園醬小菜，先生每人兩小簍，學生每人一小簍。某營統領持贈著名土產，用紅絲線紮成菊花朵式的黃山雲霧茶，先生每人四朵，學生每人兩朵。」（《華北協和書院師生的革命運動》）

有這種軍民魚水情的關係，運動起義確也不是異想天開的事。協和書院師生在總代表蔡德辰帶領下，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居然將毅軍七個營中的四個營說動了，其中還包括姜桂題的親侄兒和親外甥。起義計劃是：十月初一（11月21日），四個營發動事變，逼迫姜桂題起義，然後進軍北京，威逼清廷遜位。

毅軍四營提出的唯一條件是：先發兩個月餉。協和書院方面致電武昌軍政府，軍政府回電答允，稱九月底一定將餉發到。

誰知道九月武昌戰事吃緊，根本籌不出餉來，而且全國那麼多地方求援，哪能顧得到小小的通州？協和書院派出了代表往武昌催款，仍拿不到錢。只好跟毅軍打商量，延期到十月初七，還是沒有，再商量再延，十月十五日總行吧。

還是沒有。毅軍有些軍官不幹了：「俗話說：事不過三，三次改期，姥姥！簡直是個騙局，逗我們玩呢？」就有人向姜桂題告密。姜桂題立即派兵搜查，協和書院總代表蔡德辰、四位營統領，還有姜桂題的侄子與外甥都被逮捕。

姜桂題都快氣瘋了。他平時見到協和書院院長美國人高厚德，不僅是客氣，甚或有些畏懼，現下也顧不得了，把高厚德找來劈頭蓋臉一頓大罵：

「我以為你洋人來中國傳教是勸導中國人民為善，安分守己的；辦學是為中國培養維新人才的。因此，我對你們洋人，一向恭敬，殊不知你們不識抬舉，反而教人民仗勢欺人，為非作歹，教學生鬧革命造反，叛逆皇上，這真是我想不到的事情！你們書院的師生運動我的部下造反，要推倒朝廷，鬧得我的腦袋快保不住了，真的可惡！你要負責任，請你告訴我該怎麼辦？」

高厚德也嚇壞了，好半天才說：「軍門大人，我實在負不起這個責任。」姜桂題說：「那麼我們分別負責。軍隊的事情我來辦理。你的學生，如果交給你，你能保證他們不再鬧革命嗎？」高厚德要求先看姜桂題捕人時搜到的名單。

姜桂題又火了：「你要看名單？看了名單，你的書院還辦不辦？我的軍隊還帶不帶？這名單我都不敢看，你敢看嗎？」取出名單，打開洋火爐的門，竟丟進去燒掉了。

高厚德默然無語。姜桂題又問他能不能保證學生不再鬧革命。高厚德表示不能保證。於是，姜桂題要求他三日後解散書院，將學生派遣回籍交家長嚴加管束。

當夜，姜桂題槍殺蔡德辰，同時被殺的還有他的侄子、外甥及一名營統領。但是，這件事姜桂題始終沒有報告朝廷。協和書院草草為蔡德辰辦了喪事，就於陰曆十月二十一日（1911年12月11日）解散了。

以上是書院學生楊學羔的回憶。

可是，在北方革命領導人胡鄂公筆下，完全是另外一個故事。

他說，灤州起義前三天，也就是1911年12月30日，北方革命協會天津總部派出同志到通州聯絡。這時候，共和會通州支部部長蔡德辰不僅還活著，而且仍在聯繫通州毅軍。他們計劃於1月12日發難，於午夜發動毅軍向北京進攻，與南苑的另一支毅軍會合於永定門，再直趨東城外交部以包圍內閣官署。而西直門外禁衛軍第四標則由西直門攻向西華門，那裡會有「車伕千人」與他們共同進攻紫禁城。

不過，這個計劃沒有實施。原因一是聽說灤州失敗，無法內外呼應，另一個原因，倒跟楊學羔說的一樣：沒有發動費。起義被迫延期。

1月14日，汪兆銘的一名手下余臨江跑到通州張家灣找蔡德辰，稱他奉同盟會京津保支部汪部長之命，要求各革命機關，停戰議和期間，不得妄動。蔡德辰當然不肯聽命，兩人大吵一場而散。

次日凌晨，余臨江帶著毅軍十二營兩百餘騎，包圍張家灣，捕去蔡德辰等七人。

北京革命黨人聽聞此訊，立刻召集同志，決定第二天刺袁。

1月16日，袁世凱早朝散後，十一點三刻左右出東華門，將及王府井大街，革命黨人張先培從三義茶葉店樓上擲下一個炸彈，一時炸彈齊飛，槍聲大作。此次刺殺，死袁車轅馬一，護衛營管帶一，護衛排長一，親兵二，馬巡二，路人二。袁世凱從翻倒的馬車中爬出來，由親兵護衛策馬離去，在馬上下了全城搜捕令。

抓捕蔡德辰等人後，袁世凱當晚曾去電上海，責問汪兆銘此事。袁世凱被刺後，當晚接到汪兆銘覆電：「北方同志，在此議和時，所有一切行動，鹹已停止，通州機關，當為匪類之結合，請依法辦理。」

1月17日，張先培等三人被殺於北京；蔡德辰等七人被殺於通州。

現在通行的史書，一般採用了胡鄂公的說法。那麼，蔡德辰的同學楊學羔的故事，又是從哪兒來的呢？

【尾聲】

通州、天津事敗之後，京津一帶，革命黨已無力再威脅清廷與袁世凱。

不過他們仍在努力，正如他們在天津舉義命令中所說：「夫革命者，所以掃除官僚，滌蕩專制餘毒者也。今清帝退位而代以袁氏，此與父死子傳兄終弟繼者何以異哉！我北方同志有鑒於此，用是屢舉義旗，前仆後繼，誓必討滅袁氏，不使專制餘毒永留於中國也。」所以天津起義當晚的口號叫「完成革命」。

2月9日，鐵血會、振武社二百餘人發難於瀋陽，全部覆滅。就在這一天，胡鄂公接到北京來的電話：南北議和成功了！清帝將於三日後下詔退位，民國臨時參議院已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汪兆銘等將以專使名義來京迎袁南下就職。

一室默然。然後有人說了聲：再見。

說話的這人明天將赴錦州，召集鐵血會殘部，再次起義。這注定是一次必敗之舉，但是，「我們要以一死，使天下後世知袁世凱之盜國，汪兆銘之出賣革命！」

2月12日，清帝發佈遜位詔書。錦州發難，全軍覆滅。

五天後，胡鄂公在天津吉祥裡十四號召集北方各革命團體開了最後一次會議。議決：自即日起，所有團體一律解散，所有革命行動一律停止。他們請各地來津的同志251人領取旅費回鄉，灤軍與其他軍隊脫離的同志194人，送到煙台魯軍政府報到。

不過這些事，仍然沒有錢去辦，南京給的二十萬，沒有汪兆銘的批准，似乎無法動用。胡鄂公表示，會後將電請武昌黎元洪都督，再匯來兩萬元，以作結束之資。

最後一項決議是：「本日到會同志，為紀念北方死難烈士起見，在袁世凱當國期內，不受其任何官職及其榮典勳章等物。」

散會。

一鍋夾生飯

有個人叫劉厚生。他是南通「狀元商人」張謇的得力幕僚。人人都說《清帝遜位詔書》是張謇手擬，而有人說最後一句是劉厚生加的。那句話是「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這句話加與不加，都無損詔書的效力，但加了，卻顯得清帝母子以天下為重，不以皇位得失縈懷，又為民國承諾的優待條款敲磚釘腳，十分漂亮。這人是個角色。

劉厚生在他所著的《張謇傳記》論及江蘇在辛亥時的地位，道是：

「以蘇、浙兩省之地位而論，江蘇尤重於浙江。我們把各省獨立之日期，加以查考而推論其影響。武漢起義為舊歷之八月十九日，蘇、滬獨立為舊歷之九月十四日。在此二十五天之中各省之號稱獨立者，不過湖北、湖南、陝西、山西四省，此四省之中山西之井陘娘子關，湖北之漢口、漢陽尚在戰爭之中。自九月十四日上海、蘇州相繼獨立之後，至九月十九日五日之間，通計全國宣告獨立者，已有十四省之多。土崩之勢已成，清廷顛覆之命運已定，蘇省之舉足輕重乃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他認為，蘇滬之重要，一由於地，一由於人。所謂「地」是「蘇省居長江下游，襟江帶海，控制南北洋，又為全國文化經濟之重心」，「甲午中日戰爭之後，戊戌之維新，庚子東南互保之條約，皆以上海為策源地。辛亥革命雖爆發於武漢，假使無上海、蘇州之相繼獨立以號召全國，清政權之消滅，恐尚不若是之易易」。

而「人」的因素，是因為蘇、滬獨立，官－商－革命黨聯成一氣，與其餘地方全賴新軍會黨大不相同。「蘇州獨立之後，又擁戴巡撫程德全為都督，開各省未有之先例」，而「蘇省諮議局之議長張謇，尤負全國重望。蘇省獨立之後，曾由張謇領銜，電致各省，並致內外蒙古，請其贊成共和，影響之巨，不可思議」。這話當然是為傳主張謇評功擺好，但也未嘗沒有切中肯綮。清室之亡，非張謇所願，但清室如何亡，民國如何成，張謇為首的立憲派起了關鍵的作用。

☆`文~☆;

☆`人~☆;

☆`書~☆;

☆`屋~☆;

☆`小~☆;

☆`說~☆;

☆`下~☆;

☆`載~☆;

☆`網~☆;

【攻打製造局】

東南獨立之機，實發軔於上海。上海是全中國最大的商埠，也是最混亂最自由的魔力都市。所謂「冒險家的樂園」可不單單屬於那些飄洋過海來發中國財的高鼻藍眼，革命黨人在上海同樣經營多年，這裡的租界庇佑著一切有野心的人。

上海光復，主要力量有三方面：光復會敢死隊主要負責閘北，那裡有巡警總署的起義警察接應，商團配合行動；南市城廂內外以商團為主，起義警察為輔；進攻江南製造局以同盟會敢死隊為主，商團為輔。

其實上海在大清帝國的行政序列，地位並不高，最高長官不過是一個「蘇松太兵備道」（當然是天下最肥厚的道台缺），而且不能駐軍。某種意義上，這是被朝廷放棄的「夷場」。自然上海的經濟地位、戰略地位顯而易見，然而朝廷控制不住，也就只好放手。於是各方勢力在此平等競爭，租界當局只要不出亂子，倒也不管。上海光復，是光復華界，基本上只跟警察廳、商團、革命黨有關。

攻打江南製造局，不是為了上海光復本身。江南製造局槍械雖多，清廷在上海也無兵可派，只能從蘇州或南京調軍來圍剿，以當時大勢而言，蘇滬兩地自顧不暇，根本辦不到。攻打江南製造局，是因為有消息說將有五艘滿載軍火的船隻，即將從吳淞口啟碇，直髮武昌。因此攻下江南製造局，是為了救援首義的武昌。

長江下游一帶是光復會的勢力範圍，以李燮和為首的上海光復會之前的努力頗有成效，聯絡警察起義，跟吳淞炮台接觸，都談得差不多了。江浙自太平天國之後，接管的駐防多是湘軍，李燮和自己是湖南人，大佔便宜。武昌的黎元洪也封李做「長江下游招討使」。

同盟會則是硬生生打進來的。當鋪出身的陳其美以硬碰硬，一面自行聯絡商團，一面重複聯繫警察廳與吳淞炮台，還有江南製造局。他的策略是多出運動費，光復會出多少，我比他們多一倍，多幾倍！而且，上海的青紅幫在陳其美掌握之中，留日歸來的士官生如張群、蔣介石也都支持陳，同盟會的勢力漸漸也起來了。

九月十三日（11月3日）的起義日期，是由陳其美提出來，與商團首領李平書議定的。李燮和後來才得知，十分不滿。從李平書內心出發，肯定也不願意當這個出頭椽子。一方面商團還是擔心清廷會調動蘇州南京的軍隊來攻，另一方面張謇為首的江蘇商人在上海勢力亦很大，上海商團多少要看一點那邊的眼色。李平書當然希望蘇州、杭州先行獨立，上海再跟進，就順理成章多了。

李平書自己是江南製造局提調，無奈製造局總辦張士珩（楚寶）不肯聽他的話共同舉事，只好組織攻打。只是九月十三日上午，閘北已經光復，張士珩收到風聲，加強戒備，「於江濱設排炮六米，要口設水機關鎗，更於大門設小鋼炮」，商團這邊只有長槍與手槍，同盟會敢死隊只有商團借給的步槍四十枝，還有土製炸彈數枚，怎麼打嘛？

有一個很上海灘的傳說：光復會出了大價錢，已經買通了製造局裡的內應，到時這邊一攻打，那邊內應外合，製造局唾手可得。可惜，聯繫製造局內應的中間人是騙子，收了光復會的錢，事情嘛一點沒做，攻打阿有不吃癟的道理？

商團開到製造局，開頭並沒有進攻。沒有計劃參加攻打的陳其美突然站了出來，聲稱他來說服守衛軍隊，可以不流血——估計同盟會私下聯繫守軍，就是等著這時候陳其美閃亮登場，一舉立威，自然就能壓過李燮和。

結果卻很不妙。「陳其美對張楚寶的軍隊作了一番演說。軍隊方面認為他既不是沈恩孚，又不是李平書，不理會他，並出其不意，把他拖了進去。外面要裡面釋放，裡面不放；外面就要進攻，裡面說，『不睬！』」（賈粟香）也有人說，陳其美是主動去見張楚寶勸降，不過李平書都說不通，陳其美憑什麼敢自蹈險地？

那就進攻吧。劉福標率領的敢死隊往裡沖，裡面先放了一排空槍，敢死隊繼續往前衝，還擲了兩枚土炸彈。守軍實彈還擊，敢死隊死一傷二，嘩啦一下退下來。商團的人補上，又陷入僵局。

這個僵局的打破，是因為總辦張士珩跑掉了。我們現在像看電影一樣看歷史，當然知道商團和敢死隊拿製造局毫無辦法，可是張士珩不曉得啊，當時革命黨在舊官僚耳朵裡，幾乎都是神通廣大的亡命之徒。現在閘北已經失守了，上海道台劉燕翼、上海知縣田寶榮、巡警總局長姚捷勳也逃進了租界。張士珩一個沒有經過戰陣的總辦，又能怎麼辦呢？

而且滬上商會，打仗一般般，經濟手段都厲害得很。手下來報：十四日晨五時，旅滬某商會已出賞格：「如有人拿獲張楚寶解城者，賞洋五千元。」上海灘什麼都要別一別苗頭，又聽說某團體刷新了賞格：「如有人拘獲張楚寶解到本會者，賞銀五萬元。」銀子是白的，人心是黑的，萬一製造局裡哪些傢伙聽到風聲，把自己抓起來去領賞，又該怎麼辦呢？

他一跑，製造局群龍無首。但守軍還是盡忠職守，拒不投降，閘北的革命黨人聽說此事，也派人來支援。但是一直打到天亮，還是打不進去，改打後門，也打不進去。製造局附近有一個小店，店老闆建議：「打不進去，就燒吧！」捐了十幾聽火油出來，這時上海光復的一個特色出來了：伶人。

潘月樵、王鐘聲這幫伶人都有功夫在身上，就從後門跳進去放火。火頭一起，守衛就亂了，製造局被攻佔。而黃興之子黃一歐說，能進製造局是「一部分同志在製造局西邊圍牆下挖開一個洞子，塞滿炸藥，霎時轟然一聲，炸開了一個大缺口」，大家才衝進去的。

光復軍參謀長楊鎮毅的說法又不一樣：他說光復會確實聯絡好了製造局部分守軍，但是陳其美打聽到這個消息，為了搶功，單獨聯絡商團，提前攻打製造局，「可是他們不懂得我們和新軍聯絡的口號，一闖進去，就被打垮，陳其美被擒」。後來李燮和率光復軍來援，才裡應外合打下製造局。

看來，江南製造總局是怎麼攻下來的，就像五四那天趙家樓是誰燒的，也成了一個人言人殊的懸案。

不管怎麼說，陳其美是有些失算，製造局攻下之後，同志們好不容易才找到陳。他在眾人面前的形象頗有些狼狽：「只見他手足帶著鐐銬，坐在一張條凳上，頭緊緊靠著板壁，默然不動。一看，原來他的髮辮從新鑿的壁孔拉出房外，房外樑上掛著一個鐵鉤，髮辮就緊緊縛在上面，所以他一動也不動。」

【陳其美搶都督】

上海這種地方，絕對不容許權力真空太久，何況已有謠言傳出，說北方派兩艘兵艦來攻打上海，所以第二天李平書便召集地方自治機關商會、商團、救火會在海防廳署開會選舉政府。不知道為什麼，李燮和的光復會方面竟無人出席，與李燮和有些關係的與會者只有滬軍巡防營駐浦東管帶章豹文——這讓人不能不對李平書的立場產生懷疑。

民政方面很好辦，李平書、王一亭、穆恕齋、吳懷玖，這都是上海自治原本的負責人，繼續負責好了。軍政府方面，有人提議李平書的侄子李英石當都督，陳其美為軍政長。然而陳其美的把兄弟黃郛跳了出來：「論功勞，我會陳其美同志率先衝入製造局，立了首功！都督非他莫屬！」

會場大嘩。黃郛索性把手槍拿了出來：「誰敢不同意？」

除了同盟會員，都不同意。上海這麼大個地方，憑什麼讓一個當鋪夥計當都督？再說，陳其美是浙江湖州人，湖州人來管阿拉上海人，笑話！

你有手槍，我們沒有嗎？穿軍裝的人都開始掏槍，黑幫片要上演了。

猛然一個人跳上桌子：「陳先生昨天吃了大苦頭，現在給他一個軍政長，太不公平！誰不服他當都督，我炸彈一扔，大家同歸於盡！」

他手裡真的拿著一枚炸彈。正是同盟會敢死隊頭目劉福標。

這也太不像話了！王一亭、沈縵雲等地方士紳哪裡見過這個，一半因為憤怒，一半因為驚恐，他們站起來向外走，嘴裡憤憤地叫喊：「陳其美搶都督！」「劉福標扔炸彈！」這一鬧，海防廳外面本來不知發生什麼事的民眾與衛隊也大混亂起來。李平書只好宣佈散會。

同盟會根本不管你散不散會，會議剛一結束，「滬軍都督陳其美」落款的佈告已經貼滿浦江兩岸，時間是「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日」。看來，這張告示在攻打製造局前就已經印好了。

然而光復會那邊總不能無所言語。李平書急忙趕到光復會總部銳峻學社，去勸說李燮和。橫的怕不要命的，這位商會領袖還是希望盡量息事寧人：

「今日之事，大局為重，如何？願君一言。」

在場的光復會員也大為不平，「有人主張由李燮和出面，變更佈告。有人主張逮捕陳其美，治以違令起事篡竊名義之罪」。李燮和肯定也不想忍這口氣。但同盟會先搶佔了名義，光復會一動手，就成了釁自己起。而且今天的會議己方未聞通知，現在李平書又來勸和，看來商會多半站在陳其美一邊。這口氣不忍也得忍。

李燮和同意讓出滬軍都督一職，但要求陳其美調撥巨資，犒賞起義軍警。這當然不成問題。然而李燮和還是不願意在陳其美麾下聽令，正好吳淞炮台由光復會一力說服起義，吳淞警察局長黃漢湘又是老鄉，李燮和索性遷去那裡，自立為吳淞軍分府都督。這樣，加上蘇州的江蘇都督程德全，五百里內，三位都督。

「搶都督」是辛亥一景。幾乎在光復各省都會上演，擺不平的時候，要不就因人設官，分庭抗禮，要不就內部火並，釀成血案。陝西、山西、湖南，莫不如此。

不過，陳其美的野心更大，他可不會滿足於一個滬軍都督的位子。

【火並光復會】

李燮和在吳淞上任不久，於車站遭到刺殺，刺客從車窗外放槍，打死了李的隨身衛兵。指使人為誰，大家心知肚明。過不久，陳其美又派某位青幫「白相人」來找李燮和，要求李取消軍政分府。李只得再次退讓，以製造局提供槍枝為條件，將吳淞軍政分府辦為光復軍司令部。

陳其美做事，好用青紅幫手段。同盟會員周南陔，只是租界裡一個中等職員，但他有位世交姜國梁，是巡防營統領兼吳淞炮台總台官。武昌起義後，陳其美找他去，要說服他的世交姜國梁反正。陳其美告訴周南陔：姜國梁已經得了光復會一筆錢，但不要緊，同盟會還可以出更多的運動費。但是，必須注意三點：（一）不可稍露風聲，使姜知道同盟會與光復會的關係；（二）要姜完全接受同盟會的調度指揮；（三）姜仍與光復會保持聯絡。這時陳其美已經在佈局，要跟光復會爭功，控制光復後的上海。

周南陔離開時，陳其美追上來附耳對周說：「儂勿要膽小，如果姜不聽講，要緊辰光，我們把伊做掉！」

還好姜國梁比較配合，而李燮和到了吳淞之後，陳其美又屢次讓周南陔聯繫姜國梁，打算動用吳淞炮台的力量，「武力解決」光復會。這次姜國梁沒有答應。

上海光復後，財政相當緊張，民政長李平書竭盡所能，搞到了三十萬兩銀子，但仍不敷用度。陳其美打上了上海大清銀行的主意。可是大清銀行行長宋漢章人在租界，根本不買陳其美的帳。

陳其美也真能計較，居然找到了這麼一個機會：宋漢章某日往吳芝瑛開的小萬柳堂吃飯，小萬柳堂瀕臨蘇州河，篤定是選擇位置最佳的水閣招待宋行長。而蘇州河恰好是華洋兩區的分界。陳其美居然派一隻小火輪，由黃浦江入蘇州河直撲小萬柳堂，就從水閣上去，把宋漢章拖進小火輪，關進他的都督府。

這樣就不算從租界上捉人嗎？各國上海領事可不這麼認為，他們找到伍廷芳，要求他向「革命黨政府」（各國領事一直不用「滬軍都督府」稱呼上海新政權）要人。伍廷芳只得與陳其美開談判，結局是大清銀行停止將款項解往北方，陳其美方面放人。宋漢章出來後，為紀念吃這次苦頭，還自費印了一本《伍公平法記》，上海北京到處送人。陳其美這個流氓都督的名聲一下便打響了。

這時光復會有了利好：章太炎、陶成章分別自日本、南洋來滬。光復會人心大振，錢基博後來作《辛亥江南光復實錄》，對二人有如下評騭：

「炳麟徒以文學有高名，領袖光復會，而書生呆不曉事；成章智而能得眾，實左右之。光復會之有陶成章，猶同盟會之有黃興也。炳麟不足當孫文之恢廓有大略，而成章則勝於黃興之輕發多敗事；黃興未必推心於孫文，而成章則實竭誠於炳麟……起義諸公，各擅一地以組織政府，號令不統於一。成章憂其渙散無紀，而說炳麟以統一為天下號，與黎元洪、程德全、湯壽潛及宋教仁、張謇、熊希齡諸人，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旋改為統一黨。」

如果陶成章的計劃成功，恐怕不僅是陳其美在上海的地位有問題，就連整個同盟會在中國革命中的領袖位置都要發生動搖。因此一直有人說陳其美刺陶是孫文、黃興指使或至少默許的。尤其是浙江都督一職，杭州光復時已有人提議陶成章出任，同盟會力量在浙江較之江蘇更弱，但陳其美力挺立憲派的湯壽潛以遏制陶成章。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湯壽潛出任交通總長，浙方又提出陶成章出任，且有電文公開曰：「吾浙倚先生如長城，經理浙事，非先生其誰任？」意存仰慕，卻變成催命符。電文見報之日，即陶成章被刺之時。

陳其美指使蔣介石於1912年1月14日凌晨二時刺殺陶成章於廣慈醫院。當時上海已經謠傳多日，說「陳英士要刺殺陶煥卿」。陶成章因此換了幾間旅館，養病也挑了一間很僻靜的醫院。而據章太炎追述，陶成章確實收到過輾轉傳遞的警告：「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駿保為例。」

陶駿保是光復會會員，鎮軍軍官。中華民國成立前八天，此陶被陳其美以「在九鎮進攻雨花台時，中途截留由滬運往械彈」的罪名，未經軍法會審，槍殺於都督府大堂。光復會事後提出種種質詢，陳其美拒不回答。

陶成章被刺後，孫、黃分別緻電陳其美，要求「嚴速究緝」，黃興並要求陳其美「設法保護章太炎君為幸」，而同盟會的機關報《民立報》則稱「盛傳滿洲暗殺黨南下，謀刺民國要人，公或其一也」。

章太炎明顯將這些說法認為是居心不良的煙幕彈。他立即寫公共信發表於《大共和日報》，直斥黃興「自陶之死，黃興即電致陳其美，屬保護章太炎。僕見斯電，知二豎之朋比為奸，已發上衝冠矣」，並說這種鬼域伎倆「但可於南洋土生間行之，何能施諸楊子江流域耶？暗殺本與盜賊同科，假令同盟會人誠有此志，則始終不脫鼠竊狗偷之域。克強以此恐人，而反令己黨陷於下流卑污之名」。有人說，這封撕破臉的公共信讓章太炎逃脫了成為下一個陶成章的危險。

蔣介石替拜兄陳其美完成這樁大事後，遭到光復會的追殺，在刺陶同伴王竹卿被光復會的復仇之火燒死後，被迫逃往日本躲避。後來蔣介石得正大位，御用文人寫及辛亥史，往往稱陶成章為「假革命」。

同盟會光復會從此勢不兩立，章太炎後來在川軍烈士悼念會上寫的一副輓聯：「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虎踞龍蟠，古人之虛言！」意向所指，明白無誤。

不過，正如錢基博所言：「成章死，而炳麟失其謀主，燮和無與提挈，光復會於是無能為役矣！江浙各地之光復，光復會之功為多；而同盟會嫉其掩己，陰賊險狠，命刺客交於衢路。炳麟貽書告孫文，置不理也！……炳麟徒托空言，光復會浸衰浸微，而同盟會獨盛於世。」

上海光復，是商團、光復會、同盟會協力達成，到頭來卻變成陳其美獨享其成。這位爺叔行事太霸道，上海人對他也很不滿意。眾口騰傳陳其美當日攻打製造局時輕易被抓，仿前清官員資格「兩榜進士」的說法，稱他為「一榜（綁）都督」，又因為陳其美喜歡逛妓院，當都督後不改英雄本色，據說還得過楊梅大瘡哩！又稱為「楊梅都督」。

種因必得果。上海光復這鍋夾生飯，過得一兩年，便讓人嘗出了滋味。李燮和在吳淞軍分府撤銷後，北上謀職，很快被袁世凱網羅，成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而二次革命，陳其美再攻製造局，「商團、商會和地方上的人都不參加。第一次攻製造局，大家不逃難；第二次攻製造局，大家知道要失敗，紛紛逃難。陳其美一打就失敗。」此次陳其美能動用的力量豈辛亥可比？但是沒辦法，辛亥年由李平書聯繫伍廷芳，即能說服租界當局一概不管革命黨行動；1913年在陳其美攻製造局失敗後，租界當局立即將陳部繳械。商會在上海的力量，實在舉足輕重啊。

要共和，不要革命

【「我輩看起義似甚簡單」】

十七歲的草橋中學五年級學生葉聖陶（這是他剛給自己取的號），隔了兩天才知道武昌事變的消息。蘇州本地沒有大的報紙，《申報》、《新聞報》、《時報》從上海送到蘇州，總要晚上那麼半天一天。

而且他得到的消息也不那麼準確，比如「武昌已為革黨所據，新軍亦起而相應」（其實是反過來的），「無恥兇惡之官吏亦殺去無數」（完全沒影兒的事），「此事也，甚為迅速與機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事實是倉促得很，也談不上機密）。然而不管怎樣，少年的興奮欣喜是真實的：「從此而萬惡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也。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氣當昌，其在此舉矣。望之望之。」

這位喜讀《民立報》、為蹈海英倫的楊篤生寫過輓詩的中學生，家裡很清苦，「無半畝田一間屋」，父親給別人當賬房，下鄉收租。然而少年熱血，不因家境而改變，同班同學顧頡剛回憶當時他們怎樣地愛讀於右任主編的革命系「三民報」（《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我們非常的愛它能給與我們一種新血液……使我們甘為國家犧牲」，前兩張報紙被封之後，「怪不得跟滿清政府和租界上的工部局拚命」。（《十四年前的印象》）

江蘇是立憲派大本營，蘇州尤其平靜。蘇州少年的熱愛革命，甘為犧牲，更多是出自對國家的憂慮，因此「三民報」是他們擁戴的，而《國粹學報》、《東方雜誌》也是他們喜愛的讀物。葉聖陶非常渴望能自己辦一份報紙。他在1911年3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如吾等者，居此似乎稍安之地，邊虞之危難實不得知，全賴報紙為之探聽，為之警醒，使吾人得有以為之備，有以為之挽回。」至於如何挽回，未必有什麼定見，所以革命黨的報紙也愛看，立憲派的雜誌也受落，1910年11月中旬蘇州開提燈大會，慶祝朝廷下詔「宣統五年開國會」，葉聖陶和顧頡剛也晚晚列隊參加。

後來葉聖陶重看自己辛亥日記，感慨「我輩看起義似甚簡單，而關心殊甚」，而顧頡剛的回憶更為形象：「我們在學校裡再也無心讀書了，天大的一個任務是看報。上海各報，每天下午一時車運到蘇州，我們就推定同學，在下午二時下課休息的十分鐘裡，趕快跑到宮巷桂芳閣茶館裡，向賣報人買了幾份報紙，飛步回到學校，高聲宣讀。」（《辛亥觀感》）

上海報界，當時大都傾向革命，受眾亦是如此，《申報》曾登載武昌革命軍失敗消息，被讀者堵門質問，直到編輯拿出電文原稿才解釋清楚。從上海報紙得來的消息，自然會在原本就傾心革命的少年人心中，構建一出「想像的革命」，如「各國對此事頗讚美之，謂少年之中國方勃勃而萌芽也。此語余頗深信之……苟一改革，則我至勇至慧至有能力之同胞，皆即為少年中國之分子。而今果改革矣，樂又何如！」（10月14日日記）對照在清華園惶惶不安的吳宓，葉聖陶實在要樂觀得多。

基於這種樂觀，他對江蘇革命黨人行動遲緩非常不滿，在葉聖陶的想像中，江南是開化之地，應當是黨人一呼，應者雲集才對，「獨恨吳地兵士亦曾少受教育，智識既開，見解當正，而何以絕無動靜也？」（10月19日日記）

在葉聖陶看來，革命軍勝利是理所當然的事，「蓋如此正正堂堂之師，本當勝也」，一聽到不利的消息，則「悶鬱特甚」。他也想到過革命軍一敗再敗，終至於消滅的可能，但一想到這點，就覺得「不堪設想」，那樣的話，我們這樣的人，還怎麼活得下去！他整天想著這件大事，上課「充耳而未有所聞」，回家後也無心溫課，一定要報上又登載了革命軍勝利的消息，才得了大歡喜，急急跑回學校，「以報紙攜進教室，則同學爭奪之……皆笑色現於面，暗相告語，不顧程先生在講台上矣。是課畢，同級人出以告眾同學，則頓聞至響至宏之歡呼聲發於自習室中，是真爽快快樂哉！」（10月21日日記）

外省革命形勢越好，葉聖陶就越憤憤於江蘇的無動靜。僅僅在日記發洩已經不足於平息他的憤懣了，11月2日，上海光復的前一天，葉聖陶在學校裡寫了一篇作文，題為《秋風辭》，文章裡說，「推翻清政府」是中國同胞的天職，可是江蘇呢？

「鄂省同胞首先倡義，可尊也；各省響應，高舉義旗，亦可尊也。然細思之，亦不過能盡天職耳。而我省則默然無聞，素稱文教之邦，而乃若此，恥矣。且苟聞鄂事而遽起應之，猶有恥也……我蘇省則見人之所為而不能學步，是明明放棄其天職。放棄天職者將不恥於人類，則我蘇省人猶得腆然人前乎？」

所以當三天後，11月5日，起床後正在吃早飯，突然聽從街上回來的叔叔說：「蘇州已經光復了！」葉聖陶不禁既驚且喜——這可跟他想像中的鐵血革命大不相同。他跟顧頡剛去瞻看都督府——其實就是昨天的撫台衙門，只是掛了白旗，貼了告示。

蘇州光復真可稱得上匕鬯不驚，最膾炙人口的說法，當然是因為沒有破壞太不像革命的樣子，前江蘇巡撫現江蘇都督程德全吩咐人將撫台衙門簷上的瓦片捅落了幾塊，以示革故迎新——不知葉聖陶與顧頡剛瞻看都督府時，有沒有注目地上那幾塊象徵舊政權的碎瓦？

看到的這些景象不足以慰藉少年的狂熱，好在草橋中學成立了學團，協助巡防，這就有些投筆從戎的意思了。

晚飯後，葉聖陶立即裝扮起來，黑衣黃褲，臂纏白布，背一桿練習用的步槍，彈匣纏在腰間，還有一把刺刀，很有點革命軍的樣子。然後是「列隊出巡，維持地方治安」，一直到天亮才回家睡覺。最可惜的是，事太倉促，辮子還沒來得及剪。

從此葉聖陶便夜夜參加學團活動，煞是神氣，「佩新式五響毛瑟槍，匣子彈十顆，列隊出巡」，十二點後，充任隊長，還可以佩上一把指揮刀，帶著四個同學，專走小街狹巷，防察奸究，然而蘇州平靜得很，似乎動亂與緊張都屬於上海與南京，小橋流水吳儂軟語巋然不動。

幾天過去，葉聖陶驚異地發現，光復後的蘇州人仍然是蘇州人，比如，有人仿照上海，發起學生軍與學生北伐隊，學校裡居然沒有一個人肯去報名。而維護治安的學團，本來有三十六人，11月12日，有消息說學團還要擴充，因為一旦南京方面發兵來攻，學團也許要臨陣殺敵——哄地一聲，這群早些日子還盼著革命軍勝利盼著蘇州加入反清陣營的學生，「皆驚駭」，連忙找負責人，要索回早前加入學團的簽名單。有人大嚷，說要解散學團，別人問為什麼，又說不出來，便換種說法，講早前不知道學團要打仗，現下要重新簽名。於是鬧哄哄重簽名，人數一下子減了一大半。

葉聖陶自然是重簽了的。到了晚飯八點鐘，又是學團巡街的時分，今天列隊出校者，驟減至十六人。

【「插白旗」】

蘇州的光復，確實也像蘇州人一般，半推半就。

從表面看，蘇州光復的條件確實不好，甚至可稱惡劣。各地倚為起義主力的新軍，蘇州只有兵力不足的一個二十三混成協，而蘇州西有南京、鎮江，南有杭州，都駐有大量旗兵，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寧將軍鐵良、江南提督張勳，個個都是頑固的保皇黨，以江南水陸交通之便利，一旦蘇州有異動，幾處兵馬聯合夾攻，蘇州腹背受敵，必致地方糜爛。

在內而言，江蘇巡撫程德全雖因薦舉親信應德閎不果，反被降了三級，與朝廷談不上和睦，但也說不上傾向革命；藩司左孝同是中興名將左宗棠的孫子，一向以大清忠臣自我標榜，肯定反對獨立；掌控市區治安的巡警道吳肇邦也站在左藩台一邊。熱血學生如葉聖陶者，實在把光復想得太簡單。

更重要的是，程德全必須要等一個人的意見。事實上，江蘇全省士紳，都在等他的意見。這個人就是張謇。

張謇是武昌事變的見證人之一。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張謇已經在武漢呆了六天。他來武漢，是因為他名下的大生資本集團已經從江南一路擴張，沿江西進，打進了武漢，從此可以籠罩兩湖，坐望西南，張謇傾力打造的商業帝國，已經隱隱見出雛形。

張謇在武漢，與政商各界名流每日酬應往還，上至湖廣總督，下至諮議局諸公，誰不欲結識這位狀元、翰林、商業部頭等顧問官？八月十八日，俄國巡捕衝進寶善裡，革命黨名冊全被起獲，張謇則中午赴諮議局的宴請，晚上又赴總督瑞澂之邀，忙到晚上九點才回寓，下午還抽空去為家鄉南通的博物苑選購了一對孔雀，倒沒有留意到武昌城的空氣已經陡然緊張起來。

八月十九日起身，才聽說督署轅門前已經掛出了三個革命黨的人頭。武昌全城戒嚴，所有城門一度關閉。張謇有些擔心了，他早訂好了今晚八點半的日本輪「襄陽丸」的頭等客票，直放安慶。自然，以他的身份，不至於出不得城，但在這風雨欲來的氛圍裡，終歸不大自在。

好在今晚是漢口的紳商請客，張謇索性提前於上午十點過江，一到漢口，租界繁華，全無影響，這才放下心來。晚上海洞春餞別，談笑風生，對岸武昌的動靜也便置諸腦後。

八點，一群紳商將張謇恭送到襄陽丸上，這天晚上下著綿綿的陰雨，仲秋雨夜，又在長江上，頗有些涼浸浸的。不過主人行人都顧不得這份淒涼，大家都望著對江的塘角一帶，大火熊熊，照亮了半幅夜空。

或許上天真的要讓張謇見證一下，襄陽丸遲至十點才駛離漢口碼頭。這兩個鐘頭裡，送行的人想必早已離去，剩下這位狀元商人，良久地凝視對岸的火光，不知做何感想。張謇只在多年後自訂年譜時，寫了一句：「舟行二十里，猶見火光熊熊燭天也。」

其時張謇肯定還想不到，這片火光意味著什麼。也想不到他的立憲主張，他的棉鐵主義，他的地方自治，都將因這把火的延燒，而搖搖欲墜。

全中國數億人中，張謇肯定是最渴望社會穩定的人，沒有之一。他在庚子年向兩江總督劉坤一反覆進言，力倡東南互保，是為了穩定；他領導江蘇乃至全國的立憲運動，也是為了穩定；他在保路運動興起之初，就力主由國家賠償商民損失，還是為了穩定；三個月前，他捐棄前嫌，入京途中停留彰德拜訪袁世凱，還是為了這個國家能夠緩慢而穩定地改變，不致陷於動盪之中。

一亂起來，哪裡還有什麼商業可言？

八月二十日抵安慶，張謇沒有按計劃停留，次日即搭船返南京，希望說服江寧將軍鐵良和兩江總督張人駿「援鄂」，同時，希望他們代奏朝廷，立即行憲。張謇此時，想必已經嗅到了危險的氣味，要撲滅武昌那片火光，只能一手剿，一手撫。

可惜，張人駿不是劉坤一，他認為南京自身不夠安全，無力西顧，而且張人駿從來仇視立憲運動，根本不聽張謇的建議。

好在程德全是聽他話的，張謇又趕往蘇州，連夜與助手們起草《奏請改組內閣宣佈立憲疏》，以程德全名義拜發，生怕力量不夠，又拉上了山東巡撫孫寶琦聯名。

五天後，他以江蘇諮議局的名義再追發一道致內閣電。面對時局，張謇的主張與遠在日本的梁啟超幾乎一致，那就是梁啟超說的「立開國會，挾以撫革黨，國可救，否則亡」。

然而來不及了，二十日內，各省獨立消息紛至沓來，湖南、陝西、山西、江西、雲南……最關鍵的是，上海也要光復了。

張謇沒有直接插手上海光復，但上海由他領銜的俱樂部組織「息樓」的身影時時浮現。史量才、趙鳳昌是他在上海的左膀右臂，他們於政界、報界、教育界的聯絡，相當程度上左右著上海灘的風雲變幻。

上海光復前，「息樓」的人馬是上海、蘇州兩邊跑的。程德全早已答應獨立，甚至在11月4日晚已經集議紳商，決定反正，次日卻並不宣佈，擔憂的無非是寧、鎮、杭的軍隊來攻。直到顧忠琛、沈恩孚等人11月5日深夜跑來告訴他：新軍已經基本聯繫成功，南京來軍無法通過鎮江，張勳在蘇的江防營也處於新軍包圍之中。程德全才答應拂曉宣佈獨立。

此時已經光復的上海也派來了代表。來人非同小可，一個是虞洽卿，一個是陳光甫，都是後來歷史書裡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這樣的人物不是陳其美這個白相人派得動的，他們代表的是上海商界。虞陳二人表達了上海對蘇州的支持，同時告訴程德全：杭州的起義已經發動。這下程德全沒有什麼可憂之事了。

此時張謇已經返回南通，但他與程德全肯定交流過：一旦不可避免地獨立，如何保持地方最大限度的穩定。按照駐蘇新軍的意思，調江防營出城，調新軍入城，拂曉以火焚織造衙門為號，全城掛白旗，宣佈獨立。程德全一一答應，但拒絕了焚燒織造衙門的要求，他認為這樣做會引起周圍居民的恐慌。對於堅決不贊成獨立的左孝同，他也是將之騙到撫台衙門扣押，以免鬧出影響。

還是出了問題。巡警道吳肇邦既不贊同獨立，又覺得一旦舉事，說不定會像西安那樣，巷戰攻防，屍橫遍野。11月4日晚聽到程德全親口宣佈反正的決定，吳肇邦便於5日凌晨4點半偷偷打開葑門，送家眷出城。非常時期，城內外都是軍隊，這次行動馬上被發現了，程德全撤了吳肇邦的職，交蘇州府看管。但葑門附近的居民已被驚動，紛紛從被窩裡跳出來就往城外跑，還有那些早有準備的富商大戶，趕著包小輪船往上海租界逃。往日包船到上海頂多幾十大洋，這天漲到了船資兩百元，外加酒錢二十元。

蘇州商會看看要亂，這才一面派代表面謁程德全，希望盡快宣佈獨立，一面遍發傳單，要求全城居民準備白旗。商、官、軍、民齊心操辦，才有了葉聖陶一覺醒來，驚見蘇州光復的平靜畫面。

可是一有槍聲，立即謠言滿天。事緣程德全在獨立之後，為防軍隊在蘇州城內鬧事，將原本負責城區安全的江防營調到震澤、吳江一帶，然而屬張勳部隊的江防營與原本駐防那裡的新軍起了摩擦，開起火來，都督府派人勸說彈壓一番，也就平順了。

可是蘇州城內有一幫人，是很遺憾於蘇州光復太平無事的。為首的叫王蔭藩，本來就是鐵瓶巷出身的光棍，辛亥前去日本混了幾年，拜日本浪人為師，學了些誑騙敲詐的東洋手段。潛回國內，交結黨羽，守時待變。

這時聽到一點風聲，立即大造謠言，聲稱南京張勳派兵攻打蘇州。蘇州人本來膽小，聽到這種話當然魂飛魄散。蘇州光復，家家戶戶都掛白旗——後來蘇州人把辛亥光復就稱為「插白旗」，這時就如同都督府下了號令一般，嘩地一聲白旗全收進去了，一面也看不見。過得兩日，發現街上並沒有兵，都督府門前「興漢安民」的大白旗也沒有收，耳朵裡也聽不見隆隆的炮聲，連前幾日的槍聲都沒了，才相信大約張勳沒有來，又把白旗張了出來。你說這種情狀，可不將少年人鬱悶至死？

【「非共和無善策」】

南通按說不需要張謇操心。一來地方小，又偏僻，二來軍隊只有狼山鎮綠營，百把二百人，久疏訓練，鬧不成氣候，三來南通自庚子年就督辦過團練。但南通是張謇的根本重地，大生紗廠總廠在此，大意不得。他在上海、蘇州時，就多次去信南通，讓紳商趕緊規劃協防團，配備最新式的快槍。

南通為首的紳商是他的三哥張察，現任南通總商會會長，南通人尊稱為「三大人」。南通獨立，無非是派人聯絡說服綠營，成立協防團，進而成立軍政分府。這些無非官樣文章，以至南通在11月8日宣佈獨立時，百姓毫不驚奇，大家認為最新鮮的，不過是軍政分府告示落款的「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張謇最關心的，是能否實現江蘇全省的「和平光復」。按照江蘇人的平和性格，以及商會的強勢能量，這個目標本不為難。只可惜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南提督張勳不聽勸告，絕不贊同獨立，南京之戰勢在難免。因此當南通來信通報獨立進程時，張謇雖然不反對，但總是表示「等到南京攻下再宣佈光復會更好些」。他對蘇州光復的意見也類似。如果上海不是在陳其美推動下提前光復，蘇州與南通等地的光復日期估計還會往後推。

張謇的擔心不無道理。南京未能攻下，獨立各府縣總歸時時處於威脅之中。蘇州就出過白旗收而復張的鬧劇。南通消息閉塞，更是一夕數驚。三大人張察在慶祝光復大會上全身戎裝，卻連辮子都未剪去，會場裡面更是一片辮子的海洋，似乎一聲令下，南通也可以重新回到大清的秩序下，半點漣漪也不會激起。

慶祝光復大會之後，南通謠言四起。遠的消息說漢陽失守，黎元洪已死；近一點的說聯軍進攻雨花台潰敗，張勳抓住剪辮的人，抓一個殺一個；更近的是說北面鄰縣的緝私營嘩變，準備南下搶劫南通。軍政府還抓住了一個傢伙，他自己說是受了張勳的委任，來南通委任新官。

恐慌在11月15日達到了頂點。南通稍有點頭面的人物，都趕到了張察的府上，當然不只是因為三大人是南通總司令長，人人都希望名滿天下的張狀元能夠給南通人一個切實的保證，保證他們的生命財產不會被辮子兵掠去。可憐張三大人無法勸服眾人，反而在眾人的逼問之下窘迫萬端，甚至不顧身份地哭了起來。直到第二天張謇接到消息從上海趕回來，這場風潮才剛剛過去。

是的，江蘇人的和平希望只能寄托在這些大佬身上。南京光復後，程德全移駐南京，此前平靜無事的蘇州立即演出了「烈劇」，「搶劫之風日甚，爭鬥之禍日烈，其甚者至於開槍對敵」。而陳其美的勢力也開始蠢蠢欲動，他們成立了「洗程會」，打算清洗掉江蘇軍政府與程德全，擁護陳其美任江蘇都督。

就在陳其美的軍火運往蘇州途中，「洗程會」被程德全破獲。程德全雖然信佛，但也不是菩薩，他向蘇州人宣佈的罪狀中，改「洗程會」為「洗城會」，意謂將血洗蘇州城，蘇人大恐，程德全遂動用雷霆手段，殺了四個人。新政府的內鬥，倒比光復日更血腥。

袁世凱出掌北方政府大權，張謇內心頗為欣喜，他認定要平息戰亂，非袁莫屬。不過，當北方政府任命張謇為江蘇宣慰使時，他拒絕了，並表示此時「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詞可宣？」想起上半年應召赴京，尤其是5月17日謁見攝政王，對其弟而憶其兄，自己忍不住「哽咽流涕」，力勸攝政王真心行憲，而攝政王吞吞吐吐，雖然憂心國事，對自己的進言卻總有些敷衍的意味，時至今日，張謇君臣大義縱在，救清之心已死，在辭職電文中向朝廷，也向袁世凱發出了「最終之忠告」：「與其殄生靈以鋒鏑交爭之慘，毋寧納民族於共和主義之中，必如是乃稍為皇室留百世湮祀之愛根，乃不為人民留二次革命之種子。」

袁世凱肯定還想有所挽回，指使江蘇諮議局駐京代表許鼎霖寫信給張謇，希望他「就此罷手」，取消江蘇獨立，維持地方秩序，等候南北和談結果。本來張謇是主張暫緩獨立以觀變化的，但此時南通亂局初定，江浙聯軍還在圍攻南京，張謇的回信正如他當年提議「東南互保」時一樣堅決：

「果如公言，是惟恐焰之不烈，而益之以膏，恐東南無一片乾淨土矣。南中大多之論曰：『吾儕塗肝腦，迸血肉，乃為愛新覺羅氏爭萬世一系之皇統乎？』」

張謇指出，上海等地，是商賈薈萃之區，「凡商人皆具身家，無不愛和平者」，清軍與革命黨在武漢的拉鋸戰，讓商人們十分驚懼，尤其是馮國璋攻陷漢口後劫掠之慘，更讓江蘇商人不願重蹈覆轍，「時吾蘇若再遲疑，勢將釀極烈之暴動，與絕大之恐慌」。於是，他下了結論：

「總之，現在時機緊迫，生靈塗炭，非速籌和平解決之計，必至於俱傷。欲和平解決，非共和無善策，此南中萬派一致之公論，非下走一人之私言。下走何力，豈能扼揚子之水，使之逆流？」

張謇一生不喜歡「革命」，他1913年曾撰《革命論》，隱指辛亥革命「上無寬仁智勇文武神聖之君，下無明於禮樂兵農水火工虞之佐」，政教號令「舊已除而新無可布」，公佈的新政令也無法符合民望，比起不革命來又能好到哪裡去？最終不過是「流於權奸、盜賊之間」。

說到底，他要共和，不要革命，非有愛於共和，只是共和有利於和平，有利於保持秩序。張謇曾定位自己的角色是「通官商之郵」，在辛亥時，他的立場站在商人的一邊，他的觀點，正是江蘇乃至全國商人的心聲。

蘇北殺人事件

【清江浦】

他出生在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的駙馬巷，小名叫大鸞。

他家本是浙江紹興人，祖父來山陽當知事，就此落地生根。父親常年在外謀事，很少回家。母親是前清河縣知事萬青選的女兒，因此他幼時也去清河縣清江浦鎮住過一段時間。

清江浦和山陽縣在清末之前都是非常重要的城市。清江浦（今淮陰）駐著朝廷委任的江北提督，軍事上與駐南京的江蘇提督劃江而治。一省而有兩提督，什麼意思？這說明蘇北地區的重要。自古以來，號稱天塹的長江從來起不到決定南北勝負的作用，決戰的戰場往往在長江與淮河之間的地區，得江淮者得天下。

1905年，清廷甚至有計劃，將江蘇分為兩個省，北部稱江淮省，巡撫就駐在清江浦。雖然此議因為太多官民反對未果，但清江浦的樞紐地位非常明顯，以前的漕運北上，這裡是轉運點，北方運河水淺，只准漕運通行，客船貨船，到此都得棄舟登陸，換乘大車或馬驢進入山東。更重要的是，江北提督、江淮提督分屬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統轄。以清末論，清江浦便是袁世凱的勢力範圍，而袁世凱對此地的看重，從江北提督的人選可以看出：先是「北洋之龍」王士珍，繼任者是「北洋之虎」段祺瑞，北洋三傑倒有兩名經歷此職。

山陽當然也是重鎮，人稱「七省之咽喉，京師之門戶」，因為漕運總督署，就設在山陽城內。清後期，漕運轉為海運，山陽熱鬧不如往昔，然其「襟吳帶楚」的地理位置仍十分緊要。

說到此，我們不禁很期待這位十三歲的大鸞，生長於「東南第一州」，官宦之家，素愛詩書，而且有一位與同盟會走得很近的表舅，他會怎樣觀看辛亥光復這幕大劇在運河岸邊上演？

很遺憾，大鸞在1910年春天去了東北投親，他的一位堂伯父在奉天省銀州，就是今天的大城市鐵嶺。秋天又搬到了奉天（瀋陽）一位伯父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兩等小學堂讀書。辛亥年武昌事變後，大鸞剪去了辮子，並在一次修身課回答老師「讀書為何」的提問時，說出了那句名言：「為了中華之崛起。」

少年周恩來知不知道，遙遠的故鄉，正在經歷何等的擾攘不安，與血的洗禮？

九月初十（10月31日），袁世凱出山前夕，段祺瑞奉調入京，將往武漢前線接替馮國璋，朝廷調狼山鎮總兵楊慕時任江北提督。楊慕時未到任前，由淮揚海兵備道奭良護理督印。當時清江浦駐新軍十三混成協，相當於後世一個旅的兵力。奭良是旗人，已經六十多歲了，「平日專肆飲博，喜人逢迎」，現在忽然要他來暫管一協新軍人，實在是勉為其難。

段祺瑞離開才四天，九月十四晚九時，突然有數十名新軍士兵，跑步到道台衙門，列隊，舉槍，放！放了兩排槍，並未傷人，各回本營。

這是什麼意思？奭良摸不著頭腦，跟幕僚們商量，大家覺得阿兵哥鬧事，無非要糧要餉。於是第二天，奭良買了九十多頭豬，大擺筵席，犒賞全協官兵，又承諾本月多加一個月的餉。這是收買軍心的意思。

沒想到當夜十三協的騎兵、炮兵同時舉事，進攻城池，黎明時甚至動用了火炮轟擊城樓。奭良帶著家眷從南門衝出，由洪澤湖面駕船逃遁。十六日晨九點，清河知縣率滿城紳民懸掛白旗，宣佈清江浦光復。

可是領頭起事的兩個人，一個姓趙，一個姓龔，在十三協裡只是輜重營、工程營兩個隊官，身份不明，起義成功後竟然不知去向，大部分士兵來自北五省，本來就是跟著起哄，哪有什麼革命思想，隊伍一進城，立刻由起義轉為兵變，大肆搶劫，商舖民宅，無不被災。連江北提督署存的十多萬兩庫銀，也被搶走大半——有人說，十三協這些兵哪裡是在革命排滿？根本就是衝著庫銀來的。

擾攘了幾日，終於由不曾參加嘩變的一部分新軍，聯合城南的數營巡防隊，殺入城內，平息騷亂。然後，軍官們會合城裡紳商，推舉出督練公所參議蔣雁行為臨時江北都督。

蔣雁行是段祺瑞的部將，當年王士珍離職段祺瑞未到任時，就是由他與靳雲鵬共同管理清江浦守軍。他當了都督，並未得上海或蘇州方面的認可，據上海《民立報》載，旅滬清江人士組織的「江淮規復團」開會，甚至直斥蔣雁行是假革命，因為蔣都督的告示上落款居然是「欽加三品銜暫任公舉江北提督」，「可知其尚屬清國官吏而於民軍實無絲毫感情，其不可靠可想而知」。清廷派去繼任江北提督的楊慕時，此時也到了清江浦，被當地士紳推舉為臨時民政長。清江浦的政權，委實是換湯不換藥。

眼看局勢穩定，突然有部分亂兵，主要是徐州人，去而復返，駐在城北的桑園。領頭的一個人叫劉炳志，去找蔣雁行，要餉要糧。蔣雁行先是表示城內商家被搶厲害，無力承擔，後又說劉的軍隊「有多少人，也沒有個花名冊子，我有錢也不能給你」，這句話把劉炳志惹毛了，掏出槍來往桌子上一拍：「沒有餉，我不回去，請你打死我吧！」蔣雁行大吃一驚，只好息事寧人，撥給他一些錢。

劉走後，蔣雁行立刻召開緊急會議，認為這支軍隊是個禍害，誰是他們的頭兒？有人說「陳興芝」。蔣雁行就調兵打算圍殲桑園，苦於力量不太夠。

正好陳興芝來見蔣雁行，說要討論改編事宜。蔣雁行認為他又是來要錢，沒說幾句話就翻了臉，將陳興芝綁到後花園荷花池槍斃了。

哪知殺錯了人！陳興芝是革命黨人，徐州中學學生。他在家鄉睢寧碰到一批從清江浦跑回來的徐州兵，就勸他們說：「如果分散回家，將來追查起來，連命都難保，還不如回去幹革命，大有可為，比搶劫划算。」連勸帶嚇，居然把這幫散兵游勇又聚攏起來，由他帶回清江浦來革命。只是餉糧解決不了，才派劉炳志找蔣雁行通融，誰知談崩了，連累陳興芝被殺，他帶的部隊也被繳械遣散。

民國成立後，徐州籍眾議員陳士髦（傳說是陳興芝的弟弟，誤）不斷向江蘇都督程德全、民國總統袁世凱上訴，要求為陳興芝申冤，還寫了本書，向社會血淚控訴。然而蔣雁行是段祺瑞的老部下，誰敢動他？說不得，把當時的清江民政長，就是那位本來要當江北提督的楊慕時，做了替罪羊，先是撤了他的職務，再是命令江蘇檢察廳拘楊候審。楊慕時只好連夜逃出南京，後來費了好大的勁，才將這樁訟案平息。

這幾乎就是山陽縣周阮案的翻版，只不過後者要慘烈得多。

【山陽血案】

清江浦一亂，四鄉也大不安生。鄰近州縣生怕亂兵滋擾，紛紛組織團練自保。其中最緊張的自然是四十里外的山陽。城內幾乎沒有駐軍，如果有亂兵或亂民來攻，該怎麼辦？

這裡我們碰到了一個熟人：還記得景梅九在北京辦《國風日報》，發起的「拔丁運動」嗎？是的，那位被拔掉的山西巡撫丁寶銓，就是淮安府山陽縣人。他從陰曆六月去職還鄉後，家裡新造了花園，好不愜意，哪知還沒過上兩個月富家翁的好日子，就聽說武昌有變，緊接著便是上海、蘇州，嚇得舉家逃往上海租界。不過他逃的時候恐人知覺，未能多攜行李，第二天才有幾個家僕運大皮箱四口上船，此時山陽已經成立「大局」，民團日夜巡邏，正好拿獲，將皮箱搬回大局封存。幾個月後，大局有職員穿著狐皮袍招搖過市，局董們趕緊開箱檢查，滿箱都是瓦礫，而局裡職員已經大多辭職了。

受丁寶銓影響，城裡豪紳紛紛逃亡。有下屬官吏上府衙稟事，才發現淮安知府劉名譽已經攜眷潛逃，還捲走了大部分府庫藏銀。剩下的士紳只得依賴「大局」，集資成立民團，招募鄉勇百多人，好吃好喝招呼著，日夜巡邏，四門設立分局，「城頭上燈籠火把，川流不息」，碰到可疑不順眼的鄉下人，就抓到漕運總督衙門大院照壁前砍頭，一連殺了二十多人。

防備四鄉亂民，民團足夠了，但如有清河亂兵到來，估計無法應付，而且這些鄉勇本身多是地痞，自己就把山陽城弄得烏煙瘴氣。這時本鄉就有革命黨人站出來，為首的是周實與阮式。

周實是兩江師範學校學生，他是南社的創社社員，被稱為「社中眉目」，今年方廿七歲。周實本來想在南京城內聚眾起事，以配合江浙聯軍攻城，不想南社大佬柳亞子一封書信，把他招到上海。柳亞子認為蘇北處南北之間，位置緊要，形勢複雜，勸周實回鄉革命。於是他在11月7日，清江浦兵變的次日，回到山陽。

他的好友阮式，是他寧屬師範學校的同學，世代書香，家境富饒，雖然沒有離鄉外游，但在山陽高等小學當教習，兼著上海《女報》的編輯，在地方上也是名人。宣統元年（1909）南社成立，周實曾有書信給阮式，請他在山陽創立南社分社「淮南社」。

周實有革命黨身份與革命計劃，阮式有家財與地方的人脈，而且山陽「禍在眉睫」，必須盡速安定，再謀光復。正好因為上海南京的戰事，不少在寧在滬的山陽學生都返回家鄉，周阮二人召集這些學生，再加上阮式在山陽高等小學的弟子，也有八九十人，立即成立「學生隊」，自行巡邏，兼防內外。

政權癱瘓，無人可恃之際，紳商最大的希望便是有人出來主持大局，哪管你姓革還是姓立？看這支學生隊每日巡邏，城內秩序果然有所改觀，於是局董開會商議，決定由大局供給學生隊槍枝子彈，替代那幫紀律鬆弛的鄉勇。

學生隊一掌握武裝，第一件事便是跑到知府府署前，放了一排槍，把龍旗扯下來撕得粉碎，再插上白旗。這等舉動本是大逆不道，然而知府潛逃，知縣閉門不出，誰去管他們？而且自學生隊接管城防後，城內秩序井然，商店也照常營業，周實派了南京陸軍中學、小學回鄉的學生各一名，教操、訓練，山陽縣儼然有了自己的精良武裝，便是十三協的亂兵到來，似乎也不足為慮，人心大定，插什麼旗有何相干？

按說，下一步應當是成立淮安軍政分府。然而周實是受命回鄉，似乎不便自行宣佈成立。他依足規矩，一面派人向清江浦的江北都督府接洽，一面將學生隊改為「巡邏部」，周、阮分任正副部長，只待江北都督一聲令下，再宣佈光復。

這就有了一個真空期。扯了龍旗，又沒有宣佈光復，不曾成立新政權，清江浦那邊，自己還沒有理清楚。山陽紳商，雖然依靠學生隊守城，對一個二十多歲的學生掌權，總歸放心不下。於是局董們又開會商議，推舉前山陽知縣姚榮澤出任縣知事，總管商民政事。巡邏部尚無政權名義，也就未加反對。

好在11月12日，清江浦舉出蔣雁行為江北都督，立即傳檄山陽縣反正，要求山陽官紳派代表赴都督府議事。不料縣知事姚榮澤，比「欽加三品銜」的蔣雁行還頑固，拒不赴會——姚榮澤哪來那麼大的膽子？有人說，姚榮澤是逃到上海去的丁巡撫的學生，丁寶銓人雖離鄉，卻一直在遙控著山陽的局勢。

自然是周實等人代表山陽赴清江浦。周實前腳一走，姚榮澤便在山陽城內散佈謠言，說周實是上海回來的革命黨，他一回來，就要當山陽的都督，就要「殺官劫紳」。紳商們大抵不看報紙，只聽傳言，據說武昌事變就殺了很多滿官漢官，商舖也被洗掠得厲害，想像「革命」兩字是如何的殺氣騰騰，不由得信了周實回來會如何如何的謠言。

「殺官劫紳」的說法有其來由。據巡邏部宣傳主任蔣象怡回憶，姚榮澤當上縣知事後，曾「私募」兵士四十名當衛隊。之前紳商選縣知事，巡邏部可以不管，現在要自招武裝力量，周、阮等人立行干預，不准招募，並要求姚榮澤交代縣庫的款項賬目，說到火起，阮式拔出兩管手槍，指著姚榮澤胸口（是不是很像劉炳志拔槍威脅蔣雁行？）。姚榮澤嚇得面如土色，連忙保證解散衛隊，三日內造冊交清。

蔣象怡向周、阮建議：舊官吏對革命前途有礙，如不加以擊斃，也該驅逐出境。如果留他們在城內，還予以事權，但又對他們臨之以威，恐怕是取禍之道。「周頗是予言，阮則漠然視之」。

11月14日，周實自清江浦回山陽，在漕署召開光復大會，到會的有五千多人。偏偏縣知事姚榮澤不來參加大會。這下把阮式惹火了，他在演說時放言「姚榮澤避不到會，即為反對光復之行為」，順便把縣裡的「劣紳」痛罵了一頓。

許多紳士商人，因為縣知事不到，雖然與會，都一言不發。阮式的演說，似乎也在印證著那個「殺官劫紳」的傳言。

當晚，姚榮澤召集典史、參將等一眾士紳在海會庵開會。據說姚榮澤提出「必殺周阮」，「諸紳士不加可否」。

11月17日中午，周實應邀到鄉紳何缽山家午宴。歸途走到學宮前，突然有人拿著姚榮澤名片攔住馬頭，說姚知事在學宮等候議事。周實欣然前往，大約以為文官無力行刺。不料一踏入俗稱「文廟」的學宮，當胸便中了兩槍！

此時的記載有分歧。一說周實倒地，前清參將楊建廷上前補了五槍，立斃；也有人說，兩槍之後，姚榮澤打算讓人用刀砍下這個亂黨的頭顱，周實「從容曰」：「文明世界，請用槍斃。」於是棄刀用槍，連發五彈。

楊建廷撂下槍，立即帶領團勇直奔阮府，先將宅子包圍，自己再進門去請阮式：周部長與姚知事在學宮議事，請副部長即往。阮式剛剛吃完飯，一出家門，就被捆上了，綁到學宮。

阮式見到姚榮澤，破口大罵「虜吏」，然後回頭對押著自己的團勇說：「兄弟們，要殺就殺，快刀立斷，別拖延！」

姚榮澤恨阮式入骨，你原本是老爺我的子民，卻一來持槍威嚇，二來當眾詈罵，我跟你阮家前世有什麼仇？周實便容他好死，你阮夢桃休想！

他為阮式準備了當地一個無賴，叫朱二。別人下不去手，朱二可以。這個冬日的午後，二十三歲的小學教員阮式慘死在供奉至聖先師的學宮裡，「刳腹剖胸，肝腸俱出」，來不及消化的白色飯粒灑了一地，被血浸得通紅。按民俗講，阮式仍然算不得一個飽鬼。

【緝兇】

姚榮澤當然不會認為自己殺了周阮，還能平安在山陽當縣知事。但他也沒想到外軍來得如此之快，兩天後，鎮江軍分府都督林述慶就派北伐支隊一部來到山陽「平亂」。鎮軍首領當然首先追查殺周阮兇手為誰，卻被姚榮澤不知如何敷衍過去，而且卑詞盛筵，每日款待鎮軍，滿口答應找出兇手為二位烈士報仇。

穩住鎮軍，姚榮澤打開銀庫，分了部分銀兩給參與此事的士紳，自己帶著巨款逃了。去哪方？南通張察家。這應該是姚榮澤早就與老師丁寶銓商量好的退路。

而周阮的同事周人菊等人當日連夜逃出山陽，立即往上海尋人鳴冤。首先出面的是南社領袖柳亞子，他聯合南社首腦上書同為南社社員的滬軍都督陳其美，有「虜令無狀，一日殺二烈士，不撲殺此獠，無以謝天下」之語。淮安學團也派出五十餘名代表往上海請願，「一時軍界、政界、學界，被害者家屬的公函、公稟、呈文雪片般投向滬軍都督府」。

但是姚榮澤這邊的勢力也不弱。首先南通張察拒不交人，丁寶銓在上海，也發動旅滬山陽紳商，為姚榮澤「辨誣」。上海各報，根據背後勢力不同，各執一詞，合力掀起輿論的軒然大波。民國元年從一月到四月，報章上的報道與評論無日無之。

事情鬧這麼大，自然驚動了臨時大總統孫文。孫文批令江蘇都督訊辦，於是（「文）江蘇檢察（「人）廳派人到南（「書）通拿捉姚（「屋）榮澤，仍然被張察拒絕——三大人絕無如此擔當，他的態度，就是張謇的態度。

這場鬥爭的背後，實則仍是共和模式之爭。江蘇士紳要的是「鹹與維新」，推翻清廷，可以，但只要舊官吏可以任事，願意合作，大可採用蘇州模式，平穩過渡；而革命黨人要的共和，豈是換湯不換藥的守成？陳其美為首的同盟會，奮勇激進，在上海，在蘇州，在南京，在浙江，在在都與紳商發生矛盾，在蘇北亦是如此。即不論利益相關，革命黨人的跋扈，也頗讓從前居高臨下的士紳憋氣，柳亞子在悼念文字中也承認「兩君賦性剛直，不能奄媚取容，而烈士（阮式）尤喜面折人過，不少假借，虎虎有生氣，故忌之者尤烈雲」。山陽血案，是一次集中的爆發。

這裡面還有一個法理之爭，張察堅持說，此案屬地在江蘇，不在上海，輪不到滬軍都督陳其美過問。但同盟會與南社又不同意將姚榮澤交給江蘇都督程德全（以程德全與張謇的關係，他們的擔憂也頗可以理解）。

法律手段不能奏效，陳其美的白相人脾氣又發作了，他讓柳亞子擬了長電，發往南通，電文中說「如仍庇抗，則義旗所指，首在南通」，還表明說：「如果誣姚，願甘伏法」。

士紳方面有些怕了。用柳亞子後來的說法是「倘若張察再不就範，我們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派兵艦去攻打南通了。老張見了這電報，知道英士（陳其美）是說得到做得到的」。

在孫文進一步干涉下（大總統電明確指出「毋庸再行解交江蘇都督」），姚榮澤被移往南京，又經過大量的往復交涉，才確定由南京、上海組成「臨時合議裁判所」，審理這場媒體口中的「中華民國第一案」。

這場案件，帶有很強的「輿論審判」的色彩。公開來說，因為革命黨死了兩名烈士，輿論大抵同情於周阮，而士紳集團在背後的活動也非常劇烈，包括能否使用外國律師，是否應用西方的陪審團制度，爭執後來集中於制度而非案情，司法總長伍廷芳與陳其美往復辯難，不知打了多少筆墨官司。

民國元年2月11日，為了製造聲勢，給法庭施加壓力，南社、淮安學團等組織在上海江蘇教育總會召開「山陽殉義周實丹、阮夢桃兩烈士追悼會」。孫文、陳其美都送了輓聯。孫文的輓聯只表達了對「喋血於孔子廟中」「陰靈繞淮安城上」的痛悼之情，陳其美的輓聯則斬釘截鐵，殺氣滿盈：

「不忍見徐淮亡，以一身殉國；誓平反鍛煉獄，為二公雪冤。」

3月23日下午，姚榮澤案在上海開庭。法庭經過23日、30日、31日三次的審判，最後判定姚榮澤死刑，「自3月31日起，在三個星期內執行」。

判決後，法庭給姚榮澤五分鐘做最後陳述。姚榮澤申辯說：殺死周實、阮式並非出自本意，而系受地方紳團的逼迫所為，請求減刑。

十二人組成的陪審團也認為，本案發生在光復未定、秩序擾亂之際，與平靜之時不同，「該犯雖罪有應得，實情尚有可原」，便決定由陪審員集體稟請大總統「恩施輕減」。這時臨時大總統已經換成了袁世凱，遂由張謇轉請北京，特赦了姚榮澤。

姚榮澤「死而復生」，令革命黨人憤怒異常。他們大呼「天理何在？國法何在？」可是革命黨在江蘇的勢力此時已無當三月前那麼浩大，姚榮澤被特赦後即匿藏在上海法租界，同案如楊建廷等八人也消失無蹤。你能怎麼辦？

山陽血案的終結頗有中國特色。民國二年七月，丁寶銓又出面了。他提出的調停條件是：由八名案犯捐出田產六百畝、現款二萬元充作兩烈士遺族贍養費，並修改一所二烈士祠堂，革命黨方面不再追究往事。這個提議得到了兩位烈士家屬的支持——他們實在也很艱難，已到了「懸釜待炊」的地步，而且此時二次革命一觸即發，國民黨方面也沒有力量再來理會此事。於是幾經交涉，加了一個條件：此八人以後不得再過問地方事務。

祠堂建起來了，供奉著周實、阮式的塑像，有二百畝祭田供維持之用。另外，還配享著一位楊楚材。他在周阮死後，為同志奔走控訴，但無法雪冤，神經失常，在案結後獨自再往南京控告，反被關押。南社友人救他出來，送他回鄉。船走到半夜，楊楚材落入邵伯湖身亡，是自殺，還是失足？沒有人知道。

【揚州皇帝】

孫天生進入揚州，是在九月十七日（11月7日）晚八點。揚州士紳連忙組織自衛團與民眾，列隊夾道歡迎。

從南門方向，遠遠來了一群軍人，大概有四十餘名，看服色是駐在南門外靜慧寺定字營的兵。六七個人騎著馬，識得的有警局巡長、江都縣知縣、綠野茶社老闆，當先一騎，煞是古怪，從頭頂到腳踝，都用白色洋縐纏滿，只露著一張面孔，不認得。前導兩名衛隊，舉著兩面大旗，一寫「還我山河」，一寫「光復大漢」。

見他們了，道旁人眾轟然叫好，說「革命軍光復揚州了」！

揚州此時也是「無王管」狀態。武昌事變近一月來，揚州一直很平靜，只有一些在外讀書的學生，因為時局不靖，紛紛回鄉。他們倒是打算響應革命，保衛桑梓，發動組織了「旅外學生隊」，苦於沒有武器。兩淮師範倒是有學生操練用的步槍，但校方不借。後來答應借了，槍剛到手，聽說揚州已經光復。

直到11月7日，鎮江林述慶宣佈光復，揚州一水之隔，這才驚慌起來。揚州紳商為首的，一是取中過解元的鹽商方爾鹹，一是商會會長周谷人，迅即召開各界會議，議定組織自衛團，全城發動，每家出一至二人，自備紅字燈籠，分區編隊，擔任夜晚巡邏。事到臨頭，效率甚高，當天便編成二十四隊，一萬五六千人。

然後方爾鹹、周谷人聯袂去見揚州知府和鹽運使，勸他們離開揚州。因為這兩位是旗人，留任的話，可能給革命黨人以進犯揚州的口實。

知府嵩峋不肯走，反而說：「我只希望革命黨不傷害百姓。如果還需要問事，我願意繼續維持下去，如果用不著我，我就走。」真跟這位大爺說不通，各地光復，用舊官吏的很多，你幾曾聽說過用旗人來維持的？

鹽運使增厚倒還好，經過反覆勸說，他帶著家眷和印信，於11月7日下午五點越牆逃走。

咦，為什麼要越牆？因為已經有人來報，南門外定字營一群士兵，荷槍實彈，衝進城內，直奔鹽運使署，聲稱是索餉。這下不但鹽運使大人要急急逃離，連來勸說的紳商代表，也慌忙作鳥獸散。

定字營衝進運署，將運庫洗劫一空。這天傍晚，揚州街道突然多了許多獨輪車，每個獨輪車上都坐著兩個定字營士兵。這很古怪，揚州從來也沒有用獨輪車運人的習慣呀？後來才知道，兵大爺搶的元寶太多，沉甸甸的，路都走不動，只得抓了一幫運鹽的苦力，用獨輪車把他們運回兵營去。

當晚，亂兵散後，自衛隊出來巡邏。九點，突然呼喊聲響徹夜空，江都、甘泉兩縣監獄大門打開，囚犯們一衝而出，大喊大叫，銬鐐聲「震動全城」，軍警根本不見蹤影，自衛隊不敢也無法制止，只好逐段卡死道路，持槍而備，驅送他們出城。

後來才聽說，亂兵衝擊運署，兩縣大獄放囚，都是孫天生在背後的鼓動所致。這兩件事震動人心，但並未擾民，市民並不恨孫天生，但組織自衛隊的紳商心裡的惶恐忐忑，可想而知。

11月7日的揚州，是多麼的忙亂啊，組織自衛隊，勸說知府與鹽運使離開，亂兵搶劫運署，自衛隊巡邏，兩縣監獄報破，孫天生進城……真稱得上一日數驚。

孫天生進了城，第一件事就是問方爾鹹周谷人：運司的庫房裡，鹽課（販鹽交的稅）還存著多少銀子？方爾鹹忙說：「今歲鹽課已多數解往南京，剩下的也被定字營搶得差不多啦。」孫天生大失所望：「我還指望拿庫裡的銀子發軍餉哩！」

運署自然就成了新的都督府，孫天生騎馬走到衙門門口，突然停下馬，看看圍觀的民眾，道：「署內的傢俱什物，你們隨便去取。我們發大財，你們發小財。」這下民眾一擁而入，將運署物件搶個精光，連木地板也被人撬走了。隨行士紳哭笑不得，只好從別處找來床椅桌凳，不然新都督睡哪裡呢？

當夜也沒有別的事，只是吩咐全城懸掛白旗。這本是各地光復都有的舉動，但揚州獨立來得太迅急，各家來不及準備，一時找不到白布的，有用白紙糊的，有用毛巾代替的，總之，鬧到半夜，揚州總算光復成功啦。

當合城民眾終於在惴惴不安中漸次睡去時，方爾鹹、周谷人派出的使者已經渡過了長江，去迎接徐寶山。

迎徐是早定下的方略。徐寶山，人稱「徐老虎」，本是揚州鹽梟，江南一直流傳著他與「白寡婦」的故事（看過高陽小說、李翰祥電影的舉手），早幾年被劉坤一、張謇收伏，反過來巡防江淮，為朝廷效力。他與揚州鹽商，亦敵亦友，曾多次到方、周等人府上做客。此時徐寶山已向鎮軍都督林述慶投誠，變成了光復軍。把揚州交給他，當然比交給那個不知從哪裡冒出來、行徑乖張的孫天生要放心得多。

第二日起身，聽說知府嵩峋終於不敢再留，逃到天寧禪寺去躲起來，臨走時把知府大印扔進了瘦西湖，總算他盡了守土之責。再看滿城的白旗，都寫上了字，寫的是「大漢黃帝紀元元年」，這未免有些啟人疑竇，有那從外府來的，或是喜歡看報紙的，都說別處光復，沒有「大漢」的國號，而且黃帝紀年今年也不是元年啊？一問才知道是孫都督下的令。莫非傳令錯誤？

於是又上街去看都督府告示，落款寫的是「大漢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年數倒對，「大漢」總是怪異。再仔細一看，更不對了，都督府的印信居然是「揚州都督孫天生之印」，把自己名字刻到印章裡，莫非他日換個都督，大印又要重刻？這，這不是兒戲嗎？

正在疑慮不安，議論紛紛，孫天生頒出了兩條命令：（一）揚州百姓三年不完糧，捐糧全免；（二）嚴禁奸商哄抬物價，限定大米每石不得超過三元（時價已超過七元），豬肉每斤不得超過二百文。孫天生還傳見了商會會長周谷人，要求他約束全城商賈一律遵奉。

這些措施無疑堅定了揚州紳商迎徐代孫的決心。但揚州市民很歡迎這個皮五辣子（揚州評話《清風閘》主角，喜歡以無賴方式劫富濟貧）式的都督，短短一天，孫天生周圍就集合了一批市民與遊民，姓名可考的有：

【袁德彪（甘泉縣公差）、劉癩子（教場口賣拳的）、夏菩薩（小東門做泥菩薩的）、曹小癩子（東關居民）、謝大花（東關削筷子的）、陳長林（教場口做廚子的）、夏恩培（教場口賣膏藥的）、尹祺祥（運署附近賣古董的）、黃石巖（警局文牘）、姜善放（城營西門汛官）】

顯然，孫天生在揚州建立了一個「流氓無產者烏托邦」。紳士和商人都認為他是假革命黨，而不少市民直到五十年後，仍堅持說孫天生是「革命黨的坐探」。

烏托邦好景不長。11月9日上午，徐寶山進入揚州，紳商們趕緊在校場口設筵相迎。還未敬酒，孫天生突然帶領一小隊定字營士兵出現，破口大罵徐寶山賊骨頭，禍害揚州。這正觸了徐寶山的忌諱，馬上下令麾下士兵放槍，孫天生身手敏捷，雜在人群中，倏忽不見。徐寶山命令舉城大索。

抓到孫天生是在11月10日。徐寶山要他帶路去起回埋藏的運庫銀兩（大人們都相信搶劫運庫是他的指使），徐軍士兵押著孫天生走過揚州街市，只聽他沿途大叫：「揚州同胞們，要學我孫天生的為人，我在揚州做了三天皇帝，誰敢說個不字！」

這個人從此沒了下落。聽說徐寶山怕在揚州城內殺孫天生激起民變，借口押他去泰州收集定字營流散的槍械，路上悄悄把他做了。

孫天生究竟是從哪裡來的？眾說不一。他一口本地口音，肯定不是外鄉人，有人說他在揚州妓院當過龜公，也有人說他是工匠出身，失業後跑到上海，起事前從上海潛回。相信他是革命黨暗探的人，說他還有一方印布，是上海革命黨發的，被捕後交出證明身份。李涵秋寫《廣陵潮》，說此人本姓黃，西郊廿四橋人。但也有人說他姓巴，是小牛肉巷人，光復時聽見有人叫他「小巴」，祖上在甘泉縣錢糧房當過公差。甚至有人說，孫天生在清江浦十三協辦的學校裡讀過書，所以能跟定字營的士兵勾連。

五十年後，還有許多揚州人記得這首歌謠：

「揚州城，新舊十二門。九月十七日，來了一個冒充孫天生。鼓三更，進衙門，庫銀元寶四下分，放走監牢眾犯人，宣統江山坐不成。」

這些揚州人記得孫天生的烏托邦，又模糊聽說被殺的是個冒充的，他們以為孫天生是真的革命黨，但是他沒有來揚州，來的這個是假的，所以叫他「冒充孫天生」。（《孫天生起義調查記》）

孫天生從校場口逃跑後，躲在多寶巷一家花煙燈上（就是妓院，或許這就是「龜公」說法的來源？），有人向徐寶山告密，遂被捕。告密的人叫王德林，在得勝橋開一家剪刀店，揚州老人說，當皇帝的那三天，王德林「是孫天生一起的」。

為秋瑾報仇

【浙江老鄉發飆】

滬軍都督府收掌科長應夢卿，正在辦公室裡檢查昨夜收到的公文信函。號房走了進來：「應科長，有兩個人要見都督。」

應夢卿剛要起身去看看來者何人，兩個人已經走進來了。頭前一人廿七八歲年紀，個子不高，寬頰大鼻，一臉悍勇之氣，府綢長衫裡的身軀似乎隨時會爆發。後一人年輕些，長相英俊。兩人一進門，一團激憤之氣撲面而來。

兩個人都是熟人，而且是浙江同鄉。「老應，陳都督在嗎？」「在樓上。」

不等通報邀請，兩人徑直往樓上走，應夢卿嚇了一跳，忙跟在後面。

滬軍都督陳其美正在跟參謀長黃郛談話，頭一人昂然走進都督辦公室，招呼也不打，喊道：

「湯壽潛是反對我們革命的，我們革命黨為什麼要推他出來當都督？」

後一人更踏前一步，大聲說：「你們怕死，我來死給你們看！」居然從身上掏出一把手槍，往自己胸口拄。

都督府的三個人都嚇壞了。陳其美與黃郛立即站了起來。應夢卿離得最近，一伸手，握住持槍的手，一奪，也就奪了下來，他一手拉著年輕人，一手將槍急忙交給黃參謀長。

黃郛拉開書桌抽屜，把手槍塞到最裡面，一邊說：「自己弟兄，有事好商量！」陳其美也走上來握住頭一人的手，道：「我們還有許多大事要做，我們馬上要北伐，光復全國，我們都要到中央去做事，何必計較地方一個都督呢？」

他轉頭對年輕人說：「介石，你就做第一師副師長兼第一團團長，給膺白做副手去。」黃郛當時兼任滬軍第一師師長。

又對頭一人說：「季高如果要回浙江，就做建設部部長。」

年輕人被應夢卿與黃郛拉住，不說話了。頭一人還是氣沖沖地，嚷道：「不要做什麼建設部長！我要回到浙江紹興去反對湯壽潛！」

陳其美搖頭道：「浙江事剛弄好，你這樣一來，豈不是又把大事弄壞了嗎？」他見那人不理他，只好說：「你們剛來，還沒吃飯吧？老應準備些飯菜去！」

應夢卿應了一聲，轉身下樓。卻聽那人說：「我不要吃！」黃郛熟悉他的脾氣，便說：「那麼我們出去吃，出去吃。」於是讓應夢卿去叫兩部馬車。一會兒，四個人下樓，馬車也來了。

應夢卿望著馬車遠去，好像發了一場白日夢。他跟馬車上的四位都是老相識，能感覺出年輕人蔣志清多少有些虛張聲勢，他與都督、參謀長是換帖兄弟，豈能說翻臉就翻臉？不過頭前那一人就不好說了，他的脾氣……

下午三四點鐘，護兵回來了。應夢卿問他們都督哪裡去了，「護兵說他們到一品香吃大菜，吃了大菜就到清和坊堂子裡（妓院）打麻將去了」。第二天，應夢卿聽說，那人獨自離開了上海。

浙江，紹興，那個叫王金髮的人回來了。

【痛失導師】

王金髮與湯壽潛的仇怨，還是起自秋瑾之死。

王金髮是徐錫麟在浙東遊說革命時結識的，算是他的弟子。1906年暑期，王金髮自日本歸國，憑借大森體育學校優等生的資歷，到徐錫麟創設的紹興大通學堂當體操教員。這年冬天，秋瑾從上海回到紹興。自此，秋瑾便是王金髮的同事、戰友。據當時大通學堂學生朱贊卿回憶，秋瑾的形象是這樣的：

「秋瑾是每天來校的，朝來晚歸。她坐一隻中號花浪船，兩名船夫把她接來送去。她一上岸，一直踱進校長室或者教員室。她並不兼課。她的身體不高大，高鼻樑，時常梳一條辮子，著一件魚肚白竹布長衫。腳雖纏過，但著一雙黑色皮鞋。」（《大通師範學堂》）

秋瑾不太與學生打交道，但王金髮與之交往頗密，而且很崇拜這位巾幗英豪。有一次王金髮帶老師徐錫麟的密信去給秋瑾，回來後寫了兩句詩：「莫道男兒盡豪俠，英雄還讓女兒占。」他後來流亡上海，開辦了一所學校，作為反袁基地，名字即叫「競雄女校」，以紀念號為「競雄女士」的秋瑾。

1907年5月，秋瑾在紹興召集「浙東光復軍」，推在安徽的徐錫麟為「首領」，自任「協領」，王金髮任光復八軍中的一軍「分統」，主要負責家鄉嵊縣的會黨聯絡。秋瑾的計劃，是先在金華、處州發動起義，待杭州清兵出援這兩處，再以嵊縣光復軍急襲杭州，一舉奏功。故此嵊縣軍是浙東光復軍的精銳，人數也超過四分之一。起義日期先是訂於陰曆五月廿六，徐錫麟將於同日在安慶發動。後來因為準備未妥，金華等地又有洩密跡象，秋瑾將日期改在六月初十。

五月廿六，徐錫麟刺殺恩銘後死難。王金髮在嵊縣，看到上海報紙消息，立即率三十多人，於廿九日夜趕到紹興。按王金髮的想法，大通學堂立即起事，先殺紹興知府貴福，再謀攻杭。秋瑾則堅持等到六月初十——我猜秋瑾聽到徐錫麟死事的消息，已覺事無可為，無意讓大通學堂學生冒險。

知府貴福肯定比秋瑾更緊張，他與大通學堂的關係頗深，秋瑾還在他家裡當過家庭教師，認過太夫人做乾娘。早前有人在紹興大街小巷張貼揭帖，稱大通學堂為「匪窠」，他也沒有過問太多。因此所謂胡道南等紳士告密，其實多半是借口，這場起義根本沒有太多秘密。貴福唯一可做的事，就是連夜趕往杭州，請來新軍彈壓事變。

浙江巡撫張曾揚派出三四百人馬前來，六月初四進入紹興。王金髮又勸秋瑾固守抵抗，秋瑾卻只是催學生及辦事人員從速走避。王金髮當然不肯走，秋瑾「促之再四，聲色俱厲」。此時清兵已臨校門，大通學堂並無邊門後門，學生只好從大門往外湧，結果兩名專修科學生中彈。「不多時，李益智的部隊把大通圍得鐵桶一般，闔城大小文武官員都到了。什麼名冊呀，文件呀，書籍呀，老毛瑟槍呀，夾壁裡的一箱一箱子彈呀，凡是可疑的東西和人們，都捆載的捆載，逮捕的逮捕了」。

王金髮就在這個時候逾牆渡江而去。他深夜返家別母，再倉卒出奔。其母逃走，其妻沈雄卿被捕。沈氏學了《水滸》裡宋江的手段，在公堂上撒屎拉尿，胡言亂語，地方官拿她也沒辦法，只得罵幾句「土匪婆」後收監。

六月六日，秋瑾就義於古軒亭口。在王金髮從事革命的歲月裡，稱得上他導師的，大約便是徐錫麟與秋瑾二人。兩位導師，不到十日內，皆死於清廷之手，對廿四歲的王金髮來說，是怎樣的一種打擊？

【「今之聶政」】

在1908年陳其美派人找到他之前，王金髮在嵊縣當強盜頭子，這便是魯迅所說「綠林大學」的由來，嵊縣人稱他為「金髮強盜」，並且這個名字也迅速具備了嚇阻小兒夜哭的功效。王金髮還做了一件事：他潛回紹興，殺掉了據說向貴福告發秋瑾謀反的紳士胡道南。後來紹興同鄉蔡元培有文為胡鄉紳辯冤，但王金髮不會放過任何為秋瑾報仇的機會。陳其美稱王金髮為「今之聶政」，除去稱道他的暗殺技術高明之外，「有仇必報」的性格特點也在其中。

浙江立憲派領袖湯壽潛在秋瑾案中扮演什麼角色，誰也說不清。反正王金髮相信，浙江巡撫張曾揚曾就「是否拿捕秋瑾」徵詢過湯壽潛的意見——清末的地方大吏，大多並不願意與革命黨結下死仇，善耆可以放過汪精衛，端方可以放過孫毓筠，傳說鐵良為了把自己從革命黨的暗殺名單上抹去，還出資贊助已經財政窘困的《民報》。安慶案發，徐錫麟被捕，藩台馮煦再三為他開脫，徐死後還撰聯自懺「英靈不昧，鑒茲謇謇匪躬愚」。張曾揚為何不能放過紹興一名尚無革命實據的女人？

據說湯壽潛極力慫恿張曾揚「殺一儆百」，才有漏夜派兵往紹興之舉。無論是否真事，王金髮曾誓言要誅殺湯壽潛，並屢次向陳其美提及，陳其美則竭力勸阻，稱湯壽潛「人望所歸」，將來浙江光復還要借他的助力。王金髮雖然是光復會出身，對引領自己復歸革命之路的陳其美倒很服氣，雖然從此不提刺湯，但要他甘心奉湯壽潛為浙江都督，那是萬萬不能。

杭州光復，王金髮是敢死隊長。浙江自從徐錫麟、秋瑾先後蒙難，光復會眾星散，人心頗顯蕭散，以至於光復前夕，新軍、憲兵、諮議局，商量不出一個都督人選來，在上海代表的反覆催促下，才決定獨立「越快越好」，但又以浙軍只有正規槍炮，不利機動為由，要求由上海方面派遣敢死隊，自備炸彈手槍。於是王金髮率眾回杭，九月十五日（11月5日）一戰，敢死隊衝鋒在前，其中不少是徐、秋當年的學生。

王金髮的敢死隊，光復後就住在藩台衙門。他聽說推舉出的都督是湯壽潛，拒絕浙軍政府的財政官員進入藩庫查點。最後軍政府派來了一個與王金髮私交甚好的嵊縣同鄉，才能單身進入藩庫檢視，發現裡面只有制錢，沒有元寶。

王金髮到上海告狀不果，回浙後不理浙軍政府，帶上敢死隊裡的嵊縣人，直赴紹興。金髮強盜的號召力也真大，散處全浙的嵊縣光復會員，聽到消息也紛紛來投奔。王金髮入紹興時，只是幾十人槍，很快擴充成一個團，跟著又擴為一個旅，甚至有計劃成立一個師或軍。

王金髮來之前，紹興聽說杭州光復，馬上也宣佈了獨立。這就是魯迅在《范愛農》裡說的「滿眼都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櫃是軍械司長……」，紹興分府的府長是前知府程贊清，職官以舊鄉紳為主，還則罷了，治安科長章介眉，那是王金髮的眼中刺肉中釘。

【捉放章介眉】

章介眉曾在浙江巡撫衙門當過「折奏師爺」，這是很重要的職位，因為聖眷若何，稱職與否，往往取決於奏折的巧拙。當年左宗棠就是給湖南巡撫駱秉章當折奏師爺，聲譽鵲起。紹興是師爺之鄉，章介眉以本省大吏幕僚身份退休居鄉，勢力可想而知。

讓人奇怪的是，章介眉與秋瑾，或紹興革命黨人，究竟有什麼三江四海之仇？按當時傳說與史書記載，秋瑾被捕，是他告密，貴福殺秋瑾，是他極力慫恿「先斬後奏」，還代擬了給朝廷的奏折，徐自華、吳芝瑛為秋瑾在西湖邊建墓後，又是他出主意，讓浙江巡撫增韞平毀了秋墓——章介眉這樣做，所為何來？沒有人知道。秋瑾胞弟所著筆記《六六私乘》裡只有八個字：「事無佐證，章固弗承。」

然而時人都相信章介眉是秋案的主要兇手。大家何等熟悉魯迅日後被選入中學課本的這段話：「秋瑾女士，就是死於告密的，革命後暫時稱為『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鄉就到了一個都督，——等於現在之所謂督軍，——也是她的同志：王金髮。他捉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然而終於將那謀主釋放了，據說是因為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罷。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髮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魯迅全集》的註釋說「告密者」是胡道南，然而這段話指的當然是章介眉。「告密」實在是很奇怪的罪名，秋瑾與徐錫麟的關係，盡人皆知，大通學堂也由徐手創，徐錫麟在安慶犯下潑天大案，浙江方面豈有不對付大通學堂之理？再說不管胡道南還是章介眉，都不是革黨中人，他們有何密可告？無非是所謂「出首」，給地方官的捕殺行徑提供一個由頭而已。

杭州光復消息傳出，紹興立刻成立了軍分府，宣佈獨立。這至少說明從知府程贊清，到鄉紳章介眉，決非大清朝的死忠頑臣。既然三年後見風轉舵，何必三年前趕盡殺絕？他們難道不能像俞明震辦《蘇報》案，能放的全都放走，只剩下不肯走沒走成的章太炎與鄒容？此案殊多不可解。

且不論事實如何，王金髮懷著深仇大恨，卻終於沒能砍下章介眉項上人頭，是因為章介眉與山陽縣令姚榮澤一樣，並非一名地方過氣官吏那麼簡單，背後也有著龐大的紳商勢力。不妨說，這二人是江南士紳的代表符號。在革命之前，江浙紳商，從來是近於「官」而非近於「匪」者。助官剿匪，本是士紳盡力桑梓的一種表現。光復之後，能不能以支持、配合革命的表現，贖去革命前「反革命」的罪愆，關係著紳商集團人心是否安妥，也關係地方局勢能否平定，進一步說，關係著江南能否成為革命穩固的後方，以支持革命黨人的北伐大計。無疑，北京的袁世凱非常願意看到江南的革命黨人與紳商集團內訌不斷，自相殘殺。

王金髮雖被人稱為「莽男兒」，但並非真的有勇無謀。他以「有要事商量」為由，將章介眉誘至知府衙門逮捕——這也說明章介眉有所恃仗，並不認為王金髮一定會殺他。就在王金髮派兵封鎖章宅，調齊章介眉與秋案相關的全部案卷，所有人都認為章介眉死到臨頭之時，他終於還是放過了這個為秋瑾報仇的大好機會。

黃興從南京派人來為章介眉說情，只是一個信號，顯示出王金髮受到的壓力有多大。王金髮治紹期間，處決了五十多名魚肉鄉里的土豪劣紳，無人敢管，浙江都督湯壽潛還贊其為「英雄」，但為了章介眉，想必江南整個紳商集團都在向新政權施加壓力，不然何至於驚動遠在南京的黃興？王金髮若殺章介眉，不僅是與紹興一城的士紳作對，更有可能導致江浙革命黨與紳商集團的大內訌。此非危言聳聽，江浙聯軍攻下南京後，旗營參領貴林父子被人告發私藏軍火，陰謀反叛，總司令部下令處死兩人。浙江都督湯壽潛因為此事未得他同意，大鬧意見，力求辭職，終於鬧出一場小小兵變，軍隊回浙後都督之位被朱瑞奪得，浙江亦於民元後被納入袁世凱的勢力範圍。

章介眉雖像姚榮澤那樣死裡逃生，但吃的苦頭也不少。在候審的日子裡，章介眉被戴上紙糊的高帽，遊街示眾，王金髮讓他跪在秋瑾烈士就義處的古軒亭口，頭頂套上一隻火油箱做的桶，邊上放著棍子和小石塊，供路人經過時敲打和投擲。為了贖罪，章介眉捐出了家產的一半（三千畝田產，現洋五萬元）給紹興軍政分府。據說章介眉住在鄉下的兒媳在王金髮來後被亂兵強姦，恨他的人會說這是「報應」，但有朝一日天地翻覆，章介眉當上了袁世凱的高等顧問，而王金髮二次革命失敗，賦閒杭州，你說章介眉會不會報復？

據秋瑾家人說，二次革命後，新的秋瑾墓尚未建成，章介眉從北京「派大員一名來杭，指令將秋瑾的墳改低三尺，銅像取消，三傑所作墓碑不用」——所謂「三傑所作墓碑」，指的是秋瑾墓初建時徐自華撰文，吳芝瑛書，杭州名金石家孫菊令篆刻的《墓誌銘》。

【「大做王都督」】

王金髮釋放章介眉，山會師範學校校長周樹人極不以為然。周樹人與學校學監范愛農一樣，對於革命後的世界，有著純粹化的想像，周樹人後來一直在著作裡諷刺「鹹與維新」這一策略性的統戰口號。他們對老同學、老朋友王金髮來治紹，肯定寄予厚望，認為在他治理下，紹興能夠面目一新，實現徐錫麟、秋瑾等烈士的革命理想。

然而王金髮頗令他們失望，儘管有些雷厲風行的手段，如釋放獄囚、公祭先烈、平糶施賑等，但他與紳商妥協（如釋放章介眉）、任用私人（尤其是嵊縣同鄉）、生活奢靡（用洋油箱挑著銀元回嵊縣還債），這些風習，當然很惹理想主義者的不快。因此魯迅在《范愛農》裡揶揄道：「他進來以後，也就被許多閒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裡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了，天氣還並不冷。」

單看這樣的記載，似乎王金髮已經變了李自成洪秀全一流人物。其實王金髮至少對老朋友還不算壞。第一次在光復後的紹興見面，范愛農看著王金髮的光頭有趣，毫不客氣地上前摸了摸，說：

「金髮哥哥，儂做都督哉！」

官名「王逸」的王金髮都督肯定有些發窘，但也無可如何，接著便委派范愛農做了師範學校學監。據他的手下回憶，王金髮在紹期間，一直保持著「欺上而不傲下」的風格：「對於紹興的地主紳士，發現錯誤狠狠批評，不留情面。對老百姓總是笑嘻嘻，態度很和氣。所以許多紹興老百姓見了他，都叫他『金髮哥』。」一萬多人的部隊，滋擾百姓的事情很少發生，連他部下的一個連長，都知道「我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在革命的名義下進行的。紹興舊紳士的烏煙瘴氣，我們很看不慣，都把他們當作革命的對象」。（龍恭《在王金髮的部隊裡》）

然而王金髮沒有力量、也無意改變紹興的社會形構。他來紹興，主要是想利用紹興盛產錫箔與老酒的富庶，練軍北伐。此計劃深受孫中山的欣賞，稱王為「東南一英傑」。問題是，練兵要錢，王金髮不逼迫老百姓，只管追比紳商，甚至提前徵收下年田賦，弄得紹興豪紳罵他是「歷朝以來最壞的官府，是蠻不講理的都督」。王金髮討厭士紳，不允派兵鎮壓抗租佃農，但他也不阻止地主下鄉硬收田租，農民當然也不滿意這位都督。而且他那些平糶施賑之類的新政只到出告示為止，根本無法推行，民間歌謠唱道：「同胞，同胞，何時吃飽？都督告示多，日子過不了！」又有民謠罵王金髮及屬下「吃的油，穿的綢，早晚要殺頭！」上下交訐，「金髮禍紹」之名傳遍江南。

只有南京的孫中山深知王金髮的苦衷，特地通電杭州，為王金髮及其手下「辨誣」，要求查問「紹興公民孫傑等」「捏詞誣控，系何人指使？按律嚴究，以銷隱匿而雪冤誣」。在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後，孫中山還讓黃興任命王金髮為南京留守府顧問官，前大總統給王金髮的定評是「正直清亮，節鎮越東，未允物情。旦夕將別有處分」。邵力子告訴王金髮，這是張居正勉勵部下的話，張的部下也是有能力，但輿情不洽，張居正認為調動一下為好，中山先生是借此言勉勵你啊。

王金髮治紹八月，被迫離開，他不肯便宜後任，況且還想著北伐，在任所得軍費一概帶走，一清點，發現尚餘四十多萬。他自己都沒想到。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禍紹」的名聲何來。王金髮走後，浙江革命黨勢力便日漸消減了。

王金髮死於1915年6月2日，33歲。離他敬愛的秋瑾蒙難，將及八年。這八年中，秋瑾墓六次遷移，從紹興城郊遷至城門外，又再遷至西湖西泠橋側，被平毀，再遷回紹興嚴家潭，1909年遷往湖南湘潭與其夫合葬，長沙光復後遷往岳麓山，1913年又遷回杭州西泠橋。

有意思的是，浙江督軍朱瑞照章介眉所請降低了秋墓的規格，卻又「假惺惺地為之撰文，刻碑，立於墓前」，這一行徑後來被解讀為「慕取虛名」。王金髮被槍決前住在杭州一個月，朱瑞派人陪同，日日縱酒西湖，時時能看到秋瑾女士的墳墓。這，大概是他臨終歲月中的最大安慰了。

休言女子非英物

【祖國沉淪感不禁，閒來海外覓知音。金甌已缺總須補，為國犧牲敢惜身。

嗟險阻，歎飄零，關山萬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

——秋瑾《鷓鴣天》】

【秋瑾的弟子】

據說，殺害秋瑾的主事者、紹興知府貴福，死於兩雙少女之手。

「據知府衙內傳出：在貴福被殺前兩個月，有一少女到貴福家去當丫環，侍奉夫人。貴福死後，這個伶俐的丫環突然失蹤。還有傳說：貴福猝死當夜，有人看到兩條身輕如燕的黑影，翻牆進入府內。在貴福妻子驚醒後的剎那間，她似乎看到有兩個身材苗條的影子在床前一閃而過，還聽到一個女聲向同伴低喚：『快走！』頓時像仙女一般消失得無影無蹤。」（沈寂《蓋世奇女尹氏姊妹》）

殺貴福這事，比較像傳奇。要知道這一年尹氏姊妹姐姐十七歲，妹妹十二歲……關鍵是她們的家人後人都沒提起過這件事。

尹氏姊妹是浙江嵊縣人，王金髮的同鄉。她們一共三姐妹，父親叫尹阿小，大姐叫尹金仙，家裡是最普通的浙東縣民。尹銳志與尹維峻可能是加入光復會後，師友幫她們改的名字。

二姐尹銳志能在十三歲加入光復會，據說是因為她識出了省裡派來嵊縣破壞光復會的密探，及時報訊，讓王金髮等人可以避開，同時也幫助嵊縣同志清除了內奸。這是1903年的事。

轉過年的年底，嵊縣迎來了一位驚世駭俗的人物。這位人稱「鑒湖女俠」，自稱為「競雄」的男裝女士，其實也剛剛加入光復會不久。她從日本回國，由陶成章寫信認識蔡元培與徐錫麟，就此成為一名光復會員。

但她立刻便成為光復會最好的宣傳員與召集人，回鄉未久即連續在浙東一帶活動、演講。她在這裡遇見了還是一個小姑娘的尹銳志，尹小姑娘後面還跟著一個更小的姑娘。尹維峻當時才九歲，後來尹銳志回憶秋瑾與妹妹有一段對話：

秋瑾：「滿清政府好不好？」

尹維峻：「我們中華兒女為什麼要受異族統治？政府又那麼腐敗，當然不好！」

秋瑾：「滿清政府既然不好，應不應該推翻它？」

尹維峻：「應該推翻。」

秋瑾：「推翻滿清政府，需要採取武裝革命。」她告訴尹小妹，武裝革命就是要將中華兒女組織起來，用武力推翻滿清政府，由我們中華兒女自己來掌權。「這樣就需要一個革命組織，叫光復會。你願不願意參加？參加革命組織有被人捉去殺頭的危險，你怕不怕？」

尹維峻（堅定地）：「我願意參加光復會（邊說邊點頭），我不怕殺頭（邊說邊搖頭）。」

就這樣，秋瑾用一種小學老師的方式，將小學三年級年齡的尹小妹招進了光復會。

老師很快又回了日本。尹氏姊妹繼續在嵊縣的新學堂唸書。一年後，老師返回紹興，任教明道女學堂。尹氏姊妹也跟著進了這個學堂。

1906年，秋瑾將兩姊妹召喚到上海。秋瑾顯然非常鍾愛這對小弟子，以她們的名字各取一字成立了「銳峻學社」，作為光復會在上海的總聯絡點。因為旁人不解其意，這個名稱常常被傳成「銳進學社」。尹銳進與陳伯平等人一道，聯絡江蘇、浙江的會黨。尹維峻幫著老師辦《中國女報》，負責發行。

就在這一年，有個十七歲的嵊縣青年在杭州考入弁目學堂，同時也加入了光復會。他叫周亞衛，也是在秋瑾介紹下加入的。秋瑾來杭州發展會員，成果不小，後來的浙江都督朱瑞也是在此時，與一批第二標軍官一起加入了光復會。周亞衛的同鄉、同學中，一道入會的還有一個叫裘紹的。弁目學堂入會的學生很多，秋瑾當然猜不到，這兩個青皮後生，將來會成為自己疼愛的尹氏姐妹的夫婿。

周亞衛多年後還清楚記得秋瑾當日的樣貌：「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縐長袍（和男人一樣的長袍），頭梳辮子，加上玄青辮穗，放腳，穿黑緞靴」，那年秋瑾三十二歲，光復會青年會員都稱她為「秋先生」。

他甚至記得秋瑾在杭州住處的詳情。撫台衙門前過軍橋南首路西一家叫「榮慶堂」的小客棧，「走進客棧門，過一個約兩公尺寬的狹長天井，踏上簷階，有一條小弄，左首的房間就是秋瑾的住室，窗戶臨天井，室內明亮，來人晤談，就在這裡。斜對過，小弄的右首，比較隱蔽的一間，是新會員填寫志願書、秋瑾和新會員談話的地方。」

交往短暫的周亞衛尚且印象如此深刻，一直追隨秋先生的尹氏姊妹更是刻骨銘心。在秋瑾身邊的一年多時間，是從小熱愛自由與新知的尹氏姊妹生命中的黃金時光。她們跟著老師來了上海，又返回紹興，結識了許多同志，日夜為革命奔忙。丁未年（1907）五月，她們被派回嵊縣，準備浙東起義，攻打杭州。

很巧的是，杭州弁目學堂的周亞衛，此時已經考上了第一營正目，被派回大通學堂擔任聯絡工作。他來紹興時尹氏姊妹已經離去。不過，他是嵊縣人，秋瑾派他回家鄉協助竺紹康組織隊伍。仍然不巧，周亞衛被派往嵊縣南鄉烏巖鎮，不在縣城，再次與尹氏姊妹擦肩而過。

剛到烏巖鎮，嵊縣來了個人，告訴周亞衛徐錫麟蒙難、秋瑾被捕的消息。周亞衛跑回嵊縣一看，機關所在地門戶大開，空無一人。杭州發往嵊縣的通緝名單裡，有王金髮、竺紹康，也有尹銳志、尹維峻，還有他的同學裘紹，但是沒有周亞衛。被通緝的人都逃到上海租界去了，周亞衛倒可以安然回杭州，繼續當他的第一營正目。陸軍小學堂成立，他又被派去當副學長。在那裡，他跟一位來自安徽的地理歷史教員陳仲甫混得很熟。

【黎元洪躲到我床下】

丁未之役後流亡上海的光復會員，無不以為徐、秋報仇為己任。然而群龍無首，聯絡諸同志的任務，居然落到了十七歲的尹維峻、十二歲的尹銳志身上。

尹氏姊妹在上海街頭，當了兩名報販，每天收入所得，除了維持生活，還周濟周圍挨餓的同志。實在挺不下去時，也接受王金髮母親寄來的小筆款子。小妹尹維峻發誓要為秋瑾報仇，自學了製造炸彈技術，就在上海就地製造炸彈。

傳聞在1909年，尹氏姊妹帶了十多位同志，攜著自製的炸彈遠赴北京，計劃刺殺滿廷要人，在北京等了將近一年，人地生疏，朝廷防範周密，難以動手，只得返回上海。

然而這幾年中，上海光復會的勢力確實一天大似一天，尤其1910年陶成章從南洋歸來，在法租界平濟利路重設光復會總機關，名稱仍然叫「銳峻學社」，由此也可見尹氏姊妹在上海光復會中的地位。

光復會的眼光不只放在下江地區。1911年9月，尹銳志到了武昌，與第八鎮新軍聯絡，希望湖北、上海、江蘇、浙江數省同時舉義，長江中下游一動，清廷天下即失其半。

尹銳志在武昌，住在一位嵊縣同鄉家。嵊縣地屬紹興府，這位同鄉在外游幕，也算是「紹興師爺」。

武昌事變，尹銳志聽到消息，馬上去找往常聯絡的新軍弟兄。當日武昌官吏四散，革命軍主事的是第八鎮工程第八隊隊官吳兆麟。吳兆麟覺得自己這批人的威望聲名，近不足以聯絡漢口西人，遠不足以號召各省軍民，因此他建議推舉新軍協統黎元洪為湖北都督。眾人亦不反對，可是黎元洪不在府內，武昌城內遍尋不著。咋辦？

只有尹銳志知道。她的那位同鄉，正是黎元洪的幕賓，黎元洪不願出來承事，從家中逃出來，藏在幕賓家，卻沒想到這位紹興師爺府上，還寄居著一位光復會的女首領。

尹銳志當然不會替黎協統隱瞞，於是吳兆麟等一群軍官擁入幕友家——此處的記載又開始出現大分歧。

被找到之後怎麼樣，黎協統自己語焉不詳，只說10月10日晚他被參謀、副官「力勸暫避」，於是先到一位參謀家換衣服，再躲到四十一標第三營管帶謝國超家。天明時，各軍代表尋至謝家，將他擁至楚望台，再到諮議局，就任都督。

可是外間都傳說黎元洪是被新軍軍官（吳兆麟或張振武）從床下拖出來的。最早也最生動的敘述，來自民初《震旦民報》上的《新空城計傳奇》，作者蔡寄鷗：

「眾兵徑直趕至內室搜查，到處沒發現黎的蹤跡，在內房裡搜查的士兵，只聽得木床在不斷地抖動。他們在床架子上搜了個遍也沒有發現什麼，因為床底下光線很暗，看不清楚，他們就嚇唬著吆喝道：『什麼人，你再不出來，我就開槍了！』躲在床底下打哆嗦的黎氏連忙說；『快別，別，別，我，我，我是黎元洪，我帶兵時並不刻薄，你們為什麼要與我為難？』黎還是不肯出來。眾兵只好掀的掀床，拉的拉人，將黎從床底拖了出來。」

據說黎元洪的下屬曾拿這份報紙給他看，建議他抓人封報。黎菩薩表示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若是抓人封報，反而授人口實，遂置不問。不過這個傳說越來越盛，1928年出版的《中華民國革命史》，1938年鄒魯著的《中國國民黨史稿》，皆以「黎匿床下」為定論。雖然因為派系問題，國民黨方面「唱衰」黎元洪是情理中事，不過諸書言之鑿鑿，雖然為黎辨誣者也不乏其人，總歸是一樁疑案。

尹銳志的小叔子周進三回憶稱，大嫂親口告訴他，黎元洪就是在嵊縣老鄉家被找到的，而且黎嚇得躲到其中的那張床，也並非主人臥室的什麼寧式大床，就是「客堂間臨時所搭床鋪下」——說到此，尹銳志想必自覺十分好笑，因為黎藏匿的這張臨時床鋪，正是這位廿一歲上海女客的眠榻。

【敢死隊長】

武昌起義定局後，尹銳志迅即趕回上海，籌備上海光復。這幾年光復會已經與滬軍、吳淞海軍、陸軍都建立了聯繫。「光復軍」總司令雖是陶成章從南洋派回的李燮和，銳峻學社的中心作用卻日益凸現，光復軍的總司令部即設於此。

上海光復前夕，幾個人經常通宵不眠地抓緊趕工，製造炸彈——不只是上海光復用得著，杭州方面還要求支援炸彈手槍。製造地點在法租界華格臬路（一說霞飛路）維昌洋行三樓，直到11月2日。

尹銳志已經工作了一夜，將近天明，助手楊哲商與平智礎力勸她休息一會兒，由他們兩人代為操作。尹銳志剛剛入睡，正在製造的炸彈爆炸了。

事故是不是因為操作失誤已不可知。整個三樓的屋頂都被掀翻。離炸藥最近的是楊哲商，他被炸得全身粉碎，只剩下一個胃。平智礎全身燒傷。躺在床上的尹銳志頭部炸傷，驚慌之中，她直接從三樓窗戶跳了下去，仗著平日訓練有素，身手敏捷，居然自己攔了一輛洋車，到附近的自新醫院診治。法租界巡捕跟蹤而至，把她送入廣濟醫院，搶救無礙後又關進巡捕房。

上海光復後，陳其美交了五千元給房主作為賠償，把尹銳志贖出來養傷。

尹維峻當天去了吳淞聯絡新軍，趕回來卻發現家中同志一死二傷，禁不得眼前發黑。尤其她與身故的楊哲商相處日久，兩人漸生情愫。日常情意，都在炸藥、彈殼與觸發器裡。

但此時顧不得這許多，第二天，楊哲商的後事還沒來得及辦，光復會收到消息：陳其美率敢死隊攻打製造局，提前開始了上海光復之役。

攻下製造局後，失去愛人的尹維峻沒有參與上海都督的內爭，她一心要求參加攻打杭州之役，替秋先生報仇。據說主持上海赴杭敢死隊的蔣介石不太看得上這個十六歲的小姑娘。他不知道，這位秋瑾的學生身材高大，「曾任體育學堂教習，善於跳高、跳遠、賽跑、投標槍，擲鐵餅」，身上功夫不下於日本大森體育學校高材生王金髮。而且她前一段一直奔走滬杭之間聯絡，與朱瑞、童保暄、周鳳歧等新軍領袖都很熟。她在杭州也認識了周亞衛和裘紹，只是沒想過自己和姐姐日後的姻緣在這兩人身上。

周亞衛是陸軍小學堂籌備起義的隊長之一。武昌事變後，陳仲甫起草了多篇革命檄文，交人四處張貼，其中一張，周亞衛深夜貼到了鼓樓的門房。第二天，檄文即被撫台衙門嚴防革黨的告示覆蓋，但「省垣官吏聞之悚然」。11月3日上海光復，次日午後，巡撫增韞緊急召集官紳會議，討論浙江是否倣傚蘇州，宣佈獨立。會議中，杭州知府旗人英霖嚇得失聲痛哭。於是增韞決定獨立，命仁和知縣沈思齊即席起草獨立佈告，因為刻板印刷來不及，找來十名書手分抄，議定抄完後立即送杭州將軍署會印，連夜分貼十城門。散會之時，已是晚上八點。

只是革命黨等不得了，就在英霖痛哭流涕之時，上海的光復會敢死隊數十人已經到了杭州。男子隊長張伯岐，女子隊長尹維峻。敢死隊先去陸軍小學堂，連日來從上海運到杭州的炸彈手槍，都放在兩位隊長周亞衛與葛敬恩的房間裡。未來姐夫與未來小姨又打了個照面。

晚十點，攻杭之役打響。光復會敢死會直撲撫台衙門，尹維峻衝在最前列，轟地一聲，她投出了敢死隊的第一顆炸彈（可是她與楊哲商的作品？），百彈齊發，浙江撫署烈火熊熊。

巡撫增韞萬沒有料到革命黨人來得如此神速。他為了安定杭州人心，11月4日上午還陪了老娘，帶著妻女，步行上街，到清和坊恆豐綢緞莊、舒蓮記扇莊等店舖採買東西，藉以澄清他已棄城逃走的謠言。結果當夜革命黨就攻進了撫署，增巡撫與妻女都在夢中落入敢死隊之手，巡撫印信也沒有來得及棄藏。只有巡撫老娘一時找不著，窮搜之下，方在小廚房的夾弄裡發現了老太太，滿身都是污泥。

敢死隊備了四乘轎子，將巡撫一家送往羊市街福建會館暫住，跟著就焚燒撫署，想用炸彈發火，但炸彈並不好用，幾個扔出去都沒炸響，有人跑出去，也不知從哪裡弄來三桶火油，澆上棉被，堆在暖閣裡，王金髮一聲令下，火光燭天。

殺害您的命令，就是從這裡發出的。尹維峻站在燒成一個大火堆的撫署前，心裡也許在默默向恩師禱祝著。

【女子不參政？】

杭州光復，尹維峻又馬上要求參加江浙聯軍攻打南京，仍然擔任敢死隊員，攻打雨花台與中華門。這澎湃的革命激情中，多少是憂國之念，多少是傷逝之情，怕是她自己都分不清。

此時革命陣營已出現數支女子軍。如沈警言為隊長的「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隊」，七十餘人；陳也月為隊長的「女子北伐隊」，數百人；還有辛素貞等發起的「女子軍團」，林宗雪、張馥真組織的「上海女子國民軍」，以及吳木蘭創設的「女子經武同盟會」、沈佩貞組織的「女子尚武會」等等。

有《女革命軍歌》為證：「女革命，志滅清，摒棄那粉黛去當兵。誓將胡兒來殺盡，五種族，合大群，俾將來做個共和兵。女革命，武藝精，肩負那快槍操練勤，步伐整齊人欽敬，聯合軍，攻南京，你看那女子亦從征。」

南京光復後，幾支女子軍又紛紛開到南京，要求參加北伐，縱然她們打仗比起男人來並無優勢，但擔任衛生兵、籌款募資、宣傳動員，卻能起到男兵起不了的作用。孫中山後來回顧女子革命時，給予她們的評價不可謂不高：「女界多才，其入同盟會奔走國事百折不回者，已與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從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會，不辭艱險，或慷慨助餉，鼓吹輿論，振起國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然而南北議和，北伐取消。這些女子軍頓然沒了著落。軍政當局動員女兵復員，否則政府也無法安排她們——女子參政，根本還不是一個選項。多數女兵無奈之下，或擇人而嫁（如女子北伐敢死隊隊長沈警音就嫁給了滬軍都督府參謀長黃郛），或回歸剛剛逃離的家庭，也有那不情願的，留在上海組織商貿公司，卻又難以維持，絕望者如林宗雪一病不起，張馥真更是索性遁入空門。五十年後，法名耀真的張馥真接受了社會發展史的教育，慨歎道：「婦女沒有得到解放的情況下，欲求自力更生，不過是一種夢想而已。」

當然也有不甘「雌伏」者，如唐群英三鬧參議院，只為民國臨時約法不肯寫入男女平權的條文；沈佩貞掌摑宋教仁，事緣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竟然不接受女性加入！

若論「奔走國事百折不回者，已與各省志士媲美」者，應該無人可超過尹氏姊妹。何況她們的恩師秋瑾，就是清末不讓鬚眉的巾幗第一人。五年以來，紹興、武昌、上海、杭州、南京，兩姊妹疊立功績，生死以之。民國約法承認女子參政權與否，她們不關心，國民黨要不要女黨員，更不關這兩個老光復會員的事，但南京政府成立，軍政要員卻沒有尹氏姊妹的名字，這口氣如何嚥得下去？

兩位姑娘，廿一歲與十六歲，直眉瞪眼地衝進了她們參與攻陷的兩江總督衙門，如今的臨時大總統府。她們沒有直接找孫中山，只是到了秘書長胡漢民的辦公室，拍著桌子大罵：

「我們拼了命，你們享現成！有的做總統的，有的做秘書長，有的做部長，有的做都督！這樣不平的事，怎麼說得過去？」

的確說不過去。不過顯然，男人們的建國計劃裡，始終沒有這些女子的份兒，即使秋瑾復生，又將如何？孫中山為了安撫尹氏姊妹，給了她們一個「臨時大總統府顧問」的名頭，各贈川資兩萬元。

1913年尹氏姊妹北上進京，手頭有錢，經常到處吃喝遊玩。尹銳志這才認識了在北京陸軍大學唸書的同鄉周亞衛，他與同學、也是杭州革命的死黨葛敬恩、裘紹住在一起。葛敬恩出身嘉興世家，手面闊綽，在北京上學還帶著廚子，浙江小菜做得刮刮叫。尹氏姊妹常常光顧，一來二去，結成了兩對姻緣。

周亞衛、尹銳志在一起三十多年，女強男弱，在東京留學時，周亞衛曾被逼得離家出走，尹銳志只好登報尋人，才將逃夫找回來。這些事情在民國軍政界眾所周知，1940年周亞衛在廬山主持訓練團軍官班，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來講課，他是浙江老鄉，對著學員大揭周亞衛的老底：亞衛先生家中諸事從不過問，亞衛先生領著中將薪水，每月只有一點點零用錢，亞衛先生從來只吃人家的，夫人不准他請客吃飯……最後說：亞衛先生是我的前輩，但我說的都是事實，應該不算唐突。周亞衛也拿他沒辦法，只得苦笑。

尹維峻的遭遇卻要悲慘得多。1919年，護法運動方興，浙江護法軍司令部設在汕頭，她與丈夫裘紹奔赴汕頭參加護法。總司令呂公望任裘紹為師長，尹維峻任護法政府顧問（又是顧問）。7月16日，尹維峻懷孕已近十個月，死於家中。周亞衛的弟弟周進三說是夫妻動武，導致尹維峻小產而死。但尹維峻兒子裘振綱說，是因為浙江督軍楊善德派人來行刺護法軍的浙江首領，兩個兇手闖入了裘、尹的住所，「當時裘紹不在家，尹一見兩個兇手持凶器闖門而入，尹維峻和一名衛士立即撲上前去，同兩個兇手進行劇烈搏鬥，一個兇手被衛士當場打死，另一個兇手逃去。尹維峻的胸下被兇手猛踢猛撞，當場血崩早產逝世」。總之，這位九歲加入光復會的女子，比她的導師晚死十二年，只活了二十三歲。

1942年，國民政府為表統一抗戰的誠意，開放黨禁，允許建黨參政。民國元年因不得參政而憤闖總統府的尹銳志，居然在陪都重慶，又掛出了「光復會」的招牌。尹銳志自任會長，副會長是她的丈夫周亞衛，而且各省分會都很齊備。浙江當時雖在汪偽治下，照樣設立了光復會浙江分會，負責人是裘振鋼，她妹妹尹維峻的長子。

不知道尹姊姊這樣做，算不算完成了老師的一點夙願？

陳勝變了荊軻

正如民國軍政府《敬告皖省父老文》中所說：「皖省扼東南之沖，為吳楚之襟喉，西顧鬻霍之險，中據江淮之利，地勢之優，為諸省冠」，而且有清一代，文有桐城，武有淮軍，皖人之影響及於四疆，再加上「平民革命」，可追溯至陳勝吳廣；「攘夷卻虜」，前有明太祖朱元璋的榜樣。地理人文，安徽都是有意天下者必爭之地。

清末的安徽革命，與諸省有些不同。安徽的豪傑，很多跑到外地去，做出驚天事業，如合肥萬福華在上海刺殺廣西巡撫王之春，桐城吳樾在北京行刺留洋五大臣，壽州孫毓筠在南京刺殺兩江總督端方，合肥倪炳章於廣州發動燕塘起義，合肥范鴻仙於江蘇組織江浙聯軍，休寧程家檉於京師臥底肅親王府……哪一樁不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

反過來，皖省的革命，推動者中卻有許多外地人。如今要說的，頭一個就叫徐錫麟，沒人不知道他。還有一個韓衍，現在很少人知道他。

【從日本繞道去安徽】

徐錫麟為什麼會去安徽？

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紹興府學堂副監督徐錫麟聯手陶成章、龔寶銓等人，創辦大通學堂。看上去順理成章：前一年朝廷准各地私立學堂，徐錫麟身為一府的教育主管，創辦大通學堂，也算響應政府號召，何況他去年已經創辦「東浦熱誠小學堂」，又籌劃過「越郡公學」，雖然未成，足見該員熱心教育，足堪嘉獎。

內裡卻滿不是那麼回事兒。據陶成章《浙案紀略》記錄，「錫麟開辦大通學校之本意，原為劫錢莊匿伏藏獲之所」，因為技術力量不夠「同志中無通駕駛術者」而作罷（也不知道他們原計劃要怎麼劫錢莊，還需要通駕駛術者）。既然搞不成窩點，徐錫麟就想魚死網破了，「欲於開學日集紹興城大小清吏盡殺之，因以起義」。

他讓陶成章幫他通知浙江各府黨人同時響應。陶成章雖然人稱「煥強盜」，與王金髮齊名，倒還沒這麼熱血衝動。他力勸徐錫麟說：浙江並非「衝要之地」，對周邊地區輻射影響不足，「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並以暗殺擾亂南京不可」。

徐錫麟聽從了陶成章的建議，將大通學堂改成了大通師範學堂，姑且培養人才。想必在兩人的討論中，去安徽——暗殺——起事——吸引南京注意——浙江同時響應，這樣的想法，已經有了雛形。

徐錫麟是一位典型的實幹家。一旦想好計劃，馬上丟下剛開學的大通學堂不管，一心盤算怎麼去安徽起義。眾人計議，最好能夠進入陸軍，掌握軍權，可以「行中央革命及襲取重鎮二法，以為搗穴覆巢之計」。這種想法跟吳祿貞是一樣的，不過吳祿貞本人是日本士官生，跟蔭昌同學，又已經做到了副都統的高位，而這幫紹興人都還是白丁。大通學堂諸人，徐錫麟最大，已經三十三歲，陶成章也有廿七歲。然而徐錫麟說「不要緊」，他找了個富商許仲卿捐了五萬兩銀子，給光復會五位同志都捐了官，他自己是道台，陶成章與另一人是知府，另外還有兩個同知。

捐這個官不是為了「指省候補」，那樣任用太慢，而且也進不了陸軍。他們捐官是為了讓浙江巡撫壽山送他們去日本學陸軍，因為朝廷其時極重留學生，日本回來的人大都能得重用。要達此目的，光有官銜沒用，徐錫麟又去求他的姻親、前湖南巡撫俞廉三。他答應幫俞活動浙江鐵路總經理一職。俞廉三果然極力幫忙，不但幫他們說服壽山批准五人赴日學習陸軍，還寫信給駐日公使楊樞新，一力拜託。

依徐錫麟與陶成章之意，五人團以及隨行心腹如陳伯平、馬宗漢都要赴日，大通學堂不妨關閉，免得樹大招風。嵊縣竺紹康等人卻覺得留此校以招徠志士也不壞。徐錫麟也便由他們去，反正他一門心思回國後去安徽搞事。

日本之行並不順利。陸軍留學生監督王克敏怎麼看這群人也不像留學生——一是年紀大，二是舉止太土，參見魯迅《范愛農》，作者稱他們「這些鳥男人」——便以「自費生」為由，阻止他們進陸軍預備學校振武學校。徐錫麟又拍電報給俞廉三，俞廉三又電浙江，請巡撫致電駐日公使，證明他們是公費生。王克敏又在體檢上做文章，結果五個人都不合格，尤其徐錫麟近視得厲害。

怎麼辦？陶成章等四人決定留下來學習法政或警務（陶成章好像沒有進什麼專門學校，後來清廷通緝令裡說他「學日本催眠術」，這也很奇怪）。徐錫麟倒不是不想留下來，但他的眼睛近視得太厲害，年紀又大，誰會取他？還是要回國。走之前，兩位光復會大哥又討論了一次。徐錫麟認為軍權不可得，掌握警察權也不錯。陶成章則認為要麼直接統軍，要麼搞團體暗殺。兩人說著說著爭了起來，但也沒爭出個結果。

徐錫麟的性子，說是果決也可以，說是急躁也可以。後來革命同志為他寫傳，提到兩件事，一是他小時跟家里長工弟弟平長生要好，兩人都喜歡學武。某夜，兩人看見一個和尚從門前走過，平長生對徐錫麟講：這個和尚一定有本領，你看他一個人深夜行走，也沒人敢欺侮他，說不定會飛簷走壁哩！徐錫麟馬上想到平日聽到的少林寺和尚之類的故事，爬起來就去追和尚，要拜他為師。家裡人第二天才發現徐小官不見了，派人去找，一直追到蕭山才把他尋了回來。

另一件事是1904年俄軍佔領奉天，徐錫麟聽說後失聲慟哭，在家裡立了個靶子，畫成俄國士兵形狀，每天拿短銃射它幾十次，室內彈丸橫飛，有時反彈過來打在徐錫麟肩上，他也面不改色，居然就此練成了一手好槍法。他這樣的性子，陶成章稱為「性情精悍，凡所行事，鹹操極端主義」。

【安慶的外鄉人】

徐錫麟籌資捐官，動用俞廉三的關係，赴日留學，回國候補，花了偌大本錢，當然不只是為了刺殺一位安徽巡撫。他在被捕後的供詞裡稱「我蓄志排滿十餘年，今日始達目的，本擬再殺鐵良、端方、良弼，為漢人復仇」，固然是面對敵仇，不必盡吐心事，即如供詞裡又說「革命黨本多，在安慶實我一人」，乃不欲牽連他人。

後人偽作的《孫中山致徐錫麟》一函中稱「安徽一省實為南省之堂奧，而武昌為門戶，若閣下乘機起事，武昌響應，一舉而得門戶堂奧，則移兵九江、浦口等處，以窺金陵，則長江一帶可斷而有也」，其實可看作時人對徐錫麟入皖之舉的揣測，陶成章在紹興為徐錫麟的謀劃也大致類此（此信發現於安徽巡撫衙門檔案，如系清官吏偽造，則多半是逆推革命黨的意圖）。1907年末《新世紀》第14號上刊出《徐、秋二君事略》亦稱「以君蓄志之久，取道之迂，而僅僅殺恩銘一人，良非君本意」。

總之，徐錫麟入安徽官場，是在下一盤很大的棋，重點在於長江中下游的易手。這也是光復會的一貫主張。然而徐錫麟歸國後的一系列舉動，甚是奇怪。一方面，他確是在盡力實現入皖計劃，如六月赴京，改省分發安徽引見，徐錫麟在致友人函表示：「麟此次到京，奔走終日，無片刻之暇，大約安徽兵權或可到手」，他還請托在日某位朋友學造紙幣，以備將來起義成功發行軍用票，不容易被人造假。

另一方面，徐錫麟又多有歧動，比如同是六月，他又跑去保定，試圖刺殺練兵大臣鐵良，不成，又前往天津，打算刺殺直隸總督袁世凱，袁世凱「疑之拒不見」。徐錫麟難道不知，這兩次刺殺，一旦發動，不管能否得手，籌劃經年的入皖計劃必成泡影？

更奇怪的是，徐錫麟八月往武漢訪俞廉三，跟他大談要在北京開報館，請誰誰誰當主筆，又致函友人，稱打算在奉天組織一間墾務公司，「寓兵於農」，資本需三十萬至一百萬。若說這些舉動，都是為了迷惑外界，掩飾他入皖的目的，則徐錫麟十一月跑去杭州見浙江巡撫張曾揚，明顯也有不軌意圖，否則以徐錫麟曾賄賂前任巡撫壽山的交情，壽山焉有不拜託張曾揚看顧之理？可是張曾揚居然跟袁世凱的反應一樣，「疑之，拒不見」。

徐錫麟屢次謀刺清廷大員，這才啟程往安慶就職。但是他的表現，一點都不像是要去安慶謀奪軍權，反攻江浙的樣子。據呂公望回憶，徐錫麟在杭州白雲庵告別光復會諸友時說：「法國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間不知流過多少熱血。我國在初創的革命階段，亦當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實。我這次到安徽去，就是預備流血的，諸位切不可引以為慘而存退縮的念頭才好。」（《辛亥革命浙江光復紀實》）

徐錫麟去了安慶，恩銘委以陸軍小學堂會辦之職。這是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的事。轉過年，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徐錫麟便將妻子徐振漢遣回紹興家鄉。陶成章後來解釋說，徐是因為「每月所入不過數十金」，養不起妻兒才行此舉。但後人大都認為他是在為行刺恩銘作準備，已經抱了必死的決心。

陶成章記載，徐錫麟在安慶初時非常不如意，官場的那套禮儀他沒學過，常常在覲見酬酢時出乖露醜，被同僚笑話，想按起義計劃去聯絡安徽的新軍，又因為「口操紹興土音」，跟新軍弟兄雞同鴨講，無法像在浙東聯絡會黨那樣見效。因而徐錫麟鬱鬱不樂，「屢思歸浙」，在皖同鄉都勸他不要著急，關鍵是上次張曾揚不肯見他，兩人勢同冰火，回浙江也未必有什麼好果子吃。

幸或不幸，姻親俞廉三在此時又伸出了援手。俞廉三與皖撫恩銘有師生之誼，前任浙撫壽山又是恩銘的連襟，故此在俞廉三來信「務加重用」的請托下，恩銘改派徐錫麟為巡警會辦，加授陸軍學校監督，還奏請朝廷，加徐錫麟二品銜，所謂「私恩」，確實不可謂不厚。

徐錫麟陡然竄紅，難免為安徽官場所忌。便有人在恩銘面前說徐的壞話，大抵是在鄉行為不端，曾經留日，不可不防之類的話。以恩銘與徐錫麟的連帶關係，本不該對徐有所疑忌，但想必徐錫麟豪燥決裂的做派，實在不像個做官的人，不然何以袁世凱疑他，張曾揚也疑他？當安徽臬台世善暴死之後，徐錫麟謀升此職，恩銘沒有同意，而是奏升了安徽首道毓秀，沒有讓徐獨當一面。

這就埋下了一個隱患。徐錫麟謀劃起義，此時能動用的力量，便是巡警學堂的三百名學員。這些學員不比陸軍小學校學生都是十幾歲的學生，均已成年，且每人配有一枝九響的毛瑟槍，可算得一支武裝力量。但徐錫麟只是巡警學堂的會辦，相當於常務副校長，學堂的「督辦」即校長例由臬台兼任。清末軍隊、警察中，頂頭上司最有權威，徐錫麟以會辦的副職，要讓學員聽從，頗有難度。徐錫麟供述誓言必殺恩銘，亦必殺毓秀，便是這個道理。

【兩個徐錫麟】

在後來的記載與回憶中，實際上存在兩個徐錫麟，一個深謀遠慮，打算利用安徽的地當衝要，做一番大事，他時常於星期日，約教員學生，馳馬郊遊，暗中窺察安慶地理形勢，以謀大舉。他密刊木質印信一方，文曰「江皖革命新軍總司令印」，並印就反清文告數千張，「先期暗結日本留學生、南洋革命黨及內地寧皖黨人」。

安慶駐軍有六十一標與六十二標，六十一標標統是漢人，六十二標標統是旗人。徐錫麟主要在六十一標宣傳鼓動，「常請我們這些營長們吃飯，意思是在聯絡感慨，到必要時可以幫助他」（常恆芳），據巡警學堂學生凌孔彰回憶：有一天晚間，徐錫麟「邀請這個標的許多軍官到安慶對江大渡口蘆葦灘裡秘密集會，歃血為盟，齊喝雄雞血酒，誓願同心同德推翻清朝，參加起義，永不背叛」。

而另一個徐錫麟，仍然深陷衝動狂熱之中，似乎在安慶的使命便是博浪一擊。他雖然帶著巡警學堂師生四處踏勘，但直到起義，知道他的用意的不過陳伯平、馬宗漢等二三人。陳伯平擬就了《光復軍告示》，他只是在告示後加上幾條「殺律」：

「一、滿人從不降者殺。二、反抗本軍者殺。一、乘機打掠者殺。一、造謠生事，妨害治安者殺。一、仍為漢奸者殺。」

雖然徐錫麟提前發難，有革命黨人葉仰高在上海被兩江都督端方拿獲，供出有黨人已打入安徽官場的原因，但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倉促起事，頗可商榷。根據蔣介石1927年的說法，徐錫麟是被陶成章「逼死」的，不少台灣學者也以此來證明蔣介石刺陶的合理性。陶成章對徐錫麟的確存在誤解，而且隨著徐錫麟的升職，誤解也越來越深。章太炎書信中曾說「伯蓀入官頗得意，煥卿等不見其動靜，疑其變志，與爭甚烈。」徐錫麟致陶成章的長信，也為自己辯解：「自問生平遇最苦之境地，值最難之際遇，而麟出以無形之運動，期曲折以達目的，其中忍耐堅苦備嘗之矣，可為知己道也。麟自早至暮，無一念或忘，無一事不從此著想。」這當然也可能成為徐憤然起事的動因之一。

即便如此，安慶起事，仍然在經光復會同意的計劃之外。安徽巡警學堂的學生分甲乙二班，每班二百人，訓練三個月為一期，甲班畢業後再訓練乙班。徐錫麟的原計劃是「甲班學生訓練期滿，把這批畢業學生分發到各軍警機關工作，從事秘密活動，聯繫和發展革命力量，準備待機起義；等到乙班學生訓練期滿，再利用舉行畢業典禮的機會發難」，如今連甲班的訓練尚未期滿，安慶的新軍也不能說聯絡妥當，而由秋瑾負責響應起義的浙東會黨也未集結完畢。

反過來說，雖然有人說此時恩銘對徐錫麟已經起疑，但從恩銘把緝拿革黨之事仍然交託徐，又欣然來參加甲班畢業典禮來看，他對這位老師、連襟聯袂推薦的下屬仍是「信之不疑」，直到徐錫麟都在他面前掏出槍來，他還問：「會辦持槍何用，豈要呈驗乎？」

驟然發難，把握太小，這一點徐錫麟未必看不到，只不過他率急的性格發作，顧不得那麼許多了。這時候，我們能看到那個匆匆出發去追趕遊方僧的幼小身影，那個連續射擊俄兵標靶，雖自傷不惜的憤怒青年，他從光復會的計劃軌道中跳了出來，要執行自己的「殺律」。

因為恩銘要去總文案張次山家賀其母壽，巡警學堂甲班的畢業典禮又被提前了兩天。五月廿六日畢業典禮，前一天下午，徐錫麟召集少數學生講話。很明顯，這些學生都是他平日的親信。徐的講話大意是「明天是本會帶領全體同學起義救國之日，師生都要同心協力，患難與共……同學有難，本會辦當披髮纓冠而救；本會辦有難，諸同學也應當披髮纓冠而救……」直到此時，他似乎仍無法直接向學生們分派起義任務，而這一番感人肺腑的言辭，又因為「說的是浙江土話」，大部分學生都沒有太聽懂。

第二天上午，徐錫麟集合全體學生集合訓話，要學生「行止坐臥，鹹不可忘」救國二字，「反覆數千言，慷慨激昂，聞者悚然。然眾學生均不察其命意之所在」——也就是說，還有三個鐘點便將舉事，整個安慶城內，知道徐會辦今日要殺官舉事者，只有他自己、陳伯平、馬宗漢三個浙江人，這，這有點開玩笑了吧？

恩銘當然也不知道，他到了學堂，聽到巡警學堂收支委員顧鬆通過臬台毓秀密稟說「徐道台不是好人，請大帥不要在這裡吃酒」，於是辭謝午宴，於是，他的死亡也就提前了。

【行刺成功，造反失敗】

徐會辦呈上學生手冊，突然大聲說：「回大帥，今日有革命黨起事。」這是個暗號。恩銘剛問了句「徐會辦從何得此信」，陳伯平扔上來一個炸彈，但沒有爆炸。

雖然一直不斷有人向恩銘密告徐錫麟是革命黨，我認為恩銘也一直不會太相信這種說法：如果造反是為了功名富貴，那麼一個三十五歲的二品大員、受巡撫信用的紅道台有什麼必要造反呢？在1907年之前，像徐錫麟這樣的身份，同情、容放革命的人或可一見，自己參加革黨的聞所未聞，更何況自己待徐不可謂不厚，以中國傳統倫理而言，此人豈有刺我之理？

此刻容不得他不信了，徐錫麟一面說著「大帥勿憂，這個革命黨，職道終當為大帥拿到」，一面掏出了雙槍。可是，徐錫麟是個大近視，距離這麼近，他居然看不清恩銘的要害，持槍亂放一氣，恩銘身中七彈，嘴唇、左手掌心、腰、左右腿都受了傷，但無一致命。徐錫麟子彈打完了，跑進內室裝子彈，手下的巡捕背起恩銘往外跑，陳伯平追上來放了一槍，「自尾閭上穿心際」，這一槍要了恩銘的命。

徐錫麟裝好子彈衝出來，發現恩銘已經不見了，只剩藩台馮煦還呆呆在站在堂上，似乎沒回過神來。徐錫麟推了他一把：「馮大人你快走，不關你的事。」馮煦急急忙忙跑了。徐錫麟又去找毓秀，也已經蹤影全無。

以下的進程充分說明，這場起義的籌備裡有多少昏招。徐錫麟抓住了顧松，問他如何知曉自己是革命黨的秘密，顧松說，日本方面給會辦的信都是用膠水粘的，有幾封因為受潮，封口裂開了，我偷看了信，知道會辦是革命黨——就算信封膠水受潮無法可想，秘密信件就不能整點密語隱文嗎？連一個收支委員都能看懂。這是昏招一。

徐錫麟沒有告訴學生今日要起義，只是派了一個人守住門口不讓學生走，覺得刺殺恩銘後，一呼百應，自然學生們就會揭竿而起。他沒想到槍聲一響，場面大亂，一個人怎麼攔得住洶湧的人流？大部分學生都隨著省裡官吏跑掉了。這是昏招二。

誰都知道起義首要奪取軍械，但徐錫麟並沒有派人（估計也無人可用）事先控制軍械所負責人，結果負責人帶著鑰匙跑掉了，巡警學堂學生雖然佔領了軍械所，地下室彈藥庫打不開，能找到的槍彈互相不配合，戰炮上也缺少機鐵。這是昏招三。

徐錫麟倒是想到了派學生去跟六十一標的官兵聯絡，請他們進城來領子彈，共同舉事，但這人明顯派出太晚，佔領軍械所之後才出發，此時安慶四門緊閉，禁止行人往來，信根本送不出城去。這是昏招四。

徐錫麟在軍械所遇到了安慶巡防營統領劉利貞，未帶軍隊，徐對劉說：「你是漢人，我們推翻滿清是民族革命，你應當協助，現在請你到電報局去監視電報機，不准人向外發電報，起義成功之後，你自然有大官做。」劉利貞答應著走了。劉回去後立刻反水，組織巡防營向軍械所衝鋒，徐錫麟等無槍無人，力戰被擒。這是昏招五。

陶成章說徐錫麟「動與人忤，然性慈愛人」，真是沒有說錯。他不殺馮煦，輕信劉利貞，戰事不利，陳伯平提議焚燬軍械所，與清兵同歸於盡，他認為這樣會導致安慶城「玉石俱焚」。看來，徐錫麟從事暗殺尚可算人才，領導起義，難稱合格。

此人自然極是漢子，在供詞中承擔了全部罪責：「眾學生程度太低，均無一可用之者，均不知情。你們殺我好了，將我心剖了，兩手兩足斷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殺學生，是我逼偪他去的。」別人問他是不是受孫文指使，他堅持「我與孫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

面對倫理方面的指控，徐錫麟說出了驚世駭世的一段話：「爾等言撫台是好官，待我甚厚，但我既以排滿為宗旨，即不能問其人之好壞，至於撫台厚我，系屬個人私恩；我殺撫台，乃是排滿公理。」清末革命，以排滿為號召者不少，但真正信仰「排滿」的不多，像徐錫麟這樣堅持「殺盡滿人，自然漢人強盛，再圖立憲未遲」的極端主義者，就更少了。他是在以種族規則為旗，與世俗倫理作戰。

倫理反過來要懲罰他。恩銘的夫人希望按照「張文祥刺馬」的逆倫案例，將兇手剜心後再斬首。如果是別的家眷，也不見得有人理會。但恩銘夫人是慶親王奕劻之女，有司不敢不重視她的要求。藩司馮煦念及徐錫麟的活命之恩，暗中指使劊子手先殺人再剜心。也有記載說要讓徐錫麟先死，動刀又易為人所覺，於是先「將陰囊擊碎」，再取出心臟，被恩銘的衛兵炒食殆盡。

徐錫麟慘烈的死法，與秋瑾的被處斬一道，為上海中外報刊大肆報道。虐殺與殺女人，是西方現代文明中最不能容忍的做法。清廷在丁未年一役大大失分，為四年後的崩盤埋下了伏筆。

行刑前，循例為死囚攝影一張以備案，拍完，徐錫麟說：「面無笑容，怎麼留示後世？再拍一張！」但不笑的，笑的相片，都沒有能留下來。

外來的和尚

【餓著肚子鬧革命】

安慶有家客棧，坐北朝南，大門遙對著姚家口十字街上的斜坡。

你在飯點走進去，看見人頭湧湧，客來客往。但沒人搭理你，你敲敲桌子：「夥計！點菜！」老半天才有個人遠遠地說：「客人若是住店，自己去後面看看有沒有空房。吃飯請到外面街上，本店不開伙好些時了。」可不是？滿店的客商，沒有一個吃飯的，只管走來走去，大聲小聲談話。

這家客棧，名喚萍萃樓。大家知道武昌黃土坡的同興酒館，是共進會的據點，專門吸收新軍弟兄入會，才造成了武昌事變。萍萃樓的資格，卻比同興酒館老得多。

八月十九武昌事變之後，本來就十分興旺的萍萃樓更加熱鬧非凡，門庭若市，說著安徽各地方言的客人在這裡進進出出，有些人進來就關起門來開會。

別家客棧的老闆、掌櫃，通常是坐在櫃檯裡，一邊算帳，一邊瞄著店面，夥計有沒有偷懶，客人有沒有伺候不周。萍萃樓的老闆畢少齋，日裡也坐在櫃檯裡，但無所事事，除去與相熟人客打打招呼，簡直就是個甩手掌櫃。

只有看到有些人進來，他才不免用壽縣話低聲抱怨幾聲：「你們怎麼還不動手？再不動，我這家店要關張了！」

不明就裡的人未免奇怪：這麼好的生意頭，哪能關張？不過聽話的人當然知道底細，總是笑笑：畢老闆莫急，快了！快了！

它從宣統元年開市，大約辦了兩年多，一二十個房間，既設住宿，又包三餐，只要兩角錢。從開張那日起，就稱得上客似雲來，但月月都在蝕本。為只為有太多的老主顧，一住就是好幾個月，佔著房間，每日吃喝，偶有新來的夥計不曉事，提起要帳的話頭，他們總是點點頭：「掛帳！」夥計回頭看櫃檯裡的東家，東家也在點頭，那還有什麼話說？

白住白吃就算了，走的時候，或者還會走到櫃檯前，將手一拱，東家居然就乖乖地從錢匣裡摸出兩串三串銅錢遞上。這樣豪燥的開店法，便有金山銀山也禁不住消耗哩。

到得宣統三年的夏末秋初，店裡連伙食都開不出來了。奇怪的是，萍萃樓並未關張，每日大門敞開，也照樣客似雲來。畢老闆照舊坐在櫃檯裡，無事可管，無帳可記。老主顧們依然每日回來住店，每日出去辦事，有時關起門來嘀嘀咕咕。只是少了吃飯這一項要務，店堂裡不免煙冷灶涼。但人氣依然很旺，老闆餓著肚子開店，主顧們餓著肚子住店，夥計也幾乎不用，大家自己拾掇鋪蓋，倒也爽利。

好容易等著了九月九日，萍萃樓早早便砰砰地上了門板。店堂裡坐滿了人，有新軍六十一標、六十二標馬、炮、工程各營、陸軍小學、陸軍測繪學堂各處的代表。主持的是個合肥人，叫吳春陽。身邊站著個江蘇口音的黑臉小個子，許多人認得他是在安慶辦讀書會的韓衍。

清末安慶造反經驗，為諸省之冠。1907年徐錫麟起事，1908年熊成基舉義，那炮聲槍聲廝殺聲，還迴響在一班市民的耳邊。唯是如此，清廷防備安慶極嚴，而前兩場起義，皖中軍事精英損折亦巨。吳春陽與韓衍也知道光靠新軍的力量不濟事，武昌事變後，便多方聯絡安徽巡撫朱家寶倚畀備至的巡防營與撫署衛隊，希望裡應外合。

不過歷史告訴我們，這場起義還是失敗了——可惜了畢老闆枵腹開店的一番苦心。原因大略是：領導人不得力，病的病，怕的怕；有人告密；巡撫向南京請求的五營江防軍已經抵達。

不過局勢變化很快，幾日後傳來了上海、江蘇先後光復的消息，緊接著長江上游的九江也宣告獨立。而省內，皖北的壽縣，皖南的蕪湖，都已經自行成立軍政府，「安徽巡撫之政令，此時已不能出安慶城門一步」。

擺在巡撫朱家寶面前的路，無非是學湖北瑞澂那樣逃亡，或像江蘇程德全那樣獨立，再不，就是山西陸鍾琦的下場，死。

【借兵】

面對革命黨人、諮議局議長、紳士代表的聯合逼宮，朱家寶表現得很頑固，說了一些「食清之祿，忠清之事，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硬話，而且放言要「嚴厲搜捕黨人」。這時紳士代表童挹芳說，搜捕黨人會導致「全城俱碎」。

理由呢？一是黨人都「懷挾猛烈炸彈」，這種傳言嚇嚇老百姓和邊遠地方官員也許可以，安徽巡撫倘若怕這個，九月九日的起義又何至被鎮壓？重點還是在另一句：「黨人皆青年志士，皖人之子弟，皖父老俱稔知之。」

朱家寶是雲南華寧人。帝國不允許本省人當地方官，自然便形成了「官紳共治」的格局。縱然是被同僚評為「堅忍伉直」的朱家寶，諸事亦須看當地士紳三分情面。而且同治中興以來，安徽出的高官顯宦甚多，外地到此任父母官者，哪個不是打起十二分小心？

最有名的莫過於孫毓筠1906年策劃在皖舉事，以配合萍瀏醴起義。這可是謀逆造反啊，十惡不赦的大罪，也驚動了兩江總督端方，他抓到孫毓筠，也無可如何——孫某的叔祖父孫家鼐，咸豐年間狀元，與翁同龢同任帝師，此時正是武英殿大學士，充政務大臣、編纂官制總司核定，即將成立的「資政院」，據說也是這位八十老翁將出任總裁。這種「皖人子弟」如何動得？因此端方也只好將孫毓筠判了五年監禁，關他在兩江總督衙門裡「讀書悔過」了事。

抓捕黨人這事就此放下。但朱家寶不想、也不敢出任都督，宣佈獨立。他的顧慮跟程德全遲遲不讓蘇州光復的擔憂是一樣的，南京的清兵離安慶太近了！

一封密電替朱家寶解了圍。密電發自河南彰德，發電人正是即將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的袁世凱。袁世凱勸朱家寶「宜順應時勢，靜候變化，不可膠執書生成見，貽誤大局」。這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各省獨立是大勢所趨，與其讓黨人或士紳得了都督高位，何若咱們自家人守時待變——當然，這話只能私下講。朱家寶心領神會，遂於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宣佈獨立。

對於這個結果，安徽的革命黨人並不滿意——他們九月九日的起義，可不是為朱撫台勸進的。然而，安徽新軍中的革命勢力，已經被朱家寶動用江防營打散了，不少人甚至逃離了安慶。副都督王天培是留日士官生，與革命黨走得很近，但他無有兵權，也扳不動朱家寶。

於是有了吳春陽的「借兵」。

借兵這事兒，從古就很危險。試想哪個手握兵權的人是吃素的？你巴巴兒請了他來，他豈有幫你打跑對手，就皆大歡喜、班師回朝的道理？大清的天下，還不是靠著吳三桂所謂「借兵」得來的？所以曾國藩幕僚趙烈文說清室「得國太巧」，早晚會有報應。

按吳春陽的理想，最好是武昌黎元洪能借給「一混成協軍火」——安徽有人，但軍火不足，故受制於江防營。安徽都督一旦易手，可以集結萬名以上的新淮軍，取道穎州、亳州，直撲河南的信陽州，令馮國璋的北洋軍首尾不能相顧，不僅可以穩住安徽，武昌之圍也不攻自解。

但黎元洪實在無力援皖。從北至南，哪一省不在找他？不是要錢，就是要軍火。黎菩薩自身難保，只好派出漢口軍政分府主任詹大悲與吳春陽一道，去找江西的「潯軍」借兵。

潯軍都督馬毓寶倒很痛快，當即派出一個叫黃煥章的旅長，率二千潯軍入皖。吳春陽先走一步，到了安慶，蕪湖急電，要他去主持起義。吳春陽認為安慶有王天培主持，潯軍相助，當可無事，蕪湖為進攻南京必由之地，要盡快光復方好，就丟下安慶趕往蕪湖。

蕪湖事並不難辦，但蕪湖方下，吳春陽就收到安慶急電：黃煥章圍都督府，劫軍械所，焚藩署，洗劫藩庫，全城糜爛。

潯軍到來確有效力，張勳的江防五營即撤回浦口，未曾交火。但正應了「前門驅虎，後門進狼」的俗諺，黃煥章不肯駐在安慶城外，強佔安慶師範學堂，並向諮議局索餉一萬元。議長說，一時間湊不齊這筆錢，先發二千五百元，再行籌餉。黃煥章部不同意，立即嘩變，九月廿四日（11月14日），主要由「洪江會匪」組成的潯軍嘩變，不僅趕跑了都督朱家寶，黃煥章自稱總司令，而且兩天之內，「城內殷實富戶，悉被搜劫，無一倖免，公私損失三百萬」。

待得吳春陽11月18日趕回安慶，城中已是一片亂象，市衢狼藉，人心惶懼，不亞於當年長毛入城。合肥人吳春陽「憤極」，因為是他出面請來的這幫畜生！他直接去黃煥章的司令部，要面責黃煥章，身邊的人都拉他，說黃煥章狼子野心，豈可輕入虎穴？吳春陽憤然回答：「黃煥章假借民軍，行同盜賊，踐我土地，虐我人民，安徽素稱多志士，今事至此，就沒有一個人仗義執言嗎？」

吳春陽返回安慶時，蕪湖軍政分府表示願意派兵相從，但吳認為兩軍交戰，更增人民苦難，決意隻身面斥黃煥章。黃煥章（;文;）也確實被（;人;）吳春陽（;書;）拿言語拘（;屋;）住了，又顧忌吳會向江西馬毓寶控訴，當面答應退還軍械、庫銀和商民財產。吳春陽滿意而退。但小人反覆無常，吳次日再往，迎接他的是七顆子彈。

吳春陽也料到了這種結局。他頭天晚上寫信通知安慶城內各同志，要他們撤出城去，以免被一網打盡，又構思了一首絕命詩，一時心亂，也沒有終篇。第二天就遇難了，同死的還有一位自願護送的俠士畢大懷。

吳春陽之死震動全皖，散落在各處的新軍士兵自發集結起來，要回安慶為吳春陽報仇。同時安慶士紳的請願信也遞往九江。此事不僅讓皖贛兩省勢同水火，還間接傷了湖北黎元洪的面子，馬毓寶也不敢大意，派參謀長李烈鈞來安慶收拾殘局。李烈鈞跑來當了幾天臨時的安徽都督，將黃煥章部送回江西後，自己也聲稱要去武昌助戰，棄位而去。

都督虛位，安慶黨人與士紳自發地組織了「臨時省參事會」，十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票選孫毓筠為皖軍都督，同時上海中國革命同盟會本部，也選任孫毓筠為皖軍都督，還有壽縣的淮上軍、廬州軍政分府、蕪湖軍政分府，也一致擁護。孫毓筠何以受此擁戴？他革命是老資格，又出身安徽世族，各方面都能接受。

孫毓筠此時剛剛被光復南京的江浙聯軍，從兩江總督衙門裡放出來，到了上海。安徽迎接的專使一到，他就啟程回皖，途中不免有些險阻，但末了還是來到安慶履任。從上海出發前，他寫信給一位杭州的好友，請他務必回安徽來幫忙，因為孫毓筠自己，就是1905年被此人引入革命之路的。

收信人是陸軍小學堂的陳仲甫，那時還沒有人叫他陳獨秀。

【「皖人治皖」】

陳獨秀到了安慶後，據說是擔任了都督府秘書長，但民國政府的備案中，他只是「秘書」。都督府秘書科上書大總統孫文，要求保護劉光漢（劉師培），陳獨秀的簽名「陳仲」列於第五位，不太像是掌事權的人。

陳獨秀在孫毓筠手下的時間也不長。這可能與他的性格有關。據當時安徽都督府掌管文書及收發的科長張嘯岑回憶，陳獨秀「性情過於急躁，想一下子就把政治改革好，常常為了改革而與人發生口角，每逢開會，會場上只聽他一個人發言，還總是堅持己見，孫毓筠也無可奈何，還不得不從」。這樣的秘書不好用，用不好，是很自然的。

更關鍵的問題是：1905年與陳獨秀共同發起成立「岳王會」的柏文蔚，要與孫毓筠爭做都督。陳獨秀會站在誰的一邊？論關係交情，自然是柏文蔚更深，否則柏當上都督後也不會請陳獨秀正式擔任都督府秘書長，但陳獨秀是孫毓筠請回安慶，背之亦為不義。陳獨秀沒在都督府呆多久，就辭職去辦安徽高等學校，我懷疑跟他在孫柏之爭中難以自處有關。

柏文蔚也有難言的苦衷。岳王會解散後，他去南京入伍，曾做到第九鎮三十三標二營管帶。武昌事變後，柏文蔚從奉天南下，策動第九鎮統制徐紹楨起義，攻打南京，立下大功，被任為第一軍軍長兼北伐聯軍總指揮。他本不必回安徽與孫毓筠爭這個都督。

怎奈南北議和，終於告成。北伐夢想成為泡影，柏文蔚駐軍浦口，位置十分尷尬。蓋因此時張謇等人，實在難以容忍江蘇境內駐紮著安徽浙江等多省部隊，提出「蘇人治蘇」的地方自治口號，客軍難於存身。正好此時黃興命柏文蔚率軍護送孫毓筠回皖，清除地方勢力。柏文蔚自覺論革命資歷，論掌握實力，他都遠在孫毓筠之上，動動都督的心思，很正常。

柏文蔚自己的回憶錄裡，將這一場爭奪寫得十分堂皇：孫毓筠不斷請柏入皖，甚至說出「病在垂危，二子托孤」之語，柏文蔚推卻不過，來到安慶，發現孫在騙他。柏文蔚說，孫毓筠的用意，是想請他代理安徽都督，孫自己可以乘機入京，與袁世凱接洽，「另謀其他之出路」。孫毓筠是如此渴望進京，以致不等柏文蔚同意，便致電北京，請袁世凱任柏文蔚為代理皖督，進一步更「運動皖省商民紛來浦口請求回皖主持皖事，代理都督」，於是柏「不得已從之」，後來柏文蔚還幾次辭職，要把都督還給孫毓筠。（《烈武先生革命談話》）

柏文蔚進行這段回憶談話時，洪憲復辟早已結束，孫毓筠作為「籌安會六君子」早已臭名昭著，所以柏文蔚怎麼說孫與袁世凱勾結也沒關係。試想袁世凱能給孫毓筠什麼樣的「出路」，比做本省的都督更有吸引力？籌安會成員中的老革命黨，如胡瑛，如李燮和，哪個不是被本地同志排擠得無處容身，才去北京投靠老袁的？

因此另一種說法可能更靠譜：柏文蔚一面放出風聲，揚言孫毓筠吸食鴉片，白天不辦公，不見客，一面又秘密求黃興轉請孫大總統派他為安徽都督。孫文回答說，柏文蔚、孫毓筠都是革命同志，又是安徽同鄉，讓他們自己商量。

於是柏文蔚仿張謇故智，提出一個口號叫「皖人治皖」——奇怪，孫毓筠也是安徽人，還是望族，他當都督難道不是皖人治皖？這裡有個說道。柏文蔚對人說，孫毓筠只是劉阿斗，真正的諸葛亮是韓衍，都督府實權握於韓衍之手，這個人是江蘇人，怎麼能夠治理安徽？孫毓筠任用外人，因此不配做安徽都督。

一時間，安慶城的目光都集中在這個江蘇人身上。

☆`文~☆;

☆`人~☆;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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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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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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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士韓衍】

韓衍光復前在安慶城中便頗有名氣，他四十多歲，以乞丐身份出現，「身材短小，常穿一套襤褸布衣，面部黧黑且多斑點，頭髮蓬亂，鬍鬚滿面」，這付尊容在安慶丐幫中倒不算特殊，不過他帶著個二十幾歲的漂亮老婆林紅葉，不免引得旁人側目。

光復前，這對夫婦就在萍萃樓擺書攤，組織了一個讀書會，自辦一份《安徽通俗公報》。光復後，他們搬到同安岑街，韓衍此時開始張揚起來，紅漆了大門，自題門額為「紅葉詩館」，兩旁的對聯寫著「盤古第二，乞丐無雙」。

於是韓衍夫婦的秘聞漸漸被傳播出來。韓衍是江蘇丹徒人，自幼家貧，立志向上，考入江南高等學堂，因為鬧學潮被開除。那時南通張謇正在江蘇，頗為賞識，收入門下，後來又介紹韓衍入北洋幕府，任督練處文案。此時大約韓已經是同盟會員。

關於他為何脫離北洋，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韓衍在保路運動中，反對袁世凱派兵南下彈壓滬杭甬鐵路風潮，上書朝廷，攻訐袁「植勢力於東南，居心叵測」。韓衍知道此舉定會觸怒老袁，上書後立即出走，經過直隸總督楊士驤轉薦，到安徽巡撫馮煦幕中，繼續當文案。

另一種說法則刺激得多。據說韓衍的文采，袁世凱也很賞識，令其教公館裡的使女識字，韓衍乘機拉攏了一名使女，要她注意偷聽袁世凱的日常機密，尤其與革命黨相關者。後來孫毓筠在南京密謀革命被捕，案子裡涉及到韓衍，兩江總督端方密電袁世凱詢問。韓衍與使女知道事敗，便學那李靖紅拂故事，結伴逃往日本。韓衍給使女起名紅葉，兩人結縭。這年韓衍四十二歲，紅葉廿四歲。

韓衍在光復前，以輿論家著稱，主持《安徽通俗公報》，繼陳獨秀《安徽俗話報》之後，一面宣傳革命，開啟民智，一面揭發政治黑幕，批判官吏弄權，尤其是反對出賣銅官山礦權給洋人，頗遭人忌，居然導致韓衍遇刺，身中五刀，卻沒有死。

他的政治才幹表現在潯軍之亂後，彼時朱家寶已出走，吳春陽死難，李烈鈞也不肯接這個亂局，安慶處於權力真空狀態，韓衍挺身而出，發起組織「皖省維持統一機關處」，由前軍政府的軍政、民政、財政三部合成，韓衍出任秘書長，成為事實上的安徽都督。韓衍在機構發起文中說：「一線共和，萌芽於此，至以吾皖三千萬人之生命財產為個人都督的代價，同人等不忍為也。虛此一席，以待完全會議成立，再行推舉賢能，適合共和性質，如渝此盟及其他之絲毫圖利者，我四萬萬人共誅殛之。」

待得孫毓筠就任，仍然很信重韓衍。陳獨秀雖是孫毓筠舊友，恐怕在都督府中還沒有韓衍得勢。這時韓衍又發起創辦了一張《安徽船日報》，有人說韓自任社長，陳獨秀是總編輯，如是實情，兩人關係當還不錯。然而也有人，如張嘯岑，說陳獨秀眼光很高，瞧不起韓衍。

當時安慶說韓衍壞話的大有人在，說他說話雜亂無章，罵人不講分寸，說他操縱都督，攬權自為，「說好可稱他為『革命志士』，說不好則是『文化流氓』」。這種處境難免讓人心中悲涼，韓衍創辦的《安徽船》今日已無存，我們只知道他在創刊號上刊登了一首贈報社同志的詩：「懷寧驛口浪滔滔，萬馬聲中茅一篙，寄語諸君須坐穩，前途月黑正風高。」

而韓衍最天才，也是最為人忌的事業，不是辦報，而是組織青年軍。

韓衍身歷安徽光復全過程，目睹同志吳春陽的慘死，他當然看出問題的癥結何在：革命黨人沒有自己的軍隊。從武昌到上海，從灤州到通州，革命黨人一直在嘗試「運動」新軍起事，或收編會黨，但這些軍隊沒有精神上的指引，也沒有嚴密的組織，他們很容易潰敗，很容易離散，也很容易腐化。

張謇與袁世凱對韓衍的賞識，並不是對一個詩才甚好的文學青年的賞識，他們都認為這個年輕人是大時代的奇才。他果然是。

韓衍以陸軍小學、測繪學堂與尚志學堂學生為中心，成立了青年軍。他不要新軍，也不要會黨，更不要專意吃糧的兵油子，這一點他倒是與對手柏文蔚心意相通：要保持革命隊伍的純潔性。

青年軍初創時有七八百人，分為三個大隊，每大隊設大隊長一人，軍監一人。三大隊之上，設總隊長和總軍監各一人。

軍監是什麼？聽上去很像古代的監軍，其實軍監「掌理軍中政令和文化教育事宜」，也就是後來北伐軍中的黨代表，工農紅軍中的政治委員那個角色。

韓衍自任總軍監，三個大隊的軍監，都是為時論所重的文化人，如易白沙。

青年軍的軍旗，既不是鐵血十八星旗，也不是五色旗，而是紅底上綴一大大的黃色「人」字，以示軍隊奉行人道主義。

韓衍每星期向全體隊員講話兩次，並著有《青年軍講義》十四講，每人一冊。每個學員入伍時要填志願書，要求服從紀律，立志獻身革命。

韓衍對青年軍的訓話裡，反覆說到「志士未嘗不用錢，但是志士的錢要大家用，志士未嘗不吃飯，但是志士的飯要大家吃」，青年軍中從上到下，每人每月八塊大洋的津貼，「吃飯是上下一樣，並且要輪流挑水、買菜，有時還要集體勞動，做一些打柴、修路工作」。

韓衍還專門為青年軍辦了一份刊物叫《血報》，發刊詞說：「以言破壞，則血洗乾坤；以言建設，則以血造山河。公理所在，以身殉之，則以血濺是非。」

可以說，韓衍打造了一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軍隊。袁世凱小站練兵，北洋軍裝備不可謂不精良，但說到理念推行，不外是「效忠皇上，報效大帥」的舊倫理。對於一名有知識有文化的現代士兵，這種價值觀遠不足讓他效命沙場，進而實現人生意義。

這支青年軍直接隸屬都督孫毓筠。可惜，韓衍沒能看到及鋒而試的一天。

民國元年二月，孫柏之爭進入白熱化階段。柏文蔚既然高調提出「皖人治皖」，那好吧，由高語罕等人牽頭，一群名流「聯名邀請韓衍加入安徽太和縣籍」，並在安慶北門醒民戲院召開「歡迎韓衍入籍大會」。

成了安徽人的韓衍，在《安徽船》上連續撰文，大罵柏文蔚不思推翻清室，反而搶奪地盤，一心陞官發財。柏文蔚也不示弱，吩咐手下文案大發電報，與韓衍互相攻擊。（我猜柏文蔚麾下那些筆桿子，定然罵不過韓衍。）幾天下來，韓衍將來往電稿，編成《五日交涉記》，印成小冊子向外散發。這帶有法國大革命色彩的手段徹底激怒了柏文蔚。他認識到自己雖有兵權，但孫毓筠有韓衍，韓衍有《安徽船》與青年軍，爭奪都督將成畫餅。

柏文蔚派出了自己的本家侄子柏若浩，在「紅葉詩館」附近刺殺了韓衍。果然，孫毓筠失去韓衍，再無力與柏文蔚一爭雄長，只好讓出都督位置，跑到北京去坐冷板凳。

柏文蔚上台後，立即停辦《安徽船》，解散青年軍，還當眾焚燬了「人字旗」。然而，最後幾期的《安徽船》上，刊出了《呈報韓君事跡並請旌恤文》，中云：「韓君以乞丐生涯，盡國民義務……其停辛佇苦，犧牲國事之勞，實不在熊成基、范傳甲諸烈士之下。」此文的執筆者，有人說便是將任都督府秘書長、據說不太瞧得起韓衍的陳獨秀。

非常時代，死人很尋常，縱然是韓衍這樣有過大影響的人物。二次革命一起，袁世凱任用的安徽督軍倪嗣沖攻佔安慶，誰還記得這個破衣爛裳滿面鬍鬚的小個子江蘇人？或許被解散的青年軍學員手裡，還遺留著他親撰的《青年軍講義》，上面寫著「彼以一死赴將軍之命令，我以一死爭世界之是非……且自家一身於身外，即世界主義之起點」。

列強圍觀下的戰爭

【議取登州】

「子鑒，你還記不記得光緒三十一年，你從日本歸國，我們開登州同鄉會，就在會中訂交。你回日本時，留了三本書給我？」

「如何不記得？我就是那年介紹你加入同盟會的……那三本書是……《革命軍》，還有章行嚴編的《黃帝魂》……還有一本是，是……」

「《三十三年落花夢》！」

「對！哈哈哈……」

「光緒三十三年你又回國，來桿石橋學堂訪我，正好碰上學部侍郎清銳來魯查學，前後任的提學使載昌、連甲陪著他。你望著堂上三人，怒不可遏，低聲問我敢不敢血濺五步，殺此異種！記得麼？」

「記得，記得……你當時嚇得拿手把我的嘴堵住，罵我孟浪，我反罵你『畏難苟安』，只掛記著老母幼女……」

「不錯，當時你懷裡揣著六輪手槍，立時便要出手。子鑒，殺三個滿洲學官兒，於大事無補，但如果真干了，你我只怕等不到今天了……」

「漢塵！你倒說說看，今天又該如何？」

「你心裡明白，你到登州來訪我，就是為了這件大事……子鑒，今天是辛亥年十月十一，海內滔滔，全國廿省已非滿清所有，滿奴命運告終，即在目前。只可惜我山東獨立未及兩旬，就宣佈取消獨立……」

「孫寶琦是袁世凱和奕劻的兒女親家，他怎麼肯真獨立？這也是意料中的事。」

「可是山東無事，直隸即不敢動，北都小朝廷就可以高枕無憂！子鑒，你是同盟會山東主盟，孫中山先生對你有厚望，我們當盡力一搏，給袁賊當頭一棒！」

「說得好！漢塵，我久在國外，省內形勢不如你熟。你說，該當如何下手？」

「你我都是登州人，當然知道本地自明以來，即為重鎮。戚繼光當年把水城炮台一直修到了丹崖山下的水上，人稱『海上長城』。袁崇煥經營遼東，以毛文龍守登州，以為犄角之勢。甲午之戰，日寇取威海，也是先以海軍襲登州。所以我們當先從水上取登州，再攻黃縣、萊州。你家是黃縣的，當然知道黃縣富紳巨室，商店林立，軍費可以從那裡籌集。到那時，膠東就可以與遼東聯成一氣！聽說孫中山先生已經任命藍天蔚為關外大都督，我軍佔據登州，與旅順、大連、海城一衣帶水，號召關外健兒，一鼓作氣，可以直指京師！子鑒，你如果同意我這個計劃，我們立即就可以著手，男兒熱血，正要灑在這種時候！」

「漢塵，漢塵，果然胸中有百萬甲兵……我沒有看錯你，走，今夜我們就要擬出取登州的方略來！」

1911年12月1日，山東同盟會主盟徐鏡心（字子鑒）在登州華提士藥房，與同科秀才、煙台東牟公學教員孫丹林（字漢塵），加上當天加入同盟會的藥房主人柳仲乘，三人喝著遼陽白酒，籌劃攻登州的方案。

子鑒，你說說，煙台是怎麼回事？

【獨立如曇花一現】

山東的事兒，得從濟南說起。

平心而論，說各省革命，山東「寂然」，是不對的。山東的問題在於巡撫孫寶琦固然無心獨立，諮議局又很不得人心，地方各勢力的博弈缺乏制衡，很容易失控。試看取代諮議局的「山東全省各界聯合總會」，居然舉出一個在外宦游多年、11月2日才應邀回鄉的前靜海知縣夏溥齋當會長，足見會中本地各方勢力是如何頡頏不讓。

早在11月5日，徐鏡心就代表同盟會在各界座談會上提出《山東獨立大綱》七條，這七條決絕無比，不僅要「與滿清政府永遠斷絕關係」，號召「凡我同胞，對於滿清均有復仇之義務」，「滿清課稅一律停止交納」，對於不聽各界聯合會調遣的軍警團練，「與滿賊一體仇視之」，雖然聲明了「對於外國旅遊紳商，均負保護之義務」，但言明山東之土地財產「無論抵押給何國、借何款」，「概不承認」。山東舊勢力根基既深，德、英、日等外國利權復重，這個獨立大綱若公開出去，頓時就會激起軒然大波。

經過所謂「和平派」的反覆修正，交由孫寶琦代奏朝廷的「八項要求」，雖然已經抹去了對抗色彩過濃的條款，但仍然顯得非常激烈——辛亥年，北省的革命訴求往往比南省更為激進，原因多種多樣，如受壓迫盤剝更深，利權外溢更甚，而最主要的一點，是紳商階層於對立雙方（官吏、革命黨）的制約能力都不強，往往成為雙方都可以憑借暴力壓服的對象。

這八項要求是：

一、政府不得借外債充軍餉，以殺戮我同胞。

二、政府須即速宣佈罷戰書，無論南軍要求何條件，不得不允許。

三、現駐在山東境內之新軍，不得調遣出境。

四、現在山東應解協款餉及節省項下，暫停協解，概留為本省練兵賑荒之用。

五、憲法須註明中國為聯邦政體。

六、外官制、地方稅，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

七、諮議局章程，即為本省憲法，得自由改訂之。

八、本省有練兵保衛地方之自由。

會議並聲明，如清政府三日內不答覆，山東即宣佈獨立。

這八項要求，看得孫寶琦直搖頭。如果清廷居然答應八項要求，那麼它所受的限制，比山東直接獨立還要嚴厲得多：政府不僅失去了山東的立法權、財權、兵權，而且要用憲法確定山東自治的合法性，還必須任由南軍提出要求，且不得借外債。說句笑話，這比列強以往各種令大清喪權辱國的條約還要嚴苛。山東人這是自己把自己變成了人質，用來要挾朝廷。

經過紳商代表們苦勸，孫寶琦才同意將此條款代奏。

朝廷果然在三日內就有了答覆。很顯然，清廷並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失去山東，它的分條回復極為緩和：第一條，外債已交資政院公決緩議，確無以山東土地作抵之說（這是山東人的一塊心病），決不作為軍餉之用。第二條，朝廷已宣佈罷戰，南軍將來提出的條件，將徵集各省意見，如意見相同，即可照準。第三條、第八條照準，已有電諭停止調遣。第五、六、七條，應先在憲法中規定，將來討論憲法時，會「徵集各省意見共同議決」。

應該說，朝廷對山東做了很大的讓步，能同意的都同意了，第五、六、七條涉及的官制、立法權、稅權，如果將來是立憲政府，自然應該由憲法確認，如果仍然是專制政府，它同意這三條，則無異同意山東獨立。不作答覆，委之將來，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然而革命熱情已經燃起的山東人大為不滿，認為清廷是在不負責任地推諉敷衍，「山東獨立」之聲再度高漲，連日開會，推動此事。孫寶琦也看出來了：不獨立一把，過不去這關。而且第五鎮新軍也已傾向獨立，這種關頭大家都得聽槍桿子的。他雖然口頭對聯合會代表稱「惟有以身殉職，縱令不死，也不能領著大家獨立」，私下卻急電內閣：「萬不得已，擬即組織臨時政府。凡用人、調兵、理財，暫由本省自行主決，不復拘守部章與約，為保本境秩序、不予戰爭，一俟大局定後，中央政府完全無缺，即行撤消。」

孫寶琦很快就兌現了他的承諾。山東於11月12日宣佈獨立，11月24日又宣佈「取消獨立」，一共才十二天。如此倏起倏滅，考其原由，第五鎮新軍內訌應占首位。軍中反獨立一派漸佔上風，這事的背景是11月16日袁世凱出山，組織內閣，一紙令下，第五鎮裡的親袁派全部超升，權力結構頓然改變——莫要忘了庚子之前袁世凱就是山東巡撫，培植的勢力遍及山東。

山東離北京太近，魯省紳商大抵惟旅京大佬馬首是瞻（這也是為什麼夏溥齋會當選聯合會長的重要原因），山東獨立之後，旅京山東同鄉「非常震驚怨恨」，認為山東根本沒有獨立的資格，通電反對之餘，還要求清廷速派重兵，戡定大亂。北京同鄉的反應，影響山東人心不小，當反對獨立的「山東全體維持會」成立後，聯合會連夜開會商討應對之策，意見卻大相分歧。革命黨人主張按獨立時的公告，參加民國軍政府，就地組織武裝暴動，原諮議局成員卻主張北上晉見袁世凱，請這位前巡撫向朝廷進言，平息山東亂局。意見南轅北轍，聯合會就此解體，各行其是。

【外人插手了】

濟南取消獨立了，可是煙台還獨立著呢。

革命黨人的主要活動範圍在膠東，又分為兩塊：一是以煙台為中心的登州、黃縣、文登、榮成、威海等沿海地區；一是以諸城為中心的青州、高密、即墨、膠縣等膠濟沿線地區。

膠濟沿線的革命受到了在山東勢力最強的德國的抑制。清末革命黨在青島這個德占自由港活動，較之內地方便，但一旦進入政權爭奪階段，德國人的態度馬上鮮明起來。青島的震旦公學是同盟會中心據點，清政府一直無法下手摧毀，卻於12月14日被德國膠澳總督下令強行關閉。1912年1月28日，即墨被革命黨攻佔，宣佈獨立，青島德國當局立即派出130多人的騎兵隊來即墨，聲稱根據條約，租界外百里內駐軍，快槍不得超過510枝，民軍也不能違反此約。

官司一直打到南京臨時政府。孫中山回電，要求即墨民軍「照約暫行退出，候本部與德國商定再行辦理」，這一來等於綁住了膠濟線革命的手腳。而德國當局明守中立，暗裡卻知會新任山東巡撫張廣建，請清廷派兵收復失地。當袁世凱派北洋軍入魯時，德國控制的膠濟鐵路向他們完全開放。在清兵猛攻之下，即墨、諸城得而復失，諸城知縣吳勳更是連城都沒出，躲在德國神甫顧思德的天主教堂中。民軍為恐引起外交事件，明知教堂匿藏清吏，也無可奈何。

德國人對清政府的維護收到了回報，清廷退位之後，青島租界成為遺老們首選的逋逃藪。恭親王溥偉、軍機大臣那桐、郵傳部大臣盛宣懷、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直隸總督陳夔龍、兩江總督周馥、雲貴總督李經羲，除了沒皇帝，青島租界幾乎可以建立一個流亡政府。

相比之下，煙台舉事較早（比山東宣佈獨立還早一天），那正是袁世凱晦藏不出、整個北方風聲鶴唳的當口。參與煙台起義的人裡，除了幾名外地來的革命黨人，有警衛隊管帶、海防營管帶的內弟、英國領事館秘書、《渤海日報》主筆、尚志學校校長，還有太古船行的幾名職員。他們向上海報告獨立消息時，自稱「十八豪傑」，就是這麼十八個人奪取了海濱重鎮煙台。

說來可憐，十八豪傑的軍火，攏共只有一把十三太保槍（美國雷鳴登公司生產的轉輪卡賓槍，共可裝彈十三發，故名）和五把手槍。別的人怎麼辦呢？有拿手槍的，有拿炸彈的，反正人人都有手帕，手帕包著小條帚，就是手槍；炸彈更容易，煙台產什麼？大蘋果！拿手帕包上，一手一個。

他們撲向海防營，海防營有內應（就是那位管帶的內弟）放火。一見火光，豪傑們就在火油桶裡點燃兩萬頭的爆竹，一邊拎著一面大喊「革命大軍來了」，只聽辟啪作響，煙塵瀰漫，嚇得警衛紛紛逃遁。革命豪傑攻佔了煙台大清銀行，發現了庫裡一堆鈔票和現銀，於是又到處大喊「各軍警發餉一個月」，這下更沒人抵抗啦。煙台道台徐世光，是徐世昌的弟弟，逃進了海關稅務司英國人安文的公館。

煙台如此輕易地陷落，讓安文大為惱火。他在11月22日給總稅務司安格聯的信裡說：「現在已經知道，此地的革命政變完全是由十八個本地的冒險家利用時機和人民激動而恐懼的心情搞出來的。他們不是革命黨員，也不是決死隊，他們沒有接受任何人的命令，革命黨首領也不認識他們。他們全是無能的廢物。」

安文的信息來自王傳炯，新任煙台臨時軍政府總司令。王傳炯本是兵艦舞鳳艦艦長，有人說他是應道台徐世光之召，從天津趕來增援，王則自稱是帶兵艦來煙台過冬而已。不想到了煙台，正趕上了獨立大會。十八豪傑都沒什麼領導才能，發現王傳炯一表人才，還會用中英雙語發表演說（他在英國海軍受過五年訓練），一致擁戴他當領袖。

王傳炯向安文抱怨十八豪傑不斷向他「要地位、要薪水，使他經常感到受威脅和為難」。而革命黨人也對王傳炯不滿，說他排擠有功之臣，而且與孫寶琦暗通款曲，在革命問題上首鼠兩端，「見起義軍打敗仗，就掛出龍旗；及聞有一省宣佈獨立，則趕換白旗」。他們致電上海，希望正在那兒的徐鏡心回煙台主持革命。

徐鏡心回煙台後，發現膠東的局勢變得非常危急。山東取消獨立後，南京方面非常重視依然獨立的煙台，因為「全省唯有煙台一隅尚全在吾民軍之手」。孫中山與陳其美先派出劉基炎率兵三千，組成北伐先鋒隊赴煙台，又從福建調軍接續增援。東北陸軍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被任命為關外大都督，自上海率海琛、海容、南琛三艘軍艦赴煙台。南方政府明顯要力保革命黨在北方的唯一飛地，為此動用了所有可動用的力量。

袁世凱當然也難以容忍這根肉中刺的存在，他派張樹元為膠東兵備道，帶一旅北洋軍進駐萊州，派葉長盛為登、萊、青三府鎮守使。南北雙方在此擺明車馬，大戰在即。

不誇張地說，煙台此時吸引著世界列強的目光。煙台獨立前後，英國、日本、美國、俄國都將軍艦駛至煙台海面。英國軍艦替清軍運送彈藥，俄國與美國都向清政府提出了「登岸」的要求。列強的態度非常明朗：他們的利益不容侵犯。而要保障他們在山東的利益，一個已經證明相當聽話的清政府，總勝於一個充滿未知的新政權。

這期間最大的交涉事件，是1月18日民軍趕走文登知縣岳寶樹後，又派人前往威海衛逮捕了巡檢趙定宇，可能是要逼問他一些機密。趙定宇與英國威海衛總督平日交情不錯，總督一聽說趙被抓，立即帶著一名警官和一小隊警察，衝入威海城，把趙定宇救了出來。

事後威海衛總督「用一份冗長的函件向殖民部匯報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這份報告自然令倫敦方面震驚不已，不可想像一位英國官員帶領一支武裝護衛隊進入中國領地將會帶來怎樣的結果」，但總督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倒因為反應之快速得到了表揚，倫敦方面只是擔心大英帝國子民的安全受到威脅。

這位受到表彰的總督，便是日後的「帝師」、欽賜頭品頂戴莊士敦。他的傳記作者評論說：「莊士敦顯然還沒有覺察到他是如此輕易地挑起了一場國際事端，但就算他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也不一定就會改變行動。」（《回望莊士敦》）

雙方對峙，列國圍觀。東海一隅，密佈著戰雲。正如孫丹林分析的那樣，民軍要想站穩腳跟，進圖山東，必須打通與海上的聯繫，與南方保持通暢的交通，同時就地籌款募兵。因此，必須奪取並保住登州！

【黃縣保衛戰】

1912年1月13日午後，華提士藥房掌柜柳仲乘，收到孫丹林從大連發來的密電，只有五個字：「翰，全眷到，孫」。

「翰」是韻目代日，指代「十五日」，起義敢死隊將於1912年1月15日到達；「全眷到」意味著來人數目超過一千；「孫」不只是指發報人姓孫，它是百家姓排序第三位，表明到達時間是寅時，即凌晨三點到四點。

孫丹林帶來的部隊有在東北招募的死士，也有一支叫「廣東北伐十字軍」的部隊，隊員都是青年學生。隊伍中甚至有好些日本人，如《芝罘日報》的記者倉谷箕藏，還有橋本、北大、石井、粟田等，大都是徐鏡心在日本時結交的好友。

孫丹林包下了日本商輪「永田丸」，聲稱直航煙台。倉谷箕藏是日本黑龍會成員，他出面買通了大連的憲兵、警察與永田丸的船長，讓武器彈藥可以順利運上船。船至中途，孫丹林拔出手槍，逼令船長改道開赴登州。

果然如孫丹林的計劃，15日凌晨四時，五人敢死組冒險登陸，突襲水城。水營統領王步青還在睡夢中，已被俘虜。緊接著柳仲乘打開登州北門，民軍大部隊進城，滿街加貼四言告示，登州光復。

按計劃，緊接著就是攻打黃縣，新任都督連承基親自領隊，徐鏡心也同往。剛出登州，前哨來報：黃縣知縣聽說登州失陷，已棄城而逃。連承基哈哈大笑：「我以東北健兒攻打清兵易如反掌，你們靜聽好音罷。」他是營口大商人，也是東北綠林巨擘，此次出資在旅順購快槍700支，被眾人推為山東都督。

掖縣大商人邱丕振勸他：「清兵有個標統玉振，在日本士官學校與我同學，擅長炮術，素為良弼所倚重，我民軍只有七百餘支槍，請都督不要輕敵！」邱丕振與宋教仁在日本結為好友，此次毀家舉義，還親身參加了敢死隊。但連承基根本不採納他的話。

在黃縣成立了新政府，連承基立即命民軍向西進發。果如邱丕振所料，在城西三十里的北馬，迎頭碰上了玉振！更沒料到的是，玉振帶的不是一標（營）人馬，而是整整一個混成協（旅）！有大炮、機槍，而民軍只有步槍、手槍與自製炸彈。連承基與徐鏡心只好急退回黃縣縣城。

連承基急電南京陸軍總長黃興求助，南京電令駐在煙台的滬軍司令劉基炎率軍二千往援。1月24日滬軍抵達，25日滬魯兩軍聯手出擊，在北馬痛擊清軍，黃縣之圍遂解。

接下來卻是革命軍內部一連串的齟齬。先是在北馬作戰時，滬軍抓到了兩個行人，懷疑是敵探，送到都督府羈押。連承基大言在先，突遭新敗，心情鬱悶之極，一聽說「敵探」，審都未審，就將兩個行人槍決，並公告示眾。滬軍返城後聽說此事，劉基炎大發雷霆，說如此濫殺，簡直是有意破壞北伐滬軍的軍譽。

連承基的「東北健兒」很多是大連的綠林好漢或浮浪子弟，軍紀確是遠比不上有正規訓練的滬軍，但劉基炎也有些借題發揮。只因黃縣之圍初解時，全城感戴，連承基曾放話說要將山東都督讓給劉基炎。後來這事卻不提了。劉基炎覺得連承基出爾反爾，不免懷恨。

兩人越鬧越僵，劉基炎索性讓滬軍撤回了登州。清軍復攻黃縣，在守城問題上連承基與徐鏡心又發生了爭吵，兩人命令互相牴觸，部下無所適從，疲於奔命，鬧了兩三天，許多士兵竟在守城時睡著了。清軍乘夜登城，黃縣陷落。

這一仗中，倉谷手下的橋本戰死於黃縣北門。又一個為中國的革命犧牲的日本人（還記得天津起義中被炸死的谷村嗎？）。

黃縣城破前，副成政長王叔鶴寫了一封急電，通報全國，堪稱泣血之作。電文中說，黃縣自江日（1月21日）以來，「無日不在戰爭狀態」。連承基說部隊剛從大連來，兵少械單，於是在城內籌款兩次——前面說了，黃縣素稱富庶，為救危難，籌集款項應該不在小數。這些錢交專人往大連購買槍械，不料超過一個月，「槍不至而人亦杳然」，最近才聽說去的人逍遙大連，縱情煙花。這是城破的原因之一。

劉基炎率軍來援，黃縣父老感激涕零，供給備至。原以為同是革命軍，理應同仇敵愾，誰料劉連二人，大生分歧，劉軍竟就此班師。「以三軍之司令，等群兒之拋惰，擲全城之生靈，睹二人之閒氣！」王叔鶴走筆至此，其悲憤為何如？

更有第三樁可恨之事。藍天蔚率領三艘軍艦抵煙台，登州軍政府電請支援。艦隊回復說需要犒賞費三萬元。海琛艦已經到了龍口灣，因為犒賞費一時湊不齊，艦隊並不登陸。徐鏡心曾乘舢板出海，希望能說明原由，因為風大無法靠近軍艦，寫了信想射上艦去，又被風吹到海裡。等到六七天後，款項籌足，風平浪靜，海琛艦已經悄然駛回煙台。

後來苦守黃縣的軍官張靜齋遇見了藍天蔚的參謀張明遠，問他當初何以海琛艦如此小器？張明遠說：「藍都督膽小如鼠，海琛停泊龍口，難道萊州清兵葉長盛還能給劫去不成！」又歎道：「藍都督就是這樣！和灤州已期會好了，只要陸地再發動，海軍即立即馳援，而灤州發動了，藍偏遲遲不行，犧牲了好多同志！」藍天蔚與吳祿貞、張紹曾並稱「士官三傑」，成就最微，跟他的這種性格不無關係。

王叔鶴的電文最後說，黃縣被圍已經三日，「飛電告急，而雲霓無望」，他作為司民官，已經做好了與城共存亡的準備，只是「殊不意我革命中人，其貪婪突梯，亦猶吾大夫崔子，一何可歎！」「猶吾大夫崔子」出自《論語·公冶長第五》，崔杼弒齊君，齊大夫陳文子棄車乘而去，至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王叔鶴的意思：什麼革命黨，貪財任氣，還不是跟滿清官吏一個鳥樣！

2月11日，黃縣在困守廿二日後，終於全面陷落。連承基與徐鏡心候援不至，被迫退走。打得紅了眼睛的清軍開始洗劫這座城市，而它最後的守護者王叔鶴，被綁在城西圩子門外一棵松樹上，凌遲臠割、剖心剮膽而死，橫屍街頭數日。

大家都知道，就在第二天，宣統發佈了退位詔書，大清帝國終結。煙台的滬軍復又向黃縣挺進，清軍棄城而逃，臨走前將俘虜的民軍廿八名官兵，盡行處死。又過了幾天，袁世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派來了新的山東都督周自齊。煙台軍政府撤銷。圍觀的列強也各自散去。

清軍進城時，王叔鶴避往「西悅來」丁家花園，被丁家一個小夥計看見了。王叔鶴給了他一塊大洋，叫他不要聲張。晚上，小夥計回家，父親發現他身上有大洋，逼問出實情，不敢隱瞞，報告家主。丁家也不敢隱瞞，報告了清軍。

南北統一後，由一些革命黨人出面，責成丁家出一筆錢，作為給王叔鶴的撫恤金。王家不要這筆錢，捐給了菜園泊學堂，蓋了座小樓。這座小樓，到1950年代，還在。

大清了，民國了

【新的新年】

1912年1月2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向各省都督發出通電：「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經由各省代表團決議，由本總統頒行。」

幾乎所有省份在獨立後，都立即改用了黃帝紀元，不過，曆法還是陰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力主廢陰曆，用陽曆。改元正朔，本是改朝換代的慣例。不過改用「西曆」，還是引起了很大爭議。表面上的理由，大抵是夏歷已用了二千年，何必輕改？反駁者則說西曆「進於世界大同」，而且更符合軒轅黃帝「以冬至為歲首」的原則云云。

私下的說法就多了。有說孫中山本人是基督徒，又在西方受教育，所以堅持用洋曆法；還有人懷疑，「黃帝紀年」是章炳麟核定的，孫黃系竭力反對，會不會要跟光復會別苗頭？

不管怎麼說，孫中山聲稱，如果不用新曆法，他就留在上海，不去南京就職。這種時候自然就有人出來斡旋。不過中國人一向講名正言順，曆法並非小事。僵局始終沒有打破，直到1911年的最後一天。

這一天各省代表聯合會議開會討論曆法，據吳鐵城回憶，「至深宵才算決定，即連夜電復總理」。孫中山接電後，立即啟程，不過他的專車「沿途城市都有地方官吏軍隊迎送」，開得很慢，一行人趕到南京時，「天色已黑」，總以為就職典禮至少要明天了。臨時總統秘書任鴻雋吃過晚飯，倒頭便睡，次日清早起來，才知道大總統就職典禮已經舉行過了。（《記南京臨時政府及其他》）

孫中山顯然刻意要在1月1日這天就職，以完成民國改元的象徵意義。因此儘管已經入夜，儘管路途疲憊，他仍然堅持立即舉行就職典禮。等到各省代表聚齊，已是夜裡十點。典禮時間當然不可能太長。最遺憾的是，南京一時間找不到鎂光燈，典禮竟未能留下一張照片。

拋開曆法之爭，手創民國這樣的大事，還是足以讓當事者興奮莫名。夜深人靜，也沒有足夠的車輛，「各代表在半夜裡由總統府步行回三牌樓舊諮議局」，那夜的月亮很大，有人說，這樣驚天動地的大喜事，不可以毫無動靜，於是有人帶頭高喊口號，眾人歡呼雀躍，有些代表乾脆大聲唱起歌來，沿途居民被嚇醒的不少，紛紛隔著門縫往外張望，還以為南京又鬧兵變哩。

就職典禮這事各省都不知道，不過改元倒是早傳出去了。1月1日上午，蘇州草橋中學學生葉聖陶正準備上課，有同學告訴他已改用陽曆，大家都不相信（政府還沒公佈嘛），推出一個人去打電話問蘇州軍政府，那邊答話說：「是的，今天就是元旦。」這個消息讓這些十八九歲的中學生非常興奮，葉聖陶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今日乃吾國改用陽曆之第一日，而吾之日記，亦於今日始改用陽曆矣。」這時，孫中山的就職典禮還沒舉行呢。

葉聖陶是新政府的熱烈擁護者。1月5日，他親自動手，為父親剪去了髮辮。1月8日，蘇州公立中學監督袁希洛自南京回蘇，袁是各省代表聯合會議裡的江蘇代表，也是陽曆的鐵桿擁躉，「陽曆更符合黃帝歷」的說法就是他提出來的。師生見面，分外高興，1月9日，葉聖陶與同學們與袁先生攝影留念，大家都穿上西裝，以示「鹹與維新」。葉聖陶對新政府的熱愛明顯受到了袁希洛的影響，照完相，葉在照相館就手買了孫中山的小像，「印工紙料皆非常精美」。

元旦沒得及慶賀，真是個遺憾，葉聖陶與同學們決定慶祝「第一元宵」。經過幾天籌備，到了1月15日那日，學校裡綵燈遍掛，旗桿高豎，「懸五色國旗及校旗焉，更懸小燈十，其色一如國旗。校門以內則遍經五色燈及萬國旗，門前楊樹一帶亦經繩而懸以燈」。不僅是草橋中學，蘇州城這天也遍燃燈火，「恍入不夜城矣」，學生們循例提燈出巡後，在校門前燃放花炮，觀者如堵，鞭炮聲夾雜著「民國萬歲」的歡呼聲，「樂不可支之狂笑聲拍手聲，聲聲相應」，歸途望去，家家門首，尚紅燈閃閃。

民國元年的正月，於葉聖陶而言，可謂喜事連連。1月28日，葉聖陶正式從草橋中學畢業，成為一名社會人。本來他還頗為就業擔心，但經袁希洛鄭重介紹，蘇州教育課長吳訥士聘葉聖陶為蘇州中區第三初等小學教員。葉聖陶家境不寬裕，有這份教職，家困可以紓解不少。

同時，葉聖陶也與顧頡剛等朋友一起，加入了中國社會黨。這個由江亢虎創建的政黨發展迅猛，蘇州支部1月14日成立，2月初已經發展了三百多名黨員。中國社會黨主張「社會主義」，黨綱聲明「贊成共和」、「融化種界」、「改良法律」、「普及平民教育」等等，葉聖陶他們卻認為自己信奉的是「無政府主義」。

葉聖陶與顧頡剛、王伯祥等友人一同「研究社會主義」，在參加王伯祥一位朋友婚禮時，葉聖陶送的一幅賀字，被當場一位女士相中，找人介紹，把自己的侄女胡墨林許配給了葉聖陶。這可真是革命帶來的又一件好事。

【44天：交織的時光】

與春風得意的葉聖陶相比，同是十八歲的年輕人，吳宓的日子可不太好過。他從北京輾轉逃來上海，已經有兩個月了。清華復學無望，而且隨著局勢的發展，好像是越來越無望啦——首都都改了地方，庚子賠款還會繼續投往北京的海澱鎮嗎？

回歸清華既然希望渺茫，學業總要繼續。吳宓思量再三，終於決定與幾位同鄉一道，報考設在上海梵王渡的聖約翰學堂。這是教會辦的學校，比較穩當，學的課程與清華也較易對接。

1月29日，吳宓與同鄉到黃浦灘遊逛，下午回寓時落了大雪，絮飛片片，南方的陰冷讓北方青年吳宓很不習慣。當夜三點，對街的馥康裡失火，迅即延燒了六七家。寄居在姑丈家的吳宓冒著雪後的冷，披衣站在弄堂口觀火。「當火之時，居人號呼，警吏奔馳。火映水汽，半天空皆紅色輝耀，火星四迸。而屋之焚燒或倒落，復時作劈拍震擊之聲」，吳宓不禁在日記感慨：馮國璋攻入漢口時那場大火，自己雖然未能目睹，看看這場小火，也能想像當時的慘狀啊。

第二日清晨，吳宓又到火場看視，火燒後的餘燼，雪化後的水流，混在一起，流得遍街都是。失火的家庭，站在寒冷的戶外，守著僅餘的什物，衣冠不整，面色懊喪。聽說，這些住客大都是避聯軍攻城之亂，從南京遷來的……

吳宓的故鄉陝西，此時也在水深火熱之中。甘肅的升允仍在猛烈地向東攻伐，《時事新報》甚至報道說西安已被攻陷。陝西多番告急。旅滬的陝西商人，連日在一品香等處聚會，策劃成立救援隊與運輸隊。民立報的於右任伯伯，吳宓的生父吳建寅都參與其中。

這些事輪不到吳宓管。他的頭等大事是應考，2月5日，四點即起，六點半出發，八點鐘入考場。出乎吳同學的意外，英漢考題都相當淺易。在考場還碰到三位清華同學——看來大家對清華前途都很悲觀。可惜吳宓太緊張，竟然忘了問他們的住址，不然也可以聯絡聯絡，抱團取暖。

兩天後，聖約翰學堂的錄取名單登在《民立報》上，吳宓與清華的兩位同學都取中了。接下來是陪未考中聖約翰的表哥胡仲侯報考麥倫書院，忽忽又過了五六天，中間幾次去民立報館看望父親，多見不著，只聽說有「同鄉敗類」集會反對於右任伯伯，大家公推吳建寅去南京向於伯伯說明情況，以謀對付之策。

待得2月12日，終於見著了父親。吳建寅告訴吳宓，聖約翰的學費不必擔心，陝西商號匯款。吳宓希望能跟父親長談一次，但吳建寅忙著送「豫晉秦隴紅十字會」乘船往西北戰場，只能向吳宓點點頭：「改日吧，改日咱們談談。」

2月13日，上海大雨。幾天來都覺得身體不適的吳宓「枯坐樓中，寂寥實甚，無術消遣」，終於病倒了。吃了幾粒仁丹，似乎也不管用。而且上海的冬天實在過不慣，吳宓口角凍裂，張不了嘴，吃飯說話都很辛苦，「諸種交至，益覺悵悵」。這「悵悵」中大概不包括昨日清帝的遜位，今天孫中山的辭職。

密切關注政權交接大事的上海客，是早就自許「清國遺老」的鄭孝胥。他的日記自然堅持不用陽曆，但人在上海，對新歷要敏感得多。1912年1月1日，鄭孝胥在日記中寫道：「今日乃西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陽曆，宜以今日宣佈，聞項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他「惜哉」的是南北所爭，不在大局，而在私怨。在鄭孝胥看來，「前日朝廷所頒信誓十九條，大權全在國會，政治改革之事已無可爭。今革黨欲傾覆王室，清臣欲保存王室，實則王室已成虛號，所爭者乃對於王室之恩怨，固與改革政治毫無關涉者也。若爭此而戰，則所謂自亂自亡而已。」

鄭孝胥覺得，南北議和尚未成功，南京方面就召集國會，決定政體，企圖以此逼北京政府屈服，還自以為得計，實在愚蠢兼搞笑。「使政府在北京亦集國會，決定君主政體，亦行頒布，則如之何？」而且，「此次選舉總統，止十七人，孫文得十六票，黃興得一票，遂自稱全國公舉，真可笑殺人也」。

1月14日，鄭孝胥在日記裡懷念起故人端方來。當日端方兩次來電，求鄭孝胥同往四川，鄭孝胥堅決不允。如果陰陽異途，總不免會想：倘若當日我去了，是不是端陶齋就可以不死？而今回頭想來，有兩條路：一，未從武昌出發，先請入都，聲稱要密奏方略，電報發出馬上啟程北上，到了北京，再設法拖延，那時武昌事變或許已起，或許被平，連四川或許都不必再去，這是上策；二呢，是入川後駐兵重慶，武昌新軍不穩，讓他們直接赴成都平亂，自己再從陝西、貴州調兵來護，即使來不及，重慶的新軍也靠不住，至少兵變時可以逃進某國領事署，也不至於被害。鄭孝胥盤算了半晌，覺得端方號稱滿臣能員，智不足以自救，難怪清室傾覆在即……

這些話都只是在日記裡說說，對外，無論是南京來人聯絡，還是上海領事會要反對陳其美，鄭孝胥都不參與，表示「久無動靜，真守中立」。

從1月1日到2月12日，中國存在著兩個政權，兩套曆法，同時也處於「戰」與「和」的十字路口。這一段交織的時光，在每個人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痕。

鄭孝胥希望南北議和成功，但國會必須在北京召開，否則「南方人民懼革黨之恫喝，終不能抱定主見」，所謂主見，便是君主立憲。鄭孝胥引《大陸報》上的評論說：美國雖號共和，卻接近立憲專制，總統的職權很像從前的英王，反而今日之英國，「雖曰君主立憲，實最有共和之精神」。

吳宓也支持南北議和，因為他的家鄉陝西，正在承受著新舊兩個陣營的拉鋸戰，只有南北實現和平，陝事才能平復。即使回不去清華，也能在上海好好唸書。

葉聖陶則最激進。他贊同《天鐸報》發起國事糾正會的舉動，認為連「優待清室條件」都大可不必：「民國之中固人人平等，無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遜位，則只居於齊民之列；既齊民矣，何以曰優待？優待即不平等也。」「進而言之，是誰之位而乃曰『遜』？必待其遜，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見機而自去，則為至善；如不自去，則北伐軍隊在，令之肯去亦去，不肯去亦去。」（2月13日日記）不肯讓位，那就打唄！

我們印象中主持語文改革、寫童話的白鬍子老先生，那時真是年輕啊。

【1643～1912】

侍衛武官唐在禮於宣統三年十一月廿四日接到內閣秘書處通知：明日清晨，護衛各國務大臣前往乾清宮參加接奉皇帝退位詔書的儀式。

十一月廿五日，也就是陽曆2月12日，天剛亮，唐在禮與其餘三名侍衛武官一道，進東華門，奔乾清宮。只見東華門外戒備森嚴，「像是有什麼重大事情發生的樣子」。後來聽說是各大臣很擔心，怕闖出幾個宗社黨來拚命，「宗社黨」在北京傳得很厲害，說是連袁宮保都沒把握制住他們。

到了乾清宮宮門內東南角的長廊上，國務大臣們都已經到齊，袁世凱自從1月16日遇炸，便稱病不朝，內閣交胡惟德代領。十名國務大臣中，滿人有度支大臣紹英、工農商大臣熙彥、理藩大臣達壽，漢人有外務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趙秉鈞、陸軍大臣王士珍、海軍大臣譚學衡、學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郵傳大臣梁士詒。養心殿裡，就這麼十位袍帽頂戴的大臣，四名軍裝軍刀的武官。

沒過多少時候，有人來說「太后要上殿了」，大夥兒依序往殿裡走，大臣們走到離寶座一丈的地方，面向寶座，橫列一行排開。四名侍從武官站在他們身後。

兩名太監走了出來，分站兩旁，像京劇裡打旗兒的。隆裕太后帶著小皇帝出現了。唐在禮也顧不得什麼天顏不天顏，從兩位大臣的肩膀之間望過去，仔細看了看小皇帝。他後來記道：「溥儀生得很清秀，只是看上去天庭雖還飽滿，口鼻生得迫近，下頦尖促。我心裡就想：『這個小皇上到底不是個福相。』」（《辛亥前後我所親歷的大事》）

唐在禮有機會細看小皇帝，還發此大逆不道之想，全因當日臣下沒行三跪九叩的大禮，而只是由胡惟德帶領著，向皇上、太后三鞠躬——這是商量了好些回才定下來的，所以隆裕也不吃驚，宣統可能有些奇怪，但他沒說話。

隆裕落座之後，與胡惟德自然有一番早經設計好的對話。隆裕的大意跟遜位詔書一致，就是說希望全國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頓，國家早一天得到統一，過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照議和的條件把國家的大權交出來，交給袁世凱辦共和政府」。胡惟德趕緊安慰幾句，說「太后睿明鑒遠，顧全皇室，顧全百姓」，「今後這個天下就是大家的太平天下了。敬祈太后保重，太后放心。」這種時候，在場諸人當然都不會有什麼好臉色。

據說此時宮外也還有些人想阻止詔書的發佈，自然被攔住了。隆裕太后這幾天被袁世凱、小德張等人嚇得夠嗆，什麼路易十六全家上斷頭台之類的故事聽了不少，此時也就下了決心，對內閣說：「我們先辦了這事，我再見他們，免得又有耽擱。」一旦用印，木已成舟，再反對也沒用了。

饒是如此，往遜位詔書上蓋印之事，仍然沒有讓隆裕親自動手。倒不是怕她悲痛過度手勁不足蓋歪了，而是有人擔心這位太后會效仿漢元帝皇后那樣，面對王莽逼宮摔玉璽，所以專設了用璽官。其實隆裕哪有這份勇氣？不過也反映出大夥兒潛意識裡都覺得今天這事兒很像西漢末年。

因為詔書裡言明「即由袁世凱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退朝之後，十大臣便直奔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樓。袁世凱早已在那裡守候，外交大樓今天重重警衛，比皇宮守衛得還要森嚴。裡面早設下一張大條案，條案中間放著一個紫檀雕花的大帖架。大樓內外人很多，但靜靜地都沒有聲息。

十大臣站在上首，袁世凱站在下首。袁世凱深鞠一躬，胡惟德將詔書遞過去。袁世凱並未宣讀，只是將之放在大帖架上。胡袁兩人談了兩句，儀式結束。當天晚上，袁世凱在外交大樓剪了辮子，據說「在剪的時候袁自己不斷哈哈大笑，談話中顯出異乎尋常的高興」，在袁的一生中，如此感情外露，似乎是唯一一次。

第二天，各家報紙都發表了詔書全文。警察廳用黃紙繕寫了遜位詔書，供在天安門外一個牌座上，供人觀覽。辛亥年的最後幾天，皇城內三殿與社稷壇都對外開放，任人遊覽，不收門票。不過游社稷壇的人多，進皇城開眼的人少。

龍旗都收起來了。北京人還不是太清楚遜位意味著什麼，不過至少是不打仗了，馬上就是年關，愁雲慘霧了四個月，強行擠出一絲喜慶來，逛逛未曾去過的社稷壇、太和殿，也是好的。

【新的國】

彷彿真有天人感應，2月12日這天，上海的天氣居然是「驟暖，甚有春氣」。

遜位詔書，南北政府各擬有稿。北方的那份，之前幾天報章便有披露，開頭便說自武昌變起，朝廷已俯順人民之請，頒布「十九信條」，「將一切政權付諸國務大臣」，早已顯示朝廷「不私君位之心」。但是現在情勢危急，「若徐待國會之召集，誠恐延長戰禍，大局難支」，而總理大臣之權勢，「對內不足統制全國，對外不足綜理外交」，所以將總理大臣名目取消，改為大總統，「一切政權悉由大總統主持，其大總統即由國民公舉」。

詔書稿強調說：「惟皇帝之尊嚴，除謝去政權外，與前定『十九信條』無甚差異」，然後是「特命袁世凱會同南北官紳暫行組織臨時統一政府，以消亂萌」。最後說「凡我軍民人等，須知朝廷此舉純為國利民福，維持治安起見，一切事宜悉如其舊，萬毋聽信謠言，致滋紛擾」。

這份詔書稿，可以用俗諺形容，叫做「倒驢不倒架」，又叫做「鴨子死了嘴還在」。可以想見，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是不太可能為南方接受的。這一點，清廷中人何嘗不知？所以他們最終還是採用了南方張謇主持擬定的詔稿，只是加上了「即由袁世凱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這句話，有人說是袁世凱加的，有人說是隆裕太后的主意。從清廷的角度說，將政權移交給一位大臣，總比移交給「孫汶」之流的亂黨，來得穩當，也來得體面。

鄭孝胥直到辛亥年的除夕（2月17日），才在日記中抄錄了遜位詔書。在詔書之前，他寫道：「北為亂臣，南為賊子，天下安得不亡！」抄完又大罵列名詔書諸大臣：「干名犯義，喪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種族耳，何足以列於世界之人類乎！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今日之謂也。」

辛亥的上海除夕，熱鬧倒似乎過於京師。漫天的爆竹聲中，鄭孝胥寫道：「於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畢。」他有沒有想到有一天會由他來逆天而行，重興大清？大概連鄭孝胥都不曾夢到，二十年後，他將站在今日紫禁城裡那個六歲稚子身邊，出任「滿洲國第一任總理」。

而此時，青年吳宓站在上海大馬路一帶，看著燈火光明，聽著笙歌嘹亮，「回憶昨年今夕，其情況真不可問」——去年除夕，吳宓隨父親進京考清華學堂，被大雪堵在河南府，住在泰安客棧裡。聽棧裡諸客談論，有說京中鼠疫盛行，京奉鐵路已停開，又有人談起清華園，離城二十餘里，靠近頤和園，風景優美，聽得從未離鄉的吳宓心中七上八下。路上雪厚近尺，無處可游，街道旁的人家都已換了新的門聯，晚間爆竹聲大作，「劈拍可厭」，想起家鄉，吳宓又不免黯然神傷——可是，跟辛亥年的動盪坎坷比起來，舊年除夕「真不可問」矣。

葉聖陶於舊年除夕毫無感覺。他正沉浸對「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的失望與憤恨之中。「以專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國之總統，吾不知其可也！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無畏之革命家，豎自由旗，策國民軍，血花飛舞，城市盡燼，乃其結果為不三不四之議和，為袁世凱任大總統！嗚呼，吾希望者已失望矣！」那麼，在葉同學，不，現在是小學堂的葉先生了，在葉先生心目中，辛亥革命是失敗了。

整整一個月，他都在與顧頡剛等朋友討論「無政府主義」，認定「政府之行為斷不能為吾人造福」。彷彿為了印證他的觀點，3月27日，蘇州發生兵變，軍隊持槍搶劫，「將閶門馬路及上塘街、下塘街、山塘街、南濠街各商舖及民家盡行搶完……搶畢後復各處放火，延燒竟夜」。這場兵變當然不像2月29日北京曹錕兵變那樣具有政治意義，卻足以打擊一般民眾對「天下從此太平」的嚮往。葉聖陶寫道：「觸我目入我耳者，無非此不情世界之惡消息。余本熱心人，乃欲作厭世觀矣。」這種厭世的情緒，在今後數年內，還將壓在許多人心頭。

也許，還是讓大清最後一任侍從武官唐在禮說著了：「很多人只知『共和』，但是這個共和怎樣共法，怎樣建立新局面，新局面究竟如何，誰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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