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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那些腕兒》全集【精校版】

作者：歐陽悟道


袁世凱：一朝稱帝千古恨

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史上毀譽參半的人物，一直以來，人們總認為他是亂世奸雄、竊國大盜。但他廢除科舉制度，興辦新式學堂教育；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廣納海歸並委以重任；他在小站練兵，建立了中國近現代第一支新式軍隊；他創立警察治安管理模式，成立中國第一支警察部隊，這些舉措確實對中國的歷史進程起到積極作用。然而他當國時期，不守約法解散過國會，使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失去在制度下健康發展的機會，稱帝之舉堪稱他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錯誤。

假隱居，真隱忍

1909年初，袁世凱被載灃罷去一切職務，令其回籍「養痾」。但他的許多部屬依然位居要津，實權在握，袁世凱時刻準備東山再起。

袁世凱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被載灃一幫少壯派清貴刷了下來，這對一帆風順的他是很大的打擊。多年來他一直苦心廣結的人脈，這回看還是出現了結構性的缺陷：因為權重，因為和清貴中的元老派走得太近，被人家清貴少壯派鎖定為「定點清除」對象。

剛到彰德的日子裡，他垂釣、下棋、看戲、吟詩，過得十分悠閒。歷經險惡風浪大起大落的他，也真想就此隱居算了。我們見得最多的袁世凱「名照」，大概就是那張身披蓑衣、頭戴斗笠、手執釣竿的「閒雲野鶴」照。這是他曾寄往上海某報紙發表過的一張照片，以示自己淡泊名利，再也無意於政事。這其中雖不乏作秀成分，但多少也反映了袁世凱當時的心境。他還為此照題詩道：百年心事總悠悠，壯志當時苦未酬。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無磐石，歎息神州變缺甌。散發天涯從此去，煙蓑雨笠一漁舟。

出於本能，袁世凱首先想的就是保命。所以，在河南衛輝和彰德的第一年，他惶惶不可終日，整天擔心的是生命危險。情緒低落得一個人都不想見，一封像樣的信也沒回過。自己一個人老在那裡解脫不了：想，想不通，想不通就流淚。流了淚，還是想不通，越想越委屈，每到傷心處就對著老主子慈禧太后的畫像號啕大哭。

這些恰恰證明袁世凱當時並沒有反骨，他還是無限熱愛「大清國」的，最多有點兒清君側的想法。同時也可看到他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不知道政治的殘酷性。

因為感到委屈、感到恨、感到為他人受過，於是那一時，那一刻，袁世凱真有不如回家種紅薯的頹廢，所以他賭氣也要在「洹河邊上一氣蓋九個院落」，借此宣告歸隱。

可是，歸隱也並不容易。一旦沒了權，集八大臣於一身的袁世凱就是「草民」一個。其實1909年，袁世凱連「草民」都不如，自己的命自己都說了不算，人一見風就打哆嗦。

就算沒性命之憂，昔日朝堂上下呼風喚雨，何等威風，突然什麼事兒都沒了，擱誰誰都一時半會兒適應不了，比更年期還難熬。

1910年，從各方反饋來的消息是：袁老儘管放心，至少您老生命無恙。聽了這話，袁世凱一下子輕鬆了一半。此時，老袁在洹上村又結交了一批當地的新朋友，如何蘭芬、王錫彤、李時燦等。加之退隱後的家庭生活平添許多天倫之樂，兄弟相諧，父子共讀，諸多以前不得不割捨的樂趣慢慢地都釋放出來了。

最後是人在鄉間，對慢節奏閒情逸致的田園生活也漸漸地適應了。這時的他和最要好的三兄袁世廉相聚了：哥倆一杯濁酒喜相逢，天馬行空地說著地道的中原雅音，親切極了。去他的謹小慎微，這些年官場不能說、不想說、不敢說的話這會兒都和自己的三哥掏了心窩子。對袁世凱來說除了權和錢，這些年哪有這麼淋漓痛快過。所以這時候的袁世凱是閒雲野鶴，而且是一隻亢奮的野鶴。此時的袁世凱特別想炫給大家看看，所以他高薪請來了天津的大牌攝影師，一口氣拍了「漁、樵、耕、讀」四組照片。這四組照片是老袁的吶喊，是他的宣言。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袁世凱大概忘了當時自己是怎麼被人打回老家的。1906年到1908年那陣，他飛揚跋扈，擠兌別人，還以立憲派領袖自居想成立責任內閣。可責任內閣在載灃等人看來就是狼子野心，結果被人聯合起來給罷免了。

看來，做人還是應該低調些。可袁世凱偏不低調，逢上過年或過生日，他還請來北京京劇界名角如譚鑫培、王瑤卿、王晦芳、楊小朵等來唱堂會，好不熱鬧。

這種悠閒又嬉鬧的生活深深地感染了袁世凱，以致後來到中南海居仁堂裡他仍保持著這樣的習慣：每日公餘到晚間，袁率全家人去逛花園，進晚餐，與在洹上村時情形相同。

1911年，由清貴少壯派組成的清廷，慢慢地顯出能力低下的毛病。所以，留在位子上的袁黨老部下慢慢地開始想到袁世凱。最初一兩個人偶然路過，參見參見、拜訪拜訪，後來大家成群結隊地找上門來。

當然，沒有攝政王載灃的默許，誰也不敢上門。載灃家的兄弟仨並不恨袁世凱本人，載濤還和袁世凱一同視察過新軍訓練，袁世凱肯定會利用這個機會，極力討好載濤。他們恨的是重兵在握的袁世凱、飛揚跋扈的憲政派領袖袁世凱。現在袁世凱老實了，軍權也沒了，平民一個。奉命前去護衛實則監視的袁得亮被袁世凱的糖衣炮彈拉下了水，不但沒有實情報告中央，還替袁說好話，甚至還把北京的肅親王派密探到河南的消息漏給「同宗」的袁世凱。

迷術數，信風水

袁世凱沒有儒家的政治信仰，就信仰歪門邪道，如章太炎所說：能合其眾而不能自將也。乎力不足者，必營於禨祥術數。這也是他沒有信仰做精神支柱的後果。袁世凱走上稱帝敗亡之道，他的迷信術數、癡迷風水是一劑效力強大的迷幻劑。他身邊鼓動他復辟帝制的人最初就是用這些神鬼之道來誘惑他的。

袁世凱篤信風水陰陽堪輿之術，這和他自身的經歷有很大淵源。袁世凱晚年每次去宮中奏對回來，總是要有好幾天感到體氣虛弱、身體不適。後來有個風水先生告訴他，宮中召對的那個殿堂方位正好和他的命相相剋，所以應該盡量少去。袁世凱信以為真，後來果然再也沒有這樣的事。因為有此一說，所以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後，甚至當皇帝的時候，都沒有要清室退出故宮來讓自己「坐龍廷」，而是自己搬到中南海去住。

袁世凱有一個非常珍貴的慈禧太后賞賜的翡翠壺。一次，丫環在袁世凱室內將這壺打碎了。袁世凱的姨太太為了息事寧人，教這丫環如此如此應對。當袁世凱醒來，看到地上的碎片，震怒異常，問怎麼回事。丫環戰戰兢兢，說不敢說。袁世凱大聲喝問，丫環才說：「進來時受了一嚇，因為看到大總統床上睡的不是大總統！」袁世凱大怒，反問道：「不是我睡在床上，那還有誰！」丫環這才滿面驚恐地說：「看到床上躺著的是一隻大老虎！」袁世凱聞聽此言，面色陰晴不定，半晌，喝了一聲：「胡說！」然後，吩咐丫環此事再也不許跟別人提起，還賞了她幾兩銀子。姨太太知道此計定能奏效，因為袁世凱相信這些神道故事，他相信自己天命所歸，必有這些徵候，就像漢高祖夢白蛇一樣。而且的確有算命先生告訴他，根據他的面相和八字，他是龍虎之命，必定有登九五之尊的一天。袁世凱五短身材，加上那兩撇很有特色的「虎鬚」，的確有點像蹲在地上的老虎，袁世凱很是得意。這還是袁世凱當上大總統之前的事，所以袁世凱成了民國元首以後，覺得算命先生有先見之明，他對命相之說更加相信。他最喜歡的擺設就是一塊兩丈餘長的吊睛白額東北虎虎皮（由張作霖進獻），他將虎皮鋪在太師椅上，常常躺在上面神思遐想，得意洋洋，做著「龍虎之命」的美夢。到了1915年5月籌安會成立，袁世凱帝制自為的跡象非常明顯的時候，四川碰巧發現一個溶洞裡有兩條嵌在洞壁上的恐龍化石，有些利祿熏心之徒就趁機打電報向袁世凱勸進，說這是真龍天子出世的祥瑞之兆，當然這「真龍天子」就是袁世凱。袁氏居然深信不疑，還為此專門撥出幾十萬元的經費來修繕保護。到了後來，他教訓女兒讀書的口頭禪，由「再不好好讀書，不給你飯吃」，變成了「要好好讀書，都要當公主啦」。對於當皇帝一事，其得意之狀難以掩飾。

但論起袁世凱的長相，與其說像虎，不如說更像「蛙」。

1915年春，稱帝前夕，袁世凱生父袁保中墓側突然長出一根紫籐，有一丈多長，蜿蜒盤繞，狀若龍型。袁世凱便命長子袁克定前往視察。袁克定回老家看到以後，來信說：「是籐滋長甚速，已粗愈兒臂，且色顏如血。或天命所歸，而降此瑞驗耶！」於是這更堅定了袁世凱稱帝之決心。

在籌備復辟帝制期間，袁世凱曾請一位著名的星象家測字，他寫的是一個「袁」字。星象家說：「此字是喜字頭，哀字尾——」還沒說完，袁世凱惡其言太不吉祥，不讓他再說下去，又將其招入密室，命其再佔文王課。卜算的結果是：姜太公80遇文王之象。袁世凱以為這是暗示袁氏天下只有80年，心甚不樂。其實這個星象家也真非凡品，算得甚是「靈驗」，前者是歡歡喜喜坐基等朝，悲悲哀哀下台結尾；後者80年也沒有，只當了83天皇帝，前後相應，沒有什麼誤差。

注重細節，記憶超強

我們常說待人接物要注重細節，袁世凱在這方面毫不遜色。

袁世凱出身卑微，連個秀才功名都沒有，也就是連「學」都沒有「進」過，但他最終位列軍機，爵封宮保，在有清一代的漢臣中，以他的出身做到這一地步是絕無僅有的。他初出茅廬的時候，謙卑下抑，感人至深。可一有小權就耍權弄計，飛揚跋扈。在遭人嫉恨算計之後，卻又幡然變計，盡改前轍，以謙下待人為能事。即使後來他官封督撫，仍謙恭得不近常情而近乎諂媚。他也練就了一番圓融通透的交結手段，使得任何權位不如他的人都受寵若驚，而權位高於他的人則心胸舒泰，極為受用。至於權位和他相當的人物，只要有可能，他也絕不放過任何示好的機會。他贏得別人好感的秘訣在於「以小見大」，以一些不起眼的細節和小事來打動人心。

袁世凱記憶力驚人，對人名地名和別人的性情喜好天生敏感。任何人，哪怕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多年後袁世凱還能一見面就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別人的籍貫郡望，甚至當年見面的某些細節。這等本事常常讓與袁結識過的人心中暗暗吃驚，既感到受尊重，又覺得此人精明不可欺。他對自己倚重的各種關係人物的性情愛好也摸得熟透。像吃飯這樣的小事，他在家吃飯吃到一個紅燒大蹄膀，會吩咐侍從端一碗送到馮國璋家裡，交代說：「大總統用飯時，想起這個菜馮將軍也愛吃，所以送過來讓將軍嘗一嘗。」甚至他早上吃個奶酪，也會吩咐送一份到馮國璋家裡。有這樣的上司，部下只要有點血性，誰還不心懷感激？

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袁世凱的顧問莫理循和英國駐華大使朱爾典都提到袁世凱是一個很有修養、待人親切的政治家，因為他不管多忙，在會見外賓的時候總是能夠一口叫出這些外國人的英文名字，開心地和這些客人回憶曾經一起度過的歡樂時光。袁世凱對外文一竅不通，記住這麼多彼此相差無幾的外國人的名字和面孔而不混淆，這一點殊為不易，換了別人恐怕就做不到。這些外國人見慣了頑固排外的清廷大臣，忽然碰到這樣一位對他們念茲在茲的可人，心中的新鮮感和對袁的好感自不待言，所以他們總是在不違背自己國家利益的基礎上予袁世凱以支持，他們相信袁世凱是他們真正西方意義上的「朋友」——可以在彬彬有禮地做朋友的同時，赤裸裸地爭奪利益，面無愧色地做各種上不得檯面的交易。這一點卻的確是袁的特長。

其實，政治家中博聞強記、精力過人的人很多，但如何將這種驚人的記憶力派上最佳的用場？袁世凱做出了最好的表率：在見面的時候一口叫出人家的暱稱，有時比腦子裡裝一堆軍國大事還重要。讓別人覺得自己在你心中至關重要，這是贏得別人好感的不二法門。而在一般交往中，將和他人相關的細節記住並讓別人知道你記住了，那麼他無法不被你的「深情」所感動。做到這一點難嗎？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只要有心。

對於那些地位比自己卑微的人，絕對不能有所輕視，對高高在上的人來說只是一顆小石子的小事，在別人心裡卻可以激起千重巨浪，因為每個人的處境都不一樣。所以，種下一點點輕視，可能收穫如山的路障；而撒下一點點尊重，則常常收穫千鈞的感激和意想不到的厚利。

袁世凱和慈禧太后的大管家李蓮英是結拜兄弟，按道理有此內應，他對一般的內廷太監就沒什麼好巴結的了。但袁世凱不同一般的地方就在這裡，他絕對不會因為自己手裡握了王牌，就看不上小牌。他是一個優秀棋手，每一個棋子他都能派上用場。庚子事變（1900年）後，張勳帶領宿衛營負責守衛頤和園，和給慈禧太后兼辦支房（即賬房）的寵信太監馬賓廷交誼密切，袁和張都與馬是盟兄弟。有一天，袁與張同到頤和園，張在前行，馬賓廷迎出來，招手讓張進其住房，張說：「宮保還在後頭呢！」馬就在院中待袁，袁到，先跪單腿向馬請安。照例，大臣沒有先給太監請安的。這個事情，多少年後馬賓廷的後人還念念不忘，馬賓廷當年的感激可想而知。

馬賓廷的感激有什麼價值？讓我們來看看官場中一個不變的規則：在權力場中，越是接近權力核心的人，獲得的權力越大，而晚清的權力中心無疑是那個常在頤和園遊山玩水的「老佛爺」。要接近這位「老佛爺」，唯一的途徑就是「投其所好」，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知其「所好」，這種珍貴的信息，就只能由「老佛爺」周圍的一幫人提供。所以，袁世凱得慈禧歡心的秘訣，就在他對馬賓廷的那一跪之中。

像馬賓廷、李蓮英這樣的人對袁世凱來說真是「妙用無窮」。因為恪於禮制，當時大臣召對時，都得埋頭跪地，不敢抬頭看皇上和太后，這樣大臣召對時就難以從太后的表情來揣測她的喜怒。袁世凱和李蓮英約定，袁低頭看李蓮英的雙腳，他雙腳叉開，就是老佛爺很喜歡聽這樣的話；雙腳併攏就是太后不高興了，不要再說。袁世凱就是這樣來揣摩慈禧太后的心意，當然「應對無不稱旨」。

做人做事有餘地

權力是一種無形的力，而政壇就是由這些大大小小、來自不同方向的力道組成的權力場。真正的官場高手一定是一個「太極妙手」，懂得借力打力，懂得化剛為柔，懂得隱忍不發，懂得靜中有動、動中有靜。

袁世凱能夠在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做到左右逢源、借力打力，關鍵就是他堅持「做人做事不做絕」的原則，他絕對不願意把自己置於非此即彼的選擇困境中，也絕對避免「背水一戰」這樣沒有轉圜餘地的「死地」，他的政治策略中，甚至沒有「置之死地而後生」這樣的觀念。袁世凱政治上最擅長的就是在各種勢力之間縱橫捭闔，合縱連橫，陽予陰取，上下其手。他是渾水摸魚的老手，水越混，則他摸魚的興致越高、心思越敏、手段越靈。

1900年，義和團運動引起「庚子事變」。這時候慈禧憑借義和團愚昧地向十一國列強宣戰，還要求地方督撫出兵「勤王」。袁當時是山東巡撫，又手握精銳重兵，不出兵吧，得罪慈禧後果不堪設想；出兵吧，不只引火燒身，而且他算準清廷無取勝之可能，到時候八國聯軍「秋後算賬」受不了。所以，他兩方面都不得罪。對慈禧，一方面派一小部軍隊慢慢「星夜馳往直隸」勤王，另一方面是輸銀輸餉，以及綾羅綢緞等各種奢侈品，使她即使倉皇逃命的時候還能保住一點體面，滿足她窮奢極欲的虛榮心理。在慈禧迴鑾的路上，袁世凱又是花車又是別館地迎候。慈禧太后的第一輛汽車，就是袁世凱進貢的。可惜慈禧覺得司機竟坐到她前面，這不成體統，所以只用來做擺設，但她心裡對這新奇玩意還是興致勃勃的，對袁世凱的活絡心思也就高看一眼。對外洋列強，則是飭令山東州縣官員，用軍隊保障教士教民的性命財產，讓洋人找不到尋釁借口。這一策略極為成功。慈禧對袁世凱的另眼相待是經歷庚子事變之後，而八國聯軍認為袁是方面大員中強有力的「朋友」，對他讚賞備至。反觀當時和袁處在相同處境的其他督撫，都沒有袁世凱做的這麼天衣無縫。那幾個和袁一樣手握重兵的將領如聶士成、董福祥、宋慶，於大局是一葉障目，於小節是膠柱鼓瑟，聽命於慈禧太后的賭氣指示去和八國聯軍打無把握之仗，結果敗得一塌糊塗，不止把手裡的軍隊折騰得一乾二淨，而且自己也沒討到好——聶士成一代名將被義和團亂刀砍死，董福祥戰後成了戰犯被剝奪軍權，其部隊解散，宋慶部則潰不成軍了，因此慈禧對他再無借重之處。倒是袁世凱，手裡的軍隊成了清廷唯一可依賴的精銳了。而那些督撫們，在這兵荒馬亂、自顧不暇的時節，誰也沒有想到如袁世凱這樣如此「盡心」孝敬慈禧。由此可見，袁世凱在大局中靈活處置、掌握主動的策略收效不可謂不顯著。

到辛亥年武昌起義以後，天下局勢已成瓦解，各種政治勢力風起雲湧，政事軍情瞬息萬變，革命黨、清廷和立憲黨均無力收拾殘局，只有請袁世凱出山來擺平。這時候的袁世凱真可謂「眾望所歸」，但他牢牢握住兵權之後，對哪一方都不完全支持，也不完全反對，而是左顧右盼，左右開弓，一方面對清廷信誓旦旦表達自己的忠肝義膽，同時以革命黨的勢力和要求來要挾清廷，一方面則對革命黨表示民心思安，天下為重，而又以清廷的要求來壓制革命黨，還充分利用立憲黨在其中做穿花蝴蝶，穿針引線，終於取得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子。這一幕大戲，演得是起承轉合、跌宕起伏兼有聲有色，的確是袁世凱一生中耍權弄術的經典之作。可惜袁世凱身邊有些人不明白袁世凱種種舉措的妙處，覺得他做事不像以前有決斷了。袁聽了不免得意地向這些人解釋：「你們知道拔樹的辦法嗎？專用猛力去拔，是無法把樹根拔出來的，如果硬來，樹一定會斷折。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左右搖撼不已，才能把樹根的泥土鬆動，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樹，還是二百多年的老樹，要想拔這棵又大又老的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今天的忽進忽退就是在搖撼大樹，現在泥土已經鬆動了，大樹不久也就會拔出來的。」

在戊戌變法中，他最初也是秉持靈活機動的策略，而且極為成功。雖然他有段時期被慈禧太后目為維新黨，而且康梁一黨對他的確也倚為腹心，連政變這樣大逆不道的事也請他參與，但袁世凱在保守派和洋務派那裡也很吃得開，至少是他們極力拉攏的對象。榮祿對他的器重和保全是不用說了，李鴻章這一洋務派大佬則從一開始就不遺餘力地推崇他，而李鴻藻作為清流派的首領，對洋務派李鴻章的政見和為人向來不齒，但對袁世凱這一「李鴻章的人」居然也讚賞備至。

春節與元宵

春節是中國的傳統佳節，有關資料記載，春節在中國已經有4000多年的歷史。然而，現行「春節」稱謂才有98年歷史。

中華民族傳統曆法歲首正月初一，現今無論中國還是海外華人都統一稱為「春節」，但在中國歷史上卻稱之為「元旦」。宋人吳自牧在《夢粱錄》中說：「正月朔日，謂之元旦，俗稱為新年。」

據《史記》載，夏代元旦為正月初一；殷商定在十二月初一；周代提前至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再提前至十月初一為元旦，直至西漢初期。到漢武帝時頒行《太初歷》，才恢復夏代的以正月初一為元旦。以後歷代相沿未改，所以這個曆法又叫「夏歷」，今俗稱為農曆。

中國歷史上早有「春節」，不過指的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立春」，這在《後漢書·楊震傳》中有載：「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征也。」到南北朝時，「春節」是泛指整個春季。而把正月初一定為「春節」，是辛亥革命以後的事。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在南京宣佈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隨即宣佈中國廢除舊歷採用陽曆(即公歷)，用民國紀年。這樣做帶有改朝換代重新確立「皇歷」的傳統，同時也蘊含著與封建王朝徹底決裂的含義。

不料，孫中山的這個建議，民間一時沒有接受，於是民間同時流行了兩種曆法，陰曆和陽曆。當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間仍然過了傳統新年，其他傳統節日也照舊。

1913年(民國二年)7月，當時北京(民國)政府任內務總長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呈上一份四時節假的報告稱：我國舊俗，每年四時令節，即應明文規定，擬請定陰曆元旦為春節，端午為夏節，中秋為秋節，冬至為冬節，凡我國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員，亦准假一日。

但袁世凱只批准以正月初一為春節(因當時是「五族共和」，端午等漢族節日列為全國節日不妥)，同意春節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開始實行。自此，夏歷歲首就由以往的「元旦」改成了「春節」。

由於這個「春節」是袁世凱批准的，許多倒袁人士，都拒絕過這個春節。孫中山在1924年還提出過廢除這個節日。但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清朝的遺老遺少們不同意，對孫中山不滿的人也不同意。

1930年，南京政府為了適應當時世界上風行的改歷潮流，一些改歷人士重新提出，先過「元旦」新年，後過「春節」舊年，新年在前，舊年在後，十分荒唐。南京政府頒行政令，宣佈廢除舊歷和「禁過舊年」。這個政令一頒布，立刻引起很多人的反對，掀起了新一輪的反對國民黨的熱潮。結果，國民政府不但沒有把舊歷新年禁下來，而且還招來了國內許多反對的聲音。

「春節」從「過年而不過節」，經袁世凱批准後，莫名其妙地變成了一個「盛大的傳統節日」。90多年來，中國人都重視民族傳統的新年，把春節當作真正的「年」來過。人們接受「春節」稱謂，是因為它既區別了公歷新年元旦，又因其在「立春」前後，「春節」表示春天的到來或開始，與歲首之意相合。

元宵節的應節食物是湯圓，湯圓的別名也叫做「元宵」。袁世凱因「元宵」諧音「袁消」，認為不大吉利，於是在他登基做洪憲皇帝那年，就明令公佈，不准百姓叫「湯圓」為「元宵」；同時又下令要把「元宵節」正名為「上元節」。

原來，袁世凱竊取政權後，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導致他疑神疑鬼。有一天他突然聽到了街上小販在吆喝「賣元宵」，袁世凱一聽，「元宵」不就是「袁消」嗎？這是要消滅我袁世凱啊！可他又沒辦法禁止人們在正月十五吃元宵，怎麼辦呢？苦思冥想之後，袁世凱乾脆來了個掩耳盜鈴：下令從1913年正月十五日起，正式改「元宵」為「湯圓」，小販們叫賣湯圓，聽起來就不那麼刺耳了！

袁世凱是順耳了，可全國人民卻不幹了，尤其是革命勢力控制的南方各省，根本就不理袁世凱這一套，1913年正月十五，南京夫子廟的大街上熙熙攘攘，車水馬龍，小販們照舊扯開了喉嚨：「賣元宵啦，賣元宵啦！」引得人們紛紛購買。執勤的警察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任不管，因為誰都知道，老袁復辟是逆歷史潮流，不會長久。

果然，袁世凱在做了83天皇帝夢後一命嗚呼，「賣元宵」的吆喝聲卻在今天還能聽到。

時人因袁世凱取消「元宵」，作了一首兒歌諷刺他：袁總統，立洪憲，正月十五稱上元；大總統，真聖賢，大頭抵銅角，元宵改湯圓。

矮人也有女人緣

相貌上，袁世凱先天不足。所以他一生什麼都被人編排，就一點沒人詬病，即從未有過桃色緋聞。說來還得歸功於他長得不帥。

儘管相貌不佳，讀書不多，既無高度又遜風度，但袁世凱久處市井，歷練江湖，深諳市井風俗，為人處世上，既不違人情，又頗合事理，加之機心綿密，善於權變，所以官場上，巧於應付，拿捏尺度，自顯英雄風采；情場上，體貼人意，不乏溫度，一點不缺女人緣。

袁世凱生命中的女人，明裡暗裡，大大小小，前前後後，十多位如夫人，可謂艷福不淺。

袁世凱的九位小妾中有三位來自妓院(大姨太、六姨太、八姨太)。

袁世凱的妾更多的來源於自家的女婢，是在長期主僕生活中慢慢建立感情的。

從女婢走入袁世凱個人生活的有五位(二姨太、三姨太、四姨太，七姨太是大姨太的女婢，九姨太是五姨太的女婢)。

儘管袁世凱長得不帥，這些女人與他結緣都是「先結婚，後戀愛」，但袁世凱自有他的魅力，女人們大都念著他的好而在情感上臣服於他。

查一查袁世凱的一妻九妾，四姨太為他殉節，吞金立死。三姨太吞金後，傷身，三個月後死。七姨太因為懷孕，有孕乃大，被勸下，沒死成。一個女人肯為一個男人拋棄生命，你能說這裡只是金錢的關係？說明袁世凱在她們心裡是有份量的。

袁世凱管理妻妾隊伍是有一套的，最主要的一點是一碗水端平。不似光緒皇帝那樣偏心眼，專寵珍妃一個。

錢財利益方面，七子袁克齊說：

我父親對待她們，都一例看待。無論分物或給錢，沒有偏輕偏重的情況。因此一家向稱平安，爭吵的事情，我一次也沒見過。

我記得三庶母想買一副金鐲子，父親說，好！每人一副，一個人買是不行的。月錢數目，各房一律，誰也不能多拿。

家中存款折子向由我母親保管，父親的圖章由五庶母存著。家中用錢，我母親向父親報告數目後，就拿去請五庶母蓋章，到銀行去取。取出後交賬房按月錢數目發放。

如果庶母們誰要犯了錯誤，父親除當面訓斥外，還要看情節輕重，停發一月或數月月錢。有一次九庶母與人賭博，就被停發兩月月錢。

按規則辦事，走程序，不偏不倚，這就消除了妻妾隊伍中「患不均」、嫉妒可能造成的不穩定因素。

其二是袁世凱讓這些女人有事幹。女人沒事幹，三個女人就是一台戲，東家長西家短地整天搬弄是非。

袁世凱採用綿裡藏針法，讓大姨太場面上出風頭，二姨太管錢財(前期)和燒菜。三姨太能歌善舞，彈琴(七絃琴)唱歌，五姨太管隊伍建設。

不同於前面幾位過了更年期的姨太太，六、七、八、九姨太太白天學文化，栽桑養蠶繅絲織綢，晚上值班伺候。

大家都在忙，閒事兒就少。

袁世凱對待妻妾特別鬼的地方就是投其所好，對症下藥。不知是真是假，據說袁世凱好上了二姨太的熏魚，二姨太美得什麼似的，每天用高粱米和芝麻養蟹，變著法子改善伙食。五姨太楊氏從小跟爹做小買賣，擅長理財，袁世凱就讓其管錢。還假裝糊塗讓五姨太每天從預算裡扣點兒小錢，自得其樂。什麼都拿不出手的那幾位，就讓她們學英語，學填詞，酬酢唱和，吟風弄月。

看來，讀懂人心、善解人意的男人，從來都不缺乏魅力。

段祺瑞：六不總理，圍棋功臣

段祺瑞信佛吃素，為人嚴肅刻板，不苟言笑。生活儉樸，無積蓄房產，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人稱「六不總理」；一生酷愛圍棋，資助過大批圍棋手，被稱作「中國圍棋的大後台」，還好打牌；段祺瑞喜用私人，剛愎自用。通電逼迫清帝退位、抵制袁世凱稱帝和討伐張勳復辟，三造共和。

學藝克虜伯

從1872年到1875年，洋務派用4年的時間，在各地選拔120名11~15歲的中國幼童分批送往美國留學。曾國藩、李鴻章向清廷陳述：中國欲自強，唯有學習西人的先進經驗。西人的堅船利炮，背後有天文、地理、數學、製造等先進技術做強大後盾。因此應當選拔人才，直接到先進國家內部去追本求源。

雖然這些幼童「計回華之日，各幼童不過三十上下，年方力強，正可及時報效」，但畢竟是長線的計劃——15年風雲不定的歲月，實在是太漫長了。這對於當時身處「數千年之未有之變局」的李鴻章來說，的確是遠水救不了近渴。

作為短期的救急方法之一，李鴻章率先在淮軍中組建了有近代意義的新式炮營，採用克虜伯後膛鋼炮裝備。洋務派並不是一味盲目崇拜德國大炮，而是做了一番精心的比較研究。李鴻章1874年在給清廷的關於海防的奏折中提到了自己的研究心得：「查炮位一項，德國全用後膛，英國全用前膛，俄法則小炮多後膛、大炮多前膛，美國仍用老式滑膛。其中著名廠商，德國曰克虜伯，專造後膛全鋼之炮。」他在給醇親王的信中談道：「唯德國克虜伯四磅鋼炮可以命中致遠，質堅體輕，用馬拖拉，行走如飛，現在俄德英法各國平地戰陣皆以此器為最利。」

大量購買克虜伯新式兵器固然正確，然「有器尤須有人」，從天津大沽口炮台到海南秀英炮台，這18400多公里海岸線，無數的海防大炮，需要有多少諳悉西方火炮長技的人才？所以當克虜伯的使者瑞乃爾1870年帶著他的大炮來到山東登榮水師的時候，李鴻章立刻聘他為教官。

1872年，李鴻章再托克虜伯公司推薦人員來華任職，指導淮軍炮營操練德軍炮法。1876年，又精心安排了查連標、卞長勝等7名中國士官帶足夠用3年的筆、墨、硯台到柏林軍事學院留學。他們學成回國後，被派到淮軍各炮營當教練，有的後來成為頗有成就的軍事科技人才。

李鴻章的克虜伯情結，對中國近現代史產生了極深遠的影響。從洋務運動到抗戰爆發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德之間的軍事交往從來就沒中斷過。

1886年，李鴻章來到段祺瑞就學的天津武備學堂考察，其目的是為了選拔若干像查連標、卞長勝等有著戎馬生涯經歷，能在短短二三年學期內取得「立竿見影」留學效果的武弁。考察的第一課目是：炮兵學員做炮擊海面活動浮靶匯報，這給了段祺瑞脫穎而出的機會。

段祺瑞是唐太尉段秀實的第38世孫，祖籍為江西波陽。1865年3月6日出生於六安，1870年遷到安徽肥西縣陶崗村定居。1872年，段祺瑞隨祖父段佩在江蘇宿遷兵營裡讀私塾。1883年10月，段祺瑞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天津武備學堂的炮兵專業。

因為當時學生都懾於李鴻章的威嚴，為此，首次開炮的學員，從第一炮到第六炮都沒打中浮靶。李鴻章勃然大怒！

輪到段祺瑞指揮打靶，他沉著冷靜、篤定指揮，第一炮就打中浮靶，緊接著連續快速幾炮都每發必中。

李鴻章得知指揮員是安徽老鄉，其祖父等家族成員都曾是自己手下的淮軍官兵，非常高興。接著又當面考了一些軍事試題，段都對答如流。李鴻章興奮得擊節稱讚，當即表揚段祺瑞是「熟知軍事，俾易造就」，是可用之才。

1887年夏季，李鴻章親赴天津武備學堂主持第一屆學員的畢業考試，段祺瑞以最優等的成績畢業。李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讚揚段祺瑞等學生「各項操法，一律嫻熟，試以炮台工程做法及測繪，無不洞悉要領……」

1888年冬天，五位赴德國留學生的學員名單呈送到李鴻章的手中審批。可是，李在這份留學德國的學生名單裡，竟然看不到段祺瑞的名字。李鴻章認真審視了片刻，大筆一揮，將其中一名山東籍學生的名字劃掉，換上了段祺瑞。

1889年春天，段祺瑞告別妻子和僅有一週歲的兒子，和其他四個同學來到德國柏林陸軍學院，學習軍事理論和各種操練課程。一年後，他們又奉命到魯爾區埃森克虜伯兵工廠，進行火炮實習。

克虜伯兵工廠生產的各種威力巨大的先進火炮，讓他們真正感受到「師夷長技」的魅力。為了使自己的國家擺脫落後挨打、備受屈辱的局面，他們拚命用功學習。

弗裡茨·克虜伯從留德督學蔭昌轉交的李鴻章的信函裡，知道這批學生是中國的精英。但因為忙於公務，始終無法抽身前往探望。當他知道這些學生的聰穎與吃苦精神事跡後，便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親自前往梅噴射擊場教授課程。

1890年春天，清廷特使洪春代表皇帝前往德國埃森探望留學生。段祺瑞及其同學以嫻熟的技術操演了各種口徑的克虜伯大炮，並以優秀的測距、瞄準、射擊成績，獲得洪春和弗裡茨·克虜伯的讚賞。

完成學業後，四位同學都先後回國，段祺瑞又奉命留在克虜伯兵工廠學習彈殼加工、炮管膛削、銑磨來福線、澆鑄優質鋼、檢驗鋼材壓力、拉力試驗，各類火炮的型制構造、使用和保養等課程。

1890年冬天，25歲的段祺瑞自德國歸來，當他前來跪叩李鴻章之際，心裡一陣驚惶。李用凌厲的目光審視他後腦勺上的長辮並沒有造假之後，才和顏悅色地說：「你的責任是報效國家而不是剪辮子！」段祺瑞滿臉羞愧。因為在留學時，他曾一度想剪掉被外國人恥笑的辮子。

不久，段祺瑞被李鴻章簡派為北洋軍械局要員。1891年被調回威海，任隨營教習五年之久。

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之戰時，段祺瑞帶領武備學堂的學生幫助威海衛守軍搬運炮彈，並親自操炮與日軍展開殊死激戰。

1895年12月，段祺瑞隨袁世凱到天津小站編練新軍，任炮兵營統帶，隨營學堂總辦兼炮科班監督和總教習，培養出中國第一支野戰炮兵部隊並任司令。

三一八：民國最黑暗的一天

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區委、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組織學生聯合會等60多個團體和北京的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醫科大學、交通大學、工業大學、清華學校、農業大學、法政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燕京大學、中法大學、美術專門學校、通才商業學校、大女附中、藝文中學(現二十八中)、志成中學(現三十五中)等數十所高等、中等學校的學生以及京綏鐵路及財政部印刷局的一些工人市民等各界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北方區黨委書記李大釗的領導下，在天安門前舉行遊行集會。廣場北面，臨時搭建的主席台上懸掛著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和他撰寫的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台前橫幅上寫著「北京各界堅決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會場懸掛「駁復列強最後通牒」、「撤退外國兵艦」等標語和請願受傷代表的血衣，血衣上書「段祺瑞鐵蹄下之血」八個大字。上午九時許，近兩萬北京愛國青年和各界人士從四面八方彙集到天安門廣場。一時間，人聲鼎沸，群情激奮，歌聲口號聲不絕於耳。徐謙、李大釗、顧孟余等人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由北京學聯領導人楊景山(北京大學學生、中共黨員，後與李大釗同志一起被敵人殺害)、姚宗賢(中共黨員，北京美專學生，北京學聯負責人之一，當天被打死)等主持，抗議日本軍艦侵入大沽口、炮轟國民軍，聲討英美日等八國無理通牒中國的罪行。大會主席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委員中俄大學校長徐謙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他深刻地指出：「八國最後通牒支援奉系軍閥，助長中國內亂。它借口維護《辛丑條約》，但它的苛刻程度，又遠遠超過《辛丑條約》。它要求雙方停止戰事和撤除障礙，實際上就是要我們不還手，《辛丑條約》哪有這樣的規定!我們要求政府堅決拒絕最後通牒，還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廣場上與會民眾群情沸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堅決抵制最後通牒」等口號此起彼伏。大會通過了《反對列強最後通牒國民大會致八國公使書》，以及八項決議案。

段祺瑞政府派代表到天安門國民大會上，對17日衛隊行兇事件表示歉意，但沒能平息與會愛國青年的憤怒。會後，由2000多名滿懷愛國義憤的群眾組成的遊行示威大軍鬥志昂揚地向段祺瑞執政府行進，要求面見段祺瑞請願。由共產黨員王一飛擔任遊行總指揮，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等都參加了遊行。或有老成者害怕政府會彈壓，李大釗登高疾呼，「大家不要害怕，他們不敢把我們怎麼樣!」遊行隊伍綿延數里，人們手執小旗，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和賣國賊!」「反對賣國投降!」「堅決抵制最後通牒！」「驅逐八國公使!」等口號，經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然後進入鐵獅子胡同東口。在行經街道路口時，市民們湧向前來鼓掌致意，有的還加入到遊行隊伍中。

當3000人遊行隊伍到達鐵獅子胡同執政府的院內後，與手持步槍、棍棒、大刀的武裝衛隊嚴陣對峙。正在執政府裡面開例會的總理及總長們被遊行隊伍的聲勢嚇得面面相覷，全體沒了主意，便匆匆散會，只留下一個秘書長應付。遊行組織方派安體誠等五人為代表向帶崗守衛的軍官說明，要求段祺瑞、賈德耀面見群眾代表，並提出了條件，要求政府驅逐八國公使，要求八國政府向我道歉，陣亡的國民軍將士出殯日各駐華機關要下半旗志哀。等了半小時，一個軍官出來說：「執政有病休息，不在這裡。」接著又用威脅的口吻說，「你們趕快走開吧。」代表們仍然心平氣和，一再說明請願只是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這個軍官拒不答覆。正在吉兆胡同家中的段祺瑞並沒有來執政府接見遊行群眾。代表們出來向眾人報告交涉情況，群情激奮，要求去吉兆胡同段宅找段祺瑞。在執政府院內越來越激憤的對峙中，逐漸演變成了摩擦，摩擦點燃了火花。據事後執政府含糊其辭地宣稱，示威者中有人執帶鐵釘的棍子並搶士兵的槍，導致衛隊開槍。示威者則說是執政府門樓的窗戶裡向外叭、叭、叭地放了三槍(手槍或信號槍聲)，在衛隊旅長指揮下，大門口的衛隊在不做任何警告的情況下立即行動，東西兩轅門的衛兵也同時開槍，竟向手無寸鐵的學生排槍平射。一時警笛狂鳴，槍聲密如連珠，槍彈直向群眾飛來。一批批手無寸鐵的群眾倒在血泊之中。周圍胡同伏兵四起，手持大刀、棍棒，騎著高頭大馬的劊子手追打、砍殺學生，演出了一場血肉飛濺的流血慘劇，群眾相互救援，拚力反抗，也有不少人是在躲避槍彈時「被群眾擠倒後踏死或踏傷」，不到200平方米的空場，剎那間變成了屍山血海。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自治會主席，年僅22歲的劉和珍當時剪了髮辮，由於留短髮的女生並不多，因此她成為敵人射擊的目標。子彈從劉和珍背部射入，斜穿心肺，她仍然頑強地挺起身子，對前來救護的同學說：「你們快走吧，不要管我。」這時，反動軍警又用木棍猛打，致使劉和珍終慘遭毒手。她的校友楊德群見她倒下，便不顧一切前來搶救，也被子彈擊中，殘忍的軍警又向她頭部、胸部猛擊兩棍，致使她當場英勇犧牲。在這場持續半小時之久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共有26人當場死亡，重傷200餘人，送醫院搶救無效又死亡21人，共47人犧牲。當日的死者中，還有兩個警察廳的便衣和一個執政府的衛士。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

慘案發生後，社會各界大為震驚，無不為段祺瑞執政府屠殺手無寸鐵的愛國群眾的獸行而發指。在這次慘案中，據目擊者稱，軍警放槍前後均以吹哨為準，所有死者都是彈從背部或腦後穿入而致死。由此可見，這是一次有計劃、有預謀的屠殺。「三一八」慘案是人類世界的大恥辱，就連當時帝國主義的報紙——《泰晤士報》，也稱之「獸性」的「驚人慘案」。

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頓足長歎：「一世清名，毀於一旦!」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兇手，表示願承擔全部的責任，親自慰問和撫恤遇難學生家長，從未阻止新聞界報道事件經過，他又宣佈自己決定終身食素，以示對這場殺戮的懺悔。慘案發生後十年中，段都不吃葷腥，至死不改。

「三一八慘案」以後，段祺瑞徹底失去了民心。

嚴謹治家，一生清廉

段祺瑞先後娶了兩房太太和五房姨太太，第一位太太吳氏去世後，留下一兒一女。第二位太太張蘅，也就是袁世凱的乾女兒，生了四個女兒。而他的五房姨太太，都是張夫人先後為段祺瑞討進門的。張夫人因為沒有兒子，生怕別人說她不夠賢惠，不得已而為之。

大姨太陳氏，早在1914年便過世了，留下一兒一女均不幸早夭折；二姨太邊氏只生了一個女兒；三姨太和四姨太都姓劉，僕人們稱她們為劉三、劉四。五姨太姓李，便順著稱為李五。這三個姨太出身都很低微，都是花錢買進門的。

段祺瑞脾氣很大，在家中說一不二，對夫人、姨太太要求很嚴，但從某種角度來說，他的治家卻很失敗。他本人素有「六不總理」之稱，即不貪污肥己、不賣官鬻爵、不抽大煙、不酗酒、不嫖娼、不賭錢。他尤其痛恨抽大煙，沒想到他的夫人、姨太太個個背著他抽大煙。

段祺瑞下野之初，住在天津日租界須磨街他的部下魏宗瀚的公館裡，第二年應皖系下屬田中玉之邀赴大連療養，隨行的有張夫人和二姨太。留在家裡的幾個姨太沒了管束，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偷偷溜出去看電影、聽戲、划船、逛市場，四處招蜂引蝶，常常半夜三更才回公館。

段祺瑞返回天津後，突然發現家裡有什麼不對勁。下人在竊竊私語，三姨太和四姨太說話總是躲躲閃閃。有天夜裡段祺瑞睡不著，一個人起來到院子裡散步，正好撞到三姨太從外面歸來。當時段祺瑞的驚愕無異於見到了外星人，他完全沒有想到自己的女人竟然打扮得像歌女，而且夜半歸來！

三姨太也驚呆了，嚇壞了。她瞭解段祺瑞的脾氣，知道等待自己的凶多吉少。段祺瑞注視著三姨太，照著三姨太的臉一掌打過去，呵斥道：「不要臉的東西！」

第二天，段祺瑞吩咐張夫人將三姨太送回在北京的娘家。張夫人早已聽說了三姨太和四姨太的風流韻事，只是一直瞞著段祺瑞。以段祺瑞的脾氣，她擔心會鬧出什麼大事。如今見段祺瑞如此冷靜，倒也放下心來。只是三姨太哭著鬧著不肯離去，讓她有些於心不忍。

送走了三姨太，不久四姨太的風流韻事又傳了出來，段祺瑞一怒之下又將四姨太休掉，打發回了娘家。

對於子女，段祺瑞更是要求嚴格，而且從不給什麼特殊照顧。吳夫人所生長子段宏業，從小寄養在親戚家，十幾歲才回到段祺瑞身邊，雖然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但與段祺瑞一樣，十分喜愛圍棋，是當時圍棋界裡響噹噹的人物。但段祺瑞仍沒有為他的前途鋪平道路，而是教育他從最底層做起，靠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向高處攀登。

段祺瑞治家嚴明，夫人姨太太子女都不得干預公事。有一次一個姨太太想替一位老媽子的親戚謀個差使，在段祺瑞面前求情，段祺瑞一聽氣得鼻子都歪了，怒斥道：「你想買官嗎？得了人家多少錢，快說！」

這位姨太太委屈得當場就流下了眼淚，但段祺瑞毫無憐香惜玉之情，又將她狠狠訓斥一番才罷休。從此，家中再也沒有人敢向段祺瑞求情。

段祺瑞當官以後，合肥老家經常來人拜訪，目的是想求他給謀個好差使，段祺瑞一概不予辦理，只是好吃好喝地招待這些親戚幾日，然後給些錢將他們打發走。就連他的胞弟段啟甫上門，他也是毫無情面。當時他已任國務總理，安排個差使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但段祺瑞認為段啟甫不是做官的料，對他說：「你不適合做官，還是給你一筆錢，回家做個買賣吧。」

因此，段祺瑞的親朋好友中很少有做官和發大財的，這在當時的軍政要員中極為罕見。

唯一的一次破例，是段祺瑞為他的一個遠房侄子安排了事由。他見那個侄子能吃苦，是個可造之材，就給他謀了個軍校的勤雜工。出乎段祺瑞意料的是，這個侄子沒當幾天勤雜工，很快被升為軍需採辦。這不是因為他個人有什麼能力，而是因為他是段祺瑞的親戚，軍校負責人處處巴結他，心甘情願把這個肥缺送給他。

這個侄子當上軍需採辦後，異常高興，決心盡職盡責做好這份工作，可每天看著從自己手中流過的白花花的銀子，他很快便把持不住，手腳變得不乾淨起來。直到撈足了油水，他才想到這一切都是沾了族叔的光，於是決定登門拜訪段祺瑞。

一進段府，這位侄子看到一位婦女正和一個米販子討價還價。婦女雖衣著普通，但言談舉止很不一般，一看就是段府女主人。這位侄子不由得暗暗吃驚，想不到族叔做了那麼大的官，家裡買米還要如此算計。

這位侄子沒有進去拜見族叔，而是轉身離開了段府。第二天，他帶著一輛大車來到段府，車上裝滿了米面油鹽、雞鴨魚肉等食物。他向段祺瑞的續絃夫人張蘅做了自我介紹，然後說：「以後我每月都來送食物，您再也不用和那些小販子討價還價了！」臨走前，他還特意囑咐張夫人，不要將此事告知族叔，他早就聽說段祺瑞不收禮，擔心這些東西被送回。

可是段祺瑞治家甚嚴，張夫人豈敢隱瞞，當天晚上便將此事告訴了段祺瑞，段祺瑞聽後立即火冒三丈：「這小子哪來這麼多錢？還要每月都送，我倒要看看他這些錢是哪兒來的！」

不久後，段祺瑞到軍校視察，特意向學員們打聽伙食問題，學員們普遍反映菜種單一，而且不新鮮，米也不好。段祺瑞氣呼呼地來到伙房一看，果然如學員們所說，他立刻叫來軍需主任，劈頭就是一頓臭罵。軍需主任哆哆嗦嗦，只是囁嚅道：「這不關我的事，這不關我的事……」再問他，他又說不知道，氣得段祺瑞吼道：「不知道是吧，那就給我拖出去打50軍棍！」

這話果然見效，軍需主任立刻口齒清晰地供出段祺瑞的侄子，並拿出賬本給段祺瑞過目。段祺瑞早就對他侄子有所懷疑，如今人證物證俱在，立刻叫人把他侄子綁了來，「賞」了他100軍棍。100軍棍足以要人性命，幸虧執行人手下留情，這個侄子才保住性命，但也因此落下終身殘疾。

打完侄子，段祺瑞又做出一項驚人之舉，他不顧別人勸阻，主動走進禁閉室，不吃不喝地在裡面待了整整兩天，以懲罰自己任用私人。

而段祺瑞本人也從不收禮。一次，江蘇督軍齊燮元送給他一個精緻的圍屏，圍屏上鑲有各種寶石，五顏六色，光彩奪目，一看就知價值不菲。段家的人看了都愛不釋手，甚至半夜裡偷偷起來玩賞。可第二天早上，段祺瑞見到圍屏，只是淡淡地掃了一眼，就叫人給齊燮元送回去了。

還有一次，張作霖給段祺瑞送來一些東北特產，並不是多麼值錢的東西，但段祺瑞死活不肯收，最後在張作霖的副官一再懇求下，才收下兩條江魚。唯獨有一次馮玉祥送來一個大南瓜，段祺瑞非常喜歡，破例沒有送回。逢年過節時，按照習俗，給段祺瑞送禮的人更是絡繹不絕，但段祺瑞只是在每人的禮品中挑一樣最不值錢的留下，其餘的一概退回。

段祺瑞一生清廉，沒有購置過一處房產和地產，甚至連合肥老家也沒有一處住房，在北京住的房子是袁世凱贈送的，到天津之初，住的是他的部下魏宗瀚的公館。後來搬出日租界，租住在英租界47號一套房租較低的住宅中。

近代圍棋大後台

段祺瑞平時喜歡念佛經、搓麻將，再就是下圍棋。而對圍棋入迷的程度，連他的心腹徐樹錚也每有微詞，認為他玩物喪志。他怎麼會迷上圍棋，今已無從查考，興許是同他青少年的生活環境有關。段祺瑞生於安徽六安，童年跟隨祖父在江蘇宿遷讀書，稍長便移居合肥。晚清到民國初，合肥一帶圍棋頗為興旺。比段祺瑞稍大的合肥人劉銘傳，是清代官僚中屈指可數的圍棋高手，他的對局棋譜流傳至今；與段氏同時代的圍棋名手張樂山，也是合肥人；而合肥望族李氏（李鴻章一族）門中更不乏圍棋好手，如李子干、李戚如在光緒、宣統年間均有弈名，他們常邀各地名手至合肥交流，並在合肥組織棋社，結納棋友。段少年在弈風甚盛的環境中長大，後來又為李鴻章所賞識而出國學軍事，與圍棋結上緣也就不足為奇了。

段祺瑞不僅自己嗜棋，他的子侄也喜歡下圍棋。長子段宏業的棋藝水平比他的老子還要高。在民國初期頗有點名氣，當時次一級的國手如吳祥麟等還非他敵手，後來日本人曾授之以段位。金山人顧水如，棋藝最負盛名，初到北京遇到的強勁對手也就是他。段祺瑞好勝，輸棋便不高興，別人同他下棋總是手下留情。段宏業是個花花公子，染有抽鴉片的惡習，段氏本來就不喜歡他。父子對弈，不講什麼情面，段祺瑞一輸棋，常瞪眼斥責他：「沒出息，就只會下棋！」20年代前後，段宏業當上天津正豐煤礦總經理，養尊處優，棋也少下了。段祺瑞身邊還有一個人，當時與孫科、張學良、盧小嘉齊名被稱為「四大公子」之一的段宏綱。此人是段祺瑞二弟碧清之子，從小就跟隨段祺瑞，後曾入保定軍官學校讀書。老段認為他為人忠實可靠，視之如己出，段府內外不少事務多由他出面辦理，有的史家往往誤以為是老段的嫡子。他的棋藝比段宏業差，同段祺瑞差不多。

段氏一家三人既然都愛下圍棋，出入的棋客也便多了，一些拉幫結派、趨炎附勢而又附庸風雅之輩也常來湊熱鬧，段府儼然成了個圍棋俱樂部。每有重要圍棋活動，一些知名人士如任中國銀行總裁的王克敏，前清十代肅親王、入民國後任民政大臣的善耆，曾任直隸總督的楊士驤的兄弟楊士驄，大富豪李律閣等等，都紛紛出面捧場，這對於圍棋活動的開展自然有利。

圍棋起源於我國，清中葉以後日漸衰落，遠遠落在日本的後面，到清末民初是一個新舊交替的轉折時期。在這個時期，段祺瑞利用自己的權勢，資助圍棋棋手，推進中外圍棋的交流，確實起過積極作用。

清代官僚大多夜郎自大，段祺瑞開頭對日本圍棋的水平並不知其底細，光緒末年充任保定軍官學堂總辦的時候，常與僑居保定一帶的日本人下棋，這些人原是一般圍棋業餘愛好者，段與之對局常勝，由此總認為日本圍棋水平不高。有一回，來了個名為中島比多吉的日本業餘棋手，非常輕鬆地贏了段祺瑞，在場觀戰的日本人趁機宣傳日本圍棋強於中國，段自知技不如人又不服氣，邀了北京的幾位名手才擊敗中島。中島這個人頗機靈，過了一個月，摸清中國棋手的招數，逐漸又居上風。段再約當時的一流名手張樂山、汪雲峰到保定與之對陣，才把中島壓了下去。

說段祺瑞為中國圍棋事業干了好事的另一側面是資助一批圍棋名手，使他們有條件增進自己的棋藝。<a href=http://www.uu158.com/>文人小說下載</a>

圍棋易學難精，要精於此道，得下功夫，這就得有個安定的生活條件。清末民初，民不聊生，一些圍棋名手鮮有生活優裕的。入民國後的10年間，段祺瑞權勢日隆，對圍棋的興趣有增無減，他先後設於北京五堂子胡同及府學胡同的府邸，進出的棋手極多。段氏資助這些人大體上有兩種方式：一是掛虛職、支幹薪；二是對局時給獎金。據說，段府每個月用之於圍棋的開支常超出千元。

天才棋手吳清源的出道，也同段祺瑞有關。

吳清源，福建人，祖父曾做過浙江道台，家境原極富有，後家道日漸衰微，父親一死，生計更為困難。吳一家喜棋，吳清源從小學棋，棋藝進步神速，9歲便同一些國手對局。1925年春，吳清源才11歲，「棋顧問」顧水如領他去見段祺瑞，推薦說，吳清源是塊罕見的好材料，因父親新喪，全家在京難以維持生活，其舅父擬帶他回福建另謀出路，這一來很可能荒廢棋藝，實在可惜。過了幾天段祺瑞想試試這孩子到底有多少份量，便招吳讓兩子對局。一般棋手同段祺瑞下棋大都讓他贏，一個10來歲的孩子哪裡理會這一套，又何況論棋藝段祺瑞根本不是這孩子的對手。對局時，吳清源殺得他「屍橫遍野」，潰不成軍。老段輸得那叫一個慘，心情十分惡劣，整整一天不再會客。不過，雖然如此，吳清源並沒有因此受到冷遇，段祺瑞照樣每月撥款100元作為「學費」，讓吳繼續留京下棋，並經常出入段府。那時，雇個傭人，每月只需要付2元錢工鈿，100元是個不小的數目。1928年，吳清源東渡日本，成長為一名傑出的棋手，獨步棋壇20年，號稱「昭和年代棋聖」，至今仍是圍棋界仰慕的人物。他回顧自己的經歷，還常提起那件往事。

1926年，段祺瑞下台後，手頭漸漸拮据起來，接濟圍棋棋手自然不可能那麼闊綽了，但畢竟還有點餘威。1928年秋天，蔣介石曾派隨行人員吳忠信奔赴天津，代他向段祺瑞請安。這一方面是因為蔣早年在保定軍校修業，是段的門生，盡「師生之誼」；另一方面自然是因為皖系還有潛在勢力，借段這塊招牌可以用來籠絡一批軍閥。吳忠信到段府見到段的境況，回南京向蔣稟報，蔣當時便撥款2萬元給了段祺瑞，而後數年陸續的撥款為數也不下數萬元。段祺瑞在經濟方面有「後盾」，與之往來的棋客自然也依然如故。

段祺瑞到上海定居是在1933年初。「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擔心日本侵略者與國內軍閥相勾結，特派遣親信錢某持由他簽署的信件到天津，請段祺瑞南下「頤養」，以便隨時「商談國是」。段祺瑞遂南來，隨行者有吳光新、魏宗瀚以及段宏綱等，1月24日到達上海，定居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上海新村」一帶，當時這個地方有草坪10餘畝，房屋10餘間。

上海自民國以來，圍棋已經有比較好的基礎，圍繞地方富豪張靜江、張澹如周圍早就有一批棋客，北方棋界的「大後台」段祺瑞的到來，更使這個地方的圍棋興盛起來。北方圍棋名手劉棣懷早在段祺瑞下野之後就南遷上海了，北方棋界精英雷溥華、王幼宸、余冠周等也赴上海交流棋藝，就連年近古稀的棋壇元老汪雲峰也曾一度南來上海。至於顧水如，仍是段府的常客，自己還在私宅辦起「上海弈社」，青年棋手過惕生當他的得力助手，由他引薦也成為段府的常客。30年代中期，上海迅速取代北京，成為全國圍棋名手彙集的中心。

段祺瑞在天津時已患有神經性關節炎、染過猩紅熱，到上海那年已是69歲的老人，鬚髮全白，體力日漸衰弱，但生活習慣仍與天津時無異，每天早起誦經、下棋，有時也約客打麻將。1934年春夏之交，他患了嚴重的潰瘍，大量出血，經宏恩醫院（今華東醫院）搶救，雖然免於一死，精神卻十分萎靡了。就在這一年5月，日本著名棋手木谷實（當時六段）、吳清源（當時五段，尚未入日本籍）一行來滬訪問。吳清源與木谷實是日本棋界的兩顆巨星，所向披靡，少有敵手，當時上海自然無人可以同他們下對子局的。吳清源不忘故舊，造訪段祺瑞，一個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一個是老態龍鍾的遺老，兩人相遇，感慨萬千，他們再次推枰對坐，手談一局，結果吳清源卻以小敗終局。段祺瑞心中明白：這一局以尊敬長者為目的的「交際棋」，大概是對他當年慘敗的一種安慰吧！

這一年夏天，應蔣介石之邀，段祺瑞曾前往廬山避暑，隨行者有段宏綱與顧水如。段見蔣，曾談及圍棋，並提到吳清源，說起這位稀有的天才有可能加入日本籍，將是中國的一大損失，應設法召吳回國，指導國人棋藝，否則日本圍棋越來越強，中國會越來越落後。蔣介石當面唯唯，其實當時他哪有心思辦這類事，結果也就不了了之。

一生天津緣

1885年，正處於洋務運動中的清廷，秉承「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理念，在天津開辦了北洋武備學堂。時任直隸總督兼洋務大臣的李鴻章一手促成了此事。

學堂的第一批學員，多是從淮軍中選拔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之一。學堂分步、馬、炮、工程四科，段祺瑞被分在了炮兵科。

官方在這所學校裡下了大力氣，教員多是從德國退役軍官裡聘請，學習的內容中西結合，十分全面，從歷史、地理這些基礎課程，到兵法、圖上戰術這些軍事課程，都要涉及，對當年的學生們來說，可謂一場考驗。

段祺瑞顯然經受住了這樣的考驗，幾年後他以「最優等」的成績從學堂畢業，不久就被選派到德國去進行深造，進入柏林軍校，仍然進行炮兵的相關學習。在德國期間，他曾經有機會到世界知名的克虜伯兵工廠實習，大開了眼界。

在德國學習後，段祺瑞返回國內，在威海武備學堂擔任教師。但他與北洋武備學堂的關聯還沒有斷開。

北洋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後來多成為新軍中的重要人物，除段祺瑞之外，馮國璋、王士珍、曹錕、吳佩孚等悉數畢業於此，其中馮國璋、段祺瑞與王士珍，後來曾分別擔任民國總統、總理、總長，被稱為「北洋三傑」。

在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後，學堂被焚燬。到了20世紀初的幾個年頭，由於北洋軍擴充迅速，對軍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袁世凱便決定著手恢復北洋武備學堂，承辦此事的正是段祺瑞。

從德國回來後，段祺瑞雖在威海任教，卻一直未受重用。他的仕途轉而變得順利，也與天津有關，源於小站練兵。

清朝在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讓整個國家改變了重文輕武的觀念。在戰爭尚未結束的時候，朝廷就派廣西按察使胡燏棻招募新兵進行訓練。胡燏棻招募了近五千人，組成了十營「定武軍」，駐兵地點就在天津的小站。

但很快胡燏棻就另有任用，在榮祿、李鴻章、翁同龢等人的保奏下，袁世凱走馬上任。

定武軍屬於新軍，必須要由懂得新的軍事知識的人來訓練。於是袁世凱選中了那些曾從武備學堂畢業的人。最初他選中了王士珍與一個叫梁華殿的人，誰知不巧的是，梁華殿到小站不久，就在一次夜間操練時失足溺水而亡。隨後，袁世凱又物色了兩人，就是馮國璋與段祺瑞。

此時，袁世凱已經將「定武軍」更名為「新建陸軍」，人數也擴充到了七千多，和當年武備學堂的配置一樣，分步、馬、炮、工程四個兵種。段祺瑞到了小站後，被任命為炮兵營管帶兼炮兵學堂監督。

據民國知名記者陶菊隱在他的專著《武夫當國》中記載，1901年，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的時候，在保定設立了督練公所，主持訓練新軍的事務，下設三個處，段祺瑞就擔任參謀處總辦。

由於此時袁世凱已經成為北洋大臣，因此他的部隊被稱為「北洋新軍」。袁世凱對段祺瑞很器重，陶菊隱在書中稱，袁氏曾特意關照、幫助段祺瑞成為北洋軍第三協的協統，也就是新軍中的高級將領。

在段祺瑞的人生中，袁世凱有著重要的影響，清廷覆滅，民國建立後，段祺瑞先後擔任過陸軍總長、代理國務總理等要職。但兩人的關係也存在波折，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主張對日立場強硬的段祺瑞與袁世凱產生分歧。當時日本報紙稱兩人即將決裂，段祺瑞【wＷw.ＷＲsＨu.cＯm】一度發表闢謠電報，稱其「挑撥離間」。但之後不久，袁世凱就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陸軍總長職務。隨後袁世凱稱帝，段祺瑞被「打入冷宮」，直到袁世凱被迫取消洪憲帝制，為了對付南方的護國軍時，才又請段祺瑞出山挽回局面。

段祺瑞一生，曾幾次退居天津。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成為大總統，段祺瑞擔任國務總理，兩人分庭抗禮，先後在國務秘書長人選、是否對一戰中的德國宣戰等問題上產生矛盾，被稱為「府院之爭」。

1917年3月4日，在與黎元洪鬧翻後，段祺瑞負氣來到天津，經馮國璋勸說後返回北京。到了5月份，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總理職務，段再次離京到天津，並通電表示不承認黎元洪的命令。但這一次兩人的紛爭，竟意外地給了張勳機會，導致了後來復辟鬧劇的出現。當年7月，在擊退了張勳，將馮國璋迎進北京就任大總統後，段祺瑞在天津重獲了他的總理職務。

段祺瑞第二次退居津門，是在1920年直皖戰爭失敗以後，而後於1924年11月返京就任臨時執政。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段祺瑞通電下野，再次寓居於天津，就住在今天的鞍山道38號。

對於段祺瑞在天津的生活，他的外孫女袁迪新曾對媒體有過詳細的講述：「每天早上起來，外公頭件事便是唸經誦佛，待吃過早飯，他的老部下王揖唐便過來，幫他整理編選歷年來的詩文，準備刊印一部《正道居集》。午睡之後，外公照例是下圍棋，晚上打麻將。」

袁迪新曾在雜誌上披露，段家在天津的生活相當好，她「在天津過著『什麼都吃過，什麼都見過』的大小姐生活」。但在物質生活之外，段祺瑞也很重視家教，聘請家庭教師給後輩教授英語。

段祺瑞在天津時也未置身政事之外，而且歷史的風雲變幻也似乎總不會遺漏他的身影。

隨著日本人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段祺瑞在天津的生活也漸漸受到了影響。日本關東軍頭子土肥原賢二就曾幾度到天津密晤段祺瑞，打算讓他出面組織一個華北政權，並表示願意鼎力支持。

但段祺瑞顯然不願意與日本人合作。與此同時，蔣介石得知消息後，派人專程赴津，請段祺瑞南下，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1933年1月，段祺瑞乘車前往南京。抵達之時，蔣介石給予他極高待遇——蔣氏本人親自前往迎接。而段祺瑞隨後也公開表示：「當此共赴國難之際，政府既有整個禦侮方針和辦法，無論朝野，皆應一致起為後援……」

此後，段祺瑞一直居於南方，直到1936年去世，再也未回過天津。

吃齋念佛為哪般

段祺瑞下野之後，即在家裡辟了一間佛堂，清晨起來，焚香誦經，吃齋念佛，表示自此不再問世事了。

當時段的親信勒雲鵬、吳光新等人也和他一起念佛。段祺瑞最愛吃南方的豆豉，吃齋之後，豆豉更成了他每餐必不可少的佳餚。他還令人養了幾隻母雞，以備他吃雞蛋，但他不准在這群雞內有公雞，他說這樣的蛋是「素蛋」，素蛋才可以吃。

時天津有不少小廟，亦有幾個較大的寺院，如大悲院、海光寺、河北大寺等，都香火甚旺，居士很多。北洋軍閥時期，一些被打倒失敗下台的軍閥、官僚、政客和被推翻的清王朝王公權貴、遺老、太監等，多避於天津做寓公。

段吃齋念佛，並沒有做到四大皆空、看破紅塵，只不過是以此作為蟄居的幌子。每有他的學生、舊部來公館看他，說到國內遍地烽煙，人民塗炭，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並說若收拾這盤殘局，使老百姓能過個太平日子，還非老帥東山再起不可，這時，段雖然嘴上不說甚，臉上卻露出笑容。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馮玉祥於陣前倒戈，回師北京，推翻了曹錕的總統寶座，電邀孫中山北上，段見出山的時機已到，便重新集結皖系勢力，並與盤踞在江蘇、湖北的直系殘存勢力拉關係。段在馮玉祥、張作霖和直系殘存勢力的擁戴下，被推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11月24日，段在京就職，組成了臨時政府。

段執政再次進入北京後，雖然執政府設在鐵獅子胡同陸軍部的舊址，但他的住宅卻設在了南門倉的新公館。段的這個公館是數年前開始修建的。其地皮原是清朝一位王侯的府邸，段請風水先生看後，風水先生說這塊地皮風水不錯，段便下令於此修公館，並請了一個叫魏延平的工程師畫圖監工。公館前後有四個大院，還有若干跨院。東面有個不大不小的花園。裡面有座小樓。後邊還有座大花園，園內有假山，通後花園有條河。這座公館建成後，段還沒有搬進去，就發生了戰事，段又逃回了天津，此次出山，就住在這所新的公館內，花園的小樓成了他誦經的靜室。段雖然重新執政，然依然吃齋念佛論道。

馮國璋：畢生不忘和平統一

馮國璋由一介書生而入武林，讀文史後再習軍事。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經歷了數次戰爭，其中親自參與的就有中日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進京等戰事。作為一個有著遠大抱負並接受現代思想的知識分子，或是身為一名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軍事將領，馮國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銳的見解，屢屢向上司和清廷進言，並且一直身體力行地為「國家海禁開，東方大事起」這一宏願而盡心盡力。

追隨聶士成

1894年6月，馮國璋隨聶將軍入朝鮮御日，當時的清政府並未看清日本出兵朝鮮的真正目的是為入侵中國做準備，同年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武器落後，且寡不敵眾，加上清軍主帥葉志超懦弱無能，儘管聶士成將軍身先士卒，馮國璋亦作戰勇猛，淮軍在裝備先進的日本軍隊大舉進攻前毫無抵抗之力，血戰中的聶將軍不得不帶著士兵們節節敗退。這是被打著跑、跑著打的一場慘烈戰爭。

據《年譜》記載：1895年10月，「馮國璋與其護兵閻升以一匹馬強渡過江」。日本人多，兵器又好，清軍戰敗了，馮國璋只得跟著往回跑。馮國璋和他的衛兵閻升一起往北跑到了鴨綠江邊，正愁著沒法過河，忽然從小樹林裡斜著跑過來一匹灰黃色的小馬，這可救了兩個人的命。馮國璋和閻升拽著馬尾巴過了河。這匹馬是匹母馬，從此成了馮家的功臣，以後就由專人照看起來。

清朝末年，馮國璋回到聶士成將軍的部隊，隨聶將軍扼守摩天嶺三個月。在此期間，馮國璋隨聶將軍一起對日軍打過一次勝仗。當時在摩天嶺，聶將軍帶領的軍隊是在孤立無援的危難情況下對敵作戰。馮國璋利用所學軍事知識，建議聶將軍在多處插立清軍旗幟，布下兵眾將廣的疑陣迷惑日軍，又在險要處設重兵截擊敵人，這是對兵法上的「虛實並舉」、「聲東擊西」戰術的運用，最後等到了援軍打敗了日寇。這在當時的東北戰場上，是唯一的一支戰勝日軍的隊伍。為此聶將軍立下了戰功，馮國璋亦功不可沒。經過甲午之戰，馮國璋已成為聶將軍的心腹愛將。

然而，當時對日作戰的失敗局勢已是不可逆轉了。在遼東半島失守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月末，馮國璋隨聶將軍駐守山海關。這時馮國璋因對日作戰勇敢有功，已從五品提升為聶軍軍械局督辦。

馮國璋曾兩次被派往日本考察軍事。第一次是1895年4月，馮國璋作為武官隨裕庚出使日本考察軍事。裕庚是馮國璋在武備學堂的老師，很器重馮國璋。馮國璋在日本大開眼界，認識了幾位日本的軍事人才，向他們學習。還考察了日本的現代軍事科學及訓練方法和理論。回來後整理出版了好幾本兵書。

作為甲午戰爭的親歷者，戰敗的教訓使馮國璋早有改練新軍的思想，所以到了日本，他特別注意考察現代軍事。日本軍隊的訓練、裝備、戰術等，都是他考察、學習的目標。馮國璋對裕庚說：如今是洋槍洋炮時代，大刀長矛怎麼和人家打，所以甲午才打敗仗。學生以為中國必須練新軍，都得變，不變則亡。裕庚很同意馮國璋的想法，說朝廷裡現在也有人有這個想法。第二次，清政府派馮國璋與朝廷官員鐵良、風山再次赴日考察軍事。通過兩次考察，馮國璋在現代軍事科學上的認知都有很大提升。

1896年末，清廷決定任用袁世凱去小站督練新軍。馮國璋在武備學堂的老同學王士珍、段祺瑞等都到了小站，這使得馮國璋非常動心，但又感苦惱。這是因為馮國璋雖然很想去小站參練新軍，但因聶將軍對他有知遇之恩。儘管聶將軍也很明白編練新軍的道理，馮國璋不忍提出離開的要求。後來還是蔭昌大力推薦，袁世凱也一再向聶將軍要人，聶將軍才把馮國璋送去了小站。臨走時，兩人是揮淚而別。

到了小站，袁世凱親切禮貌地接待了馮國璋。有記載說袁世凱視馮國璋的幾冊兵書為「鴻寶也」，並說「學界之子無逾公者」。馮國璋與袁世凱生於同年，並長袁數月(袁生於1859年9月16日，即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凱擅禮賢下士，不久便對馮國璋以「四哥」相稱，並把新軍操練、營務等事完全放手交給了馮國璋與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張勳、段芝貴、阮忠樞等人。馮國璋在小站很努力，又和王士珍、段祺瑞合編了23冊新的練兵教科書，這些兵書成為清末我國軍事學校編練新軍的主要教材。三人在袁世凱手下做出了成績，連德國教官都表示讚賞，後來這三人被稱作「北洋三傑」。

「斂財只因太窮」

馮國璋當大總統的時候鬧了一個大笑話，這就是「賣魚事件」。

據傳，中南海的魚是前代皇家所放養，其中還有一條三尺長的紅魚和一條大鯉魚，上面繫著金圈，掛著金牌，一向就不曾為人所捕撈。馮國璋入主中南海後，派人將湖中的魚一網打盡，然後命人在市場上高價賣出，一時間北京各飯莊都在叫賣「總統魚」，而所售之款盡入了馮國璋的私人腰包。當時有人寫了一個對子嘲諷說：「宰相東陵伐木，元首南海賣魚!」

當然，在軍閥混戰時期，民國的大總統也確實不好做，因為各地稅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開口問中央要錢的卻多如牛毛。由於政局不穩，民國政府除了袁世凱時期有兩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時間都是靠舉債度日。

馮玉祥在他的回憶錄裡就曾記載，黎元洪做總統的時候經常抱怨：「唉，總統真不是人當的，這個月我又賠了3萬多!這樣計算，我每年就要賠上36萬。長此以往，我實在不能支持了。唉，你們看，這個月，我的煤礦股票和鹽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賠貼光了。東也捐款，西也募錢，叫人無法應付。每月進個十萬八萬，僅只捐款一項，就不夠開銷!」

民國政府的收入不穩定，也難免要影響到總統的個人利益。馮國璋做地方大員的時候，對財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總統其實是名義好聽，一旦經濟匱乏，沒錢可花，那時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馮國璋在入京代理大總統前特別向段祺瑞提了一個條件，那就是將崇文門監督一職要到自己名下，因為崇文門監督是個肥缺，每個月可以穩定地收到20萬元商業稅，可供總統府的開支。

但是，一個月區區20萬的收入固然可以解決總統府的開支，但對於很多國務大事來說是無濟於事的。因此，馮國璋也難免像黎元洪一樣，有時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據馮國璋的幕僚惲寶惠回憶，為了錢的事情，馮國璋還與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鬧過彆扭。

事情是這樣的，王士珍當時做總理，馮國璋想讓他派個人到廣西督軍陸榮廷那裡去調停一下南北衝突，但王士珍請示川資如何開銷的時候，馮國璋卻又不肯出這筆錢，而是讓國務院自己去解決。王士珍聽後，私下裡大發脾氣，他憤憤地說：「這件事還不為的是他，我又不貪圖什麼!我一天到晚狗顛屁股垂似的，為的是誰?這一點錢，他還不往外拿!」

最後，這筆款項還是由國務院開銷，但王士珍對馮國璋的吝嗇意見很大，這大概也是他總理沒干多長時間的原因之一吧。

馮國璋喜歡斂財，這和他的經歷有一定關係。馮國璋從小生活艱辛，因而對錢的事情看得比較重，和袁世凱、段祺瑞這些人比，他算是一個愛財的人。在清末民初時期，正是民族工商業發展迅速的時候，馮國璋和其他同時期的大人物一樣，也利用多年積蓄的余財進行多方投資，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間縣詩經村購置了大量地產，又與張謇合辦了佔地數十萬畝的鹽墾公司，還在開灤煤礦、啟新洋灰公司、中華匯業銀行等處多有投資。雖然部分投資也有虧損失敗，但總的來說，馮國璋從中還是獲利頗大。

對於馮國璋身為地方大員甚至國家元首仍舊顧及私利的情況，當時有人指責他「擅自封殖」，馮國璋便為自己辯解道：「項城雄主，吾學蕭何田宅自肥之計，多為商業，以塞忌者之口耳。」有意思的是，馮國璋給自己刻了一個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溫飽。可真正的事實恐非如此。

當然，馮國璋經營多種商業也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在發達顯貴之後，有些親戚、同鄉、朋友前來投奔，並希望他能安排個差使。馮國璋不好直接拒絕，但又不能給這些人安排官職，因此他通過投資經營一些商業來安排這些人，也算是公私兩分。據說，馮國璋在南京的時候，他軍隊裡的後勤供給，比如軍糧、服裝等，大多是由他自己經營的商業來供應。但是，他經營的那些商業大都任用私人，一旦馮國璋失去權勢，難免陷入困境。

當然，馮國璋也不是一味地吝嗇，對於常年跟隨自己的親隨，他還是多有饋贈的。比如他的幕僚惲寶惠就曾說，馮國璋曾經給過手下親信師景雲8000大洋，讓他拿去侍奉老母親，而惲寶惠在其父親生病的時候，他本人也收到過馮國璋8000大洋。惲寶惠跟隨馮國璋多年，他也感歎地說，像馮國璋這樣一個把錢看得很重的人，能夠拿出這樣一個款數來給他和師景雲，真算得上是難得了。

馮國璋去世後，留下遺產300萬元，這些錢是馮國璋多年的儲蓄和投資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馮國璋雖喜斂財，倒也無貪贓枉法之名。馮國璋死後，喪事和遺產分配都是委託給老友王士珍來負責，在王士珍的主持下，這些錢都按不同的份額分給了他的子女。

禁軍統領

武昌起義後，馮國璋率軍攻克漢口，由此被清廷授予了二等男爵。據說，馮國璋在得知自己封爵後，竟然感動得大哭起來，說：「想不到我一個窮小子，現在竟然封了爵，這真是天恩高厚，一定要為朝廷效力！」

在攻下漢口之後，馮國璋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世凱請命，要求一舉拿下漢陽和武昌，建立不世功勳。令他沒想到的是，袁世凱此時卻將他調回京城，出任禁衛軍統領。

在馮國璋剛立下赫赫戰功的情況下，袁世凱將他調任禁衛軍統領既名正言順，又具有「一石二鳥」之功效。所幸的是，原統領良弼在被排擠出禁衛軍不久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袁世凱也就順利地通過馮國璋加強了對禁衛軍的控制。

在清帝接受優待條件並答應退位後，馮國璋便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去向禁衛軍的官兵解釋並加以安撫。禁衛軍大都是滿人，他們一是忠於清廷，二是擔心清帝退位後軍隊會被解散，從而影響到自己及其家人的生計。因此，要是馮國璋處理不好，很有可能會引發兵變，甚至影響到清帝退位的進程和京城的穩定與安全。

1912年2月初，正當禁衛軍的官兵議論紛紛的時候，馮國璋來到駐地並命令吹號集合，他要親自向官兵們宣佈清帝退位的優待條件和禁衛軍的安置問題。吹號後，全體官兵集合在操場，操場的前面則擺著三張大方桌，其中一張疊在上面，並在旁邊放了接腳的椅子，以臨時搭一個高台，方便馮國璋向官兵們講話。

在全鎮官兵按照步、馬、炮、工程、輜重營的順序列隊後，馮國璋便拿著一張紙捲上了台，他先掃視了一下列隊的官兵，隨後開始講話：「我今天來，是和大家說一件要緊的事。大家知道，袁總理是主張君主立憲的，我也是向來贊成君主立憲。但現在獨立的省份太多了，要打起來，兵力不敷使用，軍餉也沒有著落，外國人又不肯借給我們錢。現在隆裕皇太后下了懿旨，說要將國體問題交給國民大會公決，但現在的局勢已經是萬分危險了，就算我們禁衛軍的官兵拼著性命去打，那護衛皇宮和保衛京師的責任又交給誰？」

看到下面已經有動靜後，馮國璋趕緊展開那張紙捲開始念：「現在，總理大臣已經和民軍商定了優待條件：皇太后和皇帝的尊號、滿族和蒙族的待遇，還有我們禁衛軍的一切，一概不動……」

當馮國璋念到「大清皇帝辭位」的時候，隊伍裡立刻出現了不小的騷動，一些旗兵嘴裡雖然沒有說什麼，但臉上無疑是那種又驚又愕的表情；而一些人乾脆就抹開了眼淚。隨著馮國璋越往下念，隊伍的騷動情況就越嚴重，很多官兵都已經脫離了原本整齊的隊列，開始相互議論並發表自己的意見，其中也不乏憤怒的舉動。唯獨屹然不動的，是由漢人組成的步隊第四標，他們仍舊整齊地列隊站著，絲毫不為所動，表現出無動於衷的表情。

馮國璋在念完優待條件後，見隊伍已經凌亂，便大聲宣佈：「我剛才所說的事情，不論官長士兵，有什麼話都可以跟我說，你們大家可以推選幾個代表，請代表上前五步，由他們代大家申述意見。」

過了一會兒，隊列裡走出幾個代表。他們提了兩個問題，一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安全，馮總統（禁衛軍的統領當時稱總統）是否能夠擔保？二是禁衛軍今後歸陸軍部編製了，會不會取消？馮總統能不能對此擔負完全責任？

馮國璋聽後，立刻上台答覆說：「兩宮的安全，我馮某敢以身家性命擔保！並且，我敢擔保兩宮絕不離開宮禁，仍舊由我們禁衛軍照常護衛。至於我們禁衛軍，不論我今後調任什麼職務、走到任何地方，我保證永遠不和你們脫離關係！」→文·冇·人·冇·書·冇·屋←

在代表們歸隊後，隊伍的騷動仍舊沒有完全平息下來。這時，馮國璋急中生智，他再次跳上高台，大聲對下面說：「我還有話跟大家說！」這時，協統姚寶來、王廷楨趕緊對自己的隊伍高喊一聲：「立正！」

在隊伍稍微安定了一點後，馮國璋便大聲道：「現在你們不管是正目還是兵，趕緊推選出兩個人來，今天就發給他們每人一把手槍，並且從今天起就跟隨在我的左右，以後不論在家出外，只要發現我和革命黨有勾結的情形，准許這兩個人立刻把我打死，並且不許我的家屬報復。」

旗兵們聽了這話後，當場便推選出兩個人。這兩個人都是步隊裡的正目（即班長），一個叫福喜，一個叫德祿。兩個人來到馮國璋面前，馮國璋對隨從幕僚說：「今天就到鎮司令部擬兩份命令，委派這兩個人做本處的副官，領兩支手槍，並按每月50兩銀子支餉。」

這事辦好之後，隊伍才安靜了下來，馮國璋也算是鬆了口氣。他回到鎮司令部後，一屁股坐在沙發上，只「唉」地長歎了口氣，一言不發。情勢所逼，馮國璋當時的心情，既覺得自己對不起清廷，又不得不做了袁世凱的馴服工具，畢竟袁世凱對他也是有知遇之恩的啊！

在沉默的氣氛中，馮國璋隨後便離開了鎮司令部。從此後，馮國璋的身邊便多了兩個拿手槍的旗兵，他們不但跟著馮國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而且真的是馮國璋去哪裡都跟著，這種情形一直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據稱，當時禁衛軍的軍心確實是不穩的，特別是在宣佈優待條件的時候，旗兵們覺得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如果不是馮國璋的靈機一動，當時發生什麼事情還真不好說。

五將軍密電

袁世凱爬上總統寶座，還嫌不過癮，又產生了做皇帝的野心。當馮國璋獲悉袁氏父子在京策劃帝制的消息後，十分驚訝。經與周夫人商量，決定進京瞭解內幕，於是於1915年6月親赴北京謁袁。馮問：「外間有總統要改帝制的傳說，不知確否?」袁答：「華符，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說，歷史上開創之主，年皆不過50，我已是將近60歲的人了，鬢髮盡白，精力也不如昔。大凡想做皇帝的人，必須有個好兒子，克繩基業，我長子克定腳有毛病，是個無用的跛子，次子克文只想做個名士，三四子都是紈褲，更沒出息。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個是我的繼承人呢?將來只能招禍，不會有好處的。」還說什麼他已在英國倫敦買好了房子，如果國人逼他做皇帝，他就去英國當寓公。馮見袁世凱如此信誓旦旦，也就信以為真了。然而正當袁「指天誓日，力辯無其事」的同時，他的親信左右卻正在積極籌備帝制。馮回到南京後，北京「籌安會」即公開鼓吹恢復帝制，馮國璋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只得去密電向反對帝制的總統府機要局局長張一磨詢問，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覆。馮國璋深感受騙，便憤憤不平地說：「他哪把我們當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壞!」從此，馮國璋與袁氏的矛盾逐漸尖銳化。

袁世凱對馮國璋很不放心，便採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首先在馮國璋身邊安置王子銘等人監視其行動；據傳張勳曾接袁世凱一密電，謂馮國璋為人不可靠，囑其就近監察。不僅如此，袁世凱的死黨上海鎮守使鄭汝成被刺後，袁又派其親信楊善德率第四師移住上海監視馮國璋。未幾，又加派盧永祥率第十師駐吳淞，也是為了防備馮國璋。馮國璋見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凱不再相信自己，從此與袁氏父子的關係逐漸疏遠，不肯再為袁世凱賣力。不久，袁氏父子指使江蘇巡按使齊耀琳選舉代表，舉行改變國體投票。齊指派代表時，馮暗示督軍署人員一律不當代表，不參加投票活動。在舉行投票那天，馮國璋托病不去；齊親自到署勸請，他才勉強到場，然而卻呆坐在那裡，一言不發。12月18日，袁世凱任命馮國璋為參謀總長，急電催促進京就職。馮乃托詞害病拒不進京，並策動江蘇軍民電請「挽留」，李純等督軍也致電主張留馮。袁世凱沒辦法，只得允許他在南京「遙領」。然而，袁世凱仍不放心，一面派阮忠樞、蔭昌等人赴寧繼續催馮離寧北上，一面電令楊善德、盧永祥、倪嗣沖調兵控制長江下游。12月25日，蔡鍔等宣告雲南獨立，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馮國璋鑒於全國討袁運動興起.也就不再裝病了。1916年3月9日致電袁世凱銷假視事，從此放開膽量，公開反對帝制，遂成為「北洋派中反對洪憲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馮國璋一面向袁世凱迭電密陳請「勿輕開戰禍」，一面通過梁啟超、胡鄂公等人與西南滇桂軍閥唐繼堯、陸榮廷信使往來，以促使西南獨立和陸榮廷攻擊廣州，驅逐袁世凱死黨龍濟光；同時，又勸說四川的北洋軍與護國軍停戰，並且指使四川、湖南將軍陳宦、湯薌銘通電拒絕袁世凱的命令。當袁世凱派曹錕率北洋軍入川與護國軍接火之日，梁啟超派人赴南京，請馮國璋協助蔡鍔反對帝制維護共和。馮國璋對來使說：「我是他一手提拔起來而又比較親信的人，我的電報對他是個重大打擊。我們之間，不可諱言是有知遇之感的。論私交我應該擁護他的，論為國家打算，又萬不能這樣做，做了也未必對他有好處，一旦國人群起而攻之，受禍更烈。所以，我剛才考慮的結果，決計發電勸袁退位。」於是，馮叫秘書擬好兩電，一電致袁世凱，勸其退位；一電分致鄂贛與西南各省，表示他反對洪憲帝制的態度。

不僅如此，馮還主動聯絡江西李純、浙江朱瑞、湖南湯薌銘、山東靳雲鵬等將軍聯名發出密電向各省將軍徵求收拾時局的意見，時稱「五將軍密電」，其電文內容，要求南方陣營取消獨立，退出戰區，保護戰地人民。要求北方袁氏集團取消帝制，懲辦復辟帝制罪魁，請元首自行辭職以覘全國人民之意思。可見「五將軍密電」是馮國璋企圖以「中立」省將軍首領的名義，召喚非獨立各省區，形成第三種力量，以圖聯合護國軍，打倒袁世凱的一種計謀。

3月19日，當直隸省巡按使朱家寶將「五將軍密電」呈送袁世凱過目時，袁氣急之下,幾乎暈倒；帝制派見此電，亦個個瞠目無詞，足見「五將軍密電」對袁氏復辟帝制的打擊程度。袁世凱鑒於全國人民反對帝制鬥爭正方興未艾，內部已處四分五裂、眾叛親離之勢，深知已臨滅頂之災，但為了仍然保住權力，企圖繼續盤踞大總統職位，便於3月22日宣佈取消帝制。

自從「五將軍密電」洩漏後，馮國璋與袁世凱的裂痕更無法掩飾。於是馮國璋一不做，二不休，決定對袁施加更大壓力，以迫其將政權讓予他。為此，馮於4月1日和16日公開致電北京政府，勸袁及早退位。各省軍閥紛紛傚尤，亦先後通電勸袁世凱迅速退位，袁世凱不得不派親信阮忠樞南下向馮國璋乞情。馮國璋在阮忠樞的請求下，答應聯絡各省，擔任調停。5月18日，馮國璋邀集未獨立各省在南京召開代表會議。馮國璋意圖通過南京會議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於倪嗣沖的破壞和各省區將軍代表謀略不一，遂使南京會議夭折。馮弄巧成拙，被輿論斥責為：「與其名為解決袁氏地位之會議，毋寧名為解決自己地位之會議。」

袁世凱復辟帝制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怒，導致護國戰爭爆發，北洋軍閥集團內部四分五裂，袁世凱於1916年6月6日在全國人民的聲討聲中，憂懼而死。在此過程中，馮國璋起了一定作用。

工作作風

在待人方面，馮國璋非常寬厚。有人認為馮從來就是一個懶看公事的人，這種說法不符合事實，馮對於明碼的或是密碼的來往電報，一般是件件過目。特別是關涉到政治大事的一些電稿，更是字斟句酌，絕不馬虎。

對於一般的文稿就有所不同了，如當馮在直隸都督任上的時候，他白天晚間都在忙於會客，這時，他沒有時間看文稿。

當然，有些特別緊要的文稿，還是由胡嗣瑗和惲寶惠趁著他會客的間隙隨時拿上去請示他過目畫行，只有等他晚間會完了客，這才由主管給他送文稿的一位王芷瓶秘書把當天的文稿匯齊拿上去請他畫行。

他對於文稿，只是畫而不是看。

他的畫行辦法是這樣：當那王秘書把當天的一些文稿拿到他面前的時候，就由他所用的上差把這些文稿魚鱗似的擺在了一張可以容納12個人圍坐的大餐桌上，這一件文稿和那一件文稿之間，僅僅留下了印有「都督馮」三個字的一行空隙。

這時，馮便手裡拿著墨筆，由上差捧著墨盒，挨次地從前到後畫上他那草書的符字。

這樣畫來畫去，不一刻也就畫完了。

但是，卻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翻看一下那文稿的事由，至於它的內容，就更不在話下了。

有的人說馮懶看公事，大概就是指著上面的這種情況而言的吧！儘管如此，他卻從來沒有像段祺瑞那樣，不但在公文上畫行畫閱的是徐樹錚，就是動筆改稿的也是徐樹錚。

原因是，在馮的面前，從來沒有一個像徐樹錚那樣能夠左右他的意志的人。

馮在用人方面自有主見。他在軍事方面用人，無論是在地域上，或是在學歷上，都有著他自己的標準，一般要出身於保定陸軍軍官學堂（陸軍大學的前身），而籍貫又是屬於直、魯兩省的，才能在他的身旁工作，同時，也才能得到他的信任。他前後所用的一些軍事幕僚，像張聯棼、師景雲、熊炳琦、陳調元等等，便都合乎他所要求的這個標準。同時，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馮國璋對於出身於日本士官學校的人，卻大多抱著輕視的態度。和他在前清練兵處、軍咨處同事過的良弼、哈漢章、盧靜遠等人，都是日本士官學校第一、二期的學生，在當時，也都已經是「初露頭角」的所謂軍事人才，可是，馮卻特別看不起他們。

一次，馮在和心腹談到這些人的時候，說過這樣的話：「他們連個曹長（日文名稱，相當於連司務長職務）都不夠，還驕傲什麼！」也正是由於馮對於日本「士官生」的一貫看法，所以，他在宣統三年（1911年）就任第一軍軍統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把第四鎮統制王遇甲調到軍司令部去當參議，而讓第八協協統陳光遠升任了這個鎮的統制。

可是，馮之所以把王調走，還不僅僅因為王是「士官生」的關係，更重要的是，王不但是一個南方人，而且還是一個湖北人，這是不合乎馮的地域上的標準的，更何況當時正在武漢三鎮作戰，又怎麼能保得住王不和革命軍方面有所聯繫呢！那麼，在馮身旁的軍事幕僚當中，有沒有超乎他這個標準的例外呢？只有一個，那便是一向做他參謀的劉宗紀。

劉雖是一個「士官生」，卻是馮自己的外甥，那自然是「另當別論」了。

馮在待人方面，外界感覺是屬於寬厚一路的。

所有在馮身旁工作過的人，幾乎從來沒有由於馮個人這一方面的原因，或是喻示某些個別的人中途辭職，或是直接就把他們撤換掉。

因此，馮對於這些人，都是能夠「善全始終」的。

「總督少爺」劉體乾，還有王克敏的胞兄秘書王克誠——他們同是咨議廳的，馮就不止一次地在惲寶惠面前說他們「真不行」，可是，也是一直等到他們自請辭職，方算了事。

只有他對待復辟派的胡嗣瑗這件事，似乎是馮在利用胡嗣瑗，也就是說，在他準備利用胡的時候，就盡力拉攏胡，引為同調；一旦事過境遷，認為胡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就把胡一腳踢開，再不和胡見面。

至於馮國璋對於他所用的比較得力的少數心腹之人，那更是相當優厚。

算卦遷祖墳

1884年初春的一天，窮困潦倒、輟學在家的馮國璋在河北河間街上閒逛，踱步來到當地有名的「李半仙」李大嘴的卦攤上，歎氣道：「我……」李大嘴聽了老半天，才聽明白馮國璋想拜他為師學算卦，便笑了笑，撇嘴道：「你馮老弟天庭飽滿，中年飛黃騰達，不是王侯就是將軍，我怎敢收你為徒呢？」

馮國璋知道，這是李大嘴在推托，第二天他便懷裡揣著銀子，又來到李大嘴的卦攤上，「還望李師傅指一條明路啊！」

李大嘴心知，在保定蓮池書院讀書的馮國璋因其父無錢供給學費，只好無奈回家耕田。為此，他常跟父親爭吵。「我觀馮老弟的骨骼相貌，還真是個當兵吃糧、跨馬當將軍的料呢！」李大嘴笑呵呵地說。

「還望先生給我父親講講！」

「一定！」既然收了馮國璋的錢，就當回說客又有何妨？經李大嘴天花亂墜一說，馮父也心存奢望，便點頭放兒子走了。

馮國璋背起包裹，由河北來到天津大沽口，投到了淮軍聶士成手下。因其寫得一手好字，便在軍中做了一名專管文書案牘的幕僚。第二年，他便被聶士成選送到天津武備學堂學習。畢業後跟隨袁世凱打打殺殺十幾年，還真的成了跨馬征戰的將軍。1917年7月，馮國璋當上了中華民國代總統。可惜，不過一年多，馮國璋將總統的寶座才剛剛焐熱，就被國務總理段祺瑞趕下了台。

這天，下野的馮國璋黯然回到自己的家鄉——河北河間故里隱居。

「馮大總統！嘿嘿！」八抬大轎將馮國璋抬到河間街道上時，身後傳來一個人的高叫聲。

馮國璋一看此人，連忙吩咐停轎。他沒想到在這兒遇上了李大嘴。他說：「李先生好啊！」

「好！只是老朽學藝不精，當年沒算出大總統會登九五之尊位啊！」李大嘴一句話把馮國璋的思緒一下子引到了20多年前的算卦上。

馮國璋為感謝李大嘴的指點之恩，將他請到自己的宅院裡，大擺酒宴款待。

酒足飯飽後的李大嘴說：「恕我直言，大總統！你當總統時間不長，關鍵是你家的祖塋不是寶地，如果……」

李大嘴的一番話說得馮國璋眼珠骨碌碌直轉。這天天一亮，馮國璋就帶著保鏢，偷偷地跟隨在李大嘴身後四處踏穴了。

「大總統你看……」李大嘴指著城東七里外的黃龍灣，給馮國璋大講特講：此處有沙龍眠臥，得水而活，飛黃騰達……

「這裡有山，有水，好地方！」馮國璋不由讚歎起來。

之後，馮國璋就出了高價1000兩白銀買下了這黃龍灣「寶地」，便將其祖父、父親等統統從馮家老墳遷到黃龍灣新墓地。

辦完這些，心想「沙龍」寶地定會蔭及子孫的馮國璋，這天晚上在睡夢裡都高興地大笑不止。可沒想到，第二天早上馮國璋一醒來就打擺子中風了。

曹錕：三傻子有好福氣

曹錕雖未受過正式教育，但他恢弘大度，襟懷開朗，用人不疑，敢作敢為，具有領袖品格；他執政方式比較溫和，願意接受民初的憲政體制。賄選總統是其最大的污點。

三座靠山

袁世凱編練新軍需要大批有才幹的人，他在天津辦了個北洋武備學堂，專門培養軍官。曹錕自小念過幾年書，又跟劉得勝練過幾年武，所以他在淮軍裡當兵時間不長，就被保送到武備學堂第二期學習。

曹錕不是那種死心眼的人。他不光是腦袋瓜兒活泛，還在闖蕩江湖的這幾年裡學會了一手兒剜門子、走路子、投機取巧的絕活。當時，天津城北門裡住著個一跺腳整個天津城都跟著亂晃的「曹大帥」。曹大帥本名曹藎臣，天津城北宜興埠人，原先在朝廷裡當過水師提督、陸軍提督。甭看他早就卸了任，就憑他曾跟袁世凱的爺爺袁甲三拜過把子，城裡城外的人們誰敢小看他一眼？曹錕眼下正打算走袁世凱的路子陞官，這曹大帥正是用得著的人。

曹錕先是四下裡打聽曹大帥的家世底細，然後提上一份厚禮就去找曹大帥「認親」。他跟曹大帥編笆造模兒地說了自個兒的家譜，曹大帥先是不信，可等到他把自個兒的家譜拿出來一對，嘿，還真是絲毫不差。曹大帥是個既爽快又義氣的人，當下就認下了曹錕這個同宗侄子。

曹大帥的眼力果真不錯。他這半路上認來的「侄子」真比他從小抱大的兒子還強上百倍。曹錕三天兩頭地上門來「孝順」，從來不空手，三節兩壽的賀拜更是風雨無阻。該做的事從來不用旁人支使，該說的話更是保管妥妥帖帖。曹大帥挺看重曹錕，打算給他「運動運動」。大帥的夫人也別提多看重曹錕，還沒等大帥說話，她早把「運動」的話給袁世凱的太太遞了過去。袁世凱的太太受了曹大帥太太的重托的同時，也收下了曹錕送來的重禮，就一股勁地吹起了枕邊風。袁世凱挺開明，當下就跟太太說：「舉賢不避親。你保薦誰都行，可有一樣兒，你得先把他叫來給我看看。」

曹錕來了。袁世凱見他長得「虎形面有福相」，說話辦事又極有分寸，心想，我太太保薦的這人還真行，當下就提拔他當上了陸軍第三鎮統制。曹錕一下子找到了靠山，並且很快就成了袁世凱的心腹、嫡系，這就為他後來的高官任做、駿馬任騎，鋪就了一條平平的道兒。

民國元年（1912年），中國南北議和之後，袁世凱竊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位。南京臨時政府先是拍電報，然後又派專使到北京來請臨時大總統到南京去走馬上任。這臨時大總統的位子，袁世凱早就盼紅了眼，可他卻不敢輕易去南京上任，他生怕這是臨時政府的「調虎離山」計，怕到南京會掉腦袋。他想，大總統一定要當，可要在北京當才好。不去南京總得找個碴口吧，於是，他就派曹錕在北京搞了一回「壬子兵變」。

曹錕早就盼著能在袁世凱跟前「盡忠盡孝」，這下子，他終於有了機會。在二月十九日夜裡的「兵變」中，他一馬當先，帶著他的第三師在東四牌樓、崇文門、正陽門等各處見了當鋪、錢莊、綢緞店、首飾樓就搶、就燒。這還不算，為了銷贓滅跡，他們還到處放火，就連左近的居民住戶也跟著一塊兒遭了殃。這兵搶、匪奪、外帶著火燒，可把北京給折騰苦了。袁世凱藉著「鎮反」的幌子沒去南京，就在北京打馬上任，當起民國的臨時大總統。為了表彰曹錕在「兵變」中賣命有功，袁世凱特地獎給了他一枚白鷹獎章。

民國四年（1915年）九月，袁世凱復辟帝制遭到了國人的一致反對。曹錕就是夠「意思」，愣是冒著自個兒身敗名裂的危險，給袁世凱發了公開電，要求「改變國體」，勸袁世凱要「順乎民意」當皇上。袁世凱也同樣夠意思，剛一當上皇上就封曹錕為「虎威將軍」和「一等伯爵」。曹錕儘管為這事遭了國人們的白眼，可他卻是認為他的那封電報拍得「值」！

1915年12月25日，袁世凱剛一宣佈要當皇上，梁啟超立馬就發表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雲南督軍蔡鍔當下就宣佈雲南獨立，還成立了討袁護國軍，去攻打四川。四川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袁世凱立即派曹錕帶著第二路軍開到四川去打護國軍。

雖說曹錕一直把袁世凱當「乾爹」、當靠山，可他不傻，他也長著後眼。眼下，他見護國軍作戰勇猛，國人上下也支持；再看看自個兒的部下，也十有八九反對袁世凱當皇上，打起仗來不賣真力氣，再加上隊伍裡差不多都是北方人，在四川水土不服，哪兒還有打仗的心思？想到這兒，曹錕反倒樂了：打不了仗更好——要是手下的軍隊都叫護國軍給收拾了，我往後還靠誰吃飯去？與其如此，我還不如給他來個不戰不和，不進不退，乾脆給他來個晃蕩起來看！

他這招兒也真夠損，他從12月一直「晃蕩」到來年的3月，3月22日，僅僅做了83天皇帝夢的袁世凱宣佈「撤銷帝制」，不得不從龍椅上滾了下來。曹錕又「晃蕩」到6月，6月6日，57歲的袁世凱一命嗚呼了。

靠山倒了不要緊，老的靠山倒了還能找到新的靠山。袁世凱剛一死，曹錕就寫信叫他的七弟曹瑛到北京買通了當時將軍府的果威將軍靳雲鵬；又通過靳雲鵬買通了國務總理段祺瑞。這一招兒比什麼都靈，不到3個月，段祺瑞就把曹錕調回直隸，當上了直隸督軍，轉年又兼了省長。曹錕對他的新靠山段祺瑞更是百依百順，言聽計從。

吳曹淵源

真正的友情是正直之人的靈魂契合和意氣相投。邪惡的人有同謀；自私的人有同夥；政客有黨徒；軍人有屬僚；戰場上有戰友，歡場上有損友。

1907年，清廷改制東三省，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欽差大臣兼管三省軍務。這一大片白山黑水除了強鄰俄國、日本的滋擾惹不起可以不問之外，土匪橫行，嚴重危害治安，這是沒有理由不管的。當時東北駐軍兵力單薄，分兵把守幾個重要城市，並無機動力量專事剿匪。於是徐世昌奏請朝廷，將保定新軍的第三鎮調到東北來。

第三鎮出關之初由旗人鳳山任統制，駐防地為吉林長春。吳佩孚為該鎮十一標一營管帶。其時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廣東起事，鳳山奉旨前往鎮壓，一到廣州就給革命黨人炸死。袁世凱看中了曹錕，由他接任統制，於是吳佩孚成了曹錕的直接下屬。

曹錕接掌第三鎮，局面絲毫也沒得到改觀。土匪熟悉地形，耳目靈通，不等官兵來到早就作鳥獸散無影無蹤了。官兵一離開，又嘯聚山林，打家劫舍，綁票縱火。民無寧日，紛紛上告，狀子直達北京。

曹錕唉聲歎氣，一籌莫展，問部下官佐誰有剿匪之良策。

那時候的曹錕46歲，身體已經開始發胖，但他身材粗壯、面色黑紅，唇上蓄一副烏黑濃密的翹鬍子，腦後吊一根粗大油亮的髮辮，整個兒老實憨大的樣子。

吳佩孚時年34歲，身材高瘦，體膚微黑，冬瓜形的腦袋後拖一條油光可鑒的髮辮。那時候他還沒有蓄須，濃眉大眼，鼻直口方，一排略微發黑但整齊堅固的牙齒，樣子雖然算不上英俊瀟灑，也是堂堂一表，凜凜一軀。

當下他見同僚面面相覷，誰也不敢作聲；統制大人憂心如焚，聲稱若不能消滅匪患，則他只好到奉天長跪門，向總督大人請罪了。

吳佩孚挺身而出說：「標下願往。」聲稱保證要將土匪手到擒來。

曹錕看了看他，半天沒開腔，顯然有些信不過。這個姓吳的小子在咱營裡每天只拿著本書悶看，走起路來蹈方步，一介書生的樣子，與生人說話還有幾分女兒的忸怩態，能降伏那些野蠻得像虎狼般的土匪?

吳佩孚不行，那麼又讓誰去呢?軍官們一個個像縮頭烏龜。盤算來盤算去，轉念想到難得有人臨危請命，其志可嘉，不妨讓他去試試！

曹錕問帶多少人去，吳佩孚表示一個營就行。

曹錕又不相信了，冷笑說：「我全鎮兵馬1萬多人都沒成功，一個營怎麼行呢？」

吳佩孚堅持只要一個營，只是得從各標各營中挑選，重新組合，每個士兵還須配一匹好馬。

曹錕依了。又問：「多少天可以成功？」

「50天。」

「什麼，50天?」曹錕似信非信。正值用人之際，又再沒別的軍官敢應承，只好讓這個口出狂言的傢伙去試試了。

吳佩孚說到做到，沒多久長春地區的匪患就基本上肅清了。

曹錕高興極了，覺得吳佩孚確實是個將才，並非說大話的狂人，日後要圖大事就得有個這樣的人做幫手，必須結納在身邊，做知己看待。除了向總督大人為他請求獎賞、第三鎮僚屬擺酒為他慶功外，曹錕還在自己的統制衙門單獨設宴，以示體恤。

私宴設在簽押房（辦公室）的一間小屋子裡。曹錕要吳佩孚忘掉從屬關係，說自己在老家排行第三，家裡人都稱他為「三哥」，他要吳佩孚也這樣稱呼他，而他則稱吳佩孚為「子玉老弟」。

1913年，湯薌銘督湘，曹錕率部駐防岳州。一日，湯舉行典禮儀式，請曹錕演講，曹不諳此道，其參謀長等也都不善於辭令，吳佩孚趁機毛遂自薦，說：「師長，我願意替你說兩句，好嗎？」曹錕求之不得。吳佩孚的演講當然也不會太好，可湯薌銘卻大為讚賞，稱吳是個了不起的人才。後來湯想跟曹錕借吳去當旅長，曹說：「咱們的人才，咱們不會用，讓人家借去當旅長，咱們不會給他當旅長。」於是，曹錕任命吳佩孚為第三師第六旅旅長，從此吳飛黃騰達。可以說正是由於曹錕的賞識和提攜，吳佩孚才有充分發揮才智的機會，才成就了一番事業。因此，吳佩孚深感曹錕的知遇之恩，一心一德效忠曹錕，效忠北洋。

三次換妻

曹錕從軍中一個無名小卒，一步步走向了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寶座。其間共有4個女人先後走進他的生活。曹錕先後所選這4個女人的動機，除去生理和家庭的需要外，還另有一番事業和政治上的深意。

曹錕於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生於天津大沽一個普通造船工家庭。飽嘗人世艱辛受盡別人白眼的曹錕並不想到船上與父親為伍，16歲的他便向父親提出要去集上販布掙錢。

曹錕竟然有點小財運，每次到集市多少都能賺一點回來，這對於還是孩子的他來說簡直是個奇跡。只是他有個小毛病，賺了錢必先到酒館喝幾杯。有時候喝多了醉倒在半路上，孩子們就上去搶了他剩下的錢，曹錕醒後見錢沒了，也不生氣，只是一笑了之。

由於家裡缺人手，父親便張羅著想早日給他成親。父母考慮居家過日子應以賢惠勤勞為本，便給他選定了村內一鄭姓女子。該女相貌一般，也無文化，比曹還大幾歲，但曹錕考慮自己的家境，從生計出發，便答應了這門婚事。

#文#婚後第三年，正當曹家光景日漸好轉之時，李鴻章所部淮軍到天津大沽樹起了招兵旗。生性膽大又不安分的曹錕不與父母商量，也瞞著鄭氏，自作主張偷偷參軍入伍。

#人#曹錕進入軍隊，魚躍鳥飛，好風青雲。其間袁世凱正奉清廷之命在天津籌建新軍。曹錕投奔袁氏。投袁之後，職銜一路小步快跑，官星冉冉。恰在這時，曹錕當年的上司高某，見曹相貌不俗，能力突出，未來前途必無可限量，遂主動將自己19歲的胞妹高氏許曹。曹已經得知，這高氏生在殷實人家，養得嬌美高雅，容貌秀麗。平時又被教以琴棋書畫，是位典型的才淑女。此時曹錕正值事業上升的關鍵時期，他感到需要用娶妻「添福」了。

#書#高氏慧外秀中，說話做事恰當得體。曹錕出入官場，登堂入室，迎來送往，常把高氏帶上，甚是風光體面。在待人接物甚至官場應酬方面，高氏參與其間，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是細心的高氏終於發現她不是原配，這對追求完美的她，是一個不小的打擊，遂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於1908年鬱悶而死。

#屋#辛亥革命爆發，清朝被推翻。曹錕隨建制轉革命軍，併入衛京師。所部被袁世凱改為第三師，曹任師長。第二年，曹錕五弟曹鈞，見兄平日軍務繁忙，亟須一位內助，便著意為他物色續娶人選。

恰好曹鈞認識一位陳姓天津商人。該家有女名寒蕊，年甫二十，生得花容月貌，且自幼受到過良好的家庭教育。曹鈞心想，此女為嫂，定能相兄成業。時曹錕已年屆五十，經五弟一番渲染，遂動了續娶之念。只是寒蕊十分不願意，執意不從。問其理由，除去不願做小外，還嫌曹錕比自己大了整整30歲。曹鈞見狀，百般撮合，並以正室相許，保證不以姨太太相待，寒蕊這才勉強答應下來。

婚後曹錕官場亨通，迷信的曹錕認為，這都是寒蕊這一「壓寨夫人」給自己帶來的官運。

1917年9月，袁世凱已死，黎元洪就任了大總統。此時的北京政府，實際上是直系軍閥左右政局。曹錕雖然坐鎮保定，卻想著北京政權的總後台。經過一番精心策劃，於1923年10月，曹錕帶兵前去北京，發動了一次「宮廷政變」，意在奪取總統之位。

黎元洪下台後，曹錕又在美國的支持下，上演了一場賄選醜劇，收買議員500多人。10月5日，曹錕「高票當選」，登上了他覬覦已久的總統寶座。

當了總統，曹錕又想到了「添妻壓福」這一招。這時就有人介紹了一位19歲女子叫劉鳳瑋，自然是絕色佳人。曹錕問了卜易家，說此名對總統是吉語，有助益，無損傷。曹錕便高興地應允。

也是天道定數，曹錕以不正當手段當上了總統，舉國上下一片反對之聲。1923年10月9日，孫中山宣言討伐曹錕。馮玉祥響應孫中山號召，於1924年10月發動北京政變，將曹錕囚禁。可憐曹錕這個總統迷，雖有夫人們「壓福」也無濟於事了，只當了一年零十幾天的總統，就被推下了寶座，直系軍閥從此也一敗塗地。

緋聞艷事

1922年5月3日，正當直奉兩軍大戰長辛店，炮聲轟轟，硝煙瀰漫，勝敗難分之際，直系首領曹錕卻像沒那麼回事似的，在保定的「光園」大擺宴席，為他心愛的姨太太做壽。邀請北方著名男女優伶來保定唱堂會。一時間「光園」熱鬧非凡。

曹錕早聽說天津有個名旦叫筱菲菲，不僅戲唱得好，而且天香國色，傾倒了無數達官貴人。因為曹錕近年來一直忙於爭權奪利，做副總統的美夢，無暇坐下來邀請筱菲菲給他唱戲，今天，曹錕乘給五姨太大做壽之機，邀請筱菲菲來保定。

曹錕坐在大廳裡，顧不得身邊的姨太太，眼盯著戲台不放，一心想要好好看看這位名旦。當筱菲菲一出台亮相，秋波頻傳，喜得曹錕心花怒放，喝彩不絕，早忘了身邊還有個姨太太。筱菲菲也久仰曹錕大名，但一直沒有機會相見。這時筱菲菲在台上一雙美麗動人的大眼睛不時地向曹錕暗送秋波。這位名動天下的曹大帥，雖然算不上儀表堂堂，但身材魁梧，精神飽滿，頗有將軍風度。俗話說，英雄愛美女，但美女又何嘗不愛英雄呢?此時的筱菲菲對曹大帥也泛起了敬佩愛慕之情。

堂會一直唱到三更才結束，演員們都站在台上等候曹大帥上台接見。曹錕毫無倦意，神采奕奕地大步走上戲台，向眾演員們一一道謝。當曹錕走到筱菲菲面前時，筱菲菲向曹大帥道了個萬福，一面柔聲說：「大帥好，小女子有禮了。」曹錕高興地緊緊握著筱霏霏的手說：「你好，你好，你戲演得好，人長得更好。」接見完畢，曹錕命令副官，賞給戲班子大洋200元，另外賞給筱菲菲本人大洋1000元。第二天，姨太太的做壽還沒有收場，曹錕便偕筱菲菲秘密去了天津。

這時，直軍在前線打敗奉軍，捷報飛來，身邊又有美人陪伴，曹錕格外興奮，就題發揮，滔滔不絕地向筱菲菲大談自己治軍如何有方，直軍作戰如何英勇，以及自己救國濟民的遠大志向。曹錕的一番演說，聽得筱菲菲心悅誠服，對曹錕更加敬佩。再加上金錢、美酒、別墅，不由得筱菲菲不投向曹錕的懷抱。

曹錕向來是一個好色之徒，只要他瞧得上的絕不放過。所以，曹錕緋聞頗多，非止一端。1921年冬農曆十月二十一日(陽曆12月)，曹錕慶60大壽，六旬已是高壽了，這位曹三爺又是功業鼎盛之際，自然更要熱鬧一番。吳佩孚特地從湖南趕回保定任總招待員，各省軍政要人亦紛紛前來祝壽。一時保定車水馬龍，富貴榮華，熱鬧非凡。曹錕酷愛京劇，先一星期就由四省經略使署傳諭北方著名男女優伶梅蘭芳、余叔巖、楊小樓、程硯秋、尚小雲、白牡丹、小翠花等名角前來保定唱堂會，酬以重金。生日這天，在保定四省經略使署大擺宴席，邀請名旦、小生，日夜登台演唱，演戲7天，犒賞達30萬塊銀元，其出手之闊綽，一時無兩。

達官顯員無不巴結，有來獻壽禮的，也有來獻美人的。時有陸軍部次長陸錦為討好曹錕，把一個相好的劉喜奎帶給曹錕，並唱堂會3天。

劉喜奎成名全賴陸次長竭力捧場，但劉喜奎心中對這位次長本無愛戀可言，又不好翻臉，只得耐著性子賠著笑臉。陸次長卻不知這位美人的深心，只當劉喜奎喜歡他，經常出入劉喜奎的住宅。

恰值曹錕壽辰，陸次長親陪劉喜奎前往保定給曹錕唱堂會3天，以表對曹錕的諂媚之意。誰知把一個心愛的小羔羊送入了虎口，曹錕對劉喜奎動了心思。曹錕也早知道劉喜奎的艷名，只是沒有倒出時間來琢磨。今天由陸次長送上門來，豈能放過。堂會戲唱完，曹錕賞賜了一些銀元之後，便將劉喜奎留在內院，又唱了幾出秘戲。

這樣一來，把個陸次長弄得求榮成辱，不知如何是好。向曹錕索要吧，又怕惹得曹大帥不高興；不要吧，又實在捨不得這個小美人，左右為難。曹錕得了劉喜奎，愛不釋手，不肯放行，準備納她為妾。陸次長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如同五雷轟頂，實在是走投無路，逢人便說：「完了，完了，糟透了，糟透了。」

曹錕要納劉喜奎為妾，消息傳到正室太太鄭氏的耳朵裡，心中好大的不快，也不徵求曹錕的同意，乘他外出的機會，把劉喜奎叫來，問明緣由。劉喜奎一聽是正房太太，不知真相，怕惹出麻煩、不好收場，曹錕又不在家，口得見機行事，謊稱自己有丈夫。鄭氏便追問：「丈夫是何人?」劉喜奎一時回答不出來，只得暫借陸次長的牌頭擋一下，便說：「陸軍部陸大人。」鄭氏聽了，回顧侍妾們冷笑說：「你們瞧瞧，老頭子越發荒唐得不成話了，一則是大員的夫人，二則大家還是朋友，虧他做出這等禽獸行為。」侍妾們也希望鄭太太做主，速將劉喜奎送走，免得寵擅專房。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再三慫恿，鄭太大便於當天夜裡將劉喜奎放出府門，派一名當差送回京城。

曹錕自劉喜奎走後，鬱鬱寡歡。曹錕生性仁厚，得志不忘原配鄭氏，仍舊敬畏，不敢再提及此事。但曹錕並沒有死心，背著鄭氏屢向各方面打聽，得知劉喜奎並未嫁給陸錦，不過是假借陸太太做擋箭牌，並知陸錦還在苦苦追求劉喜奎。不管怎麼說，與陸錦還是朋友，曹錕強忍慾火不再插足。

但事隔數日，陸錦突然來訪，曹錕立即召見，寒暄之後，陸錦對曹錕說：「本人並沒有娶喜奎為妾之意思。自從喜奎承大帥雨露之恩，本人身受栽培，尤其不敢在喜奎跟前稍存非禮之行，致負大帥栽培之德。不料有內部員司崔某，混名小菜的，他自恃年輕貌美，多方誘惑喜奎。喜奎原不敢忘大帥厚恩，只因小崔屢說大帥身居高位，心存叵測，將來一定沒有好結果，還說了許多混賬的話，他能說得出口，我卻傳不出口。因此喜奎息了嫁給大帥的念頭，居然和小崔十分親密起來。大帥軍務繁忙，政務勞神，本不敢以小事相告，只因這小子信口造謠，膽大妄為，不但與大帥的名譽有關，而且恐因此惹起政府誤會，對大帥產生惡感。在大帥本身並沒什麼關係，倒怕國家大局，發生不良影響，歸根結底，大帥還是不能辭咎，所以專程來保定，向大帥稟報一聲，大帥看該如何處置?」曹錕聽後，拍案大怒，醋性大發。

原來劉喜奎被鄭太大放走之後，陸錦聽說劉喜奎已回來，立即去見，劉喜奎躲在屋裡，拒不見客。後來陸錦才知道，劉喜奎有了一個情深義重的意中人崔承熾，是內務部的一個職員。其人職位不高，薪水也不多，只是長得眉清目秀，年輕瀟灑。陸錦覺得自己連一個小職員都鬥不過，從此就會名譽掃地，便想出了一個借刀殺人的主意，於是跑到保定，向曹錕說了這番話。

曹錕聽後，又羞、又怒、又妒、又感，羞的是劉喜奎被奪，怒的是劉喜奎上當，妒的是崔承熾的艷福不淺，感的是陸錦忠義。曹錕被激，一怒之下，電請國務院重辦崔承熾。崔承熾料知大事不妙，聞訊而逃，據說與劉喜奎避居天津。陸錦得知劉喜奎與崔承熾逃走，十分後悔，本人竟成了陌路蕭郎，連一面也見不到了。過不多日，崔承熾與劉喜奎結婚的消息傳遍京、津，各地報紙紛紛刊載二人的小照和結婚的消息。甚至消息靈通的報館，竟連帶將曹錕、陸錦兩方情場角逐和失敗於小崔之手的一段艷情內幕，也盡情刊登出來。這樣一來，不但陸錦丟盡了顏面，就是身居高位的曹經略也面上無光，心中大為不快。曹錕本是一個直爽之人，心有所思，面上就遮掩不住，頓時長吁短歎，鬱鬱不樂。後來在左右的再三勸解之下，總算不再提及劉喜奎這件事了。

喝粥也不當漢奸

民國五大總統當中，因為「賄選」影響了曹錕的聲譽，政界對他也頗有微詞。但下野之後，曹錕卻是五大總統當中最為「親民」的代表。曾經有曹錕的老鄰居回憶，老年曹錕衣著隨便，最喜歡在家門口與鄰居聊天。

誰會相信，樹蔭下一個穿著老頭衫，搖著大蒲扇聊閒天兒的老人曾經做過總統呢？下野後的曹錕寓居天津，非常平民化，生活裡再無半點架子。他對街坊鄰居非常友善，夏日裡，他常常穿著簡單的便裝，在門口和鄰居們拉家常。為什麼老年的曹錕沒有半點官架子呢？因為他出身窮苦。

曹錕當寓公，成了一介平民。主要生活內容是書畫、打拳、會友和聊天。曹錕在飲食方面很隨意，但他每頓飯都要喝上一點白酒，主要是喝天津產的直沽白酒，偶爾也買上一兩瓶洋酒。曹錕晚年信佛，他經常到大悲禪院燒香唸經。他請人畫了一幅表現孔孟等聖人功績的「聖跡圖」。每晚曹錕都要在「聖跡圖」前朝拜。晚年的曹錕特別愛聽河北梆子，有時來了興致，自己也哼上幾段。

曹錕平時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練書法和畫畫上。他每天早上先到院中練武術，然後回到屋裡練氣功。吃過早飯，他便開始練字和畫畫，有時一進畫室就是好幾個小時，真正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曹錕最愛畫國畫，尤其擅畫梅花，他曾經問秘書，為什麼古代人稱梅為「花魁」。秘書說：「每當春回大地之時，在群芳之中，首先發舒的便是色香並茂的梅花，所以人們不但贊它為『花魁』，還習慣稱它為春梅。松竹梅被世人譽為歲寒三友。有人喜梅之清香，贊它『香中別有韻』。有人好梅之風采，喻為『月明林下美人來』。有人愛它『冰肌玉骨』，有人稱它『世外佳人』。但對它最高的讚頌則是『凌厲冰霜節愈堅』。」而曹錕最喜歡這最後一種說法，正是因為梅花「凌厲冰霜節愈堅」，他才分外喜歡。

他平時還喜歡練書法，最得意的是用一筆寫成一個虎字。每逢親朋好友向他索字時，他就一筆寫成一個虎字，身旁的人見狀都嘖嘖稱讚，虎字寫得蒼勁有力。曹錕寫完字，還要精心地先在條幅的右上角蓋上圖章，然後署名為「樂壽老人」或「渤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佔領了東北、華北的大片土地，他們搜羅漢奸及社會上有聲望的人物，妄圖採取「以華制華」的策略，建立偽政權。因此，日本特務把動員工作的重點鎖定在曹錕身上。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親自策劃了對曹錕的誘降工作，並先後派幾個日本人去曹宅探訪，邀請其出山，但均遭到嚴詞拒絕。土肥原賢二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又派出曹錕的老部下齊燮元、高凌蔚，想讓曹錕出山當傀儡。但曹錕一直不為所動，結果一個個吃了閉門羹。

曹錕晚年堅決拒絕與日本人「合作」，與四夫人劉鳳瑋有直接關係。

劉夫人是天津郊區人，出身貧寒。她先唱河北梆子，後改唱京戲，專攻老生，藝名「九歲紅」，曾轟動過京津等地。曹錕酷愛看戲，他就任直隸督軍後看戲看上了劉鳳瑋，幾次派人說媒，劉鳳瑋執意不肯嫁與曹錕做小，曹錕則死纏著不放，劉鳳瑋的母親見無法擺脫，便要求曹錕下龍鳳帖，明媒正娶。曹錕當即答應，次日送來龍鳳帖及聘禮。這樣，劉鳳瑋嫁給了曹錕，這年她19歲，而曹錕已是50多歲的人了。劉鳳瑋生一女曹士英和兩子曹士岱、曹士嵩。

劉鳳瑋嫁給曹錕後，即告別舞台。她雖然在曹錕面前很得寵，但時常因自己的藝術才能被扼殺，又與陳夫人不和，因而鬱鬱寡歡，她性情剛烈、好強，嫁曹錕後又變得暴躁起來，與秉性平實溫和的曹錕不甚相合。

劉鳳瑋幼時因家中貧窮沒有上過學，但人很聰明，思想開明，不守舊。一次，她的一個朋友勸她：別老讓士英在家跟家庭教師學習，應該出去上學堂讀書。劉夫人愉快地聽從了這個朋友的勸告，不久就把士英送到外面上學去了。

劉夫人念念不忘自己的出身，時常告誡兒女們要尊重傭人，不許隨便支使，更不許呵斥傭人。有時她的兒子曹士嵩因為使不動傭人向劉夫人告狀，劉夫人一聽就發了怒：「你有手嗎?為什麼要支使別人?還有臉說呢!」劉夫人還有條規定：夏季下午3點鐘之前，家裡人一律不准支使傭人到街上購買東西。她告誡兒女們：「你們是人，傭人也是人。」一次曹士嵩將饅頭剝了皮吃，劉夫人發現後十分生氣，大罵兒子是「敗家子」。

劉夫人還常常幫助附近的窮人們，有時送些饅頭、豆湯給他們。天津當時有個萬錫糧莊，劉夫人每年都派人從那裡買許多「條子」(一種用來購買玉米面的字條憑據)。待來年春天青黃不接時，劉夫人就把這些「條子」施捨給貧民窟的窮人，持這些「條子」的窮人就可到萬錫糧莊領一定數量的玉米麵糊口。

劉夫人信佛，常去「朝山」。她得病後，還派其二姐到浙江的普陀山、山西的五台山替自己朝拜。

劉夫人對穿戴極為講究，衣服特別多。她交際廣，朋友也多，只要這些朋友對她的某件衣服表示羨慕，她就馬上贈送，哪怕是一次也沒沾身的新衣服。

一次她穿著女僕的衣服去街上相面，相面先生說了她一句，「雖是女僕，但卻有一品夫人的貴相。」劉夫人又驚詫又高興，當即就給了相面先生100塊錢的賞金。

劉夫人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心地善良，聰明好強，尤其痛恨日寇暴行，具有很強的民族自尊心。一次，幾個日本人身著便裝，探訪曹宅欲邀請曹錕出山。曹錕本想見面，聽聽他們到底要做什麼，但劉夫人攔住他，並衝著門外高聲叫罵。日本人走後，劉夫人對曹錕說：「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要出去給日本人辦事。」曹錕聽了連連點頭。

後來，偽河北省省長高凌蔚奉日本人之命來訪。曹錕當時正躺在炕上抽大煙，高凌蔚還沒有說話，曹錕便勃然大怒，把煙槍往地上一摔，大聲吼道：「你給我滾出去！當了漢奸還敢登我曹家的門！」高凌蔚嚇得渾身哆嗦，被幾個侍從架了出去，從此，再也不敢露面。

1938年在得知國民黨軍隊取得了台兒莊大捷的消息後，曹錕連聲說：「我就不相信，咱們還打不過那小日本。」同年5月17日，曹錕因病在天津英租界泉山裡寓所去世，終年76歲。臨終前他對女兒曹士英說：「台兒莊大勝之後，希望國軍能乘勝收復失土，余雖不得見，亦可瞑目。」

在為曹錕舉行的入殮儀式上，家人為他穿上了當年的總統制服，口含珍珠，披在胸前的繡帶上還綴以洋錢等物。棺木內還放入一個赤金的九連環和一柄他生前隨身佩帶的寶劍，分置於他的身旁。潘毓桂還代表北京臨時政府送來大筆撫恤金，遭到曹錕夫人劉氏的拒絕。

吳佩孚：失敗也要堅持原則

吳佩孚飽讀聖賢之書，人稱儒帥。一生堅守三條信念：不斂財、不納妾、失意後不進租界。這三條他都做到了。在他失意後日本願意給他提供資金槍械，扶持他東山再起，被他嚴詞拒絕。吳佩孚下台後生活清苦，張學良經常接濟他，但張學良丟失東三省後，他依然毫不留情地大罵張學良。日本在侵華過程中不斷拉攏他，都被他斷然拒絕，雖然身陷日占區，但決不跟日偽同流合污。

秀才算命

吳佩孚字子玉，山東蓬萊縣人，出身小商人家庭。6歲時入私塾讀書，14歲那年進入登州府水師營為學兵。兵事餘暇他堅持讀書自學，還特別喜歡研究術數《六壬大全》、《柳莊相術》、《李虛中命書》之類書籍。憑著刻苦自學的功力，22歲時（1896年）考上秀才。沒想到中了秀才第二年因得罪當地一個豪紳，被革去功名，並且受到通緝，只得離鄉背井，從山東來到北京，在街頭設卦攤，以卜卦、算命為業營生。

這位青年術者在鬧市設攤三日，無人問津，而旁邊一個自稱「小神仙」的中年盲人術者，卻生意興隆，應接不暇。看他口沫亂飛，不停地把錢放入口袋，肚子咕咕叫的吳佩孚氣得咬牙，但是無可奈何。他暗中盤算，再堅持兩天，如果仍舊沒有生意，就只好另行設法了。

第四天上午，「小神仙」的攤前來了一條漢子，一把揪住他責問：「一個月前，我因為失物來問你。你說向東去尋，可以找到。我信你的胡言，花去了不少旅費，一直到了海邊，哪見什麼蹤影。我且問你，為什麼騙錢坑人？」那術者不慌不忙，慢條斯理地說：「有話好說，揪住我瞎子幹什麼。我記不起什麼時候為你算過，即使是算過也可能你找得不夠仔細，為什麼怪我。」那漢子聽了，一時說不上什麼。這時候，旁觀人群中有人打圓場，說「小神仙」在這裡擺攤算命卜卦已經一年多了，算得準的還真不少，不要一味責怪他了。

那漢子只好悻悻地對盲者說，「我以後再也不會送錢給你了。」盲者聽著，不作聲。漢子一扭頭，看到了近旁另有一個青年術士，疑遲了一下，慢慢地走過來，問：「我有東西不見，你能替我算出它的下落嗎？」「可以。」「要多少錢？」「一塊光洋。」「好，那就請你算一下。」說完，他摸出一枚銀元，放到攤上。這時，周圍來了一些人，都帶著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這位相貌軒昂的年輕術士的施為。

吳佩孚第一次做生意，不免有點緊張，但他在軍營中待過，又曾中過秀才，而且術數方面又學問嫻熟，所以顯得很從容。他以錢代蓍，用三個順治通寶的銅錢，放入課筒中，搖動之後倒在攤上，前後共六次，成了卦。

那卦是震變成歸妹，是震卦六二爻，一個突變化。

吳佩孚一看，心中有了底，因為震卦六二爻爻辭是：「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曰得。」正是說失物。於是，他抬起頭，對那漢子說，失物不用去找尋，七天之內，自會出現。那人聽了，臉上顯出將信將疑的神色。吳佩孚說：「放心好了，如果七天之中，東西找不回，我還你一塊錢。」

萬事開頭難，一開了頭，後面就能夠接下去了。吳佩孚堂堂儀表，術數操作嫻熟，說話又乾脆而有氣派，很快就減去了陌生、年輕的不利因素。他接連接待了幾個要求占卜、算命的顧客，囊中也漸漸地有些份量了。

太陽漸漸當頂了，吳佩孚準備去吃飯，忽然看見那邊匆匆來了一男一女，約摸30多歲年紀，那男的一臉悲憤，女的臉色蒼白，快到近前，男人一個跨步直撲吳佩孚。那女的急忙在後面尖聲叫著，不是他，是那個。於是那男子一把揪住了「小神仙」的衣領，抬手就是兩個耳光，抽得盲者嘴邊淌血，哇哇直叫。周圍的人一下子攏了過來。那男子對周圍的人掃了一眼，顫聲說：「十年前我離家做生意，今天回家，一看，老婆已另嫁了人。問她是怎麼一回事？她說，一直沒收到信，一年前找這個人算命，他說我死在異鄉客地了。於是，她在三天前另嫁了人。」這時候，女的一邊哭一邊說：「誰叫你一去那麼多年，一直不來信，我才去給你算命了。」「怎麼說不寫信，這些年來，我請人寫過七八封信寄回家，但一直沒有收到回信。」那男的脖子上青筋暴起，帶著哭聲說。

那男的越說越氣，揮起拳頭打那「小神仙」，打得他抱著頭，高叫救命。算命的本是靠一張嘴掙錢餬口，哪經得起打，不幾下已倒在地上，口袋裡的銀元、銅錢多數滾落到了地上，有些人得到了實惠。也許是「得人錢財，與人消災」的緣故，有幾個人來拉扯那漢子勸說：「你老婆已經嫁了人，就是打死他也沒有用了，何況又要吃官司，打也打了，氣也出了，我們看就算了罷。」那漢子拗不過眾人，想想也確是這麼回事，於是停了手。就這樣，盲者也已受了傷。

吳佩孚看了，倒抽一口冷氣，心想算命、卜卦雖是謀生的手段，可是也著實要當心一點。那倒霉的盲者不知是算錯了呢，還是八字原本就弄錯了，正是「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呀，以後要引以為戒。

過了四天，一清早，吳佩孚攤位剛擺好，幾天前那個占卜失物的漢子興沖沖地來了。一見面，他就恭恭敬敬地作揖，連聲說：「先生真是神仙了，我那失物是一張房產契約，被我喝醉了酒後隨手塞在一本書中，昨晚上被我的女兒看到了。」吳佩孚聽了，心中自然高興，暗想《周易》還真有點道理，「震」變「兌」，兌是少女，難怪會被他女兒找到。嘴上謙遜地說：「我哪裡夠得上神仙，最多只能是『半仙』。」漢子一臉真誠地對吳佩孚說：「先生，我叫張大山，住在大勝胡同三號四合院內，以後，您有事要幫忙，可以來找我。」又作了個揖，走了。

「先生，勞駕您算一個命。」吳佩孚抬頭一看，是一個中年紳士模樣的人。「請講時辰。」

「咸豐七年，正月十七，丑時，是男的。」

吳佩孚翻了萬年曆，很快就排出了這時辰的八字：

丁巳年，壬寅月，庚子日，丁丑時

吳佩孚看了八字，覺得很好，略為運籌，組織一下，就開口說：「這命造很好，庚金生於春月，丁火正官兩透，天干丁壬合，地支子丑合。主其人出身門庭頗高，一生富足，且富而有貴。其人中等身材，膚色白中略有青紅色，不強壯，但沒有疾病。」

「先生，您說得很對，這是我的八字，請您看看我的子息情況怎樣。」

「您命中公郎頗是難得，但有千金，且女兒勝過男兒。」

「先生，又被您說准了，我正是只生有一女，再請說說不好的地方，君子問災不問福。」紳士模樣的人皺起眉頭問。

「好，您如不見怪，我就直說了。這八字的祖上雖然榮顯，但是不知為什麼，您祖母卻享不到具體的福。您青年時破過財，女兒的身體也不好。」

聽到這裡，那人一邊點頭一邊急著問：「先生，再說說，我眼前的情況怎麼樣？」

吳佩孚看了他一眼，沉思片刻說：「您今年40歲，從四年前開始，煩惱不斷，有人暗算您，口舌是非也很多。」

看那人眉頭一動，吳佩孚接著往下說：「今年情況有好轉，只是煩惱尚未過去，仍覺事事掣肘，翼翼小心，明年，煩惱仍會加劇，要過了後年才好。」

「先生，禍事會不會很嚴重，譬如說，我會不會吃官司？」

「不會的，全是虛驚，最多耗點小財。」

「您根據什麼這樣說？」

「36歲開始，您行『戊戌』大運，梟神會同『地網』（『戌』為地網），所以心中惶惶然，不安而煩躁，禍皆由小人為祟。本來恐有牢獄之災，幸而沖地網戌的『辰』在命中居『空亡』之地，所以能夠化去災禍。」

「太感激您了，您這麼一說，我可就放心了。再請問我的壽限是多少？」

「您這命，其實壽限是很長的，只是您59歲（辛酉）那年有一關口，事事要小心提防著點。」

「多謝，多謝。這裡是一點小意思，權作課金，日後再來相謝。」說完，那人取出10枚銀元，放到攤上，去了。

閒來吳佩孚推算自己的命造，認為將來在軍政界，大有作為，壽限也可過80，於是時時留心著。一年後，吳佩孚投入了淮軍聶士成部，從最底層的士卒開始，踏上了戎馬生涯的征途，一步一步地攀登著，一步一步地前進著。

洛陽祝壽

1924年，兩湖巡閱使、直魯豫巡閱副使、孚威上將軍吳佩孚，統兵數十萬，威震洛陽。這是他一生中的極盛時代。這年的4月3日(農曆三月七日)，吳佩孚在河南洛陽直魯豫巡閱副使公署做50歲大壽。北洋政府首腦及各省軍政要員和社會名流，都親赴洛陽或派代表前來祝壽，送來了各種各樣的壽禮。一時壽堂裡擺滿了壽帳和金銀壽桃、寶石玉器等，不計其數。

壽堂門額上面寫的是金字：「功高嵩岳」、「威震華夏」。壽堂內正中高懸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送的紅字金漆橫匾，寫了「國家棟樑」四個大字。直魯豫巡閱使曹錕派秘書長王毓芝送來對聯：風雲會際資兼文武，江漢朝宗澄清河洛。湖南省趙恆惕送的對聯：洛陽三月花如錦，南極一星光燭天。壽堂樓外掛著湖北督軍蕭耀南送的五層高的炮仗。他不忘吳佩孚保薦出任湖北督軍之恩，送來漢口法租界的功德裡鋪面、住宅50幢。長江上游總司令、第八師師長王汝勤送來五寸高的金八仙。陝西督軍劉鎮華送來80把萬民傘。壽堂前麵條桌上擺滿了禮品，最惹人注目的是曹錕送的一對金壽桃。安徽省督軍馬聯甲知道吳佩孚喜打麻將，特別定制了一副鑲寶石的金麻將，作為壽禮送來，並附有發票。發票上寫明由上海楊慶和代鑄，售價80萬銀洋。山西督軍閻錫山派趙戴文為代表，到洛陽祝壽，送來一部宋版《全唐詩》和清末廣東水師提督李准所寫的小篆《十三經》全文。吳佩孚收到名貴書集，非常高興，視為珍寶。吳佩孚去世後，他的螟蛉義子將兩部書以20萬元賣給日本古董商。

祝壽開始，吳佩孚身著陸軍上將禮服，手握九獅寶刀。他先向大總統徐世昌送的橫匾行三鞠躬禮後，轉身站立，由各省代表、社會名流向吳佩孚行三鞠躬禮。禮畢，吳佩孚還禮一鞠躬退下，和前來祝壽的康有為到後堂換上長衫、馬褂、瓜皮帽，然後兩人攜手入壽堂，細看康有為帶來清遜帝溥儀送的壽禮，其中寫有「國家柱石」的壽匾格外醒目。康有為這次專程來洛陽祝壽，特意寫了對聯：「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才一半；虎視洛陽，八方風雨會中州。」其實他的真正目的是想說服吳佩孚，擁護君主立憲，支持溥儀復辟。他對聯中的「牧野」，原系殷朝士兵倒戈的古地，暗示應倒戈復辟。吳佩孚一看當然明白，他向溥儀所送壽匾「國家柱石」，行了三跪和叩首的大禮，表示不忘故君。吳佩孚是前清秀才，有不忘根本的願望，但對於要他領兵復辟、擁護君主立憲的要求，他拒絕了。康有為未能如願，心中不滿。臨離洛陽又贈吳佩孚詩一首，詩中有「人居穴居擾上古，地成沙漠愧中華」之句，意在諷刺吳佩孚標榜「周禮」復古的主張。

最後來祝壽的是河南督軍馮玉祥，他派兩個士兵抬著一壇清水來。吳佩孚向馮玉祥行了禮笑道：「多謝、多謝!」馮玉祥說：「大帥壽日，玉祥來遲了，祝大帥身體健康，萬壽無疆!」又說：「大帥，玉祥防地荒涼，力不從心，只送來一壇清水，聊表敬意!」

吳佩孚叫士兵打開壇蓋，舀了一碗，喝了一口嚥下，笑道：「煥章，好!君子之交淡如水，請進!」挽馮玉祥進入大廳。

政務處長白堅武走過來對吳佩孚說：「大帥50大壽，不能無詩。」吳佩孚興奮地走到書案前，提筆寫下《五十自壽》七絕一首：

歐亞風雲千萬變，英雄事業古今同。

花開上苑看三月，人在蓬萊經一峰。

保護故宮

北京故宮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皇宮。故宮，舊稱「紫禁城」，是明清兩代的皇宮，在北京市中心，南北中軸線上。始建於明永樂年間，迄今已有近600年的歷史，其間歷經重建和改建，仍保持原有規模，是我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建築群。故宮造型莊重，佈局嚴謹，集中體現了我國古代建築藝術的優秀傳統和獨特風格。紫禁城按功能分前朝與內廷。前朝以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為中心，是歷代皇帝舉行大典，召見大臣，辦理政務的地方。三大殿建於三層漢白玉台基之上，體型寬闊，氣勢宏偉，雕樑畫棟。三大殿又以太和殿最為壯觀，是中國目前最大的木結構建築。內廷以乾清宮、交泰殿為主體，是皇帝辦事和居住的場所。

1912年年初，民國國會參、眾兩院從南京遷到北京，在宣武門象坊橋前資政院舊址辦公。因國會場地狹小，漸漸不敷使用。1923年，政府遂秘密計劃將參、眾兩院遷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並將三大殿改造成日常辦公及召開會議的場所。

這之後，北京政府即委託瑞典建築師司達克進行故宮三大殿改造的設計。1923年4月1日，司達克提交了兩個方案供選擇。其主要原則是：移開原來佔據太和殿中心的皇帝寶座，然後沿房屋軸線扇形佈置議院的席位。同時，為了保持三大殿建築的總體風貌和整個紫禁城的建築格局，設計方案還計劃在大殿東西兩端院牆的北側增建議院附屬用房。

由於在剛剛結束的第一次直奉大戰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此時的吳佩孚正如日中天，權傾朝野。雖偏安洛陽，但大帥府依然車水馬龍，高朋滿座。1923年4月22日，是吳大帥五十大壽。雖然吳佩孚早已在報紙上刊登了「謝入洛賓客啟」，但依然阻擋不住前來賀壽的人馬。杯觥交錯間，關於故宮改造的計劃不經意間傳入他的耳朵。

經過縝密的調查，吳佩孚進一步掌握了民國政府改造故宮三殿的詳情。5月20日，他致電總統黎元洪、內閣總理張紹曾、內務總長高凌爵和財務總長張弧，強烈反對此事。

大總統鈞鑒，國務院總理、內務部、財政部鈞鑒：

頃據確報，北京密謀，決拆三殿，建西式議院，料不足則拆乾清宮以補足之，又遷各部機關於大內，而鬻各部署。賣五百年大棟木殿柱利一；鬻各部署利二；建新議院利三；建各新部署利四。倡議者處心積慮，無非冀遂中飽之私。查三殿規模閎麗，建明永樂世，垂今五百年矣。光緒十五年，太和門災，補修之費，每柱糜國帑至五萬。嘗聞之歐西遊歸者，據雲，百國宮殿，精美則有之，無有能比三殿之雄壯者。此不止中國之奇跡，實大地百國之瑰寶。歐美各國無不齦齦以保護古物為重，有此號為文明，反之則號為野蠻。其於帝殿教廟，尤為鄭重。……若昏如吾國今日之舉動，則久毀之矣。驟聞毀殿之訊，不禁感喟，此言雖未必信，而究非無因而至。若果拆毀，則中國永喪此巨工古物，重為萬國所笑，即亦不計，亦何忍以數百年故宮，供數人中飽之資乎？務希毅力維一大地百國之瑰寶無任欣辛盼禱之至。

吳佩孚旁徵博引，義正詞嚴，痛陳拆三大殿之弊。其關注文化傳承，呵護文明薪火的拳拳之情溢於言表。在那個戰事連綿、兵燹盈野的年代，吳佩孚居然有此等的遠見卓識，令人欽佩。難怪時人常以「秀才將軍」稱之。

吳大帥震怒，京城豈敢怠慢！5月25日，主持國會遷建的國會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參議院議長王家襄、代理審議長張伯烈、憲法起草委員長湯漪等致電吳佩孚，如實相告，稱國會並無拆除三大殿改建西式議院之說，僅計劃在三殿楹柱之間，增設議席及旁聽席云云。

電報全文如下：

洛陽吳巡閱使鑒：頃閱各報，載公致府院專電，本保存三殿之旨，以立言，對於國會遷移之舉，以為非是，各報且從而和之，力持異議。弟等讀而疑之，以為果有此電，則必以告者過也。今日國中百度紊亂極矣。其為吾人討論所及者，不過一二，未遑致議者，殆千百也。設此一二事，猶復聞異詞，意見舛牾，賢如我公，卒不諒解。弟等以為決不至此。國會遷移三殿之意，弟等實共創之，用意所在，願為公一述焉。一曰正視聽以固國本。凡國之大事，如大總統之選舉，及其就職宣誓，憲法之宣佈或修正，與夫解釋憲法之會議等，必於其國歷史上最莊嚴閎麗之地行之，此古今中外所同也。法之費賽依王宮其王路易十四之所營也，而今則為法國國會會合之所，其明證也。民國二年，項城就總統職典，於太和殿行之，公所知也。然按諸總統選舉法，大總統就職時之宣誓，實為出席國會之所，有事當然於國家固有會場行之。若項城時代之故事，則國會非接受誓言之主體，議員為參觀就職之來賓，於法理至為背馳，斯又往事之足為反證者也。共和以來，清帝猶擁尊號，遺老因而生心，曩者帝制復辟之變，恐再見矣。如曰三殿當留，以有待國家一切大事，皆可於象坊橋行之，甚非所以別嫌明微之道也。二曰謀古建物之保存。凡建物莫不以獲用而後存，以不用而就圮，此常理也。今之三殿荒廢已久，其旁殿尤甚，倘不加以修葺，別無保存之法，自始議迄今，中外工程師所繪圖案，不下十數，無一非就原有楹柱之間，增設議席，及旁聽席而止。既無所用其拆，更不知何所謂毀也。不觀乎天壇乎，在民國二年曾為憲法起草之會場矣。且附設辦事處於其中矣。究竟此精美壯麗之建物，果有毫末之損否，其所以為煥然改觀者，果足指為耗費國帑之舉否。天壇如此，三殿可知。憲法起草會如此，國會可知。綜計修理工程所費不過二十萬左右，節省極矣。且聞當局擬以公開投標方法，估定其價格，中飽之弊當可杜絕。總而言之，國會兩院將來當有新建築，而一切兩院會合時之所有事，則必於三殿行之，永為定制，垂諸無極。所以正名分，別嫌微，實為立國之常經，絕非不急之細務，悠悠之口，顛倒實事，故為危詞，何足算也。臨電神馳，惟希亮察。

從吳景濂等人的電報可以看出，國會已經僱用中外工程師繪製改建工程圖紙，所繪圖紙不下十數種。所謂「一切兩院會合時之所有事，則必於三殿行之，永為定制，垂諸無極」，即參議院、眾議院遷入三大殿已成定局。已經議定要在大殿修建議席及旁聽席，且擬定工程投標方法及工程經費。可以想見，在三大殿施工，必然會對宮殿造成破壞。

當時，吳佩孚正值鼎盛時期，又深諳操縱輿論之道，更重要的是他站在愛國的立場，呼籲保護文物，理由堂堂正正，極具號召力。吳景濂等人的電報形同狡辯，不但未能端正視聽，反而抖落出兩院遷移三大殿的計劃細節，輿論對其更加不利。國會兩院遷移三大殿之議至此打住，再未有人提起。

迫於吳佩孚的壓力，也由於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三大殿改造計劃最終胎死腹中，「靈光巍然」的故宮三大殿得以完好地保存下來。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而今駐足故宮，除了應接不暇的曠世勝景，便是充斥耳鼓的宮闈秘史。誰還有雅興靜下心來去思考這滿目錦繡背後的歷史真實和現實關照，更無人會提及那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吳佩孚曾經的貢獻。

智斗日本人

若沒有日本人的入侵，在政壇上已經銷聲匿跡的吳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裡頤養天年的。可是，盧溝橋事變的槍聲打斷了他的殘夢。

1938年6月，日本帝國主義為擺脫侵華困境，策動在中國成立漢奸政府，實行「以華制華」。日本人看好了兩個一直與蔣介石有宿怨的中國人，一個是當朝二號人物汪精衛，另一個便是曾統兵百萬的「在北洋軍閥中，比較還像一個人」的吳佩孚。他們一方面拉攏汪精衛，一方面拚命引誘原北洋政府頭面人物吳佩孚。

第一位說客是日本人大伯通貞，他受命進入北平，邀見吳佩孚，請吳出山擔負「興亞」大任。吳佩孚沒有答應。隨後日方又派更厲害的號稱「東方勞倫斯」的中國通、日本著名特務頭子土肥原，決心要把吳佩孚拉下水。土肥原親自出馬，三次登門拉攏吳佩孚，都被吳佩孚用巧妙的語言擋開了。

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一見面就哀求說：「請玉帥出來，救救我們日本。」吳佩孚哈哈大笑，說：「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土肥原不歡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開門見山地說：「請玉帥出來，調停中日和平。」吳佩孚順勢說：「好哇！請貴國天皇和我國蔣總司令雙方來電，請我出面調停。當然可以。」這無疑是出了個難題，土肥原無以應對。

第三次，土肥原以高官為誘餌，勸說吳佩孚出山維持中日民族關係，並保證恢復吳往日的權勢。土肥原說：「請玉帥出山，擔任原職，維持中日民族問題。」吳佩孚搖搖頭苦笑說：「現在根本談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請貴國人等一概退出中國，包括東北在內，可以嗎？」

土肥原見有商量的餘地，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請您出面，開個中外記者招待會，如何？」吳佩孚聽後欣然點頭同意。沒多久，日本及淪陷區的報刊大量報道吳佩孚要召開記者招待會的信息。土肥原還派人為吳佩孚準備好了記者招待會的「講稿」，並命令翻譯不論吳佩孚是否按照講稿說，都要按講稿逐句進行翻譯。

1939年3月30日，百餘名中外記者擁向什錦花園。花園內戒備森嚴，進場的記者每位都發有一份中英日三種文字的「講稿」。吳佩孚尚未開口，中外記者們已經讀到了打印好的《吳氏對時局的意見》。一身中國紳士裝束的吳佩孚在眾人的簇擁下進入會場，並客氣地向記者先鞠了一躬，然後僅瞥了一眼案前的「講稿」，就開始作即席講演。開場的講話土肥原十分滿意，可吳佩孚講著講著突然話鋒一轉，一字一句地說：「唯『平』乃能『和』，『和』必基於『平』。本人認為，中日和平，唯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自華北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之完整；三、日本應以重慶(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交涉對手。」怕在場的日本人聽不懂。吳佩孚又厲聲令秘書「斷乎不容更改」地將自己最後的「政治宣言」翻譯成日語。會場的中外記者紛紛疾筆如飛地記下了吳佩孚最真實的講話。隨後吳佩孚把土肥原事先準備的「講稿」從案前拿起來，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腳下。土肥原氣得渾身發抖，臉色蠟黃。吳佩孚巧妙地用記者招待會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佈的流言蜚語，粉碎了日本人的陰謀。

1938年12月的一天，什錦花園駛進了幾輛小汽車，從車上下來幾個身穿便裝的日本人，領頭的是吳佩孚的老朋友岡野增次郎。此人過去擔任過吳佩孚的顧問，跟在他身後的便是接替土肥原的川本少將。川本對吳佩孚大加讚賞，並提出要拜吳為師的懇求，還以孝敬師母為名送給吳佩孚夫人一大筆錢。其實這是川本對吳實施的所謂「聯絡感情式」的拉攏方式。當時汪精衛已投靠日本，日本人提出了「汪主政，吳主軍」的方略，所以繼續對吳佩孚實施誘降。這次吳佩孚著急了，他連夜差人把錢退還了川本。

川本見此計失算，就又打起吳佩孚身邊人的主意，但最終也沒有結果。最後川本親自出馬勸老師出山，吳佩孚卻說：「如欲和平，必須全面撤兵！」川本苦求說：「老師應該體諒弟子的苦衷，土肥原將軍因您拒絕出山而受到一生最大的挫折。如今，厄運又將落在弟子頭上，如果老師執意拒絕，弟子只有剖腹自殺，以謝天皇。」吳佩孚卻說：「承你錯愛，拜吾為師，卻不見你讀經問義，你我之間不過空有一層師生關係罷了。又何必以師徒之虛名相逼？」然後他又送川本一句孟子的話：「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國不可以敵眾，弱國不可以敵強。中國國大、人多，日本終必失敗，這就是我對中日戰爭最後的看法。」川本氣得只說了一句話：「大帥會後悔的！」後來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吳的家裡，吳佩孚就請他們看一樣東西，原來是一具黑漆棺材，吳佩孚已經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誘威逼均告失敗。

1939年底的一天。吳佩孚在吃餃子時，肉餡中的一根骨渣插進了牙縫，幾天後便腫了起來，疼得吳佩孚捂著嘴巴，呻吟不止。12月4日下午3點鐘，川本和日軍醫處長石田，以及吳的朋友齊燮元、符定一等人驅車來到什錦花園，當時還有一隊日本憲兵，他們拒絕任何人進入什錦花園。

吳佩孚看到川本時，表情非常憤怒。就在這時，石田拉開皮包掏出鉗子、鋼條等。然後用力撬開吳的嘴望了一下說：「要動手術把膿放出來。」吳夫人及其僕人極力阻攔也沒有結果，無奈吳夫人只好抱著吳的頭，其子抱著腳，石田掏出一把狹長鋒利的手術刀。這時，吳的五姑爺張瑞豐見狀大喝道：「慢著！」川本氣勢洶洶地走過來問：「什麼事？」張怒目問道：「為什麼不打麻藥？」一句話提醒了吳的妻子，她也大聲抗議：「既然開刀，為什麼不打麻藥？」石田苦笑著在皮包內翻了半天，才找出針劑，並給吳注射了一支，然後又撬開吳的牙齒。當時張瑞豐親眼看到，石田那把狹長鋒利的手術刀並沒有指向脹腫的牙齦，而是刺向了吳的喉嚨。只聽吳「啊」地一聲慘叫，鮮血噴射出來。頃刻間，鮮血汩汩地向外流，吳佩孚怒視川本一眼，最後氣絕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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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四不」

1932年，失魂落魄的吳佩孚離開成都，來到了北平。張學良給了「玉帥」好大的面子，親率文武官員數百人到火車站迎候。從前門火車站到什錦花園，上百輛轎車排成了長龍，可謂盛極一時。張學良為吳佩孚安排了居所，並提供了可觀的生活費，每月4000元。然而吳佩孚並不領情，當晚回訪張學良，剛一坐定，就大發其火，責問張為什麼瀋陽事變不抵抗？保存實力作何用？張學良顧左右而言他。吳佩孚歎道：「國恨你不報，私仇你不報，真沒出息！忘記了自己的國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又說：「你不抗日，我幫你抗，我不是為名為利，我左手拿回東三省，右手交給你。你有仇不報，真是笑話！」

吳佩孚以自我標榜而著稱於世。不論是得意之時，還是失意之際，他總是矜持自傲，孤芳自賞，最能體現其性格的就是他的「四不」。

吳佩孚蟄居北京時期，生活艱難，但他不為窘困所屈，撰寫一副對聯，掛在客廳，以明心跡。其對聯為：

得意時清白乃止，不納妾，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

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

在這長聯中，吳佩孚明確地表明了「四不」，即：不納妾、不積金錢、不出洋、不走租界。

對於這「四不」，吳佩孚有些心虛的就是「不納妾」。原來，吳佩孚與原配李夫人感情甚篤，但李夫人始終未育。依照當時的觀念，「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以，在其母吳老太太的安排下，吳佩孚又娶了張氏為側室，但對這事，他始終存有愧疚之意。後來，李夫人早逝，張夫人仍然沒有生育，但吳再沒有動過納妾的念頭。所以，「不納妾」這一「不」，吳佩孚可以說基本上堅持了。

在「四不」中的「不積金錢」，吳佩孚終生貫徹。

是軍閥就要斂財，吳佩孚也不例外。為了養活龐大的軍隊，他巧立名目，增捐加稅，隨意搜刮。直系軍閥的窮兵黷武和專制統治，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然而，吳佩孚斂財是斂財，卻沒有中飽私囊，真正做到了「不積金錢」。1938年，吳佩孚曾經向他的秘書楊雲史談及：「早先家裡有幾畝薄田，現在中央又補助三千元，可以過得去了；這年頭，過得去已經是福氣了。」

「四不」中的「不出洋」，吳佩孚做到了。在當時，軍閥混戰連綿不斷，今天你殺過來；明天我打過去。勝者攻城略地，大發橫財；敗者下野出洋，暫避鋒芒，以期捲土重來。因此，戰敗出國已是軍閥司空見慣的手法。在這種情況下，吳佩孚能堅持「不出洋」，實屬不易。

在「四不」中，吳佩孚執行最堅決的當屬「不走租界」。吳佩孚素以雲長、武穆自詡，最重民族氣節。他痛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凌，不管形勢多麼嚴峻，不願依靠外國人，堅持「不走租界」。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直系軍閥兵敗如山倒。吳佩孚被倒戈的馮玉祥逼得窮途末路，只得(W//R\S/H\\U)退往天津，困於新火車站。其部屬勸他遁入租界，稍做權宜之計。吳佩孚不肯違背自己的誓言，斷然拒絕：「堂堂軍官，托庇外人，有傷國體，焉可為之？」

1939年年底，吳佩孚牙槽感染發炎，危及生命，家裡人請德國醫生，經診斷，認為必須住院手術，並讓其家人趕快送往東交民巷德國醫院。而吳素有「不入租界」的誓言，德國醫生只好歎息而去。他周圍的人無不為此著急。當吳妻準備勸他去德國醫院時，吳佩孚卻先開口說：「你我夫妻一場，我的心意你不能說不瞭解，倘若你趁我昏迷不醒之際，把我送到東交民巷，那我們就不是夫妻了！」

吳佩孚自比關羽、岳飛，對貪官污吏向來痛恨，雖農家出身，但一生不置產、不貪污、不索賄、不受賄，廉潔自律、衣食儉樸，難能可貴。吳佩孚一生飲食起居簡單，吃麵食、米飯，每餐只喝少許山東黃酒和紹興酒。1924年，從英國留學歸國的錢昌照，曾記述與吳佩孚初次見面的情景：吳穿著布衣布鞋，白薯屑落了一身，招呼錢一起吃烤白薯，還大談自己的做人哲學。1927年5月的一天，吳佩孚率衛隊逃往四川經河南鄧縣構林關，受到當地頭面人物的熱情款待。面對滿桌酒肉，吳佩孚卻說：「免了吧！戰火連綿，百姓不得溫飽，我們還要這麼多菜乾什麼？」只留下四個小菜，其餘全叫人撤下。本來，吳佩孚定於第二天清早開拔，可地方士紳紛紛前來求字求詩，他大發雅興，欣然應允，即席撰寫了多首詩。誰也沒有想到，弄文舞墨竟救了吳佩孚一命。當天上午，他的先頭部隊就中了河南悍匪索金娃的埋伏，連秘書長張煌言也被亂槍擊斃，他卻因大發雅興推遲出發而得以倖免。1932年10月離開成都後，定居於北京什錦花園，主要靠張學良資助維持生計。後因「西安事變」張學良被囚，吳佩孚靠偽京津衛戍司令齊燮元接濟，掛個有名無實的「顧問」，每月領「車馬費」數千元，算解了吳佩孚的窘困。齊燮元原是他部下，吳佩孚接受這一照顧，可算做「袍澤之誼」，但無絲毫賣國之嫌。

吳佩孚當權後，前來跑官要官買官的親朋好友絡繹不絕。一次他親下手諭：天、孚、道、雲、龍五世永不敘用。這5個字都是蓬萊吳姓一系，一道手諭將自家親戚攀附之路全堵死。吳佩孚有個老同學在別處多次當官，幾次貪贓枉法被免職了，便到吳佩孚處求官。那天，吳佩孚不在，便寫了個條子要求到河南當個縣令。吳佩孚回家見到條子，提筆批道：「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麼罪過？要你來害他們？吳佩孚手下有個老同事無能，吳給他安排了一個有職無權的閒差，整天無所事事。此人無聊之餘想過過有職有權的癮，便毛遂自薦，寫下軍令狀，要求吳給他10萬大軍，保證平定南方革命黨人，「然後釋甲歸田，以種樹自娛」。吳佩孚知道這傢伙是紙上談兵式的蠢貨，怎能賦予大任！就在軍令狀上批道「先去種樹」，羞得那小子再不吭聲。

不過也有「例外」。吳佩孚當兵時幹的是勤務，一天送公文被巡警營一幕僚郭緒棟賞識，郭慧眼識才便拉關係走後門，推薦吳到保定武備學堂做了士官生，吳自此有了事業的起點。吳佩孚飽讀四書五經，深明知恩圖報。飛黃騰達後，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在洛陽大帥府，除接待曹錕使者外，所有中外賓客吳佩孚一律不親自迎送，唯獨對郭禮遇有加，始終不渝。郭有煙癮，吳有禁令，但特下手諭：「只許郭公過癮，不准僚屬破戒。」郭偶爾害病，吳衣不解帶親自服侍。後來，郭想衣錦還鄉，吳保舉郭做山東鹽運使，嫌官小，郭鬧了脾氣，說：「難道我就不能當一任省長嗎？」於是，吳又保薦郭做省長。郭繼續「開價」：「我不做省長則已，要做就在山東本省露臉，這才光宗耀祖。」當吳大費周折為其謀到山東省長之位時，郭已沉痾不起，不久即撒手離世。吳死後，吳佩孚親撰輓聯：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棄下老母孤兒，有我完全負責任；義則為師，情則為友，嗣後軍謀邦政，無君誰與共商量。其為人可見一斑。

張作霖：保衛白山黑土

張作霖一生，作為封建軍閥他具有落後甚至是反動的一面；作為統治者，他的多重性格特徵是十分突出的；作為東北邊疆大吏，他對東北的經濟建設尤其是鐵路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對文化教育尤其是教育的重視與投入更是可圈可點；在對外關係上，他始終以維護民族利益為重。

給小兵娶媳婦兒

張作霖頭腦靈活，遇事機敏，他很早就覬覦東北王的寶座。在1916年，他夥同馮德麟巧妙地擠走了奉天巡按使段芝貴之後，得到了大總統袁世凱的信任，被任命為奉天盛武將軍督理奉天軍務兼奉天巡按使。袁世凱死後，繼任大總統黎元洪，改任張作霖為奉天督軍兼省長。1918年，大總統徐世昌升任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43歲的張作霖成為凌駕於東三省省長之上的東北最高行政長官，成為東北王。

當上東北王的張作霖不敢疏忽，對部隊約束很嚴。他有個習慣，喜歡微服私訪。一天晚上，張作霖手搖紙折扇，頭戴瓜皮帽，身穿綢長袍，腳著軟布鞋，一身商人打扮，不帶副官，不帶衛士，一個人悄悄地從帥府南門走了出去。他是要私下查訪奉天城內軍隊的防衛情況。他乘著黑夜，先是突然來到了憲兵司令部，值班軍官嚇了一跳，沒想到大帥會微服暗訪。張作霖檢查了司令部的值班情況，看到井井有條，很是滿意。接著，他又隻身來到了第27師師部，值班軍官滿臉驚訝地接待了大帥。大帥看到師部井然有序，也便悄悄地退了出來。

張作霖不讓任何人護衛，自己溜溜躂達地往回走。當時已是午夜2時左右了，街上行人稀少，夜色漆黑一片。張作霖不慌不忙地朝帥府走去，他想從東門回家，慢慢地靠近了帥府東門。大帥府的東門胡同燈光幽暗，大帥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帥府東門的崗亭，並影影綽綽地感覺到一個哨兵在站崗執勤。眼看要到家了，大帥輕鬆愉快地走著。

在靠近東門僅100多米的時候，大帥突然聽到一聲嚴厲的斷喝：「站住！」大帥愣了一下，往四周看了看，以為是在警告別人，沒當回事，定了定神，還繼續往前走著。這時大帥聽到了步槍拉大栓、子彈上膛的卡卡聲，久經戰陣的大帥，知道這是在做預備射擊的動作。同時，又聽到了一聲更加嚴厲的高聲叫罵：「王八蛋，你找死啊！再不站住，我可要開槍送你回老家啦！」張作霖一聽衛兵罵他王八蛋，不禁大怒，高聲說道：「我是張作霖！」大帥以為只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就可以解除誤會，順利地進門回家了。

不承想，衛兵警惕性很高，根本不相信大帥的回答，認為是拿假話蒙他，所以繼續厲聲地呵斥道：「你是張作霖他親爹，也得快點給我滾開。不然，我這槍可不留情！」張作霖聽了先是一愣，小雜種，竟敢罵我。剛想發火，可是立刻冷靜下來，想了想，不禁哈哈大笑，並說道：「好小子，算你有種！好，好，我走，我走！」大帥意識到這個衛兵是個極為認真的人。同時，黑燈瞎火的，自己穿著便衣，又沒帶衛兵，孤身一人，沒法證明自己的身份。一旦對方開火，可不是鬧著玩的。他當機立斷，機敏地立刻轉身往胡同東頭走去。

大帥冷靜下來，抄近道直奔大南門裡路東的教導隊機關鎗中隊部。到了中隊部，叫來了中隊長王貫三。王貫三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這麼晚了叫他幹啥。大帥告訴他往大帥府掛電話，叫衛隊連連長出來接他回府。當時接電話的恰好是衛隊旅參謀長郭松齡。郭松齡一聽大帥從外邊打電話叫人接他回來，還以為出了什麼大事，不敢怠慢，當即集合手槍連，跑步來到中隊部，把大帥接回了帥府。

張作霖回到帥府辦公廳，還沒等坐穩，就立刻對郭松齡說：「去把在東大門站崗的那個衛兵叫來，我有話說。」郭松齡不明就裡，但未敢多問，就傳下令去。不久，由當晚衛兵值勤官褚連長，把一個20多歲的精幹士兵帶了來。這麼晚，大帥召見他，他感到十分奇怪。

張作霖見了那個衛兵，嚴肅地問道：「你叫啥名？」

衛兵不知咋回事，愣愣地高聲答道：「我叫李德標！」

張作霖聽了李德標說話的口音，分辨出剛才和他邂逅的正是這個衛兵。大帥自言自語地小聲說道：「正是這小子！」大帥仔細地端詳著這個小伙子，看他生得傻大黑粗，一臉的忠厚相，心裡已經暗暗地喜歡上他了。接著卻故作嚴厲地說道：「剛才為什麼不讓我進東大門？還說是我爹也不成！難道說，我的話你也不聽嗎？」至此，李德標才知道剛才被罵一頓，又不許走近東大門的那個人，真的是張大帥。他不知所措，一陣惶恐，知道碰到茬口上了。但是，事已至此，後悔也沒有用了。怕呢？當然更不濟事。要殺要剮，隨你便吧。但是，他想必須說明情況，為自己爭辯一下，於是，硬著頭皮說道：「報告大帥，連長有命令！」

大帥厲聲問道：「什麼命令？」

衛兵高聲朗朗答道：「夜間站崗，沒有上邊命令，不許任何人出入帥府。」李德標強調「不許任何人」，你也是任何人之一。

「好小子！」張作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褚連長，讚許地說：「看不出你小子還會帶兵呢！」說完，滿臉放鬆地詢問李德標多大歲數，啥地方人，當過幾年兵，娶過媳婦沒，以及家庭狀況等。原來李德標是遼北法庫縣人，今年21歲，已經當了兩年兵了，因家貧還沒有娶媳婦。

張作霖點點頭。有了今晚的實際遭遇，又經過方纔的一番口頭調查，大帥已經胸有成竹。他決定重獎褚連長和這個年輕的衛兵，以他們為榜樣，鼓勵其他士兵。

大帥叫過來參謀長郭松齡命令道：「茂宸（郭松齡的字），升褚連長當營長，升李德標當少尉軍官。告訴軍需處，賞褚連長500銀元，賞李德標2000。這是我私人獎賞給他們的，讓軍需處先記筆賬。」

郭松齡答應：「是！」

張作霖意猶未盡，想了想，又說道：「告訴楊宇霆明天早上來見我！」

大帥還想對李德標做進一步的安排。

第二天，巡閱使署總參議楊宇霆來見張大帥，張大帥客氣地對他說：「鄰葛（楊宇霆的字），我替你介紹一個你們一縣的小同鄉。」楊宇霆也是法庫人。楊宇霆問是誰，張作霖叫來李德標，給他們互相介紹了。介紹過後，張作霖對楊宇霆把昨晚發生的事說了一遍，楊宇霆聽了哈哈笑道：「真是大帥遇上兵，有理說不通！」張作霖極口稱讚李德標「有種」，連連說道：「我張作霖就喜歡硬骨頭。軍人嘛，當然以盡責任聽命令為第一，像李德標這小子，嚴格執行軍令，不管是誰，真夠沖，真有種！」

然後，張作霖又囑咐楊宇霆兩件事：第一件，請楊宇霆負責給李德標選擇一個年貌相當的大姑娘做媳婦；第二件，馬上把李德標送到講武堂去上學。李德標從此成了東北軍上下皆知的有名人物。這個貧苦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自此改變了人生軌跡。李德標很爭氣，進了著名軍事學校講武堂，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在軍中，李德標表現出色，到民國十六年（1927年），已經升為第27師的上校團長了。

以德報怨，以恩報恩

當了封疆大吏，手操生殺大權，張作霖也不是有仇必報。他在營口深入基層、視察工作的時候，不計前嫌，通知曾經打過他的那人來見他，那人哪敢來？早聞風而逃了。於是，他恨鐵不成鋼似的罵了一句：「小樣！」繼而又搖頭歎息道：「可惜呀，你若來見，我給你一官做呢。」

1912年1月，張作霖回鄉祭祖，妻兒眷屬、親兵衛隊、幕僚賓客一行浩浩蕩蕩從瀋陽趕回闊別24年的家鄉葉家鋪。鄉親們奔走相告，有夾道歡迎的，有為張家搭席棚、扎紙活、擺祭品的，祭品從家門口一直擺到墳地。這場面，這氣勢，更嚇得打死他爹的王氏弟兄東躲西藏，不敢露面。張作霖知道後，就跟鄉親們講：「過去的事，一筆勾銷，官報私仇，那是小人所為。」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他長期領導東北人民一心一意建設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過程中，果真沒碰王家一根手指頭。

而那位曾經誣告過他的李老恆，當張大帥衣錦還鄉時，還不是生怕他翻起變天賬，搞打擊報復？左思右想，跑也不是，躲也不是，索性硬著頭皮，帶著老伴一起去張家請罪。史料上沒有寫兩位老人是如何跪在地上作深刻檢討的，也沒講老張是不是趕緊將兩位老人攙扶起來，只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他說：「我張作霖向來不記仇，你們雖然告過我，但並未把我怎麼樣，反倒使我發奮向上，才有了今天。」說著，拿出200元錢，要老兩口好好回家過日子，不要害怕。

當時的200元錢，可不是個小數目，他的二哥剿匪陣亡，慰問金也不過1000元！

張作霖被招安後，駐軍新民府，儘管被封為虎威將軍，門崗有哨，營棚有馬，出門有兵，巡遊有旗，那鮮艷的「張」字大旗高高飄揚，可他老覺得一個營還不夠威猛，便私自擴編，人馬一多，軍餉哪裡夠哇！不夠咋辦？不能收保護費了，更不能打家劫舍，就只有打白條，向商會借，月月借，年年借，那白條自然是兌現的少、積壓的多。

一天換防，軍號已吹響，部隊已出發。聽到外面人歡馬叫的，商會會長姜雨田急了，衝上大街，迎面就將騎馬走在隊伍最前頭的張作霖一攔，說什麼不還錢就不讓走人，光天化日之下，絲毫不顧及維護軍民關係的大局，引來路人側目和種種非議，後來，經過多方勸說和一再承諾，他才悶悶不樂地、萬般無奈地鬆開了手，側過身讓一彪人馬絕塵而去。

等到張作霖入主奉天，姜先生才知道，自己投資了一個極有潛力的長線股。那時，瀋陽城裡，由於東洋商人勾結不法分子抵制奉票，致使市面紊亂，興業銀行多次遭到擠兌。面對如此險惡的經濟環境，張作霖以上馬能殺賊、下馬能治國的文韜武略，首先殺一儆百，槍決吃裡扒外的銀行行長，極大地震撼了那些投機倒把的奸商，然後，他又不計前嫌，用八台大轎，將駁過自己面子的姜先生從新民請到瀋陽，要將興業銀行行長這一重要崗位交給他。

姜先生一聽，又驚又喜，當年的投資終於沒有白費呀，但自己一個小小的商會會長，幹得好大城市的金融工作嗎？萬一辜負了張作霖的信任怎麼辦？張作霖看出了他內心的擔憂，十分親切地鼓勵他大膽去幹，對他說：「想當年，你老兄竟敢在大街上攔我的馬，還怕當行長？！」

從此，小會長變成大行長，在新的崗位上做出新的貢獻。

對仇人，尚且以德報怨，那麼，對自己的恩人就可想而知了，凡滴水之恩，張作霖都必湧泉相報。

他在營口被追殺的時候，有位姓傅的義士，十分豪爽，借了他一頭毛驢，讓他遠走高飛了。想起當時苦，不知多心酸，大冬天的，破棉鞋裡沒棉絮，就把包谷葉胡亂往裡面塞，現在坐穩江山了，該知恩圖報了，於是快馬送信，請義士速來奉天。

那姓傅的一到門前，開口便喊：「張矬子！張矬子！」

張矬子，是以前別人見他身高不過1米58給起的綽號，而他卻絲毫不介意，十分親熱地迎出門外，說：「我的老疙瘩啊！那頭毛驢還不上了，老子還你一個奉天城公安局長，幹不幹？」

借毛驢，還局長，還是公安局長，哪有不幹的！

三哥鍾恩並不是他的親哥，是他的結拜兄弟。盜亦有道，不能亂來。張作霖剛入伙時，當「把子」，負責看「票」，每當嘍囉們不分青紅皂白地綁來一群肉票，特別是綁來一群哭哭啼啼的大姑娘、小媳婦、老太太，他心裡特別難受，特別看不慣，人心都是肉長的呀，這種勾當，非大丈夫所為，也不是長遠之計，乃跳槽單干，自己拉起一幫人馬，以保險隊的旗號為大戶人家保駕護航。

萬事開頭難，難在沒地盤。弟兄們整日裡為收保護費東奔西走，南征北戰，說起來，呼嘯山林也甚是快活，但這種流寇似的游擊戰什麼時候才能有自己的根據地呢？

恰在這時，鍾恩出現了。鍾恩，何許人也？一小掌櫃，在新民縣境姜家屯賣大米。這天，他出外辦事，經過城門口，看見幾個持槍的團丁喝令一支雜牌武裝停下來：「站住！幹什麼的？」對方那領隊的，倒也和氣，上前作揖道：「在下張作霖，我的弟兄們累了一天，能否借個光，在此歇歇腳？」

「想得美！快滾！不知道這方圓幾十里都是谷癟子的地盤嗎！」團丁們仗勢欺人，橫蠻地端起槍。那支疲憊的隊伍，也不願硬闖，把事情鬧大，便主動調頭，在夕陽的餘暉中失望而歸。

而在旁邊看熱鬧的鍾恩，一聽「張作霖」的大名，眼睛頓時一亮，早就風聞這位不殺人、不放火、不搶糧的綠林好漢，今日一見，果然不同凡響，只見他個頭不高志氣高，眼睛不大目光亮，斜背一把鬼頭刀，腰插一把盒子槍，滿身的風塵，掩飾不住勃勃的英氣，十分仰慕。於是，三國、水滸中那種好漢相遇、義結金蘭的情景又在這裡出現了。

等他們的身影被白樺林遮擋之後，鍾恩快步趕了上去……

當天夜裡，張作霖的隊伍從米面鋪後門悄悄摸進屯子裡，一網打盡正在賭錢的團丁，並順手牽羊，奪了馬販的50多匹蒙古快馬。姜家屯是這一帶有名的大集鎮，比較富裕，谷癟子連這樣的重鎮都丟了，很被人看不起，而張作霖則名聲大振。自此，他以這裡為根據地，縱馬揚鞭，馳騁在廣袤的遼西大地上，勢不可當。

當然，沒有鍾恩做內應，就憑他二三十個人、十幾條槍，哪打得下戒備森嚴的姜家屯？連進村休息一下都不成呢！吃水不忘掘井人。為了報答鍾恩，他重回姜家屯，問鍾恩想幹些啥？莊戶人家出身的鍾恩，想了想，說俺還是賣大米吧。於是，張作霖個人投資，大興土木，在當地組建了與瀋陽、營口等地糧棧連鎖經營的「三畬」集團，由鍾恩出任總經理。

難能可貴的是，張作霖地位變了，身份變了，感情沒有變，仍像過去一樣，每次見到鍾恩，都親切地叫他「三哥」。他總是這樣深情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以前我有兩位兄長，現在我又有了一位兄長，那就是鍾恩，他就是我的三哥。」

鍾恩既然成為他三哥，也當然是孩子們的三伯。逢年過節，除了送錢送禮以外，張學良等晚輩還要向鍾恩行跪拜禮。【TXT小說下載：www.uu158.com】

不識字，懂道理

張作霖只讀了3個月的書，就輟學了，因為他得回家拾柴，幫母親做飯打雜。他粗通文墨，難免會寫錯字、說錯話。然而，有時候，這些差錯，在鬧笑話的同時，卻往往會成為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話。

據說，以前大帥府的傳達室門前，有一塊「傳達室」的木牌，他進進去去的時候，往往只看衛兵的軍容風紀，不大注意其他地方。有一天不知怎麼的，被他忽然看到這塊標牌了，皺起了眉頭，心裡很不爽。下車後，他語重心長地對秘書說：「就算咱勝利了，東北統一了，也不能驕傲呀，你看這大帥府門上，只掛了『治國護民』的牌匾，也沒有掛我張作霖三個字嘛。」接著，他轉過身，再把前面的傳達室一指，繼續說道：「你再看看我們的弟兄，一個小小的傳達室，都要掛上他傅連寶的大名，成何體統？」秘書定睛一看，差點笑出聲來，原來，首長把傳達室看成了傅連寶，當成了人名。

還有一次，張作霖出席日方酒會。那時候，東洋人佔了辛丑條約的便宜，有駐軍東北的特權，但東北軍對他們不屑一顧，還曾主動開火，當場擊斃硬闖演習封鎖線的十幾名日本軍人。這一次，號稱「中國通」的日軍將領土肥原，以為張作霖不識幾個字，想當眾羞辱他，就假惺惺地請他賞題一幅字畫。

其實，張作霖平時沒事就練字，水平也還行。他見對方捧來筆墨紙硯，便不假思索，揮毫就題寫了一個遒勁有力的「虎」字，只是在落款時，一不小心，將「張作霖手墨」寫成了「張作霖手黑」。土肥原便得意地狂笑起來，說：「張大帥呀，你的果然寫錯了字呀，手墨的墨字掉了一個土，變成手黑了啊！」那些在場的日軍也跟著起哄。

然而張作霖處變不驚，他大義凜然地擲筆回敬道：「本人就是手黑！本人自拉桿子那天起，就知道搶地盤的重要性！我這是寫給你們看的，當然不能帶土，這就叫寸土不讓！」

缺點變亮點！這段佳話，不僅生動地表現出張作霖的大智大勇，更進一步反映出他內心深處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麻將桌上是非多

揮師關內，美夢成真，張作霖終於成了北京城的主人，但盛極必衰，轉眼間就走了下坡路。張作霖這邊磨刀霍霍，那邊的曹錕政權卻是紙醉金迷，還弄出個「賄選總統」的醜劇。吳佩孚則打著「武力統一」的算盤，到處樹敵。張作霖看著復仇的時機成熟，揮兵躍馬，向曹錕發出挑戰書，聲稱將由飛機問曹三爺起居。吳佩孚冷冷一笑：「手下敗將，何足逞勇。」他也太托大了，以為可以一舉蕩平奉軍，連一個周密的作戰計劃都沒有，就匆匆領兵上陣，戰至正酣處，直系大將馮玉祥卻因為與吳佩孚的矛盾而暗中和奉軍勾搭，陣前反戈，發動「北京政變」，由於變生肘腋，曹三爺連反抗的機會都沒有，束手就擒，成了階下囚。這一突然變故，讓吳佩孚猝不及防，直軍戰線也就此土崩瓦解。張作霖好解氣、好得意，敲著得勝鼓，再度進京，一個馬賊，竟然成了北京的主人。

張作霖管理一個東北還能勉為其難，管理一個國家就露出了馬腳，他在北京城裡，每天只是三件事：聽戲、喝酒、搓麻將，許多軍國大事都是在酒席桌上、麻將桌上辦成的。

一天，張作霖在下榻之地又擺上了牌局，他想把財政部抓到手裡，已經內定了原財政部次長兼鹽務署長段永斌為部長，於是將他邀來，想問問情況。出席牌局的還有財政部總務廳長朱有濟，張作霖的參謀長楊宇霆，另外，馮玉祥、段祺瑞也站在一旁看熱鬧。這個朱有濟是日本留學生，與留日的楊宇霆有一面之交，他也覬覦部長的肥缺，聽說已經內定了段永斌，不禁心中焦急，於是帶著重禮找到了楊宇霆。楊宇霆這個人可算是摸透了張作霖的習性：「張大帥一生好賭，你得在牌桌上讓他高興，這時候他就特別好說話。」朱有濟記住了這句話，這場牌他只盼輸不盼贏，不斷地拆牌喂張，馮玉祥在一旁看得明白，張作霖玩得興起，擼起了褲腳，露出了一塊拳頭大的傷疤：「本帥當年在賭局裡被人捉老千，輸得一塌糊塗，一著急，拿刀子割下來這麼長的一條子肉，當場就把他們嚇暈了，乖乖地都把銀子還給了本帥。」他邊說邊比劃著。朱有濟不停地在拍馬屁：「大帥戰場上英雄無敵，牌場上也是英雄無敵。」說話間，張作霖又是一副大牌叫聽，單吊孤張白板，坐在對家的段永斌也早聽牌，他手上也是一副大牌，偏偏卻摸到了白板。段永斌為人做事認真，也有點摳門，只聽他喃喃道：「孤張不能打，打了要包的，冒險不得。」於是忍痛拆了一張牌。這副牌摸到底誰也沒和成，張作霖很是懊惱：「我就差一張白板，否則又是一副大三元。」段永斌卻不識相，摸出了手中扣著的那張白板：「幸虧我沒有冒險呀。」張作霖當時就把臉拉了下來。

牌局結束後，段永斌一行打道回府，屋中只剩下馮玉祥。只見張作霖拿過委任狀，吩咐副官，將段永斌的名字摳下來，換上朱有濟。馮玉祥不解：「不是決定了嗎？怎麼換人了。」張作霖沒好氣地道：「這個姓段的，把錢看得像命一樣，哪能做大事？」馮玉祥心裡一陣涼，他轉過臉來對剛捧出來的臨時執政段祺瑞道：「國家大事怎麼能如此兒戲？」張作霖眼一瞪，他早就想和馮玉祥鬧翻，正想把他趕出北京城，於是對段祺瑞說：「芝老，我有些事情還得同您商量，不過，有些人不能參加，比如說我們花錢雇的幫工，這種人可沒權指手畫腳的。」

原來，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張作霖為了拉攏馮玉祥，曾花了一筆巨款，作為軍餉贊助了西北軍，所以他話裡帶著刺。馮玉祥扭頭就走，回到軍中，說了剛才受的窩囊氣，鹿鍾麟當場跳了起來，此人是西北軍的一員猛將，有勇有謀。「我早說過，與那個馬賊是無法共事的，他想著獨佔北京呢。何不乘著奉軍主力還在關外，北京城裡都是我們的人，先下手為強，將他干了！」

別看馮玉祥也是久闖江湖的，但論其處事果斷，手段毒辣，他大概還要略遜一籌，連連擺手，生怕惹出大麻煩收不了攤子。鹿鍾麟急得大喊：「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馮先生怕惹亂子，將來都推到我身上，你只要簽了這道調兵的命令，一切由我來辦。」鹿鍾麟草草地寫下兩行字，讓馮玉祥畫押。馮玉祥被逼不過，繞著桌子而躲，鹿鍾麟則跟著後邊追，這一幕，馮玉祥後來曾寫進了他的回憶錄，顯然很後悔當時的不果斷。張作霖就沒有這般優柔寡斷，待奉軍大舉入關後，硬生生將馮玉祥逼出了北京，他不喜歡臥榻之旁有人酣睡。

少養五萬兵，也要辦教育

1915年2月，張作霖上書大總統袁世凱，專門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種種弊端，並提出了整頓的措施，建議對學校加強管理。其時，張作霖僅是奉天城內小小的第27師師長，雖說握有重兵，但無論如何與教育是扯不上邊的。

張作霖在條陳中首先指出，奉天辦學存在兩大弊端：一在糜費過多，得不償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僅是坐擁虛名，缺少實際才幹。另外，他還提到，辦學偏重於高等小學，忽視初等小學，使師範畢業者不願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師，而畢業者亦無從升學。

張作霖的條陳引起教育部、國務院乃至大總統的高度重視，肯定該條陳所指皆為癥結所在，大總統命國務院將該條陳轉交教育部查照。

對於第一條，教育部「已於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財力，體察人民生活狀況，竭力撙節，以杜虛糜」。對於第二條，教育部批道：「現在小學之必待整頓，亦誠刻不容緩。整頓之法，當從力節糜費，嚴定教員、管理員資格入手。庶使不能勝任之教員、管理員得以大加淘汰，於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

4月9日，教育部訓令各省民政長遵照辦理。教育界聞之歡欣鼓舞，卻不知此訓令源自於一個遠在東北、並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

1918年12月1日，奉天國立高等師範學校正式成立。開學典禮上，奉天政務廳長史紀常前往宣讀了張作霖的祝詞。

今天，師範類院校學生免收學費，每月還有補助。但卻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張作霖時期，奉天的師範學校就已免收學費了，而且還發給伙食費，這些費用全由奉天省政府買單。人們常說，「沒有免費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師範學校不僅有免費三餐，而且標準還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伙食早餐為大米粥、鹹菜；中午大米飯、四菜一湯，兩葷兩素；晚飯四菜一湯，皆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壇肉、木須肉、燒黃花魚，燴海參等。另有其他如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伙食也非常豐盛。

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張作霖在整軍經武的同時，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採納奉天省長王永江、教育廳長謝蔭昌的建議，創辦東北大學，並對王永江說：「我沒讀過書，知道肚子裡沒有墨水的害處，所以可不能讓東北人沒有上大學求深造的機會，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給你了，開學越快越好。用錢告訴我，不管多少，我寧可少養五萬陸軍，但東北大學是非辦不可。」

成立東北大學本是中國自己的事情，可是日方得悉東北當局要自己辦大學之訊，日本駐奉天總領事竟公然向王永江提出「勸告」：「聽說你們要辦大學，那可不容易呀！又費錢，又沒人。你們要讀理工科，我們已有『旅順工科』；你們想學醫，我們早有『南滿醫科大學』；你們願學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學生到帝國大學去上學，大日本政府將予以優待，給予官費補助。你們何苦自不量力，自尋苦惱，而去自辦大學呢？」王永江當即將此談話報告給張作霖。張作霖聽後，十分氣惱：「他們越是反對咱老張辦大學，咱們就是非辦不可。得快辦，要辦好，快出人才。」

1923年4月26日，東北大學正式成立，校舍暫用位於省城大南關的高校和文專兩校舊校舍。後於北陵購置500畝地，開始動工興建新校舍。購地款除外，東北大學的基建費用即達奉洋600萬元。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規模宏大，功能齊全，在國內亦是首屈一指。

除興建校舍外，奉天省長公署還在北陵附近劃撥官地200畝，撥款280萬元，興辦大學工廠。這種大學設附屬工廠，既顧及學生實習，又保障經費來源的模式，也是當時國內其他大學所沒有的。東北大學另有植物園地100畝。這樣，整個校園面積達900畝，是當時國內最大的校園。可見張作霖的建校計劃，是相當宏偉壯觀的。

東北大學常年經費在各大學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學當時的常年經費是90萬銀元，南開大學40萬，清華大學雖有庚子賠款補貼也只有120萬。奉天省財政向東北大學的投資巨大，經費每年160萬，人均為奉洋800元。

東北大學開課後，在聘請師資上存在一些問題，有些外省學者不瞭解奉省財政狀況，惟恐來東北大學教書，月薪用奉票發給，一旦奉票貶值，必至影響收入，因此不願應聘。瞭解此情況，張作霖當即做出決定：「凡大學教授等薪金，一律用銀元發給，並不許拖欠。」為吸引一流學者來此任教，東北大學所設定的薪金和待遇相當優厚，甚至高於國內的幾所知名大學。以教授為例，北大、清華教授月薪300元，南開240元，東北大學則為360元。後期章士釗等人竟高達800元。東北大學還為教授們蓋新村、建別墅，安排寬敞舒適的住宅。教授們回北京探親，還予以報銷往返路費。這與當時國內戰爭情況下，各校教授欠薪、減薪為常事形成鮮明對比。

有了梧桐樹，不怕引不來金鳳凰。東北大學的這些優厚待遇，引來了當時許多的知名教授前來任教。據東北大學1928年的統計，在其128名職教員中，留學歸來的有77人，其中11個博士、37個碩士、29個學士。而且他們當中大部分留學美國，畢業於美國的一些著名的大學，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其餘教授即使沒出國「鍍過金」，也是畢業於國內一些知名的高等學府，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等。其教授陣容之盛，遠非其他大學可比。

東北大學的教學設備在當時國內也數一流。東北大學的實驗儀器和機械，諸如物理和化學儀器、工學機械、動植物標本、圖書、工廠設備，幾乎無一不備。而且大都購自國外，比較先進，這在國內名校中也不多見。據1926年的統計，學校藏書共33164冊，各類儀器標本共13516件，以及價值達86.53萬元的機械設備，為學生閱覽、實驗和實習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至20年代末，東北大學已是國內學生最多的大學，教授300人，學生3000人，而當時北京大學也只有學生2000人。

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張作霖會把東北大學辦好。可是，日本學者新島淳良在參觀東北大學之後，也不得不說:東北大學的實驗設備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國立大學高許多。其教育水準「高於日本在滿洲開辦的高等教育院校」。

作為一名靠武力打天下的大軍閥，能從購買槍炮的錢款中撥出大筆經費來辦教育，確實讓人刮目。看來，張作霖多少還是懂得一些教育與國計民生的關係。

孫傳芳：假佛徒，真好戰

縱觀孫傳芳的一生，只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一個悲劇性人物。好戰成性，是其一大特點；機警投機，是其另一特點。而關鍵在於北洋軍閥的時代烙印，使他思想陳舊，拒絕接納新思想和新事物，逆歷史潮流而動，終於折戟沉沙，為大浪淘盡。此正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不打不相識

孫傳芳，字馨遠，1885年4月7日生於山東泰安。早年貧寒，舉家流落到濟南。他二姐頗有幾分姿色，經人說合，給武衛右軍營務處總辦王英楷做二房。孫傳芳在姐夫的幫助下，入武備學堂步兵科學習。

1904年秋天，孫傳芳赴日本東京士官學校第六期留學。

第一次列隊時，一個長得精瘦但很幹練的軍人站在他們面前，自我介紹：「我叫岡村寧次，是你們的區隊長，希望大家遵守紀律，服從命令，請多關照!」

一個星期天的傍晚，岡村寧次在進行晚點名時，發現新生中少了孫傳芳、楊文愷、張群、周蔭人等人，原來他們外出未歸，這還了得!岡村頓時大發雷霆。

原來，孫傳芳等人嫌軍校的生活太清苦，平時只有豆腐白菜，肚子裡一點油水也沒有。於是星期天結伴外出，租了一間房，買了幾斤清酒和一副豬下水，幾個人大吃大喝，沒想到醉得一塌糊塗。等發現快到點名的時間，緊趕慢趕往學校跑，但還是晚了。

幾個人東倒西歪地來到操場上，區隊長岡村寧次已是怒氣沖沖，劈里啪啦左右開弓，一個人揍了兩個耳光。

「巴格牙路!你們不是軍人，紀律的不懂!」

孫傳芳個頭小，被岡村寧次一巴掌打在頭上，把帽子打掉了，腦後的辮子抖摟出來。岡村寧次用手拉著他的辮子：「嗆過羅!嗆過羅!」日語為豬尾巴的意思。

「支那人，一盤散沙，將來有一天，我們在戰場上還會打敗你們!」

孫傳芳受到侮辱，渾身的血一下子都湧到頭頂上來了，他仗著酒力，猛地抓過自己的辮子，往脖子上一繞，罵道：「老子今天就教訓教訓你這個狂妄自大的傢伙!」接著他發瘋似的躥上去。岡村寧次是柔道好手，見孫傳芳撲過來，用手一擋，身體往外一側，就勢來了個大背，把孫傳芳摔落在地。

孫傳芳咬著牙爬起來，一個餓虎撲食，又衝上去，岡村寧次閃轉騰挪，一個反手擒拿，將孫傳芳的脖子壓在自己的皮鞋上。孫傳芳真急眼了，照著翻毛皮鞋就是一口，岡村寧次疼得一咧嘴，稍稍分神，孫傳芳死命往上一拱，岡村寧次猝不及防，被頂了一個仰面朝天。

孫傳芳被張群拉住，氣哼哼地還在高聲大罵：「小日本，老子不尿你!有種再來!」

楊文愷等趕快上前把岡村寧次攙扶起來，岡村推開眾人，對著孫傳芳笑容可掬，伸出巴掌拍了起來：「喲希，喲希!孫君，你的膽量大大的!是一條漢子!」不打不相識，從那以後，孫傳芳和岡村寧次成了好朋友。

１９２６年秋末，北伐軍兵臨九江和南昌，給孫傳芳以致命打擊。孫傳芳為挽救殘局，聘日本武官為「軍事顧問」，岡村寧次便是其中一個。而孫傳芳的這位師爺，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立志「研究中國」，一生與中國人民為敵。他在青壯年時，就18次潛入中國內地搞所謂「旅行調查」，偷偷搜集我國軍事要地重要資料，為日軍侵華做準備。此次他作為孫傳芳的「應聘武官」是有「特殊使命」的。一為日本在中國培植親日派，二為暗中搜集中國的軍事情報，最主要的是他得知他的「學生」孫傳芳軍中，有一套比例為五萬之一的中國機密的軍事地圖。日寇侵華，之所以能在華中一帶橫衝直撞，正是這套地圖給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提供了方便。

裸模與旗袍

畫家劉海粟1914年在自己創辦的上海美專破天荒地開設了人體寫生課，最初只聘到男孩為模特，1920年7月20日，聘到女模陳曉君，裸體少女第一次出現在畫室。然而，世俗的議論卻令劉海粟傷心，有人說：「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識的張競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錦暉，三是提倡一絲不掛的劉海粟。」

更嚴重的是他聽說江蘇省教育會要禁止模特寫生，1925年8月22日他給江蘇省教育會寫了公開信，為模特申辯。上海市議員姜懷素讀了劉海粟的信後，在《申報》上寫了呈請當局嚴懲劉海粟的文章，劉海粟立即寫文章反駁。

不料，上海總商會會長兼正俗社董事長朱葆三又向他發難了，在報紙上發表了給劉海粟的公開信，罵劉海粟「禽獸不如」。劉海粟毫無畏懼，揮筆覆信回擊。

緊接著，上任不久的上海縣縣長危道豐在報紙上登出了禁止人體寫生的命令，劉海粟見禁令憤怒了，於是給五省聯軍統帥孫傳芳寫信，請他斥責危道豐。

孫傳芳與危道豐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當危道豐將載有「劉海粟函請孫傳芳、陳陶遺兩長申斥危道豐」的《申報》遞給孫傳芳後，孫傳芳看了幾行便問危道豐：「模特是什麼東西？」危道豐趕緊答道：「就是一絲不掛讓人畫的女人。」接著又添了幾句：「我剛接任兩星期，決意整治上海的淫風敗俗，才開個頭，就遭到劉海粟的辱罵，上海的事我做不下去了，請聯帥另委高人吧！」孫傳芳又問：「他敢辱罵長官？」危道豐見機便用激將法：「聯帥，他連你也不放在眼裡，不然怎麼敢公開向你施加壓力！」孫傳芳道：「一個手無寸鐵的劉海粟敢如此妄為！」「聯帥，下令吧，我立即派人把劉海粟抓來！」孫傳芳想了想說：「無須動干戈，本帥給他寫封信，婉勸幾句，他敢不聽命？」

孫傳芳6月3日果然給劉海粟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展誦書，備承雅意……模特止為西洋畫主一端，是西洋畫之範圍，必不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術矣，去此模特，人必不議貴校美術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招毀。俾淫畫、淫劇易於附會，累牘窮辯，不憚煩勞，而不見諒於全國，業已有令禁止。為維持禮教，防微杜漸計，實有不得不然者，高明寧不見及，望即撤去，於貴校名譽，有增無減。如必怙過強辯，竊為智者不取也。」

這封信在6月10日《上海新聞報》上刊登後，震動了上海。美專的師生有的認為，孫傳芳是五省聯軍司令，手操生殺大權，如果我們不給他留點面子，後果不堪設想。也有的認為，孫傳芳代表的是封建勢力，我們不能向他投降。劉海粟聽了師生們的各種意見後表示：「我絕不放棄模特，絕不向孫傳芳妥協！」

劉海粟10日當晚給孫傳芳寫了覆信，信中說：「恭奉手諭，雒誦循環，敬悉鈞座顯揚儒術，教尚衣冠，振紀提綱，在此一舉……敝校設西洋畫科，務本務實，勵行新制，不徒模仿西學已耳。」最後寫道：「關於廢止此項學理練習之人體模特，願吾公垂念學術興廢之巨大，邀集當世學界宏達之士，從詳審議，體察利害。如其認為非然者，則粟誠恐無狀，累牘窮辯，干瀆尊嚴，不待明令下頒，當自請處分，刀鋸鼎鑊，所不敢辭！」在劉海粟寫這封信的夜裡，美專的畫室被流氓搗毀了。

孫傳芳收到劉海粟的回信後，甚為惱怒，認為劉海粟不識抬舉，沒給他留面子，傷害了他的尊嚴，當即下了通緝劉海粟的密令，又電告上海交涉員許秋風和領事團，交涉封閉地處法租界的美專，緝拿劉海粟。急得劉海粟之師康有為一天三次去找他，勸他離開上海，他堅守美專不離寸步。

法國總領事認為劉海粟無罪，儘管許秋風一再交涉，並不逮捕劉海粟，領事館為了讓孫傳芳下台階，只好在報上登了一條消息，說孫傳芳嚴令各地禁止模特，前次劉海粟強辯，有犯尊嚴，業已自動停止模特。

孫傳芳不僅要求取締模特，還極力反對女子穿旗袍。認為那種衣服太勾男人的眼珠兒，臂膀太袒露也是有傷風化。所以，一見街頭婦女穿旗袍，他就雙手掩目，轉過身去，以示「非禮勿視」。他的姨太太不吃這一套，去杭州靈隱寺拜佛時，特地穿旗袍，孫傳芳無可奈何：「內人難馴，實無良策的。」中國古代宴會有個遊戲叫「投壺」，輪流將箭矢投入壺中，輸了被罰酒。孫傳芳對此特感興趣，為顯示自己溫文儒雅，他特地在南京搞一個儀式，請章太炎先生前來投壺，但章太炎並未賞光。後來，國民革命軍打敗孫傳芳，有人戲稱是「槍炮戰勝了投壺」。

五省聯帥

1925年10月初，孫傳芳派盧香亭、陳儀為前敵總、副指揮，率領部隊向奉軍駐地猛攻。奉軍邢士廉師一觸即潰，松江、上海先後被孫軍佔領。孫傳芳從水路出發督師，由嘉興上船前往蘇州，孫的參謀處長崔可亭、政治處長萬鴻圖、副官長張世銘隨行。接著，奉軍丁喜春師不戰而退，楊宇霆倉皇出走，一行於10月16日抵達南京。奉軍潰退後，盧香亭、陳儀率大軍渡江追擊，姜登選亦棄職北返。11月初，孫傳芳進駐蚌埠，在火車上辦公。

是時，張宗昌派山東軍務幫辦兼第五師師長施從濱為前敵總指揮，率領魯軍迎擊孫傳芳的部隊，兩軍相持於任橋、固鎮一帶。張宗昌的白俄軍隊，以符離集為據點，猛撲孫軍，戰況甚烈。施從濱乘鐵甲車指揮作戰，在固鎮以南被俘，魯軍被俘者萬餘人。

施從濱被俘，經盧香亭問明他是施某以後，報告蚌埠總部。孫傳芳命令衛隊團長李寶章將施押解來蚌，交軍法處長陳錫璋審訊。施直認不諱，孫傳芳決定立即斬決。時已午夜，有部下對孫說：「我們打內戰，對待俘虜，不宜殺戮，不如把施押送南京監禁。」孫不聽，拍著桌子對部下說：「你我要是被他們俘虜，還不是被殺嗎!」部下又勸孫冷靜考慮，不可操之過急。部下說：「殺也可以，何必今夜，明天再問一次，殺也不遲。」孫聲色俱厲地說：「是你當家，還是我當家呢?」部下見孫主意已定，難以挽回，無語而退。孫即命令李寶章把施從濱由軍法處押出來。施亦自知必死，他說：「就在這裡執行吧。」李寶章終於把施押到車站南邊的曠野，執行斬決，身首分在兩處掩埋。從此埋下禍根，是為因果報應。

次日，孫傳芳集合被俘的一萬多名魯軍講話，他說：「張宗昌是土匪，我們山東老百姓被他害苦了，我們一齊干，把張宗昌這個土匪趕跑，咱們老家好過太平日子。」被俘魯軍一致高呼願跟孫大帥走。接著孫傳芳即將被俘官兵改編，發還槍支，並開往前線作戰。

11月8日，孫軍先頭部隊佔領徐州，張宗昌部向韓莊以北退卻。這時，岳維峻由開封來徐州，要求孫傳芳繼續派兵北進，支援國民第二軍攻打山東。孫傳芳正在籌組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未允所請，頓兵不進。吳佩孚也派高恩洪攜款五萬元由漢口來徐州慰勞孫軍。這時孫與吳已有分庭抗禮之意，對於吳之慰勞，淡然視之。

孫傳芳在徐州子房山大開慶功宴會，預先從紹興運來醇酒十壇，山珍海味俱備，各方代表和孫軍少將以上人員都來參加。此時孫傳芳已是意態驕盈，不可一世了。

11月23日夜，孫傳芳率總部人員由徐州凱旋南京；24日抵下關，住了一宿；25日早晨8時進城，先拜會陳調元於其私邸。這時文武官員已齊集督署，和陳調元來到督署後，即在大堂開會。孫傳芳宣佈成立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自任總司令兼江蘇總司令，以周蔭人為福建總司令，盧香亭為浙江總司令，陳調元為安徽總司令，江西總司令一職，以後由吳佩孚和孫傳芳會委鄧如琢擔任。孫傳芳又派劉宗紀為參謀長，陳閹為秘書長，張世銘為副官長，萬鴻圖為政務處長，孫基昌為軍務處長，程登科為軍需處長，陳錫璋為軍法處長，金振中為軍醫處長，趙正平和沈同午為高等參議。孫又聘日人岡村寧次為高等軍事顧問，月支薪金800元，優禮有加。名流如蔣百里、章太炎等，也都聘為高等顧問，以備咨詢。此外，還辦有聯軍軍官學校一所，孫傳芳自兼校長；並派趙正平主辦導報社，作為聯軍的宣傳機構。這是孫傳芳一生最得意的時期，他的「功業」已經登峰造極。

蝸居瀋陽

1926年孫傳芳在長江以南與蔣介石北伐軍作戰失利時，決心與東北軍合作，繼續抵抗。但是在1925年，他曾襲擊過東北軍於滬、寧一帶，迫使東北軍放棄上海、南京、安徽等地區。宿怨未消，化敵為友大非易事。他遂決定親往天津見張老帥(張作霖)，動以利害，希釋前嫌。他化裝為一個商人，穿灰布大褂，貼身帶兩支手槍。搭津浦列車，坐在茶房的車廂內，隻身北上。路過山東境內，張宗昌的密探密佈車上，亦未發現。孫抵津後，即到英租界住宅給張老帥掛電話。接通後，便說：「我是孫傳芳，由南方來，有事面商。」張接電話，久未作復，以為孫是敵方的主帥，如何能來天津，想必是帶兵打過來的。最後，還是允予見面。孫見張第一句話便說：「完了!完了!我們北洋系的軍人，眼看要全完了!只有團結起來，與北伐軍作殊死戰，否則將被各個擊破。過去是兄弟鬩牆，今日要外御其侮了。現在我甘願做你的部下，聽你指揮，請你不要見外。」張對左右說：「快請總參議來，共同商量。」楊宇霆進門，見孫在座，不覺面紅耳赤，因上年他是江蘇督辦，被孫趕走，舊事不免耿耿於懷，孫急趨前握手說：「老弟!對不起，過去我們是自家人開玩笑，不要介意；共同商量今後的大計吧!」經此一番話，前嫌頓釋。孫的聯軍改為第五方面軍團，歸張節制。這是孫不與北伐軍合作而與張作霖合作的經過。以後張作霖到北京，做大元帥，組織軍政府，孫實為策動之主要角色。

孫初到瀋陽時，住商埠地齊宅，嗣因房舍狹小，遷至大西關大什字街一座樓房，據說是殖邊銀行舊址，房子很多，比較寬敞。後來他的夫人和兩個兒子也接來同住。樓下為其副官、衛士等，約有20人左右。另外有一位趙秘書。他還有幾位處長長住日本站(南滿鐵路車站用地)，均攜帶家眷。最後孫又遷至三經路一所樓房，系新式建築，比較舒適。他另有一位夫人住在大連。

他的生活比較簡單，飲食不太講究。楊宇霆由前方回瀋陽後，他夜間多赴楊宅與之周旋。在家時，除會客或與下屬談天外，總是手不釋卷，有時繞室徘徊，若有所思，很少休息。他在瀋陽的各處長中常來見面的，為糧餉總辦程步青(系其外甥)。此時他的軍隊仍駐關內。有一次來了一位軍長李寶章，以後又來了一位王金鈺，他的副官們均稱為總參議，住了10日左右又返回關內。

他喜歡騎馬，他曾由關內運來駿馬十餘匹，興之所至，常於天朗氣清之晨，馳騁於郊外公路上。他極愛槍。他的寢室牆上掛有長槍，每次外出，車上亦放有短槍。他常說：「軍人不能離開武器，有備無患。」

他很喜歡看書。他不但好看線裝書，也好買新書。有一次，他與下屬到日本站一家日本書店，買了很多新書。正在選購的時候，賣書的日本人，忽然用日語對其下屬說了一句：「此人是孫傳芳。」下屬說：「你認錯了。」他說：「一點不錯，我有相片。」當他到樓上取相片時，下屬勸孫先走。下屬付款後即攜書回去。孫系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懂得日語，他當時也感到很奇怪。回家後，部下深深驚歎，日本一個普通商人，也有第二個任務。

孫在瀋陽，每日赴帥府辦公，像張學良將軍的一位貴賓，又像高等顧問。他們兩人很親近，軍事、政治以至家庭瑣事，無話不談。當楊宇霆指揮軍隊駐守榆關、昌黎一帶時，孫曾親至前方慰問東北軍。那次坐的是專車，有米春霖、王烈諸人同行。有人私問孫到前方去做什麼。他說：「你們總司令對楊宇霆不大相信，不知他在前方搞什麼名堂，讓我去看看。」及至前方軍事結束，楊宇霆回瀋陽後，孫白天仍到帥府，夜間多赴楊宅與楊周旋。但他從不訪晤別人，即萬福麟來謁，亦未回拜。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有一次，孫傳芳與其親信一同到楊宅，剛坐下，楊宇霆說：「阿斗為何還不見來?」少頃，張學良將軍亦到。在這一時期，張學良將軍每晚均到楊宅，與楊極力周旋。在歸途中，親信問孫：「阿斗是誰?」孫笑答：「你還不知道嗎?就是你們總司令。」親信說：「為什麼這樣稱呼?」孫說：「他一向是這樣說法。」

血濺佛堂

1935年11月3日，星期三。天津英租界20號路134號，一座宏偉壯麗的深宅大院。孫傳芳下野後，皈依佛門，成為在家修行的居士。每星期一、三、六還要去居士林聽經。此刻，他藍綢棉袍，灰春綢棉襖褲，繫著白布腰帶，白洋褂，青緞鞋，從樓上下來正要出門。

夫人周佩馨過來：「馨遠，天氣不好，今天不要去了。」

孫傳芳笑著說：「夫人，惡盡言功，善滿曰德，全憑誠則靈，這些年我專心念佛，連過去浮躁的脾氣也改了，怎能不去?」

「馨遠，天氣不好，我今天不陪你去了，早點回來。」她親自拉開小轎車的門。

下午兩點左右，一位30歲上下的女子來到居士林，逕直來到富明法師面前，雙手合十：「大師，我有心禮佛，但經文難懂，如何能念?」

「心誠則靈，誦經的好處極多，試看下台的要人靳總理：孫聯帥都皈依佛門，可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法師，孫聯帥可是孫傳芳?」

「正是，他是本林的理事長，每次都來，功夫甚好，日前已在仁昌廣播電台中布道講經了。」

「法師，入居士林可要什麼手續？」女子誠懇地詢問。

「女施主，請填一份志願書，並交費一元。」

女子接過志願書，在上面工工整整填上姓名「董惠」。富明法師披著綠絛淺紅色袈裟，上法堂講演經法，這時佛堂的大門開了，孫傳芳身披黑海青緩步進入大殿，他登壇焚香，拜了幾拜，然後在蒲團上坐下，面向東方，兩足交叉置於左右股上坐禪。

香煙繚繞的佛堂，彷彿是極樂的世界，經聲朗朗，十幾名善男信女如癡如醉，欲醒欲睡。只有董惠一顆心在猛烈地跳動，她棉袍的暗兜裡藏著一把嶄新的六號勃朗寧手槍，槍膛裡壓上六顆閃閃發亮的子彈，緊握槍把的手濕淋淋的，全是汗水，鬢角額前鼻尖也冒出密密的小水珠。

女教友關心地說：「到前面去吧，那裡好一點。」

董惠巴不得有這麼個機會，立即站起來，來到孫傳芳的身後，她默默地念著：「爸爸，十年大仇，今天要報了。這是女兒多年求之不得的願望，馬上就要實現了，爸爸，你要助我一點勇氣!」

董惠迅速掏出手槍，對準孫傳芳的後腦勺。「啪!」一扣槍機，子彈飛去，孫傳芳的身體似乎怔了一下。「啪!啪!」緊接著又是兩槍，一粒子彈從左額角打入，由右額透出，另一粒子彈打進脊背，從胸膛正中飛出，他應聲撲倒於佛案之旁。

董惠滿臉殺氣，手裡握著槍，厲聲狂喊：「大家不要害怕，我是替父報仇!」隨即，她衝到院子裡，從大衣兜中掏出早已印好的傳單和告國人書猛地拋向空中，上面油印著：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劍翹(原名谷蘭)打死孫傳芳是為先父施從濱報仇；二、詳細情形看我的《告國人書》；三、大仇已報，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濺佛堂，驚駭各位，謹以至誠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文·冇·人·冇·書·冇·屋←

仇女施劍翹謹啟

孫傳芳的遺體一身法衣，脖子上戴了一串108顆瑪瑙石的佛珠，頭上還纏著白色的紗布，躺在一具上好的金絲楠木棺材裡。他的墓地選擇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左側，墓書：恪威上將軍孫公諱傳芳暨元配張夫人墓碑。

馮玉祥：一生追求民主

馮玉祥戎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級上將。在其50餘年的軍事生涯中，以治軍嚴、善練兵著稱。注重愛國愛民精神教育，強調紀律是軍隊的命脈，致力整飭軍紀，並身體力行，賞罰嚴明，關心愛護士兵，要求官長與士卒共甘苦，以帶子弟的心腸去帶兵。

結交法師

馮玉祥與南京棲霞山下的千年古剎棲霞寺寂然法師有過一段交往，因為種種原因一直鮮為人知。

1935年11月1日，南京國民黨中央為籌備中國國民黨五屆全會，先召開了四屆六中全會。已經收到請柬的馮玉祥將軍從山東泰山動身赴南京開會。當時馮玉祥將軍已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儘管馮玉祥將軍位高而權輕，但他在國民黨高層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馮將軍在南京有兩幢官邸，一處在東郊陵園新村(被日軍毀壞)；另一處在城西寧海路中段。他節儉慣了，在南京一直粗衣素食，特立獨行。蔣介石為了拉攏他，曾親邀這位昔日的盟兄，到陵園內小紅山國府主席官邸(即美齡宮)吃飯，並一同做禮拜，但馮將軍不願意讓蔣做戲給別人看，使別人誤會他們過從親密，便拒絕前往。不久發生了一件大事，在丁家橋國民黨中央黨部禮堂召開會議時，原在十九路軍任排長的孫鳳鳴，以晨光通訊社記者的身份混進了會場，本想開槍行刺蔣介石，卻誤傷了汪精衛。孫鳳鳴重傷後被捕很快死去。與會的國民黨大員深受震驚，馮玉祥等很多有識之士感到中樞頑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會大失民心，確應做出政策上的調整。

1935年11月中旬，時已近初冬，馮玉祥聽說棲霞山秋景很美，為舒展一直沉悶的心情，遂前往散心。馮玉祥在副官警衛們的陪同下，觀賞了陸羽亭、桃花澗、舍利塔、藏經樓等景觀。在棲霞寺方丈室，寂然、大本、志本等三位當家僧人接待了馮玉祥將軍。寂然和尚是一位閱歷頗深、辦事沉穩的人，他請大本和志本兩位先暫時避開，自己與馮將軍相對品茗。寂然先說了對馮將軍帶兵，愛護百姓和艱苦奮鬥的欽佩之情，繼而談起了其他話題。馮玉祥很欣賞寂然寧靜的氣度和淵博的才情，感到這位僧人既諳熟古今典故，又瞭解當前時事，是一個有著憂國憂民之心的高僧。於是馮將軍決定多在寺中停留一會兒，並在寺中吃齋飯。在談話間，寂然向馮玉祥訴說了寺院方與緊傍棲霞山的省立鄉師為爭奪一片土地引起的衝突與自己的煩惱。寂然法師俗姓嚴，於20世紀20年代後期進入棲霞寺，1935年初接替明常和尚出任監院，主持寺內外一應事務。那時棲霞寺與棲霞鄉師的地產之爭已經聚訟數年，廣受社會上的關注並驚動了國民黨高層。支持棲霞鄉師校長黃質夫的是陳果夫，當時的省警察廳長王固磐、省教育廳長周佛海等都唯陳果夫馬首是瞻。

戴季陶則是棲霞寺的支持者。戴提出讓棲霞寺發動各個寺院、尼庵的出家人集中到南京城內，向政府遊行請願。在這次方丈室的會面中，寂然法師再三表示，他與常來寺裡燒香的考試院長戴季陶只是一般關係，他認為遊行請願的方式，在國難當頭之際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這個土地之爭的問題只是一個觸點，它僅僅是國民黨上層的派系之爭的外部反映。出家人不宜介入這種爭鬥，這也有違佛教理念。寂然和尚希望能夠平等協商，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解決，不要因這個問題影響了抵禦外侮的準備，而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當時的內政部長薛篤弼的態度。薛篤弼當年是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旅部秘書長兼軍法處長，深受馮玉祥的信任。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薛經馮推薦到南京政府任職，1928年2月出任內政部長。中原大戰後，馮、閻討蔣聯軍失敗，薛也因這個原因呈請辭職。1934年蔣為了拉攏西北軍舊部，又授意行政院任命薛篤弼代理內政部長。在棲霞山的土地之爭中，陳果夫本已傾向棲霞鄉師，但看到戴季陶等人反應強烈，便把此事推給了內政部長薛篤弼，由他做最後定奪。寂然法師從國民黨高層獲悉了此事，所以就有了這次談話。

其實寂然法師沒有說出來的另一層意思是，日本全面侵華在即，東北三省已經淪陷，南京作為當時中國的首都，肯定是戰略打擊目標，而南京人口甚眾，一旦受到攻擊，必定會有大量的難民流離失所，作為出家人應該為此做些工作。而收容大量的難民，僅僅憑小小的棲霞寺是遠遠不夠的，為此必須有一大片能夠安置難民的土地。以馮玉祥當時的身份也不便與寂然法師議論戰局，但他作為職業軍人，看了棲霞山的地形，也似乎想到了什麼。這是一個雙方都不便觸及的問題，但又都在不言中。

馮玉祥將軍來過的第三天下午，內政部的一名辦事人員乘車來到了棲霞寺。將該部對黃質夫申請報告書的批復函複製件交給了寂然法師。此函明確表示「爭地產事件，經部辦公會議研究，擬同意維持現狀，棲霞鄉師必須退出有爭議地區。損壞圍牆，應由校方修理……」很顯然，馮玉祥將軍回城後找了薛篤弼，講述了他的理由，而薛篤弼支持了老上司的建議。後來這段往事還被載入了《棲霞縣志》等地方史料中。

果然不出寂然法師和馮將軍所料，此後不久南京城遭到了日軍的攻擊，日軍的暴行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而此時的棲霞寺，正因為有了這一片土地，才得以收容了兩萬多名難民。

白沙募捐

在抗日戰爭困難時期，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為募集抗日經費而奔走呼號。1943年他赴四川20多個縣市賣字、賣畫、演講、遊說，動員各階層捐資獻物。那年的3月，馮玉祥在江津縣(今重慶市轄)的工廠、學校、機關、商會、教堂作了一場場情真意切、慷慨激昂的演講，深深地打動了聽眾，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踴躍解囊支援抗戰。特別是3月15日傍晚在白沙鎮的演講更是讓人難以忘懷。

白沙鎮位於長江畔，距江津縣城45公里。那天，馮玉祥和夫人李德全乘坐小輪船從江津逆水行駛，於傍晚時分抵白沙鎮碼頭，在江津縣縣長肖烈(四川宜賓縣人)和夫人鄭玉冰，江津國立九中校長邵建工、顧仿百等陪同下來到鎮公所。稍事休息，吃過簡單的飯菜(一飯、一菜、一湯)後，馮玉祥和大家一起步入鎮公所禮堂。沒有寒暄客套，開門見山就講抗戰形勢，不虛不浮，實實在在，聽眾心悅誠服。馮玉祥突然剎住話頭，問：「怎樣才能把日本鬼子趕走?」自答：「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中的每一分子，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支援抗戰。」校長、士紳們恭聽著，禮堂內寂靜安然。馮玉祥激昂亢奮地講道：「德國打蘇聯，打到斯大林格勒。蘇聯危急萬分，於是發起獻金運動。在3個月又21天裡，蘇聯人民獻出七十萬萬四千萬。斯大林拿這筆錢買了飛機、大炮、坦克，就把德國鬼子趕走了!」馮玉祥停了停，注視著聽眾，提高音調說：「蘇聯是一萬萬七千萬人，我們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如果按蘇聯的比例獻金，是二百萬萬。用這筆錢可以買兩萬架飛機、兩萬輛坦克以及其他軍需物資，就可以把日本鬼子連轟帶推趕出中國去!」聽眾擊響陣陣掌聲。

趁大家興奮難抑、激情洋溢之時，馮玉祥喝了幾口白開水，清清嗓子繼續說：「節約獻金，是當前一項最重要的救國工作，希望諸位本著喚起民眾之旨，深入學校和民間大聲疾呼——為救我們國家多多努力!」經久不息的掌聲，震響會場內外。被熱情與激情感動了的馮玉祥興致愈高，精神愈振，把本來可以結束的演講推向高潮。他聲情並茂地說：「在座有許多大、中學校的校長，我向你們講一段教師獻金抗日的動人事跡。前幾天，我在縣城北岸國立九中作抗戰募捐演講。講話結束時，女教師於翔九當即把手上的金戒指取下交給我，托我獻給國家。我對她說，你有三個孩子，家中很苦，把它換點錢買點肉給孩子們吃吧!於老師回答：『馮先生，無論如何要替國家收下我的戒指。只要國家好了，孩子們差不了!如果國家亡了，孩子們吃得越好越可恥，穿得越好越丟人!』諸位，這是多麼好的老師、多麼愛國的民眾呀!這就是抗戰勝利的希望所在，這就是抗戰必勝的力量所在啊!」馮玉祥難抑胸中的憂傷與感動，他掏出手絹，在雙眼上揉擦揩拭……

第二天午後三時，馮玉祥應邀對大學先修班和十七中師生演講。登上講台，馮玉祥問：「國父訓示我們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同學們，什麼是大事?」講台下齊聲回答：「抗日救國!」馮玉祥用直奔主題、抓住人心的演講方式開始了講演。

「對，抗日救國就是大事。」馮玉祥肯定而滿意地點點頭，繼續說：「今天，沒有哪一件事，比趕走日本鬼子更重要的了。大家翻開地圖看一看，用手量一量，從抗戰首都重慶到宜昌有多遠?真如同一個強盜拿著手槍對準我們的胸口，我們哪有工夫去亂想，去看電影哩!你們說是不是呀?」停了停，馮玉祥又說：「學問越多，對救國的責任就越大。美國、英國的大學生從軍的很多，許多大學教授也在軍中服務。蘇聯的女學生丹娘，就是讀了俄國歷史和許多文學作品，受到歷史的啟迪和正義的熏陶，才決心去當游擊隊員的。我們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國家，我們應該怎樣和人家講平等呢?白紙黑字的平等是沒有用的。非得人家想愛我們的國家，我們才配和人家講平等!」學生們鼓掌，竊竊私語，向馮玉祥投來敬佩、信任的目光，有節奏的掌聲不息。

演講結束時，馮玉祥殷切地期望在戰時艱苦中求學問的同學們，要比平時更加努力，要有發奮求學求知的精神，手不釋卷、筆不停揮、汗不停流；要把握時代，做到科學救國。馮玉祥激情滿懷地號召同學們：為節約獻金做貢獻!

來到白沙鎮的第三天上午，馮玉祥給坐落在驢溪半島的修平中學等五所學校師生講話。

下午，馮玉祥步行到位於鎮南三公里處的黑石山上，為聚奎男中、新本女校師生演講。兩所學校學生在穿著筆挺、儀表威嚴的軍事教官指揮下，分列石板路兩旁熱烈歡迎馮玉祥等蒞臨。當頭戴平頂帽、身著棉長衫、腳蹬棉布鞋、紮著棉布褲腿，看上去完全與質樸的北方老農民無異的馮玉祥向學生隊列走來，笑容可掬地揮手示意時，師生們未曾想到曾任總司令、統率幾十萬大軍而身經百戰、叱吒風雲的將軍，竟是如此簡樸，如此可親可敬，半點都看不出來他是一級上將、副委員長、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馮玉祥從禮堂巷道經過時，幾百雙手使勁地鼓掌，幾百雙眼睛集於他一身。他健步登上主席台，微笑著抬手示意——安靜。身高1.86米的馮玉祥，站在講桌前似一座鐵塔，穩穩實實。沒有主持人，也用不著多餘的介紹，他開門見山地講話了，聲音洪亮，抑揚頓挫，風趣幽默，淺顯易懂而富有教育意義。他一邊比劃手勢一邊說：「同學們，你們捐了錢、獻了物，幫助國家買飛機、買大炮打日本鬼子。我馮玉祥萬分地感謝你們，全中國人民感謝你們！到時候買回了飛機，一定在機翼上寫下幾個大字。一架寫『聚奎號』，一架寫『新本號』，讓兩架飛機飛臨黑石山上空，叫它盤旋幾圈，讓你們看看你們捐錢買來的飛機!」學生們歡呼雀躍，熱情奔放，感到無比自豪與榮耀。

隔日，馮玉祥又來到位於驢溪半島馬項埡西長江邊上的新運紡織廠，慰問為抗戰前線生產紡織品的職工。這個廠是宋慶齡於1939年創辦的，安裝有印度造鐵製紡紗機40多台，紗錠1000多個，職工大多數是抗戰志士家屬。馮玉祥在袁寶珠女士等陪同下參觀了廠區廠貌、車間庫房，與紡織工人親切交談，向袁寶珠廠長和管理人員瞭解工藝流程、操作規範、產品質量數量等。馮玉祥對袁廠長井井有條的管理、職工的十足幹勁大為讚賞，誇獎她們紗紡得好，布織得好，鼓勵她們為抗戰繼續努力，多做貢獻。在會見未當班的女工時，馮玉祥說：「現在，婦女從不平等和被壓迫的地位解放出來了，同男子一樣負擔國家的責任。」「今天，我們國家的形勢很嚴峻，女同胞們應該做些什麼呢?那就是努力工作，節約獻金。兩個方面一個目的，竭盡所能支援抗戰前線。」袁廠長和女職工們都深受感動。

馮玉祥離開紗廠回到白沙鎮，一位小司號員和一名小工友迎上來，把平時積攢的錢親自交到馮玉祥手上，托他獻給國家買飛機大炮打擊日本鬼子。馮玉祥見這兩個小青年穿著十分簡陋，深受感動。他代表國家收下這兩筆小小的捐款，欣然潑墨作畫，揮毫題詩相贈。

馮玉祥在白沙鎮幾天來為抗戰募捐的宣傳鼓動，喚醒了民眾的覺悟，推動了獻金熱情，湧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獻金感人事跡。

官場軼事

1928年6月北伐結束後，馮玉祥將軍來到南京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有一次他應邀參加一個重要會議，通知上寫明會議時間是下午三時。馮玉祥準時到達會場，可是會場上冷冷清清，他等了兩個多小時，與會人員才陸陸續續到齊。當宣佈開會後，只見桌子上放滿了水果點心，與會人員一會兒吃水果，一會兒吃點心，一會兒嗑瓜子，而對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或充耳不聞，或含糊敷衍，不知所云，後來則乾脆丟開議題不管，而是大談起不相干的社會新聞與吃喝玩樂來。這樣拖了一個多小時，就宣佈散會。馮玉祥回到住處，越想越生氣，揮筆寫下一副對聯。文曰：

三點鐘開會，五點鐘到齊，是否革命精神？

半桌子點心，一桌子水果，哪知民間疾苦！

橫額是「官僚舊樣」。

馮玉祥的這副對聯很快傳遍了南京官場，後來又傳到民間，使得那些達官貴人又氣又恨。

早在民國初建不久的北洋政府時期，馮玉祥擔任陸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時，曾帶兵駐紮在南京長江北岸浦口四個多月，也曾發生過一起「官場軼事」。

那時，南京城裡掌權的是以直系軍閥、江蘇督軍李純為首的一批達官貴人，他們幾乎天天舉行大小宴會。李純為拉攏馮玉祥，常常邀馮玉祥入城參加宴會。馮玉祥生性淡泊，常常找借口拒絕，有時礙於官場交往情面不得不參加宴會時，也總是盡早退席。

一次，馮玉祥又被李純從浦口請過長江來到南京城中的督軍衙門，全城官吏與地方頭面人物都來了。宴會開始不久，李純宣佈讓參加宴會者「出條子」——即在妓女名單上點名畫圈，讓聽差去傳呼妓女來陪酒作樂。馮玉祥不肯附和。一會兒一大群妓女被召進宴會廳，各自坐到傳呼自己的官員旁邊。李純召來兩位妓女，讓她們坐到馮玉祥身邊彈唱勸酒。李純還對馮玉祥說：「你來到大城市，不該苦了自己。你沒有熟識的姑娘，我給你介紹了兩位。」馮玉祥怒不可遏，但又不便發作。未等李純說完，他霍然站起，拔腳而去。全場達官貴人愕然，李純目瞪口呆。

馮玉祥回到浦口軍中大哭一場。第三天晚上，馮玉祥召來排以上軍官到旅部飯堂會餐。這是少有的事。大家入席後，只見酒菜極簡單。馮玉祥介紹了南京官場吃花酒出條子的種種情景後，說：「難道只能讓這些達官貴人行樂？今天我們也來學學他們，我們也來出條子，每人叫一個！」眾軍官知道馮玉祥的脾氣，聽到這番話十分驚訝。馮玉祥見眾軍官不響也不動，就說：「我已經給你們出了條子了，每人一個，每個一元。她們快來了。」少頃，飯廳大門洞開，湧進來一群衣衫襤褸的乞丐，或男或女，或老或幼，或盲或跛。這些人都是馮玉祥預先派人從南京街上召集來的。眾軍官更加驚訝。只見馮玉祥站起來說：「這些人就是我給大家所叫的『條子』。他們都是我們的叔伯、兄弟、姐妹！我們應當照顧關心他們，請你們每人給他們一元錢！」眾軍官大為震動，感慨之餘，紛紛解囊。

馮玉祥的這番舉動轟動南京，達官貴人罵馮是個大怪人，而窮苦人民卻說馮是中國官場中一位難得的平民將軍。

孔祥熙之女孔二小姐仗著其父和姨父蔣介石的關係在重慶橫行霸道，大耍威風。她走私大發國難財，無人敢阻攔。1939年冬天馮玉祥到綦江縣公幹，第二天下午，他聽說孔二小姐正在綦江城門外打罵攔下她的車隊要檢查走私物品的士兵，馮玉祥馬上趕到現場。這從貴州方向開來的車隊前有軍警開路，後有小車壓陣，非常威風。只見這士兵臉上還有五個紅指印，孔二小姐還在大罵士兵「瞎了你娘的狗眼，連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貼封的車隊也敢檢查……」馮玉祥上前笑著說：「二小姐，我總有權檢查吧？」孔二小姐一看是馮玉祥，邊賠著笑邊溜之大吉。馮玉祥馬上電告委員長，說他正在川黔公路上追截一走私車隊，案犯好像是貴陽的，姓劉。蔣回電要他「嚴懲不貸」。馮玉祥將走私車隊的事全部處理完後，又向蔣委員長報告說：「走私車隊全部截獲，只是主犯逃之夭夭，好像是個女的。都怪我疏忽大意，沒將其捉拿歸案，請求委員長處罰……」蔣介石一聽，馬上明白是孔二小姐的走私車隊被截，但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他垂頭喪氣地說：「煥章兄，你幹得好，幹得好。」

1941年11月14日，是馮玉祥60壽辰。前一天，《新華日報》就出了「馮將軍60大壽特刊」，周恩來親自撰文稱讚馮玉祥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對此國民黨頑固派非常嫉恨，在第三天他的壽宴上，門衛送來一封信，馮玉祥拆開一看，裡面裝有一顆子彈，紙條上寫著警告他不要與共產黨來往的話。馮玉祥知道這是蔣委員長的得意門生戴笠手下所為，就當著眾多客人的面說：「真是不擇手段。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要將這封信原樣送給他們的主子……」於是，他將「子彈信」原樣封好後在信封上寫了幾句簡短的話就派專人送給了蔣介石。蔣打開信一看，只見上面寫道：「收到一封奇信，我不敢一人獨賞，特奉獻給賢弟一閱。」這意思很是明白，蔣介石看後非常生氣。他裝腔作勢地給馮玉祥回了一封「安慰」信，信中說：「首都重地，竟有如此狂徒，殊堪痛恨，已飭限期破案矣。」馮玉祥看後當著眾多賓客，冷笑幾聲就將這回信扔到了廢紙簍中，大家也是一陣哈哈大笑。

仁人之言

1926年5月9日，馮玉祥到蘇聯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考察。在蘇聯，社會主義的新制度、新氣象使他耳目一新，獲得了許多新知識，為民眾謀福利的思想趨於成熟。所以他用大量的時間接見蘇聯工人、農民、文人、婦孺以及軍政界的領袖，進入工廠、田莊、學校瞭解情況。經過廣泛會談、考察，結合自己對革命理論與實踐的潛心研究，他更加堅定了對革命的信心和決心。他深切領悟到要想革命成功，沒有鮮明的主義與有凝聚力的革命組織是不行的，故而在訪蘇期間他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回國後，他於9月17日在五原誓師，策應廣東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在奉命南下平甘援陝途中留下了許許多多動人的故事。正寧的題字碑就是這一時期馮玉祥平民思想與社會主義思想相結合的產物。

馮玉祥是沿磴口、銀川、固原這一路到平涼的。

在平涼最叫他傷心的一件事是：部隊裡受傷染病的弟兄，長途行軍一到平涼，有些人走不動，半途上搭便車。那時天氣太冷，久坐不動，腳部都被凍得失去了知覺。每到一個地方，找店投宿，就急著生火取暖。哪知腳凍久了，一接觸熱氣，皮肉立刻泛成烏紫色，潰爛不可收拾。如此凍斷了足、成為殘廢者不下二三十人。馮玉祥認為這都是士兵缺乏衛生知識，官長又大意疏忽的緣故。他查悉這些情由，急忙分派人員，到各部攔前截後，令沿途注意此事，落店後，當先以冷布擦腳至暖，不可急於烤火。他覺得那些斷足的弟兄遭此無妄之災，作為官長，有失察之責，便深以為疚。

一天，大雪不止，馮玉祥有點感冒，正在房裡坐著歇息，忽然他的顧問烏斯馬諾夫派他的翻譯送來一隻大鳥，說是剛剛打獵回來，這隻鳥送給他作為聖誕禮物。那鳥週身羽毛雪白，展開翅膀，長達數尺，平常很少見，據說名為「地鵬」。問及本地人，說這是所謂的天鵝地鵬之鵬。馮玉祥覺得不應該如此做，就對他的翻譯說：「我請他來當顧問，不曾請他來打獵。這是一種珍貴的鳥，把它打死，如何對得起我的國家？他以一個外國人，未得地方當局允許，就擅自行獵，我們的法律也不能容許。」於是馮玉祥把道尹和縣長請來，問其何以不管外國人在地方擅自行獵，請他們查出法令，去和烏斯馬諾夫交涉，讓他知道國有國法，軍有軍紀，不可隨便玩忽。烏斯馬諾夫聞訊後十分慚愧，問馮玉祥怎樣才是。他說：「第一，得認錯；第二，不得命令不能自由行動。我們是革命軍隊，此等萬萬不可大意。」事後許多人認為處理過重，有傷外國朋友的面子。馮玉祥又說：「這個不然。我們是革命軍人，不能因為給人留面子，就連國法軍紀也不要。我們不能獨外，他犯了錯，我自必有糾正他的責任。若不然，我何以對國家和人民？這是大關鍵，不可絲毫放鬆。」

馮玉祥從平涼出發，取道涇川，沿途道路極壞，一邊走一邊修。到了涇川，看見人民捐獻糧食非常踴躍。原因是這裡得了一個豐收年，也因交通不便，不能向外運銷，故糧價出奇的便宜。麥價每元60斤，白面每元50斤，其他雜糧更是價賤。因此，兵站徵集糧食很容易。四鄉人民運送的糧草，堆積如山。馮玉祥和百姓談話，他們說：「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事，我們出些糧不算什麼。」也許糧食來得太容易，那天馮玉祥見麥子撒滿地上，隨處都是，狼藉不堪，覺得十分可惜，就召集負責人員，大加申斥。

從涇川去長武至邠縣途中，馮玉祥夜宿一家小小村店中。因為隨從簡單，百姓都不相識。剛剛躺下，就聽到有人敲門，操著甘肅口音，連吵帶罵，進入店中，立刻向店主大發威風，極是蠻橫。馮玉祥叫副官不要干涉，看他們究竟幹些什麼事出來。來人帶著三匹馬，自己闖入店中，那馬拴在門口樹上，把樹皮吃了淨光。店中只有三間房，人已住得很擠，來人就和馮玉祥同屋而住。慢慢知道馮玉祥是什麼人了，就變得老實多了。馮玉祥找他們談話，自稱是二、三軍的，送信經過此地投宿。於是馮玉祥就好言勸說起來。馮玉祥說人民以血汗供養著我們，我們的責任就是保護人民，為人民謀幸福，誰要欺侮人民，我們就和誰拚命。我們為什麼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就是因為他們苦害了我們的人民的緣故。你們的父母兄弟姊妹是百姓，你們的親戚、朋友、鄰里也是百姓，你沒有出來當兵的時候，也是百姓，我們怎麼可以欺侮百姓呢。這樣和他們談著，他們竟痛哭起來，由衷地表示懊悔。馮玉祥認為兵士是好的，只因官長不負責任，失之教育。當日，天沒明他們就動身走了。

馮玉祥到了邠縣，住在縣政府，就近查看了班房和監獄，見到黑暗內情，十分心寒。監獄在縣政府旁邊，牢子不許犯人躺坐，在地上潑了水，使之結成厚冰，又故意把窗戶堵死，使空氣不能流通，凡進來者無不生病。班房在縣衙內，囚犯中青年、老人都有，一般都無什麼重大過失。牢房是一種裝著木柵的狹籠子，每房1丈見方，最多只可容納20個人，卻擠著60多人。人群中放著一個大尿缸，大小便都在其中，缸中尿垢厚及數寸，臭氣熏天，令人窒息。犯人若要向外呼吸一口新鮮空氣，都要付10至20元。馮玉祥見此情形，心痛如錐刺。他以為牢子們所以敢於如此，完全因縣官不去查看，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他將邠縣的代理縣長找來，問何以掩耳盜鈴，不加改革，縣長說積重難返，一時沒法改革。馮玉祥就把為自己預備的縣府中的幾間上房讓出，請那些犯人去住。同時請縣長和自己一塊去打掃牢房，親自和縣長把那幾個缸抬出，叫他嗅嗅那臭味，問他如此凌虐人民，良心覺得慚愧否，並令及早切實剷除積弊，不得再有怙惡不悛的事情。後來馮玉祥連著看了長武、永壽數縣，大同小異，如出一轍。覺得這是吏治的問題，遠非整頓所能了事的。但身為縣長如果正直不欺，亦能收到弊絕風清、局部改革之效。

邠縣以東的正寧縣，縣中設立縣黨部，負責人是從長安派去的，都是些十七八歲的青年。他們以為革命一起，人民對於國家就可以解脫所有應盡的義務，不必再負什麼責任。於是他們一到地方，就向百姓宣傳，叫不完糧、不納稅。有軍隊過境，要糧草，要車馬，他們又向百姓宣傳，反對攤派差役，反對征發軍用物資。自以為如此才是為勞苦大眾謀幸福。弄得過境軍隊吃喝無著，苦痛萬狀，於是釀成軍隊和黨部兩方面的衝突。結果，黨部青年被駐在當地二、三軍大打了一頓，驅逐出境。馮玉祥到邠縣後，因為他是西北黨部代表，兩方都來告狀，互相以反革命罪名相罵。馮玉祥以為軍隊擅自毆辱黨員，固然不好，但因為那種幼稚錯誤的宣傳，致陷軍隊於不利的現象，黨員們也難辭其咎。當時的黨員中有年長老成的，約馮玉祥前去講話。馮玉祥召開了一個規模很大的軍民大會，向民眾發問道：「軍閥禍國殃民，應該不應該打倒？」答道：「應該打倒！」「帝國主義侵略我們，壓迫我們，使我民族不能翻身，不能抬頭，應該打倒嗎？」「應該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必須打倒，究竟誰去打倒呢？」答：「主要還靠軍隊。」「軍隊沒飯吃，沒衣穿，沒有糧草馬匹，可以打仗嗎？」答道：「不能。」於是馮玉祥說：「只靠軍隊，是無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須人民與之合作協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這樣的問答數次，又經詳細地講解，大家才恍然大悟明白過來。那天到會的人很是踴躍，馮玉祥站在戲台上大聲講話，把嗓子都說啞了。末後馮玉祥問了一個老人，我說的這番道理，究竟對是不對，比你們以往聽的那番道理如何。那老人笑著回答：「他們說的那個痛快，糧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鬧革命了！」說得大家都笑起來。當時會場空氣極是融洽，事後軍民之間的隔閡打破了，黨與軍之間的意見也化除了，一場風波才算平息。馮玉祥認為民眾對革命支持不力、配合不夠的原因是部隊宣傳不到位，建立什麼樣的政府和軍隊，為老百姓幹些什麼事，都沒有明確主張，使民眾無所適從，故而他常常親自寫些東西，編些歌詞，抓緊宣傳，彌補缺陷。馮玉祥回想一路走來的所見所聞，形成了明確的政治主張，寫下了一段精闢的話，由正寧縣縣長楊楚材立起一個高1.57米、寬0.63米、厚0.13米的碑。碑額為「仁人之言」，碑文曰：

我們一定要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掃除淨盡；我們誓為人民建設極清廉的政府；我們為人民除水患、興水利、修道路、種樹木及種種有益的事；我們要使人人均有受教育、讀書識字的機會；我們訓練軍隊的標準是為人民謀利益；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武力。

中華民國十六年 馮玉祥

甘肅正寧縣長楊楚材敬立

此文反映出了馮玉祥的平民本色，以及貼近人民群眾，不欺壓老百姓，反對官吏貪污腐敗，倡導為人民謀利益，與士兵同甘苦，嚴肅軍紀，抗擊外侮，反對內戰等方面的心志。據說，以此文為內容的題字碑在河南、陝西、甘肅等地廣為流傳。這說明馮玉祥將軍不但喜歡立言，而且喜歡立「不朽之言」。現在讀此碑文，人們可以洞察作者的政品和人品。為政者也應以此為鑒，造福人民。

詩品，人品

唐詩、宋詞將詩詞的精華深挖殆盡，後人欲逾越其成就的巔峰，怕是很難。然而，馮玉祥將軍的丘八詩，獨樹一幟，既不是文人墨客那種書齋吟哦之物，也不是「五四」之後的白話詩體。馮的丘八詩雄健、豪放、正氣，讀之令人蕩氣迴腸。馮之詩句均有韻腳，【wＷw.ＷＲsＨu.cＯm】可以琅琅而誦。請看馮玉祥駐軍於湖南常德時所作的一首代告示詩：

嫖娼聚賭鴉片槍，誘人入淵墜萬丈。

凡事應該仔細想，怎可缺德去嫖娼！

女人盡皆父母養，與爾姊妹沒兩樣。

好逸惡勞去賭場，彈錢擲骰搖單雙。

明搶暗奪黑心腸，落得家破人也亡。

鴉片為害致身殘，屢禁不止死灰燃。

中華民族要振興，毒頭一律用刀砍！

為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馮將軍便寫出了這樣的代告示詩。馮駐徐州時，為改變城市的髒、亂、差，他要求民間成立打野狗隊、滅蠅隊，督促改造廁所，在取得一定成效後，他又禁止對樹木亂砍濫伐：

老馮駐徐州，大樹綠油油。

誰砍我的樹，我砍誰的頭！

這首代告示詩更是開宗明義，大有說到做到的一股正氣之風，發出颯颯聲響，毀林者，如若不信，就請用你的頸脖子試試老馮的刀口子如何？當地有個前清舉人陸文龍，家住城東，宅前一片樹林，是陸家祖產。陸在上海經營錢莊獲大利，回鄉擬毀林建別墅，驚動了徐州鎮守使、發表代告示詩作者馮玉祥。馮派人約請老舉人面敘，奉勸老舉人高抬貴手，珍惜綠色，功德無量，並將禁伐的代告示詩手跡奉閱。陸文龍自恃與中央政府高官有交情，根本不把馮看在眼裡，逕直去南京稱會某高官，要求得到自家樹林自家砍的權利，還要馮玉祥承擔陸家建房延誤時間的責任，收回代告示詩，向陸賠禮道歉。那高官深悉馮之個性、人品，在老友面前盡力規勸，但陸絕不順從，而堅持己見。他只得折中，給鎮守使寫了一封委婉曲折的信。那信到了馮手，而陸文龍也被抓了。馮復那高官的信，也是一首詩：

不是尊函我不懂，實是綠比生命重。

不殺徐州陸文龍，老馮軍令賤如糞。<a href=http://www.uu158.com/>文人小說下載</a>

陸文龍執意砍伐樹林而被抓，繼而審判後被砍頭。

抗日之初，國民黨副總裁、國民政府的「二把手」汪精衛，居然賣國求榮，逃往河內發表所謂艷電，公開投敵。聽到汪精衛叛逃的消息，時任戰區司令長官的馮玉祥猛抓頭髮，高聲呼號：「可恥！可恥！不如驢也！」氣極時，握管而吟。時值冬日，而天府之國菜花見黃，便以《菜花黃》為題。接著如泉噴湧，一揮而成一首丘八詩：

時當二九天，蜀道菜花黃。

國家與朋友，盡棄投敵邦。

千年萬世後，精衛惡名長。

認賊當作父，甘心稱天皇。

倭寇發狂言，欺世慣中傷。

巨奸欣然喜，竟謂好主張。

不要我賠款，中國整個亡。

取消租界地，全屬賊東洋。

日滿華合作，主人倭寇當。

三國成一家，日寇是父王。

此理至明顯，世人皆知詳。

誰說汪不知，那又怎麼講？

賣國賊三字，頭銜最適當。

此詩何止將汪精衛的漢奸臉嘴，酣暢淋漓地刻畫出來，更把日本軍國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的鬼話揭露得淋淳盡至，徹徹底底。馮將軍對大是大非劃分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詩風何其貴也。馮氏丘八詩應作為一個獨具特色的詩品，載入文學史冊。

誰都知道，蔣介石為擴大勢力籠絡人心，使用過各種手段，最常見的莫過於拜把拈香，締結兄弟之盟。蔣介石雖與馮玉祥也是拜把兄弟，但馮玉祥渾身正氣，對蔣可直呼其名，提反對意見，乃至有時脾氣來了，對蔣的作為不屑一顧，表示極大蔑視。有一次，馮玉祥在青木關巴縣中學，獲知有戴笠手下兩個特務，在空襲時，乘機調戲兩名女中學生，將其帶入防空洞中大耍流氓。馮玉祥不由咆哮起來，怎可容得這號畜生胡為！於是直接去到蔣氏住地，一把拉住蔣介石控訴特務的獸行。蔣聽完悶不作聲，馮玉祥更是火上加油：「天上是日本飛機轟炸，地下是特務侮辱少女，這老百姓還有無生路？」蔣介石這才說：「好吧，我查清楚了再說。」馮玉祥臉都氣黑了，一拍書案：「你我枉為兄弟一場！連這類事你都信不過為兄的，其他還有什麼可說？好吧，就讓老百姓走死路吧。」說完拔腳便走。蔣氏礙於情面，才留住馮：「等會兒，要車，你我一同去青木關。」這樣，蔣、馮一道向巴縣中學師生道歉，接著追查兩個犯事特務，予以懲罰。

還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抗日勝利之後，在社會名流倡導下，於重慶校場口慶賀政協（舊政協）大會勝利召開。特務們闖入會場，打傷與會者眾多，此中有郭沫若、李公樸等名流，這就是聞名中外的「校場口事件」。馮玉祥得知消息，先打電話給蔣介石，電話中回稱蔣不在公館。馮只得親自出馬，走了一段路，考慮到赤手空拳去無益，必須造勢。遂在晴天白日下打一盞燈籠，逕直去到曾家巖德安裡蔣氏官邸，沿路招來不少觀眾，軍警費了好大力氣才排開圍觀民眾，護馮進入官邸。蔣介石一見，知其來由，裝聾作啞地發問：「煥章兄，這是幹什麼？」馮玉祥哈哈大笑，手指天空，又歎道：「賢弟請看，這暗無天日的時代，不用燈籠，何來活路可走？」蔣知馮在挖苦自己的手下又干了壞事，便不以為然地說：「玩笑已過，該是談正經事的時候了。」馮玉祥當即提出嚴懲製造校場口事件的兇手及幕後指使者，蔣連連稱好，一口應承。到了第二天下午，仍不見官方派人到校場口調查，出事地點仍舊一片狼藉。馮玉祥見此情勢好不惱怒，再登蔣門準備問理，哪知蔣的副官回答：「委座已於今晨離渝飛滬，一時不能返回。」原來，出了事怕人指責，更怕把兄的「糾纏不休」，蔣竟然為避風，逃之夭夭。

閻錫山：開啟「二」的哲學

閻錫山周圍能聚集一大批有識有才之士，首先是其想幹一番事業，有延攬人才的需要；其次是他待人有厚道之處，否則難以與很多人相處始終。有許多人在他危難的時候亦追隨不捨，甚至捨命相隨。這絕不是僅僅靠一時利益苟合的烏合之眾所能做到的，一定要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感情。閻錫山個人生活儉樸，不抽煙，不喝酒。離開政壇後，整理文獻，闡述思想，著述頗豐。晚年乃篤信三民主義和世界大同的理想。

馭下有術

在中國近代大大小小的軍閥中，閻錫山別具一格，具有許多其他軍閥所沒有的特點。他之所以能以土皇帝自居、統治山西達３８年之久，除了他狡詐多變、見風使舵、擁兵自重、口蜜腹劍、有一定政治頭腦之外，與他獨特的「馭下」之術也不無關係。

為了能有效地駕馭下屬，閻錫山在用人時特別強調非親不用。他本人是山西五台縣人，凡五台縣的同鄉多深得重用。當時山西有名的高級軍事將領、閻錫山軍事上的得力助手楊愛源、趙承綬、王靖國三人，都是他的五台縣同鄉。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趙戴文，也是五台縣人。山西省政府的其他許多顯位要職也多為五台縣人佔據。當時太原就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會說五台話，便把洋刀挎。凡是五台縣人，又忠於閻本人者，不管才能大小，一律得到重用。即使是山西人而非五台縣人，同樣會遭到歧視、排斥。至於外省人，在閻錫山政府中能居要職的更是鳳毛麟角。閻錫山對五台縣人是這樣，對其親戚更是委以重任。掌握財政大權的是閻錫山的岳叔徐一清、內侄徐士珙。徐一清任山西銀行經理；徐士珙任山西貿易公司經理。曾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的大特務頭子梁化之，是閻的姨表侄。在政府的各部門，閻錫山結成了一個宗族關係網絡。

為了能有效地駕馭下屬，閻錫山總是習慣於製造和利用下屬之間的矛盾。他常利用下屬的地區不同、部門之別，扶植許多小派別組織，例如他先支持王靖國搞起鐵軍系統；接著又支持梁化之、李冠洋等文人搞起「革命同志會」；同時又慫恿楊貞吉建立「敵工」系統。在文人之間，在軍人內部，在１３個高級幹部之間，閻錫山有意識地製造矛盾，形成對立面，讓他們互相牽制、互相監督，爭相向他邀功請賞。誰對他稍有不滿，他就把誰搞掉。

為了便於駕馭下屬，閻錫山往往恩威並用。他利用一些人的名位思想，大量封官晉級。他制發一種布質徽章，分將、校、尉三級，以紅、黃、藍三色區別，把廉價的官銜到處送人，以博取下屬的歡心。當時有人諷刺說：紅邊多如狗，司令滿街走。閻錫山在對下屬施以恩惠的同時，也懾以淫威。凡對他稍有不滿言行，或對他的統治不利的官吏，他都無條件地剷除。如第７０師師長劉墉之等人就是被閻錫山以莫須有的罪名加以殺害的。閻錫山特別注重對官吏的控制，認為「人心險詐莫測，人言不可輕信」。他頒發了「山西省分區視察辦法」，每個行政區派遣一組觀察員，分駐區、縣，負責監視專員、縣長。他還派遣大批特務混入各級官吏中，監視官吏的行動。閻錫山軟硬兼施，使下屬既感激他的恩典，又懾服於他的淫威，於是只好俯首帖耳地任其驅使。

為了牢牢控制部下，閻錫山還借助於封建幫會組織。他說，舊時幫會組織在社會上勢力最大，應將現有幫會人士加以組織化、現代化。在１９４２年前後，閻錫山利用青、洪幫形式，分別建立了青幫組織「安青進步委員會」和洪幫組織「進步總社」，並按幫規立起明德堂和進步堂。閻錫山自封為幫主，把他的大部分文武官員都拉進去作為徒子徒孫。在幫內，閻錫山大肆宣揚「領袖至上，山主至尊，組織至上，義氣第一」，以使幫會成員絕對服從於他、服務於他。閻錫山利用幫會組織，從而使他的獨裁統治又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這些「馭下」之術，使閻錫山的專制統治得到強化，也使他得以長期割據山西。但是，不管他「馭下」多麼有術，最終難逃失敗的命運。１９４９年４月24日，人民解放軍解放太原，宣告了閻錫山在山西38年的統治徹底結束。

枉殺李服膺

1937年10月1日深夜，11時許。太原綏靖公署大堂內外，衛兵林立。為審判李服膺，閻錫山草草組成的高等軍事法庭正在開庭。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親任審判長，穩坐大堂中央。審判官謝濂、李德懋，軍法官張克忍、薛風威，陪審官傅存懷、憲兵司令張建（字達三）、省政府主席趙戴文及第七集團軍司令長官傅作義等數十人分坐兩邊。當天值日官龐小俠（上尉副官）也在場。

憲兵把李服膺押上法庭之後，閻錫山不慌不忙地站起，雙手支於公案，拉長了他那一貫冷冰冰的臉，用責備、惋惜而又假惺惺的口吻說：「慕顏（李服膺字），從你當排長起，一直到連長、營長、師長、軍長，我沒對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卻對不起我。你做的天鎮盤山工事不好……」這是閻錫山加給李服膺的第一條罪狀。但還沒等提出第二條罪狀，李服膺便急不可待卻又神態自若地答辯道：「沒有材料……」李服膺明知在完成閻錫山交給他修築國防工事問題上責任在閻而不在己，所以他有一肚子的委屈要迸發出來。可閻錫山使用了咄咄逼人的態勢，不等李服膺把一句話說完，就把第二條罪狀抖了出來。他打斷李服膺的申辯說：「第二，叫你死守天鎮、陽高，你卻退下來了……」這時李服膺已知大事不好，他意識到閻分明是要給他妄加罪名，便一反平時唯命是從的常態，立馬從上衣口袋裡掏出閻錫山命61軍從天鎮「相機撤退」的電令，勃然吼道：「我是奉命退卻，有電報為證！」此時的閻錫山萬萬沒有料到李服膺會來這一手，大變其顏地指著李服膺斥道：「你胡說！」沒等李服膺開口，他又色厲內荏、自覺理虧地變為愛莫能助的樣子說：「今日處你，實在讓我傷心，但我不能因私害公。你的家，你的兒女，有我接濟，你不用顧慮。」李服膺已怒不可遏，正要與之理論，閻錫山看勢不妙，沒等李服膺再開口，便向左右點了點頭，離席轉身走出大堂後門揚長而去。霎時間，整個大堂鴉雀無聲，人人面面相覷，伺機退出。這時傅作義無可奈何，只好悄悄起身默然退出法庭。接著趙戴文也隨著悄然離席……作為審判官的謝濂，見狀已習慣性地知道該收場了，便上前勸道：「慕顏，別提那些事了。你還有什麼家事，可以告我……」李服膺深知大勢所趨，命在旦夕，便瞪大雙眼盯著閻錫山的背影破口大罵：「為啥這樣糊里糊塗殺人？軍人當死疆場，我要重返前線殺敵。讓我死得不明白，我不甘心。」他邊罵邊把軍帽從頭上抓下，朝大堂上摔去……此刻陪審官傅存懷上前對李服膺說了句「咱們上車再談吧！」便和警衛連長康增、張建等人把李服膺押上了汽車，連法繩都沒有捆（搭在李的肩上），便急令開車，直奔刑場。

李服膺明知要做冤魂，卻毅然剛強，他下了汽車，便向刑場走去，隱隱約約地看見前邊有口棺材，便徑直而去。可沒等他走到棺材跟前，與李並肩前行的張建有意往旁邊讓了幾步，警衛營的一個執行官康增便舉起手中那山西土造的大眼盒子槍，「砰」地一槍，擊斃了李服膺。

刑場的人退場後，李服膺的女兒李擷英在親朋好友的幫助下，草草把父親安葬了。

李服膺到底何許人也？閻錫山為什麼要加害於他呢？

李服膺，字慕顏，山西崞縣（今原平市）蘭村人。1890年出生於貧苦農民家庭。自幼讀私塾，稍大赴太原謀生，考入山西陸軍小學。辛亥革命時隨軍攻打大同，而後考入北京清河陸軍第一中學深造。1918年與傅作義、楚溪春、趙承綬等12名義結金蘭號稱「十三太保」的把兄弟一起投奔閻錫山麾下。李服膺深受閻錫山賞識，逐步由排長升至軍長，成為晉綏軍將領之一。

閻錫山殺李服膺，給李服膺定了兩條罪。

「國防工事不好」罪，是強加給李服膺的。1934年4月間，閻錫山曾借在晉北修築國防工事之名，向南京國民政府申請到一筆巨款，親派得意幕僚、第61軍軍長李服膺率部赴山西北大門天鎮縣一帶修築國防工事。可是，在一年多的修築過程中，工程困難重重，難以如願。首先，他從太原領到的施工材料不足，特別是重要建材鋼筋、水泥差額太大，遠不足所需供配總量和計劃請准數的百分之一，且建築機器和工具少得可憐。其次，塞外之冬，滴水成冰，施工難度加大。加之民夫和工兵的津貼由於層層盤剝剋扣，工程實在不能如期開工，直到日軍開始進攻天鎮時才急忙動工。當日軍進攻時，第61軍將士們就在這簡陋的工事裡，拿山西土造的槍炮與用飛機大炮坦克等先進武器武裝起來的日軍拚搏，儘管打得很艱苦，但將士們不怕犧牲，奮勇殺敵。

那麼，那筆巨款哪裡去了呢？據知情人士講，這筆巨款大部分被閻錫山拿到全國各大商埠做自己的發私財的買賣去了。在法庭上，李服膺一聽到要把「國防工事不好」的罪名加給自己，便想藉機一股腦兒地把一年來在天鎮修國防工事施工中窩在肚子裡的委屈全部發洩出來，但閻錫山卻不容他再作申辯就道出了李服膺的第二條罪狀。

第二條罪狀是「放棄陣地，擅自撤退」罪。當閻錫山說到「第二，叫你守天鎮、陽高，你卻退下來」時，李服膺想「這分明是說我是臨陣脫逃」。

1937年7月7日，日軍侵華戰爭全面開始。為了推行「兩翼鉗制、中央突破」的侵佔華北的戰略計劃，日軍兵分三路向山東德州、河南新鄉和山西大同進犯，然後攻取山西太原和綏遠包頭。這時中國軍隊也相應有所佈防。8月26日湯恩伯部鎮守的南口失守，日軍繼續西犯，27日攻克張家口，進逼雁北，危及山西北大門天鎮。閻錫山便急電隸屬傅作義第七集團軍的第61軍軍長李服膺「堅持三天，拒敵西進」。李服膺得令即調兵遣將，火速集結佈防禦敵。他將南口之戰損失所剩的不足一個師（僅六個團）的兵力，佈防在天鎮、陽高一線（19軍佈防大同一帶）的防線。第61軍進入陣地的第二天，日軍就發動了強大的火力攻勢，先在李家山、羅家山陣地激戰數日，屢攻不下，便把矛頭指向盤山陣地，在上述陣地戰鬥中，日軍飛機低空輪番掃射轟炸，日達32架次之多，致使我陣地難保，傷亡慘重。第425團的1300人傷亡已逾700人，就這樣還是打退了日軍一次又一次的進攻……鏖戰三天後，閻錫山又電令李服膺「續守三天，掩護大同會戰」。中國軍隊將士同仇敵愾，繼續浴血奮戰，這時傷亡更加慘重。防禦工事被炸殆盡，士兵們利用彈坑禾束掩護，用刺刀手榴彈與敵拚殺。第400團傷亡500人，一個營和一個火炮連的官兵大都被壓在炸塌的山洞裡陣亡，101師傷亡1000餘人。在天鎮的399團利用地形打伏擊受到日軍炸彈轟炸後，日軍又使用了燃燒彈和瓦斯彈（毒氣彈）。守軍堅持戰鬥，堅守七天。在完成堅守六天的任務後，閻錫山又電令李服膺的61軍「相機撤退」。守軍則連夜撤退了下來。在陽高，414團團長白汝庸親率殘兵300名阻敵登城，與之巷戰，傷亡亦重。在大勢所趨且無防守時限令的情況下，率殘部突圍而撤。在上述陣地激戰的日日夜夜裡，作為一軍之長的李服膺，多次到天鎮、陽高前沿陣地督戰，勉勵官兵「繼續抗敵，報效祖國」。由於李服膺及其所率61軍官兵在六七十里長的防線上拚死阻敵，死守門戶達十天之久，使日軍難以長驅直入，佔領雁北。閻錫山一定要以「放棄陣地、擅自撤退」的罪名置李服膺於死地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那麼，閻錫山為什麼要睜著眼說瞎話，一定要枉殺李服膺呢？

李服膺奉閻令佈防後，日軍於9月6日攻打天鎮縣城，並佔領陽高縣城，殺人千餘。10日周恩來、彭德懷由太原前往大同會晤傅作義，11日返回代縣在太和嶺口與閻錫山商談堅守國防工事等問題，並幫助閻錫山謀劃有關抗戰事宜。12日天鎮縣城陷落，日寇燒殺三日，殺死2200多人，293家絕戶。此時，全國軍民憤然，強烈要求追究天鎮失守之責。李服膺情知不妙，便急電南京政府軍法總監唐生智，要求南京派人來山西調查或命他親赴南京面述天鎮戰役實況。唐生智接電後即電令閻錫山速送李服膺到南京，要「軍法從事」。閻錫山生怕李服膺去南京後「洩露天機」，自己受罪不起，便一方面把李服膺押回太和嶺待處，一方面再三電請蔣介石，不要送李服膺去南京，並表示一定要就地軍法嚴懲。就這樣，在全國民眾抗日呼聲中，閻錫山為了推卸責任，向南京政府和全國人民交代，就把李服膺當作了替罪羊。

李服膺被殺後，曾遭到不知內情的人們痛斥，但卻堵不住知情人的嘴巴。時為第二戰區參謀長的楚溪春氣憤地抱不平，他說：「慕顏死得太冤枉了，這件事是不得人心的。」

當閻錫山抓捕了李服膺後又要去抓捕在盤山戰鬥中死裡逃生的400團團長李生潤時，200旅旅長劉馥氣憤不已，冒險掩護李生潤逃走，並把李團長留下的「盤山戰役」和「陣前日記」收藏起來，準備到國民黨中央控告。

61軍213旅旅長楊維垣，從天鎮撤下來輾轉到太原駐防時，不顧閻錫山的忌諱，親率全旅官兵佐屬乘坐軍用卡車到李服膺墓地獻花祭奠。

11月8日太原淪陷前，閻錫山早已逃到臨汾。閻錫山令晉綏軍文宣隊排演話劇《槍斃李服膺》以繼續蒙蔽天下，威懾官兵。一次在陳長捷部（由61軍改編的）演出此劇時，李服膺部下一名叫倪保田的排長跳上戲台，脫下軍裝指著身上的傷疤高喊：「說老子們不抗戰，這身上四五處刀傷槍疤是怎麼來的？莫非是狗咬的？」當他講到他們400團衝鋒陷陣死傷八九百名官兵時，台下頓時群情激憤，官兵嘩然，亂作一團。後來閻錫山怕事態擴大，便下令停演此劇。

李服膺死後，第61軍的高級將領深知閻錫山生性詭詐，唯恐遭到暗算，便紛紛逃走。副軍長賈學明、軍參謀長劉全聲、師長李俊功、旅長劉馥等都不辭而別，相繼脫離晉綏軍。

雞蛋上跳舞

1935年，日本在侵佔東三省後，開始籌謀「華北五省自治」，想讓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組成聯合自治政府，成為第二個「滿洲國」。山西，因其戰略地位、煤鐵礦產，以及閻錫山的影響力，成為這盤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與其說客不斷做閻錫山的工作，請他掛帥五省。但任憑軟硬兼施，他總是一副太極身段，「極力忍耐敷衍」。他「不出頭」，但也沒置身事外，因為他知道，總會有人出頭，那對華北乃至中國的危害總會禍及他的地盤。蔣介石、日本人、共產黨這三方面的壓力加諸其身，閻錫山自喻為「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反覆權衡之後，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選擇。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這時候到達山西，接管了犧盟會，在這條特別的統一戰線上，跟閻錫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當時犧盟會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縣政權，新軍發展到40個團10多萬人，撐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譽為「敵後抗戰楷模」。

此間，閻錫山提出「守土抗戰」的主張，以反侵略反畏縮的意義，站在整個國家責任的立場上，純論是非，不顧成敗，不能等準備的力量足以抗戰時再抗戰，也不能等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趕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強並駕齊驅了，然後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復回來，只要這塊土地上有一個人，也該守土抗戰。

他提出的對日「實行持久戰」、「宜在有利之地形與之作戰」和八路軍的實踐不謀而合。

在與傅作義共同領導綏遠抗戰時，閻錫山以繼母陳秀卿的名義，將父親的遺產87萬元捐給前線。晉綏軍將領、學生、商人，隨即紛紛解囊。

凡此種種，包括擯除黨派之見聯合共產黨人，放手讓薄一波發展壯大犧盟會，表現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舉動。山西當時成為陝北之外的又一個抗日中心，吸引了許多愛國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閻錫山的同鄉，且在閻創辦的省立國民師範讀過書，是閻的學生輩。1937年9月他作為「嚮導」，與周恩來、彭德懷等赴太原同閻錫山商談八路軍入晉抗日的事。

半個月後，由閻錫山籌劃，林彪、聶榮臻指揮的115師在平型關打了一個伏擊戰，取得八路軍抗戰以來第一個勝仗，也是華北戰場上中國軍隊主動殲敵並首次勝利的戰鬥——儘管它無力扭轉中國軍隊在整個晉中戰役中的被動局面，無法改變對日作戰的一連串失利及太原的淪陷。

節節敗退的過程中，閻錫山有過騎著毛驢撤退的經歷，也曾賦詩抒懷：夜向吉縣行，昕水百餘經。行人身半濕，殘冰伴稠星。

閻錫山真心抗日的同時，蔣介石卻橫下一條心：攘外必先安內。他不斷調遣閻和張學良帶兵「剿共」——讓晉軍、奉軍與共軍彼此消耗。閻、張同病相憐，深感再這樣下去只能兩敗俱傷、國家大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國家。

一年之內，張學良5次飛抵太原跟閻錫山「共商陝北剿匪事」，雙方小心翼翼，邊試探邊由淺入深、由虛而實，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蔣50壽辰，閻錫山就停戰問題進言，蔣厲聲道：「你們只答覆我一句話，是我該服從你們，還是你們該服從我？」閻錫山對張學良說：「漢卿啊，看委員長態度，咱們不能再說話了，以後看機會慢慢做吧。」

42天後，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兵諫，扣押了蔣介石，史稱「西安事變」。面對國家危機，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較好選擇。事實證明，閻錫山多方斡旋調停，功不可沒。

至於1940—1944年間，閻錫山與日本人頻繁地接觸，通常被指斥為「勾結」。事實上，這是一場無甚進展的討價還價和軟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閻的身份、資歷和地位令山西乃至華北脫離重慶政府；而閻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時克服自己的困難，加強經濟和軍事實力。趙戴文曾向閻說：「以後無論局勢如何變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衛的道路。」閻回答說：「我有我的主張，我為了存在，利用他們，決不會走那條道路。」

談判中曾出現過這樣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極不耐煩，對閻錫山拉扯起來。閻畢竟是讀四書五經長大的，儘管難堪，也只是皺起眉頭。

日本軍方回憶錄裡，閻是個「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猾不吃虧、難以揣度的人物」。在日軍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誘降中國軍隊的計劃中，閻錫山的代號為「狸」。

二的做法

二的哲學即中的哲學，有四個明顯特點：一是自存自固是其出發點和歸宿；二是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見風使舵，從中漁利；三是製造矛盾，利用矛盾，鞏固統治；四是追附形勢，標新立異，獨立特群，彰顯個性。其實質是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存在就是一切，一切為了存在。

閻錫山的青少年時期基本上是在他父親開設的積慶長錢鋪度過的，日常的業務便是放債收息並參與金融投機。商海之中有的重承諾、講信譽，有的卻恃強凌弱、以智詐愚，貪婪、狡猾、偽善、欺騙，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閻錫山深諳此道，掌權之後也習慣用商海的眼光看待幹部。他大量用人，但又怕他們不忠於自己，欺騙自己。所以他說：「必須以小人防人，以君子待人。不以君子待人，無以處君子；不以小人防人，無以處小人。以小人防人，君子樂之，小人幸之；以君子待人，君子安之，小人榮之。任人不可以為人太好，疑人不可以為人太壞。任人不可不專，防人不可不密。要在密防之下專任。以君子待人，以小人防人，才是為政之道。」

人們由於出身、籍貫、學歷、愛好等的不同，往往形成一些小的團團伙伙。閻錫山的幹部隊伍亦如此。他針對這個特點，就用「二的方式」分析事物，用「二的做法」樹立對立面，通過對立面的相互監視、掣肘、攻訐、爭功、邀寵，來達到他瞭解情況和控制幹部的目的。在組織機構上如此，在幹部配備上亦如此。

閻錫山於中原大戰失敗後總結經驗教訓，其中一條就是要建立政治組織。1932年，他東山再起出任太原綏靖主任後，為了籠絡青年，便授意李冠洋組織「中國青年救國團」（簡稱李派），不久又授意邱仰浚組織「建設救國社」（簡稱邱派）。這兩派都以青年學生為發展對象，都發放津貼收買學生，你爭我奪。兩派學生各有其主，不管對方的主張與做法是否正確，只要不是自己一派提出的就予反擊，所以經常發生摩擦，但總的目標又都是擁護閻錫山的。後來閻錫山將它們合併，成立了自強救國同志會。1936年，自強救國同志會內部的進步人士發起成立了犧牲救國同盟會，在薄一波的主持下成為特殊形式的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組織。它於抗戰爆發前後在動員和組織群眾參軍參戰、發展抗日武裝、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為山西抗戰的中流砥柱。1938年1月1日，蔣介石在武漢召集高級軍政官員討論和戰問題，閻錫山是主和派。回到臨汾後，他即宣傳妥協，遭到犧盟會領導人薄一波等的反對，這使他認識到只能依靠犧盟會抗戰，不能依靠它來妥協。於是，閻錫山在日軍已發動春季攻勢的情況下，於2月16日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會，自任會長。兩個組織，一個代表新派，一個代表舊派，他希望前者幫他抗戰，維持山西的抗戰局面；當和平到來之時，由後者維持妥協。但由於立場和政治見解的不同，終於爆發了「十二月事變」，使犧盟會離他而去。

同樣，閻錫山也讓他的官員搞文武對立。1939年，他授意王靖國在軍隊裡建立了鐵軍組織，掌握全部軍權。閻此時提出「領導一元化」、「軍政一元化」、「組織一元化」等口號，王乘機提出由軍長兼專員、師長兼縣長，甚至想由軍人兼任同志會的地方特派員。當時的第二戰區幾乎成了軍人的天下。這當然引起文人們的不滿，梁化之、李冠洋等人便私下成立了文人組織（又稱最後同志），仿照鐵軍紀律，規定「凡背叛、脫離、詆毀領袖者，願受組織之處死」。文人組織是在閻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立的，鐵軍組織便有人向閻檢舉。恰在此時，王靖國在西安被蔣介石召見回來後，未向閻匯報即宣傳蔣對他的倚重，並印發蔣與他的談話。閻聞之大發雷霆，罵道：「有人要當曹操，我可不想當漢獻帝！」嚇得王靖國自打嘴巴，下跪求饒，堅決表示忠貞不貳。由此，閻錫山也發現不能單獨依靠王靖國，文人組織這個「私生子」便得到承認。從此形成了文武對峙，王、梁爭功邀寵，都要與閻同生死共患難，都願受最嚴厲之紀律制裁，都要盡力完成自己的任務，又都互相監視，不時向閻反映對方的問題。閻錫山穩坐釣魚船，不但對他們的動向瞭如指掌，而且可以運用自如。

1941年，閻錫山開始利用幫會籠絡社會上各色人物。他先成立了民眾進步委員會（青幫），自封為大字輩老前人，不久又成立了民眾進步總社（洪幫），自封為山主。一時設壇收徒，蔚然成風，就連許多軍政人員都成為其門徒。這也說明閻在利用兩個對立的幫會為其服務。

閻錫山的特務組織也是兩套人馬。1938年，閻成立了由楊貞吉領導的敵工團，最初有對敵偽工作的任務，後來發展成為專門偵察、搜捕、關押以致殺害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的同志會政衛組。1942年，閻錫山又成立了幾個戰地工作委員會，梁化之任隰汾區戰地工作委員會主任，下屬戰工團的偵察組，開始執行與政衛組同樣的任務。1943年，戰工會撤銷，梁在偵察組的基礎上成立了同志會流動工作隊；抗戰勝利後，又改稱為第二戰區特種警憲指揮處；第二戰區結束後，則改稱太原綏靖公署特種警憲指揮處。同志會政衛組則改稱太原綏靖公署建軍委員會政衛處。從此，兩個特務組織———特警處、政衛處，為了「肅清偽裝」，展開了殺人競賽。

具體到一個部門裡，也不乏這類事例。抗戰勝利後，閻令其內弟徐士珙擔任山西貿易公司的經理，卻讓與徐意見不合的表侄曲憲南擔任副經理。梁八元（定襄人）本來是從事醫務工作的，閻有一次問他做一件襯衣需要多少布，梁說了個大概數字，回去後又請教人做了詳細計算，向閻做了匯報。閻即令其出席有關軍服生產的會議。負責軍服生產的那些人同他開玩笑說：「你不好好看病，來奪我們的飯碗子幹啥！」梁這才恍然大悟，藉故擺脫了這件事。

閻錫山向來善於製造矛盾，利用矛盾得到權勢的平衡，確保他的絕對控制權。凡是在他領導下的軍政單位，哪怕一個軍師，一個專縣，都有在他支持下的兩種矛盾著的勢力同時存在。如果哪一個軍師或專縣正副職之間團結得好，工作上配合得好，他就要想辦法調走一個，再派一個對立面來。在他領導下的大小單位，沒有矛盾的班子幾乎是沒有的。哪裡是團結一致的，他就認為那裡出現了不正常現象，就得對那裡進行調整。

治理山西

1930年，美國《時代》雜誌記述：作為山西省的模範督軍，閻實際上聳立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處於各軍閥的包圍之中。儘管目前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使他顯得出類拔萃。閻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防禦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展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

閻錫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蘭森(5個子女皆其所出)，實在是因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閻錫山是獨子，迫於壓力才續娶。

據《山西史綱》記載：從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閻錫山為山西督軍兼省長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經濟上自成一體，對外以「保境安民」為由築起軍事堡壘，不許外省軍隊入晉；對內推行「自存自固」。面對北洋各派係爭雄的局面，他表示服從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時採取「中立」態度，一不入黨派，二不問外省事，三不為個人權利用兵。他專注於保衛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種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煙、天足、剪髮、水利、種樹、蠶桑)，同時興修公路、鐵路，建工廠，埋頭經濟建沒，擴充本省實力。在民國成立後的頭20年裡，確實為山西帶來了穩定與繁榮。

閻錫山修築的鐵路自成一體，全是窄軌。正太鐵路局局長朱霽青曾對人說：「不知閻老西到底安的什麼心。他堅決不肯讓同蒲和正太兩條路與全國鐵路成為同樣的軌道，以便銜接，我屢次向他建議，他就是不理。」無論如何，1919年胡適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讚美之辭。

山西教育當時也在全國領先。閻錫山很早即推行國民義務教育，在《人民須知·民智篇》中他說：國民學校的功課，就是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手工等事，有四年工夫就畢業，學下算盤、寫信、記賬的本事。稍有錢的，再上高等小學校；實在窮的，也可自謀生活。這就是求知識的第一樣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萬人中有小學生290名，居各省之首。從1924年起，山西適齡兒童入學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鄉河邊村創辦的川至中學也設附小，共7排140間瓦房，禮堂、會議室、生化研究室、標本陳列室、運動場等一應俱全。頭4年不收學費，每年還給學生發一身校服、一雙皮鞋(後改為帆布鞋)。這都是閻錫山自己掏的錢。

其他地區也得到相應發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學、17所師範、6所大學。黃炎培在《讀中華民國最近教育統計》中說：民國初年山西學校、學生數量的增長「速而最穩」。

閻錫山對農村的民治試驗特別有熱情，從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編村」、「村治」。在他看來，實行民主和人們的文化程度沒有必然聯繫，因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幾近本能的東西。

還有一些事頗能說明閻錫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報告》中說：當年1月5日，閻錫山接到晉北肺病疫情嚴重的報告，立刻通電各縣，遮阻交通，嚴格檢查，並要求官民清潔隔離、埋屍封室——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公開事實、盡量透明；當時內務部派了個叫楊懷德的美國醫學博士赴山西，閻立刻授以醫務全權；同時，他相信並借助一切社會力量，如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和教士，參與救治。他以開放的胸懷和當機立斷的決策，兩天之後就控制了疫情的發展。

閻錫山「獨立王國」的形成與1920年前後各省自治、聯省自治的風潮有關。他在山西的統治與「聯省自治」有明顯不同，但目標同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榮」。他與眾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為20世紀20年代中國相對平安、繁榮、穩定、日子好過的地方。

其實，閻錫山是在用一套治國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組織；有一支20萬~30萬人的晉綏軍；有培養人才的各類學校和訓練機構；有嚴密的安全機制；有較強的經濟實體和各類「公營」事業——20世紀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種產業：銀號、錢莊、汽車公司、五金行、糧店……

他同時創建了包括采煤、採礦、煉焦、冶金、電力、機械、化工、建材、毛紡、皮革、麵粉、火柴、造紙、印刷等廠礦的西北實業公司；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設了鐵路、墾業、鹽業等銀號及其實物準備庫，發行鈔票；總資產達到2億銀元。

20世紀30年代，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刊登過一幅閻錫山的漫畫：他身著長衫馬褂，頭戴瓜皮小帽，一邊撥拉算盤一邊念叨，今天又進多少錢。其公眾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會算計。

太原500完人

1949年3月底，解放軍包圍太原，閻錫山離開太原前夕，正式任命梁化之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在賦予守城重任的五人小組中，梁化之是最為頑固、對閻錫山最為愚忠的一個。孫楚、吳紹之等許多閻錫山政權的高級軍政人員之所以不敢表達和平解決太原戰事的意見，很大程度是畏懼於梁化之的權勢，以及另一個炙手可熱的實權派人物王靖國。

4月24日，解放軍對太原發起總攻，梁化之在隆隆的炮聲中徹底絕望，與五妹子閻慧卿在太原綏靖公署的地下室裡服毒自盡，死前命令衛士將他們的屍體澆上汽油焚屍滅跡。太原解放後，根據衛士的交代，解放軍找到了梁化之與閻慧卿的屍體殘骸，經醫學專家檢驗梁化之確已自殺。兩人的屍體殘骸後來被合葬在太原東門外的荒地中，經歷過兩次不幸婚姻的五妹子最後同梁化之死而同穴，這是她悲劇人生在死後的延續。

就在閻慧卿自盡前夕，由梁化之代筆寫下了《閻慧卿至閻錫山的絕命電》，經吳紹之潤色後交機要處拍發給閻錫山。絕命電全文如下：

連日炮聲如雷，震耳欲聾。彈飛似雨，駭魄驚心。屋外煙焰瀰漫，一片火海；室內昏黑死寂，萬念俱灰。大勢已去，巷戰不支。徐端赴難，敦厚殉城。軍民千萬，浴血街頭。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雖女流，死志已決。目睹玉碎，豈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國家狂瀾於萬一，死後當遵命屍首不與匪共見。臨電依依，不盡所言！今生已矣，一別永訣。來生再見，願非虛幻。妹今發電之刻尚在人間，大哥至閱電之時，已成隔世！前樓火起，後山崩頹。死在眉睫，心轉平安。嗟乎，果上蒼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憫耶？

閻錫山在上海讀過這份絕命電後，淚流滿面，悲痛莫名。絕命電中提到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即是閻錫山所謂的「太原五百完人」。當時特警處代處長是梁化之的結拜兄弟徐端，他按照閻錫山「不做俘虜，屍體不與共黨相見」的指示，在太原解放前夕命令特警處特工人員集中於精營西邊街45號特種警憲指揮處集體居住。

4月24日，解放軍攻入太原後，這些特工人員或服毒、或相互槍擊，並引燃【文】早已準備好的【人】汽油自焚，其中【書】包括一些【屋】特警處女職員和部分特工人員的妻子等無辜婦女。此外，特警處秘書主任范養德等十餘人在東輯虎營自殺，太原特警隊主任王九如等十餘人在後壩陵橋18號隊部小樓上自殺，山西省會警察局局長師則程開槍打死自己的姨太太后在柳巷派出所自殺。

太原解放後，閻錫山大肆宣傳以梁化之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殉城神話。閻錫山逃到台灣後，通過「行政院」撥款新台幣20萬元在台北園山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塚」，蔣介石贈「民族正氣」、蔣經國贈「齊烈流芳」匾額，閻錫山題「先我而死」的塚匾並撰寫碑文和祭文。

閻錫山在祭文中寫道：梁化之等人「殺身以成仁也」，其「誓生不與之兩立，死不與之覿面，戰至由巷而院，力盡物竭，集體自殺而焚其體……此生可謂得其結果而無憾矣」。閻錫山還撰寫了「太原五百完人歌」，全文如下：

民族有正氣，太原出完人；海天萬里招忠魂，歌聲悲壯動三晉。何以為完人？生而能殺賊，死而不留身，大節凜然表群倫。誰能為完人？男學梁敦厚，女學閻慧卿，死事壯烈泣鬼神。赴湯蹈火全忠貞，救國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齊盡節，太原今日有田橫。民族有正氣，太原出完人；日月光華耀國門，萬古流芳美名存。

由於海峽兩岸的阻隔，儘管「太原五百完人」在台灣影響極大，甚至曾被台灣方面編入小學課本。但大陸方面的文史研究人員直到1983年才全面瞭解此事。

山西文史研究人員通過對台灣方面羅列的「太原五百完人」詳細名單調查後認定，這份名單中有些確有其人，但並非城破時自殺而死，有的死於戰場，有的死於疾病，有的是被閻錫山軍政機關處死，另有一些人則至今還活在世上或根本沒有其人。太原解放後，經剛剛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清理辨認，能夠確認自殺的，只有46人。另據一些學者估計，自殺者最多不過一二百人。

早在1948年8月23日，閻錫山發出手令，戰場倡議投降者殺，無命令後退者殺，主動放棄陣地者殺。閻錫山的手令和他精心培植的數萬名鐵軍基幹將閻錫山政權的所有軍政人員綁上了戰爭列車。但這些敗軍之將的結局則不盡相同。除了戰死和自殺的一部分外，閻錫山的大部分軍政幹部同77000餘名官兵一起做了解放軍的俘虜。

渺茫的前途與嚴酷的軍紀促使閻軍將領做出抉擇，在關鍵時刻臨陣起義是他們唯一的光明出路。晉中戰役後，解放軍不斷把被俘的閻軍官兵放回，這些官兵經過反省甄別之後，全部編入雪恥奮鬥團。

閻錫山曾在一次高級軍事會議上說：「延安真把事情做絕了，放回被俘軍官，使你用不能用，殺不能殺，又不能不管。」不幸被閻錫山言中，閻軍最初戰場起義的，正是400團團長李生潤和他的部下。閻軍第8總隊司令趙瑞、第71師參謀長孟壁也先後率部起義。

敗軍之將中，結局最為悲慘的是死在閻軍軍法之下的官兵。為了殺一儆百，穩定殘局，閻錫山先後以盜賣武器的罪名槍決了上校侍從參謀解兆義，以戰場上倡議投降的罪名槍決了被俘後又逃歸的步重炮團長肖利鋒，以放棄聶家山陣地為罪名槍決了中校守碉司令郝志中等人，軍務處副處長雷良如因為將閻軍編制機密洩露給國民黨軍統系統的綏署二處，被借口私通送交梁化之審訊暗殺。此外，還有多名團營級軍官因作戰不力而被執法隊就地槍決，僅東山淖馬爭奪戰中，就有棄守陣地的閻軍營長姜嘯林等20餘人被槍決。

陸榮廷：以武功鳴天下

陸榮廷出身草莽，苦大仇深。他自幼失去父母，無所依靠，到處流浪，淪為乞丐，做過小偷，然後落草為寇。後來接受招安，備受重用，直到當上廣西提督，成為廣西最大的實力派。之後勢力進一步擴張到廣東，當上廣東督軍。他擁兵10萬，控制兩廣，成為西南實力派之棟樑，時人有「北張南陸」之說。

改縣名

武鳴縣位於廣西首府南寧市北部，縣城距首府30多公里。武鳴古稱武緣，秦屬象郡，隋開皇元年(581年)始置武緣縣。到民國二年(1913年)被當時任廣西都督的陸榮廷更名為武鳴縣。

@文@陸榮廷系武緣縣壘雄村人。幼喪父，母改嫁，童年做過乞丐、小偷，青年浪跡江湖，後落草為寇，成為中越邊境一支綠林武裝的頭目。光緒十八年(1892年)受清廷招安任清軍管帶，後以軍功屢獲擢升。宣統三年(1911年)任廣西提督。民國初年，先後任廣西都督授陸軍上將銜、兩廣巡閱使、廣州軍政府元帥。陸榮廷曾與馮國璋角逐副總統寶座，是廣西軍人中第一個把影響推向全國的人。

@人@陸榮廷當上都督後，於1912年冬把廣西省會從桂林遷到南寧，以便深居家鄉武緣，指揮全省軍政。第二年，改武緣為武鳴。

@書@更改家鄉縣名，據說是陸榮廷號召家鄉人「以武功鳴於天下」的產物，「武鳴縣」就是「以武功鳴於天下」的地方。此言不謬，武緣人「以武功鳴於天下」者，確有先例。

@屋@廣西中部有座海拔1760米、雄峻陡險的大明山。大明山又稱鏌琊山。鏌琊，古劍名。據說鏌琊劍影下的武緣屬龍虎之地，武夫輩出。這當然是牽強附會的無稽之談。但古人迷信風水，深信不疑。道光六年(1826年)，郡守李彥章就在武緣縣城南渡頭村的香山河與西江河匯合處東岸修建了文江塔，以鎮龍虎之威。迷信舉措並未使武緣絕「武」之「緣」。建塔20多年後，咸豐三年(1853年)，率兵3萬孤軍北伐，歷時兩載，轉戰華北數省，兵臨天津城郊，嚇得咸豐皇帝準備北逃熱河的太平天國名將靖胡侯林鳳祥和定胡侯李開芳，就是「以武功鳴於天下」的武緣人中的佼佼者。

同鄉前輩叱吒風雲，威震京津，英名揚天下。響馬出身，縱橫馳騁，恃武鳴威的亂世梟雄陸榮廷登上「廣西王」寶座後，當然也要挖空心思地宣揚自己。更改家鄉縣名便是一例。

那時，官場習慣用原籍來稱呼達官貴人。陸榮廷系武緣人，自然被人尊稱為「陸武緣」。這樣的稱呼顯然顯不出都督大人的尊貴，於是陸榮廷便改「緣」為「鳴」，使自己成為「陸武鳴」。這大概就是陸榮廷於霸業如日中天之時，喧「鳴」「武功」的舉措吧?古人思想不可聞而行動卻可見。總之，行世逾千年的「武緣」被改名了。

民國初年，陸榮廷位極封疆，權傾八桂。區區縣名，說改就改，誰敢反對?不過「鳴」字之改，卻獨具匠心，創意不凡，博得邑人同感，額手稱善。官家張燈結綵，商店通宵開業，縣衙門外魁星樓晚上燃放煙花，小東街觀音閣戲台日夜唱戲，舞龍舞獅，燃放的鞭炮紙屑把偌大一條正街從東門到西門都鋪紅了，民眾還舉行「觀音出遊」的活動。

據說陸榮廷年幼時，白天行乞於市，夜晚則棲身小東街觀音閣內。後來他投身行伍，浴血沙場，百戰餘生，便以為是得到觀音菩薩的庇佑，因而篤敬觀音。民眾投其所好，但凡縣內有大事慶賀，必抬觀音出遊以湊熱鬧。遊行隊伍以和尚尼姑、善男信女簇擁觀音座像前導，著戲服騎大馬的眾護佛使者居中，外地戲班和本街「老戲」業餘劇團的樂隊隨遊行隊伍吹吹打打殿後，沿街緩緩而行。是時，萬人空巷，摩肩接踵，爭睹「觀音出遊」盛況，那場面比農曆二月十九日大同觀音廟誕暨花炮節還熱鬧呢。真可謂一「鳴」驚人。

從1913年到1928年陸榮廷病死上海，「武鳴」得名總共只有15年。「陸老帥」失勢下野後，其造幣廠印行的鈔票(人稱「陸公票」)馬上貶值、作廢。然而，「武鳴」二字卻因其寓意深邃，認同者眾，並未受梟雄鎩羽、「帥星」隕落的影響，依然「鳴」聲遠播。

一代梟雄已是明日黃花，軍閥霸業亦成過眼煙雲，唯有錚錚「武鳴」之名長留於天地間，與人民同在。

痛擊高盧雄雞

在中法戰爭中，陸榮廷等表現不俗。官軍撤退後，陸等繼續與法國人戰鬥，成為一方稱許的「義盜」。

1883年法國侵略越南，清王朝派劉永福為越南經略大臣，率黑旗軍大敗法軍。1885年法軍增兵攻陷鎮南關，得意忘形，在關前豎起一塊木牌，上面寫道：廣西的門戶已經不存在了。鎮南關附近的百姓義憤填膺，也豎起一塊木牌與之相對，上面寫道：我們要用法國人的頭顱重建我們的門戶!

陸榮廷滿懷愛國激情，投入了清軍唐景崧的部隊參加反法戰爭，身先士卒，屢建奇功。不久光復了鎮南關，並攻克了越南幾十個州縣。但清政府在獲勝的情況下反而屈膝求和，訂立《中法和約》，遣散反法部隊。陸榮廷等人集體跪在唐景崧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哀求留在軍營，以免再受流離之苦，但唐景崧不敢違抗「聖旨」，仍將他們打發走了，所幸的是送給了他們一些槍支。

於是這些散兵游勇公推陸榮廷為首，繼續在邊境地帶打擊法國人，隊伍也不斷壯大，多達千人，陸榮廷為部下制定了「三不搶」原則：一不搶中國人，二不搶窮苦人，三不搶駐地附近的人。有一次他的幾個部下搶劫了附近的越南人，陸榮廷告誡說：「我們在這裡吃飯，就不要這裡屙屎!」眾弟兄哄堂大笑之後，此類事情再沒有發生。由於紀律較好，陸榮廷等人被當地群眾稱為「義盜」。

清政府對這些「義盜」不放心，與法國人一起緝拿他們。中法戰爭後，蘇元春被任命為龍州提督，鎮守邊疆，陸榮廷竟膽大包天，看上了他的坐騎，就在蘇元春就職的當天晚上，陸榮廷潛入提督府盜馬，結果被當場捉住。蘇元春仔細打量了一下這個「義盜」，拍著腰刀說：「你為何不偷別人的馬，而偏偏偷我提督的馬，你不知這要犯殺頭之罪嗎?」陸榮廷面無懼色，從容答道：「別人只有一匹馬，偷了他就一無所有了，提督老爺的馬成群，你何必為了一匹馬而大動干戈!」蘇元春也真的覺得殺了一個盜馬賊有失體面，就把他放了。

陸榮廷等人最大的一次戰果是打死法軍官兵22人，活捉1人。陸榮廷用鐵絲穿透這個俘虜的鼻孔，牽著他到水口附近一位戰死的得力部下的墓前，然後將之砍頭祭奠，圍觀的人群無不拍手稱快。事後，法國駐越南總督在那裡立了一塊石碑，上刻法文如下：

紀念被陸亞宋突然殺害的23位多威大衛部隊。1892.8.23。

陸榮廷本人生前常常不無得意地對家人講起他痛擊法軍的故事。曾經是陸榮廷舊部、後來取代陸氏統治廣西的新桂系首領李宗仁，在《我與中國》一書中，對陸榮廷在越南打擊法國人的活動也有生動描述。

陸氏本是一位重義氣、有領導天才的人物，逼上梁山之後，不久就成為盜魁。率領嘍囉百數十人，打家劫舍，出沒於中越邊境。不過，陸氏之作強盜卻專以搶法國人和越南人為務，而中、法兩國官兵對他竟無可奈何。據說有一次官居「七劃」(所謂「七劃」是法國軍官袖口上所繡金色條紋的數目，中國鄉民遂以此稱呼法軍的指揮官)親自出馬來追剿陸氏，追到崎嶇的山路中，忽見枝幹上貼著一字條，原來是陸氏所留，上說：如你不停止前進，將有殺身之禍。今先示小技，射你的右臂而不傷骨。這「七劃」方將條子看完，忽然山林內一聲槍響，「七劃」果然受傷如條子所寫，絲毫不差。「七劃」大驚失色，遂不敢再向山中搜索，沮喪而返。

據陸榮廷的女婿馬逵和媳婦劉可斐回憶：這個「七劃」就是法國元帥霞飛將軍，當時不是寫字條，而是雙方喊話，陸作此言，霞飛不服，先開槍擊傷陸肩，還槍亦傷其肩，雙方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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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槍手比武招親

陸榮廷的看家本領是槍法異常的准，這也是他成為山大王乃至後來成為廣西都督的法寶之一。在中越邊境與法國人周旋時，他便已初露鋒芒。有人說他的槍法之所以神，是因為他生就一雙陰陽眼，一大一小，自然瞄得準，而且夜間還能看到十丈以外的目標。這其實都是無稽之談，陸榮廷成為神槍手，全在於苦練。

陸榮廷在哪兒安家哪兒就有靶場，每天起床以後至少要練3槍，風雨無阻，直到他垂死之前拿不動槍為止。他本人以身作則，同時要求家人無論男女都要學習他。還定下規矩每週進行一次射擊比賽，射中靶心的獎給5塊大洋，未射中的則罰下廚3天。陸榮廷本人後來打槍幾乎不用瞄準，全憑感覺，隨手一甩，目標應聲而倒。

陸榮廷討袁時，部下沿土路前進，他自己則帶領一幫親兵乘船順河而下。途中忽見岸上有一婦女紅裝素裹，肩挑兩個盛酒竹筒，走起路來，腰肢扭動，左搖右擺。看著看著，陸榮廷心沒動，手卻先癢起來，拔出腰間的六響手槍，手腕一抖，只聽兩聲脆響，那兩個竹筒裡的酒便順著彈孔嘩嘩流出。

那婦女嚇得扔下扁擔，連滾帶爬地向前逃跑。陸榮廷即令停船靠岸，掏出5塊大洋交給勤務兵，讓他賠償婦女的酒錢。那婦女見有人來追，以為歹徒逼姦，更嚇得魂不附體，跪下求饒。哪知勤務兵客客氣氣地對她說：「我們老帥一時高興，試試槍法，打壞你的酒筒，這些錢足夠賠償你了，對不住大嫂，請原諒!」那婦女這才如夢方醒，破涕為笑。

在八桂大廳慶功宴上，有人提議陸榮廷趁著酒興給大家演示槍法，陸慨然應允，叫提議人把三隻雞籠掛在樹上，自己撤至200米外，舉槍便射，全部中的，路人圍觀，一片掌聲。

獨有一鄰村青年背著一桿土製鳥槍，撇著嘴說：「這有什麼了不起!」陸榮廷從來沒有見過有誰瞧不起他的槍法，不覺一愣，然後便收槍交給那青年，請他試試。那青年一手擋開說：「你用這洋槍，打中了自然不足為奇，我用這土槍，打中了才是真本事。」言畢裝上黑色火藥，嵌入鐵丸，連放三槍，彈無虛發，掛雞籠的小繩盡斷。陸榮廷心悅誠服，當即將他帶回家中，酬以酒席，切磋槍法，提出讓他當侍從。那青年領受了酒飯，但婉言謝絕了陸讓他當侍從的美意，扛起土槍去了，陸榮廷望著他的背影，惋惜不已。

1906年6月，岑春□向清政府保薦陸榮廷去日本考察軍事，在日本軍校做旁聽生，由於時間不長，日文水平有限，因而收穫不大，但他課間表演的射擊絕技卻聲震東瀛，日本人看了他的表演面面相覷，從此不敢藐視中國無人。

一次國會議員在北京太和殿開會，研究南北議和。作為南、北方軍閥的陸榮廷、張作霖被邀出席。當時兩人各霸一方，時人稱為「南鹿（陸）北獐（張）」。會議期間，國會議員請陸、張二位獻技以飽眼福。時值天空有鳥飛過，陸舉槍便打，飛鳥應聲落地。正當大家驚歎之時，陸又甩手向空中打了兩槍，眾人見再無鳥兒落下，心想老帥也有失手的時候呀！張作霖指給大家看——原來兩根電話線被打斷了。輪到張作霖，他的拿手本領是馬上功夫身手不凡，但附近沒有馬匹。張忽生奇想，說要和陸老帥比賽「看誰帶彩（受傷）最多」。二人當即脫衣扯褲，讓人從頭至腳點數傷疤，結果點出陸榮廷身上有傷痕80多處，張作霖有50餘處。張自歎不如，連呼陸為大哥。兩人縱聲大笑，當即結拜為結義兄弟。

陸榮廷的原配夫人譚氏，是陸榮廷「比武」得勝娶來的。

當年，陸榮廷在龍州水口流浪時，住在譚氏家裡。譚家靠販鹽謀生，陸榮廷幫譚家販鹽十分勤快，深得譚家厚愛。

譚家大女譚氏熟知水性，人長得也標緻。譚氏常常划船送陸榮廷去販鹽，天長日久，結下深情，譚氏遂以身許陸，陸榮廷發誓要創家立業，讓譚氏過上好日子。

譚氏有三個弟弟，叫浩明、浩清、浩澄。當陸榮廷提出娶譚氏為妻時，譚家父母默許，唯獨譚浩明衝著陸榮廷嚷道：「你有什麼本事，要當我的姐夫?若比武能勝過我，便答應姐姐嫁給你。不然，你別想!」

陸榮廷樂得笑開了花，答應比武。

第二天一早，譚浩明約陸榮廷到水口河灘上比武，譚氏擔心陸榮廷吃虧，也悄悄地跟去。

他們先比槍法，每人打三發子彈，目標是吊在木棉樹枝下那人頭一樣大的馬蜂巢。譚浩明屏住氣「叭、叭、叭」打了三槍，誰知頭兩槍都打偏了，第三發子彈才擦著馬蜂巢的邊。

輪到陸榮廷打槍了。他上足子彈後，第一槍正中馬蜂巢，第二槍把吊著它的樹枝打斷，馬蜂巢跌到河中，隨水漂流，馬蜂沒命地飛出來。陸榮廷正愁第三發子彈沒處打，恰巧一對斑鳩一前一後飛來，陸榮廷便說：「浩明弟，我這一槍就打那頭一隻斑鳩!」說畢「叭」的一槍，飛在前頭的斑鳩果然栽在沙灘上，再也動彈不了。

比輸了槍法正在氣頭上的譚浩明，突然飛起右腳，朝陸榮廷兩腿一掃，陸榮廷沒提防，跌了一個嘴啃沙。譚浩明接著猛撲過去，想騎在陸榮廷身上捶幾拳出氣。說時遲，那時快，陸榮廷一個鯉魚翻身，譚浩明只抓著陸榮廷左腳。他本想在沙灘上把陸榮廷甩幾圈，壓壓他的威風。誰知使盡氣力也拖不動。原來仰面朝天的陸榮廷，雙手一使勁，深深地插進沙裡，就像兩把入地很深的犁頭，即使譚浩明使出牛勁，也無法拖動他。

這時候，躲在一旁觀看的譚氏，拍著手笑著跑過來，掰開譚浩明的雙手。

陸榮廷也不爬起來報復，躺在沙灘上笑嘻嘻地說：「浩明弟，這兩手你都比輸了，還是叫我『姐夫』吧!」

譚浩明一聲不吭轉身走了，他從心底裡佩服陸榮廷。

就這樣，陸榮廷娶了譚氏，後來陸榮廷發跡，譚家三兄弟靠裙帶關係都升了官。陸榮廷當兩廣巡閱使時，提拔譚浩明為廣西督軍。

黃金報恩

1912年2月，陸榮廷任廣西都督，次年他又兼任廣西民政長，掌握了廣西的軍政大權。

由於陸榮廷是綠林出身，省會南寧的一些士紳有點瞧不起他，在地方上仍我行我素。再加上當時法國軍隊又佔領著越南，不時有走私貨物及鴉片等進來，鬧得南寧一片混亂，著實使陸榮廷頭痛，但又無可奈何。

陸榮廷雖然出身綠林，但卻對邪惡勢力痛恨入骨。當他得知在廣東高雷道尹任上因抗擊龍濟光兵敗被讒憤而辭職的范雲梯已辭官還鄉，便決定請這位曾在崖州天涯海角題刻「南天一柱」明志，得到老百姓送「萬民傘」、「萬民衣」的清官來省府，任南寧府長兼洋關監督之職。

范雲梯來到省府後，陸榮廷立刻設酒宴接風，宴席上他命人取出１００兩黃金，說：「范先生當年救我一命，卻無緣報答，這點薄禮務請先生收下。」

原來，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陸榮廷奉命去貴縣木格清鄉，當地一位豪紳得知他是綠林招安的管帶，不但當眾拒絕他帶兵進屋清查，而且還指使家丁打傷了一名要進屋搜查的士兵，此舉激起了陸榮廷的義憤，一氣之下，便縱兵劫掠了這戶豪紳。事後，豪紳聯合地方紳士告到蘇元春那裡，因陸榮廷是馬盛治部下，蘇即責成馬盛治查處此事。

當時，范雲梯赴京參加朝考獲一等第二名，但因病未能參加複試，後考取八旗官學教習，又遇戊戌政變不能赴任，只得去吏部以直隸州判註冊，由京南歸直赴廣西邊防大營。蘇元春見老鄉到來，馬上安排他在統領馬盛治的營中辦理文案。過去辦理文案的又稱師爺，馬盛治接了陸榮廷的案子後自然交由師爺去處理。

范雲梯雖初到軍營，但卻對軍人有一種特殊的崇敬感，特別對殺敵立功的英雄更是敬仰不已。他接到案子後，先到牢中去見陸榮廷瞭解情況。當他看到陸榮廷相貌奇特，隱隱中有一股英雄氣概，更得知他當年抗擊法軍，襲擊法兵的事跡，便生出一股敬佩之情。他奉命去到貴縣木格，那位豪紳看到他是蘇提督派來的師爺，便熱情接待，又是設宴又是送銀錢，但范雲梯一概謝絕，然後深入調查，秉公回報。馬盛治一看是豪紳先肇事，便和蘇元春商量，把罪狀減輕，只打了陸榮廷二十軍棍了事。打軍棍時，范雲梯又教行刑的弟兄把棍頭打到地上，實際上陸榮廷一點也沒有被打痛。那時，他就記下了范雲梯的好處。

由於朝廷嚴令不准和法軍開仗，但邊境上法軍尋釁滋事打死邊民的事件卻不斷發生。陸榮廷一來耐不住軍營無戰事的寂寞，二來也想懲戒一下法國兵，便暗中帶了一幫弟兄化裝過界去摸營。不料被法軍發現，弟兄被打死一部分，剩下的２４人被押到蘇元春大營。法國駐龍州領事當即向清廷抗議中國軍隊的挑釁。清廷一面向法國領事賠禮道歉，一面嚴令蘇元春懲辦肇事者。蘇元春見是朝廷嚴令不敢徇私，仍令馬盛治將陸榮廷等２４人處斬。

馬盛治雖然愛惜能征慣戰的陸榮廷等弟兄，但朝廷之命違抗不得，只好吩咐范雲梯寫好24道斬牌，等待次日午時三刻行刑。

范雲梯寫斬牌時看到陸榮廷的名字，心裡一震，便把他寫在最後一名。翌日，范雲梯負責佈置刑場時，看到蘇元春的親兵抬來一張大椅放在刑場邊，說提督大人的義母要來看行刑。范雲梯一聽，計上心來，他立刻回營找到行刑的刀手，吩咐他到時如此這般，過後定有重賞。

第二天中午，陸榮廷等２４人被插上斬牌綁在行刑柱上，馬統領親任監斬官，蘇元春的義母也已就座。午時三刻一到，馬盛治傳令放炮行刑。當砍到最後一名陸榮廷時，刀手剛舉起來的大刀不知怎的竟脫手，「匡啷」一聲掉落到地上。

范雲梯看到刀手的大刀落地，便對馬盛治說：「統領大人，陸管帶命不該絕，請大人救他一命。」

馬盛治先是一怔，但很快就醒悟過來，連忙到蘇元春義母面前跪下，說：「稟太夫人，刀手掉刀，這是上天不絕陸管帶之命，請太夫人念他於國有功，請蘇大人赦免他吧。」

蘇元春的義母知道陸榮廷是為殺法國人才惹怒朝廷的，也十分同情，而且刀手掉刀又是她親眼所見，老人相信天命，便先吩咐刀下留人，然後找來蘇元春，要他釋放陸榮廷。蘇元春一向孝順義母如同親娘，但要他放人卻犯起難來，正要解釋，義母說：「我只不准殺陸管帶，怎樣(W//R\S/H\\U)放人我不管。」說罷，便拂袖而去。

隨後，蘇元春和馬盛治商量，便去死牢中選出一名面貌與陸榮廷相似的死囚殺了交差。

後來，馬盛治到陸榮廷營中巡視，發現帳中供奉著自己的生牌位，便問是怎麼回事，陸榮廷說：「統領大人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卑職特供大人牌位以念恩德。」馬盛治歎道：「其實救你的是范師爺，不是他設下妙計，本鎮也救不了你。」

陸榮廷這才知道是范雲梯設計救出他的性命，便備下１００兩黃金要報答范雲梯。但此時范雲梯已到廣東瓊州赴任去了。他牢記恩人的名字，發誓日後定要報答。

當下，范雲梯看到陸榮廷擺在自己面前的１００兩黃金，他堅辭不受，說：「當年我救大人是敬仰大人為國殺敵，非為黃金之物，若大人非要我收下，則是有悖初衷也，請大人將此用在為國為民之事上，勝謝雲梯多矣。」由此，陸榮廷心裡越發敬重范雲梯的人品。

當後台治理洋關

陸榮廷將省會遷至南寧後，因離邊境不遠，一些貪利忘義之徒便與法國商人勾結，公然通過洋關將走私貨物及鴉片毒品販運進來。陸榮廷任用范雲梯為南寧府長兼洋關監督之職，意在借范雲梯的清廉和才幹把省會及洋關治理好。

范雲梯上任伊始，決定從治理洋關入手，把省會的治安搞好。上任的第二天他即到洋關辦公，那時已是民國元年，封建帝制已被推翻，官員也不興再穿品級官服了。他剛到洋關坐下，便有一個人來辦事，說要見洋關負責人，職員便領他去見范雲梯。

那人來到范雲梯面前，先將一個布包放在桌面上，發出沉重的響聲。憑感覺，范雲梯知道布包裡裝的是金條、銀元之類，便問來人有什麼事。來人湊近前去壓低聲音說：「老番有一批貨要入關，求行個方便，這點小意思聊表敬意，事後還有重謝。」范雲梯問道：「老番要運什麼東西入關。」那人以為妥當，便神秘地伸出拇指和食指做煙斗狀，說：「是這個。」

范雲梯終於明白，那人說的「這個」就是鴉片。他當年在廣西邊防大營辦文案時，就曾親眼看到為截獲入境的鴉片而發生的戰鬥。當時，蘇元春就下令將截獲的鴉片搬到校場當眾銷毀。沒想到現在竟有人公然到洋關來為洋人的鴉片辦入關批文。但他考慮到事關外國人，還是忍住氣把布包一推，說：「對不住，這種貨不能入關。」

那人以前來洋關辦批文從未見過范雲梯，以為監督不在，他是個臨時代理主事的，見他不收禮物，也不辦理入關批文，便仗著洋人的勢力責問道：「老番的貨要入關，你敢不辦。」范雲梯堅決地答道：「不辦。」那人火起，指著范雲梯大聲說：「你是什麼人。」范雲梯噌地站起來，一拍胸膛，大聲說：「我是中國人。」

在關署裡辦公的人聽到爭吵，趕來勸解，當那人得知眼前這位連老番的賬也不買的人就是新上任的洋關監督時，知道此路不通，不像以前那樣可以用金錢辦事了，只得收起桌上的布包狼狽退去。

不料，第二天陸榮廷把范雲梯召到都督府，一見面就說：「好呀，你這個大監督連老番也敢得罪，人家把狀告到我這裡來啦。」范雲梯感到事態嚴重，連忙說道：「都督大人，老番要進關的貨是鴉片煙土呀，大人打算如何處理這件案子。」陸榮廷一拍范雲梯的肩膀，哈哈大笑，說道：「你放心，我也是吃中國的米長大的，怎麼會放老番的鴉片進關來毒害自己的同胞，昨夜我已傳令邊關將老番的鴉片如數繳獲，在原地銷毀啦。」范雲梯噓了一口氣，向陸榮廷鞠了一躬：「謝謝都督大人。」陸榮廷說：「范先生，這都是你的洋關監督當得好呀，今後我就當你的後台，凡是老番的煙土和走私貨統統不要放進來。」說著，陸榮廷一把拉住范雲梯的手說：「范先生，有你當洋關監督，本督就可高枕無憂啦。」

由於范雲梯為官清正，又得到陸榮廷的賞識和支持，省會南寧得到初步治理，通過洋關走私的鴉片等貨物被遏制住了。民國二年，經陸榮廷推薦，中央簡任范雲梯為邕南觀察使，並為他頒發一枚三等嘉禾勳章。

「包庇部下」懲惡霸

陸榮廷當了廣西都督，但他出身綠林，文化不高，南寧巨紳韋某虎，仗恃有韋紹皋在京城為官，卻不把陸都督放在眼裡，平時強搶民女，包庇壞人，無惡不作。甚至連犯下彌天大罪的歹徒作案後逃進韋宅，官兵捕快也不敢入宅捕人，徒歎奈何。在韋某虎的包庇下，南寧惡性案件不斷發生，百姓怨聲載道，狀子像雪片似的飛到南寧道台的案前，甚至飛到都督陸榮廷的手裡。

此時，范雲梯由於袁世凱稱帝改制，府一級行政單位改為道，他由南寧府長改任南寧道尹。但治理南寧的事，先要經過南寧知縣。知縣畏懼京官韋紹皋的勢力，對韋某虎的案子不敢審理，以致老百姓直接把狀告到道台來。為此，范雲梯多次和陸榮廷商議南寧知縣的人選，但一時又沒有合適的人，知縣的人事就擱了下來。

忽一日，桂林道報薦新寧縣（現屬湖南）知事溫德溥以捕盜得力有功，請求省府給予表彰。

溫德溥是蒙山縣新圩太歲村人，歲貢出身，廣西法政學堂畢業。范雲梯得知後，即向陸榮廷建議調溫德溥任南寧知縣，以整治省會，除去韋某虎一霸。陸榮廷卻說：「溫知縣是你同鄉，不怕外面說你任人唯親嗎？」范雲梯正色道：「我只知潤亭（溫德溥字）是人才，不知是鄉親。」

在陸榮廷的支持下，溫德溥不日即調任南寧縣知縣。上任時他先拜訪了范雲梯，說：「范大人，學生此次來邕赴任，只恐是身家性命難保了。」【TXT小說下載：www.uu158.com】

范雲梯本要勉勵一番，沒料他卻說出這樣的話，大感意外地問道：「老鄉何出此言，難道不願任南寧之職。」溫德溥說：「南寧韋姓巨紳作惡多端，犯案纍纍，橫行省垣，官民皆欲除之而後快，但韋某虎家中有人做京官，所以歷任縣官皆不敢動他。學生若學前官，則有負大人及陸都督知遇之恩，更有負百姓期望。若秉公扳倒韋某虎，韋紹皋又豈肯放過學生。到時不僅自身難保，還要殃及家族。不過，既已到來，學生也只有以國家及百姓利益為重，與韋某虎一拼了。」

范雲梯見溫德溥說得慷慨，聯想到自己在瓊州１０年，為百姓斗豪強懲腐惡的往事，不覺動容道：「老鄉只管大膽為之，若有麻煩，都督面前我當力保之。」

溫德溥有了范雲梯和陸榮廷的支持，即刻清理南寧百姓所告韋某虎的積案，然後以新官到任為名拜訪地方鄉紳，顯得十分恭敬。韋某虎見溫德溥禮節周到，料想也像以前歷屆縣官一樣，便也禮節性地到縣衙進行回拜。溫德溥早有準備，韋某虎一進縣衙即將其拘捕，並連夜進行審訊，同時向范雲梯和陸榮廷報告。

果然不出所料，韋某虎被拘捕後，其家人馬上四處求救，除直接找陸榮廷和范雲梯求情外，還火速打電報給在京的韋紹皋，要他救人。韋紹皋馬上拍電報給陸榮廷，要他「妥善處理，免出變故」。

陸榮廷自然領會韋紹皋「免出變故」的含意，但他早已痛恨韋某虎的惡行，決心為地方除去一害。接到電報後，他立刻通過范雲梯通知溫德溥，將韋某虎馬上就地處決。

待到溫德溥處決韋某虎的確信傳來後，陸榮廷這才打起大轎來到南寧縣衙，取出韋紹皋的電報，在公堂上高聲說要溫德溥放人。溫德溥馬上悟到這是陸都督在和自己演戲，便也高聲說道：「回稟都督大人，卑職已依據國法將韋某虎正法，請大人明察。」

陸榮廷在多年的宦海沉浮中，深知官場風險。他料定殺了韋某虎，韋紹皋必要置溫德溥於死地，說不定連范雲梯和自己也會受到連累。回復韋紹皋後，他即召范雲梯商量對策。最後，由原來跟隨范雲梯辦理文案，現為陸榮廷秘書的李瞻淇獻了一條妙計，立即免去溫德溥南寧知縣之職，調任武鳴知縣。

韋紹皋接到陸榮廷電報，得知韋某虎已被處決，火冒三丈，馬上從京城趕回南寧，要親手處理此案，殺溫德溥為韋家報仇。但他一到南寧，看到溫德溥已調任武鳴，並聽家人說陸榮廷和范雲梯確實親自去到縣衙救人說情，只因溫德溥提前審決才沒救下。韋紹皋自然不好深怪陸榮廷，打算親到武鳴去抓溫德溥。但是，當時陸榮廷已被袁世凱授予寧武將軍之銜。就在韋紹皋趕回南寧前不久，袁世凱又晉陞陸榮廷為耀武上將軍，督理廣西軍務，還電贈「康強納佑，賜福閭閻」八個字。

陸榮廷獲此殊榮後，即在武鳴縣壘雄村建起一座上將台，並自作「上將台碑記」加以炫耀。武鳴是陸榮廷的老家，他安排溫德溥去那裡任知縣，豈不是有意的包庇。若是韋紹皋敢去武鳴抓溫德溥，就是抓了陸榮廷家鄉的父母官。再說，陸榮廷剛得到袁世凱的晉陞，正在得勢，惹惱了他，在袁世凱面前奏上一本，說不定這京官的烏紗帽也難保住。為此，韋紹皋遂罷了報仇之念，含恨回京城去了。

溫德溥借陸榮廷做後台，和范雲梯一起懲治了惡霸。陸榮廷當上廣西都督，確也要做個樣子給人看。范雲梯後來於民國四年離任，陸榮廷特意讓溫德溥接替他南寧道尹的職位。而范雲梯則由陸榮廷與民政長張鳴岐以「治行為六道之冠」的薦語銜保進京，不料中途抱病折回。

陳炯明：聯邦憲政實踐者

歷史課本裡的陳炯明，是一個軍閥，一個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個炮轟總統府的劊子手。百年過去了，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全面瞭解這位軍閥名人。

自治，聯省，聯邦

陳炯明於1878年生於廣東海豐，原名捷，字贊之，又字競存。他出生的當天，恰逢其父陳曦庭鄉試中榜的捷報亦到，父親遂為兒子起名為陳捷。

陳炯明自幼頑劣異常，但少年時期性情大變，發奮苦學，且溫文有禮，20歲的時候中了清朝的秀才，成為一個書生。但當時的大清朝氣運已盡，帝國的大廈正在傾覆之中，維新思想、革命風潮在廣東正在流行。受新思潮的影響，1906年，28歲的陳炯明到了廣州，求學於廣東法政學堂，成為第一屆學員，兩年後以「最優等生」的成績畢業。

1909年畢業以後，陳炯明任廣東咨議局議員，提出了《革除衙署積弊案》、《廢除就地正法案》、《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案》、《禁絕一切賭博案》等提案。這些提案顯示出了陳炯明深受烏托邦思想的影響，「自治」也成為其一生追求並踐行的理想。

1909年，陳炯明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3月，他參加了黃花崗起義。1913年，陳炯明參加二次革命失敗，流亡到新加坡。當時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並且要求黨員畫押宣誓效忠孫中山個人，陳炯明第一次表現出了他對孫中山的不從，拒絕宣誓效忠參加中華革命黨。

1916年，陳炯明回到廣東發動起義，參加討袁的護法運動，任閩粵軍總司令，佔領了閩西南的漳州、汀州等地，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在這個不大的地盤上，陳炯明開始了他的自治實驗，那是中國一百年來最重要的烏托邦中的一個。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陳炯明流亡香港，結識了比自己小6歲的精神導師，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劉師復。其宗旨是無政府、無宗教、無家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老有所養，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沒有貧窮，也沒有剝削。劉師復的描繪，和陳炯明的自治理念不謀而合，也成為漳州新政的根本思想。

在劉師復的影響下，陳炯明構築了他的「自治」「聯省」「聯邦」三大步驟，他以後的政治生涯，都與這三大步驟緊密相關。他與孫中山的決裂，也源於「自治還是革命」這一路線的衝突。

在閩南26縣這個小小的「閩南護法區」，陳炯明究竟做了些什麼呢？

他建設了第一座鋼筋水泥橋樑、第一條四車道石板馬路、第一個現代公園、第一片城鄉公路網、第一家銀行，還建設了貧民工藝廠、迎賓大旅館，在公園的門口，豎著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別篆刻著「博愛、自由、平等、互助」。

陳炯明的一個大手筆，是在農村設立現代學堂，做到「一鄉一校」。他禁絕了私塾，設立師範學校、普通中學、工讀學校、平民夜校、婦女家政講習所。1920年又增辦了女子師範講習所、女子工讀學校，當年就設立半夜學校90餘所。

報紙雜誌也紛紛湧現，《閩星》半週刊和《閩星日刊》出現了，《閩南新報》、《閩鋒週刊》、《軍事日報》、《雲中週刊》也先後創辦，陳炯明在《閩星》發刊詞裡寫道：思想一變就會打破舊生活、舊組織，直向進化線上，一起大努力，創造新生活、新組織，達到無國界、無種界、無人我界的境地……

陳炯明還大力延攬全國人才，幫他一起辦教育，並在籌辦大學。

1920年，美國駐廈門領事發給華盛頓的一份報告中，稱「陳氏……施行各種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極佳，結果人民都感滿意。這令中國人看到，事可辦成，不必需要過度辛勞和重稅」。他還特別提到了漳州寬廣的道路，良好的治安，公園、公共菜市場、屠宰場、河堤以及漳廈公路。

在陳炯明卓絕的努力之下，漳州成了全國的首善之區，閩南26縣成為「模範小中國」，被時人譽為「閩南的蘇俄」。陳炯明也聲名遠播，成為中國的政治明星，也成為廣東百姓翹首盼望的救星。

後來陳炯明走出漳州，進入廣州，他的自治路線圖到了第二步——「聯省」，更大的藍圖已經展開，只待陳炯明大手描繪。

陳炯明在全省92個縣推行自治，到了1921年，全省各縣推行民選縣長、縣議員完成，廣東省議會通過《廣東省憲法草案》，聲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陳炯明還邀請陳獨秀到廣東主持教育全局，創立公辦教育，實行免費教育，私立教育也大為發展。1921年，陳炯明創立中國城市史上第一個建制市——廣州市，並設了財政、公安、工務、教育、公用和衛生局長。廣州還開始籌辦市政紀念圖書館、第一公園、公共兒童遊戲場、公共體育場、美術學校，舉辦體育運動會、美術展覽，安裝馬路電燈，還建築了新式住宅小區。每天有上千名清道夫打掃街道，疏通溝渠，還挨家挨戶派發宣傳衛生的小冊子。

隨後，廣東全省總商會、廣東經濟調查局、股票交易所成立。陳炯明還頒布了禁煙令，使廣州數十年的煙、賭大害絕跡。

讓人目不暇接的新政，使廣東成為全國最開放、最民主的省份。陳炯明的治理天才，得到了全國的承認。當時的人甚至將陳獨秀、胡適、陳炯明並稱為新文化運動的三大領袖，陳炯明以他的踐行，將新文化運動的成果化為了現實。

民主禁賭

1906年，為挽救即將傾覆的政府，清廷宣佈仿行憲政，次年開始在各省籌設咨議局。廣東省咨議局於宣統元年（1909年）成立。94名當選議員均有各種功名及官職頭銜，其中廣東地方自治研究社成員佔了20多名。

廣東地方自治研究社是1907年出現的立憲團體，由文瀾書院的士紳組成。文瀾書院不是一所招生授課的普通書院，而是一個士紳社交與公共集議的場所，只有考中生員的士紳，才有資格成為書院的成員，參加春秋兩大聚會。據文瀾書院留下的名冊，其成員80％以上具有舉人、進士功名，餘者也是貢生、生員或有官職官銜者。因此，文瀾書院到20世紀初順理成章地政治化，成為廣東立憲與地方自治運動的中堅。

廣東咨議局從1909年成立至1911年，先後提出議案147件，但議案執行與否的權力掌握在督撫手中。結果除「監所改良及統一本省財政兩案已次第開辦」外，其他諸案「未聞舉辦」。咨議局議員以「民意代表」自居，參政意識強烈，在禁賭案問題上和廣東地方當局發生了一場激烈爭鬥。

1909年11月8日，咨議局召開第一次會議。議員陳炯明在會議上歷數賭博的危害，呼籲厲行禁賭，要求禁絕官府准許的合法賭博。

賭博在廣東有上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花會、番攤、山票、白鴿票、闈姓、麻雀，五花八門的種類遍及四鄉八鎮，使廣東得了「賭國」的惡名。

鴉片戰爭之後，國庫空虛，軍費開支和戰爭賠款成了朝廷至地方的沉重負擔，官許賭博每年為廣東當局帶來了600餘萬元的收入，成了籌餉的重要財源之一。

然而，賭博毒害社會風氣，加劇了清末社會治安的混亂，地方人士一再強烈要求禁賭。廣東咨議局在禁賭問題上曾一致表示贊成，可是粵督拒不接受咨議局的議案。

咨議局遂採取強硬立場，以停議、辭職相威脅，迫使粵督奏請朝廷頒布廣東賭博一律禁絕的期限。但官府的態度不希望一律禁賭，便以籌足抵餉作為借口，籌得足就禁，籌不足就不禁。1910年5月，咨議局再次提出禁賭議案。

1910年10月，咨議局將禁賭議案提請兩廣總督代奏朝廷，並呈請北京資政院核議。廣州報界公會和在京廣東同鄉京官亦不遺餘力，吶喊助威，一時間禁賭聲浪高唱朝野。就在此時，議員之一的大賭商蘇秉樞開的「安榮公司」推出新的賭種——鋪票，並運用金錢四處拉攏咨議局議員來否決禁賭案。有人更以5萬元銀票向陳炯明行賄，勸他放棄禁賭主張，被陳炯明嚴詞拒絕。

1910年11月9日，在咨議局第13次會議上，議員們有的主張禁賭，有的為「安榮公司」辯護，爭論異常激烈。後來議定投票公決。贊成禁賭者書「可」字，反對禁賭者書「否」字。

這天出席會議的議員有64人，陳炯明、丘逢甲、李鑒淵等20人投「可」票，劉冕卿、蘇秉樞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在辯論時溜出會場。

醞釀多年的禁賭案，最後關頭竟然觸礁。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引起群眾的公憤。議長易學清、副議長丘逢甲以及議員陳炯明等43人憤而辭職。賭商們則拍手相慶。

當晚，蘇秉樞設宴款待全體議員，以示慶祝，「可」票議員都拒絕出席。就在「否」票議員們觥籌交錯之時，忽然停電了，咨議局內一片漆黑，直到散席時才來電。第二天的報紙尖刻地形容這是「活現一黑暗世界」。

11月28日，民間組織「禁賭總會」在文瀾書院召開第一次公眾大會。眾人強烈聲討「否」票議員，更有人提出要將「否」票議員的姓名刻在石頭上，豎立於往來通衢大道中，令他們遺臭萬年。「否」票議員們不安於位，相繼辭職，風波越弄越大，幾乎不可收拾。此時總督袁樹勳辭職離任，由廣東將軍增祺兼任。1911年1月，陳炯明開辦一家報館，名為《可報》，把禁賭「可否」的官司從咨議局打到了報紙，與開賭派針鋒相對，大唱對台戲。

1911年初，兩廣總督再次換人，由廣西巡撫張鳴岐擔任。張鳴岐是激烈的禁賭派，上任後以迅雷烈風之勢，厲行禁賭。1月8日，北京憲政編查館電准「庇賭」的「否」票議員劉冕卿等35人辭職。1月31日清廷諭準度支部所奏，從3月30日起，掃蕩全省賭博，各縣嚴密查辦，所有番攤、山票、鋪票、白鴿票和其他一切雜賭，務必盡行禁絕，不留遺種。

3月30日，廣州市民舉行禁賭紀念大巡行，「憲令一頒，全省人民歡呼雀躍」。群眾敲鑼打鼓，沿途舞獅。咨議局於3月22日召開臨時會議。張鳴岐親臨主持開幕。新任議員有35人，補足「否」票議員辭職後的缺額。陳炯明被選連任為13人法律審查會的會長。

廣東辛亥禁賭運動的成功，如陳炯明所說，是倚賴「父兄子弟」的力量促成的。也如美國總領事所說：「這（議員的）權力，並不得自明文憲法上，而是以停議和訴諸輿論公意的手段爭取來的。」民主議會政治啟蒙時期的真諦，在清末的中國，只是曇花一現。

結識丘逢甲

陳炯明1906—1908年就讀於廣東法政學堂，當時是丘逢甲的摯友夏同龢（1898年狀元）擔任學堂監督。丘逢甲有數十首詩，或贈予、或提及夏同龢，而夏同龢在贈丘逢甲的詩序中稱丘為師：仙根先生，風流文采，夙為我師，東山一別，勳經七稔。頃復邂逅，而詩律益精。夏同龢還為丘逢甲題寫「澹定村」的村碑，故居的「潛齋」二字及楹聯：一室讀書惟鑄我，十年種樹當封侯。在廣州期間，丘逢甲常往廣東法政學堂去拜會夏同龢，而夏同龢也常到丘逢甲住處拜訪。在粵東，兩人曾一同祭拜潮陽雙忠祠，共同發起紀念文天祥生日活動。由於夏同龢與丘逢甲的交誼之深，而陳炯明是法政學堂的學生，因此，陳炯明視丘逢甲為老師，而丘逢甲也視陳炯明為門生。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1900年八國聯軍的侵略，清政府便於1905年推行「新政」，1909年初「預備立憲」，命令各省年內成立咨議局。廣東咨議局自1909年10月成立，選舉議員94名，易學清為議長，丘逢甲為副議長，陳炯明等為議員。

1909年11月8日咨議局召開第一次會議，提出《籌禁廣東各項賭館議案》，議員陳炯明在會議上歷數賭博的危害，呼籲禁絕官許的合法賭博。咨議局一致贊成禁賭，可粵督拒不接受議案。咨議局作出《廣東禁賭請電奏定期實行案》，迫使粵督奏請朝廷頒布廣東賭博一律禁絕的期限。1910年11月9日咨議局關於禁賭問題投票公決。丘逢甲與陳炯明、古應芬、鄒魯等20人投「可」票，劉冕卿、蘇秉樞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離場。陳炯明將《海豐自治報》改為《可報》，加大禁賭的輿論宣傳力度。1911年初廣東禁賭成功，然而11月廣東「光復」後，禁賭又被否，咨議局議長易學清、副議長丘逢甲以及議員陳炯明等43人憤而辭職，咨議局由此陷入癱瘓。

某天丘逢甲在咨議局伏案辦公，街上突然傳來刺耳的槍聲。丘逢甲驚愕地抬頭觀望，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猛然，房門被撞開了，門外急匆匆闖進兩個人。他們渾身是血，滿面倉皇，逕直跑到丘逢甲面前。丘逢甲定睛一看，來人竟是自己的學生鄒魯和陳炯明。鄒魯看到丘逢甲，上氣不接下氣地解釋：「丘先生，我們……」此時槍聲更急，門外有人粗暴地砸著門：「開門！快開門！搜查亂黨！」門上鐵環嘩啦啦響著。丘逢甲來不及多問，向大書櫃一指。鄒、陳兩人遲疑一下，閃身躲了進去。幾乎同時，大門嘩啦一聲被砸開，闖進幾個殺氣騰騰的捕快。捕快頭目揚聲大叫：「奉兩廣總督府令，捉拿革命黨鄒魯、陳炯明！」丘逢甲一愣，決然說：「這裡是廣東咨議局，沒有革命黨。」「胡說！」捕快頭目惡狠狠竄過來，「方言學堂的學生陳炯明、鄒魯在咨議局任秘書，他們聯絡同盟會逆黨，要搞新軍暴動。這是查獲的暴動名單。」他說著一晃手中的紙，「物證俱在，你還敢說沒有革命黨？你是什麼人？」丘逢甲凜然地站起，沉聲說：「在籍工部主事，海東遺民丘逢甲！」捕快頭目一驚，向後倒退幾步：「您，就是抗日保台的丘工部？」丘逢甲點點頭：「不錯！」並憤怒地提高聲音：「鄒魯、陳炯明是我最信任的學生。如果他們是革命黨，那我丘逢甲一定也是。要抓鄒魯、陳炯明，請先捕我丘逢甲！」他威嚴地站在那裡，眼瞪著眾捕快。捕快頭目嚇得單腿點地：「丘工部是抗日保台的英雄，一言九鼎。丘先生既說咨議局沒有亂黨，就一定不會有。」並向捕快們一揮手：「還不快走？到別處去搜！」眾捕快呼嘯一聲，陸續離去。

鬚眉輸巾幗

1922年，盤踞在北方的北洋軍閥自恃武力，妄圖鯨吞全國。孫中山針鋒相對，在南方廣州組成了中華民國軍政府，出任「非常大總統」，揮師北伐。不料陳炯明暗中勾結北洋軍閥，陰謀叛亂，想置孫中山於死地。

時任軍政府財政部次長、孫中山的助手廖仲愷，6月14日，突然接到陳炯明從惠州打來的電報，要他去相商要事。廖仲愷明知有詐，但他還是別了何香凝去惠州。誰知車剛駛出廣州不久，便在途中被叛軍扣押，拘禁在石井兵工廠，連陳炯明的影子也沒見到。

面對事變，何香凝強忍著對丈夫廖仲愷處於危境的懸念，先為孫中山、宋慶齡的安全四處奔走。直到她得悉孫中山與宋慶齡安全脫險，並在嶺南大學和永豐艦上會見了宋慶齡和孫中山後，才開始打聽廖仲愷的下落。十天之後。她從陳炯明的部下熊略那裡得知廖仲愷還活著的消息後，決心深入虎穴搭救親人。

六月底的驕陽，曬得南國土地像火一般的悶熱。廖仲愷的囚室，在一幢小樓的西室，更是悶熱難當，他的手、腰和腳被三道鐵鏈捆著，並緊鎖在一張鐵床上。何香凝在熊略的幫助下，乘著小艇，闖進了兵工廠，一起來到囚室前。看守官規定她只能看看，不許說話。為了援救自己的親人，她強忍悲憤，默默地走到廖仲愷的身邊，用手撫摸著廖仲愷被鐵鏈磨出的纍纍傷痕和被汗污浸透的襤褸衣衫，心如刀絞。

革命黨人為了嚴懲陳炯明的叛變行為，在香港處決了陳炯明的一個同宗兄弟，這使陳炯明惱羞成怒，準備對廖仲愷進行報復。同情廖仲愷的守衛士兵把消息透露給了廖仲愷。死對廖仲愷來說，並不悲哀，但當他想到革命尚未成功，心中不免有些難過。他趁著開鎖吃飯的時候，偷偷地向士兵要來紙筆，連寫了四首詩，藏了起來。

何香凝探監回家後，因生病正住院治療。聽到這一消息，她顧不得病體虛弱，又一次前往石井囚室探望。這時石井囚室已是警戒森嚴，看守士兵增加到五個。守衛士兵仍然不准何香凝和廖仲愷談話，只准遠遠地站著。廖仲愷見何香凝來了，立即向她招招手，何香凝正待衝上前去，卻被衛兵用槍擋住。革命不怕死，何香凝伸出右手把一支槍搶在手裡，大聲說：「你們放槍吧！我不怕。」那幾個士兵竟被何香凝的巾幗英氣鎮住了，不知如何是好。何香凝見士兵們不敢動手，就衝到廖仲愷身邊，廖仲愷把一個小紙團遞給了何香凝。何香凝回身出來，默默地打開紙團，才知是訣別詩。其中兩首是回顧20年參加革命的經驗教訓，懷念孫中山和痛斥陳炯明的；另外兩首是寫給她和兒女的。給她的詩中寫著:後事憑君獨任勞，莫教辜負女中豪……給女兒夢醒和兒子承志的詩中寫著:女勿悲，兒勿啼，阿爹去矣不言歸，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兒惜身體！欲要阿爹樂，阿女阿兒勤苦學……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尚存一言須記取，留汝哀思事母親。詩句表達了一個革命者臨危不懼和高尚的革命情操。

8月17日，距廖仲愷被囚已有兩個月零三天了，這時何香凝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龍榮軒來看她。龍榮軒是陳炯明部下的軍官，他不滿陳炯明叛變革命，仍然敬仰孫中山與廖仲愷。他向何香凝透露:明天陳炯明在白雲山開會，粵軍高級軍官都將出席會議，他自己準備在會上拚死力爭，提出釋放廖仲愷的建議，並就此徵詢何香凝的意見。何香凝果斷地說：「好，你一定也把我帶進白雲山。」龍榮軒當即同意了。第二天，何香凝搭乘龍榮軒的汽車一起來到白雲山下，冒雨到了叛軍指揮部。

陳炯明的軍事會議正在進行，大廳裡煙霧騰騰，人聲鼎沸。何香凝的突然出現，一下子把陳炯明驚呆了。停了一會兒，他假惺惺地站起來，搬來一把籐椅，倒了一杯白蘭地酒，走到何香凝身旁，虛情假意地說：「夫人，你全身都淋濕了，喝點酒吧，不然要受寒。」何香凝接過酒杯，一飲而盡，當著全體軍官的面，喝問陳炯明：「我問你，孫先生有什麼對你不起，仲愷有什麼對你不起？民國九年，你們兵困漳州，士兵糧餉都發不出，要不是仲愷四處借款，連孫先生在上海莫利愛路的房子也拿出來抵押借款幫助你，你們難道會有今天嗎？我今天來到這，不再打算回家，你把我砍成肉醬我也不怕。仲愷是殺是放，你今天一定要回答我。衣裳淋濕有什麼要緊！」

陳炯明被斥罵得無言可對。他只得敷衍說：「部下做出來的，詳情我不知道。」一面說著，一邊摸出筆來，寫了一張條子，命部下將廖仲愷帶到白雲山。何香凝接過紙條一看，又擲還給陳炯明說：「不行，你今天一定要給我個明確的答覆，是殺他還是放他。」叛軍中的一位軍官十分欽佩何香凝的膽略，但又怕事情鬧僵，就過來輕輕地勸道：「把廖先生帶到白雲山來就是放他的了，你何必再對總司令發脾氣！」何香凝仍不讓步，回答說：「這是明放暗殺。要放他，就讓他跟我回家去，要殺他，就留他在白雲山上。」陳炯明無奈，只好忍耐地問道：「依你所見，怎麼辦才好？」何香凝直截了當地說：「你做事要磊磊落落，要殺仲愷，就隨你的便，我也做好準備，要殺一起殺了，也成全了我的志願。要放他，就叫他和我一同回家，不必再帶到白雲山來。」正氣終於壓倒邪氣，陳炯明只得釋放了廖仲愷。

流浪香港

1925年2月26日，陳炯明由汕尾敗走香港，之後帶領舊部在粵東和閩南進行過小段掙扎，9月16日由滬返港。12月24日，粵軍在閩南宣佈解散。此後，陳炯明幾乎完全退出中國政治舞台，開始了在港8年的蝸居生活。

從政治和軍事中心退隱後的陳炯明馬上發現自己處於嚴重的經濟困難當中。儘管在國內先後擔任過廣東省代都督、都督、廣東省長以及粵軍總司令等職，但他不蓄私財，以致當他到達香港之後，窮困彷徨，帶著家人輾轉搬遷。

對於一個沒有私財的落魄軍人而言，龐大的家庭不再是驕傲資本，而成了一種負累。到陳炯明逝世時，他的母親已超過80歲，妻子黃娥身體欠佳。五個女兒除三女、四女已經出嫁外，第二和第五兩個女兒還在聖士提反女校讀書。三個兒子中長子定夏在上海大同大學附中讀書；次子定炎以及三子定炳均在香港嶺南分校讀書。隨著陳氏失勢，一些親戚跟著搬遷到港，也需要他的周濟。

一開始，陳炯明在香港租房住。1930年2月，他做《遷居》一詩：始住西麼道，幸育麟兒瑞。繼遷黃泥湧，添丁復及季。中間羅便臣，兩度曾托庇。終焉居干德，高挹群山翠。從中可以看出，他在此之前已經搬遷三次，並生下次子定炎和三子定炳。之後，陳氏一再搬遷，最後不得不搬到在保路活道三號其弟陳炯光家中。1933年9月23日香港《公商日報》對之有明確記載：先生向不事產業，勤儉刻苦，為其守身之戒條，亦為其對子女之庭訓。自下野後，初在港租屋居住，後家景每況愈下，在其弟寓分其居。因為貧窮，陳炯明在港過著極為簡單的生活。許多人都知道他夏天是一件破舊夏布長衫，冬天只是一件藍衣長衫。他的老婆打扮的，穿著的，與鄉下婆一樣的。

其實此時陳炯明完全有發財機會，讓家人過上極為舒適的生活。1925年，美洲致公堂改組為中國致公黨，選舉陳炯明為總理。1926年2月，陳炯明在香港設立致公俱樂部，從事黨員登記，陸續登記者達十餘萬人。致公黨在當時是華僑組織，有許多富有僑商加入。作為黨魁，只要陳炯明願意，他完全可以撈取大量錢財，但他沒有這樣做。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同時在中國尋求統治代理人。基於陳炯明在國內的聲望，日本政府派影佐為代表，與陳炯明商談多次，要陳氏出面組織華北偽政府。陳炯明要求日本政府簽署交回東三省的書面文件作為出山條件，日本拒絕之。數日後，影佐攜一紙支票來拜會陳炯明，對陳炯明說：「此次交涉雖未能談妥，但雙方友誼並無影響。素知競公廉潔自持，生活並不豐裕，今願就本人可以支配之八萬元項下，以區區此數奉贈，聊表個人之敬意而已。」陳炯明婉拒，但影佐執意奉送，不肯收還。陳炯明在影佐走後，在支票上用筆墨塗上「×」號，請馬育航送還影佐公寓。

1933年9月24日香港《振報》發表了陳炯明老友白逾桓的文章《哭亡友陳君競存》，對陳炯明在港生活做了一個真實描述：陳君對於公家財產，絲毫不苟。解甲以後，日食三餐，皆仰給於朋輩，荏苒六七年之久，親友多有倦容。港地炎熱，陳君寓處極狹，上有八旬餘之老母，呻吟床褥；下有十餘歲之幼子，教養維艱；外有寡弟婦、寡妹，與貧無所依之伯叔親戚雜處一室，而女又未嫁，妻又成盲。英雄雖不管兒女事，然與此輩朝夕聚處，日見其號泣困難之境，其能無動於衷乎？

1933年8月底，陳偶感寒熱發燒，但他不以為意，自己開中藥治療，10天之後，燒仍然不退。請西醫調理，懷疑是腸胃炎。又過了幾天，經香港大學醫學教授審定，確診為腸胃炎。於是住進馬島醫院治療。陳在醫院住了十五六天以後，病情日有起色，準備出院。不料到9月10日，病情突然惡化，到十八九日，進入昏迷狀態。於是遷回陳在香港寓所毓秀街27號。22日12時左右，陳呈迴光返照之態。馬育航等囑咐陳的家人詢問遺言，陳做半哭笑狀，說「吾家事無可語」。陳氏死時連呼「共和」、「共和」二字，可知陳至死對國事都不能忘懷！

陳氏死後，無錢買棺材，只好借用為母親預備的壽材，方能入殮。9月30日親友為陳炯明在寓所毓秀街舉行了一個簡單的葬禮。而就在這天清晨，陳炯明的長子定夏，從上海奔喪回港後，在叔父陳炯光家中突然死去。雙重凶事給陳家帶來了巨大的打擊，陳炯明失明的老妻哭得昏死過去！

由於沒有找到適當的葬地，陳炯明的遺體暫時存放在香港東華義莊。之後，由同仁發起募捐，準備將之歸葬惠州。1933年10月，由徐傅霖撰寫《陳競存先生葬事募捐啟》，申明募捐的緣起：斯人勿要金錢，率僚屬以廉勤，遺子孫以清白……上有白頭老母，誰承菽水之飲；下有黃口佳兒，誰教箕裘之學。論公生前之清節，當為舉世同欽；論公身後之蕭條，真是令人欲哭。公家既一貧至此，更有何法以籌葬費耶？之後，陸續收到各界捐款。當時廣東省長、國民黨要人陳濟棠贈送1500元，並答應以後每月津貼陳炯明子女教育費150元。而軍事委員長蔣介石從江西郵寄3000元，行政院長汪精衛也送了500元。

陳濟棠：嶺南撐起一片天

從名不見經傳的小兵,到粵軍總司令,陳濟棠只用了短短的十幾年。當他掌控廣東軍政大權,成為雄霸一方的「南天王」時,還未到40歲。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在陳濟棠時代,廣州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在文化上,陳濟棠主張復古讀經。他下台後避居香港,當日本入侵香港時,他堅決不當漢奸,化裝成廚子逃回重慶,在國家危亡之際,表現了中國人的氣節。

治粵怪事

1931年，陳濟棠在廣東站穩腳跟後，不斷擴充實力，最終獨攬廣東軍政大權，成為「南天王」。

到了1934年，蔣介石在全國推行「新生活運動」，以使國民行為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配做現代國民。

陳濟棠表面很響應，但實際上另搞一套，他要求全省推行讀經，講三綱五常，推行祭祀孔子、關羽、岳飛活動，目的是要百姓老實聽話，文武官吏要像關、岳那樣講忠義，實即忠於自己。這樣子，奇事便陸續出來了。

先是第一集團軍艦隊司令張之英提議禁止夏日男女同場游泳，並轉令廣東省會公安局實施。泳場因此用木板隔成兩半，以實現分泳。

這樣的事由一個艦隊司令提出，豈不可怪!原來陳濟棠是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而張是其老部下，自然心領神會，積極配合了。

跟著，省河督配局局長鄭日東，也向政府建議禁止男女挽臂同行，還寫了一篇妙文細說理由，文中說：既禁男女同泳，則亦應禁同行，不應嚴於水而寬於陸。又說女子袒胸露臂，實為「肉誘」。凡此惡習，有害黨國前途，故應禁止云云。

1935年4月，陳濟棠以總司令身份向廣東省政治研究會提議禁止婦女奇裝異服，並列出衣著標準如下：

旗袍最長不得拖至腳踝，最短必須過膝。衣領最高不得超過二寸，最低不得低於五分。袖子最長不得超過手指，最短也要過了肘關節。旗袍開衩不得過高，最高只可過膝蓋以上三寸。

穿旗袍時，要穿過膝長的內褲。

穿短衣者，衣長要蓋過臀部三寸，衣身不得繃緊貼體，須稍寬鬆。

褲子不得太短，最短也要過膝蓋以下四寸。如穿裙子，裙身也要過膝蓋以下四寸。

穿旗袍出戶外時，不得赤足穿鞋。

是年8月，廣東政治研究會除通過此提案外，又通過一項荒唐的男女界限議案，規定如下：

禁止男女同車；禁止男女同食（無論官署、家庭、茶樓、酒館，一律禁止男女同食）。女人須待男人食畢，方可進食；禁止男女同住（旅館一律禁止男女同住一室）；禁止軍人、人民同行；電影院禁止開映男女共演之影片。

省會公安局長何犖是陳的心腹，執行起來自然特別起勁。他宣佈由8月1日至10日為宣傳期，除在電台播放規定外，又派女宣傳隊員到戲院、劇場演講。並以白布上書「取締奇裝異服，9月1日強制執行」的標語，分懸於馬路及公共汽車上。

又召集縫衣店及洋服店店主到公安局簽署保證書，保證不為顧客製作違反標準的服裝。

到了9月1日，正式執行，公安局派出男女檢查隊，以太平、靖海、陳塘、永漢、寶華等分局管轄的地段為重點，多派人手，檢查公共汽車及戲院劇場。其中以洪德分局查得最嚴，在大基頭一帶不論客車、行人，均予檢查不漏。

從當天報紙對兩宗違例事件的報道，可以略窺一二。上午11時，19歲少女林玉卿身穿黑紗，罩以內袍，隱露肌肉。腳穿白皮鞋，未著襪。眼戴黑眼鏡，佩心口針。與未婚夫劉某拍拖，行至高第街口時，被段警干涉。玉卿不服，反謂警察理人閒事，干涉自由。最後被帶返分局處理。

到晚上11點左右，少婦黃周氏，29歲，台山人。身穿絲質白綢蝴蝶裝，配以腰帶，腳穿黃皮通花鞋，不穿襪。兩手指甲染紅。帶同女僕到新華戲院看完電影，行到中山五路與中華北路口時，被警察干涉帶返分局處理。

這些做法，明顯是針對女性的。擾攘了幾天後，有記者前往十八甫、高第路、永漢路一帶熱鬧地方觀察，發現過往行人，男性佔十分之七八，女性只佔十分之二，且均是年過三十的人，年輕女性，都不願上街了。擾民行為，可見一斑。

到了1936年，何犖還不死心，鑒於去年鬧了不少笑話，今年他做了兩項改進：一是培訓了一批專職的女性勸導員，上街勸諭；二是成立專門的所謂風紀警察巡邏隊，加強巡查。遇有違例者，即在其身上蓋上違反服裝規定的印記。這一來又惹出麻煩了。某日，一位公務員的妻子在路上被風紀警察逮著，隨即將違紀的藍印蓋於該婦旗袍的乳房部位，這一舉動太過荒唐，一時輿論大嘩，廣州婦女協會亦斥此舉侮辱婦女過甚，要求改用女警檢查。當局自知犯了眾怒，悄悄撤銷了風紀警察的巡邏，對禁令也不敢再堅持了。

不過輿論並沒有放過他們，不斷有反對意見和嘲諷，有一報紙說：真正的艷裝妖婦，是坐在小汽車裡的，她旁邊是貴人，還有衛士，那又從何勸諭、誰去制止呢？

取締「奇裝異服」運動虎頭蛇尾，笑話不斷。到1936年7月，陳濟棠反蔣失敗，被迫下野，這場鬧劇終於結束。

驅逐胡適

1935年元旦，胡適乘船南下，接受香港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這是胡適接受的第一個名譽博士頭銜，其意義在於其影響從學院延及社會之事實，得到了追加的象徵性認可。以後，胡適按預定計劃遊歷了粵、桂兩地。適之博士遊目游心之餘，一逮到機會就要「賣膏藥」，這是他「歷史癖」、「考據癖」之外的第三種癖好，即「演說癖」。

為鞏固自己的統治，陳濟棠在廣東大力推行尊孔讀經。他在西南政務委員會提出尊孔的議案：孔子為百世之師，關岳為忠義之表，以道德格民者，宜祀孔子，以忠義率民者，宜禮關岳。提議恢復祭拜孔子、關帝和岳武穆王的祀典，並且由廣東省的民政廳和教育廳會同訂立祭儀細目，呈准實行。陳濟棠還在中小學推行讀經教育。他指示廣東省教育廳頒布《廣東省中小學經訓實施辦法》，要求全省小學一年級起要粗明經義，高小至初中分四年讀完《四書》，高中以上讀《五經》，而讀《孝經》則從小學至高中一以貫之。凡已採用《國文》課本的學校，一律加插「活頁文選」的古文，作為補充教材。他親編《新公民課本》，課本的第一課赫然印著「陳總司令愛我，我愛陳總司令」12個大字。

陳濟棠宣稱「我粵以孝治天下」，還組織成立提倡傳統道德、闡揚國學精華的「明德社」，由其兄陳維周和社會黨黨魁張君勱、張東蓀主持，邀請謝幼偉、牟宗三等著名新「儒士」擔任導師，申明要重建「為政以德，德治天下」的理念；編寫歷代賢臣、名宦行狀的《官人模範錄》，在政府官員中，倡行明德修身，要求大家終日惕厲，不忘官箴；又開辦學海書院，完全照搬當年張之洞辦學的一套制度，以研究周易、禮制、道德經、孔子、孟子、宋明理學、曾國藩文集為課程。

因了這種種強硬的舉措，1935年的廣州城裡到處瀰漫著尊孔復古的氣息。這一切，都讓胡適這位一直高舉民主科學旗幟的新文化運動領袖深為憂慮。他決心要把一劑「新膏藥」送給陳濟棠這位頭腦發熱的舊軍閥。

一到廣州，胡適就感覺到在廣州「賣膏藥」不是那麼容易的。

本來，胡適在廣州的活動早已安排好，除了原定在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各演講兩次之外，還有第一女子中學、青年會、歐美同學會等。中山大學鄒魯校長早已發出佈告，停課兩天，讓學生聽胡適的演講。青年會頭天下午開始賣聽講券，一個下午就賣出了2000多張。

1月9日早晨，胡適踏上廣州碼頭。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吳康、教授朱謙之，地方法院院長陳達材等老朋友和一些聞訊而來的記者前往迎接。正在寒暄之時，一位老朋友托人送來一封信，要胡適立即拆看，上面寫道：兄此次來粵，諸須謹慎。

胡適在新亞酒店住下後，翻了翻廣州報紙，才知道8日下午西南政務會議開會，聲討他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演說公然反對廣東讀經政策的「罪行」。這時候，吳康也派人送了一信來，信上說：適晤鄒海濱（鄒魯）先生雲，此間黨部對先生在港言論不滿，擬勸先生今日快車離省，暫勿演講，以免發生糾紛。

可是，胡適不願意就這樣離開。恰好陳達材先生問他要不要看看廣州當局，他表示：「林雲陔主席是舊交，我應該去看看他。」於是，陳達材陪同他去省政府拜會了當時的省政府主席林雲陔。林雲陔見面後向胡適大談廣東省政府的三年建設計劃，又問胡適要不要見陳總司令。胡適說：「很好！」陳達材去打電話，一會兒回來說，陳司令本來今早要給出發剿匪的軍隊做訓話，為了與胡適談話特意推遲出發。

胡適與陳達材進了在省政府隔壁的總司令部，在會客室坐了一會兒，陳濟棠出來了。他操著廣東口音的官腔，很不客氣地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滔滔不絕地解說他的兩大政綱：第一是生產建設，第二是做人。〔ＷＷＷ。ＷrsＨＵ。ＣＯＭ〕他說：「『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裡去尋求。這就是我主張讀經祀孔的理論。」他演說了足足半個多鐘頭。

胡適靜聽他說完了，才答道：「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張和我的主張只有一點不同。我們都要那個『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產建設須要科學，做人須要讀經祀孔，這是『二本』之學。我個人的看法是：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這是『一本』之學。」

陳濟棠很嚴厲地睜著兩眼，大聲說：「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胡適說：「五千年的老祖宗，當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絕大多數的老祖宗說來，他們在許多方面實在夠不上做我們『做人』的榜樣。舉一個很淺的例子來說罷。女人裹小足，裹到骨頭折斷，這是全世界的野蠻民族都沒有的殘酷風俗。然而我們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聖大賢，兩位程夫子都沒有抗議過。這難道是做人的好榜樣？」

陳濟棠似乎很生氣，但也不能反駁胡適。他只能罵現存中國的教育，說「都是亡國的教育」；他又說，現在中國人學的科學，都是皮毛，都沒有「本」，所以都學不到人家的科學精神，所以都不能創造。胡適聽後，忍不住告訴他：他實在不知道中國這20年中的科學工作。現在中國的科學家也有能做有價值的貢獻的了，並且這些第一流的科學家又都有很高明的道德。

談到讀經的問題，胡適說他並不反對古經典的研究，但不贊成一班不懂得古書的人假借經典來做復古運動。所以他打算在中山大學講講「怎樣讀經」，和年輕人談談研究古經典的方法。這時，陳濟棠回過頭去望著陳達材，臉上做出一種很難看的獰笑。

既然不能演講，胡適只好遊覽了黃花崗、觀音山、魚珠炮台、六榕寺、鎮海樓、中山紀念堂和紀念碑，還遊覽了已作為第一中學的廣雅書院舊址。胡適盛讚康奈爾大學校友呂彥直設計的中山紀念堂，認為「圖案簡單而雄渾，為彥直生平最成功的建築，遠勝於中山陵的圖案」。

在路上，胡適對友人說：「廣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我若在廣州演講，大家也許來看熱鬧，也許來看看胡適是個什麼樣子；我說的話，他們也許可以懂得五六成；人看見了，話聽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演講的影響不過如此。可我不演講，影響反大得多了。因為廣州的少年人都不能不想想為什麼胡適之在廣州不講演。我的最大辯才至多能使他們想想一兩個問題，我不演講卻可以讓他們想到無數的問題，陳伯南不是替胡適之宣傳他的『不言之教』了？」

胡適在廣州玩了兩天半，1月11日下午，乘坐西南航空公司「長庚」機離開廣州，飛往廣西梧州。

荒誕迷信

陳濟棠一生篤信陰陽命相、堪輿卜算之術，並以之為行為準繩，因此產生許多荒唐滑稽的笑話。

陳濟棠的迷信荒誕有家學淵源。他發跡前就受母親、兩個哥哥以及妻子的影響，已很迷信。長兄陳濟華，有殘疾，從術士法師學醫卜星相之學，頗有心得。陳濟棠曾在他開設的私塾中讀書，耳濡目染，幼年即迷信。五哥陳濟湘（又名陳維周），精通算卦之道，是家鄉防城縣有名的術士，陳濟棠對他言聽計從。妻子莫秀英更是以她肚臍上的「砂痣」，與陳濟棠的「砂掌」相配，而看中當時只是一個連長的陳濟棠。

陳濟棠既好風水，一時間廣東形成「看風水熱」。著名術士翁半玄，到廣東防城縣八寶頂（陳濟棠故鄉）看風水後說：「陳家這口風水在葬後100年，發出廣東第一人，陳老總有今日地位，正是這風水的緣故。」這話傳到陳濟棠那裡，他重賞翁半玄，並聘翁為「大術士」。翁半玄為陳濟棠看相，說他是「九五之尊」的面相，行動甚似「獅□形」。又說，八寶頂的陳家祖墳，只能發出廣東第一人，如要大發，必須另找福地。於是陳濟棠命翁半玄，遍訪廣東名山大川，尋找「福地」。

這時另一位看風水的術士溫香遠，在廣西花縣芙蓉嶂查訪洪秀全的祖墳，遍找不著，只有溫姓墓地。問到一位老人，老人說溫姓墓地即為洪家祖墳。當年洪秀全兵敗，洪族擔心「滅九族，掘祖墳」，特將洪姓改為「溫」，隱名改姓居於此。溫香遠看了風水，認為洪姓祖墳葬高了，故在洪氏祖墳周圍另選一穴，雇石匠把岩石削平，鋪上草皮。翌年春天，草色青青，整個墓穴十分美觀，好似在「活龍口」上。他又把當地古老相傳的風水歌謠廣為宣傳。此事被翁半玄得知，立即趕來花縣，並慫恿陳濟棠買下這塊寶地。陳信以為真，花了3萬元向溫香遠買下，又撥巨款營造陰宅。

1936年6月1日，陳濟棠聯合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發動以抗日反蔣為由的「兩廣事變」，其個人動機竟與相面不無關係。蔣介石在1934年3月，對江西蘇區第四次「圍剿」失敗。回到南京後，他決定抽調陳濟棠的粵軍從南路圍攻紅軍，電令陳濟棠派代表到南京商談。陳濟棠派了他的五哥陳維周，想藉機看一看蔣介石的「相」。陳維周相了蔣的「面」，隨後又跑到浙江奉化溪口看了蔣家祖墳的風水。回到廣州後，他對陳濟棠說，老蔣斷難過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這一關，他非死即傷，如我們積聚力量，整軍經武，舉兵北上，可獲全功，到時就能統一天下。陳濟棠居然深信不疑，決定舉兵反蔣。

舉兵之初，陳濟棠下令佈置幾處神壇，規定官兵都要「歃血盟誓」。神壇前一排長桌，焚香燃燭，桌上放著許多裝了半杯雞血的小酒杯，神壇左側是象徵蔣介石的一個草人。參加盟誓的官兵須在晚間趕到神壇前，侍衛先將每人用黑紗布遮住雙眼，引至神壇前，行三鞠躬禮，然後揭開紗布。監誓員給每人發一張印好的誓詞，各人在紙上簽名後，由監誓員帶頭宣讀誓詞，然後各飲雞血酒，依次走到神壇前，拿起木劍向「草人」連劈三劍，表示反蔣決心。宣誓者離開前還要高呼「擁護陳總司令」等口號。

部隊行將北上，陳濟棠讓翁半玄卜了一卦，卦中有「機不可失」四字，陳濟棠信心大增，舉兵直向江西、湖南。哪知舉兵不久，陳濟棠耗費巨資、苦心經營的空軍大隊40架飛機在蔣介石的收買下一起飛往南昌，投奔南京政府。這時陳濟棠又命翁半玄再卜一卦，卦中還是「機不可失」，原來卦中的「機」字，不是時機成熟的「機」，而是飛機的「機」。不久後，陳濟棠倚之為心腹股肱的第一軍軍長余漢謀，經蔣介石收買，第一個通電擁蔣。師長李漢魂、鄧龍光、繆培南、張達等有的通電辭職，有的不辭而別。蔣介石兵不血刃，只用一個半月時間就平息了「兩廣事變」，陳濟棠就此下野。

香港脫險

1936年7月，反蔣失敗後的陳濟棠從廣州跑到香港。8月，他赴歐洲考察了一年。回國後，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委員等職。

被蔣介石踢出國民黨實力圈的陳濟棠，已成為一個政治玩物或擺設。但是，在蔣氏圈內已無所作為的陳濟棠，在全國抗戰的新形勢下，他不為敵方的利祿所動，堅持抗日立場，表現出難能可貴的民族氣節。

1937年11月，國民政府西遷重慶的時候，陳濟棠因妻子莫秀英在香港腎病復發，向國民政府請假赴港料理妻病。

1938年12月，力主對日「和平」即投降的汪精衛從重慶逃至越南後，香港很快就盛傳所謂陳濟棠的「主張」與汪精衛相同的種種謠言。

為此，路透社記者採訪陳濟棠說：「本社得到消息，汪（精衛）與陳將軍均主張與日媾和。如果僅汪一人主張，影響不大，倘將軍亦主和，則情勢當不同矣，究竟將軍之主張為何？請有以見告。」

陳濟棠聽罷愕然，答稱：「余素主張抗日，君等如非健忘，當可復案。今日人招招進攻，豈有主和之理？」並告知這位記者，「明日餘當至余所創辦之德明中學發表演說，闡明主張徹底抗日立場。」

雖然陳濟棠的抗日態度表述得十分清楚，並且果真到德明中學發表抗日演說。但是在此演說之後，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依然數次造訪陳濟棠，希望陳濟棠和她一同站在對日媾和的陣線上。只因陳濟棠知其來意非善，把陳璧君屢屢拒於門外。

1941年7月19日，陳濟棠又接到有關莫秀英病重的香港來電，為此，他再度請假從重慶到港為妻治病。

但妻病未癒，12月8日，爆發了太平洋戰爭，日軍侵佔了香港。這時，香港再次盛傳有關陳濟棠「變節」的謠言，有的說陳濟棠已經在廣州發表對日媾和演講，甚至有言陳濟棠已經投奔南京汪偽政權。

當時的南京汪偽政府在香港淪陷後，又派遣陳璧君、褚民誼、林柏生、陳君慧等，前往香港九龍地區「撫慰」滯留在那裡的國民黨軍政官員和已被日軍扣押的重慶要員。陳濟棠也被汪偽政府列為能夠「匯合」於日汪「和平運動」的「軍政界有力人物」的名單中。

陳濟棠也說：「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於敵人勢力範圍之下矣，日本人索余益急，危機四伏，隨時有被捕之虞。」

很快，陳濟棠的好友沈以甘果然來告：「汪已派偽廣東民政廳長某（在香港）到處尋訪，謂汪渴欲公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這一消息，使陳濟棠決心逃出香港，奔赴國民政府統治區。

由於陳濟棠「深知如在港為日軍所獲，必將被迫與汪偽政權合流，而為其所利用」，之前就曾電請蔣介石並獲允准派遣飛機前來九龍，接他全家回重慶。不料所派飛機在粵北南雄失事，且九龍的啟德機場也為日軍侵佔，使「乘機赴渝之舉，乃告絕望」。

12月18日，日軍由九龍往港島渡海，戰火延及港島的銅鑼灣，陳濟棠判斷「香港決難久守」；他的妻子莫秀英也說：「日寇欲得子以為傀儡者必甚於他人，子晚節將何以自全？」勸他迅速化裝逃難。

病妻之囑，使陳濟棠在感激之餘，堅定了出逃的決心，隨即把莫秀英和子女托付親信江茂森。

經與朋友沈以甘、鄧瑞人等相商，決定由鄧瑞人所屬鹽業公司職員林紹榮負責帶領陳濟棠出逃。19日化裝下山時，陳濟棠對子女說：「有人問我行蹤，可言我於12日（即日軍佔領啟德機場的前一天）乘飛機到重慶去矣。」

陳濟棠還安慰莫秀英：「余昔日曆險已多，均能履險如夷，此行決無危險，汝可安心。」並告訴她，為安全起見，這次出行暫改乳名「何養」，並決定先至雲鹹街華僑中學暫住數日，等待「停戰三天」時再行外逃。

而就在陳濟棠做出逃準備時，其妻莫秀英和長女陳佩馨、幼子陳得寧等所藏防空洞上的住宅，中炮起火，「幾乎全葬烈焰中」，令陳濟棠「驚慰交感」。

12月27日，香港完全淪陷後的第三天，陳濟棠為安全而遷居鄧瑞人之侄開設於中環的興發祥號。由於興發祥號條件簡陋，床鋪無墊褥，陳濟棠腰部受寒劇痛，連飲食也不能起來。陳濟棠雖然認識許多在港名醫，但為了保守秘密，他忍痛不醫。後林紹榮也得此病，經治痊癒，陳濟棠也用此方治療，疼痛終於停止。

此外，陳濟棠也做好「捨生存義」的思想準備，請林紹榮取來鴉片「錢余」，準備在必要時服食，以「成仁取義」；同時找來算命書和卜卦龜殼，假裝星相算命術士，以掩人耳目。

但就在這個時候，又有舊友二人來訪，相勸隱匿香港，必要時可出面維持香港大局。來意明確，企圖借陳濟棠的名聲為日本維持對港統治，以與南京偽政權相呼應。陳濟棠對此二位不速之客明確表示：革命者只有走直線，不能走曲線。言畢，便向他們出示所藏鴉片，表明抗日之志不可奪的決心，使他們掃興而去。

陳濟棠因行蹤已經暴露，被迫再次轉移於一賣粥的小店租其斗室暫避。身居港島的陳濟棠，急著過九龍入粵，但是，日本兵每日都在槍擊渡海出逃的人，使陳濟棠終於打消經九龍回內地的念頭。

1942年1月9日晚，林紹榮對陳濟棠說：「汝如能耐苦者，可由西環坐小船赴大澳，總較渡九龍被日人槍殺為佳。」

急於離港的陳濟棠，完全同意林紹榮所提逃出香港的新路線。10日，林紹榮親往西環偵察情況，果然不見有日軍守備，陳濟棠獲悉，高興萬分。次日凌晨四點半，即在林紹榮的陪同與保護下，踏上離港之路。

由住處至西環的15里步行中，陳濟棠見到沿途都是持證購米者（當時日本人規定每日每人配給六兩四錢大米），接踵延綿達數里，不時可見體弱者暈倒在路側，陳濟棠對此感歎不已。

上午7時，陳濟棠抵達西環的碼頭，但出乎意料地見到兩名日本憲兵持槍在岸邊對上船的人搜身。於是，林紹榮在前，陳濟棠隨後，均未化裝，儼如主僕。日本憲兵先搜陳濟棠身，只見興發祥名片一張和鴉片一盒，別無他物，以為是黑社會中人物，揮手而去。

再搜林紹榮身時，拿走他20元港幣後，也放行了。如此順利過關，陳、林二人同樣出乎所料。

從日軍槍口下逃生的陳濟棠，急急與林紹榮走下小船離港。陳濟棠後來得知，他們走後的第二天，日軍即為搜捕他們所要捕獲的人，而禁止任何人員從各口岸外出，真是大幸。

李宗仁：青春戎馬，晚節黃花

李宗仁是現代中國的傳奇人物，他一生的最大特色，就是他以雜牌軍的軍頭地位，與黃埔系一路分分合合20多年，而始終沒被「吃」掉。他與蔣介石一路糾纏，但在翻雲覆雨之中，蔣介石始終未能完全鬥垮他，他們最後在國破山河在時勞燕分飛。最終思鄉心切，回歸祖國。

殺出一片天

「二次革命」中，龍濟光因效忠袁世凱而竊據廣東都督職；袁稱帝時又封其為一等公加郡王銜。袁世凱復辟帝制時，龍雖然宣佈廣東獨立，參加軍務院而為撫軍之一，但他卻未真心討袁，不願護國軍假道粵境北伐。袁死後，龍立即宣佈擁護段祺瑞而取消獨立，並派兵在粵省韶關阻止護國軍北伐，從而引發了護國軍的討龍戰役。此時，陸榮廷已被段祺瑞發表為廣東督軍，為攫取粵省地盤，他乘機指使桂軍進攻廣州。

討龍戰役爆發後，林虎第6軍在粵漢鐵路南段沿線與龍軍發生接觸，李宗仁所在第13團也由肇慶出發開赴前線。這是李宗仁從軍後第一次參加戰鬥。

隆隆的炮聲和猶如鞭炮的槍聲，響徹雲霄。李宗仁自己內心忐忑，神經緊張，腳步輕浮，呼吸有上氣不接下氣的模樣。他深信他的愛國熱忱與人無殊，而視死如歸、不避艱險的膽量，尤不在他人之下，何以一聽到槍炮聲，情緒就如此緊張，連自己也莫名其妙。

其實，即使是最勇敢的軍人，第一次參加戰鬥時也很難避免緊張的心態，如果不是這樣，倒反而不正常了。不過儘管如此，李宗仁第一次參加戰鬥，實際表現卻十分出色。

戰鬥打響後，李宗仁所在連隊的連長因膽怯而臨陣離職，營長也不知去向，士兵便也畏葸不前，所以在龍軍的進攻下，陣腳開始動搖。李宗仁見狀，決定以逆襲阻止龍軍進攻。他挺身而出，命令掌旗兵高舉連旗，號令全連士兵衝鋒，並一馬當先沖在了前面。戰鬥中，一顆子彈擊中他的右頰，頓時血流如注，滿嘴都是碎牙。李宗仁第一次參加戰鬥就掛了花，確實有些意外。不過，幸好他的傷勢不重，子彈沒有留在頭部，而是從左邊鼻孔穿了出去，因而免去了開刀之苦。受傷之後，李宗仁在後方醫院養傷十餘日，營長黃勉即催其早日歸隊，原因是原來的連長臨陣畏縮，為人所輕，戰鬥結束後回到連隊已無法約束士兵，只好請准辭職，而李在戰鬥中表現勇敢，故連長一職由李遞補。李宗仁接到命令後，又在醫院住了20餘天，便回到部隊正式接任連長職。這是他從軍後第一次因軍功而擢升。

李宗仁回部隊後不久，討龍戰役即以龍軍的失敗而告結束。李宗仁隨林虎部駐軍廣東雷州，之後又進駐高州。此時，李宗仁並不熱心政治，但政治局勢的變化，又一次使他有了顯露軍人勇敢稟賦的機會，並因此而再次遷升。

護法戰爭開始後，李宗仁所在第13團隨廣東護國第一軍開抵湖南，經宜章、郴州、永興、仁安、攸縣直驅醴陵。此時北洋政府馮段失和，馮免去段的總理職務，北軍作戰情緒受到影響，因此南軍進展順利。11月底，南軍繼克復醴陵後佔領了長沙，次年1月，又攻佔了岳州。護法軍的節節勝利，迫馮同意段復出，北洋軍勁旅吳佩孚再次入湘，戰局發生逆轉，南軍漸處下風。

1918年3月，南軍長沙失守。李宗仁所屬營隨中路軍退至安仁縣後，奉命在綠野圩附近阻擊北軍。部隊剛剛進入陣地，營長忽然生病發燒，必須回後方治療，於是命令李宗仁代理營長指揮戰鬥。翌日拂曉，戰鬥開始。北軍發射炮彈後，利用地形向南軍陣地猛撲。李宗仁在陣地前沿指揮，發現中央陣地已被北軍突破，友軍紛紛潰退，戰況十分不利。在這緊迫關頭，李再次使用逆襲戰術，令號兵吹響衝鋒號。不料，號聲過後竟無一兵一官向前衝鋒。情急之下，李宗仁大吼一聲躍出戰壕，高舉著營旗衝向敵陣。全營官兵見他身先士卒，立即精神大振，蜂擁向前衝殺。北軍遭到李部反衝鋒後，開始全線後撤，李宗仁指揮全營追擊。這時，北軍射來一排機槍子彈，擊中李的胯下，頓時將他擊倒。他不顧傷痛，倒在地上仍大呼衝鋒不止，並懸賞500大洋奪取敵炮。在他的指揮下，對陣北軍丟棄4門山炮而逃。

戰鬥結束後，李宗仁檢查傷口，發現1彈射入大腿，另有3彈穿褲而過，卻不曾傷及皮肉。士兵用一木梯將他抬到安仁縣城，因無醫院，只好請來一位草藥郎中醫治。郎中告李，子彈未傷到骨頭。

第二次負傷，又使李宗仁第二次晉陞。原營長奉調回粵，李宗仁補任營長。因每次打仗都衝鋒在前，異常驍勇，李宗仁得了個「李鐵牛」的諢名，在軍中也漸漸有了些薄名。不過，當時李宗仁所在部隊已歸桂繫馬濟指揮，作為一名與舊軍系統毫無關係的下級軍官，他的前程並不光明。

南方軍閥參加護法戰爭，並不是為了維護《臨時約法》，他們的真實動機主要是借護法而攫取更多的地盤，以擴充個人勢力。所以，護法運動難免失敗下場。1918年春，南方軍閥開始醞釀南北議和，同時，開始對孫中山進行排擠。4月，在桂系操縱下，國會非常會議通過改組軍政府的決議，改大元帥制為總裁合議制，實質上就是要剝奪孫中山的大元帥職務。5月，孫中山大元帥職被正式解除，孫憤然離開廣州，發出「南與北如一丘之貉」的感慨。是年底，陸榮廷與北洋直系軍閥言和，桂軍相繼返回廣東。1919年2月，李宗仁所在營也從湖南宜章開拔，奉命往廣東新會縣城駐防。

李宗仁駐防新會後，因暫無戰事，閒時不免思念妻子。此時他已升任營長，生活條件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因此他決定把妻子從家鄉接來。兩廣交通畢竟方便，不久，他的妻子就在他的副官專門護送下來到了他的身邊。兩人久別，見面自有一番高興。李宗仁一生結婚3次，只有第一位夫人給他生養了一個兒子，而這個兒子就是在新會出生的。兒子出生後，李宗仁十分高興。待兒子滿月時，他給孩子取名叫幼鄰，這與他自己的字號德鄰僅有一字之別，顯然有因承的含義。

新會是僑鄉富庶之區，駐防於此的歷屆長官，無一不藉機中飽私囊，腰纏萬貫而去。李宗仁率營駐防後，亦不乏發財的機會。他駐防後立即聲明公事公辦，對不法紳商毫不通融，視黃金如糞土，不願苟取一芥。可是地方鄉紳富賈出於個人目的，對其奉迎買好，乘幼鄰滿月的時機爭相送來賀禮，他擋開了幾宗大的禮品，但金鎖、金鐲、金羅漢等貴重賀禮，他也確實笑納了不少。

李宗仁在新會駐防了9個月。這期間，他身為駐防軍營長兼代理縣長，是地方最高首腦，第一次領略了掌握權力的滋味。不過，作為一個平民出身的下級軍官，李宗仁尚知體恤百姓，並未濫用職權圖謀私利。與駐粵其他桂系地方官敲骨吸髓而廣結民怨的情況相比，他在新會時的作為卻頗得當地紳商與百姓的稱讚。

李宗仁涉足軍旅時間不長，但按照那時職業軍人的標準衡量，他已經具備了在軍界謀生的一切本領。他不僅敢於在戰場上出生入死，善於協調上下級之間的關係，而且有了依靠軍隊掌管地方權力的最初經驗。這一切，都為他以後在軍界的崛起，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揚名台兒莊

徐州位於黃淮兩水間，地據魯、豫、皖、蘇四省之要衝，是津浦、隴海兩鐵路之樞紐；徐州四周山巒重疊，河川縱橫，在我國歷史上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南京政府鑒於徐州地區的安危直接關係到全國的抗日大局，決心全力防守，在此進行一次會戰。這次會戰以徐州為中心，史稱徐州會戰。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駐節徐州，指揮津浦路沿線作戰。

李宗仁在指揮津浦路艱難抵抗北進之敵的同時，又積極阻截華北日軍南下。為確保徐州地區的安全，李宗仁命孫桐萱部向運河以西推進，襲取濟寧、汶上的日軍據點，以牽制敵人主力。孫部第22師負責攻取濟寧，於2月12日晚由大長溝渡運河，14日晚有一小部攀登入城，雙方短兵相接，血戰竟日，終因敵我雙方力量懸殊，入城部隊傷亡極大，17日晚撤至運河西岸。與此同時，第12軍81師也直取汶上，於12日晚由開河鎮渡運河，一部由城西北攻入城內，與日軍進行激烈巷戰，終因人少勢弱，損失嚴重，13日奉李宗仁之命撤向運河西岸。19日，日軍攻陷安居鎮，22日突破曹福林第55軍陣地。25日，日軍突破杏花村陣地，守軍被迫撤至相裡集、羊山集、巨野一線。但李宗仁在這一線佈置大量兵力，不斷側擊北段南下之敵，使敵軍在這一帶徘徊不能南進，暫時穩定了戰局，擺脫了危機。

日軍津浦線主力南攻不成，遂改變策略，由少壯派軍人板垣征四郎、礬谷廉介率兩師團企圖會師台兒莊。台兒莊位於津浦路台棗（莊）支線及台濰（坊）公路的交叉點上，扼運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門戶，在軍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日軍一旦得手台兒莊，便可策應津浦路南端日軍攻勢，一舉拿下徐州。板垣、礬谷兩師團，是日軍精銳之師，大部官兵都是參加過「二·二六」日本政變的，此次進攻，來勢相當兇猛，大有豕突狼奔、一舉圍殲中國軍隊之勢。3月下旬，日軍以七八萬兵力，在華北方面第二軍司令官西尾壽造指揮下，分兩路向台兒莊進發。一路為阪垣第五師團，自1月12日在青島嶺山灣、福島兩處強行登陸後，沿膠濟路西進，至濰縣轉南，經高密，循諸城、榮縣一線，進逼臨沂；一路為礬谷的第十師團，該師團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兒莊。

2月，中國軍隊為堵截日軍前進，在臨沂、滕縣同日軍發生了激烈的戰鬥，揭開了台兒莊會戰的序幕。

在李宗仁的指揮下，臨沂之戰取得了驚天動地的勝利，它砍斷了津浦路北段日軍的左臂，粉碎了日軍會攻台兒莊的計劃，促成了以後台兒莊會戰中，李宗仁圍殲孤軍深入台兒莊的礬谷師團的契機。

阪垣敗績纍纍，礬谷仍然武士道精神十足，不顧一切，日益向南推進。礬谷比阪垣更凶，李宗仁檄調自鄭州來的鄧錫侯第22集團軍的第41軍孫震部趕往滕縣，拒敵南下；孫部剛在滕縣部署就緒，3月15日，礬谷師團就發動攻擊。日軍以數十架飛機、30餘門大炮狂轟濫炸，守軍師長王銘章督戰死守。李宗仁見滕縣危險，又急令新撥歸第五戰區指揮的第20軍團司令湯恩伯派部馳援。湯的主力81軍王仲廉部因行程過遠，未能及時趕到，3月17日晚，日軍配合炮火攻陷滕縣，20日攻佔郅縣，並沿台棗支線向台兒莊陣地突進。對礬谷軍事行動的後果，李宗仁有著充分的估計：此次台兒莊一失，不但前功盡棄，士氣、民氣受到巨大的挫傷，國內恐日病大漲，而且給日後的戰略轉移帶來難以想像的損失。

為了確保台兒莊，他制定了相應的作戰計劃。李考慮到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最善防守，即令孫派3個師，沿運河佈防，扼守台兒莊正面陣地，李判斷礬谷前次戰役佔了上風，驕狂不可一世，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軍北進，便會直撲台兒莊，以期一舉拿下徐州，奪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因此，李便決定設圈套，請其入甕。於是，他命令湯恩伯第20軍團的2個師讓開津浦路正面，誘敵深入，待礬谷直撲台兒莊後，再回頭擊敵之背，與孫連仲一起將敵圍而殲滅之。事態的發展正如李宗仁所預料的那樣，敵人從滕縣南下，捨湯恩伯軍不顧，直撲台兒莊。敵軍總數約有4萬，擁有七八十輛坦克，百餘尊山野炮和重炮，重輕機關鎗更是不計其數。3月23日，礬谷軍衝到台兒莊北泥溝車站，徐州城內已炮聲可聞，台兒莊會戰的大幕正式拉開。

3月24日，敵軍採用上次攻打滕縣的戰術，先猛烈轟擊孫連仲軍的防禦《「文》工事，接著以坦《「人》克為前導，向孫部陣《「書》地推進。狂風《「屋》暴雨般的槍炮彈，把台兒莊外圍陣地工事基本摧毀，敵人步步逼近。日軍的這種凌厲攻勢，孫連仲部在一無平射炮，二無坦克的條件下，無法反擊。但他們知道，台兒莊是他們的光榮，也是他們的墳地，因此以血肉之軀與靠近的日軍拚殺，與橫衝直撞的日軍坦克同歸於盡。戰爭中，武器在某種程度上起決定性作用，因此，儘管孫部士兵英勇抵抗，仍被日軍衝入城內。孫部沒有退卻，與入城日軍展開了激烈的巷戰。

此時，擔負台兒莊中央防線北面作戰的湯恩伯軍團，在峰山、棗莊一帶同日軍作戰後不久，置台兒莊危急於不顧，轉移到姑婆山區躲起來。李宗仁嚴令湯軍團迅速南下，協同孫連仲夾擊台兒莊正面之敵。湯為保存實力，仗著有蔣介石為後台，置軍令於不顧，在姑婆山遲疑不進。李宗仁深知其人，一貫自恃是蔣介石的嫡系，驕橫不可一世，也不敢輕易得罪他，因此三令五申，曉以大義。湯仍不予理睬，這邊戰火熊熊，戰鬥慘烈，那裡卻養兵於山區，無動於衷，李宗仁陷入痛苦之中。軍情危急，李宗仁無可奈何之下，再次發電湯恩伯：「如再不聽命令，貽誤戰機，當以軍法論處，同韓復矩同樣下場。」湯敬酒不吃吃罰酒，李宗仁下了死令，他才同意揮師南下。

然而，此時台兒莊孫連仲部守軍已傷亡殆盡，全莊四分之三地盤被日軍佔據，他們一面在電台宣稱已將台兒莊佔領，一面調集重炮、坦克瘋狂衝擊，企圖一鼓作氣，完全奪下台兒莊。孫連仲強烈地意識到，再孤軍死守，將全軍覆亡，因此4月5日直接與李宗仁通電話，要求把部隊暫時撤到運河南岸，讓他的第二集團軍留點「種子」。李宗仁聽得出，孫連仲講這番話時，語調幾乎是哀婉的，他深知孫的處境是何等的艱難，又是何等的悲壯，但李宗仁更清楚台兒莊目前的重要性，他估算著湯恩伯軍團第二天中午可趕至台兒莊北部，因此鼓勵孫連仲說：「敵我在台兒莊已血戰一周，勝負之數決定於最後5分鐘。援軍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將於明晨來台兒莊督戰，你務必守至明天拂曉。」說完，李怕孫情緒低下，影響士氣，又下令道：「我的命令如若違抗，當軍法從事。」

孫連仲以前雖和李宗仁只有一面之緣，但聽人說過，李在戰區司令官中，屬較通情的一位，此時此刻李下這樣的命令，深知台兒莊對整個戰役至關重要的價值，以及李宗仁對此次戰役勝利的信心。於是孫態度堅決地表示：「我絕對服從命令，整個集團軍打完為止。」孫連仲的態度，使焦急萬分的李宗仁感到有些安慰，但他總有些不盡放心，於是又指示孫連仲：「今夜你還須向敵夜襲，以打破敵軍明晨拂曉攻擊的計劃，則湯軍團明日中午到達後，我們便可對敵人實行內外夾擊。」孫表示部隊已用完，夜襲不容易。李聽後立即指示：「我現在懸賞10萬元，你將後方凡可拿槍的士兵、擔架兵、炊事兵與前線士兵一起集合起來，組織一支敢死隊，實行夜襲。這10萬塊錢將來按人平分。」

孫連仲將李宗仁的命令傳達後，數百人一支的敢死隊很快成立起來。4月5日午夜，敢死隊分組向敵出襲，衝擊敵陣。他們個個精神異常振奮。各自為戰，已是血戰經旬的敵軍，也精疲力竭，深夜正墮入夢鄉，聽到不知從哪來的槍聲，頓時亂作一團，一面倉皇應戰，一面後退。經數日血戰為敵所佔的台兒莊各街，竟在短短不到一小時內，一舉奪回四分之三。此時，李宗仁不但得報孫連仲夜襲成功的喜訊，又得湯恩伯部翌日天明前可趕到台兒莊的消息，高興極了，他立即率隨員，連夜親自趕到台兒莊郊外，準備親自指揮對礬谷師團的殲滅戰。

礬谷師團的厄運終於降臨了。6日黎明之後，台兒莊北面，槍炮聲漸密，湯恩伯軍團已向敵人開火。礬谷知已陷入重圍，開始動搖，下令部隊全線撤退。4月6日晚，李宗仁親自指揮台兒莊守軍全線出擊。一直防守遭攻的孫連仲部，聽說反擊，神情振發，命令一下，殺聲震天。此時敵軍已成強弩之末，彈藥汽油也用完，機動車多被擊毀，全軍喪魂落魄，狼狽逃竄。李宗仁命令部隊猛追，敵兵遺屍遍野，各種輜重到處皆是，礬谷本人率殘部拚命突圍。至此台兒莊戰役勝利了。台兒莊會戰，在李宗仁的親自指揮下，擊潰日軍第五、第十兩個精銳師團的主力，殲滅日軍2萬餘人，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嚴重地挫傷了日軍的氣焰，振奮了全民族的抗戰精神，堅定了國人抗戰勝利的信念。這次戰役，李宗仁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贏得了中國人民的尊重。

三位夫人

李宗仁在自己身後留下了堪稱傳奇的人生之路，而陪伴他走過這條人生道路的是他先後迎娶的三位夫人李秀文、郭德潔和胡友松。

1911年20歲的李宗仁在父母的包辦下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李秀文，她為李宗仁生下兒子李幼鄰。1992年，102歲高齡的李秀文在廣西仙逝。

1924年，李宗仁屯兵廣西桂平，在這裡他遇到了日後陪他走南闖北的知音郭德潔。郭德潔原名月仙，是一位具有先進思想的現代女性。當李宗仁第一次去她所在的女校訓話，郭月仙作為當時的校花給李宗仁獻花的時候，兩人便已互相傾心。雖然當時郭月仙已經與別家訂了婚，但在身為廣西自治軍第二路總司令李宗仁的安排下，郭月仙還是和他成了婚。結婚當晚，李宗仁取「品德高潔」之意為郭月仙改名為德潔。郭德潔不僅在生活上照料李宗仁，在事業上也給了李宗仁很大的幫助。她主張婦女解放，並在抗日戰爭期間發動廣西婦女組織聲勢浩大的募捐活動，堪稱廣西婦女運動的領袖。1949年，國民政府倒台，李宗仁攜同郭德潔開始了旅居海外的生活。1965年7月20日，旅居海外十餘載的李宗仁陪同夫人郭德潔排除了各種艱難險阻回到了祖國的懷抱。當所有人都在讚歎李宗仁落葉歸根的時候，誰也不知道在他回國的問題上郭德潔起了決定性的作用。5個月前郭德潔在美國被確診患上了晚期乳腺癌，只剩下了8個月的生命，而她最大的願望就是能把自己的遺體安葬回廣西老家。一生鍾愛郭德潔的李宗仁當然會滿足愛妻的要求，時日無多，他決定不再猶豫回到了祖國。1966年3月，郭德潔在北京醫院逝世，結束了她與李宗仁42年的婚姻關係。

75歲剛剛投入祖國的懷抱卻又遭遇喪妻之痛，李宗仁一面感歎祖國的山河壯麗，一面又唏噓身邊無手可執。這件事在當時不但成為他的一塊心病也成為了國家統戰部乃至周總理關心的問題。在組織的安排下，60多位女士的照片資料擺在了李宗仁的面前，但都被依然沉浸在喪妻之痛中的李宗仁一一拒絕，又有誰能替代郭德潔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呢？造化弄人，當一個叫胡友松的女孩子的照片擺在他的面前時，偏偏這個濃眉大眼的女孩子讓李宗仁產生了好感，由此李宗仁開始了他鮮為人知的第三次婚姻生活。胡友松是一代影后胡蝶的女兒，解放後她和養母搬到北京居住。1959年從醫專畢業後胡友松就一直在北京復興醫院當護士，她不僅人長得漂亮、氣質好，又正好從事醫護工作，最符合照顧李宗仁的條件。她馬上就被請到了李公館與李宗仁共進晚餐。李宗仁對這個落落大方、聰明伶俐的女孩子一見傾心，但是李宗仁和胡友松一個年過古稀，一個風華正茂，婚事的關鍵在於胡友松。

當胡友松剛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頭一炸，她要求考慮半個月。能夠照顧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李宗仁已經77歲了，還有幾年壽命尚不可知，如果成為他的妻子雖然生活上再也不用發愁，但將來的日子怎麼辦？胡友松陷入了深深的猶豫。李宗仁並沒有給她那麼多考慮的時間，剛剛四天他就把胡友松接到了公館。這或許就是命運的安排吧，胡友松服從了。1968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北京西總布胡同51號李宗仁的公館結了婚。鑒於當時的形勢，他們的婚禮並沒有大張旗鼓，只是請幾位朋友吃了頓飯。

新婚伊始，胡友松陪同李宗仁去北戴河遊玩，李宗仁對這位新娶的妻子呵護有加。胡友松不會游泳，他教她游泳；胡友松夜裡容易醒，李宗仁就不穿拖鞋光著腳起夜……那段時光是最輕鬆的。但當他們的專列火車從北戴河駛入北京的時候，「紅衛兵造反運動」也駛進了他們的生活。

社會上對胡友松有不一樣的看法，大多數人以為她貪財，說李宗仁帶回許多的美元鈔票、金銀財寶。另一些人認為李宗仁是原國民政府的代總統，回國後又娶了比自己小48歲的胡友松，這是反革命加走資派的罪行。雖然周總理明令禁止衝擊李宗仁，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紅衛兵還是逮著機會衝進了李府。胡友松在樓上的屋裡心跳得都快從嗓子眼裡掉出來了卻又不敢下樓，怕下樓反而因為她引起什麼事情來。一個小時以後，樓梯響起來，李宗仁笑嘻嘻地上來了。胡友松說：哎喲，你還笑呢，我都快急死了！李宗仁答道：急什麼呀，北大的學生挺好的，問了好多歷史問題，挺滿意地就走了。雖然是虛驚一場，但周總理一知道這件事馬上把他們轉移到了301醫院特護了一個月，回家後的李宗仁不被允許出門，終日無所事事、鬱鬱寡歡。而胡友松在這期間只能陪李宗仁下下棋、讀讀書，自己臨摹李宗仁收藏的名人字畫打發時間。

李宗仁的身體情況伴隨著他情緒的低落很快惡化起來，他被查出患有直腸癌。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由於他是最大的走資派，醫院不可能給他什麼精心的護理，胡友松只能憑借自己的醫護本領照料李宗仁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三年。李宗仁掉眼淚了，他說這一生就只掉過兩次眼淚，一次是他媽媽死時，這一次是他覺得活的期限到了。1969年1月29日下午12時50分，李宗仁因病逝世。彌留之際他對胡友松說的最後的話是：每年清明別忘了給我掃掃墓，讓人知道我還有一個年輕的妻子。

一往情深真兄弟

1969年1月26日，是李宗仁回大陸以來最後的幾天日子，他在病危之際，氣喘吁吁，斷斷續續留下遺言，除了表達對祖國統一的願望外，便是不忘把幾瓶名酒送給毛主席和周總理。

這幾瓶酒頗有來歷，大部分是法國白蘭地和英國威士忌，已有兩個多世紀的歷史了。在李宗仁手中就保存了幾十年，酒由外國進口，又由他帶到美國，而後又帶回國內，始終沒有開封品嚐。酒瓶上都有歷代專家鑒定的簽字和貼有收藏家的簽名封條。其中兩瓶，是抗戰初期他坐鎮徐州時，由一位與英國人交情很深的實業家楊樹誠所贈。

楊樹誠，就是創辦安徽蚌埠寶興麵粉廠的「楊三」，他是一個貧農出身的企業家。他於1885年生在河北鹽山縣農村的一戶佃農家庭。16歲到河南英福公司的焦作煤礦當學徒。後來，偶然在礦場拾到了英籍總礦師丟失的一盒礦機鑽石，完好地交給總礦師後，他也被留在礦師身邊學習勘探技術。1920年他獨自在徐州建立了寶興鑽務處。後轉向興辦寶興麵粉廠，1928年又選擇蚌埠這個小麥集散地，建立寶興第二麵粉廠。為利用淮北的大豆資源，還籌建起植物油廠。他所創辦的企業在皖北地區有龍頭之稱。

1927年初，李宗仁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和西征軍總指揮，一度率軍駐紮徐州。當時楊樹誠在徐州創辦的寶興麵粉廠，已是當地最大的機製麵粉加工廠。為訂購駐軍食用麵粉及軍馬所用麩皮，一天，李宗仁在隨從人員陪同下，來到寶興麵粉廠參觀。楊為盡廠主之誼，予以盛情款待。兩人在酒酣耳熱之際，彼此暢談平生抱負，似有相識恨晚之感。他們都在壯年，一個投身軍界，一個熱心於實業；加上李宗仁又流露對開發中國礦業的興趣，也正是楊的技術專長，於是兩人結下「金蘭之交」，成為換帖兄弟。因楊年長五歲，在家排行第三，李宗仁便稱他為三哥。後北伐軍開拔，兩人暫時中斷聯繫。至1931年初，李宗仁因蔣桂戰爭退回廣西，開始積蓄力量經營兩廣時，特電邀楊樹誠，帶領寶興麵粉廠早年從事鑽探的人員，前往南寧協助李進行了探礦，兩人又有了再次交往。

抗日戰爭初期，楊樹誠為了保住傾半生心血創辦的寶興麵粉廠及植物油廠，計劃把蚌埠寶興麵粉廠遷至西安附近的扶鳳。由於南京淪陷，日軍沿津浦線鐵路大舉進犯，李宗仁受任第五戰區司令，駐節徐州，負責指揮津浦鐵路的防禦。李上任後，徐、蚌兩地大軍雲集，為解決軍糧民食，特意召見了楊樹誠。李當時對楊推心置腹地談道：「講私誼咱們是兄弟，現在國難當頭，應以民族大義為重。我希望三哥不要臨危而退、舉廠內遷。在徐、蚌兩地，三哥開設的麵粉廠首屈一指，五戰區的軍糧民食很大程度上得仰仗三哥了。」楊聽了這一席話，深明大義，當即表示：「我徐、蚌兩地麵粉廠一定全力以赴，日夜開工，供應麵粉麩皮，兄弟和屬下願與五戰區抗日將士共存亡。」同時，楊還應李宗仁要求，讓徐州防空司令譚輔烈在寶興麵粉廠大樓頂安裝了防空警報系統，擔負空襲警報的任務。前後約五個月時間，寶興麵粉廠就地堅持生產，為軍隊提供麵粉60餘萬袋。中國軍隊以寶興麵粉廠提供的這些軍糧，在蚌埠與日軍展開了聞名全國的「淮河阻擊戰」，並支援了台兒莊戰役。

1946年，楊樹誠年逾花甲，因歷經磨難，身體及精力大不如前，於是輾轉北平養病。當時，李宗仁在北平任行轅主任，便邀請他協助其高參劉仲華制定開採煤礦的計劃，在此期間，楊樹誠因蚌埠淪陷時期「捐款獻機」而受指控為漢奸。楊在被傳訊時申辯了被迫「捐款」的真相，後由李宗仁過問，北平行轅軍事法庭最後審判，撤銷了對楊樹誠漢奸嫌疑案的指控。1948年淮海戰役勝利後，國民黨軍隊全線潰敗，李宗仁曾致電楊樹誠，「期望仁兄早日南下」。楊當時籌劃將蚌埠寶興麵粉廠遷至南京，因受當地麵粉業阻止，又欲改遷常州附近的奔牛，由於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這些計劃均落空。新中國成立後，李宗仁去了美國，楊樹誠去滬療養。

滄桑巨變，故人又相逢。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先生偕夫人郭德潔女士，衝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國大陸，當年在北平行轅為李宗仁高參的劉仲華，原系中共地下黨員，後改任北京園林局局長，這時，他特致函楊樹誠之子楊春曦，告訴他李宗仁歸來的喜訊。楊春曦夫婦立即回信，由周總理直接轉交李宗仁先生。1966年5月18日，李宗仁先生在程思遠和尹冰彥的陪同下到上海參觀，當天下午便約楊樹誠一家在錦江飯店會面。因宋慶齡副主席聞訊拜訪，會面改在5月20日上午，這天早上，李宗仁派專車接來了楊樹誠及兒媳一家人到飯店，在九樓的特別套間會客廳裡，李宗仁與楊樹誠一見面便擁抱在一起，相互問候。李握著他的手說：「我們兄弟之間有這次見面，真是世間奇聞。三哥年已八旬，身體這樣硬朗，我感到很高興。」楊樹誠向他談了自己在解放後繼續從事早年的探礦，為淮北地區勘探發現了一些新礦區，了卻了埋藏心中多年的意願。李宗仁感慨地說：「我回國後，親眼目睹共產黨的政策，感到這條路走對了。」時近中午，兩人話別，為照顧楊樹誠年事已高，李宗仁親自送他到樓下門廳，並為他打開轎車門。這時，兩雙飽經滄桑的大手再次緊緊相握，他們似乎意識到這可能是最後的一面，久久難以鬆手。最後，李宗仁先生以手護車頂，將楊樹誠送入車內坐下，在即將啟動的轎車旁邊對楊樹誠鞠躬送別。

大樹底下難乘涼

李宗仁身居高官要職後，多少年以來，不知有多少他的同學、同鄉和親戚朋友前去投奔他，或開口或伸手向他要事做要官當。但是李宗仁敢於撕破臉皮，不論親疏，量才用人，雖系親朋故舊，若無術無才，絕不重用。

李福生是他的原配夫人李秀文的表叔，早年在他胞兄李德明手下當工打雜。李德明見他忠厚老實，手腳麻利，做事勤快，就把他推薦給李宗仁當衛士。從此，李福生一直在李宗仁身邊22年，隨他潛逃香港、流落西貢、北伐抗戰，輾轉南北，歷盡坎坷，在硝煙火海中進進出出，置生死於不顧，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他卻大字認不得一籮筐。因此，李宗仁並未因為他是「內親」和在身邊多年的「親信」而提拔重用。李福生從衛士升至少校隨從副官以後，就一直官居原職。而與他同時或很晚才來到李宗仁身邊工作的人，不管是不是同鄉，幾乎沒有一個不提拔的，或中校、上校，或少將、中將。所以，當時國民黨的一些軍政要員都承認李宗仁比蔣介石能容人、用人。為此，李福生和一些同鄉抱怨連天，牢騷滿腹，常在背後說李宗仁「不認人」和「寡水」。

李宗仁聽了，不但置若罔聞，而且依然我行我素，以致對他兒子李幼鄰的老庚張幼鄰也未能例外。張幼鄰原來就是第四集團軍司令部的少尉傳達排長，20年後仍然是此職。1943年中秋，張幼鄰的一位親戚從家鄉來到湖北老河口，要張幼鄰幫他向李宗仁引薦謀一官半職。當他看到張幼鄰還是十數年前的「炒排骨」(即排長)時，不禁大為驚訝，張幼鄰唉聲歎氣地說：「我恨不得當軍長、總司令，只是沒辦法，我能搬石頭砸天?」接著向這位親戚倒出了自己的一肚子苦水：一次，張幼鄰的上司要提升他為上尉連長，可是報到李宗仁那裡卻通不過，硃筆一揮就把他的名字和任職劃掉，而後，對軍務處長梁家齊說：「張幼鄰是我同年仔，又在我眼睛鼻子下工作，對他我清楚明白，他一無戰功，二無突出貢獻……」這樣一來，張幼鄰理所當然地被「委屈」和「埋沒」了。

張幼鄰的親戚聽了，愣怔了許久，然後不無傷感地說：「看來大樹底下也未必好乘涼啊!」

其姨表兄黃敬修，陸軍大學將官班畢業，想當師長，李宗仁只派任師的上校參謀長，黃堅辭不就，牢騷滿腹，雖多方疏通，李仍不允，後改派為某步兵團上校團長。該團曾一度駐廣西百色區田陽縣附近，歸梁家齊指揮(當時任該區指揮官兼行政專員)。李宗仁一向迴避近親在身邊工作，後來王建平因故力辭第五戰區軍法執行總監職務，並一再推薦黃敬修補缺，李宗仁再三考慮，始允其請，但交代先試後委。又如李宗仁的堂侄兒李常謙到老河口，希望謀得一官半職，李宗仁對他說：「你想做事，應照規定備詳綱履歷，送軍務處梁處長審核後，再報請委用。」後來報委為《陣中日報》印刷廠廠長，李常謙接任後成績顯著。

李宗仁消滅盤踞在廣西的大小軍閥之後，於1925年秋，統一廣西，勵精圖治，開始積極整頓軍、民、財、建、教各政。值此用人之際，李宗武(李宗仁的嫡堂弟)等三個親戚南下謀職。遂以李宗仁的親戚關係，由桂平稅務局給他們安排了稅務員的工作。三個親戚還好，自幼攻讀私塾，也曾上過幾年新學堂，若論知識，多曉孔孟之道，擅長毛筆字和算盤，但對於專業稅務卻是難以勝任的。尤其是李宗武書不成文，言不達意。經過兩個月工作的考察，皆不稱職。但鑒於三人均為李宗仁的親屬，有裙帶關係，故稅局上司有口難言，無可奈何。

一日，恰逢李宗仁因公事來到桂平，當即有人據情稟報。李宗仁平生最反對「劉公得道，雞犬升天」的惡習，極力主張任人唯賢。聞罷自覺臉面無光，愧疚交集。翌日，李宗仁請嫡堂弟和妹夫到他的住處就餐。席上笑容可掬，共敘家常。待飯罷茶後，李宗仁就開門見山、鄭重其事地說：「你們吃不動這碗飯，還是回家去吧!這裡我給你們一點盤纏，回去好好種田，不然做點小生意也好，以後不要再出來外面跑了。」就這樣，三人被解職還鄉了。三人悵然而歸，走到村口便哭了起來，家裡人見狀莫名其妙，驚詫萬分。待聞知其故後，眾說紛紜，多為李宗仁用人無私的精神所感佩，此事一時傳為趣談。

白崇禧：小諸葛鑄成大錯誤

白崇禧沒有官架子，反對打罵士卒，主張吃苦耐勞，禁煙禁賭，反對不良嗜好，在國民黨統治階層中比較自律。他是軍事戰略家，國民黨新桂系軍政首腦人物之一。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中以副總參謀長之職制定全局戰略計劃貢獻頗多。一生足智多謀，最終卻死於非命。

一代戰神

白崇禧字健生，廣西臨桂縣人，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有「小諸葛」之稱，屬國民黨「桂系」。

白崇禧與李宗仁、黃紹紘最初聯合時，總共只有4000人馬。然而很快就擊敗了盤踞在廣西的舊桂系陸榮廷、沈鴻英、譚浩明，而統一廣西。在這些戰鬥中，尤數前敵指揮官白崇禧親率8000士兵，北攻柳州，西擊南寧，以少數兵力蕩平陸沈譚部，從而奠定了統一廣西的基礎為人稱道。

北伐期間，白崇禧調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總參謀長，統籌全局，指揮作戰。當北伐軍進至南昌九江一帶時，孫傳芳以三倍兵力進行猛烈反撲，蔣介石親自統領的軍隊都被孫擊敗，九江被孫奪回，南昌也被圍。是李宗仁與白崇禧親自率領從第七軍中挑選出來的精銳，以急行軍速度趕去救援。在與孫的先頭部隊相遇時，一個回合就把孫的兩個師給殲滅了。儘管孫傳芳仍有大量後續部隊，雙方兵力對比極為懸殊，而且還有孫在南京安慶的部隊源源不斷地輸送軍需品，但白崇禧仍決定集中兵力攻擊德安以斷絕南潯線從而收復九江，並解南昌之圍。於是雙方展開了三天三夜的肉搏戰。最後終於擊潰了孫的主力，並俘虜師旅長三人，官兵兩萬餘人，此乃北伐以來最大的勝利。收復九江後，李宗仁調任江右軍總指揮，白崇禧則擔任前線總指揮，向東追擊，掃蕩全浙江。之後斷絕寧滬線交通，以破竹之勢收復了上海。後來，北伐軍內部鬧分裂，汪精衛、唐生智在武漢宣佈討伐蔣介石。孫傳芳乘機反攻。在敵眾我寡的情勢下，白崇禧與李宗仁沉著冷靜，經過浴血奮戰而全殲了孫傳芳的部隊。取得了北伐以來的第二次大捷。

寧漢分裂一事解決後，白崇禧任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繼續北伐。親自指揮了攻佔保定、石家莊、北京等地的戰鬥。灤東之役，把張作霖、張宗昌兩部徹底打敗，佔領了山海關。長城以南，已無敵蹤。

台兒莊一戰，也是白崇禧和李宗仁一道指揮的。所以當捷報傳到國民政府的行都武漢，人們高興地舉行慶祝遊行時才會將李、白兩人的巨幅畫像裝載在卡車上做先導。之後，李宗仁因病不能主持戰事時，白崇禧便代行戰區長官一職。在進一步部署保衛武漢的外圍部隊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績。繼武漢會戰後，白崇禧還參與指揮了南昌會戰、桂南會戰、長沙會戰。曾指揮杜聿明、夏威、鄧龍光、葉肇各部，在廣西崑崙關殲敵萬餘人，並擊斃日軍旅團長中村。

和平運動

1948年，為了迎接解放軍進城，武漢的各界愛國人士聶國青等在武昌成立了一個名叫「十人座談會」的組織，任務是想與湖北省參議會內爭取和平運動的人士相互呼應，與中共地下黨密切聯繫，迎接解放。

「十人座談會」中有的人負責策反國民黨軍政人員，有的人呼籲和平，撰寫文電，製造輿論。1948年秋，由「十人座談會」中的幾名參議員在湖北省參議會的全體會議上公開提出了和平運動的倡議。參加會議的議員，有識時務的進步人士，有風吹兩邊倒的「牆頭草」，也有效忠蔣介石的頑固分子，剛剛當上「立法委員」的劉樹任就藉機吹噓蔣介石實力雄厚，足以抵擋中國人民解放軍，仍可轉敗為勝……使得少數立場不穩的人猶豫不定，不知所從。因而議而不決，沒有達成共識。儘管如此，和平運動卻在武漢、在湖北、在華中乃至全國引起很大的震動。

總攬華中軍政大權的華中「剿匪」司令白崇禧得知這一信息後，出於他擁李（宗仁）倒蔣（介石）的立場，對和平運動不僅未加反對，而且表示欣然贊同。於是那些踟躕不前的省參議員們一改初衷，在第二次會議時，爭先恐後地在提案上簽字。參議會決定派代表與白崇禧聯繫，商討和平問題。

儘管白崇禧手搖橄欖枝的表態未必可靠，但湖北省「人民和平運動促進會」仍然抓住這個契機在武昌閱馬場湖北省參議會成立，發起會員有張難先、李書城，耿伯創、喻育之等30餘人。

和平促進會由22歲就參加辛亥革命、剛過花甲之年的喻育之等執筆，與省參議會聯名致電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雙方首席和談代表周恩來、張治中。電文「略陳人民痛苦與意見，藉供參考。總之人心士氣，不堪再戰」。

呼籲和平的電報發出之後，漢口市也成立了和平促進會。豫、湘、贛、桂四省代表也相繼來到武漢聯繫和平運動。白崇禧裝出一副順應民情的姿態，和平運動聲勢迅速波及全國，要求蔣介石接受中共和平談判八項條件的呼聲響徹雲霄，蔣介石終於在1949年1月21日宣佈下野。次日，李宗仁乘勢上台，當上了「代總統」。

正是蔣介石下野這一天，湖北省和平促進會公推李書城、李伯剛兩位代表赴河南解放區會晤人民解放軍劉伯承、陳毅兩位司令員，聯繫和談問題。白崇禧對此極力支持，不僅派專車、送路費（銀元300元），還親筆給劉、陳二司令員寫了一封求和文，似乎有誠意和談。

1949年3月，李書城由河南解放區回到武漢，滿懷希望想面見白崇禧，然而幾次都未見到，李書城只好寫了一份書面報告給白崇禧，也不見回音，很顯然，白崇禧所謂的和平願望和他對和平運動的種種支持，其實只是一個騙局。

1949年4月下旬，周傑等地方耆宿去見白，懇求他維持武漢的和平秩序，白崇禧一聽，站起來，板起面孔說：「你們的意思我知道，無非是要我退出武漢，不在武漢打仗。可是，如果我退到長沙，長沙也要我維持秩序，不在長沙打仗；我又得退到廣西，廣西又要我維持廣西的秩序，不在廣西打仗；試問：我再退到哪裡？」接著白崇禧挺了挺胸，整了整腰間的皮帶道：「我是個軍人，守土有責，我不能以別人的意志為意志！」頑固嘴臉，暴露無遺。

儘管白崇禧出爾反爾，但中國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已兵臨武漢城下，和平促進會仍不斷變換方式與白崇禧周旋，目的只有一個，力求人民休養生息，城市不受破壞。張難先、李書城、喻育之等又聯名給白崇禧寫了一封要求維持武漢地方秩序的信。

對於人民的呼聲，白崇禧無動於衷。因此，和平促進會配合中共江漢軍區的地下工作者對漢口市長晏勳甫、漢口市警察局長李經世、武昌市長蔣銘、湖北省警察局長胡慎儀進行策反。還利用湖北省政府「應變方案」中所說的「為適應時勢需要，人民可以組織團體、維持自己」的規定組織了武漢市民救濟委員會。救濟會成立之時，已傳來百萬雄師過大江的捷報，白負隅頑抗已不可能，但在逃跑之前對武漢進行一次大規模破壞，燒殺搶掠是完全有可能的，救濟會在中共地下黨的指示和幫助下，做了大量工作。

5月15日上午，白崇禧和他的總部已由漢口撤到武昌大東門一所學校內，準備南逃。

為什麼前兩天白崇禧還在大喊「守土有責」，而這兩天又慌慌張張不戰而逃？原來，人民解放軍已兵臨城下，南昌亦已陷於南下大軍的包圍之中。一旦南昌解放，人民解放軍即可沿浙贛線直搗湖南，白崇禧隊伍的退路都將被切斷，而且張軫率領的兩個軍有在賀勝橋起義，截擊白軍的計劃，如此一來，白軍必將全軍覆沒。5月15日上午，白崇禧已不見蹤影。

「李白」一家親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稱「李白」，二人是國民黨內最具實力的地方軍事勢力桂系的中心，多年來一路合作無間，親如一家。

1907年，白崇禧考入陸軍小學，後因病退學。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當時在廣西省立初級師範讀書的白崇禧，加入廣西學生軍，開赴湖北，隨後入武昌陸軍預備學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1916年，白崇禧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第三期）。之後在廣西陸軍第一師任營長。

1921年，白崇禧代表當時已是旅長的同學黃紹竑，到廣州見孫中山，要求參加革命。孫中山任命黃紹竑為廣西討賊總指揮，白崇禧為參謀長。二人與李宗仁合作，於1924年分別打敗舊桂系軍閥陸榮廷和沈鴻英。白崇禧在統一廣西的過程中，充分表現出他的計謀和軍事能力。同年，「李、白」加入國民黨。李、白、黃三人的合作使廣西納入國民黨控制之下，三人亦成了國民黨內桂系的骨幹。

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白崇禧任國民革命軍副參謀總長。1927年初，白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從江西攻取浙江。1927年4月，白崇禧任淞滬衛戍司令，配合蔣介石在上海清黨。同年1月、3月、8月和10月的多次戰役中，白崇禧戰勝孫傳芳。孫傳芳部下唐生智被迫於1928年初在湖南投降國民革命軍。

1928年北伐勝利，到1937年抗戰爆發十年期間，桂系多次以軍事力量和蔣介石對抗。1929年3月，桂系先在蔣桂戰爭中敗於蔣介石，白崇禧被迫逃到越南。同年11月，李、白、黃回到廣西，聯合張發奎進攻廣東。1930年，李、白又在中原大戰中出兵支持馮玉祥和閻錫山反對蔣介石。

1931年9月發生「九·一八」事變，國民黨內各派系謀求妥協，桂系亦跟南京議和。1932年4月，李宗仁出任廣西綏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省主席黃旭初成廣西三巨頭。自此至抗戰爆發的五年內，桂系一方面「自衛、自給、自足」及「寓供兵團、寓將於學、寓征於募」，透過創立學校、改革稅收、清鄉建設廣西；另一方面在軍事上則對蔣介石堵截紅軍的要求陽奉陰違。

1936年5月，李、白聯合廣東陳濟棠，以「抗日救國軍」名義反蔣。由於廣東軍隊被蔣介石收買，陳濟棠被迫下台。至8月，李、白宣佈支持由蔣介石領導抗日，遂與蔣介石和解。

八年抗戰期間，白崇禧和李宗仁指揮眾多大小戰役，包括1938年李、白指揮台兒莊會戰，取得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的首勝；同年6月，白崇禧指揮武漢會戰；1940年2月，白崇禧指揮桂南會戰，在崑崙關兩度挫敗日軍；1944年10月底，桂系軍隊在黃埔系私心拒絕支援重兵器苦境下，單憑輕兵器締造日軍侵華作戰平均單日最高戰亡兵數，可圈可點，青史留名。

1948年5月李宗仁當選「中華民國副總統」，一個月後，白崇禧離國防部長職，改任華中「剿匪」總司令。同年年底，國民黨軍在準備戰役中失利，蔣介石嫡系中央軍基本損失殆盡。1948年12月24日、30日白兩次給蔣介石發電逼宮，在李、白的施壓下，蔣介石被迫在1949年1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總統。

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從海南島赴台。李宗仁說白崇禧是受蔣介石承諾委以「國防部長」職務而赴台，先前他曾警告白「桂系到台灣無用武之地」。白崇禧到台後，僅被委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等閒職。

自此，李、白正式分家。而這也加重了白崇禧的不安，因為，他在蔣介石心中的份量將大打折扣，已經沒有多少利用價值了。

牡丹花下鬼

白崇禧在台灣生活17年，除了偶爾參加一些禮儀性活動，很少有事可做。平時在家讀書寫字，據說白崇禧的書法造詣頗深，但不輕易示人。此外，他還有兩大愛好，即下圍棋和打獵，藉以打發時光，舒解寂寞。

1965年，李宗仁夫婦衝破阻難，抵達北京，受到中共黨政軍領導人的熱烈歡迎和很高的禮遇。

李宗仁回到大陸，對於在台灣的白崇禧來說，卻是致命的一擊。李宗仁一回大陸，白崇禧牽制李宗仁的價值消失，蔣介石不再需要白崇禧了，白崇禧也就自身難保了，他也明白其中的利害關係。

白崇禧晚年異常苦悶。在白夫人去世後，為解除煩悶，居然與身邊的護士張小姐熱戀起來。俗話說，「房中之事能殺人」，對白崇禧這樣一個年逾古稀的老者來說尤其如此。不多久，白崇禧即油盡燈枯。1966年12月1日晚，張小姐與往常一樣到白宅夜宿。就在這天晚上終於發生了悲劇。第二天早晨，白崇禧的副官發現主人赤身裸體趴臥在床，而張小姐早已離去。這位國民黨一級上將，叱吒風雲數十年的小諸葛，卻在失意中不明不白地走了。另有一說法是，白的遺體上呈銅綠色，不像自然死亡；保姆曾看到床頭櫃上主人晚上喝的藥酒杯中尚剩有小半杯藥酒，但後來藥酒與酒杯都不見了。但白家自覺此事背景複雜，並未追究。

出乎意料，曾經縱橫捭闔的一代戰神，竟以如此風流的代價，走完了輝煌的一生。

唐繼堯：一半軍閥，一半英雄

唐繼堯重九起義使雲南脫離清廷而獨立，成就共和，而護國運動則被稱為東方世界的光榮革命，它制止了中國歷史的一次大倒退，與蔡鍔和李烈鈞一起被統稱為「護國三傑」，再造共和。又創辦東陸大學，在雲南奠定了近代教育的基礎，還修建雲南第一條公路。然其後期卻捲入軍閥混戰，對抗社會革命進步，連年征戰，使雲南金融崩潰，為人民帶來深重災難。

遠大抱負

唐繼堯字蓂賡，1883年生於會澤縣一個家境雖不富裕，但重視子女教育的書香門第。

1904年，在國勢艱危的情況下，清政府下令各省選派學生赴日本留學，唐繼堯被當地官府推薦。當時，許多士紳及其子弟都視出洋為畏途，此時新婚剛剛三個月、21歲的唐繼堯卻非常渴望出洋。他慷慨激昂地表示：乘長風破萬里浪，男兒壯志也，何懼為？況負笈異邦，學成救國。正吾輩今日之責。新婚妻子袁氏也支持他出洋，深明大義地說：以情論何忍離，以學論又何忍留耶，譬如之蛟龍終騰雲霧上耳!妻子的理解和支持令唐繼堯感動不已，後來在日本留學期間，唐繼堯還深情地寫下了《寄內詩》：一語蛟龍記尚清，私情公義兩分明。以紀念此番情意。

出國前，唐繼堯填報的專業是工科。抵達日本一段時間後，他深感時不我待，救國救民刻不容緩，毅然改學陸軍，進入東京振武學校陸軍預科。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表明了自己之所以做出如此抉擇的原因：工業緩不濟急，不如學陸軍，異日庶可為國家效用。

1905年，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唐繼堯便成為最早加入同盟會的會員之一，追隨孫中山，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革命目標，投身於革命實踐。1906年，唐繼堯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在炮兵聯隊見習期滿後又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炮兵科深造。1909年初唐繼堯學成歸國，執教於雲南講武堂，培養軍事幹部。兩年後，便參與策劃、領導了雲南「重九」起義。

唐繼堯在1905至1908年留學日本期間寫下了187則真實記錄自己思想感情的隨筆，集為《會澤筆記》，還寫下了一些詩作，後輯為《東大陸主人言志錄》。從《會澤筆記》（以下簡稱《筆記》）和《東大陸主人言志錄》的詩作中，我們可感受到青年唐繼堯的那種強烈的、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遠大抱負和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

他在《筆記》之123則中慷慨激昂地寫道：男兒應使一腔血灑為萬頃甘霖，得潤蒼生；在《筆記》之79則、之167則中明確表示：我良知最清明者，為愛國救民四字；當此國家危難之時，吾輩豈可存絲毫自私之念，而不精誠團結，以謀挽既倒之狂瀾乎?

唐繼堯的理想是：不速使中國富強，凌駕歐美，俯視列強，枉為20世紀之中華男兒，生何如死!男兒應發憤圖強，使國家復興。但身居異國求學深造的唐繼堯，此時尚處於報國無門的境地，在《筆記》之159則中，他寫下了「甲庚恥，猶未雪；英雄恨，何時滅」的詞句。很明顯，這是化用岳飛《滿江紅》「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的詞句，以抒發自己的滿腔悲憤之作。他在《筆記》之47則中強烈表達了洗雪國恥的願望：故吾不生則已，吾生必盡雪之。類似這樣發憤報國雪恥的鏗鏘有力的錚錚誓言，在《筆記》中隨處可見。

唐繼堯除在《筆記》中大膽表露了奮發圖強、報國雪恥的強烈愛國感情之外，留學期間還寫下了若干詩作，抒發自己憂國憂民的熾烈的愛國情懷和奮發圖強的青春熱情。真乃「詩言志」矣！這些詩作豪情萬丈，激昂慷慨，充滿了為國家建功立業的渴望。→文·冇·人·冇·書·冇·屋←

綜觀唐繼堯青年時代的這些詩作，詩風雄健，豪情滿懷，氣勢不凡。至今讀來，仍能令人激動不已，蕩氣迴腸，深為青年唐繼堯那種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遠大抱負和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所感染。後來，唐繼堯自號「東大陸主人」；在1923年東陸大學成立時，又為大學確立了「自尊、致知、正義、力行」的校訓，一再寄托了自己的遠大抱負。而今，80餘年過去了，「自尊、致知、正義、力行」的良訓，仍激勵著雲南大學的莘莘學子胸懷遠大理想，知行合一，堅忍不拔，勇往直前。

青年時期的唐繼堯絕對想不到，他的這些救國美夢，隨著他的飛黃騰達，逐漸地銷聲匿跡了，甚至有時還阻礙了社會的進步，開了歷史的倒車。

私吞公款

大多數人認為護國戰爭把雲南搞窮了，可算細賬就知道，大量的血汗錢是被唐繼堯侵吞了，並沒有用於支援護國軍。

唐繼堯被袁世凱封為開武將軍一等候的時候，月俸3萬元。護國第一軍數千人慷慨悲歌上戰場與強敵作戰，唐繼堯只肯撥給1萬元，相當於他個人月俸的1/3。幸虧羅佩金以家產做抵押借得10萬元，護國第一軍才得以開拔。

李丕章說：「終護國之役，前方軍用只是這10萬元和後來貴州劉顯世協助了5萬元。雲南在這段時間內除了支付留餉留薪外，對出發作戰的部隊，沒有餉糈上的接濟。」

護國起義爆發時，唐繼堯派人把中國銀行用於籌辦雲南分行的兌換券200萬元強行取出，中國銀行立即宣佈那些兌換券作廢，根本無法流通。唐把作廢的兌換券發給護國第一軍100萬元，第二軍8萬元，挺進軍10萬元。那些兌換券後來被雲南都督府向社會宣傳為紙幣，再後來又被國民黨高級幹部李宗黃宣傳為銀元。

李烈鈞入滇時帶來很多華僑捐款，交給唐繼堯20萬元。唐委任李為籌餉總局總辦，「在南洋籌餉一百五十萬元之譜」，但李烈鈞率領護國第二軍出發時，唐繼堯分文不給。「第二軍軍餉由李自籌，滇只出軍人」。

海內外愛國人士大量捐款陸續解往雲南，雲南人民也在節衣縮食，籌集了大量資金。1917年雲南都督府得到的餉糈數額，9項收入合計為907.84萬元，這對於年收入僅五六百萬的雲南財政來說，的確是巨大的財富，可是用於軍隊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錢。

當時，滇軍政府與洋人商議，將鹽款200萬截留雲南不解中央，稽核所已允照去年中央允准月撥12.5萬，現滇軍政府已派人自赴產鹽地另征。

封建帝王搞家天下，唐繼堯在軍政勢力能夠控制的地方也搞家天下，把公家的錢財當作自己的錢財，並且通過各種收入渠道轉進私人賬下，他如果把裝入腰包的錢拿出一小部分來充當軍費或辦私立東陸大學，就叫做私人捐款的高風亮節了。

民國五年，陸軍薪餉343萬元。這錢的使用就很有貓膩，因為蔡鍔、李烈鈞、黃毓成率領的護國軍沒有得到薪餉，袁世凱死後唐繼堯把擴招的軍隊大量派遣進入四川搶佔地盤，那些擴招部隊離開雲南也要「就地籌餉」，向駐地四川索取薪餉。大部分的軍餉都不再由雲南開支，這343萬元薪餉是怎樣花的呢？

唐繼堯通過親信，控制了主要的金融稅收部門，隨心收支，任何人都無權過問。其中大煙稅和煙酒稅兩項，各有數目不明的一部分，年年照例解交唐繼堯的私庫。

唐繼堯統治雲南期間，把持雲南收支，利用手中權力專制獨斷，化公為私，港報載其傢俬，數達3000萬以上，成為富甲西南的大財主。

人們都說軍閥是壞東西，但個人品質不一樣。別的軍閥搞家天下，雖然把財政公款列為自己的私有財產，想用多少錢就用多少錢，但失去職位勢力後，財政公款也隨之失去了。唐繼堯異常狡猾，他不但把雲南督府的公款看作自己私產，想怎麼用就怎麼用，而且還把大量錢財另外裝入私人腰包，當他在政治軍事上垮台以後，雖然財政廳的錢歸公了，但私人腰包還是富得流油，誰也比不上。

兩次拒帥

1916年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唐繼堯則被北京政府任命為雲南督軍。段祺瑞作為北洋皖系軍閥頭子，大權在握，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實行軍事獨裁。

為了反對段祺瑞的軍事獨裁統治，孫中山決定發動以反對假共和、維護真共和為主要內容的護法運動，於1917年9月1日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中華民國軍政府)。孫中山被廣州非常國會推舉為軍政府大元帥。鑒於滇系唐繼堯、桂系陸榮廷也表示了擁護護法的願望，在孫中山的推薦下，非常國會又推舉滇系首領、雲南督軍唐繼堯和桂系首領、兩廣巡閱使陸榮廷為元帥。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宣佈贊同護法的唐繼堯、陸榮廷都拒絕接受護法軍政府元帥職務。唐繼堯在9月7日、8日先後給孫中山和廣州非常國會各一電，謝辭元帥職說:元帥一職，愧不敢當。輿論為之嘩然。滇軍內部高級將領也有多人給唐繼堯發電報，勸其勿拒絕；孫中山也給唐繼堯接二連三地發來電報，婉言勸慰；但唐繼堯固執己見，不為所動。由於唐繼堯、陸榮廷拒絕就職，軍政府的六部總長有五位遷延觀望也不就職，只有張開儒宣佈就任陸軍總長職務。這就使護法軍政府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

著名學者、革命家，時任護法軍政府秘書長的章太炎見此僵局，乃主動請纓，表示願去滇、川等省，宣傳護法主張，做唐繼堯的工作。孫中山遂派章太炎為護法軍政府特使(總代表)，偕同議員5人、隨員2人，攜帶元帥證書、印信和有關文件，前往雲南，勸唐繼堯就職，以維護軍政府。

1917年10月下旬，章太炎一行到達昆明。為示隆重，章太炎事先特製了兩面特大的紅旗，由兩個高大的青年扛著作為先導，以壯行色。唐繼堯也穿著上將軍服，親自到昆明火車站迎接。章太炎一下車，唐繼堯即趨前問候，執禮甚恭。當天，章太炎一行人被安排在昆明八邑會館居住。

唐繼堯對章太炎的接待甚為熱情周到，每天下午都請章太炎一行到督軍府歡宴，常至深夜，如此長達半個月之久。但談話卻東拉西扯，不接觸實質性問題。孫中山來電催詢，章太炎只得向唐繼堯攤牌，以朋友絕交相威脅，唐繼堯才勉強收下了元帥證書、印信和有關文件。然而，唐繼堯仍不公開宣佈就元帥職，所發公文、號令，仍稱「滇黔靖國聯軍總司令」。

11月4日，唐繼堯率師赴貴州畢節，準備向四川進軍，特聘章太炎為「滇黔聯軍總參議」，一同前往。章太炎任務尚未完成，只好同行。出發前，章太炎特製一大旗，上書「大元帥府秘書長」幾個大字，頗引人注目。章太炎借此表示自己雖然表面上接受了「總參議」之職，卻不就職，打出的旗號仍然是「大元帥府秘書長」。而且這個大旗，比唐繼堯主帥的旗幟還要大三分之一，以顯示其地位更高。此後章太炎又多次做工作，仍無結果。延至1918年1月，章太炎終於離開唐繼堯，去了四川。

這段時間，孫中山頻頻給唐繼堯發電報，還對唐繼堯做了若干讓步和遷就，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承認他自稱的「靖國軍」總司令。但是孫中山的苦心遷就和耐心等待，終未能達到目的。直到1918年5月，由桂系主使，滇系呼應，政學系表演，終於將廣州護法軍政府改組，排斥孫中山，與北方軍閥妥協，使軍政府成為議和機關。孫中山滿腔氣憤，於1918年5月4日發表了《辭大元帥通電》，指出：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於法律及民意之下。

軍政府改組後，將大元帥改為總裁製，孫中山雖是七總裁之一，卻處於無權地位。孫中山絕望之餘，遂離開廣州。前往上海，第一次護法運動以失敗告終。曾經拒絕就任元帥職的唐繼堯、陸榮廷，在軍政府改組為總裁製之後，立即宣佈就總裁職，這與他們拒絕就任元帥職的消極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922年底到1923年初，支持孫中山的滇桂軍打敗了背叛孫中山的粵軍陳炯明部。孫中山於1923年2月由上海返回廣州，第三次建立廣州軍政府，就任陸海軍大元帥。1924年1月，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參與和幫助下，改組了中國國民黨，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準備出師北伐。此時處境困難的唐繼堯，派人到廣州，向孫中山表示願意參加北伐，討伐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的勢力。孫中山考慮還是應當爭取唐繼堯，遂於1924年9月11日，在廣州召集的政務軍事聯合會議上，推舉唐繼堯為廣州軍政府副元帥，並電促唐就職，率師北伐。孫中山任命唐繼堯以副元帥兼川滇黔聯軍總司令，主持三省北伐軍事。

然而，沒有想到的是，唐繼堯卻再次拒絕就任副元帥職。

當時，唐繼堯的主要意圖是要發展自己的力量。他打出了討伐「曹錕賄選」的旗幟，在昆明召集川、滇、黔、粵、桂、鄂各軍代表會議，宣佈成立「建國聯軍總司令部」於昆明，組建了建國軍15個軍，準備北伐，問鼎中原，所以根本無暇顧及廣州軍政府，因此拒絕就任廣州軍政府的職務。唐繼堯再次拒絕孫中山廣州軍政府的職務，表明他在錯誤的道路上愈滑愈遠。唐繼堯根本不滿足一個空頭的副元帥職務，也不滿意僅僅是川滇黔三省聯軍的總司令，他是想當七省「建國聯軍總司令」。他的拒絕就職，表明與廣州軍政府斷絕了關係。

1924年底，孫中山北上，背叛孫中山的粵軍陳炯明部於1925年1月分三路進攻廣州。唐繼堯以為大好時機已到，與粵軍陳炯明、桂軍劉震寰部相勾結，派兵進攻廣西、廣東，企圖聯合推翻廣州軍政府。戰鬥尚在進行之中，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消息傳到昆明，早先拒絕副元帥職務的唐繼堯，卻於3月19日在昆明發出通電，聲明已於3月18日在雲南昆明就副元帥職，企圖以副元帥遞補孫中山大元帥的缺位。廣州軍政府即於3月19日的當天，譴責唐繼堯的可恥行徑，並通電討伐唐繼堯。唐繼堯並不甘心，5月又派代表與廣州的駐粵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桂軍總司令劉震寰等人以及香港當局代表密議，準備顛覆廣州軍政府。6月，廣州軍政府先發制人，「東征軍」回師廣州，擊潰反對廣州軍政府的以楊希閔、劉震寰為首的滇桂軍閥部隊數萬人，使唐繼堯的陰謀未能得逞。

東大陸主人軼事

1909年，唐繼堯和其他雲南留學日本、畢業於士官學校的同學學成歸國，回到北京時按規矩謁見清政府的軍政大員時，軍機大臣徐世昌說唐繼堯的名字犯諱，要為他改名字；在北洋軍中身居要職的馮國璋看中其人品、學識，意欲招他為婿，唐繼堯都予以拒絕。他說：「名字是父母所取，不能更改。在家父母給我成了親，我不能違反父母之命棄妻另娶。」可以看出，唐繼堯對父母的尊重，對妻子的深情，更可以看出他不依附權貴的情操。

唐繼堯把孝敬父母視為人生第一要義。他說：「一個對父母不孝的人，絕不會愛國愛民，更不會忠於職守。這種人不論他有多大本事，我也不會重用他。」他以這種理念為準繩，考察下屬德行的優劣，從而決定對他們的選拔和陞遷。

唐繼堯的家庭雖是書香門第，但並不富裕，生活僅能自給自足。會澤習俗，女兒所穿的鞋子，必須由母親親手用彩色絲線繡上絢麗的花朵圖案，否則會被鄰里譏笑為「瞎鞋」。過年時如果哪家的女兒穿了「瞎鞋」，必定會遭到鄉親的嘲笑。每到年關，母親總是為三個女兒的繡花鞋缺錢買彩色絲線而煩惱。年輕的唐繼堯為母解憂，仗著自己滿腹珠璣、一手好字，在家門口擺張桌子，為鄰里鄉親寫春聯，掙錢給母親買彩色絲線，為妹妹們繡鞋。

唐繼堯極重親情，弟弟唐繼侖英年早逝。唐繼堯非常愛護三個妹妹，除教導她們提高文化素養，還要她們關心國家大事。辛亥革命前夕，革命黨人在洪化橋唐宅秘密開會準備起義，唐繼堯為使妹妹們領會革命道理，培養她們的參與意識，要二妹菀賡為與會人員煮宵夜，讓年僅15歲的三妹蕙賡帶著四妹芸賡在門外站崗放哨。

在妹妹當中，唐繼堯特別鍾愛三妹唐蕙賡，為她講解時政要聞，教她賦詩習字。

唐繼堯極為重視三妹的婚嫁，當年省內外許多高官顯貴知道他有一個端莊賢淑、待字閨中的妹妹，都想攀龍附鳳，登門為子求親。唐繼堯看到求親者多為公子哥兒、紈褲子弟，便一一拒絕了。董澤留學日本和美國期間，曾兩度輟學回國參加辛亥革命和護國運動，於1920年從美國取得雙碩士學位後回到雲南，向唐繼堯提出在雲南創辦大學的建議，深得唐繼堯贊同。唐繼堯在和董澤的多次接觸中，看到董澤是熱愛祖國、胸懷大志、學識卓越、品德高尚、堪當重任的熱血青年，正是自己理想的妹婿。唐繼堯沒有封建家長的作風，他認為婚姻大事，必須要得到男女雙方的同意，不能由長輩或上司一手包辦。那時還是缺乏自由戀愛、社會風氣較為封閉的年代，特別是唐家這樣的家庭。為此，唐繼堯想了一個變通的辦法，每當他和董澤商談辦大學的公務時，要三妹在客廳側房裡不露面、不動聲色地對董澤進行觀察。唐繼堯也如實地向董澤介紹三妹的情況。直到他們雙方都認可時，才為他們舉辦了婚禮。以後事態的發展證明了唐繼堯慧眼識才。董澤在唐繼堯委任的多項要職中不負重托，在創辦東陸大學，振興雲南教育，發展交通，穩定金融等方面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榮膺法國政府授予的「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稱號。

唐繼堯自幼博覽群書，深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再加上以孝悌忠信傳家的家風，即使身為執掌全省以至於數省軍政大權的封疆大吏，統率千軍萬馬的聯帥，對人卻始終溫良謙恭，從不疾言厲色，頤指氣使。他關懷下屬，每逢元旦、中秋等節日，他都離開家人去和廚師、侍衛等一起歡度。聚餐時他總要年紀最大的廚師坐在上座，並舉杯感謝他們長年為自己家人付出的辛勞，對他們不能和家人團聚表示歉意。唐繼堯有生之年，和下屬一起過年過節成了慣例。

唐繼堯很有幽默感，他常以風趣的語言和做法來化解下屬的尷尬處境。一次在軍務會議散會後，牛以椿參軍走到門口時，忍不住連續放了幾個響屁。唐繼堯恰巧走在他的後面，牛參軍感到自己在長官面前失禮，侷促不安。唐繼堯不動聲色，過後叫副官送了一籃新鮮荔枝給牛參軍，並叫副官轉告：「牛公年紀大了，消化不好，胃氣不暢，特送上新鮮水果，吃了可以消消氣。」這特異有趣、別出心裁的處理方式，不僅消除了牛參軍忐忑的心情，還使他感受到長官的關懷之情，心中倍感溫暖。

唐繼堯為表自己熱愛祖國、奮發圖強的情懷，自號「東大陸主人」。他有個既少讀書，還很自負的堂兄弟，根本就不理解稱號「主人」的含意，也自稱「西大陸主人」。唐繼堯對他的無知感到很可笑，詼諧地對他說：「洋人惡得很，你居然敢當他們的主人，就不怕他們兜屁股一腳把你踢回來？」

唐家有愛花的傳統，在庭院裡廣種花木。有一年緬桂花盛開，發出縷縷清香。有個侍衛下班後忍不住偷摘了幾朵，突然看見唐繼堯迎面走來，情急之下，脫下帽子，把花藏進去戴到頭上，惶恐地立正敬禮。唐繼堯走過去摘下他的帽子，把花拿出來遞給他，和顏悅色地說：「不要怕，愛花是好事，不要把花捂蔫了，快拿回去養在水裡。」逗得侍衛笑了起來，渾身輕鬆地轉身走了。

唐生智：絕不和共產黨打仗

唐生智膽識過人，敢作敢為，喜歡自行其是，不甘人後，權力慾極強，具有極為明顯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傾向。一生追求進步、追求真理。在各個歷史時期，尤其是大風大浪的革命關鍵時刻，順乎革命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始終愛國進步。他的名聲成就於北伐，玷污於抗戰中沒守住南京，城破後大批軍民遭日軍屠殺。

敢打蔣百里，拒入模範團

1912年盛夏的一個晚上，涼風陣陣，漸漸拂去白天的暑氣，喧騰熱鬧的保定軍校終於安靜了下來，摸爬滾打一天的各科學員也隨著熄燈號聲進入了夢鄉。

軍校校長蔣百里正進行著每天的例行工作：查房。一切皆正常。每張床鋪都穩穩當當躺著一條漢子，鼾聲陣陣，透著一片安詳、寧靜。蔣百里微微點頭，放輕了腳步，準備退出房去。

就在這時，只見唐生智跳下床來，彷彿沒睡醒的模樣，赤著腳，跌跌撞撞，像是要到屋外解手。沒想到，當他走到蔣百里的身邊，卻一把抓住衣襟，嘴裡罵道：「好你個龜孫兒，將老子鞋子偷走，讓老子打赤腳。」

蔣百里剛要分辯，卻見唐生智抬起手來，不由分說，大耳刮子左右開弓，打得堂堂的蔣校長眼前金星直冒。

剛剛還在假寐的滿屋學員都齊刷刷坐了起來，他們都在等著這一幕，有好事者竟然鼓起了巴掌。唐生智這時卻似剛剛清醒，一個勁地賠著不是，說是睡昏了頭，認錯人了，請校長原諒。蔣百里何許人也，這小小的把戲如何能騙得了他，分明是精心策劃的一場惡作劇。果然，事情很快就被查清，這也怪蔣百里當時名氣太大了，讓唐生智動了挑戰權威的念頭。

蔣百里在當時中國舊軍界，可謂是天下無人不識君，無人不佩服。他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三期生，同學中的著名人物有蔡鍔、李烈鈞、許崇智等等，但蔣百里卻是人中龍鳳。畢業時，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績，由日本天皇親自授刀。此種殊榮過去一向由日本學生獨佔，現在則由中國人分享，令日本人既驚且妒。從第四期起，中日學生分開授課，防止中國人再奪標。因此蔣百里可稱得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來到了保定軍校後，蔣百里也是寬猛相濟，和藹時如春風化雨，嚴厲時如山巖冷峭。凡軍校師生，無不對之敬佩得五體投地，用「高山仰止」來形容也一點不為過。

偏偏唐生智對蔣百里不買賬，「那姓蔣的是人不是神，犯不著那樣崇拜他」。他不止一次私下對同學說。因此有人激他，都說你姓唐的平日裡天不怕地不怕，那你冒犯一次蔣校長試試，那才算你有種。衝動起來的唐生智哪裡還計較後果，當即和同學打賭，要將大耳刮子扇到蔣校長的臉上。

於是就有了先前的一幕。

蔣百里不愧為傑出的軍事教育家，對唐生智的行為並未做簡單的懲罰處理，他甚至感到唐生智這種蔑視權威的獨特個性的可貴之處，或許這是一位可造之材。

他調來了唐生智的案卷，對這位學生進行了全方位的瞭解。

唐生智，湖南東安人氏。出身於官宦人家，父親曾是前清廣西提督，相當於今天省軍區司令員這樣的角色。所以，在小小的東安城，唐家是數得著的大戶人家，有權有錢，沒人敢惹。

生長在這樣的人家，唐生智自小就心高氣傲，視金錢如糞土，視權貴如草芥，以天下為己任。小小年紀就進了湖南陸軍小學堂，穿上了二尺半，吃起了大鍋飯，絲毫也不留戀錦衣玉食的公子生活。

從湖南陸小畢業後，唐生智在社會上轉了一大圈，也沒有容得下他的地方，好像這個世界總與他格格不入。在上海，他非要硬闖那掛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招牌的黃浦公園，惹來了「紅頭阿三」印度巡捕的干涉。唐生智哪能忍這口氣，於是施以老拳，招來了滿大街的警笛聲。不是他跑得快，怕是得進工部局的班房了。

離開上海，又去煙台，那裡是山東督軍李燮和的地盤。唐生智掛起了連長銜。他本來有心好好表現一番，上任伊始就開始抓訓練。誰知第一天喊操的時候，全連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空名額，另外三分之一是害楊梅大瘡的，根本沒有戰鬥力。

唐生智並沒氣餒，一面招募新兵補足兵額，一面請醫生給患者看病。數月間，這支連隊給他調教得有模有樣。

但唐生智並沒有得到上司的獎勵，吃空額是當時帶兵官一項重要的收入來源。都像唐生智這樣幹，哪有銀子花天酒地抽大煙？於是自團長以下，一起對他進行排斥，讓唐生智捲鋪蓋走人。

輾轉之下，唐生智這才來到了保定軍校。

看完唐生智的履歷，蔣百里不由生出了愛惜之心，遍閱軍校裡芸芸眾生，良才俊傑何其少也，都是些鑽營謀利之輩。像唐生智這樣卓爾不群者，當然要扶掖之、培養之，為中國軍隊之崛起貢獻一些人才。

有了蔣百里的器重，唐生智想不出名都很難。別看還是一名沒畢業的軍校生，當時的各路諸侯都聽說過他的名字，都想把他挖到自己的部隊。恰在此時，袁世凱要組建模範團，根據唐生智的家世背景和訓練成績，理所當然地讓他上了推薦名單。

這模範團並非普通部隊，這本是袁世凱推行帝制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他本人親兼團長一職，其成員非親貴子弟或軍界佼佼者不能加入，是用作培養北洋骨幹的。可以說：一入龍門，則身價百倍。許多人是打破頭也難入其門的。

偏偏唐生智對其不屑一顧，拒絕進入模範團。蔣百里驚問其故，唐生智慨然作答：「何謂模範團？不過袁氏之擺設，之鷹犬耳。吾輩從軍入伍，原欲為國家干城，當今天下將大亂，正是吾輩重整江山好時機，決不甘為私人之家將也。」

一席話說得蔣百里悚然動容。他果然沒有看錯人，這姓唐的將來不鳴則已，一鳴必驚天下。

智斗白崇禧

1949年春，蔣介石已下台，李宗仁代總統，白崇禧企圖在湘桂兩省負隅頑抗。此時，湖南的程潛、陳明仁起義還在醞釀中，中共湖南省工委為了使和平運動迅速高漲起來，先派許松圃、唐伯球等人到東安邀請唐生智到長沙，後來又由馬子谷、程星齡、唐伯球等人委託李覺去東安邀請唐生智到長沙共商和平自救大計。4月21日，湖南人民和平促進會改選唐生智任主任委員。

4月下旬，白崇禧從武漢到長沙，急於將湖南控制在桂繫手中，他採取種種措施趕走程潛並迫害進步力量。這時形勢非常緊張。湖南和平促進會決定請唐生智來對付白崇禧，並依靠社會民眾和輿論為後盾。28日，唐生智到達長沙。在來長沙途中，唐生智提出可用「湖南人民自救會」的名義來迎接和平解放和對付白崇禧。他說：「白崇禧總不能反對湖南人民自救吧。」29日上午，唐生智一行抵達長沙，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程潛也率軍政官員到車站迎接。唐生智當時住在東茅堂9號三弟唐生毅家。當晚，陳雲章陪同地下黨員陳采夫去唐生智住所會見唐，互相交換了意見，談到午夜2時才離去。

長沙各界人民團體舉行了歡迎宴會，唐生智在宴會上即席發表了演說：「為團結湖南人民，保衛湖南的安全，願與天下人為朋友。我此次來長沙，是替湖南3000萬人民服務的。」隨即發起組織「湖南人民自救會」，和平促進會集體加入「自救會」。5月2日，唐生智被推舉為湖南人民自救會的主任委員。這個組織實質上是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領導下，各民主黨派、各界進步人士支持下，代表湖南各團體、各界人士的群眾組織，它貫徹了當時地下黨的意圖，即從群眾意向和輿論上對和平解放和程潛、陳明仁等人的起義予以支持。

如果說以「湖南人民自救會」的名義爭取湖南和平解放是唐生智的「文鬥法」，那麼，控制武裝力量，則是唐生智的「武鬥法」。

1949年4月白崇禧電召曹茂琮到長沙，任其為新七軍副軍長兼永州專員。永州是通往廣西的門戶也是白崇禧部隊撤退廣西的必經之地，地位十分重要。唐生智於是通過各種途徑多次與曹茂琮聯繫，做他的工作。唐生智還命其弟唐生明在長沙找曹茂琮談心，向他說明，只有倒向共產黨才是最上之策，才是光明大道，並且要他為湖南人民辦事。曹茂琮聽取了唐的意見，在組織新七軍指揮部時，按照唐生智的意見做了：他找了幾個熟人擔任部隊中的重要職務，這些人大多是唐生智的舊部，也是曹在衡陽軍官講習所的同學和好友。他們也積極聯繫各自的關係，表面上擁「白」，實際上擁「曹」，暗中擁「唐」。

為了配合迎接解放，掌握地方武裝，唐生智還向程潛推薦了一批他的舊部安排擔任一些縣長、專員、司令等職，以便在湘中、湘南搞地方武裝。準備控制湘桂、湘粵交通線，截斷白崇禧撤回廣西的退路，程潛都同意了。

1949年5月，白崇禧敗退長沙後，加緊鎮壓和平自救運動，解散自救會，逼走唐生智，威脅程潛，下令禁止一切關於和平自救運動的活動，並到處派特務監視進步人士，還開出了要暗殺的不下50人的黑名單。一時間殺氣騰騰，陰雲籠罩著長沙城。5月3日，白崇禧對唐伯球等人說：「孟蕭（唐生智之字）先生領導的湖南自救會，本是一件好事，但容易被共產黨應聲蟲利用，我看還是取消的好。」唐伯球立即將此事告知唐生智，鑒於當時的險惡形勢，經唐生智的四弟唐生明與地下黨組織商量，權衡輕重，最後確定，唐生智暫回故里，在湘南做發動和聯繫工作，並擬派地下黨員到東安協助唐生智進行迎解放工作。

1949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工委命地下黨員劉壽祺到東安會見唐生智。劉與唐會談了兩天，劉告訴唐生智長沙各界群眾要求和平的呼聲更高，自救運動更為高漲，解放軍先頭部隊已進入湖南，分東西兩路向南推進，程潛已由邵陽趕回長沙，準備發表起義通電，白崇禧的部隊集中在衡寶線上，希望唐生智做好準備，免被白崇禧暗算。並希望唐組織地方武裝，切斷湘桂線，阻止白軍竄回廣西，以便解放軍到湖南時，把白崇禧的主力消滅在這一地區。唐生智表示完全同意，並進行了積極部署，做通了歐冠的起義工作，並在江華、新田、道縣、零陵等縣都安排了能控制的人。

就在劉壽祺離開東安唐家不久，白崇禧為了防止他的後路被切斷，要曹茂琮以唐生智的學生、舊部和白崇禧的代表名義，到東安去見唐生智，勸說唐「急黨國之難」。還說「我們想請他出任考試院院長，看他是否有意屈就」？唐生智拒絕了要他出任考試院院長的建議，並請曹轉告白，問白有何打算？唐生智表示，現在解放大軍已經壓境，白健生（白崇禧之字）究竟有多大力量，能否打一個回合？不能的話，又將如何？往西退那是張群、黃傑的勢力範圍，往南退回到老巢卻犯了孫子兵法的大忌，八桂子弟一入家鄉，各自回家，不戰自潰。東撤台灣要仰老蔣的鼻息，看陳誠的臉色，寄人籬下，也不好過。究意何去何從？應該有所決策。

唐生智回東安後，仍由其弟唐生明代表唐生智在長沙進行迎接和平解放的活動。8月1日，陳明仁向軍官們宣佈一定要使大家在長沙聽不到槍聲，長沙各界也擁護當局主張，聯名發佈和平宣言。4日，程潛、陳明仁領銜發表由37名將領簽名的起義通電，5日晚人民解放軍138師入城。

長沙和平解放後，白崇禧仍在衡陽，他又派唐生智的舊部李品仙帶了一個連的兵，從衡陽到東安找唐生智。唐說：如果李品仙帶部隊來，我就不見。結果李品仙將一個連留在冷水灘，只身前來求見，唐生智這才會見了他。李品仙帶來一筆錢、廣西特產和香煙贈送給唐，並轉達了李宗仁、白崇禧的致意，希望唐能與他們合作，說湖南是唐的根基之地，此時唯有請唐助他們一臂之力，並帶來廣州國民政府的邀請電，請唐去廣州任考試院院長之職，還說已為他準備好了去廣州的飛機，請唐去廣州上任。唐對這些建議都斷然拒絕了。他反而勸李品仙和他的舊部夏威、廖磊認清形勢，善自為之。李品仙住了一晚就走了，臨走時，唐生智對李說：「你帶來的錢和禮物，我都不收，請你帶回去吧！」李表示很尷尬，為了不使對方過分難堪，唐生智又說：「我愛吃腐乳，這幾罐桂林腐乳我就收下了吧。」並說，「請你將我的一級上將軍服替我退回去，交給李宗仁。」隨即將一套綴有青天白日勳章的一級上將軍服交給李，並說：「這種官，我是永遠不當了。」以表明他的決心。

不久，白崇禧又派126軍305師師長覃琦帶領一個師的兵力，以「搜匪清剿」為名，率部駐在離唐生智家只有4公里遠的地方。首先將耀祥中學封了，並在交通要道都張貼了「打倒灰色分子唐生智」的標語。在唐生智家搜查撲空後，覃琦組織兵力，層層封鎖包圍，對可能隱藏的山頭等地，一頓亂搜。

唐生智這時在哪裡呢？他先是化裝趁黑夜到了他的老師和摯友顧伯敘家裡，以後又化裝為郎中到了他三妹唐湘家裡。唐湘家交通方便，人口較多，地處平坦區域，這正是白軍所料想不到的地方，<a href=http://www.uu158.com/>文人小說下載</a>他們總認為唐生智會躲到深山叢林之中，所以到處派人搜山。唐先藏在唐湘家的柴堆中，將柴堆留出一個空隙，正好放下一個行軍床，唐日夜待在那個窄小的空間。後來，因唐睡覺時鼾聲較大怕被人聽到，於是又在唐湘家的穀倉中隔出一小段來，做了一個夾牆，裡面可放一張行軍床和一個小桌子、一張凳子。穀倉只有前面一間房子能進去，唐生智的長子唐仁曼、外甥林少瑋就住在穀倉前面那間房子裡，擔任保衛和聯絡工作。有一次，唐仁曼告訴他305師到處在搜捕他，並揚言抓住唐生智就不客氣，唐生智沉思了一下，一邊拿起桌上的左輪手槍，一邊說：「如果他們真的來這裡抓我，我就和他們拼了。」

白崇禧的第305師搜捕了半個多月，沒有任何結果，就想出一個毒計，他們找來兩個東安人，協助搜捕，並召集唐氏家族開會，揚言知情不報者，九族者誅，並派出大量密探，這樣雖然沒有抓到唐生智，但先後將顧伯敘、劉興和唐生智的夫人與子女全部抓走。當時唐仁曼和林少瑋也在場，同時被抓走。唐生智的家小先是押到冷水灘，後押到桂林，顧伯敘被押到零陵，由於顧是唐生智的師友，為了逼他講出唐生智的下落，對他進行了嚴刑拷打，致使他雙腳殘廢，最後還實行了假槍斃。由於唐生智夫人霍福光的一再要求，白軍才將顧伯敘和唐家一家人一起押到桂林，到桂林解放時，白崇禧也不讓唐、顧兩家留在桂林，限定他們只能去香港，最後，唐的舊部李品仙將兩家送往香港。由於劉興與李品仙都是唐的舊部，在臨解放時，李將劉一家都放了。

白崇禧抓不到唐生智，就命令部隊將唐生智家和耀祥中學燒燬，10月19日，由於解放軍先頭部隊到來，白崇禧305師倉皇后撤，燒房子的計劃未能實施。

唐生智回到東安老家後，當時的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和21兵團司令員蕭勁光電示前沿部隊負責人何英專程去看望唐生智。由於長期的隱蔽，唐生智身體很虛弱，又患病，便在家中休息和治療了一段時間，解放軍還派了醫生給唐生智看病，12月14日，唐生智由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幹部張立武、21兵團副司令員李覺陪同從東安回到長沙。

朋友一生一起走

唐生智一生光明磊落，視共產黨人為朋友，給予信任、支持，特別是在大革命失敗，共產黨人慘遭血腥鎮壓時，迫於形勢，唐採取「和平分共而不反共」立場，這對當時大權在握的軍界要人來說，尤其難能可貴。

1922年11月，水口山工人運動興起，在共產黨人蔣光雲、劉東軒等領導下，舉行罷工，成立工人俱樂部，建立了共產黨支部。湘軍司令趙恆惕受到吳佩孚斥責，為了討好主子，決定以武力彈壓。趙命水口山礦務局局長賓步程帶全副武裝的一連人馬進山，封閉了工人俱樂部，並在衝突中打死工人1名，打傷2名，激起了工人憤怒。全礦工人舉行罷工，要求當局懲辦兇手，撤走軍隊，撫恤死傷工人及家屬，並抓賓步程去遊街示眾。當時，唐生智擔任湖南督辦，負責處理此事。唐考慮賓是東安同鄉，又是留德學生，是辦實業不可多得的人才，況且他是聽命於當局。於是，唐派人與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聯繫，接待的是夏曦和郭亮，二人均系共產黨員。唐答應工人提出的條件，撤換賓步程，選派與共產黨有聯繫的鄧壽荃擔任局長。

此時，正值國民黨「一大」召開，孫中山確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都遭到頑固派的反對。孫氣憤地說：「如果你們反對我，我就下令解散國民黨，我自己去加入共產黨。」唐生智得知後，甚為讚賞，從此，堅定了「南親孫中山、共產黨，北拂吳佩孚、趙恆惕」的立場。

1923年，中共湘區委根據中央杭州西湖特別會議精神，以中國國民黨總部的名義，派夏曦、劉少奇回湘籌建國民黨組織。此時唐生智尚未參加國民黨，但堅持反帝、反封建，擁護國民革命、扶助農工。夏曦派人往衡陽面見唐生智，提出通電討伐吳佩孚，反對趙恆惕，擁護國民政府，保障人民自由，恢復水口山礦工人俱樂部等七項要求，唐一一答應，並撥2000元作為籌建國民黨省黨部的活動經費。對此，當時的共產國際布勃洛夫委員會（專門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的部門）稱唐的第四師為「一支友好的頗有實力的部隊」。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長沙爆發罷工、罷市鬥爭，趙恆惕下令鎮壓，唐生智聞訊，發電勸阻。6月1日，國民黨湖南省「一大」會議在長沙只能秘密召開；而同時由中共湘區委書記李維漢在衡陽召開共產黨骨幹分子會議，並成立中共湘南特委，卻能公開進行。衡陽民眾評價唐「提倡民權，痛抵軍閥，具有世界眼光」，稱其「有如家人父子」。

1926年初，唐與夏曦商量，選派了一批優秀的湘籍青年去黃埔軍校和毛澤東、李富春主辦的廣州政治講習班學習。北伐前夕，這批學員均回到唐的第八軍。他們中有的加入了共產黨，如黃克誠、段德昌等。唐的四弟唐生明在黃埔四期學習時，由陳賡介紹加入了共青團。這批人的加入，使第八軍如虎添翼，在後來的北伐中成為一支敢沖敢拚、攻無不克的部隊。

這年3月，中共湘區委派夏曦去衡陽，請唐生智配合湖南各界舉行的反英、討吳（吳佩孚）運動。唐與夏研究後，於3月4日，發表通電向趙政府興師問罪。6日，唐調動五萬大軍，自宜章、郴州開往衡山，進逼長沙。3月13日，趙恆惕乘車溜走。中共湘區委與唐商議，由唐以代省長名義，召開軍事會議，免除了一批擁趙的師、旅長，並下令處決吳、趙死黨張雄興、劉重威、肖汝霖，震懾其餘部，予以收編。

6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國民政府任命第八軍軍長唐生智同時兼任前敵總指揮。唐聘請夏曦為政治顧問。任命凌炳（共產黨員）為政治研究所所長，對全軍進行政治整訓。教育官兵明確反帝、反封建、除軍閥的意義和任務。由於唐的支持，湖南革命形勢如火如荼，農工運動迅速發展，共產黨領導的農民群眾達40多萬人，工人群眾11萬多人。

7月初，唐軍攻克長沙。共產黨員戴述人、易禮容、熊亨翰（均為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常委）三人致函唐生智，催促唐順承民意，立即組建湖南省政府。8月16日，國民黨湖南省第二次省代表大會召開，選出省黨部執行委員、候補委員24人，監察委員及候補委員8人，共產黨員夏曦、戴述人、易禮容、熊亨翰及凌炳、謝覺哉、何叔衡等15人當選。9月，唐生智率第八軍集體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6年七八月間，正當唐生智領兵北伐，攻下長沙、直指武漢時，中共中央書記陳獨秀等領導人錯誤判斷了形勢。他們根據英國的一則諺語「魔鬼總歸是魔鬼，老鬼總比新鬼強」，從而推斷蔣介石要比唐生智更革命，從而做出「扶蔣抑唐」的決策。但不久，就發現蔣在玩弄兩面派手法，陳獨秀才決定做反蔣的準備。9月，中共中央派彭澤湘到唐的第八軍及前敵總指揮部任政治部主任。

彭一到唐軍，立即隨唐奔赴討伐楊森及吳佩孚在鄂西殘部的戰鬥前線，同蘇聯顧問巴羅夫一起參與指揮。當時擔任國民革命軍左翼總指揮的袁祖銘屯兵湘西，打著國民革命軍的旗號，一方面聯絡土匪，橫行地方，魚肉百姓，當地人民恨之入骨；另一方面，袁又暗通吳佩孚，求得倚靠，公開宣稱「有奶便是娘」。湖南省黨部曾派共產黨員、常德地區書記王基永前往湘西開展農運，竟受到袁的百般阻撓，無法工作。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必須設法除掉這個惡棍。王基永為唐策劃，於1927年1月30日，由新任36軍一名副師長周斕出面，請袁赴其家宴。袁毫無戒備，帶著師長何壁輝欣然前來。一到周家，袁便同人玩牌、抽鴉片作樂。這時伏兵突出，亂槍擊斃何及其所帶衛兵。袁聞槍聲，情知有變，急奪路逃出周宅，亦被埋伏在圍牆外面的伏兵擊斃。自此，湘西平定。

2月，彭隨唐回到長沙，參加建設新湖南，制定施政綱領，開展農工運動。同時，協助唐組織成立6個自治委員會，任命的委員中，共產黨員有朱劍凡、郭亮、謝覺哉等。彭還組織時任前敵指揮部宣傳科長曾鍾聖及熊受暄、張其雄等共產黨員創辦《前敵》、《武漢民報》、《黨聲》等刊物，宣傳革命。這年3月底，彭與唐同選為省農民組織代表，後唐被推舉為中華全國農協臨時執委委員。

4月12日，蔣介石公開叛變國民革命，唐主張率兵東征討蔣，而中共方面決定唐繼續北伐，目的是接應擁護武漢革命政府的馮玉祥部。彭反覆對唐說明眼下北伐是當務之急，唐終於同意。正當北伐軍到達河南前線，戰事十分緊張時，湖南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彭及時向唐提供情報，使唐意識到：「四一二慘案」、「馬日事變」等都是蔣介石陰謀策劃，背叛孫中山國民革命的反革命行為。唐在革命轉折關頭，再次表明擁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決定東征討蔣。

7月初，中共中央專門研究湖南問題，會上陳獨秀、毛澤東提出「聯唐反蔣」。7月12日，彭澤湘約見唐生智，唐迫於當時形勢，但仍表明「和平分共而不反共」，不管情況發展如何，「絕不捕殺一個共產黨人」。此後，彭離湘去了蘇聯。

當時，唐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率師東征討蔣，其第二方面軍已集中於九江。南昌起義前夕，賀龍率其所部第二十軍自九江向南昌移動，黑夜行軍，火把照紅了山野，被二方面軍其他部隊發覺，有人報告唐生智，請示是否予以攔截。唐對軍長賀龍非常瞭解，說：「由他們去吧，都是為了討蔣。」

1927年9月，南昌起義部隊與秋收起義部隊會聚瀏陽，因缺乏武器彈藥，派陳賡、陶鑄、羅瑞卿往武漢，要求唐生智予以支持。唐生智調總司令部警衛團的一連，以護送唐生明回長沙的名義，送去步槍300支、彈藥近萬發。

1937年12月，南京保衛戰後，唐生智辭去一切職務，決定回東安老家辦學。其宗旨是維護抗日統一戰線，培養抗日救亡英才。唐與顧伯敘、李君堯開始在長沙做籌備工作，三人確定一條重要原則，即禁止一切黨派、幫會在校內活動，以後將此原則定為校規之一。但是，當時教育部有明文規定：專科以上學校的訓導長、訓育主任和訓導員必須由國民黨員擔任；中等以上學校要求建立國民黨與三青團組織。對此，唐囑咐辦事人員權當不知。學校禮堂只掛孫中山像，不掛蔣介石像；集會時只唱校歌，不唱當局規定要唱的《黨歌》。然而，學校對共產黨的活動卻予以支持。

1961年，陳毅同志代表黨中央看望唐生智。陳說：「孟瀟先生，你夠朋友，在國民黨一級上將中，只有你一個沒有和紅軍、解放軍打過仗。」唐生智緊緊握住陳毅的雙手，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劉湘：軍閥悍將，抗日先鋒

劉湘在四川內戰中逐漸發達，削平群雄統一四川。他性格內向，深沉含蓄，持身謹嚴，為人剽悍。他與蔣介石虛與委蛇，不即不離，生前始終保持四川的半獨立狀態，軍事才能與政治才能均甚老辣。但他篤信神道，極為迷信，為人所笑。他是最早率軍抗日的將領，是為大功；「三三一慘案」他是元兇，是為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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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準領路人

少年時的劉湘在讀書之餘，經常幫助其父推車運送谷米。看上去劉湘是個老實本分的人，他總是習慣於做分內的事情，每次都能中規中矩完成父親交給的任務，但是很少有什麼創意。從他幼時的許多表現來看，沒有人會想到此人以後會成為四川省最大的軍閥。

幼年時期，劉湘在鄉間私塾讀書，後於1904年考入大邑縣立高等小學堂繼續讀了3年，然後回鄉務農。1909年，劉湘剛滿19歲，就在父親的催促下完成了個人的終身大事。

清朝末年戰事連綿不斷，每次戰爭失敗後，都要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災難接著災難，清政府像是風雨中飄搖的一隻船，隨時都有沉沒的危險。朝廷中的有識之士，提出了廢除科舉考試，設立文武學堂，編練新軍等積極建議。一時間，新型學堂如雨後春筍，在中國大地上冒了出來。僅四川成都市一地，就辦起了十幾所私立法政學校。

1902年，岑春□任四川總督，創辦武備學堂，訓練新軍幹部。大邑一縣即有劉成勳、陳洪範、楊嘯谷、張成孝及王毅等五人考入該學堂，這成了那年轟動大邑縣的一樁大事。劉湘當時才12歲，對人生的認知剛剛混沌初開，毫無疑問，耳聞目睹了劉成勳等5人考入四川武備學堂一事，受到的影響極大。到了1906年，錫良繼任四川總督，從巡防軍中挑選少數優秀頭目並招考部分青年，成立陸軍弁目隊，在四川全省招生。劉湘得知消息後，背著家人偷偷去招考點川北潼川府(今三台縣)報名，旋即被錄取。

回到安仁，劉湘不敢對父親劉文剛說出這樁秘密，但是父親還是知道了。沒想到的是，父親不僅沒有責怪劉湘，還對劉湘的決定深表贊同。上學臨行前的夜晚，「剛子老太爺」專門辦了幾桌酒宴，請來了左鄰右舍的親友，好好熱鬧了一場。第二天，他親自幫劉湘拎著行李，一直送到了縣城。

那是一個革命的年代。入學第二年，陸軍弁目隊鬧了一場學潮。起因並不複雜，因為招生之初校方曾許諾，每名學生每月補助銀洋15元，可是學生們入學讀了3個月，補助的銀洋一直沒有到位。於是有人帶頭鬧事，聚集一群青年學生到校長辦公室說理，群情激憤時，有人向校長動了手，還摔了教學儀器。校長一氣之下撂了挑子，辭職不幹了。陸軍弁目隊本來就是一家私立學堂，這一來再也難以為繼，只好解散了事。

劉湘並沒有參加這場學潮，但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的書也念不成了。一幫同學前往總督府請願，時任四川總督的趙爾巽親自出面處理此事，趙總督好言好語將學生們安撫了一番，當面承諾，允許陸軍弁目隊的學生重新報考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劉湘報考後，再次被錄取，於1908年2月進入該學堂，從此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

在陸軍速成學堂裡，劉湘是個低調的人，尊敬師長，和同學的關係也相處得不錯。此時革命黨大行其道，同盟會的觸角伸入學堂，幾個學生秘密參加了這個組織。有人前來遊說劉湘，話剛開了個頭，劉湘連連搖頭，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對政治絲毫不感興趣，遊說者乘興而來，失望而去，從此不再在劉湘面前談論政治。

和劉湘同班的有個同學叫劉炳勳，其父是清八旗軍隊駐成都的官員。劉湘對八旗軍官既有幾分景仰，又有幾分好奇，於是主動和劉炳勳搞好關係，成為親密夥伴。玩得熟了，劉湘經常去劉炳勳家，對劉炳勳的父親尤其尊敬，深得其父好感，經常在經濟上獲得其父資助。這位父親還認為劉湘為人謙虛，志存高遠，讓兒子以後多向劉湘學習。此後，劉炳勳果然一直追隨劉湘多年，在劉湘手下擔任過旅長、機關鎗司令等職。

從這件小事能夠看出，貌似老實本分的劉湘，對於官場結交那一套有著不同尋常的天賦。這種天賦即使不是出於遺傳，也與劉氏家族的家教以及父親劉文剛行為舉止的浸染有關。

歷史為劉湘提供了一個機會，他成功地把握住了這個機會。前幾年有本暢銷書叫做《細節決定成敗》，劉湘自然不可能讀過這本書，但他卻深諳這個道理。巴結長官，同樣也是從細節做起。有一次，標統周道剛前來基層巡視，連隊隊官(連長)買了一盆鱔魚，丟進炊事房後就去陪長官。劉湘見後，主動走進炊事房，抓起一把剪刀剮剖鱔魚。等到隊官陪同標統巡視完畢，劉湘已幫炊事員把一桌菜整好了。隊官見此情景，對劉湘大生好感，在標統周道剛面前大肆誇獎了劉湘。

沒過多久，成都要開辦一期講武堂，隊官為劉湘弄到了一個名額，推薦他去學習。這樣的機會相當於今天的幹部培訓班，是官場陞遷進階的搖籃。果然，經過短短幾個月的培訓，劉湘再回到六十五標時，被上級調任一營前隊排長。辛亥革命後，四川政治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尹昌衡任四川都督，劉湘此時是少校差官。1912年，劉湘接替楊森為第二營營長，駐守四川瀘州。從此，劉湘手中就有了一個營的武裝力量。這個官銜雖說不大，卻是劉湘通往大軍閥之路的第一級台階。

儘管劉湘出名之後，許多外國人對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非常關注，但據早期和劉湘有過接觸的幾個外國人寫的觀察印象中說，劉湘表面上顯得平淡無奇，甚至萎靡不振，他們認為劉湘「並不是一個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他看起來脾氣甚好而且通情達理，既無性格，也無才氣」。外國觀察家們普遍認為，劉湘性格的突出特徵是狡猾精明，老謀深算，絕不崇尚空談或醉心於虛構的遠景。從他的外貌看起來像老實沉靜的商人，是一個冷靜的機會主義者。另一位名叫托勒的英國人在一封發往北京的函電中寫道：劉湘給人的印象並不是才華出眾。如果說他在交談中顯得反應遲鈍，這也並不過分。但他的經歷使人對他的才能無可懷疑……顯然，劉是一個小心謹慎、深謀遠慮的人。他不醉心於採取戲劇性的政治行動，除非他看清了結局，一般他殆爭於採取步驟。

叔侄爭霸

在辛亥革命後的20多年時間裡，四川軍閥之間發生了大大小小數百次戰爭，而二劉之戰則是四川軍閥混戰的高潮。所謂二劉之戰是四川軍閥劉湘與劉文輝之間發生的一場戰爭。二人是堂叔侄關係，劉文輝是劉湘的ど叔，但劉湘卻要比劉文輝年長6歲。劉湘畢業於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在川系軍閥中屬於「速成系」。劉文輝畢業於保定軍校，在川系軍閥中屬「保定系」。劉文輝投身戎武之時，劉湘早已是少將旅長，劉文輝雖不在劉湘系統中任職，但他的發展壯大是與劉湘的提攜扶持分不開的。劉文輝對劉湘也有過不少的幫助，如軍事上的支持、經濟上的援助、政治上的掩護等。在較長的時間內，劉湘與劉文輝在四川的軍閥混戰中，一直互相依賴，時人稱之為「川軍二劉」。

到了30年代初，經過長期的混戰，四川的一些老牌實力派，如熊克武、劉存厚、楊森等人，或失敗下野，或被嚴重削弱，都喪失了爭奪四川霸權的實力，二劉則成了最強大的兩股勢力。劉文輝後來居上，身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邊防總指揮、24軍軍長等職，其防區包括川康一帶81縣，幾乎佔四川總面積的一半，地盤大而且富庶，兵力達12萬人，在四川各派中首屈一指。劉湘此時任四川善後督辦、21軍軍長，其防區包括川東南和鄂西一帶共計46個縣，特別是控制著四川水陸交通的樞紐、進出口要津重慶，位置極為重要，兵力約11萬人。地盤上雖稍次於劉文輝，但兵力上與之旗鼓相當。

1932年10月1日，劉湘指使駐武勝的羅澤洲首先發難，向駐南充的劉文輝部打響了第一槍，從而揭開了二劉大戰序幕。

戰爭一爆發，劉湘即派唐式遵為東路軍總指揮，潘文華為南路軍總指揮，王瓚緒為北路軍總指揮，分三路向劉文輝進攻。劉文輝亦分頭防禦，並在防區內佈置了五層防線。戰爭初期，由於劉文輝部防線過長，南北綿亙數百里，兵力分散難支，故戰不幾日，劉文輝即主動後撤，退守沱江防線。11月18日，劉湘軍越過沱江，數路圍攻瀘州。瀘州位於沱江與長江交匯處，為川南軍事重鎮，易守難攻。劉湘軍幾次進攻都未能得逞，遂採用武力威逼和金錢收買兩手來對付守城的劉文輝部兩個旅長。守軍見救兵不至，孤軍堅守困難，表示願意接受改編。11月底，劉湘進駐瀘州。

瀘州戰役正在進行時，劉文輝部在四川省會成都又與田頌堯發生了激烈巷戰，即所謂「省門之戰」。11月14日，田軍聯合鄧軍黃隱部(打著田軍旗號)進攻城南紅牌樓一帶劉文輝駐軍。由於劉文輝早有佈置，田軍大敗。後雙方在四川大學所在地皇城的煤山以及兵工廠、簸箕街等地激烈爭奪，兵員死傷甚巨。

幾經爭奪之後，田部不支，經圓滑的鄧錫侯從中調解，雙方罷兵。劉文輝因急於要與劉湘決戰，乃請鄧代他守成都。

省門之戰一結束，劉文輝又匆匆趕到眉山，並在此建立司令部，籌劃在榮縣、威遠一帶與劉湘的決戰。12月10日，戰鬥全面展開。劉文輝一開始就以凌厲之勢向劉湘進攻，雙方在此麇集數萬重兵，激戰五天，死傷上萬人。劉湘軍全線失利，處境極為不妙。為防止劉文輝乘勝直搗重慶，劉湘採取了三項緊急措施：一是派劉文輝的親家杜少棠持他的親筆信到眉山向劉文輝請和；二是致電鄧錫侯、田頌堯，請其迅速出兵抄劉文輝後路，以免同歸於盡；三是加緊對劉文輝部將進行收買分化。這三招果然奏效：鄧、田立即出兵攝劉文輝之後向仁壽、雙流、溫江等地進攻；同時，劉文輝部旅長陳鳴謙陣前倒戈，投向劉湘。局勢突變，劉文輝優勢頓失，只得同意劉湘的請和。雙方於1932年12月21日簽訂了停戰書。

在與劉湘停戰之後，劉文輝立即回頭來對付抄其後路的鄧、田兩部。劉深恨鄧錫侯「背信棄義」，本想用計扣鄧，但鄧先走迴避。1933年5月9日，劉文輝突入鄧的防地溫江，兩軍在郫縣、灌縣一帶發生激戰，鄧軍退守毗河待援。毗河是成都平原上一條大灌溉渠，鄧軍為了便於防守，將毗河源頭都江堰上的分水馬槎砍斷，把外江的水引入內江，以使毗河水位升高，阻止劉軍渡河。劉軍則用水雷去炸毀飛沙堰，把內江的水洩入外江以降低毗河水位。由此造成了內外江水量失調，使正在栽種水稻的農民損失甚大。

劉文輝本想憑借自己兵力上的優勢迅速打敗鄧軍，但事與願違。由於劉軍多屬挖牆腳方式得來，人數雖多，內部凝聚力不強，使劉文輝軍屯於毗河邊一月有餘不能取勝，內部且潛伏著嚴重危機。

劉、鄧兩軍的長期對峙給劉湘造成可乘之機。5月26日，劉湘、鄧錫侯等在樂至召開「安川會議」，決定聯合向劉文輝反攻。6月6日，劉湘軍西進，田頌堯也由川北抽調軍隊進攻劉文輝。6月下旬，劉文輝與劉湘血戰於榮縣、樂山之間，劉湘軍連戰皆捷，鄧錫侯亦反攻毗河，夾擊成都。劉文輝兩邊應戰，疲於應付，被迫撤出成都，退守岷江防線。8月，岷江防線被突破，劉文輝退守雅安，憑雅河防守。聯軍環攻雅安，劉文輝不能支持，再向西康一帶撤退。康藏地區高寒貧瘠，將士多不願前往，劉文輝的主力師長冷寅東、夏首勳、張志和等辭職離隊，部隊大部為劉湘收編，陳鴻文師歸還鄧錫侯，劉文輝只率殘部兩萬餘人退往漢源。

無敵神軍

提到劉湘的「神軍」，自然會想到「劉神仙」。在民國初年的歷史上，「神軍」和「劉神仙」影響深遠，對整個四川的政治、軍事乃至社會都曾產生過不小的影響。

「劉神仙」本名劉從雲，道名白鶴，四川威遠人，生於1883年。劉從雲人很聰明，幼年時讀過幾年書，後來跟著一位江湖術士學術數，無論是拆字、看相、算命、卜卦，他都很少砸過鍋。時間一長，聲名鵲起，遠近的官吏、富紳、豪商、袍哥頭子都來拜他，認為此人的法術靈驗。實際上劉從雲是個心機很重的人，據曾跟從過他的道徒蔣尚樸在《劉神仙與四川軍閥》一文中介紹，劉從雲吸引人的最大法寶是「點道作功」：「作功運氣時要從兩腰和肚臍眼中間起，透出喉管，離頂命心衝出來一寸三分高，顯出一條紅線，紅線頂上現出一顆紅珠。無論行走坐臥都要想到這顆紅珠，自然會起變化，而且變化無窮，隨心所欲。但必須嚴守秘密，雖夫妻間也不能洩露。」

所謂「紅線」「紅珠」，無非是一些幻覺，但是劉從雲為了蒙騙更多人，先是訓練了幾十個幫手，在他扶乩降休之時裝模作樣配合，用現在的話說叫做「逗籠子」。隨著時間的推移，「劉神仙」的影響越來越大，他選擇了一批有點社會名望的道徒，湊成了一百單八將星，其勢力範圍和影響也逐漸擴大。

劉從雲創立的教派叫做孔孟道。到1925年，教徒已有1萬多人，分佈在四川威遠、榮縣、內江、富順一帶。在道徒劉沸澄的介紹下，劉湘認識了劉從雲，一番交談之後大為傾心，主動要求加入了孔孟道，道名玉憲。隨即，劉湘又介紹他手下的部屬統統加入孔孟道，並且全都取了道名，潘文華道名玉羽，唐式遵道名玉美，王纘緒道名玉道，王陵基道名玉豹，范紹增道名玉泉，楊森道名玉勇，等等。劉湘不僅要求其部下加入孔孟道，還要求部下絕對服從劉從雲的指揮。有人不解，問劉湘為何迷信神仙，劉湘笑著反問：「你們要那麼多小老婆都可以，我要個神仙都不行?」雖說是玩笑話，也能看出劉湘對劉從雲的喜愛。

1929年夏，劉從雲提出要為劉湘建立一支「神軍」，立即得到劉湘的大力支持，電令各部通力合作，共同籌款。有劉湘的號令，部屬們紛紛響應，在很短的時間裡便籌集了銀元23萬多元，指派蔣尚樸、劉曉嵐迅速到上海採購槍械。到1931年，神軍擴大到13000多人，劉湘將其改編為模範師，師長由劉湘自己兼任，實際上由劉從雲掌控。

於是，在劉湘的軍事會議上，經常會出現荒誕不經的場面：劉湘召開高級軍事會議時，川軍各將領身著戎裝，分坐左右兩排，神仙劉從雲卻穿著拖地長袍，頭戴紅頂瓜皮帽，臉上塗抹幾筆油彩，坐在一幫威嚴的軍人之中，顯得不倫不類。偏偏劉湘迷信至極，每逢劉從雲扶乩之時，便要川軍將領在「劉神仙」面前跪下。軍閥中也有不買賬的，比如有一次楊森就嚷嚷起來：「我媽死了我都沒磕頭，絕對不能給劉從雲跪的。」劉湘的手下師長范紹增，每當碰到給劉從雲下跪的場面，他便跪在地上，心裡暗罵。

在後來圍攻川陝紅軍的時候，劉湘讓劉從雲當了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統一指揮幾路川軍的戰鬥。進攻打仗前先擺開陣勢做一番法事，拿乩語當軍令，這樣的仗怎麼打得下去?劉湘手下大多數部將雖然不敢明說，心裡卻窩著一肚子火。老牌軍閥王陵基在發給劉湘的電報中直截了當地說：「鈞座(指劉湘)之命絕對服從，劉妖(劉從雲)之令，誓死反對。」劉湘拿王陵基沒有辦法，不換思想就換人，只好撤了王陵基的職。結果，這次戰役輸得一塌糊塗，許多軍官主張殺劉神仙以謝川人，劉湘想保他也保不住了，無可奈何，只好讓他收拾乩盤走人。1935年初，劉湘派人把劉從雲送出了川境，任他繼續去江湖上矇混。解放後，劉從雲被政府逮捕改造。

大川飯店事件

1936年8月13日，劉湘向成都各界和新聞媒體透露了日擬在蓉置領事館事。劉湘對與會者說明自己已嚴詞拒絕，大家聽了無不熱烈擁護，劉湘增強了反對日在成都設領事館的決心。

但由於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蔣介石、張群等不敢向日言明四川劉湘堅決拒絕的強硬態度。在南京政府模稜兩可的慫恿下，日方派駐成都領事巖井英一一行18人，竟於8月17日飛抵重慶。劉湘得報後，一方面致電外交部必須阻止日方來蓉；另一方面又急電重慶市政府轉告日駐渝領事館：鑒於蓉城反日民情激昂，為防滋生事端於未然，請勸阻日方巖井英一等暫緩來蓉。否則，造成事端將概由日方負責。

但日方見了劉湘電文後，仍不甘心放棄對成都的企圖，便改頭換面，將置領事館改為「日本國外務省選派深圳經二、渡邊洗三郎、田中武夫、瀨戶尚等四人遊歷中國歷史名城成都」。其實，這四個日本人是以「遊歷」為名，欲來成都觀察市民動向，他們下榻成都騾馬市街大川飯店。

劉湘獲悉此事後，立刻召集綏靖公署參謀長傅常、21軍高級參謀長張斯可、喬毅夫以及省府秘書長鄧漢祥等親信幕僚開會議論，共商對策。

會後，當即形成決議案，由鄧漢祥執筆擬文。

(一)先禮而後兵。首先由省政府外事處派員，到大川飯店向該四名日本人說明成都不能設日本領事館的原因，故勸他們及早離開蓉城；若善說不行，即由21軍武德學會策動成都各界示威遊行，逼迫其早日出境；

(二)特邀蔣方人員參加。為了避免軍、中二統特務搗亂，從而為日後應對中央留有餘地，由抗日後援會出面，邀請蔣方在蓉人員，如參謀團辦事處、中央軍校成都分校師生等參加指導遊行；

(三)示威遊行時，省保安和城防司令部軍警等，只能維護秩序、不得干涉遊行。

8月24日，四川省政府約集成都市長鍾體乾、國民政府派任四川省教育廳長蔣志澄、省保安處長范崇實、成都警備區司令蔣尚樸等在省政府辦公廳開會，共商應付日本人和示威遊行辦法。

8月24日上午8時許，成都各界民眾近萬人在少城公園舉行大會，在「抗議日本外務省在成都設置領事館大會」的橫標下，大會開始時，先由參謀團政訓處處長葉維講話。

「成都各界父老兄弟姐妹們：我們成都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成都在任何條約上均未與日本國建立過任何條約關係；何況成都既非通商口岸，亦非日僑居住城市，因此，我們有種種理由強烈抗議日本外務省在成都設置領事館……」

葉維講話到此，會場上群情激憤的民眾便高呼起口號來：

「強烈抗議日本外務省在成都設置領事館!」

「堅決把日本人趕出成都去!」

「中國領土成都神聖不可侵犯!」

此時，省主席劉湘驅車前往民眾集會的少城公園，注視著群情激憤的民眾和這氣吞山河的壯觀場面，他激動得熱淚盈眶，於是，他禁不住想道：有這樣的民眾，乃中國之幸，四川之幸!幸而我們早就決定支持民眾，抗議日方，否則我這個當省主席的就愧對四川7000萬父老鄉親哪……想到此，劉湘忙叫後面隨行人員攝影留念：「壯觀呀，中國之魂!快將她拍攝下來，立此存照!」

隨即，在成都警備司令蔣尚樸的指揮下，上午10時許，遊行開始。打頭陣的（「文）是在新都縣（「人）集訓的童子軍（「書）以及中央軍校（「屋）成都分校的師生們。他們在遊行隊伍中高呼口號，凜凜威風，喊出了中國軍人的氣勢，足以讓日本人為之膽寒!接下來便是成都抗敵後援會的遊行隊伍。因天氣炎熱，沿途民眾為遊行隊伍端茶送水，吶喊助威。遊行隊伍從少城公園出發，中經祠堂街、陝西街、皇城、後子門、順城街，直向日本人下榻的騾馬市街進發。

由於遊行隊伍有近萬人，加之沿途圍觀民眾甚多，移動緩慢，到騾馬市街時，已是下午1時許。隊伍來到大川飯店門前，中央軍校成都分校的學生們就要往裡沖，警察則持槍橫欄，竭力勸阻。殊知激憤之中的准軍官們，哪裡勸阻得住呢?於是，又與警察發生了衝突，劉湘隨行人員一一拍下了照片。後來，不知是由於愈來愈多的民眾勢不可當，還是由於警察有意放行，人們便衝進了大川飯店。

在大川飯店中的四個日本人，先是硬撐著不把劉湘省府外事處的照會當回事，硬以「遊歷」為由賴在大川飯店不走。後來聽說遊行隊伍徑直衝他們來了，又以「引起國際爭端，四川省府當負全責」為擋箭牌耍橫。現在，遊行隊伍衝進來了，中國通深圳經二居然與中央軍校學生對抗，罵道：「成都人的壞壞的!」

「你們到中國成都來撒野，」中央軍校領頭一准軍官，揚起手來就給他一耳光，「到底是誰『壞壞的』?」

一旁的渡邊洗三郎掏出槍來，向軍校學生耀武揚威；深圳經二竟然開槍向那位中國准軍官射擊，所幸躲得快，僅擊穿了衣袖。這下更激怒了中國人。眾人一齊動手，頃刻便打死了深圳經二和渡邊洗三郎；另外兩名日本人田中武夫、瀨戶尚被嚇得一頭鑽進床底下，也被遊行民眾抓出來打個半死!是為「大川飯店事件」。

「大川館店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妄圖借此機會收拾劉湘。8月27日，蔣介石電責劉湘「此事件防範未周於前，不緝兇手於後，故應對『大川飯店事件』負完全責任」云云。劉湘當即復電稱：「『大川飯店事件』之前，早告外交部長張群，成都不宜設日領事館，望勸阻之。殊知日方強行來蓉，遂引起民眾激憤。且此次事件系中央方面人員參加，況又系愛國行動，故事前不便阻止；又因中日雙方大打出手，秩序混亂，無法緝兇。」同時，將當天所拍攝大會、遊行等照片數十幅(內中多為中央派系人員)加急速送國民政府。這才堵住了蔣介石的嘴巴，將此案移交國民政府外交部處理。

壯志難酬

1937年7月10日，劉湘電呈蔣介石，請纓抗日，同時通電全國，請一致抗日。7月14日，劉湘又通電各省軍政首腦，謂日軍侵略絕非一省一部之問題，主張全國總動員，決一死戰。望全國上下同德一心，在全國整個計劃下，共赴國難。8月7日，劉湘乘飛機飛往南京，參加國民黨中央的國防會議，共商國是。抵達南京後劉湘發表了談話，決心以川康人力財力，貢獻國家。在這次會議上，劉湘的講話長達一個半小時，結束之際他表態說：「四川可出兵30萬抗戰，供給壯丁500萬，供給糧食若干萬石。」話音擲地有聲，深得在場的抗日將領們的讚許。

1937年10月15日，劉湘被任命為第七戰區(主要由川軍組成)的司令長官，長官部指定設鄭州。劉湘將所任川康綏靖公署主任和四川省政府主席兩職分別交給鍾體乾、鄧漢祥代理，匆匆踏上征程。

上任之際，劉湘的胃病已經很嚴重，經常咳血不止，鍾、鄧等部下勸他先休息一段時間再赴任，他執拗地堅持說：「過去打了那麼多年內戰，臉面上不甚光彩，今天為國效命，如何可以在後方苟安?」劉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征，為他晚年寫下了光彩的一筆。

劉湘領導的川軍出川抗戰，是中國抗日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有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震撼人心，催人淚下。四川安縣「模範父親」王者成，主動送兒子王建堂請纓出征，臨行前，王者成手執一面「死」字旗相送，在白布旗正中寫著個大大的「死」字，旗的左方寫道：「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讀之讓人熱血沸騰，欷歔不已。據曾經參加過當年淞滬戰役的四川人何聘儒先生回憶：「一個連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輕機槍和五六十支步槍。有的槍使用過久，來復線都沒有了。還有少數機槍機柄用麻繩繫著以防失落，武器之低劣可以想見。」然而就是這種裝備的軍隊，卻有著超乎尋常的戰鬥力，該部官兵英勇頑強鏖戰七晝夜，多次擊退日軍進攻，被譽為參加淞滬會戰的70個師中戰績最好的五個師之一。然而該部付出的代價也極為慘重，全師4000多人，這場仗打完後僅剩下600餘人！

據曾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的何應欽在《八年抗日之經過》一書中說，抗戰八年中，四川提供了近300萬人的兵源充實前線部隊，佔全國同期實征壯丁的1/5。陣亡的川軍人數為263991人，負傷356267人，〔ＷＷＷ。ＷrsＨＵ。ＣＯＭ〕失蹤26025人，共計64萬餘人，為全國之冠。

11月中旬，日寇先後攻佔嘉定、常熟、蘇州等地，分兩路沿京滬鐵路和太湖南岸向南京進發。劉湘聞訊後向蔣介石請求，調集川軍兩個集團軍保衛南京，他本人親自擔當總指揮。在發給蔣介石的電報中劉湘說道：「我以帶病之身，如能與首都共存亡，也是心安理得、含笑九泉的。」遺憾的是，正值此時劉湘舊病胃潰瘍復發，且陷入昏迷狀態，瀕臨於生命垂危之際，被緊急送往漢口醫院救治，夙願未遂。

劉湘從昏迷中醒來時，感到周圍死一樣的安靜，深為疑惑，不知身在何處。旁邊的護士小姐告訴他，這裡是漢口萬國醫院，他已經昏迷兩天兩夜了。在醫院裡療養了一段時間，病情似乎有所好轉，到12月上旬，已經可以由人攙扶著到花園中去散步、曬太陽了。他支撐起病體，向守護在身邊的參謀長傅常、參贊黃罔等詢問前線敵情，閱讀各地傳送來的電報、信件。此間，社會各界賢達董必武、張瀾、沈鈞儒等親赴醫院看望，劉湘熱情洋溢地和他們暢談抗日大計。

身體稍微恢復後，劉湘提筆給夫人寫了一封信：一病月餘，痛苦難喻，除告侍從副官數次書函寄達外，頃頭昏已減，試親筆作函奉寄如下：一、余病景象，完全與上年同，所異者口中未吐血耳。現在仍然貧血，不能操勞，奈何!幸德國醫生著手即日認明為胃失血，故能逐漸起色，或者危險時期已過矣；二、軍國情勢迫切之際，余思慮失檢，致舊疾突發，種種計劃未能躬親達到，不勝忿念。現在前方一切較重事務，雖仍常來電決定，但軍事要點已失當機立斷功能，斯亦無可如何耳；三、世哲、世英兩兒明年讀書，仍以考入較良中學為善。家中只延請徐老師、唐先生再為之照料中文、英語，不必再聘多人可也。至三兒書名，茲為擬就劉康懷，號濟殷，ど妹亦擬書名為劉蔚文(女兒家，不必有號)，即盼照此改定為要。余久病思家念切，尤以三兒、ど妹久不見，殊愀然。但世亂不定，故迭次函阻來也。欲言至多，心神不及，只此後告，並詢問闔家平安。1月7日於漢口萬國醫院。甫澄手啟。

1938年1月1日，劉湘發表元旦獻詞，文章題為《長期抗戰中的四川》，重申四川支持抗戰的決心。新年剛過，劉湘病情急劇惡化，至17日，德國醫生說要輸血，可是此時血管已經收縮，血輸不進去了。1月20日晚8時，劉湘與世長辭，終年48歲。

臨死之前，劉湘留有遺囑如下：余此次奉命出師抗日，志在躬赴前敵，為民族爭生存，為四川爭光榮，以盡軍人之天職。不意宿病復發，未竟所願。今後惟希我全國軍民，在中央政府及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繼續抗戰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澤，一本此志，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以爭取抗戰最後之勝利，以求達我中華民族獨立自由之目的。此囑。

劉湘這一遺囑，在抗戰前線軍隊中(尤其是川軍中)影響極大。很長一段時間裡，每天升旗時川軍官兵必同聲誦讀：抗戰到底，始終不渝，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擲地有聲，豪氣干雲。

家有悍婦

劉湘的夫人姓周，名叫周玉書，家庭出身貧寒，是大邑鄉下一位農民兼裁縫的女兒。據說，周玉書剛嫁到劉家時並不叫這個名字，人們稱呼她為「周氏」，後來劉湘發跡了，覺得自己的太太沒有個名字不好，才請幕僚甘典夔給她取了個「玉書」的芳名。稍後，又根據民國《民法》規定的「妻冠以夫姓」，將其名字改成了「劉周玉書」。不過，這個洋派的名字並沒有多少人叫過，因劉湘字甫澄，他成了「四川王」後，被人稱做「甫公」；妻以夫貴，劉周玉書也被人喊做了「甫婆」，久而久之，她的真實姓名反倒沒有人叫了。

劉甫婆比劉湘大三歲。俗話說：女大三，抱金磚。劉湘娶了這個女人，確實為家庭瑣事少操了不少心。劉甫婆生性勤勞肯做，又十分節儉，在劉湘早年出外求學以及當兵打仗的那些日子裡，她一個人支撐門戶，孝敬公婆，撫養兒女，堪稱賢妻良母。劉湘發跡後，將她接到了重慶，她仍然是原先的那個做派，穿件老藍布衫，腦後蓄著個「大粑粑」的髮髻，自己漿衣洗裳，燒茶煮飯，不像其他軍閥太太打扮得妖裡妖氣，動輒呼奴喚婢的。再加上她為人作風潑辣，敢作敢為，因此，劉甫婆成了個讓人敬畏的人物。

劉甫婆賢惠聰穎，善理家政，她對於劉湘的生活，照料得無微不至，但對劉湘的管束也相當嚴厲。她可以允許劉湘吸煙、喝酒、打牌，但絕對不容許劉湘接近女人。對於來到劉家的年輕漂亮的女性，一概採取不歡迎的態度，即使是其他軍官的太太，也不例外。

一次，劉湘手下新上任的參謀長郭昌明帶著花枝招展的太太，專程前來劉公館拜訪劉夫人，剛一進門，就被劉甫婆來了個下馬威。當時劉甫婆正在院子裡洗衣服，郭昌明上前問道：「大嫂，請問軍長夫人在家嗎?」劉甫婆停下手中的活計，拉扯一下揉皺的衣服，冷著臉說：「你看我像軍長夫人嗎?」又指著郭昌明身後的那個女人，扯起嗓子大聲嚷嚷：「從哪裡哄騙來的一個小婆娘，像個妖精。」幾句話說得郭昌明哭笑不得。據說，郭昌明新娶的妻子回家後和丈夫大吵了一通，要他交代共哄騙了多少女人，並發誓再也不登劉家的大門。

劉甫婆還是個好奇心特別強的女人。劉湘身邊的幕僚都知道她有個醋意十足的毛病，便想方設法搞了一通惡作劇。一次，劉甫婆又躲在門背後偷聽他們議事，幕僚們你一言我一語演開了戲。這個說，軍長最近看上了個女戲子；那個說，軍長準備為那個女戲子買別墅呢。說話(W//R\S/H\\U)的人一個個裝得神秘兮兮，煞有介事的樣子。劉甫婆在門外聽得怒火沖天，猛地闖進大廳，無論見到什麼東西提起就摔，桌上的茶壺、茶杯、花瓶等物被她摔滿一地，又抓起文物擺設和椅子出氣。最後還是師爺甘典夔出面解釋，說大伙是開玩笑的，壓根沒有這回事，劉甫婆仍然不依不饒，將在場的幕僚們指著鼻子挨個罵了個遍，方才罷休。

有這樣凶狠的老婆，劉湘在家裡自然成了「粑耳朵」(怕老婆的人)。據說，劉湘手下的軍電務處長王用賓，曾為劉物色了一個秀外慧中的華美女校學生，那些幕僚們也為之撮合，從旁推波助瀾，說得劉湘很有些動心。但是當女學生得知劉甫婆的脾氣後，無論如何也不肯答應，事情就此黃了。

抗日戰爭爆發後，劉湘率10萬大軍出川抗戰，不料胃病發作，住進了漢口一家德國醫院治療。在此期間，蔣介石授意安排了一名女護士，負責照料劉湘的起居飲食。這名女護士姓陶，老家是安徽宣城人。起初她認真執行國民黨軍統特工頭子戴笠的指令，監視劉湘的一言一行，按時向上級報告。過了段時間，這位單純善良的陶護士竟迷戀上了劉湘，二人朝朝暮暮，難捨難分，大有相見恨晚之慨。可惜劉湘此時已是病入膏肓，他和陶小姐之間的愛情故事，成了生命中最後的一曲淒美絕唱。

等劉甫婆乘坐飛機趕到漢口時，劉湘已經溘然長逝。一下飛機，見前來迎接的人胸前清一色戴著小白花，胳臂上纏著黑紗布，心裡已經明白了怎麼回事。到了弔唁大廳，劉甫婆脫下身上的狐皮大衣，一邊哭嚎，一邊用穿著尖頭皮鞋的小腳亂踢，隨手抓起花瓶、茶几和筆墨紙硯到處亂砸，哭鬧著說蔣介石逼死了抗日英雄劉湘，她要去找蔣介石拚命。

陶小姐哭著對劉甫婆說：「夫人，我沒有親人，讓我跟你回四川，服侍少爺小姐一輩子吧。」來漢口之前，劉甫婆對這位陶小姐已有所耳聞，如今見她這麼說，心裡原先的猜想被驗證了。不過，這一次劉甫婆表現出了她從來沒有過的大度，她沒有絲毫責罵陶小姐的意思，甚至還柔聲細語地安慰了幾句，然後吩咐手下人給了陶小姐一筆錢，還清了老公劉湘生前的這筆風流債。

劉湘既死，劉甫婆向蔣介石提出了四個條件：讓劉湘之子劉世英、劉世哲繼承他老子的職位，當四川省主席；給劉湘修建一個像中山陵那麼大的陵墓；辦一所甫澄大學；發給喪葬費10萬元，在四川各地輪流開追悼會。劉湘和劉甫婆的大兒子叫劉世英，二兒子叫劉世哲，其時年齡尚小，還在四川甫澄中學讀書。劉甫婆的如意算盤，是想讓這兩個兒子繼承父親的衣缽，繼續做「四川王」。可是蔣介石也不是那麼輕易好對付的，劉甫婆披散著頭髮又哭又鬧，經過一番討價還價，蔣介石終於鬆口，給那兩個小屁孩授予了少將軍銜才算了事。

四川甫澄中學是劉湘生前出資創辦的一所學堂，當時，劉湘的兩個兒子劉世英、劉世哲就在這所學校裡上學。被蔣介石授予少將軍銜後，劉世英、劉世哲經常愛穿佩戴著一塊金板加一顆金星的少將軍服進出學校，學校裡的同學平時就對這兩個孩子有意見，如今見他們被授予了少將軍銜，心裡更不服氣，在背後議論說：「當老子的是軍閥，當老娘的是吸血鬼，禍國殃民，全靠發國難財。」這些議論被劉世英、劉世哲聽到了，回家向劉甫婆告了一狀。

劉甫婆一聽，氣惱得肺都快要炸了，吩咐勤務兵趕快安排汽車，立馬趕到甫澄學校，將校長猛訓了一頓，然後通知全校學生停課，全部集中到操場上聽她訓話。劉甫婆沒有什麼文化，說話又帶有濃濃的四川鄉音，一上講台，開門見山，尖著嗓門干嚷：「你們天天軍爬、軍爬(軍閥)的，老娘莫非爬了哪個的ど妹不成?」一通開場白，說得校長、老師和全場學生們目瞪口呆。劉甫婆停頓一下，喝口水潤了潤嗓子，又接著說：「現在有很多人說老娘發了財，賺了黑心錢，真是豈有此理。古時候的孔聖人就曾經說過，『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兔』(原文為『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既然母狗都可以發財，老娘難道連條母狗都不如?將本求利，做生意賺點錢，又有哪點要不得?老娘如果不賺錢，哪裡來的這所甫澄學校?你們如今倒好，讀書的不好好讀，教書的不好好教，還躲在背後罵起老娘來了。把老娘惹冒了火，把學堂關了，還看你們罵不罵!訓話完結!」

她訓完話，台下一片嘩然。劉甫婆沒有什麼文化，又是在氣頭上，說起話來口無遮攔，沒想到她的幾句激憤之詞，卻換來了個不雅的綽號：母狗。當然，人們只敢在背後議論，當著劉甫婆的面，仍需表現出十二萬分的尊敬。

劉湘的靈柩運到成都後，那些軍政大員郊迎十里，扶柩進城，臨時安放在文殊院內。一時間，鋪天蓋地的輓聯、祭幛堆滿了文殊院附近的幾條街。出殯的前一天晚上，在寺院內舉行了一場公祭，劉湘昔日的部屬來了不少，有王纘緒、范紹增、潘文華、唐式遵、劉從雲、陳益廷、廖澤、李根固、傅真吾等二三十人之多，站成兩排，在劉湘靈前俯首肅立。劉甫婆領著兩個「少將」兒子，披麻戴孝，手拿哭喪棒，匍匐在側邊陪祭。

身穿藍布長衫的禮儀先生在誦讀祭文，抑揚頓挫的男中音響徹整個大廳。祭文剛一念完，劉甫婆忽然幾步躥出來，披散著頭髮，拿著一根哭喪棒，朝劉湘昔日那些部屬劈頭蓋腦一陣打，一邊打一邊哭訴：「你們這些砍腦殼的，太不爭氣了，把甫公活活整死了，嗚嗚，這下子你們安逸了，可以去陞官發財了，嗚嗚，老娘這一家怎麼ど台啊……」被她打的那些將領們個個面面相覷，勸也不是，不勸也不是，不知道如何是好。

生活中的劉甫婆不僅潑辣，而且是個節儉的女人。最初劉湘接她到重慶時，每月只給她100元零花錢。可是每個月下來，劉甫婆都基本不會動這100元。到了後來，劉湘在經濟上對她完全放手，所有家庭收入一律都交給她安排。劉甫婆也很會聚財，平時積積攢攢，捨不得用，存下來的錢全部拿去買田地房產。買的太多了，嫌每次寫契約麻煩，就印了許多空白的契約單，每當買田地房產時就填一張了事。

劉湘去世之後，她學會了做生意。買賣糧食，販運煙土，什麼生意賺錢就做什麼，很快就成為四川眾人皆知的女財神。

韓復矩：胸中有墨水

韓復矩規定政府人員都必須穿著與士兵一樣的布制服裝，對政府人員吸食毒品懲罰很重，一旦發現，輕則革職，重則槍斃。他特別厭惡貪官污吏，專門設有「高級偵探隊」，對各部門和各市縣進行明察暗訪，定期直接向他密報。發現有貪污受賄官員立即逮捕，以軍法處置。治魯期間，他常以山東省主席和第三路軍總指揮的名義坐堂審案。有時他還微服私訪，遇有訟獄，即堂審理，當場斷案。

提拔縣長

1932年11月27日，韓復矩以「視察民間疾苦」、「進行應興應革事宜」為名去魯西南長清、平陰、東阿、東平等縣出巡視察，隨行官員有石友三、張聯升、姚以價、張錫辰等，隨行警衛50餘人，乘大小汽車7輛，浩浩蕩蕩地開向了山東的西南部。

位於魯西南的平陰縣政府接到省政府的行文以後，負責內務接待的人員對如何接待這些大員有些不知所措，便請示當時的縣長王珊多對此應該如何辦理，這個縣長王珊多早年曾在韓的麾下做過西北軍第28師的書記官，他對招待韓復矩一行另有一番「高論」，他說：「我在西北軍多年，深知韓主席的脾氣，你不招待他，他倒高興，認為你是節約愛民，如果你招待他，他反而會挑剔，做做樣子會更討韓的喜歡。」於是當即決定，待韓蒞臨平陰時，各機關、學校到郊外列隊歡迎，即安排「茂源鹽公店」作為韓的臨時寓所。

28日下午4時許，遙見正北方的公路上，塵土飛揚，一列汽車飛馳而來，韓復矩車隊到達以後，只是向歡迎的人們招招手，即登車而去，王珊多縣長急忙登上一部衛兵所乘的汽車追隨韓等進了城。歡迎的人們步行奔回縣府前的廣場上列隊準備聽訓話時，韓復矩已把縣府各機關及監獄等走馬觀花地看了一遍，當他看到平陰縣城破爛不堪，心裡大為不悅，對大家說：「今天天晚，明天再講話。」又問王縣長：「你們這裡幾點鐘朝會？」王珊多見韓不悅，又加上本人對朝會不重視，便草率地回答：「報告主席，5點半。」韓復矩心想，我省府夏天才6點，冬天7點，你縣裡不可能5點半，天還不亮你就起來，去偷東西呀？王珊多認為韓是做樣子，就沒放在心上。

韓復矩確實反對地方以酒宴招待的，也禁止官員向地方上索賄索物。但實際上知趣的縣長，都向其隨員暗暗行賄送禮。然而，這位王縣長真的從簡行事，未設酒宴，只是準備了點心、茶水和蠟燭，韓主席的隨員只好到城裡飯館就了餐。韓想落個清正廉潔的美名，對招待是否熱情沒放到心上，但他的隨行人員從來未遭受過如此的冷落，憋了一肚子火，故意在韓面前談論起王珊多的壞話：「平陰縣的街道真夠髒！」「聽本地人講，各機關每天幾乎都沒人辦公！」「老百姓怨聲載道，對縣長的印象壞透了！」……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灌到韓的耳朵裡。

第二天凌晨，韓復矩帶領隨從人員，按照王珊多報告的「5點半」來到縣府大堂查看朝會。沒想到，等候點卯的只有財政科科長丁世恭一人，便問道：「你是幹什麼的？」丁答道：「報告主席，我是財政科長丁世恭，特來參加朝會。」韓聽後自言自語地說：「我當是你們縣的政府官員都是懶人哩，這不，還有一個勤政的嘛！」

丁世恭為何提前到了場呢？因為韓復矩問王珊多朝會時間時，丁在現場，當時他就有了思想準備，怕誤點卯，所以和科員打了一夜麻將。當5點時，聽到街上有了動靜，便搶先從後門進了縣府。

王珊多因沒把朝會的時間放到心上，又加上應酬勞累一覺未醒。公務人員見時間不早，怕誤了公事，急忙把王珊多叫醒了。王珊多慌忙來到縣府大堂，韓復矩見之大怒：「你給我跪下！」嚇得王珊多應聲下跪，再也不敢抬頭。此後陸續來的人員，見縣長如此，也就自動地下了跪。韓復矩見人來的差不多了，便道：「丁世恭你代縣長點名。」丁世恭說：「報告主席，我不稱職。」韓又說：「叫你點，你點就是了。」丁世恭也不敢推辭。點名之後，韓復矩把王珊多大罵了一頓：「你們這些混賬東西，光叫你們在這裡養豬油哩嗎？吃的怪胖！」然後一聲令下：「來呀！把跪著的一律給我摘下符號！」於是衛士紛紛上前，把官員的符號摘了下來，放在韓面前的大案上。在民國時期官場的規則是，摘掉符號就是革掉官職，這一下可把縣長王珊多及所有政府官員嚇慌了。

韓復矩摘完符號，又開始訓話。他說：「我是山東的主席，山東3800萬老百姓的生命財產，都在我手裡攥著，小車不倒，我是緊著推，對你們這些『懶蟲』就得撤職查辦。」

韓又自言自語地說：「俗話說，家不可一日無主，還得找個縣長呀。」他看了看未遲到的財政科長丁世恭，見其肥頭大耳，煞是「富態」，於是便走到丁世恭面前，將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說：「好！你就當縣長吧！」丁世恭意外得了個縣長，喜出望外，忙又請求說：「請主席給我一個執照。」韓說：「怎麼，你還要個執照，那好吧。」說著就順手掏出個筆記本撕下一張空白紙，看了看丁胸前符號上的姓名，取筆寫上：「任命丁世恭為平陰縣縣長。韓復矩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寫好折疊起來，就放入垂手恭立的丁的上身衣袋裡。

次日，《國民日報》上發出了「韓主席視察平陰縣，縣長王珊多枉法，撤職查辦；多名科長、局長被免職；財政科長丁世恭任縣長職務」的消息。

丁世恭任縣長不到6個月，便激起了人們的不滿，有些人搜集了他的材料，準備上告。丁世恭聽說後，便採用了以攻為守的辦法，到濟南見韓復矩大哭起來。韓復矩問：「你哭什麼？」丁說：「主席栽培我當縣長，我感恩不盡，但有些人不服，暗中挑剔，準備告我的狀。我想，這對我倒沒什麼，可我是主席提拔的，為了不牽連主席，請把我早點撤了吧！」韓復矩聽了大怒道：「叫你當個三等小縣的縣長，他們還紅眼，乾脆！你就去當濟陽大縣的縣長，看他們還告不告！」為此，丁世恭再一次高昇。人們對此議論紛紛，都表示，咱千萬別再上告了，如再告他，丁世恭說不定還要升個更大的官！

新生活運動

1936年2月，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成立，由宋美齡任指導長。於是，由蔣介石、宋美齡等倡導的新生活運動大張旗鼓地在全國各地推開。

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矩接到南京民國政府關於推行新生活運動的政令後，馬上奉令行事，由他本人親任指導長，組織成立了山東省新生活運動指導委員會，迅即研究部署在山東境內推行新生活運動，試圖早日把山東變成全國新生活運動的模範省。

韓復矩在給省政府機關公務人員開大會做動員演講時說：「既然是新生活，公務人員的服裝與髮型都要一律。」

於是，按照韓復矩的規定，全省各級政府的公務員都穿起布制服，夏季一律穿白，白衣、白帽、白襪、白手套；春秋冬三季一律穿黑，黑衣、黑帽、黑襪。公務人員們在私下裡相互開玩笑說，他們夏天是一群白羊，冬天是一群黑豬。

韓復矩不准政府機關公務人員留發，要求公務人員一律剃光頭。韓復矩向大家明令，對於這些規定誰也不能違反。誰要違反了，輕的他侮辱戲弄你一頓，重的就要撤你的職，甚至開除辭退。

據說，有一次在省政府機關召開大會，一個青年公務員留著發，被坐在台上的韓復矩看見了，他悄悄走下了台，上去就把那人的帽子摘下來，一把抓住那人的頭髮說：「你特別，你漂亮，你留洋頭；你留狗頭。」還有一次，省教育廳的一位秘書戴著一頂深灰色的禮帽，也被韓復矩發現了，也是當眾摘下他的帽子侮辱戲弄了一番。

為了早日把山東變成全國新生活運動的模範省，韓復矩還把推行新生活運動的有些規定推行到了社會上。比如，他發佈告示規定，男人在大熱天不許穿短褲頭，女的不許穿短袖褂子，並強調說男女赤膊露腿有傷風化，必須要盡快改變陳規陋習。

有一天，韓復矩坐車來到省公安總局門口，偶然見車外迎面走來三個女學生。她們上身都穿著藍色短褂，下穿青色短裙。他命令停車，走出車外，喊住了三個女學生，當面指責說：「你們穿得不男不女，實在是有傷風化！」

說著抬手就向一個女學生的臉上打了兩記耳光，並說：「以後不准穿這種有傷風化的衣服上街！再發現一定不輕饒。」

韓復矩打完訓完後，又上車西行。走到濟南西門裡隆祥綢緞店門口，又遇到五六個女學生，也都穿著短袖褂和短裙。韓又下車問她們是哪個學校的，並警告她們以後不准再穿這種衣裳上街。

韓復矩回到省政府，餘怒未消，立即給省公安總局下了一道命令：今後凡在街上見到光膀子的婦女，一律抓起來。於是，省公安總局立即奉令行事，馬上派人到四街巡查，並把發現穿短袖服的婦女一批一批送到省公安總局看守所。僅僅一天時間，就抓了六七百婦女，把看守所室內室外塞得滿滿的。

第二天一早，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來見韓復矩。何思源說：「昨天主席抓了不少穿短袖短裙的女學生。其實這種短袖短裙是教育部規定的女生制服，全國各省市的女學生都在穿這種短袖短裙。」

韓復矩聽後，對副官說：「給公安總局打個電話，告訴他們全部釋放。」

此時，那些被抓的婦女們已經在公安總局看守所餓著肚子站了半天一夜。

何思源接著又說：「聽說主席昨天還很生氣，當場教訓了一個女學生，想法去安慰安慰她吧！這女學生姓曹，家住濟南老東門裡，父親在外地當小學教員。」韓復矩聽了何思源的話，當天下午就派副官帶了一匹藍洋布、兩樣點心，送到曹家。曹家先不敢收，經副官說清緣由才敢收下。

後來，那曹姓女學生的父親從外地回來，親自到省政府拜見韓復矩並致謝。韓復矩接見了他，後來還派他擔任濟南自來水公司經理。這曹姓一家也算是因禍得福了。

韓復矩在山東推行新生活運動，也做了幾件比較得人心的事情。其中，槍斃了一個為非作歹的公安分局局長和撤銷了不辦事的濟南市政府，就是比較典型的事例。

張守仁原是韓復矩的一個勤務兵，後被韓復矩大太太認作乾兒子。韓復矩當上山東省政府主席以後，張守仁被任命為濟南市公安局西南鄉公安分局局長。張守仁上任後，倚仗韓勢，無惡不作，私設公堂、毒打市民、勒索錢財。【TXT小說下載：www.uu158.com】

1934年秋天，有人向韓復矩告發張守仁，韓即刻把張守仁找來盤問，問過後就命令把張關押起來。隨後，經派人調查張的種種惡跡全為屬實，韓復矩便下令把他槍斃。

那天上午9時，軍法處正要執行，韓的大太太向韓求情，韓堅持不允。大太太隨即請出濟南市市長聞承烈去求情，韓依然不允；再請到當年與韓復矩同為馮玉祥部下的石友三，還有韓的寵將孫桐萱等四人一同來找韓。韓置之不理，逕直走出辦公室，上了汽車駛出省政府。

當天下午4時，韓復矩從外邊打電話問軍法處處長史景洲：「張守仁的事辦了沒有？」

史答：「沒有。」

韓又問：「現在人在哪裡？」

答說：「正在刑場等著。」

韓說：「馬上槍斃，如不槍斃，回頭我就槍斃你。」

史景洲立即下令把張守仁槍斃了。韓復矩頂住種種人情的干擾，槍斃張守仁，讓濟南城人心大快。

1936年冬的一天，上午8時左右，韓復矩自己騎了自行車，帶著幾個隨從，突然來到濟南市政府。

那天，濟南市市長正好不在市政府。韓復矩到了市府大院才有人發覺，於是跑向樓上辦公室，喊起還睡著的人。聽說韓復矩親到，職員們大吃一驚，慌亂中，有的披著棉大衣，一手提著尿壺下樓。正好和韓復矩撞個正著。韓復矩立即勃然大怒，說：「你們這些吃老百姓俸祿的人，頭都睡昏了，還能辦事嗎？」接著又說，「這樣的市政府太腐敗了，應該立即撤銷！」

韓復矩轉身就走，回到省府就下命令撤銷濟南市政府，將市政府所有人員全部清退。

市政府撤銷後，濟南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市政府，直到後來派了西北軍的聞承烈來當市長，濟南市政府才被恢復。

廬山真面目

在民間戲說中，韓復矩最遭人詬病的是不學無術不懂裝懂，有名的「韓體詩」和侯寶林先生的相聲《關公戰秦瓊》即源出此公，其「代表作」《游濟南大明湖》流傳至今令人噴飯：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裡有荷花。荷花上頭有蛤蟆，一戳一蹦躂。還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段子，說韓復矩去看籃球賽，只見球場上十幾個人拚命追逐著一個球，韓復矩皺皺眉頭對領隊說：「那麼多人爭一個球，多不雅觀！回頭到我公館裡領一筆錢，多買幾個籃球，一人發一個，省得再爭。」很明顯，這個段子旨在諷刺韓復矩的昏庸愚昧，但這只是「段子」，實際上經不起推敲。

作為一名封疆大吏，以韓復矩的真實閱歷和見識，他絕對不可能連籃球比賽的基本規則都不懂，更不可能說出那些令人捧腹的幼稚話來。事實上恰恰相反，與韓有過交往的京劇程派名家趙榮琛在《粉墨生涯六十年》中回憶韓復矩說：他喜歡多種體育運動，尤愛騎馬、游泳、踢足球和打籃球。他當團長時，他那個團的球隊很有名氣，每次比賽他都親自上場參賽。到山東後他雖已40歲出頭，仍不能忘記球場，有空常去足球場玩球，向小兒子傳授頂球、壓球等技巧。從這一點說，關於韓復矩看籃球比賽大鬧笑話的譏諷是靠不住的。

其實韓復矩並不是一個胸無點墨的草莽之徒，他出身於一個秀才家庭，幼年讀過詩書，寫得一手好字，參加馮玉祥的隊伍時最初幹的就是司書（文書）。

韓復矩與許多文人學者都有過交往，當代著名學者徐北文也曾撰文指出：韓復矩在西北軍以能詩文、擅書法著稱。他在山東主政後，把一些術士、僧道統統趕出衙門，並重用何思源、梁漱溟、趙太侔等新派文人。韓與張宗昌的不同，是由於文野之分。韓復矩主政山東時提出的「澄清吏治」、「根本清鄉」、「嚴禁毒品」、「普及教育」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收到了一些實效，20世紀30年代轟動一時的、由儒學大家梁漱溟主持的山東「鄉村建設運動」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搞起來的。

梁、韓相識在1922年，當時梁漱溟應馮玉祥之邀，在北京南苑給馮部官佐講授儒家哲學，韓復矩通過這次聽講認識了梁漱溟，兩人一見如故。後來韓出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大力支持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把他管轄的山東鄒平縣交給梁做實驗區，為梁的鄉村建設試驗提供了諸多方便。韓復矩對梁漱溟畢恭畢敬，以師禮待之，凡梁所提建議多被採納。韓復矩支持梁漱溟在山東推行鄉村建設計劃，旨在進行政治及行政改革，他曾經說過：「軍隊需要整理，不整理早晚要垮；政治也需要改革，不改革也是早晚要垮的。」因此韓復矩對部下發出呼籲：「我不會改革，請梁先生幫我們改革吧！」

韓復矩的這種改革做派可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其實只要瞭解了他當時的處境就會理解他的這種想法。時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的何思源先生在《我與韓復矩共事八年的經歷和見聞》中說，韓復矩野心不大，他覺得能保存山東地盤就很不容易，既怕蔣介石釜底抽薪，拉攏他的部下從內部瓦解他，又怕蔣介石布下圈套，使他落入陷阱。基於這種心理，韓復矩便害怕自己內部日趨腐化而導致垮台，所以他認為非改革不足以維護自己的統治，請梁漱溟來山東辦鄉村建設，就是韓復矩從改革的角度考慮的。梁漱溟晚年憶及此事，對韓復矩做了一個比較中肯的評價：「他對儒家哲學極為讚賞，且讀過一些孔孟理學之作，並非完全一介武夫。」

何思源與韓復矩的關係比較有趣，一個是留洋出身，一個是標準的土包子，兩人後來卻成了莫逆之交。當初韓復矩由河南調任山東，新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由河南帶來的原班人馬，只有何思源是南京方面安排在山東的，韓復矩周圍的人不能容忍何思源的存在，韓也對何懷有戒意。但經過幾次較量，他們發現對方都很耿直、爽快，說話辦事從不拐彎抹角。

何思源先生曾對朋友談起：韓復矩雖然好明殺人、暗殺人，但他不是陰險的人。韓也告誡自己那些排擠何思源的部下：「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個人是山東人，又是讀書人，我們還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樣非垮台不可！」據何思源先生回憶，韓復矩主魯7年，教育工作總是放手讓何思源去做，並且從來沒有向教育界安插過一個私人，山東教育在此期間有了一個很大的進步，這也是常人所不及之處。

殺身大禍

韓復矩為人刁猾多疑，善於應變，本性難改，自然與蔣介石貌合神離，矛盾日漸加深，乃至成為蔣介石一大心病。抗戰全面展開後，韓復矩表面上佯裝抗日，實則觀望其局勢，一心保存實力。日本人本是害怕韓復矩的，在進兵山東之前，曾暗地派人找過韓復矩，以探虛實，可是韓的態度極不明朗。狡詐的日本人看穿了他的心思。悍然出兵進攻山東。始料不及的韓復矩只好倉皇棄城而逃。蔣介石聞知此訊，大發雷霆，連罵幾個「娘希匹」。這次自然找到一個對韓下刀的借口和良機，立即通知韓復矩到徐州開緊急會議。

1938年1月8日韓復矩按期到達徐州。蔣介石又突然由漢口發來急電，說會議改在河南開封召開。韓復矩不由心中一震，猶豫起來。本不想去開封，但又一想，這是一次大的軍事會議，參加的高級將領有四五十人之多，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這時韓復矩的心腹師長孫桐萱也從濟南趕來了，身邊還有由保鏢魏大公執掌的手槍隊一個營，量他老蔣也不敢輕易動手。9日韓復矩一行到達開封，住在黃河水利委員長孔祥榕的公館裡。11日下午7時，蔣介石親自從南京趕來主持會議，並預先通知說，這是一次高級將領機密軍事會議，為避免日軍飛機擾亂，所以會議定為晚上召開。並強調這次會議誰也不能請假。

孫桐萱和衛兵陪同韓復矩坐汽車來到河南省政府大門口時，車子被幾個軍警憲兵攔住了。他們敬禮後指著門前張貼的一張通知讓韓看，只見上面寫著：「凡參加會議的將領請在此下車。」韓復矩的車輛停放在門前的一片空地上，然後步行向裡走。到了第二道門口，又有軍警憲兵阻攔，左邊的牆壁上貼著「隨員接待處」。韓看了心裡非常生氣，但又不便發作，就把帶去的三個衛士和孫桐萱的一個衛士，均留在接待處了。走了不到50米，牆上又有一張通知寫著：「奉委座諭，今晚高級軍事會議，為慎重起見，所有到會將領，不可攜帶武器進入會議廳，應將隨身自衛武器，暫交我處副官長保管，給予臨時收據，待會議完畢後憑收據領回。」孫桐萱見要把武器交出，頓時皺了眉頭。這時韓復矩倒坦然，看到站在他身邊的其他將領將手槍從腰間掏出來交給了副官處，取回收據。韓復矩嫌孫桐萱遲疑，推了他一下，同時把自己身上帶的兩支手槍掏出來，讓孫一齊遞上去，便同那些將領中的熟人笑談著步入會議廳。

會議由蔣介石親自主持，目光咄咄逼人，劈頭便說：「我們抗日是全國一致的，這個重大的責任應該說是我們每一個將領義不容辭的責任。可是，竟有一個高級將領放棄山東黃河天險的陣地，違抗命令，連續失陷數座大城市，使日寇順利地進入山東，影響巨大。今天我問韓主席：你不發一槍，從山東黃河北岸，一再向後撤退，繼而放棄濟南、泰安，使後方動搖，這個責任應當是由誰來負？」韓復矩一聽火從心起，毫不客氣地頂撞道：「山東丟失是我應負的責任，南京丟失該誰負責任呢？」話沒能講完，蔣介石一拍桌子，疾言厲色地說：「現在我問的是山東，不是問南京！南京丟失，自有人負責！」韓正想開口反駁，劉峙走過來拉住他的手勸道：「韓主席，委座正在冒火的時候，你先到我辦公室裡休息一下吧！」劉峙拉著韓從會議廳的邊門走出去。韓氣呼呼的，脖子擰著，兩隻眼睛發紅，額上青筋暴脹。劉峙裝出極關心而且親熱的樣子，繼續拉著韓的手，向院子裡走去。院子裡早預備了一輛小汽車，劉峙說：「韓主席，上車吧，這是我的車子。」

韓復矩不知是計。劉峙向司機使個眼色，立即把車門關了。劉峙招手說：「韓主席，你一路好走，我還要回去參加會議！」小汽車前座上早有兩個人等在那裡，等車子開動了，那兩個人迅速地從前座鑽到後座上來，一邊一個，把韓復矩夾在中間。其中的一個人掏出一張逮捕令出示給韓看。韓復矩這才恍然大悟，但表情極為鎮靜。從車窗向外一望，只見路兩邊佈滿了荷槍實彈的憲兵，如臨大敵，戒備森嚴。汽車飛快地駛到開封火車站，從一輛專車走下兩個特務，把韓復矩拖出來，推擁著上了火車，沿途不停，直達漢口下車。由專輪載車渡江到武昌。1月12日夜晚，兩個押送韓復矩的特務把他交給「軍法執行總監部」，軟禁在一座二層樓上。

韓復矩被劉峙領出以後，蔣介石大聲宣佈說：「韓復矩目無中央，違抗命令，大敵當前，擅自撤退，為民眾所不容，為黨紀國法所不容，現已逮捕法辦，請諸位安心供職！」蔣介石這一突如其來的宣佈，使參加會議的高級將領目瞪口呆。片刻孫桐萱從座位上站起來向蔣介石求情說：「委座，韓復矩是個粗人，多有不對，希望能予以寬大處理。」蔣介石冷冷地對孫桐萱說：「你的那個主子韓復矩罪有應得，已交軍法總監部組織會審，他的軍政職務已被革除。第三路軍總指揮由你繼任，另委任軍長曹福林為津浦路前敵總指揮，你們要安定軍心，共同抗敵，別的就不要講了。」孫桐萱心想：韓復矩必死無疑，看來我是無力回天了。韓復矩被軟禁了7天，1月19日才組織高等軍法會審。何應欽為審判長，鹿鍾麟、何成溶為審判官，賈煥臣等為軍法官。21日上午，剛組成的軍法執行總監正式對韓復矩進行審訊。被告席上的韓復矩面色蒼白，但表情沉靜，顯然是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何應欽問他：「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在山東強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繳民槍，強迫魯民購買鴉片等項，這許多罪行已經查實，你是否有話申辯？」韓復矩只是昂首微笑，一句話也不答覆。幾個陪審的法官一再追問，韓依然一言不發，傲然對之，審判毫無結果。

1月24日晚上7時左右，有一個特務到樓上來，對韓復矩說：「韓主席，何審判長請你去談話。」韓復矩信以為真，就隨著那個特務下樓了。當下到一半時，只見院子裡面佈滿了全副武裝的哨兵。遂大夢初醒，知道自己死期將臨。機警地對那個特務撒謊說：「我腳上鞋小，有些擠腳，我回房換雙鞋再去。」他邊說邊回過頭去，腳剛向上邁出一步，站在樓梯邊的那個特務就向他的頭部開了一槍。第一槍沒打准，韓復矩回了一下頭，說：「你打我的胸……」話沒講完，身後連續響起槍聲。韓復矩向前挺了挺身子，歪倒在樓梯上。結果他頭部中2彈，身上中5彈，仰面向天，眼睛還睜著。□赫一時的軍閥韓復矩就此一命嗚呼。

張宗昌：天下第一無賴

張宗昌吃喝嫖賭抽五毒俱全，擲骰子水平很高，贏得別人面無血色，然後他再把錢還給人家，於是交了不少朋友。大小老婆有多少他自己也弄不清，往往是娶了新的忘了舊的。老婆有和衛兵私通的，張知道了哈哈一笑不但不惱還倒給幾個大洋當賀禮。他挺念舊，鄉親凡找張宗昌討口飯吃，一般都能答應，就算舊日得罪過他的也不計較。他揮金如土，朋友有難，二話不說幾萬大洋眼不眨就能扔出去。

闖關東

張宗昌十五六歲時，長得像小牛犢一樣健壯。他性格外向、粗野、豪爽、張揚，而生活的不幸又使得他心中更多的是憤懣，對人更多的是抗爭。這樣，打架、鬥毆就成了張宗昌的家常便飯。

我國農村家族勢力很盛，大家族往往控制著地方的權力，為霸一方。像張宗昌家獨門單戶，一般是受欺壓的對象。張宗昌與人打架，一方面是他的性格所致，另一方面也有抗爭的因素。

近代以來我國移民大致形成了三大流向，即華北諸省人口「闖關東」，黃河長江流域各省人口「走西口」，東南沿海各地人口「下南洋」。此外還有太平天國後向江蘇、安徽、浙江等省的遷移。

1897年，張宗昌沿著老一輩走過的路——闖關東，開始了新的人生。

那一年，膠東一帶又遇荒年，民不聊生，生活困苦到了極點，外出逃荒者絡繹不絕，有的甚至是舉家遷徙逃往東北，張宗昌家裡也是艱難異常。當時祝家村共有十幾人齊下關東，還有鄰村數人同行，是張錫福親自帶著張宗昌和大家一齊共下關東，他們隨眾人徒步來到煙台。張家父子在福山一帶打了三個多月的零工，然後又在船上打零工，一路來到營口，接著輾轉到吉林周邊的農村打零工。一年半後，張錫福因身體素質差，加以東北氣候寒冷，隨祝家村的三位老鄉回家。事後多年，家人問及張宗昌為什麼不隨父親返回家鄉，他說：「我一向不懼怕艱難困苦，出來了，就往下干吧。」

就這樣，張宗昌繼續在東北流蕩，這期間他打過零工，扛過長活，給老財家放過牧。但都是在農村，除了能填飽肚子外，此時的張宗昌在東北零下幾十度的冬天卻只穿著破爛棉衣，直到1899年依然如故。

19世紀末，帝俄攫取了中東鐵路的修築權後，為了獵取廉價勞動力，在華大批招募築路工人。此時尚在農村扛活的張宗昌，被一同在農村扛活的同伴告知此事，其中一人叫劉子良，是遼寧省營口一帶高坎農村人，劉也是窮人，是張宗昌在福山扛活時結識的好朋友。劉子良後來成為張宗昌的姻親，也就是張的正夫人袁書娥的堂房娘舅。張宗昌發跡後，劉由於身患重病未隨同做官，張宗昌夫婦二人為其在瀋陽購買房屋，並給予錢財，讓他安心養老。

1899年，張宗昌應招到中東鐵路當工人，此次招募的人很多，其中就有劉子良。在這期間，由於張宗昌身材高大，勇於干重活，有股子狠勁，以至於工友們都很佩服他，這樣，張也逐漸得到俄國人的青睞，並當上了工頭。張宗昌待工友們寬厚大度，不吝惜錢財，所以在工人當中很有威信。其間，張宗昌當過裝卸工，幹過扳道工，一幹就是五年多，一直沒有離開過鐵路。

因為經常與俄國人接觸，再加上記憶力驚人，張宗昌能夠說一口流利而又發音準確的俄語，認識他的人都是知道的。他的俄語口語水平，用陸軍大學畢業、人稱多才多智的小諸葛李藻麟的話說：張宗昌的俄語程度可做個好翻譯。當然，張宗昌雖然俄語口語流利，詞彙量豐富，但只是會說而已，一個俄國字也不認識。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的1901年，張宗昌19歲時，向中東鐵路局請假，回山東老家與賈氏完婚，沒有幾日即返回鐵路繼續做工。張宗昌與賈氏毫無感情，僅是奉父親之命完成婚事，張往返路程加結婚只用去了很短的時間，由於當時的交通不便利，其中大部分還是在路途中。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帝俄久已蓄謀吞併東三省，把東北看作自己的勢力範圍，它曾乘義和團之變，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之際，出兵東北，侵佔東三省。日本帝國主義不肯甘拜下風，它對東北也是虎視眈眈，並在英美的支持下發動了這場戰爭，意圖從帝俄手中奪取東三省，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為而後獨自吞併奠定基礎。

當時俄軍開到東北作戰的部隊不下30餘萬，需要大批俄語翻譯人員，凡粗通俄語者，無不網羅到軍中充當翻譯。張宗昌俄語說得相當流利，而且多年來為俄國人辦事，自然成為優先招聘的翻譯，備受重視和信任。

日俄戰爭開戰後，日軍大肆收買東北鬍子，利用土匪熟悉當地情況的有利條件，襲擊俄軍兵站，騷擾俄軍後方，使俄軍顧此失彼，疲於奔命，屢遭失利，損失嚴重。因此，俄軍也決定傚法日本，組織華人武裝力量，襲擊日本兵站和補給線，擾亂日軍後方，以支持前方作戰，這支別動隊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由誰來擔任呢?當時，張宗昌正在俄國軍隊中充當翻譯，素為俄國人所賞識和器重，此項重任自然是非他莫屬，想當然地落到他的肩上。

張宗昌接受任務後，立即進行籌劃。幾經考慮，他也認為只有招募鬍子隊伍擔負此項任務最為相宜。因為他們有人有槍，無需花費很大力量去組織，無需花費很多時間去訓練，便可立即投入作戰，能收立竿見影之效。當時，有人為他介紹一個鬍子頭王某。為了說服他率部參加對日作戰，張宗昌曾孤身一人，冒著生命危險，匹馬單槍，深入虎穴，與王某會面。王某見其膽識過人，為人真誠坦率，衷心服膺，於是以這一支鬍子隊伍為骨幹力量的游擊隊便迅速組成。但遺憾的是，出師不利，投入戰鬥後，最初幾個回合均告失利，大部被殲滅。張宗昌掃興至極。而俄國軍部則對他倍加鼓勵，多方給予支持，令其重整旗鼓，再次擁兵買馬，並發給槍支彈藥，由殘存的數百人，逐步擴大到數千人，最後竟發展到號稱有兩萬多人的隊伍。俄軍還選派軍官多人參與隊伍訓練和營以上單位作戰指揮事宜。張宗昌則成為這支隊伍的首領，當時的「官銜」稱「統領」。張宗昌在參加辛亥革命前，一般袍澤以及與之熟識的人均呼其為「張統領」，實緣於此。張宗昌在這個時期也得到向帝俄軍官實地學習軍事的機會，此後之所以頗具軍事知識和指揮作戰才能，均奠基於此時。

經過一番整頓、擴充與訓練，張宗昌所領導的這支隊伍，在擾亂日軍後方、配合俄軍前方作戰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每次下達的作戰任務都能基本完成，因此贏得了俄國軍方的信任與好評。

1905年，張宗昌24歲。是年，日俄戰爭以俄國戰敗而告終。帝俄被迫放棄南滿權益，俄軍全部撤回俄境。

俄軍的命運與被捆綁在俄國戰車上的張宗昌息息相關，俄軍戰敗後，張宗昌所部也決定予以解散。遣散辦法是每人發3個月的餉，另外每人加發路費70盧布。當時，每個士兵每月薪餉為25盧布，3個月薪餉的遣散費為75盧布。張宗昌將款項領到手，3個月薪餉的遣散費如數照發，而路費一事則隻字未提，全部扣發。只此一項，張宗昌便賺得金盧布不下百萬，陡然而成巨富。

俄羅斯歷險

正當張宗昌無所事事、百無聊賴之際，恰有俄國資本家擬招募華工5000人，前往西伯利亞開採金礦，礦址在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峽沿岸地方。該地臨近北極，氣候嚴寒，人跡罕至，一般老百姓均不願去此嚴寒不毛之地。因此，俄國資本家只得在海參崴一帶招募工人，而此地多亡命之徒，頗難駕馭。張宗昌在俄國人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在此等人中也頗有威望，因之，張又首當其選，充任總工頭，前往西伯利亞淘金。

張宗昌在金礦任總工頭時，不僅學得一手頗為出色的淘金技術，而且把自己鍛煉成為一個出眾的獵手。由於工作需要，他每年必須往來於金礦和海參崴之間達五六次之多。而這些地方地處偏隅，交通不便，冬天只能利用當地土著的雪橇，夏季只能利用當地土著的漁舟。該地原屬滿洲，其族男人腦後均有髮辮一條。每當雪橇奔馳時，髮辮飛揚，呈一條直線，滑行速度之快，於此可見一斑。張宗昌在其地生活數年，時與他們往來，有時還隨他們出獵，射殺猛獸。因此，張宗昌不僅鍛煉了槍法，而且還通曉各種獸類習性，成為一個有經驗的獵手。

其後，金礦因經營不善，頗多虧損，張宗昌乃辭去總工頭職務，踏上返回家園的征途。張宗昌在金礦擔任總工頭期間，大約賺得了四五十萬盧布，又算是發了一筆大財。此刻，他想無論如何再也不能像上次那樣荒唐，轉眼間竟然將偌大一筆錢財花得一乾二淨。吸取了上次的經驗教訓，他決定盡快返回家鄉，不能在各地多事逗留。誰料想，剛剛回到海參崴便被包圍，好不容易才得以脫身。

張統領發財還鄉的消息不脛而走，離開海參崴以後，仍然和上次一樣，不管是在哈爾濱、長春，還是在奉天、大連，每到一處，舊日好友蜂擁而至，熱情挽留，日日夜夜酬酢不已。當然，在此等人中，也必定有一些生活困難開口求助者，他仍然一如既往，慷慨解囊，從不吝惜。幾個月後，總算回到家鄉。但是，這次情況並不比上次好多少。因為沿途應酬又把大部分錢財花掉，所剩無幾，連孝敬父母和饋贈親友的錢都不夠用了，哪裡還談得上買房子買地，廣置田畝房舍，富家翁的美夢終成泡影。他不得不再次離鄉背井，返回海參崴。據說，他此刻已是一貧如洗，連返程路費都是借貸而來的。此後，他便閒居在海參崴。

20世紀初，海參崴的人口估計約有一二十萬，其中華人占3/5，他們大半來自山東省。有名的雙合盛號大股東張某，出身寒微，只因他身材魁梧，熱心公益，被推為華商總會會長，而他的經濟勢力以後更伸展到中東路一帶。

張宗昌通過同鄉介紹到這裡的阿列烏斯卡亞大街華商總會，擔任了門警中的一名小頭目。當時俄羅斯海參崴一帶胡匪猖獗，商界深受其害。張宗昌卻對胡匪的行動規律、作案特點極為熟悉，故此時胡匪的為害案件屢屢被張偵破，張宗昌也因之受到華商會青睞。當地的一般中小商人、走販都不時孝敬他，托庇於他的名下。隨後他又著手強化與俄國軍警的關係，所以不久他就成了海參崴一帶中國黑社會中炙手可熱的驕子。

張西曼在其回憶文章中說：張宗昌當時在海參崴包捐、包賭，包庇戲園、煙館，似乎可以使他們免除一切外來的突然威脅和迫害。但是日久弊生，他竟自擅威作福起來，戲園中的好座要酌量留給他，新到的妓女要讓他享受初夜權，一切走私和非法生利的小本生意，他可以抽頭分紅。他的俄國朋友們當然也在這些途徑上朋比為奸，平分秋色。

據袁書娥在世時回憶道：張宗昌28歲那年，離開海參崴曾去劉子良家，由劉做主將年已20歲的侄女袁書娥許配給了張宗昌做「兩頭大」的妻子。所謂兩頭大，即兩個妻子都屬於正室大房之妻。喜事是在奉天辦的，張用紅轎子娶了相貌端莊秀麗的袁書娥，二人婚後感情十分要好。不久，張宗昌的錢花光了，需要返回海參崴，袁書娥未隨同前往，而是由其妹妹陪伴住在奉天，待張的工作穩定下來後，她也去了海參崴。

張宗昌對於被自己看作朋友的人，一向是真心相待。

在海參崴，替張宗昌搖筆桿的人是華商總會的年輕書記孫某。革命黨人張西曼藉著與孫某的文字之交，同張宗昌逐漸有了交往。

張西曼在海參崴時，常被幾個思想進步的俄國朋友邀往山林打獵，或到海邊游泳、釣魚，就借野餐休息的時候偷看「禁書」，彼此縱談中俄兩國的革命理想和事跡。因為山林打獵的機會較多，張宗昌曾好意勸阻他，要嚴密提防胡匪綁票勒贖的危險。張西曼於是托張宗昌代買一把手槍以為防身之用。

一天，張宗昌的部下約張西曼在華商總會的四樓小室中看貨。原來是一支勃郎寧式手槍，雖然玲瓏可愛，卻沒有保險機的裝置，因而沒有成交。那賣槍的見不能成交，將槍插入褲袋內怏怏地下樓。人們剛剛掩門就座，猛聽轟隆一聲，開門一望，見那人倒在三樓扶梯旁抱膝呻吟，過去一問，知系指觸扳機被子彈擊穿了右趾。他被張宗昌罵了幾句，立刻被送入醫院救治。從此，張西曼和張宗昌的關係由於孫某從中牽線看戲、吃飯，日益密切起來。

張宗昌在俄國的打工經歷，為其日後飛黃騰達奠定了基礎。

白俄兵團，鐵甲列車

在1921年，也就是民國十年前後，張宗昌其實並不得意。以前，他依附北洋政府直系馮國璋，混到一個新編第六混成旅旅長，後又升師長。1918年出兵湖南援湘之役，卻壞了事，退守江西，結果被江西督軍陳光遠乘危包圍，部隊被繳械，士兵則遣散或改編。張宗昌秘密出走，再投直系曹錕，不被收容。他出關轉向張作霖傾吐投效之意。關外王收留了他，卻不重用。

第一次直奉戰爭時，張宗昌爭取機會，平定高士賓在吉林之亂，張作霖委他任師長，兼綏東鎮守使，駐在中俄邊界，給養限額，裝備欠缺，士兵多徒手；出操時張宗昌帶領徒手士兵爬山越嶺，進行體力訓練。有一天，奇跡出現了。他在山上遙望，發現遠處山溝裡躺著一個人，心覺詫異。此地人跡罕至，怎麼會有人？於是派人去察看，士兵回來報告說是個外國人，不懂中國話。從服裝上看，像是俄國軍官。那人飢寒交迫，好像有病，快要死了。

張宗昌親自下山去看。他早年在海參崴混，會說俄語，但俄文一個字也不識。詢問之下，這個人名叫葛斯特勞夫，曾任帝俄的白軍炮兵司令。在俄國共產革命中，被紅軍追擊，走投無路下逃入中國邊境深山中。張宗昌用馬馱他返回師部，細心照料，延醫治病，十多天後恢復健康。

葛斯特勞夫感謝張的救命之恩，見張的士兵缺乏槍支彈藥，透露俄境不遠的山溝中，有一條鐵路支線，停有一列車，滿載軍火，還有大炮若干門。是帝俄軍隊丟下的，只是沒有火車頭，不能行動。如果張能弄到一個火車頭去拉回，軍火就是張的了。他又指出，紅軍很快會來，必須快去拉。

張宗昌大喜，向中東鐵路要了一個火車頭，由葛斯特勞夫帶路，將一列車的軍火悉數拉回，尚有300多名白俄士兵跟了來，張宗昌全部收留他們，編成白俄兵團，由葛斯特勞夫率領。當時白俄大量流亡到中國東北，不少是軍人，多投到張宗昌麾下，很快發展到1500多人，成為作戰力極強的勁旅。步兵團團長聶洽耶夫，高級軍官有米樂夫、米海夫，和俄籍朝鮮人金鐘仁(曾任哥薩克騎兵旅旅長)、金仲衡等人。這是張宗昌改變命運的契機，有了這批僱傭兵，等於握有王牌，正好大展拳腳。可是他擴軍太快，糧餉不足，張宗昌便私種鴉片，販毒維持龐大軍費支出。而張作霖最討厭鴉片，聞之不快，想把張宗昌的部隊解除武裝後遣散。

張宗昌自知危機日迫，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當兩軍在山海關對壘時，張宗昌一馬當先，率白俄僱傭兵猛攻直軍第九師，佔領冷口，突破直軍沿長城各關口防線，進兵灤縣，切斷直軍後路，致吳佩孚首尾不能相顧，全線敗退。再加馮玉祥北京兵變，直軍一敗塗地。

張宗昌到灤縣，葛斯特勞夫建議組建鐵甲列車，沿鐵路線西進，占塘沽，入天津，一路南下，衝鋒陷陣，戰果輝煌，深得張作霖青睞，在非嫡系奉軍中漸露頭角。

鐵甲列車參戰，銳不可當。那是葛斯特勞夫以俄國內戰經驗組成戰鬥行列。列車中間是火車頭，前後各掛兩節客車，供士兵食宿。客車前後各掛有頂棚鐵皮車兩節，俗稱鐵悶罐車，車廂內加枕木牆一層，車皮和枕木牆之間填以沙土。抵擋敵人槍擊。車廂兩側有兩層槍眼，車上士兵立跪可向外射擊。車的下方有機槍掩體，每節車廂有四個掩體，可對外掃射。鐵悶罐車前後，掛鐵皮敞篷車各一節，置炮一門，射擊遠方。之外前後有平板車一節，置鐵軌枕木和一應修復路軌工具。隨時修理破壞的路軌。各節車廂內裝電話，供聯絡之用。

鐵甲列車有兩列，名為「長江號」和「長城號」，由葛斯特勞夫指揮，車上士兵全是白俄人。

鐵甲列車南征北戰，建立奇功，有時首先衝入敵軍車站，大殺一陣，後邊援軍始跟至。如1925年，張宗昌以振威軍第一軍軍長，護送盧永祥到南京任蘇皖宣撫使。齊燮元反抗，雙方開火。張宗昌的白俄僱傭兵開到鎮江，戰鬥激烈，相持不下。張宗昌坐鐵甲列車至前線督戰，白俄士兵1000餘人，不畏炮火，死傷300多人，齊軍潰退。繼之在無錫會戰，再獲勝利。齊燮元就此下野，江南入張宗昌手中。

狗肉將軍得意非常，坐鐵甲列車到花花世界的上海，倚紅偎綠，在妓院內風流快活。他的所謂「吃狗肉」，實是賭牌九，轟動北裡，張宗昌坐莊，嬌娃相幫等下注，他是借此大散鈔票，個個分吃「狗肉」。白俄僱傭兵更高興，因為有流落上海的帝俄貴族婦女淪入酒吧賣春，異鄉相遇親熱異常。有個肥胖的落難公主在當鴇母，建議鐵甲列車上加掛兩節車廂，供她們食住，願意同行隨時服務，「慰勞」同鄉僱傭兵。葛斯特勞夫拒絕，斥責「這還能打仗？」

張宗昌逗留上海四個多月，始返濟南。浙江督軍孫傳芳發難驅逐奉系軍隊，雙方在蘇皖開戰。為阻止孫傳芳向北推進，張宗昌出兵，第47混成旅旅長施從濱領軍，指揮作戰。但將驕兵悍，施鎮壓不住，在津浦鐵路固鎮和孫軍遭遇，不支敗退。

張宗昌的兩列鐵甲列車自徐州出發，支援奉軍。施從濱坐鐵甲列車，不料行至任橋附近遭暗算，孫軍埋的地雷炸毀了列車的火車頭，列車頓時行動不得。埋伏的孫軍以優勢兵力包圍列車，猛烈攻擊。葛斯特勞夫指揮白俄僱傭兵，奮力抵抗。但孫軍奮勇衝殺，白俄僱傭兵只剩200人，葛斯特勞夫眼看大勢已去，下令突圍撤退，他自己以手槍自戕殉職，不失軍人氣概。

突圍的白俄士兵難逃狙擊，死傷纍纍，少數被俘。張宗昌的白俄兵團和鐵甲列車就此完蛋。

荼毒百姓，貽笑泉城

張宗昌雖是山東人，但督魯期間惡習不改，禍害桑梓。督魯三年，制定了各種苛捐雜稅，橫徵暴斂，荼毒百姓；勾結日寇，窮兵黷武，給山東人民造成了極其深重的災難。做壞事、出歪招是張宗昌的本行，他一貫「吃喝嫖賭吹，捎帶砸煙灰」，如為了斂財，張宗昌專門設計了一種「軍用票」，害人不淺——他手下的士兵買東西時可以不付錢，拿這種票就當現金使用，但又規定老百姓找零時必須找現金。雖然老百姓明知這是一種騙人的把戲，但迫於張宗昌的淫威，不得不做這種既賠東西又賠錢的虧本買賣。

張宗昌的手下人，有許多是他的掖縣老鄉，凡投奔他來的，大都倚仗他的權勢狐假虎威，常常打著「張大帥」的旗號幹壞事。夜晚，手下人打著燈籠出門，燈籠上寫著「掖縣」二字，人見人怕，大都慌忙躲避走開，躲不及的難免會受欺負。這些人的作為，給本來就壞透了的張宗昌平添了不少壞名聲。張的名聲不好，不僅僅在於他不幹好事，更在於他的昏庸，被稱為「三個沒數」。曾有人問他，「手下有多少軍隊？」「沒數」「屋裡有多少小老婆？」「沒數」「擁有多少銀子、錢財？」「沒數」。所以，濟南一直流行著一句婦孺皆知的歇後語：「張宗昌的兵——沒數」，並為其起綽號「狗頭大帥」、「三不知將軍」等。

張宗昌不但昏庸，還很自大，自稱「愛民如子」，常「關注」百姓疾苦。有一年大旱，莊稼乾枯，顆粒無收，百姓流離，有家難歸，張宗昌看到百姓生活受到嚴重困難，稅收不上來，就下令求雨。他本人也非常虔誠，親自燒香磕頭，但連續磕了幾天還是沒下雨，他非常惱火，遂下令軍隊對著天空向雨神開炮。不知道是雲層受到了震動還是那天就該下雨了，一陣炮聲過後，天上竟真的下起雨來，張非常得意，以為自己的誠心感動了雨神，神氣了很久。其「炮打老天爺」的故事，在濟南一度傳為奇談。

張宗昌雖是粗人，可羨文而效仿，特別是覺得自己身為孔聖人家鄉的父母官，不帶點斯文，空有了山東省，枉坐了濟南府。於是，重金請山東清末狀元王壽彭(山東大學創始人之一)教他認字、做詩，王壽彭為他起字號曰「效坤」。慢慢地，張宗昌也能為人題匾額、留「墨寶」，但所謂的題款大都是王壽彭擬好，張宗昌照著抄而已。

齊魯大學(現山東大學西校區)曾邀請張宗昌到校演講，這對一個大字不識的張宗昌來說，真有點勉為其難。張自己也明白肚裡沒有墨水，所以走上講台後，面對一群大學生，直白了當：「哎哎！俺怎麼聽說你們這些念大學的，個個都會好幾國的英語，兄弟俺，就連中國的英語也不會……」話猶未盡，台下面爆發出一片哄堂大笑。

張宗昌有次到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這頗具文化氣息的三大名勝觀光遊玩，在大明湖，隨從為他講了劉鶚、杜甫等對濟南風光的評價，張宗昌沒頭沒腦地問：「杜甫是誰？他會打炮嗎？」在趵突泉，有人向他誦讀和講解了一些詩聯：「雲霧潤蒸華不注，波濤聲震大明湖。」張宗昌聽不懂，不耐煩地說：「什麼他娘的狗屁詩！老子一句也聽不懂！看俺張大帥做一首來。」於是，順口胡謅道：「趵突泉，泉趵突，三股水，光咕嘟，咕嘟咕嘟光咕嘟！」隨行人等聽了，笑不敢笑，只好敷衍：「好，好，好。」

後來，張宗昌出了一本名為《效坤詩抄》的詩集，大都是些換湯不換藥的「仿抄詩」或打油詩，現抄錄三首供大家「欣賞」。

大風歌

大炮開兮轟他娘，威加海內兮回家鄉。

數英雄兮張宗昌，安得巨鯨兮吞扶桑。

泰山

遠看泰山黑糊糊，上頭細來下頭粗。

如把泰山倒過來，下頭細來上頭粗。

天上閃電

忽見天上一火鏈，好像玉皇要抽煙。

如果玉皇不抽煙，為何又是一火鏈。

張宗昌的這些笑料，傳至京津地區，這些地方的人們就通過這種方式認識了濟南，無形中給勤勞善良睿智通達的濟南人臉上，抹上了一道揮之不去的黑灰。

能屈能伸

1923年秋，張作霖急於報第一次直奉戰爭的一箭之仇，於是在奉天舉行陸軍演習，以考察自己的部隊是否能對曹錕、吳佩孚開戰。當時的張宗昌雖然收了很多人馬，但有很多是土匪出身，紀律敗壞，儘管張宗昌力加整頓，但隊伍中的土匪氣還是很濃。另外，為了給部隊發軍餉，張宗昌又偷偷地種鴉片煙，這事被捅到張作霖那裡去後，總參議楊宇霆便說：「每年花100多萬，養著這幫人種鴉片煙，那太不成話了。這次演習，要是看著他們不行，就把他們就地解決，遣散算了。」

由此，檢閱大員郭松齡對張宗昌的這支部隊要求特別嚴格，而演習那天正好又下了大雪，田野裡的莊稼已經收割，但地裡全是高粱茬子，硬挺在地上，又被雪給遮蓋了。張宗昌的士兵在雪地臥倒，因為看不見高粱茬，結果很多人因此受了傷。張宗昌看到後，心裡就很不痛快。

在休息的時候，張宗昌帶著幾個隨從找了間房子進去暫避風雪。進屋後，張宗昌滿腹牢騷地蹲在炕上，把隨身帶著的燒酒拿出來喝，他邊喝邊罵道：「他媽的，這是哪個龜孫制定的計劃，把我們弄成這樣！」

正罵著，郭松齡突然推門而入，他聽到張宗昌的牢騷話，便問道：「你在罵誰？」張宗昌說：「這是我的口頭語，並不是罵誰。」郭松齡頓時大發雷霆，氣勢洶洶地指著張宗昌的鼻子大罵道：「我×你媽，這也是我的口頭語！」

聽了這話，張宗昌的臉色由紅變黑，他從炕上一翻身跳下來，隨從們大驚失色，以為他要翻臉拿手槍打郭松齡，不料張宗昌跳下炕卻突然改口對郭說：「郭二大爺，你×俺媽，你是俺的親爸爸，還有什麼說的？」郭松齡無話可說，氣呼呼地走了。

郭松齡走後，張宗昌的參謀還想去拉住郭，替他們勸解一下，但張宗昌一把拽住參謀，不讓他去勸。之後，張宗昌滿不在乎地對參謀說：「你聽我說，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

張學良在得知郭松齡與張宗昌的罵架之後，隨後便親自來視察張宗昌的部隊，並試圖加以勸慰。張學良到後，看見張宗昌的部隊器械一新，武器精良，不免有些吃驚，便問張宗昌這些武器是哪裡來的，張宗昌回答說是收編白俄潰兵時接收的，並且主動送了十箱手雷給張學良。

張學良回去後，向張作霖報告了張宗昌部隊情況，張作霖也認為張宗昌可以重用，於是張學良讓與張宗昌關係不錯的另一位奉系大將李景林去把張宗昌請到瀋陽，然後又把郭松齡請來，說：「我們這個團體，內部不要鬧意見。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聯合起來，同心協力地對付直軍，打倒吳佩孚。茂宸（郭松齡的字）和效坤（張宗昌的字），不要把你們彆扭的事情擱在心上。」

由此，郭松齡向張宗昌賠禮，彼此表示歉意後，這事也就算過去了。李景林趁熱打鐵，提議四個人結為兄弟，於是彼此關係更進了一步。由於在這次的聯合秋操中表現出色，張宗昌所部被改編為奉軍第三混成旅，成為奉軍的正規軍，各方面待遇也得到了提高。一年後，張宗昌的這支部隊便作為奉軍的主力軍參加了第二次直奉戰爭。

雖然張作霖對張宗昌的部隊待如親兵，但張宗昌心裡卻不糊塗。在出戰之前，張宗昌對部下說：「這回我們要是戰勝了，毫無問題，什麼都有……要是戰敗回來，奉天是不會養活閒人的，到時我們就找個山窩去落腳吧！」

開戰後，張宗昌的第三混成旅作為奉軍第二軍的前鋒進攻熱河北部，首先遭遇的是直系勁旅董政國部，在經過一番血戰後，張宗昌迫其退卻，並攻克冷口，奇襲灤州。而此時正好馮玉祥倒戈，直軍一片混亂，張宗昌乘機揮兵追擊，並大肆收編潰散的直軍，其部隊一下就膨脹了七八倍，成為奉軍中一支不可小視的力量。

只有到了這時，張宗昌才算是揚眉吐氣，多年寄人籬下的他，終於佔據一方，成為國內屈指可數的軍閥之一。不久，張宗昌就此衣錦還鄉，當上了山東督辦。

驚天綁架

在許多人眼裡，軍閥張宗昌是個胸無點墨的「狗肉將軍」，靠著給奉系軍閥張作霖賣命和組織流亡白俄軍團，在20世紀20年代的北中國橫行一時。殊不知，他還幹過一起震驚世界的涉外事端，那就是悍然劫持並炸沉蘇聯客輪「列寧紀念」號，同時綁架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鮑羅廷的夫人達半年之久。

1926年廣東國民政府誓師北伐後，北伐軍從軍到師幾乎都有蘇聯顧問參與指揮和制定作戰計劃。這還不算，蘇聯還在華北積極支持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面對蘇聯支持下的兩股鐵流，在北京組建安國軍政府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及其門下張宗昌惶恐不安，除了軍事上頑抗外，他們還企圖拿蘇聯在華人員開刀。

1926年年底，消滅吳佩孚集團後，廣東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根據安排，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鮑羅廷等人乘火車沿粵漢鐵路前往武漢。巧合的是，鮑羅廷的夫人鮑羅廷娜剛隨蘇聯外交信使抵達上海，準備與丈夫團聚，遂決定搭乘輪船前往武漢，而鮑羅廷娜乘坐的就是剛在上海完成任務的蘇聯客輪「列寧紀念」號。

1927年3月1日，「列寧紀念」號航行至南京下關附近，桅桿上高懸的蘇聯國旗引起了當地海關人員的注意。當時中國海關由駐北京辦公的英國籍總稅務司安格聯掌控，安格聯得到倫敦的訓令，積極配合張作霖等軍閥對進出中國港口的蘇聯船隻實施重點緝查。根據安格聯下達的「通令」，南京海關人員攔下了「列寧紀念」號，在登船檢查的過程中，發現了三名自稱蘇聯外交信使的白人男性和一名自稱「格魯斯堡夫人」的白人中年婦女。由於蘇聯信使以「外交行李享有豁免權」為由拒絕檢查行李，海關人員立即向駐當地的直魯聯軍司令張宗昌報告。

張宗昌隨後派出白俄士兵登船檢查。交涉中，白俄士兵強行檢查了那名白人婦女攜帶的行李，結果搜出一份寫有俄文「鮑羅廷夫人」字樣的文件。獲悉此事後，張宗昌如獲至寶。3月6日，鮑羅廷娜及3名蘇聯外交信使、47名船員被押往濟南。

鮑羅廷夫人被扣的消息傳出後，輿論為之震驚，武漢國民政府各機關和團體紛紛通電斥責張宗昌的暴行，希望北伐軍「速張撻伐，滅此朝食」，蘇聯駐北京大使館也連續三次向安國軍政府提出嚴重抗議。3月21日，蘇聯駐華使館代辦約見安國軍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警告說安國軍政府應立即下令張宗昌放人放船，否則蘇聯政府將「採取相應對策」。

在張宗昌眼中，國際公法毫無約束力，他現在琢磨的是如何利用鮑羅廷夫人遲滯北伐軍的前進。為此，他派人秘密赴漢，給鮑羅廷帶去一封書信，要求鮑羅廷「以自身之威力，督促雙方簽署休戰之協議」。但鮑羅廷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我相信中國人民的能力，他們一定會很好地保護她的。」

得到鮑羅廷冰冷的回復後，張宗昌惱羞成怒，將「列寧紀念」號挾持到長江入海口，然後邀請上海的各國媒體目睹他們是如何把蘇聯輪船炸成廢鐵的。緊接著，張宗昌又把鮑羅廷娜等人解送北京，交由張作霖處置。

這時候，張作霖在日本支持下，正進行瘋狂的反蘇反共活動。4月6日，張作霖派兵衝擊蘇聯大使館，逮捕了在使館避難的李大釗等人和10餘名蘇聯外交官。4月28日，張作霖絞死李大釗後，放出風聲說要處死鮑羅廷娜及蘇聯外交人員。5月23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向中國駐蘇代辦鄭延禧遞交公函，嚴厲警告北京當局：「此等人員（指鮑羅廷娜等）若與李大釗等同一命運，則蘇聯政府將採取相當之手段。」

7月10日，北京高檢廳開始審判鮑羅廷娜等人。審判持續一周未有進展，後突然傳出消息：鮑羅廷娜被釋放了。原來7月16日，美國參議院議員皮漢拜會張作霖。會談期間，張作霖吹噓說：「我最近殺了20多個赤色分子，明天我要殺鮑羅廷太太了。」一聽此話，皮漢大驚失色，他警告張作霖，如果不經審判而處死鮑羅廷娜，「那麼西方媒體會把您看做禽獸。在西方，即便判決婦女有罪，也很少處以極刑，更何況鮑羅廷娜是一位外國女士。」張作霖聽後頗為沮喪，恰巧負責審理此案的高檢廳法官何雋前來請示，張隨口說：「或可開釋。」一向對蘇友好的何雋抓住這個機會，馬上當庭開釋鮑羅廷娜，然後棄官跑到天津租界避難。就在宣判結束僅兩小時後，醒悟過來的張作霖又下令搜捕，但「夫人已不知去向」。對被釋放也感到疑惑的鮑羅廷娜躲進東交民巷一個外籍人士家中，幾天後經蒙古返回蘇聯。不久，武漢國民政府背叛大革命，鮑羅廷遭到驅逐。7月27日，鮑羅廷離開武漢，取道西北返回蘇聯。至於「列寧紀念」號的船員，後來由蘇聯政府支付了25萬美元贖金，才被允許回國。

超級大票友

張宗昌的最大愛好，那就是聽京劇，這在當時是出了名的。

張宗昌與當時著名的京劇演員關係十分密切、融洽。1925年4月，北洋政府明令發表他任蘇、魯、皖、豫四省剿匪督辦，繼又任命為山東省軍務善後督辦，彼時恰值其母60大壽，張宗昌大宴賓客，祝壽三天。余叔巖、楊小樓、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荀慧生等名伶，均應邀至徐州演唱堂會，生、旦、淨、末、丑各行名角薈萃一堂，盛極一時。其後督魯時期，張宗昌在督署裡建有戲樓一處，曾先後在濟南、北京、掖縣老家演唱堂會。「九·一八」事變後，他回歸北京，仍不時在東城鐵獅子胡同和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以及奉天會館(即後來的西單哈爾飛劇院)舉辦堂會演出。應邀演出的仍然是這些名伶。

堂會演出的戲，有的在外面劇院是無法聽到的，例如余叔巖與梅蘭芳同台演出《打漁殺家》。在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小戲台，還曾演出《六五花洞》，飾潘金蓮者除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外，尚有筱翠花(於連泉)、王幼卿，名醜如蕭長華、慈瑞泉、曹二庚等均參加演出。旦角是一流旦角，丑角是一流丑角，如此眾多一流名角在當時能同台演出，實屬難能可貴。若非張宗昌倡議，並出資置辦行頭，恐難實現。

1927年春節期間，張宗昌曾在濟南督辦公署東大樓慶壽唱堂戲。

正月十五日是正壽。壽堂設在珍珠泉前大廳，大廳內懸燈結綵，掛滿了壽屏、壽幛，還陳列著許多金壽星、金麻姑上壽、金鑲玉翠、珍珠瑪瑙，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到上午10點開始拜壽。張宗昌將他父親請到壽堂正中坐下，他自己穿上將大禮服，在軍樂聲中進入壽堂，首先向他父親行三跪九叩大禮，來賓也依次拜壽，有的叩頭，有的鞠躬。拜壽畢，中午舉行盛大宴會，山珍海味應有盡有，宴後即到劇場看戲。白天劇目均由濟南各劇院上演，故來賓看戲者甚少；晚上全是北京名伶演出，一直演到深夜兩點多鐘。這天晚場由少將副官李文征親自把門，憑請柬入場。台前的池座均設方桌鋪檯布，放有煙、茶、糖果、糕點等，就座的均是貴賓，如當時知名的前清遺老康有為，下台的大總統曹錕，號稱大帥的吳佩孚，名為聯帥的孫傳芳等。只見他們都穿著長袍馬褂，康有為身軀矮小，鬚眉皆白。

這天晚上，北京名伶演的是全本《穆桂英》，由四大名旦(梅、尚、程、荀)輪換飾演穆桂英，梅蘭芳演的是穆桂英掛帥一段。直到深夜全劇將演完時，只見由張宗昌陪著出去的曹錕又回來了，隨著又加演一出《游龍戲鳳》，余叔巖飾正德皇帝，梅蘭芳飾李鳳姐，珠聯璧合，堪稱絕佳。當劇演至中場時，忽然剎住鑼鼓，出來「天官賜福」，為曹大總統「加官」，接著一個人高舉現鈔兩千元(當時可購麵粉1200袋、豬肉1.25萬斤)高唱「謝曹大總統的賞」，同時余、梅二人並肩到台前深深一鞠躬，然後繼續演唱起來。這時人們才知道是曹錕點的戲。這台祝壽戲到此也就演完了。

張宗昌後來最喜歡聽的一齣戲是《霸王別姬》。虞姬自然是由梅蘭芳扮演，霸王則由楊小樓扮演。張宗昌後來之所以偏愛這齣戲，可能是與他失敗的切身經歷密切相關。楚霸王項羽起兵江東，征戰四方，盛極一時，然而最終被困垓下，陷入窮途末路，發出無可奈何的淒涼悲蒼感慨。正是這種感慨喚起張宗昌在思想感情上的共鳴。每當自家堂會演唱這齣戲時，往往是先擺好酒席，正如戲裡常說的「酒宴侍候」，鑼鼓一響，他便如劇中人楚霸王一樣，舉杯暢飲，一邊聽戲，一邊有姬妾把盞進酒。此時此刻，他或許恍如劇中人，而與之融成一體。

張宗昌一向揮金如土，對這些名伶的精彩演出自然要重金酬報。不僅如此，而且敬如上賓，禮貌周到。在徐州演唱堂會時，除贈酬金外，還贈送煙土，50兩一包，根據角色等級不同，數量也有所不同，最多者15包，依次有12包、10包、8包等等。

這些名伶是很講義氣的。張宗昌下台以後，特別是閒居在北京時，無錢又無勢，還要唱堂會。這些名角依然如故，招之即來，不僅如此，往往還隨便派戲，從未同台演出的，一經提出，就能合作演出，余叔巖與梅蘭芳合作演出《打漁殺家》，便是突出的例子。李藻麟在這方面是深有體會的，因為那時唱堂會，李經常擔任安排劇目的任務，有時考慮不周，他們還主動想方設法出主意，為李補台。

有一次，李藻麟想提攜年輕演員李萬春，就派了一齣戲，由余叔巖與李萬春合演《八大錘》，事前也忽略了徵求余叔巖的意見，便脫口而出。由於輩分與水平的差異，余叔巖面有難色，楊小樓在一旁立即看出問題，便主動向李提出：「還是由我和叔巖合作演出，您看好不好?」李藻麟立刻醒悟。向余表示歉意，是自己考慮不周。這些堪稱泰斗的演員能如此屈己從人，實屬難能可貴，若不是看在張宗昌的分上，萬難辦到。余叔巖就曾對李藻麟說過：「當初，人家(指張宗昌)有錢時，我們花過人家的；現在不能因為人家沒錢了，就不侍候了。」

余也曾當面對張宗昌說過：「您什麼時候想聽，您自管說話，我隨叫隨到。」

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余叔巖每次堂會演出，不僅自己分文不取，而且連場面也由他自理。梅蘭芳自己也是分文不取，只要腦門錢80元，用以支付琴師、鼓師等伴奏人員的費用。

張宗昌在位時舉辦堂會，為每位名演員確定演出酬金數額，是一個頗感棘手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對每位演員的評價及其在梨園界的聲望和地位等諸多方面。處理得當，皆大歡喜；處理不當，就會產生意見。因此，他請余叔巖全權處理，由余提出名單，規定酬金數額，令有關人員照此支付。最高者，一次可得一萬元。

張宗昌對京劇的喜愛，對我國京劇史產生了巨大影響，四大名旦這一稱謂的出台，就與之有關。在1925年左右，梅、尚、程、荀四人在張宗昌府中演出堂會戲《四五花洞》，因四人旗鼓相當，難分軒輊，故而始有四大名旦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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