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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那些范兒》全集【精校版】

作者：歐陽悟道


序 言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了我們還出不了一個大師？」振聾發聵的「錢學森之問」直指中國教育的瓶頸和軟肋。然而，經過一番熱烈的討論，求解終成無解，大師依然隱匿。

逝去的時代總讓人感懷，即便是民國這樣的亂世也是如此。對於今人來說，民國是個特殊的時代，有人曾這樣形容它：「不舊不新又又舊又新，不古不今又又古又今，不中不外又又中又外，不東不西又又東又西。」那是一個思想自由、學術活躍的年代，也因此出現了很多大師。他們曾經的理想，他們的面容和言行，他們的風度、氣質、胸襟、學識和情趣，無不令人高山仰止。重讀大師，他們高風亮節的行止也無不於此間一一復活，細微的文字將這些「大家」們所處的那個真實的時代背景予以還原，展現出他們獨特的生命歷程和探索精神，其間矍然觸目的，是一個個「達則兼濟天下」的倔強的挺拔的背影。

那些背影背負的，是真正的大家，是令人仰止的大師。身歷那樣波詭雲譎的歷史時期，他們用自己的智識和才情，書寫了屬於自己的偉岸人格，發出了超凡絕俗的時代巨響。中國歷史的某些方面的改變，因為他們的貢獻而加快了進程。他們外表樸素而內心高貴，心懷天下而汲汲於行。他們那麼平凡地生活在芸芸大眾之中，卻無時無刻不關注著全民族的命運，他們鑽研於學問之裡，卻笑談於人際之外。他們的思想離凡常生活很遠，卻關乎家國命運。作為文明的標竿，他們讓文化立體化，讓精神自由化，他們身上帶有明顯時代烙印的理想抱負，而書卷氣息卻難以掩飾，也不需要掩飾；否則，他們，就不是他們了。當然，西方文明強烈衝擊中國後留給中國讀書人「格物致知」的理念，也無時無刻不蕩滌著他們的心房。凝望那些背影，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站起來不僅是身體，還有永遠屹立的精神。

這裡展示的，並不是一個個全面的人，不是一部部傳記，而是一些人的側面或者點滴。要將他們的一生全面展現給讀者，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我們擷取的只是他們生命中一些鮮活的片斷，一些令人動容的瞬間，也是一些最令人難以忘記的部分，帶給我們閱讀與感慨的同時，更留無限思考。在平和的描述中，穿插其間的大量歷史資料和鮮為人知的故事，成為我們關於他們最獨特的記憶，他們的形象也因此而變得更加清晰——我們慨然於胡適被蔣介石參加總統選舉，卻莞爾於他在國外大撈博士帽；我們快意於章太炎氣煞袁世凱，而歎服於他第一個在報紙上徵婚；我們會心於黃侃屢屢與胡適過不去，更笑談於他「下雨不來」，「降雪不來」，「颳風不來」……

重讀他們，令人心生熱望；仰望大師，我們除了精神上得到砥礪，思想上也會變得更加堅強。讓我們走近大師，走近那些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來一次心靈和精神的愉悅之旅……

胡適：言動出於常軌，大儒堪忍重負

胡適（1891.12.17—1962.2.24），徽州績溪縣上莊村人。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給後進「指示一條應走的路」

1928年3月，上海吳淞海邊的中國公學發生風潮，至4月底尚未解決，校長何魯辭職。校董會推胡適繼任，希望他能出面維持，平息風潮。胡適因母校的關係，慨然允諾，於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長，並很快平息了學生風潮。

在任大學校長期間，胡適非常重視學生智能的培養。他在中公設立了獎學金，獎勵學生讀書；並積極提倡寫作及各種學術研究會、演講會等活動。胡適認為，這些活動可以引起學生讀書的興趣，幫助他們形成自己的思想，並有益於日後從事的學問。他曾說：「我們相信，文字的記錄可以幫助思想學問，可以使思想漸漸成條理，可以使知識循序漸進……商家的賬簿上往往寫著『勤筆免思』；其實勤筆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

在胡適的提倡與鼓勵之下，學校創辦了《吳淞月刊》，學生中也辦起了《野馬》等許多刊物，出現了一種自由、主動、活潑的讀書風氣。

胡適也相當重視體育，曾親自為全校運動會寫了一首短歌：

健兒們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個個爭先。

勝固然可喜，敗亦欣然。

健兒們大家上前。

健兒們大家齊來。

全體的光榮，要我們擔戴。

要光榮的勝，光榮的敗。

健兒們大家齊來。

他不僅看重學生體格的鍛煉，而且重視運動場上對學生品格的培養，希望青年們養成一種堂堂正正的運動員風度。

對於校中成績突出的青年學生，胡適非常熱心培養扶持，甚至有些偏愛，卻也相當嚴格。在他看來，後進之輩皆可提攜。當時文理學院的學生羅爾綱，平時一點也不活躍，在校中無聲無息。但他成績優秀，得過學校首屆獎學金，文化史的論文也作得不錯，很得胡校長的賞識。1930年夏，羅爾綱要畢業了。畢業前夕，他給胡適寫了一封信，請求他介紹工作。胡適便約請羅爾綱做家庭教師，並收他做「徒弟」。羅氏在胡家先後五年，除指導祖望、思杜兄弟倆讀書外，又幫助抄錄整理胡鐵花先生的遺集，並在胡適的指導下研究史學。後來，羅爾綱寫了一本《師門辱教記》的自傳，記述這五年跟胡適做「徒弟」的生活，頗為親切生動。其中寫道：「我一入師門，適之師就將『不苟且』三字教訓我，我以前謹遵師教。到了妻兒來北平後，為了要賣稿補助生活，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製濫作了……至今想起來還是一件痛心的事。」「我十分慚愧，又十分感激，當我每次發表這種文章的時候，就得到適之師給我嚴切的教訓。」

胡適對羅爾綱的幾次批評的確是很嚴厲的，但嚴厲之中卻也能給人以啟迪；而對羅氏的成績，胡適也多有稱許和鼓勵。羅爾綱後來研究史學頗有成就，成為太平天國史的著名學者。他自己認為，跟胡適的指導與嚴格要求是分不開的。

吳□，當年名春□，也在中國公學唸書，也是胡適的一個得意門生。在胡適講授中國文化史課程時，吳□得到胡適的指導和幫助，寫出了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西漢的經濟狀況》，也得到胡校長的賞識。後來，胡適被迫離開中公，吳□也離校北上，考入了清華大學歷史系二年級。胡適又介紹他在學校謀得當「工讀生」的機會，解決了經濟困難，又親書一副對聯送給他：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多談問題，少談主義。

胡適還寫信勉勵吳□，要他「訓練自己作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並在《大公報》上撰文，希望大學生們以吳□為榜樣，「埋頭讀書，不問政治」。吳□那時確實深受胡適的影響，不僅把胡適送的對聯掛在自己的房間裡，也給胡適辦的《獨立評論》寫文章，並且按照胡適的指導和要求，成了專治明史的著名學者。但是，作為熱血青年的吳□，看到黑暗腐敗的現實，他又怎麼坐得下圖書館而無動於衷呢？他給胡適寫信說：「處在現今的時局中，黨國領袖賣國，政府賣國，封疆大吏賣國……翻開任何國任何朝代的史來看，找不出這樣一個卑鄙無恥、喪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難找到這樣一個麻木不仁、渾渾噩噩的國民。」

他這些痛苦，不敢「向有黨籍的人吐露」，因此只能向胡適傾訴，說自己「過去備受先生的訓誨指導」，也希望這時能給他「指示一條應走的路」。而此時的胡適卻難以為力。後來吳□思想轉變，走上了與胡適相反的道路，成為一位堅強的民主鬥士。

當時中國公學的學生中，還有一位吳健雄女士。後來她留學美國，胡適對她仍經常關心指導。她終於成了名滿天下的物理學家，胡適常常以有這樣的學生而自豪。吳健雄呢，對胡適的教導也終生不忘。1985年，她應邀回祖國參加母校南京大學校慶紀念，對青年後生談治學經驗時，還說到胡適先生對她的教導和關心，是她後來積極進取的動力。

為了培養學生，大學最重要的是要聘請好的教授。胡適接掌中公以後，雖受各方面條件的限制，還是努力延聘，羅致了一批英美留學生到校任教，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教授較為齊整。他聘請教授，有蔡元培的作風，不限資格，不分派系。如中國文學系，有王運闓的弟子馬宗霍教先秦文學與《說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戲劇，有陸侃如、馮沅君教古典詩詞考釋，有鄭振鐸、梁實秋教西洋文學等等。胡適又聘請高一涵先生任社會科學院院長，胡適自兼文理學院院長，還兼授「文化史」一門課程。他每週除了來校上課、洽商校務及主持各種會議和活動之外，大部分時間仍住在滬西極司斐爾路寓所，從事學術研究和寫作。在任中公校長的兩年間，出版了《白話文學史》上卷、《廬山遊記》、《人權論集》，編校了《神會和尚遺集》，還寫了收在《胡適文存三集》裡的許多文章。這樣一位飽學而勤奮的校長，在研究和寫作方面有這許多成果，對教員、對學生、對學校的學風，影響深遠，不言而喻。

胡適不拘資歷，破格延聘沈從文來校任教，在中國公學曾傳為美談。

沈從文是湖南鳳凰人，只念過小學，大兵出身。後來刻苦自修，創作小說，多發表在《現代評論》和《晨報副刊》上，成了《現代評論》的台柱子，頗得讀者的喜愛。1928年春天，沈從文來到上海，與丁玲、胡也頻夫婦合辦《紅黑》雜誌和紅黑出版社。他們三人有很深的友誼。後來胡也頻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殺害，沈從文曾多方奔走，協助丁玲設法營救。

那時候，教授的社會地位遠比作家高，因為自學可以當作家，搞創作；卻很難成學問家，當教授。沈從文也想當教授，但他沒有學歷，小說雖然寫得好，卻不能算學問，因此難進大學的門檻。

胡適原來就很器重沈從文，出任中公校長後，便聘請他來校教「小說習作」，破格提拔他當了教授。沈從文訥於言辭，小時候讀書也很不認真，但教書卻很認真。

為了給學生作習題舉例，他隨時用不同的藝術手法，寫了表現不同生活題材的許多作品，在藝術上做了多方面的探求。這些作品，大多發表在《新月》雜誌和《小說月報》上，是他在中公教書的一項相當大的收穫。

沈從文在中公的最大收穫，是找到了他的終身伴侶——夫人張兆和女士。據說這事也與胡適校長有些關係，得到過胡適的幫助。當時中公已實行男女同校，但女同學為數不多。張兆和女士心地善良，性格純樸、沉靜，又擅長球類體育，富於健康美，被公認為中公的「校花」。許多男同學爭相追求，都被她一概拒絕，不予理睬，因此都知難而退了。惟有教師沈從文鍥而不捨，寫了許多情書給張。她起初也不理睬，後來被纏不過，便去極司斐爾路找胡校長。進門時，張女士腋下夾著一個包裹。胡適見了，笑著說：「你何必送東西呢？」她打開包裹送到校長面前，說：「不是禮物，是沈先生寄來的一大堆信。請校長你看看。」顯然，張女士此行的目的，是求校長干預，回絕沈先生，並且說：「他是老師，不能對學生這樣！」胡適知道了張女士的來意，便笑著說：「師生戀愛並不犯法，在外國亦是常事，校長是不能干涉的。」談了半晌，張兆和起身告辭，胡適送她到門口，將那包信退還給她，並勸說道：「你不妨回他一封信，以後仔細觀察，如認為他並無惡意，做個朋友也好。否則，婚姻是不能勉強的。」胡校長侃侃一席話，無意中做了冰人，後來沈張戀愛居然修成正果，於1933年9月9日結婚了。

「你還是多管管正事吧」

胡適赴歐洲遊說期間，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連續致電胡適，敦請他出任駐美大使。胡適頗有些躊躇。他曾經打定主意20年不談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總是勸他不要走到政治的路上去。這一年（1938年）恰恰是他們結婚20年。這20年中，胡適早談政治了；政界雖然也沾些邊，卻始終不曾正式出山做官。現在出山，覺得對不住妻子；但是國難當頭，眼見民族危亡，炎黃子孫能不勉力奔走嗎？經過反覆考慮之後，胡適還是復電政府，答應出任。

1938年9月17日，國民政府發表特任胡適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10月5日，胡適赴華盛頓就任。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當官，是在國家民族最困難的時期，當最困難的官。他曾作白話小詩一首，其詞云：

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

10月21日廣州淪陷，25日武漢失守，胡適可謂是「受命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時」。10月23日，胡適勉勵使館人員「不要灰心」，他說：「我們是最遠的一支軍隊，是國家的最後希望，絕不可放棄責守。我是明知國家危急才來的。國家越倒霉，越用得著我們。我們到國家太平時，才可以歇手。」

胡適作為學者任駐美大使，全無政客的深沉和韜略，而是以「誠實和公開」的態度，贏得別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們讚譽他為「學者大使」。對於胡適使美的業績，時人就有不同評價。王世傑認為胡適的「人格與信望」使他在駐美任上「較任何人為有效」；胡適的學生吳健雄說，她的美國朋友告訴她，「華盛頓政府上下人員」對胡適「都是崇敬備至」。王世傑也說，他親見羅斯福給蔣介石的信上寫有「於適之信賴備至」的贊語。日本政界聽到胡適任駐美大使的消息後也給予了異常的關注，代表日本官方的《日本評論》曾發表評論說，日本需派出三個人一同出使，才可能抵抗得住胡適。那三個人是鶴見佑輔、石井菊次郎和松岡洋石，分別是文學的、經濟的和雄辯的專家。而與上相反的是孔祥熙放言：「適之不如儒堂」；宋子文則斥胡適之講演為「空文宣傳」，且隱喻其非「外交長才」。胡適出任駐美大使，頗有幾分無奈。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感，他才臨危受命。由於外交是講究利害關係的，沒有純粹的道義，它是一種務實的藝術，不是宣播道義的表演。而胡適畢竟只是個書生，因而他在大使任中便不免帶有幾分書生氣。

珍珠港事變前，北平圖書館將數百部善本書運至華盛頓委託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存。後者認為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當該批書籍在國會圖書館開箱時，美國國務卿和該館館長特地敦請中國大使胡適，並派大員相陪，同往書庫查看。誰知這位大使是個書迷，他一進書庫，便如入寶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無人地看起書來。胡適一看就看了個把鐘頭，把那些陪他前來而與善本無緣的外交大員和圖書館館長冷落在幽暗的書庫走廊，踱其方步。最後大使才從書堆裡提著上衣笑嘻嘻地走了出來，和這批要員們大談其善本的經緯。這件小事，在他們所謂外交使節的圈子裡都被認為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胡適我行我素而不自覺。當然也有人認為他是位學者大使，因而他的怪行反而傳為佳話了。真所謂「真名士而自風流」！

事實上，胡適在美引人矚目且發生較大影響的並非其外交活動，而是作為文化使節和一位傑出的演說家所從事的活動，即所謂的「行萬里路，講百次演」。1942年上半年，美國《華盛頓郵報》載：「中國駐美大使胡適，最近六個月來遍游美國各地，行程達三萬五千里，造成外國使節在美旅行之最高記錄。胡大使接受名譽學位之多，超過羅斯福總統；其發表演說次數之多，則超過羅斯福總統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演說之紀錄，亦為外交團所有人員所不及。」胡適做大使時也每向好友傾吐他行萬里路、講百次演的苦差事：「今年體質稍弱，又旅行一萬六千英里，演講百餘次，頗感疲倦。我在此三年，不曾有過一個週末，不曾有一個暑假。」據他自己回憶：「本人在美任大使數年，赴全美各地演講四百次之多。」胡適把講演看成自己作為一個學者從事外交的最佳手段。應該說，中國抗戰的決心和意義能被美國所瞭解並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胡適的演講是功不可沒的，但一位處於關鍵職位的駐美大使卻僅僅將演講作為自己的主要工作，這裡多少也體現出胡適大使的書生氣。胡適熱衷於演講也被時人所詬病，宋子文就曾在公開場合對胡適的演講表示不滿，他對胡適說：「你莫怪我直言。國內很多人說你講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還是多管管正事吧！」而更顯胡適書生氣的是，當他作行程三萬五千里的旅行，到處發表演說並傳播中國的良好願望和理想時，國民政府給了他三萬美元作宣傳費用，他將此款全部奉還並解釋說，我的演說就是足夠的宣傳，不需要任何宣傳費用。

胡適在駐美大使任內，另一為時人所詬病的話柄是「只好個人名譽，到處領學位」。這也不無根由。胡適任大使以後，美國的一些大學慕名而來，紛紛贈以榮譽博士學位。據統計，胡適四年大使期間竟領得二十七個榮譽博士學位。當然，如若此事是在和平時期，或者胡適只是一個單純的學者，各大學贈以榮譽博士之學位，胡博士欣然受之，本也無可厚非，或許也是一段佳話。但作為戰時的駐美大使，公務纏身，卻花費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接受學位，怎麼說也有不務正業之嫌。正如他的學生傅斯年婉言批評的那樣：「此自非壞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後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對於榮譽博士學位，胡適自己也知道並無多大實際價值，「這些玩意兒，毫無用處，不過好玩罷了。」但胡適博士對此卻依然樂此不疲，我行我素。胡適如此行事，卻也不脫書生本色，單純得可愛。又據時人傳言，胡適主持大使館館務，用的是無為而治的辦法，讓各部門的人各司其職，自己向來不親細事。傅斯年曾寫信提醒胡適注意此事：「當時熟人中之傳說，有可注意的幾點：館中staff（職員班子）始終未曾組織好，凡事自辦，故efficiency（效率）難說……又言館中紀律亦缺乏……此事似值得考慮也。」此事也顯出胡適大使的書生氣。

1942年8月15日，胡適收到免去他大使職務的電報。他本來無心做官，是因為國家民族的危難才勉力出來任事的；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他便想尋一個機會，決心求去。收到免職電報的當天晚上，即復電國民政府，表示感謝。9月8日，便交卸了差事。18日便離開雙橡園使館，告別華盛頓，移居紐約，重新開始他的學術生涯。

被騙參加總統候選

1947年12月中旬，蔣介石為了搞好同美國的關係，力勸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再次出任駐美大使。美國則基於對蔣介石的不滿，便想在華扶植「第三勢力」，希望國民黨政府能夠容納「自由主義分子」。為此，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便借國民黨「行憲」之機，極力慫恿胡適出來競選總統。1948年1月中旬，同樣得到美國支持並準備參加副總統競選的李宗仁也致信胡適，勸其「參加大總統的競選」。但胡適卻表示：「我從沒有作競選總統的打算和考慮」，並主張「總統應由政黨的代表產生出來」。

3月29日，「行憲」國大開幕後，蔣介石為應付來自美國的壓力，將計就計，表示準備請胡適出任總統，自己出任行政院長。為此，3月30日下午，總統府秘書長王世傑受命向胡適傳達了蔣介石的意見，但胡適一直搖擺不定。

蔣介石見胡適猶豫不決，決定於4月3日夜親自找胡適談話。這使胡適受寵若驚，終於上了圈套，答應了蔣的請求。

4月4日，國民黨舉行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總統提名人選問題。會議一致推舉蔣介石為總統候選人，但蔣介石卻拒不接受，並明確表示，第一任總統應具有下述之條件：１瞭解憲法，認識憲政，確保憲政制度；２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且為一愛國之民族主義者，根據憲法，實現三民主義，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中國；３忠於戡亂建國之基本政策；４深熟我國歷史、文化及民族傳統；５對當前之國際情勢與當代文化有深切之認識，借而促進天下一家理想之實現，並使中國成為獨立自尊的國家，處於國際大家庭中之適當地位。為此，蔣介石建議：「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種條件之黨外人士出任總統候選人，並支持其當選。我願擔任政府中除正副總統外之任何職責，協助總統以實現憲法中之民主原則。為國家人民利益之故，我深信我不應競選總統。此不僅為謙讓之故，而是誠懇之信心。總而言之，我建議我黨提出一卓越之黨外人士為總統候選人。」

蔣介石之所以「謙讓」，並非真的要讓胡適當總統，而是其慣用的以退為進的一種手段。他在推舉胡適的同時，就曾明確表示：「中正身為本黨領袖，為本黨當然之總統候選人。」但按照1946年底「制憲」國大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總統權力要受到諸多限制，這是一直習慣於大權獨攬的蔣介石所不滿意的。因此，他才表示寧願屈就有「實權」的行政院長，也不願當「有職無權」的總統。但是國民黨的大多數黨員已長期習慣於以黨的領袖與總統置於同等地位，把總統與控制政府置於同等地位了。因此，蔣委員長的提議極遭反對，理由是國民黨對政府的控制將因此而削弱，而且目前的危機是要使國家有一個有力的舵手。

既然國民黨人認為總統非蔣莫屬，而蔣介石又不願當「有職無權」的總統，這就需要找出一個解決辦法。當然，最簡單直接的辦法就是修憲，擴大總統職權。但「憲法甫見施行，如即予以修正，亦多不妥之處」，而且「尤為少數黨所不願」，怎麼辦？程思遠回憶，在4月5日上午的國民黨中常會上，張群表示：「總裁併不是不想當總統，而是依據憲法的規定，總統並沒有任何實際權力，它只是國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長，他自然不願任此有名無實的職位。如果常會能想出一種辦法，賦予總統以一種特權，則總裁還是願意當總統候選人的。」於是，中常會隨即推舉張群、陳佈雷、陳立夫三人去見蔣介石，當面徵詢意見，得到首肯。下午，王寵惠據此在中常會上提出：「我們可以避開憲法條文的規定，在國民大會中通過一項臨時條款，賦予總統在特定時期得為緊急處分的權力。」隨後，國民黨中常會做出決議：「總裁力辭出任總統候選人，但經常會研究結果，認為國家當前的局勢，正迫切需要總裁的繼續領導，所以仍請總裁出任總統，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會並建議在本屆國民大會中，通過憲法增加『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總統在戡亂時期，得為緊急處分。」這樣，蔣介石在經過一番「謙讓」，得到「緊急處分」之權的保證後，終於答應出任總統候選人，而胡適的總統夢則由此迅速破滅。

蔣介石的目的達到以後，隨即讓王世傑轉告胡適，說自己的計劃因國民黨中委們的反對而無法實現，從而安撫空歡喜一場的胡適，盡快了結這一騙局。於是，王世傑再次奉命來看胡適，「代蔣公說明他的歉意」。

4月8日晚，蔣介石約胡適到官邸吃飯，當面向胡適表示歉意。

4月18日，國民大會正式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授予蔣介石超越憲法之外的「緊急處分」之權。19日，國民大會又以2430票的絕對多數選舉蔣介石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這樣，蔣介石終於如願以償地通過「民主」方式當上了「合法」的實權總統。5月20日，蔣介石宣誓就職後，隨即開始行使總統職權，提名行政院長組織政府。當時，國民黨中常委黃宇人曾就此發言道：「何以不提胡適之？」蔣介石聽後面色一沉說：「書生不能辦事。」此言可謂一語中的，真正表露了蔣介石的真實想法。由此可見，胡適在蔣介石眼中不過一介書生，根本「不能辦事」，哪能做什麼總統呢！

「胡說」與「著作監」

1917年7月，26歲的胡適完成七年的留美學業，於9月10日就任北京大學英文學、英文修辭學和中國古代哲學三科教授。

胡適就任教授後，把自己苦學奮進得來的深厚的英文和中國古代哲學之基礎，運用於教學實踐，特別是以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為主線，充實提高，自編講義，打破了大學教壇的習慣教法，並在1919年2月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名聞全國，大受稱讚。

胡適一完成留美學業，即就任北大教授，是由北大文學院長陳獨秀和校長蔡元培鼎力提攜而破格聘用的。蔡元培和陳獨秀兩人同歲，都是1879年出生，按中國生肖屬相為屬兔。而後生胡適，是生於1891年12月，剛好少於他倆12歲，也屬兔。當時有人戲稱：「北大添個年青人，玉兔常伴月照明。」北大是我國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學，年輕胡適初露頭角，是治理北大的「三大台柱之一」。

胡適就任北大教授，以最好的「教書匠」著稱，但他更能「快友」交談，加上個能說會道的嘴巴，講得比寫得更好。胡適當年在北京大學紅樓內外，聚天下英才而講之。講台之下，笑聲四起，掌聲如雷。有時「說癮」大發，對學生講起課來，與朋友吹起牛來，天花亂墜，南腔北調，天空海闊，文白齊鳴，白話口語，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顧了。有一次，胡適應邀到某大學講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孫中山先生的話，在黑板上寫：「孔說」、「孟說」、「孫說」，越說越來癮，最後他發表自己的意見時，竟在黑板上寫了「胡說」，引起一場「哄堂聽胡說」的大笑話來。

胡適曾有「酒醉上海灘」的歷史。1910年3月22日夜，在上海一家堂子裡喝醉了酒，回家途中與巡捕廝打，被帶進捕房，關了一夜，罰款五元，心裡百分懊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詩句，發誓從此改過。此後閉門讀書，7月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費生。但他的嗜酒習慣仍時有發作，胡適有一句口頭禪：「寧要大碗酒，不要小碗茶。」因為古老徽州，他家鄉績溪好客禮貌，喜迎貴賓，先要泡上一碗「碗頭茶」，是用一種高級的景德鎮瓷碗配有瓷蓋、瓷托或金黃銅托，小巧玲瓏，一派古雅。胡適在北大任教之餘，曾作「舊瓶新酒」一詞的考據，他說「舊瓶新酒」是西洋古諺，其出處在《馬可福音》第二章。據此可見胡適之喜酒了。1930年12月，胡適40歲生日，又恰逢北大建校32週年，舉行了慶祝。據當時報載，在胡適的寓所宴會上，其妻江冬秀贈夫「止酒」戒指一枚，力勸戒酒。被稱為「兩代學人，一對摯友」的張元濟先生，大了胡適24歲，張在上海讀到報紙後，特製聯語一副補贈胡適之先生四十大慶。其聯語云：

我勸先生長看蓄賢間戒指從今少喝些老酒，

你做阿哥好帶了小弟北大享個無限的遐齡。

胡適一生獲得多少博士及榮譽博士學位，大陸與台灣學者說法不一。見於報章雜誌的文字也不一致。據說台灣學者認為胡適有39個博士學位，大陸也有36個博士學位的異言。多數學者認為是35個博士學位，有待進一步考證。

胡適的別號、筆號、綽號有多少個，少見於報端。已知有40餘個，多於他的博士學位。以下幾個則鮮為人知。

一為「子供」。1906年夏，胡適考入中國公學，時年只14歲，而中國公學第一期中，他的年紀最小，個子矮，多數同學都比他大，使他得了一個日本人的綽號「子供」，即小孩的意思。

二為「大書箱」。胡適5歲時開始念「四書」、「五經」、《孝經》、「小學」和《百家姓》、《千字文》。8歲就能懂《資治通鑒》。在二三十年代裡，海內外學者和留學生，都認為書讀得最多的，在一班讀書人中，數不出幾個，如果嚴格地講，恐怕要數胡適首屈一指了，所以當時胡適得了一個「大書箱」的綽號。

三為「黃蝴蝶」。1916年8月，胡適寫了一首「窗上有所見口占」的「嘗試」白話詩。開頭兩句是「兩隻黃蝴蝶，雙雙飛上天」。當時寫白話詩，有大逆不道之嫌，常為人攻擊與譏諷。國學大師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中，大罵白話詩為「驢鳴狗吠」，直呼胡適為「黃蝴蝶」。

四為「著作監」。1917年胡適留美回國，即受聘北京大學任教，時年26歲，是最年輕的教授，頗有點名氣，又因他積極提倡白話文，曾經與舊派文人黃侃有過交鋒。黃侃時為赫赫有名的國學大師，一生重視國學，最反對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他認為白話文雖然淺顯易懂，但如大力提倡白話文，將來就沒有「文人」了。黃、胡同在北大任教，就更有「文人相輕」之意。黃侃不但在教師、文人圈內外，一有機會就要貶胡適，且語言尖酸刻薄。有時在學生中，也戲稱胡適是「著作監」。學生不懂什麼意思，就請教老師。黃侃即說：「著作者，寫書著書也；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面沒有也！胡適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而下冊沒有也，故曰著作監也！」一時在北大校園內外「著作監」的綽號也不脛而走。

五為「候博士」。胡適於1917年4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完成《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的博士論文。5月22日，進行了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口試，其實未得正式的博士證書。回國後胡適博士的名聲在外，就這樣胡適博士的榮名提前用了十年。哥大於1927年才正式補發博士學位證書。在1939—1941年胡適任美國大使期間，穿梭如織地來往於外交禮節和公共場所。據說外國人對胡適的名字發音難於確切，就被喊作「候博士」、「候大使」了。胡適自己也大大方方地默認和答應，於是又有一個「候博士」的綽號。

現代版「三從四德」之首倡者

胡適13歲時，由母親做主與大他一歲的鄉下姑娘江冬秀訂婚。之後，胡適赴美學習，前後14年不曾見面，直到1917年，學成歸國方才回家鄉完婚。婚後，胡適回到北京大學教書，江冬秀在家照顧母親，直到隔年夫妻才團圓。自此以後，江冬秀總是伴隨著胡適，胡適亦對她不離不棄，以致友人曾戲言：「胡適大名垂宇宙，小腳夫人亦隨之。」這對學識和個性天差地別的夫妻，從吵吵鬧鬧到認命廝守，有趣的故事實在不少。

江冬秀出身於安徽績溪鄰縣旌德江村書香世家。她的父親和哥哥江澤生都是「癮君子」。她的母親呂賢音出身（旌德）廟首官宦世家，其祖父呂朝瑞是一科一甲探花，其父（江冬秀的外公）呂佩芬，進士出身，任翰林院編修，光緒末年，曾籌劃安徽鐵路有限公司。江冬秀的外公本家呂鳳岐、呂碧城父女文才名傳一時，尤其是碧城女士一代巾幗，是秋瑾好友、女權運動先驅、慈善家……傳統的世家名門、傑出人物的熏陶，使自幼就纏了小腳的江冬秀在待人處世作風上倒是恢弘大度，不乏大家風範。

胡適與江冬秀聯姻，純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封建包辦婚姻。在胡適13歲那年，胡母馮順弟與江母呂賢音一次鄉間廟會上認識了，各自說起了自己即將成年的孩子，然後由塾師說媒，再由算命先生神乎其神地推算「八字」，然後到灶神爺前求籤，一樁舊式婚姻就這麼給定了下來。

胡適聰明活潑，相貌端正。江冬秀相貌平平，短腿，小腳，眼有翳子。但江家經濟上比胡家優越。

訂婚後的一個月，胡適走出皖南大山，到上海求學，繼而留學美國，一直到14年後，也就是1917年12月30日結婚的時候，才與未婚妻第一次謀面。

14個春花秋月輪迴，是何等漫長！在胡適去美國讀書期間，江冬秀每年不定時到上莊村去伴婆婆，像童養媳似的，早上起得很早，在天井裡掃地。一位親戚覺得很奇怪，問她為什麼要自己掃地。她眼淚掉下來了，說：「這裡全家大小都做事，我怎麼好意思不做事？」後來江家知道了，買了個丫頭送來，但馮氏仍要她做事。1911年5月21日，胡適留美的第二年，在康奈爾大學農學院給江冬秀寫了第一封信。

冬秀賢姊如見：

此吾第一次寄姊書也。屢得吾母書，俱言姊時來吾家，為吾母分任家事。聞之深感令堂及姊之盛意，出門遊子可以無內顧之憂矣……前曾於吾母處得見姊所作字，字跡亦娟好可喜。惟似不甚能達意，想是不多讀書之過。姊現尚有工夫讀書否？甚願有工夫時能溫習舊日所讀之書。如來吾家時，可取聰侄所讀之書溫習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處，即令侄輩為一講解。雖不能有大益，然終勝於不讀書，令荒疏也……

之後，胡適還好幾次給他的未婚妻寫信，寫得文質彬彬，溫存體貼，並且循循善誘地要求她「讀書」與「放足」。

遠在美國的胡適一度墜入與韋蓮司的精神之戀網。消息離奇地傳到深山小村上莊，說什麼胡適與洋女子結婚，生了小孩……馮氏趕緊去信詢問。胡適十分認真地給母親寫了封長信表明：「兒久已認江氏之婚約為不可毀，為不必毀，為不當毀……」他在美國畢業前夕，將畢業照直接寄給了江冬秀，以表心跡。

梁實秋曾說：「『五四』以來，社會上有很多知名人士視糟糠如敝屣，而胡適先生沒有走上這條路。」

45年夫妻生活在動盪的歲月裡，是一個漫長但也是一個有趣的、耐人尋味的人性磨合過程。江冬秀給胡適的「見面禮」便是對「西湖煙霞洞事件」的反擊。結婚泯滅不了胡適的本性。胡適年方而立，風度翩翩，是一顆多情的種子。1923年，胡適與在杭州師範讀書的同鄉、當年婚禮上的伴娘曹誠英，在西湖煙霞洞演了一出蕩氣迴腸的戀情話劇，隨著時光的流逝，此事被新月詩人徐志摩（在北大講學，住在胡適家）講出去了。當年跟在胡適身邊養病的侄兒思聰也一不小心露了口。

這時的主婦江冬秀已經老練了，得知這個「飛來橫禍」，她不號啕大哭，也不作河東獅吼，只見她操起一把菜刀，一手摟住只有2歲的小兒子思杜，一手拖住大兒子祖望，頃間將刀勒向自己的脖子，對胡適聲淚俱下叫道：「你好！你好！你要那個狐狸精，要和我離婚！好！好！我先殺掉你兩個兒子！再殺我自己！我們娘兒仨都死在你面前……」

這恐怖凌厲的場面把胡適鎮住了，他既不敢開口提半個「離」字，也不敢同曹家妹子公開來往，安心與江冬秀琴瑟相調過日子。

有時江冬秀髮脾氣，嗓門高了，要面子的胡適就躲進衛生間，借漱口故意把牙刷擱進口杯裡，將聲音弄得很響，以作「掩耳」。

其實胡適的脾氣是最好不過的，除了從母親那裡繼承來的「忍耐」之外，還大肚量地為他人著想，何況是自己的太太，「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衍生他的家庭哲學「三從四德（得）」。

「三從」者，一謂「太太出門要跟從」；二謂「太太命令要服從」；三謂「太太說錯了要盲從」。「四德（得）」者，一曰「太太化妝要等得」；二曰「太太生日要記得」；三曰「太太打罵要忍得」；四曰「太太花錢要捨得」。

胡適的怕老婆並非猥瑣、可憐，而是富有情味、頗有樂趣的。不僅如此，他還積極付諸行動——在世界範圍內收集「怕老婆的故事」。胡適自己說過，在他赴美做大使任上，有位記者來採訪他，說他是個「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火花），二是收藏榮譽學位（名譽博士），云云。其實他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國怕老婆的故事。這個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很有用，的確可以說是他極豐富的收藏。在收藏中，胡適還悟出了一點兒道理——「在這個（怕老婆的故事）收集中，我有一個發現，在全世界國家裡……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反之，凡是沒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是獨裁的或者極權的國家。」

胡適收藏「怕老婆的故事」同時，還收藏「PTT」（「怕太太」）銅幣。此舉緣起一位朋友從巴黎寄給他十幾枚法國錢幣，幣面銘有「PTT」字樣，胡適一下聯想起「怕太太」三個字的拼音首字母，於是就發起成立「PTT」協會，會員證章就是這枚「PTT」錢幣。胡適晚年還在熱衷此事。1961年，他的朋友李先生在巴黎收集到了十幾枚「PTT」幣，托葉先生帶給在台北的胡適。胡適同時買了六七本意大利怕老婆的故事書，連同「PTT」幣交董顯光轉給華盛頓「PTT」俱樂部會長。他給他的秘書胡頌平還講了抗倭名將戚繼光怕老婆的故事。

江冬秀真是那麼個「悍婦」嗎？非也。抗戰之初江冬秀還不到50歲，五短身材，體形發福，講話一口京腔，穿著樸素，看上去總是很整潔，臉上常常帶著慈祥的笑容，又很講禮貌，雍容大方，有點貴婦人的氣派。

旁人都愛議論的，是江冬秀那雙小腳。她的小腳只是肥了一點，小腳上總是穿一雙有後跟底的很小號的皮鞋——穿那種皮鞋，鞋頭要塞一些棉花才合腳。在20世紀30年代，纏小腳的老太太還很普遍，流行的是穿平底繡花鞋。大概穿皮鞋她才覺得有點時髦。

胡適手指上有枚「止酒」戒，那是在他40歲生日時，他太太專門定制，給他戴上去的。因為胡適患有心臟病，江冬秀苦心孤詣想出了這一招。

江冬秀文化不高，老寫白（別）字。不寫白字，不是滿口熟練的京片兒，那就不是江冬秀了。這裡有一封這位「大名垂宇宙」的博士太太1938年12月8日，從上海寫給在美國大使任上丈夫的一封家書（白字或病句括號內做了更正）：

xing（騂）：

今早報上說你因身體不適，進某醫院療養，我看（了後）嚇我一大跳！盼望不是大病。但是你要（是）沒有幾分病，不會住醫院，是（使）我很不放心。盼望老天爺開眼，就（讓）病好了罷。是不是牙痛病見（現）痛凶了？我只有靠天福保佑你，祝你康健。我實在不能回想（憶）了。你（以前生）一兩次的病，大半我都在（你）身邊多（「多」字應刪去）。回（否）則在國內，信電都方便，現在心想打（發）個電報都不敢（能）。可憐到我們這個地步，做人太難過了。

開門見山，直白自己的感情，女性特有的愛怨五味俱下，比起那個時代套用典故，文縐縐的尺牘，不知高明多少了。怪不得胡適曾說：「病中得她書，不滿八行紙。全無緊要話，頗使我歡喜。」就在這封慰問信中，江冬秀還老實不客氣地直奔另一個主題：「你的脾氣好勝，我一晚不睡覺，望你平身（心）氣和，修養修養罷。你的師姐師妹要把我們全全（全家）送掉，也是前世遭擊（造孽），現世出這一班寶貝。想開點罷！干（甘、安）心完了。」

江冬秀絲毫沒有忘記當年胡適康奈爾大學時期的「師姐」韋蓮司、哥倫比亞大學時期的「師妹」莎菲以及曹誠英「這一班寶貝」。接著筆調又一轉，回歸正題，江冬秀始終主張胡適教書做學問，反對胡適出去做官，她直白道：「你現在好比他們叫你進虎口，就要說假話，他們就愛這一套。你在大會上說老實話，你就是壞人了。我勸你早日下台罷，免受他們這一班沒有信用的（小人）加你的罪，何苦呢……你看了我這封信，又要怪我瞎聽來的，望你不要見怪我吧。我對與（於）你，至少沒有騙過你呀。」

江冬秀有個異於胡適的特殊愛好，就是搓麻將。江冬秀的搓麻將是出了名的。她做了胡適太太后，除露一手燒徽州菜、指揮保姆幹活外，就無限制地戰「圍城」，從北京搓到戰時上海，戰後又搓到北平，再搓到紐約，戰線綿延她的大半生。戰績嘛，她可以說戰無不勝。

如果說胡適和江冬秀的婚姻有秘訣，那就是一個「怕」字。對於胡適來講，有時怕，有時不怕，有所怕，有所不怕，這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這其中滋味，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章太炎：民國禰衡，「瘋子」傲世

章太炎（1869.1.12—1936.6.14），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學乘。後改名絳，號太炎。早年又號「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子」等。浙江餘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國近代著名樸學大師、著名學者，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

「流血從我起」

章太炎出生於浙江餘杭的一個書香世家。其祖父章鑒、父親章涪皆是知書達理之士，章太炎自小便接受了較好的傳統教育。然而，傳統封建教育並未使他成為一名忠於滿清統治的「順民」，革命反滿的觀念很早便在章的腦中扎根。章太炎12歲時，一日外祖父領著他閱讀《東華錄》，當讀到曾靜案時，外祖父說：「夷夏大防，同於君臣之義。」章太炎問：「前人有談此語否？」外祖父答道：「王船山、顧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為甚，謂歷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祖父這番話激起了少年章太炎的思緒，他憤然曰：「明亡於清，反不如亡於李闖！」外祖父急忙說：「今不必作此論耳。」可見，革命思想已潛伏於年幼的章太炎心中。

成年後，章太炎拜師於詁經精舍的經學大師俞樾，研習經史，度過了八年寒窗苦讀的求學生涯。然而，內憂外患，時變日亟，動盪的政局已迫使章太炎不能再安心地穩坐書齋了。1897年的夏天，他告別恩師，奔赴上海，開始了自己倡言革命的歷程。

初出茅廬的章太炎先後擔任《時務報》、《正學報》、《經世報》等刊物的編輯，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情與思想。直到1903年，他開始主筆《蘇報》，一改該報以往保守的政治立場，大張旗鼓地宣傳革命主張。此時的章太炎才思泉湧，一篇篇戰鬥檄文如出膛炮彈，炸向清政府的要害。在一篇文章中，章太炎對慈禧太后奢華鋪張的壽典進行了無情地冷嘲熱諷：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時再到古長安？歎黎民膏血全枯，只為一人歌慶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灣，而今又割東三省，痛赤縣邦圻益蹙，全逢萬歲祝疆無。

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他更是毫無忌憚地寫道：「載混小丑，不辨菽麥。」直呼當今聖上之名，且斥其無能，這在當時不啻是石破天驚之論。按照刑律，當屬殺頭之罪。正因此故，清政府認定章為「反清匪人」，密電上海道照會會審公廨出票拘人。別人勸他躲避，他卻說：「革命流血起，流血從我起。」與革命知己鄒容一道慷慨入獄，而他「章瘋子」的外號也得於此時。

在獄中，儘管受盡獄卒的百般折磨，但章太炎苦中作樂，鬥志高昂。為了鼓舞年輕的鄒容，他特意寫下一詩：

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

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餱。

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

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

鄒容也回贈章詩一首：

我兄章枚叔，憂國心如焚。

並世無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氛？

昨夜夢和爾，同興革命軍。

身陷牢獄，二人卻心繫反清大業，互相往來唱和，此種大無畏之氣概實令人景仰！

可惜天不假年，一年後，鄒容身患重疾，瘐死獄中。兩位革命摯友，不久前還賦詩共勉，轉眼間卻已分隔陰陽兩界，章太炎怎麼也無法接受這一事實，抱著鄒容的屍體，他不禁悲不自勝，痛哭失聲。

三年的刑期很快過去，章太炎出獄後東渡扶桑，繼續從事革命事業。由於在獄中堅貞不屈的表現，此時章在士林中之聲望日隆，儼然成為義薄雲天之楷模。眾人對其敬仰備至，大有「平生不識章太炎，訪盡名流亦枉然」之架勢。

「我是有神經病」

流亡日本後，章太炎看到日本人鄙視中國人，很是憤慨，然又因密謀革命，不能不盡力忍耐，氣無處可洩，有時只好用詼諧幽默的辦法出這口惡氣。一天，日本警察到其寓所調查戶口，要他填一份表格。章太炎寫的是：

職業：聖人

出身：私生子

年齡：萬壽無疆

這是因為人家都稱他為「聖人」，而私生子則以日本為最多，面對章這份充滿調侃意味的回答，日警們哭笑不得。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東京神田町錦輝館舉行演講，兩千多人慕名而來，一時間會場內外人頭攢動，甚至有人爬到屋簷上，以一睹這位傳奇人物的風采。在演講中，章太炎就所謂「瘋癲」談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大概為人在世，被他人說個瘋癲，斷然不肯承認，除那笑傲山水詩豪畫伯的一流人，又作別論，其餘總是一樣。獨有兄弟卻承認我是瘋癲，我是有神經病，而且聽見說我瘋癲，說我有神經病的話，倒反格外高興。為什麼緣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後，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近來有人傳說，某某是有神經病，某某也是有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當現面前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點的人，富貴利祿的補劑，雖不能治他的神經病，那艱難困苦的毒劑，還是可以治得的，這總是腳跟不穩，不能成就什麼氣候。兄弟嘗這毒劑，是最多的。算來自戊戌年以後，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別事株連，或是捕拿新黨，不專為我一人；後來四次，卻都為逐滿獨立的事。但兄弟在這艱難困苦的盤渦裡頭，並沒有一絲一毫的懊悔，憑你什麼毒劑，這神經病總治不好……但兄弟所說的神經病，並不是粗豪魯莽，亂打亂跳，要把那細針密縷的思想，裝載在神經病裡。譬如思想是個貨物，神經病是個汽船，沒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經病，必無實濟；沒有神經病，這思想可能自動的麼？

演講將畢，章太炎大聲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經病質，傳染諸君，傳染與四萬萬人！」聽過這番「瘋言瘋語」，我們不難發現，對於「章瘋子」的外號，他非但沒有絲毫自卑不滿，反而處處顯得自鳴得意。他的這次演講有激情，有學理，且不乏幽默，戰鬥性也極強，堪稱近代演講中之精品。他那富有魅力的「有學問的革命家」的形象也由此呈現在眾人眼前。難怪章之好友宋恕曾半開玩笑地說：「像章君這樣手無縛雞之力的儒生，竟欲顛覆滿洲三百年的帝國基業，為何會如此的不自量力呢？莫非是明末遺老們的魂魄附體了不成？」

章太炎在日本的主要活動是主編《民報》，這成為他一生中非常輝煌的一個時期。在孫中山的盛邀下，章太炎出任《民報》社長。至《民報》終刊，他親手主編16期，並發表文章83篇。可以說，《民報》所到之處，也就是章太炎的文章和思想影響所及之處。正如魯迅後來回憶所言：「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章）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和××的×××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確，章的文章革命性濃厚，攻擊力十足，無時無刻不在攪亂著統治者們脆弱而敏感的神經，自然又成為清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使他們咬牙切齒，寢食難安。

為了封禁《民報》，清政府專門派人赴日與日本政府就此事進行密謀。據野史記載，清政府為促成此筆交易，不惜出賣主權，「慷慨」地送日本政府一個「大禮包」。這「大禮包」包括間島（延吉一帶）的領土，撫順、煙台的煤礦和新法鐵路（新奉到法庫門），真是無恥之尤！得到好處之後，日本政府立即命令警署查封了《民報》社。

章太炎得知此事後，義憤填膺，決定抗爭到底，拚個魚死網破，揭露日本政府的真面目。於是，他到地方裁判廳起訴日本政府。日本專門派出辯護律師五六人，妄圖以車輪戰圍攻章太炎，使其屈服。

論辯那天，章太炎有理有據，振振有詞，其情景實在令人難忘。章問裁判長：「擾亂治安，必須有證，若謂我買手槍，我蓄刺客，或可謂擾亂治安。一筆一墨，幾句文字，如何擾亂？」廳長無語。

章又問：「我之文字，或煽動人，或煽惑人，使生事端，害及地方，或可謂擾亂治安，若二三文人，假一題目，互相研究，滿紙空言，何以謂之擾亂治安？」廳長又無言。

辯護專家們連忙給廳長打圓場，欲以《民報》言論妨礙日本社會秩序之罪名來壓制章太炎。章太炎反問道：「吾言革命，吾革中國之命，非革貴國之命，吾之文字，即煽動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國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動中國人，非鼓動日本人，於貴國之秩序何干？於貴國之治安何干？」眾位辯護專家無言以對。

章太炎越說越激動，他怒吼道：「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國法律皆然，貴國亦然，吾何罪？吾言革命，吾本國不諱革命，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吾國聖人之言也。故吾國法律，造反有罪，革命無罪，吾何罪？」頓時，整個裁判廳內鴉雀無聲。最後，裁判廳廳長強制性以危害社會秩序之名目查封《民報》，並罰款120元。雖然《民報》半途夭折，但章之鬥爭為它塗上了最後的一抹輝煌。

「袁賊燒死矣」

民國伊始，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其所言所行令擁戴者大失所望。他先派人刺殺宋教仁，後出兵鎮壓「二次革命」，其倒行逆施讓章太炎忍無可忍。章不顧親友勸說，毅然決定深入虎穴，挽救危局。他理直氣壯地說：「我決定要去面質包藏禍心的袁世凱，明知是虎穴，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臨行前，他留詩一首，頗能反映當時之心境：

時危挺劍入長安，流血先爭五步看。

誰道江南徐騎省，不容臥榻有人鼾。

此詩內含兩個典故。前兩句出自《戰國策》，乃戰國掌故。謀士唐雎受安陵君所托，孤身赴秦，結果不辱使命，迫使秦王放棄侵犯野心；後兩句出自《類說》，是北宋舊事。趙匡胤兵臨南唐都城，後主李煜派徐鉉求和。趙匡胤拔劍厲聲道：「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舉兵進攻，南唐遂亡。章作此詩，顯然是欲倣傚唐雎，挺劍入京，不管他袁世凱是霸道之秦王還是強悍之趙匡胤，章皆決心以「伏屍二人，流血五步」之舉，來警醒世人，踐履自己民主共和之理想。

入京不久，章便上演了大鬧總統府之好戲。一日，章身著油烘烘的破棉袍，手持折扇，故意將袁世凱頒發的二等勳章綴於扇柄，大搖大擺來到總統府，打算與袁世凱好好理論一番。門衛藉故阻止其見袁。此時，次長向瑞琨卻接到通知要進府面見袁世凱，章太炎怒不可遏，身上那股「狂」勁兒頓時發作：「向瑞琨一個小孩子，可以見袁世凱，難道我見不得嗎？」從清晨至傍晚，章將總統府上上下下1000人等悉數痛罵一通，並掄起手杖將府內器物砸個稀里嘩啦。袁世凱躲在內室，目睹章太炎之「胡鬧」，卻怒不敢言，任其發洩。由此可見，章之狂士風采，較之禰衡，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最後，袁世凱實在沒辦法，派出軍政持法處處長陸建章（此人當時以抓捕和處決革命黨人的屠夫形象而聞名）出馬，謊稱總統在居仁堂見章，將其帶到軍隊營房，軟禁起來。後又將其移到北京南城陶然亭附近的龍泉寺及城內的幾處深宅大院，輾轉之間，章太炎開始了一段頗為漫長的幽囚歲月。

剛開始，章太炎極不適應這種毫無自由的生活。他在屋裡大罵大鬧，曾狂書：「殺、殺、殺、殺、殺、殺、殺，瘋、瘋、瘋、瘋、瘋、瘋、瘋」的對聯。其友陳干相當欣賞這「七殺七瘋」的對聯，請石匠刻成石碑立在家祠中。此碑現仍在陳家鄉山東昌邑白塔村橋頭上。此外，章太炎時常與友人狂飲，以致酩酊大醉後出口怒罵，甚至在窗紙牆壁上遍書「袁賊」兩字以洩憤，或用大篆、小楷、行草等字體寫滿「袁賊」二字，將紙埋而焚之，大呼：「袁賊燒死矣！」

更有趣的是，章太炎召集寓所裡所有僕役，定下六條規矩：

第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請安；

第二，在外面見到我，必須垂手而立；

第三，稱我為「大人」，自稱曰「奴僕」；

第四，來客統統稱「老爺」；

第五，有人來訪，無論何事，必須回明定奪，不得徑行攔阻；

第六，每逢朔望，必須向我行一跪三叩大禮。

章太炎向僕役宣佈這六條規則之後，說：「這六條，你們能遵守的，就留下來；不能遵守，就請離開。」僕役無法，只得順從照辦。章門弟子錢玄同覺得好奇，便問老師緣何要立此家規。章太炎的回答更是讓人忍俊不禁：「我弄這個名堂，沒別的緣故，只因『大人』與『老爺』都是前清的稱謂，至於『先生』，是我輩革命黨人拚死獲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餘孽盤踞的地方，豈配有『先生』的稱謂？這裡仍是『大人』、『老爺』的世界，讓他們磕頭，不是合情合理嗎？」

時間一長，章太炎感到單靠嬉笑怒罵並不足以震懾袁世凱等人，於是，他決定絕食抗議。在寄給夫人湯國梨的訣別信中，章寫道：「以吾憔悴，知君亦無生人之趣。幽居數日，隱憂少寐。吾生二十三歲而孤，憤疾東胡，絕意考試；故得精研學術，忝為人師。中間遭離亂，辛苦亦至矣。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又何言哉！吾死之後，中夏文化亦亡矣。言盡於斯，臨穎悲憤。」

文中既有其因民主共和理想尚未實現的不甘心之情，又不乏對自己國學水平的自信，實乃至情至真之言也！->小說下栽+wＲshＵ。ＣoＭ<-

章太炎絕食，身體一天比一天羸弱，精神也一天不如一天。這不僅使袁世凱大傷腦筋，也令章太炎的諸位高足弟子心焦不已。他們千方百計設法使章太炎改變死志，立即進食。關於弟子舊友們苦勸章太炎放棄絕食念頭，重新進食的記載，歷來有兩個版本。

第一個是吳承仕版。得知章太炎絕食的消息後，章的舊友馬敘倫，弟子吳承仕、錢玄同等人急忙前去看望。從早到晚，弟子們一直勸先生進食。章太炎只是躺在床上，兩眼翻白，一味搖頭。無可奈何之下，吳承仕忽想起三國裡的故事，便問：「先生，你比禰衡如何？」

章太炎兩眼一瞪，說：「禰衡怎麼能跟我比？」

吳承仕忙說：「劉表要殺禰衡，自己不願戴殺戮國士之惡名，而借黃祖之手。現在袁世凱比劉表高明多了，他不用勞駕黃祖這樣的角色，叫先生自己殺自己！」

「什麼話！」章太炎聽到此處，翻身跳下床來。弟子們趕緊端出早已做好的荷包蛋，請老師吃了下去。章太炎就此停止絕食。

第二個是馬敘倫版。馬去探望章太炎，好友相見，章太炎精神為之一振，除了談論眼下不堪收拾的人事與國事外，馬敘倫使出渾身解數，與章太炎忽而談孔孟，忽而談老莊，忽而談佛學，忽而談理學。二人天馬行空，談興極濃，自午及暮，意猶未盡。馬敘倫看看天色，起身告辭，他說：「我得走了，中午出來太急，沒有吃飯，現在已經飢腸轆轆。」章太炎說：「這事好辦，讓我的廚子給你準備飯菜。」馬敘倫連連搖頭，說：「使不得，使不得，你正在絕食期間，我在你面前大吃大喝，有違仁道，怎能下嚥？我真要吃下這頓飯，傳出去，豈不是為天下士人君子所不齒？」章太炎一心要挽留馬敘倫，遂當即答應同他一同進食。

吳承仕版中的章太炎與袁世凱不共戴天，自認比三國之禰衡更為清狂，在吳的激將法下顯得頗為可愛；而馬敘倫版的章太炎則究心於學術，因與馬暢談正酣而放棄絕食，其視學術為生命的精神十分可敬。兩個版本，實際上恰恰反映出章太炎身上兩種最為可貴的品質：胸懷蒼生，心繫學術。

袁世凱定年號為「洪憲」後，欲物色德高望重者為其撰寫元旦草詔，有人推薦章太炎，認為他是獨一無二之人選。袁世凱歎道：「何必為人所難呢？你們難道忘記了他絕食之舉？如果以此事逼迫他，是加速其死之志啊！我不願意讓太炎為禰衡，我豈能成為變相之黃祖呢？要是他真的死了，最起碼也是方孝孺，我可不能成全其美名。等他日帝國勃興，再處置章太炎也不遲，現在不是動他的時候。」

此話傳到章太炎耳中，他輕蔑地說：「人家大明的天子姓朱，洪憲天子姓袁，我既不是禰衡，也不是方孝孺，袁世凱更不是明成祖朱棣，僅僅是乘亂而起，過一把皇帝癮的袁術而已。」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全國上下的一片討伐聲中惶恐死去，章太炎重獲自由。回顧這一段刺刀威逼下的生活，章太炎雖幾度與死神擦肩而過，卻依然故我，不屈不撓。難怪魯迅在回憶文章《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由衷地讚歎道：

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

「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瘋子」

民國元年，章太炎進京後，遇見時任北洋大將的陳宦，章太炎便直率地對陳說：「哎呀，你陳宦真是當時之奇才啊！」冷不丁聽到章太炎這句話，陳宦自然喜出望外，剛要答話回謝，章太炎又說：「此後民國必亡於你手！」這下子陳宦臉色忽而變得鐵青，他強壓怒火，作揖告辭。實際上他已是懷恨在心，後來在軟禁章太炎的陰謀策劃中，為了出一口惡氣，可謂是竭盡全力！不成想等章太炎去世後，或許是良心發現，陳宦不僅大力表彰章太炎的學說，還哀歎道：「唉，章大師一走，天下就沒有真正瞭解我的人了！」

章太炎精通醫學，著有《霍亂論》、《章太炎醫論》（原名《猝病新論》）。曾有人問章太炎：「先生的學問是經學第一，還是史學第一？」他答道：「實不相瞞，我是醫學第一。」

胡適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出版時特送了一本給章太炎，上寫「太炎先生指謬」，下署「胡適敬贈」，人名旁邊便用標點符號。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槓，不禁大罵：「何物胡適！竟在我名下胡抹亂畫！」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槓，才消了氣說：「他的名旁也有一槓，就算互相抵消了罷！」此傳說實不可信，章太炎在晚清時出版的《訄書》（鉛印本）等著作就曾採用旁線作為人名、書名號。所謂新式標點，在晚清以及明治時代的日本就已經發端了，不至於對此感到驚訝。

結束幽囚生活，章太炎離開北京，移居上海。有一次，他從同福裡寓所坐黃包車到三馬路舊書店去買書。從書店出來回家時，叫住一輛黃包車，坐上車後，示意車伕向西面走。車伕按照他的話，向西走了很長一段路後，心存疑惑，問道：「先生，你究竟要到哪裡去？」章說：「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瘋子，你只要拉到章瘋子的家裡就是了！」這話說得車伕一頭霧水，出於無奈，車伕只好仍舊把他拉回舊書店，讓他另想辦法。章的家人焦急萬分，派20餘人在市裡四處尋找，終於在舊書店門口發現了他。

還有兩則趣聞皆與章太炎的題字有關。章太炎寫得一手千金難買的好字，世人無不想得其片紙數字。然而章太炎脾氣古怪，並不輕易賞字於人，於是他的墨跡愈發顯得珍貴。當時上海有一位畫家名叫錢化佛，很善於投章老爺子所好，哄他開心，也因此從章那裡討得不少真跡。章太炎最喜歡吃的東西，是帶有臭氣的鹵製品，尤其是臭豆腐，臭到全屋人掩鼻躲避，而唯獨章老爺子吃得津津有味。一次，錢化佛帶來一包紫黑色的臭雞蛋，章太炎見後欣然大樂，當時桌上有支筆，他深知錢的來意，就問：「你要寫什麼，只管講。」錢化佛立即拿出預備好的幾張斗方白紙，每張要寫「五族共和」四個字，而且落款要用「章太炎」三字。章太炎倒也爽快，不出一聲，一揮而就。隔了兩天，錢化佛又帶來一罐臭得出奇的莧萊梗。章老爺子竟然樂不可支，對錢說：「有紙只管拿出來寫。」錢仍要求寫「五族共和」四字，這一回章太炎竟一口氣寫了40多張。後來錢又帶來過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東西，章老爺子自然回回慷慨賜字，前前後後共計100餘張，卻從來不問這些字有何用處。原來，上海一家番菜館新到一種「五色旗」酒，此酒倒出來時十分渾濁，沉澱幾分鐘後，就變成紅黃藍白黑五色，這在當時十分轟動。錢化佛靈機一動，想出做一種「五族共和」的條幅，漢文請章老爺子寫，裱好之後，就掛在番菜館中，以每條十塊大洋售出，竟然賣到脫銷。錢化佛也因此大賺了一筆。

像錢化佛這樣好運氣的人畢竟是少之又少，絕大多數人是千金難換章老爺子一字。更有甚者，則被章太炎好生戲弄一番。曾有一個姓王的暴發戶，附庸風雅，求章太炎為其題字，章太炎自然置之不理。但這暴發戶仍不死心，願出高價托人代為說情，章太炎實在是不耐煩了，又鄙夷其為人，於是大筆一揮，寫下一聯：

一二三四五六七，

孝悌忠信禮義廉。

暴發戶拿到章老爺子的親筆聯語，甚是得意，馬上命人將對聯懸於高堂，逢人便講：「這可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為我題的字！」一天，有位明眼人含笑對暴發戶說：「寫倒寫得很好，可惜上聯忘八，下聯無恥，似乎有點取笑傷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說『王八，無恥也！』」暴發戶聽後，氣得七竅生煙，羞愧不已。

1934年秋，章太炎遷居蘇州，開辦國學講習會，招徒授業，培養了一大批國學人才。他常說：「大國手門下，只能出二國手；而二國手門下，卻能出大國手。」弟子們聽後，大都不甚理解。章解釋道：「大國手的門生，往往恪遵師意，不敢獨立思考，學術怎會發展？二國手的門生，在老師的基礎上，不斷前進，故往往青出於藍，後來居上。所以一代大師顧炎武的門下，高者也不過潘笑之輩；而江永的門下，竟能出現一代大師戴震。」由此可見，章太炎並不主張弟子們株守自己的學術路徑，而是鼓勵他們自由發展，不斷創新，勇於突破前人，自成一家。

在傳道授業解惑之餘，章太炎還不失幽默地與弟子們調侃。章門弟子在學問上各有所長，各具特色。章太炎一次偶然興起，模仿太平天國的封號，戲封其弟子為王。他封黃侃為天王，汪東為東王，朱逖先為西王，吳承仕為北王，錢玄同為翼王。封門下弟子為王，雖屬戲言，從中亦可見章對弟子的喜愛之情。

雖然已從政壇隱退，但章太炎依然關注政局民生，一有機會便大力抨擊時弊。1925年3月，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病逝，1929年6月，靈柩運到南京。在中山陵舉行奉安大典時，章太炎專程來到南京弔唁。想起沿途所見所聞。他深感許多革命黨人已腐化變質，心中很是氣憤。章太炎是革命元勳，達官貴人們自然要設宴為他接風洗塵。席間，有人附庸風雅，請他題字留念。他有感而發，揮筆寫下對聯一副：

諸君鼠竊狗跳，斯君痛哭；

此地龍盤虎踞，古之虛言。

眾人見了，面面相覷，但礙於章的元老身份，又不能發作，只好任憑章太炎的數落了。

1935年，國民政府代表何應欽同日本梅津美治郎簽訂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章太炎對此十分憤慨，當即作詩寄予友人，加以諷刺：

淮上無堅守，江心尚苟安。

憐君未窮巧，更試出藍看。

此詩妙就妙在借古事言今事。國民政府在淮河一帶不設防堅守，竟把中原輕易丟掉，而仍無動於衷。這就好比南宋小朝廷無恥的大臣，大敵當前，卻還在江心寺觥籌交錯，自在逍遙。可惜南宋的汪伯彥、黃潛善賣國伎倆不高明，更試看今朝南京諸位官老爺，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

史上第一個登報徵婚的人

章太炎說：「人之娶妻當飯吃，我之娶妻當藥用。兩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適合者為北方女子。廣東女子言語不通，如外國人，那是最不敢當的。」後來續娶湯國梨，能詩善文，雖是浙江人，並非章太炎理想中的兩湖人，卻能操鄂語。

之前，章太炎只娶一妾王氏。從他的自訂年譜，可以看出，他在湯國梨之前並未娶正妻。他的自訂年譜對家務私事寫得非常簡略，特別關於他的婚事，最早只寫出一行字：光緒十八年，25歲，納妾王氏。章太炎的門生汪旭初所撰《餘杭章太炎先生墓誌銘》中提到他的最初婚事，有「先置室，生女子三人」，「室」指「妾」。據說章太炎早年患癲癇病，加上動輒言反滿，被人認為是個「瘋人瘋言」的瘋子，無人願將女兒嫁給他，他母親只好將自己陪嫁丫頭許配給了他。這種婚姻無媒介聘禮，故不能算正式結婚，按當時習俗只能算「納妾」。

章太炎是最早的登報徵婚的人，光緒二十九年，章太炎的妾王氏過世，章太炎不顧一切，抱著革命精神，要開風氣之先河，所以他就在北京《順天時報》上登出一段廣告，公開徵婚。當時，日本人武田熙有過一篇《章炳麟的結婚》，又有一個日本人叫做高田淳寫的《章炳麟傳》中，都提及章師徵婚條件的詳情。

這兩段文字，大致是說：章太炎徵婚廣告，是有史以來登報徵婚的濫觴，他的徵婚條件有五：第一條：以湖北籍女子為限。第二條：要文理通順，能作短篇文字。第三條：要大家閨秀。第四條：要出身於學校，雙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第五條：反對纏足女子，丈夫死後，可以再嫁；夫婦不和，可以離婚。

章太炎這段廣告登出之後，國內各地報紙，紛紛寫成新聞，認為一時奇談，所以他的廣告雖只登《順天時報》一家，而各地報紙改寫新聞，成為義務廣告，遍及全國。當然有許多迂腐的士大夫，認為夫死之後，不令守節，可以再嫁，是一件極荒唐的事情。

章太炎的徵婚廣告刊出之後，當時是否有人應徵，不得而知。據日本發行於昭和十一年（1936年）八月的《中國文學日報》載云：「吳淑卿女士，19歲，志願加入革命軍，稱為革命女志士，為當時轟動一時的新聞人物。彼願作章炳麟伴侶，有意示愛。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見此情形，願意做媒。章氏以革命為重，結婚為次，未成事實。」被拒後，吳淑卿一時激動，寫了一篇《吳淑卿投軍文》登載在《民立報》，時在辛亥九月十日（即陽曆10月31日），也曾有日文的記載，現意譯如下：「……愚生雖學問淺薄，但對國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別為畏事，但願我國四萬萬同胞，同心協力，負起振興中華大漢之人權，發揚黃帝后裔之光輝……」

據說，章太炎和湯國梨的婚禮上，章又鬧出了不少笑話。章太炎一生習慣了穿布底鞋，而他們舉辦婚禮的地方，則是在上海有名的洋派地方愛儷園，所以章太炎就不得不西裝革履。家人給他買了一雙皮鞋，也是辦事的人粗心大意，沒有指導他穿皮鞋，結果他穿出來的時候連左右都分不清，穿反了，讓一眾來賓狂笑不已。他穿衣著襪不講究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家裡人看到他鞋子裡腳背上隆起一塊東西，叫他脫鞋下來一看，卻是將襪子底背朝天地穿著，原來當時以機器織就的襪子襪底特厚，以保耐穿，而傳統手工織出來的襪子是不分底面的，章太炎一概不理會這些，不只鞋子可以不分左右，連襪子也難辨裡外底面。

當日六時之後，在一品香大廳宴客情況，來賓一百數十人，座位排定左邊為新娘及女賓席，右邊為新郎及男賓席。（足見那時還是男女分坐。）席上男女兩方舉行餘興，請新郎即席賦詩。否則罰酒十觥，章太炎在20分鐘內即席成詩四首，而且親自朗誦。新娘只寫了一首舊作《隱居》，新郎章太炎也搶來朗誦，可惜章是近視眼，看錯了八個字，那八個字是「章童湯婦，國圓炳柄」，章太炎讀時，他的門生某某對旁人作耳語說這八個字，章師看錯了。女賓席上大起騷動，要章罰酒八觥，但是飲到一半，他的門生黃季剛（黃侃）和汪旭初搶著代飲。這個笑話鬧出，令到笑聲震天。有三人以上笑得過分，罰酒八觥；五人以上，舉杯高歌。而太炎先生卻面目嚴謹，毫無笑容，反而令到滿場大笑，於是又鬧罰酒，新娘表示躊躇，大家又轟動了。但為了尊重女權起見，男賓方面表示反對向新娘罰酒，新娘席上有四個女生唱歌助興云云。

章太炎這次結婚的介紹人有兩個，一個是張繼，還有一個介紹人是沈和甫。沈是湯女士的同鄉，相知有素，所以由他推介給張繼，因為湯女士認為章師學識淵博，已有許嫁之意。張繼也看過湯女士的詩詞，所以經過介紹之後，一拍即合。誰知到了結婚那天，張繼因有要事不曾到場，而章在愛儷園舉行婚禮，孫中山先生和黃興、陳其美等都到場，門禁森嚴。沈和甫是吳興文士，有些土頭土腦，見到了愛儷園前門雄偉，已經畏怯非常。況且要求進園參觀的人成百成千，司閽的許福，以為他是陌生的參觀者，拒不許入。沈和甫說的是軟軟糯糯的湖州話，許福也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章師的婚禮延誤了一些時間，兩個介紹人都不來，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就臨時拉人，權充介紹人，才完成了這個結婚大典。

章太炎與湯國梨結婚後夫婦唱和之樂，為章太炎一生最歡樂的時期，從後來發表的84封家書看來，怪不得日本作者高田淳稱章師為「大情人」。

可是章太炎那時革命的熱情比夫婦的熱情還高一些，婚後一月匆匆告別，被袁世凱軟禁。章太炎被困的時間極長，屢次求速死，又長期絕食，在這種情況之下，留在上海的師母湯國梨女士的心境，當然是壞到極點，她為章師的生命擔憂，那是可想而知的。

湯國梨嫁予章太炎是很感委屈的，她自己說：「關於章太炎，對一個女青年來說，有幾點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揚；二是，年齡太大，他長我15歲；三是，很窮。」章太炎又窮，又醜，還老，湯國梨則被時人譽為務本女學（湯國梨就讀的學校）的「皇后」，她嫁予章太炎真可以說是「下嫁」，不過一是看重章太炎的才華和民國元老的身份，一則也是負氣。因為嫁的時候就有些怨望，婚後大概不免時時數落章太炎的窮蔽。

黃侃：末代醇儒，才與天高

黃侃（1886.4.3—1935.10.8），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初名喬鼐，後更名喬馨，最後改為侃，字季剛，又字季子，晚年自號量守居士，湖北省蘄春縣人。曾任教於國內多所名牌大學的黃侃絕對稱得上是一位國學大師，其在文字學、音韻學等方面的造詣令人歎為觀止。但他同時又隨意罵人、反對白話文、脾氣古怪、貪嗜美食、放浪形骸，令人瞠目結舌……

「好酒好菜，放馬過來」

黃侃最講究吃喝，喜好美酒佳餚。他只要得知有某物自己未曾品嚐，必千方百計得到，以飽口福，並且為了吃上這些美味佳餚不惜出盡洋相，並自詡為美食「專業戶」。

黃侃是同盟會會員，有一天聽說一些相識的會員在某處聚會，席間有不少好吃的，但並沒有請他。他知道是因為自己過去曾罵過其中一些人，可是怎奈肚中饞蟲作怪，他便不請自來。剛一進門，那些人見來的是他，嚇了一跳，隨後又裝得很熱情，邀他入座。黃心知肚明，二話不說，脫鞋坐下，就挑好的吃。吃飯之後，他一邊提鞋，一邊回頭衝他們說：「好你們一群王八蛋！」說完，便趕緊跑了。

還有一次，某人請客，席間有熊掌、蛇羹、八珍等美味。黃侃得知後，極想食之而後快。但是，他曾經罵過主人，不便前往，但美味佳餚的誘惑力實在太大。兩難之下，他請好友劉成禺想辦法，並保證從入席到終席都一言不發。劉成禺就去與主人商量，主人當即下請帖請黃侃赴宴。席間，黃侃果然光吃不說話，全然沒有往日眉飛色舞、高談闊論的樣子。眾人都覺得奇怪，說黃侃善變，其實是不知他另有打算，那就是——不動嘴皮子，裝滿空肚子。

1913年，黃侃的恩師章太炎觸怒袁世凱，被軟禁在北京錢糧胡同的一所徐姓大宅中。黃侃前往陪住，順便將中國文學史中的若干問題向恩師請教。章氏向來不重口腹之慾，飯菜很不講究，廚子手藝差，菜式單調，黃侃舉箸難下，根本吃不消，於是他慫恿章太炎換了個四川廚子。哪知這樣一來，他無意間得罪了那位假扮廚子的警察（此公貪冒伙食費，恨黃侃斷其財路），沒多久就被掃地出門。

即使後來身為人師，黃侃也沒能改掉這個「饞嘴」的毛病，並且毫不理會學校的規定。經常變換借口要學生替自己「買單」。學生們慢慢摸透了黃的脾氣，知道在黃侃老師這裡，「有菜一切好說，無酒寸步難行。」黃侃講課時，有一個習慣，每每講到緊要之處就戛然而止，對學生說：「這裡有個秘密，專靠北大這幾百塊大洋的薪水，我還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另外請我吃飯。」

有一天，有個學生在同和居請客，碰巧看見黃侃也在隔壁房間請客，他趕緊過去向老師問好。不料，黃侃對他批評起來，直到這個學生請的客人都到齊了，還不讓他走。情急之下，這個學生靈機一動，就把夥計叫來交代說：「今天黃先生在這裡請客，無論花多少錢都算在我的賬上。」黃侃一聽，正中下懷，就對學生說：「好了，你走吧。」學生這才得以脫身。

黃侃講授《說文解字》，學生都覺得晦澀難懂。因此，每次期末考試時，都有學生不及格。後來，有學生上他的課時，就投其所好，湊錢辦了一桌酒席，請他赴宴，黃侃欣然前往。這一招果然立竿見影，期末考試時，學生全部及格。校長蔡元培知道這件事後，責問他為何違反校規，吃學生的請。黃理直氣壯地說：「他們這些學生還知道尊師重道，所以我不想為難他們。」

就是憑著這股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和「好酒好菜，放馬過來」的精神，黃侃成為一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也是一個出色的美食「專業戶」——川菜、魯菜、粵菜、閩菜、蘇菜、蘇州船菜、湘菜、東洋菜、法國菜、俄國菜、德國菜，他皆要一飽口福；茅台、杏花村、汾酒、瀘州老窖、五糧液、女兒紅、白蘭地等各式陳年佳釀，他統統豪飲一番；北京、上海、瀋陽、南京、太原、蘇州、武昌、成都等地的著名酒樓，他都曾到此一吃。無論是颳風下雨，頭疼腦熱，只要是有酒有菜，黃侃立馬就精神百倍，左右開弓地大嚼起來，推杯換盞，來者不拒，頗有些吞食天地的架勢。難怪有人戲稱他為「老饕餮」。然而，食多傷胃，酒醉傷肝，黃侃飲食從不節制，貪戀碟中之菜、杯中之物，導致身體健康每況愈下，他僅得中壽，與此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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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往哪裡去」

黃侃自視甚高，恃才傲物，固守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方法，對於新派的主張很是反感，時常為此破口大罵，其好罵人的名聲多半是由此而來。在他的人生字典裡，無不可譏罵之人，無不可詛咒之事。

黃侃在中央大學任教時，同時也在金陵大學兼課。每週六小時。金大農學院院長某君，剛從美國獲農學博士頭銜歸來，炫耀不可一世。有一天，他忽來雅興，宣佈在大禮堂公開表演「新法閹豬」。海報張貼出來，大肆宣揚，轟動全校。

到那天，前去圍觀的學生特別多。黃侃碰巧那天也有課，他走進教室，發現只剩下稀稀拉拉幾個人，知道學生都被「洋博士」吸引去了，便說：「今天上座不佳，大家是不是去湊一下熱鬧？」剩下的同學欣喜萬分，都高興得要往外走。黃侃平生對「假洋鬼子」教授素來瞧不起，這回「新法閹豬」的宣傳，使他也起了懷疑，便道：「好！咱們也一起瞧去！」

誰知道進大禮堂一看，一隻活生生的豬，被緊縛在手術架上，肚破膛開。這位院長因所學的洋玩意兒不到家，手忙腳亂，卻始終找不到豬卵巢的部位。閹豬變成了宰豬，旁觀者笑成一片。黃侃看在眼裡，笑在心上。回到課堂上，他即興填了一首詞：

大好時光，莘莘學子，結伴來都。佳迅竟傳，海報貼出；明朝院長表現閹豬。農家二彘牽其一，捆縛按倒階除。

瞧院長，捲袖操刀，試試功夫。渺渺卵巢知何處？望左邊不見，在右邊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嗚呼？看起來，這博士，不如生屠。

這闋詞嬉笑怒罵，滑稽至極。全校爭相傳誦，讀者無不捧腹。這位當眾出醜的院長，自然耳聞，羞愧難當，只好悄悄辭職而去。

有一天，黃侃不巧碰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戴問他：「近來有什麼著作？」

黃回答：「我正在編《漆黑文選》，你那篇大作已被編進去了。」黃侃最擅長教《昭明文選》，這裡的「漆黑」是由「昭明」反意而來，意指戴平日為人做事不夠光明磊落，諷刺意味十分明顯。

戴季陶當場被奚落，很是尷尬，但又無可奈何。

1908年的一天，陳獨秀來到東京民報社，拜見章太炎。這時，正值章的弟子黃侃、錢玄同在座，聽到有客人來，他們就到隔壁的房間去。可是隔著兩扇紙拉門，主客的談話還是可以聽得一清二楚。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段玉裁，戴震，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人，多出於安徽、江蘇兩省。後來，話題不知怎麼一轉，陳獨秀忽然提到湖北，說那裡沒有出過什麼大學者，章太炎也敷衍道：「是啊，沒有什麼人。」這時，隔壁的黃侃忍不住了，大聲喊道：「是誰在那胡說呢，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一聽，都非常掃興。不久，陳獨秀就告辭了。無巧不成書的是，黃侃回國之後，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系）當教授。1917年，陳獨秀受校長蔡元培之邀，也來北大當文科學長。兩人因而成為同事。陳獨秀以北大為陣地，主辦《新青年》，宣揚白話文和新文學，倡導新文化運動。黃侃也不甘示弱，主辦《國故》月刊，倡導國故，企圖與《新青年》相抗衡。陳、黃二人各自成為新舊兩派的首領，展開了轟轟烈烈的論爭。

其實黃侃同陳獨秀的恩怨還不算什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被黃侃罵得最慘、取笑最多的當屬年紀輕輕便「暴得大名」的胡適大博士。胡適和黃侃同在北大任教，但兩人分屬新舊陣營，素不相識。黃侃每次見到胡適，總要嘲諷、奚落一番，胡適知道他平日好發「瘋」，且比自己年長，於是每每謙讓。

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口口聲聲說要推廣白話文，未必出於真心。」胡不解甚意，問何故。黃說：「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不應叫胡適，應稱『往哪裡去』才對。」胡適聽了，啼笑皆非。還有一次，他上課時談到文言文的簡明，就說：「白話文與文言文的優劣和價值，假如不以字多為優，不以花錢多為貴，請看下面的例證：某留學生在美，其母死在家鄉，電催奔喪。如用文言文發電報，有『母死速歸』四字足夠了。無論識字與否，一看一聽就明白，不必多加解釋。如用白話文，則必云：『你的媽媽死了呀！趕快回來吧！』四字變成了十一字，再加上兩個歎號，電報費幾乎增加了兩倍，孰優孰劣，不辨自明。」很明顯，他將矛頭對準了大力提倡白話文的胡適。這簡直比罵人還令他難受。

還有一回，胡適去赴宴，剛好黃侃也在場。宴席中間，胡適偶爾和人談起墨學，滔滔不絕。黃侃聽得不耐煩了，突然在一旁罵道：「現在講墨子的，都是些混賬王八蛋！」胡適知道黃侃「瘋子」脾氣又發作了，假裝沒有聽見。黃佩見胡適不加理會，於是心生一計，又接著罵道：「便是胡適之的尊翁，也是混賬王八蛋。」胡適聽後，忍無可忍，指責黃侃不該罵他的父親。黃侃卻微笑著說：「你不必生氣，我是在試試你。墨子是講兼愛的，所以墨子說他是無父的。你心中還有你父親，那你就不配談論墨子。」結果全座哄堂大笑，弄得胡適十分尷尬。

胡適一生著述頗豐，洋洋數千萬言，學界中人十分佩服。但是他也有一個缺點，就是許多具代表性的著作都沒有寫完。《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等都只有上半部，沒有下半部。原因之一是太忙，二是興趣太多太雜。黃侃等舊派中人常以此詬病笑他，有人還呼他為「上卷博士」。

對於胡適文學革命的主張，黃侃更是不遺餘力地加以反對，一有機會便提出來大罵。據曾在北大讀書的羅家倫回憶，黃侃有一次在課堂上大聲地說：「胡適之說做白話文痛快，世界上哪裡有痛快的事，金聖歎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於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於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頸子來給人砍掉。」

平心而論，黃侃站在舊派立場上反對胡適等人的新文化主張，實在是逆潮流而動，不太光彩。加之黃出言不可謂不惡毒，著實有損其國學大師的形象。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黃的這般舉動倒也頗能體現他真性情、無城府的一面，也算是一名「另類君子」吧。20多年後，1946年清華大學校慶時，校方特邀胡適講話。談到他與清華大學的關係，有一年，清華請他當校長，他回了個電報，說：「幹不了，謝謝！」他解釋說：「我提倡白話文，有人反對，理由之一是打電報費錢。諸位看，用白話，五個字不也成了嗎？」在場的同學們都笑了。可是此時，黃侃已經死去11年了，再也不會出來和胡適唱對台戲了。

「今天天氣黃不到」

黃侃脾氣古怪，行事怪異，經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讓旁人感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黃侃同居正是湖北老鄉，且曾在辛亥革命時期並肩戰鬥，關係極「鐵」，堪稱至交。有一天，黃侃偶爾去拜訪已經高昇為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的居正。居正每到下班之後，總是避不見客，由門房擋駕，在家中剪樹蒔花，自得其樂。

門房見黃侃的外表和衣著有點兒土頭土腦，不太像有身份的貴客，照例回以「院長不在家」。可黃侃卻是旁若無人，長驅直入。門房慌了，趕緊跑上去緊拉黃的衣袖，一邊吆喝道：「你是什麼人？出去！」

黃侃性烈如火，受不得一點兒委屈，當下大怒，一邊罵「你是什麼東西，你管不著！」一邊掙脫繼續往裡走，不料用力過猛，衣袖拉破了個大口子。這下驚動了裡面的居正。

他三腳兩步跑了出來，一看是黃侃，自知不好收場，連聲叫道：「季剛！不要理他！」又回過頭來斥責門房說：「我早就關照過你，這位黃先生來的時候，立即通報，你怎麼忘了！」

門房也還機靈，趕忙回道：「怪我多吃了兩杯酒，糊里糊塗的。」

居正大笑，牽著黃侃的手說：「快進去坐，有兩瓶茅台，請你嘗嘗。」黃侃嗜酒如命，這一來怒氣全消。

黃侃的這種怪脾氣在其晚年執教南京中央大學時更是顯現得淋漓盡致。黃侃剛受聘於中央大學時，與校方有「三不來」之約，即「下雨不來」，「降雪不來」，「颳風不來」。人稱「三不來教授」。因此，學生每逢下雨下雪的天氣就以今日天氣不好，不知黃侃到不到校上課作為談笑之資。有學生還戲言：「今天天氣黃不到。」

有一次，上課鈴響了，學生坐滿了教室，等待老師上課。但黃侃卻安坐在教員休息室，沒有絲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學生等了一會兒，見老師未到，趕緊報告了教務處。教務處職員知道黃侃名士脾氣發作了，馬上跑去請他上課，說：「上課時間到了，該上課了。」

誰知黃侃兩眼望天，冷冷地說：「時間到了哦，錢還沒有到呢。」【TXT小說下載：www.uu158.com】

原來，學校沒有及時發放薪水，黃侃表示不滿。教務處趕快代他領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課。看來，身為民國文人的黃侃，還真有些如今大力宣傳的「維權意識」呢！

黃侃曾在中央大學開設「文學研究法」課程，用《文心雕龍》作課本。他平時只管講課，一向不給學生佈置作業。臨到期末考試，他又不肯看考試卷子，也不打分數。此做法在教務處那兒可過不了關，於是教務處一再催促。最後，黃侃被逼急了，就給教務處寫了一張紙條，上書「每人八十分」五個大字。他的意思是學生總想得甲等，給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適。教務處也無可奈何，就不再提起這事了。

還有一則趣聞頗能體現黃侃不拘小節的秉性。中央大學為嚴肅校紀，規定師生進出校門一律要佩戴校徽。黃侃忙於自己的學問和教學，對這些細枝末節常常不太注意。有一天，他到校上課，新來的門衛不認識他，見他沒有佩戴校徽，就拒絕讓他進校門。

黃侃說：「我是教授黃季剛，來校上課的。」

門衛說：「你又沒戴校徽，我怎麼知道你是教授。」

黃一聽，氣得把裝有講義的皮包往門衛面前一推，說：「你有校徽我沒有，那你就去上課吧！」

門衛一聽，感覺此人來頭很大，口氣有所緩和。說沒有校徽有名片，也行。黃侃說：「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爭執中，校長碰巧路過，趕緊過來調解，才算了事。

著名辭章家吳梅是黃侃在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同事，兩人關係不錯。有一天，黃侃請吳梅和一些同事喝酒。黃侃本是善罵之人，酒酣耳熱之際，一肚子牢騷更是傾瀉而出。罵著罵著，言語牽涉到了吳梅身上。吳梅酒也喝多了點兒，與黃侃辯了幾句，並說：「你黃侃不要太不講理！」黃侃此時已醉，聞言大怒，一個巴掌打了過去。吳梅急忙躲避，未被打中。他一時衝動，也回敬了一掌，被同事擋住。於是兩人離席而起，準備大打一番。同事們好說歹說，最後把他們拉開了。

第二天酒醒之後，兩人居然又和好如初，根本不計較前一日的不愉快。

名師與高徒的轉換

除去黃侃那些令人瞠目結舌、哭笑不得的逸聞趣事外，他那博大精深的學問似乎更值得我們後人銘記，實際上，狂徒怪人的表象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國學大師、博雅醇儒。

常言道：「名師出高徒。」黃侃師從清末民初學問獨步一時的古文經學大師章太炎，可謂是師出名門，二人的學問之大，創獲之深，被後人合稱為「章黃學派」。而關於章、黃二人如何結識的經歷，許多著作中都採用了這種說法：

1906年，黃侃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就讀時，和國學大師章太炎恰好同寓，黃住樓上，章住樓下。一天晚上，黃侃內急，來不及去樓下廁所，就從樓上窗口往外洋洋直瀉。此時，樓下的章太炎夜讀正酣，突然發覺一股腥臊的尿水如瀑布般往下飛濺，禁不住怒罵起來。樓上黃侃毫不示弱，也報之以罵。黃本貴公子出身，年輕性躁，盛氣凌人；章太炎性好罵人，兩人都有「瘋子」之外號。章瘋子遇到黃瘋子，越罵越起勁，不罵不相識。

雙方通名報姓之後，都久仰對方的大名，頓時惺惺相惜。後來，兩人的話題轉到學問方面，章太炎是學識淵博的樸學大師，人稱清學殿軍。黃侃被他的學問深深折服，趕緊自稱弟子，拜章為師。

此種說法看似頗合章、黃二人個性，很有些機緣巧合的意味。但仔細推想一下，其情節過於偶然和戲劇性，而且存在一個明顯的破綻，即當時黃侃僅是一名年紀輕輕、默默無聞的留學生而已，在國內無甚名氣，章太炎不可能事先對其有所耳聞，也就更談不上「久仰」了。加之把二人都描寫成猶如潑婦罵街般的瘋子，實在有牽強附會之嫌，想必是後人據章、黃平日言行特色杜撰而成。

其實根據章、黃二人遺世文字及師友雜憶，不難查找到當時二人相識的真實情形。

1906年，黃侃得到晚清大吏張之洞的資助，東渡扶桑求學。適值《.文.》章太炎《.人.》剛剛擺脫《.書.》牢獄之《.屋.》災（1903年蘇報案爆發，章太炎被英租界巡捕房關押三年），亦來到日本避難。當時留日學生皆慕章太炎之大名，前去求學拜訪。黃侃當然也不想錯過這個機會，一睹這位經學大師和革命英豪的尊容。於是，黃侃一天偕同好友多人一道謁見章太炎。走到章宅門口，看見牆壁上寫有一段話：「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長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此句出自東漢戴良）

看罷此句，生性孤傲的黃侃感到此人必定俯視一切，不易接近，於是馬上打消了求見之意，掉頭回府。

1907年9月19日午間，由章太炎主編的第17期《民報》出版了。由於經費困難，章太炎只能買兩個燒餅坐在椅子上邊啃燒餅邊看報紙。這一期刊有他自撰的《國家論》、《祭徐錫麟、陳平伯、馬宗漢、秋瑾文》、《秋瑾集序》和時評，還刊有筆名「運甓」（黃侃的筆名）的《專一之驅滿主義》、《哀貧民》。章太炎看完後兩篇，他「啊」了一聲，自言自語，說：「險些忘記了。」他要找「運甓」來談談。當即修書一封，遣人送給黃侃。

黃侃得到報館通知，來到了章太炎的寓所。章太炎在同黃侃談話時，對文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特別讚賞其中所包含的那股子「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那時黃侃年僅21歲，文筆犀利，熱情奔放，表現出一個青年革命者反對封建壓迫無所畏懼的革命氣概。章太炎嘉許黃侃為天下奇才，這給黃侃以很大的鼓舞。自此以後，二人時相過從。

不久，章太炎聞黃侃將歸國省親，便對他說：「務學莫如務求師。回顧國內，能為君師者少，君鄉人楊守敬治輿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務此。瑞安孫詒讓先生尚在，君歸可往見之。」黃侃都未即答。章太炎接著說：「君如不即歸，必欲得師，如僕亦可。」黃侃驚起，當即準備拜師禮品，往章太炎處，叩頭稱弟子。自此和章師日日相隨，虛心求教。由於黃侃天資穎異，經過章太炎的授業解惑，進步很大。太炎不禁贊曰：「恆言學問進益之速，為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萬里也。」

辛亥革命成功後，黃侃離開恩師，回到國內，開始教書授徒，自立門戶。1914年秋，黃侃到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系）任教，主講辭章學和中國文學史等課。他學問很好，上課時有許多同學都來聽，甚至連在哲學門就讀的馮友蘭也來旁聽。黃侃善於念詩、念文章。他講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詩，就高聲念一篇，抑揚頓挫，很是好聽。以致後來他在上面念的時候，下面聽講的學生也高聲附和。同學中間戲稱為「黃調」。

學生都稱黃侃是一個「特別教授」，在堂上對《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地講，一不帶原書，二不帶講稿，引經據典，旁徵博引，口若懸河，頭頭是道。學生對引用的經典論據，下課以後去查書，一字不漏，一字不錯，引得全班同學嘖嘖稱羨。有一天，黃的學生為他拿皮包時發現內有許慎的《說文解字》，打開一看，那書上畫得太特別了：書頭蠅頭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筆寫的，有硃筆寫的，還有各種各樣的符號，全書9353字，每個字都有自己的講法、別人的講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記在了上面。據說，他對《說文解字》讀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穫、新的體會。他去講授的時候，每一次都有新的內容，同學們說：聽黃先生的課，百聽不厭，常聽常新。

一個學生看了黃侃所讀的那本《說文解字》後，對他說：「黃先生，你這批在書頭上、書邊上的東西，顏色各異，字又那麼小，誰還認得呢？」

黃侃半開玩笑說：「我要人認得幹什麼呢？別人要知道了上面的內容，我就不是第一了。」

大家都哄地笑了。

據他的學生回憶，黃先生教學還有更特別的，他不是光用語言教書，而是帶著感情教這個書。《說文解字》是一本很枯燥的書，要是一般地講授知識，誰也難久坐下去、久聽下去，可黃先生在講每個字時，是帶著愛憎的感情來講的，他把自己變成書中的人。書中的人笑了，他笑了，書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所以他講起每個字來，同學們都和老師同呼吸，和書中的字同呼吸。因此，他每次登堂講課，聽課的人非常多，不僅是本班的，還有外班的，不僅是讀文科的，還有讀其他科的。

不過，黃侃同這般學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他們也僅得到黃學問的一些皮毛而已。要想學到黃的真本事，必須天賦極佳，同時要進行正式的拜師儀式。如果不拜師，即使你資質再好，黃侃也絕不理會。1932年春天，黃侃來到北京，學者楊樹達與其是好友，就要他的侄子楊伯峻去拜師。禮節是：奉上紅紙封套裝十塊大洋，還得向他磕個頭。楊伯峻是新式青年，本不願磕頭，但是楊樹達說：「季剛學問好得很，不磕頭，得不了真本領。你非磕頭不行。」出於無奈，楊伯峻只好去了黃侃家。他到上房之後，將紅封套放到桌上，跪下去磕了一個頭，表明拜師的誠心。黃侃便說：「從這時起，你是我的門生了。」他又說：「我和劉申叔，本在師友之間，若和太炎師在一起，三人無所不談。但一談到經學，有我在，申叔便不開口。他和太炎師能談經學，為什麼不願和我談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為師，才肯傳授經學給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師和我的時候，我便拿了拜師贄敬，向他磕頭拜師。這樣一來，他便把他的經學一一傳授給我。太炎師的小學勝過我，至於經學，我未必不如太炎師，或者還青出於藍。我的學問是磕頭得來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們一一行拜師禮節。」

說完這番話後，他就要楊伯峻回去預習功課，準備明日開講。楊伯峻這才明白叔叔和黃侃要他磕頭拜師的用意，以後更是用功努力，後來成為我國現代著名的語言學家。

別瞧黃侃招收徒弟的儀式古里古怪，老套守舊，但他培養學生時卻是一絲不苟，嚴格苛刻，其教學方法很值得我們後人借鑒。

成名之後，黃侃也並未故步自封，而是時時向同仁學友虛心求教，甚至不惜執弟子之禮。袁世凱復辟稱帝陰謀破產之後，依附於袁的劉師培也成了眾目睽睽的罪人，許多朋友都不願與他來往。他身體並不很好，老生病，長期沒有工作，生活極為窘迫。黃侃不念舊惡，為其言於蔡元培，聘到北京大學授課。

1919年，劉師培患肺結核已到晚期。黃侃去劉家看望，見劉正與一位學生談話。面對學生的提問，他多半是支支吾吾。學生走後，黃侃問劉為什麼對學生敷衍了事。劉說：「他不是可教的學生。」黃問：「你想收什麼樣的學生呢？」劉拍拍黃的肩膀說：「像你這樣的足矣！」黃並不以此為戲言。

第二天，黃侃果然預訂好上好的酒席一桌，點香燃燭，將劉師培延之上席，叩頭如儀行拜師大禮，從此對劉稱老師。當時許多人很奇怪，因為黃比劉只小一年零三個月，兩人在學界齊名，有人還認為在學問上黃勝於劉。黃侃對此解釋說：「《三禮》為劉氏家學，今劉肺病將死，不這樣做不能繼承絕學。」一時間，黃侃「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之舉傳為美談。

三十不發文，五十不著書

黃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獨特的方法：在每日授課之前，他總是先命學生圈點十三經，專力章句之學，每天直到深夜方命歸寢。如此日積月累，經時一年有餘，才把十三經圈點完。黃侃於是告訴學生，繼此之後，可以把必讀之書增廣至24種。後黃侃又要求學生在30歲之前一定要讀完唐以前的典籍，因為唐以前留傳下來的典籍為數不多，容易讀完，又是非讀不可的書。有了這樣的功夫，往後研究任何門類的中國學，就都好辦多了。並且他告誡學生不要輕易在報刊上發表文字，一則學力不充分，一則意見不成熟，徒然災梨禍棗，遺人笑柄，於己無益，於世有損。

黃侃更是以身作則，50歲前不著書，自認從知天命之年開始，方是學術研究的收穫季節，可惜天不假年，先生英年早逝。

反觀今人，大都抱著「出名要趁早」之觀念，稍有所得，即唯恐世人不知，急於發表，以博取功名金錢。長此以往，他們常常將一孔之見放大為普世真理，不假思索地拿來西方的理論框架加以套用，忽視其所需的必要語境和適用範圍，其學說看似天馬行空，熱鬧非凡，實則原地踏步，無甚創獲，並未走出前人設下的「五指山」，學術竟成為追名逐利之工具，痛哉！

其實，黃侃所言30歲前不發文，50歲前不著書，除去忠告學人要潛心讀書，做大學問、真學問外，另有一層深意隱含其間。這便是關涉學者如何做學問層面的問題。在黃看來，學人寫文章，一方面要立說，另一方面，或許同樣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善於藏拙。畢竟任何知識體系都不會盡善盡美，人文研究更需要長時間的潛心磨煉，方有可能得出些許真知灼見，這往往比的是慢功夫，誰坐得下，耐住寂寞，誰才有可能攀上學術高峰。因此，每出一言，每撰一文，必須慎之又慎，因為若是輕下結論，暴露自己學問不紮實之事小，而誤導後輩學子盲從之事大。所以學者好似闖蕩江湖的劍客，再精妙的劍術也必須既有攻招，又有守式，才能歷經百戰而不致方寸大亂。因此，學人們如果功利心過重，有五分水平，恨不能在所寫文章著作裡完全體現，甚至奢望超水平發揮，以收到八分、十分以致十二分的效應。在如此心理驅動下，學人們往往淪為「快手」、「高產學者」，一年論文一二十篇，不論質量如何，先以數量勝人。但不容忽視的是，鋒芒畢露的同時也時常意味著破綻百出。將文章一併公佈於世，其水平高下自然盡收於同行眼底，優劣得失判然分明。而其中之敗筆、硬傷更會讓他人記於心間。「欲速則不達」，這往往是此類快手、高產學者們最應牢記卻最易忽視的金玉良言。「慢工出細活」，或許做學問的真諦不過如此，又唯有如此。

黃侃讀書，喜歡隨手圈點。他圈點時非常認真，許多書都不止圈點了一遍。如《文選》圈點數十遍，《漢書》、《新唐書》等書三遍。《清史稿》全書100冊、700卷，他從頭到尾，一卷一卷地詳加圈點，絕不跳脫。因此，他把讀書時只隨便翻翻、點讀數篇輒止者稱作「殺書頭」，很不以為然。關於黃侃讀書之苦，許多學者津津樂道，但他並不以為苦差事。

有一次，黃侃與學生陸宗達閒聊，黃問陸：「一個人什麼時候最高興？」陸不知道老師此問何意，就亂猜一通，說這個最高興，又說那個最高興。黃侃聽後，都只是搖搖頭。最後，陸問老師答案是什麼，黃侃笑著說：「是一本書圈點到最後一卷還剩末一篇兒的時候最高興。」這次談話讓陸宗達終生銘記在心。

而且黃侃視書如命，每次都是因為買書而弄得自己囊中羞澀。他一生最大的傢俬，便是書籍。章太炎為他作的墓誌銘說：「有餘財，必以購書。」但凡好學之人，大都有這種癖好。當然，世上的書，實在讀不盡，也買不完，而文人的錢財，更是有限，以有限的錢財，去購買無盡的書籍，自然是天天要鬧窮了。一次，黃侃跟他學生聊關於買書的趣事。說他的太太，常常責備他拚命去買書，有時把錢匯到外埠去買，錢寄出後，天天盼望包裹，等書真的寄來了，打開包裹，匆匆看過一遍後，便把書往書架上一放，甚至從此便不再翻閱，這實在是太浪費了。黃侃卻回答道：「要知我買書的快樂，便在打開包一閱之時，比方我倆結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爾之時最樂嗎？」由於藏書甚多，如何放置這些「珍寶」及搬家時怎樣裝書便時常困擾著他。黃侃的書全是散放在架上的，甚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放著。有一次，廣州中山大學請他去教書，無論校方怎樣苦勸，開出的待遇多麼優厚，黃侃都不答應。別人問他為何不去中大教書，黃侃淡淡地答道：「我的書太多，不好搬運，所以就不去了。」然而，黃侃辛辛苦苦收藏的書籍最終卻橫遭他人糟蹋。「一·二八」事變的時候，黃侃舉家搬遷，倉促中裝了八卡車書，運到採石磯暫存，不料被當地居民盜出，成筐論斤地當作廢紙賣了。實在是暴殄天物！

「恃才泡妞」

別看黃侃脾氣古里古怪，長相其貌不揚，但卻也是一位風流好色的「多情種子」。他的韻事秘聞數不勝數，足足可以裝上一籮筐，實在讓人拍手稱奇。

據時人不完全統計，他一生結婚竟多達九次。黃侃的髮妻是王氏，兩人聚少離多，有名無實。他曾擔任同族女子黃紹蘭的塾師。後來，黃紹蘭從北京女師肄業，去上海開辦博文女校，黃侃便到上海追求她。當時髮妻尚未下堂，黃侃於是心生一計，哄騙黃紹蘭與自己辦理結婚證書，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黃侃的解釋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髮妻。如用我真名，則我犯重婚罪。同時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負責任。」誰知好景不長，黃侃回北京女師大教書，與一蘇州籍的彭姓女學生秘密結合，此事被黃紹蘭的好友偵知。黃紹蘭聞訊，欲哭無淚，因為婚書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對簿公堂，討一公道？更可悲的是，她與黃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沒家風，一怒之下，與她斷絕父女關係。後黃紹蘭投在章太炎門下，深得章夫人湯國梨的同情，但她仍然擺脫不了黃侃給她心靈投下的巨大陰影，變得瘋瘋癲癲，最終懸樑自盡，藉以解脫。湯國梨在《太炎先生軼事簡述》一文中公開表明她看不慣黃侃極不檢點的私生活，罵他「有文無行，為人所不齒」，實乃「無恥之尤的衣冠禽獸」。

然而，雖說製造孽債不少，黃侃卻並未有收手之意，繼續追求「窈窕淑女」。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時，原配夫人王氏去世，黃侃恢復了自由身。當時有個大三女生黃菊英，與黃侃的大女兒同級，假日常到他家裡來玩，以父師之禮事黃侃，黃侃對她也很好。兩人日久生情，終於傳出「二黃師生戀」的艷話。但是，黃菊英的家庭比較守舊，根據「同姓不婚」的習俗，他們難能成為連理。黃侃為表示對黃菊英的情意，就填了《採桑子》一詞，云：

今生未必重相見，遙計他生，誰信他生？縹緲纏綿一種情。

當時留戀成何濟？知有飄零，畢竟飄零，便是飄零也感卿。

手捧這麼煽情纏綿的佳句，試問天下有幾個女子會不動心呢？黃菊英看後，大為感動，毅然決定脫離家庭和他成婚。此事很快傳遍武漢學界，頓時成為醜聞。依照黃侃我行我素的個性，怎會害怕別人罵他傷風敗俗？他居然要學生收集罵他的小報，以供蜜月消遣，真是匪夷所思也。

錢玄同：性格教授，疑古宗師

錢玄同（1887—1939），原名錢夏，字德潛，號疑古，漢族，浙江吳興（現浙江湖州市）人。語文改革活動家、文字音韻學家、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著名思想家。曾主張廢除漢字。

紙上「雙簧戲」

在「五四」文學革命的前驅者中，錢玄同可說是一員驍將，一位急先鋒。他雖然並不是發難者，但卻最早給發難者以強有力的支持。1917年初，當胡適在《新青年》2卷5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後，錢玄同立即在該刊2卷6號發表《通信》作為聲援，內云：「頃見5號《新青年》胡適之先生《文學芻議》，極為佩服。其斥駢文不通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闢……具此識力，而言改良文藝，其結果必佳良無疑。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此後，錢玄同又發表了《論應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應加標點符號，數目字可改用阿拉伯號碼，凡紀年盡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紀年，書寫方式「改右行直下為左行橫移」等主張。錢玄同的助陣，使陳獨秀、胡適在寂寞中深受鼓舞。陳獨秀對錢玄同的「崇論宏議」表示「欽佩莫名」。他在復錢玄同信中說：「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學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不景從也。」胡適說，錢玄同對他的賞識使他「受寵若驚」，「自信心更強了」；又說，「錢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對我們有如此同情的反應，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尤其重要的是，錢玄同將「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確定為文學革命的對象，擊中了當時模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選》所選駢體文的舊派文人的要害。錢玄同認為：「六朝的駢文滿紙堆垛詞藻，毫無真實的情感，甚至用典故代替實事，刪割他人名號，去遷就他的文章對偶，打開《文選》看，這種拙劣惡濫的文章，觸目皆是。直至現在，還有一種妄人說，文章應該照這樣做。《文選》文章為千古之正宗。這是第一種弄壞白話文的文妖。」可見，錢玄同是從更新文學觀念和促使文章發展與時代發展步調一致的角度反對「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

在文學革命的大旗樹立之初，舊文人們採取了漠視不屑的態度，一時間沒人出來叫陣論戰。因此，新文化人必須採取對策，引蛇出洞。正如魯迅所言：「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沒人來贊同，而且也還沒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於是乎，經過商議，由錢玄同演「黃蓋」，劉半農演「周瑜」，二人一唱一和，上演了一幕令守舊人士坐立不安的「苦肉計」。在《新青年》第4卷3號上，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站在舊文人立場上，如同作策論一般，羅織了許多有關新文學的罪狀，以尖刻叫囂的筆調，大放厥詞地把新文人教訓了一通。而劉半農立即回長信一封，借清新簡練的筆鋒，將王文中的觀點駁得體無完膚，並且稱舊文人就好比「那既要偷漢，又要請聖旨，豎牌坊的爛污寡婦」，既無氣魄，也無意境，卻處處掩飾，不許新文人露鋒芒。他們的眼光又好似「鄉下老媽子，死抱了一件紅大布的嫁時棉襖，說它是世界間最美的衣服，卻沒有見過綾羅錦繡的面」，將舊文人之醜態刻畫得入木三分，淋漓盡致。真可謂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這等文章，措辭激越，議論精警，可以說是招招戳到舊文人痛處，讓他們看了，不把他們鼻子氣歪才怪呢！

果然，沒過多久，舊文人陣中大將林琴南便坐不住了，他在上海《新申報》上寫了一篇文言小說《荊生》，咬牙切齒地影射攻擊了《新青年》的幾位主要人物。其中當然便少不了「形友實敵」的錢玄同。在小說裡，林琴南塑造了一個浙江文人金心異，金對錢，心對玄，而異對同，實際上就是暗指錢玄同。在林的筆下，金心異嗜財如命，常常「為傷天害理之言」，並且目光短淺，畏首畏尾，被所謂的「偉丈夫」荊生將軍所鎮壓。可以說，小說裡充斥著人身攻擊與衛道謬論，透露出林仇視新文化的近似歇斯底里的心理。這也恰好說明封建頑固勢力在理論和道義上已是無力還手，只能求助於謾罵和影射攻擊，做最後的絕望掙扎，不過是困獸般的哀鳴罷了。

也就是自此之後，新文化派人士無論在氣勢上，還是在學理上，都已經明顯處於壓倒性優勢，錢玄同和劉半農於此間的努力功不可沒。

作為文學革命的聲援者和吶喊者，錢玄同並不兼事創作，一生未做過一首新體詩。但是，錢玄同卻有很深的文學造詣。早在清末留學時期他就跟章太炎先生合辦《教育今語雜誌》，用白話文撰寫論文。坊間流行的《章太炎的白話文》一書，文章多出自錢玄同手筆。歸國後他又在浙江辦過《通俗白話報》。第一篇近於白話的論學書，就是錢玄同與陳獨秀在《新青年》3卷6號發表的通信。《新青年》雜誌從4卷1號起刊登白話文章，使用標點符號，也是錢玄同宣傳、鼓動、爭取的結果。此後，錢玄同用白話撰寫了大批雜文，對守舊文人和封建遺老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他的文風慷慨豪放，有如長風穿谷、奔流擊石，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均有較高建樹。

在廢棄文言文、採用白話文的運動中，錢玄同則是當之無愧的先行者和最有力的推動者。作為海內知名的文字學家，錢玄同在改革漢字方面居功甚偉。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對文學芻議的反應》，激烈反對作文「用典」，倡導不用典的胡適主張「工者偶一用之，未為不可」，但錢玄同走得更遠，他說：「凡用典者，無論工拙，皆為行文之疵病。」他提出「文學之文，用典已為下乘；若普通應用之文，尤須老老實實講話，務期老嫗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語代事實者，尤為惡劣。」他還主張改革書寫格式，提倡用標點符號，還採用和西方書寫方式相同的左起橫寫的書寫習慣，這一主張率先在《新青年》雜誌得到應用。著名語言學家黎錦熙在《錢玄同先生傳》一文中說：「《新青年》用新式標點符號，是從民國七年（1918年）4卷1號起的，這是中國直行漢字而用標點符號排印的第一本書，出版時，許多人一見就哈哈大笑……」蔡元培對這一成就，曾公允地評價說，這結果是出自「玄同提倡白話文的努力」。

當時不少學者都激烈偏執，但像錢玄同這麼極端，還真不多見。他自號「疑古玄同」，對過去的大師，常持堅決否定態度。作為古文派大師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錢玄同受老師影響，有非常高的古文經學造詣，然而他後來也拜今文經學大師崔適為師，並自稱「乃始專宗今文」。實事求是地說，對於古文和今文，錢玄同都是背離師門的逆徒。20世紀20年代初，錢玄同和大學剛畢業的顧頡剛討論今古文，以《聊齋誌異》上的故事舉例，說明他們這一代學人治學應該有的態度。書生桑生先後接納了兩名女子，這兩個不安分的女人，老是互相攻擊，一個說對方是鬼，一個說對方是狐，桑生起初以為她們只是妒忌，說著玩玩，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發現她們果然是鬼是狐，事實證明兩個女人說得都對。這個故事正好可以用來面對今古文之爭，今文學家說古文經過劉歆偽造，說得是對的；古文學家說今文不符合孔子的意思，也是對的。因此，現代學人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古文學家的觀點來批評今文學家，用今文學家的觀點批評古文學家，從相互指責之中，把各自的假面目戳破。

錢玄同的舊學十分了得，像他這樣的弟子，做老師的想恨都恨不起來。他提倡廢除古文，甚至要廢除漢字，不是因為自己不行，而是為了要讓後人學起來方便，是純粹為後人著想。錢玄同能寫一手漂亮的隸書和篆字，曾用小篆抄寫章太炎的《小學問答》刻印出版，這事遭到了魯迅的指責，認為像他這樣激烈的人，不該這樣復古。

錢玄同不僅呼籲提倡白話文，簡化漢字，他還提倡世界語，因他的提議，北京大學一度還真的設立了研究世界語的研究機構。世界語的未來雖然至今還不好說，但世界越來越呈現出需要通用語言的趨勢卻是不爭的事實。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說，錢玄同絕對是具有超前的世界眼光的大學者。

錢玄同曾說：「我所愛的中國是歐化的中國！」這很容易使錢玄同被誤認為是一個崇洋媚外的傢伙，但這顯然不是事實，否則就不能理解錢玄同晚年的抗日行為。實際上，錢玄同不是當時普通的「全盤西化」論者，他對「歐化」有自己獨特的解釋：「所謂歐化，便是全世界之現代化，非歐洲人所私有，不過歐洲人聞道較早，比我們先走了幾步。我們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拚命去追趕這位大哥，務期在短時間之內趕上。」他認為，只要不三心二意，左顧右盼，就一定能趕上這位大哥，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和他們並轡前驅，笑語徐行」了。從這我們可以看出，錢玄同激烈的反傳統行為，其實是對當時祖國的落後和混亂怒其不爭，因愛之深才痛之切的正常反應。

《狂人日記》催生始末

錢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時，也在為該雜誌尋求合適、優秀的撰稿人。他自然不會忘記在東京的同窗好友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兩兄弟，認為他們是國內少有的文學人才。錢玄同經常到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的補樹書屋，勸說周氏兄弟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來，而其兄魯迅卻遲遲沒有動手。錢玄同做事是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為能約到周家兄弟的稿子，不厭其煩經常拜訪他們。他與魯迅又都十分健談，常常是下午四五點鐘開聊，一直要聊到深夜十一二點方散，中間的晚飯也從未使他們的談話中斷。

一天，錢玄同穿著長衫拎著一隻黑色皮包來到紹興會館，看到魯迅正在屋裡埋頭抄錄古碑，便不解地問：

「你抄這些碑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抄它有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在錢玄同一再催促下，魯迅終於鬆口了。「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一發而不可收……」（《吶喊·自序》）這件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也作了證實：「……魯迅個人，從前那麼隱默，現在卻動手寫起小說來，他明說是由於金心異的勸駕，這也是復辟以後的事情。」「這篇《狂人日記》不但是篇白話文，而且是攻擊吃人禮教的第一炮，這便是魯迅、錢玄同所關心的思想革命問題，其重要超過於文學革命了。」

「五四」時期，魯迅與錢玄同過從甚密，不僅常常一起吃飯喝酒聊天，還經常書信往返。據沈尹默回憶，當年魯、錢二人在一起高談闊論，常常佔據了說話的中心，別人只有洗耳恭聽的份兒，沒有插嘴的餘地。魯迅在日本時曾給錢玄同起了個「爬來爬去」的綽號，簡稱「爬翁」，錢玄同也給魯迅起了個「貓頭鷹」的綽號，可見兩人關係非同一般。

然而，就是這樣一對朋友，後來卻因種種原因逐漸疏遠了。

思想上的分野是他們彼此疏遠的主要原因。「五四」以後，錢玄同鑽入了當年自己所反對的故紙堆中，滿足於當文字學家和音韻學家，潛心做學問，當年的戰鬥激情漸漸消失了。1924年《語絲》創刊，雖然錢玄同、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人都是創辦人，但同人聚會時魯迅卻很少參加。魯迅對錢玄同的不滿主要是因為「他們已忘記了《新青年》時代的精神而成了學者了」。等到1926年魯迅南下廈門時，二人關係已經十分疏遠。

1927年9月12日，錢玄同40歲生日，他的幾個朋友胡適、周作人、劉半農等人準備在《語絲》上為他編一本「錢玄同先生成仁專號」，以文人獨特的方式為他祝壽，此事幾乎弄假成真。這顯然屬於文人的雅玩。魯迅認為這種名士作派十分無聊，非常反感，認為在當時情況下很不合時宜，便寫了一首《教授雜詠》加以諷刺：「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何妨賭肥頭，抵當辯證法。」因為錢玄同身體肥胖，又曾發過「人過四十，便該槍斃」的怪論。魯迅對錢玄同的不滿已經躍然紙上。

錢玄同的老友黎錦熙說錢玄同確實署過「疑古玄同」，也印過這樣的名片，但錢玄同後來沒有承認。關於錢、魯在孔德學校的偶遇，黎錦熙有一段文字很有意思：「錢先生不悅，適有一客來，是錢先生最要好的而魯迅先生最不喜歡的，因此兩人更愣住了。不久魯迅匆匆離平，以後兩人就更無說話的機會了。」（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這多少透露了二人疏遠的某些信息。

「錢二瘋子」

錢玄同出身於清末一個舊官吏家庭，所受封建禮教頗多頗嚴。所以，他對三綱五常等舊禮教最痛恨，反對也最堅決，激烈的言論很多，是一個敢於向舊禮教宣戰的先鋒大將。但是，他自己卻是一個極守禮法的人。

錢玄同出生時，父親已62歲，哥哥已34歲，父兄對他管教甚嚴。他少年時父母雙亡，一直跟隨兄嫂生活，凡事必稟命於兄長。他對兄嫂十分尊敬，每到陰曆年必攜妻、兒一起到哥哥家拜祖先。錢玄同到晚年，已80高齡的嫂子編著關於清代閨媛詩文，他親自去複印、校對，並為此書編了一個依「廣韻」排列姓名的索引。他對與自己年齡相差無幾的侄子們也十分友愛。

錢玄同反對包辦婚姻，主張自由戀愛。但他與由哥哥包辦的妻子徐琯貞關係非常和諧。妻子身體不好，他關心體貼，照顧周到。舊社會文人嫖娼、納妾都是平常事，錢玄同從不嫖娼，說「如此便對學生不起」。有人以他妻子身體不好為由勸他納妾，他嚴詞拒絕，說：「《新青年》主張一夫一妻，豈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還說：「三綱像三條麻繩，纏在我們的頭上，祖纏父，父纏子，子纏孫，一代代纏下去，纏了兩千年。新文化運動起，大呼解放，解放這頭上纏的三條麻繩。我們以後絕對不許再把這三條麻繩纏在孩子們頭上！可是我們自己頭上的麻繩不要解下來，至少新文化運動者不要解下來，再至少我自己就永遠不會解下來。」

章太炎是「五四」時期公認的國學大師，影響廣遠，桃李天下。其間分為門人、弟子和學生三種。據周作人稱，1932年章太炎北遊時，章門弟子印《章氏叢書續編》，共有14人參加，大約算是章太炎認可的弟子，其中最受章太炎器重的一個是黃侃，另一個便是錢玄同。「弟子中自然當以黃季剛居首，太炎也很看重他，可是說到真是敬愛老師的還須以錢玄同為最，雖然太炎曾經戲封他為翼王，因為他『造過反』，即是反對古文與漢字。」（周作人《瑣憶錢玄同》）

錢玄同是在日本留學時認識章太炎的。錢玄同1906年赴日留學，當時章太炎流亡日本，在東京創辦同盟會機關報，錢玄同在《民報》社結識章太炎，因為此前就讀過章太炎的文章，對章太炎極為佩服，遂對章執弟子禮。據周作人回憶：「錢玄同從太炎先生聽講，最初是在東京大成中學的國學講習所，後來在《民報》社特別聽講《說文》，有時便留下不走，與太炎『抵足而眠』，徹夜談論文字問題，結果逼得先生承認寫字非用篆字不可。」可見章、錢師生關係十分親密，第二年在章太炎介紹下錢玄同加入同盟會，不久為反清，給自己取名夏，意「中匡之人也」。

人本事大了，難免恃才傲物，章太炎就常常不可一世，他的幾位弟子，老實說脾氣都不小，擱一起便磕磕碰碰。先是大弟子黃侃和幾位鬧文學革命的師弟鬥氣。20世紀30年代初，章太炎帶著黃侃到北京講學，錢玄同對老師畢恭畢敬、小心翼翼，對師兄卻根本不買賬。有一天，在章太炎住處，黃侃開玩笑地對錢玄同說：「二瘋，你來前，我告你！你可憐啊！先生也來了，你近來怎麼不把音韻學的書好好地讀，要弄什麼注音字母，什麼白話文。」錢玄同頓時翻臉，拍著桌子厲聲說：「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話文，混賬！」章太炎聞聲趕來，哈哈大笑，排解說不許再爭什麼注音白話文，都給我念日語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顯，想想當年在日本一起學習的同門之誼，有什麼好吵的。

錢玄同與黃侃雖同出章門，但志趣並不一致。回國後，錢玄同參加了新文化運動，主張白話文，與黃侃分道揚鑣。一次，黃侃在一本雜誌上填了一首詞《北海懷古》，其中有：「故國頹陽，壞宮芳草，秋燕似客誰依？笳咽嚴城，漏停高閣，何年翠輦重歸？」同人認為這首詞有點「遺老」「遺少」的味道，流露出復辟的意思。錢玄同對此有不同看法，為此寫了一篇隨感錄：「我知道這位某先生當初做革命黨，的確是真心的；但是現在也的確沒有變節。不過他的眼界很高，對於一般創造民國的人，總不能滿意，常常要譏刺他們。」文章並未點黃侃名，還有替黃侃辨析的意思，黃侃看到後仍大怒不已，罵他們連詞都看不通。錢、黃早年關係很好，也互相尊重，在音韻學方面合作也很成功，但「黃侃的脾氣比較乖僻，有時說話隨便，甚至在課堂上罵街。錢玄同雖然個性也很強，但和黃的性情、思想很不一樣，兩人『時有違言』（錢玄同語）」。

1926年，錢玄同因妻子患重病，請假半年，請黃侃來師大國文系任教授。當時系主任是吳承仕先生，吳承仕也是章門弟子。吳、黃二人相處並不融洽，一次黃侃在課堂亂說話，女學生很有意見，吳承仕向他委婉指出了，黃侃與吳承仕遂生衝突，黃侃憤而寫了一首詩諷刺，其中二句是「芳湖聯蜀黨，浙派起錢瘋」，錢瘋即指錢玄同。當初在日本留學時，黃侃曾戲稱錢玄同為「錢二瘋子」。黃、吳吵架，居然捎上了錢玄同，這正是黃侃性格乖僻的地方。

據說黃侃去世後，《立報》曾刊登了一篇《黃侃遺事》，上面一則《錢玄同講義是他一泡尿》，中間有一段文字：「黃以國學名海內，亦以罵人名海內，舉世文人除章太炎先生，均不在其目中也。名教授錢玄同先生與黃同師章氏，同在北大國文系教書，而黃亦最瞧錢不起，嘗於課堂上對學生曰，汝等知錢某一冊文字學講義從何而來？蓋由余溲一泡尿得來也。當日錢與余居東京時，時相過從。一日彼至余處，余因小便離室，回則一冊筆記不見。余料必錢攜去。詢之錢不認可。今其講義，則完全系余筆記中文字，尚能賴乎？是余一尿，大有造於錢某也。」此語北大國文系多知之，可謂刻毒之至。

周作人曾把這篇文章寄給錢玄同，錢玄同覆信說：「披翁（按：黃侃在舊同門中，別號為披肩公）軼事頗有趣，我也覺得這不是偽造的，雖然有些不甚符合，總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說拙著是撒尿時偷他的筆記所成的，我知道他說過，是我拜了他的門而得到的。夫拜門之與撒尿，蓋亦差不多的說法也。」（周作人《錢玄同的復古與反古》）黃侃恃才傲物，性格乖張，他有一句名言「八部書外皆狗屁」，經常「潑婦式罵街，特別是在講堂上尤其大放厥詞」，他「不但是章太炎門下的大弟子，乃是我們的大師兄，他的國學是數一數二的，可是他的脾氣乖僻，和他的學問成比例，說起有些事來，著實令人不能恭維」。（周作人《知堂回想錄》）

1935年10月8日，黃侃因縱酒過度死於南京量守廬，時年50歲，被認為是國學一大損失，章太炎更是慨歎「天喪我也」！黃侃去世後，錢玄同並未因為二人之間過節而意氣用事，仍滿懷深情寫下一首輓聯：「小學本師傳，更細繹韻紐源流，黽勉求之，於古音獨明其真諦。文章宗六代，專致力深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門遽喪此雋才。」可謂情真意切，也顯示了錢玄同寬以待人的胸襟。

從不判卷的教授

錢玄同不僅在經學研究和新文化運動中敢於引領風氣，他在歷史研究和教書育人方面的標新立異也毫不遜色。

眾所周知，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史學領域崛起過一個新派別：古史辨派。該派的代表人物除了顧頡剛和胡適，另外一個重要人物，就是錢玄同。該學派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假說，推翻了舊有的由「盤古開天」、「三皇五帝」往下說的舊歷史學說體系，取得了空前的成績。錢玄同毫無疑問是這一學派的肇端者，而這發源於他對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兩派的超越性思考。顧頡剛明確提及正是錢玄同的啟發，才使他走上了疑古的治學道路。他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說：「十二（1923）年，玄同先生給我一封長信，論經部的辨偽。我和他已經一年多不相通問了，忽然接讀這一封痛快淋漓的長信，使我精神上得著一種興奮。我就抽出一個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寫了一通復書……」這封覆信，正是顧氏多年來蘊積於心中的關於中國古代史的系統看法。後來以《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發表於胡適主持的《讀書雜誌》，正式向學術界提出了「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學說。可見，這一學說之所以能出現，錢玄同居功甚大。更重要的是，當顧文發表後，錢玄同還給予了大力支持，馬上在同一刊物上表態，稱該學說「精當絕倫」，由此激發了當時的史學大論戰。這一論戰的後果是很明顯的，至少，它瓦解了舊的史學系統，使中國的經、史研究可以跳出先入之見為準傳統，而只把經學和史學當成單純的學術來研究。

錢玄同在教學上極為重視引發學生的思考，而不重視學生的考試等技術問題。錢玄同曾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等處任教，各校對這位大學者的這一「陋習」雖說無可奈何，但也各有對策。北京大學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質圖章，上書「及格」二字。錢玄同收到考卷後，即直接送到教務室，由教務室統一蓋上及格的圖章，而後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別記入學分檔案。

北大的寬容態度，使錢先生對自己的做法愈發地得意，竟向外四處推廣，及至他到燕京大學兼課時，仍舊照此辦理。不料此番他碰了個釘子：學校方面竟將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樣退回。錢先生登時也來了脾氣，毫不退讓，又將考卷原封不動地退了回去。校方很是生氣，警告錢先生，如再次拒絕判卷，將按照校紀對他進行懲罰，扣發相當數額的薪金。錢先生對此立即作書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從命，現將薪金全數奉還。」信內附鈔票若干。

這場官司的結局究竟如何，我們今天已不得而知，但錢玄同從不判卷的大名，卻從此在北京城內四處傳開。

錢玄同雖說在判卷方面架子極大，但說到治學求知，錢先生則是虛懷若谷，常常不恥下問，充分體現了一位著名學者嚴謹的治學風範。

錢玄同在北大講授的是音韻學。他口才流利，思維敏捷，講課時滔滔不絕，風趣詼諧，深受學生們的歡迎。但是，在一堂講授廣東音韻的課後，他竟收到了一位廣東籍學生李錫予的信，對他的講授提出了不同意見。

錢玄同認真地閱讀了李錫予的來信，認為李講得有道理。下次上課時，錢先生當眾宣讀了李的來信，他不僅表揚了李錫予，還坦率地承認，自己不是廣東人，對廣東音韻確實是不甚瞭解。同時，他還希望同學們都能獨立思考，對他講課中的不當之處，多多提出批評與糾正。錢玄同作為聞名中外的著名人物，竟能不恥下問，虛心向學生求教。他這種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深深地贏得了廣大師生們的尊敬。

劉半農：「教我如何不想她」

劉半農（1891.5.29—1934.7.14），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文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家。名復，原名壽彭，字半農，江蘇江陰人。早年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後旅歐留學，獲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1925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所作新詩多描寫勞動人民的生活和疾苦，語言通俗。他一生著作甚豐，創作了《揚鞭集》、《瓦釜集》、《半農雜文》，編有《初期白話詩稿》，學術著作有《中國文法通論》、《四聲實驗錄》等，另有譯著《法國短篇小說集》、《茶花女》等。其中《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康士坦丁語言學專獎」。

中學肄業的北大教授

在常州府學堂畢業前一年，出於對學校保守的教育體制的不滿和失望，劉半農做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決定，放棄到手的大好前程，毅然從學校退學。

劉半農的退學在家鄉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不僅劉父大為震驚，家鄉人也議論紛紛。劉半農決定離開家鄉到外地發展。1912年，劉半農只身前往上海，經朋友介紹，在時事新報和中華書局謀到了一份編輯工作，並業餘在《小說月報》、《時事新報》、《中華小說界》和《禮拜六》週刊上發表譯作和小說。為了迎合讀者口味，他給自己起了幾個艷俗的名字，如半儂、寒星、范瑞奴等，而用得最多的筆名就是半儂。由於中文功底好、悟性高，再加上勤奮和才情，劉半農很快成為上海灘文壇上一個十分活躍的小說新秀，擁有了一批讀者。5年時間發表了40多篇艷情小說，內容包括言情、警世、偵探、滑稽、社會等等有閒階級閱讀的消遣小說，如《失魂藥》、《最後之跳舞》等等，他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小說月報》、《小說大觀》、《禮拜六》等雜誌上，受到許多讀者的追捧。蘇雪林晚年回憶說：「半儂的小說我僅拜讀過三數篇，只覺得滑稽突梯，令人絕倒。」

經過幾年奮鬥，劉半農在上海灘聲名鵲起，被人稱為「江陰才子」、「文壇魁首」，他已經可以靠著每月幾十元的稿費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約他寫稿的雜誌越來越多，就連赫赫有名的報人和小說家嚴獨鶴都來向他組稿，劉半農終於用一支筆為自己闖出了一片新天地。

1917年夏，劉半農從上海返回江陰，一方面在家中賦閒，一方面思考著自己未來的人生道路。由於沒有固定收入，只好靠變賣家中物品度日，經常窮得揭不開鍋，最困難的時候連貓食都無錢購買，妻子不得不經常到娘家去借貸。就在一家人貧困潦倒的時候，忽然接到了一封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寄來的聘書，正式聘請他擔任北京大學預科國文教授。一個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人突然接到全國最高學府的聘書，不僅妻子難以相信，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只有弟弟劉天華相信，他一向佩服哥哥的才華，相信以哥哥的天資早晚會出人頭地，做出一番大事，現在機會終於來了。開始劉半農還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怎麼也不相信這樣一步登天的好事會落到他的頭上，想了半天才想到不久前在上海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的一次難忘的會面，現在看來一切都是那次會面時的結果。事實正是如此，那次會面，陳獨秀慧眼識珠，不僅看出劉半農身上的銳氣，更看出他是一個可造之才，北大正需要這樣的人，於是向不拘一格選人才的蔡元培先生作了大力推薦。就這樣，一個籍籍無名的連中學都未畢業的鄉村青年一個鯉魚躍龍門，跨入了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隨著一紙聘書，劉半農這個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人，一步跨入了北大這個全國最為顯赫的高等學府。同時執教的還有錢玄同、周作人、胡適等人。最初他教授詩歌、小說、文法概論和文典編纂法等。雖然連中學都沒有畢業，好在他國學功底並不遜於他人，而且又長於寫作，閱讀廣泛，上課又認真準備，不久就站穩了腳跟，得到了學生的認可。很快人人都知道北大來了一個中學肄業的國文教授劉半農。一個偶然的機會，醉心於通俗小說創作的劉半農在《新青年》雜誌上看到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大受震動，決定與舊文學決裂，投向新文學。1918年起，劉半農開始向《新青年》雜誌投稿，表達自己文學改革的願望。署名時斟酌再三，覺得自己以前用那種香艷媚俗的筆名「半儂」十分可恥，毅然去掉了偏旁，改為「半農」，以示與過去決裂。1918年1月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應用文之教授》一文時，正式署名「半農」，從此「半農」成了他正式的名字。

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也是新文化思想的中心，進入北大後，劉半農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僅在《新青年》雜誌上寫寫文章，他覺得還不過癮，他希望與復古派守舊派來一次徹底的對決，給他們以迎頭痛擊。在上海時他曾進過劇團做過編劇，所以他首先想到了雙簧戲。覺得這是一個十分理想的形式。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好友錢玄同。錢玄同和他一樣，也是個大炮筒子性格；曾經罵「桐城鉅子」和「選學名家」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由於兩人性情相近，在教授圈子裡一向過從甚密，無話不談。劉半農提議兩人合演一曲雙簧戲，一個扮演頑固的復古分子，封建文化的守舊者，一個扮演新文化的革命者，以記者身份對他進行逐一駁斥。用這種雙簧戲的形式把正反兩個陣營的觀點都亮出來，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一開始，錢玄同覺得主意雖不錯，但手法有些不入流，不願參加。但劉半農堅持說，非常時期只有採取非常手段，才能達到目的。經他反覆動員，最後錢玄同才同意與他一起演一出雙簧戲。這出雙簧戲旗幟鮮明，在文壇引起強烈反響，不僅真的引來了「王敬軒」那樣的衛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發難，更多的卻引起了青年學子和進步人士的喝彩。魯迅對此也持肯定的態度。這一正一反兩篇文章同時出現，結果「舊式文人的醜算是出盡，新派則獲得壓倒性的輝煌勝利」。一些原來還在猶豫的人都開始傾向新文化了，連朱湘和蘇雪林都說他們是看了這雙簧戲才變成新派的，可見雙簧戲影響之大。

劉半農導演的這出雙簧戲已經成為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富有戲劇性的插曲。關於劉半農對新文化的貢獻，蘇雪林認為：「雖不足與陳、胡方駕，卻可與二周並驅。事實上，他對新文學所盡的氣力，比之魯迅兄弟只有多，不會少。」作為新青年的健將劉半農對新文學的貢獻是很大的。但這樣的評價，就未免過譽了。

發奮讀成「國家博士」

劉半農到北大後，自知資歷淺，所以十分勤奮，講課很受學生歡迎，創作也十分活躍，但在北大這個學院派占統治地位的地方，像他這樣一個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大學教授依然被一些人視為「下里巴人」，對他能否勝任教學工作常常表示懷疑。一次在《新青年》編委組成人選上，胡適就直接提到了人選的學歷問題，這對劉半農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同時，劉半農在上海灘染上的才子氣，包括衣著打扮等作派也遭到一些人的詬病。魯迅後來在《憶劉半農君》中也指出：「那些人批評他的為人，是：淺。」「但這些背後的批評，大約是很傷了半農的心，他的到法國留學，我疑心大半就為此。」

都說憤怒出詩人，對於劉半農則是發奮讀博士。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劉半農考上了官費赴英留學的資格。1920年2月7日攜夫人朱惠和女兒小蕙自上海啟程，乘坐日本貨輪「賀茂丸」赴英留學。

當時倫敦生活費昂貴，一家三口僅靠他一個人的官費生活十分拮据。半年後，又生下一對龍風胎，劉半農因地取名，把「倫敦」一拆為二，男孩先生名育倫，女孩後生名育敦。家裡又多了兩張嘴，經濟壓力更大了，窮得連搖籃都買不起，只好把從國內帶去的柳條包拆成兩截，做成兩個簡易的搖籃。窮則思變，聽朋友說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書豐富，生活費用也比英國便宜，於是1921年6月全家遷居法國，轉入巴黎大學學習。

巴黎的生活費雖比倫敦便宜，但對一個僅靠官費養活五口之家的人來說也實屬不易。在給友人信中，劉半農這樣寫道：「我近來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鬧的是斷炊……留學費也欠了數個月不發……我身間有幾個錢時，便買只麵包吃吃，沒了便算。」窮且益堅，劉半農出國時本來準備研究文學和語言學的，到了國外才知道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於是忙把文學舍去，專攻語言學。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決定專攻實驗語音學。出國前，劉半農有一個宏大理想，希望從理論上弄清從齊梁以來沈約等人提出的四聲原理。此前國人一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決心揭開這個千古之謎。巴黎的名勝古跡，他無暇顧及，塞納河風光他無意欣賞，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了巴黎圖書館裡。業餘時間，他還得給國內雜誌翻譯寫稿，掙錢養家。他的《揚鞭集》、《瓦釜集》中許多作品都寫於這一時期。

實驗語音學需要一些記音儀器，記音儀器不僅價貴且無處購買，於是他就自己動手，從廢舊市場買來各種材料自己組裝。憑著頑強的毅力，他硬是發明了研究語音學必需的儀器音高推算尺和音鼓。法國的博士學位一向要求極嚴，沒有過硬的高水平論文想都別想，所以他一點也不敢馬虎。所有的語音實驗都一絲不苟，為了用科學的方法測驗中國語音的有關數據，光是一篇兩百多字的文章，就用了三個月的時間！經過三年的努力，他終於完成了《漢語字音實驗錄》，首次對四聲原理做出了科學的論述：指出決定漢語四聲的主要因素是高低。1924年冬天，劉半農終於通過了巴黎大學的各項預試科目，獲得了參加國家博士考試的資格。

1925年3月17日，劉半農參加博士學位答辯的日子。這一天，全家人早早地起來了，朱惠給全家準備了豐盛的早餐，又給三個孩子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趙元任一家和蔡元培夫婦也前來助陣。考場設在階梯教室，台上坐了一排身穿著深黑色長袍、肩披彩色綬帶的巴黎語音學專家。考試分兩場，上午口試，接受教授專家的提問；下午做實驗示範演示。答辯一共進行了七個小時，最後專家組宣佈：「劉先生做了一番驚人的科學工作，經過認真的討論以後，我們一致認為應該授予他國家博士學位！」一位青年教師給劉半農戴上了圓形的博士帽。儀式結束，劉半農從台上走下來時，已經精疲力竭，幾乎被人扶著走了出去。

劉半農的博士論文於1925年獲得康士坦丁·伏而內語言學專獎，因成績突出，劉半農還被吸收為巴黎語言學會的會員。這是中國人乃至亞洲人第一次獲得這種法國國家博士學位，劉半農對此十分自得，經常得意地稱自己是「國家博士」。寒窗苦讀，總算有了揚眉吐氣的一天。

「教我如何不想她」

劉半農從法國學成歸國，受到北大熱烈歡迎。在蔡元培的關心支持下，成立了我國第一個語音實驗室。他制訂了一個宏大的計劃，決定完成一部《四聲新譜》、一部《中國大字典》和一部《中國方言地圖》。

1917年劉半農翻譯英國戲劇《琴魂》，最早採用女性第三人稱代詞「她」，以取代過去習慣用的「伊」。1918年8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雜誌第5卷第3號發表史特林堡的《改革》譯文，在《前記》中寫道：「中國第三人稱代名詞沒有性的區別，很覺不便。半農想造一個『她』字和『他』字並用，這原是極好……」後來劉半農去英國留學，又到法國巴黎大學深造，寫了一篇《「她」字問題》，寄回國，1920年8月9日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發表，文中說：「一、中國文字中，要不要有一個第三位的陰性代詞？二、如其要的，我們能不能就用『她』字……除了『她』字外，應當再取一個『他』字（即現在的『它』字），以代無生物。」首創「她」字應是劉半農的功勞。

有趣的是，劉半農還為此寫了一首白話詩，題為《教我如何不想她》：「天上飄著些微雲，地上吹著些微風，啊！微風吹動了我的頭髮，教我如何不想她？／月光戀愛著海洋，海洋戀愛著月光，啊！這般蜜也似的銀夜，教我如何不想她？／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魚兒慢慢游。啊！燕子你說些什麼話？教我如何不想她？／枯樹在冷風裡搖，野火在暮色中燒，啊！西天還有些兒殘霞，教我如何不想她？」詩寫得纏綿婉約，情絲縷縷，令人心軟。趙元任教授把這首詩譜成曲子，由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發行，曾風靡一時。而「她」作為第三人稱女性代詞，更為人們所接受，由此流傳開了。據說某青年讀詩聽歌後想入非非，以為劉半農肯定是位風流倜儻的才子，總想求見，一次在趙元任教授家中會面，發現劉半農竟是一個老頭，大吃一驚，脫口而出：「原來他是個老頭啊！」惹得大家捧腹大笑。

劉半農也真詼諧，事後還作了一首打油詩：「教我如何不想她，請進門來喝杯茶；原來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她！」

1934年6月19日，劉半農帶著學生白滌洲、沈仲章等五人，攜帶大量語音設備利用暑期前往內蒙和山西一帶考察方言和民間習俗。原定計劃一個月左右，途經包頭、呼和浩特、百靈廟、大同、張家口。此行主要任務是完成瑞典地理學會為紀念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七十誕辰而徵集的論文，同時為他的《四聲新譜》和《中國方言地圖》補充資料。一路上採訪十分順利，收穫頗豐，不料在綏遠中學演講時，被當地一種毒蟲咬了一口，不幸感染上回歸熱，體溫一度升到38.5度。就在這種情況下，他還堅持叫來一名學生，親自記錄了他的發音。回到北京後，多方醫治無效，於7月14日下午2時病逝於協和醫院。時年43歲。

像這樣因公殉職的名教授，劉半農差不多要算北大歷史上第一人，因此學校破例在其遺體上覆蓋了北大三色校旗，以示哀榮。校長蔣夢麟及馬幼漁、胡適等北大名教授及全體師生員工幾乎都參加了他的葬禮，規格之高據說在北大歷史上沒有第二人。蔡元培親自為他撰寫了碑銘：「樸學雋文，同時並進；朋輩才多，如君實僅；甫及中年，身為學殉；嗣音有人，流風無盡。」這是對劉半農一生忠實的評價。老友趙元任的輓聯是：「十載湊雙簧，無詞今後難成曲。數人弱一個，叫我如何不想他！」亦莊亦諧，更令人稱絕。

「我寫的都是罵人的，你敢登嗎」

1905年，14歲的劉半農從翰墨林小學畢業，以江陰考生第一名的成績考取由八縣聯辦的常州府中學堂。同期錄取的還有後來蜚聲海內外的國學大師錢穆。劉半農天資聰穎，每次考試各科成績平均都在90分以上，深受學監（校長）屠元博的喜愛。一次，劉半農到屠家拜訪，偶然結識了屠元博的父親屠敬山。屠敬山是遠近聞名的史學家，交談中，屠敬山發現這個少年學子才識雙全，可堪造就，於是破例將他收為弟子，此事在當地一時傳為佳話。槍打出頭鳥，出於嫉妒，有人說他好鑽營取巧，這讓他心裡很不是滋味。他沒有理睬別人的造謠，決心用實力證明自己。不久機會就來了。一次，知府到學堂視察，臨時出了一道命題作文，想考察一下學生的成績。結果劉半農又以第一名的成績再奪花魁，並得到知府親自嘉獎。這樣一來，連原先嫉妒他的人也心服口服。

剛入常州府中學堂第一年，劉半農每次考試幾乎都名列第一，被學校列入「最優等」，一時聲名大噪。錢穆晚年回憶說：「不三月，壽彭連中三元，同學爭以一識劉壽彭為榮。」

就這樣，劉半農才子的名聲一下子傳開了。

劉半農是個典型的江南才子，多才多藝。劉半農去世後，周作人特別撰文回憶說：「其一是半農的真。他不裝假，肯說話，不投機，不怕罵，一方面卻是天真爛漫，對什麼人都無惡意。其二是半農的雜學。他的專門是語音學，但他的興趣很廣博，文學美術他都喜歡，作詩，寫字，照相，搜書，講文法，談音樂。」

劉半農不僅寫一手好文章，工詩書，而且還是中國現代早期的一位業餘攝影家。這一點知道的人並不多。他最早的攝影活動可以追溯到他從常州府中學退學之後。他從中學退學後，一時沒有找到職業，為了生計，就買了一隻照相機在家鄉代人照相，這要算是江陰曆史上第一家照相館。由於只此一家，生意還不錯，多少可以補貼家用。到歐洲留學，是他業餘攝影的第二個階段，真正投入精力從事業餘攝影是留學歸國後。從法國回來，劉半農加入了北京大學攝影愛好者組織的攝影團體北京光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業餘攝影團體。劉半農最喜歡照風景照，經常與同人一起切磋技藝，先後參加了四五次攝影展覽。

劉半農雖是北大名教授，但卻絕不是一個學究。從骨子裡，劉半農是一個灑脫達觀敢作敢為的人，有幾件小事可以證明。

1930年5月，劉半農被教育部任命為北京大學女子學院院長，到任不久，劉半農就針對學生中存在的不良習氣，頒布了《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場佈告》，禁止學生跳舞，同時還禁止女生間互相稱Miss，而要改稱姑娘。禁令一出，沸沸揚揚，但他堅持不為所動。

劉半農身為名作家名教授，許多報紙都以能刊登他的作品為榮。一次，老友成捨吾見面時抱怨他很久不給他的報刊寫文章。劉半農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我寫的都是罵人的，你敢登嗎？成說，只要你敢寫我就敢登。劉半農就真的寫了一篇諷刺考試院院長戴傳賢的文章《南無阿彌陀佛戴傳賢》，文章諷刺戴只念佛不做事。《世界日報》收到就發了，戴看到後大為光火，他不敢拿劉半農出氣，只好拿報紙開刀，結果報紙被停刊三天。

劉半農去世前最「出格」的舉動，就是採訪名妓賽金花。堂堂的北大名教授去採訪一個名聲不佳的妓女，這樣的事情也只有劉半農做得出來。早在幾年前，劉半農就從報上瞭解了有關賽金花的事跡，但眾說紛紜，蒙在她身上的迷霧一直讓人不辨真假，有人把她說成「民族英雄」，有人認為她就是一個出賣肉體和靈魂的妓女。劉半農覺得她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傳奇人物，應該趁她活著時調查清楚，揭開事情真相。於是，劉半農便帶著自己的得意門生商鴻逵前往北平居仁裡的「江西魏寓」親自採訪。風燭殘年的賽金花沒有想到大名鼎鼎的劉半農會來採訪她這樣的人，非常激動，決定接受採訪，公開講述自己的生平事跡。通過多次採訪，結合研究歷史，劉半農基本拂去了蒙在她身上的歷史迷霧。劉半農採訪名妓賽金花的事件再次引起了轟動，賽金花一時又成了社會熱門話題。投桃報李，劉半農去世後，賽金花一襲黑衣專門前往追悼，一時傳為奇談。劉半農去世後，《賽金花本事》才由他的學生整理出版。

「我不希望她纏足吃苦頭」

劉半農和朱惠是一對理想的又是患難與共的恩愛夫妻。這是一個溫馨的家庭，生活於其中的孩子們總是感到無比的快樂和幸福。《教我如何不想她》這首歌詞是劉半農受到朱惠的影響而作的，它是從內心迸發出來的歌聲，感染力極強。後來這首歌詞被著名作曲家趙元任譜了曲，在全國歌唱流行，成了20世紀30年代青年人最愛唱的浪漫歌曲，並受到世界文化界的重視。

劉半農和朱惠都是江陰人，出生在晚清，儘管身上有許多舊社會的印記，可是在兒女們的心目中，他們卻是新時代的恩愛夫妻和開明父母。年輕時按照當時的風氣，劉半農和朱惠都不能進行公開的社交活動，所以互不相識，要等待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來撮合。劉半農的母親和朱惠的母親都是信佛的，她們常到離劉家不遠的一座庵堂去進香拜佛，在那裡相見認識，日子久了，建立了友誼。有一次，劉母帶了年輕的劉半農，朱母帶了年輕的朱惠和她的妹妹同進庵堂，兩老相見以後，都非常高興。劉半農和朱惠雖然是初次相見，但彼此印象都不錯。以後次數多了，漸漸熟悉起來，加深了印象。有一天，朱母忽然向劉母提起了這一對青年男女的婚姻，提到她的大女兒，也就是美麗賢惠的朱惠，和青年才俊劉半農相配正是天生一對。最初劉母同意，可是劉父不贊成，理由是兩家的門戶不相當。實際上劉父嫌朱惠年齡比劉半農大三歲，認為不太理想。可是朱母卻非常喜歡年輕的劉半農，覺得他相貌端正，聰明活潑，意欲必成，既然男方以年齡為由推辭，遂提出將她的二女兒許配給劉半農，因為兩人年齡相當。這樣婚事竟談成了，雙方便訂立了婚約。不料訂婚不久，朱家二小姐竟然因病去世，婚約關係中斷了。過了一段時間，朱母又舊事重提，極力促成她的大女兒與劉半農聯姻。為了妥當起見，朱母更進一步徵求劉半農本人的意見。事情談得很順利，劉半農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了。這樣一來，劉父也就不再堅持己見，男女雙方終於訂了婚約。

根據當時的社會傳統，訂婚男女並不直接來往接觸，以免受社會輿論的非議。可是年輕的劉半農是個性情十分開朗的人，在新時代思潮的影響下，態度與眾不同，他敢於打破常規，獨自去女方家走動，並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有一次，劉半農去朱母家，進入院子便瞥見年輕的朱惠正倚著井欄邊打水。劉半農緩慢地上前想與朱惠說話。不料朱惠驚慌起來，急忙離開井邊，回到上房。她跨進門檻時，裙下露出了裹足的紅繡鞋，劉半農見了頓生憐憫之情。他回家以後就問劉母為什麼女子要纏足。劉母回答說：「女孩不纏足如何嫁得出去？」可是劉半農則大不以為然地說：「她現在已經是屬於劉家的人了，用不著擔心嫁不出去，我不希望她纏足吃苦頭。」劉半農嘴上這麼說，心裡就決意要做到。他要求劉母去通知朱母不要讓朱惠纏足。朱母聽到這樣的話，既贊成又擔心，答應試試。事實上年輕的朱惠因為纏足痛苦，心有不甘，常獨自流淚，早就偷偷地早裹晚拆，以避人耳目。現在聽說劉家不要求她纏足，真是高興。由此朱惠對劉半農的慷慨大方、關心體貼，萬分感激。所以婚後倆人相親相愛，朱惠對劉半農的忠貞不渝，是真正的知己相報的表現。

劉半農和朱惠訂婚不久，朱惠就被迎回來當養媳婦，侍奉兩老。辛亥革命前夕，劉母突然患病，劉半農被叫回家，就在劉母病危期間，依照傳統風俗和朱惠結了婚，俗稱「沖喜」，以期重病的劉母速愈。此後劉母去世，朱惠就擔起了全部的治家責任。辛亥革命爆發以後，學校關閉了。劉半農和二弟一起到清江的軍隊中去工作，劉半農當文書，他二弟吹軍號，兄弟倆開始接觸到新時代的革命活動。以後他們發覺革命軍隊內部情況混亂，思想複雜，心裡感到不滿而回了家。接著劉半農又和二弟同去上海謀生。當時家裡的燒、洗、縫、補等家常事，都靠朱惠獨自操持，甚至還要照顧小叔的梳洗。當生活困難時，朱惠還要從外面承接一些零活在家裡做，以貼補開支。

劉半農和朱惠婚後過著恩愛愉快的生活，只是因為家務負擔很重，朱惠一人獨挑，十分辛苦，曾兩次懷孕流了產，引起劉父的不滿。他聽信了卜卦先生的胡說，以為劉半農命中無子，並斷定朱惠不能生育，要求劉半農把朱惠休去或者娶妾以傳宗接代。劉父甚至進一步施行家長權威，認真地物色了對象，趁劉半農1913年夏天從上海回江陰時，想說服他娶妾，可是遭到劉半農的堅決反對。因為在江陰家裡不能擺脫掉劉父的重子孫、輕感情的消極影響，劉半農就在劉母的幫助下，把朱惠接到上海居住，開始了獨立的小家庭生活。那時劉半農已在上海中華書局擔任編輯工作，有穩定的收入可以養家。

1920年8月9日，劉半農在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上，刊發《「她」字問題》，第一次系統闡述用「她」字指代第三人稱的陰性。此時的劉半農已是北京大學教授，在新文化運動中也打了幾個漂亮的硬仗，但由於他僅有高中肄業學歷，因而一些人對其略有微辭。為此，1920年2月，他攜妻帶女，到倫敦大學留學。他學習語音學，頗為辛苦，但詩情不輟，1920年9月4日，創作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初標為《情歌》，刊於1923年9月16日北京《晨報·副刊》），第一次在詩中用了「她」字。這首詩頗有民謠之風，讀起來琅琅上口，其中「微雲」、「微風」、「月光」、「魚兒」、「燕子」、「暮色」、「殘霞」等，入詩即美，予人以「欲寄相思千里月」、「梨花一枝春帶雨」的遐想。那麼，誰是劉半農的有情人「她」呢？有人說，此詩是獻給夫人朱惠的一闋心曲，這或許有些想當然，但正如他的女兒劉小惠所言，它是受其母影響而作的。作為患難夫妻、恩愛夫妻，二人有攝影同好，劉半農的詩句「暗紅燈下的蜜吻」，堪為其愛情的鑒證。

趙元任：專精他業的語言大家

趙元任（1892.11.3—1982.25），漢族，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蘇武進（今常州）人，生於天津。他是中國現代語言和現代音樂學先驅。趙元任興趣廣泛，樂於求知，勇於創新，涉獵語言、方言、音樂、數學、天文、哲學等諸多領域，而且能夠在每一個領域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他以融會古今、貫通中西的廣博學識和新穎精湛的學術思想以及嚴謹科學的研究方法，開始了現代方言學研究領域的全新局面，成為開風氣之先的現代語言學大師。

就喜歡琢磨

趙元任自幼就流露出對一切新鮮事物的敏感，也因之有了廣泛的興趣愛好。他凡事都喜歡琢磨，是那種一琢磨起來就忘了世界的人。少年時，他在語言方面的天賦就逐漸開始嶄露頭角。趙元任對新的事物有著近乎狂熱的追求，正是他對真理的渴求、探索和追求新事物的性格奠定了他卓越的一生。

趙元任6歲時，他的祖父正在做冀州直隸州的知州，那時出現了月全食。大家拿著鍋、桶子等器物，乒乒乓乓地打，好把吃月亮的天狗嚇倒再把月亮吐出來。當地方官的，穿起官袍一次一次地行禮，外頭掛著許多旗子、幔子之類的東西，像過年似的那麼熱鬧。而小趙元任的興趣卻是觀看月亮，他發現那月亮好像月牙兒似的，可是又不像平常的月牙兒。那月牙兒越變越小，後來小到應該沒了的時候，卻出乎自己的預料，反倒變成了個紅紅的一個大圓盤的月亮。他很想知道為什麼是這樣，但是那時候沒有人能夠解答他的疑問。從此他養成了觀看天象的習慣，對天文的興趣成了他一生的嗜好，後來他上大學選修了天文學課程，考試成績獲得了100分。

除了自然現象，趙元任從小還表現出對科學的興趣，喜歡自己琢磨，自己動手試驗。6歲時，有人送給他一個三寸放大鏡，他竟完全靠自己琢磨而發現放大、倒影、陽光下聚焦取火的幾種功能，並自己用透鏡組裝了望遠鏡和顯微鏡。

童年的趙元任對一切事物都充滿了好奇，充滿了求知的渴望。童年的他不曾想到，對於方言的興趣——他自己後來回憶說是為了「好玩兒」，竟會成為他一生的事業。

趙元任的第一位私塾老師陸軻軒反對讀書不求甚解，經常講解課文生字，使學生盡可能多理解，在他的教育下，趙元任養成了好問求解的好習慣。

14歲，趙元任又回到了常州，入讀溪山的一家私立學校，開始接觸現代科學知識。他開始走出私塾的狹窄圈子，不僅學習了科學知識，系統地學習了英文，還參加了豐富多彩的課餘活動。他自己把這一年稱為身心發展的轉折點。

從15歲到18歲，趙元任第一次離家到南京的江南高等學堂預科學習。這一時期，他學習勤奮，興趣也更加廣泛，經常自己做科學實驗，天文學知識也不斷得到豐富，對觀察彗星越發有興趣。他還選修了德文。在南京學習期間，他學會了福州話——年輕的趙元任已經逐漸顯露出他的語言天才。憑著中小學時期的勤奮學習和自己的天賦，他3年預科未讀完，就到北京準備報考清華的留學官費生。為了應付考試，他在考試前自修了拉丁文。1910年7月21日，他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留美考試。這次考試一共錄取了70名學生，趙元任以優異的成績名列第二。

趙元任後來回憶說：「心理學家說，一個人的性格在早年便已形成，或許在學習說話之前。我並非心理學者，可是據我記憶，在我第二個9年當中，我自己以及圍繞我四周的人們，改變得較我一生其他時期都要多。」

留學美國，對趙元任性格的形成及一生的道路選擇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他的出國是由中國當時特定的社會文化走向（中西文化撞擊產生的學習西方的潮流）和他對真理的渴求、探索及追求新事物的性格決定的。

在留學期間，趙元任仍然保持著自己廣泛的興趣，並且集中發展了適合自己的幾項，如語言、音樂、天文等。留美10年，是他的知識飛速增長的10年，更是他的性格開始發生變化並且日趨成熟的10年。他敏於創新的性格使他在一些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到達美國後，趙元任進入康奈爾大學，集中精力學習數學與物理，但他仍然保持了自己廣泛的興趣，尤其喜歡自己琢磨。

由於對中國各地方言頗有興趣，他與同宿舍的胡明復互相學習方言，並在修畢康奈爾需要的語文學分後，又主動從賓州史克蘭頓城的國際函授學校學習法文。當時正值世界語運動的初期，趙元任成了「世界語俱樂部」的積極分子。他在學校裡選修了戴維森教授的語音學課程，學習了國際音標和比較系統的現代語音學理論知識，這給他後來的方言調查和語言學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他對哲學的興趣也不小。在康奈爾第一年，他的興趣就從數學轉移到哲學。他喜歡羅素，在課外閱讀了很多羅素的著作，他在日記裡曾說羅素的《哲學論文集》與他的想法很符合。->小說下栽+wＲshＵ。ＣoＭ<-

他4年的學習成績極其優異，數學得過兩個100分，一個99分，天文學得的也是100分。據說，他這兩門功課的成績是康奈爾大學歷史上保持了好幾年的平均成績的最高記錄。1914年夏天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趙元任在留美期間的出色表現，不僅得到了學校老師的好評，也深得留美同學羨慕佩服。同在康奈爾大學的胡適，在他的留美日記中有七處關於趙元任的記載，在這些記載中，他提到了趙元任的學習成績、音樂天分、廣泛的興趣愛好、在語言上的天賦以及他「元任辨音最精細，吾萬不能及」的感慨。他對才華橫溢的趙元任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以後的歷史證明這些評價都是很準確的。

語言就是個「好玩兒」

1915年以後，趙元任一直在考慮學成回國做什麼，自己最適合做什麼的問題。他時常和同學討論中國語言的問題。他覺得自己也許適合研究中國語言問題，又想到自己一生的工作也許是國際語言、中國語言、中國音樂和認識論家。

在1916年元月的日記中他寫道：「我大概是個天生的語言學家、數學家或音樂家。」在他的日記中，他也曾表示「索性做一個語言學家比任何其他都好」。從他的字裡行間，不難看出他對自己未來的思考，以及興趣的偏好。在當時來說，從事語言研究是一種比較冷清的專業，而趙元任卻想要向這個領域發展，充分顯示出他的不畏艱險、勇於創新的精神。

有一次，趙元任的女兒問他為什麼會研究語言學，他幽默地對女兒說，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然而，「好玩兒」的背後寓意深刻。世界上很多大科學家研究某種現象和理論時，他們常常認為是為了好玩。趙元任小時候練習說切口和反切口，是為了好玩；他擅長「說倒話」，並且常常在公眾面前表演「說倒話」，也是為了「好玩兒」！

「好玩兒」意味著有趣味，有興趣就有意思。趙元任所說的「好玩兒」可以用《最後五分鐘（國語羅馬字對話戲戲譜）》的序文裡的幾句話來做註腳。趙元任說，他翻譯這個戲，用國語羅馬字寫出劇本，基於三種「興趣」——三重「好玩兒」：第一種興趣是對國語羅馬字的興趣，即宣傳（國語羅馬字）的興趣；第二種是對中國語調的興趣，即研究學術的興趣；最後一種是對於話劇的興趣，即藝術的興趣。

趙元任曾寫道：「我對於藝術的興趣彷彿是男人對女人的愛，熱就熱到出火苗兒的程度。可是熱度減了的時候，好像就是離開了伊，也能夠過似的；回頭又想念伊起來，可是又覺得沒有伊，我的生活全沒有光彩似的了。」這裡說的「興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好玩兒」。好玩兒，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譁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而是興趣使然。

趙元任是傳統和現代並重的方言學家。他的方言研究繼承了中國傳統方言學的精華，又開創了以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方言的新領域。

1927年，趙元任開始第一次系統的漢語方言調查。他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在用吳語說話的地區進行了實地調查，記錄了吳語區33個地方的方言。他的調查工作十分科學、精細、認真。

1928年，這次調查的研究成果《現代吳語的研究》由清華學校研究院印發出版。這部巨著的問世在漢語方言研究歷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它是中國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是現代漢語方言學誕生的標誌。在此之前中國沒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方言學著作，而此後出現的方言學著作，都沿著它開闢的道路前進發展。它奠定了現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的基礎，開創了科學化研究漢語方言的新道路。

趙元任全面細緻的方言調查研究為中國的現代漢語方言學的創立、建設和發展打下了充分的基礎，也為他自己成為博大精深的語言學家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趙元任認為，調查記音是語言研究準備工作之首。他說：「用表格用錄音器做系統的調查工作是一回事，到各處學說各種話當然又是一回事。」

1946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建校200週年紀念會上，趙元任被授予名譽博士學位。頌語這樣稱讚他：「他是自己國家多種方言的學者和歷史學家，他的研究成果幫助西方人能更好地瞭解中國語言、中國人民的思想和理想。」1970年，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授予趙元任榮譽博士學位，儀式上介紹他的成就時說：「趙教授創造性地和精巧地運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系統地研究現代和經典的中國語言。」

趙元任自幼便對各種方言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並顯示出超凡的語言能力。他還沒滿12歲就已經會說北京、保定、常熟、常州、蘇州等多種方言。不僅如此，在蘇州他還跟表哥學會了用反切說話，還學會了用倒轉反切說話，就連熟悉反切說話的人也不容易識破聽懂。在美國唸書以及回國工作期間又跟同學、朋友學會了無錫話、南京話、揚州話、上海話、安徽話、湖南話、湖北話、廣州話、福州話等。直至1959年，在近60歲的時候到台灣講學，又學會了複雜難懂的閩南話。胡適在1922年為趙元任作的《國語留聲片》序言中寫道：「他有幾種特別天才，一、他是天生的一個方言學者。他除了英、法、德三國語言之外還懂得許多中國方言。他學方言的天才確實很驚異的……二、他又是一個天生的音樂家。他在音樂上的創作，曾經得到美國音樂家的讚賞……我們只知道他有兩隻特別精細的音樂耳朵能夠辨別那極細微的、普通人多不注意的種種發音上的區別；他又有一副最會模仿的發聲器官，能夠模仿那極困難的、普通人多學不會的種種聲音。三、他又是一個科學的語言學者。僅靠天生的才能，是不夠用的，那樣不過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口技家』罷了。然而趙元任依著他的天才的引誘，用他的餘力去研究發音的學理；他在這裡面的成就是很高深的。因此無論怎麼雜亂沒有條例的對象，到了他手裡，都成了有系統的分類，都成了有線索的變遷。」

「中國的舒伯特」

趙元任從前小時候在家裡說的是北方話，但是家裡人請的教書先生都用南方（常州）音讀書。因此，趙元任就得了一種牢不可破的聯想：凡是白話都是應該用北方音說，凡是文言都應該用南方音讀，好像文言是南方的特性似的。因此，南方（常州）人吟詩的腔調，也成為他的歌曲中民族音調的重要來源。例如《聽雨》和《瓶花》前半部分的旋律，都是按照常州人吟誦七絕的音調進行藝術加工的。《聽雨》採用仄聲韻七絕的吟詩調，而《瓶花》則採用平聲韻七絕的吟詩調。趙先生說他所聽到的這種吟詩調差不多處處都是一樣的。的確，只要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的七言絕句，不管是「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劉禹錫《烏衣巷》），還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賀知章《回鄉偶書》），都可以用《瓶花》第一部分的旋律來唱。

趙元任的早期愛國歌曲《盡力中華》，是利用傳統音調推陳出新很有創造性的一例。這首歌曲唱的是「焰口調」。童年時代的趙元任住在無錫鄉下，經常有喪事人家請和尚到家裡去「拜懺」三天，「追薦」死者；其中有一天做的法事，白天是「齋王」，晚上是「施食」。施食時搭起高台，老法師和眾和尚坐在台上，唸唸有詞，唱著一個小孩子們很喜歡聽的曲調，呼喚四方餓鬼「來受甘露味」。這個很好聽的曲調就叫「焰口調」——「焰口」是佛經中餓鬼的名稱。後來他進了小學，老師教他們唱《盡力中華》，唱到「啊中華，啊中華」時，小趙元任覺得這個曲調似曾相識，感到十分親切，所以特別愛唱這首歌。令人驚奇的是，這個帶有神秘氣息的曲調，竟能和「聽我們同唱中華」的愛國歌詞配合得天衣無縫，絲絲入扣。

在音樂上有絕好聽力的說法，趙元任大概就是有絕好聽力的人。有一次他到西湖遊玩，忽然看見湖上有個木魚店。這個店開設在湖上，趙元任忽發雅興，棹了一葉輕舟，到店裡去選購。他左敲敲，右敲敲，不一時選了十來個。只見他一手持一根木魚槌，竟敲出宮、商、角、徽、羽諸般聲調。他兩手互擊，揮灑如意。一曲奏終，竟是當時很流行的一首歌《教我如何不想她》。

趙元任在音樂領域的主要成就表現在音樂作品及音樂理論方面。在大學期間，他就開始創作曲子。「五四」時期，趙元任創作了大量的新音樂作品，他和陳田鶴等人給當時的新詩歌配以新音樂，使音樂作品呈現出全新的面貌，把中國音樂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趙元任音樂作品中音樂界評價最高的是他在「五四」時期創作的《新詩歌集》，《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

趙元任試圖把民族風格與西洋音樂技巧結合起來，他大膽的探索，為現代音樂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他的音樂創作，得到音樂界的高度評價，蕭友梅在介紹趙元任《新詩歌集》時稱其是10多年來最有價值的作品，趙元任是中國的舒伯特，說這種舒伯特派的藝術歌曲「替我音樂界開了—個新紀元」。

趙元任提出的建設中國現代音樂的理論，事實已經證明是正確的：簡譜、五線譜早已代替了工尺譜；ABCDEFG也早已代替了五音的說法；和聲以及許多西洋音樂的作曲技巧已經在中國民族音樂中廣泛運用。西洋音樂與中國音樂的結合，給中國民族音樂走向世界帶來了新的希望。

趙元任在音樂方面的活動大部分是業餘的，但是由於他的音樂創作緊隨時代前進的潮流，反映了「五四」以來一代要科學、要民主、要改革的社會進步人士的思想感情，因此很有影響。趙元任極富創新的性格，在音樂的理論和作品方面也打下了他創新的深刻烙印。

「言有易，言無難」

我國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出自於趙元任門下。當時趙元任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並列為清華四大導師。王力1926年夏考入國學研究院，同班32位同學只有他跟趙元任學習語言學。他對趙元任的音韻學課十分感興趣。受趙元任影響，後來他去法國學習語言學。王力的論文《中國古文法》，梁啟超給予很高的評價，並寫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時」的評語。趙元任卻專找王力論文中的毛病。王力的論文中在談到「反照句」和「綱目句」時，加上了「反照句、綱目句，在西文中罕見」的附言。趙元任看到這個附言後給了如下批語：「刪附言！未熟通某文，斷不可定其無某文法。言有易，言無難！」在趙元任看來，絕對不可以根據看過的部分材料就輕易地下結論。

王力當時雖然採納了導師的意見，但是對「言有易，言無難」的深刻含義並沒有深刻領悟。不久，他又寫了一篇題目為《兩粵音說》的論文，趙元任把這篇論文推薦發表在《清華學報》上。文中說廣州話沒有撮口呼。當時趙元任還沒調查過廣州話，沒有把握斷定有無，但他仍然記著這件事。1928年趙先生到廣州進行了方言調查，發現廣州話沒有撮口呼的結論是錯誤的，立刻給在法國學語言學的王力寫了一封信，信中以「雪」字為例，證明《兩粵音說》的錯誤。王力至此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無難」這六個字的含義，並從此將趙元任的六字批語作為座右銘。

一天晚上，陳寅恪、吳宓與趙元任夫婦閒談，趙元任忽然問吳宓：「雨僧，你怎麼老是叫陳寅ke是陳寅que？」吳宓非常詫異，反問道：「大家都叫他寅que，難道不對嗎？」陳寅恪微微一笑：「大家都那麼念，我也沒辦法。」趙元任嚴肅地說；「總要有個標準。這個字就是該念ke，我是在民國十三年才發現寅恪自己拼寫德文，寫作YinkoTshen的。寅恪是謙謙君子，不好意思糾正別人。但是我是喜歡咬文嚼字的。這個字念錯了，以訛傳訛，可不得了。」

陳寅恪的「恪」字，的確應該念ke而不是que，只是因為陳寅恪的江西口音比較重，所以不少人都跟著他錯了。王國維和趙元任都喜歡音韻學，兩人早年都曾熟讀《說文解字》。王國維曾說，識字自《說文》始。要成為大學者，沒有哪個不用心鑽研的，這正是他們能做大學問的基礎。

在康奈爾大學研究院畢業前夕，趙元任與同校的中國留學生胡適、胡明復等人籌劃成立中國科學社，並創辦了《科學》月刊。月刊於1915年1月正式出版，這是中國最早的綜合性科技學術刊物。趙元任在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和音樂作品《和平進行曲》。1915年10月，中國科學社正式成立，任鴻雋任會長，趙元任擔任書記。這個社團後來發展成為組織完善的科學社，當大多數活躍分子畢業歸國之後，科學社遷到上海，一直辦到1950年。為了出版《科學》會刊，會員們要用從獎學金中節省錢，來支持這個刊物。有一段時間，趙元任只能以湯和蘋果餅作午餐以節省更多的錢，以致得了營養不良症。

1915年趙元任獲得了哈佛大學喬治與馬莎·德貝哲學獎學金，到哈佛大學開始了為期3年的攻讀哲學博士學位的緊張學習生活。在哈佛研究院的日子裡，趙元任繼續研究語言學，他選修了《言語學入門》，還選修了梵語。這時他養成了一種漫步思考問題的習慣，經常邊走路邊思考問題，甚至路遇熟人也看不見，看起來像個心不在焉的教授，因此獲得了「Prof.」的外號。此外，他還經常到麻省理工學院聽中國朋友講方言，並向他們學習。

1918年5月份，趙元任獲得了哈佛謝爾登博士後旅行研究獎學金，到芝加哥和加州的柏克萊繼續深造和研究。後來轉移到加州，健康狀況開始好轉，但是診斷證明他患了胃下垂。這一時期，趙元任在病理、心理和生理方面時常出現不安與波動。經過反覆思考，他決定回母校——清華教物理。

趙元任在大學讀書時選修的課程很廣泛，並且他學一門，鑽一門，精一門，並不因為是選修課就馬虎敷衍。他選修德語課，課外他還通過函授學習語法。法語函授採用「聽——說」的教學方法，作業通過錄音寄給老師聽並由老師糾正。他非常欣賞這種教學方法。於是他採用自己跟讀私塾時的方法，大聲朗誦和背課文，最後他的考試成績獲得「優」。

1920年下半年，羅素來華講學，由於羅素講學涉及到高等數學、邏輯學、哲學等多門知識，一般人很難勝任翻譯工作，所以學術界名流蔡元培、丁文江等人都出面與清華學校當時的負責人金邦正交涉要「借」趙元任擔任羅素的翻譯。校長同意讓王賡代課，趙元任得以陪同羅素到各地去講學。一路上他又學會了幾種方言。每到一個地方，他就用當地方言把羅素的話翻譯出來，羅素非常滿意。趙元任與羅素因此建立了終生的友誼。

1922年春季開學後，趙元任在哈佛大學開設了中國語言課。他以前曾經開過數學、物理、哲學、心理學等課程，在國外開設中國語言課還是第一次。考慮到通過認識方塊漢字來學習中文及語言，自然是一種正規經典式辦法，但是需要的時間很長，對於外國人尤其困難。他將自己學習語言時「目見不如耳聞，耳聞不如口讀」的方法，貫徹於他教授外國學生學習中國語言的過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新人物的新式婚姻

14歲那年，趙元任大姑婆告訴他，他就要和一個姓陳的女孩訂婚了，他在日記上記載說：「婚姻不自由，我至為傷心。」後來這個婚約終於解除，「我和這個女孩訂婚10多年，最後我終於得到自由。」

1921年，32歲的醫學博士楊步偉與趙元任結婚。二人別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園格言亭——當年定情的地方照張相，再向有關親友發了一份結婚通知書，聲明概不收禮。下午一個電話把胡適和朱徵請到家中，然後楊步偉親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張自己寫的結婚證書，請他們倆做證人、簽字。為了合法化，貼了四角錢印花稅。

然後，趙元任和楊步偉將格言亭的照片和結婚通知書一起寄給親友，一共寄了400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陽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書之言：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滅」。寄給親友的通知書上，他們說：「趙元任博士和楊步偉女醫士十分恭敬地對朋友們和親戚們送呈這份臨時的通知書，告訴諸位，他們兩人在這信未到之先，已經在1921年6月1日下午3點鐘，東經120度平均太陽標準時，在北京自主結婚。」並且聲明：「除了兩個例外，賀禮絕對不收，例外一是書信、詩文，或音樂曲譜等，例外二是捐給中國科學社。」在結婚書上定的結婚時間，他們其實是正在郵政局寄發通知書和照片呢。

胡適回憶那晚寫的話：趙元任常到我家來，長談音韻學和語言羅馬化問題，我們在康奈爾讀書的時候就常如此。以後我注意到他來的沒有那麼勤，我們討論的也沒有那麼徹底。同時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鄉楊步偉（韻卿）姐時常來往。有一天，元任打電話給我，問我明晚是不是有時間來小雅寶胡同四十九號和他及楊小姐，還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國（湘姊朱徵的號）小姐一塊吃晚飯。城裡那一帶並沒有餐館和俱樂部之類用餐的處所，我猜想是怎麼一回事。為了有備無患，我帶了一本有我註釋的《紅樓夢》，像禮物一樣，精緻地包起來。為防我猜錯，在外面加包一層普通紙張。那晚，我們在精緻小巧住宅裡，吃了一頓精緻晚餐，共有四樣適口小菜，是楊小姐自己燒的。飯後，元任取出手寫的一張文件，說要是朱大夫和我願意簽名作證，他和韻卿將極感榮幸。趙元任和楊步偉便這樣結了婚。我是送給他倆禮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報以特號大字標題《新人物的新式結婚》。後來趙元任問羅素先生，我們的結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稱「足夠激進」。威斯康星州威廉斯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羅克教授接到了趙元任的英文通知書，就貼在天文台的佈告牌上，讓他的同事們看1921年6月1日下午3點鐘東經120度平均太陽標準時，發生了何種天文現象。於是趙元任楊步偉的結婚成了一種「天文現象」。

趙元任是一個地道的文人。「天性純厚，道德風采，有修養，對人和藹可親，從不與人爭長短，語言風趣」，是謙謙君子。楊步偉言行卻具男性的雄風，「天性豪爽而果斷，思想靈敏，心直口快，無話不說」。其慷慨正直、熱心助人是有口皆碑。

1946年6月1日，乃是趙元任夫婦銀婚紀念日（25週年），胡適是趙元任夫婦的證婚人，這天卻因故沒能親臨祝賀，寄來賀詩一首（《賀銀婚》），「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說好姻緣。新娘欠我香香禮，記得還時要利錢。」

1961年，在他倆結婚40週年紀念會上，有人將趙元任做學問的求實精神比之《西遊記》的唐僧玄奘，說玄奘之所以能成功，應歸功於觀世音菩薩的保護，楊步偉就是趙元任的觀世音菩薩。趙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貢獻，的確也是與楊步偉的幫助和鼓勵分不開的。1973年6月，他們伉儷作了一次闊別故土後的首次大陸游。周總理、郭沫若、竺可楨等接見了他們。在受到周恩來長達3小時的親切接見時，楊步偉竟充當了主要角色。趙元任對周總理詼諧地說：「她既是我的內務部長，又是我的外交部長。」

1971年6月1日是趙元任夫婦的金婚紀念日（50週年），二人又各寫《金婚詩》一首，押胡適《賀銀婚》原來的韻。楊步偉女士寫：「吵吵爭爭五十年，人人反說好因緣。元任欠我今生業，顛倒陰陽再團圓。」（意思說：為了老公，我今生沒有完成醫師的行業；到下一輩子投胎的時候，該我做男人，你做女人，再團圓還我的事業！）趙元任的答詞是：「陰陽顛倒又團圓，猶似當年蜜蜜甜。男女平權新世紀，同偕造福為人間。」

趙元任號稱怕老婆，楊步偉說：「夫婦倆爭辯起來，要是兩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時候，那總是我贏！」趙元任有自知之明：從來不跟老婆爭高低。他不否認自己「懼內」，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回答道：「與其說怕，不如說愛；愛有多深，怕有多深。」

吳宓：嚴謹治學，耿介做人

吳宓（1894—1978.1.17），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生，陝西省涇陽縣人。字雨僧、雨生，筆名餘生，著名西洋文學家，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教授（1926—1928），1941年當選教育部部聘教授。

備課是個「苦力」

吳宓教授備課，頗有特色。西南聯大南遷之時，文學院在南嶽衡山山腰聖經書院舊址上課，一度宿舍緊張。吳宓教授與錢穆、聞一多、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

時當抗戰初起，辦學條件簡陋，而他從容自若，依然一絲不苟認真備課，讓人肅然起敬。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有文章回憶此事，寫道：「室中一長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燈置其座位前。時一多方勤讀《詩經》、《楚辭》，遇新見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燈下默坐撰寫。雨生（吳宓）則為預備明日上課抄筆記寫綱要，逐條書之，又有合併，有增加，寫定則於逐條下加以紅筆勾勒。雨生在清華教書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課，其嚴謹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則喃喃自語：『如此良夜，盡可閒談，各自埋頭，所為何來？』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閒談，不妨去別室自找談友。否則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礙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時熄燈，勿得逾時，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寫各條，反覆循誦。俟諸人盡起，始重返室中。余與雨生相交有年，亦時聞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識其人，誠有卓絕處。非日常相處，則亦不易知也。」

講課的功夫來自備課的功夫。其實，吳宓教授從走上講台那一天開始，備課認真就很有名。去清華之前，吳宓教授曾在南京東南大學任教三年，講授《歐洲文學史》等課程，一時聲譽鵲起。

1923年，《清華週刊》有文章專述「東南大學學風之美，師飽學而盡職，生好讀而勤業」。其中述及吳宓授課：預先寫大綱於黑板，待到開講，則不看書本、筆記，滔滔不絕，井井有條。文章最後大發感慨曰：「吳先生亦是清華畢業游美同學，而母校未能羅致其來此，寧非憾事者！」一位教授上課能夠做到「……不看書本、筆記，滔滔不絕，井井有條」，可以想見其備課時曾經下過多少功夫。

溫源寧《吳宓先生》則說：「作為老師，除了缺乏感染力之處，吳先生可說是十全十美。他嚴守時刻，像一座鐘，講課勤勤懇懇，像個苦力。別人有所引證，總是打開書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麼長，老是背誦。無論講解什麼問題，他跟練兵中士一樣，講得有條有理，第一點這樣，第二點那樣。枯燥，容或有之，但絕非不得要領。有些老師無所不談，卻不發任何議論，吳先生則直抒己見，言之有物；也可能說錯了，然而，至少並非虛誇。他概不模稜兩可，總是斬釘截鐵。換句話說，他不怕直言對自己有什麼牽累。在事實根據方面，尤其是見於各種百科全書和參考書的事實，他是無可指摘的，只在解釋和鑒賞的問題上你還可以跟他爭論。」

什麼叫對學生負責，看看吳宓教授這個「苦力」吧！但他卻一以貫之，毫不以為苦。

吳宓教授這種認真負責的作風不僅表現在自己備課上。劉兆吉《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提及一件發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師丟了上課用的教科書，問吳宓先生是否有此書想借用一下，沒想到引起了吳先生的嚴厲批評：『教師怎能丟失textbook（教科書）呢！一定要找到，上課前必須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燈睡覺了，聽到後樓敲門聲，聽到吳先生高聲問：『textbook找到沒有？』也聽到不耐煩的回答聲：『找到了！吳先生，請放心吧，我已經睡了，就不開門了。』聽到吳先生說：『那就好，教師不能丟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丟！』後來聽那位青年教師說：『其實當時並未找到，怕得罪吳先生再發神經，撒了個謊。』現在想來，這件小事反映了吳先生對教育事業的認真負責，而且終生不渝。」

吳宓教授在清華講《中西詩比較》，寫過一個教學說明：「本學程選取中西文古今詩及論詩之文若干篇，誦讀講論，比較參證。教師將以其平昔讀詩作詩所得之經驗及方法，貢獻於學生。且教師採取及融貫之功夫，區區一得，亦願述說，共資討論，以期造成真確之理想及精美之賞鑒，而解決文學人生切要之問題。本學程不究詩學歷史，不事文學考據，惟望每一學生皆好讀詩，又喜作詩，終成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赤子之心，盡在斯矣。明白這一點，對於他備課何以如此認真，再做別的什麼解釋，也許就全是多餘的話了。

上課頗有歐美之風

吳宓是一個詩人氣質很濃的人，在清華上課時，主講英國浪漫詩人和希臘羅馬古典文學，「雨僧先生講課時也洋溢著熱情，有時眉飛色舞。」「雨僧先生講授英詩，提倡背誦。特別是有名的篇章或詩行，他都鼓勵學生盡量讀熟背誦。」（王岷源《憶念吳雨僧先生》）因此他的課對20多歲的青年學生很有吸引力，很受歡迎。30年代中葉，清華外文系培養了一批著名學者作家，如錢鍾書、曹禺、李健吾、張駿祥、季羨林等。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抗戰全面爆發，清華奉命南遷。11月7日，吳宓與毛子水等清華師生離開北京，經天津、青島、漢口、長沙，於1938年3月抵達昆明西南聯大。在西南聯大外文系，吳宓主要講授世界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古代希臘羅馬文學史、新人文主義、文學與人生、翻譯課、中西詩之比較等。吳宓同時還給研究生上課，主要課程有：雪萊研究、西方文學批評、比較文學等。

吳宓精通多種外國語，學貫中西，又沒有一般教授的學究味，所以在西南聯大時很受學生歡迎。一時興起，他還會在課堂上朗誦自己的詩作，甚至他寫給毛彥文的情詩，課堂氣氛是相當活潑輕鬆的。他的上課風格也很特別，很有些歐美之風，「先生講課從不照本宣科，而常是漫談性質的，只指定些參考書，要我們自己閱讀，提出看法，並多寫讀書報告。課上先生有時講些文人軼事，風趣橫生，使我們忍俊不禁。」（茅於美《懷念吳宓導師》）

雖然吳宓作風很民主，詩人氣質很濃，但治學卻十分嚴謹。「吳宓先生在西南聯大講授『歐洲文學史』時，除繼續採用翟孟生這部教科書外，主要根據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把這門功課講得非常生動有趣，娓娓道來，十分吸引學生，每堂課都濟濟一堂，擠滿了本系的和外系的同學。這是當時文學院最『叫座』的課程之一。每次上課書裡都夾著許多寫得密密麻麻的紙條。吳宓先生記憶驚人，許多文學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脫口而出，毫無差錯。吳先生還為翟孟生的《歐洲文學簡史》作了許多補充，並修訂了某些謬誤的地方。他每次上課總帶著這本厚書，裡面夾了很多寫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紙條，或者把紙條貼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課鈴聲一響，他就走進來了，非常準時。有時，同學未到齊，他早已捧著一包書站在教室門口。他開始講課時，總是笑瞇瞇的，先看看同學，有時也點點名。上課主要用英語，有時也說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趙瑞蕻《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

弟子李賦寧也有類似的回憶：「先生寫漢字，從不寫簡筆字，字體總是【『文』】正楷，端莊【『人』】方正，一絲【『書』】不苟。這種【『屋』】嚴謹的學風熏陶了我，使我終生受益匪淺。先生講課內容充實，條理清楚，從無一句廢話。先生對教學極端認真負責，每堂課必早到教室十分鐘，擦好黑板，做好上課的準備。先生上課從不缺課，也從不早退。先生每問必答，熱情、嚴肅對待學生的問題，耐心解答，循循善誘，啟發學生自己解答問題。先生批改學生的作業更是細心、認真，圈點學生寫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並寫出具體的評語，幫助學生改正錯誤，不斷進步。」（李賦寧《懷念恩師吳宓教授》）

吳宓是一個雙重性格的人，這一點許多人都有同感：「……先生不善料理家務瑣事。但他給我們修改文章時，總常用毛筆蘸紅墨水書寫，字跡工整。塗改一字，必塗很四方滿格，免被誤認。他那種治學的嚴謹與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茅於美《懷念吳宓導師》）「西南聯大外文系裡有五位老師給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吳宓、葉公超、柳無忌、吳達元和燕卡蓀這五位先生。其中吳宓先生可說是最有意思、最可愛、最可敬、最生動、最富於感染力和潛移默化力量，也是內心最充滿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吳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裡面卻是個浪漫派；他有時是阿波羅式的，有時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時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時卻是堂吉訶德型的：或者是兩種類型、兩種風格的有機結合。」（趙瑞蕻《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

鑒於吳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聘他為英國文學部聘教授，與陳寅恪（歷史）、湯用彤（哲學）同時獲得「部聘教授」殊榮，後又被聘為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委員。這是對吳宓學術成就的一種肯定。能與他所景仰的陳、湯二人一起獲此殊榮，吳宓感到十分光榮，所以雖然有人建議他拒絕這一榮譽，他還是接受了。

1944年秋，吳宓離開求學執教30年的清華大學，與系主任陳福田之間的矛盾是他離開的原因之一，據說這多少與錢鍾書有關。有一種說法，吳宓與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私交很深，當年吳宓曾讓錢鍾書在清華旁聽一年，還親自輔導他外語，後錢考入清華。吳對錢鍾書十分欣賞，專門寫詩稱讚錢的才華：「才情學識誰兼具？新舊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謀有補賴天工。源深顧（亭林）趙（甌北）傳家業，氣勝蘇（東坡）黃（山谷）振國風。悲劇終場吾事了，交期兩世許心同。」從中可以看出，吳宓對錢鍾書的學識是十分賞識的，錢學成歸國時，吳宓與清華說好，擬聘請錢為清華外文系教授，清華當時也基本同意了。可錢到聯大時，學校卻只肯聘為副教授，年輕氣盛的錢鍾書自然很是不快，對陳福田和清華更是不滿，甚至怪罪吳宓，並發洩到小說《圍城》中。吳宓對清華的變卦自然很是不悅，只好勸錢去了湖南蘭田師範學校做教授。這件事加深了吳宓與陳福田（系主任）的矛盾，吳宓最終離開清華去了燕京大學，他在清華的生活從此也畫上了句號。

「那不是聽報告，簡直是看演出」

吳宓在外形上並沒有什麼特別吸引人之處。對他比較熟悉的清華教授溫源寧曾對他有比較生動的描寫：「世上只有一個吳雨生，叫你一見不能忘……但是雨生的臉倒是一種天生稟賦，恢奇的像一幅諷刺畫。腦袋形似一顆炸彈，而一樣的有爆發性，面是瘦黃，鬍鬚幾有隨時蔓延全局之勢，但是每晨刮得整整齊齊，面容險峻，顴骨高起，兩頰瘦削，一對眼睛亮晶晶的像兩粒炙光的煤炭——這些都裝在一個太長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支銅棍那樣結實的身材上。」但就是這樣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卻是一個愛情至上主義者。「他立論上是人文主義者，雅典主義者，但是性癖上卻是徹頭徹尾的一個浪漫主義者。」（溫源寧《吳宓》）

吳宓幼時，讀書刻苦，每餐必由家人送至書房。一晚，家人送餅一隻、油潑辣椒一碟，吳宓讀書入神，誤用餅子蘸墨大啖，連曰：「香，香，香。」

吳有即頌成章，過目不忘之才。1955年回安吳老家，於迎祥宮碑前小站片刻，只將碑文口誦一遍，即能一字不漏默寫而出。

陳寅恪一到哈佛，就主張大購、多購、全購書籍。正是感於陳氏的購書之多，吳宓才心旌搖動，欲加以倣傚。據說他一時頭腦衝動，也為了與陳寅恪、俞大維爭勝，吳宓竟咬緊牙關，不惜血本花費60美金，當時官費生每月的生活費100美金，他把擺在書店連當地人都不敢問津的《莎士比亞全集》各家註釋彙編本共19巨冊拖出來，一路喘著粗氣扛回宿舍。後來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吳氏攜帶此書歷盡千山萬水，每次搬遷居所，既費力又費錢，同時又無合適的存放之地，竟成為一件勞心耗力的累贅。

吳性剛直，一貫克己守公，從不佔人絲毫便宜。

1944年，他去寶雞訪友，購得三等車票，上車無座位，只好站過道。其時，恰遇妹夫王俊生，該王持有免費乘車證，遂將他帶至二等車廂，找一空座，吳不知情，待查票時，列車員說：「三等車票，不能坐二等車廂。」王即出示證件，說明身份關係，查票員亦謙笑允准，但吳卻生氣異常，憤然返回三等車廂，依舊站於過道，直至寶雞。

吳對《紅樓夢》研究，造詣極深，飲譽中外，凡聽吳宓紅學演講之人，無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癡。末了輒發深歎：「那不是聽報告，簡直是看演出。」

吳一人將林、王、薛、賈演得活靈活現，惟妙惟肖。40年代，西南古城即刮「吳宓風」，時人讚譽：「郭沫若與吳宓的報告，倘能一字不誤記錄下來，便是第一等絕妙好文。」1947年，吳宓來西安講學，知識界奔走相告，盛況空前。

一日，陝西「三青團」一幫政客故作風雅，約請吳講《紅樓》，吳素鄙此等人物，遂婉辭拒謝。誰知，這幫人搬出吳父建常先生極力通融。吳宓無奈，便胡諂一通，待其走後，吳父詰之：「何故未講？」吳答：「彼等似廟中之神，泥塑木雕，對之若談紅樓，猶對牛馬奉琴耳。」

吳宓心善，樂於助人，因此也常受人之騙。他戴的進口手錶，被兩個無賴以僅值6元的小鬧鐘哄騙而去。又有張姓之人對吳言說，吳一學生因病就醫，急需200元住院費，吳不疑，即刻湊錢交付。嗣後，此張又來，言稱那學生開刀治療，又急需費用若干，吳此時手頭已空，正籌思之際，此騙子以為吳有疑慮，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聲朗讀，恰逢保姆進來，驚見客人正念白紙一張。（蓋此時吳患眼疾，視物不清。）於是保姆喚人，將騙子扭送公安機關。吳對此不勝感慨，又對保姆的精明稱讚不已。

李俊清當過蔣經國20年英文秘書，他是早期吳宓的學生之一。每每回憶起吳宓，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狗兩進教室的故事。那是一隻毛色黃褐的大狗，大耳大眼，非常漂亮。這狗本非他家所養，是他從幾個大漢追打下救出來的，正要把它捉去殺了吃。也許是感激李俊清的救命之恩吧，同他特別要好，跟前跟後，上學也去。大狗每次來校，總是臥在教室門外，或在周圍空地上跑來跑去，可是也有兩次意外——

一次是外文系主任陳福田擔任的英文作文課，他照例先在黑板上寫出題目，用大約10分鐘時間說明重點，就回系辦公室，下課時由助教來收學生的作文卷子。那天陳教授講解完了，正將走出教室，經過李俊清的座位時，忽然聽得一聲狗叫，原來大狗不知何時溜了進來，趴在主人椅子底下，陳福田走過，踩了它的尾巴。全班同學都停下筆來朝李俊清看，他嚇得要命，心想這下完了。沒料到洋派十足的陳福田不但沒發脾氣，反而蹲下去摸摸大狗，連聲「Sorry」。

再一次是上吳宓的《中西詩比較》課，原在教室外等候的大狗，竟偷偷溜進教室蹲坐在角落裡。吳宓這時正在黑板上抄寫詩句，沒有注意到這位不速之客，待他寫完，轉過身來，發現竟有一隻狗也在聽他講課，急忙走下講台，對大狗說：「目前我尚不能使頑石點頭，不是你該來的時候，你還是先出去吧！」說罷揮一揮手，大狗似乎聽懂了吳先生的話，立刻低頭垂尾悄悄走出去了，一面走一面看看坐在頭排的李俊清，像是犯了大錯。

「無情無理無法無天」

吳宓留給後人的是一個嚴謹的學術大師印象，但他的婚戀卻如同一枚堅澀的青果，令後人不敢恭維。

有人說，他是一個地道的「好色之徒」，話雖偏激，卻折射出了他在婚戀上不安分的一面。為此，陳寅恪看得頗為透徹，說他本性浪漫，不過為舊禮教道德所「拘繫」，感情不得抒發，積久而瀕於破裂，因此「猶壺水受熱而沸騰，揭蓋以出汽，比之任壺炸裂，殊為勝過」。

中國有句古老的名言「媒人跳進花轎裡」，意指為人做媒的第三者與當事人中的一個相愛，反倒成了新郎或新娘，上了本不該屬於自己的花轎。吳宓的婚戀悲劇便是這句名言的最好註腳。

1918年11月，留學哈佛的吳宓，突然接到清華留美同學陳烈勳的來信，欲將自己的妹妹陳心一介紹給吳宓為妻。信中說陳心一畢業於浙江省女子師範學校完全科，現年24歲，為浙江定海縣一位小學教員，心氣很高，擇婿特別苛嚴。陳烈勳在信中明確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聽他談及吳宓，後又閱讀過《益智雜誌》、《清華週刊》中吳宓的詩文，尤其是看到《清華週刊》上吳宓的照片，萌發愛慕之情，願嫁吳宓，侍奉終身。吳宓接信後，怦然心動，立即回信認可，旋即收拾好行裝，迫不及待地趕回了國內。悲劇的帷幕徐徐拉開。

1921年8月，留美歸來的吳宓沒休息兩天，便匆匆趕往杭州，相晤陳心一。然而，這次的相晤極富戲劇性，似乎從一開始便隱示著某種悲劇的意象。到了陳家，吳宓西裝革履，意氣風發，一副海外學子的風采。陳心一被牽引出來，按吳宓日記的敘述，大家只是默默相對。不曾預想，一會兒工夫，另一位女主角翩然出場。

這便是吳宓人生悲劇中最為關鍵的另一中心人物——毛彥文。事也湊巧，毛彥文本與陳心一是好友，這天，她神采飛揚地來訪，準備別過閨中密友，去北京上學，不想與吳宓不期而遇。除卻毛陳二女本是同學這層關係外，毛彥文的未婚夫朱君毅還是吳宓清華讀書時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長毛彥文4歲，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馬，感情甚篤。但在毛彥文9歲時，由其父做主，把她許配給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彥文浙江女子師範學校畢業時，方家怕生變故，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親的大轎抬至毛家大門之際，不甘命運擺佈的毛彥文從後門勇敢地逃離。此前，她和表哥朱君毅早已月下為盟，私訂終身了。毛家在方家退婚後，由雙方家長做主，毛彥文與朱君毅正式訂婚。吳宓作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早在清華讀書時，便知道了毛彥文。那時，朱君毅每次讀完表妹的情書後，都會讓吳宓過目。

吳宓對毛彥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心中便湧動出異樣的情愫，礙於同學之誼，他不曾流露，而是深深隱藏在了心底。

吳宓在美留學時，收到陳烈勳欲將其妹說合給他的信時，曾委託朱君毅，讓毛彥文打探陳心一的情況，彼此溝通二人的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講，毛彥文實際上是吳宓與陳心一的媒人。這次，突然在陳心一家中不期而遇毛彥文，吳宓本就懷有好感，但見對方活潑雅趣，大方得體，一副新派淑女風範，吳宓頓時在心中暗生出一絲落寞，怎奈毛彥文名花有主，且是摯友之未婚妻。

下午，毛彥文告別他們回了上海。吳宓與陳心一一見如故，在陳父的安排下，雙雙泛舟西湖，吳宓心中殊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樂融融。吳宓在日記中這樣記述道：是日之遊，較昨日之遊尤樂。家國身世友朋之事，隨意所傾，無所不談……此日之清福，為十餘年來所未數得者矣。

13天以後，吳宓和陳心一正式完婚。

隨後，吳宓與同學朱君毅雙雙被南京東南大學聘為教授。事實證明，如此倉促的婚姻對吳宓和陳心一來講，都是一個悲劇。本來，吳宓當初慎重地委託毛彥文在國內打探陳心一的情況，毛彥文並不因自己與陳心一是同窗好友，而一味溢美誇大。她認為，陳心一人品不錯，交友可以，貿然訂婚則無必要。吳宓與陳心一見面後，早忘了毛彥文在信中的忠告，好友陳寅恪勸他道：「一個男人，學問不如人，很是可恥；大丈夫娶妻不如人，何故難為情？」吳宓遂與陳心一匆匆完婚。

不過，在東南大學，毛彥文真真實實地走入了吳宓的生活中。朱君毅這時候突然變卦，他以近親結婚有害下一代為由，堅決提出與毛彥文解除婚約。守候6年，逃婚只為下嫁表哥的毛彥文始料不及，她萬般無奈之下，只得轉而求助吳宓夫婦。吳宓於是作為一個中間人，往返於兩人之間，極力救火說和。怎奈朱君毅去意已決，堅決不肯與毛彥文締結白首。結果，朱、毛之合未成，終致解除婚約。

本該救火的吳宓卻引火燒身，他居然在朱、毛二人分道揚鑣後，不顧有婦之夫的身份，向毛彥文表白了自己的愛意。毛彥文斷然拒絕。令她不可容忍的是，撇開媒人身份、友情關係不說，吳宓的舉措實在荒唐。他幾乎在每次信中，都會不厭其煩地贅述自己從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處讀到她的信而漸漸萌生愛意，這令毛彥文大為反感，何況她與吳宓的結髮之妻陳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學。

細想起來，這也是吳宓情感旅程中的劫數。當初，兩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時出場。陳心一和毛彥文都是在吳宓生命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女人，陳是他結髮之妻且育有三個女兒，毛則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

當然，這場悲劇的始作俑者卻是吳宓自己。

英國戲劇家蕭伯納曾說過：「人生有兩大悲劇。一是得到了想得到的東西，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東西。」

吳宓為毛彥文所拒後，並不甘心。他索性做得更加離經叛道。陳心一不忍吳宓情感上的叛逆，結婚7年後最終仳離。這一石破天驚之舉，讓世人目瞪口呆。「學衡派」同仁幾乎一致譴責，其父更是公開指斥他，「無情無禮無法無天，以維持舊禮教者而倒行逆施。」

毛彥文由默不見經傳的人物立時成為了「三人間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對吳宓的求愛，仍是不願就範。吳宓毫不氣餒。對毛彥文的追逐愈演愈烈，成為了一場愛情的馬拉松，中間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以至於在30年代的上海灘，他們的故事成了小報津津樂道的話題。

吳宓的鍥而不捨最終打動了美人芳心。女人的骨子裡，總是喜歡被愛的，毛彥文亦不能免俗。可是，兩人的愛情未因來之不易而最終瓜熟蒂落。吳宓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人，保守與浪漫、新派和舊派居然會對立地存在著。當毛彥文心儀於他，準備談婚論嫁時，吳宓卻生出了一絲隱憂，既想和毛彥文成為夫妻，又擔心婚後會不和諧，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情，讓吳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吳宓赴巴黎進行學術交流。他一反以前溫情脈脈的樣子，將電報拍到美國，措辭強硬地令毛彥文放棄學業，迅速趕往歐洲，與之完婚，否則各自分手。有人指出，他動輒向毛彥文發出最後通牒，用語十分惡毒。與此同時，據傳說他還寫信回國，向一位叫賢的女人示愛，同時又與一位金髮女郎打得火熱。

毛彥文來了巴黎，吳宓又不想結婚了，改為訂婚。滿腔熱情而來的毛彥文大為狼狽，原來是對方費盡心機追求她，現在她鬆口了，對方又變了卦。毛彥文哭著說：「你總該為我想想，我一個30多歲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難道我們出發點即是錯誤？」

吳宓不為所動，冷靜地說：「人時常受時空限制，心情改變，未有自主，無可如何。」對此，吳宓在日記中這樣記述：是晚彥雖哭泣，毫不足以動我心，徒使宓對彥憎厭，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好一個「用情失地」。饒有興味的是，吳宓在此期間，卻對小報上炒得沸沸揚揚的魯迅、許廣平之戀陡生艷羨，他說：「許廣平夫人，乃一能幹而細心之女子，善窺魯迅之喜怒哀樂，而應付如式，即使魯迅喜悅，亦甘受指揮。云云。嗚呼，宓之所需何以異此？而宓之實際更勝過魯迅多多，乃一生曾無美滿之遇合，安得女子為許廣平哉？念此悲傷。」

這次巴黎論婚作罷後，吳宓與毛彥文從歐洲歸來。毛彥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吳宓迎娶。1933年8月，吳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盧葆華女士求愛，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繼續討論是否結婚。友人勸他別老玩愛情遊戲，此次南下必須弄個老婆回來。結果又是兩頭落空，毛覺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調，說她準備做老姑娘，盡力教書積錢，領養個小女孩，「歸家與女孩玩笑對話，又善為打扮，推小車步行公園中，以為樂」。天真的吳宓並未察覺出這番話中的潛台詞，他大約覺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舊熱衷於自己的多角戀愛。毛彥文一氣之下，嫁給了熊希齡。吳宓沒想到會有這步棋，毛的嫁人，讓他覺得自己有一種遭遺棄的感覺，同時也很內疚，認定毛是賭氣，自暴自棄，不得已而嫁人。很長時間裡，吳宓都沒辦法確定自己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負情郎，還是被負情的癡心漢，兩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麼說，毛是他一生最鍾愛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感覺到珍貴。毛彥文結婚以後，特別是三年後熊希齡病故，吳宓一直糾纏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時也是真心懺悔。

1999年，台島內掀起一股「吳宓熱」。已是102歲高齡的毛彥文，並未因時光的流逝而沖淡她對吳宓負情的怨恨，她說，自己從未愛過吳宓。倘使吳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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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鑽研學問無窮盡

王國維（1877—1927），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我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鉅子，國學大師。王國維是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時人譽為「中國近300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80年來學術的開創者」。梁啟超贊其「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所有之學人」。

人生如鐘錶之擺

王國維17歲時曾赴杭州應鄉試，而名落孫山。其原因很明顯，一是精力沒有放在《四書》、《五經》上，而是放在史書和其他的雜書；二是重考據；三是「好談時務，嗜古籍」；四是「始知世尚有所謂新學者，家貧不能以貨供遊學，居恆怏怏」——「新學」的影響和憧憬「遊學」，從根本上動搖了他的功名思想，也使他自覺地放棄了對「時文」和「帖括」的研習；五是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國人大驚，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參加北京鄉試的各省舉子1300多人舉行了著名的「公車上書」，請求維新變法。從此開始，覺醒了的讀書人舉辦學堂，成立學會，創辦刊物，自覺置身於圖強的熱潮之中，王國維也不例外，他不願再呆坐在書齋中的板凳上了。其父王乃譽對此也很支持。其弟回憶說：「先君以康梁疏論示先兄，先兄於是棄帖括而不為。」其父的先進思想，又導致了王國維第二次即20歲時科舉考試的失敗。

當法國18世紀風行的自然主義由日本轉道進入中國之後，一時間，學海波濤沸騰，而附和此種學說的人，並非出於知識，他們對自然主義的根本思想和最終目的茫然無知，只想借助其枝枝葉葉的話語，來裝扮自己的政治主張，或是借助西洋學說的影響，對中國的政治學說、思想學說進行一番打扮改造。而對西方政治思想中大的方面，對其中的人生哲學、文化精神等等內容，卻很少用精力。

而王國維並非其中一員，先後撰寫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論著，翻譯介紹了不少西方的哲學、美學、心理學等著作。他用西哲思想和觀點分析中國傳統文化，思考人生，比較中西文化差異，沉浸於此，如癡似醉。

當時留學歐美的中國人，學習的大都是「海軍製造」、「法律」等，卻沒有學習哲學的。中國思想界無「能動」之力，也未能「受動」。這一情形使王國維陷於極大的痛苦之中，他強烈希望將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學思想引入中國，卻不願意人們把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學思想作為解救中華民族的有力武器。他的思想與他的人生，始終沒有離開這個因歷史而形成的悲觀主義怪圈。

王國維用叔本華的哲學思想去研究中國著名的古典小說《紅樓夢》，1904年夏天寫成《紅樓夢評論》。在文中，王國維認為：人生如鐘錶之擺，在「苦痛」與「倦厭」之間往復。「倦厭」即是一種「苦痛」，去掉「苦痛」，便是「快樂」，而將苦痛轉化為快樂的努力亦屬一種苦痛。快樂之後，苦痛更深；文化愈進，知識越廣，其慾望便會彌多，而對苦痛的感覺則更為敏銳。人生的慾望無法超越生活，生活的性質則是苦痛，所以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合而為一了。人的一生就是欲、生活、苦痛的體現。

借評《紅樓夢》，王國維指出：人生之追求之最終目的是為「解脫」。「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出世者，拒絕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無所逃於苦痛，而求人於無生之域。」也正因為受到叔本華悲觀主義思想的影響，王國維認為：金釧兒墜井，司棋觸牆，尤三姐、潘又安自刎，柳湘蓮、芳官入道出家，都並非真正的「解脫」；只有賈寶玉、惜春、紫鵑三人才得到正確的解脫。

王國維天性憂鬱悲觀，在《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中，他說自己「體質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間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始決定從事於哲學」。叔本華思想中的悲觀色彩和天才觀與王國維憂鬱的性格深深契合，王國維一向自視甚高，以天才自況。他認為一般人的快樂與痛苦，僅僅是生活中的快樂與痛苦；而天才由於能洞見痛苦之根源，因而要承受更為深切的孤獨和痛苦。但哲學並不能慰藉他的內心，在《自序二》中，他說：「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但他又說：「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情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美學成為解脫人生痛苦之途徑，但他智與情兼勝的內在衝突，難以使他找到一種「動態的平衡」。因此他悲歎人生如「辛苦錢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東趨海」。

王國維35歲後，專力於經史、古文字的考證，就是想遠離現實，以期心遠地自偏，有詞為證：「掩卷平生有百端，飽更憂患轉冥頑，偶聽啼怨春殘。坐覺無何消白日，更緣隨例弄丹鉛，閒愁五分況清歡。」「弄丹鉛」（即考證之事），能使一個多愁善感之人忘憂嗎？這只能使王國維更加憂鬱，少有朋友。王國維是個執著於理想之人，他嚮往一種無功利、純粹的學問，因此他抨擊康有為、魏源、嚴復以政治或功利為出發點的學術行為，更厭惡以學術求官之行徑，心中常有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的遺世獨立之感，正如梁啟超所言：「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會，亦不能屈服於社會，所以終究要自殺。」

做學問的境界

王國維讀書直透紙背，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昌盛，為中國學術的發展進步貢獻了力量。他是一個偉大的學者，是「新史學的開山」，是一個「很有科學頭腦的人」。

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中說：「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當時的中國，通達、誠篤的舊學家屈指可數，寥寥無幾；治西學的人，大都也只是想點綴一下門面。能貫串精、博，作為終身職業，更是屈指可數。

王國維認為：凡學，無論中西，都無用，也都有用。他以近代歐洲為例指出，農工商業的進步，原本根源於物理、化學的勃興。物理、化學的高深與淺顯，與蒸汽、電信有何關係？動植物學與樹藝、畜牧有何關係？天文學與航海、計時有何關係？心理、社會學與政治、教育又有何關係？從科學的角度來講，就是如此狀況，何況史學、文學！再從另一個方面言，對宇宙、人生的「深湛幽渺之思，學者有所不避焉，迂遠繁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利於人類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緒，他人當能竟之；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惕之徒所與知也，學問之所以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實由於此；凡生民之先覺，政治、教育之指導，利用厚生之淵源，管由此出，非徒一國之名譽與光輝而已」。

學無新舊，學無中西，學無有用與無用之說，這便是王國維讀書、做學問的原則，他兼收並蓄，如饑似渴地讀書，成為一代學問大家。

1907年3月，王國維攜新婚繼室潘麗正北上，到北京清廷學部任職，並在宣武門內的新簾子胡同租下住宅，安頓了家小。這時，王國維讀書、研究的興趣已由哲學完全轉移到了文學。與以前一樣，為生計，王國維必須為他人做事，每天短則二三小時，長則三四小時，而用來讀書做學問的時間，多則三四小時，少則一二個小時。由於身體原因，他伏案工作不能長久，時間長了，精神就會渙散，注意力便無法集中。在這種情況下，他或者去找朋友聊天，或者是閱讀雜書，來鬆弛神經，換換腦筋。如果沒有特別事情，王國維的讀書、研究極有規律，一般不會出現間斷。一如他在《自序一》中所說，「夫以余境之貧薄，而體之纖弱也，又每日為學時間之寡也，持之以恆，尚能小有所就；況財力、精力之倍於餘者，循序而進，其所造豈有量哉！」「持之以恆」，不松不弛，不急不躁，「循序而進」，正是王國維讀書、研究的又一經驗之談。

成就大事業、大學問，也要循序漸進，需要知識的逐步累積，只有累積至一定程度，才可以出現飛躍，發生質變，而企圖走捷徑，投機取巧，偷工減料，即使是「第一階級」，也無法進入。這是王國維做學問的「竅門」。他認為，具有文學天才的人更需要有「莫大之修養」，此「修養」應該包括：一、勤奮；二、廣博地讀書；三、反覆實踐；四、修養心性。

「三種之階級」為「三種之境界」，這是他為「做學問」所分的三個層次：「第一境——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境——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三種境界相互銜接，依次遞進，由量變直至質變。所謂「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也就是說，無窮無盡的新知識在向讀書人招手，在向讀書人呼喚，其頻頻招手和親切呼喚，很快得到了讀書人的回應，引發了讀書人的好奇和興趣。讀書人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心目中充滿著許許多多的幻想，也有著各種各樣的計劃、打算，由於對撲面而來的新知識感覺驚異和挑選終身研攻對象的難於決斷，而顯示了幾分的彷徨和惆悵。這就是第一種境界，也就是起步階段。

研攻對像經過權衡、比較確定下來後，讀書人便進入到異常艱苦的修煉階段，經過反覆探求、反覆考索，對其對像已有了最深層次的瞭解。瞭解越深，愛得越深。這種愛，是自覺自願的，忠心耿耿的，表裡一致的，長久永遠的，而且是徹頭徹尾的奉獻，因此，「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於是，由必然王國進入到了自由王國，也便由第二境界深入到了第三境界，亦即最高境界。

讀書、研究進入到了自由的王國，這就標誌著大面積的收穫。大面積的收穫，是以艱苦拚搏、寒窗苦讀作基礎的，「眾裡尋他千百度」，正飽含著此種含意。無數的挫折和失敗，卻始終沒有動搖對既定目標的追求。其毫不鬆懈的結果，則導致了知識的巨大積累，融會貫通，「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好似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此種不經意的發現，建立在辛勤的心血和汗水之上，並非偶然、巧合！它是質的飛躍，是量的發展變化的結果，是通過艱辛的實踐而使得「必然」奔向了「自由」！

在從事學術工作20多年的時間裡，王國維的絕大部分時間，用在了讀書研究之上。他手不釋卷，珍惜寸陰，故其閱讀的範圍十分寬廣，遠非同時代的一般學者所能比擬。蕭艾在《王國維評傳》一書中指出，1911年前的王國維，學習的對象絕非叔本華、尼采、康德三家，也決不限於哲學一門。亞里士多德、莎士比亞、歌德、但丁……他無不熟識。文學上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種種流派，他都瞭解。其他方面，從達爾文的進化論、生存競爭學說，到羅馬醫學家額倫的著作，他都涉獵，並能引用。可以想見，他對歐洲各種社會思潮，並不陌生。更可以想見，作為戲曲研究者的王國維，對文藝復興後的人文主義文學，對人文作家莎士比亞的作品，必然有著很大的興趣，也必然從中受到教益，獲得力量！由閱讀的範圍和時間的利用來看，王國維是一個具有強烈事業心，並且永遠不知滿足的學者！

王國維讀書，不受傳統與他人的影響。別人讀過了的書他要讀；別人沒有讀過的書，他更要讀——「戲曲之體卑於史傳」，「後世碩儒，皆鄙棄不復道」，而他獨闢蹊徑，深入到了被一般學者鄙視乃至正眼不瞧的戲曲之中，苦心孤詣，終於發前人所未發。

王國維讀戲曲著作的的確確稱得上是「苦心孤詣」。首先，廣泛閱讀各種資料，之後，作目錄的搜集整理和考訂，為研究打下基礎。目標明確、範圍固定後，再更深一層地讀書，進而對戲曲史作一些粗略的研究，將閱讀得來的體會、收穫表達出來，以檢查讀書的效果，並從中發現讀書的欠缺。在初步摸清研究對像、訂定研究中心的前提下，繼續讀書，接著將得來的資料分類整理、考訂、研究，又從歌舞方面，圍繞唐宋大曲讀書、梳理資料。這些著作被一一通讀，王國維才再進一步，閱讀前輩學者有關的論述。

羅振玉所藏金文拓本，至少2000通。這2000餘通拓本，王國維都全部仔細閱讀了——長夏酷暑、數九寒天，他卻能苦讀。這是因為王國維已經選定了奮鬥的目標，就像那道行高深的僧人，不為名利所累，不為金錢所動，不為生活所迫，不為世俗所左右。「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按：孔子弟子顏淵）也不改其樂。」艱苦的讀書生活，練就了他「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毅力。

王國維的艱苦卓絕和反覆翻檢閱讀的精神及其細緻認真的態度，造就了他在金石研究上舉世無雙的獨特地位。不廣博地讀書，不研讀金石文字，不十分熟悉古代的諸種社會經濟制度，就不可能取得堅實深厚的功力，也不可能具有向金石學權威挑戰的勇氣，更不可能在金石學領域中獨領風騷。

「文化神州喪一身」

1927年的6月2日，王國維像往常一樣，吃完早飯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後，他先記起自己忘了把學生們的成績冊帶到辦公室，於是就讓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後他遇到研究院辦公室秘書侯厚培，便與侯聊起下學期招生安排的話題，他談了許多自己的設想和建議，過了許久才與侯分手。臨別時，王國維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元大洋，但侯正好未帶現洋，只能借給他紙幣。王國維拿了錢走出校門。在校門口他雇了一輛人力車，要車伕將他拉往離清華園不遠的頤和園。到頤和園時，大約是上午十點左右。王國維給了車錢，並囑車伕在園門口等候，便徑直走進頤和園。初夏時節，頤和園青山綠水，鬱鬱蔥蔥。不過臨近中午，園內遊人稀少。王國維來到排雲殿西面的魚藻軒駐足許久，抽完了最後一口煙，然後縱身跳入昆明湖。當時有一園工（又有說是巡警）正距王國維投水處不遠，聽到落水聲後，急忙跑來解救，也不過約一二分鐘的時間，可王國維卻已斷氣了。儘管魚藻軒前的湖水深不過二尺，但湖底滿是鬆軟的淤泥，王國維自沉時頭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聞聲而來的園工們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國維最終因窒息而死。當園工們將王國維從水中救出時，他的內衣還未濕透，如果能及時施以人工呼吸法營救，或許還可有救，可是這卻被貽誤了。

一代國學大師就這樣悄然離去。

時至中午，王國維所僱傭的人力車仍等在頤和園外，家人等他吃飯久久不見人歸。下午二時許，家人去學校詢問。於是侯厚培到校門口問車伕們，得知載王國維的那輛車去了頤和園，還沒有返回。侯厚培立即騎上自行車，前往頤和園找人。此前，王國維的兒子貞明在校門口已打聽到情況，趕去頤和園，並於中途遇上那個送他父親去頤和園的車伕，此時車伕的車上坐著警察，他們正要去學校稟報。因為車伕在頤和園外等候王國維直至下午三點，聽說園內有人投水，進園一看，死者正是他要等的那個人。等貞明到了頤和園，證實死者就是他父親，這時已是下午四點了。

噩耗傳到清華園，是日晚九時許，校長、教務長、研究院諸教授、助教及學生約三十餘人共乘兩輛汽車趕到頤和園，其中有王國維的好友陳寅恪教授和吳宓教授。但此時園門已閉，守兵不允進入，經過再三交涉，才准許校長曹雲祥、教務長梅貽琦和守衛處的烏處長入內探視。次日，清華園教職員工、學生及王國維家屬眾多人又齊赴頤和園。這時王國維的遺體仍停放在魚藻軒亭內，家人和驗屍官從王國維的衣袋中尋出一封遺書，封面上書寫著：「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最後落款時間和簽名是：「五月初二，父字。」遺書是王國維在死前一天就寫下的，臨行前裝在自己的衣袋內。隨後，人們將王國維遺體移送到園西北角門外舊內庭太監下處三間小屋中入殮。當天傍晚七時，王國維的靈柩被送到清華園南部的剛秉廟停靈。這一天到場送行的除王國維家屬和清華研究院的學生外，還有清華的教授吳宓、陳寅恪、梅貽琦、陳達，北大的教授馬衡，燕大的教授容庚以及梁漱溟等人。

王國維的自沉之舉震驚了清華園，更震動了學術界，人們無不為失去這樣一位卓有建樹的國學大師而感到痛惜。王國維自盡的當日，梁啟超已離開了清華，得到噩耗復又奔回清華，親自參與料理其後事，並為王國維撫恤金一事向學校、外交部力爭。他對王國維之死悲歎至極，他對自己的女兒這樣評價王國維說：「此公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51歲，若再延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當時的青年學者顧頡剛感慨地把王國維的死和同年3月康有為的去世相比較，他說：康長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學問上受他的影響不亞於靜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為什麼對於他的死倒不覺得悲傷呢？因為他的學問只起了一個頭，沒有繼續加工。所以學術界上的康有為，36歲就死了。「至於靜安先生，確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進步的。他的大貢獻都在35歲以後，到近數年愈做愈邃密了，別人禁不住環境的壓迫和誘惑，一齊變了節，唯獨他還是不厭不倦地工作，成為中國學術界中唯一的重鎮。今年他只有51歲，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壽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麼高。」現在他竟「中道而廢」，為學術界著想，他的死是一個極重大的損失，說不出代價的犧牲。梁啟超和顧頡剛的話反映了學術界對王國維之死的深深遺憾。

6月16日，在北京下斜街全浙會館舉行王國維悼祭大會，人們紛紛送上輓聯，梁啟超在輓聯中特別推崇王國維的學術研究，尤其提到了王國維在甲骨文研究中所做出的突出成就，他寫道：「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不僅奇字譯鞮，創通龜契；一死明行已有恥之義，莫將凡情恩怨，猜擬鵷雛。」陳寅恪的輓聯有著更深一層的感情：「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累寧與俗同塵。我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吳宓則在輓聯中表達了自己對王國維自沉的看法：「離宮猶是前朝，主辱臣憂，汨羅異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國瘁，海宇同聲哭鄭君。」這次悼祭會所收到的數百幅哀輓詞聯盡訴了人們對王國維的悼念和惋惜之情。此外北京的《國學月報》、《國學論叢》以及天津《大公報》等各地報刊還先後刊出《王靜安先生專號》、《王靜安先生紀念號》、《王靜安先生逝世週年紀念》等專輯，以示紀念。王國維的死在海外學術界也引起了震驚，日本學者在大阪市召開王國維先生追憶會，王國維的日本友人、學者紛紛到會追憶或著文寫詩憑弔。1927年日文雜誌《藝文》（十八卷）的八九兩期全部用來追憶王國維的學術工作。法國學者伯希和也寫有多篇文章，向讀者介紹王國維的成就。他在《通報》第26期上撰文說：作為王國維的老朋友，我經常提到他的名字，並很多次引用他如此廣博而豐富的成果，現代中國從未產生過走得這般前面又涉獵如此豐富的博學者。這一切都表明，王國維以他那巨大的學術成就贏得了人們的普遍尊敬。

王國維死後，家人在他遺物中發現了他死前一日所寫的遺書。遺書條理清晰，考慮周密，足見死者絕非倉促尋死。這與王死前幾日無異常舉止相吻合。但遺書一開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十六字，卻給生者留下種種疑竇，成為70多年來其自沉之因久說紛紜，又難以確論的「謎面」。

對王國維死因，其親屬自始至終諱莫如深。而後世臆測大致又分幾種：

一為「殉清」說。王為清朝遺老，更對遜帝溥儀向有國士知遇之感——王國維以秀才身份，被溥儀破大清「南書房行走」須翰林院甲科出身的舊制，召其直入「南書房」——有此思想基礎和遺老心態，逢「覆巢」之將再，以自殺而「完節」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啟超以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比之，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均持此說。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稱王「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可見也為此論。但反對此說者認為，王國維與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輩有別，鄭等效命清室復辟，不惜委身於日本政客。而王國維卻領清華職，心無旁騖，潛心學術。他雖「忠清」，卻不充其鷹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當時就有人說：「你看他那身邊的遺囑，何嘗有一個抬頭空格的字？殉節的人豈是這樣子的？」

二為「逼債」說。當年溥儀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說：內務府大臣紹英委託王代售宮內字畫，事被羅振玉知悉，羅以代賣為名將畫取走，並以售畫所得抵王國維欠他債務，致使王無法向紹英交待，遂愧而覓死。當時報紙還傳，王曾與羅合作做生意虧本，欠羅巨債。羅在女婿（王長子潛明）死後，羅、王已生隙，羅令女居己家為夫守節，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費2000元。王國維一介書生，債務在身，羞憤交集，便萌生短見。此說經郭沫若先生筆播，幾成定論。但從王遺書對後事的安排看和事後其他一些證據表明，王國維生前並無重債足以致其自盡。

三為「驚懼」說。1927年春，北伐軍進逼北方，而馮、閻兩軍易幟，京師震動。有人認為，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恥辱；王又視腦後辮子為生命，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後將盡誅留有髮辮者，所以與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但這種說當時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為不合王國維立身處世方式。

四為「諫阻」說。認為王國維投湖與屈原投江相類，是以「尸諫」勸阻溥儀聽從羅振玉等人主意，有東渡日本避難打算，並認為王、羅兩人最後決裂的原因也緣於此因。

五為「文化殉節」說。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先是以「殉清」論王之死，後又認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陳寅恪的詮釋在同類者中立即得到共鳴，並在文化界產生重要影響。但陳之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

最後一種觀點是「諸因素」。以一遺民絕望於清室的覆亡，以一學者絕望於一種文化的式微，一介書生又生無所據——當王國維徘徊於頤和園長廊，回想起「自沉者能於一剎那間重溫其一生之閱歷」的箴言，遂「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也許，這就是王國維自沉之「謎底」。

先後得賢妻

王國維先後結過兩次婚。第一次在1896年，當時他20歲，因受甲午戰敗的刺激，一心想到日本去留學。可是他父親堅決不同意，說現在首要的是「求度衣食」，至於求學，那是十年後的事情。王國維只好謹遵父命「成家立業」——他結了婚，並且到本城沈家去當塾師。

王國維的新婚妻子姓莫，她家世代經商，家境似乎比王家要好一些。王、莫兩家早就定了親，當王國維14歲便以「海寧四才子」之首名震鄉里的時候，他的岳父對這個未來的女婿簡直是讚不絕口。老泰山當然不會想到，女兒出嫁之後，女婿卻因「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居恆怏怏」，並且兩年後就去上海《時務報》館打工，從此與他的妻子當了十年的「牛郎織女」。

王國維與這位莫氏夫人的感情非常好，儘管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文字證據，但我們從他留下的那些溫柔纏綿的詞中，還是不難看到這位身在他鄉的牛郎對家中織女的殷切思念，調寄《清平樂》。

櫻桃花底，相見頹雲髻。的的銀缸無限意，消得和衣濃睡。當時草草西窗，都成別後思量。料得天涯異日，應思今夜淒涼。

·文｝王國維在蘇州師範教書時經常「填詞自娛」，也常在詞中表達對妻子的思念，如三迭的《西河》。

·人｝垂柳裡，蘭舟當日曾系。千帆過盡，只伊人不隨書至。怪渠道著我儂心，一般思婦遊子。

·書｝昨宵夢，分明記，幾回飛度煙水。西風吹斷，伴燈花搖搖欲墜。宵深待到鳳凰台，聲聲啼鴆催起。

·屋｝錦書宛在懷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憶。倘有情，早合歸來，休寄一紙無聊相思字！

自從王國維22歲離開家鄉，此後便奔走東西、輾轉南北，回海寧的時候很少。在家待的最長的一次是為亡父「守制」——從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總共八個月的時間。當時家鄉父老曾聯名邀請他出任海寧州勸學所學務總董，他堅決地推辭了。誰知他回到北京才三個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趕回來，十天以後，妻子就去世了。

妻子去世後，王國維徘徊在江邊，面對潮漲潮落，他心中一片空虛，眼前卻儘是妻子臨終的情景，於是寫下了《虞美人》。

杜鵑千里啼春晚，故園春心斷。海門空闊月皚皚，依舊素車白馬夜潮來。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須臾誤。人間孤憤最難平，消得幾回潮落又潮生？

夫人莫氏扔下了三個男孩，最大的八歲，最小的才三歲。王國維把孩子們托給繼母葉太夫人照料，暫時回到他供職的學部，但他始終打不起精神來。

王國維為妻子寫過許多悼亡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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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作年時別淚看，西窗蠟炬尚。不堪重夢十年間。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歲將闌。更無人解憶長安。

蝶戀花

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歸人，不遺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淒涼病榻無多語。

往事悠悠容細數：見說他生，又恐他生誤。縱使茲盟終不負，那時能記今生否？

謁金門

孤檠側，訴盡十年蹤跡。殘夜人間無氣力，綠窗寒惻惻。落葉瑤階狼藉，高樹露華凝碧。露點聲疏人語密，舊歡無處覓。

蘇幕遮

倦憑欄，低擁髻，豐頰修眉，猶是年時意。昨夜西窗殘夢裡，一霎幽歡，不似人間世。恨來遲，防醒易，夢裡驚疑，何況醒時際。涼月滿窗人不寐，香印成灰，總作迴腸字！

胡適曾說，讀了王國維的詞，起先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後來見了他才知道不是那麼回事。王國維於詞，多是發自肺腑的哀歌。

幾個月後，王國維的繼母葉太夫人也離開了人世，這回連孩子也沒人照管了。親戚們都勸他再娶，他自己則拿不定主意。最後，由他的岳母莫太夫人做主，為他續定了一門親事。

王國維的第二任妻子姓潘，是前妻莫氏的遠房表親，據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說是莫氏的表甥女。這位潘氏夫人就像蘇東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樣，一輩子辛辛苦苦、任勞任怨，為丈夫操持家務、養育孩子，是標準的賢妻良母。除了前妻所生的三個兒子外，潘氏後來又生了三個兒子、五個女兒（其中夭折兩個）。王國維一生不問家務，家中事無鉅細，全歸潘氏料理。從王國維致羅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實在是個頂樑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當孩子們一個接一個地發燒時，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

羅仲安談到王家事時說：「家中遇有糾紛，先生不作左右，袒護潘夫人，人謂其如『金人』。」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女士解釋「金人」指王國維沉默不語，只是緘默。

潘氏對前妻生的三個兒子如同己出。王國維50歲自殺時，他的第三子貞明還不到娶親的年齡，後來貞明的婚事，也是潘氏一手操辦的。老二高明曾告誡他的妻子：「吾輩弟兄，賴繼母撫育成長，費盡心思。汝須盡子婦之德，毋得相慢！」

這個不幸而又堅強的婦人在丈夫死後獨自支撐著多子女的家庭，她比王國維多活了將近半個世紀，據陳鴻祥《王國維傳》：「潘夫人名麗正，1975年病卒於台北醫院。」

陳寅恪：「教授的教授」

陳寅恪（1890.7.3—1969.10.7），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陳寅恪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在他的性格、思想深處只有博大和樸實，以及樸實之下的深邃。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秀品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陳寅恪自謂不談政治，卻時刻不忘國家大事；研究歷史表面看滿篇考證，骨子裡說的都是興衰成敗；面對強權，他一身傲骨，卓然獨立。

一顆真正的「讀書種子」

早在柏林苦讀期間，陳寅恪就被時人稱為真正的「讀書種子」。

陳寅恪苦讀，巧讀；用心讀，動筆讀。他讀書，有圈點，有校勘，有批語，眉批或行間批。梁慧皎《高僧傳》（初集）是他批校最多的書，其批校字跡之細小几如毫髮之難於辨識。蔣天樞在《陳寅恪讀書札記弁言》一文中說：「先生生平讀書，用思之細，達於無間，常由小以見其大，復由大以歸於細；讀者倘能由小以見其大，斯得之矣。先生讀書，用思綿密，用語雅雋，立言不多而能發人深省。所記，大抵申抒己見，或取新材料補證舊史；或考校異同，與前賢札記之以鋪敘例證得出結論者，頗異其趣。將來先生書出，對於未來學術界將有深遠影響，可預卜也。」

而陳寅恪所著之書，亦大多取材於平素用力甚勤的筆記，其批校特密者往往成為後來著書的藍本。

家庭的影響，時局的動盪，陳寅恪和所有關心國家命運的人一樣，希望找到一條濟時救世、富國強民的道路。1910年，遠在柏林求學的陳寅恪聽到日本併吞朝鮮的消息，慨然作詩：「驚聞千載箕子地，十年兩度遭屠剖」「興亡今古郁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1911年，在瑞士的他，從報上得知辛亥革命的消息，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要談革命，首先要注意的便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理所當然的。讀德文版的《資本論》，陳寅恪可能是中國第一人。

在哈佛的歲月裡，陳寅恪開始走向性格的成熟與冷靜，他也由此走向歷史的深邃與文化的博大。在與好友吳宓談話中，陳寅恪談到，推重實用，或可使中國實業發達，成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則決難必也。」

初到美國留學，陳寅恪購書的豪舉，讓眾學子難忘。他主張書要大購、多購、全購。一日，陳寅恪說：「我今學習世界史。」遂將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近代史》、《劍橋古代史》、《劍橋中古史》等幾十巨冊陸續購回，成一全套。在他的帶動下，吳宓也買了一套19巨冊的各家註釋彙編本《莎士比亞全集》。

1923年，趙元任夫婦到柏林，見陳寅恪午飯時總是叫炒腰花。後來在清華，陳寅恪與趙元任同住，趙元任的妻子楊步偉就總是叫廚子做腰花，陳寅恪卻一點都不吃。楊步偉覺得很奇怪，就問：「你在德國不總是叫腰花吃嗎？」陳寅恪告訴楊步偉，那是因為腰花在德國最便宜。在柏林讀書時，陳寅恪生活非常清苦，每天一早買少量最便宜的麵包，即去圖書館度過一天，常常整日都不正式進餐。

陳寅恪留洋十數年，進入眾多高等學府，然而卻未懷揣一張高級學位證書回來，他完全是為了讀書而讀書。哪裡有好大學，哪裡藏書豐富，他便去哪裡拜師、聽課和研究。不僅讀書本，而且留心觀察當地的風土人情，而對大多數人所重視的學位之類，他卻淡然視之，不感興趣。

蕭公權曾說：「我知道若干中國學者在歐美大學中研讀多年，只求學問，不受學位。史學名家陳寅恪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真有學問的人絕不需要碩士、博士頭銜去裝點門面。不幸的是有些留學生過於重視學位而意圖巧取。他們選擇學位、院系、課程，以至論文題目，多半是在避難就易。他們得著了學位，但所得的學問卻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國外混了幾年，回國後自稱曾經某某大學授予學位。他們憑著假學位做幌子，居然在國內教育辦或其他事業中混跡。」

1925年，清華學校創辦國學研究院，已在清華任教的吳宓向梁啟超介紹陳寅恪。梁啟超便推薦陳任國學研究院導師，當時的校長曹雲祥尚未聽說過陳寅恪，問梁：「陳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啟超大為生氣了，遂答曰：「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啟超介紹了柏林、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的推譽，曹雲祥聽後才決定聘他來校任導師。

一代學界泰斗，學問之大，卻沒什麼傲人的學位文憑，這便是陳寅恪的一大奇特之處。但他的廣博學識，卻是舉世聞名，足以傲人的。

陳寅恪備課極其認真。在備課之前，即與助手說明本學期要講之問題、內容，然後指定助手讀哪些書給他聽。他要讀的第一本書總是《資治通鑒》，接著是《通典》、《會要》、《六典》、兩《唐書》等。備課時他先讓助手讀《通鑒》哪卷，或何年至何年，且囑咐讀得慢些、清楚些，至一段落，即停下來，沉思冥想，提出一些問題或要注意之處，讓助手寫在本子上，常常是聽完《通鑒》某一段，即叫助手查出兩《唐書》、《會要》、《通典》裡記載與此有關的資料，再讀給他聽，然後指出這幾種史籍的記載有哪些不同，哪個記載可靠，哪個不對。助手把這些一一筆錄。

助手王永興回憶，「這樣讀了幾天，他就叫我把本子上所寫的重複給他說一遍，他總結綜合，口授出來由我寫下，就形成了講課稿或者講課的詳細提綱。不只是講課的主要內容，而且講課所涉及的史料、與講課有關的每一條材料，他都作了嚴謹的校勘與考證。」「沒有材料，他是從來不講課的。」「講課之後，他常常問我這樣講學生能接受嗎？他常要我徵求學生們的意見，然後再修改講課稿。陳先生講課精湛，深入淺出，引人入勝，而在這背後的，是他備課的辛勤。他年年開課，年年都是這樣備課講課。」

「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華發生了一件對中國學術影響深遠的大事：成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人才。當時的清華是個留美預備學校，留美預備學校來辦國學院，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學來建設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三位導師性格各異，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導師中最晚到校的陳寅恪，在當時並不出名。

陳寅恪很幽默。因為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是「南海聖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是末代皇帝的讀書顧問，於是陳寅恪就給學生們送了一副對聯：

南海聖人再傳弟子，

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令師生們驚歎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他在課餘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把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課時，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有人稱他為「活字典」，也有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當時，馮友蘭先生是大學者，名氣比陳寅恪響亮得多，但馮友蘭在陳寅恪面前也是畢恭畢敬，以學生自居，這連當時的學生們都能感覺到。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發掘、使用原始材料，是陳寅恪的治學原則之一。他恪守乾嘉學者和德國米勒諸學者重視使用第一手資料的傳統和經驗，強調以原始材料為支點來做研究。他指出做學問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便急著要論微言大義，所得的結論往往站不在。與陳寅恪學風相近的傅斯年曾提出過一個著名觀點：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十分材料說十分話，沒有材料不說話。

1930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時代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去浮華、疾虛妄、取信征實、厚積薄發，取用新材料以研究問題，是陳寅恪一貫的優良學風。

陳寅恪長女流求曾回憶，陳寅恪在清華後期，生活緊湊而有規律。「父親每天出門總是夾著個布包袱，包著書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親從不滿足自己掌握的治學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進城到東交民巷找一位叫鋼和泰的外籍教師，學習梵文。」陳寅恪還不時在家裡書房朗誦梵文經典拓片，侄兒封雄幼時曾親聆「梵音」，並問：「叔叔，你念的是什麼咒？」引得眾人大笑不止。除卻學習梵文，陳寅恪還常乘車到大高店軍機處看檔案，清時機密文件都以滿文書寫，他一本一本看，如遇重要的，就隨手翻譯出來。

「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

陳寅恪講課時，秋冬穿著厚袍加馬褂，春夏則常穿藍布長衫。每次上課必攜帶要引用的書籍，講佛經文學、禪宗文學課用一塊黃包袱布包著，講其他課程則用黑布包著。一高一下吃力地抱進教室，從不假手助教。不變的只是他的裝束，而他的課卻總是以新資料印證舊聞，或在習見史籍中發現新的理解。凡西洋學者對中國史研究有新發現者，逐類引證。所以學生也聽得津津有味，備受啟發。

陳寅恪課上得很精彩，吳宓也常去聽，稱其「字字精金美玉」。據1927秋才被研究院錄取的第三級學生藍文征回憶，「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上課時，我們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問其音，叩其義方始完全瞭解。研究院主任吳宓風雨不誤，一定來聽講，助教來，朱自清來，北大外國教授鋼和泰也來，其他大學部的學生教授不來，因為聽不懂。」

北大知名教授季羨林曾回憶說：「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裡一個大廟裡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亨利希·呂德斯，在國內只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歎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1929年，陳寅恪改任清華學校中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他上課，一般在三院一間小教室，除了清華學生，還有很多北大學生從城裡花四五十分鐘時間坐車也趕來聽，有些教授也來旁聽。因他常能為人釋疑，所以清華園裡都奉他為「活字典」、「活辭書」。當時聽課學生梁嘉彬見清華「文學方法」及「歐洲中古史」課的教授孔繁也常到講堂旁聽，課下與同學笑曰：「寅師為太老師矣。」

陳寅恪講學重內容而不拘形式。上課從不點名，從不小考，大考也是照章而已。他常說，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考察學問的最佳方法。有的學生要求他以寫短篇論文代替大考，但陳寅恪又謂：「做論文要有新的資料或新的見解，否則亦無益處；最好同學於聽講及研究後，細細想想，到了學期結束，對教師每位提出一二問題，但對學生能否提出適當的問題，也可以知道學生是否曾用過功夫，可以略約分別成績。當然，同學們大多不敢採取此種方法，因為所提問題如被認為不聰明的話，面子難堪。」

抗戰結束，清華恢復。雙目失明的陳寅恪為自己的書齋取名為「不見為淨之室」。歷史系主任雷海宗來看望寅恪，見他體弱多病，雙目失明，便勸他暫不要開課了，先休養一段時間，搞搞個人研究。陳寅恪馬上回答：「我是教書匠，不教書怎麼能叫教書匠呢？我要開課，至於個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個月薪水不少，怎麼能光拿錢不幹活呢？」

陳寅恪一生都是如此。他的教學又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講授南北朝史、唐史幾十次，每次內容都有新的，側重也並不完全相同。他備課講課又極為認真，絲毫不苟，一字之誤，都不放過。每講完一次課，他都極為勞累。

陳寅恪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認為應做之事、平常之事，這就是「怎能不幹活」的深刻涵義。在1929年5月寫的題為「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一詩中，他寫道：「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

天作之合，情深意篤

陳寅恪對愛情的言論很有趣，他說愛情有五等。

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等，及中國未嫁之貞女是也。三、又次之，則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

也就是說，一等愛情是愛上陌生人，可以為之死；二等是相愛而不上床；三等是上一次床而止，終生相愛；四等是相愛一生；五等是隨便亂上床。

素未謀面而深愛對方如杜麗娘者，在以前的確是純精神戀愛，級別最高。可惜陳寅恪死得太早，無緣見識網戀的燎原之火。陳先生把未嫁貞女放在愛情第二級中又很可笑，未嫁的貞女不一定表示為愛情而不嫁，為愛情而貞。若從未愛過，又如何算二等愛情？可見五等愛情之說，也當不得真。

最終，陳寅恪與唐篔結合，與之終老，依他的等級分類，不過四等。然則兩人感情深厚，經歷苦難而不離不棄。陳寅恪並預寫輓聯：「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此輓聯撰後一月餘，兩人相繼辭世。愛情，能到這種境界，怎麼也該算是一等了。

陳寅恪發愛情五等論時，是1919年，當時還是未婚年輕人。其時，他與吳宓、梅光迪在哈佛的一次聊天中提及這個論調。當時正是新文化思潮風起雲湧之時，三位中國留學生的對話被吳宓記入了日記中。

那天晚上，三人聚在一起從新文化運動談起，也說到了婚姻自主。陳寅恪列舉西方社會上層與下層人士的婚姻，得出的結論是：「天下本無自由婚姻一物，而國內竟以此為風氣，是一流弊。」基本上來看，他對婚姻自由是持反對態度的。

陳寅恪夫人名唐篔，亦出身世家。其祖唐景菘，為官多年，中法戰爭時慷慨請纓，因功擢升，後任台灣巡撫。1895年中日戰爭後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當地愛國人士決定自行抗日，成立「台灣民主國」，推唐景菘為「大總統」。唐致電清廷：「台灣臣民，義不臣倭，雖為島國，永戴聖清。」但清廷仍將台灣交給日本，唐被迫逃回大陸。唐篔自小讀書，就讀於天津師範、上海體專等，後輾轉任教於一些學校。

關於他們的相識，陳寅恪自己有一段記述。

……乃至清華，同事中偶語及：見一女教師壁懸一詩幅，末署「南注生」。寅恪驚曰：「此人必灌陽唐公景菘之孫女也。」蓋寅恪曾讀唐公《請纓日記》，又親友當馬關中日和約割台灣與日本時，多在台佐唐公獨立，故其家世，知之尤稔。因冒昧造訪。未幾，遂定偕老之約。

陸健東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為此感歎：「儉樸的『驚歎』二字，道盡了很多時候，生命原是為了等候……在這裡，我們似乎看到了冥冥之中早有安排的『天作之合』……但真正聯結生命之緣的，還是生與俱來的世家流韻。」

從此二人攜手共度人生。唐篔不僅是陳寅恪的生活伴侶，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很多人覺得私生活對一個陳寅格式的學者來說無足輕重，似乎了不起的學者可以捨棄一切瑣事而專注於學問，其實，對於一個學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像陳寅恪這樣一生負氣半世淒涼又衰殘眼枯的人來說，這也許是他平安地活下來的重要條件，一個思想上極端理性化而心靈中極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調節情緒，因而心底鬱積的情懷往往成為一個解不開的死疙瘩，這時身邊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1951年陳寅恪因高血壓服安眠藥而臥床時寫下這樣一首詩：「刀風解體舊參禪，一榻昏昏任化遷。病起更驚春意盡，綠蔭成幕聽鳴蟬。」內中儘是傷春兼自傷之意，而唐和詩則為他排解道：「排愁卻病且參禪，景物將隨四序遷。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聞蟬。」比起陳寅恪詩來多了一分隨遇而安。這是唐的過人之處，早年陳寅恪發牢騷云：「人間從古傷離別，真信人間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興亡意，應解人間不自由。」似乎平和得多；晚年陳寅恪懷念燕都舊居不免傷感：「數椽卅載空回首，忍話燕雲劫後塵。」她又勸慰道：「仙家韻事寧能及，何處青山不染塵。」大有退一步天地寬的意味，這種順其自然的人生態度也許並不是唐的本心，但它或許能時時平息陳寅恪心頭始終糾纏的緊張。

而他們的兩個女兒用樸實而真情的筆調在他們的身後寫道：<a href=http://www.uu158.com/>文人小說下載</a>

……母親不僅是父親感情篤深的生活伴侶，而且是他志同道合的精神支柱與業務幫手。她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體貼與照顧父親，在父親失明後當某位助手突然離去時，母親當即頂替其職，使父親能照常上課、著述。有不少唱和、吟詠的詩篇，反映出他們的思想共鳴……當他們在「文革」中遭迫害自知不能久存時，父親預先給母親寫下了輓聯：「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如果沒有母親，很難想像體弱、多病、目盲、晚年又臏足，能有如許豐碩的教學與研究成果。

在晚年「體弱、多病、目盲、臏足」的陳寅恪，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85萬字巨著《柳如是別傳》，最後撰《寒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鉤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在感慨和景仰之後，我們也依稀看到了唐篔平凡而偉大的身影。

錢穆：一代儒宗，最後的大師

錢穆（1895—1990），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吳越國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歷任燕京、北京、清華、四川、齊魯、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1960年，耶魯大學把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了當代大儒錢穆，他們這樣評價說：「你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你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被人稱為當代最後一個大儒的人，卻沒有任何文憑，連中學都沒有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

「胡先生又考證錯了」

錢穆讀書常學習古人的治學與為人，及時反省自己。一次讀曾國藩家書，曾說自己每讀一書必認真從頭讀到尾。錢穆從此要求每本書都必須認真閱讀，不遺一字，讀完後再換一本。他從古人身上總結出一條行之有效的經驗，便身體力行，規定自己早上讀經子，晚上讀史，中間讀閒書，充分提高讀書的效率。錢穆小時候身體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親都英年早逝，他一直為自己健康擔憂，一次從一本日本書上看到講究衛生對健康長壽的重要性，便警醒自己，從此每天起居有恆，堅持靜坐散步，記日記，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長壽的秘訣都歸功於有規律的生活。

從1912年起，在十年半時間內，錢穆輾轉四所學校任教，讀書之餘完成了第一部學術著作《論語文解》，並陸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漸漸嶄露頭角。時為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的錢基博讀到錢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賞識。1923年，在錢基博推薦下，錢穆轉入他兼職的無錫省立第三師範任教，從此兩人結下厚誼。錢穆對錢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憶說：「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十年面壁，錢穆終於找到自己的治學門徑，專治儒學和史學，自稱「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宋明理學概述·序》）錢穆之所以選擇中國傳統文化作為自己研究對象，有著深層的社會原因。當時國人包括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對中國歷史文化缺乏信心，對儒家文化更是主張全盤否定。錢穆對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當我幼年，在前清時代，就聽有人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在我幼小的心靈裡，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這種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後來治學的動力，「莫非因國難之鼓勵，愛國之指導。」（《中國文化精神·序》）在無錫三師時，錢穆已經完成《國學概論》，並開始撰寫其代表作《先秦諸子系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著名學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來造訪，打開「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車上迫不及待地讀了起來，認為該書「體大精深，乾嘉以來，少有匹矣」。

錢穆是靠自學名世的，通過十年鄉教苦讀，他探索出一套獨特的治學方法和治學門徑。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學。《論語》、《孟子》不僅是儒學正統，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晶。

錢穆雖然自學出身，卻從不迷信權威。當時學術界正流行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觀點，顧頡剛也是康的擁護者。錢穆對此十分懷疑，他沒有因為顧頡剛於己有恩就放棄己見，而是力排眾議撰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用事實證明康有為的觀點是錯誤的。顧頡剛對此毫不介意，不僅將此文在《燕京學報》發表，還推薦他到燕京任教。錢穆稱，「此等胸懷，萬為余特所欣賞。」錢穆的文章影響極大，一掃劉歆遍造群經說，在經學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經的新路子，對經學史研究具有劃時代的貢獻，其觀點也逐漸為學術界普遍接受。「北平各大學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課，原俱主康說，亦即在秋後停開，開大學教學史之先例。」（羅義俊）

錢穆後來到北大任教，胡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但錢穆並不因此而在學術上苟同他，他的許多觀點都與胡適不一致，胡適認為孔子早於老子，他卻認為老子早於孔子。學生知道他們之間學術觀點不一致，故意拿胡適的觀點來詰問，他也毫不掩飾，經常在課堂上批判胡適。據他的學生回憶，他常當眾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並指出哪裡哪裡錯了。當時胡適聲譽日隆，敢於這樣批評他的在北大也僅錢穆一人而已。

一次，商務想請胡適編一本中學國文教材，胡適認為錢穆有多年中學教書經驗，希望他與自己合作主編。能與胡適一起編書，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事，錢穆卻婉言謝絕了，認為兩人對中國文學觀點大相逕庭，一起編不合適，最好各人編一本，讓讀者比較閱讀。胡適沒想到他會拒絕，氣得拂袖而去，從此兩人漸行漸遠。

1930年，《劉向歆父子年譜》發表，開拓了一條以史治經的新路子，胡適盛讚說：「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大公報也稱之為「學術界上大快事」。1935年，經過多年努力，洋洋三十萬言的《先秦諸子系年》出版，學術界更是轟動一時，被公認為中國史學界釋古派的扛鼎之作和「劃時代的巨著」。連一向很少佩服人的國學大家陳寅恪都認為此書「心得極多，至可佩服」。據說當時圈內有一種說法，稱光是這部書的自序就足「可以讓昔日的北大、清華的任何一位史學研究生細讀兩天」，而其中任意十行文字都可以「叫世界上隨便哪一個有地位的研究漢學的專家，把眼鏡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驚炫於他的淵博，又讚歎於他的精密」。

錢穆治學講究有大視野，從大處入手，由博而精。「先從大處著手，心胸識趣較可盤旋，庶使活潑不落狹小。」他從自己十年苦讀中領悟到，求速成找捷徑是做學問的大忌，治學者應該「厚積薄發」。認為「中國學問主通不主專，中國學術界貴通人不貴專家」。（酈家駒《追憶錢賓四師往事數則》）他雖然是治史專家，卻披閱廣泛，發現學生手中有好書就借來一讀。40年代在西南聯大時，錢穆見學生李埏有一本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也頗有興趣，並據此寫了《道家與安那其主義》一文，發表後引起了讀者極大興趣。他主張多讀書勤思考，觸類旁通，認為中國治學與西方不同，西方學問分門別類，互不相關，中國學問分門不別類。經史子集四部，是治學的四個門徑，入門後，觸類旁通，最後融而為一。認為「讀書當仔細細辨精粗」，「讀書當求識書背後之作者」。而且要抱著謙虛的態度，對任何作者都要先存禮敬之心，這樣才能有所得。

「一生為故國招魂」

「一生為故國招魂」，這是錢穆最得意的弟子余英時在他去世時所作的輓聯中的一句話，這句話用來評價錢一生治學的目的最為允當。

錢穆早年從事鄉村教育時，就立志要研究中國文化，以喚起國人對傳統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是抱著「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從事傳統文化研究的。可以說，他走的是一條積極濟世的治學道路。他自稱十年苦讀，「莫非因國難之鼓勵，愛國之指導」。在《歷史與文化論叢》中，他談到當年治學的目的，就是「要為我們國家民族自覺自強發出些正義的呼聲」。他的一生都貫穿了這條紅線。

「九·一八」事變後，國人抗日激情高漲，南京政府要求全國高校把中國通史作為必修課。北大教授們在愛國熱情鼓舞下，決定編寫一部中國通史，以喚醒國人民族意識。考慮到通史量大面廣，擬請十五個教授共同講授。錢穆認為，每人講一段，中間不易貫通，各人研究也不一樣，容易產生矛盾，不如一人從頭講到尾。大家覺得有道理，主張由他與陳寅恪合講，這樣相對輕鬆一些，他毛遂自薦，認為他一個人完全可以勝任，最後就由他一個人主講中國通史。這門課1933年開講，在北大講了四年，後因日本侵佔華北，北大南遷，又在西南聯大講了四年，才陸續講完，前後一共講了八年，也是他最有影響的一門課。

講授中國通史時，正值日寇大肆侵華，錢穆上課時時常結合歷史與現實串講，激勵學生的愛國之情，上課時每每座無虛席。當時剛遷至西南聯大不久，大家因時局失利情緒低落，在上歷史課時，錢穆經常聯繫中國歷史，充滿信心地說，統一和光明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暫時的，是中國歷史的逆流，勝利一定會到來，給師生很大的鼓舞。

當時正值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同事陳夢家建議他根據講義，撰寫一本《國史大綱》，振奮民族精神。書生報國惟有筆，錢穆當即接受建議，決定撰寫一部新的《國史大綱》，為全民抗戰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關在遠離昆明70公里的宜良縣巖泉寺裡，每天筆耕不輟，用了一年時間才大致完成書稿，並於1940年出版。《國史大綱·引論》中指出，「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實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濃厚之愛情，必先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經之歷史有深厚之認識。」「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瞭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這正是他撰寫此書的真實動機與目的。該書出版後廣受歡迎，成為大學中最通用的一本歷史教科書，也是他書生報國的一個典型事例。

錢穆並不完全是一個躲在象牙塔裡的教授。1935年，日本陰謀「華北自治」，10月，有感於愛國之情與民族大義，錢穆與姚從吾、顧頡剛、錢玄同、胡適、孟森等百餘名大學教授發起一項抗日活動，聯名反對日本干涉內政，敦促國民黨政府早定抗日大計。鑒於錢穆的抗日態度和學術影響，1942年秋，蔣介石在成都兩次召見錢穆，請他到重慶機關講中國歷史，談宋明理學。作為學人，錢穆對當政者始終保持了一種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一次蔣在報上看到錢穆的一篇講話，很賞識，又打電話又是寫信約他相見，錢穆以距離太遠藉故推脫了。後來見面時，他甚至當面勸蔣為了全體國人利益於抗戰勝利後功成身退。這些都表現了錢穆的書生意氣。

1944年10月，應有關部門要求，錢穆專門撰寫了一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青年從軍，在青年學生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錢穆對國家和傳統文化的認識是一貫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張國家應該統一。1986年2月，他以92歲高齡發表《丙寅新春看時局》一文，認為「和平統一是國家的出路」，而「歷史傳統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國統一的基礎」。顯示了其史家之卓識。

當然，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學者，錢穆對歷史的認識也有其局限的一面。西安事變發生後，國人都十分關心，上課時同學們也請錢穆談談他對這件事的看法，錢穆說：「張學良、楊虎成的做法是不對的。」（趙捷民《北大教授剪影》）可見他的立場還是站在國民黨一邊，雖然研究歷史，卻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缺少客觀認識。所以學生們開玩笑地說，錢穆是唯心論者。1989年仲秋，錢穆參加新亞書院40週年校慶，與學生座談時仍然認為「救世界必中國，救中國必儒家」，多少也反映了他的史學觀。

「吾乃國文教師，不必識英文」

1930年，錢穆應聘到燕京大學任教，次年便正式應聘到北大擔任教授，從此正式登上大學講台。

錢穆個子雖小，但十分自信，兩眼炯炯有神。平時雖不苟言笑，說話時卻十分風趣健談。在北大當時穿長袍的教授極少，陳寅恪是個堅定的長袍主義者，錢穆對陳寅恪的學問十分佩服，看到陳寅恪穿長袍，他也改穿長袍，這一習慣他後來長期保持著。

錢穆不僅長於著述，也長於上課。在北大，錢穆【文】主要講中國【人】上古史、中國【書】近三百年【屋】學術史、中國通史和中國政治制度史等課，每堂課上兩小時。錢穆通常准點進教室，上堂就講，沒有廢話，中間也不休息。由於博聞強記，上課時常常旁徵博引，把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借古諷今，時出新見，很快聲名大振，聽課的人越來越多。大約因為在家鄉執教太久，鄉音不改，上課時始終不脫一口無錫腔，開始學生聽了很不習慣，但他的課講得實在精彩，誰也捨不得離開，時間一久，大家也就熟悉了，反而覺得很有味道。他自己從不覺得無錫話有什麼不好，50年代在新亞學院演講時，香港學生反映聽不太清楚，有人問他要不要提供翻譯，意思是譯成英語，他很不高興地反問道，要譯成英語嗎，中國人怎麼會聽不懂中國話呢？

錢穆最受學生歡迎的是中國通史，這堂課先後上了八年之久。中國通史課每週兩堂，每堂兩小時。多安排在下午一點到三點，這時通常是學生最疲倦的時候，他卻能把枯燥的歷史課講得生動迷人，成了最吸引人的課，除了北大學生，其他高校學生也慕名前來旁聽。人一多不得不從小教室換到大教室，「每一堂將近三百人，坐立皆滿。」（《師友雜憶》）有的人一聽就是四年。其中有一個姓張的學生從北大一直聽到西南聯大，總共聽了六年之久，可見其吸引人的程度。錢穆也被學生評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有人把他與胡適並提，時稱「北胡（適）南錢（穆）」。

北大學術空氣自由，學生可任意選聽，教授的觀點也常常互相矛盾，大家自由辯論。錢穆堅持己見，從不隱瞞自己觀點。一次講上古史時，有人告訴他主張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錢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讓他講課時注意一點，別引起麻煩，但他並不迴避，仍當眾聲稱「若言疑古，將無可言」。當年在北大有三個教授在學生中十分有名，被人稱為「歲寒三友」，「所謂三友，就是指錢穆、湯用彤和蒙文通三位先生。錢先生的高明，湯先生的沉潛，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學問家。」（李埏《昔年從遊樂，今日終天之痛》）

錢穆做事特立獨行。剛到燕大時，他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批學生試卷時給分十分吝嗇，85分以上極少，通常只批80分，大部分在80分以下，一個班總有幾個60分以下的。他原以為那幾個學生可以通過補考過關，不料燕大規定一次不及格就開除，不許補考，從無例外。聽說幾個學生因為他批的分數過低將要失學，他立刻找到學校當局，申說理由，要求重批試卷，學校一開始以向無先例加以拒絕，經他力爭，終於破例讓他重判了試卷，讓那幾個學生留了下來。此後閱卷，給分也就大方多了。

受美國文化的影響，燕大當年發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錢穆接到一份水電費繳費通知，上面全是英文。當時水電費須按月繳，因他英語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氣憤，乾脆不繳，年底學校來人問他收到通知沒有，他說收到了。來人又問：為何不按月繳費？錢穆憤然回答：吾乃國文教師，不必識英文，何以在中國學校發英文通知？對方一時啞然。

還有一件事也很能見錢穆的性格。胡適對錢一向十分欣賞，有人向他請教先秦諸子的有關問題，胡適便讓他們找錢穆，說你們不要找我，錢穆是這方面專家，你們找他。見胡適這樣推崇錢穆，大家對錢穆也另眼相看。一次胡適生病，許多人都爭先前去拜訪，乘機聯絡感情，錢穆偏偏無動於衷。朋友知道後，對錢穆大加責備，認為他太寡情，辜負了胡適對他一片好意。錢穆不以為然地說，這是兩回事，怎能混為一談？如果他幫助過我，說過我好話我就去看他，那叫我今後怎麼做人？錢穆的性格由此可見一斑。

在北大教授中，錢穆除了學問好，人品亦佳，在師生中有口皆碑。他平時不苟言笑，埋頭治學，惜時如金，但絕不是一個酸夫子，而是一個很有生活情趣，也很懂生活的人。他畢生有兩大愛好，一是昆曲，一是旅遊。他在常州中學時受老師影響愛上昆曲，自謂「余自嗜昆曲，移好平劇，兼好各處地方戲，如河南梆子、蘇州灘簧、紹興戲、鳳陽花鼓、大鼓書」。因為愛昆曲，由此喜歡上吹簫，終生樂此不疲。長兄好笙與琵琶，他喜歡簫笛，當年在鄉教時，兄弟二人課餘常常合奏《梅花三弄》，成為早年一大樂事。

錢穆特別欣賞朱子的「出則有山水之興，居則有卜築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覺實踐。他讀書治學都盡可能選擇環境清幽、景色絕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時一段時間，他借住在朋友湯用彤家。湯家位於南池子邊，緊靠太廟，四周廣佈古柏草坪，「景色幽茜」。在西南聯大寫《國史大綱》時居住的宜良縣巖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間仙境。其後借讀的蘇州耦園還讀我書樓，三面環水，「有池林之勝，幽靜怡神」。晚年棲居的台北外雙溪素書樓，依山面溪，是台灣有名的風景名勝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這話用來形容錢穆再合適不過。錢穆治學之餘，每到一處，總要遍訪名勝遊山玩水。在北大幾年，幾乎年年出遊，「余在北大凡七年，又曾屢次出遊」。幾乎遍及山東、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邊地區。即使在西南聯大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也照樣遊興不減，許多當地人沒有去過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義浙大執教時，適逢學生李埏也來任教，於是拉著他一起遍游遵義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他仍興致勃勃。李埏原以為老師這樣的人一定終日埋頭讀書，不想他長日出遊，大為感歎：「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為我輩所不及。今日始識先生生活之又一面。」對他的詫異，錢穆自有一番解釋：「讀書當一意在書，遊山水當一意在山水。乘興所至，心無旁及……讀書遊山，用功皆在一心。」這才是錢穆。

「枯桐欣有鳳來儀」

錢穆個人生活並不像治學那樣順遂，一生三次結婚，可謂五味俱全。在此之前，錢穆曾有過一個未婚妻。離錢家十里外後宅鎮有一個有名鄉村醫生姓沈，對書香世家錢家十分敬佩，主動將自己女兒許配給錢穆。錢穆在南京鍾英中學的那年暑假，忽得了傷寒症，情況十分危急，一家人無計可施。沈翁聽到女婿病重的消息，忙對其他病人說，「我必先至婿家」。經過他多次細心診治，才把錢穆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然而不幸的是，未婚妻不幸因病早夭，這門婚事便結束了。

1917年秋，在長兄的主持下，錢穆第一次結婚。婚後夫婦便住在素書堂東邊一間老屋裡。1928年，夏秋之交，妻子及新生嬰兒相繼病逝，長兄歸家料理後事，因勞累傷心過度，引起舊病胃病復發，不治身亡。「兩月之間，連遭三喪。」錢穆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一度「椎心碎骨，幾無人趣」。長兄與他感情最厚，他的名字穆便是長兄取的。長兄去世時年僅40歲，遺下妻子及兩子兩女。長子16歲，跟著錢穆在蘇州中學讀高一，即後來著名的科學家錢偉長，錢偉長的名字也是錢穆所取。錢穆去世時，錢偉長輓聯云：「生我者父母，幼我者賢叔，舊事數從頭，感念深恩於有盡；從公為老師，在家為尊長，今朝俱往矣，緬懷遺范不勝悲。」

第一任妻子去世後，朋友金松岑到處為他張羅。金松岑曾是《孽海花》一書最先起草人，德高望重，是錢穆最敬佩的前輩和忘年交，曾先後兩次為錢穆做紅娘。第一次為他介紹的是他的侄女，號稱東吳大學校花，兩人曾通過幾封信，見面後，對方坦言：錢先生做老師很合適，做丈夫卻不合適。金松岑又把錢穆推薦給自己的一個女弟子，女弟子回了一信：「錢君生肖屬羊，彼屬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雖然媒未做成，錢穆對金松岑還是十分感激，所以第二次結婚時，仍請他做了介紹人，算是圓了他一個紅娘夢。

1929年春，錢穆在蘇州娶繼配張一貫。張一貫也是一個有文化的人，曾做過小學校長。婚後第二年，錢穆隻身到燕大任教，等北大工作穩定後才接妻子到北平團聚。華北告急，錢穆隻身隨北大南遷，1939年夏錢穆回蘇州侍母時，張一貫才攜子女自北平回到蘇州團聚。一年後錢穆又隻身返校，從此輾轉大後方各地。他是有名的只顧學問不顧家的人，一心治學，與家人聚少離多。錢穆與繼配生有三子一女。1949年他隻身赴港，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大陸。

錢穆一生中，對他幫助最大並與他長期相守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胡美琦。胡是他在新亞的學生，兩人的婚姻可以算是師生戀。

胡美琦是江西人，父親曾做過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秘書長。解放前夕，胡美琦從廈大肄業後隨全家遷香港，就讀新亞學院。僅做了一年錢穆的學生，就隨全家遷台灣。

兩人的姻緣很有傳奇色彩。1951年冬，錢穆到台灣為新亞募捐，一次應約在淡江大學驚聲堂演講，演講剛剛結束，突然新建成的禮堂的頂部發生坍塌，一塊水泥正巧砸在錢穆的頭上，錢穆被砸得頭破血流，當場昏倒，在醫院裡昏迷了兩三天才醒來。當時胡美琦在台中師範圖書館工作，因為與錢有師生關係，每天下午圖書館工作結束便來護侍，晚飯後離開，星期天則陪他到公園散步。隨著相互瞭解的加深，兩人漸生感情。1954年師範大學畢業後，胡美琦重回香港，兩人經常相見。一次胡美琦胃病復發，久治不愈，為了便於照顧，錢穆向她求婚，胡美琦答應了。1956年1月30日，兩人在九龍亞皆老街更生俱樂部舉行簡單的婚禮。新婚洞房是在九龍鑽石山一個貧民窟租的一套兩室一廳。雖然條件簡陋，錢穆卻十分高興，親自撰寫了一副對聯：「勁草不為風偃去，枯桐欣有鳳來儀。」

劉師培：激烈的少年大師

劉師培（1884—1919.11.20），字申叔，江蘇儀徵人。他在學術舞台上連創佳績，甚至與章太炎齊名，並稱「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劉師培字申叔）。劉師培曾經著意滿清科場，後來卻力倡排滿革命，他35歲的生命非常短暫，但對學術界的貢獻卻是不容忽視的，有人稱他為「少年同學大師」，而他則自稱「激烈派第一人」。

激烈派第一人

1903年，19歲的劉師培北上會試，未中，歸途中經過上海，結識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到上海沒有幾天，就目睹了震驚海內的《蘇報》案。《蘇報》是當時上海發行量較大的報紙，受新型知識分子愛國熱情的影響，言論激進，鄒容的《革命軍》就是在這裡發表的。由於《蘇報》言辭激怒了滿清政府，鄒容、章太炎等人被捕，從此劉師培捲進了政治漩渦。

冬天，他和蔡元培創辦了一份報紙《俄事警聞》，作為當時「對俄同志會」的宣傳機構。第二年改名為《警鐘日報》，成為上海灘最著名的革命報紙。沒多久，劉師培拋出了一個重型「炮彈」，即劉師培所撰《攘書》。

劉師培早年是一個激烈的反清政府的革命派。他同章太炎是好朋友，受章太炎影響寫《攘書》表示自己的「排滿」決心，又寫了《黃帝紀年論》、《論激烈的好處》等論書，宣傳「排滿革命」的民族文化思想。劉師培手中的精神「武器」便是傳統的「攘表」思想。

《攘書》（1903年）開首便說，「攘，《說文》雲，推也」，「吾」豕韋之系世秉麟經，我生不辰，強虜橫行，鑒於前言，扶植人極，炎黃有靈，實憑實式。劉師培以「攘夷」為歷史使然。劉師培堅持黃帝紀年。他認為，一個民族必須追溯自己的起源，中華民族的祖先是黃帝，應以黃帝紀年。劉師培的思想存著一份愛國熱忱，因此他對未來的中國抱著殷切的希望。他說：「吾遠測中國之前途，逆料中國民族之未來，吾惟有樂觀。」「則中國之在二十世紀必醒，醒必霸天下。」他還說：「中國其既醒乎，則必盡復侵地，北盡西伯利亞，南盡於海。建強大之海軍，以復南洋群島中國固有之殖民地。遷都於陝西，以陸軍略歐羅巴，而澳美最後亡。」「既醒之後，百藝俱興，科學極盛，發明日富，今世界極盛之英德美不足與比也。」不過也要看到，在許多的「主義」中，大概民族主義最難把握「度」，每當走過頭便可能仄向狹隘的一途。

《攘書》把劉師培推到了排滿革命的最前沿，這也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言論及行動都是激烈的，這一時期劉師培表現出來的「排滿」決心與熱情無人能及。

劉師培在《警鐘日報》上射出的另一個「炮彈」就是《中國民約精義》，即用中學來解釋西學的民主觀點。

劉師培早年是一個別具特色的民主論者，他注意用中學解釋「民主」，想在中西學融會貫通中，求其新解，並能被中國人接受，這應該說也是將西洋學說「中國化」的一種嘗試。劉師培在《中國民約精義·序》中說，我國國民知道有「民約」二字的，已經有三年了。盧梭《民約論》為歐洲政學之力作，對中國僅增加一新名詞而已，實應大力宣傳，以求普及。同時他又認為「民約」思想，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發明。故當可從中國經典中尋找出本國「民約」思想精華。由此原因編寫了《中國民約精義》，在這本書中他引用《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國語》、《周禮》、《禮記》、《論語》等有關君民、君臣關係論述，旁徵博引，述及己見，論「民約」思想，證明在中國可以實行「民約」思想。

劉師培的《中國民約精義》對於清末年宣傳民主思想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劉師培毫不諱言稱自己是「激烈派第一人」，他曾熱情地謳歌主張社會革命的盧梭：「他說的話都是激烈不過的，那巴黎的革命，就是被他鼓動起來的。」他認為這種激烈的態度是每一個新型的知識分子必備的條件。他指出，一個真正的維新者，除了具有新學知識外，還應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講國學，一是講民族，一是主激烈。」

在言論上他是主激烈的，行動上他也不示弱。1904年的11月，蔡元培、陶成章在原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的基礎上，組建了光復會。該會以暗殺和暴動作為主要抗清手段。光復會一成立，劉師培就加入了，而且是最積極的一員。沒多久，他就和另一個會員萬福華去刺殺王之春。王之春生於1942年，曾任浙江、廣東的按察使。1898年他在四川布政使任上瘋狂鎮壓余棟臣起義，被升了官，當上了山西、安徽巡撫。1902年任廣西巡撫時，主張以出讓廣西礦產權利為條件，「借法款、法兵」鎮壓廣西人民起義。他的這一做法成了國內拒法運動的導火索。清政府第二年就把他解了職。劉師培找這樣一個人下手，是為瞭解心頭之恨，並給那些賣國的官員們敲一下警鐘。這次刺殺行動以失敗而告終，劉師培第一次感受到了干革命並不是件容易事。後來徐錫麟安慶起義的失敗再一次證明了暗殺和暴動這種冒險的激進行為，是不足以撼動一個政權的基石的。

緊接著，新的打擊又來了。他主筆的《警鐘日報》由於反滿言辭過於激烈，1905年3月25日清政府突然下令查封，並追究主要負責人的責任，劉師培在通緝之列。從「排滿」到革命，從反對「三民主義」到宣傳文化民族主義，再到宣揚無政府主義，宣傳復辟帝制等等，劉師培學術道路上遇到了阻礙，使他不能平心靜氣地去研究國粹學，在仕途上他也是走上了一條狹窄的道路，最終只落得倉皇出逃的命運。

生活的艱辛再加上現實的壓迫，動盪不安的社會造就了劉師培善變的性格。

少年國學大師

激烈的「排滿革命」言行，尤其是《攘書》和《中國民約精義》發表之後，使劉師培聲名鵲起，成為與章太炎、蔡元培齊名的革命黨人。

就在《警鐘日報》被封的兩個月，鄧實、黃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一個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的國學保存會，創辦了機關刊物《國粹學報》，「內典道藏旁及東西洋哲學，無不涉獵及之」的劉師培其國學造詣，在所有的保存會會員中無出其右者，就連章太炎有時候也自歎比不上他。

因為待在上海並不順利，劉師培1905年回到老家蕪湖。回到老家後，劉師培經常收到章太炎寫給他的信，信中章太炎極力勸劉師培應該致力於學術研究以保存國粹。此時，劉師培又想起了章太炎在獄中說的那些話，被這個比他大15歲的師友感動了。

劉師培決定研究國粹，從此，在《國粹學報》上出現了劉光漢（劉師培曾用名）這個名字，有人統計過，從《國粹學報》第1年第1號到停刊，共出82期，幾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來上海後，開始著述工作，到民國元年，經歷了7年，這期間他著述43種，而發表在《國粹學報》上的就有33種。幾乎期期都有，每期上他的文章總是被排在第一篇，篇幅往往很長，32開本的書，有時竟佔全報的2/3還多，別人的文章只是配角。可以這樣說，沒有劉師培，就沒有當時的《國粹學報》，人們讀《國粹學報》也就是為了讀劉師培的文章。兩年後他去了日本，轉而研究宣傳無政府主義，學報也漸漸失去先前的光彩與魅力。

在短短的兩年裡，《國粹學報》也成就了劉師培。迅速把這個20出頭的年輕人推上了國學大師的寶座。在當時的革命派的陣營裡，能贏得這一稱號的除了劉師培就是章太炎了。在他主筆《國粹學報》期間，該報在上層知識分子中間非常有影響。劉師培能夠把西方社會學的新理論、新方法引入國學研究中，的確讓人耳目一新。該報作為當時國粹思潮中最出色的刊物，對改變知識分子的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少年國學大師」這一稱號並不是混來的，而是靠他自己的學識得來的。

後來成為國學大家的錢玄同，非常驚訝劉師培的才氣，只比自己大3歲，卻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才氣！因此他非常想認識劉師培。後來劉師培去日本，錢玄同在章太炎的住所結識了他，他們的友誼也就從此開始了。宋教仁也非常喜歡劉師培的文章，他在日本聽說《國粹學報》創刊，馬上郵資訂閱多年的學報，從此成了一個學報的忠實讀者。

當時許多東南文化界的精英都加入了國學保存會，如馬敘倫、蔡元培、劉師培、陳去病、朱葆康、馬君武、柳亞子、黃賓宏等。當時若說國學造詣最深的人當數劉師培了，雖然革命、仕途遭受了打擊，但他發現自己仍被命運青睞，劉師培在著述的同時，還主講國學保存會辦的國學講習會。國粹思想經劉、章之手已經成為革命派隊伍中帶有普遍性的思潮了。

劉師培作為「國粹派」的代表人物，他不僅追求中國社會的民主化，而且更關切傳統文化的命運，他以復興中國文化為己任。他倡言的國粹思潮不是獨立的思潮，而是民主革命思潮的一部分。

因為思想上的狹隘性以及獨特性格的影響，使得劉師培在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後沒有繼續沿著革命的路子走下去，反而成了復古思想的維護者。

一個人的「革命」

當時的《蘇報》案對劉師培觸動很大，激發了他投身「排滿革命」的勇氣和信心，他加入了中國教育會，表面上辦教育，暗中則鼓吹革命，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於他的思想激烈，而且立論獨到，言論往往振聾發聵，其激烈的苦命態度和獨立寒風的革命立場，表達了一個人對革命的決絕和果斷。

劉師培認為日本的吉田松陰、意大利的馬志尼都是革命家，要向他們看齊。法國的盧梭、孟德斯鳩雖是說「空話」的，比不上革命實行家，然而他們鼓動革命的作用卻功不可沒。將這一言論與他的生平聯繫起來看，可以明瞭，他所謂的革命矛頭是指向清朝反動政府的。他站在孫中山、章太炎革命派的一邊也曾表示出對清政府不共戴天的仇視，並直接參與了一些具體行動，也算得上是一個有言有行的人。

劉師培到日本後，就被日本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運動感染了，從此他對社會主義學說著了迷，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

利用《天義》半月刊，在熱衷無政府主義宣傳的同時，劉師培開始組織人手編譯《共產黨宣言》，很快就譯發了恩格斯1888年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所寫的「序言」和《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不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國家的起源》的部分章節也翻譯出版了。劉師培在《宣言》的中譯本序中，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劉師培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研究與宣傳，在當時的留日學生中影響很大。在早稻田大學讀政治本科的李大釗正是在他的影響下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

遺憾的是，劉師培在熱烈讚揚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在某些問題上又攻擊馬克思主義。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他犯了與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一樣的幼稚病。

到日本以後，劉師培並沒有忘記自己革命黨人的身份，當年的「激烈派第一人」風采仍在。

劉師培在日本宣傳無政府主義時，慢慢地對孫中山倡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產生了懷疑。1907年6月4日日本足尾銅山的礦工大罷工，在其後的一年裡日本又發生了50多起罷工，這對於來日本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劉師培來說又是一個強烈的刺激，他的思想變了，他開始對資本主義世界展開了攻擊。他對資產階級的批判是從倫理角度入手的，他說資本家是道德最腐敗的人，劉師培意識到資本家的剝削是造成人民貧困的根源所在，因此他強烈地反對在中國搞資本主義。

19世紀、20世紀之交，中國正經歷著一次重大的社會、文化轉型。西學東漸，「國粹」式微、思想者們都在焦慮地選擇，但難有一個最終的選擇。劉師培在日本時，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顯得非常有力度，其革命的立場也非常堅定。但在對待中國資產階級的態度上，他又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認識不到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進步性和在中國的必要性，而強烈要求大革其命。後來，像大多數狂熱的無政府主義者那樣，性格本來就浮躁又好出風頭的劉師培竟然喊出了要「殺盡資本家」的口號，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正是在這個原則性的問題上，劉師培與孫中山產生了分歧，反對起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時代主流思想相悖。

「三民主義」中第一條就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就是指「排滿」，也叫「驅除韃虜」。劉師培認為這一條有局限性：「排滿主義不必以種族革命目標，謂之階級鬥爭之革命可也。」這在當時是頗具先進性的。但是他又過分貶低了民族主義。他譏諷民族主義思想是學術謬誤，心術險惡，政策偏頗。但是他混淆革命的保皇說法與不易操作的反帝主張，客觀上起到了打擊革命派、「保護滿政府」的作用。因此他受到孫中山等人的反駁。

「三民主義」的第二條是「民權主義」。意思是仿照歐洲經驗，在中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劉師培強烈反對這一點。他認為共和國所標榜的民主選舉制具有虛偽性和欺騙性。這一點在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認識上，應該說劉師培要比孫中山等人清醒、深刻得多，他指出的問題在中國也很具現實性。尤其是民國建立後的政治狀況更印證了劉師培觀點的合理性。但是他認為資產階級民主與專制無異，這一點又過於極端，完全忽視了資產階級民主的正面價值。

「三民主義」的最後一條是「民生主義」，即平均地權。劉師培認為這是向漢武帝的鹽鐵專營和王莽的改制學習。他說：「土地財產國有之說，名曰均財，實則易為政府利用。觀於漢武、王莽之所為，則今人欲設政府，又以平均地權愚民者，均漢武、王莽之流也。」

正是他對「三民主義」的強烈反對，導致他與孫中山、同盟會關係十分緊張，他一個人的「革命」也為其政治生涯添上了一筆悲壯的註腳。

「懼內泰斗」

劉師培其貌不揚，娶了個老婆卻非常漂亮。她老婆名叫何震。何震原名何班，是江蘇儀征何承霖的女兒。劉何兩家世代有些交情，劉師培娶何班，可謂是親上加親。何班跟著劉師培來到上海後，隨即進入愛國女社讀書，很快就成為一名激烈的女權主義者。她和劉師培結婚後，改名為「震」，並為顯示男女平等起見，將姓氏也改為父母兩姓，自署何殷震。

劉師培是吳中才子，但在何震面前卻懦弱得一塌糊塗。何震經常對劉師培作「河東獅吼」，劉師培因畏妻如虎，被人戲稱為「懼內泰斗」。石之軒寫的《黃花賦——共和國前夜風雲錄》雖然是一本歷史小說，但內容並沒有脫離史實。在這本書中，對何震作了這樣的描述：「平日他（劉師培）對何震是又愛又怕，愛是因她美貌，怕是因她潑悍。何震打著『男女平等』的大旗，動輒對劉師培施以訓斥懲罰，甚至拳腳耳光。閨房之內，劉師培完全受制於她，時間長了，對她的畏懼早已成為一種習慣，事事以討她的歡心為目標。何震崇拜英雄，劉師培就極力要做個英雄，何震對他恨鐵不成鋼，他便處處要裝得像塊精鋼。所以在他身上，思想上的激烈與生活上的懦弱恰好都走了極端。」

劉師培到底怕老婆到什麼程度呢？據劉師培的朋友張繼回憶，有一天晚上，劉師培慌慌張張地衝進他家，喘息不定的時候，外頭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叩門聲。只見劉師培面色慘白，哆嗦著說：「必是我太太來了，怎麼辦？我非躲起來不可！」說完就閃電般衝進臥室，並迅速鑽到了床底。張繼開門後，發現是他的一位朋友，就進臥室叫劉師培出來。劉師培以為張繼騙他，無論如何都不肯從床底下鑽出來。最後張繼無計可施，只好趴下把他從床底硬給拽了出來。

單純「懼內」也就罷了。劉師培除了在思想上緊跟何震外，還心甘情願地被戴了一頂「綠帽子」。對於這件事，張鳴的《歷史的底稿》一書是這樣描述的：「廢除家庭的高調，原本不過是何震為了名正言順地紅杏出牆，明目張膽地在劉師培眼皮底下，跟情人雙入雙出，據說劉師培一點脾氣都沒有。劉師培後來之所以變節，實際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給牽線搭的橋。」

何震的情人就是她的表弟汪公權。1907年春，劉師培在章太炎的邀請下，帶著母親、妻子和汪公權東渡日本。一開始，章太炎一直與劉師培夫婦同租一處合住，「三人同住一起，親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過兩個月，就吵得不可開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報社》居住。」（近代史專家楊天石的《晚清史事》）

劉章關係的決裂，就是因為章太炎因一次偶然發現何震與汪公權關係曖昧，他看不慣，就私下告訴了劉師培。結果劉師培的母親非但不信，反而大罵章太炎居心不良，離間夫妻關係。何震對章太炎自然懷恨在心，經常在劉師培耳邊吹枕邊風。在母親和妻子的影響下，劉師培「誤解了章太炎的用心，並用行動反誣章太炎與清朝政府曖昧。他指使人偽造了章太炎與錫良電，又在上海《神州日報》偽造《炳麟啟事》，意思是說，章太炎對革命沒有信心，準備不理世事，精研佛學，出家做和尚。凡近來所進行的種種活動都系子虛烏有。」（趙慎修《劉師培評傳》）為了徹底搞臭章太炎，何震還親自出馬，給吳稚暉寫了一封揭發章太炎的信。

章太炎在報紙上揭露劉師培夫婦是清政府的偵探。劉師培夫婦採取了更加激烈的反攻。他們先是將章太炎要他們和清政府官員端方等聯繫籌款赴印度的五封信影印寄給黃興，接著聘請日本人漆田增男為律師，準備和章太炎打官司，被人勸阻後就跑到章太炎寓所，把他痛打了一頓。接著，便發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謀害章太炎。事情敗露，調查結果顯示，是汪公權投的毒。在這種情況下，劉師培夫婦很難在東京待下去。

劉師培將章太炎通信五封影印寄給黃興，嚴重破壞了章太炎的政治形象，也加劇了同盟會內部的矛盾分化。章太炎的威信大受動搖，與同盟會的分歧也越來越深，導致在1910年2月，光復會從同盟會中分裂出來，在東京重立山頭。

劉師培死時年僅36歲，他與何震曾生有一女，不幸夭折，膝下無子無女，又無親屬同住，喪事由陳獨秀主持，陳鍾凡、楊亮功等同學一起幫助料理後事。「一棺在室，空庭悲風，真是極身後淒涼之慘。」劉師培去世，對於當年激進、好強的何震是一個強烈的打擊。據柳亞子《南社紀略》：「申叔死後，志劍（何震）神經病發作，曾在北大校門伏地痛哭，後來削髮為尼，法名小器，再後來就不知下落，有人說她已經去世了。」

劉文典：亦癲亦狂亦君子

劉文典（1889—1958），字叔雅，原名文聰，筆名劉天民。安徽合肥人。祖籍懷寧縣。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後在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任教，為九三學社成員。終生從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他講授的課程，從先秦到兩漢，從唐、宋、元、明、清到近現代，從希臘、印度、德國到日本，古今中外，無所不包，是名副其實的飽學之士。

「蔣介石一介武夫耳」

1928年，劉文典出任安徽大學校長（學校設在省府安慶）。是年11月23日，安徽學界爆發了一場頗具規模的學潮。時恰「虎而冠者」蔣介石抵安慶，見到此情此景十分惱怒，認為安徽學風不正、學潮囂張是共產黨活動猖獗的反映，決心嚴懲。29日下午，蔣介石傳喚劉文典。此前，劉文典就曾揚言：「我劉叔雅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之而去。我師承章太炎、劉師培、陳獨秀，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有功。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劉文典自視甚高，蔣介石挾北伐之功，更是盛氣凌人。兩人一見面便展開了唇槍舌劍。因為心裡懷有怨氣，見到蔣介石時，劉文典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見蔣介石面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衝口即問：「你是劉文典嗎？」這對劉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衝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這更激怒了蔣介石，蔣一拍桌子，怒吼道：「無恥文人！你慫恿共黨分子鬧事，該當何罪？」劉文典也應聲反駁蔣介石所言為不實之詞，並大聲呼喊：「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蔣碰去，早被侍衛擋住。蔣介石又吼：「瘋子！瘋子！押下去！」

由於見面時，劉文典稱蔣介石為「先生」而不稱「主席」，引起蔣的不滿。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並懲罰罷課學生。劉當面頂了回去，說：「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當場打了劉文典兩記耳光，並給他定了個「治學不嚴」的罪名，把他送進了監獄。蔣介石還揚言要「解散安大」。

消息傳出後，安大師生立即組成「護校代表團」，與安慶多所中學的學生400餘人，聚集在省府前請願，要求釋放劉文典，收回關押、開除學生的成命。同時，安大教職員代表和皖省各界賢達聯名致電教育部長蔣夢麟以及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劉文典夫人張秋華又去南京見蔡元培。所幸，蔡、蔣、胡分別緻電蔣介石，歷數劉文典為人治學及任《民立報》主筆時宣傳革命的功績，勸蔣恕其一時語言唐突，並「力保其無他」。在強大的社會輿論的重壓之下，蔣介石最後放了人，但附前提——迫令劉文典「即日離皖」。

當時學界盛傳劉文典的一句名言：「大學不是衙門。」那是劉文典對當局迫害進步青年的憤慨。劉在安大曾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保護了一些進步青年學生。預科學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通知劉文典說王某是共產黨員，要他對其嚴加監視。因說是「證據確鑿」，劉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進行搜查，還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劉文典於是立即叫傳達室王裕祥送王某離校。是日夜，便衣特務來校搜捕，撲了個空。學校向當局推諉，最後不了了之。

劉文典離開安大後，於次年初拜訪他的老師章太炎（炳麟），講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聽罷，十分欣賞劉文典的氣節，於是抱病揮毫寫了一副對聯贈之：「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

贈聯巧妙借用漢末狂士禰衡擊鼓罵曹的典故，揭露了蔣的獨裁專橫，頌揚了劉不畏強暴、嫉惡如仇的氣節。三年後魯迅先生以佩韋為筆名，作《知難行難》（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頭》第一期），文中說：「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魯迅在評述劉文典的同時，還幽了胡適一默：「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香港的高伯雨說得更為精彩：「為什麼會時時想到劉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賞他有狂態。當1929年前後蔣介石不可一世的時候，劉先生一如他的老師章太炎藐視袁世凱那樣，對著蔣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適之、朱家驊等人所及。」

「只吃鮮桃一口」

教學期間，劉文典開的課很多，在北大時達10門之多，主要有《文選學》、《校勘學》、《先秦諸子研究》和《莊子研究》等。他授課有特色，既注重疑難字句的考訂，又不囿於繁瑣的訓詁，善於旁徵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結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對學生循循誘導。對學生不得要領地亂用參考書，他會詼諧地說：「去神廟燒香拜佛，燭光閃閃，煙霧裊裊，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綽綽，只有撥開雲霧，才能看清廬山真面目。」文史大家游國恩、王力、張中行、任繼愈等都曾沐浴過他的教澤。張中行在《劉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說：「一次是講木玄虛《海賦》，多從聲音的性質和作用方面發揮，當時覺得確是看得深，談得透。又一次，是泛論不同的韻的不同情調，說五微韻的情調是惆悵，舉例，閉著眼睛吟誦『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憔悴不勝衣。』念完，停一會兒，像是仍在回味……對他的見解，同學是尊重的。」

劉文典當年在西南聯大，上課前先由校役沏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他就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有一次他是下午的課。結束了一講的內容之後，學生們都以為他要開講新課。可這時他卻忽然宣佈提前下課，新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曆五月十五日，他是要在皓月下講《月賦》。

「當他解說《海賦》時，不但形容大海的驚濤駭浪，洶湧如山，而且叫我們特別注意到講義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滿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師說姑不論文章好壞，光是看這一篇許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濤澎湃瀚海無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憶劉文典師二三事》）

每逢講授詩歌，劉文典常常搖頭晃腦、淺吟低唱，每到激越處則慷慨悲歌，他不僅自己吟誦，還要求學生模仿。有的同學不遵命，他雖不悅，但也不苛責，只是打比方點撥：「詩不吟，怎知其味？欣賞梅先生（蘭芳）的戲，如果只是看看聽聽而不出聲吟唱，怎麼能體會其韻味呢？」

大名士吳宓對劉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詩作請他潤飾，還喜歡聽他的課。劉文典也不介意，他講課時喜歡閉目，講到自以為獨到之處時，會忽然抬頭看向坐在後排的吳宓，然後問：「吳僧（吳宓）兄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宓照例起來，恭恭敬敬一面點頭一面說：「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學生們在底下竊笑。

其實，吳宓跟劉文典的關係頗為微妙。

吳宓在西南聯大開過《紅樓夢》講座，自認紅學家的劉文典對吳的觀點不能苟同，就唱「對台戲」。由於聽眾太多，講座由小教室遷到室外小廣場，劉則秉燭講授。劉文典身著長衫登台，一女生為他斟茶。他忽然有板有眼地念出了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字就夠！」接著在身旁小黑板上寫了「蓼汀花淑」四個大字，然後大抒己見。

劉文典不僅課上得有特色，著述也頗宏富，除校勘古籍外，還有大量譯著。他剛到北大當教授時，年僅27歲。當時的文科辦公室被稱為「卯字號」。裡面有兩隻老「兔子」——己卯年生的陳獨秀、朱希祖，三隻小「兔子」——辛卯年生的胡適、劉半農和劉文典。北大人才濟濟，劉文典深感自己學識淺薄，自忖要想在北大立足，沒有著述支撐不行。他以古籍校勘為目標，把重點放在了秦漢諸子上。歷數年青燈黃卷，192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淮南鴻烈集解》。胡適在所作序中推崇說：「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那時胡適已倡導白話文，為了表示對這部書的尊重，破例用了文言。該書出版後受到學術界的好評，劉文典的學術地位也大大提升。

「一字之微，征及萬卷」是劉文典的治學格言。校勘古籍不僅字字講究來歷，就連校對他也從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適的信中，劉文典大歎校對的苦經：「弟目睹劉績，莊逵吉輩被王念孫父子罵得太苦，心裡十分恐懼，生怕脫去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刪；多出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增；錯了一字，後人說我是妄改，不說手民弄錯而說我之不學，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將來身後虛名，全繫於今日之校對也。」他所徵引的材料，特別強調「查證原文」，以免以訛傳訛災梨禍棗。他的一位老學生李埏，在20世紀40年代曾向他借閱過一本有關唐三藏取經的書，發現書的天頭地腳及兩側空白處都佈滿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還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歎為觀止。」（傅來蘇《劉文典先生教學瑣憶》）

狂傲有如辜鴻銘

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近代名士中，劉文典當屬一個。他的特點就是比以「怪」聞名的劉師培還要怪上三分，所以時人以「才高」、「狂傲」來評價他。在北大教授中，劉文典尤以「狂傲」與辜鴻銘齊名。對於這一點，劉文典並不否認。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長，輕人之短，學術上驕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不過，他又說，「但並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驕傲自大。」陳寅恪、胡適當不在此列。但他對業師劉師培卻頗有微詞，認為他「著述徵引的材料，有時只憑記憶」，所以難免失誤。

且先看幾節他的自述，以及與弟子談話時對他人的評論。

「前人校釋是書，多憑空臆斷，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無據。」（張德光《莊子補正》跋）「這兩位詩人（元遺山、吳梅村）的詩，尤其是吳梅村詩，老實說，比我高不了幾分。」（王彥銘《劉文典先生的一堂課》）「弟近來所發見的，在老大哥面前，說句狂話，實在比石臞、伯申賢喬梓的東西壞不了許多，要比起曲園來，竟可說『好些』呢！」（《劉文典全集》卷一，第807頁）「別人不識的字，我識，別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們不論來問什麼問題，我都會予以解答。」（郭鑫銓《初識劉文典先生》）

據傳20世紀30年代末，在西南聯大上課時，他偶然提起跟章太炎學《說文》一事時，順便說了一句「魯迅也參加學習」，同時一舉手伸出小拇指。解放後有人揭發他反對魯迅，劉辯稱「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伸小拇指是褒是貶，已無從考證。本意如何，唯劉文典自知了。

劉文典的《莊子補正》共10卷，於1939年出版。由於不肯輕易譽人的陳寅恪也作序贊曰：「先生之作，可為天下之慎也。」「此書之刊布，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之所必讀而已哉？」劉文典由此獲「莊子專家」的美譽。每上《莊子》課時，開頭第一句總會自負地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別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問他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學界流傳的另一個版本是「有兩個半人懂《莊子》」。除莊周、劉文典外，還有「半個」，那「半個」，一說是指日本某學者，一說指馮友蘭或馬敘倫，因他倆都曾從哲學的角度講授過老莊。

劉文典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聯大共事。在昆明時，某日空襲警報響起，師生們爭先恐後到處跑，劉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同學要攙劉，劉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先走。而沈從文碰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劉面露不悅之色，於是他對同行的學生說：「陳寅恪跑警報是為了保存國粹，我劉某人跑是為了莊子，你們跑是為了未來，沈從文替誰跑啊？」

劉文典看不起文學創作，他認為「文學創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一次有人問他可知道名噪一時的巴金，他喃喃自語：「我沒聽說過他，我沒聽說過他。」昔日在西南聯大他也不把朱自清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裡。劉文典曾言：「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元錢，我該拿40塊錢，朱自清該拿4塊錢。」

西南聯大青年教師陶光是劉文典的得意門生。因教務繁忙，陶久沒去拜見老師。某日，陶撥冗專門拜訪。一見面，劉文典就劈頭蓋臉地把他一頓臭罵，說他是「懶蟲」、「沒出息」，「把老師的話當耳邊風」。陶光被罵得莫名其妙，忍無可忍正要反擊時，劉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聲說：「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為吹牛的本錢，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絕望嗎？」口氣由硬變軟。陶光聽到老師是想把自己當作「吹牛的本錢」後很受感動，幾乎破涕為笑。師生的情誼從此更深了。後來劉文典特地請陶光為自己的著作題籤。

西南聯大時，劉文典的學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師傳》的書頁中，發現了一張老師用毛筆畫的老鼠，遂要求老師解釋。劉文典聽後大笑不已，說自己在鄉下看書時點香油燈，燈芯上的油會滴在燈盤上。一天深夜他在燈下看書時，見有老鼠爬到燈盤上明目張膽地吃起了盤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轉念一想，老鼠是在討生活，我讀書也是為討生活，何必相殘呢？於是隨手用毛筆畫了一幅老鼠像夾在書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劉文典在課堂上往往會發驚人之語。一次，學生向他討教如何寫好文章。他信口說：「只須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學生不解。他說：「『觀』，是要多觀察；『世』，是要懂得世故；『音』，是要講究音韻；『菩薩』，即是要有救苦救難，為廣大老百姓服務的菩薩心腸。」

梁啟超：革命先驅，國家脊「梁」

梁啟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漢族，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著名學者。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

「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

1890年，17歲的梁啟超在同學陳千秋的引薦下拜會了33歲的廣東南海人康有為。

初次見面，兩人竟從早上8點聊到晚上7點。此前梁啟超接受的是傳統教育，康有為給他打開了一扇西學的大門，立憲、維新、變法，這是一條全新的道路。梁啟超覺得以前學的不過是科舉考試的敲門磚，不是真正的學問。於是，他當場拜康有為為師。當時的梁啟超已是舉人，康有為卻只是一名監生。

康有為在廣州修建了一所萬木草堂，開館授徒。萬木草堂為期一年的學習使梁啟超獲益匪淺，他後來回憶說「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同時，梁啟超的學識和辯才，也開始在康有為的諸多弟子中脫穎而出。

可惜，神州雖大，卻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這是一個被內憂外患困擾的國度，平民以不談國事為戒律，政府貪污腐化無能，對外只希望妥協可以換取短暫的和平，對內則盤算著同洋務運動後興起的民營企業家爭奪財富。

1895年春天，梁啟超跟康有為一同進京參加會試。4月，《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梁啟超和其他舉人們憤怒了，在康有為的振臂一呼下，1300多名舉人簽名上書，敦促朝廷拒絕和議，著手改革。史稱「公車上書」。

這次會試，康有為高中進士，梁啟超卻榜上無名。出現這樣的結果並不奇怪，因為主考官是守舊派代表徐桐，對變法維新深惡痛絕，凡是文章中有離經叛道的，都將摒棄不錄。巧合的是，徐桐先看到梁啟超的考卷，見通篇都是恣意發揮的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以為是康有為的，當即刷了下來，康有為的考卷卻因此僥倖過關。即便如此，副考官李文田還是頗為欣賞梁啟超的文采，在文末頗為惋惜地批道：「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公車上書如泥牛入海，杳無音訊，康有為決定另闢蹊徑宣傳維新思想。1895年8月，他創辦了《萬國公報》，隨《京報》發行，贈送給王公大臣閱讀。梁啟超作為主要撰稿人，撰寫了大量介紹西方、宣傳變法的文章，用飽含深情的文筆打動了許多上層人士，當康有為發起成立「強學會」時，張之洞、劉坤一等封疆大吏紛紛慷慨解囊，出資贊助。

康梁的活動引起了守舊派的不滿，次年1月，清廷強行解散了強學會。康有為應汪康年之邀，攜梁啟超南下上海，籌辦《時務報》。《時務報》的精華文章幾乎都是出自梁啟超之手，他強烈反對自強運動中的技術決定論，由於學習了明治維新的經驗，他堅定地認為，為了使中國復興，政治的改革比技術的輸入更為重要。梁啟超主張，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是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提供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政治經驗這方面的教育。基於這種思想，當湖南開辦時務學堂，黃遵憲推薦他為總教習時，他欣然領命。1897年秋，他到達長沙。梁啟超的名字引發了人們的熱情，有多達4000個年輕人來到長沙報考參加入學考試，結果只有40人被錄取。梁啟超向學生宣傳排滿的激進思想，他們秘密重印和散發黃宗羲的禁書《明夷待訪錄》。為學生寫的評語中，梁啟超直言不諱地提到，在17世紀征服中國的過程中滿人犯下的屠殺暴行，這在當時無疑犯了大忌。1897年冬天，德國強佔膠州後，梁啟超對清廷十分憤慨，他向湖南巡撫陳寶箴提議，如有必要，湖南應宣佈脫離北京的中央政府。

在此期間，梁啟超還不忘結交權貴，為康有為援引勢力。當他去拜會湖廣總督張之洞時，正值張的侄兒娶親，賓客盈門。張之洞聽說梁啟超前來，當即撇下賓客，大開中門，將他迎進內廳，與之徹夜長談。

國家命運危在旦夕，康有為回到北京，再次向清廷上書請求變法。和以往的上書不同，他的請求立刻得到了朝廷肯定的答覆。1898年6月11日，光緒發佈上諭，宣佈變法。6月16日，康有為被召入宮，「百日維新」拉開帷幕。7月3日，梁啟超也受到光緒召見。

可惜，滿口的廣東方言害苦了梁啟超，「孝」被讀成「好」，「高」讀成「古」，皇帝聽不懂他的話，大為掃興，只賞了他一個小小的六品銜，任印書局編譯。

比起康有為與皇上幾個小時的長談，梁啟超的這次召見並不成功。從此，梁啟超痛下決心學習官話，妻子李蕙仙自幼在京城長大，官話十分流利。梁啟超流亡日本後，請夫人教他官話，婦唱夫隨。

很快，他的官話口語水平大有長進，在社交場合得心應手，不再吃虧了。

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開始後，康梁等人根據皇帝授意，發佈了不少實行新政的詔書，如設立學堂、獎勵發明創造、改革財政等。

但是，變法的制定者們在政治上既不成熟也缺乏手腕，他們徒有激情而未顧及現實。改革官制，廢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權等，每一項改革都衝擊著龐大的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維新黨行動過於操切，言辭過於激烈，康有為面對一眾大臣，竟然說出「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的狂言，實在是書生意氣。情急之下，他們想到「圍園殺後」。本以為看準了袁世凱，可惜，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並未得到一個明確的答覆。袁世凱察覺到風向不對，擔心引火燒身，便跑到天津，將康梁等人的計劃向直隸總督榮祿和盤托出。事態擴大了，康梁之「罪」已不是同慈禧政見不同，而上升到了「謀反」的程度。震怒之餘，慈禧下令逮捕維新人士，「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

當時，日本首相伊籐博文剛剛結束訪華的行程，滯留北京。他對日本駐華大使林權助說：「救救梁啟超吧！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在他和林權助的幫助下，梁啟超剪掉辮子，換上西服，在領事鄭永昌的幫助下，先逃到天津的日本使館，再化裝成獵戶的模樣，準備離津。25日，倆人在天津車站的月台上行走時，被梁啟超的熟人發現並報告了官府，捕手很快追了上來。倆人跳進帆船，躲至深夜才敢開船，沿白河朝塘沽方向駛去。

捕手發現動靜，又乘蒸汽船追來。眼看蒸汽船越來越近，梁啟超絕望了，準備束手就擒。正在此時，停泊在白河上游的日艦大島丸向帆船駛來。原來，林權助事先打過招呼，讓大島丸在此接應。梁啟超終於擺脫了清廷的追捕，登上開往日本的大島丸。望著蒼茫的太平洋，梁啟超心事沉重，思緒萬端，寫下「忍慈割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的詩句。

梁啟超抵日後不久，康有為也在英國人的幫助下，從香港輾轉來到日本。師徒相見，猶如重生，熱淚盈眶。康有為告訴梁啟超，他的老家被清廷查抄，幸好梁寶瑛和李蕙仙已攜家人逃到了澳門。梁啟超立刻給妻子寫信，並將近照附在信中。在照片的背面，他寫道：「衣冠雖異，肝膽不移。見照如見人。」

從共和派轉向立憲派

流亡的生活並不平靜。除了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外，在日本內閣大臣犬養毅家，梁啟超結識了孫中山。

在以「得君行道」的康有為看來，孫中山倡導暴力反清，大逆不道，自己深受皇恩，斷無與他合作的可能。

梁啟超卻沒有絲毫成見，他樂於接受新鮮事物，從善如流，贊成革命，很快便與孫中山打得火熱。當時，孫中山的聲望無法同梁啟超相比，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啟超介紹給孫中山的。1899年夏，康有為被日本政府驅逐，離開日本去了新加坡。少了老師的掣肘，梁啟超同孫中山往來更加頻繁。其實，梁啟超並非對孫中山篤信不疑。

不久，梁啟超聯合康有為的13位弟子給老師寫信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

康有為接信後，怒不可遏，立即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梁啟超表面上聽從老師的話，內心卻很不滿。除了政見不同，經濟的原因也很重要。梁啟超流亡海外，主要靠辦刊、賣文維持生計，生活清苦。而康有為聲稱有光緒的「衣帶詔」，以保皇為名一路大肆斂財，掌握了百萬巨款，卻並未很好地接濟梁啟超。

到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後，梁啟超對當地華僑說，他組織保皇會，名為保皇，實則革命。此舉頓時得罪了改良、革命雙方，很多人指責他「掛羊頭，賣狗肉」。然而沒過多久，梁啟超的態度就180度大轉彎，徹底摒棄了用暴力革命建立共和的主張，轉而支持開明專制的國體。

思想的轉變源於他1903年應美國保皇會之邀遊歷了一番美國。在這片曾被他稱作「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的土地上，他失望了。他見到鱗次櫛比的高樓、興旺發達的工業，卻也見到了世紀之交的怪物——托拉斯，見到了馬克·吐溫筆下暗箱操作的「黑金政治」，更見到了華僑社會幫派林立、互相殘殺的種種醜陋現象。於是，他得出一個結論：共和不適用於中國。信仰崩潰的梁啟超寫道：嗚呼痛哉！吾十年來所醉、所夢、所歌舞之共和，竟絕我耶？吾與君別，吾涕滂沱。

回國後，他冷靜地想了想，認識到以中國之大、國情之複雜、民眾素質之低下，搞起革命來，一定是多年大亂。而最終收拾動亂的人，一定是有極大能量和權術的獨裁者，到底還是專制。梁啟超給革命開出的公式是：革命——動亂——專制。給立憲開出的公式是：開明專制——君主立憲——民主立憲。

從此，梁啟超走上了堅定的改良主義的道路，利用各種渠道不遺餘力地呼籲立憲。

革命黨對梁啟超的轉變極為不滿，他們在東京創辦了《民報》，第三期就下了戰書。一場立憲派同革命派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深遠的論戰拉開了帷幕。

革命派說：要自由，就得流血犧牲。

梁啟超說：暴力革命得不到共和，只能得到另一個專制。

革命派說：日本、英國搞君主立憲，也要流血。

梁啟超說：法國大革命，動亂80年，血流成河。其他歐洲15國，君主立憲，都和平完成轉型。共和當然最好，但鑒於中國現實，只能從立憲做起。

革命派說：既然立憲是過渡，共和是最終目標，為什麼把時間耽誤在過渡上。

梁啟超說：因為漸進改革損失小。

兩派你來我往，革命派佔據著《民報》，章太炎、胡漢民、汪精衛輪番上陣。立憲派只有梁啟超孤身一人，陣地是他1902年創辦的《新民叢報》。

通過和革命派的論戰，梁啟超確立了輿論界驕子的地位，並代替康有為成為立憲派新的精神領袖。

同時，在論戰過程中，梁啟超發明了一種介乎古文與白話文之間的新文體，後世稱之為「新民體」。由於百姓和士子都樂於接受，新民體傳播很廣。用這種讀者喜聞樂道的文體，梁啟超寫下感人至深的《少年中國說》，「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的鏗鏘之語激盪著那個時代無數年輕人熾熱的心靈。

黃遵憲就極為推崇新民體，稱讚其「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再加上梁啟超善用「拿來主義」，直接將日文的漢字詞語引入中國，諸如「政治」「經濟」「哲學」「民主」等等，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彙。而這其中，有一個詞是梁啟超的原創，那就是「中華民族」。

不過，梁啟超文采橫溢也是一件可惜之事，他寫慣了報紙文章、論戰文章，只追求打動人。他的一支筆可以驚醒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卻沒有精力寫出真正大師級的著作。陳獨秀就評價梁啟超的著作為「浮光掠影」。

「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

1914年，梁啟超在清華演講時，引用《易經》裡的話，勉勵清華學生要做君子，樹立「完整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鼓勵清華的同學「先從個人、朋友等少數人做起，誠誠懇懇腳踏實地地一步一步去做，一毫也不放鬆」，這樣終會「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即使做學問，也要「在學術界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他的演講對清華優良學風和校風的養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後，清華即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字定為校訓。

在清華聆聽梁啟超演講的梁實秋回憶說：「他穿著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灑，顧盼左右，光芒四射，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講台，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樣謙遜同時又這樣自負的話是很難得聽到的。」

康有為是梁啟超的授業恩師，可以這樣說，沒有康有為的培養，就不會有後來的梁啟超；而梁啟超更是因為與康有為共同致力於維新變法，被人合稱「康梁」。

梁啟超拜師康有為，對其性格生成及一生的道路選擇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富有強烈事業心和美好追求的他，如鐵塊碰上了磁石。萬木草堂打破了傳統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讀書方法，把求知和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緊密聯繫起來。經過萬木草堂的學習，梁啟超開始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緊聯繫起來。

梁啟超求學問的慾望極為強烈，平時對康有為雖無成見但卻勇於堅持己見。從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開始，梁啟超與康有為思想上的分歧也越來越大。初到日本梁啟超與康有為一道主張「尊皇」，而僅一年光景，梁啟超便大肆宣傳民權、批奴性、講自由，甚且鼓吹破壞主義。梁啟超的行為引起康有為的不滿，只因天各一方，康有為無可奈何。1900年7月，梁啟超至新加坡，兩人見面，由於學術思想分歧很大，康有為氣惱竟至出手毆打。但梁啟超仍堅持己見，並作詩「我所思兮在何處，盧孟高文我本師」「寧關才大難為用，卻悔情多不自持」等句，表達出自己的心志。

但是康有為死後，梁啟超甚是悲痛。梁啟超痛哭幾天，率清華園全體同學在法源寺開吊，自己披麻戴孝，在法源寺守靈三天，每天有人來行禮，他都在孝子位上站著。梁平時喜打麻將，但在康有為死後的三個月內他都不玩。

梁啟超自稱：「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所以即使和老師有衝突誤會，他也並不退讓，而是堅持真理。也正是因為堅持真理，所以他後來堅定地與復辟、祀孔等思想行為進行鬥爭。

梁啟超晚年受聘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擔任導師，教書育人，同時展開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研究。

梁啟超認為，用科學只能發展物質文明；但卻難以發展精神文明，尤其是人生問題，更為西洋哲學所缺乏。「從前西洋文明，總不免將理想與實際分為兩撅，唯心唯物，各走極端。宗教家偏重來生，唯心派哲學高談玄妙，離人生問題都是很遠。唯物派席捲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丟掉了。」梁啟超說：「所以最近提倡的實用哲學、創新哲學，都是要把理想納到實際裡頭，圖個心物調和。我想我們先秦學術，正是從這條路上發展出來。老、孔、墨三位大聖，雖然學派各殊，『求理想與實用』一致，卻是他們共同的歸著點。」因此，「國中那些老輩故步自封，說什麼西學都是中國所固有，誠然可笑；那沉醉西風的，把中國什麼東西都說得一錢不值，好像我們幾千年來就像土蠻部落，一無所有，豈不更可笑嗎？」

梁啟超的過人之處，在於他並非無限抬高中學，貶低西學。在他看來，「要發揮我們的文化，非借他們的文化做途徑不可，因為他們研究的方法，實在精密。」他希望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它，叫它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個新系統往外擴充，人類全體都得著它好處。」這一看法在今天看來也是值得借鑒的。

一紙電報點燃「五四運動」

1918年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佈，全國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間旌旗招展，光彩照耀，東交民巷至天安門一帶，遊人更是摩肩接踵。這一天，人們在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成為戰勝國，儘管這次勝利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12月初，梁啟超籌措了10萬元經費，挑選了一批各有所長的專家，組成一個民間代表團，赴歐洲參加巴黎和會。

巴黎和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確立世界新秩序的會議，梁啟超希望能利用這次機會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特別是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12月28日，梁啟超率丁文江、蔣百里等人，乘坐日本輪船橫濱號前往歐洲。一路上，大家打牌、聊天，非常熱鬧。每天早上8點，每個人都抱著一本書，在甲板上衝著大海高聲朗讀，45歲的梁啟超也開始學英語。

在巴黎，梁啟超以中國民間代表的身份會見了美國總統威爾遜，請他幫忙在和會上支持中國收回山東權益，威爾遜答應了。

1919年1月，被中國人寄予了厚望的巴黎和會正式開幕。會上，同為戰勝國日本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遭到中方代表顧維鈞的嚴詞反對。

顧維鈞慷慨陳詞，說山東是孔孟之鄉，中國的文化聖地，自中國參戰以來，與德國訂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均已廢除，不存在日本繼承權益的問題。威爾遜也從旁相助，為中國據理力爭。

場外，梁啟超作為民間代表進行了頻繁的遊說活動，發揮了出席和會的中國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寫下《世界和平與中國》一文，並翻譯成多國文字，廣為散發，宣傳中國的要求，駁斥了日本佔據山東的借口：「膠州灣德國奪自中國，當然須直接交回中國，日本不能借口有所犧牲有所要求，試問英美助法奪回土地，曾要求報償耶？」在隨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梁啟超大聲疾呼：「若有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侵略主義的遺產，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便是和平公敵。」

就在此時，日本代表平靜地公開了一份令人震驚的秘密協定。這份簽署於前一年的協議規定，日本給段祺瑞政府2000萬日元的貸款，換取在山東修路、駐軍的權利——山東的命運早就注定了。

由於日本早在和會召開前就與協約國務方達成了秘密共識，因此，在和會上，威爾遜成了孤家寡人。並且，日方屢次揚言如不滿足其要求，就退出和會。威爾遜擔心建立國際聯盟的計劃破產，便妥協了。直到此時，梁啟超才打聽到和會條約的內容，而且得知，部分中國代表已準備在條約上簽字。他趕緊致電國內好友林長民（林徽因父親）告知他巴黎的詳情，並稱：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林長民4月30日接到梁啟超電報，5月1日就寫成《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刊登在《晨報》上。他在文中驚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

林長民文稿披露的第二天，北京大學的牆報就貼出了13院校學生代表召集緊急會議的通告。5月4日下午1時，北京大學等14個學校的5000多名學生走上街頭，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了。

當時，遊行隊伍中並沒有「打倒帝國主義」之類的口號。相反，為了保住山東，學生還目標明確地去找美國大使館，請求美國人幫助。因此，「五四運動」的實質是由梁啟超的一封電報引發的愛國運動。

相知相惜不相娶

在1899年冬天，逃亡日本的梁啟超應康有為的邀請，到美國檀香山宣傳成立保皇會，組織海外華僑支持光緒皇帝的變法維新。

儘管梁啟超很有辯才，是一位宣傳變法維新的鼓動家，但是到檀香山之後，他才發現宣傳變法維新，不應只是面對美國的華僑，還應得到美國人的支持。可是他不懂英語，這使他一時很犯難。在何氏僑商為他接風的家宴上，他提出了這個問題，請求大家給予幫助。他的話剛一落音，何先生就讓侍女喚來自己的寶貝女兒何蕙珍，並介紹給梁啟超說：「這是小女，從小在美國長大，英文極好，可以給你做翻譯。」梁啟超十分高興，就請她坐在自己的身邊。何蕙珍也很大方，操著一口標準的國語，更讓梁啟超聽得十分快慰。

第二天，在演講大會上，很多華僑和美國人出席，梁啟超心情振奮，慷慨激昂地講述了變法維新的見解，以及組建保皇會的意義。何蕙珍小姐為他做翻譯，流利曉暢，準確通達，很受聽眾的喜歡。在口譯過程中，何蕙珍對梁啟超有了更多的瞭解。她不僅擁護梁啟超的變法維新，更敬慕他的演講口才和翩翩風度。演講結束後，何小姐陪同梁啟超步出演講大廳時，她很大方地說：「我十分敬慕梁先生的才華，但願來生我們能走到一起。請先生賜我一張小照，此生足矣！」事後，梁啟超贈給何小姐一張小照，而何小姐則將一把親手編織的小扇，給他做紀念。

梁啟超對這位助手印象極好，在美國的日子裡，如果沒有何小姐給他當翻譯，他幾乎寸步難行。當時，慈禧降旨，以十萬兩白銀懸賞捉拿梁啟超。美國的一家英文報紙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攻擊梁啟超。梁啟超對這種攻擊幾乎是鞭長莫及，只好聽之任之。幾天後，他聽說有家報紙上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回擊那家英文報紙的文章。這些文章以犀利尖銳的筆鋒、深刻透徹的論辯將那家英文報紙批駁得啞口無言。不久，梁啟超得知這些文章是何小姐撰寫的，使他從心眼裡產生了對何小姐的敬意。接著，他請何小姐幫助他學習英語，何小姐很愉快地當起了他的英文老師。他們間的接觸越來越多，感情的距離也越來越近了。

不久，何蕙珍對才華橫溢的梁啟超暗生情愫，向他表白了愛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唯有先生……」

「我家中已經有妻子了。」梁啟超矛盾地拒絕了她。

初遭拒絕，何蕙珍不僅沒有氣餒，反而為梁啟超的忠貞感到快慰。事後，為博取梁啟超的好感，她動員父親為康、梁保皇之事捐了一筆款，並托人設宴向梁啟超交接捐款事宜。席間，梁啟超又一次見到何蕙珍。這次，何蕙珍提出一個讓梁啟超心驚的要求：「我情願下嫁梁先生做小。」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啟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知道，何蕙珍畢業於美國名牌大學，她做出這樣的決定，其癡情實在令人感動。他們在事業上，確實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這些年來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讓妻子傷心？為此，他異常苦悶。從工作上考慮，他也很需要這樣的助手。經過反覆的思想鬥爭，1900年5月24日，梁啟超給在日本的妻子李惠仙寫了封信，表述了自己的心境。在信中，他介紹了何蕙珍的為人之後，寫道：「余歸寓後，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愛戀之念來，幾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聞此事將笑我乎，抑或惱我乎？」梁啟超心想，妻子接信後，定會生出一些醋意來，大罵他一頓，這樣，他發熱的頭腦也好冷靜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啟超打開信後，愣住了，妻子給他寄來了《詩經》中的一首詩《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樂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惠仙說：「我遠在日本，不能照顧，先生身邊若有個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顧，豈不更好？」

梁啟超在妻子的寬容面前慚愧萬分，便將妻子的信轉給何蕙珍。何蕙珍一看，欣喜地笑了，說道：「惠仙姐賢德，我就向她學習，我們就做先生身邊的娥皇、女英吧。」

梁啟超卻提筆為何蕙珍寫了一首詩：「一夫一妻世界會，我與瀏陽實創之（瀏陽指譚嗣同）。尊重公權割私愛，須將身做後人師。」聰慧的何蕙珍馬上明白了梁啟超的意思，她眼淚汪汪地拿著梁啟超贈給她的一張自題詩詞的小像，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梁啟超。「蕙珍是一位多才多情的好女子，可惜……」梁啟超歎了一口氣，把何蕙珍親手織的一把小扇寄給妻子，讓其代為保管。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我想得到蕙珍的幫助，馳騁世界，但理想與現實的條件，又萬萬不能……」

李惠仙讀了梁啟超的來信，表現得很大度，給他回信時表示這件事要請父親大人做主。因為她料到公公是不會認可兒子娶個美國華僑做妾的。梁啟超接到李惠仙的來信，急忙回信勸阻愛妻不要讓父親知道此事，並表示：對於何蕙珍的關係保證做到「發乎情，止乎理」，今後絕不再談此事。當然，梁啟超當時的處境也不允許他沉溺於兒女私情。他流亡在外，慈禧降旨通緝他，怎能讓這位年僅20歲的小姐跟著自己受牽連呢！於是他婉辭謝絕了朋友的好意。

不過，這件事也觸動了李惠仙，她考慮要設法牽住這頭不安分的「小鹿」，於是在1903年，就將她的陪嫁侍女王桂荃給梁啟超做了妾。

1924年9月，李惠仙因病逝世，梁啟超身邊少了一個理解、支持他的人，頓感悲痛萬分。癡心不改的何蕙珍，聽到李惠仙病逝的消息，急忙找到梁啟超，一面勸慰其節哀，一面尋機重續前緣。沒想到，梁啟超以「年邁不想再婚」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何蕙珍心有不甘，多次上門，梁啟超都避而不見，萬般無奈的何蕙珍只好揮淚告別……

蔡元培：一代宗師開教育先河

蔡元培（1868.1.11—1940.3.5），字鶴卿，又字孑民，乳名阿培，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數度赴德國和法國留學、考察，研究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和文化史，為他致力於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論基礎。曾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人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他為發展中國新文化教育事業，建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貢獻，堪稱「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

1916年9月1日，蔡先生在法國收到北京教育總長來電，說「請我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鑒允」。他立即在10月2日離開歐洲歸國。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為北京大學的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在北大正式就職，開始了一生最具建樹的高教改革。他根據多年在國內辦教育的經驗與兩次遊學德、法取得的認識，將二者有機地給合起來，從北大的實踐出發，從根本上推行了多方面改革。顧頡剛回憶說：「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來北大，逐步使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並「著手採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學的教育方針和制度，來代替北京大學那一套封建主義的腐朽東西」。

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前，他的許多知心朋友就勸他別去擔任此職務，當時的北大太腐朽，如治理不好會毀掉他的名聲，但孫中山卻認為：「北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志，應當去那歷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國性教育。」最終蔡元培還是進了北大。

上任伊始，蔡元培就強調在學校內重學術研究。蔡先生第一次向全校師生演說，即指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陞官發財的階梯。」他要求學生「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他倡導教育救國論，號召學生們踏踏實實地研究學問，不要追求當官。在學校內，他則大力扶植各種學術政治社團，培養學術研究、思想辯論的風氣。此外，在學校領導體制、學制及課程上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這些使北大向現代化邁出了最堅實有力的一大步。

為貫徹教育救國方針，蔡元培首先「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趣」。由於舊北大文科頑固守舊者較多，故整頓工作，先從文科入手。他被任命為北大校長後，迅即訪晤陳獨秀，請其出任文科學長。隨即聘任胡適、劉半農、周作人等為教授。他們和原在北大的錢玄同、沈尹默、沈兼士一起，致力於文科的革新，「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除上述數人外，文科尚有陶孟和、顧孟余、陳大齊、楊蔭慶、錢秣陵、楊昌濟等教授，也熱心於哲學、英文、德文諸門的改革。理科教授，也都是飽學之士。法科方面，雖尚無人講授比較法之類的課程，但已有馬寅初、高一涵等專任的教授。他們絕大多數，都年在30歲左右。其中，胡適、劉半農年僅27歲，最小的年僅24歲。

蔡元培憑借這批英年才俊為骨幹，依靠他們帶動全校，共同努力把腐朽的「官僚養成所」朝向昌明學術的最高學府推進。蔡先生說：「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在兼容並包原則下，對於確有真才實學而學術觀點、政治傾向不同的守舊學者，仍延為教授，展其所長，對他們一視同仁，絕不歧視。例如辜鴻銘，留學歐洲多年，辛亥革命後，仍留蓄長辮，表示效忠清室，但他精通英、法、德及希臘語文，於英國文學深有研究，仍請他講授《英詩》。又如劉師培，曾參與反清革命，後變節為清探，又為袁世凱稱帝效力，但劉於國學造詣極深，故仍聘他講授《中國中古文學史》。

蔡先生還不拘一格選拔與培養人才，24歲的梁漱溟，中學畢業後自修哲學，蔡先生看到他所撰《究元決疑論》一文，認為是一家之言，即聘為北大講師，講授《印度哲學》。和梁同齡的毛澤東，剛畢業於湖南第一師範，到北京襄辦留法勤工儉學，急需就業，蔡先生就通知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讓他當上圖書館助理員，得以博覽北大藏書，「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對於學術水平低下、教學態度惡劣的原有中、外教員，一律按約解聘。一個被辭退的法國教員向法庭控告，但有合同為憑，他的無理要求全遭駁斥。英國教員克德萊等被黜退後，鼓動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親自到校，要求續聘，也遭拒絕。

北大原是文、理、法、商、工五科並立，沒有重點，蔡元培大膽改革北大學制。他根據教育部關於大學專設文、理兩科，法、醫、農、工、商等科分別成為獨立的大學之新規定，對北大各科做了整頓，例如擴充文、理兩科專業，工科併入北洋大學、商科併入法科等。

蔡元培認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他的「囊括大典」就是大學是包括各種學問的機關，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他的這種做法使新思想、新文化衝進北大，在與原來的舊思想、舊文化的較量中壯大，並得以傳播。當時的北大成為一批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活動的舞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思想上各派並存，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學術思想空前的繁榮，白話文與文言文、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等爭論不停，在守舊派與革新派的論戰中，蔡元培支持革新派，表現了他鮮明的立場。

191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了中國，社會主義也成了當時世界一股強大的社會思潮，被聘為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在中國最早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1920年3月，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又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隨後馬克思主義在全國廣泛傳播。北大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誠如後來曾擔任北大校長的周培源所說：「這些均與蔡先生作校長分不開，要是沒有蔡先生這樣民主，對待革命事業、對待新思想這樣竭盡全力支持的校長，那麼北大也就不會有這麼大的貢獻。」著名的哲學家馮友蘭說：「蔡先生是中國近代的大教育家，這是人們所公認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個最字，因為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看見第二個像蔡先生那樣的大教育家。」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期間，胡適稱之為「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正如吳玉章所說：「蔡先生被任為北京大學校長……羅致進步人士為北大教授，如我黨出色人物李大釗同志及主張白話文、大倡文學革命的胡適等，起了新文化運動的革命作用。一時新思潮勃興，學術思想為之大變，尤其是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受了十月革命的影響。社會主義的思潮，洶湧於一般人士，特別是青年腦筋中，使中國苦悶而沒有出路的革命知識分子得到了新生命，獲得了新武器，因而就有衝破舊桎梏而創造新文學、新文化的勇氣，因而就有反帝反封建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這就為中國歷史開一新紀元。雖然這是時代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而蔡先生領導之功，自不可沒。」

「從明天起照常上課」

「五四」運動之前，儘管封建禮教已受到了很大衝擊，但「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七歲不同席」等舊傳統仍根深蒂固。雖然有專為女子設立的高等學校如北京協和女大、南京金陵女大、福州華南女大、北京女高師府等，但是大學男女同校，接受平等教育的事還未曾有過。

蔡元培對這一現實極為不滿。1919年3月15日，他在北京青年會作了《貧民院與貧兒教育關係》的講演，認為：男女社交公開，尊重女權已是世界潮流，「我們國裡還能嚴守從前男女的界限，逆這世界大潮流麼？」此次講演中他產生了試驗大學男女同校的想法。

蔡元培在北大期間，學生運動開始萌芽。蔡元培本人並不支持學生運動，從一開始，他就對群眾運動的負面作用有清醒的認識，對過度參與政治活動傷害學術研究和大學獨立有清醒的認識。

當時的一名北大學生曹建對「五四」時蔡元培的言行有生動的回憶：學生被捕之後，大家聚集在三院禮堂裡，束手無策。突然聽見腳步聲從外面傳來，眾人仰首張望，原來是蔡元培校長。一些學生害怕受到蔡元培的斥責，另一些學生則歡呼，有些甚至放聲大哭。蔡元培從容走上講台，怡言溫詞地對大家說：「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當的同情。」還沒有說完，全場呼聲雷動。蔡元培接著說：「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關於善後處理事宜也由我辦理，只希望你們聽我一句話就好了。」這句話就是「從明天起照常上課」。

蔡元培反覆向學生強調：「五四」運動，同學喚醒民眾救國覺悟，熱情可嘉；然而青年救國不可僅憑一時熱情，主要應靠學識才力，要「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才行。這次運動同學們不得以犧牲學業為代價，今後應發揚自主精神，蔡元培認為學生應「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中寫道：「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第一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年有在20歲以上者，對於組織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阻止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

「五四」運動使蔡元培及北大的學生看到了發動民眾的重要性。因此運動後同學們以比從前更大的熱情舉辦平民夜校、星期日演講會，出版通俗刊物等。蔡元培不僅讚許此舉，而且還從學校角度予以財力、物力上的支持。

教育部在一年前給北大公函中即稱，「國立大學校為社會視聽所繫，所有女生旁聽辦法，務須格外慎重，以免發生弊端。」

欲開女禁的蔡元培公開表示：大學之開女禁問題，則予以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規程，對於大學學生，本無限於男女之規定，如選舉法中之選舉權者。且稽諸歐美各國，無不男女並收，故予以為無開女禁與否之問題。即如北京大學明年招生時，倘有程度相適之女學生，盡可報考，如程度及格，亦可錄取也。

《中國新報》在1920年元旦的新年號上刊登了這段話。蔡元培實際上已巧妙地繞開教育部的制約，作了破女禁的宣言。

1920年1月18日，北大平民夜校開學，共招男女合班生350人。蔡元培親臨法科禮堂參加開學典禮並發表演說，稱這一天是「北京大學准許平民進去的第一日」。他說：從前這個地方是不許人進去的，現在這個地方人人都可以進去。從前馬神廟北京大學掛著一塊牌，寫著「學堂重地，閒人免入」，以為全國最高的學府，只有大學學生同教員可以去，旁人是不能進去的。這種思想，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現在這塊牌已經沒有了。許多旁聽生可以堂而皇之地湧入北大課堂聽課了，北大呈現出一派自由、開放的現代大學景象。

1920年2月，江蘇籍女生王蘭提出入學請求，因已過考期，遂入校旁聽，成為北大第一女學生。隨後又有奚湞、查曉園入學旁聽，至3月11日，北大《日刊》「本校女生」欄介紹已有9人旁聽。1920年秋季，北大則正式招收了9名本科女生。

首開女禁引起了當局的極度不安。1920年4月，教育部致函北大，老調重彈：「國立學校為社會視聽所繫，所有女生旁聽辦法，務須格外慎重。」為此向蔡元培提出了「告誡」。

「你的事，我一直記著」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紛飛，一輛四輪馬車駛進北大的校門，這時，早有兩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兩側，向這位剛剛被任命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鞠躬致敬。他緩緩地走下馬車，摘下禮帽，向這些工友們鞠躬回禮。在場的人都驚呆了：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過的事情。北大是一所等級森嚴的官辦大學，校長是內閣大臣的待遇，從來就不把工友放在眼裡。今天的新校長怎麼了？

像蔡元培這樣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禮，在當時的北大乃至中國都是罕見的現象。這不是一件小事，蔡元培希望通過這一行為開風氣之先，使得這所古板的國立大學煥發生機。以後，他每天進學校時，都要向站在大門旁邊的工友們鞠躬致敬。久而久之，這成了他的習慣。他的這一行為，是對北大官氣的一個挑戰，他以自己的言行樹起了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幟。

蔡元培將北大當作自己的孩子來看待，北大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北大是他的一個輝煌的文化理想。

1927年2月北伐軍攻下浙江，蔡元培等從上海到杭州。

這時一般青年要從軍從政的，都來見蔡元培，從早到晚絡繹不絕，蔡元培一一接見。有求寫介紹信的，則有求必應，請在客廳稍坐，立刻就寫，毫不推諉。他寫信很快，兩三分鐘就寫好一封，而且都是親筆，從不假手於人。

替他代筆的，只是偶爾有人請他吃飯、講演，因時間衝突不能去，他在帖子上批個「致謝」二字。而那些請蔡元培寫介紹信的也不一定是北大畢業的。

有一天晚上，十點多鐘了，有一青年畫家求見。身邊的人稟告蔡元培說有人想見他，是否請來人明天再來。蔡元培說，請他進來好了。那人帶了幾張他自己畫的人物花卉之類，給他看，請蔡元培為他介紹工作。蔡元培問他能否畫宣傳品，他說可以。於是蔡元培就替他寫信介紹給白崇禧的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總政治主任潘宜之，請求錄用。過了幾天，蔡元培還問年輕人怎麼樣了，蔡元培為人寫介紹信，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誠心誠意地關懷青年。

劉開渠是我國著名的雕刻家，曾任中央美院副院長、中國美術館館長。他與蔡元培非親非故，他能學上雕塑，完全靠的是蔡元培的培養。可以這樣說，沒有蔡元培的幫助，他不僅不能搞上雕塑，很可能連美術這個專業都失掉了。他在北京美術學校學習了十年，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無以為生，在朋友的幫助下，輾轉到南京，在大學院謀到了一個職業，當書記員，一天到晚就是抄抄寫寫，完全丟掉了自己的專業。

有一次在大學院裡，他向蔡元培提出了一個要求，希望他能幫助自己到法國去學習雕塑。蔡元培微笑著說：「想到法國去學雕塑是好事情，我們中國還沒有派過專人去學，我記著這件事。」

劉開渠是1927年11月向蔡元培提出要求的。這月底，林風眠等人由北京來到南京，蔡元培為他們成立了藝術教育委員會。林風眠讓劉開渠到委員會作辦事員。劉開渠事不多，經常出去畫畫。林風眠想辦個美術學校，找到蔡元培，蔡元培聽了非常高興，他說：「西湖是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去看看那裡有沒有房子，如有，就在那裡辦。」林風眠看好了房子，美術學校很快就辦起來了。1928年4月開學，劉開渠任助教。開學典禮上，蔡元培講了話。劉開渠找了個機會，又向他提起想去法國學雕塑的事，蔡元培笑著說：「你的事，我一直記著，有機會就讓你去！」

到5月，劉開渠就接到了大學院的委任書，委任為駐外「著作員」，委任書上還清楚寫明，月薪八十元。劉開渠喜出望外。蔡元培地位那樣高，可他對自己的事一直掛在心上，並能很快給他解決了。劉開渠萬分感激。可他馬上又想到另外一個困難，到法國去很遠，一個窮學生，哪裡有錢買船票？劉開渠到南京找到蔡元培，蔡元培又笑一笑說：「我已經給你想好了，你先提前支半年的工資，接著再預支半年的工資，是一年的了。我還可以給你寫封信給中法聯誼會，轉請法國輪船公司，票價可以打個折扣，這不就解決了？」蔡元培非常忙，仍然為劉開渠想得如此周到，使劉開渠大為感動。

到了法國，蔡元培有時給劉開渠寫信。有一次信裡說：「我不在大學院了，你的工資我已囑大學院照寄。」有時，他太忙的話，就讓許壽裳（蔡先生好友兼秘書）給他寫信。

蔡元培總是這樣，你有什麼要求，他立刻滿足你，體現了他仁厚濟困的一面。

「離職風波」

當時北大學費相當低廉，每人每學期僅為十元，不到私立大學的五分之一，且學生還享受補貼，因此辦學經費基本靠財政撥款，計每年七十五萬元。而那時軍閥混戰，財稅來源無保障，到1922年9月，辦學經費已被拖欠五個月，蔡元培聯合其他大學校長向政府屢次交涉，並以辭職為威脅，好不容易索來兩個半月的經費。

這個時候，為了節約經費，校評議會（與教授會並立的權力機構）成員聯合向校長蔡元培提出：學校每年耗費在印刷講義上的費用高達一萬多元，而在購買圖書上的開支卻捉襟見肘；如果把花在講義上的這筆錢向學生收取，節約下講義費來補充圖書，對學校、對學生都有好處。

蔡元培對此很有同感，他還考慮到：因為學校將講義印好下發到學生手中，學生上課就不用功，到考試時再「惡補」講義內容，成了一大弊端。於是他當即決定：以後收取講義費充做圖書經費；購買講義與否，由學生自行決定，如上課能認真聽講做筆記，講義盡可不購。

這個決定應該說還是很厚道，但「講義要收錢啦」的消息傳出，一貫免費享有的東西現在要出錢，頓時在學生中激起了強烈反響。

1922年10月17日下午，為抗議講義收費，數十名學生闖進會計室，對職員大肆謾罵恫嚇；10月18日早晨，又有數十名學生群擁至校長室，要求蔡元培廢除講義費。蔡元培將收費決定詳細解釋，並說三日內不收費；但學生寸步不讓，雙方面越談越僵，而且校長室外走廊上迅速聚集了幾百學生，吶喊起哄，局面一片混亂。

蔡元培又急又怒，一下站起身來，捋起袖口，向學生吼道：「我跟你們決鬥！」然後滿臉青筋地步步進逼。包圍著他的學生害怕了，步步後退，逐漸散去。蔡元培對這場風潮深感惱火和痛心，他當天就寫下辭職呈文離開北大，文中說：「……該生等威迫狂號，秩序蕩然。此種越軌舉動，出於全國最高學府學生，殊可惋惜。廢置講義費事小，而破壞學校紀律之事實大。涓涓之水，將成江河，風氣所至，恐使全國學校共受其禍……」

蔡元培辭職後，北大總務長蔣夢麟、庶務部主任沈士遠、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數學系主任馮祖荀分別刊登啟事，宣佈「隨同蔡校長辭職，即日離校」；北大全體職員也發佈《暫時停止職務宣言》，《北京大學日刊》也於當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大家都與蔡校長共進退：為了挽留蔡元培，北大召開了教務會議和評議會緊急會議，教育部次長馬敘倫也對蔡元培面勸。最後，蔡元培收回辭呈，講義費則暫緩收取。

三次婚姻苦與樂

蔡元培從小接受的是舊式的文人教育。光緒年間，他先中了舉人，後點了翰林。1889年，也就是中舉人的這一年，他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迎娶了第一位夫人王昭。當時的婚禮完全是按照中國傳統的舊式結婚禮儀進行的。和大多數人一樣，蔡元培在婚禮之前，從未與王昭見過面。

王昭是浙江會稽人，大蔡元培一歲，婚後兩人的生活，並非如鼓琴之瑟，相敬如賓。由於王昭素有潔癖，什麼都要弄得乾乾淨淨，凡坐席、食器、衣巾等都禁止人觸摸。每次睡覺前必須要求先脫去外衣，然後脫去衣裙之類，再用毛巾擦拭頭髮等等，而且王昭花錢也極為節省；而作為丈夫的蔡元培卻生性豪放、不拘小節，他非常討厭王昭的一切繁瑣之事，因此兩人婚後經常會為一些很瑣碎的小事而發生口角。

在最初的幾年裡，蔡元培似乎難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別提愛她了，婚姻的契約只讓他義務性地待在妻子身邊。就這樣一晃過了七個年頭，直到王昭為他陸續生下了兩個兒子，他們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覺。

王昭是舊社會的婦女，在蔡元培面前，總是恭敬地稱他為「老爺」。為此，參與百日維新的蔡元培還時不時地嗔怪她：「你以後可不要再叫我什麼『老爺』，也不要再稱自己什麼『奴家』了，聽了多彆扭啊？」而王昭總是很溫順地說：「唉，奴家都叫習慣了，總是改不過來呢。」

1900年前後，西方民主與科學思潮開始越來越多地滲入古老的中國血脈。這促使身在文化前沿的蔡元培開始對婚姻和家庭進行反思。也正是在這一年，他結合自身經歷寫出了奠定其後來女權思想基礎的《夫妻公約》，詳細地說明男女關係分目交、體交與心交，特重心交。所謂心交，指夫婦同心，兩情融合。蔡元培決定重新調整與妻子王昭的關係，修復情感裂痕，讓大家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事實上也是如此，蔡元培與王昭也維持過一段幸福的婚姻，蔡元培還告訴好友：「伉儷之愛，視新婚有加焉。」可惜好景不長，由於奔波勞碌，身體虛弱的王昭在這一年因病離開了人世。剛剛嘗到婚姻甜頭的夫妻自此陰陽兩隔。蔡元培悲痛不已，作聯哀挽：「自由主義君始與聞，而未能免俗，天足將完，鬼車漸破，俄焉屬纊，不堪遺恨竟終身。」「天足將完，鬼車漸破」，指王夫人理解《公約》後，開始解放纏腳，破除鬼神迷信，不料卻遽然去世，使蔡先生不勝悼亡之慟。

王昭去世時，蔡元培剛滿32歲。這時的蔡元培在江浙一帶的知識界已頗有名氣了，故王昭去世以後，前來給他說親的人絡繹不絕。蔡元培雖與王昭不甚和諧，但故人已去，夫妻之恩卻不敢點滴忘懷。為防媒人擾其清淨，面對紛至沓來的媒人，他磨濃墨、鋪素箋、揮羊毫，寫下了一份奇特的徵婚啟事，張貼於自家的牆壁之上。

第一，是不纏足的（女性），天足；第二，是識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丈夫死了，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見不合，可以離婚。

「天足、改嫁、離婚」，這些駭世驚俗的字眼竟出自翰林之手。消息傳開，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他這種離經叛道、混淆綱常的做法無異於在向封建陋俗開戰，昔日的媒人們一個個嚇得退避三舍。蔡元培的這份「徵婚啟事」無疑是向社會表示他要為自己做主，求得一個如意自由的婚姻。

1901年，蔡元培隻身離開紹興，到餘杭辦學，受友人之邀，去葉君府上做客。在葉君的撮合下，蔡元培結識了黃仲玉，並大膽追求，兩人你情我願，結婚的事情自然提上了日程。蔡元培要結婚的消息不脛而走，一下子忙壞了遠近的親朋好友。但蔡元培與黃仲玉商定，不在婚事上鋪張，而且一定要免俗。

1901年11月22日，蔡元培與黃仲玉在杭州西子湖畔舉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禮。這次婚禮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紅幛綴成「孔子」二字，代替懸掛三星畫軸的傳統，並且一掃以往的繁瑣儀式，只舉行了個小型的演說會來代替鬧洞房。

蔡元培的這種做法，實際上就是從「我」做起，以「我」為例，改革社會風氣，衝破封建的陋俗，提倡男女平權，打破中國傳統在婚姻問題上對婦女的束縛。而且這種做法不僅標誌著蔡元培思想上的進步，也反映出當時中國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新思想和新思潮的興起。

1904年，蔡元培組織成立了反清革命團體「光復會」。1905年，他又加入了孫中山成立的「同盟會」。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開始了他四年海外留學的生活。其間，他編著了《中國倫理學史》，書中主張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蔡元培從最初具有大男子主義思想的翰林學士轉變成為尋求婦女平等權利的鬥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黃仲玉可謂功不可沒。1920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學派遣去歐洲考察。在他出發之前，黃仲玉已經有病，但她力勸丈夫如期出發。可就在蔡元培到達瑞士的時候，傳來了夫人去世的噩耗。蔡元培悲痛欲絕，含著滿腔的淚水，寫下了那篇不朽的祭文《祭亡妻黃仲玉》：「嗚呼仲玉，竟捨我而先逝耶！自汝與我結婚以來，才二十年，累汝以兒女，累汝以家計，累汝以國內、國外之奔走，累汝以貧困，累汝以憂患，使汝善書、善畫、善為美術之天才，竟不能無限之發展，而且積勞成疾，以不能盡汝之天年。嗚呼，我之負汝何如耶……」

正當蔡元培忍著喪偶的悲痛，孤寂地在歐洲大陸考察教育時，國內的政治局勢開始發生變化。1921年蔡元培考察歸來，一踏入上海，各界名流紛紛前來拜訪，但蔡元培卻無心涉入這混亂的政局，並做好再度留洋、潛心治學的打算。此時，昔日故友浙江興業銀行的總經理徐新六致電邀請他赴宴，蔡元培欣然前往。

徐新六設宴，卻只有他們兩個人。蔡元培覺得甚是奇怪，想這徐先生定有別事。酒過三巡之後，徐新六終於直奔主題。他笑問：「黃夫人仙逝之後，威廉（蔡元培的女兒）亦將另有生活，而夫人所留兩個公子一定無人照料，不知先生清寂幾年之後可有續娶之意？」蔡元培有些驚訝，繼而傷感地笑了一下說道，他已至暮年，何談嫁娶！人生早算是灰冷過了，只盼過一段隱居的生活，遠離紅塵才好。

徐新六還待再說，蔡元培忙舉手攔住說，好意心領，就不勞煩費心了。卻不想這徐新六也是個倔強之人。一是他敬重蔡元培的為人，二是同情他的生活清苦，再者，提親之事乃是受人之托，成人之美亦是善舉。幾日之後，徐新六再約蔡元培，談的還是老話題。蔡元培也非常感激徐先生的仁義之心，便應了他的要求，但同時提出了三個條件：「第一，本人要具備相當的文化素養；第二，年齡略大；第三，熟諳英語而能成為研究助手者。」

蔡元培心想這下可以把他唬回去了。沒想到徐新六一臉燦然地滿口答應下來：「沒問題，沒問題，並且我還可以給您增補幾個條件：第四是賢惠且極賦愛心；第五，相貌可人，親切，勤勉；第六……」徐新六的這幾個條件還沒說完，蔡元培一下子就想起了近日一直伺候在身邊的自己的女學生周峻，此時他的思緒彷彿又回到無盡的往事之中。周峻雖是自己的學生，卻也是個女子，三十好幾的人了，一直待字閨中，倒不知她究竟是怎樣的心思？看她的眼神形態，對自己頗是有意的，但言語之間從未表露，或恐是羞於啟齒吧；兒女們若能得到周峻照料，也算是一種福分；這周小姐不僅聰明賢惠，而且更是才貌雙佳之人，且等一等再說吧……想到這裡，蔡元培就笑著說：「還是算了吧，我已是54歲的老人，不能再拖累別人，但我蔡某還是感謝您的這番美意！承蒙關愛呀！」蔡元培的心情非常複雜，但還是欣然接受下來。

自從徐新六做了媒人以後，周峻倒是不再接近蔡元培。婚期正在一天天臨近，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最終走進了簡樸而新式的婚禮，這也是蔡元培的第三次婚禮。

這次婚禮完全是現代文明式的。當時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賓館迎接周峻，之後兩人一起到蘇州留園，拍攝了結婚照片。當時蔡元培西裝革履，周峻身披白色婚紗。在婚禮的宴席上，蔡元培還向大家講述了他和周峻的戀愛經過。

忘年新結閨中契，勸學將為海外游。

鰈泳鶼飛常互且，相期各自有千秋。

蔡元培就是用這樣的文字，記下了他的第三次新婚。

婚後十天，蔡元培攜周峻及子女離滬奔赴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夫人和女兒都進了國立美術學院，而他則開始潛心編寫《哲學綱要》。每臨黃昏，布魯塞爾的林間小道上，總能見到一對老夫少妻結伴而游，吟詩賞月。名震海內、叱吒風雲的蔡元培，終於過上了恬靜祥和的家庭生活。

1940年3月5日，也就是周峻50歲生日的前兩天，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一代宗師就這樣靜靜地魂息香港。周峻把對蔡元培的一生之愛傾於一尊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其上刻有蔡元培所題之詩：

唯卿第一能知我，

留取心痕永不磨。

梅貽琦：大學真諦在大師

梅貽琦（1889—1962），字月涵，為梅曾臣長子。自1914年由美國吳士脫大學學成歸國，即到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在他的領導下，清華才得以在十年之間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於國內名牌大學之列。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出任清華校長並奠定了清華的校格。

「沒人願意倒霉（梅）」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清華校長屢屢更迭，任期都很短。很大程度《『文』》上是由於《『人』》這些校長《『書』》往往挾政治《『屋』》勢力而來，與清華歷來盛行的學術獨立於政治潮流之外的自由主義傳統相悖，如羅家倫、吳南軒等校長是帶著國民黨的「政治任務」來改造清華的，喬萬選任校長則是閻錫山的勢力介入清華的結果。這些校長接連被師生們驅趕，甚至被拒絕進門。對待清華教授治校的「土製度」，他們都有點不太情願。1930年羅家倫辭職後，清華經歷過11個月沒有校長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校務會議代理處理校務。鑒於文學院院長與理學院院長相繼因事離校，教務長與秘書長又因校長被驅逐而先後辭職，原校務會議實際上處於癱瘓狀態，教授會趁機向教育部爭取到選擇院長、代理教務長與代理秘書長的臨時權力。這樣，教授會在這種特殊的條件下實際權力驟然擴大，一躍而為全校的最高權力機關。校務會議與評議會的全體成員，均由教授會選舉產生，並對其負責，校務會議與評議會就成了教授會的常設機構。教授治校的局面，至此得以形成。

清華校長「虛懸」，各方一時提出了許多人選。最讓清華人期盼的，大約還得是與本校有長期關係，深入瞭解本校校風，並能將其發揚光大的人物。就這樣，經過反反覆覆，一再物色，經教育部部長李書華引薦，梅貽琦終於浮出水面。

梅貽琦恂恂儒雅，為人謙沖祥和，處事有條不紊。更重要的是，在感情上和對教育的基本觀點上，他與清華的廣大教師是一致的。在校多年任教，並在教務長任上表現出了較強的學術行政能力，使他得到了清華師生的認同。梅貽琦尊重清華「教授治校」的民主傳統。他常稱自己「無為而治」、「吾從眾」，這並不是他沒有主見，而是充分尊重教授們的治校意見，他往往在大家熱烈的討論中折中定奪，讓大家都能滿意。這也就是梅貽琦治校成就卓著的一大秘訣。因此他才能連任校長如此之久，使清華的事業日漸發達。

梅貽琦出任校長的時候，國內情勢風雨飄搖，學潮起蕩，尤以北大清華為甚。以清華來說，驅逐校長的運動可以說是此起彼伏，但是無論什麼時候，清華的學生們的口號都是「反對×××，擁護梅校長」。梅貽琦為人重實幹，時人稱之為「寡言君子」，有一句話可以作為佐證，他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梅貽琦從1931年起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清華師生趕校長、趕教授是家常便飯，校長在任時間都不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秘訣，梅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霉）！」

據馮友蘭回憶，當時有一個中心的思想，就是大學的主要工作是傳授和研究學術，有大師才能成為大學，沒有大師就不成為大學。梅貽琦曾說：「一個學校，有先生上課，學生聽課，這是主要的。為了上課聽課，就必須有些教具以及桌椅之類。因此也需要有人管這些方面的事。一個學校的校長就是管這些事的人。」

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華師生為梅貽琦服務母校25週年舉行了一次公祝會。梅貽琦在答辭中有一段很中肯又很有趣的話，形象地說明了他作為校長的地位：「清華這幾十年的進展，不是而亦不能是某人的緣故。是因為清華有這許多老同事，同心協力地去做，才有今日……現在給諸位說一個比喻，諸位大概也喜歡看京戲，京戲裡有一種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場總是王冠整齊，儀仗森嚴，文武百官，前呼後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者正中端坐的『王帽』，因為好戲通常是並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裡，那麼人家對這台戲叫好時，他亦覺著『與有榮焉』而已……」作為校長，他認為自己不是什麼掌握了多大權力的「官」，而是在學術的傳授和研究上負有創造條件、改善條件職責的一人。前後幾十年，他的態度是一貫的，那就是教育機構要多做些推動教育、推動學術發展的事情，千萬不能演變成一個官僚衙門。

1931年12月，梅貽琦正式到校視事。在全校集會上發表就職演說，提出他辦學的至理名言：一所大學辦得好不好，主要看有沒有好教授。「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更成為廣為流傳的名句。他認為好教授不是肯花錢就能請到的，好教授也不只是學問優長的學者。他說：「我們的智識，固有賴於教授的指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亦全賴有教授的inspiration（靈感）。但是這樣的好教授，絕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羅致的。我們只有隨時隨地留意延攬而已。同時對於在校的教授，我們應該尊敬，這也是招致的一法。」他還說：「凡一校精神所在，不僅僅在建築設備方面之增加，而實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請好教授之機會，故能多聘好教授來校。這是我們非常可幸的事。從前我曾改易《四書》中兩語：『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現在吾還是這樣想，因為吾認為教授責任不盡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因為求學與做人是兩相關聯的。凡能真誠努力做學問的，他們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懶，不作偽，故其學問事業終有成就。」

梅貽琦理想中的教授，是德才均備的；梅貽琦理解的「教育」，並不是單純的知識灌輸，而是包含知識、情感、意志等因素全面發展的全人格教育。

梅貽琦上任後，將延攬一流師資看作為「努力奔赴第一事」。一方面他充分尊重原教授隊伍並充分發揮其作用，另一方面又多方禮聘。據黃延復教授統計，從1932年至1937年，先後聘來校的國內外名師（包括一些當時即已嶄露頭角的新秀）達百數十人，其中包括不少外籍學者，加上羅家倫校長集中聘請的那一批教授，30年代清華園內名師薈萃，極一時之盛。

清華的文、理兩學院歷史悠久，基礎很好，而工學院則是後起之秀，這與梅貽琦的大力建設緊密相關。梅貽琦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礎上添設機械、電機兩系，組成清華工學院，自兼院長。後由顧毓琇任院長。從1934年起，清華與資源委員會合作開設航空講座，進行航空實驗，建立亞洲最大的航空實驗風洞等，這是清華航空系的前身，又是舊中國航空的開端。這一時期，為清華以後的工科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1936年時，清華工學院的學生已佔全校總人數的1/3。

那時候的風氣是工科至上。政府一再明令發展理工，抑制文法，學生們為了出路好，也樂於往工學院擠。梅貽琦雖然花了很大力氣建設清華的工學院，但他並不輕視文法。1933年，他在秋季開學典禮上說：「理工為實用學科，固宜重視，但同時文法課程，亦不宜過於偏廢。就本校說，最初辦理較有成績的理科之外，文法數科亦並不弱。現在本校工院初創，理工方面固應亟謀發展，但於文法各系也要使它有適當的進展。這一點外人不免忽視。」同年秋，清華開始實行文法學院大一不分院系，工學院大一分院不分系的措施。這種制度旨在加強學生的基礎，拓寬學生的視野，避免過早進入專門研究的弊端。學生在這種制度下可以較多地照顧到個人興趣，轉系也不難。這是對清華的通才教育傳統一個重大發展。事實證明是合情合理的，清華以後名家輩出，與這種「底子厚，後勁大」的制度息息相關。這一時期，清華還開創了與國外進行學術交流的先河。1933年，首先與德國約定互派研究生，設置科學講座等制度，先後約請哈達瑪、維納、華敦德等國外第一流學者來校作長期或短期講學。

總之，從1931年到任至抗日戰爭爆發起，在不到6年的時間裡，而且是在華北局勢動盪不安的情況下，梅貽琦在校政、教學、學術研究、學風、人才等諸多方面擘畫精詳，成績卓著，開創了清華歷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你看怎樣辦好」

自1937年「七七事變」起，平津各大學不能開學。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校長均在南京，決定在長沙設臨時大學，由三校校長和教育部派代表組成委員會領導校務，使三校師生先行上課。1938年2月學校遷到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由三校校長任常務委員，校務由常委共同負責。聯大設有理、文、法、工、師範五個學院。下分各系，大致仍用三校舊制，稍加合併，如地質、地理、氣象合為一系，歷史、社會合為一系。聯大成立後，三校不再招生。三校學生均為聯大學生，聯大學生均為三校校友。三校教授由三校自聘，通知聯大加聘、排課、發薪。聯大這種體制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的第二年——1946年，前後共8年。

聯大成立之初，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對北大校長蔣夢麟說：「我的表你帶著。」這是天津俗語「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蔣夢麟對梅貽琦校長說：「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三位校長以梅貽琦先生年紀較輕，他毅然擔負起這一重任，公正負責，有時教務長或總務長缺員，他就自己暫兼，認真負責，受到尊敬。蔣夢麟常說，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這是實話，從而奠定了三校在聯大八年合作的基礎。

三校都是著名專家學者薈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榮歷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風，也各有其不同的經濟條件。經過長沙臨大五個月共赴國難的考驗和3500里步行入滇的艱苦卓絕鍛煉，樹立了聯大的新氣象，人人懷有犧牲個人、維持合作的思想。聯大每一個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關懷，誰也不干涉誰，誰也不打誰的主意。學術上、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校風上，莫不如此。後期，外間雖有壓力，謠言不時流布，校內始終是團結的。抗戰勝利後，還在昆明上課一年，這也是了不起的。在聯大八年患難的歲月裡，梅校長始終與大家艱苦與共，是大家經常提到的。

1941年4月，清華大學在昆明拓東路聯大工學院舉行30週年校慶，張伯苓校長自重慶告訴南開辦事處的黃子堅說，清華和南開是「通家之好」，於是黃子堅在會上大作「通家」的解釋，指出清華的梅校長是南開第一班的高材生。接著，馮友蘭上台說要是敘起「通家之好」來，北大和清華的通家關係也不落後，北大文學院院長（指胡適）是清華人，我是清華文學院院長，出身北大，此外還有其他很多人。兩人發言之後，會場異常活躍，紛紛舉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聯大的三校團結，遠遠超過了三校通家關係之上。

在聯大成立前，三校就有過協作。除了互相兼課和學術上協作之外，行政上也有協作。那時大學都是單獨招生，考生一般要投考幾個大學，異常疲勞。就在1937年暑假，清華和北大共同宣佈聯合招考新生，共同出題，共同考試，分別錄取。試場設在故宮，考試桌椅都已運進去，社會上傳為「殿試」，後因盧溝橋炮響給衝垮了。這是校際協作的先聲。

抗戰期間，物價上漲，供應短缺，聯大同人生活極為清苦。梅校長在常委會建議一定要保證全校師生不斷糧，按月每戶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實物，租車派人到鄰近各縣購運，這份工作是份非常艱苦和危險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門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這又是一樁大協作。

在昆明生活極端困難的時候，清華大學利用工學院暫時不需用的設備設立清華服務社，從事生產，用它的盈餘補助清華同人生活。這事本與外校無關。梅校長顧念北大、南開同人同在貧困，年終送給大家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饋贈。

梅校長在工作中對事有主張，對人有禮貌。遇到問題，總是先問旁人：「你看怎樣辦好？」當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會說，我看就這樣辦吧！如不同意，就會說再考慮考慮。他從無疾言慍色，所以大家願意和他討論。

1939年10月，吳文藻、謝冰心兩位先生為了躲避空襲，移住呈貢小山上，他們伉儷都是「朋友第一」的人，一次約梅校長、楊振聲和鄭天挺，還有其他幾位到呈貢作了三天短期休假。1941年5月，梅貽琦和羅常培到敘永聯大分校和李莊北大文科研究分所看望，並參觀武大、川大。歸程中飽嘗抗戰後方轟炸、水災和旅途中意想不到的困擾，耽擱了三個月。途中羅有一次大發雷霆，雖然不是大事，但若處理不好，彼此易發生隔閡，不但影響友誼，也會波及一些方面的關係。梅先生等羅發完火，慢條斯理地說：「我倒想過跟你一起（發火），但那也無濟於事啊。」語詞神情與誠懇的態度，使得羅的氣全消了。

梅貽琦先生不喜多說話，但偶一發言，總是簡單扼要、條理分明，而且風趣。他談過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天津時市民的情況，也談過京劇演員的表演藝術，也談過滿族服裝和健康的關係。這些都是在他專業以外不常接觸的事物，反映出他對社會觀察的精細和敏銳。

在昆明梅貽琦先生住在西倉坡清華辦事處樓上左廂，和梅祖彥（梅貽琦之子）同屋。一晚有同事接他出去開會，正好沒有電。臨出，梅先生把煤油燈移在外屋桌上，將燈芯捻到極小，並把火柴盒放在燈旁，怕燈滅了祖彥回來找不到。從這一小事看出他對下一代多麼關心，做事多麼細緻有條理。

梅校長喜歡飲紹興酒，但很有節制。偶爾過量，就用右肘支著頭，倚在桌邊，閉目養一下神，然後再飲，從來不醉。朋友們都稱讚他的酒德，這正是他的修養的表現。

當時，昆明是與國外交通的唯一通道，許多朋友經過總要到聯大看看。梅校長有時也要用家庭便飯招待。記得每當聚餐快要終了的時候，梅夫人——韓詠華女士總是笑吟吟地親捧一大盤甜食進來，上面有鮮艷的花紋環繞四個紅字——「一定勝利」，慇勤地說：「請再嘗嘗得勝糕，我們一定勝利。」這時大家一齊站起來致謝，齊稱「一定勝利！一定勝利」。這正是聯大師生當時一致的信念，也是聯大事業的象徵。

「把12用2除一下」

清華當時有一個規定，就是如果某個學生部分學分不及格，那麼就得退學。有一年，一個四年級的學生選修了12個學分，竟然有6個學分不及格，按照規定，他應該接受退學的處分，但他想通融一下，保留學籍，就跟班主任軟磨硬泡。班主任當然做不了主，他就找到主管部門；主管部門也做不了主，他就直接去找校長梅貽琦。梅貽琦平素給人的感覺十分謙和、好說話，該生想，只要好好和梅校長說一下，梅校長應該能答應留下他的。他進校長辦公室時，梅貽琦正忙著寫材料，於是站在那裡先是檢討一番，然後就求梅校長網開一面。梅貽琦一直沒有抬頭，聽他講完了，對他說：「你自己把12用2除一下，看看你有多少分不及格了。」那位同學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悻悻離去，接受了退學的處分。

梅貽琦不但對別的學生堅持原則，就是對待自己的親屬，也絲毫不客氣。他的侄子梅祖武曾經報考清華大學，但成績不夠，梅貽琦沒有動用自己的權力為侄子走後門，侄子無奈地去了北洋大學；幾年後，他的小女兒梅祖芬也報考清華大學，成績同樣不合格，梅貽琦依然堅持原則，梅祖芬去了燕京大學。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3所大學遷到長沙，組成《「文》長沙臨時《「人》大學，次年《「書》又南遷《「屋》至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當時的雲南省政府主席是龍雲，作為權高位重的封疆大吏，龍雲對西南聯大在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給予了很大支持，做校長的梅貽琦很是感激。龍雲的孩子當時報考了聯大附中，但沒有考上，他就想找梅貽琦走走後門，讓梅貽琦關照一下破格錄取。有一天，他特地登門拜訪梅貽琦，請求梅貽琦對孩子給予關照。梅貽琦沒有馬上表態，而是留龍雲在家裡吃飯，並請聯大教務長潘光旦作陪。在酒席上，梅貽琦請潘光旦派老師晚上為龍主席的孩子輔導功課，以便孩子明年再考，並言明老師的家教費由龍雲出。龍雲一看梅貽琦這樣堅持原則，也不好再說什麼，就爽快地答應了。

在清華的歷任校長中，梅貽琦是最受尊敬的一位。清華學生經常驅逐校長，但梅貽琦從來沒被驅逐過，而且學生經常在集會上高喊「擁護梅校長」的口號。之所以能構建如此完美的人格平台，是由於他擁有著崇高的人格操守，而不徇私情、堅持原則的意識，則是其人格操守的一種體現。

梅貽琦特別廉潔，使用公款非常節省。劉宜慶《絕代風流》一書介紹：抗戰之初，梅貽琦剛到昆明，就退掉司機，將個人使用的小汽車拿來公用。他外出有公務，近則步行，遠則搭蔣夢麟或別人的車。1941年7月，梅貽琦、鄭天挺、羅常培在成都準備轉重慶回昆明，梅貽琦聯繫到了飛機票，此時恰好又有個乘郵政汽車的機會，想到乘郵政汽車可以給公家節約200多元，梅貽琦毫不猶豫地退掉了飛機票。

梅貽琦非常鄙夷化公為私的行為，寧可委屈自己，也決不佔公家半點便宜。20世紀30年代初，梅貽琦剛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就主動放棄前任校長享受的免交電話費、免費雇家庭幫工、免費拉兩噸煤等幾項「特權」。1939年以後，昆明物價飛漲，師生基本生活極難維持，梅貽琦向國民政府教育部申請了一些補助金，有給老師的，有給學生的。梅貽琦的4個子女都在聯大讀書，他卻不讓妻子領取補助金。其實，梅貽琦一家也過得非常清苦，他一個月的工資只能維持一家人半個月的生活，妻子不得不做些糕點寄賣以補家用。1942年，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費正清來昆明，拜訪聯大的金岳霖、張奚若、錢端升等人，梅貽琦請其吃飯，本來完全可以用公款報銷，他卻為費正清舉辦家宴，一頓飯花了不下1000元，而他當時的月薪不足600元。1962年，梅貽琦在台灣去世，旁邊的人打開他病中一直攜帶的一個箱子，裡面全是清華基金的數目，一筆一筆，分毫不爽。

「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書」

早年在敬業學堂唸書時，梅貽琦的成績就非常優秀，頗受張先生賞識。1909年，他以第六名的優異成績，考取第一批庚款留學生赴美國深造，專攻電機專業。1915年梅貽琦學成歸來，應周寄梅校長的聘請，到清華學校物理系任教。半年後，他利用假期回天津看望張伯苓，表示對教書沒有興趣，想換一個工作。張先生聽了以後有些生氣，帶著教訓的口氣說：「你才教了半年書就不願意幹了，怎麼知道沒有興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書！」沒想到這短短幾句話，不僅決定了梅貽琦一生的命運，也對清華的前途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這時梅貽琦26歲，張伯苓49歲。

隨後，梅貽琦便遵照老師的指示，又回到清華園繼續教書。1925年，清華增設大學部，梅貽琦擔任物理系首席教授。第二年4月，他被全體教授推選為教務長。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清華正式改為國立大學，羅家倫出任校長。1930年中原大戰之後，由於局勢動盪不定，致使清華大學校長連續換人。直到1931年梅貽琦擔任校長之後，才改變這種局面，並開創了清華大學的黃金時代。

梅貽琦對清華大學的貢獻早已有口皆碑，但是張伯苓當年對他的教訓卻鮮為人知。因此直到1982年，也就是梅先生逝世20年以後，梅夫人才把這件事公之於眾。

抗戰初期的一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一行來到冰心家。閒談中，冰心當場創作了一首寶塔詩。這是女詩人一生創作的唯一一首諧趣詩。詩曰：

馬

香丁

羽毛紗

樣樣都差

傻姑爺到家

說起真是笑話

教育原來在清華

梅校長看罷不知何意。冰心作了解釋。原來，這是冰心丈夫吳文藻先生的笑話集錦。「馬」是說小孩子們把點心薩其馬簡稱為「馬」，一次，冰心讓吳文藻上街買薩其馬，吳文藻到點心鋪裡說要買「馬」，結果鬧了笑話。「香丁」是指有一天冰心在樹下觀賞丁香花，吳文藻從書房來到丁香樹下，應酬性地問妻子：「這是什麼花？」冰心答：「丁香花。」吳文藻點頭說：「噢，是香丁花。」惹得眾人大笑。「羽毛紗」是說一次，冰心讓吳文藻為岳父買件雙絲葛的夾袍面子，吳文藻到了布店說要買多羽毛紗。店員聽不懂，電話打到冰心家裡，才知道吳文藻又鬧了個大笑話。「傻姑爺」因此得名。最後一句則是冰心同梅校長開了玩笑——吳文藻這個書獃子是清華大學培養出來的。

梅校長一聽也笑得前仰後合。最後校長先生以進為退，當場續詩兩句。梅校長的詩是這樣的：

馬

香丁

羽毛紗

樣樣都差

傻姑爺到家

說起真是笑話

教育原來在清華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書獃子怎配得交際花

到了1942年，校長梅貽琦家裡有時也連青菜湯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飯吃。這天，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夫人顧映秋心血來潮，向梅貽琦夫人韓詠華提出，要到她家嘗嘗梅夫人的拿手菜。這時梅貽琦早已囊中空空，為準備那頓飯，韓詠華把孩子們小時候穿的衣服，以及親友們送給孩子的玩具和工藝品都從箱底翻出來，在大西門擺了個小地攤，親自在那裡叫賣。這些舊物一個星期才賣完，夫婦兩人如願以償地請省主席夫人光顧寒舍，吃了一頓在顧映秋看來很簡單的便飯。

韓詠華想找份工作，但作為當時中國第一校長的梅貽琦，不肯利用職權為妻子謀利。教務長潘光旦的夫人給她出了個主意：「詠華，你做的米糕，我們家大人孩子都喜歡吃。我看你不如到大西門賣米糕算了。」袁復禮教授的夫人也點頭贊成。韓詠華沉默了半晌說：「如果不是為了抗戰，我們何苦受這份罪。這糕叫定勝糕，這是個吉祥的名字。我們再在糕上寫點字吧。」梅夫人的定勝糕是跟一位上海老太太學的。這種糕點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再加上白糖、豆沙，用一個銀錠狀的木模，把調配好的米粉裝進去，蒸幾分鐘即可。

三人真的做起了賣米糕的生意。袁復禮夫人總有辦法搞到當時緊俏的廉價碎米，由潘光旦夫人把碎米磨成米粉，把赤豆做成豆沙，再由梅貽琦夫人親手調製蒸熟，用紅糖漿寫上「一定勝利」四個字。最初她們做的米糕由西南聯大總務處一位姓趙的庶務介紹，到城南的冠生園寄賣。後來為了多賺點錢，夫人們便自己提著籃子到街上去叫賣。定勝糕在昆明街頭銷路很好。開始的時候，韓詠華不願別人知道她是西南聯大校長的夫人，每次上街都摘掉眼鏡，脫下旗袍，換上從農民手裡買來的藍布裝。可白皙的皮膚，鼻樑兩側深陷下去的眼鏡凹印，還有那明顯帶有北方口音的昆明話，都瞞不了人。久而久之，不僅聯大校園裡的人，而且昆明街市上的市民，都知道了這位走街串巷賣米糕的女人正是大學校長的夫人。而定勝糕的名稱也就此傳開了。

蔣夢麟：開闢現代大學之路

蔣夢麟（1886—1964），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緒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讀書，12歲進入紹興中西學堂，開始學習外語和科學知識。後在家鄉參加科舉考試，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學。次年2月入加州大學，先習農學，後轉學教育，1912年於加州大學畢業。隨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攻讀哲學和教育學。1917歲3月，蔣夢麟獲得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後即回國。1919年初，蔣夢麟被聘為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蔣夢麟在北大工作了20餘年。1964年病逝於台北。

北大「功狗」

在「五四」運動後期的工人階級成為運動主力的「六三」運動中，蔣夢麟與志同道合的胡適、湯爾和（當時的醫專校長）一道竭力支持北大學生的挽留蔡校長（民國政府要撤免他）運動，鼓動蔡元培回北京復任北大校長。在強大的壓力之下，民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不得不簽署大總統令表示「挽蔡」。蔡元培則表示，只要民國政府答應不處罰學生，便可以回校。可民國政府隨即食言，並沒有改變鎮壓學生運動的方針。於是，蔡元培復電民國政府拒絕返校復職。學生運動由此愈發猛烈。在強大的「挽蔡」壓力下，民國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轍，民國政府國務院、教育部先後致電蔡元培，請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務。可蔡元培在離開北大前，曾信誓旦旦地表示過不再回北大，必須給他留下一個迴旋的時機。經過各方斡旋，由湯爾和提出一個折中方案，即蔡元培在回北大之前，由蔡元培在紹興中西學堂任職時的得意弟子蔣夢麟暫時去代理北大。在這樣的情勢下，蔣夢麟開始了他與北大前後近20年的關係。當時蔣夢麟年僅33歲。

當各方議定由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後，蔣夢麟經過一番慎重考慮後接受了，於是，他提出兩點意見要求蔡元培同意：一是只代表蔡先生個人，而非代表北大校長；二是僅為蔡先生的督印者。當時儘管蔣夢麟只有33歲，卻頗具謙謙君子之風。蔡元培對蔣夢麟提出的這兩點都同意了，還交代蔣夢麟說：「前段日子，各界代表來杭州（蔡元培離開北大後南下於上海、杭州之間）每天都有幾起，迄未答謝，你到北京後，可代我向社會各界致謝，說明我已有回北大的決心，對大學責任，我願意繼續擔負完全責任。」之後蔣夢麟起程前往北京，臨行前向蔡元培告辭，蔡元培又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從今以後，須負極大之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蔣夢麟頷首稱是。

蔣夢麟這一去北大，是他人生的一重大拐點。

就這樣民國政府教育部批准蔡元培的請求，同意由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的職務。蔣夢麟初來乍到，憑什麼才能在北大站得住腳？何況當初在他答應眾人之勸代理北大之時，也並非所有教員都持歡迎態度的。在當時，門戶之見、地域之見還是存在的。蔣夢麟對此倒是有心理準備的，頭腦從未發過熱、膨脹過。在全體學生歡迎大會結束後召開的教職員會上，蔣夢麟謙虛地說：「我只是蔡先生派來代捺印子的，一切請各位主持。」他這麼一說，反對者也不便於再指責什麼了。於是，在校評議會上通過了聘他做教授，擔任總務長的決議。看起來蔣夢麟不驚不險地在北大被認可了，可棘手的事情還在後面。一方面被警廳拘押的學生還有一部分沒放出來，一方面國會中還有人在覬覦北大校長一職。面對校內外的紛擾，尤其是民國政府官僚政客與舊勢力的干擾，蔣夢麟本著《詩經·邶風·雄雉》所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不去害人不貪吝，走到哪兒都得成」）之精神，在胡適、湯爾和、馬敘倫等一班朋友的幫助下，四處奔波，向前奮鬥，終於使所有在押學生得以無條件釋放，暑期結束後，新學期順利招得新生400名。蔣夢麟總算在北大初步站穩了腳跟。

暴風雨過去了，霽日重現，新的學期開始了。蔡元培在各方一再督促之下，於是年9月20日到校，蔣夢麟向恩師蔡元培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長十年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半。凡蔡元培不在校，不論是他赴歐美考察，還是因政府腐敗憤而辭職，總是由總務長蔣夢麟代理校務。除了三次代行校長職務外，蔣夢麟長期以總務長的身份，將主要精力用在協助蔡元培進行北大的體制改革上，成為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得力助手。在蔡元培的主導下，蔣夢麟與胡適、陳獨秀等人通力合作，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現代大學的軌道。

在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北大是無法抹去的一個名詞，這固然與蔡元培密不可分。然而，倘若沒有蔣夢麟、胡適、傅斯年等人，只怕北大在中國教育史上也要遜色不少。但對蔡元培與胡適這兩位先生的辦事水平，傅斯年曾批評說，真是不敢恭維。而認為自己的辦事能力超過胡適，蔣夢麟的辦事能力超過蔡元培。有一次傅斯年對胡適說：「論辦事能力，你不如我，論學問，我不如你，我是你的一條狗；蔣夢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但辦事能力比蔡先生高明，蔣先生是蔡先生的一條狗。」以後，蔣夢麟也說自己是蔡先生的一條「狗」，「蔡先生是北大『功人』，我是蔡先生的一條狗。」只不過蔣夢麟是條「功狗」。事實也確實如此，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都認為蔣夢麟是北大自由派中最有辦事能力的人。蔡元培也認可此說，在北大，學校的發展、部門的設置是請蔣夢麟君通盤計劃的。

由於有傅斯年與蔣夢麟的這麼一說一和，於是，蔣夢麟就落了個「功狗」校長之戲稱。

說起「功狗」，這是有典故的。話說劉邦做了皇帝後，大封功臣，那些出身草莽、沒有什麼文化，卻在刀光劍影中出生入死、提著腦袋南征北戰，為劉邦打下若大江山的夥伴雖說個個封侯拜將，然而名列功臣第一的卻是一個文人——在後方協助劉邦的蕭何！這一下炸鍋了，群情激奮。蕭何憑什麼名列功臣第一？劉邦對他手下這批開國武將說了一段頗有見地的話，他說：「獵狗只有追擒野獸的功能，而獵人卻能指揮獵狗。你們只不過是擒殺野獸有功的獵狗（功狗），只有蕭何才稱得上是獵人（功人）。」這就是蔣夢麟講的「功狗」一詞的由來。

1930年12月，代校長蔣夢麟接任北大校長。蔣夢麟到校視察後，隨即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辦學方針。根據這個方針北大公佈了《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規定北大的職志是「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陶融健全品格」。重建文、理、法三學院，實行學院制，各設院長一名。院長由校長就教授中聘任。改原評議會為校務會議，人員組成與職權同原評議會，必要時可延聘專家列席，所以，校務會實際上是教授會。原行政會議、教務會議仍舊保留，職權不變。推行學分制，要求畢業生撰寫論文並授予學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規化。蔣夢麟接任北大校長後，推行的仍是他當年協助蔡元培時制定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只不過突出了他那美國式的「十六字」管理方針和辦事原則而已。

一個學校教學質量的好壞除了管理就看師資隊伍的質量了。蔣夢麟一面將流失的教授請回來，一面延攬大批留學生來校任教，充實師資。他對文學院院長胡適以及理學院院長周炳琳、法學院院長劉樹杞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蔣夢麟用人繼承了蔡元培不拘一格的好傳統，挑選教師只看學術上的貢獻。如錢穆沒有高學歷，國學水平卻很高，蔣夢麟毫不猶豫地將其請到北大當教授。猶如當年蔡元培延請梁漱溟。在蔣夢麟的誠摯待人下，20世紀30年代的北大聚集了一大批學有專長、業有專攻的專家、教授，北大成為人才薈萃之地，這就保證了北大的整體教學水平。

為了促使教學科研的健全發展，對蔡元培執掌北大時期形成的「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傳統，蔣夢麟堅持不變。在「大度包容」的方針下，自由主義傳統得以延續下來。他對全校同仁宣告：「我們當繼續不斷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裡好撐船』，本校『肚』裡要駛飛艇才好。」

蔣夢麟以自己的淵博學識和精明幹練，在那段艱苦歲月裡，克服重重困難，小心翼翼地把握著北大之舵，竭智盡能，把希望之舟平穩渡過驚濤駭浪，二十年如一日，終使北大的教學與科研水平穩步提升，達到了北大歷史上的最高峰，為當時北平國立八校之首。到抗戰前北大已躋身世界一流大學。對此，蔣夢麟十分謙遜地說：「我在北大工作二十幾年，主持校政十七年，但知謹守蔡校長余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又說：「我自到北大後，始終得到適之、孟真的全力幫助，方才有北大的發展。」

「郭子儀第二」

在蔣夢麟的教育理念中，青年學生一般不應該介入現實政治，現實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情，青年學生的根本目標是將自己培養、造就成有知識、有能力的有用之才，以供國家驅使。只有當現實政治實在慘不忍睹，成年人太不負責任的時候，青年學生利用自己的熱情，出而喚醒民眾，昭示天下，達成此目標即應返回教室，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荒廢學業，放棄其自身的職責，自壞國家將來之干城。

至於成年人的責任，蔣夢麟在當北大校長那些年裡，從來未敢放棄，並以北平文化界領袖的身份衝鋒在前，以致引起日本軍方的關注，並將之列入應予逮捕的黑名單。1935年11月29日下午，日本憲兵徑直來到北大校長室，「邀請」蔣夢麟到日本駐防軍司令部「解釋」其反對日本的事情。蔣夢麟本著「臨難毋苟免」的古訓，答應在一個小時之內就去。

當蔣夢麟將這件事告訴家裡的時候，有朋友勸他不要去日本軍營，聽日本人到北大來逮捕好了。但是，他們敢嗎？然而考慮再三，蔣夢麟依然決定單獨前往，在天黑以前抵達設在東交民巷的日軍司令部。

蔣夢麟獨自前往，顯然出乎日軍的預料。日軍大佐說：「我們司令請你到這裡來，希望知道你為什麼要進行大規模的反日宣傳？」邊說邊遞給蔣夢麟一支香煙。

「你說什麼？我進行反日宣傳？絕無其事！」蔣夢麟一邊回答，一邊接過日本人的香煙。

「那麼，你有沒有在那個反對自治運動的宣言上簽字？」<a href=http://www.uu158.com/>文人小說下載</a>

「是的。我是簽了字的。那是我們中國的內政問題，與反日運動毫無關係。」

「你寫過一本攻擊日本的書？」

「拿這本書出來給我看看！」

「那麼，你是日本的朋友嗎？」

「這話不一定對。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敵人，正像我是中國軍國主義的敵人一樣。」

「呃，你知道，關東軍對這件事有點小誤會。你願不願意到大連去與板垣將軍談談？」這時電話響了，大佐接了電話以後轉身對蔣夢麟說：「已經給你準備了專車。你願意今晚去大連嗎？」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憲兵是要陪你去的，他們可以保護你。」

聽聞此言，蔣夢麟正色道：「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裡來了。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為笑柄了。」

這位日本大佐聽到這句話臉色立即變了，好像蔣夢麟忽然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說。

「怕嗎？不，不。中國聖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這句話。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決不會損害一個毫無能力的人。」蔣夢麟抽著煙，很平靜地對日本人說。

電話又響了，這位日本大佐再度轉身對蔣夢麟說：「好了。蔣校長，司令要我謝謝你這次光臨。你或許願意改天再去大連——你願意什麼時候去都行。謝謝你。再見。」

對於這件事，羅家倫後來評價說，蔣夢麟是郭子儀第二，大有英雄精神。

七七事變爆發的時候，蔣夢麟正在南方，旋赴廬山參加蔣介石召開的談話會，為全面抗戰建言獻策。7月底，北平淪陷，北大也成為日本的軍營。根據國民政府的指示，相繼淪陷的平津各高校陸續內遷，北大與清華、南開組建聯合大學，先設長沙，後移昆明，是為抗戰時期聞名國內外的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大由三個著名大學組建，蔣夢麟與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為三常委，共同負責聯大的日常事務，殫精竭慮，克服重重困難，為民族復興、為建立新的國家保留了難得的讀書種子，譜寫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由於西南聯大的三個學校都是名校，有著各自不同的傳統、優長之處及學風，以學校的歷史及校長的資歷而論，蔣夢麟應該居於領導地位。但他為了三校的團結，為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堅決主張不設校長，實行常委負責制，共同主持校務。大政方針實行合議制，推請梅貽琦為主席，實際主持學校的一切日常行政事務，而蔣夢麟主要負責對外，校內的事務基本不管。蔣夢麟就此常說：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

「家是我痛苦的深淵」

1936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舉辦婚禮，邀請胡適做證婚人。可是胡適的妻子江冬秀因為蔣夢麟為娶陶曾谷遺棄原配，不贊成胡適為兩人證婚，把大門一關，就是不讓他出去。原來，蔣夢麟為繼娶陶曾谷而與原配離異，在江冬秀看來，蔣夢麟道德上是有愧的。胡適只能跳窗「脫逃」，成其美事。

蔣陶聯姻最大的壓力還不在蔣夢麟與原配離異，而是他迎娶的陶曾谷是其莫逆之交兼同事高仁山的遺孀。高仁山先後執教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並在北京大學創立教育系。1928年，高仁山被奉系軍閥殺害於天橋刑場。高仁山死後，蔣夢麟對其妻陶曾谷照顧備至。儘管蔣夢麟使君有婦，但陶曾谷的處境令他同情，長期的照顧和相處，感情慢慢發生了變化，兩人互生愛意，墜入愛河。婚禮上，蔣夢麟答謝賓客時表示：「我一生最敬愛高仁山兄，所以我願意繼續他的志願去從事教育。因為愛高兄，所以我更愛他愛過的人，且更加倍地愛她，這樣才對得起亡友。」

1958年，蔣夢麟的夫人陶曾谷在台灣因病去世。陶曾谷臥床時，陶曾谷的一位表親常去照應病人。陶女士曾經對她說：「孟鄰（蔣夢麟）的身體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後，他一定會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長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夠幫他找一個合適的對象，陪伴他……」由於陶女士臨終前的囑咐，使蔣夢麟的續絃問題，變成了那位太太無時或忘的「責任」。

因夫人去世後，蔣夢麟非常落寞，也就接受了妻子表親的安排。據報道這位女士在陶女士逝世一年以後，就開始為蔣夢麟提親說媒，但都沒有使他動心。直到1960年在圓山飯店的一次宴會中，通過這個媒人介紹，他認識了徐賢樂，情形就不一樣了。

徐賢樂認識蔣夢麟時，雖已年過半百，但風韻猶存。蔣夢麟對於徐賢樂可以說是一見鍾情，而在一開始時，徐賢樂覺得蔣夢麟年紀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合。但蔣夢麟托由媒人向她致意，表達自己意思：他覺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雙全，一切都太理想了。蔣夢麟在寫給徐女士的第一封情書裡面就有：「在我見過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動的人……」認識三四個月之後，蔣夢麟對徐賢樂已難捨難分了，有次為了一點事鬧了個小彆扭，兩人數日不見，蔣夢麟就寢食難安，於是用一張橫幅一尺的日本繪畫金邊縐紋水色紙，以中小楷寫了一首艷詞相贈。兩情不可不謂綢繆，因此不久就互相論及婚嫁。

這事在他們親友中有「贊成」與「反對」兩派，而在北大同學會的師友中，幾乎都是不贊成，就連胡適也持反對意見。當時胡適在因病住院，還在調養身體之際，提筆給好友蔣夢麟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胡適表達了自己的意見，絮絮叨叨，說徐賢樂愛財，她向你要20萬，你雖給了8萬，也最好懸崖勒馬。又以50年的友誼和蔣與陶證婚人的身份對其進行勸說，要他與陳誠（當時陳誠也是持反對意見者）鄭重地談一談。據《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書中說，陳誠曾告訴蔣夢麟說：「我的太太接到蔣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齡的電話，她堅決反對你跟這位徐小姐結婚，我的太太也反對，都要我轉告於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結婚，那麼我們以後不能見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們是不能見面了。」

胡適將信交給蔣夢麟時，蔣夢麟直接問他是支持還是反對，胡適說反對，蔣夢麟直接告訴他：「那我就不看了。」遂將胡適的這封信撕碎擲於廢紙簍中，後蔣夢麟秘書拾獲細心拼合，始恢復原狀，並得以保存。

蔣夢麟不顧各方反對，堅持要與徐賢樂再婚。他在7月間給陳誠寫了一封長信，除申述自己「非立即結婚不可」的理由外，還極力為徐賢樂辯護。

因反對的人多勢眾，蔣夢麟不便舉行公開婚禮，而改採家庭式秘密婚禮，於是在1961年7月18日在台北市臨沂街陳能家中舉行。陳能的太太是徐賢樂的親侄女。婚禮極為簡單，由端木愷律師證婚，鄭曼青、居浩然分任雙方介紹人，雙方在結婚證書上用了印，婚禮就算完成了。時年蔣夢麟75歲，而徐賢樂也已54歲了。由於婚禮倉促，以至於很多人來不及準備禮物。

次日各報爭相報導，蔣夢麟在接受某報的訪問時說：「一個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須適當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爾，則無論為學或辦事，其動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谷女士去世以後，感情即無所寄托，故不得不求一對象，以保持我多年奮鬥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適當的對象。」報紙並引用了徐賢樂的「有感蔣夢麟的款款深情，並陶醉於這位老教育家的靈毓才氣」的話語，他們「希望新婦徐女士是一個『賢內助』，使蔣博士享受室家之『樂』，則過去一番小小波折，便成為愉快的回憶了。」

而在蔣、徐結婚之後沒幾天（7月26日），蔣夢麟就專程去看望胡適，胡適也向他道賀。蔣夢麟告訴胡適，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幾天還要將她帶來看望胡適，他還對胡適說：「人家說她看上我的錢，其實她的錢比我的多。」

在二人結婚一年多後，他們的婚姻亮起紅燈。1962年12月，蔣夢麟不慎失足折骨入院。徐賢樂趁蔣生病住院之際，將蔣之財物悄悄歸之自己名下……待蔣發現，盛怒之下，修書一封，欲與離婚。徐女士當然不從，公開撰文，說他們愛情尚存，不過是蔣先生受了別人的蠱惑才一時糊塗。從此蔣夢麟避不見面，一切透過律師打筆仗、打官司。蔣夢麟的起訴狀中稱，徐賢樂「貌善心險、凌辱女兒、需索斂聚、嫌老惡貧、咆哮辱罵、飽受虐待」，不堪同居。他也首度證實了當初胡適的質疑，指徐賢樂在蜜月期間就不斷追問他個人財產，還作成筆記；他的保險受益人與美國財產也都改登記徐賢樂為受益人；以及趁他在病榻上，徐賢樂迅速過戶財產等種種做法，都讓人無法接受。他還說徐賢樂經常大驚小怪、藉故吵鬧，不准他弔唁亡妻，還要求女兒搬離；而且竟以費用難籌為由，要求他盡快出院；她曾私自向農復會官員借支，同時為配住宿舍問題，在農復會與幕僚爭吵，讓他無地自容。凡此種種讓他決定訴請離婚，並索回53萬元存款。面對蔣夢麟的訴狀，徐賢樂氣憤地表示，訴狀內容都是扭曲的。調解過程中，徐賢樂一度直闖農復會辦公室找蔣夢麟，嚇得蔣夢麟連忙從後門樓梯避開；徐賢樂見狀高呼，見丈夫是合法的權利，她已受到蔣夢麟的侮辱與痛苦，這是「仰仗官職、欺凌弱女」。蔣夢麟自認實在惹不起徐賢樂，隨後避居石門水庫；徐賢樂一度又以送冬衣為由，要求碰面，蔣夢麟還是躲起來。

就這樣吵吵鬧鬧約一年後，雙方在1964年1月24日協議離婚，陶希聖當證人，贍養費為徐賢樂主張的50萬元，農復會房舍、股票均需交還，但徐賢樂已經提走的20多萬現金則不予計較。儘管已身無長物，由於蔣夢麟只求籤字止訟，還是由友人代簽支票償還贍養費，前後總計花費77萬元，終於結束兩年六個月的夫妻關係。

蔣夢麟對記者說：「（從結婚）到現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淵，我深深地後悔沒有接受故友胡適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錯誤。我愧對故友，也應該有向故友認錯的勇氣，更要拿出勇氣來糾正錯誤。」同時，蔣夢麟竟不怕難堪，把胡適1961年6月18日寫給他的那封長信公開發表。

面對沸沸揚揚的社會輿論，蔣夢麟十分坦然：「這是我個人的私事，我發現錯誤便應該改正，所謂『人作孽，不可赦』，我願面對事實，接受不幸的後果。」解除婚約後，蔣夢麟又精神煥發，專心投入到石門水庫的建設中去。

附：胡適致蔣夢麟的長信部分。

……這十天裡，我聽到許多愛護你，關切你的朋友的話，我才知道你的續絃消息真已引起了滿城風雨……這些話大致是這樣：某女士（按：指徐賢樂）已開口向你要二十萬元，你只給了八萬：其中六萬是買訂婚戒指，兩萬是做衣裳。這是某女士自己告訴人的，她覺得很委屈，很不滿意。關心你幸福的朋友來向我說，要我出大力勸你「懸崖勒馬」，忍痛犧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餘的一點積蓄，否則你的餘年絕不會有精神上的快樂，也許還有很大的痛苦……

昨今兩天（十七、十八）之中，我又聽到五六位真心關切你的人的報告……這些朋友說：這位小姐在對待孟鄰先生的手法，完全是她從前對待前夫某將軍（按：指楊傑將軍）的手法，也是她在這十七八年對待許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談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財產管理權。孟鄰先生太忠厚了，太入迷了，絕不是能夠應付她的人。將來孟鄰先生必至於一文不名，六親不上門；必至於日夜吵鬧，使孟鄰先生公事私事都不能辦！

她的前夫某將軍是何等厲害的人！他結婚只七個月之後，只好出絕大代價取得離婚！這些朋友說：適之先生八天之前不說話，是對不住老朋友，今天怕已太晚了。

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夜細想過，今天又細想過：我對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後忠告的責任。我是你和曾谷（按：陶曾谷，蔣夢麟的第二任夫人）的證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寫這封信……

梁漱溟：永遠剔透的良知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國學大師，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梁漱溟受泰州學派的影響，在中國發起過鄉村建設運動，並取得可以借鑒的經驗。著有《鄉村建設理論》、《人心與人生》等。梁漱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學者，著名的文化民族主義者，他被稱為「最後的大儒」。

「特務們，你們還有第三顆子彈嗎」

梁漱溟初到北大便毫不掩飾他的率直，他在開講《印度哲學》的第一天就對聽課的學生說：「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做旁的事。」講台下的學生大多是「打倒孔家店」的熱烈擁護者，這一時期同在北大的保守派代表人辜鴻銘就吃了學生的許多苦頭，在當時的北大，可是人才濟濟，梁漱溟在當時還是個無名人士，即使辭退他也不會有人感到新鮮，但是他卻在北大一教就是7年，他講的孔子課特別火，學生們都爭著來聽他是如何為孔子、釋迦作辯護的。

他在北大唱得最驚人的反調是在「五四」學潮時，學生們群情激憤，同仇敵愾，梁漱溟在《國民公報》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願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願意檢查廳提起公訴，審廳去審理判罪，學生遵判服罪。」他還指出人太多檢查不盡學生「盡可一一自首」。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講，打傷人是現行犯」，「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梁漱溟是基於對法制社會的嚮往才這樣說的。學生們卻不能原諒他，於是寫了許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他的率性而言招來的後果也的確讓人驚心動魄。1946年李公樸、聞一多血案發生後，作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會上公開宣言：「特務們，你們還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裡等著它！」

梁漱溟民國初年曾在同盟會同仁創辦的《民國報》當過編輯，做過外勤記者；他常用的筆名有壽民、瘦民等。有一次，該報總編緝孫浚明為梁寫了一幅扇面，上款題「漱溟」二字，梁看後認為孫浚明代擬的筆名很好，甚合心意。從此梁便以「漱溟」為名。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順天中學，他的各門功課自學進度皆超過老師的課堂教授進度。他閱讀了大量的課外讀物，國文作文成績經常名列前茅。梁漱溟喜歡作翻案文章，從不落俗套，深得國文教員的賞識，他的作文曾得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批語。

蔡元培聘請梁漱溟任北大教師時，他只有24歲，北大的學生有些比他的年齡還大，梁漱溟過去多次報考北大但卻沒有考取，最後他考入了直隸公立法政專門學校，他只是一位中專畢業生。->小說下栽+wＲshＵ。ＣoＭ<-

1916年上海的《東方雜誌》上連載了梁漱溟撰寫的一篇文章《究元決疑論》，文章以近世西洋學說闡述印度佛家理論，這篇文章發表後很快便引起蔡元培的高度重視，蔡元培與當時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商議決定聘請梁漱溟來校任教，梁漱溟對此卻感到十分恐慌。他對蔡元培說：「我只不過初涉佛典，於此外的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元培當即反問道：「那麼你知道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梁漱溟說不知道，蔡元培接著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

年紀輕輕的梁漱溟於是便登上了這所全國最高學府的講台。報刊上很是熱鬧了一番。一是因為梁漱溟年輕，只有24歲；二是因為既沒上過大學，更沒留過洋，學問全靠自己鑽研；三是因為蔡元培用人不拘一格，體現兼容並包之量。梁漱溟沒有辜負蔡校長的信任，在中國最高學府的講壇上一站就是7年。

梁漱溟講課從來都不拘一格，有時他帶學生進一所破舊房屋裡，以房屋改造引導學生就東西方人處世哲學的差異發表議論；有時又將學生引到街市上一個賣零散啤酒的去處，讓學生看著那以各種姿態自得其樂地喝酒的人們，讓他們進行一場東西方人不同價值觀的分析辯論。

1919年，梁漱溟的著作《印度哲學概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學術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同在一個北大哲學系，梁漱溟講授《印度哲學概論》，胡適講授《中國哲學史》，馬敘倫講授《老莊哲學》，三駕馬車，各行其道，成為未名湖畔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大景觀。

梁漱溟1921年又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在書中公開宣言：「世界人類的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該書八年中重印了八版，堪稱首次倡導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的學術經典。國學大師梁啟超讀罷此書，親自登門拜訪，與他切磋學問。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訪問時，說自己早就知道梁漱溟的大名，並說「很願意聽梁漱溟談談儒家道理」。泰戈爾稱讚他是中國的「新儒家」。後來，「新儒家」成了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重要學派，以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等著名學者為中堅力量，對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924年初，梁漱溟毅然辭去了北大的教職，以非凡的執著精神搞起了鄉村建設實驗，又一次成為國內關注的知名人士。他從廣東到河南，從河南到山東，辦村治學院，辦鄉村建設研究院，辦《鄉村建設》雜誌，孜孜以求，從無倦怠。1936年，他出版了40萬字的專著《鄉村建設理論》（又名《中國民族之前途》），闡述了他的從村治入手，探索一條民族自救改造中國的途徑。在當時有學問的人大多往城裡跑的情況下，他帶著一群忠實的追隨者，懷揣「振興農業法丹麥，建設鄉村救中華」的壯志，光頭跣足，穿行壟畝，「與馬牛羊雞犬豕做朋友，對稻粱菽麥黍稷下工夫」，歷時七年之久，他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他所提供的一套根據中國國情推動社會現代化建設的方法，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價值。

1938年1月，梁漱溟以國防最高會議參議員的身份訪問延安。當年在北大任教時他常到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家造訪，每次給他開門的那個高個子青年，當時任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他就是毛澤東。兩位同年而生的對中國農村問題都有獨到研究的人物圍爐而坐，促膝懇談。毛澤東高屋建瓴，肯定了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中的一些觀點是對的，同時又指出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農民的問題。兩人時有論辯，毫無拘束，不知不覺天已經亮了。

不是「學問之人」，而是「問題中人」

梁漱溟與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不同的是，在他的知識啟蒙階段沒有上過私塾，也不曾讀過四書五經，他直接進入京城學堂，接受西洋思想教育。其父梁濟是一個頗有墨俠精神的儒生，他在國難的刺激下，形成了功利主義價值觀，這給青年梁漱溟思想的發育以極其深刻的影響，使梁漱溟在評判事物時，主要視其「於人有沒有好處，和其好處的大小」。用這種充滿理性的態度來觀察國事，就很容易得出西化的結論。梁漱溟生活在清末如火如荼的救國熱潮之中，以「救國救世，建功立業」為己任，熱衷於探求政治改造良途。他十分敬佩西洋政治制度，「以為只要憲政一上軌道，自不難步歐美日本之後塵，為一近代國家」。他先主張君主立憲，對立憲失望之後又加入了同盟會，轉向主張暗殺和革命。民國建立後，他與朋友創辦《民國報》，繼續宣傳政治變革。這位狂熱的現代化鼓吹者，這種熱忱顯然是受到了其強烈的救亡心理的驅使。但這時他的民族意識尚停留在情感層面。

梁漱溟無疑是一個制度化理論者或政治導向型人物。在他思想深處仍然具有另一面性格，為今後的變化預設了可能性空間。梁漱溟像父親梁濟一樣，同時具有淑世的和道德的雙重熱忱，這也是儒家的內聖外王人格理想。梁漱溟後來說：早年他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為人生問題，二為社會問題。到民國建立後，目睹政治中的種種腐敗黑暗以及議員們道德墮落，促成了他思想中的第一次大轉折。這一轉折的意義不在於從入世轉向出世，因為未過幾年他又由佛歸儒，回到人世；最重要的是從此以後梁漱溟立身處世、觀察問題的立場變了。當他由佛歸儒的時候，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的淑世主義，他也不再單純地從制度變革、政治改造的角度，而是開始從文化、人性、道德、習慣禮俗的視野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

1917年，梁漱溟應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哲學。此時他沉湎於對東方哲學的狂熱之中，而北大又是新思潮的策源地，他感到有一種氣氛上的壓迫，於是他懷著保衛中國文化的使命感，偏要逆水行舟，為釋迦和孔子爭得一席之地。他認為自己不是「學問之人」，而是「問題中人」，研討東方哲學並非對純學術有什麼興趣，最終還是為了解決中國文化及中華民族的出路問題。1922年，梁漱溟在整理演講稿的基礎上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首次系統地比較了中國、印度和西方三種文化系統，這一著作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在當時新舊文化陣營兩方人士來看，梁漱溟應該是一個蝙蝠式的怪人。激進派認為他是保守主義者，因為他為中國文化大作辯護，並且大膽預言世界文化的未來屬於中國文化。而保守派又在他的著作中嗅出某種激進的味道，因為梁漱溟斷然否認中西文化調和的可能性，主張在現實選擇上要「將中國文化根本打倒」，「要向咽喉去著刀」，「全盤承受」西方文化。這種邏輯上的矛盾，恰恰表現出了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內在的心理緊張。

在「五四」時，梁漱溟在思想深處也有同樣熾烈的雙重渴求。一是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他仍然像過去那樣熱烈地希望中國富強昌盛，他認定只有通過西洋的科學與民主之路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因而他主張「全盤承受」西洋文化。從這一性格而言，梁漱溟是保持著早年對現代化的那份憧憬，他態度之堅決與陳獨秀等人不相上下。二是作為一個文化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暴露出來的西方文明非人性的負面價值，又使他像「五四」時期其他文化保守主義者一樣，對現代化產生了警惕。

梁漱溟並非保守的，也非激進的；或者說既激進又保守，同時走向對立的兩極，既是西化的熱烈鼓吹者，又是它的批判者和超越者。

回歸道德烏托邦王國

梁漱溟一生以承繼儒家的道統為己任，但當人們把他作為儒學第三期復興的象徵與熊十力相提並論時，他卻又極認真地將自己與熊十力加以區別：「我與熊先生雖然同一傾心東方古人之學，以此相交遊、共講習者四十多年，蹤跡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實不相同。熊先生應歸屬儒家，我則佛家也。」

無論梁漱溟如何地傾心於佛家思想，從他一生的行跡看，他最終還是一個「志伊尹之志」的真正的儒者，從下面這件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1941年聖誕節，日本軍隊襲入香港。經過九死一生的掙扎，梁漱溟終於逃離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進入廣西。在安全抵達國統區以後，他給兒子寫信道：「前人云，『為往聖繼論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萬不會有的事。」這一番話，遭到了包括熊十力等在內的許多人的譏評。而梁漱溟卻回答說：「狂則有之，瘋則未也。」

大凡文化民族主義者，他所認同的往往不是那個國家，而是那個國家的文化。為了保全文化的完整性，他不惜改變任何與文化相悖的社會制度。隨著現代化進程對中國文化的衝擊愈來愈厲害，梁漱溟的本土文化情緒也愈來愈濃烈。他發現近代中國自走上西化道路以後，正陷於「東不成，西不就」的僵局。一是因為西洋的政治制度不適合中國人的文化習慣而難以移植到中國，再一方面現代化的衝擊下，以倫理為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又面臨著徹底的崩潰。梁漱溟將這種社會文化危機稱之為「極嚴重的文化失調」。文化失調乃起因於清末以來的民族自救運動，為了適應環境，傚法西洋，便自覺地破壞中國固有的文化，使得中國「離開固有精神而傾向西洋的粗野」，造成社會秩序的崩潰，自救僅成了自亂。梁漱溟開始懷疑：這種民族自救的方法是不是一開始就是錯的？離開了立國之本的中國文化，西洋的現代化道路是否能救得了中國？

經過五六年的懷疑和思考，梁漱溟終於發生了第二次思想大轉變。他以文化民族主義者特有的思維，認定只有「老樹上發新芽」，從中國文化固有的倫理精神出發，才能找到與西洋不同的民族自救之路。他說自己過去承認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精神境界更高，這還不是「到家的覺悟」，只有將這種精神從將來拉回到現實，從文化形態落實到社會形態，才是「最後的覺悟」。他自言一生思想轉變大致可分三期，「第一期便是近代思想這一路。從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後來又折返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從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轉歸到中國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很能折射出中國知識分子在傳統崩潰後再次尋求價值坐標的心路歷程。梁氏從20世紀初開始著文，直到20世紀末去世，他孜孜以求的是中國文化的復興，以及人類文化的始終歸宿問題。作為一個仍保留著許多傳統素質的中國知識分子（儒者），他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看法，他20年代的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頗能反映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視理論」。

這無疑是一個道德的烏托邦王國，是注定回歸不了的，從中，我們可能無法體察梁漱溟的玄思妙想，但卻不難看出，梁漱溟是一個十分矛盾的人，但正是他的這種獨特的性格才造就了他的成就。

倉促結婚細緻戀愛

梁漱溟一直傾慕佛家出世思想，長年吃齋茹素，年近30仍不娶妻。梁父屢屢催逼，梁漱溟一口拒絕毫無商量餘地。不料，父親死後兩年，由於做《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講演，他漸漸有一種想成家的想法。

有一次梁漱溟與朋友伍伯庸談及此事，伍伯庸問他的擇妻條件，梁漱溟說：「在年齡上、容貌上、家世上全不計較，但願得一寬和仁厚之人。不過，單是寬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難與我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這種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寬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資大略近乎這樣的，就是不識字亦沒關係。」

伍伯庸不禁面露喜色：「當真能夠這樣，那我現在就可以給你介紹一個可意的。」原來伍伯庸夫人的妹妹黃靖賢年屆28歲，尚未婚配，梁漱溟要求先見一面，伍伯庸說黃家守舊，得設法進行。在那次決定性的會面上，黃靖賢小姐的衣著非常不合時樣，氣度又像個男人，同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反而顯得要比姐姐大。梁漱溟說：「凡女子可以引動男子之點，在她可說全沒有。」

但是，婚還是馬上訂下來了。如此容易的訂婚，梁家都感到十分詫異。當然，依梁漱溟的修養，對待如此大事斷不至於沒有一番考慮。他後來在《悼亡室黃靖賢夫人》一文中直白：「在我實經過了一番考慮。我第一想：我大概不會從交遊女朋友中自己擇婚的，勢必靠旁人為留意；旁人熱心幫助我的，自親兄妹以至遠近長輩親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師友其眼光可以與我相合。我反問自己，如果當真著重那些性情稟賦的條件，就必須信託師友；而朋友中伍伯庸所說的話，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伯庸的話，在他自己是絕對真實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觀察力假令再有半數以上的可靠，那麼，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

訂婚當年，兩人便成親了。婚後，起先幾年磨合欠順，越往後越生出愛意來，愛得也越來越細緻甜蜜起來，屬於那種典型的「先結婚後戀愛」。因為梁漱溟在得二子後，還想要個女兒，因此黃靖賢在兩度小產後再次妊娠，最後竟死於「前置胎盤」的難產，梁漱溟痛苦不已。

梁漱溟擇偶，趣味良多，但最令人感懷的還是中國士子的那股豪氣。另外一點就是，面對伍伯庸的「推銷」，梁漱溟竟毫不起疑，信之任之。不過，事實也證實朋友沒有坑他。

馮友蘭：有時直上孤峰頂

馮友蘭（1895.12.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人，著名哲學家，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其哲學作品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演繹不著實際的形式的邏輯

馮友蘭的道德觀、境界說與他自己堅持的「不著實際」的形式的邏輯分析方法有很多不能自圓其說並且自相矛盾之處。關於這一點，他也有自覺。因此在《新知言》一書中，他指出形而上學的兩種根本方法：一是「正」的方法，也就是《新理學》一書中所說的「純思」的邏輯分析方法；二是「負」的方法，也就是傳統哲學中的直覺的方法。像馮友蘭自己所意識到的，其「新理學」體系中的四個觀念中，「氣」、「道體」、「大全」都是不可思議、不能言說的，但只有說清楚以後才能保持沉默。「說清楚」與「靜默」正是「正」與「負」兩種不同方法的運用。在《新知言》的最後一章中，馮友蘭把「詩學」作為其形而上學的方法的最終歸結，有他的深刻性。

馮友蘭在《新原人》中的一段話：「其引古人之言，不過與我今日之見相印證，所謂六經注我，非我注六經也。」「我注六經」是我為六經服務，而「六經注我」，則是六經為我服務。

馮友蘭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中國的哲學研究分成兩大營壘：北大著重歷史發展的研究，而清華則強調哲學問題的邏輯分析。馮友蘭是清華學派的代表，他自稱「我在《新理學》中所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的」。這種所謂「完全分析」的方法是把中國哲學中的一些概念諸如「理」、「氣」、「仁」、「義」等，視為一個理解的「對像」而進行「解剖」。

馮友蘭在《新原人》第七章「天地」中，指出宗教和哲學的基本不同。他說：「宗教使人信，哲學使人知。」在馮友蘭的哲學體系中，他謹守著「知」和「信」的分際。從他的《貞元六書》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馮友蘭的興趣在「知」，不在「信」。一般人在研究哲學問題時，因為不能有意識地區分「知」和「信」這兩個範疇，由「知之深」，在不知不覺之間，轉成了「信之堅」。當然，也有人往往把「信之堅」誤認為「知之深」。

「我畢竟依附在祖國的大地上」

1934年暑假後，馮友蘭出訪了歐洲，觀光了英、德、法等國，後又獲准訪蘇。當時蘇聯革命後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通過閱讀蘇聯出版的英文小報，馮友蘭親眼目睹蘇聯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勞作，他的結論是：「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這種評價真實而不帶偏見。他還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每天所報道的消息，大都是關於政治的和在政治上出頭露面的人物，有時甚至把他們的穿戴都作詳細的描寫。而蘇聯的報紙所報道的幾乎完全是工農業生產情況和勞動模範等先進人物的事跡。當時我想，這大概就是蘇聯的新社會和舊社會不同的地方吧。」

回國後，馮友蘭作了兩次演講，一次演講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演講題為《秦漢歷史哲學》。後一次演講是借題發揮，借研究秦漢歷史哲學之名介紹他所瞭解、接受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演講中，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此次演講稿後來收進他1936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補》。這時，馮友蘭的所言所行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不滿，於是國民黨政府下令逮捕了他。後來迫於全國民主勢力的壓力，國民黨未能進一步加害於馮友蘭，旋即將他予以釋放。魯迅在這一年12月18日致楊霽雲的信中說：「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這時的馮友蘭，好像走到一個十字路口，他可以乘此機會與南京政府決裂，大鬧一場，加入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的行列，或者繼續過去的那個樣子，更加謹小慎微，以避免特務的注意。「……我如果走前一條路是會得到全社會的支援，可以大幹一番。可是我沒有那樣的勇氣，還是走了後一條路。」在《三松堂全集》第1卷中馮友蘭寫道：「聯大文學院從蒙自遷回昆明後不久，有一天，蔣夢麟約我們五位院長到他家談話。他說：『重慶教育部有命令，大學院長以上的人都必須是國民黨黨員。如果還不是，可以邀請加入。如果你們同意加入，也不需要辦填表手續，過兩天我給你們把黨證送去就是了。』當時只有法學院院長陳序經表示不同意，其餘都沒有發言表態。我回家商量，認為我已經有過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對蔣夢麟的提議，恐怕重慶政府方面說是不合作，就只好默認了。過了幾天，蔣夢麟果然送來了黨證。」在這本書裡，馮友蘭還寫道，蔣介石在重慶辦了一個中央訓練團，叫他手下的人輪流集中受訓，每半年為一期。訓練的目的，是培養他們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盲目服從的感情，馮友蘭感覺，自己就是某種類型的一條狗。訓練團中，也開了一些知識性的課程，聘請當時各大學的教授擔任講課老師。馮友蘭也被聘擔任講授一門課的老師，課程題目是「中國固有道德」，時間是每隔兩三個星期講一次不等。

馮友蘭曾在《新事論》中說：我們常聽見許多關於城裡人與鄉下人的笑話，照這些笑話所說，不但城裡的人比鄉下的人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裡的狗亦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這些雖是笑話，而卻不見得不合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不但城裡的狗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國，一百個鄉下人中，至少有九十個一生沒有吃過如城裡的富室狗所吃的飯食。

1946年，馮友蘭接受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邀請，到該校任客座教授一年，一方面，講授中國哲學史，另一方面，還與卜德一起翻譯他的《中國哲學史》。這時，他已取得了在美國的永久居留權。因為給學生上課，馮友蘭用英文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講稿。這部講稿，在1947年離開美國的時候，馮友蘭將此講稿交給紐約一家出版社出版，題名為《中國哲學小史》。這本書有法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譯本，還有南斯拉夫的譯本。1985年又出版了塗又光翻譯的中文本。差不多同時，馮友蘭的《新原道》也由一位英國朋友翻譯成英文在倫敦出版，題名為《中國哲學之精神》。

1947年，中國的局勢急轉，解放軍節節勝利，全國解放在望。是歸，是留？形勢逼人，要求在美華人做出抉擇。有些朋友勸馮友蘭定居美國，馮友蘭卻說：「解放軍越是勝利，我越是要趕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國解放了，中美交通斷絕。」於是他辭謝了當時有些地方的邀請，只於回國途中在夏威夷大學住了一學期，於1948年2月回到清華大學。是年12月，清華大學就先北京而解放了。在清華大學解放前夕，南京國民黨政府委派青年部長陳雪屏（原西南聯大訓導長）來清華大學。席間，陳雪屏宣佈，南京方面準備一架專機，來迎接諸位先生。馮友蘭堅決拒絕，他說：「自此以後，我在人事上雖時有浮沉，但我心中安慰。我畢竟依附在祖國的大地上，沒有一刻離開祖國。」

「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會的」

馮友蘭做學問達到了忘我的境界，他晚年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著書立說上。女兒宗璞有一段回憶錄，講述了馮友蘭這種「春蠶到死絲方盡」的精神。

老實說，父親已去世10年。時間移去了悲痛，減少了思念。以前在生活安排上，總是首先考慮老人，現在則完全改變了，甚至淡忘了。在失明的威脅下，父親並沒有忘記我。或者說，我又想起了他，因為我需要他。

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會的。

我會嗎？我需要他的榜樣，我向記憶深處尋找……

用口授方式，完成150萬字的大書，可謂學術史上的奇跡。【TXT小說下載：www.uu158.com】

父親最後的日子，是艱辛的，也是輝煌的。他逃脫了政治漩渦的泥沼，雖然被折磨得體無完膚，卻幸而頭在頸上。他可以相當自由地思想了。1980年，他開始從頭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這部書。當時他已是85歲高齡。除短暫的社會活動，他每天上午都在書房度過。他的頭腦便是一個圖書館，他的視力很可憐，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哲學思想的發展在他頭腦裡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輩子思索的結果。哲學是他一生的依據。自1915年，他進入北京大學哲學門，他從沒有離開過哲學。

父親最後十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這部書。學者們漸漸有了共識，認為這部書對論點、材料的融會貫通超過了20世紀30年代的兩卷本，又對玄學、佛學、道學，對曾國藩和太平天國的看法提出了獨到的見解，還認為人類的將來必定會「仇必和而解」，都說出了他自己要說的話，一點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寫成了這部150萬字的大書，可謂學術史上的奇跡。蠅營狗苟、利慾熏心的人能寫出這樣的書嗎？我看是抄也抄不下來！有的朋友來看望，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對我說：「能不能不要寫了。」我轉達這好意，父親微歎道：「我確實很累，可是我並不以為苦，我是欲罷不能。這就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吧！」

是的，他並不以寫這部書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芻一樣，細細咀嚼儲存的草料。他也在細細咀嚼原有的知識、儲備，用來創造。這裡面自有一種樂趣。父親著述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做卡片，曾有外國朋友問，「在昆明時，各種設備差，圖書難得，你到哪裡找資料？」父親回答：「我寫書，不需要很多資料，一切都在我的頭腦中。」這是他成為準盲人後，能完成大書的一個重要條件。

更重要的是他的專注，他的執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幫助，甚至咀嚼困難，進餐需人喂，有時要用一兩個小時。不能行走也罷，不能進食也罷，都阻擋不了他的哲學思考。有一次，因心臟病發作，我們用急救車送他去醫院，他躺在病床上，斷斷續續地說：「現在有病要治，是因為書沒有寫完，等書寫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當時，我為這句話大慟不已，現在想來，如絲已盡，淚已干，即使勉強治療也是支撐不下去的。而絲未盡，淚未乾，最後的著作沒有完成，那生命的靈氣絕不肯離去。他最後的遺言是「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這句話是用他整個生命說出來的。

20世紀40年代，常有人請馮友蘭寫字，馮友蘭最喜寫唐李翱的兩首詩——「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另外一首是「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

馮友蘭的執著頑強，那春蠶到死、蠟炬成灰、薪盡火傳的精神，有著極飄逸、極空明的一面。他一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擔得起，一方面是佛、道、禪的「雲在青天水在瓶」的看得破。正因為有了這樣的互補，中國知識分子才能在極嚴酷的環境中活下去。

多年以前，馮友蘭為女兒宗璞寫了一幅字，寫的是龔定庵詩：「雖然大器晚年成，卓犖全憑弱冠爭。多識前言蓄其德，莫拋心力貿才名。」後來馮友蘭又做了一首詩，「七字堪為座右銘，莫拋心力貿才名。樂章奏到休止符，此時無聲勝有聲。」馮友蘭深知任何事都要用心血做成，對後輩的諄諄教誨，不為一點輕易取得的浮名得意。

後來，馮友蘭因視力不好，成了一個准盲人，整日枯坐，冥思苦想，但他做起學問來是十分執著的。

馮友蘭在臨終前，說了最後一句關於哲學的話：「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學。」

「一輩子從來沒有買過菜」

馮友蘭北大畢業後回到開封，第一件事是結婚成家，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馮友蘭的婚姻同這位哲學家的哲學創作一樣，都帶有近代啟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

1915年，由上海中國公學的同學介紹，馮友蘭認識了辛亥革命的前輩任芝銘先生的三姑娘任載坤，任芝銘先生最早在河南提倡婦女解放，並先後將包括任載坤在內的三個女兒送到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接受現代教育。任女士當時正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比馮友蘭年長一歲，夠得上當時「新知識，舊道德」的標準。很快馮友蘭便和任載坤訂了婚。兩人訂婚時，有約定，等任載坤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以後才能結婚。當時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設本科和專修科，關於婚姻問題，專修科沒有什麼限制，本科只收未婚學生，如果中途結婚，就要中途退學。當時在北京，北京大學是男子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是女子最高學府，兩人各居最高學府，恰好兩人都是1918年畢業。這樣的結合，在全國也可以說獨此一對佳偶絕配。

1918年夏，馮友蘭與任載坤在開封結婚。馮友蘭與任載坤婚後育有四子，長女馮鍾璉，次女馮鍾璞（作家宗璞，著有小說《野葫蘆引》等），長子馮鍾遼，次子馮鍾越，多學有專成，顯然是受家庭濃厚文化氛圍的影響。隨著子女的出生，任載坤即主司家務。回首家庭生活往事，馮友蘭的女兒宗璞說：「這麼多年，我覺得父母一直認為生命有更高更重要的東西存在，在父親，就是他的哲學他的教育事情，在母親，就是幫助父親完成他的事業。」

楊長春的《一代宗師存風範——親友漫憶馮友蘭》文章中寫到，馮友蘭在家裡是一個「甩手掌櫃」，他能以全部的精力和時間用以著述，這得利於夫人任載坤的傾力支持。馮友蘭的妹夫張岱年曾經感歎：「在家中誰也比不上馮先生的，馮友蘭一輩子從來沒有買過菜。」宗璞笑著補充：「說一輩子沒有買過菜也不盡然，在昆明時，母親身體不好，父親也曾帶我趕過集，不過父親確實很少做飯，『君子遠庖廚』這句話放在他身上再合適不過。」

西南聯大時期，由於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教授的衣食都成了問題。於是，教授夫人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想方設法賺點零花錢，維持生活。任載坤為了讓馮友蘭安心著書立說、傳道授業，設油鍋賣麻花補貼家用；而梅貽琦校長的夫人韓詠華賣「定勝糕」，寄予著抗戰「一定勝利」的信念，此糕很受歡迎。

1946年西南聯合大學要離開昆明的時候，據馮友蘭的回憶，教授們大都把從北方帶來的東西在街頭拍賣，家屬們坐在街頭擺地攤，佔了很大一塊地方，持續了幾個星期。

「文革」期間，馮友蘭蹲牛棚，夫人任載坤天天站在遠處眺望，盼他回來，那個地方被馮友蘭命名為「望夫石」。任載坤還定期到黑幫大院給丈夫理髮。夫妻同甘苦、共患難，度過了這段非常時期。

1977年10月3日，任載坤撒手西歸，馮友蘭作輓聯送別妻子：在昔相追隨，同患難，共安樂，期頤望齊眉，黃泉碧落汝先去；從今無牽掛，斷名韁，破利鎖，俯仰俱不愧，海闊天空我自飛。

「期頤」，稱百歲之人。「齊眉」，比喻夫妻相敬相愛終生。「碧落」，謂天空。上聯寫夫妻情深意厚，相敬如賓，至老不渝，令人敬羨。下聯寫作者老來失伴而不灰心，卻雄心倍增，更令人崇敬。全聯語言流暢、自然，可謂佳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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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寂寞鴻儒，強國優種

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蘇寶山人（今屬上海市）。原名光亶（後以亶字筆畫多，取其下半改為光旦），又名保同，號仲昂，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1927年參與籌設新月書店。著作有《優生學》、《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等，另有譯著《性心理學》等。

「增益民族品性中剛勁的成分」

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開了一門課《中國歷史研究法》，學期末，潘光旦向老師交了一篇讀書報告，梁啟超看後，寫了這樣一段批語：「以你這樣的才華，你研究什麼就會有什麼成就。」

這篇報告就是22歲的潘光旦寫的《馮小青考》，今天這已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經典著作。馮小青是明代才女，但卻紅顏薄命，她的死因後人眾說紛紜。潘光旦借助西方性科學的原理，對馮的死因作了分析，得出了馮小青是死於她病態的「自戀」。這在對「性」諱莫如深的中國社會裡，可謂驚世駭俗。《馮小青考》是潘光旦借助近現代科學理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剖析的一次實踐，也是近現代國人對這個古老民族人性深處最初的科學探索和思考。

或許是為這個民族前途的憂慮，也或許是個人遭遇的感慨，潘光旦在美國選擇了生物學、遺傳學，並專攻了從生物進化論和遺傳學推演出來的優生學，他同時廣泛涉獵心理學、文學、哲學等領域。

在潘光旦看來，優生學是研究人類品性的遺傳與文化選擇的利弊，以求達到比較優良的人類繁殖方法，可以謀人類之進步。

1926年潘光旦回到上海開始了教書，他在國內創設了優生學課程，主編了《優生月刊》。教書之外，他關注著社會，為中國找尋出路。他認為中國民族在根本上有大危險，中國不缺人，缺的是心理健全、身體健康、資質聰穎的社會分子。一個民族要想富強就要優生，不是數量多少的問題，而是質量高低的問題。他認為，生育孩子不僅是一個家族的使命，更是社會的安危所繫。

深厚的文化根底，使他的思想超越了一般的社會學範疇，而是洋溢著重人道的社會理想。他撰寫了大量的著作，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典範之作。他通過家族的興衰，揭示遺傳和環境對造成人的優良品性的重要。他通過對美國、西班牙、古羅馬和中華民族的歷史比較研究，探尋一個民族興盛衰亡的緣由。更重要的是他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揭示了造成國人特性中所體現出的「私、愚、病、貧、亂」的民族病態的根源，指出要想民族振興，民族衛生、民族健康和優生優育是最重要的出路。

潘光旦從優生學的理論出發，對中國國民性進行了深入透徹的解析——「中國民族有許多弱點，其中最叫人失望的是利己心的畸形發展和利他心的薄弱。」（這是一些憤青們最不願意聽的。）

他在學術上有一種很博大的氣魄，他不願意人們稱中國為「老大之中國」，他說：「如果『老』字指的是歷史、文化、語言文字，那還可以，假若是指民族，我就不敢苟同了。」他的心中同樣有著一個少年中國，只是這個少年中國發育還不很健全！（這是何等的青春心理。）

可以說潘光旦是在近百年中國裡，最早在科學的基礎上提出「優生優育」的學者。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列強的欺辱使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憂患，有識之士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救國保種的道路。潘光旦先生逝世20週年時，費孝通曾說潘先生一生的學術，最基本的目的是「強國優種」，從德智體三個方面開展研究，希望能提高中國人的根本素質。

潘光旦主張教育應當培養出「士」的情志，平時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危難中體現「見危授命」、「士可殺不可辱」的志節。針對我們民族的弱點，潘先生還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生育節制，生得少、生得優，而且都留得住；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剛勁的成分等。

潘光旦認為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不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種種安排，而在教育。我們「畢竟是中國人，將來是要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事的。讀洋書與去國外，只是為達此目的而進行的一個手段」。他主張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革除把科學偶像化的教育，重新認識科學的真正性能：存疑而不武斷，寬容而不排斥，通達而不蔽錮。此外，潘光旦還旗幟鮮明地提出「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的觀點。

潘光旦是學行合一的一個人，他不僅讀書和做學問，而且還要使自己的學問和行動能夠直接有益於國家、有益於民族、有益於社會。他刻在自製煙斗斗腹上的十二字銘文，其實正是他本人最恰當的寫照：「形似龍，氣如虹，德能容，志於通」。

教授「完全是賺錢機器」

關於教育，孔子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蔡元培說：「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魯迅說：「教育是要立人。」盧梭說：教育是培養「既能行動又有思想的人」。愛因斯坦說：「什麼是教育？當你把受過的教育都忘記了，剩下的就是教育。」雅斯貝爾斯說：「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識的堆積。」但在今天，我們的教育已經成為了一個問題，其最大的問題就是不自由，學習不自由，思想不自由。

早在1930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說：做學問的目的，本來是讓人們越來越多瞭解它，從而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潘光旦認為，如果說西方教授已經是學問之大敵的話，那麼中國的教授恐怕連這個資格也沒有！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西方教授還能製造許多術語來唬人，但是中國大多數教授連本專業的術語也記不清楚。第二，西方教授還有本領加入某一派系，中國教授「除了介紹西方幾本教科書以外」，根本不做真正的研究。第三，西方教授不經過十年或數十年的磨難和謹嚴的學者生活，是不會得到這個頭銜的。

還是在1930年，潘光旦在《教授待遇與今日流行之兼任講師制》一文中就談到這個問題。他說：「大學聘請教授，有一個很普通的原則，便是一個『專』字。凡是在某行學問上有專長的，便有被聘請當教授的資格。這個原則是不錯的。但是在大學方面，待遇起教授來，也應當有一個簡單的原則，也便是一個『專』字。凡是能專誠待遇教授的大學，他一定可以得到教授們的信任和努力。」可見，用「學有專長」的原則聘請教授，以「專誠」的態度對待教授，是大學管理者必須具備的一種素質。

在這篇文章中，潘光旦還談到大學管理的另一個原則，那就是要「使教授們得到精神上的謐靜。」因為「教授的任務，一半在教導學生，一半也在他的專門學問上繼續用功夫，更求造詣的精到，而研究功夫的第一條件便是生活寧靜。」這個意見不僅適於年長的教授，也適於年輕的教師。因為做學問和其他事情不同，它需要靜下心來，排除雜念，鑽研多年，才能有所收穫。

潘光旦認為弄清楚教授與講師的區別特別重要。所謂教授，除了給學生上課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人格來影響學生。也就是說，真正的教授是不能屈從於世俗社會，每天為應酬而吃吃喝喝、為掙錢而跑來跑去的。正因為如此，潘光旦在這篇文章中說：「學校應當使學生和教授的人格有密切的接觸。要有這種接觸，第一條件也便是要使教授獲得精神上的寧靜，因為不寧靜，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現。」他還說，由於名牌教授有限，許多大學爭相邀請，這就使他們每天疲於奔命，根本沒有時間去做學問。至於學生，也只能在課堂上見上一面，下課後根本沒有接觸機會。因此他認為，這種「東也講一次，西講也一次，講一次算幾塊錢，講完了就走」的教授，完全是賺錢機器，在教學效果上，與留聲機類似；在人格取向上，與走江湖的藝人沒什麼兩樣。

1932年，潘光旦就在《教育與成見破除》一文中指出：「教育有兩大目的，一是教人認識自己，尤其是認識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二是教人破除成見，少受些成見的蒙蔽。」他認為，由於我們總是把精力放在學制調整、課程設置方面，不重視認識自己、破除成見的問題，因此培養出一大批毫無判斷力的青年。這些人在學校學會了道聽途說、鸚鵡學舌的本領，出了學校以後，就只能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了。

為了讓學生認識自己，少受蒙蔽，他在《完人教育新說》中指出，學校應該提倡「價值意識」的教育。這種價值意識的培養，可以讓人識別真偽，區分善惡，分辨利害。這就是說，如果只有大量知識而沒有價值意識，就不會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就會被各種各樣的成見所蒙蔽。

到了抗戰時期，潘光旦仍然堅持這一觀點。他在《自由之路》一書中，把自我認識和自我控制當作爭取自由的兩個先決條件。他認為只要具備這兩個條件，自由就會不期而至，任何人剝奪不了。不具備這兩個條件，即使調子再高，也是空談。

由此可見，僅僅掌握大量的知識，非但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且還會陷入被蒙蔽的境地。

「我的方法也有問題」

潘光旦是跛足，在清華的時候，獨腿成了他的一個特徵而名聲在外，但沒有人會感到他的殘疾。他行動敏捷，輕鬆自在，還把自己架拐行走當成笑話來說。有一次下雪，一個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跡，以為是什麼小動物，跟蹤腳印直到發現潘光旦。他說他在校園裡發現好幾回這種腳印，又不像什麼小狗小貓，原來是你啊！潘光旦回家就把這個故事講給家人聽，還誇獎這孩子有尋根問底的勁頭。

有一回，潘光旦和一個朋友說到葫蘆。潘光旦當時在賓館的床上躺著，頓時就坐起來了，突然問朋友是否記得他的書房裡有個什麼特別的東西。朋友一聽就明白了，他種出了兩個並蒂的葫蘆，掛在書房牆上當寶貝看。但朋友裝糊塗，說滿屋子都是書啊。潘光旦點頭，問還有呢？朋友說有個大硯台，還有個筆架，掛著大小的毛筆。潘光旦又問朋友，那牆上還掛著什麼呢？朋友知道不能再裝了，趕緊說，還有您的「鎮宅之寶」，一對葫蘆啊！牆上掛的匾好像是「雙葫蘆齋」？

潘光旦眉飛色舞起來，說不對，叫「葫蘆連理齋」，然後就講開了。他說自己的專業是優生學和遺傳學，有點冷門，不受重視，但這是基礎科學，跟人們身邊的植物、跟人本身都有關係。所以留美時他選修了生物學，拿不到學位也不在乎，讀了四年。1934年，他到清華大學任教，家門口有個架子，他就種上籐蘿和葫蘆，讓它們攀援，夏天可以乘涼。

過兩年，奇跡出現了，冒出了一對並蒂的葫蘆，頭靠頭地長在一起，這很難得。潘光旦說他起初擔心這兩個葫蘆長不好，哪知道它們很爭氣，長得差不多一樣大，而且身形、圓度、腰圍都很均勻。他覺得這是對他學習生物學的最大回報。有人問他為什麼生物學系的師生種不出來，潘光旦的回答很得意，一是因為生物系的師生都關注更有研究價值的動植物，對葫蘆沒有興趣，另外就是他們沒有學好優生學。

這是他很開心也不乏幽默的一件事。

1940年，潘光旦教授在西南聯大任教務長，他同時研究優生學與心理學。當時雲南多鼠，潘教授深受其苦，只好張夾設籠進行捕捉。一日捕得碩鼠10多只，便斬頭剝皮，棄其內臟，然後洗淨切成塊狀，請夫人做成萊。夫人皺眉問道：「我們伙食雖不算好，也常有魚有肉，今天為何叫我做這苦差事？」潘光旦解釋道：「我這是為了學術研究，請你一定要幫助我。」夫人無奈，只好勉為其難。夫人一向善於治饌，煮熟後果然甘香撲鼻。教授大喜，隨即邀來共同研究心理學的同事和學生數人，詭稱偶獲野味，欲與諸位分享。鼠肉端上桌來，潘先生帶頭大嚼，眾宴客亦舉著共食。然而咀嚼再三，竟不辨是何動物。一客問道：「此肉細嫩，味道鮮美，但不知是何野味？」潘光旦笑答道：「鼠肉。」此二字一出，想再吃一塊的忽然停住了筷子，嘴裡正在咀嚼的吐了出來，還有緊鎖雙眉、喉癢欲吐的，潘光旦一再保證，其中絕無有害健康的物質，並以身作則，繼續食用。但無論他怎麼勸誘，直至餐畢，終無問津者。潘教授大笑道：「我又在心理學上得一證明。」

聞一多是潘光旦清華求學時的摯友，原名聞多，在一次閒談中，潘光旦半開玩笑地向他建議，在名字中間加個「一」字，聞一多聽後非常高興，逢人便說我現在叫聞一多啦，就是這個聞一多，在知道潘光旦學習優生學時，對他說，你研究優生學的結果，假使證明中華民族應該淘汰滅亡，我便只有用手槍打死你。

幽默是潘光旦的絕活。他獨足，當政協委員時外出視察，走路用雙拐，葉篤義先生照顧他。有人取笑他說：「潘先生的立場觀點都有問題。」他說：「不只如此，我的方法也有問題，我架的雙拐是美國貨。」他喜歡研究家譜，看了許多他姓家譜。有人送他一副對聯：「尋自身快樂，光他姓門楣。」

因潘光旦行走用木拐，朋友徐志摩戲言「胡聖潘仙」。胡聖，指胡適；潘仙，指潘光旦，比喻他為名列八仙之一的鐵拐李。他還喜歡旅遊，挑戰自我，「到人不到」之處，偏幹一些常人認為肢殘人幹不了的事。在西南聯大演講時，他講到孔子時說：「對於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說著，他看了一眼自己缺失的一條腿，更正道：「講錯了，應該是四體投地。」引得同學們大笑。

潘光旦很注意生活情趣。戰時在昆明，他也會營造書房的氛圍。一張大書桌為自製——兩側用包裝木箱橫豎疊加成桌腳，上架兩條長木板為桌面，一如裁縫師傅的工作台。台上備有文房四寶。還有拾來的石頭和竹木製品做小擺設。因房子四面有窗，他命名為「四照閣」。苦中作樂，不乏文人雅士情調。雖寄人籬下，但環境挺幽雅。他用隱士蟹寄住螺殼比喻，作一聯，送給前來看他的學生李樹青，聯語是：

螺大能容隱士蟹，

庭虛待植美人蕉。

他請李提意見，李便和他開玩笑：「此聯是否已徵得潘太太首肯？否則，我建議用『壽仙桃』代替『美人蕉』。」潘光旦開顏大笑：「原意在屬對，並無金屋藏嬌之意。」

狼煙歲月業餘生活貧乏，清華大學的職員們也喜歡打麻將，以致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作為教務長的潘光旦，寫了一封信貼在他們客廳的門柱上，大意是希望他們玩要有「度」。又說：其實打麻將沒有什麼不好，娛樂一下也不錯。我也喜歡打，偶爾玩玩，只是應當找個合適的時間。最後說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不妨找個禮拜天，到舍下摸幾圈如何。他這種幽默的批評，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大家會心一笑。從此，濫打麻將的現象不再發生了。

張元濟：為中華文明「續寫」

張元濟（1867—1959），號菊生，浙江海鹽人。出生於名門望族，書香世家，清末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後在總理事務衙門任章京。1902年，張元濟進入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解放後，擔任上海文史館館長，繼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此是良田好耕植」

1898年發生的戊戌變法，是晚清王朝最後一次自救的努力，也是最後一次革新的機會。但是，它失敗了。參加、支持和同情戊戌變法的，被殺的被殺，革職的革職。當時的翰林院裡，張謇去辦實業了，蔡元培回老家教書了，原本等著坐牢殺頭的張元濟，因李鴻章相助而倖免。李鴻章將他推薦給盛宣懷，於是他來到了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當了譯書院院長，後來還當了南洋公學的校長。

19世紀末的上海是中國的新學樞紐之所在，新式學堂、學會、報刊、出版印刷機構不斷地從這裡輻射全國。這對於主張以西學開啟國民心靈的翰林張元濟，無疑是巨大的吸引。南洋公學是當時中國少有的設備最完善、人才最鼎盛的高等學府。到南洋公學任職，可以說是張元濟理想的延續。

在張元濟的主持下，譯書院出版了嚴復翻譯的《原富》。這是英國學者亞當·斯密的著作。在100年後的今天，這本書仍然是經濟學的經典著作。

當時，張元濟看重的是英才的培養。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賢一樣，以培養人才為首要，他們(:文:)痛感變法(:人:)維新的(:書:)失敗是(:屋:)沒有人才的基礎。所以，張元濟在南洋公學期間，創辦了南洋公學特班，這個「特班」，按盛宣懷的說法，就是為中國的將來培養「大才」。特班只有一屆學生，卻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謝無量等人。

然而時過三年，張元濟卻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決定：辭去南洋公學的所有職務，加盟商務印書館。

當年的商務印書館只是一個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場，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創辦。張元濟放棄了在南洋公學顯赫的地位，到一個弄堂的小廠裡，跟一個小業主合作，這樣的轉身，時人多有猜測和不解。

直到半個世紀後，因為中風已臥床數年的張元濟用顫抖的手寫了一首詩，告別商務印書館同仁：「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穫仗群才。」從詩中，人們讀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讀到這樣一個事實，他是自覺地把商務印書館與中國教育的現代性變革連接起來的。

張元濟走進商務印書館的這一年，清政府頒布了倡導興學的《學堂章程》，後來，科舉也廢除了，這是中國數千年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成千上百的與傳統私塾、書院不同的新式學堂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

當時中國不是沒有教科書，但是都編得不好，一類是教會的教科書，從西方引過來的，對中國的國情不適合；另一類是讀古書出身的老夫子編的，寫得太艱深，也不符合教育學的規律。張元濟認為，教科書的影響關係到一代乃至幾代中國人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的改變，他決定自己來編一套國文教科書。

張元濟編課本的方法很獨特，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而是大家圍坐一起，就像今天開策劃會一樣，每個人都可以說出想法和主張，倘若是被大家公認為有價值的，則詳細討論。討論者從兒童啟蒙的特點入手，由簡入繁、循序漸進。往往因為一個字，大家會爭論得面紅耳赤。每一個點都要討論到所有參與者都沒有異議為止。每完成一篇課文，大家再「輪流閱讀，或加潤色，或竟改作，相互為之，毫無成見」。

1904年，商務版《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出版，被全國各地的學堂廣泛採用。商務印書館的發行所擠滿了爭購的人群。教科書在晚清時候的發行總量佔到了全國的4/5，像最新國文教科書曾經翻印過三十幾次，印刷總量達到一億冊，成為那個時代教科書的範本。其他出版機構爭相效仿，再不能粗製濫造而牟利。書肆風氣，為之一變。

在張元濟的擘劃下，商務印書館編寫了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全套教科書，組織翻譯出版大批外國學術和文學名著，其中嚴復翻譯的西學名著和林紓翻譯的歐美小說影響尤為廣泛。編輯出版中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開創了中國現代工具書出版的先河。同時出版發行了《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等刊物。

當年知識分子走上「文化救國」道路的不在少數，惟有張元濟選擇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後，在商務印書館這個現代商業企業中書寫了他的文化理想。在20世紀初的文化巨變中，商務印書館完成了從印刷工廠到出版鉅子的蛻變，成為晚清以來，普及、傳播新知新學的文化重鎮。到1910年，商務已是晚清僅有的15家資產超過百萬元的企業之一。商務在張元濟的手中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文明的進步。

《新青年》的創刊，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然而在這個新文化運動勃興的年代，商務印書館卻顯得落伍了。陳獨秀、羅家倫等新文化的幹將在報刊上點名批評商務的保守，商務的業績日見衰退，1919年積壓和滯銷的書刊多達60萬冊。而對張元濟來說，他考慮更多的是，曾經引以為豪的商務還能否擔當起傳播新學新知的責任？

當時商務印書館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於是張元濟主持了「大換血」計劃，主張用新人，辦新事，首先從受新文化界猛烈抨擊的刊物開始。1920年，茅盾走進了著名的《小說月報》。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闡明不僅譯述西洋名家小說，介紹世界文學的潮流，更要創造中國的新文藝。

革新後的《小說月報》一改過去刊載男女情愛、閒適生活的格調，倡導「為人生的文學」，迅速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著名的老捨、巴金、丁玲都是通過《小說月報》走上文壇的。

張元濟以一種開明開放、兼容並包、海納百川的胸懷和學術情趣，廣集人才。據《商務印書館大事記》記載：1920年到1922年間，陸續進館的就有陳佈雷、謝六逸、鄭振鐸、周予同、李石岑、王雲五、竺可楨、任鴻雋、陶孟和、顧頡剛等，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都成為中國文化科學領域的一代宗師。商務印書館也因此和五四時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一樣，成為「各方知識分子彙集的中心」。

到1926年，商務印書館已經是遠東最大的出版商。分館不僅遍及中國，而且開到了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寶山路，建起了規模宏大的商務印書總館，涵芬樓也擴建成東方圖書館，向公眾開放。

在商言商的政治哲學

張元濟作為商務印書館的掌門人，其身份既是文化人又是商人。所謂「在商言商」，他為了商務印書館的事業始終趨時而進，這種進不是一味的冒進，而是無論時事政治是前進還是倒退，都與其步調保持一致。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商務印書館也為其做了很多熱情的廣告，不光《東方雜誌》刊登武昌起義大事記，另外還出版了13冊照片和圖片，並發行了300多張明信片。

在1912年商務印書館推出的那套教科書上，相應地題寫上「共和國教科書」，並在《東方雜誌》上莊嚴地宣告：「民國成立政體共和，教育方針隨之變動……教育部第七條通令先將小學各種教科書分別修訂，凡共和國民應具之知識與夫，此次革命之原委皆詳敘入，以養成完全共和國民。」

然而，革命推翻了清專制王朝，民主共和體制卻如鏡中之月，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取，1915年夏秋之季「洪憲帝制」似乎呼之欲出。此時商務剛發完秋季課本，正籌劃春季使用教材。張元濟為此大費周章，因為當時商務版課本名《共和國教科書》，一旦洪憲帝製成功，那就與國體不符；如果繼續觀望，春季時又無教材供應。幾經權衡後，張元濟決定把將課本中平等、自由這些與帝制相左的詞語刪掉，書名也改成《普通教科書》印刷出售。要知道商務印書館這一舉動比袁世凱下令「接受擁戴」還要早上20天。

張元濟在教科書上如此「迎合」帝制，不是說明他心底真正擁護袁世凱，而是為了商務印書館生存所需的權宜之計。當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在全國一致討伐聲中黯然下台，張元濟立即指示各分館撤去《普通教科書》，應迅速推廣《共和國教科書》。

說他見風使舵也好，說他沒有立場也罷，但這招確是「在商言商」的生存智慧。

張元濟對身份敏感者的著作也一律不出版、不代銷。比如張氏本人與康有為雖私交不錯，而且曾在戊戌變法中並肩作戰過，但當康某提出的要商務印書館代售其《不忍》雜誌和出版攻擊民國的《共和平議》時，張氏不留情面地婉言拒絕，延宕兩年後才勉強應允。要知道康某進入民國來思想仍舊頑固不化，張元濟當然不想讓人感覺商務印書館也在拉歷史倒車。

張元濟甚至拒絕過孫中山的書稿《孫文學說》。1918年孫中山在廣州的國民軍政府改組中受排擠，憤而宣佈辭去大元帥職務。他反思民國以來革命不斷挫敗，其原因是思想錯誤造成，提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學說。於是親自操刀，直到1919年4月初這本《孫文學說》才脫稿。

孫中山托人把稿子送到商務印書館時，沒想到卻遭到了張元濟的拒稿。因為張元濟反覆權衡，覺得此時正值南北和談僵局之際，孫中山依然是敏感人物，這本書幾乎等同於燙手山芋。

身為堂堂共和國父居然吃了閉門羹，孫中山一氣之下想要發文來告白天下，以昭示商務印書館乃保守反動之機構。這讓孫中山一直耿耿於懷，直到1920年初孫中山在《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中，仍以極其嚴厲的措辭批評了商務印書館負責人為「保皇黨餘孽」。

連孫中山的書稿都敢拒絕，何況其他無名之輩呢？被張元濟拒之門外的書稿還有陳獨秀的。1928年在國民黨獄中的陳獨秀寄來《中國拼音文字草案》，張元濟寧願贈他幾千元稿費，也不願意給商務印書館帶來任何風險。

有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張元濟吃過政治的虧，自戊戌那年後他就與政治絕緣。當年和他一起參與變法的梁啟超、熊希齡等人在民國又東山再起，而他卻看破宦海沉浮的險惡。1913年時為北洋內閣總理的熊希齡邀請張元濟任教育總長，張氏自言「自維庸劣，終不敢誤我良友、誤我國家，並誤我可畏之後生」。委婉地謝絕入仕。

抗戰期間，商務印書館內遷，而張元濟留居上海孤島，拒絕與日本人和汪偽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際，寧可賣字為生。有次汪精衛政府高官送來一幅畫卷請他題字，並附有支票。他退回支票，修書一封曰：「是君為浙省長，禍浙甚深……以是未敢從命。」民族氣節與對政治警覺避免了張元濟下水。

自詡為「戊戌孑遺」的張元濟，見過了自晚清以來幾乎所有的改革與挫敗、維新與復辟、欣喜與悲痛。所以，他能把商務印書館的事業與現實政治活動拉開一段距離，維護著一個文化機構相對獨立。當然他並沒有完全超脫現實來進行自己的事業，更沒有對變革呈現出保守或抵制的心態，而是與時俱進，在選擇中創新。

送中文打字機參加世博

1910年3月17日，中國近代出版業的開拓者、商務印書館掌門人張元濟登上了從上海開往歐洲的輪船，開始長達半年的環球考察。這次出行，他將訪問歐洲和美國，抵達比利時的時間被特意安排在1910年7月，因為比利時布魯塞爾世博會就在此時舉辦。

1910年夏天，儘管此時的比利時涼爽舒適、氣候宜人，但身處他鄉的張元濟卻心情無比壓抑，萬般不快猶如鬱結的烏雲一般。

一幅幅家鄉的畫面在張元濟腦海中浮現：囚犯戴著鐐銬枷鎖血肉模糊；頂著大辮子的男人歪躺著手捧煙槍；小腳女人步履蹣跚……這就是20世紀初的大清國。然而，令張元濟更為痛心的是，刑具、煙槍、纏足鞋……這些竟然堂而皇之地走上了世博會。

「凡人未有不自炫其長而欲人之誇譽者，亦未有故暴其所短而欲人之恥笑者，而吾國獨及是，何以見之，見於出洋之賽會。」在親歷世博會之後，張元濟憤怒地寫下這段話。

那一屆世博會，張元濟親見了法德等國展館的廣大、展品的繁多，也看清了大清國的黯然失色。展覽會場狹小，就連「世界至小之摩納哥」都遠不及；展地偏僻，展品雖有瓷器、綢緞、扇、畫、刺繡、漆器，但都粗陋下等、零亂瑣雜，甚至比不上蘇杭、廣州的雜貨店。中國參展僅耗銀2萬兩，尚不及慈禧太后一天的日常開銷。

同時，他還從留學生的口中得知了許多與世博會有關的事件：在1905年舉辦的比利時列日世博會上，中國的展品中竟有刑具、鴉片、纏足鞋等物，留學生們奮起抗議，展品這才撤去。

這一屆世博會，張元濟先後前往不下六七次，在中國展區中，他看到前來參觀的西方人寥寥無幾，不少西方人面對中國展品皺著眉頭、頻頻搖頭，只看了一會兒便疾步離去，其鄙夷不屑之態如利劍，刺傷了張元濟的心。難道我們花錢參展就是為了換購歐美人對中國鄙夷不屑的念頭嗎？望著東方，張元濟心情格外沉重，他害怕，西方國家會專門摘取中國國民的短處、中國國力的衰弱，以此為借口，張揚其殖民東移的氣焰。

僅在張元濟訪問西方各國後的一年，中國就發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隨之瓦解。<a href=http://www.uu158.com/>文人小說下載</a>

與當時的許多人見解一致，張元濟也認為「開啟民智」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開啟民智」的理念引領張元濟和商務印書館走進世博，而世博更堅定了張元濟培養人才、普及國民教育、「扶助教育為己任」的信念。

1910年比利時世博之行對於張元濟的觸動不可謂不大，他特地為此寫下了一篇《中國出洋賽會預備法議》寄回國內，發表在當時影響最大的《申報》和《東方雜誌》上，並提出了「吾中國欲側足與世界，不可不以賽會為之先導」的觀點。

在文章中，張元濟闡述了中國應該如何參加世博會等一系列理念。比如他認為世博會不僅僅是一個振興商業的平台，它與軍事、教育等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們一方面可以在世博會中展示自己，改變西方人認為中國落後的印象，同時也可以看看別人是怎麼發展的，引以為鑒。此外，張元濟還提出要為參加世博會精心挑選展品、培養人才，不可以惡俗粗劣之物充數，也不可以不學無術者為之。

張元濟回國之後，親自領導商務印書館盡可能多地去參與世博會。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中確認，1910年之後商務印書館至少參與了1911年都靈、1915年舊金山、1926年費城三屆世博會。展品中包括商務印書館自己出版的書籍和教科書、教具模型、理化儀器等，並先後取得了不少獎項。1926年，在美國費城世博會上，商務印書館更是展出了當時世界上唯一的中文打字機，頗受好評。

值得一提的是，商務印書館的展品也是中國當時送展世博會少有的具有現代色彩的展品。除了世博會外，商務印書館還參加了當時中國舉辦的幾乎所有國內博覽會，並出版了大量有關世博會的書籍。可以說，張元濟是中國近代文人中最早認識到世博會重要性的人物之一，商務印書館也是中國近代企業中最熱心參與世博會的一家。

當了一回沒油水的「肉票」

1927年10月17日晚，一輛汽車開到極司非而路，車上下來五個人，到張家叫門。傭人剛開門，這夥人就蜂擁而入，先把開門者用手槍頂著押往門房間，接著疾步穿過花園，持槍衝上樓梯。這時張元濟正與家人在二樓吃飯，見有這麼些人上樓，剛想起身問話，一個綁匪已用手槍頂住飯桌旁的張元濟的侄子張樹源，大約他們見只有樹源一個年輕人，怕他抵抗。有個頭目模樣的人指指張元濟，說：「不是那個，是這一個！」於是，綁匪不由分說架起張元濟走了。張夫人、樹源和家裡所有人都被這突然發生的事情驚呆了。

張樹源先向租界巡捕房報警，後又告訴了商務印書館的幾位同仁。大家知道，綁匪不是要人，而是要「贖票」的錢，總有消息來的。家裡人都提心吊膽地等著消息。

10月19日，高夢旦匆匆趕到張家，對張夫人說，他收到張元濟昨日寫的信，綁匪開價20萬元，讓大家快想辦法。在信中，張元濟關照「嚴守秘密」，希望「自己商妥了結」，但20萬元不是小數字。從哪來呢？高夢旦也不是富翁，幫不了多少忙。接信後大家還是一籌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在收到張元濟來信前後，家裡也接到綁匪打來兩次索錢的電話，可又不說地點，更弄得家人坐臥不安。其實，這兩天綁匪也在等消息。經過調查，他們發現目標確實不是「大老闆」，對張元濟說：「實出誤會，惟事已如此，總望酌量補助……」他們當然不會輕易放走到手的獵物。

張元濟被綁的消息，先是一些小報捅了出來，後來各大報，連日本報紙也刊出了有關報道。親友們來信來電，探詢張元濟下落，絡繹不絕，忙壞了樹源。張夫人拿出股票、首飾，勉強湊了5000元。商務印書館同仁也紛紛想辦法營救。其中有這麼一段小插曲：商務印書館有位編輯張世鎏（叔良），平時與三教九流都有些交往，聽說張元濟被綁，挺身而出，冒冒失失要獨闖匪窟，營救張元濟，後來被大家勸住。

不久，綁匪又來電話，約張家人到爵祿飯店談判，商議「贖票」價格。談判事當然落到樹源頭上。為防不測，張世鎏自告奮勇當樹源的保鏢，一起前往。爵祿飯店在西藏路福州路轉角處，其北即為一品香旅館。上海人都知道爵祿為惡勢力盤踞之所。綁匪選中此地與「肉票」家屬談判，看來是有道理的。綁匪方面出面的兩個頭目，一個姓葉，一個姓李。他們把贖金減至15萬元。可是這筆錢，張家當然無法承擔。這樣的秘密談判繼續了好幾次，儘管綁匪們將「票價」減了又減，終因索要過高，無法達成協議。

張元濟在給高夢旦的信中，要家裡人到巡捕房「註銷」報警，其實那時巡捕房根本管不了此等案件。據現存的幾份刊有張元濟被綁新聞的小報報道，張元濟被綁的當天，鹽業銀行經理倪遠甫也被綁架；次日，寧波巨紳薛順生又被綁架；連剛上任的上海特別市土地局長朱炎之，也未能倖免。租界上恐怖事件接二連三，捕房束手無策。張元濟願意「自己妥商了結」，看來是早有脫險的良策。

張元濟盜窟六晝夜的生活，從他後來的回憶和所作《盜窟十詩》中可以得知。張元濟說那天綁匪把他架出大門，推進汽車。汽車向郊外開去。綁匪用黑布把張元濟的眼睛蒙上，還把他雙手捆紮起來。張元濟很鎮靜，只感到汽車七轉八彎，駛了好一陣。車停後，綁匪把他帶進一屋，取下黑布。張元濟看出這是一所破舊的農家小屋，桌子上點著一枝蠟燭，牆邊有一張破床，看得出用繩綁著床腿。屋裡有三四個持槍的漢子。那匪徒頭目讓手下人解開張元濟手上的繩，匆匆走了，留下三個看守。看守們對張元濟倒還「優待」，抱來被子，讓他睡在那張破床上，他們自己則和衣睡在地上。

張元濟在盜窟中作了十首七絕，脫險後將詩稿托商務印書館排字印出，並將印件分送親友，表示謝意。詩中不僅描述了盜窟的環境和生活，還反映出張元濟在彼中鎮定自若的心態。

還有兩個細節是張元濟自己講述的。一是張元濟當時裡面穿的絨線衣有破洞，為看守們所驚訝。他們想不到心目中的「財神爺」竟也穿著破衣服。二是看守中一名年紀稍大者，常常咳嗽。張元濟勸他去看醫生，還為他開了張治咳嗽的藥方，那綁匪感動得掉了眼淚。

爵祿飯店的談判不很順利。綁匪們見「油水」不足，也不得不讓步。第四天，10月21日，張元濟寫信告訴樹源，劫持者已答應把「票價」減至2萬元，讓家中快想辦法。（可惜此信沒有保存下來。）綁匪們的這一票，算是倒霉到家了。

當天，葉姓頭目又約樹源等到爵祿飯店談判，出示張元濟的信，逼張樹源交錢。樹源想交去5000元，仍通不過。第五天，綁匪可能覺得眼前這個傢伙實在是沒有油水可搾，就同意了，5000元放人。於是，當時樹源又四處奔走，在親友處借貸到5000元錢，送到綁匪手裡。大約他們知道確實搾不出更多的「油水」，第六天（10月23日）晚上，就用汽車把張元濟送了回來。1萬元贖票，張元濟終於脫險，結束了這六晝夜的「奇遇」。

張元濟對被綁事處之泰然，精神上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脫險之後，立即投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回家十天之後，即與瞿啟甲商談借印鐵琴銅劍樓藏書，並親自起草了合同的文稿，為日後商務出版《四部叢刊·續編》做好了準備。

11月14日張元濟致丁文江信的底稿中，有這樣短短幾句話，說出了他對綁票這一社會現象的見解：「若輩……如有生路，誰肯為此？嗚呼！誰實為之而令其至於此哉！人言此是綠林客，我當饑民一例看，未知我兄聞之又作何感慨也。」

1937年許寶驊表弟在（南）京杭（州）公路上被綁，脫險後張元濟去杭州慰問。張元濟為此寫了《談綁票有感》，發表在《東方雜誌》上。這篇文章進一步闡明了他上述觀點。文章最後說：「國家管著教育，為什麼使他們得不到一些知能？國家管著工商、路礦、農林，為什麼使他們找不到一些職業？螻蟻尚且貪生，狗急自然跳牆。人們饑寒到要死，鋌而走險，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卻也可憐。我們中國是個窮國，人口又多，出產又少……政府幾次明令提倡節儉，我還盼望在位諸公常常牢記這兩個字，最好以身作則。不但私人的享用，就是國家的大政也要估計估計自己的力量，分個緩急，定個先後，不要拿國民有限的汗血來作無限的揮霍，或者可以多留下幾個錢給這些鄉下的窮民，多吃一兩頓米飯，買些鹽來蒸些菜，這也就是無量的功德了。」

李濟：甲骨文的發現者

李濟（1896.6.2—1979.8.1），人類學家、中國現代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之父。字受之，後改濟之。湖北鍾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預科學校清華學堂，1918年官費留美，入馬薩諸塞州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並於次年改讀人口學專業，1920年獲得社會學碩士學位後，轉入美國哈佛大學，讀人類學專業，獲哲學博士學位。1922年，李濟哈佛大學畢業，返回祖國，受聘於南開大學，任人類學和社會學教授。

從清華到哈佛

李濟的早期教育歸功於其父李權。李權是位學問不錯的教書先生，在全縣有一個最大的學館。父親認為，小孩子剛讀書時候，要先讓他學最難的，然後再學容易的，這樣進步會比較大。所以李濟並不像別的孩子那樣從「人之初、性本善」開始，而是從「盤古首出，天地初分」學起。但因為李權是全縣聞名的大秀才，沒有人敢指責他違背傳統的教育習慣。

1907年，清朝舉行最後一次科舉考試，被當地人稱為「李優貢」的李權也被送到北京參加會考，得到一個七品小京官的職銜，分在內務府。李權把家人接到北京，李濟就在11歲那年跟全家來到北京。

1911年，用庚子賠款開辦的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堂開始招生，投考者有1000多人。當時還叫「李順井」的李濟糊里糊塗應了考，被錄取進了「備取榜」，排名倒數第三。如果考生沒取足，就從「備取榜」裡接著選，於是李濟幸運地成了北京錄取的120名新生的一員。七年半學習結束後，他們同一批進入的學生，經過陸續考試淘汰最終只剩下57人。

1918年8月，22歲的李濟自上海乘「南京號」遠洋輪赴美留學。李濟在清華讀書時，美國有一位沃爾科特博士曾為他們教授過心理學和倫理學，並第一次在中國學生中作了智商測驗（李濟被測定為128）。李濟受他影響，對心理學產生了極大興趣，所以最初在馬薩諸塞省的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

克拉克大學的老校長霍爾教授提倡學生到圖書館自由閱讀，他認為只有這樣，學生才能發現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學校的圖書館及書庫全部對學生開放閱讀。那時候人類學在美國才剛剛興起，克拉克大學圖書館裡有一些著名人類學大師的著作，李濟一下子入了迷，之後又在老校長霍爾教授鼓勵下，改學人類學。

聽說李濟轉學人類學後，他的好朋友徐志摩非常贊成，他認為李濟是適合做學問的人。徐志摩與李濟同船去美，他是自費留學生。在克拉克大學的第一學年同住一個公寓，關係很好。徐志摩讀的是歷史系，在第二年就從克拉克大學轉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學銀行學。1920年暑假後，徐志摩遠渡大西洋去了倫敦，而李濟則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深造，從此開始各自人生道路。後人在整理李濟文件時，找到了李濟保存的徐志摩去紐約後寫給他的9封信，信裡就生活、學習等談得很廣泛。徐志摩對李濟當年也有這樣的評價：「剛毅木訥，強力努行，凡學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1923年6月，李濟獲得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李濟的論文得到的評語是「極佳」，後來在哈佛大學正式出版，一位歷史學家說，「自後中外學人凡論及中國民族及人種問題的，大都徵引其書。」

1922年，著名哲學大師羅素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國問題》，文中提到了李濟的論文讓他「得到了某些頗有啟發的見解」，並大段引用了李濟論文。像羅素這樣的名人，在自己的書中如此大量引用並讚賞一個尚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的作品，這種情況是不多見的，這也使得李濟一下子聲名大振。

有趣的是，李濟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李權還不知道如何衡量這個陌生的頭銜，但又心有不甘，不久想出了一個辦法，給自己起了一個別號叫「博父」。李濟的朋友們，像趙元任，也善意地開玩笑稱他「李博父老先生」。

李濟在哈佛讀書時，有一位講授體質人類學的講師霍頓，李濟將他的名字翻譯成像日本人名字的「虎籐」，1921年暑假，虎籐交給李濟一批尚未開箱的500件埃及人頭骨，讓他每天花半天來開箱、洗刷、整理頭骨，按鐘點付錢。李濟花了大半個暑假來做這個工作，他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這次整理頭骨的經驗，讓他對於處理人骨，特別是人頭骨有了親身體會，這對他後來進行生體測量的實踐以及處理安陽殷墟出土的人頭骨很有裨益。後來，在安陽殷墟挖掘現場，很多年輕的考古人員大都是在李濟的指導下經歷了整理人骨的訓練，後來著名的考古學家高去尋、尹達、夏鼐等都談過此事。

80年前第一鋤

取得博士學位後，李濟如期回國。起初，他應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聘，任社會學和人類學教授。1924年，已是南開大學文科主任的李濟，和魯迅、王同齡、蔣廷黻等人，一起去西北大學講學，由此結識魯迅先生。1925年4月，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被聘為教授。29歲的李濟，受聘為唯一講師。

這年，美國、法國、瑞典等國的考古隊，紛紛來中國「尋寶」。其中，美國史密森研究院弗利爾藝術館委員畢士博，聽說李濟是中國第一位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即來信邀請李濟參加他們的考古隊。李濟回信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在中國做田野考古，必須與中國的學術團體合作；二是在中國掘出的文物，必須留在中國。畢士博回信道：「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們絕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願做的事。」

1926年5月，畢士博與清華校長曹雲祥商定了合作事項，即弗利爾藝術館與清華國學院合作，由李濟先生主持，經費主要由弗利爾承擔，發掘報告中英文各一份，所得文物暫由清華保管，今後交中國國立博物館。

1926年10月，李濟率隊來到山西省夏縣西陰村。這年初春，李濟曾和地質學家袁復禮沿汾河流域進行了一次旅行調查。在西陰村，他們發現了一片佈滿陶片的地方。這片區域很大，有好幾畝地。他們俯身撿拾幾片暴露在地面的碎片，仔細一看：不得了，全是史前的陶片。回來後，李濟決定將西陰村作為第一次考古挖掘的現場。從10月15日到12月初，考古隊在西陰村不僅發現了10多萬片史前陶片，還出土了大量石器、人骨、獸骨、貝殼片等。最有意思的是，發現了半隻被利器切割過的蠶繭殼。這一發現表明，中華民族在史前就家養蠶繭。1995年9月，為紀念李濟先生誕辰百年，台灣「故宮博物院」舉辦了一場為時8天的「特展」，所展文物僅一件，即半個蠶繭殼，可見這半個蠶繭殼的「份量」。

這次發掘，撿拾起中華文明一段重要歷史——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更標誌著現代科學考古進入中國。他們制定了《山西省歷史文物發掘管理辦法》，明確「發掘所得歸國家所有」；在西陰村，他們沒有將整個遺址挖開，而只是選擇了一小塊面積。挖掘中，李濟創造的「三點記載」、「層疊」、「探溝探坑」等田野科學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現代科學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考古界沿用。

我國著名學者、「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先生曾說過：「現代考古學真正系統地在中國展開，是從1928年李濟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考古組主任後，主持對殷墟進行發掘開始的。」

殷墟文化遺址，20世紀中國重大考古發現之首。使殷墟——今天的河南安陽走向世界的，當屬李濟先生。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對殷墟的15次挖掘，有14次是在李濟先生主持下完成的。1928年10月，正在美國的李濟收到傅斯年的電函，希望他盡快回來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這時，由中央研究院組織的對殷墟的第一次挖掘正在進行。年末，李濟回國。第二年3月，中央研究院對殷墟進行第二次挖掘。以後，差不多每年的春秋兩季，研究院都要在李濟的主持下對殷墟進行挖掘，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

安陽殷墟考古，最初的目的是尋找有文字的中國古代史，即人們通常說的「甲骨文」。1929年，李濟主持的殷墟第3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龜四版」。這是在殷墟首次發現的大塊甲骨，龜版上刻滿了殷商時代的占卜文字。1936年6月，對殷墟的最後一次挖掘，獲得了至為重要的成果：12日是這一「戰役」的最後一天，下午4時，在小屯村的一個地下貯藏坑裡發現了龜版。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一塊塊取出。誰知，當取出3760塊時，還只是一個面上部分。於是，決定再延續一天。第二天，當太陽下山時，他們的工作還沒有結束。後來，又用了4個晝夜，才將埋藏珍品的土塊整體起出。經過幾個月的整理，這次共發現有字甲骨17096片。

在殷墟，與甲骨文同時出現的還有青銅器、玉器、日用器具、人獸骨、建築遺跡等等。1935年的第11次挖掘，清理了10座大墓、1200多座小墓。大墓中有大量刻紋石器、玉飾品、青銅器等，小墓中的埋葬軀體，呈俯身、仰身、屈身等不同姿勢，還有一跪著的人體殘部。顯然，小墓是陪葬墓，這是一處殷商王朝的王陵。1936年4月的第14次挖掘，則發現了一個埋有完整馬車和四匹馬的車馬葬坑。這是第一次發現商代交通工具，又一次轟動中外學術界。一個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地出現在世人面前。

在《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一文中，他說：「中國的史學家把中國古史看作長城以南的事，長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國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長城封鎖了。」「總之，我們若把中國歷史看作全部人類歷史的一部分，它比傳統的歷史遠得多。」「我們討論中國歷史最要緊的一點，與過去不同的一點，是我們感覺到，並已證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記錄以外，還有另外的來源；由這些來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經引導出了不少新的問題，並且已經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們必須收納考古學與民族學的資料，這些新資料，不但幫助他們解決舊問題，而且啟發新問題。」

在《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一文中，他說：「中國歷史是人類全部歷史最光榮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體人類歷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輝才更顯得鮮明。把它關在一間老屋子內，孤芳自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他還闡述了新史學家應該達到的四個境界：第一個境界就是地質學家丁文江先生告訴他的朋友的話，他說：「中國境內作現代學術工作，真是遍地黃金，只要有人揀。」這是講要尊重本國的學術資源。第二境界可以說是「百聞不如一見，靠別人不如靠自己」，這是講作為新史學家應該重視從實踐中去獲取知識。第三個境界應該是「寧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資料遇了這種有勇氣的人，庶幾乎可以相得相輔了。第四個境界，姑稱之為「無用之用是為大用」。這最後一個似含有為歷史學等學術之境遇辯護之意。他最後總結說：「在這一境界中作歷史學語言學的工作，可以說和生物學家地質學家的工作情形是同樣的。」

文物在哪裡，人就在哪裡

抗戰勝利後，李濟以中國赴日代表團顧問的身份，前往日本東京、京都、大阪等地調查戰時被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文獻。回國後，李濟撰寫了《抗戰後在日所見中國古物報告書》，向有關部門報告。這次調查，追回了周口店遺物、中央圖書館藏經典書籍等重要文物文獻。但是，李濟一直遺憾，沒有找到「北京人頭骨」。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發掘收工後僅18天，「盧溝橋事變」爆發。因為李濟從1934年起接替傅斯年擔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籌備處主任，「史語所」與「中博」向西南搬遷之事，便由傅斯年交與李濟負責。「史語所」搬遷的第一站是經武漢到長沙，在那裡只停留了3個月，因為日機不斷轟炸，決定繼續西遷至昆明。

在搬遷西南之前，考古組發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幾位青年人紛紛投筆從戎，離開了「史語所」。李濟為此心情矛盾：一方面安陽發掘的成績太重要，但研究工作還未正式展開，人員散去了，將來怎麼辦？另一方面，大敵當前，連自己都萌生前線殺敵的念頭，何況這些熱血青年？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長沙公路邊一個小飯店裡，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全體人員都在這裡喝了餞別酒，送走了尹達、祁延霈、王湘等人。他們大多數後來去了延安，所以這一次分手後他們就再也沒見過面。

從桂林經越南輾轉到了昆明後，「史語所」在這裡安頓了兩年。此間李濟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吳金鼎、曾昭（註：曾國藩的曾孫女，60年代自殺）、夏鼐等從英國返回昆明，成為中國考古界的新生力量。

1940年冬，因滇越線戰事吃緊，「史語所」、「中博」又遷離昆明，到達四川宜賓的李莊鎮。

李莊六年，是抗戰時期「史語所」和「中博」相對安定的一段日子。在李莊還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搬運時，不巧撞壞了一個木箱，裡面的人頭骨和體骨標本全都暴露無遺。當時農民一片嘩然，加之此前有位來自廣東的同事打了條蛇吃以解饞，當地人便傳說這個機關不光吃蛇「還吃人」。後來只好由李濟與所長傅斯年等人出面，邀請當地官員和地方鄉紳座談，再三向他們解釋研究人骨的意義，請他們對民眾做些必要的解釋，這才化解了一場危機。

1941年12月，日軍侵佔香港，「史語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損失；次年3月，日軍侵佔長沙，「史語所」存在那裡的文物也悉告損失，這讓李濟痛惜不已。不僅如此，因為醫療條件太差，他的兩個女兒鶴徵和鳳徵，分別在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莊病逝，鳳徵去世時才17歲。對李濟來說，那真是一段內憂外患的日子。李濟夫婦一生生育了四個孩子，大女兒幼時便夭折，這樣，只剩下了一個男孩子。他們後來把舅舅家的孩子過繼來，取名「光周」，李光周後來也成為一個考古學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李濟以專家身份被派參加中國駐日代表團，赴日本各地調查戰時被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李濟五次尋找「北京人頭骨」而未果，他以此為終生憾事。

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語所由南京直遷台灣，所裡全部圖書、儀器、標本共裝了上千箱，連同故宮、「中博」的重要文物一併船運。那時許多文物剛從大後方運回南京，還來不及開箱，又要搬到台灣。

安陽殷墟文物也在轉移之列，李濟是這次的押運人。很多人反對文物搬遷，李濟也很矛盾，但他的第一考慮是保護文物，他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個地方無所謂。有人勸他不要跟著船走，怕危險，但他不聽。那時候很多知識分子還對國共和談抱有希望，想著躲避一段戰火，等安定後再繼續從事自己的研究。

葉企孫：一個真正大寫的人

葉企孫（1898.7.16—1977.1.13），上海人。中國卓越的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物理學界的一代宗師。1918年畢業於清華學校，旋即赴美深造，1920年獲芝加哥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23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4年回國後，歷任東南大學副教授，清華大學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學院院長。他還是中國物理學會的創建人之一，曾任中國物理學會第一、二屆副會長，1936年任會長等。

「事關抗日」，極力支持

1937年，盧溝橋事變，平津淪陷，葉企孫於8月中旬隨清華大學師生秘密赴天津準備轉道南下。就在等船的時候，葉得了副傷寒症，不得不住進天津醫院治療。在治療期間，他得到了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從南京拍來的密電，令他在天津留守，組織部分人員負責接待經天津轉道南方的清華大學教職員工。葉服從了這一決定，並於10月初出院後移住在天津「清華同學會」辦公處，一邊療養，一邊主持接待事宜。熊大縝作為葉的助手隨侍左右，並出面署理食宿接待、買船票、送站等繁瑣事務。舊歷年過後，清華教職工大部分已經南下，葉的留守已無必要，遂準備赴長沙。正在這時，又聽到已遷長沙的清華、北大、南開等組成的臨時大學欲再遷昆明，葉決定稍緩行動，以便不經長沙而直達昆明。就在這個滯留的空隙，一個決定葉、熊二人命運的意外且有幾分詭異的事件發生了。

1938年3月的一天，熊大縝突然對葉企孫說：「我要到冀中區去，幫助那裡的人們進行武裝抗日，那裡需要科技人員幫助。」

葉聽罷有些吃驚，便問：「是誰介紹你去的？」

熊答道：「是一位姓黃的，事情緊急，我這幾天就要動身。」

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葉在後來的交代材料中說：「我起初是不贊成他去的，但因事關抗日，我無法阻止，也沒有什麼理由可以阻止他，就極力支持他。幾天後，他動身了。我只送他到同學會門口，沒有看到帶路的人。」

他明知這學生在河北沒有相熟的人，又沒有政治經驗，但是國難當頭，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後，他曾「約有十餘天，神思鬱鬱，心緒茫然，每日只能靜坐室中，讀些英文小說，自求鎮定下來」。

到了這年的端午節，熊大縝與一位北平工學院的畢業生結伴來到天津找葉企孫。師生見面，葉才得知熊到冀中後，在呂正操麾下的後勤部門工作。

呂正操時任八路軍第三縱隊司令員兼冀中軍區司令員、冀中區總指揮部副總指揮、晉綏軍區司令員等要職，率部在冀中地區與日軍展開游擊戰，創建了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塊平原抗日根據地。

當時的冀中軍區極需武器彈藥特別是無線電收發設備。熊大縝安全到達預定地點後，很快被任命為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並著手籌建技術研究社，開展烈性炸藥、地雷、雷管等研製工作，以炸毀從北平到滄州、石家莊一線的鐵路，切斷日敵的交通大動脈。同時研究、安裝短波通訊工具，以保證軍事通訊的暢通。要完成這一工作，就需要購買材料和尋找相關的技術人才，於是熊大縝於1938年的端午節來到天津尋求恩師葉企孫的幫助。

葉企孫利用自己留津的空隙秘密幫助自己的學生在後方搜購一些雷管、炸藥等軍用物資。同時按熊的要求，他先後介紹了汪德熙、李廣信、閻裕昌、胡大佛等清華師生、職工和平津高校的畢業生去冀中軍區參加了「技術研究社」，開展各種軍火、通訊設備的研製工作。

熊大縝得到了葉企孫推薦的人才與購買的材料後回到部隊，在製造炸藥的同時，又用土辦法、土設備成功地研製出了合格的槍炮彈藥。1938年9月，熊大縝等幾位技術人員與官兵一起，在平漢鐵路保定方順橋附近埋設了由「技術研究社」研製的含TNT烈性炸藥的地雷，將駛來的日軍機車車頭炸得粉碎。自此，這種含TNT烈性炸藥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廣泛應用，日軍聞之喪膽，吃盡了苦頭。

與「三錢」

「三錢」的事業道路受過多人指引，但如沒有最初葉企孫的慧眼識珠和破格提攜，就不會有後來的「三錢」。

錢偉長曾說過：「我有很多老師，而葉企孫教授是對我影響最深的老師之一。」錢偉長是1931年考進清華大學的，以歷史和國文滿分，數理化英語合計25分的跛腳成績被破格錄取。錢偉長1931年9月16日到清華大學報到，9月19日晨就傳來「九·一八」事變消息，錢偉長決定棄文學理為國造飛機大炮抵抗日本侵略。當天他就找到吳有訓教授要求轉物理系，但吳教授不同意，因為當時物理系是熱門，而錢偉長數理化成績太差。吳教授還說學文史同樣能救國。錢偉長在同學建議下向時任物理系主任和理學院院長的葉企孫求援。葉企孫熱愛青年，尤其熱愛有創造力的青年和敢於實踐試驗的青年，是一位人所共知的開明教授，華羅庚就是他拍板破格進清華的。錢偉長初到葉企孫家，出乎意料之外，葉企孫不是他所想像的那樣是一位西裝革履的教授，而是一位身穿灰色長袍，腳上穿著一雙布鞋，身材不高的和藹長者，說話有些口吃。一聽見錢的訴說，葉就安慰錢說不要著急，你這點要求可以慢慢研究，說青年在國難當頭，棄文學理，科學救國，無可厚非。當聽說錢的數學和物理考得不好時，就鼓勵錢說，聽說你文史考得很好，如能學好文史，只要有決心，同樣也能學好數學、物理。葉還以如何學史記為例，對錢說讀史貴在融會貫通，弄懂它，不在於死背熟讀某些細節。學物理也是一樣，也是重在弄懂，不要死背公式，熟記定律，懂了自然就記得，會用就肯定忘不了。所以，能學好歷史，同樣也能學好物理。葉企孫這場談話，使錢偉長學物理的信心倍增。葉企孫讓錢偉長繼續找吳有訓磨，除吳有訓外，還要疏通文史兩系的學者教授，因當時陳寅恪、楊樹達教授都非常欣賞錢偉長。葉企孫知道錢偉長叔父錢穆和燕京大學郭紹虞、顧頡剛教授關係較好，而郭、顧兩教授都是當時開明愛國教授，估計他們一定也會同情錢偉長的志願，通過他們對錢穆的勸說，一定能動員錢穆去疏通清華兩系教授的。錢偉長遵照葉企孫的叮囑去做了，居然取得各方的同情和吳有訓教授的批准，以試讀一年的名義進了物理系。如果不是葉企孫的破格和指引，錢偉長轉系難以得到清華物理和文史三系同意，也許中國會多一個史學或文學大師，但「三錢」會少了一「錢」。

到物理系後，錢偉長自大三第二學期起就在葉企孫指點下從事北平大氣的測定研究，克服困難，自己動手製作儀器，曾和北平每日天氣的變化聯繫起來，連續9個月日以繼夜24小時測定了大氣電的強度。這一工作就是錢偉長的學士學位論文，論文長達200頁，圖表70餘幅，曾在1935年青島召開的中國物理學會上宣讀。在物理系四年中，在葉企孫的直接指導下，錢偉長在數學、物理、化學和工程方面建立了較為廣寬的基礎，而且學到了一整套自學的科學方法並樹立了嚴肅的科學學風，為錢偉長一輩子的科研教學工作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錢學森之所以能成中國航天功臣，是許多航空先輩對他精心培育的結果。其中包括葉企孫以及為他選派的三位導師的悉心指導。

1934年錢學森在上海交通大學鐵道工程專業畢業後，同年考取了清華大學第二期留美公費生，與他同時考取的還有上海交大土木系畢業的張光鬥，以及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的趙九章、王竹溪等20名。從清華保存的檔案來看，錢學森考試的成績與清華大學畢業的趙九章、王竹溪等人的成績相比略有遜色，而且數學還不及格。其他成績亦不理想，但是他在「航空工程」這門課程的考試中，卻得了87分高分。當時清華大學負責招生選派留學生的是葉企孫，時任理學院院長、特種研究所主席。他發現錢學森這個航空工程天才人物，破格錄取並且決定派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航空工程碩士研究生。按照清華大學的規定，凡選派出國的留學生，必須由學校指派導師補習一年的課程，於是葉企孫就為錢學森選派了三位教授組成導師組，對他進行具體指導。這幾位導師都是當時中國頂級航空工程專家，由他們對錢學森的學業作了精心的籌劃和嚴格安排，使其在國內補修了航空工程基礎知識。錢學森僅用一年工夫順利地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學位，1936年又被馮·卡門選中，1939年6月取得了博士學位；並與馮·卡門一起在空氣動力學研究方面佔領了學術制高點，一舉名揚天下。

1947年錢學森回國期間，曾於8月17日至9月1日到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講學。由清華大學接待，住在他的恩師葉企孫家。8月29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致電錢學森，請他擔任交通大學校長。朱又專電葉企孫敦促錢氏接掌交大。當8月29日葉企孫將朱家驊邀錢學森當交大校長的電文轉達給錢學森時，問他意下如何？錢學森當時表示：「目前國內局勢戰亂不止，各級政府又腐敗無能，在這種形勢下，我不能回來為國民黨裝點門面。」於是葉先生告誡他說：「你要不願意，那麼就趕快走，晚了恐怕就走不成了」。錢學森聽明了葉企孫話中的含義，當即於9月1日飛回上海。9月17日在上海與蔣英完婚後，於9月26日回到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在波士頓安了家。等待時間將來再回國效力。

錢三強原來是準備當一名工程師的。1930年秋，17歲的錢三強以優異的成績被北大理學院錄取為預科生。在北大，每週都有各種學術報告會。錢三強帶著濃厚的興趣聽講，有一次聽了清華吳有訓講授近代物理學。吳有訓與眾不同的講法、生動的課堂實驗，在輕鬆愉快中向學生傳授了難懂的概念，使錢三強漸漸產生了對物理學的熱愛，最後萌發報考清華物理系的念頭。1932年秋，錢三強在北大預科畢業後，轉而考取了清華物理系，師從葉企孫、吳有訓、趙忠堯等教授。父親錢玄同欣然題寫了「從牛到愛」四個大字送給他。這成為錢三強人生的轉折點。1936年，他以畢業論文90分的優異成績畢業後，擔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嚴濟慈所長的助理。在嚴濟慈的推薦之下，翌年通過葉企孫主持的公費留學考試，進入巴黎大學居裡實驗室做研究生。

1946年11月底，梅貽琦致函在法國的錢三強，邀請其回母校任教。1947年2月1日，錢三強接受聘請，並提出「甚望教學工作外，尚能樹立一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梅貽琦與葉企孫、周培源等研究後即決定以五萬元（美金）作原子核研究設備之用，並著手發展原子能科學的計劃，依錢三強建議籌措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1948年5月，錢三強、何澤慧夫婦和襁褓中的女兒一起從馬賽啟程回國，歷經一個多月海上顛簸到達上海。清華特派葉企孫專程抵上海接錢三強來清華工作。

就是在葉企孫身陷囹圄時，位居高官的錢三強一直未忘記恩師。1969年的冬天特別冷，人們常在中關村看到作為特務嫌疑關押而後監督勞動的葉企孫，他已經70多歲了，裹著一身舊棉襖緩緩行走，沒有人知道他要去哪裡。當時已是二機部副部長的錢三強在中關村的馬路上碰到老師時，他就會馬上跑上去跟葉先生打招呼，表示關懷。葉先生一看到他來了，馬上就說，你趕快離開我，趕快躲開，以後你見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遠遠的。因為錢三強當時是負責原子彈工程的，葉企孫知道這麼重要的工作，最忌諱同那些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來往的，他生怕錢三強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大師的「專職」提攜者

葉企孫對人才，一向都是求賢若渴。許多經他提攜上來的老師，不少都成為了大師級的物，可以說，葉企孫就是一個「專職」的提攜大師的人。

清華大學物理系成立後，吳有訓是第一個被葉企孫聘請的教授。

葉企孫知道吳有訓的大名，當是他要攻讀哈佛博士學位時的事情。吳有訓在留美學生中聲名鵲起的緣起，是他玩命於實驗，在短短的幾個月中，竟用壞20多個X射線管。後來，他又和老師康普頓連續發表了轟動世界物理學界的系列論文，成功驗證了康普頓效應。為此，康普頓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當得知吳有訓要返回中國時，康普頓幾次勸說他留下來，但吳有訓謝絕了。他要回祖國去，去完成一項畢其一生才能完成的使命。這就是科學救國。正是這個偉大的使命使葉企孫與吳有訓走到了一起。

吳有訓回國後，短短一年多時間裡，幾易其校，有些倉皇的味道。他是要找一個能搞科研的環境，找一個令他滿意的實驗室。他在等待，等待生命中的知音出現。

終於這一天來到了。當葉企孫先生向他發出邀請時，他欣然應邀。1928年深秋時節，吳有訓走進了清華園。為了表示對吳有訓先生的敬重，在研究他的薪水時，葉企孫做出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決定：吳有訓的月薪在物理系最高，比他這個系主任還高！

正是在葉企孫的實驗室裡，在外已荒廢兩年時光的吳有訓又一次煥發了鬥志，他在很短的時間內連連報捷，再次吸引了世界物理學界的眼球。嚴濟慈發表文章說，「在國內作研究，最早而最有成就者，要推吳有訓，他於民國十九年曾把一篇關於X線散射的研究論文，寄往英國《自然週刊》發表，我們中國人在中國做的物理研究，寄往國外雜誌刊布，這還是破天荒第一遭，確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據統計，從1930年至1933年四年內國內重要論文共有16篇，而吳有訓就撰寫了8篇。

葉企孫是清華大學理學院的首任院長。理學院下轄除物理系外，還有算學系、化學系等共7個系。理學院猶如一支聲勢浩大的船隊，指揮者就是葉企孫先生。

這一天，算學系主任熊慶來先生來到圖書館翻閱報紙雜誌。在《科學》雜誌裡，有一篇論文吸引了他的注意。這篇論文的題目是《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程式解決不能成立之理由》，作者署名：華羅庚。

熊慶來看得亢奮，便不覺讚歎有聲，一時引來室內同仁駐足。「這個人身手不凡，是不是哪個大學的教授？」恰在此時，助教唐培經來到，聽大家如此評判，不禁哈哈大笑：「這人是我同鄉，只念過初中，在我家鄉浙江金壇縣中學當庶務員呢。」庶務員就是雜工。大家聽後都不做聲了。

唯有熊慶來反倒興奮起來：「這樣說來，這個人可是個奇才了。唐先生，你能不能從中牽個線，把華羅庚請到清華園來讓我們看一看？」一個月後，唐培經碰到葉企孫，葉企孫問他：「熊先生讓你聯繫華羅庚，聯繫上了嗎？」

1931年8月，當華羅庚的身影出現在清華園時，在大學內部，特別是在教授會上，有關他的身份和生理問題，引發了一場相當激烈的爭論。

華羅庚不僅是個初中生，還是個殘疾人。18歲那年，華羅庚得了一場重病，命是保住了，左腿卻變得僵硬，必須左手執拐，左腳要在空中畫上一個圓圈才能落地。現在，華羅庚以這樣的特立獨行的身影每天信步在科學館或工字廳，在眾多以天之驕子自居的清華人心目中，未免有些有礙觀瞻。加上他僅僅是個初中生，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與漂洋過海覓得碩士博士學歷回來就教的大多數教授相比，名不正言不順。

關鍵時刻，葉企孫再次力排眾議。他說：我希望大家認真看看華羅庚先生的論文再說話。他來清華後，我們曾經交談多次，每次我都頗受教益。以我個人的判斷，不日之後，華羅庚會成為我國數學界閃亮的星辰。

華羅庚在葉企孫和熊慶來的傾力關注下，當上了算學系的助理員，工作任務是整理圖書報刊，收發文件，代領工具，繪製圖表。華羅庚十分珍惜這份工作，幹得盡心盡力。除此之外，他一有空就博覽群書，看了許多中外數學書籍。葉企孫特批他跟算學本科班的課程學習，一年半時間他就完成了全部課程。另外，他還在這段時間自學了英文、德文和法文。

華羅庚又連續在中外數學期刊上發表論文，取得了可喜成績。一次，葉企孫發現了他的論文被日本一家學術雜誌刊用，欣喜之餘，立即找來熊慶來、楊武之等算學系領導們商議，最後決定破格提昇華羅庚為教員。

不僅如此，葉企孫還「打破常規，送華羅庚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這使他接觸到世界數學領域的前沿，追蹤頂尖的數學大師，躍上世界一流的數學家隊伍之中」。

對葉師的考試風格記憶猶新的，有李政道先生。

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投在王淦昌門下，後轉學西南聯大。有一天，葉企孫發現班上有一個學生總是低頭看書，似乎並未聽他講課。然而，若提問題，他卻總有出色表現。於是就對這個學生格外留意。拿來他看的參考書，分明是畢業年級的課程。但觀察他的實驗課發現明顯薄弱。

葉企孫知道了這個學生的來歷，他是自己學生王淦昌的學生，這一課程已經聽講過。從他的學習程度上可以清晰看出自己學生的教學成果。但這個學生的薄弱處是，理論高於實驗，數理能力優於動手能力，或許這正是他要轉學的原因。因為在顛沛流離中，浙江大學物理系的各種實驗室形同虛設，而缺乏實驗室的大學，就像折斷一隻翅膀的鷹，無論如何也難展翅高飛。

葉企孫洞察到這一點後，就找李政道談話，說：「以後有我的課，你可以不來聽了，我批准你免課。但是，實驗你必須做，絕對不許缺課！」

一天，李政道所在班級進行電磁學考試。考題是葉企孫所出。李政道很快做完了考卷。他認為十拿九穩能得100分，最差也得95分以上。考試成績公佈了，李政道僅得了83分！真是讓人大跌眼鏡。

葉企孫說：「你看，你的理論成績我給了58分，它的滿分是60分，這個分數在你們年級應是最高的。但你的實驗不行。如果實驗分數總分是40分的話，你僅得了25分。把兩項成績加起來，因此你的考試成績為83分。」

李政道聽葉師這樣一說，立時心服口服。

一次考試，牢記終生。以後，作為一個物理學家，正是實驗把他送上了物理科學的頂峰。

1946年春，華羅庚、吳大猷、曾昭掄三位教授受政府委託，分別推薦數學、物理、化學方面的優秀研究生去美國深造，其中物理系有兩個名額。吳大猷當時推薦了已留校任教的朱光亞，還有一個名額沒有定下來，就去找葉企孫商議。葉企孫推薦的正是李政道。

去美深造，所學乃博士生課程，因此，政府明文要求必須是「優秀研究生」才有資格去讀。而此時的李政道，一個19歲的大二學生，連本科也沒畢業，竟被葉師和吳大猷破格推薦為留美博士生，一時成為西南聯大的重大新聞。

葉企孫並沒有看走眼。僅僅11年後，李政道就在美國與自己的師兄楊振寧摘取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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