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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同志是一位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他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忠實執行並多次出色地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1926年，他就是左翼團體「創造社」出版部的主要成員之一。1929年，他擔任黨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在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學」論爭中，他對論戰雙方作了大量工作。1929年10月，他代表黨中央宣傳部召開論戰雙方及有關人員會議，傳達了中央關於停止論戰的意見，同時進行「左聯」的籌建工作，為革命文化運動在三十年代的蓬勃發展，粉碎反動派的文化「圍剿」，做了堅實的工作，起了鋪路石的作用。後因工作需要，他被調到黨中央保衛部門，不久，成為保衛部門實際負責人。1933年、1934年，他兩度受黨的派遣，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的代表，與福建省政府十九路軍的代表、國民黨廣東實力派陳濟棠的代表，進行停戰談判，達成協議；後者為紅軍長征突破南部封鎖線，創造了有利條件。1936年，奉命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與國民黨駐蘇大使館關於合作抗日的談判。不久回國，作為中共正式代表，與國民黨當局的代表談判，往返於上海、南京、陝北、西安等地，為國共第二次合作，實現全面抗戰，做了大量、艱巨的工作。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廣泛團結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向黨中央提供了許多對中央戰略決策起作用的情報；並為掩護敵區地下黨組織、工作人員和上層民主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主席評價黨的城市工作時，潘漢年的工作，同劉少奇、劉曉的工作一起，曾受到了表揚。他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創立，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解放以後，直至1955年春，他先後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主持上海市政府日常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長，以及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部長、市財委主任等職。他協助陳毅等同志領導上海人民勝利接管，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權，戰勝美蔣封鎖，恢復和發展生產，改造舊上海，開展對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黨外人士的統戰工作，以及情報、公安政法工作，成績顯著，贏得了上海黨內外人士的讚譽和愛戴。 我和潘漢年曾有過多次接觸。我認識他是1933年在中央蘇區。當時我在總參二局，和錢壯飛同志在一起搞報務工作。他當時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他被黨中央派遣去和十九路軍談判，聯繫的密電碼就是他當場和我約定的。1938年，我們又在香港相遇。當時我去香港負責建立一個電台，做內部機要工作。而他則拋頭露面在社會上層從事統戰活動並搞戰略情報。1943年，在淮南根據地，他擔任華中局情報部部長。華中局並設立一個情報委員會，即三人小組，成員就是潘漢年、賴傳珠和我，他任書記（主任）。解放後，他主持上海市政府日常工作。作為陳毅同志的助手，他們的關係十分融洽。我在華東局組織部工作。陳毅和我住在興國路，與潘漢年的宿舍靠近。業餘時間我和潘漢年的接觸就更多一些了。 潘漢年長我幾歲，鬥爭經驗豐富，我一直很敬重他。他為了盡可能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計個人安危，出入虎穴，長期和魔鬼打交道。他嚴守紀律，謙虛謹慎。他為黨做了那麼多工作，作出那麼大貢獻，但他從不宣揚自己。他作風民主，平易近人；但在重大問題上，是非分明，並且勇於支持正確的一面。例如在淮南根據地時，饒漱石根據康生電報傳來的逼供信材料，逮捕揚帆，關押審查。說揚帆曾介紹一個人參加「救國會」，是什麼「CC分子」。華中局經過討論，決定成立一個三人審查小組，潘漢年為組長，梁國斌和我為成員。潘漢年和揚帆非親非故，他說他瞭解「救國會」是黨領導下的抗日愛國組織，根本與國民黨CC無關。我也說了，我是「皖南事變」中同揚帆一起突圍的，途中遇到多次艱難險阻，終於第一批順利地、安全地到達蘇北解放區，沒有發現他有什麼可疑之處。經過調查研究和仔細分析，潘漢年作為審查小組負責人，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很快糾正了這個錯案。又如，饒漱石玩弄權術，排擠陳毅。潘漢年堅持原則，態度鮮明，雖也受到饒的錯誤批評，但仍積極工作。他有深邃的馬克思主義素養，同黨的決策部門和高層領導的接觸，以及長期在嚴酷環境中同許多高級的有複雜背景和複雜心理的對象打交道，已把他錘煉成在對敵鬥爭的大風大浪中能應付裕如的人物。在這一方面，可以說，在我接觸的幹部中，他是相當傑出的。他又善於團結同志，尊重黨外人士，至今有許多黨外人士，一提起潘漢年，都深表眷戀之情。 誰知道潘漢年竟然以所謂「內奸」問題被逮捕了。當時我已調北京工作。但我始終無法接受：這位被人敬重的老同志的名字，怎麼可能和「內奸」、「反革命」聯繫在一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許多同志反映和中央的複查，1982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通知中說：中共中央「向全黨鄭重宣佈：把潘漢年同志定為『內奸』，並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並指出：潘漢年「在長期革命鬥爭中，他忠實執行並多次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對黨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方面，曾經做出了重要貢獻，是有很大功勞的」。「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黨中央的通知，把掩蓋在潘漢年同志身上的塵埃、污泥去除了。我們大家心中的疑團解除了。 潘漢年同志之所以長期蒙受冤屈，黨中央在通知中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被逮捕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違反了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的原則，嚴重地忽視了對敵隱蔽鬥爭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敵我界限，以致作出錯誤的決定。其結果不僅使潘漢年同志長期蒙受冤屈，而且牽連許多過去同他有工作聯繫的同志，使他們也長期蒙受了冤屈。這個沉痛的歷史教訓，全黨要永遠引為鑒戒。」 潘漢年同志得以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也正說明：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敢於公開地承認和改正錯誤，這是黨有力量的表現。也進一步生動地說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 我相信，《潘漢年在上海》這一本書，將有助於我們瞭解潘漢年，學習潘漢年的革命精神、優良品德和作風；更好地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引下，把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創造更輝煌的成就。 第01章 坎坷的人生 1.1 紀念潘漢年同志１ １本文原載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後，陳雲要求夏衍寫的，是國內首篇披露潘漢年光輝一生的文章。在收入本書時，編者對個別時間作了訂正。 夏衍 27年的沉冤，終於平反昭雪了！這是值得我們引為鑒戒的歷史教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所謂「潘漢年案件」在沒有家屬提出申訴的情況下，經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歷時一年五個月的認真複審，詳細研究了原始資料，核對了中央檔案館和有關部門的歷史記載、來往電報和大量的人證物證，得出的結果表明：原來認定潘漢年同志是「內奸」的結論，完全是誣陷不實之詞。黨中央於1982年9月1日，也正是偉大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的日子發出通知１，正式為潘漢年同志恢復名譽。這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方針的勝利。這一決定再一次證明，我們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 １中共中央於1982年8月23日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 潘漢年同志，江蘇宜興人。生於1906年。青少年時期就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1923年參加進步文藝運動，1924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領導的「創造社」，同年主編《洪水》等進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在南昌、武漢等地任《革命軍日報》總編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1927年大革命失敗，他回到上海，參加了「創造社」同人編輯的文藝雜誌《A11》１和主編了《幻洲》雜誌。1928年，他調到黨中央宣傳部，負責文化、出版、文藝界的聯絡統戰工作。 １當時「創造社」出版部的地址是寶山路三德裡A11號，所以他們就用「A11」作為刊物的名字。 1924年，他在「創造社」出版部工作時期我認識了他，但在20年代後期，儘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卻一直沒有見面的機會。上了年紀的人都會知道，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進步文藝界之間發生過一場劇烈的論戰。不少現代文學史研究家都簡單地把這場論戰說成是「創造社」、「太陽社」同魯迅先生及文學研究會之間的論爭，其實，這之間也還有「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論爭，以及「創造社」的內部分裂。當時，我們黨還在幼年時期，這場文藝論爭開始的時候，正是工農紅軍在閩贛粵一帶戰事緊張的時候，也正是中央同「陳托取消派」鬥爭最劇烈的時刻，因此，文藝問題還排不上黨的主要議事日程。所以在我記憶中，這場論爭開始的時候，黨沒有進行干預和加強領導。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閘北區的二次支部會上，洪靈菲才告訴我們，說黨中央已經決定，要黨員作家和黨外革命作家停止論爭，「共同對敵」。這樣，在中宣部的領導下，潘漢年同志寫了第一篇緩和這場論爭的文章。這就是1929年10月15日發表在《現代小說》三卷一期上的《文藝通信》。正和這之後一個時期一樣，文藝與政治的關係、革命文藝家應該寫哪些題材，一直是一個爭議不休的問題，因此潘漢年同志在這篇文章中寫了下面這一段話： 「與其把我們沒有經驗的生活來做普羅文學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的一切事物來做題材呢？至於是不是普羅文學，不應當狹隘的只認定是否以普羅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是否屬於無產階級來決定。」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他還引用了李初梨同志發表在《創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應該怎樣防衛自己》的幾句話來作結語，初梨的文章也是一個明顯的轉變：「……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作家，應該把一切社會的生活現象，拉來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僅應該寫工人農人，同時亦應該寫資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紳」。 與此同時，潘漢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開了一個包括「創造社」、「太陽社」、馮雪峰、我以及黨外的鄭伯奇同志等在內的座談會，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館樓上召開的。潘漢年主持會議，傳達了中央對這場論爭的意見，認為主要的錯誤是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要求立即停止對魯迅和茅盾的批評（茅盾當時還在日本，但「創造社」、「太陽社」對他的《從枯嶺到東京》也批評得很厲害），同時還對自己的沒有及時發現問題，作了自我批評。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推定了包括魯迅、鄭伯奇在內的十二個人，作為「左聯」的籌備工作人員。當鄭伯奇問「魯迅會不會同意參加」時，漢年同志說，中央已經有人和他談過，他同意參加並贊同「左翼作家聯盟」這個名字。這個十二個人的籌備會，每週召開一次，都由潘漢年同志主持。籌備會的任務是起草一個「左聯」綱領，並分頭徵集會員，和擬出一個發起人名單。1980年3月，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舉行「左聯」成立50週年紀念活動，不少同志寫了紀念和回憶文章，但是由於「潘漢年案件」正在開始複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沒有提到他的名字。我還看到過一篇文章，說領導籌備「左聯」工作的是閘北區街道支部，這是不符事實的。從1929年9月起，散在閘北區各街道支部的文藝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左聯」籌備小組，而這個小組，從開始到「左聯」、「社聯」、「劇聯」成立，一直是由潘漢年同志領導的。他是黨中央直屬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的第一任書記，這一點，現今還健在的王學文、李一氓、李初梨、陽翰望、馮乃超等同志都會記得很清楚的。 從1929年秋到1931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極端嚴重，漢年同志在這個情況下出生入死，寫了不少文章（如1930年2月10日發表在《拓荒者》一卷二期上的《普羅文學運動與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持鄭伯奇、馮乃超、沈葉沉等組織了「上海藝術劇社」，出版了許多進步雜誌。由於他的機智精幹，受到領導上的重視，從1930年起，他還擔負了「保衛自由反帝大同盟」[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國際互濟會〔中國互濟劊等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工作過，所以他有許多當時的上層社會關係。有一次他去找楊杏佛，我問他什麼時候認識的，他笑著說：「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裝起義前夕準備召開的上海市民大會， 1519名主席團中，就有他的名字。」 19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不久，他在當時「文總」的機關（南京路王興記木器店樓上）向「文委」所屬各聯的黨員作了全會決議的傳達報告。這之後，馮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書記職務。我有半年多沒有和他見面。大約在這一年深秋的一個晚上，他通過良友圖書公司找我，見面之後，他就要了一輛出租汽車，開到法租界的薛華立路（現建國中路）的一家小洋房裡，把我介紹給一位五十出頭一點的紳士。他們似乎很熟脫，相互間沒有什麼寒暄客套。漢年同志一上來就說：「過幾天後我要出遠門了，什麼時候回來也難說，所以……」他指著我說：「今後由他和您單線聯繫，他姓沈，是穩當可靠的。」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補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歲，我們是老朋友。」他們隨便地談了一陣，講的內容，特別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瞭解。臨別的時候，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煙交給了他，潘收下後連謝謝這句也不說，我也猜到這不是什麼臨別的禮品了。出了門，他才告訴我：「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繫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停了一會，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這之後，我和潘漢年同志闊別了五年，直到抗戰前夕才再次會面。他給我介紹的那位老先生，開頭我連他姓什麼也不知道，大約來往了半年之後，他才坦然地告訴我：「我叫楊皙子，楊度。」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驚。關於這件事，1978年8月我寫了一篇《楊度同志二三事》（見1978年9月6日《人民日報》副刊），其中有幾句話：「到上海後，他（楊）加入了『中國互濟會』，捐助了一筆可觀的經費。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經人介紹，他申請入黨，經周恩來同志批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經人介紹」的這個人，就是潘漢年，我當時不便寫。 二十年代他在「創造社」時，幹的是捆書籍、跑印刷廠、郵政局之類的事務性工作，大家叫他「小夥計」。到三十年代，他已經可以和楊杏佛、楊度這樣的名人打交道了，不知哪一個人給他取了一個代號叫「小開」。「小開」上海話是小老闆的意思。 這之後他到了中央蘇區，先後任江西蘇區黨的中央局宣傳部長，贛南省委宣傳部長。1934年他作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鍇、蔣光鼐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簽訂了停戰抗日協定。1934年底他參加了長征，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遵義會議後，為了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情況，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領導同志化裝經上海、海參崴去蘇聯。1935年7月共產國際「七大」之後，中共中央和紅軍發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又派他回國，到南京和國民黨談判停止內戰，合作抗日。整個談判中，他堅持原則，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利益與尊嚴，談判未成，他返回延安。1936年「西安事變」後，再次由黨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正式談判代表，到南京和國民黨談判第二次國共合作問題。我再一次遇見他，正是「七·七」和「八·一三」之間的1937年7月中旬。當時，文藝界的兩個口號的論爭已成尾聲，但是，由於1933年到1935年這三年中的白色恐怖嚴重，特別是李竹聲、盛忠亮的叛變，上海和大江南北的黨組織遭到了連續不斷的破壞，以致中央機關、電台、工會、共青團、文委（包括各聯盟）等等保存下來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分散作戰的黨員，由於他的到來，才得到聯繫和團結。他熟悉上海敵我友三方的情況和各方面的人事關係，經他和李克農同志建議，經周恩來同志批准，一方面把可以公開或半公開活動的黨員與必須長期隱蔽的地下組織嚴格分開；另一方面，利用第二次國共合作才開始的時機，和「救國會」、「各界救亡協會」等愛國團體以及國民黨人合作，放手組織公開合法的救亡隊伍（如「戰地服務隊」、「救亡演劇隊」）轉入內地和前線工作。同時，把經過長期談判才獲得釋放的「政治犯」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大約是1937年9月下旬，潘漢年被任命為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他就運用這個身份應陳誠、張發奎、羅卓英１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組成的三個戰地服務隊派進國民黨的軍隊，擔任宣傳、組織、救護工作。這時，郭沫若同志已經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決定出一張小報，國民黨政府卻遲遲不予批准。最後，還是漢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會談，勉勉強強決定了國共雙方各出開辦費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為社長的「上海救亡協會」機關報《救亡日報》。這一段時期，他在上海耽了不到五個月（他是在上海淪陷後，於12月下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他在這時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說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同時，他還和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史良、沙千里等愛國民主人士建立了親密真誠的「心心相印」的關係（「我們和你們之間是心心相印的關係」這句話，是沈鈞儒先生代表「七君子」向潘漢年、劉少文２同志說的）。 １「八·一三」抗戰開始時，陳誠、張發奎、羅卓英是淞滬前線三個兵團的指揮。 ２劉少文，當時任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秘書長． 抗日戰爭時期他除了兩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參加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外，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香港等地進行對敵的隱蔽鬥爭和開展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統戰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取得了日偽軍事動向的重要戰略情報。由於他在1939年就建立了一條從上海到淮南、蘇北解放區的地下交通線，因此在「皖南事變」以及歷次環境惡化的時刻，保證了上海和解放區的人員和物資的交通（鄒韜奮同志病危的時候，就是經過這條交通線送到上海就醫的）。 特別使我難忘的是1948年以後，解放戰爭迅猛發展，國民黨統治即將覆滅的那兩年時間，時局瞬息萬變，工作十分緊張，、正在這個時候，民盟、民革、民進等民主黨派都要在香港召開代表大會；劉長勝、劉寧一等同志要在香港培訓工會幹部；東北解放區領導機關不斷派人和來電要在港澳和海外聘請內外科醫生；更重要的是，為了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大批民主黨派領導人、工商業家、文化界人士，都要從西南、西北、華中、上海等地轉到香港，再由我們租船把他們送往青島、大沽、大連，然後到河北省平山集合。單是護送民主人士去華北這一件事，就歷時一年多（從1948年到1949年3月），據不完全的估計，路經香港坐船到解放區的知名人士——如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郭沫若、馬敘倫、沈雁冰、葉聖陶，還有許多作家、演員，一位起義的國民黨軍長、一位西北軍的代表，最少也有350人以上。當時東北和華北一部分已經解放，所以我們可以租用外籍輪船開往東北，運出大豆、人參、藥材、土產……在港澳市場賣出，然後買進解放區急需的西藥、紙張、五金運回東北，也就趁此機會，讓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據我回憶，開始幾次，國民黨特務和港英當局似乎沒有察覺。但是不久，當他們嗅到風聲之後，就警戒森嚴，多方阻撓。這件事，用現在的話說，完全是由漢年同志「牽頭」的，事無鉅細，從要到華北去參加新政協的人士們自內地到香港起，歡迎、宴請、商談、幫助他們安頓家務，一直到妥善地送他們上船為止，他無時無刻不為這些事操心。當時，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經回到東江根據地，章漢夫已經調往剛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來的除了許滌新、饒彰風、喬冠華和我之外，連平時搞文藝、跑新聞、管經濟的同志，也調來當旅館經理、碼頭接送人員和勤雜人員了。特別是一張小報透露了李濟深先生即將北上的消息之後，形勢就格外緊張了。那個時候，五角大樓和唐寧街的決策人物，始終抱著一個「劃江而治」的幻想，加上當時在南京當權的桂系集團也還在徘徊不定，因此，他們認為把李濟深先生扣住在香港，還不失為一個重要的籌碼。儘管李先生那時已下定了決心，用閉門謝客的形式來麻痺他們，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漢年同志傷腦筋的問題。他辦事穩，抓得細。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長、大副、二副對我們的態度如何？這一條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幾個人認識李任公？人們帶的行李有多少，萬一要檢查時會出什麼問題？等等，他都縝密地考慮。在他確定了最保險的方案之後，再商定實際陪李先生出門、住旅館、搬行李、乃至保衛、放風，隨時向他報告消息的人選。他、饒彰風和我三個人在一家旅館守著一架電話機聽消息，直到聽到「船開了，貨放在大副房間裡，英姑娘沒有來送行」這個謎語一般的電話，才鬆了一口氣。計劃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後，報上才見消息，而這時他已經過了台灣海峽了。事後有人開玩笑說，這樣於是會短壽的，他卻笑著回答：「這時候睡不著覺的不是我們，南京、上海、華盛頓的人才難受呢！」假如一個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時間來折算的話，那麼，這兩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1948年冬，大局已定，蔣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於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國人）又蜂擁地要來向我們摸底，拉關係。大人物不必說了，連在內地有點工廠和房產的人，也要來瞭解共產黨的政策。給他們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見人，見人，則最好是見潘漢年。像「兩航起義」之類的事，他都管過、談過，我不—一細說了。請問：在這樣一個兩軍對陣的決勝關頭，潘漢年同志究竟為哪一方面干了工作？冒險拚死，為了哪一邊？把潘漢年咬成「內奸」的人也實在太蠢了！一年多的時間內，向解放區送走了上百位民主黨派負責人，能是「內奸」幹的事嗎？假若是「內奸」，那麼只要向他的主子放一次風，整個事情不就完全變樣了麼？潘漢年和董慧同志沒有兒女，但是他有無數個和他一起冒著生命危險一起為黨、為人民工作過來的戰友。「潘案」發生，受株連的人不少，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寫信表示懷疑。當然，在那個時期，在「左」風全盛的時候，不僅「下情不能上達」，連有關部門也不能做出實事求是的複查、重審的。但是「潘案」的複查，終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實現了！從這點也可以看出三中全會的偉大意義。我們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傳統，終於得到了恢復。潘漢年和董慧同志早在5年前去世了，我們這些無神論者不相信有什麼「地下」或「九泉」，黨給他們恢復了名譽，他們是不會知道了，但是，被株連的（死了的和活著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漢年這個名字，他對黨的一片丹心，終於可以寫入青史，令人長久垂念了！ 從1955年到現在，時間已經過了27年。國共兩黨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類的鬥爭，在青年人心中已經是屬於早已過去的事了。潘漢年同志就是在那種特定的環境下，在最前沿的陣地上，忠心耿耿地為黨工作了幾十年的好黨員。他冒過無數次危險，他見過許多大場面，他的「案子」來得那樣突然，問題又那樣嚴重，於是，這些年來，愛講閒話的人就給他編造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傳說。凡是偵探小說、推理小說中可以用得上的情節，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我還不止一次聽到有人說他是個「放蕩不羈」、「神出鬼沒」的人物。現在，真相大白，本來面目得以恢復，我們和他一起工作過的人可以負責地說，他是一個對黨忠誠，勇於負責，平易近人，而且是嚴守紀律、不自居功的優秀共產黨員。我曾問過他，他要我和楊度聯繫那一次，為什麼連姓名也不告訴我？他說：「這是紀律。」我說他見過大場面，如參加過長征，遵義會議後去過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談判住在宋子文公館，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後宋美齡找他談話……這一類「可資談助」的事，連對我這樣的「老搭檔」（這是「文革」中一份雜誌給我加上的罪名）也是嚴守秘密的。我知道這些事，還是在1951年陳毅同志和漢年同志約宋之的和我談文藝工作那一次，經過宋之的的「窮追」才透露了一點的。我記得清楚，當我們要他多講一點的時候，他用上海話說：「吹捧自己的人頂著底。」（「著底」是上海話下流的意思） 現在是20世紀的80年代，我們黨已經開始了歷史性的轉變。黨的十二大報告中的一段話我一直牢記在心頭：「我們在思想上堅決衝破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各個工作領域獲得了生氣勃勃的創造力量。」記住過去的教訓，引為鑒戒，實事求是，埋頭苦幹，這就是產生生氣勃勃的創造力量的保證。 1.2 要知松高潔 待到雪化時１ １本文原載1982年12月10日《解放日報》。收入本書時，作者作了修訂，並增加了第3部分。 王堯山 潘漢年同志是我們黨的一位很老的黨員，在黨內外歷任許多重要領導職務。他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忠實執行並多次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對黨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和保衛工作方面，曾經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有很大的功勞。 我是在1936年至1942年間和漢年同志在上海一起工作的。1942年秋，中央決定中共江蘇省委委員全部撤退到新四軍軍部。漢年同志為了確保劉曉同志和我的安全，親自安排並親自護送我們從上海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1942年至1944年我和他在中共中央華中局工作，他那時任華中局社會部部長。上海解放後，又和他在一起工作，直至1955年他被審查為止。此後信息全無。想不到從此就生死永別，成為不可彌補的損失。 一 潘漢年同志為創立左翼文化運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早在1925、1926年前後，他參加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在上海建立的左翼文化團體「創造社」，積極編輯、出版進步書刊，為開拓新文化陣地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我們黨被迫轉入地下，漢年同志繼續堅持革命文化活動，同國民黨文化圍剿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因而促成了白區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革命文化陣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粉碎了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擴大了無產階級文化的影響，加強了黨對文化運動中的領導作用。1929、1930年前後，他任黨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書記，發表題為《普羅文學運動與自我批判》等署名文章，扭轉了當時黨內在文藝工作方面的缺點，使左翼文化運動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漢年同志代表黨團結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先生，與魯迅等聯名發起建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這是中國左翼文化運動史上一個重大事件和貢獻。漢年同志既尊重魯迅，又善於團結魯迅。對魯迅先生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有充分的、高度的評價。隨後，又把各左翼文化團體組織起來，成立了「左翼文化總同盟」。他在這些左翼組織中，擔任了中共黨組書記。在他的領導下，使新文化運動堅持了黨的領導和正確方向，因而擴大了黨對進步文化界的影響，促進和推動了革命文藝運動的蓬勃發展。這和漢年同志的一系列活動是分不開的。他在1951年10月19日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魯迅雜文的鬥爭性》一文中，就明確指出首先應從政治上認識魯迅的雜文風格。他完全贊成馮雪峰同志對魯迅的評價：「把政論化成為詩而又絲毫也不減弱思想的深廣性和政論的尖銳性與直接性的，卻是無論在中國文學史上，在世界文學史上，簡直空前的新的創造。」在文章中，他更明確指出魯迅先生的偉大，就是由於「他是堅持勞動人民大眾的立場」。從這一點，也就表明了漢年同志本人所堅持的無產階級立場。文章中還有一段說明漢年同志對魯迅先生深透的認識和高度的評價：「魯迅主張打『落水狗』的言論，是早在1925年發表的。這正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高潮中，表示這種對敵鬥爭必須堅決徹底，反對任何麻痺傾向與自由主義，是如此堅定不移，是多麼可貴的空谷足音。可惜一直到左聯成立之前，沒有被『左翼』文壇所認識。說明那時『左翼』文壇不僅馬列主義理論基礎薄弱的可憐，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長一個時間把魯迅當作鬥爭對象，當時身歷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認真學習與研究魯迅的思想，進行檢討，提高認識，是有重大意義的。」可惜，漢年同志對魯迅先生所做的大量工作，到現在還找不到史料。但僅從以上所舉的這些評價中，也可以看到當時他是多麼深刻的理解魯迅，多麼充分的評價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政治作用和藝術作用，以及他又是如何虛心地抓住了一度對待魯迅的錯誤傾向，既嚴格要求自己，又嚴格要求別人。 1933年夏，漢年同志到江西蘇區，先後任江西蘇區黨中央宣傳部長和贛南省委宣傳部長。1934年底，漢年同志參加紅軍長征，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長。對革命根據地的文化宣傳工作的發展，對紅軍中的宣傳工作，也都作出了貢獻。他既有白區文化運動的豐富經驗，又有蘇區和紅軍中政治思想和宣傳鼓動工作的經驗。在這方面，可說是全才。 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漢年同志又公開投入到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動中去，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位促成者。雖然他沒有文藝創作，但他的短篇政論文章在當時是起了指導作用的。 漢年同志在文化運動方面豐碩的成果，是應該加以重視並應載入新文化運動史冊的。同時，漢年同志在文化運動中豐富的經驗，也是應該向他學習的。我認為，他在文化運動中的主要經驗有如下幾點： 1、立場鮮明。在20年代，漢年同志已經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而且從這個立場出發，完成黨所交給他的任務，出色地領導上海的新文化運動。他在不同時期，毫不動搖地把矛頭針對主要敵人，敵友分明，打擊了敵人，壯大了革命隊伍。 2、他善於團結、爭取朋友和同路人，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實力。 3、他有組織才能，善於運用各種形式的組織，特別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相結合的組織形式，以領導運動，推動運動二如從組織「左聯」、「社聯」、「劇聯」、「美聯』等「八大聯」，直到組織文化總同盟。他善於以左翼文化團體為核心，來爭取公開的文化活動。他從上海建立文化團體，到推動其他省市建立革命文化團體。 4、他始終掌握文化為政治服務的原則，而又注意發揚文化藝術的特點和作用。特別是他堅決服從黨的領導，堅決把黨的方針、政策和任務，貫徹到文化工作中去。這樣，在蘇區紅軍粉碎了蔣介石的武裝「圍剿」的同時，在白區以魯迅為首的普羅文化戰線，也粉碎了蔣介石的文化「圍剿」。 二 漢年同志對統一戰線工作，也作出了重要的、出色的貢獻。 1934年前後，他兩次作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的代表，分別去福建與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並簽訂停戰抗日協定；去廣東與國民黨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的代表進行停戰談判，為我黨與國民黨內的地方實力派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起了重要作用。遵義會議以後不久，他被黨中央派往國外做聯絡工作。1936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前，黨中央正式任命他為我黨與國民黨當局談判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代表。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他堅定地執行黨中央的談判方針，據理力爭，為維護黨和紅軍的利益，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作出了貢獻。在此期間，他還代表黨，在上海與積極支持革命的宋慶齡同志建立聯繫，取得了宋慶齡同志對我黨工作的配合和協助。 抗日戰爭初期，漢年同志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黨給他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在上海廣泛開展抗日統一戰線。他以八路軍辦事處的名義，展開了極為廣泛、極為困難而又極為複雜的統一戰線工作。他把主要的爭取對像放在上層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進步的民主黨派，還有許多實力派和著名人士上，力爭他們堅決站到抗日戰線方面來。如著名的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就是漢年同志做大量工作的對象。當時，上海救亡運動蓬勃開展，救亡組織迅猛發展，堅持抗日，反對內戰的運動推動了廣大群眾投入到抗日的前後方，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頑固派對內內戰、對日投降的反動氣焰。這些貢獻，都是與漢年同志辛勤努力的工作分不開的。據我所知，他那時把大量來自敵人方面的情報，來自國民黨當局的動態，來自各界人士的反映、情緒和問題，都及時報告延安黨中央，並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和具體決定，用公開的、秘密的、文字的、口頭的方式廣泛展開宣傳，逐步推動工作的開展。當時，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在上海非常囂張和陰險毒辣，而漢年同志卻毫不畏懼，充分利用各種條件，靈活地、不倦地進行工作，推動統一戰線的壯大和發展。他有一套對付敵人的高明的辦法，既使敵人無法迫害他，又使敵人無法破壞革命組織。 由於黨的方針、政策的正確，由於漢年同志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以及上海地下黨廣大黨員，廣大工人、青年、婦女和各界人士為民族解放而努力奮鬥，上下配合，團結一致，衝破黑暗，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全國即將解放，黨中央發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漢年同志又為這次會議的召開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當時，國民黨特務雲集香港，港英當局警戒森嚴，極力阻撓、破壞我們黨所決定召開的這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妄圖破壞在港的大批著名民主人士赴會。就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漢年同志負責安排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馬敘倫、郭沫若、沈雁冰等秘密離開香港，轉到了東北、華北解放區。他努力完成黨交給的任務，保證了全體人員的安全到達。 從漢年同志進行的統戰工作中，我覺得應該著童學習： 1、他堅定地貫徹黨在各個時期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和目的要求，從實際情況出發，出色地作出工作成績。 2、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他根據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具體對象，採取靈活多樣而又行之有效的形式和方法，開展工作，出色地完成黨的任務。 3、他在敵強我弱、力量懸殊的條件下，在險惡困難的環境中，在喘不過氣來的白色恐怖的籠罩下，不顧個人安危，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英勇地奮戰。他敵、我、友分明，凡是與他接觸、交往過的進步人士，不僅對他信任、推心置腹，而且尊敬他。 4、他嚴守黨的紀律，虛心接受批評。在待人接物上，對黨外人士，對黨員幹部都是關心備至；在工作上，既有嚴格的要求，又有具體的指導。 三 漢年同志對抗戰時期的中共江蘇省委的工作也很有貢獻。 全面抗戰爆發前後，漢年同志在負責上層統戰及二＆工作的同時，根據中央指示，還參與了上海黨組織的恢復重建工作。1936年10月中共中央駐上海辦事處成立後，他與馮雪峰一起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上海地下黨各系統遺留下來的黨組織進行了整理，並與一些被捕出獄及失去組織關係的同志取得聯繫，經過審查，對這些同志作出初步結論，根據不同的情況，分別對這批同志進行了安排：一部分介紹去延安以及武漢、重慶從事公開工作；一部分分配去搞情報工作；一部分有條件留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便轉到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在三人小組的領導之下工作。 1937年6月劉曉奉命到上海負責上海黨的恢復重建工作後，三人小組下的關係全部交給了劉曉，並明確今後由潘漢年搞公開工作，劉曉負責秘密工作。為此，潘漢年、劉曉、馮雪峰和我還專門開會研究了工作交接問題。這以後，上海黨與潘漢年的聯繫由劉曉直接負責。潘、劉兩人聯繫的方法主要是通過內部政治交通。當時劉曉方面主要派張毅去接送情報，潘漢年方面也有交通。有時，潘漢年和劉曉也利用各種場合碰頭。 1937年、11月中共江蘇省委建立後，為防止被破壞，沒有設置電台，省委與中央的聯繫主要依靠政治交通，有時遇到急件就通過潘漢年的電台轉發。同樣，中央給上海的指示有時也是通過潘漢年轉過來的。抗戰時期潘漢年與劉曉聯繫後，劉曉傳達給我們的各種情況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1、中央給上海的指示；2、上海與上海周圍的敵情；3、通過特科搞到的敵、我、友情況。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指示。 四 漢年同志在開展保衛工作、對敵隱蔽鬥爭中，也有過很多的貢獻。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漢年同志大部分時間是領導華中地區以及上海的保衛工作和對敵隱蔽鬥爭。他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與魔鬼打交道。他是置生死於度外，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同敵人開展合法與非法相結合、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鬥爭，特別是能避免長期以來「左」的錯誤做法，使保衛工作、對敵隱蔽鬥爭能夠長期堅持下來，直到全國的解放。僅這一點，就可以證明漢年同志如何正確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我們特別應學習漢年同志採取「孫行者鑽進鐵扇公主肚子」的戰術，使敵暗我明，敵亂我穩。漢年同志這方面的大量工作，對黨在政治上、軍事上以及其他方面戰勝敵人，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功績應有充分的評價。國民黨的中國、中央兩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員工帶12架飛機起義等，是漢年同志直接籌劃成功的，就是一例。 上海解放以後，漢年同志先後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會部長、統戰部長，上海市委常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上海市副市長兼市人民政府中共黨組書記，主持日常市政工作。他積極協助陳毅同志，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領導上海人民戰勝了美蔣封鎖，沉重打擊了敵特分子和其他敵對分子的破壞搗亂，遵照黨的方針、政策，正確地開展了「三反」、「五反」鬥爭，為恢復和發展生產，改造舊上海，做了大量工作。 漢年同志還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優點。我認為，我們應該學習他對黨的無限忠誠，黨叫他做啥，他全無二話，立刻接受任務，不顧個人安危，出生入死地完成任務。我們應該學習』上「出污泥而不染」的「慎獨」品質。漢年同志在解放前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香港等地充滿白色恐怖和「花花世界」的環境中獨立工作，但是他在生活方式上除由於工作的需要是「上等人」的打扮外，始終保持著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本質。我們應該學習他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靈活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他在工作中有許多創造性的工作方式和方法，都是值得我們總結和發揚的。我們還應該學習他為人正直，謙虛謹慎，態度和藹，平易近人，善於團結同志，團結和尊重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優良品格和作風。 漢年同志曾是陳毅同志的助手和戰友，我就以陳毅同志的遺詩來悼念他，歌頌他： 大雪壓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潔， 待到雪化時。 1.3 黨人魂——記潘漢年１ １本文原載1988年第12期、1989年第1期《上海灘》。收入本書時已經作者刪改。 陳修良 潘漢年同志的一生，被蒙上神秘的色彩，像一個傳奇式的英雄人物。 記得夏衍同志說過，很多年前，就有人為他編造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傳說，甚至偵探小說、推理小說中可以用得上的情節，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有人還把他說成「放蕩不羈」、「神出鬼沒」的人物。但我們這些和他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可以負責地說，他是一個對黨無比忠誠、才華橫溢、膽識超群、特別能戰鬥的優秀共產黨員，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就是這樣一位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卻於1955年4月3日突遭秘密逮捕。昨天還是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常務副市長，為剛落成的中蘇友好大廈剪綵，轉眼忽然成為「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的首犯，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階下囚，並被冠以「叛徒、內奸、特務、反革命分子」等嚇人的罪名。到了1955年7月18日，上海的《解放日報》忽然發表社論，又把潘漢年與胡風捆在一起。這篇社論的驚人之筆是：「在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後，黨曾提出，鑽到我們黨內的絕不限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人，還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陰謀家、階級異己分子等。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潘漢年，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們要求嚴懲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潘漢年、胡風……」 更令人費解的是，又傳出潘漢年與「高、饒反黨聯盟」有關係。但潘漢年到底犯了什麼罪？誰也不瞭解，誰也不敢問。從此，這個全上海家喻戶曉的名字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誰也不知道他的生與死。1977年，他默默地病死湖南的時候，妻子為他立的墓碑上也還是不能鐫刻上潘漢年的名字。1982年8月，黨中央宣佈給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人們才略知這是一起大冤案，但對他的許多功績，現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更何況他的革命工作長期處在極其複雜的時代和極端秘密的環境中，他自己又嚴守紀律、不居功，極為謙虛，也不容許與人道及，因而他那不平凡的一生，當年就很少為黨內外所瞭解。因此，我的心情很不平靜，總覺得要寫一些什麼來安慰這位中華民族的精英。 「走上新路」之前 1906年1月12日，潘漢年出生於江蘇宜興縣陸平（陸林）村。曾祖父潘理卿是清嘉慶年間的舉人，祖父潘元燮是清咸豐九年的舉人，父親潘宰華，清光緒年間的秀才。雖然世代書香，但因不去做官，只在家裡務農、做塾師，所謂「耕讀傳家」，自然成為破落戶。但潘莘華不是老冬烘，思想毫不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後曾被選為宜興縣議員。後來年僅19歲的潘漢年在上海入了黨，回到家鄉傳播革命火種，潘漢年的族兄在大革命時在陸平為首成立農民協會，搞宜興農民暴動，潘宰華都積極支持。當時，僅陸平一村，中共黨員、團員就有十幾個，而潘家除潘漢年兄弟外，尚有堂兄潘梓年也是大革命時期宜興暴動的領導人之一。從中可以看出這位陸平老塾師的政治態度。1928年潘莘華病逝，臨終遺言是：「漢兒等走上新路，吾心甚慰，務必謹慎從事。」由此可見，潘漢年有一個不同凡響的父親。 在兄弟中，潘漢年排行第三（因此他後來曾用過「水番三郎」這一筆名），從小聰敏過人，為長輩所鍾愛。民國初年，他就讀於宜興官林的凌霞學堂。1919年夏，考入和橋的彭城中學堂，後因病輟學，協助父親創辦陸平高等小學堂。病癒之後，1921年進武進延陵公學學習。此時的他，愛好文學、外語，特別是戲劇，十五六歲的小青年，就自編自演反映民生疾苦的戲劇。他扮演過貧苦人民反抗惡勢力的角色，使觀眾為之動容。後來終因家貧，只得離校去宜興勵進社小學任教，在那裡他團結了一批進步教師，反對縣教育局局長重用的土豪劣紳把持教育界，批評反動人士的不良行為，被宜興縣政府非法拘捕，關押牢中。後經其父聘請律師出面辯護，方始恢復自由。1924年，他又到和橋鎮任養初小學教員，宣傳進步思想。為了打下紮實的國學根底，這年秋天他還進無錫唐文治先生創辦的國學專修館學習。這時，大革命的號角已經吹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深入青年學生心中，潘漢年終於不能滿足於對中國古文的研究，又拿起筆來創作語體詩文。 革命形勢激盪，大變革近在眼前。敏感的潘漢年不能再安心地留在思想閉塞的鄉鎮當小學教員了，他需要到更廣闊的天地間去馳騁。1925年初，他離開故鄉，進入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從此開闢了新的人生道路。 創造社的「小夥計」 19歲的潘漢年來到大上海以前，已在上海《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過詩《不敢》、雜文《可怕的路人》、《武人的槍》等作品，他的文名已被上海文化界所注目。1925年初抵滬後，他即被聘為上海中華書局《小朋友》雜誌的編輯。在投入文化工作的同時，他又迅速投身於使熱血青年沸騰的政治洪流之中。 當時正值國共兩黨合作開始，大量共產黨員加入了國民黨，潘漢年也參加了革命的國民黨。 「五卅」運動中，潘漢年置身於憤怒的示威行列，寫出了熱情洋溢的檄文。1925年秋，他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打這以後，他發表於《語絲》的《苦哇鳥的故事》，說明他的思想已體現革命者的自覺。 創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朱鏡我等人發現了這個後生，邀請他參加創造社出版部工作。1926年4月，由他提議並主編的《A11》週刊出版，發刊詞和第一期編後記就出自潘漢年之手。 說起這個《A11》週刊得名的由來，還有一段值得紀念的情節。原來，上海閘北寶山路上有個「三德裡」。「五卅」運動以後不久，創造社出版部就設在三德裡A11號。在這個機關裡有幾個小夥計，他們是：周全平、柯仲平、葉靈鳳、潘漢年、周毓英等人。這些風華正茂的青年人既當編輯，也管門市部的買賣。校對、捆書、打包、跑郵局、招呼客人，什麼都干，「小夥計」由此得名。 後來，潘漢年又和葉靈鳳合夥辦了個小小的半月刊《幻洲》，這本46開本的刊物分兩部分，上半部叫「象牙之塔」，登文藝作品，葉靈鳳負責編輯；下半部叫「十字街頭」，潘漢年主編，專刊雜文。潘與葉兩人合住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家皮鞋店樓上，這裡既是宿舍，又是《幻洲》編輯部。霞飛路當時已相當熱鬧，所以他們住處的窗外車聲不絕於耳，因此，潘漢年戲稱這個房間叫「聽車樓」。於是有些文章就以「聽車樓主」的筆名發表。說起筆名，除前面提到過的「水番三郎」外，我們知道的就有「潑皮」、「嚴靈」、「汗牛」等五六個。那麼，他何以不斷更換筆名呢？除了鬥爭的需要外，還因為他的多產。有時，半部《幻洲》的雜文他一個人包了。他擅長諷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罵吳稚暉，罵左舜生，攻胡適，罵得痛快，攻得犀利，大家愛看。潘漢年的雜文一掃當時無聊文人的頹廢氣氛，反對「為文學而文學」的虛無主義思想，在當時的文學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由於以後潘漢年主要從事在特定環境下嚴酷的政治鬥爭，文學創作已無暇顧及，除以後在1928年還出過一本名為《離婚》的小說集以外，沒有其它單行本問世。應該承認，他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不大，但他在國民黨文化「圍剿」時期代表黨對左翼文化界的領導卻成績卓著，功不可沒，令人遺憾的是，現代文學史著述中往往無視潘漢年的輝煌勞績。 「小開」主持「文委」 1927年初，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範圍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三軍、第六軍及江西的地方工作）的郭沫若，曾邀請潘漢年去南昌擔任《革命軍日報》總編輯，兼政治部宣傳科長。《革命軍日報》是一份軍隊報紙，潘漢年接手後，辦得嚴肅而富有生氣。隨著北伐形勢的發展，二個月後，潘漢年奉命率領部分同志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就發生了。在緊張的氣氛中，他奉命匆匆到武漢總政治部報到，被分配在總政宣傳部宣傳科工作。武漢「分共」１後，他先隨郭沫若等到九江張發奎部工作。「八一」南昌起義前夕，他又奉命撤出張部，到上海向黨中央報到。 １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 經過這大半年革命鬥爭的洗禮，潘漢年重返滬上時已相當成熟了。1928年夏，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李富春，在南昌時就相當欣賞潘的才華，決定調潘擔任上海文化工作黨組的書記（這年冬天，這個組織改屬黨中央宣傳部領導。1929年，在中宣部下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潘出任書記）。他的任務是把上海的左翼作家組織起來，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與此同時，也要解決左翼文化人內部的教條主義、關門主義傾向。潘漢年不愧是組織工作的幹才，當時上海的文化界何等複雜，他自己20剛過，在文化人中最多是小有名氣，但就是他，依靠黨的威望，使出自己的渾身解數，縝密安排，忘我工作，短短一二年內，「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乃至「劇聯」等組織，相繼成立，開展活動。他作為「左翼文化總同盟」的中共黨組書記統一領導這些社團，儼然帥才。後來，這些組織還發展到天津、北平、廣州、成都等地。在艱難的歲月中，能夠組織起這樣多的革命文化團體，實在是驚人的創舉。 大革命前，他只是個初露頭角的小夥計，此時，他已能自如地周旋於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之間，自信地開展工作了。由於工作需要，他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不知哪個人給他取了個「小開」的代號，此後，同志們當面和背後，都稱他「小開」。年輕的「小開」，領導人才薈萃的上海左翼文化界，開創了30年代初上海灘進步文化百花齊放的局面。這段歷史實在很值得回味。 潘漢年的工作千頭萬緒，但他還是能騰出手來和葉靈鳳合編《現代小說》月刊，他還經由現代書局、聯合書店出版、重版了郭沫若的許多著作。其時，也還沒有扔掉做文化工作的本行。 1930年2月，潘漢年主持「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工作，魯迅也作為這一統一戰線組織的發起人參加工作。這一年3月2日，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必須強調的是，魯迅對於潘漢年曾不無誤解，把他看作是「唇紅齒白」的「洋場惡少」。站在創造社的立場，潘也曾感到魯迅不無偏激。但是他首先打破門戶之見。他深入地做了創造社、太陽社朋友們的工作，引導他們尊重魯迅，與原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合作，又與魯迅懇談，取得魯迅的充分信任，這才使「左聯」的成立成為可能。因此，「左聯」在北四川路中華藝術大學的一個教室裡成立的時候，潘漢年代表黨中央發言，而後魯迅發表了他那著名的講話，大家相繼致詞，氣氛極為融洽，這是和潘漢年在會前的大量工作（也包括馮雪峰等同志的工作）分不開的。 文學史家也許會對潘漢年在「左聯」成立後刊載在《拓荒者》上的《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對30年代文藝界所曾產生的重大影響感興趣，因為該文是如此深刻地切中當時文藝界的弊端，如此精闢地論述了「左聯」的任務。文學史家一定也會歎服潘漢年在《文藝通信》一文中關於題材問題的獨到見地：「與其把我們沒有經驗的生活來做普羅文學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的一切事物來做題材呢？至於是不是普羅文學，不應當狹隘的只認定是否以普羅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是否屬於無產階級來決定。」 但時隔五六十年，我們已很難對潘漢年當年大量的文學活動、傑出的左翼文化社團組織工作（他還擔負「反帝大同盟」和「互濟會」方面的工作）和無畏的對敵鬥爭作出全面的描述了。好在潘漢年同志沉冤得雪，今後的史家在撰寫30年代文化史時，想來再也不會無視他的歷史功績了吧！ 「特科」初試身手 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集團掌握了黨中央和江蘇省委的領導權。會議結束後，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胡也頻、馮鏗等24位反王明路線的重要領導幹部即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們有的在東方旅社被抓去，有的在家裡被帶走，形勢十分嚴峻。 當時，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潘漢年得訊後立刻冒險趕到江蘇省委。省委機關不知道何孟雄等被捕的事，正在開會。潘漢年要求省委立即休會，設法營救同志。聽到這個消息，大家都很著急，只有省委書記王明的態度非常冷漠，竟淡淡地說：「咎由自取！」說什麼「這批人是反黨的右派分子，因為進行反黨活動才被捕的」。他的幸災樂禍引起大家的憤慨，潘漢年執拗地問他：「怎麼辦？」王明這才指著潘說：「你去調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說：「此事要同中央商議，省委不要管。」 2月7日，傳來了24位烈士英勇犧牲的噩耗，潘漢年與許多同志都主張開追悼會紀念，但王明不同意，他說：「何孟雄等人雖然已經死了，但對這些人的錯誤還是要繼續清算！」由於王明的狂妄行為引起黨內的重大對立，一部分領導幹部如羅章龍、張金保（女）等人，組織中央非常委員會，另立省委與區委。一天，王克全等人甚至闖到省委秘書處的秘密機關大吵大鬧，逼迫秘書長劉曉交出黨的文件和財物，爭吵聲傳到戶外，情勢危急。幸好潘漢年等及時趕到，有效地阻止了王克全等人的破壞行徑。 1931年4月，在顧順章叛變後，潘漢年奉命調到特科，可以說受命於危難之際！在特科工作兩年餘，他在周恩來指揮下，勝利肅清大叛徒顧順章等敵待的隱患。為了保衛黨的領導機關，保護同志，他的使命極為艱巨，鬥爭條件極為複雜，他的工作需要異常的智慧和毅力，他的才華在對敵隱蔽鬥爭中又得到了充分的發揮，甚至於打入敵人內部組織。 在那個年頭，他保護了多少同志！我從自己的經歷中深切體會到他的工作是多麼細緻。1931年4月，團中央書記關向應突遭逮捕。因為我住的地方關曾經去過，我當然處於危險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來一個條子：「明天上午六時前必須離開。」我看畢條於，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隻放皮鞋的紙盒內，在次日清晨5時許，手提紙盒悄然走出大門。果然，十字路口已經有巡捕在那裡放哨，我硬著頭皮走了過去。敵人見我是一位女流，在晨霧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樣，終於被我溜走。過了幾天，我從另一位同志處得知，當天果然有大批巡捕搜查了我的住房。事後我知道「是特科偵知了敵人的行動，潘漢年及時地派人通知了我。還有一件事是1932年下半年，我知道自已被叛徒告密，敵人追捕甚急。我只得要求離開上海去江西中央蘇區，為此，向中央寫了申請，請求批准。申請交出不久，就收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到南京去同一人面談，約定我住在南京鼓樓旅社，並約好假名與口號。我高興地趕到南京守候，將自己的假名寫在鼓樓旅社住客名牌上。但幾天過去了，未見來人，只得懊喪地回到上海。不得已，只好到日本東京，通過在那裡工作的共產黨員汪孝達同志去找黨的關係。這以後，南京失約的事在我心裡始終是個謎。直至1943年我在蘇北抗日根據地華中局工作時，在二師師部招待所見到從上海到根據地匯報工作的潘漢年，考慮到他是華中局的情報部部長，所以問起鼓樓旅社失約的事。他聽了我的話，立刻哈哈大笑，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這個失約的人就是我！」我大吃一驚，要求他說明失約的原因，並請他就此事為我向組織作證。他微微一笑，沒有說出失約的原因，只是說：「一定為你作證。」後來我的整風結論中，果然由潘漢年證明了這段失去組織關係的歷史。這對於我的一生關係極為重大，永遠不能忘記。 他的神秘，原因之一是他既做黨的秘密工作，又兼上層統戰工作。這兩件工作，前者是絕密的地下活動，後者是半公開的社會活動。他的傑出之處就是能兩面照顧，巧妙地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結合起來。他利用與社會人士的公開關係以掩護黨的秘密工作，而又能隱身在地下，同許多社會上同情黨的人們（包括國際友人）組成外圍力量，並派出忠誠的同志打入敵人的要害部門。此外，他還充分利用敵人營壘中的矛盾為我所用。這樣，他就能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進行驚人的活動，取得意外的成果，在極端困難的處境中能夠應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敵人心臟中穿插往來，神出鬼沒地進行埋伏和突擊。這是非常傑出的工作方法。 潘漢年在特科工作時，只要有必要，他可以不顧個人安危，不憚與利用公開合法的關係進行鬥爭。1931年，國際進步人士牛蘭博士夫婦被國民黨拘捕，押解南京，上海文化界遇烈抗議。潘漢年在漢口路老半齋菜館「請客」，邀集上海名人如柳亞子、田漢、鄭振鐸等商討聯合發表致國民黨政府函電，表示抗議。懾於國內外的輿論，國民黨統治者最後只得釋放牛蘭夫婦。 一特科」時期的巧妙鬥爭，對潘漢年來說，還只是牛刀小試。以後，他的鬥爭舞台更加寬廣，鬥爭條件更加嚴酷，而他本人的鬥爭經驗也愈加豐富，戰績也就愈加輝煌。 折衝樽俎有我潘郎 記得潘漢年到中央蘇區，時間是1933年夏。在蘇區他先後擔任過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和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還擔任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部委員，在一個時期算是又回到了老本行。但這個時期並不長，不久，他又作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紅軍的全權代表奔走於瑞金、福州之間，與「福建人民政府」進行談判，開展抗日反蔣活動。 1933年9月，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錯準備在福建起義，建立人民政府，派代表到瑞金要求中共合作共同反蔣抗日。這個行動得到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同志的支持。周恩來代表中央派潘漢年（化名潘健行）與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在瑞金正式談判。談判期間，毛澤東、朱德還親自接見了雙方代表，10月26日達成了十一項初步協定。協定簽訂後，潘漢年、黃火青奉派出使福州。十九路軍將領又聯合陳濟棠、黃琪翔等一部分反蔣抗日的軍隊，於11月20日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州南校場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會議結束時，數萬群眾的反日、反蔣、歡呼民族解放的口號聲響徹榕城上空。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後，11月27日，潘漢年與之簽訂《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開闢了一條由中央蘇區經閩西、閩南到達福建沿海的通路，打破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潘漢年又與「福建人民政府」的財政次長許錫清就雙方物資交換和支援蘇區緊缺的食鹽、布匹等問題進行多次洽商，這以後，進出蘇區的買賣一時大為興盛。在他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釋放政治犯，默認我黨領導的進步團體公開活動，福建民氣大振。但蔣介石迅速抽調重兵「討逆」，十九路軍寡不敵眾，又因內部意見不統一喪失部分戰鬥力，而當時的中共臨時中央局更犯了「左」的錯誤，沒有給予軍事援助，提出許多違反協定的口號。不久，福建事變以失敗告終。 1934年秋，潘漢年還與粵軍反蔣將領陳濟棠等人就軍事、政治方面的問題作過廣泛的商談。後來因王明路線的干擾而坐失良機，使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得逞，中央紅軍被迫轉移。但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所以能突破第一條封鎖線，與潘漢年和廣東實力派的談判所創造的有利條件有很大關係。 1936年4月，潘漢年奉共產國際之命回國，除把電報密碼送到陝北外，另一任務是作為中共中央的聯絡代表設法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促成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在香港，潘漢年見到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沖，由張代表陳立夫、陳果夫同中共接觸。陳立夫把潘漢年請到南京，派曾養甫與潘洽商，曾要求潘與陝北黨中央聯繫，再進行兩黨談判。隨後，潘漢年去陝北瓦窯堡向中央匯報。在瓦窯堡，潘的匯報深得中央讚許，在莫斯科背得很熟的密電碼也在此時報告了黨中央。 潘漢年還持中國共產黨中央致國民黨的信，去南京與陳立夫、陳果夫談判。潘漢年作為談判聖手，在談判桌上機智勇敢、戰果□赫。這年11月中旬，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與陳立夫對談—— 陳立夫：「既然共產黨開誠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條件了。首先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其次，紅軍只可保留三千人，師長以上的領袖一律解職或出洋，半年後錄用。在軍隊解決後，你們所提的政治各點就可考慮了。」 潘漢年針鋒相對：「你這是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當時鄧文儀在莫斯科活動，曾養甫派人送到蘇區的條件都不是收編，而是討論合作。蔣先生有此設想，大概誤認為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者受困於日本防共的提議。」 陳立夫又轉了話題：「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先生願和他面談。」 潘漢年嚴辭以對：「如不把貴黨的條件報告他，僅說蔣先生願見他，豈不是要騙他出來？何況現在正激烈交戰之際，暫對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也無法出來的。」 這以後雙方又談了幾次，均無結果。 接著是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這一事件中，潘漢年來在於西安、延安間，做了很多工作。事變後，潘漢年奉中央之命到南京先後與張沖、陳立夫談判。1937年3月，又隨周恩來到杭州與蔣介石會談。杭州會談後，潘漢年繼續與國民黨當局作艱巨的交涉。直至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確立、全面抗戰開始，潘漢年作為我黨的談判代表，南北奔走，折衝樽俎，既堅持原則，又機智靈活，為團結禦侮作出了重大貢獻。 八年隱蔽鬥爭 早在1937年6月間，黨中央就派劉曉到上海負責重建和恢復上海黨的工作。劉曉一到上海，就與當時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的潘漢年聯絡上了。7月間，在廬山結束與蔣介石會談的周恩來到了上海，約潘漢年、劉曉談話，佈置具體的抗日行動。潘漢年又安排周恩來在黃金大戲院的後台與上海救國會和文化界人士會晤（劉曉雖也參加，並未暴露身份）。至此，上海黨的活動走出了低谷。 1937年「八一三」後，中共駐滬辦事處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駐上海辦事處（即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簡稱「八辦」），仍由潘漢年負責。地址在福煦路（延安中路）多福裡21號。對外以「八辦」名義開展統戰工作，同時幫助地方黨的重建。在輸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抗日前線支援抗戰，發動上海附近的農村游擊戰，宣傳黨的政策的同時，他還作了許多隱蔽的工作。如設立秘密電台、交通聯絡站、派遣一部分黨員在敵特機關工作，廣泛搜集敵特的情報等。還接待和審查了許多長期失去黨的組織領導的同志，包括出獄的、長期隱蔽在地下的，並將其中適宜在上海工作的轉給以劉曉為首的地方黨領導。 潘漢年利用「八辦」半公開的合法身份，負責領導上層的統戰工作，像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上海抗敵後援會、各界救亡協會、國難教育社、難民救濟協會等。當時群眾團體如雨後春筍一般紛紛成立，光與黨有關係的婦女團體就有22個。「八辦」在這方面的工作生氣勃勃，成績很大。此外，潘漢年還通過郭沫若、鄒韜奮、夏衍等團結了一批記者、作家，辦了《救亡日報》、《抗戰》等報刊。 在抗戰初期，上海的鬥爭紛繁複雜，潘漢年夜以繼日地工作，他隱蔽在群眾中，只在一定場合露面，所以敵人也摸不著他的行動規律。「八辦」建立的電台，是同黨中央取得緊密聯絡的非常重要的渠道，這對上海及整個淪陷區的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潘漢年善於組織情報網，雖身處四面被圍的「孤島」上，也能夠知道各方面的動態，採取靈活的對付方法四面出擊。如國民黨有一部分人秘密投敵當了漢奸，混在人民群眾團體中進行破壞工作，我們都能及時發現，保衛了我們的組織，防止漢奸的破壞。 1937年12月間，潘漢年同夏衍一起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從事文化與情報活動，同時安排宋慶齡、何香凝和救國會、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離滬到香港或大後方去（1941年太平洋戰爭後，又是潘漢年派幹部去香港周密部署在港的柳亞子、鄒韜奮、沈雁冰、夏衍等著名人士安全撤離）。在武漢淪陷之前，他又趕到那裡向周恩來同志匯報工作。 1938年9月，潘漢年到延安，在中共中央社會部分管情報工作，他常去中央城工部研究敵占區的工作問題，還常到中央黨校和社會部情報訓練部講課。 在延安期間，潘漢年與董慧相識。董慧原是香港富豪千金，來延安進抗大，是位熱血青年。潘漢年在延安一度患病，她悉心護理，終於相愛。1939年，兩人結伴到了香港。董慧以在父親辦的道亨銀行當職員的公開身份從事革命工作，成為潘漢年最貼身的助手之一。她傳遞情報，籌措、保存活動經費，工作極為出色。由於她的社會地位，為其來往港滬之間從容工作提供了便利。於伶同志的下述回憶可以使我們想見當年他倆的工作配合是多麼默契：「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園劇場約我到『蓋世宮』（今淮海大樓樓下當時的小咖啡館）見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間，他（指潘漢年）和劉曉同志來。談了以後，又換了更安全的地方，約了更多的負責同志商議了各種妥善對策與措施。」 潘漢年的情報據點主要放在香港與上海。他則僕僕風塵不時來往於港滬之間。1939年秋，汪偽粉墨登場，敵我友三方的關係更加複雜。他仍能從敵人內部及時地搞到精確的情報，迅速通知江蘇省委，鬥爭藝術令人歎服。關於潘漢年與江蘇省委的聯繫方式，於伶同志向我們提供了他自己的經歷：「某晚，劇社女演員藍蘭到璇宮劇院，向我耳語：接到小開電話，約我到『DDS』咖啡館見面。他（潘）說：報上有上海劇藝社的演出廣告，這是黨未遭大破壞，你未被波及的信號。給了我密件，只說往上交。我托文委書記孫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後他每次潛來，先要我上交信件，通過我與省委書記劉曉、宣傳部長沙文漢、八路軍辦事處劉少文同志等約時約地見面。」 潘漢年既有豐富的鬥爭經驗，又善於巧妙地利用敵人的矛盾，使他能克服難以想像的困難，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1941年「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的部分領導人饒漱石、曾山、譚啟龍、李一氓等輾轉來滬，之後，由潘漢年親自佈置交通聯絡站，把他們安全送回根據地。 1943年，潘漢年參加淮南根據地的整風，竭盡所能保護了受到冤屈的新四軍第三師政治部保衛部部長揚帆（即殷揚）。後來揚帆寫詩贈潘漢年，對潘「慇勤慰我鐵窗前」極為感激。在新四軍機關所在地黃花塘，饒漱石誣陷陳毅和潘漢年，甚至把陳毅擠走，對此，潘漢年是作過鬥爭的。1944年底潘漢年赴延安參加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前夕，有不少幹部聯名起草了一個給中央的報告，表示對饒漱石不滿，請陳毅回華中，托潘漢年將這一報告送到中央。啟程之前，潘漢年給上海情報部門負責人張唯一寫了長信，傳達了組織決定：上海的情報工作暫由劉長勝領導，重申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方針，對主要幹部作了安排。 作為「七大」代表，潘漢年在大會期間對白區工作提了許多重要意見。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又迅速趕到香港，在港、澳、滬之間展開情報與統一戰線工作。 天亮前後履險如夷 1946年初，正是和戰未決之時，潘漢年又到上海從事秘密工作，在夜色的掩護下不時到「周公館」傳遞情報，請示工作。當年在「周公館」工作的同志如許滌新等人後來回憶與潘漢年的接觸，還大為讚歎：「潘漢年的消息實在靈通！」 內戰全面爆發後，中共代表團撤回解放區，潘漢年也去了香港，從事情報工作和統戰工作，他在上海建立的情報機構，則繼續發揮巨大的作用。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潘漢年叱吒風雲，大展宏圖，在解放戰爭後期貢獻更為突出。這個時期，他大部分時間在香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負責人劉曉、劉長勝、錢瑛、劉少文、沙文漢、張執一等同志則輪流去香港開會或辦訓練班，同潘漢年建立密切的工作關係。潘漢年在香港沒有固定的公開機關，他的「輪流辦公室」設在香港各種酒家和咖啡館內，與各方人士談話、接頭就是在這些地方。 1947年，李濟深先生等人在香港組織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農工民主黨的主要領導人也在香港進行組織活動。潘漢年在各民主黨派中間耐心細緻的工作和「肝膽相照」的風采，深得愛國民主人士的讚賞。1948年底，根據中央指示，他不顧改方特務的破壞與港英當局的森嚴戒備，排除萬難，精心組織，分批將350餘名民主人士從海路安全送抵東北解放區。這項工作難度之大局外人很難想像，而潘漢年組織工作的周密穩妥，在當時就獲得高度讚譽。其時潘漢年的工作千頭萬緒，但他都能從容應付。當時原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和上海海關的主要負責人先後到香港與潘漢年聯絡，在潘漢年的部署下起義，使這兩個系統的檔案和美援物資完整地交我方接收。中國、中央民航兩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員工率領了二十架飛機起義，也是潘漢年組織策動的。再如南京市委策動的俞勃駕機起義，也是由潘漢年通知他領導的上海秘密電台負責人劉人壽，請他與中央聯繫，確定降落地點與信號。最後，這架B24大型轟炸機安全降落在石家莊，對渙散國民黨的軍心起了很大作用。 對香港的文化宣傳工作，潘漢年更是駕輕就熟。他廣泛聯繫文化人，包括在港的京劇演員。如為東江游擊隊添置冬衣，他通過關係請馬連良、張君秋義演，又發動工商界推銷票子，籌到了一筆款項。他支持夏衍同志領導香港文化工作、辦《華商報》，還為香港《文匯報》的創刊、發展解決了許多困難問題，如編輯人才、經費、發行等，難怪有人說潘漢年是香港《文匯報》的真正創辦人。 1949年4月24日，中央電召潘漢年北上，他和夏衍、許滌新等在參加慶祝南京解放酒會的第三天早晨，由香港起程搭「東方號」輪船抵天津，5月5日到北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先後接見了他。周恩來對他說：「上海即將解放，中央決定派陳毅去當市長，你要當好陳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上海解放後，潘漢年即到上海就任副市長、市人民政府黨組書記、上海市軍管會秘書長。由於他對上海的情況熟悉，因此在接管上海時，得以克服許多困難，順利地完成接管任務並立刻投入恢復生產、建設新上海的戰鬥。 那時，潘漢年還兼任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部長由陳毅兼任）、上海市委統戰部長。陳毅很懂得統戰工作的重要性，他認為在解放初期要迅速恢復上海的生產，解決工人的失業問題，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必須取得工商業者的合作，按《共同綱領》辦事。潘漢年在陳市長的領導之下努力做好各項工作，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做得特別出色，致使不少挾資跑到香港的資本家回上海開辦企業為恢復國民經濟效力，如劉鴻生先生就是這樣重返上海的。劉靖基先生的回憶可以讓我們看到潘漢年工作作風的一斑：在盛康年同志特意安排的一次家宴上，劉靖基第一次見到潘漢年，在座的工商業者有榮毅仁、盛丕華等人，當時劉靖基有些緊張，但潘漢年「穿著便衣，講著上海話，談笑風生，平易近人」，致使工商界人士的緊張情緒煙消雲散。可見政策對頭、工作細緻，會產生多大的感召力。 上海初解放時，投機倒把、販賣銀元、搗亂金融的現象十分嚴重，潘漢年力主堅決取締，使市場很快恢復正常。在他推動下，把上海原有的16.3萬家商號按行業整理，改組為200多個同業公會，並安排上海工商界中愛國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擔任各種職務，使之各得其所，領導各行各業恢復生產、繁榮商業。此外，在解決上海的「二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問題和處理勞資關係方面，潘漢年的工作都是既果斷又嚴密，充分證明他既是破壞舊世界的鬥士，也是建設新世界的行家。 建國之初，上海百廢待舉，情況十分複雜，鬥爭尤為劇烈，要在這樣的大舞台上指揮若定，履險如夷，需要過人的精力，傑出的才華，更需要忠貞的黨人膽魄。作為當時上海黨的傑出領導人之一的潘漢年，鬥爭藝術極具光彩。在短短的6年裡，在鎮壓反革命，取締流氓、妓女，解決政府機關不純問題，「三反」「五反」運動中，潘漢年團結廣大群眾建設新上海，其功績足以彪炳史冊。 瑤瑟的絕千古奇冤 1955年4月3日，潘漢年突遭逮捕，沒有經過公開審問，更沒有律師可以代為辯護，他自己自然是百口難辯。總之，從這一天開始，潘漢年從中國政壇上神秘地「失蹤」了。 更令人費解的是，「潘揚案」居然和「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掛了鉤，原因是潘漢年在上海市副市長任內分工領導公安局，而饒漱石作為原華東局書記又是分管華東暨上海的公安工作的。其實，1943年華中局整風時，饒漱石曾把揚帆打成「內奸」，當年潘漢年曾進行抵制，後來還向中央反映過饒的問題，而如今，潘、揚和饒漱石忽然有了「反革命」關係！ 潘漢年有一個駭人聽聞的「罪名」：與揚帆一起包庇敵特三千三百人！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上海剛解放時，潘漢年、揚帆在取得上級同意後，決定在公安系統暫時留用部分反正特工、變節分子、流氓頭子乃至小偷慣竊，利用他們深諳內情這一點，讓他們戴罪立功。這批人也確實有所貢獻，這種策略本是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產物，到了「潘揚案」發，卻成了他們兩人的彌天大罪。那麼，「三千三」這樣的大數目又是怎樣統計出來的呢？原來遠在解放戰爭時期，有一個幹部在閒談時對當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敵區工作部長的揚帆開了個玩笑，說揚帆做敵區工作和保衛工作善於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手下各色人物俱全。古代孟嘗君門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揚帆手下超過三千，這個幹部當時隨口謅了兩句打油詩：「揚公門下三千三，儘是雞鳴狗盜徒。」在當時，這首詩不過引起一陣哄笑，但因其妙趣橫生，竟在新四軍幹部中流傳開了。到了1955年，這首詩被人利用，「三千三」變成了實數，於是擴而大之，凡是地下鬥爭時期和潘漢年有過工作關係的人，都成了懷疑對象。 潘漢年作為「內奸」的一條主要罪狀是「投靠日本特務機關」。根據中央指示，凡是敵占區的隱蔽系統，都應派人打入敵偽組織，掌握敵方動態，以配合正面鬥爭，利用敵方力量，掩護革命工作，保護革命力量。潘漢年在這方面的工作十分出色，屢受中央嘉獎。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他竟以此罹禍！當然，在當時的條件下，「將在外」，個別情況無法及時向中央請示也是有的。這又何罪之有！ 至於「供給敵人情報，導致二·六轟炸」，只要想一想，國民黨豈有不知上海的發電廠在何處而需要「供給情報」的道理，就可看出這條「罪狀」的不實了。 對於這一些「罪行」，潘漢年這樣的革命者怎樣接受得了！ 經過8年幽禁，1963年6月，潘漢年在被判有期徒刑15年後曾一度被「假釋」出獄，與妻子一起被安置在北京郊區團河農場。其間他曾進城去看一位老朋友，對這位老朋友說：「我是冤枉的，揚帆也是冤枉的。這些事一時說不清楚，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定論。」 在獄中，潘漢年曾寫過一首給董慧的詩： 「相愛成遺恨，奈何了此生， 憐君猶少艾，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無半點音， 但求息怨恨，勉力為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中堪鑄魂， 抗日隱地下，十載汝同行。 北上延安路，朝昏共苦辛， 南旋千萬里，悄然居海濱。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親， 倘有千般罪，當先有所聞。」 結句「倘有千般罪，當先有所聞」，實在是潘漢年痛苦的靈魂在吶喊！從團河又經秦城監獄，一直到1977年淒苦地離開人間，以假名被埋葬在□江勞改農場。 於伶同志寫了一組詩《懷潘漢年同志》，最後一首是《感謝黨恩》： 「春暉盡沐慶三中！劉瞿潘公冤雷同。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舊笑春風』！」 潘漢年泉下有知，也可以感到安慰了。死者已矣，但我們生者卻難以從自己的記憶中抹去他的形象，作為一代風華的黨人魂，他將永遠激勵著後人，而他後半生的坎坷，他的冤獄，則值得我們這一代進行深刻的反思。 1.4 潘漢年傳略 陶柏康 一 1906年1月12日（農曆乙巳年12月18日），潘漢年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陸平村。 潘漢年，乳名廠（an）兒，參加革命後，使用過許多筆名與比名，諸如：廠人、水番三郎、亞靈、天長、潑皮、潑皮男士、迪可、汗牛、汗、愛仙、鮑剛、嚴陵、彭一清、楊濤、潘健行、小開、k、小k、胡星、蕭叔安、蕭愷、凱、開、嚴、潘繼仁、嚴如雲、嚴開、許琳、潘湘、韓企文、張頌南、胡越明、秦漢楚、蕭肖、蕭相臣，等等。 潘漢年生長在一個書香門庭。曾祖父潘亭山是清朝嘉慶年間的舉人，祖父潘元燮為清朝咸豐九年的舉人。父親潘莘華是清朝光緒後期的秀才，以塾師為業。 潘莘華思想比較開明，辛亥革命後，曾任鄉董，後又代替其兄任區董。1913年北洋軍閥政府實行縣議會制度，他又被推舉為宜興縣縣議員，但仍在鄉間任教。他先後娶過兩個妻子，生有四男四女，潘漢年在男孩中排行第三，為後母巫氏所生。由於小漢年天資聰穎，機靈活潑，深得長輩和兄弟姐妹的喜愛。 1912年，年滿6歲的潘漢年進入陸平村初等小學讀書。有關孩提時代的生活情形，潘漢年作過片斷回憶：「記得那年我還在小學裡，大約七八歲的時候，到夏天的晚上，總不肯安聯在庭院裡乘涼，總是跟著左右鄰居的小同伴，在那荒草地上或田野裡追逐螢火蟲，……我走進院子，便見爸爸躺在椅子裡羅羅的抽水煙，媽媽正忙著用刀切西瓜，大姐姐正不快不慢地揮著芭蕉扇咿啞的唱曲兒；我拭著頭上的汗珠兒，走進大姐身旁，要求他打扇……」 寥寥數筆，一個天真活潑且又頑皮好動的兒童形象躍然紙上，同時又描繪出一幅舉家融和歡樂的景象。可惜好景不長，潘莘華為接濟難民，變賣了田產；又因病染上鴉片，家道開始中落，經濟十分拮据。 1916年，潘漢年初小畢業，因無錢升學，進入潘海良的私塾學堂，即縣立第三高等小學讀書。第三高小坐落在宜興縣西鄉都山，是一所歷史悠久，人才輩出的學校，創辦於清朝末年，原名陵霞書院，後改為國民小學。辛亥革命後，發展成縣立第三高等小學。當時擔任該校校長的是清末秀才儲涵奇，他治學嚴謹，潘漢年在這所學校裡，成為一名品學兼優的高材生。 1919年，潘漢年從第三高小畢業。在外婆吳氏的資助下，考入和橋彭城中學。1920年，他因下肢患疾，中途輟學。暑假期間，在北京念大學的堂兄潘梓年和潘寂回鄉度假，向潘漢年等少年夥伴介紹了不久前發生在北京的「五四」運動情況，這是潘漢年最早接受的政治啟蒙教育。 潘漢年病癒後因家庭經濟拮据，便在本村和鄰村的小學替人代課教書。 1922年，16歲的潘漢年經人介紹到宜興縣城勵進社小學任教。潘漢年善於根據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不但使學生獲得牢固的知識，而且注意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啟發學生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在教學中，潘漢年還撰寫了一些探討教育問題的文章。他提出，中國現在需要「言而能行」的教育工作者。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求教育工作者言行一致，為人師表。他還積極主張在假期裡，讓學生們多到農村去，充分須略農村「那沖敦厚的自然美」，用以「陶養出幽美情緒」。為了讓更多的人來關心中國的教育事業，研究探討教育問題，他還特地寫信給《時事新報·學燈》的編輯，希望該報「出一張專事研究教學的副刊」。 在此期間，潘漢年還參加了「宜興評論社」。該社成立於1920年9月，是在五四運動新思潮影響下自發地醞釀和組織起來的進步團體，成員大多是愛好文學藝術、熱情而剛直的青年。加入評論社後，潘漢年還參加編輯評論社出版的小型報紙《宜興評論》。《宜興評論》的內容有社論、述評、簡明新聞，有時也登一些雜文和地方掌故，以及文藝作品，如小說、詩歌、隨筆、散文、漫畫等。其主旨是反對舊道德、舊文比，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伸張正義、發揚民主；對社會上的一切邪惡勢力以及封建習俗，進行堅決的鬥爭。 潘漢年和李腸谷、鮑文蔚等同仁一起，反對勾結軍閥孫傳芳的縣教育局長周聘高把持教育界的惡劣行徑，並與他展開過面對面的鬥爭。 不久，潘漢年離開家鄉，走向新的廣闊天地。此行最初目的是為了到上海繼續求學，然而，時代的召喚使他改變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二 1925年春天，潘漢年離開家鄉，到上海中華國語專科學校讀書。不久，進中華書局《小朋友》雜誌社任校對員。在此期間，潘漢年在《小朋友》雜誌上發表了許多兒歌與童話故事。這些作品融趣味性與知識性於一體，寫得頗有新意。1925年5月，他還在周作人主編的《語絲》週刊上發表了一篇童話故事：《苦哇鳥的故事》。並給周作人寫信，希望進一步開拓童話故事的題材，得到周作人的讚許。 1925年五卅運動後，潘漢年積極投入社會政治運動，加入了中華書局工會。同年秋，由阮仲一、王弼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春，潘漢年結識了宜興同鄉周全平，經周全平介紹，潘漢年進入創造社出版部工作，開始投身到進步文化運動的激流中。 創造社出版部裡聚集著一群風華正茂、不畏艱難的熱血青年，他們既做出版部的具體事務，如包裝、跑郵局等，又都是能編會寫的青年作家，每天工作極其緊張，工作時間在12小時以上，而收入甚微，有時甚至窘困到饑不果腹的境地。但是，他們「想不到求個人的幸福」，只想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殺開一條血路」，為「後起者謀一點幸福」。 從1926年到1929年，潘漢年先後編輯和主編了《洪水》週刊、《A·11》週刊、《幻圳》週刊、《幻洲》半月刊、《戰線》週刊和《現代小說》月刊等進步刊物，並撰寫了許多筆鋒犀利，很有戰鬥力的雜文、政論文章，向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宣戰。同時，還創作了不少小說，謳歌進步青年為革命英勇奮鬥的獻身精神，反映勞苦大眾在飢餓與死亡線上掙扎的痛苦生活。這些進步雜誌受到了廣大進步青年的歡迎。許滌新曾經回憶說，1928年，他在廈門大學讀書時，和其他追求光明的進步青年一樣，非常喜歡閱讀《幻洲》，並受到鼓舞和啟迪。 1928年，他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文化、出版、文藝界的統戰工作。同年10月，根據黨中央提出建立文化界統一的革命團體的指示，潘漢年設法找到了沈端先（夏衍）、朱鏡我、周谷城、許德衍等42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發起組織「中國著作者協會」。 由於當時潘漢年等人還缺乏組織工作的經驗，「中國著作者協會」成立以後，沒有開展什麼活動，建立文化界統一的革命團體的初次嘗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但是，它為後來「左聯」的籌建提供了經驗教訓。 1929年秋，根據中共中央六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黨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即「文委」），潘漢年擔任中央文委第一任書記。此後，他不辭辛苦，認真貫徹黨中央的指示精神，進一步組織領導了文學藝術界的各個革命團體的籌建工作。 早在1929年5、6月間，潘漢年就找了錢杏村商量籌建新的文化革命團體問題。他特別強調「要吸取『中國著作者協會』告吹的教訓，把準備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事後，由於國民黨反動派於5月和7月對進步文化界人士進行了兩次大搜捕，逮捕了包括錢杏村在內的幾十名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致使籌備工作一度停頓下來。直到10月中旬，被捕的同志陸續釋放，組織籌備工作才重新開始。 潘漢年首先抓了建立「左聯」籌備小組的工作。他通過文化界的黨員作家，廣泛徵求黨外進步作家的意見，做好思想發動工作。據夏衍、阿英、吳黎平、馮乃超、馮雪峰回憶，在「左聯」籌備小組成立以前，潘漢年分別找他們商量。此外，他還找過朱鏡我、洪靈菲交換意見，並要阿英會做田漢和洪深的工作，爭取他們將來也能參加「左聯」。 根據當時文化界的現狀，潘漢年還接受阿英的建議，特意請沒有參加「革命文學」論爭的夏衍參與「左聯」的籌建工作。在分頭聯絡和充分醞釀的基礎上，潘漢年主持召開了文化界黨員作家為主的座談會，推定由包括魯迅、鄭伯奇在內的幾個人組成「左聯」籌備小組，負責起草「左聯」綱領，擬定「左聯」發起人名單。會議還決定，「這兩個文件一擬出初稿，就先送魯迅審閱，得到他的同意後，再由潘漢年轉送中央審查」。籌備小組成立後，一般每週舉行一次會議，都由潘漢年主持。 1930年2月26日，潘漢年主持召開了「左聯」成立前的一次預備會議，「到會者有沈端先（夏衍）、魯迅等12人」。這次會議著重「清算過去」和「確定目前文學運動底任務」，認真總結了「革命文學」論爭發生以後文化界存在的主要問題，即對小團體主義乃至個人主義，未能應用科學的文藝批評，以及不注意真正的敵人。 在此期間，籌備小組還商定了召開「左聯」成立大會的時間和地點，開會的程序，主席團的組成以及分工等具體方案，這些工作都由潘漢年請示黨中央後最後決定的。 1930年3月2日，「左聯」成立大會勝利召開，潘漢年代表黨在會上講了話，並擔任了第一任黨團書記。3月18日，他撰寫了《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任務》一文，用以指導「左聯」的初期工作。 「左聯」成立前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以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為主體，還成立了另一個文化革命團體「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潘漢年也參與發起和籌備自由大同盟的工作。 1930年2月13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正式成立。魯迅、潘漢年、馮雪峰、田漢、鄭伯奇等50餘人出席。魯迅和潘漢年等在會上發表即席講演，表示「願意站在民眾的最前線，為廣大群眾的自由而奮鬥」。 「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不久，選舉產生了「同盟」的領導機構，魯迅、潘漢年等21人組成執行委員會，潘漢年還擔任了執委會常委。同時，潘漢年也是該組織中的黨組書記。在此期間，潘漢年還先後兩次陪同魯迅到青年學生中去進行宣傳演講，擴大「同盟」在青年中的影響。 1929年，鄭伯奇、陶晶蘇、馮乃超等人在上海籌建「藝術劇社」。潘漢年得知後，對這項工作極為重視，從多方面給以關心和幫助，他還特地派夏衍參加藝術劇社的籌建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劃，到1929年10月下旬，藝術劇社正式成立。藝術劇社成立後，排練公演了幾出進步戲劇節目，擴大了在上海戲劇舞台上的影響。藝術劇社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和恐慌。1930年4月29日，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派出大批警察，查封了藝術劇社，並逮捕了一些社員。5月24日，又查封了與藝術劇社有關係的中華藝術大學。針對國民黨反動高壓手段，潘漢年立即主持召開了由夏衍、馮雪峰、鄭伯奇、田漢和余懷等人參加的會議，商討發展進步話劇運動的辦法，決定進一步擴大革命戲劇團體的組織。到1930年8月，「中國左翼劇團聯盟」正式成立，後經潘漢年與中央文委討論決定，將「中國左翼劇團聯盟」改名為「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劇聯」的成立，更有力地推動了進步戲劇運動的發展。 在領導「左聯」、「劇聯」工作的同時，潘漢年還領導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的籌建工作。1930年3、4月間，潘漢年等十餘位文化界的黨員在鄧初民家裡召開了「社聯」的第一次籌備會議。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工作，於5月20日召開了「社聯」成立大會。會議討論通過了「社聯」的綱領，指出：「社聯」的主要任務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中國及國際政治經濟，促進中國革命」，「研究並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使它普及於一般」；「有系統地領導中國的新興社會科學運動的發展」，等等。 在「社聯」的推動下，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廣大進步青年學生中廣泛深入傳播，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學生團結在「社聯」周圍。為了更好地把革命青年組織起來，在「社聯」黨團的幫助下，1930年下半年，「社會科學研究會」正式成立。潘漢年、劉錫五、彭康和王學文等出席了成立大會。此後，潘漢年對「社研」的工作也時常予以關心指導。 潘漢年作為中央文委書記，還關心指導了其他左翼文化團體的籌建工作。隨著文化界各個系統的左翼文化團體紛紛建立，為了加強對這些革命團體的統一領導，黨中央決定組織一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在潘漢年的主持下，經過一段時間籌備，「文總」於1930年8月26日正式成立，潘漢年擔任「文總」的黨團書記，並主編「文總」的機關刊物《文化鬥爭》。 至此，中國共產黨在文化戰線建立了從中央文委到「文總」及其各個方面的垂直的組織系統，大大加強了黨對文化戰線的領導，有力地推動了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的廣泛深入發展。 三 潘漢年是最早與魯迅結識並建立聯繫的共產黨人之一。1927年10月19日，魯迅從廣州到上海定居，當天下午，中國濟難會負責人王弼和潘漢年等人便前往魯迅寓所拜訪，當晚，王弼宴請魯迅，潘漢年和郁達夫夫婦、蔣光慈、樓適夷、許傑等人出席作陪。席間，魯迅和這些革命青年談笑風生，甚為歡洽。1927年12月13日下午，潘漢年和鮑文蔚、石萍、李小峰又去拜訪魯迅並共進晚餐。此後，潘漢年便成了魯迅先生家的常客。有一段時間，在魯迅先生的日記裡，經常出現潘漢年的名字。 20年代末，黨中央為了加強上海進步文化團體的團結，發展進步文化運動，要求文化界的黨組織做好進步文化人士的工作，消除進步文化團體之間的隔閡，爭取魯迅出掌左翼文化運動的旗幟。為此，中央領導同志專門委派潘漢年去徵求魯迅先生的意見。為了完成黨中央交給的任務，潘漢年多次登門拜訪，與魯迅促膝長談，並就創造社、太陽社成員過去同魯迅關於「文學革命問題」的爭論問題，主動作了自我批評，得到魯迅先生的諒解。同時，潘漢年召集黨員文化工作者開會，傳達貫徹黨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黨員作家和黨外進步作家，立即停止同魯迅的論戰。他還多次陪同文化界的黨員作家去拜訪魯迅，誠懇地作自我批評。經過周密細緻的工作，終於完成了請出魯迅擔任「左聯」盟主的任務，這對於發展左翼文化運動，粉碎國民黨文化「圍剿」具有重大意義。 在籌建「左聯」的過程中，潘漢年非常注意傾聽魯迅先生的意見。他曾經派馮雪峰去拜訪魯迅，就「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名稱問題，徵詢魯迅的意見，考慮到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潘漢年對馮雪峰說，「左翼」二字用不用，取決於魯迅，魯迅如不同意用這兩個字，那就不用。 在為「左聯」成立做準備工作時，潘漢年為保證魯迅的安全作了周密的安排。1930年3月1日下午，即「左聯」成立大會召開的前一天，潘漢年和夏衍等特地去中華藝術大學，檢查了會場的保衛工作，潘漢年特別關照夏衍，請他事先和馮雪峰、柔石講明，萬一有緊急情況發生，讓他們陪著魯迅先從後門撤退。在會場中他也佈置了四個身強力壯的工人糾察隊員保護魯迅。 「左聯」成立以後，為了表達革命文化工作者對魯迅先生的崇敬之情，潘漢年和馮雪峰、柔石等商定，組織一次慶祝魯迅50壽辰的紀念會。在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的幫助下，紀念會於1930年9月17日在上海一家荷蘭餐廳舉行。各革命文化團體的代表50餘人參加了這次紀念活動。魯迅先生和許廣平欣然出席。紀念會上，各文化團體的代表紛紛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演，衷心祝願魯迅先生為進步文化運動多作貢獻。魯迅也作了即席演講。通過這次活動，使廣大進步文化工作者與魯迅先生的關係更趨親密。 1931年，因工作需要，潘漢年離開了文化戰線，但他還和魯迅保持著聯繫。據潘漢年的弟弟潘錫年回憶：1932年夏，他從宜興到上海，就在四川北路一家咖啡館看到魯迅與潘梓年、潘漢年在吃冰激凌，熱烈交談。 1936年4月，潘漢年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示，從蘇聯回國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同時，受代表團的委派，赴滬相機邀請魯迅赴蘇聯療養。回滬後，潘漢年和胡愈之為魯迅赴蘇療養作了一切必要的準備。然而，魯迅的健康狀況已不容許他作這樣的旅行。當時，魯迅先生病情日漸嚴重，潘漢年對魯迅的病情十分關心，1936年10月18日，魯迅的病情惡化。當晚，他和馮雪峰商量了挽救魯迅生命的具體辦法，決定要求宋慶齡聘請更好的醫生為魯迅作進一步的治療。不料19日凌晨，魯迅先生便與世長辭。潘漢年得到馮雪峰的報告後，立即將這一情況向黨中央匯報。 魯迅先生逝世後，潘漢年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和馮雪峰、胡愈之等卓有成效地組織領導了魯迅的悼念活動，進一步擴大了黨在進步文化運動中的影響。 1937年10月19日，上海地下黨組織發起召開紀念魯迅逝世一週年大會。會上，潘漢年以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的名義發表即席講演，高度評價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和魯迅雜文的戰鬥性。 1938年，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決定出版《魯迅全集》，潘漢年作為這項工程的發起人和領導者之一，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從各方面特別是在經濟上，幫助克服出版中遇到的困難。經過多方努力，只用了半年時間，《魯迅全集》就得以出版發行。當時，這套書籍發行1000套。此外，還印刷了200套裝幀精美的紀念本，每套紀念本都貼有魯迅私人朱文印章，作為許廣平先生贈送給摯友親朋的禮物，潘漢年獲得一套。從此，潘漢年一直把這套《魯迅全集》珍藏在身邊，並伴隨他度過了身陷囹圄的27個春秋，直到1977年他逝世後，才被上海檔案館收藏。 四 潘漢年傾注精力，積極組織推動上海的進步文化運動蓬勃發展，成就斐然。這時，更加艱巨的使命落在了他的身上，使他的革命生涯發生了重大的轉折。 1931年4月，黨中央調潘漢年到中央特科工作，擔任特科二科科長，隨後又成為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的領導成員之一。在此期間，潘漢年協同陳賡、李克農，在周恩來、陳雲的指揮下果斷地清除了顧順章叛變後遺留的隱患，保衛了黨中央的安全；參與組織、護送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員轉移到蘇區的工作；參與粉碎敵人偽造「伍豪事件」的陰謀；配合宋慶齡，聯絡國際國內知名人士，積極營救牛蘭夫婦，在對敵隱蔽鬥爭方面作出了許多貢獻。 此外，潘漢年憑借智慧和人生經歷，成功地建立起一個範圍廣泛的地下情報工作網，並且和一批著名的社會上層人士建立了情報工作聯繫，如楊度、王紹鏊、王崑崙、梅龔彬、胡鄂公、董健吾等。潘漢年還和一些來華工作的外國朋友建立了友好關係。早在1929年，他就同美國著名女記者史沫特萊結識。後來，他又通過其他途徑同佐爾格、路易·艾黎等人建立了聯繫。當時，他領導的地下黨的一架秘密電台就設在路易·艾黎的家裡，使地下黨有了一個安全可靠的聯絡渠道。在共同的革命鬥爭中，潘漢年和路易·艾黎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艾黎始終深深懷念這位中國戰友。他在回憶中特別強調了潘漢年對黨的秘密工作所作出的貢獻，說「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個子不高，圓圓的臉，總是笑瞇瞇的，機智而又老成，待人非常親切，大家都喜歡他」。他還高度評價潘漢年是「對革命有過功勞的人，當年出生入死，屢建奇功」。 從1931年到1933年，潘漢年在黨的隱蔽戰線上出色地戰鬥了兩年多時間，經歷了無數次曲折風險，度過了幾百個險象環生的日日夜夜，為保衛黨中央和地下工作同志作出了重要貢獻。如果沒有堅定的革命信念和不怕犧牲的勇敢精神，這是難以想像的。 1933年5月14日，國民黨軍警在上海逮捕了潘梓年和丁玲。潘漢年營救未成，即遵照黨組織的決定，離開上海，經汕頭去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在中央蘇區，他先後擔任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協助張聞天編輯黨刊《真理》。8月，中華蘇維埃大學成立，潘漢年被任命為校務委員。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 1933年10月，潘漢年代表中華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與國民黨十九路軍代表徐名鴻就抗日反蔣問題舉行談判。10月26日，簽訂了《抗日反蔣的初步協定》。10月底，他又和黃火青等到福建與十九路軍領導人就建立軍事同盟問題進行談判。通過談判，消除了工農紅軍和十九路軍的對峙狀態；雙方開展了經濟貿易；對方還釋放了政治犯60餘人，並默認進步團體的存在，從而為恢復中共地下黨在福建的活動創造了條件。 1934年10月，潘漢年與何長工到江西尋烏地區和國民黨廣東省主席陳濟棠的代表就聯合抗日反蔣問題進行談判。談判持續了三天三夜，結果達成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項協議。這次談判的成功，為黨中央在第五次反「圍剿」戰鬥中正確選擇突圍方向，紅軍長征出發時順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鎖線，減少傷亡和損失，作出了重要貢獻。 完成談判任務後，潘漢年加入了長征隊伍。在征途中他被編入中央直屬團，擔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 1935年2月28日，紅軍第二次攻佔遵義。這時，張聞天代表黨中央找潘漢年談話，決定派他和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白區工作部部長的陳雲到上海恢復黨的秘密工作，設法與共產國際恢復電訊聯繫，匯報遵義會議情況。並要潘漢年先行一步。潘漢年在中共貴州工委負責人秦天真的協助下，歷經艱辛，經香港回到上海，與陳雲於同年8月先後乘蘇聯貨船去海參崴，轉赴莫斯科。 五 潘漢年到蘇聯以後，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向全世界共產黨提出了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闡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文件，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 這時，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華北事變，侵佔了中國的華北地區，進而準備滅亡全中國。蔣介石開始謀求改善同蘇聯的關係，並以改善國共關係作為姿態。為此，從1935年秋天起，蔣介石就通過各種途徑打通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國民黨駐蘇聯大使館官員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就是其中一條重要途徑。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團指定潘漢年為談判的聯繫人。 潘漢年接受任務後，同國民政府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進行了初步接觸，鄧文儀還向潘漢年交待了回國後找陳果夫聯繫的具體辦法。臨行前，潘漢年又聽取了共產國際的蘇共代表團負責人曼努伊斯基等人對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意見。 1936年4月，潘漢年和胡愈之離開莫斯科，於5月初到達香港。隨後，潘漢年立即派胡愈之到上海去找地下黨聯繫，瞭解黨中央的情況。同時，他又按照鄧文儀說的聯絡方法寫信給陳果夫，要他馬上派人到香港商量國共談判的具體事宜。 5月下旬，胡愈之到上海後，通過沈鈞儒和茅盾等，找到了黨中央先期派到上海工作的馮雪峰。在香港期間，潘漢年和胡愈之著手宣傳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開展黨的統戰工作。他們幫助鄒韜奮創辦《生活日報》。潘漢年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要求報紙的宣傳應由反蔣抗日向逼蔣抗日轉變。後來鄒韜奮創辦的《生活日報》貫徹了這一精神。這是潘漢年和胡愈之從莫斯科回國後，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促進國共合作的最初行動。 他們做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幫助救國會起草了一份在全國有較大政治影響的文件。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潘漢年特地找到在香港的救國會領導成員鄒韜奮、陶行知，在胡愈之的幫助下起草了一個《告全國同胞書》。修改後由鄒韜奮親自去上海，以鄒韜奮、陶行知、沈鈞儒、章乃器4人聯合署名，於1936年7月15日發表。8月10日，毛澤東給沈鈞儒等4人寫信，表示「這些文件引起了我們極大的同情和滿意」，並且聲明，「我們同意你們的宣言綱領和要求，誠懇的願意與你們合作，與一切願意參加這一鬥爭的政派的組織或個人合作，……來共同進行抗日救國的鬥爭」。 此外，潘漢年在香港還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上層人士進行了廣泛接觸。會見了原十九路軍將領李濟深、陳銘樞和桂系領導人李宗仁等。他還會見了過去在黨的情報系統工作的同志和舊友，如梅龔彬、柯麟、葉挺等，並向他們宣傳了共產國際七大的基本精神。 同時，潘漢年會見了從南京趕到香港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沖，旋即趕赴南京，與陳果失、曾養甫等會面接洽。 8月初，潘漢年通過劉鼎安排，經黨內秘密交通線去陝北。8月8日，到達陝北。他立即向黨中央匯報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意見和自己回國的任務，以及他在莫斯科、香港和南京同國民黨方面協商的情況，為黨中央進一步制訂逼蔣抗日方針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隨後，他立即趕赴安塞地區，與葉劍英見面，幫助開展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在此期間，潘漢年又同張學良會晤，並向黨中央匯報了會談情況。 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對國民黨的方針問題。會議決定，把國民黨作為統一戰線工作的主要對象，並委派潘漢年擔任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聯絡代表。 9月24日，潘漢年攜帶《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和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的信，與葉劍英一起離開陝北到西安。 在西安，葉劍英、潘漢年向張學良通報了中國共產黨同南京談判的方針，並同張商討了逼蔣抗日等問題。隨後，潘趕到上海。經張沖安排，於11月10日，在上海滄州飯店與國民黨代表陳立夫談判。在談判過程中，潘漢年嚴正批駁了陳立夫代表國民黨提出的關於實現國共合作的苛刻要求，執行黨中央的談判方針，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利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潘漢年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針，與宋慶齡一起促成宋子文、宋美齡去西安談判，並把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告知陳立夫。「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潘漢年又按照黨中央指示，就撤兵釋張、實現西安協議、爭取紅軍給養、釋放政治犯等問題同陳立夫、宋子文多次洽談。1937年3月，潘漢年陪同周恩來等去杭州，參與周恩來同蔣介石的談判。 1937年春，王稼祥由賀誠陪同，從陝北到上海乘船去蘇聯治傷並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共產黨的有關情況。接到黨中央的指示後，潘漢年和馮雪峰做了認真的接待準備，尤其是保密、保衛工作，並和他們討論了如何妥善處理從獄中傳出的方志敏《清貧》和《可愛的中國》手稿問題，潘漢年還親自將這兩份手稿一頁一頁拍攝下來，使這些珍貴的作品一直保存到全國解放並公開出版。 同年7月上旬，周恩來等去江西廬山與國民黨蔣介石進行談判。途經上海時，兩次接見潘漢年與劉曉，就上海黨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潘漢年、劉曉還陪同周恩來會見了夏衍以及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的黨內外人士。 1937年8月下旬，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後改稱八路軍），原紅軍駐上海辦事處改為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簡稱「八辦」），公開對外開展活動。李克農為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繼任。 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的主要任務，是開展上層統戰工作。潘漢年與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馬相伯、史良、沙千里等愛國民主人士經常交換意見，及時向他們通報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幫助，共同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和他們建立起心心相印的關係。 同時，潘漢年還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和宋慶齡的引薦，同國民黨的頭面人物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等進行了廣泛接觸。 此外，潘漢年還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通過各種渠道，全面掌握了被國民黨關押在監獄裡的共產黨員名單，奉命同國民黨當局就釋放政治犯問題進行交涉。經過多方面的努力，使許多長期被關押而倖存下來的黨員幹部獲釋，重新走上了革命工作崗位。 抗日戰爭爆發後，潘漢年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同國民黨上海地方當局公開打交道，衝破國民黨的阻撓，迫使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負責人潘公展同意建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及上海各界救亡協會，並創辦了協會的機關報《救亡日報》，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工作。 在此期間，潘漢年站在抗日救亡宣傳的第一線，寫了許多政論文章，著重宣傳共產黨發動民眾實行全面抗戰的方針，批判國民黨壓制民眾運動的片面抗戰路線；闡明共產黨堅決抗戰的路線，批判國民黨妥協投降政策；宣傳共產黨的對外方針，批評國民黨片面親英美和依賴國際調停的外交政策；廣泛宣傳八路軍的抗日游擊戰爭，努力爭取上海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八一三」抗戰期間，應國民黨將領陳誠、張發奎和羅卓英的要求，在潘漢年等人的組織領導下，把由革命青年組成的三個戰地服務團派進國民黨的一些軍隊，擔任宣傳、組織和救護工作。以後，他又陸續組織了一些同志到國民黨的其他軍隊中去開展工作，擴大了黨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影響。 1937年11月12日，即上海淪陷前夕，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博古、潘漢年和劉曉，對上海淪陷後黨的工作作了佈置。12月25日，潘漢年在安排佈置完上海的工作之後，與夏衍一起，乘船撤離上海去香港。 六 從上海到香港後，在長達七年時間裡，潘漢年在香港、廣州、武漢、延安、上海和安徽等地，從事黨的統戰工作和淪陷區秘密工作。 1938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當時，黨中央派廖承志、潘漢年作為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的代表，並負責南方各省的工作。在廖承志、潘漢年的領導下，繼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和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共同努力，團結大批愛國華僑和國際友人支援中國的抗戰，把他們捐獻給八路軍、新四軍的救護車、醫療器械、藥品和其他物資，通過武漢、重慶及時轉運到各抗日根據地；他們克服重重困難，大力支援堅持在敵後艱苦抗戰的瓊崖游擊隊、東江游擊隊；他們在港澳同胞、國外僑胞和上層愛國人士中積極開展工作，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還結交了許多國際友人，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成績，爭取國際同情和支援。他們利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形成的有利形勢，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使香港成為黨的對國內外宣傳和聯絡的一個重要基地。 在香港期間，廖承志、潘漢年還經常一起去廣州從事黨的工作。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初，廖承志和潘漢年曾在廣州會見各抗日青年團體、進步文化界和各救亡團體的負責人，熱情坦誠地回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闡述黨的方針政策、中國革命的戰略任務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救亡日報》從上海遷到廣州出版後，受到廖承志和潘漢年的關心。他們每次從香港到廣州，都要到救亡日報社去，給報社的同志談抗戰形勢和黨的政策，瞭解報社的工作情況，幫助解決困難。 潘漢年到香港後不久，曾到武漢中共長江局工作過兩個月。1938年1月7日，他從廣州起程去武漢。行前，會見了廣州《救亡日報》記者，闡述了對政治形勢的看法，並回答了記者提出的問題。1月9日，潘漢年曾出席正在籌辦中的《新華日報》在漢口江春餐館舉行的招待會。1月23日，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在漢口成立，陳立夫、張沖、周恩來、董必武等129人被推舉為分會理事，潘漢年也是其中之一。 約在1938年3月間，潘漢年返回香港。8月間，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潘漢年從香港赴延安，出席9月29日至11月6日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擴大）全會。六屆六中全會以後，潘漢年留在延安參加中央社會部的領導工作，並參加過延安新聞界文化界的統一戰線活動。1938年11月10日，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延安分會成立，潘漢年出席大會並講話，要求青年記者們認真宣傳抗日將士英勇戰鬥的事跡，「系統地、具體地把它的事實內容，用生動的筆調」描寫出來。1939年2月5日。《新中華報》改組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之一，邀請延安新聞界學術界同志參加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80餘人，潘漢年也出席會議並發了言。2月10日，中華戲劇協會陝甘寧邊區分會在陝北公學禮堂舉行成立大會，潘漢年出席並當選為分會理事長。3月22日，潘漢年主持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舉行的紀念「三一八」大會，慰勞全體保衛工作人員，毛澤東同志在會上講話。 1939年4月，潘漢年奉黨中央命令離開延安，4月底途經重慶返回香港。在香港，他經常和廖承志在一起，交流彼此聽到的消息，分析研究國際國內形勢，然後由潘漢年寫成電報稿交張唯一譯發，向黨中央匯報。9月，他又從香港到上海，對上海的隱蔽鬥爭作了部署。同行的有劉人壽。1940年秋，他領導建成了同延安通報聯繫的秘密電台。在此期間，他曾為黨搜集了許多重要戰略情報。例如，1941年6月，潘漢年曾向黨中央提供過蘇德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以後，又向黨中央報告了日軍準備南進等重要情報。當時，潘漢年還在上海先後設立了「集成皮毛公司」和「裕通運輸公司」等商行，作為聯絡同志的見面地點。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李一氓在戰鬥突圍後輾轉到達香港，向廖承志和潘漢年講了事變的經過，潘則把事變情況報告了中共中央。在香港，潘漢年陪李一氓到澳門去看望了葉挺夫人。隨後，又親自護送李一氓到上海，並通過黨組織設法安排他去蘇北根據地。在上海，他還和劉曉約見於伶，商議應付事變的對策和措施。 1941年7月3日，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致電毛澤東，希望中央派人加強香港的領導力量，以開展與英美人士、華僑、各黨派、文化界的統戰工作。9月8日，毛澤東復電周恩來，表示同意加強香港工作，但中央一時派不出人來，仍由廖承志、潘漢年繼續負責。 1941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形勢十分嚴峻。12月8日，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和劉少文，指示開展與英美等國人士建立廣泛真誠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黨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同日，周恩來兩次急電廖承志、潘漢年和劉少文，具體佈置在香港的各方面人士撤退、疏散工作。根據黨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的指示，經過各方面緊密配合和幾個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從日軍的嚴密封鎖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餘名，其中包括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陳濟棠、茅盾、金仲華、夏衍、胡繩、張友漁、劉清揚、宋之的、楊剛、梁漱溟、鄧文釗、胡風、蔡楚生等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黨的幹部。其中大多數順利安全地撤往東江，再轉往韶關、桂林和重慶等地。此外，還安全護送了一大批國際友人到內地和海外；接應了2000餘名回國參加抗日的愛國青年。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中共中央和中央有關主管部門曾一再指示黨在敵占區的對敵隱蔽鬥爭系統，派人打入敵偽組織，相機開展工作。潘漢年執行上述指示，利用各種社會關係開展這方面的工作，並且取得了成效。他還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掩護一批同志潛伏在敵人內部工作，並掩護了一些同他有聯繫的領導同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共派在香港幾位從事對敵隱蔽鬥爭的同志和秘密電台處境危險，潘漢年主動報請中央同意，利用他的特殊社會關係，從上海派人去香港，掩護他們全部安全撤到上海和內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了上海的公共租界，上海從孤島變成了淪陷區。黨中央指示江蘇省委領導機關撤退到華中抗日根據地去。這時，潘漢年也奉命撤退。1942年11月初，江蘇省委領導同志劉曉、王堯山等，都在潘漢年所發展的特殊關係掩護下，同潘一起，從上海到淮南顧家圩子。到達華中抗日根據地後，潘漢年擔任了華中局情報部部長。 在華中抗日根據地參加整風學習期間，潘漢年參加了審查揚帆的工作。在審查過程中，他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通過認真調查瞭解，確認對揚帆的審查是錯誤的。後來揚帆被平反。這個時期，潘漢年還為根據地幹部作過一些報告。他還在新四軍出版的《拂曉報》上發表了《夢遊玄武湖》、《探海東同志病》等詩詞，表達憂國憤敵的心聲、抒發對戰友的感情。 1943年，潘漢年領導建立起兩條通向解放區的交通線：一條通淮南華中局，一條通皖北新四軍七師。這兩條交通線的建立，保證了上海和抗日根據地之間人員和物資的安全輸送。同年夏秋之交，黨中央電告潘漢年，需要保存在上海中央文庫的六屆三中、四中全會文件。潘漢年指示張唯一取出密藏在上海中央文庫中的有關文件，拍成35毫米膠片，送往華中根據地報黨中央。 1944年6月，潘漢年離開淮南新四軍軍部去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大會期間，潘漢年看望了毛澤東，毛澤東和他共同舉杯，慶賀勝利。 毛澤東在「七大」所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提出：「我們的大會應向各解放區人民提議，盡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以便討論統一各解放區的行動，加強各解放區的抗日工作，援助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抗日民主運動，援助淪陷區人民的地下軍運動，促進全國人民的團結和聯合政府的成立。」根據這一要求，黨中央開始積極籌備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1945年7月8日。新四軍軍長陳毅致電陝甘寧邊區政府和參議會，表示選派潘漢年等六位同志，代表新四軍參加會議的籌備工作。7月13日，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舉行集會，會上宣告正式成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會議選舉周恩來、林伯渠等25人當選為籌委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潘漢年也是常委之一。8月10日，綱領起草委員會舉行會議，組成政治、軍事、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和組織法五個專題起草小組，潘漢年出席會議，並參加政治專題小組工作，還擔任組織法專題小組組長。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原定10月舉行，日本投降後，因時局變化，會議沒有召開。 1945年11月，潘漢年奉命從延安到瀋陽，在中共中央東北局領導下，參與領導該地區的文化工作、統戰工作和黨的隱蔽戰線工作。1946年2月，董慧也到達瀋陽。是年4月底，因東北地區黨的情報系統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破壞，潘漢年又被調到北平。同年夏天，他回延安匯報工作，不久，奉命到南京，接受新的任務。 七 1946年夏天，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潘漢年回到上海繼續領導黨的隱蔽戰線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 回到上海後，潘漢年立即與劉曉、劉長勝、夏衍、華崗和馮雪峰見面，還會見了情報系統的一些同志，向他們傳達了黨的「七大」基本情況，闡述了國內外形勢。隨後，他又指示一部分同志去香港。一部分同志繼續留在上海開展情報工作。 在上海期間，潘漢年還經常參加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的會議，參與一部分領導工作。同時，他和周恩來保持著經常聯繫，直接接受周恩來的領導。這段時間，他繼續同在上海的民主黨派和其他愛國人士接觸往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從各方面關心照顧他們。1946年7月，陶行知逝世後，他根據周恩來關於「今後，對進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們應該負責保護。……在經濟方面多給以經濟和物資的幫助，在政治方面亦須時時關照」的指示，加強了對這方面工作的領導，組織有關同志落實具體措施。 在上海，他還應上海地下黨同志之邀，忙裡偷閒，重操筆墨，用「荊溪」筆名在《聯合日報》發表了40餘篇雜文。這些雜文抓住人民最關心的民主與和平問題，猛烈抨擊國民黨政府堅持獨裁內戰，出賣國家主權的罪行，反映了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強烈願望。 1946年10月30日，潘漢年奉命離開上海，和夏衍一起乘飛機去香港。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調整蔣管區黨組織的指示，決定成立中共香港分局，由劉長勝、方方、林平、潘漢年、劉寧一、梁廣、章漢天、夏衍、連貫組成。從這時開始，到1949年3月，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潘漢年在參與香港分局的領導工作中，主要負責同民主黨派和其他愛國人士聯繫接觸。從1947年開始，各民主黨派的一些領導人及文化界人士陸續從內地、上海和海外來到香港，到1948年，總數已達千人以上。因此，做好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就成為一項極其重要而艱巨的任務。當時，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中的大部分人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共同商討推翻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的鬥爭方略。但同時也有極少數上層人士對形勢認識不清，主張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國家。還有一些親國民黨的黨派如國社黨、青年黨還在香港活動，破壞統一戰線。面對紛繁複雜的現實，潘漢年堅定地貫徹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方針政策，提出凡是願意與我黨合作，反對蔣介石賣國政府的人，我們都要團結爭取，進行耐心細緻的工作，做到多爭取一個朋友，少一個敵人。 潘漢年身體力行，利用自己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同許多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建立起來的友誼，經常同他們廣泛深入地交換意見，積極主動地聽取意見，耐心誠懇地做解釋說服工作。由於潘漢年政治水平高，統戰工作經驗豐富，加之博學多才，分析問題中肯實在，又平易近人，善於結交黨內外各種朋友，因此，在香港的上層人士都願意找他談心。夏衍說過：「1948年冬，大局已定，蔣介石政府眼看徹底垮台了，於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國人）又蜂擁地要來向我們摸底，拉關係。大人物不必說了，連在內地有點工廠和房產的人，也要來瞭解共產黨的政策。給他們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見人，見人，則最好是見潘漢年。」由此可見，潘漢年當時在香港各界人士心目中的地位。 為了進一步加強同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從1947年起，中共香港分局開始與民主黨派領導人舉行座談會，座談會每週開一次，邊聚餐邊座談，由香港分局的領導同志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輪流主持，每次座談會都有中心議題，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融洽無間。潘漢年是座談會的主講人之一，由於他言談舉止溫文爾雅，寓宣傳於談笑之間，很受歡迎。 潘漢年在香港的工作非常緊張。夏衍曾經說過：「假如一個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時間來折算的話，那麼，這兩年他大概做了4年或者5年的工作。」就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潘漢年還時刻關心著黨的思想建設和幹部教育工作。為了使在香港工作的同志瞭解國際國內形勢，不斷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從1948年3月到1949年3月，他在香港先後向黨員幹部作了8次報告，內容涵蓋黨的歷史和黨的建設、統一戰線工作和國際國內形勢等問題。 潘漢年對在香港工作的黨內同志和黨外進步人士的工作和生活非常關心。儘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惦記著黨內外同志和朋友的家庭生活，每逢他們遇到困難，總會及時得到潘漢年的關心和幫助。對此，許多老同志至今記憶猶新。潘漢年就是通過深入細緻的工作，充分發揮黨內外同志的作用，為黨的事業服務。正如他自己所說，別人說我有鬼斧神功，其實做統戰工作的根本在於發動群眾，依靠群眾。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對京、滬一帶控制極嚴，在這些地區無法召開大規模的會議，更無法辦幹部訓練班，中共上海局就只好設法在香港建立機關，開辦京滬高級幹部訓練班，總結國民黨統治區域黨的工作經驗，培訓黨的幹部。訓練班先後開辦了12期。潘漢年給予很多幫助。此外，上海黨組織很多不易辦的事，也多半轉移到香港，由潘漢年協助辦理。 隨著中國革命進程的不斷加快，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分裂。許多人越來越看清了蔣家王朝已到了窮途末路，逃脫不了最終覆滅的歷史命運。因此，紛紛開始尋求新的出路。這種情況給黨的各條戰線包括隱蔽戰線提出了一項極為緊迫的任務：抓住時機，抓緊做好國民黨營壘人員的策反工作，努力爭取團結更多的人擺脫反動統治的羈絆，轉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中來。潘漢年領導的情報部門在開展這方面的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例如：1948年冬，潘漢年對盧漢、龍雲做了大量工作，結果使盧漢棄暗投明，宣佈起義。又如積極參與策動國民黨資源委員會負責人舉行起義，使該委員會系統的大批技術人員、美援資財、檔案完整地移交給人民政府，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供了一大批技術人才和物資。潘漢年還成功地參與領導了國民黨的中國、中央兩個航空公司香港員工起義的初期準備工作，配合上海地下黨組織爭取到海關的一些高級人員留下來為新中國的海關事業服務。 新中國成立前夕，潘漢年和中共華南分局的同志根據黨中央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和指示，承擔了為新政協的召開做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的重要任務。他們及時向當時轉移到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通報中共中央的有關方針政策，並廣泛深入地和他們交換意見，討論研究召開新政協的有關問題，通過他們和民主黨派領導人的密切聯繫和磋商，及時溝通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在召開新政協問題上的意見，為黨中央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和新政協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初步基礎。 1948年7、8月間，潘漢年等開始組織護送在港民主人士赴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當時，國民黨特務雲集香港，港英方面警戒森嚴，極力破壞我方活動，阻撓民主人士北上。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潘漢年指揮若定，調動各方面的力量，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妥善地安排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馬敘倫、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離港轉到東北、華北解放區。從1948年8月至1949年3月，先後送走了20餘批民主人士，總數達350人以上，沒有一次失誤，為人民政協的順利召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9年4月28日，遵照黨中央電令，潘漢年和夏衍、許滌新離開香港，趕到北平，準備參加接管上海的工作。他們在北平先後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的親切接見。 5月16日，潘漢年一行乘火車南下，5月23日傍晚到達丹陽，先後向陳毅、饒漱石、曾山等匯報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所作的指示。隨後，他們便隨解放軍向上海進發，迎接上海的解放。 八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5月28日下午，潘漢年作為新上海的市政府副市長，陪同陳毅市長，接受原國民黨上海市代理市長交出的舊市政府印信。從此，領導新上海的緊張繁重的工作開始了。 從上海解放那天起，潘漢年就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市政府黨組書記、市委副書記、第三書記等重要職務，主持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成為陳毅市長的得力助手。 潘漢年協助陳毅領導上海工作是多方面的，搞好城市接管工作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時，陳毅是上海市軍管會主任，粟裕是副主任。潘漢年兼秘書長，領導軍管會的日常工作。當時，在軍管會下面，設立了軍事、政務、財經和文教4個接管委員會，具體負責各系統各部門的接管工作。潘漢年主要是抓面上的工作，如綜合情況，處理問題，協調步驟等，工作千頭萬緒，任務極其繁重。在兩個月的接管工作時間裡，潘漢年度過了許多不眠之夜，他經常主持或參加軍管工作會議，聽取匯報、作出決定。會議每次都開到深更半夜，有時甚至通宵達旦。由於潘漢年長期戰鬥在上海，對上海各行各業的情況非常熟悉，而且思想敏銳，作風踏實細緻，因而對接管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都能提出中肯的意見和解決辦法。經過兩個月的日以繼夜的緊張工作，基本上完成了接管任務。 對潘漢年在接管上海的工作中所作出的貢獻，當時擔任市政府副秘書長的周林作過這樣的評價。「他長期在上海從事對敵隱蔽鬥爭，熟悉上海各方面的情況，在接管上海中立下了汗馬功勞，起了別人起不了的作用。」 接管工作完成以後，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各個系統重新建立了政權機關。潘漢年領導主持了這項工作，並親自參加各局和公司的成立大會，代表市委、市政府講話、作報告、分析上海的形勢，號召廣大幹部群眾為建設新上海而努力。各系統、各部門政權建設工作的完成，有力地保證了上海的經濟建設和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 解放初期，提上市政府議事日程的一個迫切問題是打擊金融投機，穩定貨幣和市場，保障人民生活。國民黨統治後期，通貨膨脹十分嚴重，物價指數如天文數字，國民黨通用貨幣金圓券毫無信用可言。一解放，市軍管會於1949年5月28日立即頒布金字第一號佈告，規定即日起使用人民幣，並限期於6月5日禁止使用金圓券，並宣佈以人民幣1元兌換金圓券10萬元的比價。人民幣開始進入市場。但一些投機奸商卻肆無忌憚地進行銀元投機，哄抬銀元價格，隨後黃金、外幣價格也跟著而起，造成金融市場一股投機浪潮，帶動商品市場物價上漲，有的商店甚至拒收人民幣。 面對上述情況，市軍管會除了採取必要的經濟措施以外，於1949年6月10日，經請示中央同意採取了第一次大規模的行動。經過周密的研究部署，在陳毅、潘漢年、宋時輪等的親自指揮下，組織了金融、公安、警備區等有關部門的人員，分成5個小組，於6月10民在非法交易最集中的上午10點鐘，突然封鎖了金融投機的大本營證券大樓，當場逮捕了犯有嚴重罪行的投機商238人，移交法院審理，並繳獲一大批黃金、銀元和美鈔。 通過這次鬥爭，黨和人民政府在群眾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同時徹底消滅了以銀元金鈔計價的現象，人民幣佔領了市場，政府完全掌握了金融領導權，對穩定上海的市場、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金融投機市場被擊潰後，投機勢力又把投機資金轉向了商品市場，從1949年7月到1950年春，連續三次掀起「漲價」風潮。面對這種情況，當時擔任上海市財經委員會主任的潘漢年，在中共華東局、上海市委的領導下，領導經濟戰線的黨員幹部，研究各種對策，努力抑制物價上漲風潮。當時，他幾乎天天晚上參加各部門的領導幹部會議，聽取匯報，討論解決的辦法。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努力，終於戰勝了投機勢力的猖狂進攻，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穩定了市場物價。 上海解放後，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不斷派飛機來上海轟炸。1949年6月23日，美國指使國民黨蔣介石公開宣佈對上海口岸實行武裝封鎖，企圖切斷上海的海上交通運輸線，破壞上海的經濟建設。1950年2月6日，台灣國民黨反動派對上海的發電廠和自來水廠等實施狂轟濫炸，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的損失。事件發生後，潘漢年立即陪同陳毅親赴被炸現場視察，慰問工人和災民，並動員組織各方面力量，全力搶救，恢復生產。 潘漢年在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期間，非常重視抓好上海的經濟建設工作，他堅決貫徹黨中央關於要使上海從消費性城市轉變為生產性城市的方針，花大氣力抓了上海的經濟建設工作。1952年3月，潘漢年在一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造舊上海為新上海，必須思想上明確以生產為中心，一切為生產服務」。 潘漢年還處處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和疾苦。他常對市政府工作的同志說，人民政府的工作千條萬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為人民多辦幾件好事。1950年初，就決定建造工人新村，逐步改善人民群眾的居住條件。為了貫徹落實這一方針，潘漢年領導督促主管部門，組織力量對工人的居住情況進行調查，並多次召開會議，討論研究工人新村的修建規模、標準等問題，抓緊落實，使解放後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很快建造完工，一大批工人勞模搬進了新房。曹楊新村的建立，開了上海建造新村工房的先例。 上海解放後，潘漢年除了協助陳毅同志主持市政府工作之外，還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兼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主持日常工作。 當時，團結爭取愛國的工商界人士，共同建設新上海是一項極其重要而迫切的任務。潘漢年曾經向統戰部的同志指出，上海這個大工商業城市，如果工商界人士袖手旁觀，隔山觀望，光靠黨、政府和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容易迅速把生產和市場搞好的，一定要爭取他們站到我們這一邊來。 但是，許多工商界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心存疑慮，解放前夕，紛紛把資金抽調到國外和香港，有的人雖然留在上海，但也是隨時準備席捲而走。針對這種情況，陳毅和潘漢年等曾多次召集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特別是工商界人士開會，反覆向他們闡述黨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經濟政策。同時，潘漢年還充分利用在民主革命時期結識的工商界朋友，廣泛深入地開展說服勸導工作，努力爭取許多移居海外和港澳的工商界人士重返上海，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作貢獻。並且動員留在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從國外和香港調回資金和設備，重新開工生產。 潘漢年在統戰工作中堅持實事求是，和黨外人士推心置腹的做法，當時受到過一些人的批評，說他是右傾。但他堅信自己的做法是符合黨的政策原則和利益的。因而毫不動搖，始終貫徹黨的統戰政策，和黨外人士交朋友，在和諧友好的氣氛中開展工作。 潘漢年還注意抓市政府機關內部的統戰工作。1952年間，他根據1951年政務院秘書長會議精神，主持召開市政府機關內部統一戰線工作組成立大會。潘漢年在會上作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市府機關內部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受到與會同志的熱烈歡迎。後來，他又對機關統戰工作作了批示：「政權中黨委及黨組應經常討論本單位的統戰情況，支部應將統戰工作列入經常議事日程中。」並「要求政府首長綜合本單位統戰工作情況，將成績、缺點，聯繫今後如何提高統戰認識，向黨外幹部作報告」。他還主張把統戰工作貫徹到各個部門，從政權部門到生產部門，都要做好這一工作。他說：凡是統戰政策思想貫徹好的部門，工作就搞得好，反之就不會搞好。 上海解放初期，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千頭萬緒，紛繁複雜，但潘漢年對黨的統戰工作始終傾注了滿腔熱情和大量精力。正如當年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同志所說的那樣：「潘漢年同志在解放前地下鬥爭時期和掌握政權後，長期和民主人士相處。幾十年來，這些民主人士雖歷經風浪，但仍然堅持跟黨走，他們中不少人後來還擔任了很重要的領導工作，這是同潘漢年同志的努力工作分不開的。」 上海歷來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的一個重要活動基地。解放以後，在上海潛伏下來的特務有6000餘人。此外，台灣國民黨還不斷派遣特務潛來上海，進行暗殺和破壞活動。潘漢年對上海的反特工作和治安保衛工作抓得很緊，經常聽取公安部門的匯報，並及時給予具體指示，有時還親臨第一線指揮戰鬥。 為了保證上海的公安保衛工作順利開展，潘漢年很重視公安幹警隊伍的思想建設和素質訓練，他一再向公安戰線的同志指出：要打倒敵人，必須熟悉敵人；要戰勝敵人，必須學會敵人的長處。他還反覆強調，做好公安保衛工作，一定要堅持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要把專業工作和發動群眾有機地結合起來，認真貫徹執行專門機關和群眾路線相結合的公安保衛方針，發動群眾，依靠群眾。 潘漢年不僅為保衛上海傾注了極大的精力，而且在改造上海的鬥爭中作出了突出貢獻。近百年來，帝國主義統治上海，培植了一批為它服務的上海流氓勢力。他們長期橫行上海，給上海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是潘漢年長期考慮的問題。他憑藉著長期在上海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順利清除了上海流氓勢力。當時，上海人民對共產黨能不能清除這勢力心存疑慮，他們說，「共產黨要是能把上海的流氓勢力打倒了，才真正稱得上翻身」。當他們看到這一要求變為現實時，無不拍手稱快。 經過幾年堅持不懈的艱苦努力，上海終於初步改變了面貌，以嶄新的姿態顯現在世人面前。這巨大的變化，凝聚著潘漢年同志的一份辛苦。 九 1955年3月15日，潘漢年主持了在上海新建成的中蘇友好大廈落成儀式。這是他有生之年為上海人民所做的最後一件實事。當天晚上，便乘火車去北京，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 誰也不曾料到，一場災難向他襲來。 1955年3月2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的一項重要議題是解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問題。在討論中，一些曾受高、饒影響，或和高、饒有過牽連的人，先後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或交代。毛主席對此表示充分肯定，並要求高級幹部本人歷史上有什麼問題要交代的，應當主動向中央講清楚。同時，會議印發的材料中，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問題。潘漢年看了材料，觸發了長期埋藏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3年，他奉命去上海尋找汪偽特工頭目李士群，搜集日偽情報。到上海後，潘漢年瞭解到，此時李士群正在南京，於是，又馬上趕到南京與李士群會面。見到李士群後，沒想到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衛想要見見潘漢年。對於李士群的要求，潘漢年反覆權衡了當時的實際情況，當機立斷，決定答應李士群的要求。 潘漢年與汪精衛這次會見，是在李士群的挾持下進行的，會見中潘漢年堅持了黨的原則。事後，潘漢年回到淮南根據地時，正值整風運動進入幹部審查階段，潘漢年怕一時講不清楚情況，便沒有向華中局領導匯報南京之行的情況。1945年參加黨的「七大」時，他在見到毛澤東時，曾想向毛澤東當面匯報此事，又因毛澤東對他的高度信任與讚揚，嚥下了已到嘴邊的話語。他不曾料到，這會成為他個人革命生涯的一個重大挫折，造成終生的遺憾和痛苦。 4月2日，潘漢年向參加會議的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詳細匯報了1943年會見汪精衛的來龍去脈，並說明了自己長時間未向組織說清楚的原因，同時將他所寫的一份有關這件事情的經過情況和檢討交給陳毅，請他轉報中央。陳毅聽了潘漢年的匯報，覺得事關重大，當天便向毛澤東作了報告。毛澤東迅速作出了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的決定。 4月3日，潘漢年在他下榻的北京飯店被捕。 4月17日，上海報紙公佈了潘漢年以「內奸」罪而被捕的消息，在上海市的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中一時掀起軒然大波，一段時間內揭發批判文章連篇累牘。接著，這股批判浪潮同潘漢年一起，消失在中國大地上，人們漸漸把他遺忘，只有他的一些戰友滿腹疑惑，在突如其來的打擊面前，心頭蒙上了層層陰影。同時，有一大批人因為過去與潘漢年有過工作關係，而受到株連，同樣遭受了厄運。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以「內奸」罪，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但不久即被假釋，與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團河農場。 1967年5月22日，在江青、康生一夥的操縱下，潘漢年和董慧被重新收監，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又經受了長達5年的「審查」。到1972年，以原來的罪名，報經當時黨中央批准，潘漢年被永遠開除出黨，改判無期徒刑（未辦改判的法律手續）。 潘漢年雖身陷逆境，但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在為其他同志寫證明材料時，他總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如1970年，他為戰友劉鼎寫了翔實的證明材料，使劉鼎的歷史問題得以澄清，免受冤屈。 1975年5月，潘漢年和董慧被安置到湖南省公安廳□江茶場。這時潘漢年已年近七旬，身心交瘁，步履艱難。 1977年2月24日，潘漢年病情加重，臥床不起。3月24日，董慧用「蕭淑安」的化名把潘漢年送到湖南長沙省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治療。4月14日晚上19時54分，潘漢年因病去世，終年71歲。 4月17日，潘漢年的遺體在長沙火化，骨灰埋葬在長沙市南郊金盆嶺墓地西側半山腰。 對潘漢年的問題，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黨中央寫信表示懷疑。但是，由於過去黨內存在「左」的思想影響，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他的問題未能得到實事求是的解決。 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許多當年同潘漢年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志紛紛向黨中央反映情況，要求複查潘漢年案件。1978年，董慧也曾向有關部門寫信，提出申訴。1980年11月3日，在討論《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時，廖承志在發言中提出：我和劉曉同志商量過，認為潘漢年問題可以說是個冤案。因此，我正式嚴肅地建議，中央對潘漢年一案要重新審查。 與此同時，潘漢年的親屬也多次上書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希望能對潘漢年一案作重新調查、處理。 廖承志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見以及潘漢年親屬的要求，引起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陳雲親自過問了此事。陳雲和潘漢年在十年內戰時期，有過兩度共事的經歷，他對潘漢年有著很好的印象，認為他是白區工作的好代表。解放以後潘漢年在上海的工作情況，特別是潘漢年在擔任上海財經委員會主任期間，在處理上海工商界和「三反」、「五反」工作中的謹慎和穩妥的表現，曾受到在中央主管財經工作的陳雲的高度重視。他感到有責任把這一案件弄個水落石出。為此，他親自調閱了潘漢年案件的有關材料。 此外，陳雲又要求過去對潘漢年比較瞭解的同志，如廖承志、夏衍等寫材料，把他們對潘漢年的瞭解寫出系統的、具體的材料交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1981年3月，中紀委根據中央的決定開始對潘漢年一案進行全面的複查。中紀委調閱和詳細研究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原中央專案辦公室關於潘案的全部材料，並查閱了中央檔案館和中央有關主管部門有關的歷史檔案，又向幾十位過去與潘漢年一起工作過的同志作了調查。特別是李克農1955年向中央報告中列舉有關潘案的五大反證，對這次複查有很大幫助。 經過一年零五個月時間的努力複查，終於有了結果。 複查結果表明，原來認定潘漢年是「內奸」的結論不能成立，應予否定。 根據潘漢年案件複查結果，黨中央於1982年8月23日發出文件，向全黨鄭重宣佈：把潘漢年同志定為「內奸」，並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這是建國以來的一大錯案，應予徹底糾正。為此，中央決定： 一、撤銷黨內對潘漢年同志的原審查結論，並提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原判，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潘漢年同志的歷史功績，公開為他恢復名譽。 二、凡因「潘案」受牽連被錯誤處理的同志，應由有關機關實事求是地進行複查，被定性錯了的應予平反，並將他們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難等善後問題，切實處理好。 黨中央還對潘漢年的歷史功績作了高度評價，指出：「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3年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邀請潘漢年部分生前的戰友和部分受株連的同志參加座談會，以表達對這位優秀共產黨員的深切懷念。許多老同志在座談發言中，追憶了潘漢年的歷史功績。 同年4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特派市紀委籌備組副組長王子陽，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高揚，市委統戰部顧問劉人壽，全國電影協會副主席、市文聯黨組成員於伶和潘漢年的親友專門赴湖南省□江茶場，把潘漢年夫婦的骨灰送往北京，安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15日上午，中央領導同志廖承志、陳丕顯、王鶴壽等以及潘漢年生前的戰友李一氓、周揚、夏衍、陽翰笙等到車站迎接潘漢年的骨灰，並在車站上舉行了隆重的骨灰盒覆蓋黨旗的儀式。 潘漢年平反昭雪以後，根據黨中央文件的精神，中共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籌備組又專門成立了潘漢年案件複查辦公室，對受「潘案」株連的千餘名同志的錯案進行了全面複查，並實事求是地予以糾正。 第02章 從「小夥計」到文委書記 2.1 從三德裡開始的友誼１ １本文原載《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 樓適夷 上海閘北寶山路，有一條弄堂叫三德裡，不知現在還在不在，那是在青年時代很值得紀念的地方。是五卅運動大浪潮過後不久吧，我們幾個年輕的朋友自己業餘經營的一個小圖書館——上海通信圖書館，辦得越來越興旺，借的一家小煙紙店樓上的房子，再不夠我們迴旋了，於是找到了這三德裡的房子。」整幢我們租不起，與「中國世界語學會」（也是一個窮團體）合夥，租了那兒A16號的小樓。過了不久，「創造社」依靠讀者5塊錢一股的資本。成立了自己的出版部，有個門市兼編輯處，住進A11號，成了鄰居。郭沫若去廣東前經常來，記得郁達夫在上海獨身時，還在樓上住過。相去不遠是東方圖書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文化氣氛很濃。不過現在記憶的是那兒的一群「小夥計」。別說小字輩，倒是當時和後來成為文藝界名人的。周全平算個小頭目，數得起名字的，有柯仲平、葉靈鳳和潘漢年等等。 我們在業餘與假日，都得上圖書館於義務勞動。而對出版部又都是5元錢的股東身份，就因常常到A11號去玩兒，跟「小夥計」結了不解之緣，他們也常上圖書館來幫忙。這些人個個都是小作家，寫文章、辦刊物，各有特色，又都愛聊天，聚在一起，天南地北，政治、文學，無所不談。年輕愛玩兒，無所忌諱，有時也言不及義，相處得非常愉快二真不愧為「風華正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氣概。漢年和葉靈鳳合夥，兩個人辦了一個小小的半月刊，叫《幻洲》。那是取的沙漠中一塊小小綠洲的意思。這《幻洲》作為文學刊物有個特點，分為上下兩部，上部叫《象牙之塔》，是由葉靈鳳負責的。葉靈鳳既寫小說，又畫琵亞詞勒式的畫，有時穿著三友實業社出品的自由布衣服，藍雪花紋的大褂，外加上紅雪花紋的馬甲，真像冒充的王爾德，見了叫人嚇一跳。潘漢年擔任的是刊物的下部，叫做《十字街頭》，專登雜文，有時半本刊物幾乎是他一個人包辦，化了許多名，什麼亞靈，潑皮，水番三郎等等，擅長嬉笑怒罵，什麼胡適，吳稚暉，獅子狗曾左李之流，沒少挨他的罵。他的「新流氓主義」就是在那兒提出來的。有時罵得走火，胡說八道，說什麼上海的女人全是妓女型的啦，也罵出來了。但大家還是愛看。因為他的有些文章，都是我們大家聊天聊出來的。言以見志，比方參加聊天的小頭目周全平，就說過：「無論討好反動派的胡適之，或是常常要坐牢的陳獨秀，他們都是一路貨，想當官而已，不過胡適之想當現在的官，陳獨秀想當將來的官……。」有時，大家聽了氣憤不過，幾乎要飽以老拳。過了幾年，果然這個不想當官的清高派，侵吞了一筆他所經手的革命經費，逃之夭夭了。至於這個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小潘，可想不到後來變成了一個黨的重要地下工作者。 「小夥計」們有幾位坐過一回牢。孫傳芳封了門市部，把他們帶走，幸而當淞滬督辦的是學者丁文江，有誰走他後門，放出來了。等到來了蔣介石，出了「四一二」事變，三德裡弄口血流成河，出版部才改為江南書店，搬到北四川路了，通信圖書館則依然存在，關了一陣門，又開張了，直到1929年給封門，捕人，沒收，遂告完蛋。 小潘呢，可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入的黨，在1927—1928年，他一方面還在公開活動，依然和葉靈鳳一起，辦了一個文藝刊物《現代小說》，寫他的小說，住在法租界霞飛路（現淮海中路）的所謂「聽車樓」上，一方面卻成了地下工作者。魯迅先生剛從廣州到上海，互濟會由王弼出面請先生吃飯，小潘也在場。這一次魯迅與他談得很親切。1929年醞釀成立「左聯」，就是他和馮雪峰、馮乃超去請先生出來掛帥的。1930年「左聯」成立，有先生的講話，也有潘漢年代表黨的講話。前者有馮雪峰的記錄，可惜後者沒有留下文字材料。 1931年，我在離開上海兩年多之後回來時，漢年已是一個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沒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時會仍然碰到，笑笑，點點頭，三言兩語。如果是在馬路上，則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幹什麼。總之，是很機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對某人的行動有點懷疑，對雪峰反映了。雪峰說：「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務交給他的。」我就不管了。 這麼個小潘，有時見到，知道還在上海，有時許久見不到，好像又不在上海，到什麼遙遠的地方去了。一直到1933年，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在瑞金的中華蘇維埃政府外交部，派一個姓潘的叫潘什麼同志作代表去談判。我才知道這潘什麼原來就是小潘。 後來，我在南京，和漢年的堂兄潘梓年一起呆了幾年。呆到1937年夏，有一天，梓年被叫出去見客了，回來偷偷告訴我：「你猜來的是誰？是漢年，他是從延安來的，來談判。」過不幾天，梓年背著行李走了，給我和一起的幾位同志來一封信說：「形勢很好，你們大家也快出來了。」 盧溝橋事變之後，我從南京回到上海，雪峰第一個來找我，他叫我自己去找黨，告訴我辦事處的地址說：「你自己去好了，那兒有熟人。」我就去了，見我的是小潘。他問了我還留在那隔離世界的人們，—一把名字記下。我提出要知道些當前的形勢、任務和方針。他給我看一個文件，紅油墨印的《中國工農紅軍將士為蘆溝橋事變告民眾書》。我一看就發愣，他說：「現在就是這樣，你一時不瞭解，慢慢看一陣，休息休息，把身體養好再說。」這樣，我們又分手了。至於那個文件，後來不見了，是王明搞的玩意兒。 過了一個月，「八一三」的炮聲響了，我在家裡呆不住，便又棄家出走，在大後方兜了個大圈子，後來到了香港。茅公（茅盾同志）告訴我，他要找黨。後來約定在德輔道一家小咖啡館裡會面。結果來的是小潘和廖承志同志。以後，我無論在上海，在根據地，及第二次再到香港，都遇見過小潘。上海已經變成孤島了，敵寇環伺，漫天恐怖，但卻又在馬路上碰到了小潘。他獺絨帽子壓住了眉毛，高級大衣豎起了獺絨領，挺闊氣，坐在一輛三輪車上，招搖過市，我一眼就看出是他，嚇了一跳，不敢招呼，他卻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驚鴻掠影，過去了。後來在新四軍那兒，沒瞧見他，可在李一氓同志寢室裡，掛著一張小小的單條，上邊是秀美的書法，寫著一首詩（詩句忘了），是漢年過蘇北去延安時留下的手筆。總之，他好像總是在滿中國，甚至在國外跑來跑去。有人說他這個人是神出鬼沒的。 直到全國解放，我從北京第一次去上海，想他這會兒位高官大，忙得要死，我沒事找他幹啥。周而復同志說：「那有什麼關係，他就住在這大廈裡。」帶我到他房間裡，他依然嬉皮笑臉的，同過去一樣，和30年代某些個別老朋友不同，臉上未添官氣。當然，崗位不同，工作沒聯繫，相忘於江湖，以後見面少了。 晴天一聲霹靂，他成了「反革命」，而且據說是個「大壞人」，本來應該槍斃，但是寬大了，沒斃！怎樣反法？如何壞法？沒公佈，不知道，但二話不說，應該相信，就相信了。從此虛無縹緲，不知到哪裡去了。不應問，也不敢問。20多年過去了，不見的朋友，又一個個出來了，最後挨到小潘，小潘也沒事了。然而人呢，人沒槍斃，卻在不知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死了！正如丁玲來京時，和我談起雪峰，忽然發出愚問：「雪峰這傢伙，為什麼要死呢？」我也要發同樣的愚問了：「小潘，小潘，幹麼要死，不死多好！」 翻翻歷史，古今中外，千古奇冤，永沉海底，多的是。唯有今天好些受冤深重的同志卻能在我有生之年，見其平反昭雪，大白天下。這當然應當歸功於活得久的好處，但更重要的是感謝我們的黨，我要更熱、更熱地熱愛黨。 1982年8月30日於北京 2.2 反對文化「圍剿」的鬥爭１ １本文原載《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2期。 吳黎平 30年代初，我曾和潘漢年同志一起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當時，他在領導文化工作委員會，團結廣大進步文化工作者，在反對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29年7月，我遵照黨的指示，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中央宣傳部工作。當時，中央的秘密機關設在上海，宣傳部長是李立三同志。我的工作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主編介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刊物《環球》；一方面作為中央宣傳部的代表參加黨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委）的領導。 大革命失敗後，國內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工作同志聚集在上海。在革命文化界，一度存在著不同團體和派別，未能形成統一的組織和領導核心。當時，在這些進步的文化團體和派別之間，曾發生過激烈的論爭。這場論爭雖然有某種原則意義，但其中也確實包含一些狹隘的情緒和偏見。這不利於革命文化工作者團結一致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為了加強對於革命文化運動的領導，黨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當時，潘漢年同志是文委書記，負責組織領導。 我在潘漢年同志家裡同他接上了頭。那時，潘漢年同志夫婦倆住在上海新閘路的一間廂房裡。我們的初次談話很自然，完全沒有陌生的感覺。他向我介紹了革命文化界的狀況，分析了國民黨進行反革命「文化圍剿」的形勢。我覺得他的談話是客觀的，深刻的，抱有革命信心的。 當時，文委每週或隔周開會，會議地點不定，經常是在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店裡，大家裝作喝咖啡閒聊天的樣子，作為掩護。遇到有重要的事情時，則到潘漢年同志家裡開會。通常參加會議的有文委成員朱鏡我、楊賢江、李一氓、王學文、李初梨、彭康、馮乃超、彭芮生、林伯修等人。文委討論文學問題時，也請夏衍同志參加。 潘漢年同志在領導文委工作中，是公正的。當時革命文化界裡面各種意見很多，特別是「創造社」的某些同志和魯迅先生不和諧，有些成見。潘漢年同志能夠超脫門戶之見，和魯迅先生建立了很好的關係，並對原「創造社」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團結工作。潘漢年同志善於在惡劣的環境中開展工作。他機智靈活，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來往自如，從容不迫，同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建立了各種聯繫，為進行黨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他對黨的工作兢兢業業、勤勤懇懇，整天總是在東跑西忙。潘漢年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工作，很少考慮個人安危，總是那麼樂觀。記得有一次，我們談起上海的街道上帝國主義巡捕、國民黨特務到處游竄，潘漢年同志輕蔑地說：那群傢伙沒有什麼了不起，只要不怕他們，總是有辦法的。 大約是在1929年11月間，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我向潘漢年同志談了對於革命文化運動的三點意見：一是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革命文化工作者必須團結一致，共同對敵，自己內部不要鬧這個派那個派，爭個不休；二是我們要尊重魯迅先生，團結在魯迅的旗幟下；三是準備成立革命的群眾社團，統一和加強黨對革命文化運動各個方面的領導。潘漢年同志很同意這些意見，表示自己也有這些想法。我們交換了對於工作的一些具體設想。隨後，文委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這些問題。潘漢年同志在會上。向大家傳達了成立「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左翼戲劇家聯盟」的意見，要求大家立即停止對於魯迅先生的批評，他還主動做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給大家作了很好的榜樣。會後，我和潘漢年同志約定一起去拜訪魯迅先生。 當時，魯迅先生家住上海北四川路底的一個弄堂裡，常到北四川路的一家日本人開的內山書店看書和約人談話。我們和魯迅先生約好在內山書店見面。不久，我們按約定時間來到內山書店，見到了魯迅先生。在一間僻靜的房間裡，我們和魯迅先生談起了對於文學界現狀的估計和黨對左翼文化運動的意見，希望文化界同志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共同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請魯迅先生在組織進步文化界同志的工作中多出力，多指導。魯迅先生完全贊成我們的意見，對攻擊過他的同志表示諒解，認為他們心是好的，只是態度不對，並同意用「左翼作家聯盟」作為組織的名稱。我們提議開一個會，專門把成立「左聯」的事情講一講，邀請魯迅先生出席講話。他十分高興地接受了邀請。 大約是1930年1月底，在上海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靠近外灘路口的一座紅房子的二樓，文委召開了「左聯」的一次籌備會，大約有二三十人參加，是一個茶話會的形式，由潘漢年同志主持。魯迅先生到會講了話，大意是要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對敵，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為推進我國的革命文化、革命文藝而努力奮鬥。會上我也作了發言，一是說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左翼文藝團體應當聯合起來與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當時蘇區紅軍武裝鬥爭的發展形勢很好，我們革命文藝界也應當放棄過去的論爭，廣泛地團結起來，創造中國革命文化鬥爭的新形勢。二是說在這個鬥爭中，大家要擁護魯迅先生，把魯迅先生作為我們革命文化運動的旗幟，向敵人進行鬥爭。這次會議上，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見，統一了各方面的思想。在籌建「左聯」的過程中，大量的組織工作是潘漢年同志承擔的。他對上海文藝界情況熟悉，交遊廣泛，活動能力又強，聯絡了許多進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朱鏡我、楊賢江、彭康、李一氓、馮乃超等同志也做了很多工作。 這次籌備會開過不久，我由於受到王明的誣陷打擊，被撤了職，離開了中宣部和文委的工作，沒有能夠參加「左聯」成立大會。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我和左權、陳啟科等同志就對王明的宗派主義行為十分反感，曾不斷有過鬥爭。1930年2月，王明接任中宣部秘書，掌管了中宣部的日常工作，不久便羅織罪名，把我撤職。並佈置在文委系統內對我進行批判。漢年同志對於王明這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並不贊同，更反對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在「批判會」上，他實事求是，敢於仗義執言。我被撤職離開文委後，在地下支部「鍛煉」期間，儘管經常要在晚間外出貼標語、撒傳單，但我總是關心著漢年同志和革命文化界的情況。1930年3月2日，「左聯」在上海竇樂安路的中華藝術大學的教室裡召開了成立大會，漢年同志擔任了「左聯」黨團書記。聽到這些消息，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這是革命文化運動的發展和潘漢年同志等戰友辛勤工作的成果。我在從事黨的秘密工作的同時，也經常撰寫一些文章，在文委和「左聯」的刊物和書店發表、出版，作為對革命文化運動，對潘漢年等同志的工作的一種支持和擁護。以後，我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入獄，和漢年同志及革命文化界就沒有什麼聯繫了。 1932年，我被黨營救出獄，來到江西中央蘇區瑞金工作。1933年下半年，潘漢年同志也從上海調來蘇區中央局工作，我們又見了面，久別重逢，十分親切，不禁回憶起在文委期間一起工作戰鬥的情形。同年11月間，國民黨十九路軍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將領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派人來蘇區和我黨聯絡共同反蔣抗日。潘漢年同志被派去和十九路軍來人接洽，隨後又作為我黨的代表到福州進行談判，做了很多工作。但由於當時在黨內居統治地位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阻礙，紅軍未能採取積極有力的行動配合十九路軍，致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很快地就被瓦解了，失敗了。我們紅軍的情況，也就更為危險了。 1934年10月，我們一起隨中央紅軍長征，潘漢年同志在總政治部宣傳部工作，我任一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長，在工作上來往就不很多了。遵義會議後，他被黨中央派出國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從這時起到解放戰爭，我們一直沒有見面的機會。 全國解放初，我們又一起在上海工作。那時，他是上海市副市長，我是中共上海滬西區委書記。當時，我黨剛進入大城市，面臨的工作千頭萬緒，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沒有坐下來閒談敘舊的時間。我總是在工作上遇到了需要解決的問題，才去登門找他，往往又顧不得多談，潘漢年同志每次都是積極幫助設法解決。我們雖然分別多年，但仍保持著以往的友好關係。 我和潘漢年同志最後一次見面是1955年。這時我在北京工作，他從上海來，在中南海遇到了，沒有來得及多談。沒想到不久就傳來了潘漢年是「反革命」，被逮捕了的說法，使我大吃一驚。我講不出更多的根據，但總感覺這事情來得太突然，太不可想像，難以理解。大約這是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的緣故吧。確實的，多少年來，我心目中的潘漢年，還是30年代在文委共同戰鬥時的那個生氣勃勃的「小開」，總是蒙不上一絲一毫「內奸」的影子。不論經過了多少歲月的磨洗，不論在何種場合，每當回憶到30年代的鬥爭，回憶到文委、「左聯」，我總是很自然地想起潘漢年同志，想起他做的那些莊嚴的工作。 而現在，20多年的沉冤終於大白了，我心中激動不已，不可想像的，終於可以想像了，難以理解的，終於能夠理解了。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給人民留下的真相，是不會被幾句誣陷不實之詞所掩蓋和湮沒的呵！ 1982年12月27日 2.3 「左聯」的成立與潘漢年的作用１ １本文原載《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原題為《回憶中的潘漢年同志》。本書中的標題為編者所加。 馮雪峰 我與潘漢年初次相識，是1928年12月在上海。 在魯迅1927年10月、11月、12月這幾個月的日記中，也記有潘漢年同別人一起去見魯迅的事，照當時的情況看起來，潘漢年顯然不可能是代表黨去談問題的。 「左聯」成立於1930年3月2日，醞釀是從1929年10月後就開始的。潘漢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據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漢年是做黨中央宣傳部幹事，到1930年春天他還兼任文委書記。1929年10月、11月間，潘漢年來找我，要我去同魯迅商談成立「左聯」的問題。他同我談的話，有兩點我是記得很清楚的；一、他說黨中央希望「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及在魯迅影響下的人們聯合起來，以這三方面人為基礎，成立一個革命文學團體。二、團體名稱擬定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看魯迅有什麼意見，「左翼」兩個字用不用，也取決於魯迅，魯迅如不同意用這兩個字，那就不用。 我去同魯迅商談，魯迅完全同意成立這樣一個革命團體；同時他說「左翼」二字還是用好，旗幟可以鮮明一點。 這時候，據我瞭解，「創造社」方面，潘漢年主要是找馮乃超；「太陽社」方面，則找阿英（蔣光慈好像還在日本）；同時潘漢年也找夏衍、洪靈菲等人談。 大概在1929年底，產生了所謂基本構成成員12人，我記得是魯迅、鄭伯奇、蔣光慈、馮乃超、彭康、夏衍（沈端先）、阿英（錢杏村）、柔石、沈起予、洪靈菲、陽翰笙（華漢）、馮雪峰。這也就是發起人和籌備人的意思。這名單是由潘漢年提出和各方面商量決定的。 在「左聯」成立時通過了由馮乃超起草的綱領草稿，當時作為中宣部幹事兼文委書記的潘漢年肯定看過。 1930年3月2日「左聯」成立大會，是在北四川路竇樂安路中華藝術大學一個教室裡開的。到會的我記得有30多人。潘漢年代表黨先講話，而後是魯迅等講話。 「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發起和成立，是在「左聯」成立之前的1930年2月間，也是潘漢年發動和主持的。魯迅是發起人之一。 在1930年底或1931年初，潘漢年離開了文化工作的領導，擔任了另外的工作。 潘漢年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瑞金去，大概是在1933年9、10月間。12月底我從上海到瑞金的時候，他正在福建人民政府做我們黨的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後，他回瑞金。 1934年10月潘漢年跟隨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中央派他到莫斯科和第三共產國際聯繫。 潘漢年從莫斯科回到香港，大概是1936年4、5月間。6月間，我從上海到香港同他取得了聯繫。我隨即返回上海。6月20日左右，我派周文送密件到西安轉中央，向中央請示埃德加·斯諾要進陝北的問題和報告，潘漢年已同我取得聯繫。 這一年7月上旬，潘漢年從香港到上海，在上海停留了大約四五天，隨即到陝北中央去。 潘漢年回上海後，即成立中共上海辦事處，主要是做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潘漢年是主任，我是副主任。 1936年8月間，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之後，兩廣反蔣事件失敗的時候，潘漢年曾派我去做一件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事情。我到上海南面郊區的一個很僻靜的X園裡（可惜地名已忘記，只記得裡面有冷飲處和高爾夫球場）去見張學良，向張學良借用飛機。見了張學良，但是飛機沒借成。到現在連當時要借飛機做什麼用也給忘了。 1936年10月18日，魯迅的病情惡化。那天晚上，我也曾經和潘漢年同志研究過，想請宋慶齡先生聘請更好的醫生來診治；但我們又都相信這個晚上是能夠過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19日早晨5點多鐘，我接到周建人先生的電話，說情況很壞了。等我到魯迅先生家裡時，他已經斷氣30多分鐘了。我隨即把這個情況報告了潘漢年，他報告了中央。 1937年8、9月間，即在抗戰開始之後，葉挺同志來到上海。當時葉挺同志住的旅館在滬西一個比較僻靜的地方。潘漢年帶我去看望葉挺同志。在那裡我還碰到了李一氓同志。潘漢年告訴我，李一氓從西安調來，將在葉挺同志領導下工作。 1948年2月間，左恭從南京到上海找到我，他想到香港找黨的關係，我曾陪同他到香港去過一次。我到香港找到邵荃麟，通過邵荃麟找到了潘漢年，潘漢年同左恭談了話。我自己還到潘漢年家去做過客。這是我們在解放前的最後一次見面。 （整理者馮夏熊註：這是根據我父親馮雪峰同志的遺稿整理的） 2.4 潘漢年與上海左翼文化運動 曹力奮 在潘漢年充滿傳奇神秘色彩的革命生涯中，早期曾從事左翼文化運動的經歷，人們知之甚微。當我們把歷史的鏡頭移回到60多年前的上海，就不難發現，潘漢年受命轉入黨的隱蔽戰線之前，已在左翼文壇馳騁了5年。他編輯出版新文學刊物，發表大量別具風采的雜文、小說和新詩，積極投身大革命的滾滾洪流，由一個創造社出版部的「小夥計」成長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他組織領導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的籌備與成立，推動了上海左翼革命文化陣營的形成，並擴展至平、京、津、漢、廣等各大城市，為開創無產階級文學事業的新局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一、嶄露頭角的創造社「小夥計」 1923年10月12日，17歲的小學教員潘漢年以刊登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的一首新詩《不敢》叩開了文壇之門。望著報上印成鉛字的一行行小詩，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悅令他興奮不已。兩年後，潘漢年隻身離別故鄉宜興，踏進了中國最繁華的都市——上海。和所有的文學青年一樣，潘漢年迫切希望能在這片洋溢著五四新文化清新氣息的土地上盡情汲取更多更新的知識。他先是考取了文藝界知名人士黎錦熙、黎錦暉兄弟開辦的中華國語專科學校。不久，學校因故停辦，潘漢年經朋友介紹，進入中華書局《小朋友》週刊編輯部。五卅慘案的發生，把不甘於終日埋首書案的潘漢年捲入中華書局職工反帝愛國遊行示威的行列，其間結識了中華書局印刷廠的中共黨員。隨後，潘漢年還積極參與發動中華書局職工向資方要求改善待遇的罷工鬥爭。校對工作之餘，潘漢年筆耕不輟，創作的新詩、童話、雜文、短論陸續見諸報端，逐漸在上海文壇嶄露頭角。 1925年9月，潘漢年應同鄉周全平之邀去《洪水》編輯部幫忙。該刊是著名新文學團體創造社自五卅運動後一改浪漫主義創作傾向而創辦的，它注重對社會、政治、文化問題的討論，抨擊現實生活的黑暗與不公，很受青年讀者青睞。編輯部因人手緊，沒有明確分工，編輯、校對、發行，大家樣樣都干。這給了潘漢年一個極好的鍛煉機會。次年春，創造社出版部成立，租了閘北寶山路三德裡A字11號作門市部，潘漢年正式加盟其間、和周全平、葉靈鳳、柯仲平、周毓英、成紹宗等幾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自稱創造社的「小夥計」。出版部主要出版、發行創造社成員的作品和《洪水》半月刊，工作緊張忙碌。潘漢年所分管的是刊物訂戶工作，他善於同各種不同階層的人員交往，與許多讀者建立了良好的聯繫。精力充沛的「小夥計」們不滿足於出版部的繁雜工作，餘暇閒聊中，潘漢年提議辦一份「小夥計」們自己的刊物，大家一致響應。說幹就幹，一張由潘漢年全權負責編輯的八開四面小報《A11》誕生了。從取自出版部門牌號的刊名，足以看出潘漢年等年輕人不拘泥於傳統，富有創新意味的鮮明個性。潘漢年在《A11》創刊號上寫道：出版部被「四圍的亡國氣、妖氣、奴氣、烏氣包蔽得沉悶異常，時常想伸出頭來聯合著『狂叫』、『狂喊』、『胡言亂語』，加大我們的聲音，打破那亡國氣、妖氣、奴氣、烏氣，掃除那周圍的碳酸氣。」１《A11》為「小夥計」們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而憤世嫉俗提供了宣洩之處。十餘篇短小精悍的雜文出自潘漢年的手筆，其中《原來如此「內除國賊」》一文，就進步報人邵飄萍因「有宣傳赤化嫌疑」慘遭殺害發出悲憤的感歎：「中國的國賊，原來不是軍閥，不是資本家，不是串通外人的賣國者，是『有宣傳赤化嫌疑』的不愛國者！誰說的打倒軍閥呢，『內除國賊』的『國賊』還要請軍閥去除的。」２ １尹騏；《潘漢年傳》，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頁。 ２《犧牲者》，花城出版社，第188頁。 《A11》僅出至第5期便夭折了。十餘天後，潘漢年又主編出版了內容比《A11》更豐富充實的32開《幻洲》週刊。不幸的是該刊也只發行了兩期即被查禁。緊接著，淞滬警備司令部以「宣傳共產，發行過激刊物，肆意譭謗政府」的罪名查封了創造社出版部，沒收了全部《洪水》半月刊，並抓走了葉靈鳳、柯仲平等4人。潘漢年、周全平因不在場而倖免。事情發生後，潘漢年等人四處奔走，設法營救。他首先想到同在三德裡的中國濟難會，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救濟革命被難者為主要職責的革命群眾團體。潘漢年向濟難會負責人、中共黨員阮仲一、王弼說明原委，他們答應聘請律師為葉靈鳳等出庭辯護，又陪同潘漢年他們帶了衣物食品去警備司令部探聽消息，安慰被捕人員。在友人的指點下，潘漢年上門拜訪商務印務館老闆高夢旦，懇請他出面向淞滬督辦疏通。經多方努力，終於獲得圓滿解決。創造社出版部復業，葉靈鳳等人獲釋歸來，只是《洪水》未能復刊。 在參與編輯《洪水》半月刊的同時，潘漢年面臨著人生旅途的重要轉折點，他作出了神聖而莊重的選擇。1925年秋，潘漢年由阮仲一、王弼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青年，他已把個人的前途命運同黨和人民的事業融為一體，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員文化戰士。 二、《十字街頭》的文壇驍將 短短數月中，創造社一系列刊物《A11》、《幻洲》、《洪水》遭禁，這非但沒有使潘漢年心灰意冷，相反激起他向封建軍閥政府奮起抗擊的勇氣和信心。在冷靜總結前一階段辦刊經驗的基礎上，1926年10月，潘漢年與葉靈鳳合編的《幻洲》半月刊問世了。該刊以「擺脫一切舊勢力的壓迫與束縛，以期能成為一無忌地自由發表思想」為宗旨。分上下兩部，葉靈鳳主編上部《象牙之塔》，專登小說、詩歌、散文等文藝作品；下部《十字街頭》由潘漢年主編，主要刊載雜文、述評、隨筆。上下兩部風格迥異，給人一種標新立異的感覺，但也可能是潘漢年為避免重蹈《幻洲》週刊覆轍而巧妙運用的一種策略。 潘漢年堅守的一條辦刊原則是：「不計毀譽，憑著要出版的精神，始終如一的幹下去。」「憑著自己的良心，說自己要說的話。」１他認為每個刊物必須有獨立個性，「只憑讀者的喜歡與否來繩准內容，就要商業化了。」因此，在主編《十字街頭》時，他提倡一種「街頭哲學」，即採用街頭搜集來的材料，通過自己的道德準則—一作出評判。潘漢年把自己標榜為「新流氓主義」，並解釋道：「新流氓」應有的精神是「好管閒事」。「只要是社會上的一切變化，與我們都有影響，我們都應當問信。」２從這裡，我們能夠領略到潘漢年身上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１《潘漢年雜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9頁。 ２《犧牲者》，花城出版社，第197頁。 《幻洲》半月刊從創刊至1927年2月，每期《十字街頭》總有一半以上的文章是潘漢年用不同化名寫就的，共發表近40篇雜文小品，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反響。就連遠在廈門大學執教的魯迅先生也注意到了，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及《幻洲》是當時最風行的刊物。本著「好管閒事」的精神，潘漢年寫下了《山東大學行跪拜禮》、《又是投壺》、《仍恐有傷風化》、《電話局長的禮教》、《極刑問題》等文。在《愛國的先生們到哪裡去了》一文中，潘漢年譴責那些口口聲聲高喊外抗強權、愛國保家的國家主義者，面對租界當局在租華交界處設置電網、不准華人通行所表現出的沉默，尖刻地嘲諷與斷言：「擁護國旗紅黃藍白黑，正是保家又愛國！青天白日滿地紅，亡國又滅種！１這些文章大都切中時弊，鋒芒直指軍閥政府、國家主義派、維護封建文化的復古派。 １《潘漢年雜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頁。 轉眼到了1927年，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取得了節節勝利，打垮了軍閥吳佩孚、孫傳芳，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擴展到長江流域。潘漢年突然收到一封來自北伐前線南昌的信函。原來，是創造社前輩、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副秘書長李一氓邀請潘漢年前去南昌政治部主編《革命軍日報》。徵得黨組織同意後，是年2月，潘漢年走出「十字街頭」（《幻洲》因之而停刊），趕赴南昌，換上戎裝，英氣勃勃地投入工作。為適應軍隊宣傳鼓動的需要，潘漢年努力將報紙辦得嚴肅而不失生氣，以通俗樸實的文字鼓勵軍營官兵團結一致打倒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4月中旬，潘漢年奉命回到上海。在三德裡，分別兩個月的「小夥計」們沉浸於重逢的喜悅中。豈料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勾結上海幫會流氓，在買辦資產階級的支持和帝國主義策動下，發動了「四一二」政變，無數工人、學生和市民慘死在槍彈下，寶山路三德裡一帶血流成河。潘漢年親眼目睹大屠殺的慘狀，悲憤交集。鑒於蔣介石在上海舉行大規模「清黨」，潘漢年遵照上級黨的指示，輾轉於武漢、九江等地，於7月底重返上海。 國民革命的勝利成果毀於一旦，潘漢年的心情是複雜而痛楚的。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深深憂患，很快化為拿起筆桿作刀槍，不屈不撓繼續戰鬥的精神力量。潘漢年找到老搭檔葉靈鳳，決定重振旗鼓，恢復出版《幻洲》半月刊。他們把編輯部從籠罩著「四一二」大屠殺陰影的三德裡遷到霞飛路一家皮鞋店樓上。臨街的屋子，終日充斥著馬路上有軌電車、汽車等嘈雜聲，潘漢年給書齋取了個雅號名曰「聽車樓」，並以「聽車樓隨筆」為題，在《十字街頭》上撰寫了多篇筆鋒犀利、矛頭對準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雜文：《汪先生悔不當初》、《禁止白話文與切切毋違此令》、《普天共慶》、《釋國家主義者的新口號》、《血淋淋的頭》、《又多了一種黨間》、《南京事件》。《愛國先生的真革命》等。在國民黨右派一片「清黨」聲中，潘漢年的諷刺詩《元旦書紅》刊登在《幻洲》上：「元旦書紅，萬事亨通。刀下頭落，革命成功。陞官發財，有吃有用。委員老爺，革命光榮。汽車馬車，革命交通。租界洋房，革命寓公。忠實同志，納賄從容。上拍下吹，官運走紅。赤化暴徒，決不留種。殺盡青年，清黨反共……」１詩刺痛了國民黨政府，《幻洲》被政府以「宣傳反動」的罪名查禁。《幻洲》剛被查封，潘漢年即以專為青年說話的週刊《戰線》取而代之。這充分展示了潘漢年機智頑強、靈活善變的戰鬥個性。他在《戰線》的開場白中寫下了一段肺腑之言：「我們甘願頂著反動的罪名跑上戰線去衝鋒，不能日視敵人猖狂而退縮，我們甘願犧牲在權威的槍炮之下，不能為了個人的苟安偷生而做忠順的奴才。」２ １《犧牲者》，花城出版社出版，第313頁。 ２《上海黨史資料通訊》，1989年第8期，第24頁。 這一時期，潘漢年的小說創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先後發表有十餘篇短篇小說及一部長篇《犧牲者》（未完成），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離婚》，後期部分作品刊登於他和葉靈鳳1928年初共同創辦主編的《現代小說》月刊上。該刊創刊時偏重於反映愛情生活為主題的文藝作品，在革命文學口號的影響下，辦刊方針轉變為站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立場上，倡導「普羅文學」，增辟了文藝思想理論批評的欄目。潘漢年的代表作《渾沌中》、《白皮鞋》、《法律與麵包》、《浮屍》等，都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和時代氣息，從內容到形式無不打上革命文學的烙印。在小說《例外》中，潘漢年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革命者的堅定信念：「在這個不合理的社會，沒有我們革命者現實的幸福，我們的生活只是熱烈的鬥爭，我們的命運只是流血的犧牲，我們的目的是要為全人類創造未來的光明自由社會的實現。」１ １《犧牲者》，第112頁，花城出版社。 三、黨的第一任文委書記 ——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組織者 從1928年起，潘漢年以其出眾的才華在後期創造社中脫穎而出，但潘漢年辦事的機敏、幹練，特別是廣泛的社會活動能力更引起黨組織的重視和讚賞。還在創造社出版部工作期間，性情溫厚、開朗、善於交際的潘漢年結識了一批文化、新聞、出版界的進步朋友，他們中不少人相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為加強對文化界黨組織的統一領導，開闢黨的文化工作新局面，由宣傳部長李富春找潘漢年談話，佈置了任務。同年夏，潘漢年根據江蘇省委宣傳部的指示，把上海各文化團體及有關單位的中共黨員集結起來，組成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江蘇省委指定潘漢年為書記。同年冬，文化工作者支部劃歸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仍由潘漢年任書記。1929年6月至7月間，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年僅23歲的潘漢年被任命為黨的第一任文委書記。至此，他的主要精力轉向領導文化界黨組織的工作。 潘漢年走馬上任後的第一項艱巨工作，就是解決了持續一年有餘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爭論的雙方，一方是太陽社、創造社，一方是魯迅。在爭論中，太陽社、創造社把魯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學作家當作革命文學發展的障礙加以批評，宣佈阿Q時代過去了，魯迅思想已過時。論爭初期，身為創造社成員的潘漢年也盲目地參與了對魯迅的批判。1929年秋，論爭才引起黨中央的注意，周恩來、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負責人對論爭的起因和過程作了分析研究，確認這是一場發生在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爭論，雙方在堅持革命文學的方向上並無原則分歧，批評了創造社、太陽社成員所犯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錯誤，要求黨員作家首先停止對魯迅的批判，結束論爭，爭取把一切進步文藝力量團結在黨的周圍，共同對敵。 潘漢年考慮到論爭給雙方在感情上造成較大的隔膜，要消除彼此間的對立，必須從扭轉創造社、太陽社黨員的思想入手。潘漢年在與創造社黨小組成員陽翰笙商量後，主持召開了由馮雪峰、夏衍、柔石、馮乃超、李初梨、錢杏村等參加的黨員會議。通過這次會議，創造社、太陽社成員基本取得了共識：文化界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統一行動。 作為文委書記的潘漢年，此時一面對太陽社、創造社黨員思想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一面在《現代小說》上發表了《文藝通信——普羅文學題材問題》一文。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就論爭的焦點問題重新進行辯證的、客觀的理性思考，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潘漢年在文章中首先提出，把普羅文學限制於僅僅描寫普羅生活，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誤解。無產階級以其獨立的不同於其他階級的觀念形態，產生了本階級的藝術。區別什麼是普羅文學，應當看他創作的立場是否從無產階級的觀念形態出發，而不是用創作的題材是否寫無產階級生活為標準。潘漢年認為：「現在中國所有壓迫、束縛、侵略、阻礙無產階級利益的對象，都是我們普羅文學的題材。」１只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無論工人題材，還是地主、資產階級、小市民、農民的生活都能寫。從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只有寫無產階級本身生活，才是無產階級文學的觀點。當然，潘漢年也承認被壓迫的勞苦大眾的生活是普羅文學的極好題材，但這決非坐在家裡憑空想像可以寫成的，唯有親身觀察體驗普羅生活，奮勇地參加普羅鬥爭實踐，方能創作出真正意義上的普羅文學作品。潘漢年對上海左翼作家所處的生存空間和社會環境十分熟悉，他進一步提出：「與其把我們沒有經驗的生活來做無產階級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的一切事物來做題材？至於是不是無產階級文學，不應當狹隘的、只認定是否以無產階級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是否屬於無產階級來決定。」２在這篇文章中，潘漢年闡明了普羅文學的劃分標準、題材範圍，這是他從理論上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所作的初步探索。 １《現代小說》第3卷第1期。 ２《現代小說》第38第1期。 不久，潘漢年又撰寫了《普羅文學運動與自我批判》一文，要求從事左翼革命文學的同志通過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思想上的障礙，鞏固我們的陣線，整齊我們的步伐，以利於左翼文學運動健康發展。文章指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最能夠接受正確的客觀批判，同時，他一定又是自己陣營內檢討工作，堅決執行自我批判的人，毫無彼與此個人情感意氣的虛掩。」１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自我批判的目的與手段，絕不允許從個人利害關係或私人感情出發，用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和態度去攻擊別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發展到現在，自我批判的工作是很不夠的。「為了要把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普遍化，為了要確立中國普羅文學運動的理論，為了要指摘作家思想與生活的錯誤，為了要指導一般青年讀者怎樣去理解作品，我們應當馬上開始中國普羅文學運動的自我批判。」２這樣才能糾正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自負的態度和不正確的傾向。 １《拓荒者》第1卷第2期。 ２《拓荒者》第1卷第2期。 潘漢年的兩篇文章對歷時年餘且近白熱化的論爭得以逐步平息起了決定性作用。論爭雙方開始正視、認識共同關心的焦點問題，分清了文化戰線上真正的敵友，在攜手並進中加深了理解與溝通。最終使這場「爭論和糾葛轉變到原則和理論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藝學說的介紹，那正是革命普羅文學的新的生命的產生」。１ １《魯迅雜感選集》序言，轉引自《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上海文藝出版社。 在平息論爭的基礎上，潘漢年又召集創造社、太陽社的黨員連續開會，討論以何種形式把一切進步作家組織起來。幾經商議，一致同意中央提出的建立左翼作家聯盟的革命文學團體。潘漢年讓馮雪峰去魯迅家中拜訪，就成立左聯的有關事宜徵求魯迅的意見。魯迅聽了馮雪峰的匯報，高興地表示贊成。此後，潘漢年又同包括創造社、太陽社成員及黨外人士鄭伯奇在內一起座談，再次重申了黨中央結束論爭的意見，對自己沒有及時發現已存在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錯誤作了自我批評。會上，經潘漢年提名，由各方商量後推定魯迅、鄭伯奇、馮乃超、夏衍等12人組成左聯籌備小組。1929年10月，潘漢年在左聯第一次籌備會議上，要求盡快擬訂左聯發起人名單，起草左聯綱領，分頭徵集會員。他還叮囑夏衍、馮雪峰等人及時向魯迅通報每次籌備會議的情況。左聯發起人名單和綱領形成後最先徵得魯迅的同意，再由潘漢年過目後轉送黨中央審閱，於1930年1月定稿。 這裡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潘漢年代表黨中央對魯迅的爭取、團結工作。儘管潘漢年曾參與了創造社對魯迅的批判，當黨中央決定立即停止論爭和對魯迅的批判後，潘漢年勇於率先作出自我批評，並專程赴內山書店與魯迅交談，虛心傾聽魯迅對左聯籌備工作的意見。潘漢年的真誠坦蕩和高度的黨性覺悟，令人肅然起敬。 經過近半年的籌組，左聯成立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潘漢年與籌備小組最後確定於1930年3月2日在竇樂安路中華藝術大學召開左聯成立大會。前一天，潘漢年由夏衍等陪同實地察看了中華藝大四周環境。他們沿北四川路、竇樂安路至中華藝大二樓會場，連學校的每個房間都仔細檢查，學校共有幾個出口，分別可從哪條路出去，都—一問明，心中有數。由於會議籌備時間較長，與會人數又多，為防範國民黨當局破壞，潘漢年在會場內外佈置了數十名糾察隊員，確保會議安全。此外他還派了4名身強力壯的工人糾察隊員暗中保護魯迅先生，萬一出現緊急情況，便可安全護送魯迅從後門撤離。 左聯成立大會如期舉行，馮乃超報告大會籌備經過，鄭伯奇對左聯綱領作了簡要說明，魯迅先生發表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講話，潘漢年代表黨中央出席會議並作了《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的報告。他明確指出，左聯的當務之急是團結全體左翼作家行動，反對一切宗派主義、個人主義。潘漢年針對文藝界存在的小集團主義、個人主義、缺乏用科學的方法進行文藝批評、單純地為文學而文學、不以文學推進政治運動等錯誤傾向和弊端，提出嚴厲的批評。報告闡明了左聯成立的意義，在於「有目的、有計劃去領導發展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加緊思想的鬥爭，透過文學藝術，實行宣傳與鼓動而爭取廣大群眾走向無產階級鬥爭的營壘。」潘漢年的講話全文刊登於1930年3月10日出版的左聯刊物《拓荒者》一卷三期上，它無疑是黨指導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文獻、對30年代左聯的發展壯大具有深遠的影響。 繼左聯成立後，社聯、劇聯、美聯等左翼團體紛紛建立，這一切也凝聚著潘漢年的心血。在社聯成立大會上，潘漢年代表文委作了籌備經過和社聯今後工作計劃的報告。要求社聯通過出版刊物、書籍、組織研討會，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駁斥非馬克思主義思潮，有系統地領導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興社會科學運動的擴大、深入與發展。 對左翼戲劇運動，潘漢年同樣予以熱情關注。早在籌備左聯期間，潘漢年看到上海話劇舞台上活躍著不少業餘劇團，吸引了一批學生、青年工人、店職員，就派夏衍加入正在組建的上海藝術劇社，加強黨對劇團的引導。當他得知藝術劇社首次公演需自籌經費時，立即慷慨解囊。在藝術劇社的倡導下，上海9個話劇團體成立了「上海戲劇運動聯合會」。後因藝術劇社、南國社被政府當局查封禁演，戲劇運動聯合會內部產生動搖，潘漢年會同鄭伯奇、田漢、夏衍等專門作了研究，解散了聯合會，另組「左翼劇團聯盟」，後改為『左翼戲劇家聯盟」。 1930年8月，左翼文化總同盟成立，這是我國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的第一次大團結，也是左聯、社聯、劇聯等文化團體統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活動。潘漢年為「文總」書記。他還先後擔任「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執委、「中國反帝大同盟」黨組書記、左聯黨團書記、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等職，直至1931年調往中央特科。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裡，潘漢年雖然離開文壇，但他沒有放下手中的筆桿，他的短論雜文仍不時出現在《救亡日報》、《聯合晚報》、《文革》等報刊上。 潘漢年自擔任中央文委書記以來，團結和率領文化界黨員、進步人士，衝破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圍剿」，繼承五四文學革命的傳統，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擴大黨對左翼文化界的影響，培育了一支浩浩蕩蕩、堅不可摧的文化生力軍，不愧為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奠基人。 2.5 文藝通信１ １本文原載1929年10月15日上海現代書局出版的《現代小說》第3卷第1期「十月擴充紀念特號」。 ——普羅文學題材問題 潘漢年××： 將近兩年了，我蟄居上海，沒有離開一步，這次為著要見你，居然使我與上海有三天的小別。在這短短的三天中，我們什麼都談到了，可是什麼都沒有談得詳盡。此刻我又離你歸來，孤孤的一人坐在滬寧車中，我遙望著郊外的野景，自然的美好，並不引我入勝，——或者說它不會令我神往，盤旋於我心頭的，只是那別後的惆悵！ 我的鄰座是兩位大學生模樣的青年，他倆有時候低首看書，有時候便談論所看到書裡內容的感想。車過了蘇州，他倆大概是感到疲倦，各自拋棄了書本，只是閒談，最初是談唯物史觀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由這哲學問題，忽然又扯到文學上來了，一個是說明文學的必然有階級性，他痛低新月派梁實秋否認文學有階級性錯誤，及金屋派否認文學沒有時代性的謬論；一個是懷疑現在的中國，是否能夠產生Proletarian文學？ 他說：「我是承認普羅（無產階級）文學的，但是中國的Proletarian文化程度是如此落後，很少有幾個認識一個大字，現在他們怎麼會有文學產生呢？」 另一個青年說：「我想普羅文學並不一定是只有Proletarian自身會產生，你我假如對於他們的生活，有了實際的認識與同情，根據他們日常所感受被壓迫與慘痛的生活經驗來創作，這就是普羅文學了！」 「那末只有描寫被壓迫的勞苦群眾的生活與反抗就算普羅文學了？」 「對啦，普羅文學是普羅自己的呼聲。」 「這一年來，高談普羅文學理論的人很多，擁護普羅文學的人也很多，以普羅文學自命的創作家也很多，為甚始終不見普羅文學的成績呢？就是在報章雜誌上偶爾見著一二篇，大都還是以小布爾喬亞同情於普羅的描寫而已。」 「什麼都要慢慢的來，一種新的運動發展是很不容易的，譬如現在我們認定唯物史觀的哲學是正確的，可是還有不少唯心論的教授們在那裡正努力開倒車工作！」 我很仔細的聽他們談，很有興趣的注意他們所談的一切，不幸談到這裡，他們的話頭不曉得怎樣漸漸轉變到戀愛問題上去了，他們聚精會神的暢談三角戀愛了！——一定的，青年閒談的方法，開始不管你提出什麼問題來談，結尾必然以談戀愛來下場。 我聽了他們關於普羅文學一段的談話，我便想起普羅文學這一口號是深深的被多少人誤解了！尤其是「什麼題材是普羅文學」的理解，在我們許多愛好文學的青年中間是有一種一致錯誤的傾向，譬如上述那兩個青年，他們是把普羅文學限制於普羅生活的描寫，這是怎樣一個似是而非的誤解！ 關於這一點，我們面談的時候，我也沒有詳詳細細的告訴你，現在我受了他倆談論的啟示，順便再和你談談，反正孤寂地坐在車中正感著無聊，我樂得借筆與紙來排遣我心頭的悵惘。 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到今日正遇著Proletarian的抬頭，由這一個矛盾，我們知道無產階級是有它獨立的、不同於其他階級的觀念形態。因此亦就有他本階級的藝術，所以要分別什麼是普羅文學，就應當看他創作的立場是不是以普羅自身階級的觀念形態而出發，而不是離開了這一基點，只是拿創作的題材是否寫普羅生活為標準。在過去，資產階級與封建思想的文學史，並不缺少描寫被壓迫的勞苦群眾生活的文藝，我們為甚不承認它是普羅文學呢？就是因為它並不是把握得無產階級的觀念形態來出發，只是懷抱一點慈悲心腸而哼出那同情的呼聲，換句話說，站在他們自己的階級意識上，看不慣有這樣可悲可憫的人類生活罷了！ 在普羅文學的範圍中，不是僅僅以無產階級生活為題材，根據普羅自身的階級意識，還要去理解去批判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切現存的社會生活，它應當反抗壓迫階級的凶殘，暴露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的醜惡，反對帝國主義的陰謀侵略……總之，現在中國所有壓迫，束縛，侵略，阻礙無產階級利益的對象，都是我們普羅文學的題材。正是與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性質及其任務是一致的。我借樊仲雲先生的話總結一句：「凡能以普羅列塔利亞（Proletarian）的觀點，觀察事物，筆之於書的，亦盡可說是普羅文學。」（見《小說月報））20卷1號《通過了十字街頭》１） １原編者按：此刊1929年回月10日出版。副題是《今後文藝思想的進路》，署名仲雲。 同時我應當說明，誰能夠以被壓迫的勞苦工農生活做題材當然是很好的普羅文學，可是這不是勉強妄想可以達到目的，所謂去觀察、體驗普羅生活，這是一種非實踐的概念論，得不到什麼結果，只有嚴肅的去受普羅的革命集團生活訓練，只有奮勇的去參加普羅的實踐鬥爭，在這種實地的生活中，你才能夠得到無產階級生活正確的經驗，等於許許多多革命前衛的鬥爭生活，不是你坐在家裡空想可以得來的。 我們看了俄國現在的文壇，就可以明白，以工農生活做主要題材的作家，大半是工農出身的。因為在那裡的社會組織變革之後，有了普羅自己的文化。而我們中國一般社會的文化程度，尤其是無產階級的文化程度特別落後，像上海這樣廣大產業工人區，有幾個工人能夠用筆來寫字的？所以我們對於中國目前的普羅文學，並不要因為拿工農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太少而就失望，甚至懷疑普羅文學的提倡尚非其時，如抱這樣的見解，實在是沒有理解什麼是普羅文學的使命及其任務的範圍。 與其把我們沒有經驗的生活來做普羅文學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一切的事物來做題材呢？至於是不是普羅文學，不應當狹隘的只認定是否以普羅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是否屬於無產階級來決定。 車已經過了真如，大家都在收拾行李，在這紛亂騷擾的狀態中，我也不能再靜心的往下寫了。 現在我再借我的朋友的文章做我對於普羅文學題材範圍意見的結論。 「普羅列塔利亞，是現社會唯一的批判者，而他們的階級的觀點，亦是現在唯一的客觀的觀點。所以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作家，應該把一切社會的生活現象，拉來放在他的批判的阻上，他不僅應該寫工人、農人，同時亦應該寫資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紳……凡是對於普羅列塔利亞底解放有關係的一切。」（見《創造月刊））2卷6期，初梨的《普羅文學應該怎樣防衛自己》）１ １原編者按：該刊1929年1月10日出版，全題為《對於所謂「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底抬頭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應該怎樣防衛自己——文學運動底新階段》，署名李初梨。 漢年 1929.7.17滬寧車中 2.6 普羅文學運動與自我批判１ １本文原載《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10日出版。 潘漢年 中國普羅文學運動發展到現在，其形態根據著理論的展開而逐漸被大眾所認識。過去多少沉迷在為藝術而藝術，為文學而文學的人們，曾經狂吠熱嘲，把普羅文學當做洪水猛獸一般的攻擊，而現在呢，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因為客觀的必然性不可避免與阻難很迅速的發展，形成了衝破舊文壇的巨浪，那些曾經詛咒與攻擊無產階級文學的人們，也不得不背轉身子掉過頭追隨著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巨浪而前進。 因此，在這一運動的過程中，自我批判的工作是急不可緩！為了要鞏固我們的陣線，為了要整齊我們的步伐，為了要克服舊意識的抬頭，為了要糾正不正確的傾向，……總之：要使這一個新的文學運動，在中國無產階級解放過程的現階段中完成其宣傳與鼓動（廣義的）的任務，自我批判的工作應當跟著運動理論的展開而當加緊執行。 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最能夠接受正確的客觀批判，同時，他一定又是自己陣營內檢討工作，堅決執行自我批判的人，毫無彼與此個人情感意氣的虛掩。 同時，馬克思主義者自我批判的目的與手段，絕對不與一個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相同，他絕對不容許從個人的利害關係或者私人的情感而出發，不料最近，我過去的朋友周毓英，襲用四年以前，我與他辦小報攻擊軍閥孫傳芳及其走狗名流學者那種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理論與態度，來攻擊個人，而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的自我批判！（也就是他所說的清除內奸） 他批判葉靈鳳最近一篇創作《神跡》，而不從他作品中反映出來的意識形態的非無產階級而立論。他批判我的斷篇《例外》的失敗，不從文學理論上及作品表現的思想正確與否著眼，而在論前加了一段觀念論推測的莫須有的事實，藉以反證我作品失敗的原因。批判白薇女士的作品而在她的作品中用了英文名字，便論斷作品的好壞。批判錢杏村的論文，不從論文的內容來考察他的錯誤與否，而主觀地罵人捧與不捧。葉靈鳳的《窮愁自傳》是一個長篇小說，不看他的內容而詭言是和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反正前後》一般的自序傳，看見了題目上有「自傳」二字，連內容都不翻一翻，強說是作者的「自傳」！並且發了一堆自傳作品好與歹的理論，頂可笑的是要批判郭沫若的自序傳作品的失敗與否，而把看見人家批評的題目便認定是「攻擊」郭沫若自序傳的失敗！批判楊村人的小說不是普羅作品，不加以一點理由的說明，等於他說全平那篇《榮歸》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一般可笑！——什麼叫「為藝術而藝術」，不知我的朋友周毓英懂了沒有？我想他假如去翻翻他背後老闆所編譯的那《歐洲文藝史綱》便不會有這樣淺薄無聊的笑話，……通篇是在題外發了許多沒有事實根據的牢騷，似乎很左傾的牢騷，這樣便算「忠誠的批判」嗎？那真是毓英對自己的批評道：「坐在馬桶上放臭屁！」 我們一點也不害怕人家的批評，郭沫若也好，周全平，葉靈鳳，錢杏村，……不管是誰，作品與理論毫無疑義的有被批評的必要，但是我的朋友周毓英那種批評的目的與態度，和資產階級文學家梁實秋，安那其主義的昆水氏攻擊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有什麼分別呢？ 話又說回頭，這也難怪我的朋友周毓英，因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發展到現在，自我批判的工作很是不夠，因此無理解的周毓英，憑著他一點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劣根性的爆發，似通非通，一知半解的批評文字，堂而皇之刊在「有點小資產階級意味」（《樂群》月刊2卷12期174頁）的張資平小說之後而出現了！ 我們為了要把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普遍化，為了要確立中國普羅文學運動的理論，為了要指摘作家思想與生活的錯誤，為了要指導一般青年讀者怎樣去理解作品，我們應當馬上開始中國普羅文學運動的自我批判。——同時，也只有這一個辦法，才能克服以普羅文學運動自負，我的朋友周毓英那種錯誤的思想與荒謬的態度！關於周毓英在《樂群》月刊第二卷12號上發表那篇《忠誠的批判》的無理解，我另在《現代小說》三卷四期寫了一篇公開信給他，題目叫《內奸與周毓英》。 2.7 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１ １本文原載《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出版。 潘漢年 一個社會舊有的經濟基礎到了不可避免的動搖崩潰，而形成急劇的變革時期，其社會上層的政治文化、藝術等，一定也隨之而變動。中國的文學運動發展的歷史形態，自然是根據著中國經濟發展的程序而產生。 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的程序到什麼階段呢？廣大的工農大眾，在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封建剝削二重壓迫之下，城市的民族工業非特沒有發展的可能，且日見衰落倒閉，咱然，帝國主義的工業是相反正在發達。）而工人所遭受資本的進攻，愈見殘酷，隨之發生目前繼續不斷的罷工鬥爭，在全國各大重要商埠隨時可以看到；農村經濟的破壞，更為顯著，一般農民的貧窮化，失掉土地的貧農日漸增加，因此貧農的與地主的鬥爭更為深入，農民武裝的游擊戰爭，彌滿了全國。全國飢寒交迫的無產階級，已經在水深火熱的生活中奮鬥著，亟亟的爭取他們自己的出路，——中國革命復興的浪潮，正在高漲發展，這一顯著的事實，只有無產階級的叛徒取消派閉著自己的眼睛否認這一現象，跟在統治階級的背後，掩耳盜鈴的高嚷著「中國革命死滅了」。 在這樣一個階段上的文學運動——無產階級的文學運動，無疑義的它應當加緊完成革命鬥爭的宣傳與鼓動的武器之任務！ 有人批評過去的運動說：「中國新興階級文藝運動，在過去都是由小集團或個人的散漫活動，因此無大進展，且犯各種錯誤。」（見《萌芽》一卷三期第274頁）對的！但是我想與其這樣批評，毋寧這樣說：過去運動的現象，充分表現著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意識的濃厚，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尚未深入。 現在中國革命危機的加深，無產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推動了一般文化運動者思想的左傾化，對於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是進一步的認識與運用，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意味逐漸被批判而克服，所以文學運動也跟著走到第二個新的階段。——上海左翼作家五十餘人所發起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即是一個有力的例證。 這五十餘發起人，過去分為好幾個文學集團。而且彼此意見分歧，鬧著非無產階級意識的自我鬥爭，現在他們能夠消滅彼此小集團互相對立的意識的，在沒有形成聯盟以前，他們曾齊集一堂，「開一討論會，以『清算過去』和『確立目前文學運動的任務』為討論題目，……對於過去的運動，討論結果，認為有重要的四點應當指摘：（一川、集團主義乃至個人主義，（二）批判不正確，即未能應用科學的文藝批評的方法及態度，（三）過於不注意真正的敵人，即反動的思想集團以及普遍全國的遺老遺少，（四）獨將文學提高，而忘卻文學底助進政治運動的任務，成為為文學而文學的運動。其次對於目前文學運動的任務，認為最重要者有三點：（一）舊社會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現底嚴厲的破壞，（二）新社會底理想底宣傳及促進新社會的產生，（三）新文藝理論的建立。……還有更重要的一事，即全場認為有將國內左翼作家團結起來，共同運動的必要。」（據一卷三期萌芽月刊的記載）不久，果然形成了一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根據上述這一作家聯盟成立的歷史背景看來，當今革命巨浪到來，這一集團組織的意義是： 1．這聯盟的結合，顯示它將（有）目的意識的有計劃去領導發展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 2．加緊思想的鬥爭，透過文學藝術，實行宣傳與鼓動而爭取廣大的群眾走向無產階級鬥爭的營壘。 這是說明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意義，現在我再說到這一聯盟應有的任務： 1．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宣傳與鬥爭：因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還沒有普遍化的深入，所以當初這一運動的開始，便沒有正確的形態，如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浪漫主義、虛無主義的革命思想，充滿了所有的文藝理論與作品中，一直到現在，含有毒質的革命文學作品尚在發展。我們要克服這一傾向及其危機，只有加緊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一方面我們固然需要介紹外國已有正確的無產階級文學理論，可是一方面一定要加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理論的研究與宣傳，在這兩重工作中，才能夠產生與中國無產階級政治鬥爭配合一致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理論。 同時只有擴大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的宣傳，才能更快的摧毀一切反動文學理論的存在，減少其麻醉與緩和革命鬥爭的作用。現在資產階級的御用走狗、學者及小資產階級虛無主義的詭辯家，不是正在積極的向我們做各種方式上的進攻嗎？我們絲毫不能忽略這一理論的鬥爭！ 2．確立中國無產階級的文學運動理論的指導：我們單是發展文學本身的理論還不夠，一定要注意到中國文學運動的實際理論的指導，就是說文學運動與政治鬥爭任務的聯繫的實際要怎樣？舉例說，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過去我們的運動與這配合是非常不夠；其他如：我們要怎樣去發掘反動者的思想根源？要怎樣去突破反動階級防禦的戰線？要注意怎樣去指導與批判新進作家的理論與實際？怎樣去幫助或發動青年文學團體的活動？……總言之，要確立鬥爭的策略與路線。在過去因為沒有統一運動理論的指導，其發展非常遲緩與散漫，便不能在中國無產階級解放鬥爭過程中，顯示出文學運動的力量。 3．發展大眾化的理論與實際：作品大眾化應該成為目前運動的中心口號，但困於文學理論的沒有健全發展以及中國一般文化現狀的特殊情形，這個問題，許多人以為無產階級藝術與作品大眾化是兩個東西，換句話講：大眾化的作品好像不是無產階級文學，實在仍舊被藝術至上主義所蒙蔽，形成了無產階級文學的二元論！目前中國工農鬥爭的勃發，正需要我們創製合於他們文化水準的作品，就是說，經過文學藝術的煽動與教育，加緊的鼓勵他們鬥爭的勇氣和情緒，當然，同時我們並不取消爭取與鼓動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的工作，但是在目前工農大眾鬥爭長足發展的時候，用合於他們文化水準的文化藝術去鼓勵與煽動，是迫切主要的工作。假如我們的文學家，編撰一支民謠村歌曲形式（文字顯淺明白，音調和諧順口）似的鼓動鬥爭或暴露壓迫階級的作品，其藝術價值絕對不在皮面洋裝、道林紙精印、專供大學生們所閱讀的作品之下。 可是我們這些出身小資產階級的分子，要取得大眾化作品的藝術形式與內容，不是憑空可以創造，一定要有大眾化的生活的實際，才能做到，所以這裡就馬上關聯著一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者生活大眾化的一個問題，在理論上我們先要指出生活大眾化，不簡單是為了文學而生活，是為了無產階級文學家應該有決心成為工農大眾鬥爭隊伍中的戰士，遂能產生大眾化的作品，換句話說，我們不是為了觀察大眾化的生活，創造大眾化的作品，而是為了參加工農大眾的實際鬥爭，才能創造大眾化的作品。 一切從事文學運動的同志們！全中國城市工人的鬥爭如雨後春筍一般的勃發，全國農村中的農民鬥爭風起雲湧而轉變為游擊戰爭的紅軍發展，以及蘇維埃政府的成立，客觀的環境告訴我們文學運動者目前的中心任務：加緊大眾化作品的創作，是如何的迫切！ 4．自我批判的必要：自己陣營內工作的檢討與批判，將加強我們運動的成果。要防止整個陣營中發生那些不正確的錯誤傾向的發展，只有堅決實行自我批判，才能夠不歪曲我們前進的大道。自我批判不是鬧著個人的意氣，而是鞏固與加強我們鬥爭的陣線；不論在理論上，作品上，運動的行為上，都需要大家站在整個運動的立場上，經常不斷的執行自我批判，誰要反對或懼怕自我批判與理論鬥爭，他便不是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的忠實勇敢的戰士！也只有實行自我批判與理論鬥爭，才能克服與結算每個人一切舊有的小資產階級意識！ 我想關於左翼作家聯盟的任務，絕對不限於我上面所舉的4點。我不過根據目前革命的階段，擇其要者而言，因時間及篇幅所限，容有忽略與錯誤之處，希望大家予以補充與糾正。 第03章 在隱蔽戰線上 3.1 為周恩來闢謠１ １本文原載《模糊的熒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題目為編者所加。 李一氓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時報》、《新聞報》、《申報》、《時事新報》忽然連續刊出： 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 「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於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況該黨所採之國際路線，乃蘇聯利己之政策。蘇聯聲聲口口之要反對帝國主義而自己卻與帝國主義妥協。試觀目前日本侵略中國，蘇聯不但不嚴守中立，而且將中東路借日運兵，且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助長其侵略之氣焰。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中國共產黨。」（原文照抄） 當時，周恩來已離滬去江西蘇區，用伍豪名義登的脫離啟事，顯然是國民黨特務偽造出來反蘇反共的，這必須想個辦法加以澄清。經過大家商量，決定由潘漢年找當時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師陳志皋，代表伍豪登一個否定的啟事。但陳說他雖然在巡捕房工作，總是中國人，出面不方便。國民黨要是找到他，他難以解釋。他建議代我們找一個法國律師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個緊要啟事。 「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243人同時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事關個人名譽，多滋誤會，更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請貴律師代為聲明，並答謝戚友之函電存問者云云前來。據此，合行代為登報如左。 「事務所法大馬路（今金陵東路）四十一號六樓五號」 這樣，這個啟事就於1932年3月4日在《申報》登載出來了。 這個啟事沒有用伍豪的名義而用周少山的名義，又說伍豪是周少山自己（+文+）的筆名。這個小（+人+）動作很妙，因為啟（+書+）事登出後，國民黨（+屋+）曾派人去找巴和，問伍豪在哪裡。巴和說：我的當事人是周少山，僅僅別名叫伍豪，你們要找的伍豪當然不是這個，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啟事，你們可以直接去找他。這個啟事的內容，明顯地分辨出來那個伍豪啟事是偽造的，因而我們沒有很瑣碎地去反駁他那些反蘇反共的言論。同時黨內也有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駁的文章。 在當時來說，這個啟事花100兩銀子是貴了一點，但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因為周恩來已離開上海，他不會知道我們做了這些」事情。以後也沒人向他提過這件事。 麻煩出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南開大學「紅衛兵」查報紙，查出伍豪啟事這一段，就告到毛澤東那裡去了。這使得周恩來無緣無故一時處於很尷尬的地位。他不得不去找一些旁證，為自己做了辯護，寫成一個送中央的大事記。那個大事記從1931年1月中央開六屆四中全會算起，分月分日，記到1932年2月。當時只能依靠毛澤東出來說一句話，但1967年他只批給林彪等人去「閱存」，1968年才批「此事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蔑」。可惜那些「紅衛兵」只知道周恩來化名叫伍豪，並不知道還有一個名字叫周少山的人，筆名也叫伍豪；更可惜當時周恩來不知道我們已經替他登了一個有力的否定的啟事；加之「紅衛兵」告狀以後，沒有人找潘漢年和我查問一下，那樣的話，憑這個啟事就可以解決問題。 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原文無標點，上面啟事的標點是我加的。作為法律文件，應該如此標點，其他標點都是不準確的。 3.2 憶潘漢年二三事１ １本文原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2輯。收入本書時，作者作了修改、補充。 徐雪寒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之後，我第一次見到潘漢年同志。那時馮玉祥將軍被任命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指揮津浦線的戰事，他通過王崑崙同志，要求沈鈞儒先生在全國各界救國會內選派幹部去幫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於我曾長期在全救會工作，所以黨派我去執行這個任務。臨行前，漢年同志約我在錢俊瑞同志家裡談話，關照我在工作上應注意哪些問題。我問到如何同組織保持聯繫時，他分析了蔣馮之間的關係，說蔣介石此次之所以對馮有此任命，無非想利用盤踞山東的韓復矩是他的舊部，便於解決韓復矩對抗戰的曖昧態度。漢年估計很難達到目的，難安於位，所以他決定我的關係還是保存在俊瑞那裡。並說，只要馮能站住腳跟，組織上一定派人來同我聯繫。這次談話就這樣簡短明確地解決了。後來事態發展果然不出他所預料，我只去了兩個月就回來了。 在這以後，我和漢年同志一直沒有什麼聯繫。直到1943年我到位於蘇皖邊區盯胎縣境內的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時，才重新遇見他。原來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黨中央考慮到劉曉、劉長勝、潘漢年等同志的安全，命令他們撤退到蘇皖邊區的淮南根據地。軍部、華中局遷來後，劉曉、劉長勝和潘漢年同志分別擔任過城市工作部部長、聯絡部部長。一天，漢年同志突然把我找去，告訴我周恩來同志已有電報，把我的組織關係轉到華中局，華中局已決定把我分配到聯絡部工作。當時，黨內的風氣，對黨的工作分配是不講什麼價錢的，我也就同意了。 從1943年到1944年冬漢年同志去延安參加「七大」止，在這一年多時間裡，漢年同志不曾離開過根據地。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關係，和他在上海領導的單位的幾位負責同志接洽工作。大約每20天左右，交通員去上海取回資料，由我負責審閱，經過分析、研究、提煉和歸納後，擬成若幹份報中央或通報所屬各師的電文，由他審閱後提請華中局領導簽發。對於這些，他一般都是認可的。他用幹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不但對我，對其他兩位同志，都不以部屬相待，可以說對下級是寬厚的同志式的態度。尤其難得的是，他對於犯了某些錯誤的同志所採取的公正態度。 當時有位同志奉命去做汪偽政府中東北軍人的工作。那時（約1944年夏），漢年同志在上海領導的單位發現這位同志的生活很不正常，平時舉止失措，對黨交給的任務執行不力，擔心他會被敵人欺騙，要求漢年同志及時作出決定。漢年同志對我說，這位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同志培養教育出來的，過去工作不差，決不致投敵叛變，但如果組織上不及時給予幫助，也許會被敵人欺騙而上當。漢年同志要我趁巡視上海單位之便，設法動員這位同志去根據地，以解除上海組織的後顧之憂。我知道這個任務是相當重要的，但相信漢年同志有知人之明，相信自己能夠說服這位同志服從組織決定，所以就一口答應了。到了上海處理完組織內部的事務後，我便單槍匹馬地找到了這位同志。當時，我看到他確實憔悴落拓，精神不振，就告訴他，漢年同志和另一位老同志如何關心他，希望他到根據地去學習。我的話並不多，但態度直率，完全信任他。這位關東大漢非常爽快，一口答應，別妻離子，就跟我上了路。我把他交給漢年同志。漢年同志同這位同志細細談了兩天，便送他去整風班學習了。漢年同志告訴我，這位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以後事實證明，這位同志繼續為黨做了有益的工作。漢年同志之所以能用很少量的幹部，馳騁在敵人的心臟裡，為黨作出重大貢獻，其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真誠地對待同志。 1944年10月中旬，新知書店上海辦事處全部機構因汪偽特務混入而被徹底破壞。被捕人員中有一位和潘部有關係，而和此人聯繫的就是漢年同志的愛人董慧同志（漢年同志進根據地，她仍在潘所領導的上海組織內工作）。消息傳來，令人憂慮，因為萬一敵人跟蹤發現了董慧的線索，勢將危及上海的有關組織。為此，必須採取緊急措施。除了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同志之外，還、要通過可靠的社會關係，推動一個大的文化漢奸出面營救。漢年同志原原本本地把這個文化漢奸的經歷告訴了我，並告訴我如何去同這個漢奸談判，說些什麼話打動他，並要我直認不諱地說明自己是新四軍派來的，這樣他反而會買帳，願意出面營救。我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同志。她安詳地對我說，她是安全的，沒有受到驚動，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關係割斷。這就使我放心了。然後由我的那個社會關係，邀約那個文化漢奸在他家中見面。果然不出漢年同志所料，當我向他說明自己的身份後，他便肅然起敬。等到我根據漢年同志的教導，曉以民族大義，入情入理地勸他出面營救被捕人員，早日了卻此案，為祖國、人民和朋友立功時，這個漢奸表示一定負責出面營救。其後這個案子就較快地結案，全部人員獲釋。由此可見漢年同志的確是料事如神，而這是建立在他的調查研究掌握大量情況的基礎之上的。 在黨內鬥爭中，漢年講原則，實事求是，不隨波逐流。在淮南根據地時，饒漱石利用整風機會，搞小動作打擊和排擠陳毅。漢年對此表示了不滿，也受到打擊，饒漱石還告到中央。這些事，我聽到一些，但他從未對我說起過。審干整風中，揚帆受到延安「搶救運動」波及，被加上「特務」的罪名而被捕，從鹽阜區押送到軍部來，還給他加了腳鐐。漢年是饒漱石指定的審查小組成員，他曾與我談過此事。我說我在救國會時就認識揚帆，他絕不可能是特務，也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他是特務。給他帶上腳鐐就更不應該，革命隊伍內部這樣搞法是不對的。漢年同意我的看法。他與揚帆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他在審查工作中實事求是，公正處理，不作任何違心之事。最後揚帆冤案得以正式糾正，漢年在這一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底、1945年初，中央電令漢年同志出席「七大」，行前他告訴我，由劉長勝同志臨時兼代聯絡部部長，要我多出點力，幫助管好部裡工作。因為我本來早已在華中局政策研究小組裡兼任研究根據地財經工作，組長是馮定同志，這部分工作歸曾山同志領導。接著，漢年同志跟著華中局交通員往西北方向出發，準備在津浦路管店站上車，直奔北平，轉入晉察冀根據地去延安。20來天過去了，我們都以為他早就到了目的地。一天，華中局領導人突然找我去，說中央來電，晉察冀派出的交通員，到北平的旅館找不到潘，已經離開了。想來潘一定去了上海，要我馬上去上海，催促他快點跟新派的交通員走，直接到晉察冀。言下之意，有些怪他留戀上海。我到上海，在一個豪華的公寓住宅裡，找到了漢年同志。我向他說明來意，並說：「你好大膽，不怕怪你自由行動？」漢年同志微微笑著說：「講定10天內晉察冀派交通員來接我，左等不來，右等不來，在北平舉目無親，十分陌生，得不到地方黨幫助，也沒有社會關係掩護，老住在旅館裡，豈不暴露在敵人眼下，所以只好南旋上海。在這裡，我是如魚得水，最安全不過了。」最後，他根據新交通員約定的地點，和新交通員見了面，並順利地到達延安，參加了黨史上有名的「七大」。 解放前夕，我撤至香港搞經濟工作，與漢年不是一個系統，但也有一些聯繫，有時談談話，交換意見。我知道他工作範圍比較廣泛，情報、統戰、經濟等方面工作都有聯繫。他還曾要求我捐一筆錢給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先生，支持他們的活動。我也樂於照辦了。 我在情報部門工作時間不長，但對漢年印象深刻。我覺得他很有才華，無論哪方面工作，如文化工作、統戰工作、情報工作等，都有突出貢獻。 漢年同志在對敵隱蔽鬥爭這一特殊領域裡，機智勇敢，才華橫溢，善於掌握出奇制勝的鬥爭藝術；他對幹部瞭解、信任，並善於發揮幹部積極性、主動性的領導方法；以及作風樸實，平易近人，入污泥而不染，對黨無限忠誠，堅貞不渝。這些美德永遠值得我學習。 3.3 風雨話當年 華克之 漢年同志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是我參加黨的隱蔽戰線工作的直接領導人。解放前，我們生死與共，風雨同舟，一道戰鬥了十幾年；解放後，他蒙冤遭難，我也同案罹獄20多年。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為他正式平反昭雪，組織上也為我重做審查結論，恢復名譽。記得1979年春天，我為申訴冤案事找到廖承志同志（他也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時，憋在心裡二十幾年，不敢啟齒的問題終於冒了出來。我問廖公：「您看潘漢年怎麼樣？」他馬上爽朗地回答：「潘漢年是個好同志。」這一盼望了多少年的肯定的回答，真使我百感交集，欲哭無淚。但這時潘漢年已離世兩年多，他自己也不可能聽到這句話了。往事歷歷在目。我僅擷取片斷，作此短文，權當心香數瓣，以告慰漢年和在他領導下的蒙冤逝去的戰友們。 一 1939年，由潘漢年和廖承志作介紹人，毛澤東主席親自批准，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入黨前，我曾經走過一段艱辛崎嶇的反蔣救國的道路。 我在中學時代，接受了「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的洗禮。1924年，我在南京金陵大學就讀時，已是一個年輕的國民黨員，並曾作為工作人員隨國民黨江蘇省代表到廣州參加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親聆孫中山先生的教誨，衷心擁護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經過五卅鬥爭的鍛煉，我成為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的青年部部長。這個市黨部有7名委員，其中共產黨員4人，國民黨左派3人。在幾年的並肩戰鬥中，我同江蘇、南京的一些知名的共產黨人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我佩服共產黨員堅定的信仰和無私奉獻的精神。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國民黨右派背叛中山先生遺訓，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活動也在升級。1927年4月9日前後，蔣介石指使流氓搗毀了南京國民黨市黨部，肖楚女、侯紹裘、宛希儼等共產黨人先後犧牲在蔣介石的屠刀之下，我也險遭毒手。接踵而來的「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變，用鮮血教育了我這個國民黨員，誓與中山先生的叛徒不共戴天。當然，蔣介石決不會容忍我這個年輕的國民黨員在他鼻尖底下與他作對，特務機關曾經逮捕過我三次。第三次竟將手槍和《組織農民暴動計劃》等宣傳品塞在我住處，栽贓誣人。我在南京待不下去了，1929年秋遷居上海。在上海，我和小學同窗陳處泰（即陳惘子，中共黨員，曾任上海文總書記兼社聯黨團書記）同住5年，相互切磋，探討馬列主義著作和反蔣救國之道。我的周圍，還有幾個原來是國民黨左派或對蔣介石統治極度失望的知交。大家激昂慷慨，各抒己見，中心議題就是討論拯救民族的良策和反蔣抗日的道路。最後不約而同地得出一個共識：「慶父不死，魯難來已。」蔣介石是我們的消滅目標，刺殺對象。陳處泰對我們的政治見解是完全瞭解的，他作為黨組織與我們之間的聯繫人，對我們愛護備至，肝膽相照。為我們的「五步流血」的計劃和大家爭辯得面紅耳赤，並且帶來了黨組織的意見：無產階級政黨不能鼓勵去做暗殺的事；既然革命目標一致。說服我們最好能參加黨的工作。但我們這些血氣方剛的青年聽不進這些意見。陳處泰將我們的態度再向上級匯報後，表示黨組織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這一行動；但也不會當蔣介石的保鏢；既說服不了我們，只能預祝成功。我們則再三表示：事前事後都與共產黨無關，也不要求共產黨提供任何支持。 1934年11月，我們成立了掩護這一計劃的行動機構——「晨光通訊社」，正式在南京開張。由我擔任社長，化名胡雲卿，是一個「出資資助的華僑富商」；總務兼編輯主任張玉華（即張保京），採訪主任賀坡光（即賀少茹），記者孫鳳鳴（即孫鳳海，原是國民黨軍隊一名排長，槍法高超，膽識過人）。我們4人組成了一個有特定奮鬥目標，行動綱領和工作紀律的戰鬥集體。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步伐加緊，而蔣介石在簽訂媚日投降的《塘沽協定》後，全力以赴指揮內戰，迫使工農紅軍撤離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國內形勢的惡化，更加促使我們加快步伐，早日誅滅元兇。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我們就預定在此次會上動手。那天，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大禮堂舉行會議開幕式時，孫鳳鳴混在60多個記者中進入會場。誰知蔣介石多疑詭詐，他看到秩序不好，決定不參加開幕式後的攝影儀式。孫鳳鳴根據集體的決定，只好以汪精衛代替蔣介石，射出了仇恨的子彈，他自己也中彈被捕，翌日就在醫院犧牲。這一政治巨案帶來的當然是多方株連，殘殺無辜。不但張玉華、賀坡光等相繼被捕，連孫鳳鳴的妻妹、賀坡光的胞兄和老母以及毫不相干的人都遭到逮捕。11月16日，不是晨光通訊社成員的陳處泰，在探望剛從香港回來搭救戰友的崔正瑤（孫鳳鳴夫人）時一起被捕。敵人雖查清陳並未參加晨光社活動，但認為他是共產黨要犯，將他秘密處死，遺屍也被投入鏹水池中。陳處泰、崔正瑤等犧牲時都是30歲不到的有為之士。而我這條漏網之魚從此成為被通緝追捕的「在逃匪徒」，懸賞金額高達5萬至10萬，過著到處隱姓埋名，晝伏夜行的流浪生活。 烈士鮮血換來的千古遺恨，使我痛定思痛，必須另謀反蔣救國的道路，以遂烈士未竟之志。經過血淚反思，我決定遵從陳處泰烈士的遺訓：只有依靠群眾，進行社會制度革命，接受馬克思主義，接受共產黨的組織領導，才能改造中國，拯救中國。於是積極籌備親赴延安，向黨交心。行前，我認真做了兩件事：一是將撰寫的《為紀念南京晨光通訊社諸烈士逝世一週年告全國同胞書》從香港散發至全國各地，並直接寄給蔣介石。這是討蔣的檄文，也是宣傳烈士的政治主張與揭露被害真相的公開宣言。二是寫了一份思想總結，將自己走過的路，曾有的政治主張和經驗教訓等等毫無保留地坦陳心跡，預備交給中國共產黨。 1937年春，我如願以償，到達了延安。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見了我，作了長談。我坦率地陳述了自己的經歷和處境。毛主席對晨光社刺汪事件沒有多加分析，他強調：個人的力量、小集團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惡的舊社會的。他不同意我進抗大或陝北公學，說蔣介石將會指責共產黨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壞統一戰線」，糾纏不清。他給我的任務是仍回華南，作為延安和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之間的聯絡人員，協助他們擴大華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堅持抗戰到底。我當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黨有差遣，克之生死從之，一無選擇，萬死不辭。」並提出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謊、不貪財、不埋怨組織、不討價還價的七點自我要求，作為自己對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宣誓，作為自己參加黨的工作的行為規範。 過了幾天，我帶著毛澤東、朱德致李、陳、蔣、蔡的絕密復函繞道北平南下廣州到達九龍，向陳銘樞等敘述延安之行的詳細情況。我在香港，等待華南黨組織派人來接頭。1938年秋，連貫找到我，並馬上帶我和廖承志、潘漢年見面。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識。廖承志開誠佈公地對我說：我們已經把你當作同志，才決定和你會面的。多少年來，你一直在打個人游擊戰，費力不討好，我們希望你歸隊，共同工作。短短幾句話，使我這個多少年來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漢子溫暖無比，不禁涕淚齊下，不能自己。他們表示對於我的過去，已有相當瞭解，並且相當信任，今天主要是談我今後的工作崗位，不忙於談過去種種。廖承志鄭重交代，將派我回上海瞭解日、偽、蔣三方面情況，由潘漢年直接領導；組織問題將在工作過程中考察，如何解決也由潘漢年提出意見。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漢年會合，仔細商議我的工作安排。經過一段時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二 潘漢年小我4歲。這次見面，經廖承志介紹，我知道他是中共中央派到敵區加強隱蔽戰線工作的有著豐富鬥爭經驗的老同志。經過交談，我為他的淵博知識、瀟灑風度所折服。在他領導下十幾年，我們不僅是上下級，還成了知交知遇。我認為他才智過人，膽識超群，確是我黨隱蔽戰線上不可多得的將才。 潘漢年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卓越的組織才能，他在完成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務時，多謀善斷，指揮若定。例如1942年秋冬，潘從新四軍軍部來到上海，找我商議要起用我的一個知交任庵去充當周佛海同國民黨某戰區司令長官之間的中介人，以加強瞭解蔣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 我們著重研究了周佛海和某司令長官的歷史和現狀。周佛海雖然在中共建黨時參加過中共「一大」，但1924年自日本回國後即已叛黨。在黃埔軍校教學時，和蔣介石結緣。1927年，他發表《逃出赤都武漢》，為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張目，投入了蔣介石的懷抱。以後又擔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部主任等職，為國民黨培養軍事骨幹。日本帝國主義侵華野心畢露時，他反對武裝抗日，公開鼓吹漢奸理論。1938年12月隨汪精衛投敵。在汪偽政府裡充任「行政院副院長」、「軍委會副委員長」、「財政部長」、「上海市市長」等要職，是僅次於汪精衛、陳公博的實力人物。潘漢年認為，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5年，但蔣介石從未放棄中日和平的打算，而日本帝國主義為破壞中國人民的持久抗戰，必然要和蔣介石政府勾結。周佛海既是蔣介石的親信，自然就成為溝通日蔣關係的最佳人選。周佛海的出走投敵，以及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派代表秘密駐在周的南京寓所，看來都得到蔣介石的默許。至於那位司令長官，對和日本人做買賣的關心超過對日作戰的熱情。他早想物色一個駐滬代表，與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筆財富。而我的知交任庵正是周佛海和某司令長官早就相識而且雙方都信得過的黨外人士。潘漢年說：我們最欣賞任庵的，「是他對祖國、對人民的忠心耿耿」。 經過多方面的精心工作和任庵的努力，我們打入了汪、蔣的心臟。任庵不但親赴內地得到這位司令長官的「召見」，也是周佛海家中的常客。他離滬期間，還介紹我和周佛海見面，說我是他的生死之交，完全可以信託。這樣，我也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婦常常宴請我們。我們從此得到了不少重要情報，供中共中央決策時參考。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時間，我們幾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動態。1945年初春，任庵得到蔣介石的絕密指示：「特任周佛海為京滬保安副總司令」，命令周收編、整編京滬各地偽軍，以備後用。我將這個電報內容上報潘漢年。延安得到這個電報內容後，中共中央即在報上公開揭露蔣、日、汪的勾結陰謀，使蔣方大為震驚。 歷史已經證明，潘漢年當時的精闢分析，果斷決策，具體部署和啟用人才都是正確的，有效的，對黨的情護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潘漢年作為上海、華南敵占區隱蔽戰線的領導人，除了完成深入瞭解敵、友政治動向，向中共中央提供戰略情報，開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等重大任務外，還要完成很多看似簡單，但卻艱險異常的具體工作。我作為他的助手，常常接受這些突擊性的任務。譬如1948年初冬，他佈置我帶著周恩來致宋慶齡的親筆信從香港到上海送交。內容大致是：全國解放在即，獨有先生仍留在上海，全黨深感不安，茲派人專程來滬，負責護送先生離滬赴港等等。對於完成這一任務的細節與可能遇到的問題，潘漢年都預為設計，詳細介紹，反覆交代，要求保證宋慶齡先生的絕對安全。因為那時她已在軍統特務的日夜監視下，連出大門都涉及安全與否。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務，並且取到宋慶齡復周恩來的英文手書回港覆命。但是，宋慶齡認為出大門沒有把握，一動不如一靜，擬在上海迎接解放。又如，1946年國民黨空軍飛行中隊長劉善本反對內戰，駕機起義飛往延安以後，潘漢年接到中共中央來電，要求派人找到劉的家屬，傳達劉善本安抵延安、情況良好的信息，向家屬表示黨中央的親切慰問；並和家屬一道研究如何出險離滬的安排。那時，特務正住在劉家監視，派人去送信，猶如自投虎口，艱難危險的程度不得不使潘漢年鄭重考慮。當他決定將任務交我完成時，離開他規定的向他匯報的時間只有7、8個小時，過了這一規定時間，意味著我已被捕，他也不再等候，必須另作安排了。對於技術上的問題，他認為由我自己設計會更加切合實際，更加適用，並不事事干涉。於是我用了上海《時事新報》駐蘇州特派記者「張庭堅」的化名，闖到狄思威路（今保陽路）麥加裡1號劉家去「採訪」。我一闖進去，正巧碰到劉善本夫人在樓梯口。不待特務們圍過來，我馬上將黨中央電報中要傳達的話低聲告訴她。當特務們包圍我以後，我就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時事新報》的後台），並且將名片遞給他們看。我還一本正經地向那些特務「採訪新聞」，因為他們自稱是「空軍司令部派來照顧劉的家屬的」。他們當然不會吐露真情，反耍花招，要我到空軍司令部去瞭解；並且派了個小特務坐到我的汽車裡來陪同前往。幸虧司機機靈配合，他向上車的小特務一吼：「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接著猛力一推，將小特務推出車外，車子馬上開動走了。我也得以安全返回，按時匯報。 我在潘漢年領導下10多年，在完成許多機密的、危險的、艱難的任務過程中，潘漢年總是忠實地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和任務，並針對不同的對象和工作特點，創造性地進行工作。他的足智多謀，老謀深算，是在他領導下的同志一致公認的。同時，他又能知人善任，用人得當，給下級以充分的信任和發揮才能的餘地。 意料不到的是1955年，他竟以「內奸」、「反革命」罪名被逮捕且公之於眾。同年5月21日，我在北京協和醫院住院治病期間，從醫院被直接押送牢房，從此失去自由24年。被捕後，我想不通天卞哪有這樣一個一心撲在革命事業上的「內奸」、「反革命」？我想不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當初我為什麼要反蔣、刺蔣？抗戰勝利後，我為什麼要千方百計將日本軍方倉庫中的一批炸藥與194挺新機搶運到新四軍軍部去？我為什麼要竊取蔣介石國防部保管的二萬五千分之一的中國軍用地圖送到香港，由潘漢年轉交華南分局？而潘漢年如是『』內奸」，為什麼不顧對我的五道通緝令，不要10萬大洋的懸賞，而與我並肩戰鬥10多年？但我又不能懷疑組織，不能懷疑黨中央的決定。「是組織對還是潘漢年對？」被捕期間，我的心境一直處於矛盾痛苦之中。我努力反思自己一生的功過是非，並且不得不思索潘漢年佈置工作中的細微末節，違心地責備潘漢年當「內奸」害苦了包括自己在內的一批人。思前想後，無以解悟。直到黨中央給潘漢年平反昭雪後，公安部又對我的冤案作了複查，並重新作了結論：「華克之同志建國前在潘漢年領導下，在敵後屢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績的，對黨的事業卓有貢獻。潘漢年同志冤案發生後，認定華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錯誤的，應予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這時，我才從思想困境中解脫出來。我衷心感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認為這是一個對歷史負責，也是對潘漢年同志負責的結論。 三 潘漢年冤案平反昭雪已經10多年了。我們懷念潘漢年，同時也懷念那些受「潘案」株連，歷盡坎坷，而又過早離世的同志們。其中不僅有黨員幹部，也有一批對黨作出重要貢獻的黨外人士，他們多是當時有相當社會地位的進步人士，他們不為名，不圖利，甘願投身於共產黨領導的隱蔽鬥爭，將生死置之度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而潘漢年的情報系統信任和使用他們，是依靠黨的正確政治主張和政策，依靠共產黨員的品格和犧牲精神，依靠共產黨員的耐心工作。 受「潘案」株連的，無論是逝世的和健在的，現在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充分說明我們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和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優良傳統和負責精神。潘漢年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給董慧的一首詩中，喊出了和著血淚的心聲：「翹首望雲天，何日見清明？」這一天畢竟是盼到了。撫今思昔，可以告慰的是：潘漢年等一批黨的志士的功績將載入青史，令人永遠垂念；我們這些倖存者也正在欣慰地為祖國改革開放的大業一如既往地略盡微薄之力。 （沈憶琴整理） 3.4 在上海「八辦」 朱志良 我於1931年在家鄉（江西省於都縣）參加紅軍，經過長征到達延安，在中央軍委機要科工作。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曾先後兩次到上海地下黨的領導機關從事機要工作。第一次是抗戰時期，我主要在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以下簡稱「八辦」）機關當譯電員。 潘漢年當時是上海情報工作方面的重要負責人之一，李克農調去南京後，他擔任了「八辦」主任。「八辦」機關在多福裡時期，他每個星期都要來二三次，有緊急情報時，隨時都來處理。處理完電報後，便和李（李克農）、劉（劉少文）共同商討工作。在他們共商工作時，一般是潘漢年先聽聽李和劉談談情況。「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要掛塊牌子，是他們研究後設計製作的，後來因為上海形勢嚴重惡化未能掛出去。當時，中央電示小開（潘漢年化名），急需瞭解和掌握敵占區、國統區的新情況及其他各方面的情報，在潘漢年的主持下，潘、李、劉共同研究後便分頭具體負責落實搜集工作，並由劉少文分別整理。對時間性強的重要情報』就用電報摘報中央；一般情報則由陸路轉送延安。潘漢年在多福裡沒有辦公室和辦公桌子。所有給中央的電報都是潘漢年親自起草以「小開」名義發出的，很少用李克農的名義發，更不用上海「八辦」名義發電報。 據我回憶，上海勺協」配合地下黨開展蔣管區和敵占區的抗日救亡運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為恢復和建立上海地方黨組織、發展黨員、擴大黨的隊伍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爭取和團結了各個階層的愛國進步人士、愛國社會團體以及一些領袖人物和我黨合作抗戰；全面地宣傳了我黨我軍抗日戰爭的方針、政策和路線，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出版了多種書報、刊物，深入地宣傳我軍在敵後抗日游擊戰爭中的戰果，沉重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有力地粉碎了國民黨中的頑固派和投降派散佈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游而不擊」的無恥讕言，擴大了黨的影響，堅定了人民的抗日信心，增強了黨在淪陷區人民中的凝聚力；為八路軍輸送了大批軍需物資，也輸送了不少愛國進步人士、知識青年去延安學習和參加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建設；搜集了敵我友各個方面具有重要價值的情報，為黨中央的決策提供了一定的可靠依據。記得劉少文於1940年秋，在去延安匯報工作後返回上海時說，周副主席、黨中央對上海的情報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揚。這是對上海地下情報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上海，無論是在抗戰前夕、初期甚至是淪為「孤島」後，國外和國內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各種人員無不經常地聚集在上海進行公開、半公開或秘密的活動，因而也一直是我黨我軍一個重要的情報基地。現經回憶，在抗戰前夕和抗戰期間，特別是在上海「八·一三」戰爭爆發後，中央指示上海要及時搜集各方面的情報，包括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還有社會輿論和各界人士的思想動態等等。李克農、潘漢年、劉少文、徐強協同地下黨組織力量，互相配合，積極認真地完成了這項艱巨任務。在抗戰前夕，向中央反映了「七君子」被關押在蘇州監獄的情況以及上海廣大愛國民主人士營救和要求釋放「七君子」的情況等。抗日戰爭爆發後，向中央反映了日寇發動侵華戰爭後先後派到中國的兵力及其番號、長官姓名、武器裝備、戰鬥力強弱、登陸地點和時間以及軍隊的部署等；國民黨調往淞滬前線和其他抗日前線的部隊情況；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進行秘密和談的情況，包括和談內容、時間、地點、條件以及參加和談的名單等等；美、英、法等帝國主義對抗日戰爭所持態度，特別對美帝一面說支持中國抗日，一面又把舊鋼、鐵、銅等金屬資源運往日本，以及他們企圖和日本在華北、華中、華南等地劃分勢力範圍，以壓服中國對日妥協媾和的情報；上海重要的金融、棉紗、股票等市場變化情況；上海各界、各階層著名愛國人士和領袖人物等的思想動態、重要言行，特別是對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種反應；上海廣大人民和各抗日救亡團體的活動情況等等。這些，都為黨中央的正確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我記得曾經有這樣一回事：我們將蔣、汪、何和英、美、法同日寇勾結，秘密和談的陰謀活動報中央後，中央就以新華社電訊形式向全國和全世界揭露。當時潘漢年笑謂劉少文：這則電訊很重要，使蔣、美、英、法、日都十分吃驚和恐慌。尤其日寇更加惱火，抱怨這樣的秘密勾當怎麼會這樣快地洩露出去！敵人的一次重大的誘降和談陰謀活動就此宣告破產。 上海淪陷後，黨中央對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和宋慶齡等愛國民主人士的安全十分關心。至少來了兩三次電報要求凡已暴露了的同志和愛國民主人士、左派人士、文化界人士等應轉移去香港、內地或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潘漢年接到電報，以「八辦」負責人身份，向上述人士轉達黨中央的關懷，並作精心安排，圓滿地完成了對上述人士安全轉移的任務。而後復電中央說自己還沒有完全暴露，還可以留下來做一些工作；宋慶齡自己也表示還可以留下來做一點工作。後來，在黨中央再三催促下，宋慶齡先去香港，潘後走。 我還記得，在抗戰爆發後，我們利用自己的優勢和條件，在很短時間內，發動組織了各種救亡活動，成立了不少救亡團體，動員了不少的抗日救亡團體的人員去皖南地區參加抗日工作。 3.5 一個機要譯電員心目中的潘漢年 梅黎 1939年夏，我在龔飲冰機關做掩護工作。半年後，龔打算送我去延安學習。路經香港，適遇潘漢年需要機要譯電員，我遂被留下來。從此在潘漢年那裡做內部機要工作達10年之久。所以我認識潘漢年比較早。 潘漢年是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他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對黨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方面曾經作出了重要貢獻，對黨和人民是有很大功勞的。1955年4月3日，他卻被扣以國民黨，日本「雙料特務」的帽子，在北京遭到拘捕、審查、冤獄達22年之久，1977年4月14日病逝在湖南□江勞改農場。這是建國以來歷史上的重大冤案。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才使這位我黨情報戰線上有很大功勞的精英的冤情大白於天下。為了紀念潘漢年的90誕辰，談點潘漢年在隱蔽鬥爭中的思想和言行。 一、充分利用社會關係 潘漢年經常對手下同志說：「我們的工作並不很玄妙，但一旦條件成熟，就能輕易地完成任務。」當我們的同志設法順利完成搞到敵方軍用地圖時，他就說：「這種事全靠平時團結的關係，有了這種關係，當需要時就能很順利地達到目的。如不通過一定關係，即使東西在那裡你也拿不到。」他本人就是能充分利用各種社會關係來開展工作的典範。例如「四一二」蔣介石大屠殺後，革命形勢處於低潮，白色恐怖籠罩全國，他利用敵人營壘的人作為耳目，從而瞭解到叛變投敵分子的名單和照片，對我們黨及時處理和懲處叛徒，保衛黨中央組織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又如利用一些革命同情份子為我們提供情報和各種掩護；利用社會上有較高身份和地位的人的親屬或子女為我們傳遞情報材料；太平洋戰爭時，利用日本人關係及時派人去香港，把生活陷於困境的幹部妥善安排撤離香港，等等。 二、重視環境與身份一致 他對在白區搞隱蔽鬥爭的同志要求其語言、舉止、衣著盡量與當時所處環境相一致。如我剛到香港，只穿件藍色陰丹士林布旗袍，他即命人陪我去置服裝，並要我學說廣東話。他本人的衣著是十分講究的，當時黨內有人對此曾有不少微詞，他委屈地說：「難道要我穿一身烤綢（俗稱香雲紗）衫褲鬼鬼祟祟地去與人聯絡嗎？」因他經常要與社會上各種達官貴人打交道，包括國民黨的要員大官們，為了工作和應付環境這是不言而喻的。但當他要與普通老百姓相處時，他的穿著就很一般了。 三、工作講求效率，講求質量 他曾對下面幹部說：大政方針是中央綜合歸納下面提供的情況反映後作出的，因此我們提供的情況要準確。根據黨中央的要求，在日本投降前，潘漢年派人硬是搞到了蔣、汪、日來往的一些信函。潘漢年本人文化水平高，又有敏銳的政治戰略思想，所以他本人活動所得的情報質量是很高的，如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太平洋戰爭前的日美談判日軍將南進而不是北進的情報，這些高質量的戰略情報，多次受到黨中央有關部門的表揚。 四、膽大心細，有勇有謀，有應變能力 如有一次，我們的機要交通員對藏在相冊裡的材料擔心長途旅行不安全，要求改裝在西服墊肩裡。事後潘漢年和張唯一曾對下面幹部說，對事情的考慮不能絕對化，要有充分準備，更重要是臨陣應付得宜，他們曾形象地說安全不安全關鍵在自己，哪裡有真正絕對的安全。別人要是懷疑你，把你剝光，也能找得出來。因此他們要求我們的交通員要膽大心細，遇到複雜情況時能鎮定自若，機智勇敢，有應變能力。潘漢年本人就是這方面的典範。如1935年遵義會議後，他奉命離開遵義到白區，後來去了蘇聯莫斯科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絡。當時他在組織安排下混在一大群煙販子裡，從容避過沿途敵人重重關卡到貴陽，然後在中共貴州工委秦天真幫助下，從柳州、梧州到達廣州，再轉赴香港。又如1947年後潘漢年在香港辦《國訊》半月刊，作為統戰工作的宣傳陣地。一次在該刊搞總務的同志受到港英當局傳訊。事後潘漢年有意乘坐出租汽車從該同志家門口走過，他見該同志之妻懷抱小孩在門口玩耍，就知道該同志已沒事了。一次在香港大街上遇見迎面過來他不願與之打招呼的人，即彎腰佯作結鞋帶。以上兩例都可看出他的機智和細心。 五、善於做人的思想工作和體貼關心同志 潘漢年曾多次對香港某同志聯繫的外國同情分子作形勢報告。由於他對形勢的深刻理解，不用講稿即滔滔不絕地把當時國際國內形勢分析得頭頭是道，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認識和革命信心。 他對內部工作幹部也是很關心體貼的。如平時常交待做內部工作的同志不要老關在屋子裡，有時也可以去電影院看看電影，夏季在香港可去海濱浴場游泳等，讓做內部工作的同志搞些文體活動以調節生活。 1947年9月，張唯一由香港去上海解決上海單位與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聯絡方式問題及籌建預備電台，當時我一人留港在家，潘漢年在張去滬相當時日後，主動到我的住處問有沒有張的來信。當我告知剛收到張的信，信上寫著：他不小心摔了一跤。潘聽後，即關切地囑我寫信要張即速回港。 以上點滴回憶，不能概括他全部光輝業跡。謹以此文聊表我對潘漢年同志的哀思之情。 3.6 潘漢年帶我們過封鎖線 吳小佩　范小鳳　陳永箴 1942年11月，日軍已經佔領租界，上海全部淪陷，環境進一步惡化。中共江蘇省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撤退到淮南根據地，大部分領導同志和100多名區級和機要工作幹部，陸續來到新四軍軍部附近的顧家圩子，辦起了整風學習班。穿軍裝，學軍事（包括射擊、拆洗槍枝、擲手榴彈、值夜班警戒、夜行軍等），學文件，談收穫，總結工作……軍事化的生活，緊張、熱烈的氣氛，帶來了整天的歡聲笑語。從日軍佔領下的上海來到這天地廣闊的蘇北解放區，不僅青年同志們像飛出籠子的鳥兒，就連年長的同志也煥發了青春。 有一天，從軍部來了一位服裝特殊的男同志，頭上戴的是一頂法國式的便帽。他的個頭不高，步履輕捷，面容白皙，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眼睛有些瞇起，似乎在觀察著什麼，嘴角含著帶有幽默意味的微笑。 第二天下午，此人給大家作關於保密工作的報告。換了軍裝，戴起軍帽，嚴肅，整潔。站在講桌後面，沒有大聲疾呼，沒有誇張的手勢，沒有講稿，卻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報告者說話語句不重複，語言樸素，條理清楚，內容詳實，要點明確。只見他一支接著一支地抽著香煙，學員們聚精會神地聽著，忘了時間，他講的內容太重要了。 會後，大家議論起來，才知他就是在白區領導隱蔽戰線工作的潘漢年。我們對他早已久仰大名，今天才得以一睹風采。 晚飯後，若是沒有佈置集體活動，同志們通常是在打穀場上自由活動。有一天，青年同志們纏著省委同志們，要聽革命故事。劉寧一沒有講故事，只是唱了一支歌：《少年先鋒隊》。沙文漢講了一個故事，不長，同志們聽得不過癮。這時，恰巧潘漢年走了過來，大家又纏著他，要求講個長些的驚險的故事。他就站在那裡講了起來。故事果然好聽。但是後來慢慢覺得怎麼這故事有些不合理了，越聽越覺得不對頭。恰在此時，故事裡的主人公在用一把折疊式的老式的剃刀刮鬍子，一不小心在自己喉嚨上劃了一個大口子，到此一命嗚呼，故事也就結束了。這時，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從頭到尾都是他臨時編出來哄小孩子的。虧他編得那麼活靈活現。我們想，這人如果去寫小說，銷路一定錯不了。 學習班在1943年春節後結束，學員們就要天各一方了。有些人留在蘇北工作，有些人去延安，有些人回白區工作。幾個需回上海的女同志由於已剪去了燙髮而受到批評。頭髮短了，臉曬黑了，人吃胖了，這副樣子若仍由交通員秘密帶到上海去，恐怕就不那麼容易了。於是，只有淑英，小徐和我們三人一共5個女同志被分配跟隨潘漢年同志回上海。我們利用偽方關係過封鎖線，又搞到居民證後回到上海。 出發時，潘漢年從軍部帶來了一名兼管照顧馬匹的警衛員，顧家圩子也派出機要員小朱同志隨行照顧。我們5個女同志背起背包，懷著興奮的心情跟著出發。大家都仍穿著軍裝，一路上高高興興、說說笑笑。潘也是打著綁腿和大家一同步行，絲毫沒有首長架子，還教同志們把帽沿翻上去，免得額上曬出一道印來。後來又叫同志們把背包放在馬背上，空著手走路更輕鬆些。 走了兩天，在約定的時間到達儀征縣月塘集。那是淮南根據地最前沿的一個小集鎮，為了安全，一行人先不到集上去。晚飯後，地方工作同志來說，偽方人員並未按時前來迎接，當晚不能過封鎖線。於是，我們就被安排到一個小山腳下的老鄉家中去過夜。 這天晚飯後，偽方帶路人仍未到達。於是，我們都聚集在潘所住的老鄉家裡，聽他講故事。他先講了《三國演義》裡的赤壁大戰；又講了顧順章叛變後，特科「打狗隊」的行動。後來話題一轉，講起他自己從前做文化工作的事。他說，回過頭來看看自己青年時代寫的文章，真覺得臉紅。他還充滿深情地說：「我是很喜歡小孩的。想到我自己活到這個年紀還沒有一個兒女，真是遺憾。」 第三天晚飯後，帶路人終於到達了。我們一行人換了便裝，與警衛員及小朱同志道別後就跟隨地方工作同志到集上去。那已是掌燈時候，也看不清來人的面孔。一路上，大家加快步伐，默不作聲。女同志們拎著隨身用的包裹，小徐同志還替潘拎著一個皮包，跟在穿長衫的「潘大老闆」後面。走了不知多久，即將到儀征縣城，看見城前燒著一堆火，就停下來，由帶槍護送的兩名偽方人員過去打了招呼，開了城門。一行人進城後，左拐右轉地來到一家旅店，住了進去。 第二天早飯後，潘漢年到我們女同志住的房間來，說是他的頭痛病又犯了。他說，1936年曾暗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到莫斯科去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後來又參加國際會議，由於太緊張，連續7天沒能睡著，頭痛得不得了。」後來經過蘇聯醫生治療，還每天吃生雞蛋黃，才慢慢好了。現在幾天沒睡好覺，頭又痛了。於是，淑英趕快向旅館要來生雞蛋，用湯匙舀出生蛋黃，給他吃。 這時，前一天晚上帶路的偽方「頭兒」來說，他已為我們準備了午餐，說潘務必帶我們到他家吃午飯。潘說，還是早些過長江為好。可是那人說，上午沒有班船，極力巴結，非請我們去吃午餐不可。結果我們都去了。那人很客氣，菜很豐盛，還說這是他老婆親自下廚做的。 飯後，就到江邊去等船。約在下午2時，上了班船。到長江南岸，下船處是鎮江。我們被招待到金山飯店住下。第二天早上，潘漢年又吃了生雞蛋黃，後來的兩天也是如此。我們沒有隨身帶著派司照片的女同志被領去拍照片，等待領居民證。 午後，潘漢年來到女同志住的房間，說是偽站長夫婦要請吃晚飯，大家都去吧。女同志們表示不想去，不想出頭露面。潘卻淡淡一笑說：「乘船過江時，早就被人家看清楚了，隔壁就住著『保鏢』呢。」他又看看我們的服裝，說要給我們換成好些的。我們穿的衣、鞋是離開顧家圩子時拼湊來的，幾個人在一起很不協調。可是，大家覺得既然雙方都知道對方的身份，我們就犯不著再為他們而打扮一番。後來，就以這副模樣，跟隨潘去赴宴。 吃飯的地方在金山飯店的單間雅座裡。見面時一看，那位偽站長的妻子打扮得珠光寶氣，有事吩咐時，就到樓梯口喊一聲：「來人哪！」下面好幾個人轟然答應。我們心裡暗笑，你越有勢力，我們就越安全，在你的勢力範圍內出了事，你就是冤之頭、債之主。 飯後拿到居民證，再等對方給我們買到上海的火車票。既然有「保鏢」，我們就索性到街上去看看市容，買了些鎮江醬菜。第三天，拿到火車票就離開鎮江。上車前，淑英告訴我們，上車後分開坐，不要互相招呼和講話。小鳳在半途下車回故鄉去看看家人再回上海。火車抵達上海北站，我們各自平安地回到家裡。這一次分手之後，雖然都未遭到敵偽迫害，但再見面時已是「四人幫」倒台之後了、更令人惋惜的是，我們三人再也見不到可親可敬的潘漢年同志了。 3.7 記潘漢年對敵隱蔽鬥爭工作片斷 劉人壽　何犖 一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保衛部門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中共中央得到訊息，果斷地採取緊急措施，搶在敵人行動之前，轉移了黨中央和江蘇省委等機關。敵人妄圖一網打盡中共領導人的大搜捕撲了空。 黨中央派陳雲、康生、潘漢年到中央特科（即保衛部），將一批可能成為顧順章偵察對象的幹部調離上海。6月，改組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潘漢年任特委委員兼二科（情報）科長，接替陳賡。「一二八」後，特科工作由潘漢年實際負責。在周恩來、陳雲領導下，潘漢年積極參與清除、懲處敵特和叛徒的工作；在英法租界捕房、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國民黨市黨部、社會局等處重建網點，開闢情報來源；並爭取一批各階層同情革命者配合黨的鬥爭，瞭解高層次的軍政動向。潘漢年的工作成效顯著，勝利地完成了保衛黨中央的任務。這裡只舉幾個例子： 1．確證向忠發叛變。顧順章叛變後，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曾一度隱蔽在周恩來寓所。1931年6月21日，向擅自外出過夜，6月22日被捕。潘漢年領導的黃慕蘭（定慧）從法捕房翻譯與人談話時聽到，一個有金牙、斷指、50多歲的中共頭頭被捕。黃根據其形象，疑是向忠發，立即上報了。周恩來得訊，迅速組織營救，打算重金收買法捕房人員阻止引渡。因阻止引渡無效，向忠發被押到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不久，又獲悉向忠發已於24日被槍決。於是準備動員黨組織舉行追悼會紀念和飛行集會示威。但據來自法捕房的消息，向在引渡之前已供出陳淙英（任粥時夫人）所住旅館和戈登路（今江寧路）恆吉裡中央秘書處機關，以致陳瓊英、張紀恩、張越霞先後被捕；還供出周恩來、翟秋白、博古等人住處。當時，周已轉移，看房子的楊振德和夏娘娘兩位老太太被捕遭拷打。潘為確證向忠發是否已真的叛變，從警備司令部內線取得向忠發全部口供的抄件供周恩來親自審閱，發現許多除向忠發外，別人無從知曉的內容；周又親自到寓所附近觀察暗號，證實向忠發確已叛變，才取消預定的悼念活動。 向忠發何以叛變後又被處死？經瞭解，原來警備司令熊式輝，不滿陳果夫、陳立夫在國民黨內專權，向蔣介石密電邀功，但未報向忠發叛變供詞。蔣接電，喜出望外，又恐發生不測，復電就地秘密槍決，熊就一殺了事。 2．反駁《伍豪啟事》的鬥爭。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時報》、《新聞報》、《時事新報》連續刊登《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伍豪是周恩來曾用名，黨內許多同志知道。這個啟事，顯然是敵特蓄意蠱惑人心、造謠污蔑的陰謀，但他們不知道周已於1931年12月上旬秘密離滬，12月底已到達江西瑞金。 1932年2月20日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報《鬥爭》發表對於《伍豪啟事》的闢謠，指出：這是「國民黨造謠污蔑的新把戲！」1932年2月下旬，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出佈告，指出「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污蔑」。但《鬥爭》和蘇維埃政府的佈告發行的範圍有限，為維護周恩來和共產黨的威信，有必要用合法的、公開的方式向公眾、向國際進一步澄清。 中共臨時中央通過陶行知做《申報》負責人史量才的工作，2月22日《申報》刊出一則事實上闢謠的小廣告：「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18日送來廣告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 後感到這個廣告還不夠有力。經大家商議，由潘漢年通過黃慕蘭找法捕房律師，希望他能代表伍豪登一否認啟事。這位律師說，他雖任法捕房律師，但畢竟是中國人，萬一國民黨找上門來，難以解釋。他建議代找法國律師巴和代表周少山（亦周恩來曾用名）刊登啟事。經陳雲同意，重金延聘巴和律師，在3月4日《申報》上以醒目大字標題刊出：「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急啟事：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243人同時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事關個人名譽，多滋誤會，更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請貴律師代為聲明，並答謝戚友之函電存問者云云前來。據此，合行代為登報如左。事務所：法大馬路（今金陵東路）41號6樓5號」。這就有力地駁斥了敵特的造謠污蔑！ 據當年參與製造所謂《伍豪啟事》的中統特務黃凱談，起草《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者是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情報股總幹事張沖，派人把《啟事》分送各報者是黃凱。但幾年之後，民族危機更加嚴重，張沖逐步感到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必要，也體會到中共「合作抗日」之誠意，轉而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積極奔走，抗戰時期亦堅持團結抗日。1941年8月11日張沖病逝，周恩來曾著文悼念。 「文革」期間，江青等人利用這則偽造的啟事誣陷周恩來。周多次向組織說明歷史真相。1967年5月19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並附送有關歷史資料。毛澤東明確指出「此事早已查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江青等人陷害周恩來的企圖未能得逞。 3、團結楊度。楊早年是擁戴袁世凱稱帝的重要人物。1916年袁死後，楊被通緝。1918年秋，楊度在滬，正值孫中山受桂系軍閥和政學系壓抑，被迫離穗來滬。楊會見孫中山，經孫中山介紹認識了李大釗。楊受李大釗影響，逐漸認識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前後，楊思想有很大轉變。1927年李大釗被捕，他曾極力營救。李犧牲後，他多方幫助，周濟被難者家屬，毀家經難幫助黨籌集經費，並參加革命濟難組織互濟會和其他進步團體活動。晚年，秘密在上海找共產黨。、開始時，他的要求未被黨重視。周恩來得知後，親自做他的工作，鼓勵楊與政學系、改組派聯絡，從而能經常瞭解汪精衛、胡漢民、政學系以及南京統治集團的動向。楊又是杜月笙的座上客，由此渠道，可以瞭解上海流氓、幫會和國民黨要員情況。這些情報，不僅有助於中共的保衛工作，而且對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分化敵人、爭取同盟者有參考價值。楊度轉向革命，一度使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李立三感到意外。李立三也是湖南人，知道楊度的生平，他對帝制派能信奉革命感到難以置信，乃派文委書記潘漢年見楊。潘與楊見面後，議論風生，十分投合。楊擅長書法，潘請楊為黨中央所辦《紅旗日報》（一說《週報》）題寫報頭，楊毫不猶豫，一揮而就。潘將楊的題字向李立三覆命，李才信服。 1931年5月中央特科改組，陳賡將楊度的組織關係轉給潘漢年。後來，潘又奉周恩來命交給夏衍。楊當時作為秘密黨員起了別人無法代替的作用。1931年9月14日，楊度逝世，周恩來、潘漢年等曾秘密地親去弔唁致哀。 4、保護張浩（林育英）。當時，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吳開先手下當文書的沈壽亞，早期曾任中共嘉定縣委書記，內部叫他「老槍」。潘同他建立了聯繫，要他隱蔽下來，長期埋伏，爭取吳開先信任。1931年至1932年間，沈被調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組織部門某科的登記員，在他負責發放的登記表中，有一部分向國民黨市黨部秘密自首的共產黨叛徒的登記表。潘授意沈向吳開先建議，自首登記表應與一般國民黨員登記表分開處理、保存；並須有照片存底。這一建議被吳採納，並決定由沈專管自首登記表。沈向中共黨組織反映，上海某區一中共黨員，秘密自首，並向敵提供了全國總工會常委、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張浩（林育英）的職務和住處。敵特要這個叛徒繼續與張浩來往，瞭解張浩上下左右關係。特科要沈取出此人的登記表和照片，核對屬實後，全力保護張浩夫婦安全轉移，並制裁了這個叛徒。張浩後來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1935年參加起草著名的《八一宣言》，同年11月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對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和恢復中共同共產國際的聯繫作出重大貢獻。並按黨中央指示，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同張國森分裂黨的錯誤路線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以上僅是潘漢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片斷。對他這個時期工作的評價，1981年冬，在關於特科歷史的座談會上，陳雲同志在肯定了中央特科重要的歷史作用之後，說：「一二八」後，「就由潘漢年具體負責特科」，「應該說潘漢年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實際上是他領導」。當然，特科局部工作的努力和成就，不能改變當時由於王明錯誤路線所造成的損失和被動局面。 二 1933年5月14日，潘梓年、丁玲被捕，潘漢年奉命撤離上海，到達江西瑞金。 在蘇區，他先後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共贛南省委宣傳部長等職。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長征，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長。 在此期間，潘漢年兩次被委派為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的代表，先後同福建國民黨十九路軍、廣東省主席陳濟棠的代表談判。這兩次談判都是成功的。前一次談判，促成了福建事變。但因當時的「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指導，喪失了利用福建事變打破圍剿這一良好機會。後一次談判則為紅軍長征突破南線封鎖線創造了有利條件。 這兩次談判都為潘漢年廣泛聯繫反蔣上層人士和社會各界人士積累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經驗打下了基礎。 遵義會議後，張聞天於1935年3月代表黨中央通知陳雲和潘漢年，要他們去上海，準備恢復白區工作，並設法恢復同共產國際的聯繫。潘先行。抵滬後，中央軍委和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告訴他，一時無法與共產國際聯繫，他在滬不安全，於是，潘就到香港等候。8月，陳雲到滬，潘漢年返滬與陳會晤。9月，陳雲、潘漢年先後從上海赴蘇。他們抵莫斯科時，共產國際「七大」已開過，他們一起參加了少共國際的「六大」。 此前不久，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發佈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方針任務的新轉變。12月瓦窯堡會議和毛澤東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作了更切實、更深刻的論述。特別是「一二九」運動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深入人心，得到各派政治勢力的響應，黨同地方實力派開始了廣泛的聯繫。 1935年5月，日本策劃華北五省自治，損害了英美在華利益，1935年下半年英美對日態度轉硬。1935年11月19日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的態度也有所變化。 1936年1月，南京政府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找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表示，國共兩黨中央都在國內，談判以在國內進行為好，並指定將由蘇返國的潘漢年同國民黨聯繫。1936年7月，國民黨與中共聯繫的代表張沖在香港找到潘漢年，陪他從香港到南京。主持談判的陳立夫，指定鐵道部次長曾養甫見潘，表示要潘先去陝北，取得中共中央對兩黨合作談判的意見後同陳立夫正式會談。 兩黨談判的目的不同，共產黨是為民族最高利益，國民黨是為了融共，所以談判過程中充滿了鬥爭。但這個時期，面對日本的高壓，國民黨的態度還比較緩和。5月中旬，陳立夫在曾養甫家口授四條，由湛小岑記錄。（1）K方（國民黨）歡迎C方（共產黨）的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2）C方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時與中央軍同等待遇；（3）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見，可通過即將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供中央採納；（4）C方可選擇一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 潘漢年於1936年7月24日到達西安，8月8日到中央所在地保安。他向中央作了匯報後，中共中央於9月1日發佈了《關於遏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把抗日反蔣改為逼蔣抗日。8、9月間，潘漢年曾兩次奉命到西安，遵照中央指示，把與國民黨談判的方針和張所關心的共產國際對中國抗日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態度告訴了張學良。 10月，潘漢年到上海與國民黨繼續談判。他在赴滬途中把有關致國民黨的信在浦口交張沖轉交，到上海後，他以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身份開展統戰活動。首先會見宋慶齡，面交了毛澤東致她的信，取得了宋慶齡對中共工作配合和協助的允諾。接著，又將毛澤東致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鄒韜奮等人的信交給了他們，並與原中央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如徐強、李雲等取得聯繫。在此時期，潘漢年以談判為主，也領導支持了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委派潘為中共談判代表，由他直接和國民黨方面進行談判。 11月10日，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會見陳立夫，正式轉達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國共兩黨抗日協定草案》的停止內戰、聯合抗日、釋放政治犯、開放言論自由等八項條件，並希以此為談判基礎。陳立夫代表蔣介石提出國共合作的條件：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紅軍目前可保留3000人；師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量才錄用。他還說，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潘漢年當即嚴肅指出：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蔣先生大概誤以為紅軍已到無能為力的時候。陳立夫急忙轉了話題說：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先生出來一次，蔣答應願和周面談。他要潘不把蔣的條件向中共中央報告。潘立即回答：如不把貴黨的條件報告，僅說蔣願見周，豈不是要我騙他出來？暫時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的。 對於這次會談，潘漢年向中央匯報後，中央正式復電：（1）彼方條件如使紅軍無法接受，恩來出去無益。近日蔣先生猛力進攻紅軍，不能不使將領生疑。（2）提了在曾養甫家陳立夫口授的四條（見前文）。11月19日，陳立夫在南京約見潘漢年說，他已攜中共中央復電去過洛陽向蔣介石請示，但蔣介石見復電後仍堅持原提各點，無讓步可能。當談到曾養甫提出合作四條件時，陳竟抵賴說：「純屬子虛！」12月10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至今蔣介石似尚無抗日救亡之決心。……談判顯無速成之望。……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任務，無任何商量餘地。」同日，蔣召開嫡系的軍事會議，確定第六次圍剿計劃，預定12日上午蔣離西安時公佈，並撤換張學良。中共中央也於是日向張學良通報，國共談判有了波折，「陳立夫第三次找潘漢年談，紅軍留3萬，要我方讓步。我們根本不同意蔣氏對外妥協、對內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絕其侮辱紅軍之態度。……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之外，靜待談判結果……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於是，張、楊「兵諫」即西安事變不可避免發生了。 在西安事變中，潘根據中央方針，促成宋子文、宋美齡去西安談判。蔣介石扣留張學良後，潘又按中央指示為西北撤軍、釋張、國民黨實踐諾言、紅軍給養、防地、改編、釋放政治犯等，配合中共中央代表團同宋子文、陳立夫多次交涉。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潘漢年同志堅定地執行了中央方針，維護了黨和紅軍利益，對第二次國共合作，作了重要貢獻。 三 抗戰開始，國共合作抗日局面正式建立，潘漢年任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他全力以赴地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在鄒韜奮主編的《抗戰》（後改《抵抗》）三日刊發表署名文章10餘篇，宣傳變單純的政府抗戰為全民抗戰；促成《救亡日報》出版；幫助成立好幾個戰地服務團，使救亡運動擴展到各地；用各種方式開展國際宣傳；掩護王稼祥出國；籌募了我軍經費、醫療器材等。同時，和「八辦」秘書長劉少文等一起，按中央要求，報告了上海各界對抗戰、對國、共的態度；救亡運動舊寇侵華計劃、策略舊軍裝備、番號；美英法對中日態度舊使領館、海軍武官府派遣軍、日特務機關、滿鐵等機構的情況。上海淪陷，他參與安排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和救國會、文化界大量知名人士安全離開上海後，12月離滬赴港。1938年春經武漢去延安。列席黨的擴大六屆六中全會，後留在延安參加中共中央社會部的領導工作，任社會部副部長。 1939年春，潘漢年受命到香港、上海開展對敵隱蔽鬥爭。同年秋，中央批准成立華南情報局，由潘負責，助手有張唯一、李默農等，領導機構設香港，在滬、港、南洋展開工作。為了協助潘的隱蔽活動和開展情報工作，中央社會部派內勤幹部十餘名到上海，1942年江蘇省委也調史永等10多個同志給潘漢年系統，其中有打入汪偽重要機關的同志。1941年初皖南事變，中央電廖承志、劉曉、潘漢年接待從新四軍轉移到滬、港的同志，幫助他們回新四軍；接待從重慶、桂林等地到香港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這樣，香港一度成為進步文化活動、民主活動、開展國際宣傳和開闢南洋工作的中心。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中央指示廖承志、劉曉、潘漢年幫助在港民主人士安全離港。潘漢年單位，經中央同意，由潘親自部署，通過特殊掩護將內勤部分轉移到上海，外勤部分轉移到內地。1942年11月，經中央同意，利用李士群掩護江蘇省委領導人劉曉、王堯山等與潘一起撤退到新四軍淮南根據地。翌年成立以潘漢年、賴傳珠、胡立教為委員的華中局情報委員會，以潘為書記（主任）。同時成立以潘為部長的華中局情報部，以徐雪寒為主要助手。潘部上海單位1940至1941年由喬犁青負責，1942至1947年由張唯一負責。南京有徐楚光、馬蘊平、白莎、呂一峰等同志，由華中局情報部直接聯繫。 抗戰時期，黨的總方針是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潘部工作主要是以瞭解日本動向、國際關係變化來為這個方針服務。工作需要重新佈置。1940年建立了與延安通報的電台，到1942年夏因日本憲兵搜查，被迫停止工作。1943年建立與華中局（1945年4月改華中分局）聯絡的交通線，直到1946年全面內戰才停止。抗戰時期，潘曾用不同身份、不同方式接近高層次的對象，如陳公博、周佛海、羅君強、李士群，偽警察局、偽保安司令部、偽宣傳部、日使領館、日方特務機關海機關、滿鐵、日方民間團體、重慶對日謀略活動的人物等。潘還化名偽裝主和派出入虎穴，同日本從事謀略活動的人物直接接觸。如他利用特殊關係，化名「肖叔安」，租用了上海百樂門飯店的上等房間作為掩護活動的地點。當時，日偽警憲特務經常出入這家飯店，而他深知敵人有「燈下黑」的弱點，所以來個身入虎穴，堅持鬥爭。正如他常說的，只要掌握敵人的規律，巧於應付，有時依傍虎穴反而比較安全。 這個時期，潘上報的重要情報有：（1）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活動。（2）1941年6月13日潘從香港簽發的德蘇戰爭一觸即發電。南方局早幾天亦有類似報告。為此，蘇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謝。（3）德蘇戰爭爆發後，日本動向是南進而非北進，以及日美談判等情報。這是個涉及蘇聯遠東紅軍能否西調的事情，對國內階級動向也很有關係。（4）李士群提供了日軍要「掃蕩」蘇北鹽阜區即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區的信息。（5）周佛海設電台與重慶通報。（6）重慶對日謀略活動者與日海軍和近衛的接觸等。（7）某戰區關於敵情和「匪情」的通報，等。 毛主席在1945年中共「七大」講到敵區大城市工作時，表揚了劉少奇，同時也讚揚了劉曉和潘漢年。1955年潘被逮捕審查，李克農同志根據周總理要求，組織了專人查閱了有關文電檔案，於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報告了對這個時期潘情報的評價：「太平洋戰爭前，潘漢年向中央報告的關於日本特務、偽軍、及日美談判和德蘇戰爭等情報是有價值的。」1982年中央關於潘漢年的平反通知中說他「為黨獲取了不少重要戰略情報，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揚」。 這個時期，還有三件事值得一提：（1）1942年夏，潘部在上海的電台處被搜查，因收藏良好，敵人未查到機器。當時有人主張撤退幹部。潘認為敵人既未找到證據，一撤反而暴露，勢必牽連住房的保人等。堅持不動聲色，待風平浪靜後，終於安全撤退。（2）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秘書長李一氓，轉移到香港，潘電告了中央，並陪他到澳門看望葉挺夫人，然後送他回滬，經新四軍駐滬辦事處送回新四軍。（3）為了配合整風學習，淮南根據地和上海情報單位之間曾經通過秘密交通，傳遞黨的整風文件。潘漢年為此設計了一個「障眼法」，將黨的文件密封後偽裝成汪偽鎮江特工站致江偽上海特務頭目的親啟公文，由交通何犖安全通過幾個關卡，勝利完成任務。同時，劉人壽也從黨中央留存在上海的秘密文庫中取出的重要歷史文件拍成照相底片，塞在乾電池中，由何犖帶到根據地。並由華中局情報部用放大鏡閱看底片，逐字抄錄後電報中央。 四 潘於1944年底離淮南赴延安出席黨的「七大」，組織決定，潘部在上海的單位由華中局城工部長劉長勝代管。日本投降，潘單位首先得知蔣介石要岡村寧次派人到芷江受降的命令。可惜當時沒有電台向解放區通報，只能待劉長勝到滬時再匯報。在此時期，潘系統在上海的同志利用日偽惶惶無主，重慶接收人員尚未到滬的機會開展隱蔽工作。如華克之通過社會關係，設法弄到5卡車TNT炸藥和194挺機槍送到解放區，此事受到上級領導機關表揚。又如，當時打入偽方任警察局司法處長的李時雨，陪同兄弟單位的范濟美到監獄營救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司令楊靖宇之弟楊樹田，等。 1946年夏，潘漢年返滬。潘部在上海的單位仍歸潘領導。有些不適宜留滬工作的同志調離上海。劉曉、潘漢年、王紹鏊又介紹了些關係。張唯一轉移到香港，管機要又分管上海工作。上海日常聯絡由劉人壽負責。在軍事部門、軍統、中統、警察局、海運方面有一些或深或淺的關係。上報的重要情報有：（1）1945年秋在美帝支持下大量蔣軍從大後方空運到沿海城市和東北；（2）華中剿總戰報，東北戰役中海上軍運；（3）國民黨關於徐蚌會戰的部署；（4）江防計劃，江陰要塞、吳淞要塞、海軍艦隊駐地；（5）國民黨國防部人事、聯勤部組織系統、補給表、戰鬥序列、蔣軍運輸；（6）幾個潛伏台，反映的解放區大華貿易公司金柯秘密叛變的情報；軍統、中統上海機構人事以及他們搜集的有關基層革命組織的情報；他們收集的有關蘇聯在滬機構活動的情報；（7）1948年12月獲悉蔣將下台，李宗仁將上台，等等。此外還轉報了史永交來的南京市委請示敵空軍起義降落地點和聯絡信號電，後來中央復示俞渤駕機起義成功。由季崇威策反資源委員會起義，使121個總公司近1000個生產單位，22萬技術工人，3萬2千科技和管理人員完整地移交給人民政府。（錢昌照亦從香港來滬寧策反該會）。由陳天駿參與策動香港招商局起義。 為了開展愛國民主統一戰線工作，潘漢年在香港，同方方等一起經常出席民主人士座談會，在《群眾》雜誌用筆名肖凱發表了多篇統一戰線論文，批評對美蔣幻想，宣傳革命到底。在國民黨特務和港英嚴密監視下，安排了李濟深等350名民主人士安全到解放區，為人民政協勝利召開作出貢獻。還對兩航起義作開端，他離港後由別人完成。 關於這個時期的工作，李克農同志1955年7月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到：「從1946年到1949年潘漢年在上海香港兩地的情報組織的來往電報及從1949年繳獲的蔣特檔案看，這一時期潘漢年所屬上海、香港兩地報告了有關蔣匪的軍事調動、建軍、向解放區派遣特務、蔣特電訊偵測情況，蔣美關係……等情報，現尚未查出可疑材料。」 潘漢年長期搞隱蔽鬥爭方面工作，曾作出過傑出貢獻。但由於敵區條件，保密嚴格，潘又嚴守紀律，從不談自己的功績。 第04章 在歷史的轉折點上 4.1 我所知道的潘漢年同志１ １本文原載《上海黨史資料通訊》1985年第5期。收入本書時作了刪節。 劉曉 我最初認識潘漢年同志是在中共江南省委（四中全會後改稱中共江蘇省委）工作的時候。 1931年2月，我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潘漢年擔任省委宣傳部部長。那時的省委秘書長，實際上只負責秘書處的文件、發行、交通等事務工作和財務工作。秘書處機關設在老靶子路10號。後來搬到北四）11路一家布店樓上。秘書處負責交通工作的是王稼祥（蘇北人，和派往蘇區的中共中央代表團代表王稼祥同名同姓）和彭壽仁（湖南人）。負責財務工作的是彭休士，他管理省委的經費，先後和省委書記李維漢、王明直接聯繫。我只管秘書處油印文件、交通、密寫等所需經費，每月造預算，經省委書記批准，向彭休士領取。我除了秘書處工作外，還要和中央特科經常聯繫。特科工作是直屬中央領導的。派來聯繫江蘇省委的是劉鼎和胡先青。潘漢年雖是省委宣傳部部長，但也參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王明參加了江南省委的領導工作。他把花了半個月時間趕寫出來的《兩條路線》（1932年改名《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抄發給他的宗派集團傳閱，以新的左傾綱領來攻擊三中全會的決議，同時大規模地改組了上海各個區委，分派他的親信控制了各個區委。 1931年1月7日，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上，王明等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為旗號，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錯誤還要「左」的觀點。他們通過這次會議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會後，王明又當上了江蘇省委書記。當時，黨內矛盾很尖銳、很複雜。一方面，四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提拔了一些「左」傾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者到中央的領導崗位，同時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冒險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了以霍秋白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另一方面，羅章龍等在六屆四中全會前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江蘇省委改組後，王克全帶了幾個人闖到省委秘書處的秘密機關裡來，他們氣勢洶洶地要接收省委的文件、會議記錄和經費。當時，彭休士和我部在場，我們拒絕交出。他們不肯罷休，大吵大嚷。後來，潘漢年趕來了，對王克全說：這樣吵嚷引起了敵人的注意。王克全等怕發生危險也就溜走了。又一方面，王明等接連召開了江蘇省委擴大會議和第二次擴大的上海區委書記聯席會議，進行所謂「反右傾」的宗派主義的鬥爭，打擊何孟雄等。在這兩次會議上，王明等把何孟雄等反對王明宗派集團的鬥爭說成是「江蘇省委當前的主要危險」。王明悍然宣稱何孟雄等的活動是「反組織的非法活動」，「已超出黨內鬥爭的範圍」；規定凡是參加何孟雄等的活動的黨員必須立即退出活動並作檢討，違者一律開除出黨。當時受到處分的江蘇省委內區級幹部就有20多人。王明還決定，江蘇省委的幹部除指定者以外，都不准與何孟雄等有任何來往。江蘇省委通知上海各級黨組織和赤色群眾團體都要與何孟雄等「割斷一切關係」，同時停止發給何孟雄等的生活費和工作經費。 當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傳到江蘇省委時，省委正在開會。是潘漢年從特科那裡得到消息後來通知的。當時，王明的表情異常冷淡，說什麼這是「咎由自取」，他們是「右派反黨分子」，是在反黨活動中被捕的，與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質有所不同。只佈置潘漢年去進一步瞭解情況。當大家提到如何設法營救時，王明說，他將與中央商量，省委不要管。1931年2月9日，何孟雄等24位同志英勇就義的噩耗傳來，潘漢年和我都主張要追悼紀念這些壯烈犧牲的烈士，卻為王明所制止，他說何孟雄等雖然已經犧牲，但對這些人的錯誤還要徹底清算。 1933年1月初，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從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潘漢年也在這個時候來蘇區，我在福建蒲田遇見他，他對我談了上海情況非常嚴重，革命力量受到極大損失，王明已去莫斯科了。 潘漢年到達中央蘇區後，擔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還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員部委員。當時，中華蘇維埃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實行免費教育，推行識字運動和社會教育，並創立各種幹部學校和研究機關，文化教育方面有很大的發展。據1933年的統計，中央區的江西、福建、粵贛三個地區2932個鄉中，有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有補習學校6462所，學生94517人。在革命根據地中有許多報紙和雜誌，1934年初，中央區有報紙雜誌34種，其中《紅色中華》每期發行四、五萬份。 1933年8月，我從福建省委調到粵贛省委擔任書記，潘漢年兼任中華蘇維埃大學的委員，校長是毛澤東，副校長是沙可夫。1934年三月24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潘漢年和我都當選為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執行委員。在這期間，他正忙著奔走於瑞金和福州之間，擔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紅軍全權代表與福建人民政府談判，開展抗日反蔣運動。1933年9月蔣光鼐、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要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在福建進行抗日反蔣活動。派陳公培（吳明）攜帶蔣光鼐寫的《十九路軍與紅軍聯絡證明書》到達五台。彭德懷和袁國平遵照周恩來的電示與陳公培會談。彭德懷和袁國平既肯定了十九路軍抗日反蔣行動，又批評了他們來福建「剿共」的錯誤，將會談情況電告了中央，並且給蔣光鼐、蔡廷鍇寫了回信，請他們再派代表到瑞金談判。10月下旬，蔣光鼐、蔡廷鍇派徐名鴻作為十九路軍的全權代表，同陳公培來到瑞金，送來了十九路軍領導人給毛澤東、朱德的信。黨中央決定由周恩來負責這次談判工作，派潘漢年（潘健行）為全權代表，與徐名鴻進行具體商談。雙方在談判期間，毛澤東、朱德曾多次會見徐名鴻、陳公培、潘漢年等，於10月26日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11條，標誌著我黨與十九路軍的合作抗日反蔣的關係初步形成。隨後，我方派潘漢年為代表，黃火青（黃一青）為秘書前往福州。黃火青團正患瘧疾，一時不能同行，中央讓潘漢年與徐名鴻、陳公培先行，並由李克農指派吳振英等兩人為警衛員隨行。臨行的那天早晨，毛澤東、張聞天、林伯渠、鄧發等前來送行，鄧發為他們開了通行證，還派人護送他們經河州，由新泉出境。一星期後，黃火青病稍愈，獨往福州，與潘漢年同住在十九路軍總部裡。 我黨與十九路軍的合作關係形成後，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根據《初步協定》規定的「在初步協定簽訂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即根據訂立本協定原則發表反蔣宣言，並立即進行反日反蔣軍事行動之準備」的條文，聯合李濟深、黃琪翔等一部分反蔣反日的力量，於11月15日在福州開會決定於11月20日發動事變。對於十九路軍方面的行動，蔣介石已獲情報，企圖加以阻止。蔣曾邀蔡廷鍇到廬山會晤，請林森入閩誘勸陳銘樞，均告失敗。遂於17日派專機攜函來福州接蔡廷鍇往南昌，被蔡廷鍇將飛機和飛行員扣留。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黃琪翔等於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場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簡稱「福建人民政府」）。 在福建事變爆發的過程中，潘漢年、黃火青給中央發回了兩份電報，電報稿是潘漢年起草的，由黃火青翻譯成密碼後，交十九路軍的電台發回的。黨中央復電要他們兩人中一人回瑞金匯報情況，潘漢年因忙於同「福建人民政府」商談各項工作，選由黃火青回瑞金。黃火青在向中央匯報了情況後，被派往漳州，作為蘇維埃中央政府駐漳州領事。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後，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就根據《初步協定》規定的「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暫時劃定軍事疆界線，在該線不得駐紮主力軍隊。同時，十九路軍必須運用各種方式，排除或消滅存在福建與蘇區接壤地間妨礙貫徹該協定之一切障礙勢力」的條文，派張雲逸為代表和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代表方方到汀州，與福建人民政府閩西善後處代表陳小航談判。雙方於11月27日簽訂了《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開闢了一條由中央蘇區經閩西、閩南到達福建沿海的通道，打破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潘漢年在福州與福建人民政府財政部次長許錫清，就雙方物資交換和支援蘇區所缺乏的物資，特別是運輸食鹽等問題進行了多次的洽談。當時，不僅雙方的貿易往來頻繁，農民群眾和商人也可以進出蘇區做買賣。閩西善後處還在蛟洋組織一個民間的貿易合作社，提供了一筆資金，用以購買食鹽等物品運進蘇區進行交換。潘漢年還與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陳友仁等人，就政治、軍事、外交等問題進行廣泛的商談。他敦促福建人民政府實施《初步協定》中「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立即釋放在福建各牢獄中的政治犯」的規定。12月1日，福建人民政府發佈了「大赦令」，宣告：「反對賣國賊蔣介石及其御用的國民黨」，「毫無犯罪之可言」。12月4日、5日、7日，福建人民政府高等法院和閩侯地方法院先後釋放在押的全部政治犯60多人。其中馬立峰、範式人等同志被福州中心市委派往福安，加強中心縣委的領導力量。同時，福建人民政府對我地下黨領導的一些進步團體的公開活動也予以默認。福州、廈門等地「反帝大同盟」等組織都採取了公開的形式，壯大了力量。 1933年9月，蔣介石在德、意、美等顧問參與策劃下，糾集100萬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其中50萬兵力用於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11月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後，蔣介石大為驚恐，認為如不迅速撲滅，影響所及，起而傚法，就將嚴重地動搖他的統治地位，立即從「圍剿」前線抽調嫡系部隊，集中陸、海、空20—30萬兵力，自任「討逆軍」司令，向福建十九路軍陣地進攻。由於十九路軍寡不敵眾，內部派別繁雜，蔣介石又以硬攻與分化兼施，十九路軍節節敗退。當時，中共臨時中央犯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不懂得如何發展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力量，孤立頑固、反動力量，來推進反蔣抗日運動，坐失良機。1934年1月，蔣介石剛攻取福州，就將大部分軍隊調回，繼續投入第五次「圍剿」。當十九路軍撤離福州時，潘漢年與梅龔彬等從馬尾乘日本商船去香港。在香港，福建事變的主要領導人繼續進行反蔣抗日運動，潘漢年交待梅龔彬要大力策動。隨後潘漢年回轉瑞金。張雲逸和黃火青等在十九路軍的協助下，也先後回到了中央蘇區。福建人民政府雖然只存在兩個月，但是，蔡廷鍇等當時反蔣反日，同蔣介石公開決裂，這是有利於中國革命事業的。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黨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倉促決定中央紅軍（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突圍轉移。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共8萬多人向湘西進軍，開始長征。我被編入中央直屬幹部團，領隊的是李維漢。潘漢年被編入中央機關直屬團，和我不在一起。過湘江後，向貴州進軍的途中，我曾碰見過他，以後有一段時間沒有再見到他。1935年10月，過臘子口向陝北進軍的途中，我才知道潘漢年和陳雲在遵義會議後被派往莫斯科去了。 1936年4月，潘漢年與國民黨政府駐莫斯科大使館武官鄧文儀接觸。國共兩黨之間打通聯繫的工作已從1935年11月開始了。當時，蔣介石以為對紅軍的「圍剿」已「初告成功」，因此，幻想用談判的方法來「收編」紅軍，然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共產黨（見蔣介石：《蘇俄在中國》）。蔣介石在國內派曾養甫與我黨進行接觸；在國外派駐蘇聯大使館的鄧文儀與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進行接觸。潘漢年與鄧文儀聯繫後，在4月份同正在莫斯科的胡愈之一起經法國回國。他們在5月份到達香港，胡愈之先到上海，通過救國會沈鈞儒和其他關係找到馮雪峰，他告訴馮雪峰，潘漢年已到了香港，馮雪峰得訊就到香港與潘漢年見面。潘漢年在香港與國民黨陳果夫、陳立夫派來的張沖接觸，一同去南京與陳果夫的代表曾養甫接觸。曾養甫提出：因為潘漢年是從國外回來的，要求他同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負責人聯繫後再與陳果夫接觸。潘漢年從南京回到上海，找到馮雪峰和劉鼎，通過劉鼎的聯繫，他在8月份經過西安到達保安。這些接觸為國共兩黨代表後來的正式會談作了初步的準備。 1936年5月，我黨從2月間開始的在反蔣抗日口號下進行的東徵取得一定勝利後，主動撤回陝北。5月5日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回師通電。這個文件不再稱蔣介石為賣國賊，而稱為「蔣介石氏」、「南京政府諸公」，把蔣介石集團也包括在促其「覺悟」的範圍內。這是我黨政策上的一個重要轉變，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也促進了兩黨之間的談判。潘漢年到了保安，向黨中央匯報了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派遣他與國民黨方面接觸的經過。經黨中央研究，決定派潘漢年為中國共產黨同南京國民黨當局談判的代表。9月，他攜帶《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毛澤東致宋慶齡信、毛澤東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信回到上海。他見到了宋慶齡，面交了毛澤東的信和《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的副本。毛澤東在信中希望宋慶齡利用國民黨中委的身份，勸說國民黨中樞人員吳稚輝、孔祥熙、宋子文、孫科等，促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以後，潘漢年同宋慶齡建立了經常的聯繫。他還把毛澤東的信和《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副本交給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毛澤東在信中說：「我委託潘漢年同志與諸位先生經常交換意見和轉達我們對諸位先生的熱烈希望。」此後，潘漢年同他們也建立了經常的聯繫。潘漢年與張沖接觸，以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身份將《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交給了他。中國共產黨在致中國國民黨書這個文件裡，對國民黨對內壓迫人民、對外妥協投降的政策進行了義正詞嚴的批評，指出內戰局面由於國民黨的錯誤政策仍在繼續，再次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對國民黨較之過去有若干進步的地方表示誠懇歡迎，希望國民黨能有新的轉變。還提出了兩黨代表進行重新合作的具體實際的談判的建議。這個文件是公開闡明我黨關於國共第二次合作主張的正式文件，是我黨在西安事變前採取逼蔣抗日方針，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的一個重要步驟。可是，儘管我黨採取一系列積極、主動的行動，力促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現，然而，蔣介石毫無誠意。他震驚於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區的會師，不顧日本侵略軍已在綏遠東部燃起戰火和全國人民要求援救綏遠的強烈呼聲，不顧中共的一再呼籲和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苦苦勸諫，決心繼續「剿共」，妄圖一舉將紅軍消滅。10月31日頒發了對紅軍的總攻擊令。接著以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主張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上海救國會領袖（即所謂七君子案）。蔣介石的倒行逆施終於激成了12月12日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發生，在國內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它極大地振奮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熱忱，使「一二九」後出現的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發展壯大。同時，促進了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其中親日派在日本的慫恿和支持下，企圖趁火打劫挑動更大的內戰，置蔣介石於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因而更激化了同英美派之間的矛盾。英美派為維護其本身利益，救出蔣介石，因而他們感到有轉變政策的必要。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黨方面對蔣介石的安危一無所知。張沖趕到上海向潘漢年瞭解事變真相；宋子文又通過宋慶齡向潘漢年瞭解中共及張、楊對事變的態度。潘漢年根據中共中央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一向他們傳達。後來，南京國民黨方面派端納陪同宋子文、宋美齡到了西安。經過談判，12月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聯共抗日的條件。 西安事變的發生並和平解決，為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提供了一條重要的聯繫渠道，從而大大加快了兩黨合作的進程。 1937年1月，潘漢年到南京與張沖談判，這是西安事變談判的繼續。我黨提出釋放張學良，國民黨軍隊從西北撤退。2月15日，國民黨召開第五屆第三次中央委員會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後國內的政治問題。我黨為推動國民黨政策的轉變，具體地建立兩黨合作，於2月10日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1．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2．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黨各派各界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4．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國共產黨為著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給以如下之保證：1．在全國範圍閃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2．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接著我黨中央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與國民黨方面進行了多次會談。3月下旬，潘漢年從上海陪同周恩來等到杭州與蔣介石會談。回到上海後，潘漢年與宋子文繼續談判紅軍的改編經費問題，又同張沖兩次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治合作問題。由於蔣介石這時在對日問題上仍舊存在幻想，徘徊不前，因此儘管我黨進行了艱巨的努力，談判還是沒有能達成協議。 193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上海工作，負責重建和恢復上海黨，又與潘漢年有了工作聯繫。他負責黨的上海辦事處工作，歸黨中央領導。7月7日蘆溝橋的槍聲，粉碎了國民黨「求和」的迷夢。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在廬山與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陳立夫、康澤談判後到了上海，在中國飯店與潘漢年和我會面，張毅在外面放哨，她買了一份報道「七七」事變的晚報回來。周恩來對我和潘漢年的工作關係作了具體交待。第二天，在潘漢年的安排下，周恩來在上海黃金大戲院後台公開與救國會和文化界著名人士會面，我也去參加了。 「八一三」日軍向上海大舉進攻，蔣介石被迫進行應戰。並於7月30日釋放了「七君子」。8月22日發佈八路軍改編的命令。9月22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早在7月15日就交給國民黨的《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23日發表了蔣介石實際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這樣，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形成。歷史已經證明，正是由於這次合作的推動，才使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並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奠定了基礎。 4.2 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功臣１ １本文原載1983年7月14、15日《人民日報》。原題為《偉大的不平凡的鬥爭的一生——憶潘漢年同志》，收入本書的題目為編者所加。 胡愈之 黨中央對潘漢年同志的估價是很高的。誠如黨中央為他平反昭雪的文件裡說：「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由於他的革命鬥爭是處在極其複雜的時代和環境，他在不平凡的對敵隱蔽鬥爭中為黨和人民作出貢獻，而他又是從來很少表揚自己的，所以他的偉大的戰鬥的一生，很少為黨內黨外所知道。 我和潘漢年同志相識是在武漢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從南昌、武漢回到上海，從事文化出版工作，創辦了「創造社出版部」和《幻洲》雜誌等。我對出版工作有興趣，所以和他有往來。到了1939年1月，我離開上海去法國，以後就沒有和他見面。現在才知道，在30年代初，他是黨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書記，代表黨與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建立聯繫，同魯迅等聯名發起建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左聯」和隨後以文化界為主成立的「左翼文化總同盟」中，任中共黨組書記。這一系列活動，擴大了黨對進步文化界的影響，促進了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 在1930年到1933年前後，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上海黨中央受到了破壞。潘漢年同志是中央保衛部門的領導人之一。為保衛駐上海黨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他積極參加了對敵隱蔽鬥爭，這是需要絕對保密的，連黨內同志，除領導人以外，也要斷絕往來。潘漢年同志曾經和我說，他為了迷惑敵人，故意裝成灰色面目，寫了一些讚揚國民黨左派的文章。以後他不再公開發表有關文藝方面的文章，連黨內有些同志也不敢去找他了。 1933年夏間。他轉移到江西蘇區工作，先後任江西蘇區黨中央局宣傳部長和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1934年前後，他兩次被派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的代表，一次去福建，與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並簽訂停戰抗日協定；一次去廣東，與國民黨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的代表進行停戰談判，為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作出貢獻。這兩次任務都是重要的，因為當時蔣介石軍隊已經包圍了整個江西蘇區，步步為營。但是由於王明路線和共產國際顧問李德都不贊成談判，所以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工農紅軍被迫進行長征。 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黨的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軍事和政治的領導地位。會議完畢後，潘漢年同志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進行聯絡。據潘漢年同志和我說，由於路不熟，話不通，旅行是困難的。當時就由紅軍逮捕了一個販賣鴉片的商人，和潘漢年同志一同關在監獄裡，由潘幫助同時釋放，這樣才由貴州到了上海，搭上蘇聯船，到達莫斯科。這時候他以中共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參加了1935年7月召開的第七次共產國際大會。１ １潘漢年到莫斯科時，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已結束。他列席了正在舉行的少共國際代表會議。 這一次共產國際大會對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有巨大的影響。由於納粹奪去了德國政權和德意日形成了法西斯軸心，第二次世界大戰已不可避免。共產國際號召建立國際反法西斯戰線，受法西斯威脅的資產階級國家應該和蘇聯聯合起來，進行反法西斯戰爭。在中國來說，共產黨要聯合國民黨，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當時中國工農紅軍還在雪山草地長征途中，和外邊的通訊聯絡被切斷了。所以出席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創辦了公開的中文刊物——《救國時報》，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共中央發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建立國防政府和抗日救國的綱領，就是在《救國時報》首次登載的。 1935年底，我通過在獄中的杜重遠，爭取張學良聯共抗日，取得了成果。但那時上海黨中央和江蘇省委遭到破壞，和我唯一聯繫的宣俠父同志也流亡到香港。在香港是可以和巴黎《救國時報》通消息的。為了和黨中央取得聯繫，我到香港找到了宣俠父同志。這時候，廣東、廣西的國民黨地方勢力，正準備反蔣抗日，國內的形勢有很大發展。宣俠父同志要我去法國，轉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取得聯繫。1936年1月，我假充華僑商人，搭了日本郵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得到《救國時報》負責人吳玉章同志的幫助，他替我辦了去莫斯科的簽證。我估計在莫斯科沒有一個熟人，但到了火車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漢年同志。 我把國內情況，特別是張學良思想轉變的情況作了詳細的匯報。潘漢年同志也向我傳達了共產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以及中國革命的路線問題。 1936年4月間，我在莫斯科的任務已經完成，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要我陪同潘漢年同志從法國搭船回香港，以後我的工作由潘領導。 在我離開香港以後，鄒韜奮因為在上海受國民黨的壓迫，也到了香港籌辦《生活日報》。當時兩廣國民黨實力派正在策劃反蔣抗日運動，想拿《生活日報》作為宣傳機關。我回到巴黎時接到韜奮的電報，要我趕快回香港，幫助籌辦報紙。潘漢年就要我去一復電，說是等我回到香港「擇吉開張」。5月初我們到了香港，《生活日報》才正式出版。以後報上沒有提兩廣的反蔣運動，而宣俠父同志也被調到北方去工作了（宣俠父同志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早期的中共黨員，抗戰中在西安被國民黨特務殘酷殺害，成為烈士）。 回到香港以後，潘漢年同志對我說：「以後你只管救國會的事，別的不要管，有什麼問題來找我。沒有問題你就自己去幹吧。」當時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已經在上海開過，成立了全國性組織，參加的有少數中共地下黨員和國民黨反蔣實力派的代表（例如兩廣、十九路軍和馮玉祥等的代表，除主張抗日的愛國基督教徒外，很少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所以提的口號比較左，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不能起作用。潘漢年同志說服在香港的鄒韜奮、陶行知同志，由我幫助起草告全國同胞書這樣的文件。這個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調子相近，是站在中間派的立場寫的，主張國民黨要停止內戰，共產黨要廢除蘇維埃和工農紅軍，團結民族資產階級。這個文件由鄒韜奮、陶行知簽字後，再由鄒韜奮親自去上海要沈鈞儒、章乃器簽名，因為他們四個人都不是國民黨員或共產黨員，章乃器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鄒韜奮去上海以後，沈鈞儒同意了簽名，但章乃器嫌文件過右，堅決主張修改，甚至連題目也改為《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文件也由章乃器署了頭名。這個修改後的文件雖然保留和《八一宣言》相同的一些論點，但對群眾的影響不大，在國民黨地區沒有一個報紙刊出，後來只是在《生活日報》上刊登。中共華北局大概是根據《生活日報》所載，轉送黨中央的。1936年8月間。以毛澤東同志名義，向章乃器等4人作了答覆。這個覆文我在以前一直沒有看到。後來救國會七君子被捕，在蘇州法院審問時，法官拿出一封毛澤東給章乃器等4人的覆信，作為救國會「勾結」共產黨的證據。直到最近，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找出這封毛主席署名的信來問我，我才知道毛主席當時是根據《八一宣言》的綱領來答覆的。 在香港和上海，我和潘漢年同志見面的時間不多，一般是在飯館以及高級咖啡店裡。他時常到中國入不大去的外國咖啡店找一些國民黨的重要人物或特務頭子談話。有時邀我一起參加。故意對國民黨說我是救國會的，對中共有意見。他接觸比較多的是國民黨的張沖，此人懂俄文，當時是國民黨的組織部副部長。潘漢年同志常和我說：「國民黨內部有問題。有些叛黨出去的特務分子感到沒有出路，所以願意找到我，想和共產黨合作，或者重新回到共產黨裡來。我們應當利用這些機會，做策反工作。」張沖後來擔任國民黨的秘密和談代表。潘漢年同志是受共產國際委託到國內和陳果夫、陳立夫談判停戰抗日。他給終沒有向我透露這個任務，雖然這些任務是黨中央知道的。 潘漢年同志這種對敵的隱蔽工作，對抗日統一戰線的促成起了很大的作用。1936年下半年他去了西安，見了當時已經和我黨有聯繫的張學良，後又去了陝北，向黨中央作了匯報，使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和共產國際的反法西斯戰線逐步聯繫起來，由反蔣抗日走向逼蔣抗日，直到聯蔣抗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黨中央毛主席的決策，但和潘漢年同志的具體工作是分不開的。在莫斯科的時候，他就代表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駐蘇聯武官鄧文儀秘密會談。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前，黨中央正式任命他為代表，與南京國民黨代表陳立夫、張沖等談判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問題。這些談判是秘密舉行的，他就住在宋子文家裡。宋是親美派，是傾向抗日的。潘漢年同志對第二次國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沒有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統一戰線是無法取得勝利的。 「七七」抗戰開始以後，他在上海擔任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但是主要仍然是進行隱蔽的對敵鬥爭和情報工作。已經有許多同志在這方面寫了回憶文章。我從1938年起離開上海，我的工作改由廖承志同志領導。1940年末我去新加坡主編日報，以後經過太平洋戰爭，流亡到蘇門答臘島，先後經過9年多才回到香港。1948年8月我和沈茲九是最早一批由香港進入解放區的。我們假充華僑商人，搭了英國船，開往南朝鮮的仁川登陸，然後轉道大連和山東的小口岸，才進入解放區的。這一隱蔽的路線也是由潘漢年同志親自佈置的。 上海解放以後，潘漢年同志任副市長和市委統一戰線部部長。1955年4月他作為上海代表團副團長來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盟主席沈鈞儒很久未見到他了，知道他來北京很高興。所以由我去約請他到沈老家午餐。這頓飯吃得很愉快。想不到隔了兩天，4月5日人大上海代表團開會時，主席陳毅同志突然宣佈，潘漢年被捕了。他接著說：「潘從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們就有很多和他相識或有時來往的，請不要擔心。因為潘是因內奸問題被捕的。這個問題發生在1943年。在這以前他做過許多工作，都是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並沒有叛黨的嫌疑。」陳毅同志這話顯然懷疑所謂「內奸」是否正確。後來終於這樣判決了15年徒刑。到1963年，作為假釋。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收監。江青、康生一夥操縱下的中央專案辦公室並未發現新問題，決定將潘漢年永遠開除出黨，改判無期徒刑，並被遣送到湖南省勞動改造，直到1977年他病故。 「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民族資產階級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對於富農，是一步也退讓不得。對於黃色工會，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鍇握手的話，那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句反革命。哪有貓兒不吃油，那有軍閥不是反革命？知識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們是危險的。因此，結論：關門主義是唯一的法寶，統一戰線是機會主義的策略。」這是毛主席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諷刺王明之流的關門主義的話。潘漢年同志不是關門主義者而是統一戰線的堅決支持者。他採取了不平凡的方式，為建立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他為黨、為革命、為人民、為祖國，也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獻出了自己的一生。 這一大錯案糾正了。潘漢年同志雖然已無法知道，但他的名譽恢復了，他將在革命歷史中永遠起教育作用：革命的道路不是筆直又筆直的。我們要統一戰線，不要關門主義！ 4.3 潘漢年與鄧文儀談判概要１ １本文原載《黨史研究資料》1994年第4期。原題為《1936年鄧文儀與王明、潘漢年談判經過及要點》。收入本書時以節了「說明」及「王明與鄧文儀談判記錄要點」部分，並改了題目。 楊奎松 一、談判之簡要經過 鄧文儀根據蔣介石的指令，於1935年12月21日從上海動身，乘俄輪抵海參崴，再坐火車於1936年1月3日抵達莫斯科。鄧文儀到莫斯科後，立即按照與蔣介石及陳立夫商量好的辦法，直接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秘書處，請其代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明確表示希望與王明就國共兩黨關係問題進行秘密商談。但此信發出後一連幾天沒有回音。鄧隨後又找到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駐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請其代為介紹，以便能與王明見面。1月11日，中共代表團得到消息，專門召開了小範圍的會議討論了是否同鄧文儀見面的問題。會上多數人對國民黨派代表來找共產黨接觸的目的表示懷疑，但仍舊同意與鄧見面以瞭解其真正動機。只是會議明確決定此事應由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潘漢年出面，王明應視潘接觸結果再考慮下一步見面的可能性。國共兩黨的莫斯科談判由此揭開帷幕。」 1月13日晚，潘漢年在胡秋原的寓所會見了鄧文儀，同他進行了第一次秘密接觸與談判。雙方這次談判並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果，但初步約定了3天後再談。根據潘漢年的記錄和匯報，王明分別向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和負責情報及聯絡工作的書記處書記皮亞尼茨基報告了這一情況，同時再度召開代表團會議進行討論。在中共代表團的會議上，與會者就王明是否應該親自與鄧文儀接觸意見分歧，但共產國際領導人對王明親自與鄧文儀接觸則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見。王明與鄧文儀之間的正式談判因此而成為事實。 1月17日，王明與鄧文儀進行了第一次正式的談判。在這次談判過程中，鄧文儀代表蔣介石明確提出了在蘇維埃改制、紅軍改編的基礎上，實行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議，雙方並就中共代表團派代表前往南京與國民黨當局就此進行具體談判問題，達成了一致。但在1月18日的中共代表團會議上，多數與會者明確反對在南京政府所提條件下進行談判，要求王明務必堅持中共在共產國際七大所宣佈的關於「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政治目標。因此，在1月22日舉行的第二次談判的過程中，王明對南京政府的所謂合作誠意明確表示了懷疑的態度。只是，考慮到鄧文儀宣稱蔣介石已經來電表示歡迎中共代表前往南京，王明仍舊同意安排中共代表前去談判。雙方確定，中共代表將和鄧文儀二起，於1月25日從莫斯科出發，前去南京。不料，第二天，即1月23日，鄧文儀找到王明，告訴他蔣介石又來了電報，要他立即前往柏林，去參加由李融清主持的中蘇軍事互助條約的談判，前往南京的計劃將要告吹。以後的談判多半仍要在莫斯科舉行，因為蔣介石希望國共雙方首先在莫斯科達成協議，然後再拿到國內去具體實行。因此，他估計李融清將參加在莫斯科的兩黨談判。26日，鄧文儀寫信給王明，說明他將於次日出發前往柏林，並再次保證他將同李融清一起回來與王明進行具體談判。但鄧文儀一會即再未露面。 事實上，鄧文儀並不瞭解，蔣介石這時已經改變了想法。早先，蔣介石想找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談判，是因為他於1935年12月19日從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嘴裡得知，蘇聯政府已經同意與南京政府締結軍事互助條約，同時他又瞭解到中共代表團在蘇聯放棄了籠統地反對國民黨和南京政府的政策，開始提出建立全國範圍的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蔣估計蘇聯政府已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決定支持他統一中國的努力，並正在迫使中共改變政策。據此，他立即派駐蘇武官鄧文儀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團談判，同時秘密派陳立夫，化名李融情，攜俄文秘書張沖，化名江淮南，於鄧走後第三天，坐船去歐洲趕往柏林，準備在那裡直接與蘇聯交涉軍事合作問題。但鄧、陳二人走後約一個月，蔣介石方才得知蘇聯政府並無支持他政治解決中國共產黨問題的想法。在1936年1月22日蔣介石與鮑格莫洛夫的談話中，蔣再三要求蘇聯政府在國共兩黨的衝突問題上表明立場，勸告蘇聯務必通過向中共施加壓力，支持南京政府統一中國的方式，取得他的信任。然而，鮑格莫洛夫明確轉達蘇聯政府的意見說，蘇聯與中共毫無關係，解決兩黨衝突是中國內政，蘇聯政府絕不會充當調解人的角色。蔣介石反覆勸說長達80分鐘，全無結果。至此，蔣不僅失去了借用蘇聯壓力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的可能，而且對與蘇聯締結軍事聯盟心灰意冷。這是因為，如果蘇聯繼續暗中支持中共，一旦中日戰爭爆發，蘇聯軍隊依照條約進入中國，受其益者必是中共無疑。因此，蔣介石在1月23日突然致電鄧文儀，通知他立即停止談判。而後，蔣又致電正在柏林準備開始軍事談判的陳立夫，立即改變與蘇聯政府秘密談判的計劃，轉道歐洲回國。至此，不僅莫斯科國共兩黨談判告一段落，而且中蘇兩國締結秘密軍事條約的談判也胎死腹中。蔣改變計劃，再度決定不依靠蘇聯，首先在國內解決共產黨問題之後，再來與蘇聯談判條約問題。在莫斯科的國內兩黨初步接觸與秘密談判，即因此而中斷，國共兩黨之間的秘密談判從此轉到國內去進行了。 二、1936年1月13日潘漢年與鄧文儀談話記錄要點１ １潘漢年與鄧文儀談話記錄要點見莫斯科俄羅斯當代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74，卷宗號276，第3—44頁。 潘；王明同志聽說你要找他談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救國問題，委託我先來瞭解一下，你找他談話，是以私人資格，還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我們早在上海戰爭（原文如此，應為1933年）時，就公開宣佈願在三條件下與一切軍隊談判共同抗日救國問題，可惜除十九路軍曾與我們初步談判合作以外，南京、西南、四川等各方將領，都沒有作出積極反應。紅軍西征到雲南時朱、毛兩同志已經注意到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的明顯企圖。雖然南京軍還在不斷進攻紅軍，朱、毛兩位領導人始終相信，聯合起來抗日救國的主張，一定會得到全國同胞的擁護。所以朱、毛臨時派我離開部隊，向各方表示我們抗日救國的主張。可借我到上海時，日本帝國主義實際上已經佔領平津了。而蘇維埃中央政府與中共中央號召全國各黨各派團結一致共同救國的主張不僅沒有得到國民黨的響應，而且國民黨還不斷地逮捕和槍殺抗日救國的同胞，更加殘酷地進攻紅軍。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僅沒有可能向各方具體表示我們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抗日救國的主張，就連人身安全都毫無保證，不得不離開祖國。我很高興今天能在這裡會見鄧先生，很想知道國民黨與南京政府在全國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麼表示沒有？ 鄧：我這次來莫，完全是受蔣先生的委託，要找到王明同志討論彼此間合作抗日問題。我們曾經在上海、南京等地找過共產黨的關係，進行了一周的時間，全無結果。後來，我們想到四川和陝北直接去與紅軍進行談判，但事先毫無聯繫，恐怕進不去。最近蔣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產國際七次大會上的講演，以及最近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的文章，立即決定派我來找王明談判彼此合作的問題。我們在南京曾召集過幾次高級幹部會議，蔣先生親自提出統一全國共同抗日的主張，大家全都同意蔣先生的主張。可以說聯合共產黨的原則是已經決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蔣先生與你們談判合作的初步條件。具體的合作條件，雙方當然還要請示。 潘：我們在你們五次大會之前，曾有過一個通電，蔣先生看了為什麼沒有提出討論？ 鄧：在那種會議上實際上根本不可能討論這種問題。因為幾百人的會議，沒有人知道裡面會有多少漢奸。現在我們只是在內部有聯俄聯共共同抗日的討論，即使這樣日本人已經到處宣傳並向南京進行威脅了。因此，我們將來如果合作，具體實現合作的方式，仍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蔣先生主張，現在要抗日，首先是要集中八十個師的人馬，否則必然受日本所制。可現在這八十個師的人馬全都被紅軍牽制住了，因此我們兩黨需要合作。不過即使我們談判成功，國民黨的軍隊也不能一下子就撤離，非有三個月的時間準備不可。我們得到情報，知道日本今年一定要進攻外蒙，它對華弱自然也會有新的動作。日本留給我們的時間很少了，可惜我們兩個主要的力量至今還沒有找到聯合的道路。 潘：有人誣蔑我們統一戰線的口號是玩弄手腕，毫無誠意。我想你一定注意到巴黎《救國時報》轉載的王明的文章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明確的說明。在這裡我想強調說，全國民眾都知道，兩黨繼續內戰必將便利日本由北向南地併吞整個中國。紅軍是中國人民的軍隊，抗日救國是它一貫的主張，雖然我們過去政見不同，但遭受亡國之恥辱，我們大家是一樣的。所以我們認為，在內政問題上的歧見，彼此可以暫時放在一邊，首先來救國。假如你們誠心誠意地想與我們共同抗日，我們不會玩什麼手腕。只有那些不想抗日，企圖利用抗日口號欺騙民眾的人才會這樣做。 鄧：國內只有我們與你們兩種力量，假如能夠聯合起來，就像一九二五年的合作那樣，一定可以有辦法。過去是因為鮑羅廷的錯誤使得我們在一九二七年不得不分裂。我們的領導人常說，朱、毛那時對於分裂是沒有責任的。 潘：過去的不要說了。究竟誰對誰錯，歷史會回答的。現在我們唯一希望的，就是國民黨能夠按照孫中山先生的反帝主張，來制定政策制止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的陰謀得逞。我可以代表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領袖朱、毛兩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體國民黨員以及南京軍隊的全體將士宣佈說：只要你們立即停止進攻紅軍，表示抗日，我們願意與你們談判合作問題。 鄧：我們最近召開的六中全會和五次大會，已經表達了團結對外的一致願望，這是國民黨有史以來所沒有過的團結現象。現在政權也開放了，比如銀行界張公權、教育界蔣廷黻等，都不是國民黨，現在也吸收到政府裡來了。言論自由也有了明確的規定。今年五月要召集國民大會，說明我們準備把政權交給人民。近來對你們的進攻也消極了。由此可見我們不是不願意與你們合作，而是許多問題阻礙我們沒有辦法直接作出這樣的表示。今天我們能夠會面是很好的開端，希望我們能夠找到彼此意見接近的辦法。 潘：朱、毛的通電你們為什麼沒有討論呢？同時，上海、武漢等地也沒有停止逮捕抗日分子與共產黨員，你想朱、毛他們怎麼能夠知道你們想抗日呢？ 鄧：這也難怪紅軍。就是為著糧食，他們不打也不行。我們曾兩次找過鮑格莫洛夫，向他說明我們要找你們談判，但他表示不願意過問我們國內的問題。因此不待過陰曆年我就匆匆來此，預備從《真理報》、《共產國際》雜誌轉信給王明，又怕沒有結果，又擔心日本特務會知道，所以我直接寫了一封信給共產國際秘書處轉王明。他不知收到沒有？ 潘：沒有。可能還沒有寄到吧。 鄧：我在上海時從上海領事館裡找到最近出版的《共產國際》雜誌，把王明那篇文章連夜找人澤出來，連同王明在七次大會上的發言一起交給了蔣先生。因此他要我來和王明談談。 潘：我們今天能見面，這很好。希望你能夠具體說明一下你們對於與我們合作的意見。如果你有什麼問題，也可以提出來。 鄧；要合作這一點是確定了。不過有三個問題比較難解決。一是聯合以後對日作戰非統一指揮不可；二是我們現在子彈和糧餉都只夠三個月的，如果要打持久戰，就非另想辦法不可；三是外交方面我們對英美是有些辦法的，但英美離中國太遠，遠水不救近火，無論如何沒有蘇聯與我們那樣方便。最近我們得到消息，日本今年肯定要打外蒙，因此我們應當與蘇聯合作，讓他們幫助我們軍火和糧餉。這一點很重要。 潘：如果真心抗日，這三個問題應該都不難解決。統一指揮將來我們可以討論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好辦法。抗日應當利用英美的幫助，這一點我們不會反對，並且我們近來一直有人研究英美日之間的衝突，將來也許在這方面可以貢獻一些具體的意見。關於找蘇聯幫助，這確很重要，根據他們一貫幫助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原則，只要南京政府堅決站在團結全體民眾反對日本的立場上，我個人相信蘇聯對中國的P族運動是會同情的。你們從外交方面去努力不會沒有結果的。至於說日本最近關於進攻外蒙和內蒙的宣傳，它很大程度也是故意吸引南京政府的視線到蒙古問題上去。因為蘇聯國防力量雄厚，全國團結一致，日本沒有歐美帝國主義的幫助實際上是不敢冒險進攻蘇聯的。最近外蒙古政府派人到蘇聯來，莫洛托夫等重要領導人都親自接見，這說明外蒙在外交上是很有辦法的，日本進攻外蒙恐怕不比進攻南京政府更容易。當然，我們沒有必要討論日本究竟是先進攻外蒙，還是先進攻中國。我們現在應當努力團結一致對付日本，這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問題是朱、毛和王明同志8月1日即發出宣言，最近紅軍又發通電，南京政府除因汪精衛被刺組織上略有變動以外，看不到有任何真正抗日的準備。 鄧：要抗日其實政府早有準備，不然的話日本為什麼總是要威脅蔣先生呢？關於我們抗日的準備問題，將來會有文件來證明的。現在情況非常迫切，日本可能只留給我們三個月時間，而我們之間尚未停戰。即使停戰後，八十個師的部隊也不可能馬上集中起來，何況為了避免日本人知道國共妥協，先發制人，各個擊破，與紅軍接觸的部隊還不能立即撤退。但我敢說，我們與紅軍停戰之日，就是與日本宣戰之時。因此我希望能夠與你們早日談判成功。 潘：希望今天我們初次交換意見之後，下次你能夠具體地代表南京政府提出你們的想法。 鄧：當然。不過，雖然我們談話也是一樣，我還是希望見一見王明，因為來莫時蔣先生特別叮囑要我會見王明的。 4.4 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的中共代表 謝黎萍 提起第二次國共合作，人們自然會想起作為中共談判全權代表的周恩來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所展現的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談判藝術。然而，人們卻往往忽略了這樣一個史實：在西安事變前，中共還有一位談判代表，這位代表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最初階段，做了大量穿針引線工作，並且在與國民黨的接觸、談判中，堅定地執行中共中央的談判方針，為西安事變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奠定了初步基礎。這位不辱使命的談判代表就是潘漢年。 潘漢年是1936年4月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從莫斯科起程回國擔任國共談判聯繫人的。在此之前，國共兩黨在經歷了相當長一段冰炭不相容的敵對狀態後，於1935年冬開始出現一線轉機。為遏制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張勢頭，蔣介石在消滅中共基本政策不變的前提下，企圖以收編的方式「政治解決」共產黨。這樣就有了國民黨駐蘇武官鄧文儀在莫斯科主動約見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一事。當時王明強調國共兩黨的中央均在國內，談判宜在國內進行為好，並且指定正在莫斯科的潘漢年為中共代表團派出的談判聯繫人。於是，潘漢年受命回國。 1936年5月，潘漢年和正在蘇聯逗留的胡愈之一起從莫斯科取道巴黎到達香港。潘漢年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們。潘漢年抵港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據在莫斯科與鄧文儀的約定，給國民黨CC派頭子陳立夫發信，請他派人來香港聯繫。第二件事就是派胡愈之赴上海，尋找上海地下黨的同志，並希望由此瞭解一些黨中央和紅軍的情況，以完成他此次回國的另一項任務——把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聯繫的密電碼交給黨中央。 前往上海的胡愈之首先有了回音。他在上海找到了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開展上層抗日統一戰線工作，瞭解上海各系統地下黨情況的馮雪峰。馮雪峰接到胡愈之有關潘漢年的消息後，馬上動身並於6月抵達香港。兩位左聯時代的老戰友此番重新聚首，雖不是組織的安排，卻是意味深長。潘漢年需要與陝北中共中央取得聯繫，馮雪峰不久前剛剛從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保安出來，並且已經在上海建立起可與陝北中央直接通電訊的秘密電台，及經西安抵達陝北的秘密交通線。而陝北中央此時正在謀求解決與已經中斷聯繫達一年的共產國際重新聯繫的問題。雖然在潘漢年之前已有同志從共產國際攜帶聯繫密碼回國，但均因種種原因未能及時送達中共中央。因此，潘漢年此行還負有將聯繫密碼送達中共中央的任務。潘漢年在聽取了馮雪峰有關陝北中央及上海的情況介紹後，並沒有過多地介紹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籠統地說明此次是受中共代表團派遣回國進行國共兩黨合作談判的聯繫工作。不久，馮雪峰便回上海了。 送走馮雪峰，潘漢年於7月7日在香港的《生活日報》上看到一則由國民黨中央委員、組織部副部長張沖化名黃毅刊登的尋人啟事：「叔安弟鑒：遍訪未遇，速到九龍酒店一敘。見黃毅。」叔安是潘漢年曾經用過的一個化名。潘漢年見到啟事後，立即到九龍酒店與張沖見了面。張沖此次來港是受陳果夫、陳立夫之托邀請潘漢年去南京向國民黨當局陳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觀點和條件的。同時，張沖告訴潘漢年，目前蔣介石對解決兩黨關係問題甚為迫切。 約7月中旬，潘漢年隨張沖從香港坐船經上海抵達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由張沖安排住進揚子飯店。由於此時南京正在召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其主題是為準備抗戰謀求國內政治、軍事上的統一和團結，因此潘漢年的到來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視。他被要求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有關國共兩黨談判的主要意見寫成書面材料，由張沖轉呈上去。潘漢年所寫的材料經陳果夫、陳立夫及部分中央黨部負責人過目後，很快有了答覆。陳果夫、陳立夫認為既然潘漢年來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寫的書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願望，並不能代表國內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此情況下他們不便直接出面，但可派曾養甫出面聯絡。至於以後有關合作談判之事，他們希望潘漢年能赴陝北，在取得國內中共中央和紅軍方面正式談判代表資格和有關合作談判條件時，再到南京與二陳面談。 潘漢年在張沖陪同下會見了當時任國民政府鐵道部次長，亦是CC上層骨幹人物的曾養甫。曾養甫在重申二陳的一些意見後，與潘漢年約定國民黨方面仍由張沖作代表負責談判聯繫工作。潘漢年的首次南京之行就這樣結束了。 自南京回上海後，潘漢年開始考慮陝北之行。鑒於前次在香港與馮雪峰會面時，馮提及有通過西安至陝北的秘密交通關係，潘漢年找到馮雪峰，並與他一起研究赴陝方案。考慮到潘漢年此行事關重大，馮雪峰特意請來中共駐東北軍代表，並且在西安負責交通工作的劉鼎，由劉鼎具體安排潘漢年的行程。 7月下旬，潘漢年在劉鼎的安排與陪同下，離開上海。8月8日，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在保安，潘漢年被安排住進了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職的張聞天的窯洞。張聞天和潘漢年促膝長談。隨即潘漢年又向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匯報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上海、南京同國民黨方面聯絡的情況，還匯報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剛剛開過的討論中國問題會議的精神，即放棄「抗日反蔣」的口號，以南京為首要談判對手。接著，潘漢年又來到中共中央秘書處，將從莫斯科帶回的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進行電訊聯絡的密碼，交給了秘書處負責人鄧穎超。至此，潘漢年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出的國共兩黨談判聯繫人的工作告一段落。 中共中央在聽完潘漢年的匯報後，於8月10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研究新形勢下國共兩黨關係，調整對蔣政策。會上，中共中央明確決定：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了，要與蔣聯合，與南京合作。會後，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方針實行了重大轉變，即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並於9月1日向全黨發表了著名的《關於通蔣抗日問題的指示》。 潘漢年在參加完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即受中央派遣前往張學良部工作。但不久，即8月26日，潘漢年又收到毛澤東關於「現急需兄去南京並帶親筆信與密碼去」，希望他「取道膚施」（即延安）回陝北的電報。１9月上旬，潘漢年回到保安。不久，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準備不日啟程，經西安赴上海與國民黨談判。 １《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3期。 9月24日，潘漢年攜《中共中央致國民黨書》、《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即《八項條件》）、毛澤東致宋慶齡、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的信以及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的信等有關國共兩黨合作談判的重要文件離開保安。在西安作短暫停留後，於10月中旬到達上海。就在潘漢年到達上海前後，鑒於蔣介石繼續對蘇區實行「圍剿」，缺乏談判誠意，10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先由潘漢年作初步談判代表。這樣，在西安事變前，潘漢年就成了共產黨方面談判的最高代表。 考慮到國民黨方面在接到中共有關合作談判條件後將有一個討論研究過程，潘漢年在從西安返滬路經浦口時，將《中共中央致國民黨書》交給了事先約好在那裡等候的張沖，請他轉交給國民黨中央。10月中旬以後，南京方面有了回音，張沖親至上海請潘漢年赴南京與陳立夫見面。潘漢年隨張沖抵南京後，下榻於中央飯店。第二天，即與陳立夫見面。潘漢年首先向陳立夫表明此行完全是受中共中央委託前來共商國共兩黨合作談判問題。陳立夫則表示潘漢年通過張沖轉去的中共有關合作談判的文件他均已過目，但由於國民黨中央還未就此事開會討論，目前尚無正式的談判意見，因此只能就個人的觀點提幾點看法。必須說明的是，蔣介石集團消滅共產黨的基本意圖是一貫的。1935年蔣介石命鄧文儀到蘇聯主動與中共代表團接洽兩黨合作談判問題，主要是試圖借用蘇聯壓力政治解決共產黨。當這種可能化為烏有後，國共兩黨在莫斯科的秘密接觸便停止了，1936年後，國共兩黨雖然就合作談判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接洽與聯絡，但蔣介石對紅軍的進攻和對蘇區的封鎖與圍剿一刻也沒有停止。以後隨著日本帝國主義步步侵入，中國人民抗日熱潮的日漸高漲，特別是國民黨內部鬥爭的激烈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旗幟，發動兩廣事變，迫使蔣介石顧此失彼。為全力解決兩廣事件，蔣介石被迫對西北採取和緩政策，因而對國共談判十分重視，並於5月通過陳立夫向曾養甫、湛小岑口授了有關國共談判的四項條件：（一）歡迎共方的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二）共方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時，與中央軍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見，可通過即將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供中央採納；（四）共方可選擇一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但是，到1936年10月，蔣介石在解決兩廣事件，消除內部隱患後，便騰出手來，調兵遣將，雲集西安，企圖一舉消滅紅軍，解決西北問題。因此，陳立夫此時的政治態度，必然帶上這一烙印。陳立夫的所謂個人看法，其中心是希望中共放棄割據，交出軍隊由國民政府統一指揮。在這裡，對等的談判已不復存在，而是居高臨下的收編。鑒於陳立夫事先聲明其談話只是個人意見，因此潘漢年對此沒有作更多的辯析。會面很快結束，潘漢年隨即離開南京。 回到上海後，潘漢年立即就國民黨方面政治上的倒退向中共中央作了詳細匯報。11月9日，潘漢年奉命去南京等候與陳立夫正式會談。是日晚，張沖告訴潘漢年陳立夫已飛往上海，潘漢年隨張沖即刻趕回上海。10日，在上海滄州飯店，潘漢年與陳立夫開始了首輪正式會談。 潘漢年首先向陳立夫轉交了9月22日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的書信，並闡述了毛澤東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的八項條件。陳立夫以冷淡的態度表明他此次完全是受蔣介石之命前來對中共合作談判條款作答的，並就此作了具體陳述。第一，既願開誠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條件；第二，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軍隊，師長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按材錄用，黨內與政府幹部可按村適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機部服務；第四，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面對蔣介石在合作談判上的倒退，潘漢年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當初鄧文儀在俄活動，曾養甫派人去蘇區，所談均非收編，而是合作，蔣先生為甚目前有如此設想，大概誤會了紅軍已到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協定之提議，磋商合作條件尚非其時？」潘漢年堅定的立場，迫使陳立夫轉換話題，提出「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可否請恩來出來一次」的設想，潘漢年斷然回答：「暫時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由於雙方各守其則，談判難以進展。張沖提議潘漢年能否先打一個要求周恩來出來與蔣談軍隊問題的電報，至於蔣提到的其他各點，看有沒有復電再說。潘漢年沒有繼續張沖的話題，而是另闢蹊徑，對陳立夫提議，可否與陳先生直接所負各種政治的、群眾的運動，以至於反對政學系漢奸等部分問題進行局部統一運動的談判，以形成將來整個合作的基礎。陳立夫拒絕了潘漢年的提議，並且再次要求潘漢年打一個請周恩來出來的電報。最後，潘漢年為使談判不致陷入僵局，接受了陳立夫的提議。國共雙方滄州飯店的會談就此結束。１ １《潘漢年關於與國民黨談判情況給毛澤東等的報告》，《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 事隔9天，即11月19日，潘漢年與陳立夫又進行了第二次正式會談。其間潘漢年旗幟鮮明，堅持中共的先暫時停戰，再繼續談判的原則。陳立夫則繼續推出蔣介石收編紅軍的方案，只是把保留紅軍的人數從3000增加到3萬，並且把前次談判中潘漢年提到的曾養甫派代表送往蘇區的國共合作談判條件說成是子虛烏有之事。潘漢年再次拒絕了陳立夫收編紅軍的方案，並將中共中央提出的國共合作八項談判條件交給陳立夫，說：「這是對民族國家最負責任的意見。」 中共中央在接到潘漢年有關兩次談判的匯報後，於11月22日致電潘漢年，指出：「恩來事忙，暫難出去。」「迫蔣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１ １《迫蔣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關鍵》，《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 由於蔣介石對國共合作持頑固強硬態度，並且在軍事上繼續向紅軍發起一系列進攻，以潘漢年、陳立夫出面主持的國共合作第一輪談判陷入了僵局。12月8日，中共中央致電潘漢年，指出：談判顯無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之外，靜待談判結果。「我們願意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１ １《周恩來傳》第318—319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堅持原則，據理力爭。這正是西安事變前作為中共最高談判代表的潘漢年在談判桌上所展現的風采。 但是，堅持原則，並不意味著關閉談判大門。為了既堅持中共不作無原則讓步的宗旨，又把國共兩黨的談判繼續下去，在這段時間裡，潘漢年還與四）11的劉湘、廣西的李宗仁、19路軍的蔣光鼐、山西的閻錫山等各地實力派就中國共產黨有關國共合作的政治主張廣泛交換了意見，以求與他們共同推動蔣介石抗日。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倒退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 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著名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對蔣介石實行兵諫。「西安事變」震驚了全中國、全世界。事變使南京政府陷入了極度混亂。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等人極力主張「討伐」張楊，宋子文、宋美齡等人為保全蔣介石的性命，主張和平解決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時，潘漢年正在上海。19日和21日，他連續收到毛澤東關於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事變及向陳立夫提出五項合作抗日要求的指示。為此，潘漢年以中共談判代表的身份，在滬寧兩地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周恩來等在西安爭取事變和平解決作了有效的配合。 就在事變發生不久，張沖受宋子文、宋美齡之托匆匆從南京趕到上海，向潘漢年瞭解事變真相；過後，宋子文又通過宋慶齡，向潘漢年瞭解中共及張學良、楊虎城對事變的態度。對此，潘漢年就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及張學良、楊虎城歡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的意見一一向他們作了傳達。接著，潘漢年又根據中共中央19日的指示，從上海抵達南京，與宋氏兄妹進一步落實赴西安談判之事。在赴南京途中，考慮到當時南京政局的動盪，為避免遭到親日派何應欽等人的阻攔及破壞，潘漢年沒有按常規在南京下關車站下車，而改由堯化門小站下車，然後乘車進城住進事先約定的宋子文家中。在南京，潘漢年再次向宋氏兄妹陳述了中共中央及張、楊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並建議請與蔣介石、張學良均保持良好關係的澳籍顧問端納陪他們共赴西安。同時，潘漢年又去見了陳立夫，向他轉達了中共中央有關合作抗日的五項要求。 在弄清了中共及張、楊有關事變的態度後，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齡為談判代表赴西安面見張、楊。此時，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來的艱苦說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12月23至24日，蔣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齡，西安方面代表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就周恩來提出的中共和紅軍的六項主張進行談判，最終達成協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協議是達成了，但要蔣介石履行以人格擔保的協議卻非輕而易舉。當蔣介石在張學良的陪同下於26日安全抵達南京後，他「履行」協議的第一項措施就是將張學良扣壓起來，接著又派重兵進逼西安，擺出討伐之勢。剛剛出現的和平局面，一夜之間即被濃重的戰爭陰影所籠罩。 為緩解西安事變後出現的緊張局勢，維護和平，1937年1月亞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潘漢年，指出：南京的進軍，僅有利於政學系及日本，對民族國家及國民黨則是「極大損害」了共產黨與紅軍堅決站在和平解決國事立場上，贊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哲生、馮煥章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１並囑潘漢年「本此方針」，速與陳立夫先生接洽。1937年1月5日、6日，毛澤東又連電潘漢年，告之周恩來在西安與蔣介石、宋子文商定的具體內容，指示潘漢年迅速在上海找宋子文接洽，弄清南京政府近日的變化，並要宋子文實踐諾言。２1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再次致電潘漢年，指示他向蔣介石接洽「和平解決後不再發生戰爭」問題。３ １《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第355頁。孫哲生即孫科，馮煥章即馮玉祥。 ２《要蔣、宋實踐在西安所商定之條件》，《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 ３《要求蔣介石具體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發生戰爭》（1937年1月21日），《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0期。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月至2月初，當周恩來為維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徹夜不眠，運籌帷幄時，潘漢年為落實蔣介石離開西安時以人格保證的協議也奔波於西安、南京、上海等地，並就撤軍、紅軍駐地、給養、西路軍等問題與國民黨進行了一系列艱苦的談判，配合周恩來最終基本解決了西安事變的善後問題。南京停止對西安的軍事進攻，國內和平局面得以最後奠定。 考慮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已基本成熟，中共中央於1937年2月決定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繼續進行國共兩黨的談判。周恩來的出面，標誌著國共合作已從最初的接洽、聯繫、短兵相接的交鋒，進入了實質性啟動的新階段。在以後歷時7個月的談判工作中，周恩來以一個政治家的傑出才能，掃除重重障礙，促使第二次國共合作得以實現。 在1937年2月後的國共歷次談判中，潘漢年陪同周恩來參加了3月的杭州談判。這次談判在兩黨合作、紅軍改編及經費問題上均取得了一些進展。會議結束後，潘漢年作為中共方面的代表，就上述問題又與陳立夫、宋子文進行了多次協商談判。至此，潘漢年作為國共談判代表的工作告一段落。 從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潘漢年先後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及中共中央的派遣，以中共談判聯繫人及談判代表的身份，與國民黨進行了將近1年的有關兩黨合作的接洽、聯繫與談判。潘漢年以其出色的工作，使中共中央及時掌握了國民黨方面對合作談判的政治態度，從而制定正確的談判方針。同時，潘漢年又以其既堅持原則，又留有餘地，張弛結合的談判藝術，最終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進程，為貫徹黨的團結抗日方針作出了積極貢獻。 4.5 毛澤東、周恩來有關國共談判給潘漢年的電報摘錄 文廣祖 潘漢年作為國共談判的聯絡和代表，奔波於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在這期間，他和中共中央隨時聯繫，並得到中央負責同志及時的指示。這裡，我們展示毛澤東、周恩來給潘漢年的部分電報，從中既可看出中央對潘漢年的談判十分關心，作出具體指示，也可以看出當時中央如何倚重潘漢年擔當這一重任。 （一）毛澤東 致電潘漢年：同南京進行具體的進一步的談判，以期在短期內成立統一戰線，這是我們進行整個統一戰線的重心。應於接電後7天內回到保安，領受新的方針，再以7天至10天到達南京開始談判。 1936年8月25日 致電潘漢年，指出：「因為南京已開始了切實轉變，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張學良「繼續保持與南京的統一是必要的。」 1936年8月26日 致電西安劉鼎即轉潘漢年，告以廣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談判代表已到，為了討論整個統一戰線問題及西南問題，請潘漢年動身回保安。 1936年9月4日 致電潘漢年、葉劍英：張子華１來電稱，陳立夫赴寧數日可回，見了曾養甫，曾約恩來飛赴香港或廣州會談。我們答覆：先停戰，後談判。看其復電如何再說。 １張子華，當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局副局長。 1936年10月10日 同張聞天致電潘漢年，強調對國民黨談判的方針是，我只能在保全紅軍全部組織力量、劃定抗日防線的基礎上與之談判。並指出，從各方面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以此迫蔣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 1936年11月22日 致電潘漢年，指出：「合作為實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蔣介石似尚無抗日救亡之決心。合作談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諸君如不能促成蔣氏此種決心，則談判顯無速成之望。」「紅軍在彼方忠實地與明確地承認其參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在這些上面我們並不堅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須用兩個政府出面談判，但是必須兩黨（不是兩政府）平等地簽訂抗日救亡之政治軍事。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而且須要擴充之。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任務，無任何商量餘地。」 1936年12月10日 致電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1936年12月19日 致電潘漢年，要他立即向陳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及各地親日派成立聯盟，借擁蔣旗幟造成內亂奴化中國。南京及各地左派應迅速行動起來，挽救危局。共產黨願意贊助左派，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成立國內和平，一致對付日本與親日派。（甲）吸收幾個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乙）停止軍事行動，承認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成立合作關係。（戊）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並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 1936年12月21日 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極於國事有利，但聞親日派極力阻礙蔣介石新政策的實施，不執行撤兵命令，企圖重新挑起內戰，將給民族國家以極大損害。「共產黨與紅軍堅決站在和平解決國事之立場上，贊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哲生、馮煥章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蓋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應團結起來，制裁親日派之禍國陰謀。望本此方針，速與陳立夫先生接洽。」 1937年1月1日 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為避免內戰一致對外，我們原則上不反對蔣之方針，並應勸告西安服從南京統一方針，蔣宜給張、楊以寬大，以安其心。」但堅決要求蔣同意下列各點：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有戰爭；不執行「剿共」政策，並保證紅軍最低限度的給養；暫時容許一部紅軍在陝南駐紮；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為使紅軍幹部確信蔣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與發給經費，要求蔣親筆答覆周恩來一信。 1937年1月21日 同周恩來聯名復電潘漢年，要求蔣介石：第一，「給我們以親筆信，信內說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則指定駐地與允許按月發給經費」。第二，同意紅軍一部駐在陝南柞水、鎮安、旬陽、安康、漢陰、紫陽、石泉、鎮巴等八縣（這八縣原來大部是蘇區），紅軍主力則駐慶陽、合水、正寧、寧縣、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11、富縣、甘泉、膚施、清澗、宜川、瓦窯堡、安邊、豫旺等縣鎮。復電要潘漢年向蔣介石說明下列觀點：「我們是革命政黨，自己確定的政策決不動搖。我們的政策是與蔣一道團結全國（即反對分裂與內戰）共同對日，以後許多事情均願與蔣商量，一切有利日本與漢奸而有損國力與兩黨合作之事，均當與蔣一道堅決反對之。」 1937年1月22日 同周恩來聯名復電潘漢年，指出：「（甲）楊、於、孫通電就新職，並準備取消臨時組織，已表示服從中央，目前只須蔣先生處以寬大，在陝、甘不駐多兵，優待漢卿１顯示愛護兩部，釋其疑慮，即可徹底和平解決，我們當以全力斡旋，務底於成。（乙）為要說服紅軍將領起見，如無蔣先生手書甚為困難。因多年對立，一且釋嫌，此簡單表示在蔣先生為昭示大信，在紅軍即全釋疑慮。且此書即經兄手聲明乘機直飛西安面交恩來，當絕對保守秘密，如有洩露由我方負全責。陝南駐軍一部，實為事實所限，務請蔣允諾。（丙）已命西路軍在甘、肅附近停止兩天，請蔣速令馬軍讓出甘、肅二州，即可停止東進。」 １漢卿即張學良。 1937年1月25日 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恩來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發討伐電訊，引起張、楊兩部及西安學生異常憤激，特別東北軍方面更憤，認中央無誠意，抗戰論又高揚，使我們陷入困難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論調；第二，前線中央軍不作引起憤激之動作；第三，對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讓步；第四，請蔣示意閻百川出面調停，最好閻到西安一行。」 1937年1月26日 致電潘漢年，指出：恩來用全力斡旋，結果楊虎城、於學忠、孫蔚如、何柱國諸人已完全同意服從中央，但東北軍大多數師團幹部堅決要求張學良回西安一行，與東北軍幹部見一面，訓話一次，即行撤兵，否則要打。我意蔣介石不妨讓張來陝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決此問題。 1937年1月27日 同周恩來聯名復電潘漢年：「為堅決贊助蔣先生方針和平解決西北問題，並永遠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起見，我們決定放棄陝南駐兵的要求，將徐海東部第一步由商縣撤至禮泉，第二部撤至正寧、慶陽，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開始由商縣撤退，以便在中央軍進駐西安之前，通過西安、咸陽線，惟須在陝北或寧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1937年1月29日 致電潘漢年：「前線已開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實現。」「紅軍在商縣以東者早已開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開始撤退，約7天可通過咸陽，在三原者本日開始向指定地點移動。」「但蔣對東北軍、十七路軍撫慰政策必須堅持不變。」「望你同張沖兄在五天至七天內飛來延安一行，商決各種合作問題。」 1937年2月4日 致電潘漢年：「聞法院對沈鈞儒等起訴將判罪，南京又有通緝陶行知事，愛國刊物時遭封禁，我方從上海所購之書被西安政訓處扣留，南京令華北特務機關密捕我黨黨員。以上各事完全違反民意，違反兩黨團結對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陳、張１諸君提出嚴正抗議，並要求迅即具體解決。」 １陳、張，指陳立夫，張沖。 1937年4月11日 同張聞天復電潘漢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關鍵是在擴大群眾的民主運動，各方面發動修改國民大會選舉法，要求開放黨禁，實現民主權利，以推動南京政府逐漸向左。」「對外間各種謠言與懷疑，應站在堅定的立場與之鬥爭，或向其解釋，對極左的傾向決不能有任何讓步。」 1937年5月1日 同周恩來致電潘漢年，通報延安與南京間電台已接通，南京來電催周恩來再去談判，中共中央已復電，告以須待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宣言擬好和得蔣介石復電（已電告蔣，總的指揮機關及主持人選仍須照定）後，周恩來即前往。 1937年6月26日 （二）周恩來 致電潘漢年轉蔣介石：我們在西安已盡最大努力，東北軍多數幹部痛於張學良不能回陝見面，決不先撤兵。務請以手書告東北軍將領保證撤兵後給張恢復公職，發表名義許以出席三中全會，並許張來陝訓話，以安東北軍之心。 1937年1月28日 致電潘漢年，要潘恢復同鄧文儀的聯繫。並告潘，原黃埔軍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黃埔系的工作。 1937年2月25日 致電潘漢年，目前對東北軍工作方針應是團結整個東北軍，反對分裂，反對裁編。 1937年5月16日 與毛澤東致電潘漢年，要潘立即通過「七君子」的家屬和律師同「七君子」磋商，設法與CC方面出面調解的人談判，以「不判罪只到廬山談話則為上策，只判輕罪而宣告滿期釋放此為中策，釋放而請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為下策。」7月底，國民政府將「七君子」交保釋放。 1937年7月3日 4.6 關於與國民黨談判情況給毛澤東等的報告１ １本文原載《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代表潘漢年在上海與陳立夫就國共停戰等問題進行了直接會談。這是會談後潘漢年寫給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報告。標題是《黨的文獻》編者所加。 （1936年11月12日） 潘漢年 東、天、周、博： （一）我在久久得不著你們一個復電後，在蔣離陝去洛時，我乃打一電給毅，１一面問他與蔣會談結果，一面問他劉葉２是否早已離西安，我說到滬後一連由劉轉數電給家中向未得復，一切活動無從進行，乞為設法，然後得著劉的回電說要我即去南京，當時我真假難明，因為如有此電，何待我去電問劉的行蹤他才打給我，因此去信約鄧文儀面談，通信處是邵力子駐京辦事處主任轉——他是我親戚，不日陳果夫手下之張沖偕我親戚來滬找我並有鄧文儀書及你們給張之華電要我去洛陽會陳立夫，或者去南京等陳立夫，當天我沒有同他們走，第二天——九號我一人去京，當晚會見張沖，他表示歉意，說陳立夫已飛滬候我，問我願留京候他或返滬謀晤，我表示均無不可。張乃與陳通長途電話，結果約定當晚乘夜車出京，10晨抵滬，在滄州飯店與陳晤談，並將周３致二陳４及蔣的信順便亦交他。陳問我代表周個人或代表毛，我答代表整個蘇維埃與紅軍來與南京政府及中央軍談判，並非代表任何個人。陳請我先將我方願意合作之條件告訴他。我乃根據那修正草案講了一個大概，問陳南京對我們提議有何意見，陳於是著重聲明代表蔣委員長作一答覆：第一，既願開誠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條件；第二，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軍隊，師長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按村錄用，黨內與政府幹部可按村適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機部服務；第四，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陳講完後，笑問我道：「這條件恐不易接受吧？」我也笑著回復他：「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例，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請問陳先生，當初鄧文儀在俄活動，曾養甫派人去蘇區，所談均非收編，而是合作，蔣先生為甚目前有如此設想，大概誤會了紅軍已到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協定之提議，磋商合作條件尚非其時？這樣消耗國力的內戰，眼見一時尚無停止可能，日本乘機進攻之野心當亦繼續無已，南京日來標榜之決心抵抗，未知從何做起，歷史上未見對外對內兩重戰爭可以同時並進，先生以為如何？」他很安靜地把眼睛閉上，想了一想，聲音很輕的答道：「是的，條件很苛刻，談判恐一時難於成就，不過周恩來如能全權代表軍事出來與蔣面談，或者保留的軍隊數目尚可斟酌，如由3000可擴大為1萬之數，無論如何，蔣先生中心意旨，必須先解決軍事，其他一切都好辦，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從旁談判，也無結果，可否請恩來出來一次，前有電給養前說可以去廣州，所以已派張子華帶著護照回去了，你想他能不能出來呢？」我說：「如蔣先生無談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不會來。」他說：「蔣答應如周出來，他可以和周面談，或者那時蔣先生條件不致太苛也難說。」我帶著一點滑稽笑聲問他：「那麼要不要把蔣先生所提收編各點同時打電報給裡面呢？」他思索一口說：「這樣恐周不能來，我也這樣估計。暫時不提也好，看周到底願不願與蔣親自談。」我說：「如不把貴方意見提出，僅說蔣願見他，豈不是我騙他出來，何況正在交戰激烈之際，暫時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陳說：「能否停戰蔣先生意思要看你們對軍事問題能否接受來決定，而軍事問題，雙方談了必須負責，因此必須雙方軍事直接負責人面談。」我乘機改變談話中心，要求先談停戰，無條件的，暫時的，為了雙方軍事負責人面商起見，先討論如何迅速暫時各守原防休戰。他拒絕這提議。大家靜默了好久，張沖在旁建議，如周願出來，由他方負責保障安全，可以不必懷疑等話，陳說這不成問題，如周答應出來，倘認張子華帶進去的護照還不夠，可另想辦法。他又提議我先打一個只提要周出來與蔣談軍隊問題的電報，至蔣所提各點，看裡面有無復電再說。我把這事拋開，對陳提議：雙方當局對整個問題恐一時難於接近談判成熟，可否與陳先生直接所負各種政治的、群眾的運動，以至於反對政學系漢奸等部分問題進行局部統一運動的談判，這樣也是（引）成將來整個合作的基礎。他們聽了這提議，陳張相視，表示驚異，很久陳才答覆：「這是不可以，必須整個來談，必須在唯一領袖意旨下來進行工作。還是請你先打一個請恩來出來的電報。」我覺得陷於僵局也不是辦法，最後接受了他的提議，用張子華帶去那密碼打了一個電報給你們，想已收到，同時昨天由毅處轉上一個較簡單的電報，想已可明白。目前由張沖負責與我經常約好通信聯絡，如來往電報由他派人來滬收送。在張送我出滄州５時，特別表示陳對蔣所提辦法甚為失望，但他們將用盡一切力量促成此事。我亦表示正式談判，恐時間還未到，不過南京方面什麼時候感覺真需要正式談，可以隨時找我。 １毅，李毅，即張學良。 ２劉，即劉鼎；葉，即葉劍英。 ３周，即周恩來。 ４二陳，即陳果夫、陳立夫。 ５滄州，指滄州飯店。 （二）談判前後情報所得略述如下： 1、陳誠語人，謂共黨目前困難已極，如國軍再給以嚴重打擊，則將來妥協時條件更低，告中央書為共黨對外之政治宣傳，藉此提高政治影響，至目前向中央所提條件尤低於此。 2、前中日外交緊張時，我方有電致南京表示可先找我談判，二陳幹部曾四出探聽我下落，並曾向蘇聯大使館人表示甚盼潘某早日去京，南京每天有謊報已找到我，或者說不日去京，那時我等待你們電令，而久久渺無音信，使我狐疑莫決，本可用周給陳函單刀直入，而正因得悉有此電給他們，而我處反無消息，何況張子華下落不明，曾空等了許久。直到蔣去洛，得劉復電後遂決意設法進京，但此刻已非南京外交內政最吃緊時，蔣落得表示強硬。 3、蔣決心壓迫我們全部過河，趕到外蒙去，由蘇聯來解決我們，如不成功，充其量讓我們在寧夏綏遠邊境捱苦，自趨滅亡，彼告陳誠雲，那時看共黨還有什麼條件可提。 4、自日本提出訂結防共協定為條件後，蔣承認冀察以外由中國自動防共，故蔣亟函去西安加緊剿匪為應付外交故同時解決與張學良之癥結及設法緩和閻傅１獨立行動。 １閻，即閻錫山；傅，即傅作義。 5、英國對聯俄問題表示可以討論但對於擁有十萬紅軍之國內共黨須妥為預防。 6、史諾一長通信稿關於評紅軍最近政治主張及軍事計劃——打通蘇聯，寄往美國，被南京情報員設法扣留了。我致函鄧文儀表示願面聚，鄧即去電蔣介石問可否見我，蔣把電給陳立夫看，陳即打電到南京找張衝去問文儀如何可得見我。陳與我晤面時，張沖提出以後無與鄧文儀會談之必要，我諉言以無法進見陳君故找鄧為介紹耳。今晚得鄧來信，仍約我在滬暢談一切雲。由此略見二陳有包辦此項生意之企圖。 7、南京財政陷於恐慌，孔１之告病假，即為蔣迫錢甚急，孔擬以所得稅作抵押，再發一萬二千萬公債。英國借款並無其事，為當初威嚇日之宣傳。 １孔，即孔祥熙。 8、鮑格莫洛夫歸國，二陳派人四出打聽其原因，蓋二陳不僅主張聯俄，且為代表南京政府做聯俄之活動家，平日與鮑氏甚拉攏。陳曾問我，鮑是否會調任，又問我與陳會談，鮑有方法知道否？ 9、馮玉祥、孫科等表示，此刻如紅軍能給蔣介石一個嚴重打擊，如威逼西安，則談判更容易，如向外蒙退卻而想與蔣談判合作，是為單相思，似乎比我們還左傾！ 10、蔣去西安，各省謠傳蔣此去為與紅軍談判，有少許軍閥如李白１之流曾對我們表示失望，此項謠傳為藍衣社有計劃散佈。 １李，即李宗仁；白，即白崇禧。 （三）對寧談判，我的意見是：暫時採取誠懇而冷靜態度，過幾天，看你們如何回電，我當將我方所提草案交他們，表示要他們從長考慮，另一方面對二陳特別表示些好感，說明須靠雙方促成此事。另一方面不要把蔣所提認為一硬到底，他本身亦在看形勢的發展，須明白如他決心與我們一拼，或者說他消滅我們很有把握，為什麼願與我們談判，很明顯，他為著將來有周旋餘地，才要二陳與我們來往，這亦是他處在矛盾動搖過程的表現。然而我們如在政治上沒有一定方針，是不足以動搖他更向前發展，因此，我最近中心，除與南京二陳經常保持聯絡外，加緊在川、桂方面的活動，策動他們與閻張博在政治上聯合一致以強硬的政治主張與蔣明爭暗鬥，造成實力派同情我們的趨向。同時對救國會工作，加緊擴大發動群眾鬥爭，如日廠同盟罷工，群眾公開反日鬥爭，對滬民族工業家方面，已稍有頭緒，正在促進他們——詳情另講。 （四）關於我們聯絡工作，這事困難在我意料中，但無論如何劉先生公開拆爛污到如此地步，實出意外。我到滬曾一連發幾個電由他轉你們，他既不說轉了沒有，也不告訴老葉，我一直得不著你們任何消息時，估量老葉走了，叫我拿他無法，原來他從未給葉知道我有幾個電報，在我公開給電報給毅兄請他幫助我轉信給家中，這一電他也未給葉看。到我派惠良送信給你們曾事先快函給劉，而惠良晚上到，葉是上午走的，因此這封信現在還擱在王立人手上，我與你們電報如用直接的密碼，他是一定扣留的，我至今未收到你們用我的密碼的電報。此種情況叫我想也不敢想！我曾給他一信，問他在西安既不能另建直達電台，可否把木匠１及小孩交我，以便在滬設法，而他對惠良說：渾蛋！錢亦沒有，人也沒有！我意：此事須解決，可否直接給電毅兄，說裡面要調他回去？再者：如譯台已告成功，可否由你處去電林X到上海來幫忙我重新設立一台，他可找介生朋友處找到我，因劉是知道那朋友通信處。或到西安我們派人去接，允生２電仍在，但技師是外國人，近仍守聽，未知何故總叫不通，想是人的關係。如直接空中交通關係不能解決，我們是不能抓住有利環境解決重要問題，請一併考慮此事。 １木匠，指塗作潮。 ２允生，即馮雪峰。 （五）王明處至今尚無消息，正在設法派人去，因護照困難，一時尚不能動身。據太太１講有個外國佬要見我，未知能否利用他一下，恐怕很難成事實。 １太太，指宋慶齡。 （六）王明弟及老婆已有下落。小超家母已聯絡好，後當按月寄錢給她，另有親筆信及博古家中一信，請向交通處查訊。羅邁夫人不致進來，王素貞並無找於右任，據小陳說已犧牲矣。 （七）川某肯借款十萬元，在接洽中，一有著落當即囑惠良送進。但交通能否保持望隨時通知。 （八）關於四川老李去後的情形，他另有一詳細報告，至少在推動他們與所有其他主戰的實力派對南京有一致態度上，已埋下了基礎工作，對我們今後聯絡關係，亦較有辦法。目前在利用他要聯俄聯法的空洞希望上，給他一個新的政治前途，爭取我們對劉湘今後的影響。他們為將來紅軍重返故地願與我們有所妥協及目前相當約束游擊隊對他的威脅等問題，正在考慮與計劃與他訂立協定，草案擬就後即當電告請示一切，目前如有所指示亦請通知。老李這次去川，川軍對他影響很好，正因為我們沒有空洞贊成他反蔣，而提出一些實際的在他可能實行的辦法，引起他們對我們有相當認識，所以肯幫助借款。目前正預備找一批我們的政客混在他們手下去，在暗中策應我們正面的主張，這點我認為非常重要。小張處最吃虧是少這一著。對軍閥們僅靠我們正面政治主張或思想的推動，是有限度的，否則無所謂階級背景與思想的分歧。在一定的矛盾程度上我們可利用，可是始終不要忘記他們不是我們，我想新的外交方針雖確定了，沒有這個階級策略的運用，還是不夠。這次對四川問題，至少我們是按著這方針去實行的。 （九）李宗仁策士孫某來滬找國際路線，我已與他面談，正在把他們要求蘇聯接濟可以繼續反蔣的迷夢，引伸到與我們必須發生政治親密關係，尤其應當積極的要求與威迫蔣介石抗日，這方面因回去的老楊太弱，兼以湖南湖的槍花弄亂（原文如此——原編者注），華北情報工作者時而以黨的代表關係與李白手下黃公度、與劉仲蓉等鬼混——如不久前還認為李白要獨立是堅決的，說國際回來的人遷就他們，使上海方面以及我對李白的威信建立不起，現在我不亟亟去港，正在佈置他們下面的活動，非等李白來請我不去。我是發動各實力派向蔣要求立即停戰抗日等活動並未停止，曾至宋何孫１的恢復三大政策的提議亦在運動他們簽字。 １宋，即宋慶齡；何，即何香凝；孫；即孫科。 （十）十九路軍事在停頓中，因為我要蔣光鼐派人來上海一談，始終沒有回信，日內再派人去一探究竟。 （十一）在蔣去西安前，我給毅兄一電，告訴他蔣對他過去事難於諒解，出面調停事蔣恐未必答應，要他好自應付，同時請杜重遠去西安詳細告訴他一切，要杜主要去鼓勵他對我們匆失望灰心，指出他的前途正在發展，如因這次蔣不應允他與我們調停，反過來怕蔣而變成真剿共必失敗無疑。同時要杜去傅作義處為我們與小張活動，結果尚不明。不過對小張是相當做了工作且有成績。 （十二）據說北方介紹與陳果夫有關係人進蘇區，此事不可靠，二陳目前決計不致派人單獨進蘇區，最近我們發覺天津小余對劉仲蓉與劉之華（前新新負責人兼中央局書記，去莫未成開除了組織那個人）不僅有關係且待之如老上司，因劉之華當初找到小余在新新幫忙，這樣混進我們組織，在去年大破壞後，劉之華手下之老蕭（已去莫）便找小余去北方負責。在組織上講，這是非常脆弱的一環。然而他手下確有一部分我們歷史上有關係的活動家，因此你們一時很難找出漏洞，這事我曾一再提過，望你們慎重注意，因為最近發現劉之華時代一大批已被捕之幹部都已出來，且每人要求找新新公司舊系統，我們不得不相當警戒。 （十三）目前我的工作計劃：看一看南京對我們是否繼續想談下去，如一時無所發展，我擬先去港活動一個時期，然後去四川一趟，或者他們有重要人來即不去，如我們交通關係短期內弄不好，擬很機密的先去西安一走。總之：讓蔣介石懂得如不對我們進行正式談判，他們自身間的矛盾是可以被共黨大大的利用，而且可能使他發生許多困難。我把一切聯絡關係很妥當的交給老李負責，我東奔西跑時關係不至中斷，加以既與南京見面，秘密聯繫上是需要這樣辦。因此要求你們給我一個中心的原則的指示，在曰常活動與關係建立方面不要給我空間與時間的機械的束縛，如上次要我去京務必候電報及與張之華晤面後，結果弄得我像只吊桶——上面有一根索，四面不著邊，這對於運動有相當妨害。——自然我應當絕對遵守凡是一切正式談判與協定等事不得擅用名義，在過去我自問亦沒有使得你們不放心之處。莫斯科回來，在李白處曾用過正式代表名義，這是王明等商酌好的，而且後來王明來信要我去找陳李正式談判的，這次或者有些同志對我誤解，而事實如此，想可瞭然。我並無牢騷，因為裡面處境一天天與外界隔離，我不得不事先要求你們指定我的責任，否則將來彼此交通更困難時，我們很難做工作，因為不一定常常會把一切關係介紹到裡面正式談了再進行活動，這，我想裡面亦應該預先想到的。——正因為如此，抽調一個有經驗的能裝置電台的同志與眼務員給我認為有必要。 （十四）上海救國會工作這次來不及報告，下次當要李做一個詳細報告。 （十五）魯迅死後，追悼工作甚好，全國影響甚大。此間甚傳成仿吾被擊斃，真相如何望告，滬上文人甚為注意此事。有些人物，是社會層的代表，或許在我們軍事時期，似乎作用很少，然而這些人常是社會上集中視線注意的人，我們的幹部政策上，要會善於運用。 小K１11月12日 １小K，即潘漢年。 4.7 關於與國民黨談判情況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報告１ １本文原載《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 （1936年11月21日） 潘漢年 以上１是我16晚車去京（二次）前，要李２將第一次與陳立夫會談經過及他去）11等報告轉給你們一看，我今晨回來，尚未交去，因此我又續寫這第二次報告。因時間關係，只能將二次去京大概情形略述如下： １指潘漢年1936年11月12日寫給毛澤東等的報告。 ２李，即李允生，馮雪峰的化名。 一、自從他們要我去電裡面、要求恩來同志出外與蔣面談以後，不久已得裡面的復電，電文如下： 「漢年同志：甲、真電悉，張子華亦到；乙、南京對紅軍究能容納至何限度，望詢明電告。彼方條件如使紅軍無法接受，恩來出去無益。近日蔣先生猛力進攻紅軍，不能不使紅軍將領生疑；丙、據張子華謂曾養市云：一、黨可公開活動，二、政府繼續存在，三、參加國會，四、紅軍改名受蔣指揮，照國民革命軍編制與待遇，個別變更紅軍原有之組織，為一致對外我們並不堅持過高要求，可曾談原則協定；丁、你在南京談判地點？（署名）十三日」 同時這個電報以前另有一長電，他們譯不出來，疑心是給我個人的私電，所以電邀我兩次去京，在未正式談以前，張衝來表示，第一次陳立夫所談保留軍隊3000，意思是保留紅軍番號的3000人，余則照南京軍隊編制。我表示詫異，並問為什麼保留紅軍番號的只要3000？張說：這是蔣１的意思，到底為什麼要如此，此刻我們亦不甚懂得他的目的。 １蔣，即蔣介石。 我要求立即會見陳立夫繼續商談，他說陳今去洛，並將我方復電帶去請示蔣矣。他要我候他回來面談，並表示：陳此去或許可使蔣條件降低。他把另一個譯不出的電交我，我研究了一回，也不是家中給我私人的密電，我將原稿退回去了。第二天晚，張來說陳明天即口，要我等他，這一天他陪我去逛中山陵，看看城內新建築的各衙門的外表，第三天便正式談了陣，他們態度大變，說蔣堅持原提各點，無讓步可能，並要我把蔣所提收編辦法打電給裡面，我初表示拒絕，我說，前電並未提及條件，已答覆周不能出來，如把蔣所提告他們，則連我與你們的談判也無從進行。我又提議淺談暫時停戰辦法，以便雙方軍事長官可就近面商一切；他們則表示如軍隊條件不先解決，無從停戰，並講了一大套關於日德協定、東西兩國反蘇聯的緊張，如中國紅軍過事要挾，說不定中蘇關係可一變而為惡劣，因日德正在拉蔣先生加入反蘇聯陣線，那時對紅軍豈不更糟糕……等混話。我簡單的提出：反蘇聯與否，責職在南京，與紅軍無關，我們可討論的是如何一致對日，聯俄是我們對中國抗日反帝的主張及認為中國可以抗戰的唯一出路，如蔣先生要加入反蘇陣線，當無抗日之可言，則我們所談均屬無謂。他表示：我們當不希望中國加入反蘇陣線，正因此更希望紅軍方面能為民族國家捐除成見。我乘機將預先抄好的那合作草約交他，表示：這是我們共產黨對民族國家最負責最盡職的意見，可供你們對我們希望合作的參考，如雙方能在這草案中所提原則精神下來商討合作意見之接近，則不難成就；否則，我們希望南京能順從輿情堅決實行抗戰，恐終成泡影，則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對立，更無從停止，日本勢必乘機大舉進攻，蔣先生所得所失不可不預為設想，傅作義僅表示要堅決抗戰，全國一致起而慰勞並願為後援；如蔣先生堅持繼續剿共甚至聯日反蘇，前途如何，輿情如何，全國人民對蔣先生之稱謂如何，實堪杞憂。養甫先生轉告我們關於合作辦法，關於軍隊一點，離我們所提原則尚遠，今蔣先生所提較養甫先生所講更遠，這從何談起？請一再考慮。 他說：張子華所述養甫意見，純屬子虛，蔣先生並未對第二人講到關於與你們談判的條件，想系張子華一面之辭。 至此談話不能繼續，我聲明晚車回滬，如必要時可再邀面敘。在晚十時左右，張衝來，婉言敘述陳立夫本人左右為難，事當雙方繼續努力，並述陳意：希望我還是把蔣的意見電告裡面。我說：這樣豈不是恩來更不能出來？他說，陳先生亦如此對蔣說過，但蔣說：不妨，周還是會出來的。陳先生以為周如能與蔣面商，條件可斟酌。 這一套顯然與第一次沒有改變，相反因為這幾天，德俄外交惡化，德日反共協定宣佈，加以國內各界紛紛慰勞傅作義，在南京認為在外交上正是可以要挾蘇聯的時候，在對內上講，自命傅作義抗戰是南京領導，民族英雄天生是他們，用不著顧忌與共黨合作。然主要還是蔣利用日本目前並未全力對綏，故意製造前線劇烈抗戰消息，挽回他個人的信用，且企圖在這把戲中，打擊閻錫山與張學良，利用韓復矩排擠宋哲元，依然進行消滅異己的工作，對紅軍自然不能馬上化敵為友。據此，我認為立刻與他中止談判是不對，還是繼續與他扭，而且暗中設法把談判內容傳到各方面去，說蔣目前尚無決心抗日，所以我仍表示留滬願與他們繼續談，同時，依照他們所講，又發了一電： 「毛朱張周同志：元電已悉。（一）我二次來京，據陳先生轉告蔣先生意見：1、紅軍可縮編至3000人，其餘由寧方編遣；2、師長以上官佐由寧資遣出洋考察，半年後回國按材錄用；不可派代表參加國會及在各軍政機關工作，但須先由我方提出適當名單，由彼酌量任用。如以上各點能解決，至釋放在獄之共黨及以後停止逮捕共黨等當不成問題雲。（二）據陳先生告，如恩來同志能出外與蔣先生面談，或雙方意見更能接近。（三）我已將我方所擬草案交陳先生參考，同時向陳先生提議如能暫時停戰，周同志盡可與蔣先生面談一切，但彼方仍主先談軍隊條件，其他方能解決。我夜車返滬矣。（十九日）」 現在我又回來了。 二、太太已借我5萬元，正在設法送裡面，但前幾天我們派去西安送第一次去京談判報告的交通，昨日來信說找不到王之人，似乎交通處能否繼續工作，他還在打聽。另一方面，我們在滬得消息：杜重遠去西安，蔣給邵力子密電，要暗中監視杜的行動，並須逮捕張左右諸積極分子，並附一名單，邵將蔣電及名單交張，要他自動設法，據說一批幹部都已離西安。這樣，是不是我們交通線確也有問題呢？我現在如坐地獄裡，要想從「劉秘書」手上得一點真相，真是好比上青天，我希望代表團方面接到這報告時設法告訴一些辦法，及解決我與裡面的交通關係。 三、如再過一些時，交通方面尚無確息來，我擬自己去西安一趟，因為裡面急需款項，已經借到又送不進真是命苦嗎。 應（因）急於將此信送出，不能詳談一切了，待下次當設法做一些國內一般救國狀況報告。 小K　11月21日　上海 4.8 全面抗戰中政治動員的基點１ １本文原載《戰時聯合旬刊》1937年第5期。 潘漢年 民眾解放戰爭，必須有全國民眾的參加，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一般的說，現代戰爭不能依靠單純的軍事力量，必須從軍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全部力量來決勝負，特別是被壓迫民族，它的武器是決不可能具備得像侵略國的雄厚，所以更不能單獨倚靠軍事力量來進行反抗侵略者的戰爭；它只有盡量的把自己的特點，與全民族的政治力量發揮起來，去補救軍事上的缺陷。至於怎樣來發揮它的政治力量呢？那就是政治動員。 在今天，我們已看到中華民族的神聖的反抗日寇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已逐漸在開始了。前線的戰士們，衝鋒陷陣，捷報頻傳；但是後方的民眾運動顯然還沒有和軍事行動配合著並進。集中人才的口號雖然久已提出，許多願意為國犧牲的愛國志士，竟至沒有做事的機會。戰區幾十萬的失業工人不能參加生產工作。無組織的群眾遍地都是，他們不但不能去幫助軍隊，擔任救護運輸工作，以及補充戰鬥員，而且也不能維持後方治安，肅清漢奸，力求自衛，一旦敵人的武裝侵入，紛亂無秩序的避難者，自相踐踏，以致常有傷亡喪失，遇著敵人無理的屠殺時，只有伸著脖子等死，不能抗拒或者還（回）擊。敵人看到這個弱點，因此就盡量收買漢奸，擾亂後方，而一部分缺乏訓練脫離生產的民眾都會受騙而替敵人效勞。這是多麼危險！在這種情形之下，前方即使暫時勝利，也是很可慮的。 現在無論在朝在野的一切人，大概總該已明白瞭解民眾運動的重要了吧。然而民眾運動要怎樣才能發展起來呢？這個問題似乎還沒有為他們所注意，我們必須提出這個問題，並指出他的關鍵來。 民眾運動的領導者是社會上的一部份優秀分子，這些分子因為社會地位的殊異，各有其思想的立場，在這抗敵救亡的大時代中，他們必須站在民族立場上結合成一條陣線，然而才能領導民眾的大團結。領導者如果不能實行全民聯合的政治決心，要想民眾運動的統一和順利的發展，那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我們統一抗敵的局面雖然相當形成，然而殘餘的包辦思想與包而不辦的現象依然存在著。這種包辦思想，對於全民統一陣線的完成，很有妨害。從今以後，希望從事群眾運動的領導者，都應當拋棄包辦民眾運動的企圖，大家必須任勞任怨，把領導的責任共同負擔起來。如果大家能推誠相與，共赴國難，那麼，彼此間的互相傾軋、排擠，應當不財存在。已經取得領導地位的集團，也不必再借口什麼，來範圍與限制民眾運動的發展了！ 民眾運動固然要有民主集中的統一領導，就是整個抗敵救亡的事業也是如此。只有建立全民族共同統一的的領導，方能完成偉大的全民族全面抗戰的任務。沒有這個全民族全面抗戰領導的政治基點，我們無從彙集與發揮其民族戰爭優越的政治力量。因為，我們優越的特點，就是全國一致要求抗戰到底的決心。內部的矛盾必然降低，而建立起一致為全民族利益而戰的共同決心。在敵人方面，是為少數軍閥財團利益的擴張而戰，其內部矛盾不但是無法解除，而且是日益加深。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使階級矛盾尖銳化，世界經濟集團的衝突，更加深敵人內部的矛盾。軍事冒險又加重勞苦大眾物質上的負擔，及無辜生命的犧牲，這一切，難道還不夠造成敵方民眾怨聲沸騰的局面嗎？現在他們的軍閥法西斯主義者正在拿侵略可能勝利的話來誇耀，藉此麻醉群眾，可是群眾決不會長此永遠忍受著痛苦而不生怨言。假使侵略的魔手遇到我們全民族的堅強的抵抗，而不能得到其向民眾預約的勝利時，那些怒氣填胸的民眾一定會起來推翻他們的統治者——軍閥財閥。這就是敵人的政治的弱點。 全民統一的領導的建立，首先就是各黨各派的領袖要能夠徹底取消過去成見，聚首一堂，在真正民主的基礎上，建立強有力的軍政領導機關，以保障統一領導的具體實施，來完成抗敵救亡之大業。其次，目前需要一個全民性的最低限度的共同行動的綱領，就是抗敵救亡的政綱。全國民眾在這個共同綱領的領導下面，將聞風興起，歡聲載道，必然人人抱著堅決奮鬥，為國犧牲的決心，惟民族國家利益是從。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團結像一個人似的，只有一個心，只有一個目的，保障全民族戰爭的徹底勝利！ 1937年8月30日 4.9 全面抗戰釋１ １本文原載《抵抗》1937年第18號。 潘漢年 「全面抗戰」，「八一三」以來這四個字是在普遍的被大家嘴裡叫著，筆下寫著，可謂已成流行的口頭語，手頭字，為什麼我還要加以解釋呢？因為現在全國軍事動員的範圍日益擴大，從察綏到華北，山東沿海到上海，大半個中國的地域上都在進行著激烈的戰爭，這種全國性的戰局，是被一般人誤會著這就是「全面抗戰」。 目前戰爭的性質是不同於「九一八」東北軍的抗戰，也不同於「一二八」上海十九路軍的抗戰。因為這些戰爭，都是局部的抵抗，就了結當時的戰局，不僅在政治上沒有完成抗戰的任務，即在軍事上也沒有結束戰略上的任務。「九一八」抗戰的結束是丟了東三省，「一二八」抗戰是簽訂了《淞滬協定》。目前戰局的形勢，最後勝負，固難一言預計，即以失敗前途而言，決不是丟了幾省土地，或者僅僅是簽訂一個不利於中國的什麼協定就可了事，即是中國今後能否保存半殖民地獨立國家的名義，正因這個戰爭是有關於中華民族今後能否獨立生存的意義，所以被侵略的我們，在蘆溝橋事變後，雖說「應戰」，而我們一開始的軍事動員，就超過了局部抗戰的範圍。「八一三」以後，抗戰的範圍就表現了全國的性質。在部隊的調動上，不論那一個偏僻省區，一律在實行動員，戰爭本身的影響，動搖了全國範圍以內的正常狀態，不論政治，經濟，文化，人民生活，都因戰爭的影響，起了極大的變動，這是「九一八」、「一二八」抗戰所沒有的現象，可是我們能不能說這就是全面抗戰呢？不，帶有全國性質的軍事行動還不能稱為「全面抗戰」。 我在另外一個報紙上說過：「所謂全面抗戰，應該是指抗戰的政治決心」，如加以更具體的解釋，全面抗戰應該是在政治方面有切實的辦法，必須動員全國人力（軍隊，人民），財力，外交，文化（一切教育，娛樂，出版，及其他宣傳機關），全中華民族各方面的力量實行全民抗戰。我們是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在單純的軍事條件上，應當不諱言的承認敵人比我們優越得多，然而我們有戰勝敵人的有利條件，就是我們有全國人民敵汽同仇為政府與軍事後援的全民力量，這種力量是帝國主義侵略者所沒有的。而且由於帝國主義本身與侵略者統治下人民的矛盾，他們不能實現政府與人民一致，軍事與人民一致；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如延長下去，他們的廣大人民必然會起來反對侵略者的統治。可是我們的抗戰，是求民族解放，獨立，自由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全國人民必然一致起來擁護這個戰爭，這就是我們可以戰勝敵人優越軍事條件的特點。然而，如果我們抗戰只限於單純的全國性的軍事動員，不能徹底實現全面抗戰的政治決心，抗戰的最後勝利還是沒有保障！不久以前的阿比西尼亞反對意大利侵略的抗戰，正因為僅僅實現全國性的單純軍事動員，沒有實現全民族的全面抗戰，最後依然遭受了慘敗。試問我們現在除掉有了全國範圍以內的軍事動員外，是不是在實行全國抗戰呢？這個答覆，可以從政治方面動員的實際狀況中得出結論的。 全國的人力，軍隊是一部分，而且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如何發動全國人民起來擁護政府與軍隊呢？這就看政府是否徹底開放群眾運動，不加任何限制的准許人民有組織一切抗日團體的自由，工人可以自動組織自己的工會，准許工人在工會中討論與解決工人階級自己的利益，農民可以自動組織農會，准許農民討論與解決大多數農民的共同的利益，此其一。廣泛的武裝人民，准許他們參加戰爭，此其二。沒收日帝國主義在華財產，沒收漢奸財產，禁絕私人外匯，反對市場投機操縱，統制與軍事有關之重要工業，交通，貿易等，提倡國貨，及其他一切有利於政府抗戰的財政經濟政策，此其三。減租減稅，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及其他改善民生各項設施，此其四。立即撤回駐日大使，對日絕交，確立自主的外交路線，聯合有實際幫助我們抗戰到底的一切友好國家，聯合其他一切被壓迫民族，進行國民外交，發動各國人民對我抗戰的同情援助，此其五。准許一切抗日救國言論出版的自由，安插流亡學生，訓練教育抗日救國各種青年幹部，及其他戰時文化教育，此其六。只有實現上述各項，加以目前已在實行有全國性的軍事動員，方能稱為「全面抗戰」。 在軍事上我們已與日帝國主義頑強抗戰相當一個時期了，不論國內國外都一致讚許我們政府在軍事領導上英勇不屈的精神，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阿比西尼亞單純依靠軍事動員的失敗的教訓，我們要完成抗戰的徹底勝利，必須立即實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戰！ 有個刊物在徵求「中國抗戰必然勝利的原因」的論文，我想我可以做一個答覆：假如政府立即實行「全面抗戰」，這就是必然勝利的原因！假如政府始終只有單純的軍事抗戰，必然勝利的原因，我就答覆不出。 前線的將士不斷的在經驗上發出軍隊必須與民眾合作的議論，而且有些地區如晉綏線，相當的在執行軍民合作的初步工作。我們相信：一切救亡陣線上的愛國分子，無不迫切熱望政府當局立即實行全面抗戰，以保中華民族這次民族戰爭的徹底勝利。我們希望政府當局能當機立斷，堅決實行全面抗戰的一切必要步驟。 10月13日 4.10 對日抗戰中的第八路軍１ １本文原載《良友畫報》1937年第131期。 潘漢年 自從八路軍開入山西抗戰，由於他們將士的英勇善戰，已經好幾次給了暴敵嚴重打擊，特別是平型關一役，勝利的轉變了晉北的戰局，因此全國父老兄弟妹妹，無不以驚奇眼光注視著八路軍。報紙流傳，街談巷說，八路軍幾乎神秘化了，朱彭英名固蜚聲全國，即八路軍運用自如的游擊戰術，也變成高深莫測，好像八路軍獨得錦囊秘訣似的。這是一種錯覺，我們願意全國同胞對於八路軍有平常正確的瞭解。他們不過是全國抗戰範圍以內英勇善戰的一小部分，他們參謀處並無諸葛孔明傳授的錦囊，他們的士兵並沒有吞下了符咒，或者身藏「千人針」，更不是銅皮鐵骨，三頭六臂，他們不過是一群有堅強民族意識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 然而，他們究竟為什麼能夠一鳴驚人？是的，八路軍雖無神秘可言，確有出奇之處的原因。這原因也不是八路軍獨得之妙，而是全國抗戰部隊必須普遍強化實現起來，方能最後戰勝日本軍閥。我可以簡略的介紹八路軍所以成為抗戰中一支精銳部隊的原因給全國同胞為參考。 提高部隊的民族意識，堅定將士民族戰爭勝利的信心，發揚每一個戰鬥員抗戰中的政治自覺的積極性，這是八路軍年來準備抗戰一刻不敢疏忽與懈怠的基本任務。中央社記者王少桐君，最近從晉北發出關於八路軍的通訊，有這樣一段： 「他們的部隊，此次參加抗日，他們每一個士兵，平時早已都明白日本軍閥的罪惡，和侵略中國種種的野心，他們每一個兵士的腦中，早已存著對日本非打倒不可的觀念，無疑的他們在抗日戰線上步調一致，精神一定團結，而且一定能產生偉大的力量。」 他們依靠什麼辦法，完成這個工作呢？是經常的運用那有系統而嚴密深入的政治工作，這就是政治部的任務。當年蔣委員長訓練黨軍，以迄北伐，早就實行過的政治部的訓練教育制度。八路軍從民國十六年，南昌八一事變起，與中央軍分離以後，經過10年，重歸蔣委員長指揮，參加全國抗戰，黃埔時代的政治部制度，始終沒有改變，而且比較民國十六年前更強調了政治部在軍隊中的領導與作用。 「政治工作的任務，就是在政治上領導部隊和訓練部隊。這種政治領導和政治訓練的目的，首先在於鞏固部隊，和提高部隊的戰鬥力。」這是朱德、毛澤東幾年前給各軍政治部主任的訓口令。 「中華民族處在生存死亡的決定關頭，迫切需要抗戰軍隊犧牲奮鬥到底的戰鬥力，迫切需要軍隊與人民團結共赴國難，爭取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而今天要消除現有軍隊一切派系，要消滅保存實力及把軍隊作為個人工具的觀念，要消滅上壓迫下，官壓迫兵，軍壓迫民的一切軍閥制度，要消滅一切畏縮不前，藉故推諉，當友軍險危而不援，望風而逃的恐日病等等可恥現象，只有發揚大革命時代（指北伐時期）的革命政治工作，使全國軍隊成為民族解放而堅持奮鬥到底的革命軍隊！」這是前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全國抗戰開始後，對於全國抗戰部隊必須恢復北伐時代的革命政治工作的建議。 正是因為他們這樣重視政治教育訓練的工作，所以普遍的提高了士兵的政治認識，「隨便問他們一個十四五歲的勤務兵，他能告訴你為什麼要打倒日本，和他們這次來前線的任務的。」（中央社王少桐的話）八路軍部隊既有這樣普遍深入部隊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堅決反抗日本的戰鬥力量，當然要大大的發揚起來了！ 八路軍的組織是肅清了封建軍閥制度，官長與士兵之間沒有絲毫隔膜，長官欺壓士兵，或者剋扣薪晌……等等軍閥殘餘習氣，在八路軍裡面已經找不到影跡。我再抄一段新聞記者對八路軍官長與士兵生活打成一片的描寫： 「總司令也罷，伙夫也罷，除了職務的區別外。平時是一塊娛樂，一塊談天。一個士兵去見總司令，是很平常，沒有看見太拘束的窘狀，也沒有看見長官無謂的威武。一個士兵作錯了事，沒有以打罵來責罰，只以和善的指示，糾正他們的錯誤。……再說到物質方面，完全是平等待遇，總司令今天吃肉，士兵一定也吃肉，士兵今天吃青菜，總司令一定也吃菜。總司令服裝和士兵沒有分別，簡直沒有例外。」（大公報通信） 不僅如此，八路軍還有一個特點，像朱德、彭德懷一類的高級官長，沒有一個人有私人財產在後方，因為他們不特不許剋扣士兵薪餉，誰要利用軍隊搜刮民間財物，或者仗勢欺壓人民與紳商，借口敲詐謀財，這是滔天大罪，決於槍斃，毫無寬假。就是一般士兵，都知道尊重人民利益，「不擾民，不害民」是他們對待地方居民的紀律，私取民間財物，或者向人民勒索強欠，不論官者士兵有此行動，都要軍法從事。這些紀律的執行，是依靠平素的政治工作，他們有這麼一個口號：「紀律要建築在士兵政治自覺的基礎上。」換句話說，強迫命令是不能有如此效果。 八路軍對於抗日的民族戰爭，根據他們自己的政治觀點，在戰略戰術上有這樣的認識：「中日戰爭雖勝雖負的問題，是不能在短期內最後解決的。中日兩國的戰爭，將帶有持久的性質。」「我國這次為自衛而戰，所以戰略上是防禦戰雌因我國兵器，遠不如人，國防設備，又極微弱，如果採取單純的防禦，如（必）然遭受失敗，所以我們在戰術上，必須採取積極的防禦，即攻勢防禦，這種攻勢防禦，就是要乘敵人於運動中，或在敵人立足未穩之時，集中我們優勢兵力，向其猛攻，庶可殲滅敵人」。（彭德懷的意見）他們對於抗戰的戰略戰術，是堅決認為必須採持久的攻勢防禦運動戰。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特點，就是他們對於發動廣大群眾起來，武裝他們，在敵人的兩側翼或後方，進行廣泛的游擊戰爭，配合生（主）力軍作戰，是戰勝敵人依靠優勢的現代兵器壓迫我們的最好辦法。朱德曾經這樣說過：「為了使抗戰能夠有勝利把握，必須動員千百萬群眾上前線去，武裝群眾，編成無數的游擊隊，在日軍的左右側翼，或者日軍已佔領的區域，進行廣泛的游擊戰，襲擊敵人，疲勞敵人，破壞敵人的一切交通，與抗戰的主力軍配合起來作戰，這才是最有效的抗戰方策。」他們開入晉北，在平型關及其他地區的勝利，就是執行了這個辦法。 所以八路軍並無神秘之處，不過他們是這樣三個特點：一，有堅強的民族意識，與抗戰的政治自覺；二，官長與士兵打成一片；三，軍隊與人民打成一片。此外就是他們是堅決執行勝利的戰術。他們形成這樣一支精銳的無數不怕犧牲不避艱難的幹部，提高了每個戰鬥員的政治認識，由於他們運用完善的系統的深入的政治工作制度，方能在今天抗戰中，表現了他們的英勇。確無任何神秘，如要全國抗戰勝利，全國部隊，都有根據他們的經驗，加以改造的必要。 因為八路軍不過是全國200萬部隊中的一小部分，整個抗戰的勝利，單純希望他們是不能的，毛澤東很坦白的指出：「第八路軍在今天對整個抗日戰線，還只能起一部分的作用，還不能起決定的作用，但他們的一些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的優點，是足供全國友軍之采擇的。這個軍隊也不是一開始就有現在的情形，曾經經過許多改造工作，主要是政治上肅清之（了）封建主義，實行了官兵一致與軍民一致的原則，這一點可以供全國友軍的借鑒。」 10月30日，上海 第05章 統戰能手 5.1 解放前夕的兩件秘聞１ １本文原載《上海灘》1989年第4期，原題為《上海解放前夕的一些回憶》。收入本書時作了刪節，題目為編者所加。 夏衍 關於潘漢年的事，真有點一言難盡。1982年我寫過一篇《紀念潘漢年同志》，那是陳雲同志指定要我寫的，目的是為了給他平反，而不是給他評功，所以寫得很簡略。潘漢年一生，對黨、對國家、對上海，的確是立了大功的，由於他的工作是絕對保密的，所以有許多事情很少有人知道。隨便舉一個例，比如陳修良同志的文章（指1988年《上海灘》上刊出的《黨人魂——記潘漢年》）中有一段話：「當時原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和上海海關的主要負責人先後到香港與潘漢年聯繫，在潘漢年的部署下起義，使這兩個系統的檔案和美援物資完整地交我方接收。」這兩件事我都知道，也可以說我是參與了的。 這些事，1949年我和漢年從香港回到北平，就向中央和恩來同志報告過，但是漢年一直不讓我們講，他不止一次說：「吹捧自己的人頂著底。」所以這些事就成了秘聞。 1948年八、九月間，有一次張駿祥同志（當時他也在香港）告訴我，說資委會的負責人錢昌照正在香港，準備到英國去講學，他對當前的局勢很悲觀。錢昌照在重慶時期我就認識，他對文藝、話劇有興趣，和張駿祥、張瑞芳等都很熟，為人正直，事業心很強，所以我就把這件事告訴了潘漢年——他當時代表華南分局領導香港工委的工作，1948年章漢夫調到天津去管外事之後，我是工委書記。漢年聽了之後立刻對我說，這是一件大事，趕快通過張駿祥約錢昌照談談，盡可能勸他留下來，不要去英國，更不要去台灣，將來可以為新中國建設服務。資源委員會不僅在國內擁有大批美援物資，更重要的是他下面還有許多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這是一個可遇難求的機會，你趕快去辦。這樣，我就通過張駿祥約錢一起在九龍山林道的「雄雞酒家」吃飯。寒暄了幾句之後，很自然地談起了時局。我記得話是從金圓券談起的，他毫不掩飾地表示了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頗有生不逢時之感。於是我們就對他做了一些「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勸他不要悲觀，新中國的建設肯定要大批科技管理人才。由於我還沒有得到中央指示，當然不能談具體問題，於是就由漢年把這件事向中央作了報告和請示（當時我們有兩個地下電台，一在九龍，一在東江游擊區）。不到一星期就收到了周恩來同志回電，要我們勸錢昌照留在香港，並明確地指出，為了新中國的建設，我們希望資源委員會的工程技術人員都能留在大陸，為祖國服務。於是我就約了錢昌照在淺水灣第二次單獨見面，這次我就開門見山地直說了，我說我們已接到周恩來副主席的電報，希望錢先生能為祖國的復興效力。他開始有點意外，但很快就平靜下來，於是我就講了一通「大道理」，如革命不分先後，以及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等等，然後正式攤牌。我說：「周副主席希望錢先生留在香港，仰仗你的大力和內地的資源委員會的朋友們聯繫，只要能把美援物資和檔案保護好，解放後不僅可以在原崗位工作，有些人還要特別借重，因為我們正缺少這方面的人才。」我講得很坦率，並把我住址的電話告訴了他，隨時可以聯繫。他很謙虛，說了些個人能力有限等等，但對周恩來同志要仰仗他的話似乎很感動，這是從語氣中就可以察覺的。最後他說資源委員會在內地的人不少，但是人各有志，有些事也不好勉強。我說，這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為了讓他放心，我鄭重地告訴他，這件事關係重大，所以不論在內地或者香港，我們一定絕對保密。這之後，他只和我通過一次電話，告訴我，他不去英國了，暫時留在香港，其他什麼也沒有說，但是大家心中有數，他不到英國去，留在香港，就表示他已經決定以後的方向了。 1948年冬到1949年初，國內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蔣介石下台，李宗仁當了代總統，南京政府派張治中、邵力子等到北平和談，接著是「百萬雄師過大江」。我和潘漢年、許滌新就在1949年4月底離開香港，回到北平。我離開香港的時候，才把這件事告訴了喬冠華（我走後，喬接替我當了香港工委書記），要他負責和錢先生單線聯繫。大概是在5月中旬，當我們南下前夕，恩來同志忽然對我說：邵力子先生向黨中央建議，認為錢昌照是個人才，一定要爭取，所以恩來同志要我擬一份電報，要喬冠華立即安排，請錢先生早日回國。他大約是在1950年回到北平的，這之前，他是不是到過上海，我不知道，但他對上海資委會的人已經作了交代，這是可以肯定的。因為上海解放後不久，就有一位資源委員會在上海的負責人（這位先生姓沈，名字記不起了）來和我聯繫，說資委會的全部物資和檔案已經按照錢先生的安排，全部保留下來了，絕大部分幹部都沒有走，但是也還是有一些人被迫或者自願地到台灣去了。從1949年到1955年，漢年和我都在上海工作，和錢先生沒有聯繫，直到1955年我到文化部工作之後，才有見面的機會。「文革」之後，他同情我的遭遇，來往就更多了，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和他的夫人幾乎每個月都來看我一次。他一直很樂觀，他關心的是四化建設和國家統一，他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因為在台灣他還有許多資源委員會的同僚朋友。他經常到各地去視察和調查，去世前還去過海南島，並把自己的感受和設想向中央領導同志匯報。 前面說過的那位沈先生和我接頭之後，我就介紹他去見潘漢年，因為潘是常務副市長。至於物資、檔案、幹部由誰接管，這我不知道，大概是曾山同志為主任的財經接管委員會吧。關於國民黨政府的資源委員會的起義，我後來知道，除錢昌照外，在北方，資委會另一位負責人孫越崎先生也和我們地下黨接上了關係，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上海海關關長丁貴堂的起義，說來似乎有一點偶然性，話得從抗戰初期說起。「八一三」之後，上海海關的一批愛國青年組織了一個「海關長征團」，用歌詠、話劇、活報劇等形式宣傳團結抗戰，性質相當於一個文工團，一共有二十幾個人。這個團的負責人是葉厥蘇，團員有鄧愛珠、蔡鴻斡、陳瓊瓚等，後來在上海犧牲的茅麗瑛，也參加過這個團。1938年夏，該團到廣州演出，葉厥蓀到《救亡日報》來找我，要我給他們作一次時事報告，這樣我就和這個團發生了工作上的聯繫。同年10月廣州淪陷，長征團解散。1939年或1940年，陳瓊瓚曾到桂林找過我，我給他介紹了工作，我和他們沒有深交，當時大家都很忙，我對這件事也就漸漸從記憶中淡忘了。可是8、9年之後，1948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陳瓊瓚到《華商報》來找我，說他是得到上海海關關長了貴堂的同意，來找共產黨的。他說：上海海關有悠久的歷史，現在還完整地保存著100多年的檔案，一筆可觀的庫存，和許許多多愛國的、有經驗的職工幹部，國民黨方面正在強迫他們去台灣，所以爭取丁貴堂起義是十分必要的。那時已經是淮海戰役之後，連雲南的盧漢、龍雲，四川軍和西北軍的頭面人物，也已經紛紛派人到香港和我們拉關係了，丁貴堂要尋找出路，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我問陳有沒有把握？他說丁有威信，為人正直，從你認識的「海關長征團」的同仁也可以知道，絕大多數海關職工是愛國的，所以只要有丁關長下決心，起義是完全有把握的。我立即向潘漢年作了報告，他喜出望外，說這是一筆「意外之財」，於是當天就向中央請示，並很快得到了恩來同志的很明確的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檔案和物資保留下來，上海解放後仍由丁貴堂任關長，起義的幹部職工原職原薪不變，這樣，事情很快就解決了。知道這事的只有潘漢年、許滌新和我3個人。上海解放後，許滌新（他是財經接管委員會副主任）就和丁貴堂接上了頭。遺憾的是上海解放後陳一直沒有找我，失去了聯繫，去年我問過現在成都的葉厥蘇同志，他也說廣州分手之後他們之間就沒有來往了。 5.2 他把我們凝聚在黨的周圍 榮毅仁 我第一次見到潘漢年同志是在1949年6月2日，陳毅市長在上海中國銀行四樓會議室召開的有幾百名工商界人士參加的座談會上。會議開始前，在座的盛康年同志領我到陳毅市長和潘漢年副市長跟前，介紹我認識他們。只見陳毅同志氣宇軒昂，豪爽幽默；而漢年同志文質彬彬，一副學者模樣。會議間，陳市長和潘副市長都作了重要講話，大意是闡說了解放、建設大上海的偉大意義，宣傳、解釋了共產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商經濟政策，要求工商界人士把惶恐、忐忑的心情安定下來，和人民政府積極配合，發展生產，恢復市場。初次見面時雖未深談，但兩位領導同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過了幾天，盛康年對我說，潘副市長希望約個機會同我碰碰面，一起談談，彼此熟悉一下。我心裡思忖：雖然聽過陳市長和潘副市長的講話，但對共產黨的經濟政策到底如何具體化，他們到底會怎樣對待工商界，還不是很放心，能有機會當面談談再好不過。特別是得知漢年同志把約見的地點安排在盛康年岳家周府，心裡很高興，因為對我來說這樣的環境是適宜的。那天見面之後，大家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既談正事，也說閒話。漢年同志閱歷豐富，才思敏捷，說起話來不緊不慢，引人入勝。我拘謹的感覺很快消失，思想上、精神上輕鬆自如起來，大家的話也就越來越多。不覺已時近黃昏，盛康年就順便請吃晚飯。席間，漢年同志像和熟人談家常一樣，隨和而又實事求是地講了國家的困難，上海的困難，鼓勵工商界盡快消除疑慮，恢復生產，恢復經營，為建設新上海多起作用。和漢年同志的初次深入接觸、交談，使我相信共產黨決不會像謠言傳聞那樣對待工商界，也使我體會到，漢年同志以一個共產黨副市長的身份，能用促膝談心的方式，和我們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傳政策，傾聽意見，這在舊中國是無法想像的。從漢年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共產黨員的胸懷和品質，看到了共產黨建設新中國的抱負，我的心向黨靠近了一步。 以後，漢年同志常和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工商業者一起開會或座談，循循善誘地宣傳解釋黨的工商經濟政策，指出這個方針是由黨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執行這個政策，既是恢復和發展新中國、新上海經濟的需要，也是保護工商業的需要，要求大家團結在黨和新生的人民政府周圍，為克服困難，戰勝敵人，迅速把生產與市場搞好而共同努力。同時，他認真傾聽大家意見，幫助工商界解決生產、經營上的困難。漢年同志的工作非常深入細緻，他既具有堅定的原則性，在具體解決問題時又能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保持著高度的靈活性，所以結交了工商界一大批朋友。在他的帶頭示範下，許多搞經濟統戰工作的同志經常深入到工商界人士中，用各種方式宣傳政策，聽取意見，溝通情況，幫助解決問題，從而對恢復生產和穩定市場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9年「八一」前夕，上海各界人民組織籌備慰勞解放軍的工作，工商界也於7月15日組織了上海工商界慰勞總會，此事市裡是由漢年同志負責的，我和盛丕華等其他幾位同志也參與其事，這樣，我和漢年同志接觸機會就多了，相處也更隨便。「八一」犒軍以後，我和盛康年商量，想請陳毅市長到我家吃頓便飯。盛講此事先要問潘。我就向漢年同志提出，他說，要請示陳老總自己，並答應由他自己去和陳老總說。兩天後，傳來回音，陳市長同意來，但叮囑人不要多，可以隨便一點。8月的一個夜晚，陳市長和夫人張茜同志，漢年同志和夫人董慧同志光臨我家，同來的還有幾個人，我還約了盛丕華和盛康年父子。大家便裝而來，在我家中樹蔭下乘涼，天南地北地聊著。陳市長間或問問我企業的生產情況，對黨的工商界政策的意見，我坦誠相告，聚晤氣氛始終十分親切融洽。以後，陳市長和漢年同志又約了一些工商界人士聚會座談，宣傳解釋黨的政策，誠懇耐心地聽取意見，有時還共同商量、解決一些問題，把我們凝聚在黨的周圍。 自陳毅市長來我家中聚會以後，漢年同志有時就到我家來聊聊天，有時溝通一些情況，有時通過我瞭解一些工商界的情況和意見，有時還約了一些負責同志一起來。他當時的住所離我家很近，有時就步行過來。他夫人董慧是香港一家銀行老闆的女兒，早年就參加革命，人也很隨和。有時他們夫婦同來，董慧就和我夫人楊鑒清一起拉拉家常，很談得來。有一天，漢年來我家，談話中他說起工商界人士大多數願意靠攏黨，跟黨走，情況是好的。工商界在舊中國有商會和工業會，現在是否也要有個統一的組織，以便組織工商界人士貫徹國家政策，也可以為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向人民政府或有關單位反映情況。他徵詢我的意見，我非常贊成，認為解放前舊商會和舊工業會幾乎淪為國民黨爭權奪利的工具，並不是為工商界服務的。現在人民政府這樣為工商界人士著想，內心很是振奮。漢年同志還徵求了工商界一些同志的意見。後來，上海各界代表會議作出了成立上海工商業聯合會的決定。經過多次醞釀，大家做了許多工作，8月26日，成立上海市工商聯籌備會，我被選為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0年初，國家準備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上海是工商業者雲集之地，發行任務很重。為此，陳毅市長邀集幾百位工商界人士到中國銀行大樓開大會動員認購。在此之前，漢年同志一次到我家談起此事，跟我講了國家發行折實公債對恢復和發展生產，穩定市場物價的意義，問我是否可以帶個頭，這樣可以推動工商界的認購工作。我完全同意。於是在陳市長召集的認購大會上積極響應號召，帶頭認購。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認購額不斷加碼，又逢市場不景氣，加上美蔣「二六」轟炸造成困境，公司面臨很多困難，勞資糾紛也有所加劇，頭寸周轉一下有了困難。漢年同志瞭解到這一情況後，就同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商量，用我部分企業財產抵押貸款，解決了公司資金困難，也完成了認購任務。 「二六」轟炸中，人民的生命財產和許多工商企業遇到嚴重破壞。當時正臨陰曆年關，廠裡工人等著發薪過年，但工廠企業卻因原料、動力、資金等問題開工不足，廠方付不出工資，一時間勞資矛盾迭起。我家的工廠企業也難免這種窘境。一天，有個廠的幾個工人到我家中要求立即發工資。我正巧辦事在外，他們就坐下不走，等著我回去解決。我知道後，就和盛康年聯繫，想請漢年同志幫助。盛康年就立即給當時上海市軍管會交際處副處長梅達君打電話，要他轉告潘漢年同志。漢年同志得到消息，即刻和市委商定，一面安排我在上海大廈暫住，一面通知有關部門和工廠工會負責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體諒資方的困難處境，遵守政府保護工商業的政策，使矛盾得以緩和。那時漢年同志除負責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外，還要全力領導恢復被炸的發電廠，特別是要處理因「二六」轟炸工廠停工而要疏散工人等等事宜。他日夜操勞，對我的困難卻依然如此關心，我心裡很感激。當時勞資關係緊張，糾紛時起，市政府在陳毅市長的領導下不斷開會，徹夜研究商議解決一個又一個難題，大家總算熬過了這段困難時期。 1950年5月底，中央在繼全國勞動局長會議、全國各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後，要召開全國第二次稅務工作會議。一天，潘漢年同志約我到他辦公室，對我說：這次會議上海除政府派人外，同時要請工商界代表參加，市裡希望由你帶隊前往。會議要討論調整稅收問題，這事關係到國家的重要決策，也涉及工商業界的利益，希望你們如實反映情況，不要有顧慮。我遵照他提出的方針，在會上作了必要的、如實的反映，結果黨對我們的意見非常重視，認真考慮，擇善從之，大家對會議非常滿意。稅務會議以後沒幾天，我列席參加了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會前，毛主席在頤年堂請客，邀請列席代表參加。漢年同志也去了，他在門口接我進去，並把我介紹給毛主席。席間，毛主席講：一個人為人民做好事，而且堅持做下去，人民是不會忘記的。這句話毛主席後來在政協會議上又講了，我的心潮澎湃，久久難平，至今一直深深記在心頭。會議結束後回到上海，漢年同志就同我和盛康年講，認為工商界目前單用聚餐會的形式交換意見、溝通情況不夠，最好能多學點時事，學點理論，提高政策水平，這樣更有利於靠攏黨。我和康年接受了漢年同志的建議，並徵求了工商界上層的意見，大家都很贊成。議論中，大家認為馮定的《平凡的真理》通俗易懂，商定就從這本書學起。為了表示緊跟黨的領導，就把學習會名稱定為「七一」學習會，並把學習會第一次活動選在7月1日。那天漢年同志還專門來講話，鼓勵我們關心時事，改造思想，學習政策，提高理論水平。 以上這些，是我和漢年同志在解放初期開始交往時的一些片斷。這些往事說明，漢年同志作為一個黨的領導者，在新中國解放之初紛雜繁忙的工作中，對一個工商業者在生活、工作、思想等各方面的關心和愛護，在日常的工作中細緻入微地貫徹了黨的各項政策。這些，對我思想的進步起了重要的推動、幫助作用，使我從接近黨、靠攏黨、到自覺接受黨的領導，相信社會主義、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即使在遇到曲折的過程中也不改初衷。 漢年同志逝世已經十幾年了，但他的崇高形象時時刻刻留在我的心中。 1995年7月於北京 5.3 潘漢年對上海財經、統戰工作的貢獻 蔡北華　楊延修 潘漢年同志離開我們已經18年了，1996年1月是他的90誕辰。在上海蓬勃發展之際，我們更懷念解放初期對上海財經、統戰工作作出重大貢獻的潘漢年同志。 解放前，由於三大敵人的長期掠奪，上海的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工商凋零，市場混亂，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上海剛解放時，物資匾乏，庫存空虛，如全市煤的存量只敷用一周，棉花存量只能維持一個月，糧食儲備也不敷市民一個月的消費。在13647家私營工廠中，開工的僅有四分之一左右。商店到處停業或歇業，工人和店員失業人數達16萬之多，有些資本家悲觀失望，棄廠棄店出走，勞資糾紛急劇上升。 面對這樣的局面，華東局、華東財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為了穩定上海市場和恢復生產，堅決果斷地取締和打擊了銀元投機，封閉證券交易所，四次制止物價漲風，迅速而又穩、準、狠地打擊了投機倒把分子，從而保護了工商業的正當經營，使上海金融財政和市場物價很快地納入了穩定的軌道。當時，潘漢年協助陳毅和曾山、劉曉、劉長勝等同志，為克服困難、爭取經濟好轉，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很大貢獻。 解放上海不久，6月2日，陳毅市長就邀請上海工商界代表人士盛丕華、胡厥文、榮毅仁等舉行座談會，會上，陳市長表示希望工商業界共同協商，努力恢復和發展生產。與此同時，潘漢年及時指導我們在工商界中開展統戰工作，團結教育工商業者，爭取他們站到我們一邊來。他說：上海這個大工商業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觀，隔山觀望，光靠黨、政府和工人階級的力量，還是不容易迅速把生產與市場搞上去的。他要我們不僅在面上做工作，還要走出辦公室接近工商界人士。他諄諄告誡說：「你們不要以為一穿軍裝，做了官，便了不起，擺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們望而生畏、敬而遠之。我們還是要保持地下鬥爭時期的本色，廣交朋友，這樣，別人才能把真實情況向我們反映。」當時，我們在潘漢年的指導下，曾多次舉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向他們闡明黨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經濟政策，團結他們在黨和政府的周圍，為戰勝封鎖轟炸，克服困難，恢復經濟，共同努力。潘漢年有時還親自進行家訪，個別交換意見。 由於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以及潘漢年廣泛結交工商界朋友，並深入細緻地做工作，使他們及時解除了種種疑慮，同時還使留居海外的劉鴻生等工商界著名人士受到感召，先後紛紛調回資金重返上海。每當遇到這種情況時，潘漢年總是親自出場接待他們，並安排他們的工作。在領導帶頭示範下，我們也經常到工商界朋友家裡去，以聚餐、晤談的方式，反覆宣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政策，以進一步消除他們的疑慮，傾聽意見，並幫助他們解決生產經營上的問題。從此，我們結交了不少工商界朋友，又通過他們起橋樑作用，廣為宣傳，擴大了影響。那時工商界朋友把馬當路的市工商局，視為他們的「娘舅」，遇到生產經營、勞資關係等問題大都找上門來，真是門庭若市，應接不暇。因此，我們對工商界情況的掌握和反映都比較快，解決問題也比較好，從而對恢復生產和穩定市場起了一定的作用。 潘漢年副市長接受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關於成立工商界組織的提案，指示我們，要以工商局名義出面籌備與組織上海市工商聯，把工商界的統戰工作進一步抓起來。解放前，上海工商界團體原來有舊市商會和舊市工業會。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和工商登記，基本上摸清了上海工商業和同業公會的底細，為籌建工商聯組織打下了基礎。解放後三個月，我們就在華東局和市委統戰部領導下，迅速批准成立上海市工商聯籌備小組。繼而對16.3萬家工商戶（其中私營工業1.3萬戶左右，私營商業15萬戶左右），按行業整理，改組為二百多個同業公會。不到半年時間，便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在這項工作中，難度較大的是人事問題，就是說要把在上海有一定名望、有影響和有實力的工商界人士安排進去，使之發揮帶頭和橋樑作用。那時，我們把工商聯和同業公會的人事安排，及時向華東局和市委統戰部請示匯報。由於潘漢年對上海工商人士的情況很熟悉，對工商聯正、副主任和重要同業公會主任等職務安排親自審批，因而迅速獲得了領導部門同意，很快就自上而下地把工商聯組織成立起來，協助我們對工商界開展團結、教育工作。1950年6月在政務院第39次會議上，潘漢年談到工商界組織的作用時，曾給予一定的評價，他說：在工商聯籌備會領導之下，這些同業公會對推銷公債、參加工商業稅的民主評議，起了很好的作用，以後在加強同業對公營和私營之間關係的調整中，將會起更多的作用。 經過半年的努力，上海這個爛攤子得到初步整頓，稍見起色，工業生產、市場物價、財經情況逐步好轉，上海人民正在歡度新年、春節之際，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不甘心他們的失敗，在1950年2月6日，大肆轟炸上海。「二六」轟炸後，潘漢年副市長立即陪同陳毅市長到被炸現場視察慰問。據當時同去的隨從人員回憶，當他在現場看到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破壞的情景時，心情非常沉重，充滿了對受害人民的同情和對美蔣反動派暴行的無比憤恨。 當時正值舊歷年關前後，「二六轟炸」造成的新的困難，使原來潛在的上海私營工商業企業內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一齊爆發出來，正如大病初癒的人，又染上了新的病痛。那時，上海一個尖銳的問題，就是勞資關係緊張，勞資糾紛迭起。為了克服「二六轟炸」引起的工商界困難，劉長勝和潘漢年親自負責處理勞資糾紛工作。他倆以極大的毅力，一方面通過工會組織說服工人，主動採取留職停薪、減薪、輪班工作等辦法，協助廠方克服暫時困難，及時糾正了個別單位中某些不正確的做法；另一方面，積極督促工商業者改善經營管理，實行精簡節約，爭取保本自給。當時，對一些尖銳的勞資糾紛案件，還親自處理。最近，一位著名的老工業家回憶那時的情景說，解放初期，我同潘副市長常常見面，有時他還到我家來。在「二六轟炸」後，有一天晚上，因勞資爭議較為緊張，勞動部門打電話來家中找我，恰巧潘副市長剛到我家談話，他接過話筒在說明自己身份後說：你們怎麼在夜裡還打電話找人，明天再說吧！把緊張的局面緩和下來了。又有一天晚上，某紗廠一些工人因勞資爭議問題，上門找一位著名的工業家。那位工業家打電話給潘漢年反映情況，他立即打電話轉告陳毅市長，並果斷地排解了一場嚴重的糾紛。這位工業家說：潘副市長精明幹練，處事有魄力，至今印象還很深。 在調整勞資關係的同時，政府通過貸款、代紡、代織、代染和訂貨等措施，調整公私關係，許多廠商紛紛復業開工。當時有一家由金城銀行投資的紗廠，發生資金困難。潘漢年獲悉後，指示金融業要同生產事業相結合，並責成有關部門主動找他們商談，在公平合理原則下，使該廠問題及時獲得了解決。還有一位棉紡業大戶，解放初期從國外帶進一筆資金，恰巧遇到「二六」轟炸，這筆錢全部用罄，生產發生困難，結果也是在潘漢年親自關心下，通過貸款幫助他度過了困難。事後，這位工商業者說：「共產黨辦事乾脆，有肩胛。」 還值得一提的是，「二六」轟炸後，引起上海市場物價很大的波動，市民紛紛排隊購買大米和煤球。儘管政府千方百計從外地調運大量物資來滬加強供應，平抑物價，但市場上的擠購現象仍很突出，特別是大米，在私商糧食代銷店門前排成長龍。那時，有位外國專家向我們工商局建議說，光靠私商代銷，還不能把大米直接接國營零售牌價分配到市民手裡，米價也很難穩定，必須立即開設國營零售糧食商店。我們就把這建議向劉曉和潘漢年作了匯報，很快得到了批准。我們馬上行動起來，短短兩天之內，就在市內各區，特別是勞動人民聚居的地區，開設了50多家國營零售糧食店，敞開供應大米，緊張的排隊現象隨即消失，市場和人心也都穩定下來。我們還在主要地區開設合作社門市部，供應日用工業品。從此，上海人民那種長期受「二白一黑」（白米、白布和煤炭）嚴重威脅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當年潘漢年在這一重大問題上，堅決果斷決策的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 潘漢年十分重視民主協商工作。早在1949年12月5日，上海市就成立了統一戰線性質的市協商委員會，在人民和政府之間發揮橋樑作用。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屆三次代表會議，選舉成立了新的協商委員會，由陳毅任主席、潘漢年等任副主席，下面分工商、勞資、稅務、文教、一般等小組，在常委會領導下，經常集會討論，研究各項工作。潘漢年常常參加小組討論，直接聽取意見，並即席發言，對提出的問題分別作出解答或解釋，使到會同志都感到滿意。潘漢年一再說：「對政府提供建議和幫助，經常反映各界人士意見，對各種重要工作及時協商，各部門負責人到會報告各項重要措施，並答覆所提問題，這樣使政府與人民之間、各界人士之間，經常氣息相通，交換意見。」1952年間，潘漢年根據1951年政務院秘書長會議精神，召開了機關內部統一戰線工作組成立大會。到會的有市府委員，各委、局、處、院、署、區政府負責人和在市府內工作的共產黨員、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專家、技術人員、人事部門幹部等二千餘人，交流機關內部統戰工作情況，反映問題，提出批評和意見。潘漢年在會上作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市府機關內部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受到了與會同志的熱烈歡迎。後來，他對機關統戰工作還作了重要批示：「政權中黨委及黨組應經常討論本單位的統戰情況，支部應將統戰工作列入經常議事日程之中」，並「要求政府首長應綜合本單位統戰情況，將成績：缺點，聯繫今後如何提高統戰認識，向黨外幹部作報告」。與此同時，潘漢年還切實妥善執行安排黨外民主人士的工作，並為擔任領導職務的民主人士配備秘書。他還囑咐政府有關部門及時向他們匯報請示，使這些擔任領導職務的民主人士做到有職有權，盡職守責，發揮他們參政議政的作用，體現了在政權內部黨與非黨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關係。 潘漢年主張把統戰工作貫徹到各個部門，從政權部門到生產部門，都要做好這一工作。他說：凡是統戰政策思想貫徹好的部門，工作就搞得好，反之就不會搞好。1951年6月舉辦了上海市土產交流展覽大會，潘漢年是大會主要領導人之一，他為展覽會親筆題詞，在預展時檢查了工作，並對我們說，如果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一切都很好，不過有一點，就是哪個館能調動各方面的力量，放手讓大家來搞的就更好，哪個館專門由我們自己幹部搞的，就比較差。這就是統一戰線工作做得好壞的問題。 潘漢年對我們的教育是比較深刻的。記得解放初期，他針對我們做工商統戰工作怕犯右傾錯誤、不敢大膽開展工作的思想，經常教育我們說，對於工商界同我們講的話，不能都聽，也不能不聽，而是聽了以後要分析，還要敢於向上反映，有的還要幫助他們解決。事實上，潘漢年在這方面是處處以身作則的。他耐心聽取意見，善於分析問題，敢於反映問題，也敢於幫助解決所反映的困難。「二六」轟炸以後，敵人繼續封鎖我們，致使上海在內外交流、城鄉互助兩方面都不能打開局面，上海財政經濟中潛伏的困難越來越暴露。工商界中有的人因而喪失信心，索性停工關廠，一走了之；有的認為工商業困難是因為公債稅收任務重而造成的；也有些人認為困難是國家要擴大公營，縮小甚至淘汰私營，提早實現共產主義而造成的。當時，潘漢年在個別交談時或在公開會議的場合，都—一進行批評和說服教育，他還從上海的歷史，分析了當時困難的根源、性質，並指出了方向。他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下的上海工商業，具有很大的依賴性、盲目性、投機性，表現在那些推銷高等洋貨的商店，瘋狂投機的金鈔證券市場，窮奢極欲的餐廳酒店、舞場妓館，鑽頭覓縫的經濟捐客、行商坐賈。上海工商業的畸形發展，表現在商業多於工業，投機商多於正常商業，加工工業多於製造工業，等等。」在談到物價問題時說：解放前上海市場投機盛行。物價飛漲，是因為有政治力量——包括國民黨的軍政、特務、四大家族操縱市場，支持投機商人囤積居奇。現在這一因素不復存在，但是敵人封鎖尚在，全國範圍內解放戰爭尚未結束，投機商人還在興風作浪，穩定市場工作還是相當艱巨的。他認為當時上海正處於新舊經濟交替過程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改造成為新民主主義經濟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難，而不是跌下去爬不起來的困難。只要根據十六字方針和毛主席關於合理調整工商業的指示，是完全能夠克服困難，爭取好轉的。潘漢年的講話言簡意賅，條理分明，具有很大的說服力，使人們認清了困難的性質，增強了克服困難的信心。 在另一方面，潘漢年也鼓勵我們要實事求是地反映工商界的情況，不要怕別人講我們右傾。他說：「這是我們從事工商統戰工作人員的職責。」記得解放初期，在稅收工作中曾出現虛盈實稅、畸輕畸重等問題，工商界意見比較多。我們把當時的實際情況向潘漢年反映後，他就和許滌新兩人親自寫信向陳雲匯報。後來根據陳雲的指示，經過調查研究，同工商界協商了辦稅原則，決定分別大中小戶不同情況，把上海工商業戶分為幾種納稅方式，對於具有現代化會計制度、帳冊齊全的，自報查帳，依率計征；對於中小戶，一般能記帳的，進行民主評議；凡營業額較小、又無帳冊的，大體按自報平均營業額，定期納稅，從而保證了稅源、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達到了公私兩利的目的。 潘漢年在統戰工作中，和非黨友好人士推心置腹的做法，當時就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說他右了。但他毫不動搖，始終堅持貫徹統戰政策，並對我們說：「將來你們會理解的。」 潘漢年在解放前地下鬥爭時期和在掌握政權後，長期和黨外民主人士相處。幾十年來，這些民主人士雖歷經風浪，但仍能堅持跟黨走，他們中不少人後來還擔任了很重要的領導工作，這是同潘漢年的努力工作分不開的。這一事實既說明了黨的統戰政策的勝利，也記載了潘漢年同志對黨的事業作出的貢獻。 1995年5月 5.4 潘漢年為我們設計走向進步的「高架橋」 經叔平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了，工商界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少部分有資力的工商業者逃向國外，大部分工商業者，表面上歡迎解放，但內心裡疑慮猜測，靜觀其變。 我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我繼承父業辦了一家捲煙廠，躋身於上海工商界，在同業中也算是一位高層中堅分子。我思想比較開放，有能力判斷事物的是非與黑白，進步與落後。在當時，我跑到國外去不是沒有機會，但要繼續去受帝國主義壓迫，太沒有意思了，而且也是沒有前途的。那麼，在共產黨領導下，工商業者有沒有前途呢？我一時也吃不準，只有等著看，廠能辦就繼續辦，不能辦就關門歇業，靠雙手過生活有什麼不好。 共產黨三大法寶之一，就是統一戰線。上海解放以後，潘漢年擔任了上海市副市長。他相當關心上海工商界，認為統戰工作任務之一，就是要對工商界人士中的上層份子搞穩定工作。今天回憶往事，雖事隔四十餘年，但還歷歷在目。潘漢年同志確實是一位高明領導者。他深切瞭解上海工商界情況，在開展思想教育工作時，不是教條式的板起面孔空談馬列主義理論，而是對我們反映的問題仔細分析，很講原則性，有褒有貶。而且與人為善，充分體現共產黨人的寬大胸懷，令人悅服，這樣做效果很好。他還想出一套獨特方法，即不是直接由共產黨員來做思想教育，而是通過工商界中自己人來現身說法，潛移默化，使大家心情輕鬆愉快地擁護共產黨的各項政策。 這項工作當時由盛丕華同志的兒子盛康年來擔任。他原本是上海開美科藥廠經理，生活作風與工商界人士很容易接近。其實他早在1947年隨黃炎培、盛丕華等赴香港，與中共地下黨領導潘漢年等接觸，接受了新思想。所以，解放初對上海上層工商界的聯絡工作，就由他來擔任。工商界中的高層分子榮毅仁、劉靖基、劉念義、鬍子嬰、嚴愕聲、經叔平、董春芳、王子建等當時思想上起了很大變化，要求學習，要求進步。就在潘漢年領導支持下，於1951年「七一」黨的生日這天，成立了工商界「七一」學習會。取名「七一」主要表示決心跟共產黨走的願望。「七一」學習會成立後，始終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親切關懷，潘漢年、許滌新、吳雪之等黨政領導都先後應邀來學習會做報告，講解黨的工商政策，起了指導方向的作用。對工商界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學習組織。它幫助我們工商業者走上康莊大道。從此以後，工商業者參加了一系列愛國活動，如擁護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全行業公私大合營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也能經受嚴竣考驗，對黨堅信不疑。「七一」學習會，幫助工商界高層中堅分子的思想認識提高，積極帶頭，發揮了重大作用。「七一」學習會是一座使我們工商業者跟黨走社會主義大道的「高架橋」。今天回憶起來，更令人懷念設計與建造這座「高架橋」的工程師潘漢年同志。 「七一」學習會，會員入會限制很嚴，有不成文的入學標準，如：政治[文]上要求[人]進步，經濟[書]實力[屋]雄厚，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聲望，能廣泛聯繫群眾等。申請入會者，先由已入會的會員介紹，經幹事會討論一致同意後（註：幹事會由榮毅仁、劉靖基、劉念義、嚴諤聲、經叔平、董春芳、王子建組成。盛康年是召集人，負責幹事會的具體工作），向全體會員會議提出，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表決。接納新會員的原則是寧缺毋濫，只要有一票否決即不予批准。由於把關極嚴，直到1952年2月僅有會員49人。 學習會的會員雖少，能量卻很大。會員中大工商業家最多，占65％，工商界代表人物占25％，其他知名人士占10％。就政治地位而言，會員中有上海市副市長兼市民建、市工商聯主委盛丕華；上海市財委副秘書長嚴愕聲；市協商會副秘書長盛康年；市工商聯秘書長鬍子嬰。另有市政府委員；市協商會委員；市工商聯副主委、常委、執委；主要行業同業公會主任或負責人。學習會中有民建會員33人，占會員總人數約三分之一。雖然民建會員一般不以民主黨派的身份活動，但是民建會員對「七一」學習會潛在的影響是顯著的。就社會關係而言，成員分別代表棉紡織、毛紡織、麻織、染織、橡膠、火柴、水泥、化工、造紙、製藥、捲煙、機器及公用事業等14個大工業。紙品、百貨、金融、棉布、地產、國際貿易等六大商業。以上情況表明，「七一」學習會彙集了上海工商界各行各業的頭面人物，是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工商業者眾目所矚的塔尖，對工商界頗具吸引力和影響力，它的一舉一動都起著表率與示範作用。 今天我緬懷這段往事，飲水思源，不能忘懷我們的啟蒙導師、解放上海後與工商界接觸的潘漢年副市長。他以多年的革命工作經驗，深遠眼光、特殊的方式，把工商界中的上層中堅分子，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積極分子。目前，我們工商界中榮毅仁同志光榮擔任了國家副主席要職，劉靖基同志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我在負責全國工商聯工作。其他我們工商界不少同志都在各省市的人大、政協中擔任重要職務，還有不少人在發揮餘熱，為社會主義事業添磚加瓦。我們有今天，不能不想念「七一」學習會，想念掘井人潘漢年。 1995年7月1日於北京 5.5 對潘漢年夫婦的一段回憶 陳銘珊 說起潘漢年同志在上海的事跡，我接觸不多，沒有什麼密切的交往。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當時盛康年同志發起組織「七一」學習會，參加的人都是些工商界代表性人士，聚會在一起，學習《平凡的真理》，地址是在永福路52號一個工商業者紡織界董旋生先生的花園別墅裡。每人交一定費用，邊吃晚飯邊聊天，有時吃後再談，談談自己的思想和學習體會，也談談稅收等問題。因為當時我們工商界最關心的是上繳的稅收，民主評議，幅度很大，有點吃不消。有一次，潘漢年同志應盛康年之請來和我們見面，談談當時的形勢和稅收政策。潘漢年同志談話很平和，一點沒有火氣，他說：「國家要建設，工商界賺了錢向國家繳稅，也是應該的，至於說繳的數字多少，可以根據利潤多少，多賺多交，少賺少交，不賺不交，有什麼問題可以通過康年同志反映。」因為康年同志是與工商界有密切聯繫的。潘漢年同志坐在我們中間一張椅子上和我們說話，好像他沒有吃飯，是在我們吃飯後才來的。穿的是藏青列寧裝，沒有穿軍裝，和大家比較容易接近。他的講話對我很有幫助，至今不忘。使我最難忘的是一位著灰布列寧裝的女同志。在「五反」運動中碰到我，走到我身邊來，問我對「五反」的感受怎樣，當時我流露出有點恐懼的情緒，她鼓勵我要鼓起勇氣，繼續辦好企業，為發展生產作出貢獻。我覺得她和藹可親，語重心長，句句人耳。當時我只知道她是統戰部的一位工作同志，我很敬重她，我覺得黨的關懷，又從她的口中聽到了。後來才知道她就是潘漢年同志的夫人董慧同志。她在潘漢年同志身居副市長高職之時，卻毫無架子地做我們的工作，與潘漢年同志在革命工作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他們夫婦兩人那平易近人的印象，永遠牢記在我心中。值此紀念潘漢年同志誕辰90週年之際，緬懷之意，縈繞心頭，深感黨的英明偉大，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 1995年5月1日於上海 5.6 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傑出代表 謝黎萍 在潘漢年的革命生涯中，統一戰線工作佔據了重要地位。全面抗戰爆發前後，潘漢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在上海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界人士、社會名流中開展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全面抗戰思想，爭取各界上層人士理解、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政治主張，並且配合與協助黨的各項工作的開展。 潘漢年於1936年10月和1937年8月先後出任中共上海辦事處主任和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在兩辦事處有關統戰、情報、組織整理、救亡宣傳、武裝鬥爭等各項工作中，潘漢年主要負責上層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在統戰工作中，潘漢年與上海各界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郭沫若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爭取他們對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大力支持，從而有效地推動了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並且向縱深發展；同時，潘漢年還充分利用國共合作的大好時機，通過與國民黨的談判鬥爭，以各種合法的形式，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陣地。 宋慶齡自1931年8月奔母喪從德國柏林回國，宣佈「留滬休息」後，就一直在上海開展革命活動。1936年潘漢年奉中共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其中一項任務就是與宋慶齡保持長期的聯繫。他這次從陝北出來時，身上帶有毛澤東9月18日所寫的致宋慶齡信。信中毛澤東除了對宋慶齡的革命救國行動表示「無限的敬愛」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告訴宋慶齡「茲派潘漢年同志前來面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並與先生商前公開活動之辦法。」「同時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漢年同志一談。」１潘漢年一到上海，就與宋慶齡取得聯繫，並向她面交了毛澤東給她的信件。為使他們之間的聯繫保持經常化，潘漢年與宋慶齡約定由地下黨員、特科工作人員李雲（即祝秀貞）擔任他們之間的交通聯絡員。之後，無論是在魯迅病重期間討論為魯迅治病之事，還是開展「救國無罪」鬥爭；無論是購置電台，還是為中共中央籌借款項；無論是與國民黨上層人士的廣泛接觸，還是西安事變中向南京方面力陳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無論是開展抗日救亡宣傳，還是組織公開的抗日救亡團體，潘漢年都及時與宋慶齡交換意見，並且取得了宋慶齡對我黨工作的大力支持。僅以宋慶齡對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工作的支持而言，。就足以說明這一點。「文協」是上海地下黨領導下以國共合作形式誕生的最早的群眾性救亡團體，宋慶齡不僅出任「文協」理事，而且還積極參加「文協」的募捐及宣傳工作。在「文協」機關刊物《救亡日報》上，經常可以看到她寫的文章。正是由於得到像宋慶齡這樣的著名人士的支持，「文協」的抗日救亡活動得以蓬勃開展，並且成為當時上海乃至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核心，也是上海眾多救亡團體中吸納會員最多的一個。 １《毛澤東書信選集》第61—62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對救國會領袖陶行知、鄒韜奮，潘漢年早在1936年6月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回國途經香港時，已與他們建立了聯繫，還就國內的政治形勢、共產國際七大提出的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以及我黨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與他們交換了意見。在潘漢年的影響下，陶、鄒二人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請胡愈之起草了《告全國同胞書》，以表示他們對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策略轉變的支持。鄒韜奮還將《告全國同胞書》帶至上海，請救國會另兩位領袖沈鈞儒、章乃器簽名。1936年8月5日，由沈、章、陶、鄒四位救國會領袖署名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的公開信在《生活知識》上公開發表。在這一公開信中，四位領袖表示堅決贊同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改變「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聯合紅軍，共同抗日。毛澤東在看到這一公開信後，曾撰寫了《論團結禦侮——復章、陶、鄒、沈》一文。當潘漢年前往上海前，毛澤東又寫了《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的信。毛澤東在信中對四位先生的「救國言論和英勇行動」表示「無限敬意」，希望「先生們與我們還必須在各方面作更親密的合作」。信中還特別指明委託「潘漢年同志與諸位先生經常交換意見。」１這樣，使潘漢年和救國會領袖們的聯繫，成為中共高層領導的委託。潘漢年不斷地向他們轉達中共關於團結禦侮的信息，同時又從他們那裡得到各種支持。特別是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下令逮捕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鄒韜奮、史良，製造了「七君子」事件後，潘漢年非常關心七君子被捕後的情況，還親往蘇州監獄探望七君子。當七君子在全國人民愛國無罪的強烈呼聲下獲釋回到上海後，潘漢年又代表黨去探望他們，並向他們轉達了新形勢下中共的抗戰方針，還約請宋子文和救國會諸位領導人見面，以促進救國會與國民黨之伺的聯繫，推動國民黨政府抗戰。 １《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頁。 救國會領袖、七君子之一的鄒韜奮，曾在上海主持過銷量達15萬份的《生活週刊》3他的名字及其所辦刊物在上海人民，特別是進步青年中具有深遠的影響。1937年7月31日韜奮出獄後，依然決定以他所熟悉的新聞宣傳工作，投身於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8月9日，僅僅用了20天的時間，由韜奮主編的《抗戰》3日刊（後改名《抵抗》3日刊）便面世了。潘漢年根據周恩來關於以文化為突破口，在上海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救亡運動的指示，非常支持韜奮的工作。他經常為《抗戰》）3日刊撰寫文章，他所寫的《全面抗戰釋》、《動員群眾的基本問題》等一系列文章，以簡練的語言，精闢的論述，向人們傳達了全面抗戰的精神實質，批判了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他的具有政治導向性的文章，在社會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而也進一步擴大了《抗戰》3日刊在群眾中的聲譽。 潘漢年與郭沫若可謂是老朋友。早在創造社時期就共過事。以後郭沫若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專門從上海請潘漢年到南昌，幫助其主持政治部的一張週報——《革命軍日報》。大革命失敗後，郭沫若流亡去了日本，兩位老朋友一別就是19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郭沫若「別婦拋雛」從日本回到上海，參加抗戰，潘漢年代表黨接待了他。10年流浪，郭沫若雖不減當年的豪放和爽朗，但言談舉止中，卻常常流露出些許惆悵。潘漢年瞭解到郭沫若惆悵的主要原因是其大展宏圖的願望與對時局、人事生疏的矛盾。於是，潘漢年一方面派大革命後長期在上海工作、對上海情況相當熟悉的夏衍充當郭沫若的助手；另一方面，根據周恩來希望上海「文協」出一張日報的指示，在與夏衍、胡愈之、鄭振鐸、張志讓商量後，決定請郭沫若出任即將出版的「文協」機關報——《救亡日報》社社長。在潘漢年的幫助下，郭沫若又重現了他昔日政治活動家的風采。無論是在上海文化界同人致電北平文化界同人共同抗敵的電報中，還是在「文協」所屬國際宣傳委員會起草的《上海文化界告國際友人書》中；無論是在「文協」假交通部國際電台舉辦的抗日講座中，還是在組織戰地服務團工作中；無論是在與上海舊劇界商討舊劇如何適應抗戰形勢，還是在紀念魯迅逝世一週年的一系列活動及浦東各界舉行的軍民聯歡會上，人們又聽到了郭沫若的慷慨陳詞，看到了郭沫若為抗戰奔走的身影。 全面抗戰爆發前後上海救亡運動之所以轟轟烈烈，與以宋慶齡為首的各界上層人士、社會活動家的衝鋒陷陣是分不開的。上層人士的出面，對基層群眾性救亡運動的開展無疑是極大的推動。但是，宋慶齡等在上海救亡運動中的公開露面，必將引起日偽的極端仇視。上海華界淪陷前後，考慮到這些上層人士的安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漢年從1937年10月便開始考慮如何安排上層人士的撤退問題。10月下旬，當他接到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為了宋慶齡的安危，請她撤離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後，馬上親自把電報送給宋慶齡。由於宋慶齡尚有工作需要處理，一時無法離開。上海華界淪陷後，潘漢年再次收到毛澤東、周恩來有關催促宋慶齡速離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後，立即通過地下黨員李雲向宋慶齡作了轉達。12月23日，宋慶齡在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的陪同下到達碼頭，乘德國郵船離開上海前去香港。 在救亡運動中發揮過重大作用的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著名政治活動家郭沫若等，均在上海華界淪陷後，由潘漢年安排撤離上海。當時，上海的形勢已急劇惡化，中共中央曾於上海華界淪陷的當天致電潘漢年讓他轉入地下，「完全秘密」起來。１但考慮到這些上層人士的安危，考慮到他們隨時可能遭受日偽的暗害，潘漢年仍忘我地工作著。為向各界人士闡明撤退的意義，潘漢年以宴請的形式，專門召集他們開會，向他們解釋在日軍佔領上海的新形勢下，為保存革命力量，必須撤離上海。之後，從確定撤退對象，到交通工具的選擇；從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員陪送，事無鉅細，潘漢年均親自過問。由於他細緻周全的安排，這些上層人士均安全地撤離了已被日軍包圍的上海。 １洛甫、毛澤東致博古、潘漢年、劉曉等《關於上海失守後救亡運動的方針問題的指示》（1937年11月12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潘漢年在廣泛開展上層統戰工作的同時，根據周恩來關於充分利用上層的合法關係，廣泛聯繫群眾，建立群眾組織的指示１，十分注重以上層的統戰工作推動基層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他充分利用「八辦」公開合法的地位，通過新聞界的楊棗，職業界的王紀華，文化界的王任叔，婦女界的沈茲九，與各界救亡團體保持密切聯繫。隨著各界救亡協會的相繼建立，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形成澎湃之勢，成為全國抗日救亡的重要陣地。 １劉曉：《上海地下黨恢復和重建前後》，《黨史資料叢刊》1979年第1輯。 1937年夏秋之際，第二次國共合作已成定局。潘漢年充分利用這一大好時機以及自己的合法身份，在與國民黨及部分地方實力派人士的交往中，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拓展到更加廣闊的領域。就以爭取《救亡日報》的出版為例，最初國民黨市黨部對「文協：，要求出版機關報——《救亡日報》持反對態度，並遲遲不予批准。以後迫於形勢，雖然改變了強硬的態度，但要求《救亡日報》必須國共合辦。潘漢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同意把《救亡日報》辦成文化界統一戰線的報紙，並就此事與國民黨市黨部負責文化工作的潘公展進行了具體磋商。為了保證《救亡日報》既能公開合法的出版，又不被國民黨所包辦，潘漢年在與潘公展見面前，首先擬定了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的人事安排，並就我方請夏衍任總編輯的想法向郭沫若作了交待。8月中旬，潘漢年和潘公展之間關於《救亡日報》出版一事的談判在浦東大樓潘公展辦公室進行。潘漢年約了郭沫若、夏衍同去。雙方見面後，潘公展主動提出請郭沫若任《救亡日報》社社長，這一表態與他不久前派流氓破壞歡迎郭沫若回國大會顯然有了天壤之別。因為這時的潘公展已經看到了國共合作的大勢及郭沫若的巨大影響，請郭沫若任社長是眾望所歸。但是潘公展接著就提出了既然是合作辦報，就應該有兩位總編輯，兩位編輯部主任，經費由雙方負責的具體設想。並提出了國民黨方面的具體人選。潘漢年為了把報社的領導權掌握在我黨手中，提出既然雙方都已推舉郭沫若任社長，那麼有關報社其他工作人員，應由社長決定。潘公展被迫同意。由於國民黨方面派進報社的人選對報刊出版工作都較為生疏，加上《救亡日報》的大部分編輯、記者、工作人員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協」宣傳部根據潘漢年的意圖協商選定的，這樣就從事實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過合作辦報的途徑左右《救亡日報》的企圖，為黨爭取到了一塊公開合法宣傳抗日救亡的輿論陣地。 「八一三」時期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戰地服務團分別到國民黨軍隊陳誠總部及張發奎、羅卓英部進行抗戰宣傳服務活動，是潘漢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團結國民黨共同抗日的又一成功例子。組織戰地服務團至國民黨軍隊服務的想法最初是陳誠向郭沫若提出的。之後，郭沫若請示潘漢年。潘漢年根據周恩來廬山談判中涉及的有關向國民黨軍隊派服務團的精神，認為可以同意陳誠的要求。並且提出我們可以組織一批愛國的革命青年到國民黨部隊去工作，不僅可以在戰地群眾中做宣傳、組織、服務工作，而且可以在中下層軍官和士兵中交些朋友，進行團結救亡的教育。但潘漢年強調一點，即根據國共雙方的約定，一方不在對方軍隊中發展黨的組織，因此這次上海組織的三支戰地服務團切不能破壞這一約定。服務團成立後，潘漢年又專門找負責人開會，重申這一紀律。由於雙方信守諾言，戰地服務團工作進展順利，並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 潘漢年在任「八辦」主任時，還把統戰工作做到上海青幫頭目、抗戰後出任國民黨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席杜月笙身上。針對八路軍在對日作戰中急需防毒面具一事，潘漢年致函杜月笙，指出：八路軍「開入晉北，血戰經月，已送予日寇重創」，但因為「經費限制，防毒裝備缺乏』」，「渴望後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後，第二天即在杜公館召開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會議，討論捐贈防毒面具一事。最後，會議一致通過將1000具從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價值約1.6萬元）捐贈給前方八路軍將士的決議。１ １《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中共黨史資料專題研究集·抗日戰爭（二）》，中共黨史出版社1989年版。 如上所述，全面抗戰爆發前後，潘漢年在上海將近一年的統戰工作，不僅贏得了各界上層人士的信任與支持，而且將上層統戰工作與基層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相結合，將對國民黨的團結爭取工作與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相結合，從而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的陣地，推動了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進程。潘漢年作為一名黨的統一戰線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黨賦予的使命。 5.7 潘漢年與上海解放初期的統戰工作 黃金平　吳祥華 上海解放後，潘漢年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同時，他又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兼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統戰工作對他來說是「老行當」，得心應手。在新的條件下，他又作出了新的貢獻。 幫助民主黨派整頓發展 解放戰爭期間，各民主黨派成員和各界人士積極投身於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反對獨裁，爭取民主；護廠護校，迎接解放的鬥爭，與中國共產黨結成了親密的戰友，為新中國誕生後的長期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進城之初，潘漢年就陪同陳毅拜會了宋慶齡、張瀾、張元濟、顏惠慶等著名愛國人士，廣泛聽取他們對接管、改造和建設新上海的意見。在短短的一二個月內，接連召開各種座談會，與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知識界代表人士會晤，宣傳政策，穩定人心。1949年6月1日，上海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宴請市軍管會和市人民政府負責人陳毅、粟裕、劉曉、曾山、潘漢年等。陳毅在會上致詞說：中國以後的根本任務就是偉大的建設事業，當與各階層愛國同胞共同努力，來打文化仗和經濟建設的大仗。6月3日，鄧小平、陳毅、張鼎丞、曾山、潘漢年等設宴答謝上海各民主黨派人士。出席會議的有：張瀾、羅隆基、史良、郭釗沉、陳銘樞、郭春濤、胡厥文、謝仁冰等。席間，賓主交談極為歡愉。 為了充分發揮各民主黨派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作為華東局統戰部正副部長的陳毅、潘漢年，調查分析解放初上海民盟、民主建國會、民革、農工民主黨、中國民主促進會、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等各黨派與團體的現狀、組織、領導成員、政治傾向、活動狀況等，及時向中央匯報，並及時處理出現的一些問題。解放初期，上海各民主黨派為了在新中國建設事業中更好地發揮作用，內部開展了整頓工作。有的整頓方針比較明確，整頓工作很順利；有的工作遲緩，成效不大。對此，陳毅、潘漢年都作了瞭解、幫助。有的黨派領導人沒有在政治思想和整頓工作中建立權威，潘漢年耐心做思想工作。有位著名人士中央希望他去北京工作，但他要留在上海，經陳毅、潘漢年說服後，北上了。陳毅、潘漢年在1949年6月最早提出並向中央建議亦工亦商的盛丕華等作為工商界的代表人士，並安排盛丕華為上海市副市長，發揮了很大作用。對組織發展，有的黨派內部有不同意見，有的主張以開明人士為主，有的主張以上層資產階級及其他階層為對象。對這些分歧，陳毅、潘漢年都向中央作了反映並積極做工作。 從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在潘漢年主持下，統戰部連續召開數次各民主黨派座談會。一方面向各民主黨派人士報告當前形勢和黨的方針、政策，徵求大家意見。同時，也就各民主黨派的建設和發展交換意見。如在1950年5月30日座談會上，潘漢年根據中共中央與各黨派中央協商規定的各黨派分工原則，提出上海各民主黨派組織內部整頓完畢的可以發展組織；同時建議注意質量，不要單純追求數量，要以嚴肅慎重的態度來發展組織。 當時，在黨內某些同志中存在瞧不起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現象，對民主黨派的發展問題有不正確的認識和理解。1950年上海九三學社上海分社成立，有人認為：他們總共沒有多少人，也要建立一個組織，是否有必要。對於這一情況，潘漢年在黨內做工作，強調說，黨不是孤立的，要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民一同前進，對民主黨派的作用要有足夠的估計。 1951年3月16日，潘漢年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在市委統戰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幫助各民主黨派發展」。並要組織部挑選一批較好的黨團員進民主黨派幫助工作。他並且親自做到民主黨派內部幫助工作的同志的思想工作。華東軍政委員會副秘書長金學成去民建幫助工作，潘漢年對他說，上海是一個工商業城市，民族資產階級的工作很重要，「政府工作要做，民主黨派工作也要做，白天沒時間，晚上也可以去」。金接受了工作，和許滌新、蔡北華、楊延修等一些人去了民主黨派，幫助他們開展組織發展工作。到1956年，上海各民主黨派總人數從1951年的1300餘人發展到11000人，為上海地區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制度打下基礎。 積極開展工商統戰工作 上海是全國私營工商業最集中的城市，解放初期約有10多萬戶私營工商業，中國規模較大的一些民族資本企業，如申新紡織公司、福新麵粉廠、永安紡織印染公司，大隆機器廠、大中華橡膠廠、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永安公司等都開設在上海。如何利用和限制民族資本企業，團結和教育民族資產階級，對他們開展統戰工作，是個重要問題。上海剛解放第六天，市政府就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開座談會。陳毅、潘漢年都在會上講了話，從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去啟發大家，使工商界聽了之後認為是吃了一顆「定心丸」。一些在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的人士陸續回滬。劉鴻生一回到上海，潘漢年就同他進行了親切的談話。當時，幾位有代表性的人士邀請陳毅、潘漢年等市政府領導去吃飯。有人怕吃資本家的飯犯政治錯誤。陳毅笑著說：「不怕帝國主義，不怕國民黨蔣介石。卻怕起民族資產階級了，真是怪事！」潘漢年支持陳毅的意見，應邀作客。實際上邊吃飯邊做思想工作。潘漢年曾說：「要同資本家搞統戰工作，首先是要同他們接觸，要同他們交朋友，要瞭解他們的思想狀況——正確的和錯誤的。如果彼此隔得遠遠的，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統戰工作如何做起呢？當然，政治立場是要站得穩的。」 潘漢年十分重視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投入恢復生產的工作。他對市軍管會工商處的幾位幹部說：上海這個工商業大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觀，隔山觀望，光靠黨、政府和工人階級的力量，還是不容易迅速把生產與市場搞好的。他要求工商幹部接近工商界人士，不要擺官架子。當潘漢年得知上海紡織工業的資本家為勞資糾紛和資金缺乏而苦惱時，立即向陳毅匯報，親自走訪榮毅仁、劉靖基等人，指示銀行低息貸款，並通過市總工會做工作，說服工人大力支持。潘漢年想方設法幫助郭氏的永安紗廠，將擱在日本、香港的價值250萬美元的紡織機械和原料運回上海。 1950年冬，周作民在黨的政策感召下回到上海，潘漢年設宴為他洗塵，金融界各方面的負責人應邀作陪。周經營的金城銀行由於受國民黨金圓券風潮後遺症的影響，赤字無法彌補，不得不將投資的一個廠售給政府，以抵償赤字。潘漢年認為，周作民在香港時，對轉移民主黨派負責人秘密離開香港赴東北、華北解放區曾作出貢獻，我們不能忘記人家的功勞，就派市財政局局長顧准幫助周解決困難，同時表示願意以較優惠的價格購廠。周作民對此十分感激。這樣，既解決了金城銀行的困難，又團結了工商界人士，加深了他們對黨的信任。上海工商界中的盛康年，經潘漢年同意組織了一個工商俱樂部，定名為「七一學習會」，潘漢年第一個應邀前往作報告，使工商界的一些上層人士及時瞭解黨的政策，並且溝通了和黨的聯繫。 解放初期，由於政府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加工定貨、統購包銷等積極扶助的措施，上海的經濟逐步好轉，資本主義工商業得到發展，資產階級歡呼「難忘的1951年」。但是，隨即也出現了一些資本家偷工減料、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資產、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和行賄的「五毒」罪行。根據中央決定，上海開展了「五反」運動，成立了領導運動的市增產節約委員會，潘漢年任主任。經中央批准，上海對303戶上層工商業者在市政協集中學習，採取背靠背的方式，幫助他們自學和自查，推動他們自己交代問題，接受教育。這項工作由薄一波、陳毅和潘漢年領導，許滌新具體負責。潘漢年天天詢問情況，強調「把鬥爭和團結結合起來」。當獲悉有兩個資本家神色不對，就關照要做好細緻的思想工作。在市委統戰部工作的潘漢年夫人董慧這時也參加做303戶的工作。她動員湯蒂固帶頭交代。湯看到別人交代問題像擠牙膏，她想出倒軋帳的辦法，一口氣坦白了5億元（舊幣，1億元相當於改為新幣後的1萬元，下同），成了積極分子。潘漢年知道後找她談話，詢問湯坦白的數字是否真實。當瞭解到湯由於坦白多了，正擔心今後如何做生意時，潘笑著說：「黨的政策歷來是實事求是。凡是對國計民生有利的工商業，國家一定是要扶植的。」潘漢年領導「五反」定案評議委員會，認真複查、評議、核實。湯後來定案核實為2億元。也有人自報240億元，結果核實定為3億元的。「五反」期間，潘漢年還關心支持市婦聯大膽做好303戶家屬工作。變阻力為動力，減輕資方的緊張情緒。由於中央和市委的正確領導，參加學習的303個資本家個個過關，定為完全守法戶或基本守法戶。上海「五反」運動既打擊了資產階級的進攻，又嚴格執行政策，讓資產階級重新靠攏我們。 重視政治協商工作 潘漢年十分重視政治協商工作。1949年12月，上海市成立了統一戰線性質的市協商委員會，在人民和政府之間發揮橋樑作用。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屆三次代表會議，選舉成立了新的協商委員會，陳毅任主席，潘漢年任副主席。下設工商、勞資、稅務、文教等5個小組，隸屬市協商委員會常委會領導。潘漢年經常參加各個小組的討論，聽取意見，解答問題。市協商委員會每月開一次全體會議，陳毅和潘漢年經常出席會議，和委員們一起協商許多重大問題。參加市協商會議的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都很高興，認為每次聽陳、潘兩人講話，都很「解渴」，能解決一些思想認識問題。 潘漢年注意發揮市協商委員會的民主協商作用。解放初，上海面臨各種困難：私營商業缺乏資金，原材料不足，生產停滯，公私和勞資關係緊張等。潘漢年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協商解決了不少實際問題。 1950年國家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上海成立市推銷委員會，潘漢年擔任主任委員。動員全市人民認購人民勝利折實公債，解決資金短缺和財政經濟困難，是市協商委員會成立後的第一件大事。陳毅曾邀請了幾百名工商界人士開會，動員認購，榮毅仁當場認購了很多，但到付款時卻交不出來。這時，他說了心裡話：我榮毅仁不多購一些，別人還會認購多少呢？潘漢年派人進行調查，得知情況屬實，於是就如實向陳毅和來上海調查的陳雲匯報上海認購公債工作中遇到的困難。中央瞭解了上海工商界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削減了部分認購數目。 進城之初，收稅困難，逃稅漏稅嚴重，影響國家財政收入。為此，市協商委員會成立了「上海市工商業稅民主評議委員會」，吸收專家和工商界人士參加，對稅收中有爭議的問題進行協商和討論，協助政府順利完成收稅任務，同時也提高了納稅人對納稅義務的認識。同時，陳毅、潘漢年根據工商界人士的反映，也調整減免了一部分不合理的稅收。當時，潘漢年和許滌新還聯名寫信給陳雲，提出了經過調查研究，和工商界協商後的比較符合實際的定稅原則，既促進了工商業發展，又達到了公私兩利的目的。 上海解放初期開展了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運動。市協商委員會推動各界人士積極參加三大政治運動，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1950年下半年，上海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群眾運動。潘漢年被市協商會、各人民團體和民主黨派推選為上海抗美援朝分會主席。當時，上海舉行了反帝愛國講座達41次。上海抗美援朝分會發動上海各界捐獻飛機、大炮，支援前線。1951年9月12日，潘漢年出席市協商會召開的勞資雙方座談會，會上，他強調指出：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上海原計劃捐獻334架飛機，計人民幣508億元（舊幣）。由於上海抗美援朝分會放手發動群眾，依靠廣大工人，各界踴躍捐獻達8491萬（新幣），約合飛機566架。1952年，潘漢年等接見來上海參觀訪問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歸國代表團和朝鮮人民訪華代表團華東分團的全體代表，向他們講述了上海人民的這一無私的奉獻。 為了推動市郊土地改革，市協商會組織了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參加市郊土改。通過實踐，使各界人士對黨的土改政策有了進一步瞭解，促進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1951年上海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潘漢年向市協商委員會提出建議，成立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組織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參加對反革命案件的調查審理。對某些案件在量刑上有重大分歧時，或對某一案件認為材料不足等，通過市審查委員會調查核實，作出正確結論。例如申新紡織廠惡霸黃龍華一案，主審人員量刑意見不一。潘漢年得知後，一方面及時做工作，另一方面要市協商委員會組織調查團，由各陪審員、機關、團體代表與報社記者20餘人組成，到工廠訪問被害者，提訊與黃有關的在押犯，進行深入調查，查明黃犯重大罪行，在量刑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意見。 鞏固發展統一戰線 解放初期，上海市協商委員會根據全國政協關於組織各界人士學習《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精神，組織上海各民主黨派、市工商聯等二千多人參加了為期一年的學習。針對黨內外存在解放後統一戰線工作還需要不需要的思想，潘漢年向各界人士作了《關於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問題》的學習輔導。他著重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不但需要存在，而且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中，統一戰線還要進一步鞏固與擴大。他指出，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要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就一定要讓中國的資本主義有一個相當大的發展，才能走向社會主義；民族工商業在五種經濟並存中有一定發展前途，但同時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統一戰線必須由工人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潘漢年還談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內部關係問題，他指出：各個階級的代表都有依據共同綱領平等發言，共商國家大事的權利。各個階級階層在共同綱領的大前題下，都代表著各自的合法利益。在統一戰線內部有團結有鬥爭。 上海解放之後，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為了加強和鞏固統一戰線，妥善安置了13萬國民黨軍政人員和9000多名失業知識分子。著名學者和愛國民主人士還被提名當了全國政協委員，體現了黨最廣泛的團結各階層人士的統戰政策。1951年和1953年，上海先後設立了市府參事室和文史館，安排了一些德高望重的名流。「味精大王」吳蘊初、「煤炭大王」劉鴻生從香港回滬後不久，即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韋愨、盛丕華、金仲華、榮毅仁、趙祖康、胡厥文等黨外人士先後就任副市長。陳毅和潘漢年都很重視黨外副市長，要求辦公廳為他們配好秘書，及時送閱文件，要求政府有關部門及時向他們匯報，請示工作，讓黨外副市長做到有職有權，發揮應有的作用。 中共上海市委還十分重視市、區兩級政權機關中的統戰工作。1952年11月13日，市人民政府召開機關內部統戰工作組成立大會，市委、市府有關負責人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以及專家等二千餘人參加了會議。潘漢年在大會上作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市府機關內部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後來，他還對機關統戰工作作了重要批示：「政權中黨委及黨組應經常討論本單位的統戰情況，支部應將統戰工作列入經常議事日程之中。」並「要求政府首長應結合本單位統戰情況，將成績、缺點，聯繫今後如何提高統戰工作，向黨外幹部作報告」。由於民主人士擁有共商國家和上海大事的權利，調動了各界人士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解放初期，上海呈現了一派生氣勃勃的興旺景象。 廣泛結交新老朋友 統戰工作就是團結和爭取黨外人士和民主人士，同他們交朋友，與我們一道工作。對於各界上層人士，爭取、團結了一個，往往就能爭取、團結一大片。各界人士，特別是一些過去對黨不瞭解的上層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往往首先是從對共產黨幹部認識和了解開始的。而這些人最先接觸到的，就是共產黨做統戰工作的幹部。潘漢年在擔任統戰部領導以後，他向華東和上海統戰部門的幹部反覆做動員和教育工作，要求統戰部幹部發揚黨的統戰工作的優良傳統，善於廣泛結交朋友。 潘漢年自己作出了表率。他過去長期在上海工作，有很多老朋友，這些朋友大多是文化界和軍政界愛國人士。上海解放後，他擔任上海市副市長，工作的面更廣、更複雜。許多新的領域和新的工作需要去做，所以，除了老朋友外，還需要結交許多新朋友。作為負責華東、上海市統戰工作領導的潘漢年深知必須團結和結交更多的朋友，才能開創工作的新局面。 從上海解放的第二天起，潘漢年就開始結交趙祖康這位朋友。他關心趙祖康的工作，尊重並傾聽這位黨外朋友的建議。上海解放後不久，趙向潘建議，原上海市公安局代理局長陸大公在解放前夕曾做過一些有益於人民的工作，希望考慮給陸大公安排工作。潘漢年接受了趙的建議。這令陸大公十分感動。他感到潘漢年所代表的共產黨人是實事求是的，並不是因為陸大公過去當過國民黨的公安局代理局長而予以排斥。趙祖康也感到潘漢年是真誠信任黨外的朋友。 潘漢年對一些老朋友不僅在生活上關心，而且在政治上也很關心。王崑崙是一位著名的教授，曾經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原屬於國民黨的左派人士。從30年代起，他就和中共聯繫，並在1933年秘密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中斷了和共產黨的組織關係。但是，他還是忠誠地為共產黨工作，為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和潘漢年也保持著時斷時續的聯繫。解放後，王崑崙對自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十分關心。為此，王請求潘幫助。潘不僅負責地向中央組織部證明了他所瞭解的有關王崑崙的歷史情況，而且很快給王崑崙覆信，潘的關心與負責態度，使王崑崙深感欣慰。 潘漢年對於一些老朋友，對於一些統戰工作的對象，既有必要的關心與照顧，同時又堅持一定的原則。有些問題可以靈活處理，有一些問題必須堅持原則。新聞界一位頗有影響的人物，解放初，他提出擬編譯10種新書，向主管出版的單位借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錢，但長期未還。此事在新聞出版界鬧得沸沸揚揚。出版部門和統戰部門都向上級打報告，擬讓有關部門出面向人民法院控告。潘漢年知道後，慎重指出：此事應「提出清查積欠之辦法。現在即向法院提出控訴，尚嫌過早」。後來，出版部門按照潘漢年的意見妥善處理了這件事，從而避免了矛盾進一步激化。同樣，潘漢年在處理一位耆宿在滬住房租金的問題也是非常認真細緻的。上海解放後，這位老人對居住的住房租金調整提高有些意見，潘漢年知道這情況後、認為對這樣一位老先生必須充分照顧，不能為一點很小的事情而傷害這位令人尊敬的老朋友的感情。因此他指示：「租金照常，不宜提高。」像這樣一類不因小事而傷害朋友感情的事例還有不不少。 解放初期，潘漢年擔任常務副市長工作，兼職很多，每天要處理成堆的文件，聽許多匯報，在百忙之中，對於統戰工作中的一些小事，他都是親自出面處理。一位愛國人士犧牲後，他的遺孀一直住在上海，由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其日常開銷。上海解放後，這位女士的開銷日漸增大，以至中央統戰部按月給的費用不敷開銷，拖欠了很多債務。久而久之，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響。因為，某女士的生活費用由中央統戰部管的，上海不便直接處理。於是，潘漢年寫信給中央統戰部領導。後來，在潘的親自協調下，此事才得以妥善解決。這事情很小，但很重要，很棘手。這不僅是一點錢的問題，其中還有政治影響、黨的統戰政策、人的感情等問題。因此，即使是對於這樣一類瑣碎事情，潘漢年也從不馬虎從事，而是採取認真負責的態度。 5.8 爭取新的和平展開新的鬥爭１ １本文原載《文革》叢刊1947年5月第7期。 移山１ １移山，即潘漢年。 一 自從4月間，中共部隊在全國範圍取得主動，並在1個月之內消滅國軍達15萬人之譜以後，全國人民對於短期內可以取得和平民主的勝利信心，已經大大增強起來。同時，在貪污腐敗的政府統治之下，10個多月的內戰，加上大打之前將近1年的「劫收」，人民的痛苦已達極點，對於和平民主的要求與渴望，也已達極點，而1年多以來當局媚美內戰經濟措施的結果，已經弄得全國經濟處於崩潰之境，政府財政破產，人民無以為生，於是民變遍全國，而直接威脅了國民黨的基層統治。反動派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對人民力量的優勢，已經過去了，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人民對於好戰分子及反動派的恐懼，開始喪失；他們對和平民主的要求，又開始熾烈地，在內心中燃燒起來了。 應該認識清楚；這實在是一個嶄新的形勢，是中國近代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新形勢。這一新形勢的基本特點，乃是：從今以後，不管反動派還要怎樣拚死掙扎，也不管其帝國主義主子怎樣加強其援助，人民的革命的力量，已經可以決定中國的大局；人民爭取民主和平及獨立的鬥爭的勝利，已經確定不移；反動派及美帝國主義妄想按照自己的意思來奴役中國人民的可能性，甚至想以自己為中心來組織政權的可能性，從今以後，都已完全沒有了。革命與反革命力量的對比，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中國革命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即必須以人民力量為中心來解決一切問題的階段了。 二 但是這一新形勢的到來，不是容易獲致的。這乃是1年又8個月以來，特別是去年7月大打以來，全國人民艱苦奮鬥的結果。 首先最主要的這是解放區軍民，在革命政黨領導之下，堅決保衛人民抗戰勝利成果，並在反動派企圖以戰爭來搶奪這一勝利成果時堅決實行自衛戰爭的結果。我們總還記得：當日本侵略者剛剛投降之後，國民黨反動派竟至剝奪了堅持敵後8年抗戰而備嘗辛苦的解放區軍民的受降權利。當時解放區軍民沒有理會這種荒謬絕倫的命令，而堅決實行了自己的受降權利。結果是人民革命力量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解放區人民由幾千萬增加至1.2萬（億），人民武裝由30.40萬增加到百萬以上，民兵200萬以上，主要的根據地由被割裂的形勢而連在一起，連成幾大塊互相溝通的根據地了，並佔領了華北及東北絕大部分的中小城市。就是這樣，才使得人民革命力量阻住了反動派的進攻，而立於不敗之地，終於取得了去年1月間的政協決定。但反動派及美帝國主義的打算，卻是想利用政協的決議來取得時間，以便重新調集力量展開新的進攻。因此政協決議不旋踵即為反動派所破壞，最後並於7月初完全撕毀了這一決議而開始了全面的、空前殘酷的內戰。但是10個多月來，反動派堅持內戰的結果，並沒有達到消滅乃至削弱人民革命力量的結果，相反，在堅決的正義的自衛戰爭中，人民解放軍在不斷消滅敵人近80萬的過程中大大壯大起來了。如今已達到正規軍150萬和民兵300萬之譜。終至在全國範圍內的軍事鬥爭中已經奪取了完全的主動地位，反之，國民黨反動派方面，在作為其軍事上最後一張王牌的胡宗南部，被陷入陝北地區，並遭受了嚴重打擊之後，反動派軍事上的主動與優勢，已經一去不返了。 其次，這種新形勢的到來，也是國民黨統治區民主力量艱苦奮鬥爭取來的結果。在協商會議及會議以後，以民主同盟為中心的上層民主力量，曾經堅持了政協的路線，反對並暴露了反動派不斷破壞政協的陰謀，而各地的人民，以學生工人為首，不斷爆發的為爭取民主和平反對內戰的示威抗議，也曾給了反動派好戰分子的內戰陰謀以巨大的打擊。全面內戰爆發後。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團體，一直堅持了反對內戰力量和平民主的立場（作為中國資產階級代表的民主同盟，能夠對民主和平這樣堅定不移，實在是不容易，在中國革命史上是空前的），至於一般人民，例如上海的攤販風潮，全國學生反對美軍暴行的鬥爭，農村中反對徵兵徵糧，到處民變蜂起《據約略估計，國民黨統治區的民變武裝已達40萬人），台灣人民反對專賣制度的暴動，平滬保障人權的鬥爭，以及最近普遍江浙一帶的搶米騷動，和京滬各地學生工人公教人員為學業為生活的大規模的鬥爭的展開，都大大增加了國民黨當局執行內戰政策的困難，削弱了它反動統治的力量。 此外，國民黨本身無官不貪無吏不污的腐敗政治，對工商業的苛捐雜稅層層剝削，通貨惡性膨脹的財政政策不斷剝奪著人民的生活能力，農村中厲行三要政策（要人、要錢、要糧）已逼得農民走投無路，其統治內部各派之間的爭權奪利互相傾軋，以及其喪權辱國投降美帝的外交政策，從勝利後到現在，這一切措施，已給全國人民認清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真面目，使得許多人過去對國民黨的幻想完全破滅了。在軍事上，國民黨10個月來喪失了精銳部隊三分之一，特別三四月以來更在各戰場遭受嚴重挫折，以至根本改變了雙方的地位。這就大大減少了人民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恐懼，而生活上的普遍瀕於絕境，更使全國人民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由恐懼變為憤恨。 這就是日寇投降以來中國人民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的具體過程，也就是目前革命與反革命力量對比的具體情形。 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對和平民主早日到來的渴望及信心的增強，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反之，在國民黨反動派方面，自然也不會不感覺到它的命運的日趨末路，為了要想重整自己的力量，而逃出日益逼近的厄運，反動派恐怕也很希望再來一次和平的攻勢。這由本月7日大美晚報（與美大使館異常接近）勸告張群恢復和談的社論，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恢復和談的談話、參政員要提出恢復和談的傳說，以及傳聞政府已要求某老轉致中共，願恢復和談的消息，可以證明一個新的和平攻勢確實是在醞釀中了。 三 本來中共及全國民主人士，向來是主張和平解決國事的，這就是他們之所以一直堅持遵照政協路線來解決一切問題的原因。如果國民黨今天已確實感覺內戰之非計，誠心尋求和平協商（這一點自然是很可懷疑的），則根據以往的作風，中共與其他民主政黨決不致拒國民黨於千里之外。但在民主陣營方面說來，為了避免重陷上次政協失敗的覆轍，卻不能不重新檢討一下上次政協之終歸失敗的原因，為了建立真正的長期的徹底的和平，這一筆舊賬無論如何是應該算一算的。 一年多以來的事實已經足夠證明，國民黨內部最上層的領導機構，是完全操在一群最反動的人們手中的。他們都曾發誓要反對人民到底，說是「不消滅共產黨，死不瞑目！」而消滅共產黨的辦法則是「寧願錯殺一千，不能漏網一人。」「有我X（蔣）某活一天，就不能讓共產黨存在。」這些人從頭髮梢一直到指甲，都已浸透了反共反人民的血液，要想這些人來參加民主，那就等於要老鼠與貓合作，等於與虎謀皮，即使被迫參加了，而一有機會，他們馬上就要恢復其猙獰面目的。檢討上次政協的被破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反動派一開始就蓄意不使政協成功的。參加政協的國民黨代表中，國民黨四個反動系統的反動頭子都包括在內了，這些人都是靠壓搾人民起家的，他們自然不願輕易放棄自己的位置，他們有的裝白臉，有的裝紅臉，但目的只有一個：不使政協成功，而只希望拖延時間，以便佈置新的對解放區的進攻。等到後來，在全國人民壓迫之下，在中共及其他民主代表的堅持之下，政協決議雖然作出了，但國民黨卻也早已決定了破壞這一決議的步驟，首先是從字面上條文上破壞它，最後則用槍炮打碎了它。而當著這一最後的目的——破壞政協，發動內戰——達成了之後，一切白臉紅臉就都一致了，只是工作上有分工：有的直接帶兵去打仗，有的用黨與特務的力量鎮壓人民的民主運動。有的負責籌軍費，有的則以所謂「自由主義分子」的面目，欺騙中外人民，媚外求援。 既然是這樣，如果新的政協組織的時候，就必需把這些反動分子，內戰禍首排除在外，並應把他們當作戰爭罪犯加以審判。 其次，1年多以來的事實也證明：以「調人」自居的美帝國主義，實在是中國內戰的唯一挑撥者，也是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的唯一靠山。它在政協決議上幫國民黨爭取有利的條件，它幫國民黨運軍隊到華北東北去打共產黨，它幫國民黨看守平津及北寧路使國民黨免去後顧之憂，它供給國民黨40億美元以上的軍火物資，使其用來從事內戰，它為國民黨訓練陸海空軍，供給飛機軍艦，為國民黨裝備了40個美械化的師，都是用來進攻解放區，並且用美國參謀美國顧問來策劃反共戰爭。而且住在中國的美國兵，不斷發生屠殺、強姦中國人的暴行，把中國完全當作自己的殖民地，而且不預備把全部美軍撤退，並準備進一步幫助國民黨進行內戰。 這就是說，如果美國帝國主義不退出中國，中國的內戰禍根是無法根除的。既然是這樣，如果要組織新的政協，那就必須堅決反對美國的所謂「調停」，而由我們自己根據大多數人民的意見來決定中國自己的事情，那就必須堅決否認國民黨與美國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否認國民黨為了進行內戰所舉行的一切借款。並把美國在華駐兵趕出去。 再其次，上次政協的所以終歸失敗，除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蓄意破壞和美國帝國主義的干涉之外，政協本身組織的不民主，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國民黨代表中真正民主的分子幾乎完全沒有，青年黨民社黨，根據事實的證明，原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兩支別動隊，所謂社會賢達，也大都是與國民黨有密切關係的人物，這樣一個陣容，自然無法產生完全符合人民利益的意見，也自然無法保障決議案的認真實施。 既然是如此，新的政協的組織就必須建立在真正的民主基礎上面，必須廣泛吸收那些始終為民主和平獨立而鬥爭，始終堅持民主和平立場的人民團體的代表及民主人士參加政協，國民黨的代表必需選擇那些真正代表大多數中下層黨員的意見真正的民主人士來充任。只有這樣，才能保障協議的完全符合人民的民主要求，也才能保障決議的真正實施。 至於上次政協決議的內容，民主協商的基本原則不但應該保持，而且還應更發揚光大。但是有關於各方面力量對比的條文，則應該有適當的修改。老實說，中共及民主人士之所以參加上次的政協，決不是為了保障國民黨反動分子的地位的長治久安，而是基於深信在和平的民主的競爭中，反動派最後必為人民所唾棄。而今反動派既然自絕於人民，敢於發動殘民傷財的內戰，而終於為人民的力量所擊敗，他們就理應受到應有的懲罰，同時協議的內容也就必須對人民和平民主的勝利有足夠的保障。只有這樣，我們才不致為反動派的再次發動內戰的陰謀所乘。 四 但是，人民的最後的勝利雖已確定，從現在爭取到勝利，也還是要經過一定的過程。而由於\`文\美國帝國主義\`人\決定不願見其所\`書\豢養支持的反動\`屋\政權宣告失敗，源源不絕的援助，一定會在各種各樣的借口之下進行的，這就可能使得我們走向勝利的道路不會那末一往順利，而可能發生一些曲折，同時勝利的到來也就不可能像秋風掃落葉那樣急轉直下，反動派更可能在勝利即將到來之前，對民主勢力進行更殘酷的鎮壓，這就勢必會加重開展工作的困難。 這樣，一方面是革命與反革命力量的對比已經改變了，時局已經在我們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務，這就是要徹底摧毀反動的統治，爭取一個新的真正的長期的和平局面的到來；另一方面進程並不會一往無阻，一定會有一些新的困難等待我們克服。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在開展民主運動的工作上，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呢？ 首先，應該認清當前中國已經真正走到必須由人民決定一切的階段了，而歷史決不可能後退，這不但是因為勝利1年多來的鬥爭及國民黨1年多來的各種措施，已經使得大多數人民對國民黨的幻想完全破滅，而且也因為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由於其本身的困難日益增加，也有其一定的限度，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腐敗透頂的政府，要想挽救其垂死的命運，外援也已不能起多大作用了。反之，更進一步的外援只有更進一步的暴露反動政府的腐敗無能，最後一定使它崩潰得更徹底更乾淨。 認清了這一點，然後就必須改變在我們有些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長期埋伏的觀點，這也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觀點。這已經是一種過時了的老觀點。這不僅是因為「決戰」的時期已經迫近，時間不容我們再猶豫徘徊，而且也因為政治社會各方面的矛盾已空前尖銳，中國絕大多數人民，自民族資本家及開明士紳，乃至公教人員大學教授，大中學生，下至全體農民及城市貧民職工，在這一腐敗內戰的統治之下都已無法生存，而這矛盾的主要鋒芒，最終都是指向著反動的統治當局。事實上，大多數人都在動了，都不能不動了，而我們有些人遠落在群眾後面，還好像是坐山觀虎鬥，無動於衷。要不也就是只停留在清談的階段，僅以聽聽消息，傳播傳播新聞為滿足。這真是最大的罪惡。要知道，真正會游泳的人，決不是在小池塘裡學習出來的，而必須敢於到大江大海裡去。在今天，在這有決定意義的偉大的轉變的今天，如果誰還死抱著「保存實力」的老觀點，不管你主觀如何，客觀上總不免被看作是自私的弱者，不是樂於迎接暴風雨的海燕而是藏頭縮尾的企鵝。 但是這也並不是現在我們就可以橫撞直衝不顧一切的亂干了，恰恰相反，愈是在這種矛盾空前尖銳，時事瞬息萬變而反動統治搖搖欲墜的時候，我們愈是要時時警惕到敵人打擊的到來，要學會靈活的運用策略，要善於同群眾在一起，善於運用敵人的矛盾以求其有利於我。而策略的運用，不是坐在家裡用腦子空想出來的而必須深入到群眾中，在群眾中學習。而且也只有深入群眾，始終同群眾在一起，並成為群眾的一員，才能有最大的安全。 5.9 加強團結和努力擴大統一戰線１ １本文原載香港《群眾》週刊1948年8月19日第2卷第32期[總第82期]。 蕭愷１ １蕭愷，即潘漢年。 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進入第三年，「在美帝國主義援助下的中國反動勢力，已變得更加沒有出路和更加孤立，他們的統治，已經走到搖搖欲墜和土崩瓦解的邊緣」，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不但日益喪失人心，日益威信掃地，日益分崩離析，而且連（略三字）１本人的存在也成了問題」，與此相反的人民大眾方面呢，殲滅了蔣軍264萬餘人，解放了的地區已佔全國面積24．5％，解放的人口已佔全國總數37％；在解放區的農村，已正確的執行了消滅封建勢力的土改工作，「這不但為解放區今後農業生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為工業生產的發展創造了條件，而且因為它符合於全國農民及其他廣大人民的要求，又為整個革命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基礎」，「而且對於城市，對於工商業，也完全規定了正確的政策」，（嚴格執行安定社會秩序，維持治安，認真保護公私財產，及「一切守法的民間工商業者，守法的文化宗教團體，和守法的外僑不受侵害」……）這一切不僅符合於全國人民的要求，同時是「實現全國勝利所不可少的政治準備和組織準備」。（請參看新華社社論：人民解放戰爭兩週年的總結和第三年的任務）有利於人民大眾走向勝利最顯著的另一個標誌是： １此處略去的三字是：蔣介石。下同。 「廣大的中間階層迅速地失去了對於和平改良和中間路線的幻想，轉而寄希望於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並且敢於把這希望公開表示出來。」 「特別是今年5月1日所提出的召開沒有帝國主義走狗及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不但獲得了勞動人民的熱烈擁護，也獲得了中間階層的擁護。」 當前政治上的新形勢，證實了毛澤東同志去年年底的預見：「只是在（略三字）出賣民族利益給美國帝國主義，發動反人民的全國規模的國內戰爭之後，只是在美國帝國主義和（略三字）反動統治集團的罪惡已經在中國人民面前暴露無遺之後，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才是真正地擴大了。」（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但是回顧1年來的形勢發展，檢討一下我們在蔣管區及海外的統一戰線的工作，是否完全符合客觀形勢的發展呢？我想除了已得的成績之外，還有些值得我黨及各民主黨派共同努力糾正的。 首先關於執行加強團結及努力擴大統戰的基本方針上，還存在著若干偏向。 一、共產黨如何執行堅強領導 誰也不否認當前中國的革命統一戰線沒有中共的堅強領導，是不能勝利的，實現領導，決不是形式的，概念的可以解決任務，必須通過黨正確的方針，具體的政策，用耐心的，誠懇的解釋，說服，教育態度，才能夠團結一切民主黨派及一切反美反蔣的民主人士，過去不可否認我們是有以一般的口號代替了具體的領導的情況存在，如反對第三條道路的或中間路線的幻想，我們有些同志強調民主與反民主之間「路只有一條」——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道路是對的，但缺乏分析這一條徹底民主大道，是反美反蔣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片面的強調了工農民主利益，誤解「人民利益」或「為人民服務」的概念，好像是排除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利益在外，好比農村土改中的強調貧雇農利益，而忽視聯合中農同樣的偏向。特別缺乏仔細分析中間路線者所幻想的反動統治和平改良的不可能，同時又把提倡中間路線的美蔣陰謀者與徘徊民主與反民主之間的中間路線者混為一談，對前者我們過去著重打擊與揭露是正確的，而對後者忽視對他們爭取與說服是錯誤的。正因為在蔣管區及海外中間人士為數不少，正確的揭露與打擊中間路線的陰謀幻想，應當是有利於我們爭取廣泛的中間人士，而過去我們從「左」的概念出發，對若干中間人士口頭上、文字上所表現的幻想改良和平，不加分析的把他們看成製造陰謀幻想的代表來打擊，沒有從爭取的原則出發，給以適當的說情說理的批評（鬥爭），這個過程雖然很短，遺下的影響是相當的大，是妨害了統戰的團結與發展。 共產黨應該堅強領導統一戰線，不要滿足於形式上的一呼百應，我們必須是依靠正確具體的領導，使人心說誠服。同時不要把黨的一般綱領與統戰範圍內具體的共同鬥爭的統一綱領混為一談，因此要承認聯合過程中各階級各黨派與無產階級、共產黨的區別，應當照顧到他們與我們不相同之處，同時又堅決忠實執行共同目標，並經常促進大家的進步。反對把統一戰線代替了黨，取消了黨的獨立性，同樣反對把黨代替了統一戰線脫離群眾的「左」的關門主義。由於中共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奠定了勝利的不拔的基礎，由於中共的政治主張為全國範圍內廣大人民所擁護，目前在統戰工作中較容易犯「左」的偏向，不尊重同盟者的意見，不考慮其他民主黨派的建議，遇事不善誠懇合作，為了鞏固團結或必須爭取的同盟者，對他們應有的友誼批評與善意說服，卻誤用了對反動陰謀者而採取的打擊……這些自高自大，敵友不分的作風，都是由「左」傾偏向而來。 早在抗戰初期，毛澤東同志對堅強領導統一戰線就提出明確的方針： 「共產黨員對於一切為國為民的事業，應該堅持自己的立場，始終不變地向著戰勝日寇建立新中國方面走去，誰要違背了這種立場，這個方面，誰就要喪失了共產黨員的資格。但共產黨員又必須有互助互讓的精神，必須有尊重友黨和友黨同志謙和商量的態度，解決有關事項，不應獨斷。沒有這種精神，就不能鞏固統一團結。」「雙方（我黨與友黨）同志接觸，應采謙和、尊敬、商量態度、不採傲慢、輕視、獨斷態度，以改善雙方之關係，這也是必要的。」（毛澤東：論新階段） 共產黨對統一戰線堅強的領導，不是別的，是基於正確的無產階級思想，有利於人民的正確政治方針，通過實際具體的政策，加強統一戰線的團結與發展。 二、放手發展反美反蔣統一戰線 蔣管區廣大群眾對美帝的陰謀侵略的「援華」罪行，及反動統治賣國滅族的「戡亂」政策，已普遍紛起反抗，即廣大的中間階層也迅速地放棄了中間路線的幻想，轉向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及人民解放軍的徹底勝利，國民黨內部反獨裁，反專政，也達到空前的程度，但是統一戰線的發展，是落在客觀形勢之後，其原因不是別的，在於我們停留在反美反蔣（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一般的號召，而缺乏針對著美帝及其走狗反動集團每一罪行，提出具體的鼓動口號，組織各個社會階層迫切的當前的個別利益的鬥爭，關於這方面，全國學生的鬥爭是有它光榮的成績，但學生運動還相當孤立，不能發動廣大的公教人員，工商業界，及其他一切社會各階層，作有機的配合。 我們當不能否認反動統治癒接近崩潰，其殘酷的白色恐怖壓迫愈嚴重，如宣佈抗暴學生和求生工人的死刑，是套上民主外衣的歐美帝國主義所未曾見的暴行，而美帝豢養的大走狗竟敢為此，其狠毒卑劣，袁世凱也只能歎為觀止，但是人民覺醒的程度也隨之提高了，鬥爭的勇氣也隨之堅決了，我們放手發展廣泛的蔣管區的統一戰線，是具備了充分的條件。 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把全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政治主張的號召，與蔣管區人民各種具體鬥爭結合，特別是目前中共號召的召開新政協，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深入各社會階層去宣傳解釋，聯繫到反美反蔣各別具體的鬥爭。如蔣政權在美帝指使之下，公然提倡「中日合作」，派張群赴日具體面商「共存共榮」的汪精衛的漢奸政策，首蒙其害的當然是工商業界，我們應當去對工商業家進行宣傳鼓動，展開反親日的統戰運動。又如蔣政權的財政經濟崩潰到不可收拾的狀態，物價狂跳不止，而一般公教人員收入普遍地到了饑不足食，寒不足衣的境遇，組織他們起來反飢餓，要求改善待遇。總之，談政治路線，原則，方針，而不去聯繫具體實際的各別鬥爭，是取消鬥爭的空談。同樣，專注意上層黨派關係的團結，不去具體進行群眾間實際鬥爭的組織領導，統一戰線既不能鞏固團結，也不能廣泛的發展。 三、利用合法，矛盾，有利於鬥爭的展開 美蔣為了欺騙蒙蔽群眾，偽裝民主，甚至謠言和平，製造「反蔣獨立」，我們應當揭露其陰謀，使廣大人民不致上當，但是在蔣管區我們不要滿足於單純的揭露，同時要善於利用合法的手段，利用敵人內部矛盾，以便掩護鬥爭的展開，使之有利於人民的鬥爭。問題是必須清楚明白敵人的陰謀詭計，不能懷有絲毫幻想，才能說得上利用，我們堅決反對一切敵人的陰謀欺騙是必要的，但不注意利用敵人的合法，利用敵人的矛盾，進行有利於我們的鬥爭，也是消極的。問題是利用，而不是信任，同時利用必須有利於人民，而使敵人欺騙陰謀更無作用；相反的，凡是一切足以增加敵人陰謀欺騙的利用都應該堅決反對，如信任李宗仁之流的口頭反蔣，他並無具體反蔣行動，誤認有利於人民大眾的矛盾，不願在政治上揭露他的陰謀作用，相反的引以為同道，這是被李宗仁利用，擴大其陰謀欺騙，妨礙了人民的徹底反蔣，這是原則上的錯誤，談不上利用矛盾，可被利用的敵人內部矛盾，必須演變到互相利害衝突。 第06章 新上海的副市長 6.1 印象深刻的領導人 屠基遠 在我參加革命工作中，潘漢年是我接觸的領導人中印象深刻的一個。 1949年上海解放以前，我並不認識潘漢年。青少年時期，愛好文學，因而知道在中國左翼文壇中，潘漢年是以郭沫若為首的創造社中年輕的一員。在後來懂一些黨的歷史之後，知道他不僅是黨的文化戰線的領導人，同時又是做統一戰線工作和國民黨打交道的重要人物。當時，我雖有敬佩之心，卻從來沒有和他接觸過。解放以後，他在陳毅市長領導下擔任上海市副市長，我才認識他。他是市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負責人，市府黨組書記，是領導我們市府各局的主要負責人。我開始是市民政局的秘書主任，同他接觸不多。到1951年我任民政局副局長時，才多次同他接觸，對他才有所瞭解。一直到1955年他離開市府被審查為止，前後有6年時間。 一 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上海的情況十分複雜。我黨在進上海以前，就在江蘇丹陽做接管上海這個大城市的準備工作，按系統成立軍事、政務、財經、文教等接管委員會，搜集資料、檔案，安排好每個單位的負責人。漢年同志和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曉等人一起從丹陽進入上海。5月25口，上海蘇州河以南地區解放，他們迅速同上海地下黨會合。我當時參加國民黨市政府的接管準備工作，奉命到總部設在交通大學的軍管會政務接管委員會去報到。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政務接管委員會到塘沽路原國民黨市參議會、市民政局地址辦公。主要接管司法（法院系統）、參議會（接管後撤銷）、民政（民政局和社會局救濟、社團方面工作）以及一些不屬於各局的國民黨南京政府駐上海的機構。上海當時有30個區。市區20個區由政務接管委員會接管，郊區10個區由郊區工委接管。 上海市人民政府也在當時成立。漢年同志除任副市長外還兼任秘書長，管理市政府內部事務，同市政府各局的接觸較多。市民政局成立後，仍管各區的工作。各區的許多工作要請示漢年同志。市政府任命的第一任民政局局長為曹漫之，副局長黃序周，我為秘書主任。當時，對國民黨反動統治機器採取徹底摧毀的方針。各區成立區接管委員會和區人民政府。區以下的保甲制度全部取消。我們接管了30個區，1193個保，28552個甲，1033206戶，5406644人口的戶籍冊。一大批保甲人員，聽候審查。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光是區一級的機構是管理不了的。記得當時漢年同志對地區工作有幾點原則指示：一、上海市是一個情況極為複雜的大城市。有產業職工100萬，有大中小學生，散居在裡弄中。一個區的人口少則幾萬，多則40萬（如蓬萊、嵩山區）。要考慮區以下用什麼組織來代替保甲；二、地區工作要依靠群眾，依靠工人家屬，依靠在工作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三、要解決在裡弄中出現的群眾關心的實際問題。例如當時上海居民在許多地方（特別是棚戶區）沒有家用自來水，而是由給水站供應的。這些給水站往往由當地的地痞、惡棍所控制，他們敲詐欺壓居民。根據漢年同志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的原則，普陀區在梅芳裡、江寧區在金家巷，發動群眾建立由群眾選舉產生的自來水站管理委員會，深受群眾歡迎。此事很快在各區推廣。全市成立了104個自來水站管理委員會。 根據市委、市府的要求，我們逐步組織裡弄居民，在1949年夏天開展清潔衛生運動，市區各區組織了居民衛生小組16650個。1950年2月6日美蔣飛機轟炸上海發電廠，各區開展反轟炸鬥爭，組織人民防護大隊108個，中隊413個，小隊15875個。冬天，抗美援朝開始，破壞分子蠢蠢欲動，市軍管會決定各區成立冬防辦事處，組織人民冬防服務隊2020個，開展防特、防匪、防空、防火和解決居民生活上共同關心的問題。1951年，在這些組織的基礎上建立了裡弄居民委員會。 當時，全國還沒有居民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它是一種新生事物。我們是根據上海人口多的實際情況和居民需要，由市委、市府決定組織的。成立起來後，出現的具體問題很多。我當時正擔任市民政局副局長，主管政建工作，同潘漢年接觸較多。他對於居民委員會由誰來組織的問題，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工人在工廠裡工作，解放初沒有退休工人。潘漢年指出：首先要依靠在裡弄裡的勞動人民和他們的家屬。其次是黨員家屬和過去同我們一起參加過革命和救亡運動的積極分子，他曾對我說：「抗日戰爭時期，你不是在上海工作嗎？那時候，不是有很多人同我們一起搞抗日活動嗎？有些人因為環境關係，沒有跟我們一起到根據地，或者沒有參加黨，有的人可能做了太太，到裡弄裡去了。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這樣的人。他們受過革命的教育，不少人為我們出過力，今天是擁護我們，也願意做點工作的。你們可以找找婦聯，介紹一些老積極分子。」這樣，打開了我們的思路。我們同婦聯聯繫後，找到了不少老積極分子，當時不過三、四十歲，一般都有文化，熟悉裡弄情況，那時，什麼報酬也沒有，為裡弄做了許多工作，成為基層工作中一批骨幹。居民委員會和在區以下建立街道辦事處，這在當時是一個創舉，是根據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的實際情況摸索著建立起來的，奠定了今天城市管理的基礎。 解放初期，市、區均召開人民代表會議。代表通過有關人民團體和代表性人士協商產生。潘漢年指示我們：「過去國民黨時期是有錢人當代表，我們特別要注意，讓各方面的人士當代表，聽聽他們的意見和要求。」1950年12月27日，提籃橋區第一個召開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潘漢年代表市人民政府前去參加。各界人民，特別是裡弄居民、人民警察、烈軍屬、少數民族以及工商業者、中小學教員等各界熱烈歡迎潘副市長的到來。潘漢年在會議上講了話。從此，各區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在全市普遍召開，揭開了上海人民民主政治新的一頁。 二 解放前的上海，在很大程度上由流氓集團控制，上海人民深受敲詐、盤剝和欺凌。解放初期，老百姓盼望著共產黨消滅流氓，做到真正翻身解放。 潘漢年長期在上海工作，做過黨的傳科工作、情報工作和統戰工作，對於上海的流氓集團有深刻的瞭解。上海解放以後，黨為了恢復生產，同投機倒把活動作了堅決的鬥爭，在他的參加領導下，取締了證券交易所和銀元販子，其中不少人是流氓集團分子；在維護社會治安、打擊盜匪活動及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中，鎮壓了一批流氓集團的骨幹分子；在禁毒，取締賭場，以及工廠肅清工特，整頓市政基層組織中，挖出了一批流氓霸頭。解放前夕，青幫頭子杜月笙及其手下避往香港。據說潘漢年在港期間曾同他們有過接觸，告誡他們轉告在上海的徒子徒孫，要老老實實服從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勸告杜等可以回上海改惡從善，將功贖罪。 在上海沒有出走的青幫頭子黃金榮，成為群眾議論的對象。當時黨內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讓這個作惡幾十年的大流氓頭子安安穩穩地住在上海，他的徒子徒孫們覺得有個老頭子作靠山，會繼續胡作非為，必須對他作出處理；另一種看法相反，認為不要動他，潘漢年就是這樣主張的。他認為：黃金榮不走，說明他受到共產黨的政策影響，對黨至少不抱敵意。再說，蔣介石几百萬軍隊也消滅了，難道他鬥得過共產黨嗎？我們要掌握他的情況，並要他有所表示。後來，黃金榮在報上登了悔過書，表示自己已經年邁（時已80多歲），不問外事，所有徒子徒孫，都要安分守己，服從政府；否則，誰在社會上幹了不利於國家的事，由誰自己負責。黃金榮於1953年在上海去世。 在改造舊上海的鬥爭中，民政局除了收容遊民、慣竊，實行勞動改造外，還配合市公安局進行取締妓院、消滅娼妓的鬥爭。1951年，在市公安局材料中，上海還有400多名妓院妓女。公安局採取統一行動，把「大世界」附近和福州路一帶的妓院予以查封，收容工作由民政局和婦聯負責。對改造妓女的方針，潘漢年作了具體指示，他認為妓院老闆、老鴇是剝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汗為生，必須堅決關押、判刑和強制勞動改造。對於妓女，首先應當肯定她們是勞動人民，是農村和城市貧民在飢寒交迫中被騙、被搶、被販賣來的，是舊社會的受難者。但是，她們進入舊社會的黑暗圈子之後，受到環境的影響，沾染了不少不良習氣。因而既要用對勞動人民態度來對待她們，又要用勞動來改造她們。 民政局專門成立了一個婦女教養所，在封閉妓院那晚把她們接來。不出潘漢年所料，有些人感到是黨和政府的關懷，把她們救出了火坑。但也有不少人進來後大哭大鬧，有的還設法逃跑。她們要抽煙，要喝酒，有的還有毒癮；她們把晚上當白天，把白天當晚上，互相吵架廝打，甚至我們女幹部在勸架中也被她們打傷。我們用潘漢年的指示教育幹部，做耐心的工作。給這些婦女講黨的政策，講革命故事，安定她們的情緒，幫助她們改變生活習慣，醫治性病，並組織她們學文化和參加生產勞動。 潘漢年很關心這項收容工作。幾天後，我們去市政府向他匯報，他說：「你們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員要取得她們的信賴。我們不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做過舞女的教育工作，從中培養了一批積極分子嗎？她們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一旦覺悟，就會懂得人民政府為了挽救她們的好意。」又鼓勵我們說：「你們做了這樣艱苦的工作，社會會感謝你們，歷史會感謝你們。我相信你們會取得成功。」 事實正是這樣。她們學文化、學生產技術，兩年後，走上了工作崗位，不少人建立了家庭。當時，娼妓在上海不復存在了。通過多方面的改造，黨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在人民群眾中大大提高。潘漢年在這方面花了不少心血。 三 1955年初，有一次在延安西路33號市委禮堂開會，宋日昌副市長告訴我：潘漢年向市委推薦，調我去市政協當副秘書長。當時，黨中央決定將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劉曉調任我國駐蘇聯大使，原市協商委員會副秘書長梅達君到大使館做參贊。協商委員會機關沒有黨員負責人，潘漢年那時是市委第三書記，主管政協工作。1954年，黨中央將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發交各省、市討論，上海組織幾千人討論，提修改意見，主要由協商委員會負責。我曾參加了組織工作，對協商委員會和各方面人士比較熟悉。」我想調我去，可能與這方面有關。 1955年3月下旬，市委召開常委會討論成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上海市委員會的委員、常委的名單，通知我去參加會議。想不到這次會議竟是我和漢年同志最後一次見面。約十多天後，潘漢年在北京被逮捕。市委在4月召開的局級以上幹部會議上，宣佈他為「反革命分子」。 這個大冤案，不僅迫害了潘漢年和董慧，還牽連了許多同潘有工作關係的同志，他們都遭逮捕，有的坐了20多年的牢，有的受到長期審查。我也是其中的一個。黨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了他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優秀的黨的領導幹部形象。黨不僅為潘漢年伸張了正義，也為許多無辜受牽連的同志恢復了名譽，使許多幹部感到黨的偉大和溫暖。 潘漢年具有高度的馬列主義水平，能夠正確掌握黨的政策，對人民群眾具有深厚感情，全心全意為改造舊上海、建設新上海辛勞地工作，人民永遠懷念他、崇敬他，他的光輝形象永遠留在人民的記憶之中。 6.2 潘漢年是上海工人的貼心人 陸象賢 「二六」轟炸前後 上海解放初期，由於美蔣封鎖，面臨著嚴重的形勢。1949年9月7日，劉曉在華東青年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華東的鬥爭是尖銳、緊張、曲折、複雜的，華東的鬥爭位於全國反帝鬥爭的最前線，上海的鬥爭最尖銳。同一天，潘漢年在上海教育界反對敵人經濟封鎖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對於上海遭受經濟困難的原因作了具體分析：一。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海口，使過去畸形發展的上海經濟與依賴於帝國主義原料的若干生產事業發生困難；二、目前我們尚處於軍事狀態，我軍在華中、西北、華南正全面開展攻勢，因此，使全國商品運輸受到阻滯，物資不能順利交流；三、8年抗戰、3年解放戰爭主要依靠廣大解放區農村的支援。農民負擔很重，購買力相當萎縮。基於這三個原因，尤其是第一個原因，使目前上海經濟情況受到很大影響。潘漢年告訴大家：這是解放後暫時的困難，前進中的困難，不但可以克服，而且激勵了我們必須自力更生，打下今後改造上海、發展經濟的基礎。 正當上海廣大職工和工商界人士在黨的領導下共同努力，積極溝通與各新解放區的關係，節約器材，節衣縮食，度過最困難階段的時候，1950年2月6日，國民黨的美制飛機17架（其中B24型12架，P51型和P28型5架）分4批在午間12時25分至13時53分輪番轟炸上海電力公司、法電、滬南及閘北水電公司等處，造成人員、財產、設備的巨大損失。當時，陳毅、劉曉、劉長勝等人和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寧一正在參加上海工人首屆代表大會，劉長勝當即宣佈休會。陳毅指示各單位的領導幹部立即趕回去組織緊急搶修，恢復生產。陳毅趕回市政府。當時，潘漢年在江寧路南京西路口上海酒家參加一個約會，他得到市長辦公室秘書的電話，聽到楊浦發電廠被炸，鍋爐被炸壞的消息，不顧警報尚未解除，立即向主人告辭，趕回市政府，同陳毅一起召集各局彙集情況，同時部署公安局維持社會治安；衛生局立即通知各公立醫院準備汽油燈，全夜值班，搶救傷員；公用局調度電力，盡量使路燈、自來水、下水道和公安局等處的供電迅速恢復；民政局通知各區對被轟炸地區，迅速妥善進行安置工作，嚴防宵小之徒乘機搗亂；市軍管會緊急通知各機關及全體人員動員起來佈置防空，組建消防小組。 2月7日，陳毅和潘漢年、劉長勝等市委、市政府負責同志，冒著刺骨寒風前往被炸得最厲害的楊樹浦發電廠視察並慰問電廠工人。潘漢年遵照陳毅同志的囑咐，連日來，到嵩山區、盧家灣區、吳淞鎮的被炸地區視察並慰問居民，到醫院慰問傷員。「二六」轟炸後，上海市場物價出現很大波動，市民紛紛排隊購買大米和煤球。儘管市人民政府從外地調運大量物資到上海來加強供應，平抑物價，但市場上的搶購現象仍很突出，特別是大米供應。在私營糧食代銷店門前往往出現排隊長龍。工商局向潘漢年建議不能光靠私商代銷大米，需要開設一批國營零售糧店，把大米直接按規定牌價出售到市民手裡。市人民政府批准了這一建議。在潘漢年與有關部門的具體安排下，短短兩天之內，就在市內各區，特別是工人聚居的地方，開設了50多家國營零售糧店，敞開供應大米，使市民都能按牌價就近買到大米。糧店門前排隊現象隨即消失，市場和人心也都安定下來。 妥善處理勞資糾紛 上海解放後，在鞏固人民政權、恢復經濟、維護社會秩序中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處理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勞資關係。上海是我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解放時接管的官僚資本企業只有150多家，而私營工業有1300家左右，私營商業有15萬家左右由於帝國主義的封鎖，使得一些私營工商業減產、停工、倒閉，失業人員增加。由於許多私營企業機構臃腫，經營方法不合理，效率低，成本高，利潤少，甚至虧本，一些私營工商業縮小經營，甚至停工；少數業主甚至抽出資金，企圖逃跑。而少數職工又一時分不清工人階級的地位在解放前和解放後的變化，提出過高要求，有過火行為，從而出現了大量的勞資糾紛。1949年8月3日，陳毅在上海第一次各界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現在不少企業，資方有困難，工人也有困難。這個困難只有根據黨中央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政策，通過勞資協商解決。」上海廣大職工群眾在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中，發揮了工人階級主動精神去做好團結、教育資本家的工作，在一些困難嚴重的私營工廠中，工人們還自願減薪，甚至輪流回鄉，團結資本家維持生產。永安、先施、新新等6大百貨公司店員幫助資方改變經營方針，將經營高檔商品改為市民需要的日用百貨。與此同時，潘漢年對勞資雙方做了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闡明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政策和勞資協商的原則。他對工人說：發展生產是中國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最高利益。我們要鼓勵資本家來參加發展生產的事業。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翁，應當把發展生產、繁榮經濟、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責任擔負起來。所以，我們現在對資本家提出要求，應當照顧到整個發展生產的利益，不應當只想眼前，而應當注意謀取長遠的利益。他還向工人說明：「勞資兩利」與國民黨政府宣揚的「勞資合作」有根本的區別。國民黨宣揚「勞資合作」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模糊工人的階級意識；而共產黨的「勞資兩利」政策，是為了使民族資本家一道來參加經濟建設，發展生產，穩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他對民族資本家再三說明，「勞資協商」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下進行的，這同國民黨宣揚的「勞資協調」有著根本的區別。國民黨的「勞資協調」是在資產階級的政權下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共產黨的「勞資協商」是在工人階級的政權下照顧民族資本家的目前利益，是為了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的。因此，民族資本家在「勞資協商」中要端正對工人群眾的態度。潘漢年以高度的政治修養，誠懇的態度，用深入淺出的語言來闡明黨的方針政策，提高了勞資雙方的認識，在妥善解決勞資矛盾中起了重要作用。由於潘漢年細緻坦誠的工作，使當時上海廣大工商界人士對「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政策，有了深切的具體的瞭解，影響很大，郭棣活決定將解放前永安紗廠在國外訂購的一批紡織機械和原料運回上海，發展棉紡生產。當時運回來的有瑞士製造的7000瓦汽輪發電機、1萬錠紡紗機器整套設備和6000多包美國棉花等，價值250萬美元。有一批民族資本家從海外調回資金重返上海。每當遇到這種情況時，潘漢年總是親自接待他們，並安排他們工作。他還經常到工商界朋友家裡去，以聚餐、晤談方式，反覆宣傳政策，進一步消除他們顧慮，傾聽意見，並幫助他們解決生產經營上的問題。 興建曹楊新村 上海在解放前是冒險家的樂園，富人的天堂，他們住的是花園洋房、公寓，而勞苦工人住的是棚屋。解放初，聚居100戶以上的棚戶區全市有320多個，大多集中在楊浦、普陀、閘北等老工業區。他們主要是交通運輸、碼頭、紡織和市政等各業工人，其中苦力工人較多。上海解放初期，市人民政府儘管財政很困難，但是為了逐步改善工人的居住條件，還是決定在改造部分簡易住房、棚戶的同時，興建一批工人新村。潘漢年受陳毅委託，督促主管部門組織了對工人居住情況的調查。他自己到華東紡織管理局所屬工廠宿舍和梅芳裡等工人住所進行調查。他在市人民政府的行政例會上同趙祖康、徐以枋等反覆討論修哪條馬路，在哪裡建設水電設施，從哪裡開始改造舊房，在哪些地區建築工人新村。經過調查和討論，決定從滬東小木橋、滬西藥水弄等工人棚戶區開始改造。1951年開始在市區西北部興建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他對這第一個土人新村修建的規模、標準都在市人民政府行政例會上同各主管部門的負責人反覆進行討論，及時作出決定，然後督促有關部門組織施工。由於潘漢年抓得特別緊，曹楊新村在1952年五一勞動節前夕竣工，1002戶工人搬進了新居。潘漢年對應當讓哪些工人住進這第一個工人新村，認為這是一個必須解決好的新問題。他在陳毅、劉曉、劉長勝等的同意下，確定分配給從事創造發明和提出過合理化建議，在生產上有顯著貢獻的勞動模範和先進生產者以及生產上一貫表現積極、工齡較長的老工人。1952年6月下旬，陸阿狗、戴可都、楊富珍等114位勞動模範和一大批先進生產者、老工人，手捧鮮花和市人民政府發給的居住證，穿過插滿彩旗的高大牌樓，住進了工人新村。從1953年起，又先後在滬東的控江、鳳城、鞍山；滬南的日暉、龍山；滬北的玉田、志丹、宜川；滬西的天山地區等建成9個建築面積都在10萬平方米左右的新村。而曹楊新村為以後興建的那些工人新村創造了經驗。在這一寶貴的經驗裡，凝聚著潘漢年的辛勞和他對上海工人的一片愛心。 6.3 上海人民的「好當家」 武漢 1995年，是潘漢年誕辰90週年。一提起這個一直使我夢牽魂縈並為之神往的名字，他的音容笑貌猶歷歷在目。但因事隔40個春秋，且遭遇過無盡的折磨，對於他的雄偉業績和出色的工作，猶如一縷輕煙已被蕩拂得依稀飄渺。現在，只能將記憶中猶存的點點滴滴的追憶，寄托對他的沉痛懷念和無限的哀思。 上海解放後，我分工負責接管偽市府秘書室和文史委員會，並擔任軍管會秘書，負責處理軍管會辦公廳政法公文的審批會稿，以及擔任來信、來訪的接待和處理；也曾以英文秘書身份處理過幾件涉外商務。隨後，因外事處成立，我就不再參與外事業務，專職從事辦公廳的日常政法事務以及陳毅市長交辦的有關任務。陳毅辦公室的秘書，由朱青擔任。我和陳毅保持著直接的工作聯繫。潘漢年是軍管會秘書長、市政府副市長，分工負責統戰工作和治安保衛工作。每當我所處理的公文和業務涉及他的分工範圍時，都直接到市長室向他匯報和請示。從接觸中，我發現他水平很高，才華出眾，考慮問題周密，遇事果斷，從不含糊拖延。遇到有些問題還需周密考慮時，他要我向原單位領導詢問細節，再向他匯報後，由他批示。從此，我接受他的教益，凡要向他匯報審批的事項，都事先與原報單位聯繫，瞭解細節和前因後果之後，再向他詳細匯報，使他能順利決策。 1950年初，朱青秘書因病住院開刀，經組織決定和潘漢午認可，由我到市長室接替朱青的工作，負責市長室和市府黨組的秘書工作，並兼任潘漢年的秘書。為了照顧潘漢年的工作、生活，更好地履行我的保衛任務，經組織決定和潘漢年同意，我搬進華山路潘漢年住所居住。他家只有夫人董慧，沒有兒女。我搬進他家後，他沒有把我當外人，我成為潘家的一個成員。每天和他們一起吃早餐，餐後一起乘汽車上班，中午都在單位吃飯，晚上一起回家吃晚飯。飯後一起工作或閒談。我和他就這樣生活在一起前後近兩年，直到1951年底，我調到市公安局後，才從他家搬出，從而結束我的市府秘書生涯。兩年的秘書工作，使我對潘漢年的生活細節和工作態度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切身體會和瞭解。 潘漢年名義上雖是副市長，但因陳毅市長軍務在身，他的工作頭緒繁多，除了要處理上海市政管理和建設工作之外，還擔任華東局委員、市委統戰部部長、社會部部長，上海市委常委，並主管政法工作。這在當時上海市領導人中是兼職最多、負擔最重的一位。但他對市府的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條，忙而不亂，效率極高。潘漢年之所以每天能以較少時間完成如此巨大繁重任務並取得極大成效，是由於他的優秀素質、超人水平和務實的工作作風。他信任幹部，充分發揮各級領導的功能作用，讓他們有責有權，各盡所能，各求其效，從不在具體工作上指手畫腳，而是放手讓局、處長全權操辦，從而增強了局、處長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增強他們的工作信心。每當局、處長遇到一些緊急而難於處理的問題，他都能積極果斷地幫助解決。他工作抓得很緊，華東局的工作，在華東局辦公時解決；市委的工作，在市委辦公時解決；統戰工作在統戰部辦公時解決，所有各部門的工作，從未「跨門辦公」。而市府的送批公文都每天批完。遇到他在外辦公，不能來市府時，則由我將待批卷宗帶回家裡，晚飯後由他連夜審批，嚴格履行「公文不過夜」的原則。上述工作作風就是潘漢年能夠帶領各級領導，形成一個有機整體，使整個市府的工作順利進行並取得了良好效應的關鍵所在，也是他的過人之處和備受下屬幹部愛戴的根本所在。 潘漢年對於華東局、市委、統戰部召開的會議非常重視，每次必到。會前有所準備，會上靜心傾聽，發言簡要而言之有物。會期都只有半天，每次都收到預期效果。至於他召開的市府局、處長會議、黨組會議，都有明確的討論內容和預期目標，只用半天時間5便能解決實際問題。這種會議呈現出強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把局、處長的聰明才智和實踐經驗都集中到會議中。但他對當時上海各單位的慶典活動都不參加，只要求我把收到的請柬單位和內容向他匯報。有時，他認為有必要，就派專人代他出席，但禁止代表他發言或致賀詞。有一次，市總工會發來慶祝大會的請柬，他不出席。朱青秘書向他提出意見，說：「工商界，民主人士的會議你都出席；工人階級的工會開大會，你為什麼不出席？」潘漢年直截了當回答：「市委分工，市總工會由劉長勝領導，他已代表市委主持會議，市府就不必干預群眾團體的活動。像這樣的會議多得很，每次都參加，我哪有時間工作？！」 對於各種宴請的嚴肅態度，也是潘漢年一個突出優良表現。對於外事活動中的外方邀請，他顧及外交禮節，如約前往，但寒暄幾句就先行告退。他也設宴款待過幾個重要的、有政治意義的外國代表團、演出團以及出國演出的中國藝術團體。但對本市各機關團體以各種名義對他的宴請，他不但不參加而且有反感。市府各種會議只開半天，不搞宴請。開人代會、協商會，他也只吃一份工作午餐；對外地或中央來滬幹部，他從不設宴迎送，必要時由有關單位代表他設宴招待。當時的南京市市長柯慶施負有「特別任務」專訪潘漢年時，他只在家中由保姆操廚宴請他一次。這是他在家宴請的唯一的一次。至於統戰界知名人士，如榮毅仁、郭棣活、盛丕華父子等人對他的宴請，如果有事商談，他會把我帶去，表示是為公事而來。他以身作則、艱苦勤儉，從未收過禮品，也沒人敢向他送禮。我在他身邊工作，只看到他收過有限的幾次禮品：一是董慧的弟弟從香港給他帶來的一些衣物用品；二是夏衍同志出國回來送他一件小禮品（我也收到一把小洋刀）；三是我從老家托人繡了有他名字的半打手帕。所以，他家逢年過節沒有人送禮，家裡除了一架滬產的收音機外，連一台電風扇都沒有。正因為他能以身作則，當時吃、喝、請客、送禮之風不敢抬頭；也無人敢去吃、喝、玩、樂。 潘漢年對待生活的態度，更令人欽佩。他所住的「市長官邸」外表宏偉，內部卻都是最簡單的舊傢俱，而且是已離滬的老房主所遺棄的舊東西，未添置像樣的新傢俱。至於吃飯更是簡單。我們3人，早餐是稀飯和醬菜，外加每人一根油條和一個雞蛋，有時是一碗豆腐漿。中午在單位按等級吃份飯。晚餐三人共吃一小盤葷菜，一小盤半葷菜，一小盤青菜和一小碗湯。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他心安理得，過著滿足的生活。他每天回家時，因勞累了一天而精疲力竭，但還要審批公文，接待有關業務單位負責人的請示匯報，簡直累得不成樣子，但還是那麼拚命工作。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還是工作。從未出去遊山玩水，過一天清閒的日子。我覺得很不忍心，便背著他給買了一隻大魚缸，放養了幾十條漂亮的金魚，他見此十分高興，每天早晚和休息日，總在魚缸前觀賞，從中獲得休閒和享受。後來，為了增加他的生活情趣和身體的適當運動，我從公安局弄來一張桌球檯，一套球具。他高興極了，一有空就和我打桌球散心。他對魚缸和桌球那樣歡喜，可見他並不是什麼「怪聖人」，而是一位有血有肉也需要娛樂的普通人。還有一次，我建議他週日到「百家俱樂部」去遊玩一次。那裡湖光山色，綠草如茵，清靜安謐。他聽後非常高興地說：「通知那些有空的局、處長，大家一起去。」我照辦了。那天，二十來個終日辛苦不堪的局、處長和他一起，在那美麗景色和閑靜的環境中，在翠綠的草坪上談心、散步，觀賞花木，談笑風生，還吃了一頓簡單的午飯。 潘漢年在與滬上知名人士交往中，是嚴格按黨的統戰政策辦事的。既有團結，又有鬥爭。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鬥爭中求得更好的團結。他懂得如何做好這些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團結他們一起貫徹落實黨的各種政策法令，並通過他們在同行、朋友中擴大影響。他平日從不指責他們，而是用極平靜的態度和言語陳述利害，啟發他們自覺地糾正失誤，從而使上海解放初期的統戰工作取得極大的成績。至今，這些人除了已經逝世者外，都堅定地跟著黨走了幾十年，成為各界的帶頭人或政府的高級官員。當時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指責他「右」、「跟資本家走」。這完全是錯誤的。舉例來說，當時由於統戰需要，經常召開人代會、協商會，吸收各界知名人士參加，共商市府大事，又吸收其中著名人士擔任市府委員會的委員。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又吸收一些知名人士與黨的幹部組成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共同對案件進行最後審決。每一案件都事先經過「三長」（公安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共同審批量刑，並送軍管會秘書處政法科會審，再經三級分審定案。無期徒刑以上的都由潘漢年最後審批。雖然要經過這許多程序，但由於都能實行「公文不過夜」而能及時送到反革命案審查委員會進行集體討論決定。凡討論中有少數案件被一致認為「過輕」或「過重」的，潘漢年在最後定奪時，對提得合理合法並不違反原則的，一般都接受他們的建議改判，以資更好地鼓勵、團結他們，使他們感到不存在「空職」而是「實務」。其中也有鬥爭。本市某著名紡織集團的人事科長黃龍華，因長期利用職權敲詐勒索，並姦淫不少求職女工而被判死刑。案件在審查委員會討論時，該紡織集團資方也是審查委員，建議從寬處理，引起爭論。會後，我們向潘漢年匯報，他指示組織一個黃龍華罪行調查委員會，讓事實說話。當委員們到廠裡調查時，工人們群情激昂，許多女工們悲憤哭訴，委員們都深受教育，該資方也深受教育，不斷自言自語地說：「真是民憤大，該殺！該殺！」會後意見完全一致，執行槍決。事後，潘漢年和這位委員就像沒有發生過此事似的照樣和他友好往來，合作共事。 潘漢年平易近人，從未當面指責或背後議論過任何人。各級幹部和各界人士都樂意和他接觸。每當潘漢年發現某一領導人或身邊工作的人員出現失誤時，他從不直接指責，而是從另一側面提出問題，啟發他們在思考中發現自己的失誤而加以改正，所以備受各級領導幹部的敬佩和愛戴。對此，我自己也有切身的體會。有一次，市府設宴招待朝鮮歌舞團。宴會上有近十桌酒席，每桌都有一名上海著名文藝界人士作東，並在座位上掛有姓名的牌子。當客人們都入座時，交際處長對潘漢年說：有一位作東的沒有到會，現在又無法找人代替。潘漢年略一思考，就叫我去，用原作東人名義作東。我到那個桌上入座時，貴賓們都十分驚奇，說沒想到中國這樣著名的作家竟是一個如此年輕的人。因為在座的都是年輕的藝人，我和年輕人在一起時，心情特別高興。由於過份的激動，我多喝了點酒，本來每逢宴會時，我都身藏手槍緊隨潘漢年入場或離場，但這次自己竟不知如何會昏昏然呆坐在門外的沙發上。後來突然聽到交際處長大聲對我說：「喝醉了嗎？潘副市長要離場了。」我睜開雙眼，看到潘漢年仍是那樣安詳地站在我面前。我立刻陪他上車一起回家。一路上我想總要受一次嚴厲的批評。可是事實卻相反。他在車上不發一言，一直到回家以後，才對我說：「今晚你不要工作了，早點睡覺吧！」當晚，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二天，和他一起用早餐時，我懷著沉重心情對他說：「昨晚我喝多了，今天寫一個檢討給你。」他笑了一下說：「檢討倒不必了，但你是有地位的人，以後要注意影響。」從此，我再也沒有在宴會上喝過一口酒。 潘漢年在各種場合和集會上所作報告更具特色。解放初期，黨的幹部和各界群眾，對於黨的政策、方針、路線和某一特定問題，有不同的認識，需要領導進行教育、宣講。對於為了解決思想和認識上的問題，以及宣傳黨的重大方針政策而召開的會議，他是有請必到，並發表講話。他的報告，從不需要秘書代筆起稿。他從主辦單位的領導處得知會議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後，晚上作一些思考，並記下幾行要講的提綱，第二天就上台開講。他的報告，從不講空話、套話。一開始就進入問題關鍵，從理論、政策、方針以及具體問題作精闢的講解。他語言生動；深入淺出地從各個方面論證問題的癥結所在，以及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這些問題，表達清楚，層次清晰，邏輯性強，富有說服力和感染力，結構嚴謹，一氣呵成，聽者都為之傾倒、動容，常常博得聽眾的掌聲。 1951年12月，我因工作調動與潘漢年分別時，我徵求他對我的意見。他考慮了一下，說：「你熱情有餘而考慮不足。」我和他相處兩年，從他身上學到不少好東西和當一名幹部應有的品德。但當時我對這一評斷不能很好地理解和體會，因而未能引起重視。直至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為此而受到挫折，才對這一臨別贈言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公理自在人心，冤案已經昭雪。漢年同志，安息吧！ 6.4 潘副市長對新聞工作的關心 徐大剛 在潘漢年同志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期間，我是在新聞處擔任重大活動新聞照片統發工作的記者。所以，經常能在活動現場見到他。我那時才20歲出頭，是剛從文字記者轉搞攝影。一方面由於我對攝影還不精通，又加上以往也未見到過那麼多高級領導人，有時還有外國元首，所以，在攝影現場很拘謹，不敢隨意搶鏡頭，顯得有些笨手笨腳。潘漢年同志覺察到了我這種心理狀態，就幾次在現場和悅地對我說：「不要緊張，有困難我們幫助你。」頭幾次所發的照片在各報刊登後，潘漢年又鼓勵我：「不是拍得很好嗎。」這番鼓勵，增添了我完成任務的信心，心理上的壓力減輕了，也就顯得活躍了些。有些同志說我與初期相比，幾乎是判若兩人。說心裡話，我這種轉變，是和潘漢年同志對我平易近人的教導、鼓勵分不開的。 在50年代，攝影記者使用的閃光燈是一次性的鎂光泡。這種閃光泡在生產時如抽氧不純，在點燃時會炸，不僅聲響嚇人，碎片還會傷人。為預防萬一，我們都用薄綢套住燈泡，拍一次套一次，既影響亮度也影響連續拍攝。潘漢年見了，就召我到他辦公室，詳細詢問了情況。當他瞭解到國外已有不會炸的萬次閃光燈，雖價格昂貴，還是立即表示應該添置。當他瞭解到在重要場合，只有我一個記者，而我就只有一個相機時，他立即決定，應再配備一架高級相機，以備現場發生相機故障時用。在潘漢年親自過問下，財政局很快撥下了專款，使我幸運地成為當時擁有最精良、最齊全攝影器材的攝影記者，從而保證了我順利完成各項統發稿任務。 潘漢年不僅對幹部在工作上給予教導和支持，而且在生活上也十分關心。如他發現我經常是一個人在新聞處大樓晚上放照片發稿，就及時囑咐市府保衛科長李克同志，要他給我一件利器防身。不久李克同志給了我一把繳獲的倭刀。以後，我就經常用爽身粉撲擦刀刃。令人痛惜的是這把倭刀在「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仍無下落。 「文革」前，我一直完整地保存著潘漢年同志所有活動的資料照片，十分痛心的是這批珍貴的歷史資料，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查封後焚燬，現尚保存的僅是我在被抄家前，匆忙轉移出來的極少部分。 1955年後，我雖未再能見到潘漢年同志，但我對他在我剛踏上新聞攝影崗位所給予我的教導和支持，一直銘記在心。 潘漢年同志蒙冤後，我也聽到了關於他的「問題」的傳達和一些傳說，心中雖有些疑惑，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組織紀律和觀念不允許我有更多的想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黨中央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看到了一些文章，方知潘漢年同志是一個出生入死為黨的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因而，更加激起我對潘漢年同志的無限崇敬和懷念之情。潘漢年同志永遠是我心目中崇敬的首長和良師。 6.5 潘漢年與上海鎮反 錢麗君 1950年10月，上海與全國步調一致，在全市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歷時三年（1950年10月至1953年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以下簡稱鎮反運動）徹底地肅清了上海地區的特務、惡霸、土匪、反動黨團骨幹及反動會道門骨幹分子，穩定了社會秩序，鞏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權，保障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社會各項改革事業的順利進行。鎮反所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撫今追昔，許多老同志對當年的鎮反運動記憶猶新。人們尤其不能忘懷的是潘漢年同志。當年，潘漢年是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分管政法工作，直接領導了這場波瀾壯闊的鎮反運動。他協助陳毅市長，出色地治理了這個最難管的大城市，把一個被喻為黑色大染缸的舊上海，改造成為人民的新上海。從這個意義上說，潘漢年作出了傑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由於「左」的影響，歷史被顛倒了，是非被混淆了，所有的功績被一筆抹煞，一夜之間，潘漢年成了「內奸」、「反革命」。其中，有一條罪名是解放以後他和揚帆曾掩護、包庇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在鎮反運動中，潘漢年是堅決貫徹執行了「雙十指示」和懲治反革命條例，堅決貫徹執行了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關於鎮壓反革命的指示的。 上海解放後，人民雖然取得了政權，但是面臨的敵情還是十分複雜的。大批潛伏特務、反動會道門骨幹、流氓、惡霸等各種敵對勢力，趁革命秩序尚未建立之機，勾結作亂。國民黨特務機關還不斷地從台灣派遣特務來滬，進行偵察、暗殺、爆炸等一系列顛覆活動。新生的革命政權面臨著嚴重的威脅。作為主管政法保衛工作的副市長，潘漢年擔子重、責任大。在解放不久的日子裡，他按照中共中央華東局「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穩定上海政局」的指示精神，與政法、公安部門等各級領導一起制定決策，落實措施，並親臨基層具體指導工作。在他的領導下，上海公安機關會同人民解放軍駐軍集中清理了一批殘敵。在打擊殘敵過程中，潘漢年指出：上海解放不久，群眾沒有真正發動起來，專政力量不足，鎮反隊伍尚未組織好，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情況尚不明瞭。在這種情況下，在步驟上應先打擊現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後清理歷史反革命。事實證明，這樣做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是正確的。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即雙十指示）。潘漢年按照市委的部署，全面動員，層層落實，貫徹執行「雙十指示」的精神。他在政法系統領導幹部會議上指出：上海前一階段的鎮反工作存在著右的思想錯誤，只注意對特務的鬥爭和那些浮在面上的反革命的鬥爭，而忽視了對那些民憤極大的惡霸的鬥爭。他特別指出在對待滬西惡霸柏文龍的處理上存在著寬大無邊的傾向。柏文龍，人稱「滬西半爿天」，他橫行霸道，作惡多端。解放後，還強姦並逼死鄰女及其母。像柏這樣民憤極大的惡霸，只被判3年徒刑便作了事，滬西群眾對此反響很大，聯名上書，強烈要求人民政府制裁柏文龍。潘漢年強調，對於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惡霸，要堅決鎮壓。他要求公安機關把鬥爭矛頭指向人民所痛恨的匪首、特務、惡霸、反動黨團骨幹及反動會道門頭子等五類反革命分子，大張旗鼓地、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群眾性的鎮反運動。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這是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法律措施，也是鎮壓反革命的法律武器。為了貫徹《懲治反革命條例》，作為調整後的上海市保衛委員會副書記潘漢年（陳毅為書記），組織公、檢、法三家成立了案件處理委員會，以加快積案的處理，並召開了專門會議。4月11日至4月18日，上海市第二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隆重召開，討論部署鎮反工作。潘漢年副市長在會上指出：「市人民政府堅決貫徹執行代表會議的決議，積極動員廣大人民群眾起來，開展鎮壓反革命的工作，糾正寬大無邊、不及時、不嚴厲、不依靠群眾等缺點。」他建議在最近期內，舉行市人民政府和市協商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並建議設立「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以協助審判機構提供有關重大反革命案件處理意見。他強調要「完成中央及華東局有關懲治反革命的法令和指示」。潘漢隼在這次會上進一步提出本市在鎮壓反革命工作中如何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具體步驟，並決定在4月底進行一次大逮捕。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的決議》。會後，全市掀起了「人民群眾擦亮眼睛，檢舉揭發反革命」熱潮。在潘副市長直接領導下，公檢法機關有條不紊地進行大逮捕前的一系列準備工作。成立了「上海市鎮壓反革命行動總指揮部」。4月23日，召開了市人代會協商委員會，成立了「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4月21日、26日，市委和行動總指揮部分別發出了《鎮壓反革命行動計劃》及《對鎮壓反革命行動計劃的補充指示》，下達了上海鎮壓反革命的行動命令。4月27日，全市組織出動由軍、警、政府幹部、工人、學生、農民組成的4445個行動小組，共3．6萬餘人，在「上海市鎮壓反革命運動總指揮部」直接指揮下，統一行動，依法逮捕了歷史上罪惡重大、解放後抗拒登記繼續進行破壞活動及從外地逃來上海的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反革命分子8000餘人。4月28日，市政府、市協商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在市、區兩級協商委員會設立「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和在工廠、企業、學校、街道等基層單位成立「肅清反革命委員會」。4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園（文化廣場）召開上海市、區各界人民代表參加的萬人大會，會上對9名血債纍纍、罪惡昭著、民憤極大的反革命分子進行控訴和公審，如曾經殺害500餘名愛國人士和無辜百姓的被稱為殺人魔王的國民黨「蘇浙人民反共自衛縱隊」少將司令封企曾；「淞滬人民反共抗俄自衛軍」司令劉葆珊；刺探機密、指示敵機轟炸目標的國民黨保密局特務徐松堅；橫行江南十餘年「四霸天」之一、殺害老百姓千餘人，甚至將活人剖腹挖心炒了吃的慣匪陸杏生；強姦一百多名女工的上海密豐絨線廠惡霸、流氓、特務陳小毛；勾結土匪妄圖發動武裝暴亂的反動會道門頭子「順政國皇帝」張順寶；製造勸工大樓血案主凶之一、殺害梁仁達烈士的工特方擎中；橫行真如一帶的惡霸、特務周彼炳；殺害《文革》三烈士的劊子手任宗炳等。身受其害者紛紛登台控訴揭發。女工劉秀英，在控訴陳小毛強姦她及百餘女工罪行時聲淚俱下，泣不成聲。控訴激起了與會群眾的極大憤慨，強烈要求政府嚴懲反革命分子。潘漢年副市長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旗幟鮮明地指出，對反革命分子決不能心慈手軟，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他要求司法機關按照人民群眾的意願，嚴懲9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檢察署副署長方行當即宣佈：將9名兇犯提請軍管會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全場群眾歡聲雷動。廣播電台轉播了會議實況，280萬上海人民和80萬蘇南地區群眾收聽了大會實況。大會期間，1700多個單位63萬餘人來信來電要求槍決9名罪犯，收到5400餘封揭發控訴反革命分子的群眾來信。30日，市軍管會依據《懲治反革命條例》，將285名（包括上述9名）反革命分子，分別押赴刑場槍決。 一批反革命分子被處決後，人心大快，上海人民熱烈讚揚共產黨「替人民除了大害」，「前年上海解放，只翻了半個身，這回完全翻身了」。北站一老翁，當該區8個惡霸被處決後，跑到公安局在毛主席像前，涕淚交加，感激政府替他報了仇。東新村惡霸肖慕陶伏法後，普陀區千餘群眾自動集結到被內殺害的烈士墓前獻花，告慰英靈。 二、在鎮反運動中，潘漢年堅決貫徹執行了黨的群眾路線。他在各種會上經常強調群眾路線的重要性，多次反覆指出，要使鎮反運動變成群眾自覺的行動，要運用各種宣傳工具進行宣傳。他批評一些政法幹部只會埋頭苦幹，不善於運用現實的活的材料去教育群眾、宣傳群眾，不善於更有效地貫徹執行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方針。他說，要分化瓦解敵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不發動群眾是不行的。他認為，過去我們是地下工作者，敵人在明處，我們在暗處。現在解放了，歷史條件發生了變化，敵人在暗處，我們在明處。因此，對敵鬥爭策略也必須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為了消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充分發動群眾。他特別強調，要做好反革命家屬的教育和爭取工作。在上海，這部分人的數目很可觀，要發動他們起來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和反革命分子作鬥爭，才能最大限度地打擊敵人。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上海公安機關在貫徹執行群眾路線方面工作是十分出色的。廣大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在鎮反高潮中，全市召開揭發控訴反革命罪行會議3200餘次，收到群眾檢舉信4萬餘封。政法公安機關根據舉報線索，經過調查取證後，又逮捕懲辦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公安機關在爭取教育反革命家屬工作中，成績也非常顯著，絕大多數反革命家屬站到了人民群眾這一邊，起來揭發自己反革命親屬的罪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在家屬陪同下被迫投案自首，有的反革命家屬將反革命分子搜刮的財物繳公，有的交出了匿藏的槍枝彈藥，反革命分子真正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 三、在鎮反運動中，潘漢年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了黨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潘漢年經常告誡政法系統的幹部：肅清殘餘反革命，維護社會治安，不僅要靠政法保衛機關的強大威力，更要依靠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發揮我黨政策與策略的作用，這是我們取得對敵鬥爭勝利的力量所在。在鎮反運動中，嚴肅與謹慎相結合的方針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一直貫徹於始終。潘漢年在一次工作會議上說過，對於有現行活動的特務，不管其有無反革命歷史都應根據罪證，依法從嚴懲辦，不能以為其沒有歷史反革命身份就寬縱，這是錯誤的。對於主犯、罪惡重大的、搞行動破壞的要從嚴懲辦，其中罪惡重大的應判處死刑。對於真誠悔改、自首立功的，應從寬處理。對於反革命中已年老或有嚴重殘疾，失去活動能力，反革命罪行不大，就不一定逮捕關押。潘漢年十分強調實事求是。他經常對公安機關一些領導同志說，不管任務如何繁重，時間如何緊迫，一定要弄清情況，不能急躁。在殺人問題上，他同樣主張謹慎從事，那時，處決一個犯人，要經過六七道手續的嚴格審批。在鬥爭策略上，他堅持在穩、准基礎上的狠，對不同對像要講究區別對待的原則。有次鎮反工作會議上，一個負責同志提出某知名人士的親屬是國民黨特務，應該逮捕審訊。潘漢年經過瞭解，聽取意見，發現案情基本失實，他與有關同志研究後，決定不予逮捕，避免了一次錯捕。潘漢年在對待來自敵人陣營的人的態度上是正確掌握黨的原則的，並無越軌行為。事實證明，給予一批「特務」、「反革命」立功贖罪機會以後，在當時對敵隱蔽鬥爭戰線上，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企圖潛入大陸暗殺陳毅等黨政領導人的軍統特務劉全德，從台灣專程經舟山來滬，沿途活動情況悉數為我掌握，劉全德進入上海還未來得及活動，就落進我們佈置的天羅地網。再如，曾是汪偽上海76號特工總部第二處處長胡均鶴，解放前夕，國民黨內調局對他佈置潛伏任務，要他留下來負責整個東南地區的特務活動，他見國民黨大勢已去，便尋找中共關係，投奔解放區，交出了他所掌握的潛伏特務名單，以求立功贖罪。起用這個人物，有關方面作了非常慎重的研究，並經上級同意。胡與情報委員會的其他人向上海市公安機關先後提供了一千多起國民黨特務活動的線索，從中捕獲四百多名國民黨潛伏特務，繳獲國民黨特務潛伏電台八十餘部。應該說，潘漢年主張利用國民黨投誠人員，在原則上是必要的，正確的，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當時除了對付特務等反革命的破壞活動外，對付流氓及其幫會勢力的任務也相當艱巨。為了減少其對社會危害，主要抓住、穩住大流氓幫會頭子，除了靠人民政府的威懾力量外，還要靠正確的政策與策略。主管這方面工作的潘漢年，準確而有力地執行了有關的政策與策略，收到了預期的效果。為了有效地控制局面，早在解放前，潘漢年就已經通過關係向黃金榮傳遞了信息，為此，黃金榮沒有逃到台灣去，他為了表示悔過自新，將一些財產叫人列了一份清單交給中共上海地下黨。又將自己手下的400餘名幫會頭目的名單，搞了一份清單交給地下黨。他還告誡幫會中人不要參與國民黨反動派逃離前的大屠殺活動，對地下、黨能掩護就掩護，能支持就支持，要為自己留一條後路。上海解放後，黃金榮聽說潘副市長在一個會議上說過：黃金榮是反動統治時期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的靠山，他的門徒在上海干了許多壞事。但是解放後他不走，也就是說他對祖國還有感情，對我們黨至少不抱敵意，他聲稱不問外事，那很好，我們不必要把「專政對像」的帽子加在他頭上，只要他表示態度就行。黃金榮從心裡佩服共產黨人的氣量和胸懷，感激人民政府對他的寬大。鎮反期間，他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匯報》上發表悔過書，除簡述自己的經歷與罪過外，保證遵守一切法令，並且號召他的門徒們主動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爭取寬大處理。這份悔過書對當時的鎮反運動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對於杜月笙這個著名的幫會頭子，潘漢年也費了不少心力，一直努力做爭取工作，以減少幫會流氓勢力對社會治安的滋擾。解放前，潘漢年在香港向杜月笙父子打過招呼，杜父子表示一定關照手下門徒遵守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的法令。 潘漢年在鎮反運動中不僅僅有依靠、爭取、分化、瓦解和政策感召的一面，同時還有嚴厲打擊堅決鎮壓的一面。潘漢年的指導思想非常明確：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對於那些破壞革命，嚴重危害社會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該殺的殺，該捕的捕；對於潛伏和派遣進來的特務分子，凡拒不自首的，一經發現，都採取了嚴厲的打擊措施；那些罪大惡極的惡霸，例如號稱「滬西半爿天」的惡霸柏文龍、「江北大亨」顧竹軒等，都被處以極刑；那些殘害愛國人士、革命先烈的劊子手，被堅決鎮壓。鎮反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反革命的囂張氣焰，鞏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權，使上海治安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廣大人民群眾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各行各業普遍地掀起了勞動生產熱潮。群眾中流傳著這樣一首頌詩：「唐宋元明清，盜匪未肅清。國民黨當道，特務大橫行。有了共產黨，鎮壓反革命。社會大安定，人民享太平。」不少同志回憶當年，感慨萬分地說，上海鎮反運動的勝利與直接領導這一工作的潘漢年殫精竭慮的工作是分不開的。運動期間，他的工作千頭萬緒，運動的各個環節、步驟、計劃，他都要操心，許多重大問題都親自過問。事實證明，在鎮反中被鎮壓的一批反革命分子，都是證據確實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罪大惡極的人。這批人被鎮壓後，人民拍手稱快，社會治安迅速好轉，上海人民對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章士別先生在致陳毅和潘漢年的信中，高度讚揚了上海解放初期的社會改造工作「寬猛相濟、彪炳蓋世」。 鎮反運動已經歷了40餘年歲月，時間和歷史進一步證實上海當時這場大張旗鼓的群眾性鎮反運動是必要的、卓有成效的。潘漢年對於上海鎮反功不可沒。 6.6 潘漢年與上海的社會改造 黃金平 194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電召在香港的潘漢年返回北平。剛剛完成護送大批民主黨派高層人士去東北、華北解放區任務的潘漢年，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後，便匆匆離開香港，風塵僕僕來到北平。他受到了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的親切接見。5月16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華北局會見了潘漢年，對潘漢年參與接管上海工作作了具體安排，指出：中共中央已決定潘漢年擔任上海市副市長，分管政法、統戰等工作。劉少奇接見潘漢年時，著重談了接管上海中的政法方面的問題，要潘漢年注意防止上海青洪幫出來搗亂等。 肩負中央領導同志的重托，潘漢年在解放了的上海開展了艱巨的社會改造工作。 肅特反盜，穩定社會秩序 舊上海一直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重要活動基地。解放前夕，國民黨在上海的各種大小特務組織有84個，特務分子6000餘人，其中組長以上的骨幹分子1600餘人。在國民黨政府逃跑之前，他們都採取了一系列所謂「應變」措施，大批特務潛伏隱藏下來。此外，在國民黨潰退前，還有從南京、濟南、徐州等地潛逃來滬的特務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而且，國民黨特務機關還不斷地從台灣等地派遣特務進入剛剛解放的上海，直接進行偵察、破壞和暗殺等活動。總之，上海解放初期的社會治安形勢十分嚴峻。 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根據上海面臨的這種情況，決定採取先打擊有現行活動的特務，再清理歷史反革命的鬥爭步驟。陳毅市長向政法保衛機關提出了「肅清殘餘敵人，建立革命秩序，保護人民民主自由，恢復生產」的莊嚴任務。潘漢年根據市委、市府以及陳毅市長的指示精神，多次召集公安保衛機關負責人會議，組織落實全市的治安防範措施，具體指導多項公安政法工作的開展，並且會同公安政法保衛機關的負責人共同制定了公安政法方面的政策性措施。潘漢年認為，肅清上海殘餘的反革命勢力，維持社會治安，保持上海的穩定，不僅要靠公安政法保衛機關的威懾力量，還要依靠制訂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發揮共產黨的政策威力。 潘漢年是一個有著長期秘密工作經驗的領導。他深知在同暗藏的敵人作鬥爭時，充分掌握敵情和分化瓦解敵人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後，成為執政黨，對敵鬥爭的策略也必須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 根據上海市公安局擬定的鎮反工作方案，經華東局和市委領導批准，在上海市公安局內設立一個「情報委員會」，選用一批重要的起義投誠人員，讓他們提供線索，積極配合，從而有力地打擊國民黨撤退時留下來的一批潛伏特務組織和其他分散隱蔽著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公安機關在潘漢年的領導下，從1949年6月中旬開始，集中破獲了一批特務潛伏電台。如國民黨保密局核心佈置的代號為「滬特小組」的7個潛伏電台，國民黨國防部二廳上海直屬組織，以及京滬杭警備司令部工運委員會潛伏組織等。6月29日凌晨，潘漢年指揮上海公安機關和警備部隊聯合行動，又集中搜捕了特務匪徒317名，「青年救國軍上海服務團」以及假冒「中共地下軍第7支隊」等特務組織首犯當場落網。潘漢年很重視「逆用台」的作用。他指示市公安局局長揚帆要把已經掌握的「逆用台」繼續很好地運用起來，以充分發揮其作用。他還曾直接掌握過一個由地下黨員秘密控制的「逆用台」，以瞭解和掌握一些重大敵情。利用這些「逆用台」獲得了大量的情報資料，其中包括像台灣敵特機關派遣劉德全來上海搞暗殺陳毅等軍政首長活動的重要情報。利用這些「逆甩台」，對上海公安機關掌握敵情，制定措施，有效地同敵人作鬥爭，起了重要作用。 在潘漢年的正確領導下，上海公安機關和警備部隊密切配合，加強內外偵察，嚴密防範，查明情況，堅決打擊。從1949年5月底至1949年年底的7個月中，上海破獲各類特務案件417起，捕獲特務分子1499名，繳獲敵人電台109部，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敵特機關的破壞活動。 解放初期，盜匪活動非常猖獗，殺人越貨無惡不作。據統計，在上海解放後的頭7個月中，共發生強盜案737起，盜竊案11430起，搶劫案530起，僅1949年6月，全市就發生搶劫案190起，其中最多的一天竟發生14起，嚴重地威脅著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威脅著社會的安定。潘漢年多次主持召開會議，研究打擊盜匪的措施，協調公安機關和警備部隊緊密合作，廣泛依靠群眾密切配合。同時，還制訂並貫徹了「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和「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堅決鎮壓盜匪頭子，並採取了「以盜反盜」、「以案破案」的鬥爭策略，一批批慣盜慣匪紛紛落網。到1949年12月，盜匪搶劫案降到56起，比6月份減少240％，社會秩序逐漸安定。 分化瓦解流氓幫會勢力 舊上海的流氓勢力根深蒂固，盤根錯節，控制著整個上海社會。 對於如何處理上海的流氓幫會勢力，黨中央領導同志十分關切。劉少奇接見潘漢年時就問起過這件事：「上海解放，青洪幫怎麼樣，他們會不會像1927年那樣出來搗亂？」潘漢年回答說：「我和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有聯繫。去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同志還見過杜月笙。這次我們離港前，杜月笙曾向我們作了保證，一定要安分守己。我對他們說，只要你們不動，我們對青洪幫上層分子就不動不殺。據我瞭解，黃金榮那幫人也不會鬧事。」劉少奇聽後，對潘漢年說：「你告訴陳毅等同志，先不要動他們，觀察一個時期再說。」 上海解放前夕，潘漢年就通過關係向黃金榮等傳遞信息，要黃不要跟國民黨逃跑，只要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人民政府就不會為難他。解放時，黃金榮聽從了潘的勸告，留在上海，並表示不問外事。但是，他的徒子徒孫在上海仍然不斷地幹壞事。改造舊上海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黃金榮這類人。這時，黨內幹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打蛇要打頭，不鎮壓黃金榮，無法鎮壓他的徒子徒孫；也有人認為，國民黨反動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黃金榮能夠留下來還是好的。兩種意見爭論不休。針對這一問題，潘漢年在市府的工作會議上分析說，黃金榮是反動統治時期帝國主義的走狗，他的徒子徒孫在上海干了許多壞事。但是，上海解放後，他沒有逃走，也就是說他對祖國還有感情，對我們至少不抱有敵意。他聲稱不問外事，那很好，我們不必要把「專政對像」加在他頭上，只要他表示態度就行了。為了更有效地分化瓦解黃金榮等舊上海流氓勢力，同時更好地體現黨的政策，潘漢年會同市軍管會領導經過多次專門研究，考慮到上海青洪幫勢力和黃金榮等人的實際情況，根據黨的政策，決定採取對繼續作惡者從嚴、將功贖罪者從寬的政策，區別對待，以達到更好、更快地瓦解、消滅幫會殘餘勢力的目的。 當時，上海有些市民對人民政府不殺黃金榮，想不通，致書有關部門，要求從嚴懲辦。市軍管會、市人民政府對此作了不少宣傳工作。1950年6月的一天，潘漢年為了瞭解黃金榮的動態，把杜宣同志找去，讓他去黃金榮家宣佈黨的政策，並對黃及其手下的頭目訓示，要黃金榮及其手下老老實實，不准再進行一切不利於人民的活動。1950年底鎮反，市人民政府又派人找黃金榮談話，向他宣佈政策不變，但要他寫「悔過書」公開登報，進一步向人民交代，低頭認罪。黃金榮讓人代筆，於1951年5月20日在《文匯報》、《新聞報》上發表了《黃金榮自白書》。潘漢年切實執行了黨的政策，把流氓頭子黃金榮穩住，讓黃約束其徒子徒孫，打擊了流氓犯罪活動，並且使其破壞性降到最低限度，從而確保了上海的穩定。 黃金榮於1953年6月20日去世後，又留下了一些麻煩問題。原來，黃金榮有不少財產，解放後，他的許多金銀珠寶被他的一個兒媳席捲一空帶到香港，剩下的不動產就非常有限了。黃家的收入日見拮据，以至於難以維持日常開支。黃家打算變賣一些不動產，但又不敢貿然提出。後來，求助於章士釗先生。章士釗在1955年1月寫信給陳毅市長，陳述黃家的困難；2月，章又給潘漢年寫信，籲請政府幫助處理黃家的遺產問題。潘漢年接到信後，親自批示處理了這一難題。 對於杜月笙，潘漢年也做了不少工作，花費了許多心力，努力爭取，減少幫會流氓勢力對上海社會治安的滋擾。在解放前夕，潘漢年在香港就和杜月笙父子打招呼，並且得到過杜的保證。上海解放後，潘漢年又把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另一個兒子杜維翰找來談話，告訴他，如果杜月笙回上海，安分守己，我們是歡迎的。杜維翰專程去了一趟香港。不久，杜維翰回上海，告訴潘漢年說：「我爸爸很感激潘副市長。只是他現在病重，離開氧氣瓶不能活，暫時無法回來。不過他向潘副市長保證，他本人在香港決不進行任何反共活動，也決不去台灣。另外，他還表示，一定要關照上海的徒弟們服從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以上這些，後來都做到了。杜月笙在香港去世後，杜家要求在上海的報紙上發一個訃告。潘漢年為此請示上級得到批准。杜家的人及其門徒為此深為感動。 把妓女改造成為新人 舊上海的捐妓，據國民黨市警察局統計，全市登記註冊的妓院有800多家、妓女5000餘人。另外，未登記註冊的妓院還有1200多家，被稱為「野雞」的私娼有2萬多人。這些娼妓絕大多數因農村貧困、逃荒流入上海，為生活所迫，步入風塵。 上海解放後，市政府為了徹底剷除這一醜惡現象，進行了一系列準備工作。潘漢年多次主持召開市政府工作會議，研究改造妓女的措施。他指出：娟妓是舊社會反動統治者留下來的產物。妓院的老闆、老鴇是剝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液為生，他們往往就是流氓分子和殘酷剝削妓女的吸血鬼。對於這些人，必須堅決予以制裁。而妓女大都是農村和城市貧民在飢寒交迫中被騙、被搶、被販賣來的，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但她們進入社會的黑暗圈子以後，受到惡劣環境的影響，沾染了嚴重的不良習氣。因此，必須用強制勞動和耐心的教育來改造她們。 1949年6月，潘漢年主持市府會議研究決定：在實施對妓院、妓女登記的同時，支持妓院自動停業、妓女自謀出路。7月，又發佈了《管理妓院暫行規則》，限制妓院和妓女的發展，廢除一切非法契約，禁止妓院老闆對妓女的壓迫和虐待。不少妓女在黨和政府的號召下，開始走自食其力的新生之路。 1951年下半年，全市殘存下來的妓女有四五百人。潘漢年在市府黨組會議上指出，採取全市突擊收容的辦法，消滅一切娼妓。同年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作出了取締殘存妓院、廢除妓女制度的決議。11月25日晚上，潘漢年指揮全市公安、民政、婦女等部11採取聯合行動，突擊封閉殘存妓院72家，收審妓院老闆、老鴇334名。收容妓女501名。但是，取締妓院、廢除妓女制度的工作並沒有就此結束。因為尚有一批沒有登記的妓院和妓女繼續進行賣淫活動，不少私娼還在遊樂場、舞廳、旅館、酒店出賣色相招攬押客。因此，後來又進行了幾次收容。直到1957年底，全市共封閉妓院627家，收審妓院老闆、老鴇920名，收容妓女7513名，基本掃除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這一醜惡現象，解救了一大批淪落苦海的婦女。 潘漢年在領導取締妓院，消滅娼妓這一社會醜惡現象的同時，對於脫離妓院的妓女深表同情，他指示市民政局成立一個上海市婦女教養所，專門收容妓女進行教育改造，並指示市婦聯選派一批素質好、責任心強、有階級感情的婦女幹部，同市民政局配合去婦女教養所工作。那些進入婦女教養所的妓女，對收容反應不一。有的深感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把她們救出火坑；有的人則大哭大鬧。潘漢年指示市民政局的有關同志：對妓女的教育改造，首先要從政治思想教育著手，安定她們的情緒，說明黨和國家是關心她們、愛護她們的，真心誠意地幫助她們改造成為新社會的勞動者。同時，為了幫助她們提高思想認識，要在妓女中開展吐苦水、挖苦根的訴苦活動。開始她們對訴苦不理解，有的則擔心共產黨不長久，不敢訴苦；有的認為身世下賤，不願訴苦；有的人則思想已麻木。後來，通過打擊和鬥爭妓院老闆、老鴇，管教人員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教育，終於使她們逐漸醒悟過來，紛紛起來控訴妓院的老闆、老鴇對她們的殘酷壓搾和迫害。當時，妓女的性病率很高，在第一批收容的500多名妓女中，患性病的占88.3％。要使性病在中國絕跡，必須首先消滅她們身上的毒菌。而治療她們的性病需要大量的青黴素。由於當時國內還不能生產，需要從國外進口，而帝國主義進行經濟封鎖，進口很困難，庫存又有限，主要是供朝鮮戰場使用。但是，為了給她們治病，陳毅、潘漢年果斷地作出決定，把青黴素集中起來，先供給婦女教養所使用，朝鮮戰場需要另想別法，使患有性病的婦女都及時得到了治療。此外，還教育引導她們改變好逸惡勞的習慣，要她們參加生產勞動，學會一技之長，自食其力。並且動員社會各方關心她們、幫助她們成家立業，徹底告別過去，成為社會的新人。 潘漢年非常關心改造妓女的工作，多次詢問市民政局的負責同志。當得知有些妓女在婦女教養所裡大哭大鬧，甚至把女工作人員打傷時，潘漢年囑咐民政局的負責同志：「你們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員要取得她們的信賴。我們不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做過舞女的工作，從中培養了一批積極分子嗎？她們是被侮辱的、被損害的，一旦覺醒，就會同我們站在一起。」又說：「你們做了這樣艱苦的工作，社會會感謝你們，歷史會感謝你們，一定要堅持用挽救受害者的赤子之心來對待她們。我相信，我們的改造工作會得到成功的。」 事情正如潘漢年所預料的，在婦女教養所經過兩年改造，500多名婦女，學習文化、學習生產技術，以後陸續走上了各個工作崗位。她們在以後的幾十年中，都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其中有的人還當上了生產能手。勞動積極分子。並且，她們中的大多數人都組織了家庭，過著幸福的生活。 在上海領導肅清敵特分子、清除和瓦解流氓幫派勢力、改造妓女的鬥爭中，潘漢年以及他所主管的公安、政法以及民政等部門，始終堅持了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克服重重困難，保持了上海的穩定，淨化了上海的環境，為上海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6.7 關於「五反」運動情況１ １本文系潘漢年副市長在第十次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52年5月） 潘漢年 各位委員、各位先生： 上海的「五反」運動目前已到了第四期，也就是說上海的「五反」運動已到了快結束的階段了，今天我就把上海的「五反」運動，由第一期到第三期的工作情況簡單報告一下： 一、我們上海的「五反」運動是在3月25日正式由陳市長向全上海市民廣播後開始的，但是我們的工作準備早在3月25日以前，近兩個月的醞釀，如工商業方面等都展開了文件的學習，以做思想上的準備。然後，如何在職工中號召動員、組織檢舉運動，同時由我們增產節約委員會來組織幹部，訓練幹部，搜集材料，研究材料。這個準備工作時間較長，而後按我們的預定方針進行，我們在3月17日召開了一個「五反」工作幹部大會，會上宣佈方針、政策。3月21日就進行了74戶典型試驗，這個試驗，我們採取檢查隊入廠、入店檢查，因此在3月25日正式宣佈「五反」運動開始時，74戶重點戶，已在進行檢查工作了，3月底前這74戶重點戶檢查結束，3月31日，上層工商界389戶展開互助互評動員，這389戶中有86戶，態度比較不好，就參加一般的鬥爭，保存其餘的303戶在市增產節約委員會領導的互評互助下交代問題。這是第一期的工作，主要的典型搞303戶的交代工作。 二、從4月1日到4月11日，這是第二期。第二期的工作，由於以前有了典型試驗，特別在303戶典型試驗後，我們已有了經驗，我們號召全上海主要用互助互評的方法來解決問題，所以在第二期工作中就解決了2000大戶，1萬中小戶，我們首先把1萬中小戶弄好，由他們交代問題、定案，同時解決2000大戶，這2000大戶中間，用檢查隊解決問題的數目不多，約三分之一，很多檢查隊一到廠，解說後，就交代問題的也有。 第二期以後，從303戶上層交代問題後，得到了比較明確的經驗。由於工商界採取互助互評，效果較大，工人可以放手提出他們的意見，不使資方。工人面對面的鬥爭，發生不必要的糾紛。這樣建立了第三期普遍採用互助互評的方法，作為上海市「五反」鬥爭的主要形式。 在第二戰役中，特別在74重點戶坦白交代後，就把他們放到各區去，讓他們向其他工商戶勸說、立功。這個作用很大，因為他們可根據自身的經驗，並在檢查中所發現的問題，來勸說別人，這對全上海工商戶的坦白很有幫助。 三、第三期自4月13日到5月10日，由於採取互助互評的方法，解決了6000大戶、8萬中小戶，其中真正受到檢查隊檢查的很少，只有16戶，檢查隊用到的很少，主要是互助互評。第三期的特點，4月20日開始，到25日左右，開始注意兩個問題，一個是坦白後的退款問題，這是有關生產的問題，如果全部退款可能影響生產；同時，坦白的中間也許有不必要退的，坦白的數字怎麼樣，該不該給他核一下，這是要研究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城鄉交流發生停止，這也影響生產的，全國公營機關，加工定貨受了影響，目前我們正在用大力，在華東財委幫助之下恢復城鄉交流。 第三期結束得到了初步意見：1、已坦白的數字如何核實？2、如何退款，因退款不妨害生產所以能不能放棄？能不能暫時不退？這個等一下許秘書長會報告的，報告後由政府委員會討論批准。現在我們以檢查來說，上海市「五反」的成果，可以這樣說，我們上層交代的，即303戶交代的，根據現在初步統計，工商戶自己坦白的有11520億（舊幣，下同），這是大戶；其他85125戶中小戶他們所坦白的有52709億；中等戶18325戶，坦白的有510億；小戶77616戶，坦白的有390億。就是說，上層工商戶包括大、中、小已解決的約11萬戶，坦白的總的數字是65133億。現在所知道的，全上海工商戶16．3萬戶，實際上只15萬左右，已解決了11萬戶，剩下的4萬多戶，其中中、小戶占的數字最大，與五毒的關係較少，因公家與他們無加工定貨，普遍都以市場經營為主，這樣看來，估計上海15萬到16萬工商戶全部坦白後，坦白的數字估計約有8萬億，這個數字假使全部退的話，上海生產能否維持，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在這個時間如何讓重要生產繼續生產，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市府做了下面這些工作，我們估計上海在二、三月份所得稅收過後，馬上再來一個退款，要影響生產，在全國加工定貨沒有恢復以前，如果退款，生產要受影響，我們經過市財委的研究，在收購、加工定貨上，使6400戶受到了照顧，這6400戶中間，包括54個行業，換句話說，靠我們財政當局投放，把生產很快恢復，恢復城鄉交流，一切困難就可以迎刃而解了。這個問題，中央也已知道，關於怎麼核實退款，等一下由許秘書長報告。 四、上海的勞資關係，一般來講，我們因「五反」與生產無矛盾，我們的情況比較好。但是由於間接的關係，有若干廠發生了困難，停工的數字不少。據初步統計，舊的失業工人不計算在內，新的失業的工人有8萬人。我們看，上面所說的11萬戶中，職工有522725人，不過職工失業的問題很多已在第四期內解決了，目前做好退款問題，以及新的勞資關係如何做好，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五反」在第四期結束後，從處理問題上講，有幾個問題要我們政府委員會討論通過的。 嚴重違法戶，必須依法處理的違法戶如何處理。我們增產節約委員會組織上海市「五反」人民法庭，我們現在已提出上海市「五反」人民法庭的組織草案，審判長及委員等的名單，要我們政府委員會來批准。同時，上海工商業戶的面很廣，要處理的違法戶也比較多，為了做好這個工作，市增產節約委員會向人民政府建議，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規定，迅速成立人民法庭，同時我們還建議組織評議委員會，做好核審工作，這個評議委員會有總的，也有各區的，在人民法庭下要組織分庭，關於這個問題為了節省時間起見，由方行同志提出，大會討論一下。 五、上海的「五反」快結束，新的勞資關係問題也就來了。1、我們工人階級的積極性提高了，資方取消「五毒」也有了，但如何使其正常化，如何幫助資方不再犯「五毒」，現在政府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方案，各地各有不同，有些地方工人監督資方違法，區裡要求我們有一個總的方針。2、高級職員、資方代理人的問題。高級職員在「五反」期間，歸隊與工人站在一邊，向資本家的不法行為進行鬥爭，這是對的。「五反」後，應回到自己的原有工作崗位上做好工作，但是有的現在還沒有這樣做，這個問題，主要的是如何劃清界線的問題，有許多大廠的經理、廠長，現在都紛紛要求辭職，這個問題，通過工會，希望工商聯，大家在思想上溝通，通過「五反」，很多人都提高了，但是其中還有些人對「五反」意義的前途還是瞭解不足的，工會應該召開一次高級職員座談會，要把我們政府在「五反」中的態度向他們作一個說明，叫他們不要消極，這樣提法，是否妥當，請大家討論，再建議。會後，希望工商聯照常工作，首先在工商聯繫統上做好普遍傳達，「五反」結束，退款問題，工商界注意，普遍傳達，只有這樣，「五反」不僅在中間不影響生產，而且「五反」後，可以更好。 6.8 上海商業改造問題（節錄） （1954年6月1日） 潘漢年 （一）情況： 1．上海是全國的一部份，情況與全國大體相同，而上海： （1）本來是一個國際性、全國性的大城市，面廣、量多、商業基本上過剩（全市商業從業人員57萬，佔人口的十分之一，如估計全國須1000萬則僅佔六十分之一）。 （2）多做遠距離生意。 （3）服務性行業多，因此私商困難更加突出。 2．上海商業行業共214個，其中純商業有110個，春季以來，困難的有46業（批發：五金、鋼鐵、國際貿易、海北桂、什糧油餅、水果地貨、牛、羊、華洋雜貨、化工顏料、蔬菜地貨、藥材、菸葉、小百貨、環球百貨、儀器文具、南貨、鹽、橡膠、棉布、綢緞、呢絨、毛絨線、熱水瓶、鐘錶、陶器、磚灰水泥、茶27業；批兼零：新藥、糖、炒貨、蛋、五金零件、醫療器械、紙、豬、煙絲、木材、竹等11業；專營零售的：估衣、茶食餅乾、鞋、帽、酒五業；服務性的：運輸報關、轉口、客莊三業，這些行業不僅經營比重逐月下降，而且絕對營業額也低於去年同期，以1954年與去年同期比，南貨業營業額下降21％，困難戶占16％；新藥業營業額下降61％，困難戶占22％；棉布業營業額下降33％，困難戶占28％。 3．急待安排的有18業：批發：菸商業、木材商業、棉布商業、海北桂、華洋雜貨、豬商業；批兼零：捲煙皂燭、什糧油餅、茶商業、五金商業、化學原料、顏料、煤、新藥、糖、石油、瓷器；零售：文具儀器。 （二）已進行的工作 1．從去年年底開始，財委研究了對私商改造的方針，確定了若干原則，如對私商改造應根據行業性質，大小，對國計民生的關係，批發或零售以及需要與可能等情況，有計劃、有步驟、有區別地進行。具體說來，為先搞統購統銷的行業，次搞經營主要副食品的行業，第三考慮經營主要工業品的行業。幾個月來進行過程，說明這幾點原則符合中央指示的精神，是正確的，並且仍可據以進行工作。 2．三月份踏步後進行的工作 （1）研究並控制了營業額，主要是二季度適當降低了國營與合作社的營業額，要求私營不低於一季度，在此要求下，我們對棉布、百貨、南貨、新藥4業進行了重點研究與安排，辦法是：（甲）公營控制營業額，合作社並控制供應對象。（乙）對私商多增加熱銷貨。（丙）適當提高國營零售價（娘熱水瓶、玻璃器皿、鞋油、牙刷、衣刷、鋼精器皿等9種）。（丁）適當降低起批點（南貨業如紅棗、胡桃、桃仁、桂元、金針菜等38種，以及西藥119種，百貨9種，共計100餘種）。（戊）小量貸款。（巳）暫緩發展勞保站與聯合診所（與新藥業有關）。 （2）組織並推動私商下鄉採購，藥材、海北桂、蔬菜地貨、水果等都由工商行政部門及商業局、合作社等單位陸續組織下鄉採購』。藥材業下鄉達90％，參加聯購春筍的占依此為生產數的二分之一。海北桂、水果等業也都分別往浙江、廣西、山東、山西等地採購。 （3）召開了私商座談會，工商局分批召開了南貨、文教儀器、新藥、炒熟貨等20個行業，400餘代表會議，批判其消極等待思想，指出他們必須自力更生，搞好業務，私商一般表現較好。 （4）進行了思想教育，中央提出踏步後，對幹部（包括各局、行、公司經理等科以上黨員幹部）、店員進行了教育，說明踏步和私商改造的道理。 （5）排隊摸底：（甲）對目前急待安排的18業，經過兩個多月的調整研究醞釀，訂出了初步的安排方案，其中除用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兩批、專業代批、批購、聯購）外，批發部分中尚須吸收職工2700餘人。（乙）初步提出了歸口方案，商業部門有口可歸的：百貨26業、食品15業、花紗布4業、五金7業、土產10業、交電4業、煤建3業、化工4業、專賣5業、醫藥2業、市貿信2業、倉儲1業、石油1業、油糧1業、木材1業共計有86業。其他如金銀、珠寶、典當可歸銀行，進出口可歸外貿。還有一些開會研究。由工商局組織歸口。 3．效果估計：經過以上這些措施，一般說來，比較突出的問題，得到了初步緩和。如閘北區棉布業困難戶5月中上旬比上月同期升6．3％，百貨業困難戶升6．14％，新藥困難戶升12．69％。又如黃浦區困難戶5月中旬比上旬，新藥升7％，棉布升14％，南貨升6％，一般說4個行業的營業額5月份均比4月份有了好轉。同時在這幾個五的過程中，我們也積累了對私商改造的經驗。 但由於我們對全面情況尚缺乏系統的掌握，加以經驗不足，因之工作上還存在著一定缺點。例如在安排4個困難行業中，對5月份營業額高估了些，各種具體措施和對職工、資本家思想教育以及貸款和增配熱銷貨等均未能及時結合進行，而在安排過程中可能引起的大小戶間矛盾，事先缺乏周密考慮，因此尚有若干困難戶未見起色，尤以處於淡季，天氣陰雨，這對若干行業營業有很大影響，像三輪車生意清淡，生活困難，典當發生擠當情況，但是總的說來，實施了各項具體措施，還是有其一定效果的，最大的成效，開始穩下來和不再壞下去，至於措施實行了還有一定過程，上海私商面廣戶多，困難情況發展很快，我們工作趕不上形勢發展，也是必然的現象，當然這也應努力加以改進的。 （三）根據全國財經會議，陳雲主任指示的精神，在我們現有的工作基礎上，如何來加以貫徹？我們覺得必須採取積極的措施，但措施應根據目前的情況，也要看到旺季到來的情況，今天的改造與明天發展的要求結合起來，必須分別各個行業的不同情況，採取「要快要穩，先粗後細，邊計劃邊提高，統一領導，分頭負責」的原則，積極進行。商業改造與工業不同，工業只要求得生產關係開始改變後，即可逐步的引導它到社會主義道路上去，商業則是今天經銷，明天又可能是代銷，是比較複雜和比較周折，因此是逐步提高。逐步精細。上海市貫徹中財委指示，一方面必須對私商管起來，將必須安排的批發商安排一批，零售商困難面不再讓它擴大，能先使它穩下來；另一方面，選擇兩個主要行業和兩個次要行業，進行有系統有計劃的改造，目前安排的大體措施是： 1．批發： （1）大中批發商、經營主要商品的批發商，輔導轉業。 （2）小批發商、經營次要商品的，我無法代替的，如國藥、柴草，有的保留下來，有的改為代批，有的轉業。 （3）上面辦法不能行通的，由國營公司吸收一部分人員二 （4）上海零售商多，批發商一般不轉零售。 根據上述辦法，最近二、三個月內，重點安排，6個批發行業，10個批發為主的困難嚴重的行業。 2．對經營土產的運銷行業，繼續組織他們下鄉採購，並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擴大行業，擴大資金，擴大品種，擴大地區（農產品保證先供應大城市，將由合作社負責，但由於主要是南方地區合作社尚未普遍建立，若干小土產運銷阻滯，有就地採購就地供應的情況，因此目前加強私商下鄉採購也是很必要的）。 3．零售：總的做法是將他們穩下來： 目的：穩下來，便於我們有計劃有步驟地對私商改造，免得我背包袱。 原則。必須保證國營經濟領導力量增長。必須保證物資合理供應（從利用的一方面發揮，我們意思如此）。必須保證物價穩定。 標準：使私商能勉強維持生活，就是陳主任所提出吃稀飯的標準。 具體的辦法： （1）調整起批點：現在的起批點，是商調時為了照顧兩批發訂的，現批發多被代替，為照顧零售，必須調低，如雨衣10件改為5件，南棗50斤改為20斤。 （2）調整差價：國營公司將需要調整批零差率調整到1952年商調的水平，如棉布商調時決定批零差率為14∼18％，實際執行只有12∼13％，零售價偏低，考慮先提至14％。合作社零售逐步取消優待價格，第一步適當提高與國營公司牌價接近，其原則： 第一、計劃供應商品，高貴消費品，供應不足商品，零售單價2000元以下者，與國營一致。 第二、勞動人民一般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對市場影響較大者。如肉類、花布、橡膠、搪瓷品，低於牌價1∼2％。 第三、對市場影響不大的生活必需品，如茶食、肥皂、鹹肉等低於牌價2∼3％。 第四、生產社手工業品，燃料等低於牌價3∼5％。 第五、須推銷的商品低5％。 這樣調整，一般價格提高1．7％、比市場仍低。1．82％，對合作社影響估計不大，每月並可增加積累、34億，社員每人每月仍可得優待3000元，由於調整品種多，須分批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進行； （3）對私商多分配一些熱銷貨（但應根據具體情況，分別程度，發展批購，批購的具體化應進一步研究）合作社酌量減少一些花色品種的經營，門市部不再發展，必要時，可撤掉個別的零售點，但這須經過慎重研究，區提出意見後經市批准後才能執行。 （4）對有條件維持下來的私商，給予小量貸款，貸款方式考慮以行業為對象，集體貸，集體還，請銀行考慮具體辦法。 以上這些辦法，必須分別各種情況，分別運用，同時還要責成私商積極改善本身經營（如協大祥平均工資待遇每人每月達190餘萬元），否則變成消極的照顧，達不到改造的目的。由於各行各業戶的基本情況不同，條件不同，所處的地區不同，其結果是不會平衡的，但必須加強掌握，在6、7兩個月內將私商的經營情緒安定下來。 4．步驟： （1）思想動員：要充分進行思想動員，並糾正下列的錯誤認識。 對幹部。（甲）急躁冒進，快一點搞掉私商，不瞭解改造工作的長期性複雜性，到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零售商（蘇聯還有縫衣的）。（乙）只管自已經營，不瞭解領導市場的責任。（丙）能進不能退，認為這樣搞是右了。不懂得擠指[批]發是勝利，搞得零售不能生存，結果反而會右。（丁）認為要安排私商便戶戶俱到。 應糾正這些錯誤的認識，說明我們掌握貨源的重要性和把私商穩下來便於改造的道理，要按業歸口，不可推卸責任、要瞭解不可能在市場中孤立起來搞業務；如果只願聽建設，不願聽改造是不對的，因為改造為衡量建設標準之一。 對職工應說明：（甲）企業困難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長期盤踞，私營商業盲目發展的結果。（乙）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對私商改造。（丙）教育他們應該站穩工人階級的立場，督促資本家搞好業務，負起工人階級應有的責任，做好改造工作，更須說明反對資本主義思想的重要。 對資本家：（甲）批判消極情緒，認為癱已經癱定了，吃光算數；不願多進貨，挑撥職工，誇大困難，要求解雇職工，抽逃資金等，不願貸款，不願訂定批購計劃等。（乙）鼓勵他們自己想辦法，積極搞好經營，資本家有矛盾，應爭取他們。（丙）並以此來衡量其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程度如何。 分三條線進行：（甲）各單位必須先上後下，由內到外進行傳達，求得思想一致，逐步將計劃部署進行。（乙）召開職工會議，解釋對私商改造方針，啟發階級意識，進行政策教育。（丙）工商聯、工商局會同召開私商代表會議，我出題目：「本行本業如何改造，克服困難及轉業辦法」，要他們先做文章，然後再宣佈我黨對該行業改造辦法，以免私商將一切責任推在我們身上。 （2）組織領導：這是一個長期工作，但必須先突擊進行。 市：以財委為主，會同工商局、商業局、合作社、銀行、稅局、工會、勞動局、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黃浦、老閘等商業區委等有關單位組織委員會。下設辦公室，統一領導全市工作，各有關單位內部抽出必要力量組織辦公室，在委員會領導下進行工作。 區：區財委、商業部聯合成立辦公室，抽出主要幹部成立區級機構。 各專業公司：抽出主要幹部成立辦公室。 （3）條塊分工： 市：擬訂計劃、方案；決定政策方針，如撤點問題，區提意見，合作社研究，提交委員會決定，市委對委員會起監督保證作用。 區：（1）保證貫徹市級計劃、方案的執行。 （2）參加市級重要問題的討論；組織宣傳教育。 （3）反映情況，提供意見。 （4）時間：本周內成立組織（名單報市委、財委）6月底以前，20日左右做好幹部宣傳動員工作，要求在7月底能逐步的開始穩下來，以迎接旺季到來。 前述有關目前上海私商改造的做法、進行步驟、組織分工，以及所選擇的行業等，還可根據實際情況作必要的修改和變動，更具體地則俟委員會成立後，進一步加以研究討論。 第07章 共和國的大冤案 7.1 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 羅青長 潘漢年同志是我們情報戰線曾作過傑出貢獻的優秀戰士、領導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前輩。 潘漢年冤案的發生，是我黨的歷史悲劇。對此應當歷史地分析。同當時的歷史背景聯繫起來。 建國初期，黨內發生了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的嚴重事件。這件事對毛主席震動很大。過去毛主席是很信任高崗的。毛主席對陝北黨組織評價很高，說陝北是我們的立足點和出發點。由於陝北根據地創始人劉志丹與謝子長早已犧牲，高崗貪天功為己有，居功自傲，個人野心膨脹，建國後背著中央、背著毛主席想依靠蘇聯在東北搞獨立王國。毛主席對此非常惱火。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揭發批判高、饒分裂黨的罪惡活動，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要求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提高維護黨的團結的自覺性。但高崗拒絕黨的教育，於1954年8月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1955年3月21日至31日的全國黨代表會議，討論了關於高、饒反黨聯盟的報告，開除了高、饒的黨籍。在討論中，一些曾受過高、饒影響，或是和高、饒有過某些牽連的人，先後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同時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問題。毛主席對此表示充分肯定，並說，高級幹部本人歷史上如有什麼問題沒有交代的，都應當主動向中央講清楚；會上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能在會上講的，會後還可以再想一想，寫成材料；現在把問題講清楚，我們一律採取歡迎的態度；尤其是裡通外國的問題，都得向黨交代，否則罪加三等。當時黨內政治氣氛很緊張。在這個背景下，潘漢年向華東組組長陳毅談了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鶴挾持去見汪精衛的經過，並且將寫好的材料托陳毅轉交中央。陳毅感到這個問題確實很重要，就直接將材料轉送毛主席，毛主席大筆一揮，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另一方面，當時在審查饒漱石時，發現上海市公安局在開展對敵鬥爭中存在一些問題，不僅同饒漱石直接有關，而且同潘漢年有牽連。而此時，我們國家內部肅反工作剛剛開始，由於潘漢年過去長期從事對敵隱蔽鬥爭，經歷複雜，又是黨的高級幹部。這兩件事就成了被懷疑為「內奸」的起因。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潘漢年就被逮捕，由政法機關審理。 這並不是哪個人的事情。有的人不瞭解情況，懷疑與江青、康生等人有關，其實並不是那樣。當時江青根本沒那個地位。至於康生，他當時並不在中央，是山東分局書記，1957年才調回中央。江、康插手潘案也是以後的事。所以發生潘案的直接原因還是那個特定的歷史背景。其實，過去毛主席是很讚賞潘漢年的，30年代潘漢年同福建十九路軍和廣東陳濟棠以及同南京國民黨的談判，毛主席都是參與領導或直接領導的。延安時期潘漢年發回的電報，毛主席都看過。潘漢年做的幾項重要工作，如蘇德戰爭、太平洋戰爭爆發等情報，策反敵偽工作，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等，中央都知道。毛主席多次稱讚上海的情報工作。「七大」時，毛主席曾經表揚過上海的地下工作，對劉曉、潘漢年都稱讚過。進北平後，中央在考慮開展外交工作時曾議論要潘漢年擔任駐英國大使。可見中央過去對潘漢年很信任。因此，主要是當時對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估計造成了這個冤案。 潘案發生後，反映很多，說情報部門出了個內奸、反革命，對情報部門的同志壓力很大。當時情報部、公安部和監察部正分別在北京召開全國會議。有一次，三個會議在公安部大禮堂聯合召開大會，周總理到會講話。他首先談了要依靠人民，依靠群眾。他說，你們三個部門分工不同，但基本性質是一樣的，都是同敵人、同壞人作鬥爭。要相信絕大多數的人，黨內絕大多數黨員是好人，壞人是極少數。無論公安也好，情報。監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絕大多數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絕大多數好人同極少數壞人作鬥爭，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他又談到潘漢年案件，周總理要大家不要緊張，說，潘漢年的事情，你們緊張什麼？我同潘漢年交往的歷史最長，關係最深，我都不緊張，你們緊張什麼？當時周總理也只能講到這個程度，主要是要穩定大家的情緒。 當時我兼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我報告潘漢年從1939年到1948年的來往電報都在，許多事情中央都知道。周總理要我告訴李克農，組織一個小組，查一下解放前潘漢年和中央來往文電的有關檔案，搞一個審查報告。這個小組的成員有總理辦公室秘書許明，公安部12局局長狄飛，我任組長。我們三個人檢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漢年與中央來往電報和有關記錄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漢年怎麼報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個月。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而且當時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許的。中央對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經過審查，由李克農出面於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報告列了7個疑點，建議中央進一步審查。這幾個疑點問題，後來都完全弄清楚了。當時提這幾個問題，實際上是陪襯，因為既然是審查，當然不能不提疑點。 接著，報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利用日本駐港副領事刻戶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報告。（三）潘漢年提供了決策情報：（1）關於德國進攻蘇聯時間的準確情報，他在1941年6月13日報告說蘇德戰爭一觸即發，延安於6月20日收到。（2）蘇德戰爭爆發後，日軍究竟是南進還是北進的情報。（3）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情報。這是當時延安，毛主席、黨中央都是極為關注的問題，是起了決策作用的戰略情報，得到了中央的好評。（四）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洩露，直到上海解放。如關於上海武裝起義的事。日本投降後，中央曾一度決定要搞武裝暴動，解放上海。當時上海黨組織反映可以幹。毛主席開始也同意這個決定。但兩天後，心裡感到不踏實，就召集會議，提出重新考慮。他說，上海工作不錯，裡應外合，可以佔領上海。但佔領以後怎麼辦？根據當時情況，上海周圍只有部分地方武裝，新四軍主力來不了。即使佔領了上海，以後還得退出。大革命時期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也佔領了上海，但蔣介石一來又失敗了。毛主席說服大家立即發電報給上海，停止武裝起義。這個決定，正是毛主席的偉大之處。潘漢年當時是上海行動委員會主要領導人之一，這件事前前後後潘漢年都是知道的，而國民黨一點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洩漏出去，我們上海的黨組織還不是被一網打盡？潘漢年經管好幾部秘密電台，知道許多機密，但都未出事，怎麼能說他是內奸呢？至於說上海「二六」轟炸是他利用國民黨的秘密潛伏電台提供的情報，陳雲同志說，那是連起碼的常識都不顧了，國民黨在上海統治那麼多年，連楊樹浦發電廠在哪兒還不清楚，還用你給他指目標啊！（五）潘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是毛主席、周總理所知道的。李克農的報告，有理有據，十分有力，結論是潘漢年雖然有疑點，但根據大量檔案反映的事實，請中央予以重視，慎重考慮潘漢年問題。但在當時情況下，「左」風越來越盛，這個實事求是的報告並未引起中央的重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同志建議重新複查潘案時，這個報告才發揮了作用，成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重要依據。中紀委領導同志說，李克農當時寫出這樣的報告是冒風險的，是很不容易的。 潘漢年得以平反，陳雲登高一呼起了重要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根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大批冤假錯案被平反，潘漢年一案的複查也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中紀委對潘案進行了全面的複查。當時任中紀委書記的陳雲對此十分重視，親自調閱了有關材料。陳雲說，當時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和主管同國民黨接觸的有三個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個了。我再不說話，沒有人知道了。陳雲還說，我要開刀動手術，結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漢年必將平反。當時黨內有人也有不同看法，認為別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漢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漢年見汪精衛的事。其實中央早在1935年就有打進去，拉出來，實行革命的兩面政策的決定。潘漢年利用汪偽關係開展工作，都向中央請示或匯報過。見汪精衛是在李士群、胡均鶴突然挾持下發生的，當時已無法請示。這次會見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東西，潘漢年所說的也僅是應付之詞，以後也並沒有進一步的接觸。會見後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沒有受到任何損害。當然，由於許多原因，他長期沒有能向中央講清楚，有過錯。經過認真、細緻的複查，中央於1982年8月正式發出文件，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潘漢年冤案，是一個歷史悲劇，是沉痛的教訓。鄧小平說過，黨的歷史上犯過右的錯誤，也犯過「左」的錯誤，但「左」的錯誤對黨的危害更大。後一代人可能不大體會鄧小平這一講話的意義。其實這不是隨便說說的，潘漢年冤案就是一例。我們都是有親身體會的。 1995年3月於北京 7.2 「潘揚案件」始末 尹騏 一條爆炸性的新聞震驚海內外 1955年7月中旬，當人們還沒有從全民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聲中沉寂下來時，又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引起了人們的震驚和關注。7月16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宣佈了已將原人大代表潘漢年逮捕的消息。第二天，這條消息就通過報紙和廣播傳遍全國以及海外。緊接著，便是各地各界人士紛紛表態，擁護對「反革命分子」潘漢年採取「革命」措施。在潘漢年原來任職的上海市更掀起了一場聲討和揭發運動。當地新聞媒介進行了連續的報導，造成了很大的聲勢。在揭發聲討潘漢年的同時，又將原在上海工作已被逮捕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揚帆公開揪了出來。罪名和潘漢年大體相同。他們兩人被確認為是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此後就被相提並論，稱之為「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簡稱「潘、揚案件」或「潘揚事件」。 潘漢年，江蘇宜興人，1906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特科情報科氏、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談判代表、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華中局情報部長、華南局情報負責人等職；解放後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市政協副主席等要職。 揚帆，原名石蘊華，江蘇常熟人，1912年出生。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八一三」前後在上海從事進步文化活動。1939年參加新四軍，歷任新四軍軍部秘書、軍法處科長、處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曾任中共華東局情報部長。解放後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等要職。 潘揚案件的發生之所以具有爆炸性的新聞效應，不僅在於他們兩位都是資深的中高級幹部，曾經擔任過許多領導職務，潘漢年更是一位久負盛名的風雲人物；而且在於他們都是長期活躍在黨的公安保衛戰線上的領導骨幹。換言之，他們都是老黨員、老保衛、老公安，在人們的心目中，他們都是政治上最為可靠和最可信任的革命幹部。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許許多多的普通人不免會產生這樣那樣的疑問，一些和潘、揚有過直接交往或是相知甚深的老同志和老朋友，更是深感困惑、難以理解。 知人善任，政績斐然 1949年4月28日，正在香港負責黨的情報工作和統戰工作的潘漢年，接到從北平打來的一封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簽發的電報。電報要求潘漢年和也正在香港工作的夏衍、許滌新等三人立即離港趕赴北平接受中央交給他們的新任務。 潘漢年一行到達北平當天，立即趕到弓弦胡同李克農的住所報到。李克農當即向他們交底：中央要他們參加即將解放的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接管工作，未來的上海市長陳毅將軍已來電催促他們走馬上任。李克農又對他們說：中央幾位主要領導同志都要分別接見，你們的具體工作將由中央領導人親自向你們交代。 中央領導同志對於潘漢年等三人的工作的確給予了異乎尋常的重視。一周之內，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先後會見了他們，聽取他們在香港工作情況的匯報，又對於他們即將去上海的工作任務作了許多重要指示。 潘漢年一行於5月23日趕到當時華東局和三野領導機關的所在地江蘇省丹陽縣城，到車站迎接潘漢年一行的正是當時擔任華東局情報部長、又是即將解放的上海市公安局主要負責人揚帆。 5月27日，潘漢年、揚帆隨華東局和新組建的上海領導機關一起，在炮聲中趕到了上海，並開始了接管工作。潘漢年以軍管會秘書長和常務副市長的身份，全面挑起了協助陳毅工作的重擔。在擔負全面接管的艱巨任務中，他又側重分管了十分棘手而對他來說又是不容推辭的公安政法工作。眾所周知，國民黨在被迫撤離上海前早就做了所謂「應變」的準備，給這座中國第一大都市留下了種種巨大隱患。中統（當時改「內調局」）、軍統（當時改為「保密局」）兩大特務系統部署了大量的潛伏勢力。後來敵人又陸續從空中、海上和地面派遣特務進入上海從事包括暗殺中共黨政領導幹部等各種破壞活動。舊上海固有的地痞流氓和幫會惡霸勢力當然也不甘心失去他們的昔日天堂，在新政權尚未充分鞏固時，他們到處興風作浪，製造事端，給新政權不斷製造困難和麻煩。再加上國民黨軍隊潰敗時殘留下的一大批散兵游勇到處亂竄，為非作歹，擾民害民，給社會治安造成嚴重威脅。上述種種暗藏的和公開的敵對勢力，都向新生的革命政權提出了嚴重挑戰，也給人民公安工作提出了巨大而又艱難的課題。潘漢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機關根據上級黨委和主管部門的統一部署，採取了一系列堅決有力的措施，卓有成效地開展了各種專項的鬥爭，給反革命分子和各類破壞勢力的猖極活動以沉重的打擊，從而為新政權的鞏固、革命秩序的建立、社會治安的穩定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在較短的時間內，使上海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良好局面，贏得了世人的普遍讚譽。誠如當年章士劉老先生在致陳毅、潘漢年的一封信函中所熱情稱頌的那樣，他們對上海的治理是「寬猛相濟，彪光蓋世」的。不言而喻，作為分管上海公安工作的領導人潘漢年尤其功不可沒。 政策和策略的作用 上海解放初期公安工作之所以能取得世所公認的成績，主要是潘漢年、揚帆等幾位主管公安工作的領導在工作實踐中充分貫徹執行了黨中央制定的方針政策，發揮了政策和策略的威力。他們在貫徹執行上述政策與策略的原則時，一方面充分發揮人民民主專政機關的威力，公開地嚴厲地鎮壓了一大批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和民憤極大的流氓惡霸分子，以顯示人民政府除惡務盡的決心和力量；另一方面，又積極運用政策與策略的手段，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努力分化和瓦解一部分敵人，爭取他們中可以爭取的一些人轉而為我服務，以便更有效地打擊最頑固的敵人。因此，他們在建立一支強有力的自己的公安幹警隊伍並發揮其絕對主導作用的同時，還組織了一部分被稱之為「特情」的人員作為一種輔助力量，協助公安機關開展工作。實踐證明他們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根據上述策略思想指導，解放初期上海公安局在揚帆的主持下，組建了一個名為「情報委員會」的機構。其成員多是從敵人營壘中分化出來的骨幹分子，一般具有較高的身份。因為只有這些人才能真正發揮提供咨詢和參與偵破的重要作用。例如這個委員會的主任一職，就是由胡均鶴擔任的。 胡氏經歷複雜，他早年曾加入中共，並被派往蘇聯學習過。回國後一度擔任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中央書記兼組織部長。1932年他被「中統」逮捕後在酷刑下自首叛黨，成了「中統」特務。1939年他在上海被漢奸李士群的「特工總部」逮捕後，由於和李士群有大致相同的經歷，便投靠李，並被委以重任，成了李的重要助手。當李士群為了留條路，表示願意為中共提供一些情報和幫助中共做一些事情時，胡被指派為和中共的聯絡人員。1942年，李士群答應幫助中共要人劉曉、潘漢年等從上海撤往新四軍根據地時，正是由胡負責安排並派專人將劉、潘一行護送越過封鎖線的。抗戰結束後，胡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便決定棄暗投明，派人到香港和中共代表潘漢年取得聯繫，表示願意投奔解放區，並願意幫助策反一支國民黨的軍隊。潘漢年本著情報工作的一貫策略，又考慮到胡在抗戰時和中共的歷史關係，便將胡的情況與要求電告華東局情報機關，請他們接洽。華東局情報機關研究後，報請華東局領導和中央社會部批准，決定將胡留在解放區，作為「特情」人員準備讓他參加上海的鎮反工作。胡又向我呈交了一份「可予運用之滬地偽兩統人員表」，這對於解放後的上海鎮反工作是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因此，揚帆在組建「情報委員會」機構時，在報經華東局和市委領導批准後就任命胡擔任了主任一職。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類似胡均鶴這樣的或起義、或投誠、或自首，爭取立功贖罪的敵特人員數量是不少的。上海公安機關根據這些人的具體情況，區別對待，適當予以運用，為整個公安鎮反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例如1949年底，公安機關在破獲國民黨派遣特務劉全德陰謀殺害陳毅一案時，就是起用了一位向我投誠自首後被當作「工作關係」的原國民黨特務高激雲，利用他過去和劉全德的相識，從而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有一位叫厲培明的原國民黨特務，在上海解放前夕參與了起義行動，上海解放後被吸收參加了公安鎮反工作，先後提供了20多個線索，為偵破工作做出了重要成績，並受到了公開表揚。 應當承認，在運用上述各類反正人員時公安部門雖然也經過了一定的審慎挑選，盡量避免大的疏漏，但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常識告訴我們，不可能完全不出現一點問題的，被運用的反正分子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會真心實意為我效力。我們有分化、爭取和利用敵人的策略，敵人也就一定會利用我們的這一策略反過來利用我們。這就必然會有極少數表面上向我投誠自首而在暗中仍受敵人控制的特務分子鑽進來繼續與我為敵。無論我們怎樣防範，這種現象或稱負面效應事實上難以完全避免。但從總體上說，這類人是極少數。他們的存在並不能抵消我們在分化利用敵人的策略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更不能因此而懷疑和否認這一策略本身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否認潘漢年同志在這方面的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績。 風起於青蘋之末 1950年冬天，南方某省公安機關發生了一起被控制使用的「特情」人員叛變投敵的事件，造成了比較嚴重的後果。中央有關部門為此發出通報，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引以為戒，提高警惕。同時對負有領導責任的有關人員進行了處分。 不久，即1951年初，中央公安部的主要負責人到上海視察和檢查工作時，有人向他反映：上海公安機關在控制使用「特情」人員工作中也存在類似南方某省的隱患。這位負責人據此對上海公安機關提出了批評。特別是對於建立那個「情報委員會」和任命胡均鶴擔任主任一事深表不滿。於是下令對這方面的問題進行專門檢查。 經過一段時間的檢查，檢查人員提出以下三個問題：一是「重用」了一批起義投誠或自首立功的「特情」人員。特別是對於情報委員會的工作有過於「放手」、「使用不當」、「內外不分」的現象，任命胡均鶴為主任更是「原則性錯誤」；二是讓一大批投誠自首的特務和反革命分子繼續留在社會上當作「工作關係」加以使用，所採取的控制措施又並不很得力，致使其中的一些並未真正洗心革面、改惡從善分子鑽了空子，幹了一些壞事，造成了不良影響；三是被控制的「敵台」（即所謂「逆用台」）有掌握不力運用不當問題。1950年春天敵機對上海進行大規模空襲時，其中2月6日這一次對上海電力公司等一批工廠企業的轟炸損失最為嚴重，而恰恰在此前不久，一個被控制的「逆用台」曾向敵方提供過一份有關上海電廠等企業生產狀況的情報，因而懷疑這其中有因果關係。 按說，檢查者在檢查過程中發現並提出上述問題，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對於上述問題，上海市公安局的有關領導人曾經在會上會下作過多次說明，既有誠心誠意的檢討，也有實事求是的辯解。他們承認在利用「特情」人員的工作中確有某些控制不力，乃至麻痺疏忽的缺點和失誤，但在原則上，在指導思想上，他們是清醒的。在建立那個「情報委員會」時，曾明確規定過一條原則，即委員會的工作是「只能動口，不能動手」，就是說「特情」人員主要是提供情況，提出建議，並不直接參與偵查、捕人、審訊等實際行動。當然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也確實出現過個別「內外不分」的情況，這是他們掌握不嚴的失誤。關於將一批投誠自首的敵特人員放在社會上當作「工作關係」運用問題，從政策和策略的原則上說是允許的，必要的，並且確實發揮了積極作用。只是在具體工作的某些環節上，抓得不嚴不緊，以致出現了某些失控現象，這是教訓。關於對「逆用台」的掌握與使用問題，他們解釋說，當時「敵台」情況十分複雜，數量也相當不少。被我們控制的「逆用台」僅佔全部「敵台」的一小部分。這些「逆用台」情況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在被我破獲後經過迅速爭取轉變過來為我所用；有的則是早就由我地下人員秘密打入而後被我所掌握利用的。既是「逆用」，為取信於敵方就不能不提供一定數量的具有實際內容的而又無礙大局的「情報」蒙騙敵方。1950年春天敵機空襲上海時，具體空襲目標究竟是由「逆用台」不慎所提供，還是由真正的「敵台」所提供，一時也難以準確判斷。至於2月6日這一次轟炸上海楊樹浦電廠等目標和那個「逆用」台此前不久所提供的「情報」是否有因果關係，更不能輕易下結論。因為那個「逆用」台正是由我地下黨員秘密打入後掌握的。再說，上海解放還不久，楊樹浦電廠在上海工業生產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地理位置等，敵方是很清楚的。敵人選擇電廠作轟炸目標，未必和某個「敵台」臨時提供「情報」有必然聯繫（後來的歷史事實也證明「二六轟炸」和那個「逆用台」的所謂「情報」井無關係，而是由軍統的一個潛伏台直接活動的結果）。 上海市公安局有關領導對於上述問題的檢討和說明，如果主持檢查工作的人們能夠冷靜地實事求是進一步調查分析，是不難得出比較客觀公正結論的。不幸的是，由於「左」的思想傾向當時已經在檢查工作中形成了氣候，寧「左」勿右已成為人們的思想定勢；加上揚帆同志的所謂態度以及人際關係緊張等因素，因此，在後來的繼續檢查過程中，上述幾個問題沒有及時得到澄清，反而被片面地誇大甚至扭曲。 一般工作失誤成了嚴重政治事件 檢查並發現工作中的缺點失誤，從全局和長遠角度來說是一件好事。而且，檢查者和被檢查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都可以說是為了革命，為了人民。但是，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情況就比較複雜了。前面所述的幾個問題，雖然在事實材料方面並沒有什麼新發現，但在思想認識上卻有了新的「突破」，達到了新的「高度」。在檢查工作基本結束後，對於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反正人員參與鎮反鬥爭工作中所犯的錯誤竟得出了如下的結論：「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雖然在具體解釋時，也還加上了某些限制性詞語，如說「不管主觀上是否意識到……但在客觀上實質上是……」等等。這「重用、包庇、掩護」的定性詞語，誰都知道是非同小可的。這當然已不是一般的工作缺點錯誤，而是嚴重的政治錯誤了。那「包庇和掩護」的概念事實上已經包含了某種可疑的主觀動機在內，那是隨時可以繼續上綱升級的。這也就為後來強加給潘、揚的嚴重罪名埋下了伏筆。 然而還有一個值得推敲的可疑之點：所謂「重用、包庇、掩護」云云，是可以由人們的主觀認識和覺悟水平來定性的。但那「3300多人」的具體數據又是怎樣被調查和統計出來的呢？其實這「3300」的數字並非是真實的計算結果，而是想當然的主觀推測，或是道聽途說的編造。關於這「3300」數據的來源，一直就沒有一個確切的說法。有人分析說，當初檢查時大抵是把上海和華東某些地區所有曾經被運用過的各類起義、投誠、自首等反正分子，都統統計算在內了。雖然這些人的大多數在協助公安機關鎮反工作時確實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檢查者仍然要認定所有這些人都應包括在被「包庇和掩護」之列。然而即便如此，許多人認為「3300」數目仍是被誇大了的，因而始終懷疑這數字的準確性及其來源的可靠性。」事隔30多年，即在「潘揚案件」已被平反之後，才又有人說出了這數據的另一種可能的來源：原來，上海解放初期在利用反正人員參與鎮反鬥爭中取得了很大成績，有一位幹部當時同揚帆開玩笑，說他善於利用各種社會關係進行工作，物色了各類人物為我所用，就像春秋戰國時代孟嘗君門下有食客3000一樣。而且說他比孟嘗君養了更多的食客，不止3000而是3300。於是有人當場附和隨口就謅出了兩句打油詩：「揚公門下三千三，儘是雞鳴狗盜徒」，結果引起了眾人的一陣大笑。據說就是這兩句打油詩的傳播而變成為定論。若果如此，豈不荒唐可笑。 作為人民民主專政工具的上海市公安局竟然犯下了如此嚴重的「大錯」，主管局長揚帆當然逃脫不了直接的領導責任。況且這個「怪癖才子」的認錯態度又不能令人滿意。因此，揚帆受到了更嚴厲的批評，被迫離開了工作崗位。不久，即1953年初，揚帆不幸患了腦腫瘤，國內醫療條件欠佳，組織上便決定讓他去蘇聯治療。這一去就是近兩年時間。 事情的變化和發展當然還有一個過程。上海市公安局和局長揚帆雖然已被認定犯了「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和反革命分子的重大政治錯誤，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其錯誤性質仍然被界定在工作問題範疇之內。例如在一次全國性的公安工作會議上，上級領導機關就曾明確指出上海公安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是屬於工作性質的錯誤。當時上海市委的主要負責人陳毅也曾指出，對於公安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應根據隱蔽戰線的特點和規律實事求是來分析，不能簡單地對待」。組織上決定讓揚帆去蘇聯治病和療養這件事本身也可以說明當時還並沒有把他的問題看得過分嚴重，至少還沒有把他推到敵人那邊去。 揚帆被打入另冊 問題的複雜化和進一步升級，始於1954年的春天。這一年年初，黨內發生了「高饒事件」。饒漱石與高崗結成反黨聯盟進行篡奪領導權的陰謀活動被揭發出來，中央有關部門開始了對饒的全面審查。由於饒是華東局書記，批准胡均鶴為「情報委員會」主任的是饒，而具體負責「情報委員會」的是揚帆，於是揚被與饒聯繫在一起審查了。1954年的最後一天，當揚帆正在上海家中休息養病時，突然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當晚即被扣押，過了兩天，他也被送往北京接受隔離審查。從此開始了漫長的監獄生涯。3個月之後，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黨的最高領導人在談到高饒問題時，便直接點了揚帆的名，明確地把他列入了饒漱石反黨聯盟之內。數天之後，揚帆被正式逮捕。其主要罪名，還是「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勾300餘人」。 潘漢年成了「反革命集團」首犯 饒漱石的反黨活動殃及揚帆，但事情到此並未結束。1955年3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非例行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主席在簡短的開幕詞中就對當時的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做了十分嚴峻的估計，同時提出了相應對策。他說，帝國主義勢力在包圍我們，我們必須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很可能進行突然襲擊。因此我們要有所準備。另一方面，國內反革命殘餘勢力的活動很猖獗，必須有計劃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來，以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安全。如果我們有所準備，採取適當措施，就可能避免敵人給我們造成重大危害。否則我們可能要犯錯誤。他的這番講話，明白無誤地向人們發出了一個重要政治信息：在我們所要準備和所要採取的措施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要開展一場大規模的肅反運動。 就在這次會議上，在揭露和解決高饒問題時，上海市公安局的所謂「重用、包庇和掩護」反革命問題已經被作為一起重要政治案件提了出來。前已述及，此案的專案機構早在半年前便已建立並開始工作，主要當事人揚帆、胡均鶴以及「背後」的饒漱石都已先後受到追究和查處。然而就在會議結束後的第三天，即1955年的4月3日，此案案情卻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戲劇性的變化和發展，潘漢年在這一天突然被捕。後來在對外公開宣佈時，被正式定名為「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 這一突然的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呢？其過程大致是；上海解放初期，潘漢年作為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曾負責分管公安工作。揚帆在公安工作中所作的各項決策和採取的若干措施原則上也部得到過潘漢年的同意與支持。但當公安局被檢查出有所謂「重用、包庇和掩護」反革命的問題時，首先是揚帆被抓住不放，後來又與饒漱石掛上了鉤。在長達4年之久的反覆檢查、審查過程中，潘漢年一直被認為並無直接責任。因此，他除了在某些場合從領導工作角度作過一些自我批評主動承擔部分責任外，從未被牽連進去。後來在分管財經建設工作中，工作成績依然令人矚目。特別是在協助陳毅主持「三反」、「五反」運動時，他對政策的把握和處理問題的穩妥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好評。1955年3月，他到北京時是以黨的代表兼上海黨的代表團負責人之一的身份出席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會議期間，他參加了會內外的一切正常活動。只是到會議臨近結束時，黨的最高領導人在會上號召所有與高、饒反黨聯盟有過某種聯繫或是有所牽連的幹部應主動向中央或口頭報告或寫出書面材料作出交代時，潘漢年在思想上方受到很大震動。他感到上海公安工作中的所謂「重用、包庇和掩護」反革命問題既已被定性為一宗政治案件，揚帆也已被定性為饒的反黨聯盟成員，那末，他和揚帆、饒漱石都是有過直接工作聯繫的，在所謂「重用、包庇和掩護」反革命問題上，他自然也有一份難以推卸的責任月B個關鍵的當事人胡均鶴正是由他介紹到解放區去投誠的。如今出了問題，他也不能毫無干係。尤其是他和胡均鶴在抗日時期的一段特殊聯繫，當年他在策反漢奸李士群的過程中，胡是一個重要聯絡人。1943年夏天，他從新四軍根據地到上海和李士群聯繫時，李藉故將他騙到南京去，並且用挾持的手段拉他去見汪精衛，此事他在回到根據地後，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向中央報告過。當初參與其事的胡均鶴既已被逮捕審查，自然會將當時的有關情況向有關部門交待。會見汪精衛一事雖然未損害黨的利益，但長期未將此事向組織報告，這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了。經反覆考慮，潘漢年決定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在會議結束的第二天便鼓足勇氣向中央寫了一份材料，將他和胡均鶴在抗戰時期有過的聯繫以及被強拉去會見汪精衛的經過一一作了交待，檢討了自己長期未向組織報告的錯誤。材料寫好後，潘漢年就去找出席會議的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當面向陳作了匯報，並請他將那份材料轉呈中央。陳毅聽了潘的匯報又匆匆看了材料後，懇切地安慰了潘漢年幾句，立即將材料直送中南海毛澤東主席處。毛澤東就作出了立即將潘漢年逮捕審查的決定。其「罪名」有二：一是潘在抗日時期秘密會見過汪精衛而又長期沒有向組織報告；二是潘在「重用、包庇和掩護」胡均鶴等特務分子問題上負有直接責任。據此，潘漢年被認定是隱藏在中共黨內的「內奸」。 潘漢年的突然被捕，不僅潘本人始料未及（他原以為只會受到嚴厲批評或是紀律處分。在交上材料之後便打點行裝準備回上海了），就是參與其事的陳毅、羅瑞卿等高層領導人也是料想不到的。陳在聽了潘的匯報後曾懇切安慰潘，要他思想上不要緊張。 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的定性，正好成了計劃在全國開展內部肅反運動的突破口。 駭人聽聞的三頂「大帽子」 潘揚反革命集團案自1955年4月定性後，隨即在中央高層人士的直接領導（5人小組）和主管部門的具體掌握下開始了進一步的偵查審理工作。但此案的偵查審理工作卻經歷了一個漫長、曲折和反覆的過程。 對潘漢年案的審理工作無疑是難度最大的。這位1925年就入黨的老黨員，在長達近30年的革命生涯中既擔任過黨的中央保衛機關和情報部門的領導工作，在隱蔽戰線上長期獨擋一面和敵人反覆周旋較量，又受黨中央的派遣和委託，長期從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公開或秘密地和敵人或朋友打過多年交道，和許許多多的高層統戰對像有著密切的交往。他還曾經在左翼文化和宣傳戰線上擔任過黨的核心領導職務，和許多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士有著廣泛的聯繫和親密的往來。要從各方面全面審查清楚潘漢年的經歷，的確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潘漢年一案的審理工作難度雖大，但經過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終於還是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即到1957年的秋後，基本上結束束了，其結果如何，幾乎早就可以預知。因為審理調查是根據上面的定性取證的。審理的結果是給潘漢年正式戴上了三頂非常嚇人的「大帽子」：除原在逮捕時已定下的「暗藏在中共黨內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內奸』」外，又進一步加上了「國民黨特務」和「日本特務」兩項大罪名。 這真是駭人聽聞和令人不可思議的。一位在黨中央領導下工作戰鬥了數十年的老共產黨員，一位在黨內外都很有威望的黨的高級幹部，原來竟是這樣一個可怕可惡的「敵特」人物。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審理結果？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原因不外以下三方面：一是個人迷信已經盛行，凡事「唯上」而不「唯實」。潘漢年案是由上面定的，而且是由黨的最高領導人直接定的性，自然便被視為絕對正確，無可懷疑，也不敢有懷疑。倘若真的有人懷疑什麼，那也只會是首先懷疑自己的立場觀點是否有問題，豈敢懷疑上面有錯！因此，從審理工作一開始，人們就已經形成了共同的思維定勢，一切審理、調查、取證工作，都是沿著這一思維定勢進行的。二是那種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愈來愈複雜的理論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並且正指引著辦案者們的思想與實踐行動。三是參與辦案的大多數幹部來自根據地、來自基層，一般說來，社會生活閱歷有所局限，對在白區隱蔽戰線上對敵鬥爭的特殊性及其複雜性認識不足，對於從事高層統一戰線工作也缺乏理解。比如，潘漢年在敵占區深入日本情報機關獲取了許多有戰略情報價值的工作成績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視，而為了取得敵方的信任不能不適度地向敵方提供某些敵方感興趣的情報資料的情況（這種情況在中外古今諜報史上比比皆是）則往往被看得極為嚴重甚至被誇大。潘漢年的「日本特務」帽子就是這麼給戴上的。再比如，潘漢年作為中共談判代表在1936、1937年間和國民黨的談判代表陳立夫、張沖等有過多次接觸。張沖雖是CC的重要頭目，但對國共合作態度卻是比較積極真誠的。潘漢年為了爭取統戰工作的進展，同張沖有更多的交往和交談，並且適當地向張介紹了陝北的某些並非屬於機密的情況，可是辦案者們卻據此認定潘漢年「秘密投靠了CC派」，「成了國民黨特務」。諸如此類今天看來是很幼稚可笑的問題，當初卻是被正式寫進了專案報告和判決書一類文件。 1957年底，潘案審理結束後並沒有依法移交檢察司法機關宣判，而是長期被延擱著。原因或者還有其他一些，但關鍵一條是因為此案原是由黨的最高決策人決定的。有關材料雖然早就呈報上去了，但沒有他的直接發話，誰也不能擅自表態處理。一拖就是好些年。直到1962年初，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順便提到了這個案件，這才使潘案的處理有了依據。毛澤東是這麼說的：「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裡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這段話的語氣似乎是寬容的，但卻給原本是冤案的潘漢年再一次定了性：「CC派特務」，可殺可不殺的人物。 正是根據這一講話精神，潘漢年終於在1963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結案，潘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也是根據同樣的精神，1965年，揚帆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歷史是曲折的，但畢竟是公正的 1963年對潘漢年案的處理，既有領導人講話在先，又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終審判決在後，按說是具有足夠權威了。誰知歷史風雲變幻無常。三年後掀起的「文化大革命」風暴很快又將此案原判推翻。1967年春天，「中央文革」小組下令重新審查潘揚案件，同時將已經假釋出獄數年的潘、揚重新收監關押。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潘、揚原先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所謂「包庇、掩護」了特務和反革命分子，而負責主持審理潘揚案件的公安部領導人此時卻又被「中央文革」小組指控為「右傾」，包庇了潘揚這樣的「特務」、「反革命」。於是他們另組專案機構對潘揚案進行了近三年的虐待性的審查。結果，1970年，在沒有發現任何新材料、新問題的情況下，硬是將潘漢年改判無期徒刑。 1975年，潘漢年、揚帆分別被遣送到湖南□江和湖北沙洋的勞改農場「監督改造」。 1976年10月，歷史經歷了又一次的重大轉折。當風暴過後，天空逐漸變得較為明朗時，潘漢年、揚帆都彷彿看到了一線曙光，從而萌發了新的希望。他們對於自己所遭遇的不公正的懲罰，過去就沒有從思想深處接受，現在是更加不服了。於是他們開始為自己申訴，希望新時期黨和國家領導機關能夠實事求是地複查他們的案件，還歷史以公正。 不過歷史的轉折與發展仍然有一個曲折過程。在一段時間內，「凡是派」在一系列問題上還起著主導作用，潘揚案件豈能輕易推倒，潘揚的申訴當然也就得不到及時的處理。不幸的是，經歷了多年折磨，已經年逾古稀的潘漢年再也等不到撥亂反正的一天，終於在1977年的4月含冤抱屈離開了人世。直到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工作才真正取得歷史性的進展，潘揚案件開始引起了高層人士的關注。 1981年，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終於開始對潘揚案件進行全面複查。整整經過一年半時間的艱巨工作，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的紅頭文件，宣佈「撤銷黨內對潘漢年同志的原審查結論……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潘漢年同志的歷史功績，公開為他恢復名譽。」文件對潘漢年一生重新作出了高度的評價，指出：「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3年，中央對揚帆也同樣作出了徹底平反的決定，這為他安度晚年創造了有利條件。 曾經轟動一時的「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如今早已煙消雲散，成了一頁歷史，然而這卻是一頁令人痛心，令人難忘的歷史。 7.3 潘漢年、董慧夫婦的最後歲月 鄒烈華 潘漢年、董慧夫婦的最後歲月是在湖南省茶陵縣□江茶場度過的。 1982年中共中央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後，中共上海市委為做好因「潘案」而被錯誤處理的同志的複查平反和善後工作，成立了中共上海市委「潘案」落實政策清理小組。「潘案」清理小組成立後的首件大事，就是遵照中共中央和陳雲同志的指示，辦理好潘漢年同志的善後事宜——把潘漢年、董慧夫婦的骨灰從湖南移送到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安放。我當時在市委「潘案」清理小組辦公室工作，曾於1983年三四月間兩次赴□江茶場和長沙市，找過當年與潘漢年、董慧夫婦有過接觸的省勞改局、□江茶場的幹部，曾服侍過董慧同志生活的保姆，為他們看病的醫務人員等。現將見到的和瞭解到的一些情況寫出來作為資料供更多人瞭解和參考。 潘漢年、董慧夫婦在□江茶場的日子裡 「文化大革命」對潘漢年、董慧夫婦來說，猶如雪上加霜。他們在1955年蒙冤遭到錯誤處理後，於1963年已被假釋，居住在北京團河農場。1967年5月又遭「四人幫」加害，被重新收監關押、審查。潘漢年從原判15年有期徒刑改為無期徒刑（未辦改判手續），永遠開除黨籍。董慧在審查期間因左腿骨折致殘，關了8年後給了一紙「維持原判不追究刑事責任」的結論釋放。不久，根據當時中央專案三辦的意見，將他們從北京秦城監獄移送到湖南省茶陵縣□江茶場「勞動」和「安置」。下面是當年移送潘漢年同志的公文： 湖南省公安廳： 根據中央決定，將潘漢年放在你省勞改單位勞動。 致 禮 公安部秦城監獄 1975年5月27日 潘漢年於1975年5月27日在中央公安部十五局屬的專案組以及秦城監獄和湖南勞改單位派出的人陪同下從北京乘火車，於29日到達長沙，當天即與三天前（5月26日）已到達長沙的董慧會合後同赴□江茶場。 在□江茶場，我見到一間土紅色磚牆、瓦頂的小平房，這就是潘漢年、董慧夫婦度過最後歲月的住屋。此屋座落在場部辦公樓與職工宿舍之間，原為男、女職工洗澡房，以後也住過人，有25平方米大小，內隔兩間，其中一間為灶間，屋外有自來水，鄰近是職工食堂。據當時上面的要求，因潘漢年是「中央專案組單線審查對像」，屬「敵我矛盾」，所以給他們住房既不能和其他犯人在一起，又不能和幹部職工在一起，同時又要在管理幹部的視線之內。對潘漢年、董慧夫婦來說，在他們再次被關在秦城監獄8年後能重新相逢，已經是相當滿意了。所以，當茶場的幹部徵求他們的意見時，潘漢年連聲說：「可以、可以。」潘漢年在這裡一直住到1977年3月24日病重送長沙醫治，歷時1年9個月又5天；董慧一直住到1979年2月23日送醫院，2月24日去世。 潘漢年早在1967年重被收監關押時，已患有肝功能不好的毛病，因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身體一直不太好。他在□江茶場的勞動，就是做些家務，去食堂買飯菜。後來，由於董慧腿殘行走不便，高血壓病也越來越重，茶場幹部徵得他們的同意，選派了幹部家屬每天去料理、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其中有一位叫王芝蘭的，一直照顧到董慧病逝。 潘漢年、董慧在□江茶場生活期間，雖然蒙受著冤屈，但從沒有對任何人流露過半句怨言，他們堅定的生活信念，對黨的摯愛之心和關心群眾的高貴品格給□江茶場職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曾提出要把自己過去穿過的一些舊服裝送給劇團做道具，把電視機送給場部讓大家看；他們給職工子女講故事、補習英語，有時還請去他們家坐坐的同志嘗嘗潘漢年親手炒的花生等。茶場幹部、群眾也從來沒有把潘漢年當成犯人對待，親暱地稱呼他們為「倆老」。每當潘漢年到食堂打飯菜時，大家主動讓他先買。逢到場部放映電影，看到潘漢年推著董慧坐的輪椅過來，大家就讓出好的位置給他們。甘場長的老母親常常留他們在家裡坐坐。有次，當他們經過場部蔣會計的家門時，蔣會計熱情邀請他們進屋，並拿出多樣食品招待他們，使潘漢年、董慧感動得掉下淚來。 潘漢年、董慧對毛主席、對黨有深厚的感情。毛主席逝世時，大家要看電視，因場部電視機小，他提出把他一台放在倉庫裡的電視機拿出來給大家看。董慧對保姆王芝蘭等群眾回憶當年在延安見到毛主席的情景時說：「我在延安時學紡紗，有一次毛主席到我紡紗的地方來，看到我會紡紗了，就高興地說：『嗨！董慧紗紡出來啦！』」 董慧同志原名董奉然，生於1918年，廣東省中山縣人。1938年1月在延安入黨，長期跟隨潘漢年在上海、香港等地做情報工作。上海解放後任上海市委統戰部秘書科長、副處長。1955年因潘漢年同志冤案受株連。董慧從小在香港讀書長大，其父董仲偉曾任道亨銀行經理，早在1937年對中國革命事業作出過貢獻。董慧在家中排行第二，她的弟妹大多在香港，有的在國外，都是在事業上、學術上很有成就也很愛國的人。他們從小受董慧的影響，對董慧和潘漢年一直很崇敬，根本不相信他們會有這麼嚴重的問題。當他們得知身處逆境的潘漢年、董慧夫婦在□江茶場後，就不斷地寫信、寄藥品、寄食品。董慧乘坐的輪椅就是她弟弟從香港送來的。他們給潘漢年夫婦的來信，充滿了崇敬、關切之情十分感人。如董慧的弟弟在信中說：「我希望你的領導會讓我來看你，我們大家部老了，但我永遠記著你在我青年時代給我指導和鼓勵，此恩此德念念不忘！」在另外兩封信裡分別說到：「在我們兄弟姐妹一群人中，在事業上，我以為你成就最大，因為你能出生入死，參加了民族解放的工作，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我們曾經過1930—1949時期，看到今天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人應感到光榮的，而你和老潘就在那段時間參加了中國民族解放的工作，出生入死。明白過去的人，對那時所有參加過該項工作的同志應感謝的。」他們還轉達香港知名人士費彝民先生向潘漢年、董慧夫婦的致候，要他們保重。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一網打盡。遭受冤屈的潘漢年夫婦顯得非常高興，董慧高興得丟了枴杖走路，潘漢年也對來看他的幹部說：「江青這人我瞭解……」他雖然沒有把話說完，但意思已能使人聽懂了。董慧的弟弟也給他們寫信說：「老潘同志身體好嗎？切要叫他保重，光明就在前面。」並打算在12月份到□江探望他們。信上還說：「上一次做夢，夢著你（指董慧），就收到你的信，以後就沒有夢了。可是於9月27日，我再做了一個夢，夢見老潘在20年前的影像，穿著長褲子與襯衣，樣子很年輕，想不久見面時，我們都是白髮斑斑的人了。」 董慧到□江茶場後曾多次向省勞改局來的人說：「我是共產黨員，我沒被開除黨籍！」粉碎「四人幫」不久，她又提出過這一問題，但仍無結果。「四人幫」是粉碎了，但「兩個凡是」的緊箍圈還沒有打碎，所以他們的問題還是不能解決。也是由於這個原因，董慧在香港的弟弟、弟媳在當年12月到湖南來探望潘漢年夫婦時，被擋在長沙，不能同親人相見。他們返回香港後來信說：「打算明年（1977年）11月再來，那時『四人幫』事總該結束了。」但一年後，當他們依約再次前來湖南時，潘漢年已不在人世了，只見到了董慧。 夫妻雙雙含冤逝世 1977年4月14日，潘漢年同志以「肖淑安」之名在長沙醫治無效，含冤去世，骨灰被埋葬在長沙南郊金盆嶺墓地西側半山腰。墓穴上面平鋪著一塊約有六塊瓷磚見方的墓碑，上面橫寫著： 77——652 肖淑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1977年2月24日起，潘漢年因肝病惡化臥床不起，3月24日被救護車送到長沙市。在上救護車時潘漢年曾大聲的對董慧說：「我會回來的，你放心！」救護車到達長沙後，又改乘小汽車由公安廳同志陪同送進湖南省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原湘雅醫院）14病室110床。14病室是幹部病房，在進醫院前，省公安廳同志考慮到當時的歷史條件，為有利於對潘漢年的治療和護理，經潘漢年本人同意，使用了他過去曾用過的「肖淑安」的名字。 從當時為潘漢年同志治病的醫生、護士介紹中，並翻閱了一部分病歷卡，我們知道，潘漢年於3月24日住進醫院，4月14日病故，先後住院22天。潘漢年進醫院時病已很重，不斷喊肝痛，經掃瞄確診為「多腫肝」。他很少說話（滿口假牙也是原因），煩躁不安，沒有談過個人的問題。但不時的要報紙看，還念念不忘他的愛人董慧。據3月29日病志記載：「體溫下降，今日間婆婆（指董慧）在那裡，擔心她沒有人招呼，陪護人員進行解說。」4月6日，病情加重，進食即吐，全身浮腫，眼睛睜不開，提出要見愛人。4月8日，使用凍干血漿200CC。4月9日輸血500CC。以後，經常處於神志不清狀態。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漢年。見面後兩人情緒很激動，兩人均哭。董慧對潘漢年說：「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靜。」分別時到門口，還對他講這些話。當天晚上19點45分潘漢年逝世。董慧即從長沙招待所趕到醫院向潘漢年遺體告別。當晚醫院領導、醫生把潘漢年的病情和搶救過程向董慧作了交代，並為研究病因需解剖屍體徵求董慧的意見。董慧聽了表示感謝，並同意解剖。解剖所見，肝像豆腐渣。醫生認為這病少見，腹腔惡性腫瘤可能性大。據省公安廳同志說，董慧在潘漢年逝世後，曾向華國鋒寫過有關潘漢年和她的問題申訴信，要求平反糾正。這信公安廳同志見到過。潘漢年去世後一段時間內，董慧常常意味深長地對保姆等周圍人說：「老潘將來會復活的。」董慧的弟弟來信安慰她說：「最近見香港一份報紙載有姐夫在革命時期是周恩來手下重要的地下幹部，他今天雖與世長辭，但他在民族解放事業中亦曾盡過一份力，死無憾焉。」並要接她去香港治病。 董慧在潘漢年逝世後，孤單一人，悲傷過度，沒能等到黨中央為他們平反昭雪的一天，於1979年2月24日因高血壓腦溢血病搶救無效，含冤病逝於□江茶場醫院裡。董慧病故後，她在香港的弟弟曾發來電報，寄錢給茶場委託辦理後事，茶場為她開了追悼會，火化後骨灰保存在場部。以後，董慧的弟弟曾來信要求為潘漢年、董慧夫婦辦理合葬，但未獲同意。 由於潘漢年、董慧夫婦沒有子女，他們在□江茶場的遺物經請示中央後由組織負責處理。一部分按他們生前願望，送湖南省劇團做道具，一部分送茶場職工，一部分給潘漢年胞弟、胞妹、侄子。潘漢年同志在蒙冤期間寫的詩詞手稿，他視之如命的一箱魯迅全集，部分隨身日常用品（表、鋼筆、印章）等均放在上海檔案館保存。從潘漢年遺物中清理出來的詩詞手稿有20餘首，成稿年份不詳，內容大多回憶過去革命歲月（如延安），也有懷念董慧的詩句。潘漢年生前一直把一套精裝魯迅全集帶在身邊。據省公安廳同志說，他從秦城監獄到□江來時，這箱書是他隨身帶來的。董慧曾對人說，這箱魯迅全集是他的命，裝這套全集的木箱是專門精工製作的，門蓋上「魯迅全集」字樣，是蔡元培寫了後刻出來的。 潘漢年、董慧夫婦骨灰移送八寶山公墓 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潘漢年、董慧夫婦的骨灰移送北京八寶山公墓安放的決定，中央組織部電告上海：潘漢年、董慧骨灰在長沙掛一節火車專廂，從長沙起程的日期定為1983年4月14日。這天正好是潘漢年逝世6週年。為了做好移送前的一切準備工作，我們會同湖南省委的同志，首先把埋葬在金盆嶺公墓潘漢年的骨灰罈子啟出，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園大廳，把骨灰從罈子移入骨灰盒。同時，又把安放在□江茶場董慧的骨灰盒送到省革命陵園，和潘漢年骨灰盒放在一起。 1983年4月14日上午，載著潘漢年同志夫婦的骨灰從長沙啟程。到車站送行的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毛致用同志及省委書記、省長孫國治，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黃道奇，以及湖南省各部委辦的代表、潘漢年同志在湖南的生前友好、省文聯主席康濯、副主席蔣燕，湖南大學校長朱凡等同志。 中共上海市委特派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高揚，市紀委（籌）副組長王子陽，市委統戰部顧問劉人壽，全國電影協會副主席、上海文聯黨組成員於伶等同志，以及潘漢年胞弟、胞妹、侄子專程去長沙護送潘漢年、董慧同志的骨灰去北京。 15日上午，在北京火車站迎接潘漢年、董慧骨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廖承志、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陳丕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王鶴壽，以及周揚、夏衍、李一氓、陽翰笙、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白治民等，還有潘漢年夫婦在北京的部分親屬友好。在北京火車站貴賓室內舉行了為潘漢年、董慧同志骨灰盒覆蓋中國共產黨黨旗的儀式。然後將骨灰盒送往八寶山公墓安放。潘漢年骨灰盒安放在副一室西88號，董慧骨灰盒安放在東院二室158號。 7.4 烏雲散盡現忠魂 ——悼念潘漢年同志 揚帆 潘漢年當年蒙冤後，在很多場合都被稱作「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由於我是潘案的一個重要的同案人，因此，作為倖存者來說，在潘漢年誕辰90週年之際，我對他的懷念，就更甚於一般同志。 我和潘漢年的遭遇，基本上相同。我是1955年元旦被拘押審查的。潘案發生後，我也「升級」。1955年4月12日，主管部門向我宣佈逮捕審查，押入監獄。經過長達10年的預審期，於1965年以「內奸、反革命」罪名，被判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實際上是度過了25年的犯人生活。潘漢年於1955年4月被捕，預審期長達8年，以「內奸」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但我們最後的結局卻不一樣。潘漢年這位長期從事革命工作，在黨的文化工作、統戰工作，特別是在對敵隱蔽鬥爭中作出過重要貢獻的老革命家，比我不幸得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潘漢年在沒有新的案情下，又被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更令人唏噓不已的是，潘漢年含冤不白，客死異鄉，死後連墓碑上還不能刻上真名。而我於1979年1月被接到上海養病，結束監獄生活後，1980年4月撤銷了原判決書，1983年3月得到徹底平反，恢復了政治名譽，和久別了25年的親人團聚在一起；而且看到了潘漢年的徹底平反。人間滄桑，令人感歎。 在對敵隱蔽鬥爭中，和同時代的革命者相比，潘漢年的使命更為艱險，鬥爭條件更為複雜。他的工作需要異常的智慧和毅力，而他完全具備了這些常人不能具備的條件，為黨工作，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智勇兼備，數十年如一日。這樣一個好同志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 我和潘漢年相識在1943年，地點是淮南新四軍軍部黃花塘。1943年下半年，我正在鹽埠區新四軍三師保衛部工作，突然接到一個緊急通知要我去軍部「開會」。我匆匆趕到天長縣軍部，饒漱石板起臉孔向我宣佈命令：「繳槍。」當場逮捕了我，要我交代在南京國立戲劇學校時的問題。怕我逃逸，給我戴上手銬、腳鐐，關進破舊的磚瓦房監獄。其間，饒漱石親自審問我一次，他粗暴地指責我是「奸細」。我寸步不讓，堅決否認。我被說成是C．C．派（國民黨中統特務），根據是我曾在南京國立戲劇學校任職，而這所學校的校務委員會主任是C．C．派的健將張道藩。而我在那裡介紹了一位同志參加了「救國會」，進行地下「救國會」活動。 幾個月以後，我的牢房門口出現了一個中等身材、長臉，滿面笑容，戴著眼鏡，比我年齡稍長的中年人。牢房門被打開了，陪同那個中年人進來的負責看押我的保衛部門負責人向我介紹說：「他就是華中局的情報部部長潘漢年。你向他老老實實交代。」 聽說來人是潘漢年，我肅然起敬。儘管我對潘漢年不熟悉，但是我還是聽說過他的很多傳聞：黨齡長，參加過長征，在黨中央擔任過許多重要負責工作。 在保衛部門負責同志的陪同下，潘漢年開始對我審訊。潘漢年是一位地下鬥爭經驗十分豐富的革命者，對我在上海的工作，也有相當瞭解。他顯然沒有帶著「揚帆是奸細』」這個框框來審問我。這使我一開始就感到溫暖。潘漢年審問我那天，窗外雪花飛舞，我被上了銬的手凍得難以忍受，只得不停地搓著。潘漢年看了我一眼，把衛兵叫來，冷冷地說：「把手銬打開！」衛兵面有難色。潘漢年堅定地說：「這樣銬著，他怎麼寫交代材料？他跑不了！」 潘漢年根據手頭的材料，要我先簡單扼要地講講參加革命前的經歷，然後著重訊問了我在「一二九」學生運動前後在南京國立戲劇學校的一些歷史情況。我對於潘漢年提出的一些問題對答如流，每到關鍵，還能提出有力的證明人和旁證人。另外，「救國會」是黨領導的群眾性的抗日組織。潘漢年對於「救國會」的誕生和發展歷史瞭如指掌，我的問題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在接受潘漢年的審查以後，心中踏實多了。其間曾發生一件事，組織上暗中派了一名幹部，裝作漢奸要犯，和我關在一起，實際上是來偵察我。他故意向我問長問短，還偷抄了我在牢中寫的一些詩詞，暗地裡送給潘漢年。其中有一首： 夢仲弘軍長 夢中執手悄無言，熱淚如潮湧塌前。 猶憶深宵金石語，何期往日葛籐嫌。 現身說法楷模在，刮骨療瘡志氣堅。 欲訴沉冤雞報曉，含悲依舊抱頭眠。 潘漢年看了我的詩以後，他也寫了一首詩給我。可惜的是我不慎將它丟失了，但是其中的一句「巨眼誰復識英雄」卻永遠銘記在我的心頭。潘漢年給我的詩暗示我是受冤屈的，表示同情。我心中感激萬分，當即寫了《答友人問》一詩，以贈潘漢年，進一步述說了心頭的疑端： 真真假假費疑猜，欲辯難言知己哀。 自是奸人離間苦，謾嗟執事囗囗衰。 含冤曾灑英雄淚，湔辱空誇國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熾，淒涼伴我過年來。 在我被關押審訊10個月以後，1944年春，我被釋放了。那天，饒漱石來看我，向我伸出了雙手，說：「揚帆同志，你受委屈了！我沒有什麼好說的，組織上錯了，你沒錯。」事後我才知道，對我的審查確是中央的指令。原來，延安整風後期，分管保衛部門的康生，搞了一個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大搞逼、供、信，把許多從國民黨統治區和敵偽佔領區去延安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逼供成「特務」、「反革命」。其中有個青年戲劇工作者是我在南京國立戲劇學校的學生，他被說成是CC特務而挨整，他不承認，只講自己在戲校參加過地下「救國會」的組織，是學校老師石蘊華（我原名）介紹的。就這樣，把我牽連上了，我就成了「特務」。康生立刻以「中央保衛部」的名義打電報給華中局，下令立即逮捕、審查我。這就是我這次冤獄的由來。 我出獄以後，很快恢復了原先在新四軍軍部保衛部門的工作，和潘漢年沒有什麼接觸。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我們才有較多的往來和接觸。潘漢年先後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部長，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長兼市政治協商委員會副主席。我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因為潘漢年主管公、檢、法，抓解放初期上海的鎮反工作，是我的上級，我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的。 解放初期，那時為了根除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大量殘渣餘孽，潘漢年付出了巨大的辛勞。國民黨從上海逃跑時，國民黨特務頭子、保密局頭頭毛人鳳、電訊處處長楊振裔在上海附近潛伏了10部電台，利用密碼和台灣特務機關頻繁聯絡，發送情報，危害極大。我們在潘漢年的直接領導下，組織人員進行偵破。經過一番周折，終於通過地下黨內線，瞭解到杭州台國民黨中校台長黎明與我江南工委武振平是親戚。我們做了一些工作，使黎明起義。並在他的協助下，於1950年6月中旬一舉破獲了國民黨保密局隱藏在上海周圍的二、三、四、五、六、七、八等七個潛伏組電台及國防情報組、無錫獨立台、蘇州潛伏台等，逮捕了大批特務分子，繳獲電台十餘部以及手槍。密碼等物。經請示中共中央華東局、上海市委和中共中央批准，我們曾「邊用」其中的兩部，即：保留國民黨的番號、呼號、人員。密碼，甚至發報手法。以達到接收他們的情報為我所用，並將我們編造的假情報，通過這兩部電台發送到敵人手中，迷惑敵人，擾亂他們的陣線。電台由潘漢年直接指揮。1950年8月，潘漢年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那個軍統潛伏電台交給你們公安局『邊用』。」「逆用」國民黨電台，後來成了所謂「潘、揚反革命集團」的重要罪名，說我與潘漢年在1950年2月初，用敵台送出閘北電廠及上海自來水廠位置的情報，導致了國民黨「二六」轟炸，使上海遭到嚴重損失。但事實上，閘北電廠、上海自來水廠都不是上海解放後新造的，是解放前就有的。其準確位置，國民黨是最清楚不過的。1950年2月6日，國民黨派飛機轟炸楊樹浦電廠、上海閘北電廠、上海自來水廠，無需別人給他們提供什麼位置。這真是莫須有的罪名！至於「二六」轟炸的問題，後來查明是軍統特務羅炳乾的潛伏電台提供的有關上海的水電廠恢復生產和天氣情況等情報。與潘漢年毫無關係。 所謂「潘揚反革命集團」的另一個重要罪名。是說我和潘漢年在上海解放以後，串通一氣，有意包庇、掩護、重用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事實是這樣的；解放初期，在我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時，確有個叫胡均鶴的，他在1932年曾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後被國民黨逮捕，經不住國民黨特務分子的嚴刑拷打，先後充當了國民黨和汪偽特務。1941年，胡均鶴同我黨建立了秘密聯繫，並掩護過上海地下黨領導同志撤退到淮南根據地。上海解放前夕，胡向我解放軍請求給予立功贖罪的機會，經過當時中共中央華東局負責人饒漱石同意，胡被帶到上海，參加鎮反工作。在我接收此人之後，記得於1949年5月10日、23日，中共中央華東局有關領導同志就此事曾兩次向中共中央有關主管部門報告，並說明用此人是經中共中央華東局批准的。潘漢年對此也沒有責任。 對這兩個重大問題、從我被捕開始，便舌敝唇焦地反覆說明了上述經過。其實，用胡均鶴的問題，不僅是經過饒漱石同意，中共中央主管部門來電也明明白白地說：「由揚帆同志帶往上海，協助鎮反工作。」結果卻還是成了潘漢年和我的「罪證」。 事實證明，給予一批投誠過來的特務、反革命立功贖罪的機會以後，他們在對敵隱蔽鬥爭戰線上，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1949年10月底，台灣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派出直屬行動組上校組長劉全德潛入大陸，任務是企圖暗殺陳毅、羅瑞卿。劉全德既是叛徒，又是特務，此人心狠手辣，在此以前曾奉軍統之命執行過多次暗殺任務，是個不能小看的殺手。但當時國家定鼎伊始，各級政權建設剛剛起步，以上海之大，茫茫人海，哪裡去抓這個特務？但是，由於我們利用一些反正過來的國民黨特務，劉全德從浙江舟山來上海，他沿途的情況，悉數為我們掌握。11月2日晚上，抵達上海才一個星期的劉全德在潛入他昔日的同事高激雲家中時，被高傲雲穩住，藉故出門報告了我們，這個惡貫滿盈的殺手束手就擒。 解放初期，我在潘漢年直接領導下工作，他對工作認真負責以及嚴謹的工作作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為了根除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大量殘渣餘孽，蕩滌舊社會帶來的污泥濁水，潘漢年耗費了巨大的辛勞。在那錯綜複雜的新舊交替時期，他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政策，重大問題都親自過問。那時處決一個犯人，要經過六七道手續嚴格審批。上海鎮壓了一批反革命分子，這些都是證據確鑿、不鎮壓不足以平民憤的罪大惡極的壞人。事實證明，鎮壓了這些反革命分子，人民拍手稱快，社會治安迅速好轉，上海人民對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工作接觸中，潘漢年佈置任務不僅具體，而且有些案件還認真負責地親臨指導。我記得有次重要會議，一個負責同志提出某知名人士的親屬是國民黨特務，應該逮捕審訊。案子由我經辦。我發現基本情況失實，便立即向潘漢年匯報。經潘漢年親自研究以後，決定不予逮捕，避免了一次錯捕。事後，潘漢年告誡我：做公安工作，尤其是涉及到拘留、逮捕，一定要慎而又慎，工作要細緻，決不能馬虎、草率，否則要犯錯誤。 潘漢年在對待來自敵人陣營的人的態度上，是正確掌握黨的原則的，並沒有越軌行為。當時，我們曾約法三章，在鎮反工作中，給那些反正過來的人的任務是：「君子動口，不動手。」就是說，只許他們提供情況，不給他們逮捕權。可是，後來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是非完全被顛倒，功績成為罪行。隨之而來的，是無法預測的大風暴。潘漢年和我首當其衝，繼而是大批的株連，大搞逼、供、信，肆無忌憚地踐踏法律。不僅是與我們有關的在反特戰線上的工作人員受到牽連，而且黨的許多幹部也在一夜之間被打成了「特務」、「反革命分子」。那時，有人居然編出了揚帆包庇壞人「三千三」的神話。株連之廣，可以想像！破獲特務劉全德案有功的高激雲，儘管當時得到有關部門表揚、嘉獎，並號召上海公安戰士向他學習，但他卻因我被捕而受到株連。經關押審查1年，雖然沒有罪證，但是還是被送去白茅嶺農場勞動教養20多年，直至死亡。類似他的情況還有很多。每當想起他們，我心裡久久不能平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對所謂「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做了認真的複審，推倒了一切不實之詞，否定了原來認定的所謂「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的結論，正式發出了為潘漢年恢復名譽的通知。潘漢年許多鮮為人知的功績得到了黨中央的充分肯定。不久，我和別的受株連的同志也都陸續得到徹底平反。 烏雲早已散盡，潘漢年同志，您安息吧！ 1995年5月寫於上海 7.5 沉冤昭雪 英名永存 王征明 高饒事件成了爆發點 1955年4月5目，我由上海市公安局調北京中央公安部工作剛好一年，因饒漱石、潘漢年、揚帆案件的株連，被公安部專案組逮捕。 正是這一天，我從《中國青年報》第一版看到中共中央七屆五中全會閉幕的消息，報道了高饒反黨聯盟中的高崗自殺，饒漱石被永遠開除黨籍。 翌日晚，公安部一位副部長找我談話，要我徹底交代上海市公安局用特務等問題。我天真地以為一定是專案組不瞭解情況，弄錯了。這些事公安部領導同志都知道。1951年春，公安部領導巡視上海工作時，曾對上海市公安局在對敵隱蔽鬥爭中使用特務有過定評，認為有成績，也有缺點錯誤。而且他回北京給中央寫了報告，認為上海表示糾正的態度還好。事實上我們已作了糾正。1952年公安部領導還通過一個案例，當面批評我是否在工作中縮手縮腳了。 萬萬沒有想到，高饒反黨事件成了新的爆發點，這一切又被重新翻了出來，而且上綱上線，成了莫大的罪名。 在多日嚴厲的審訊之後，另外來了兩個40來歲的人，從其講話口氣判斷不是公安部的，其一說：「饒漱石、潘漢年負路線之責，揚帆是主謀，你是執行。」 是的，解放上海之初，「以特反特」作為對敵隱蔽鬥爭的策略和手段，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饒漱石提出，經過市委會議認可的。其實，饒漱石這樣做，是有中共中央1943年文件指示根據的。 我被關押600天後，審訊員以一種特別的神情告訴我，已查明潘漢年是個「內奸」，揚帆是個「奸細」。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61年3月，我從報紙上看到政府特赦一批戰犯，溥儀、溥傑、杜聿明、王耀武及特務康澤等均被開釋，而我仍被久懸不結，氣得大口吐血，立時寫信給中央監察委員會據理力爭，但沒有下文。到五一節我又寫報告，翌日放我出來。關押了6年零1個月後，我被以執行「內奸」潘漢年、揚帆指示，「包庇反革命」的罪名免於起訴。 1963年得知潘漢年和夫人董慧亦獲釋，住在北京團河農場，半自由狀態。揚帆則因拒不認罪，仍在獄中。「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重被收監，長期關押達7年半，潘、揚更被「四人幫」重新判處重刑，受盡摧殘折磨。直至1982年8月，中共中央頒發《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遺憾的是潘漢年和董慧已先後在1977年4月、1979年2月與世長辭），這件歷時長達27年的共和國第一冤案，才算了結。 歷史是怎樣被顛倒的 上海解放初期，潘漢年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書記，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社會部部長、市委保衛委員會副書記、書記。在他直接領導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之後，我才同他有工作上的聯繫，但他的名字，我則敬仰已久。 記得1938年在皖南新四軍軍部，當時我還是一個參軍不久的小青年。有位同志故意問我：「你知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駐福建人民政府的『首任大使』是誰？」我目瞪口呆回答不出。他逗著我說；「潘漢年同志代表我們黨同福建地方實力派陳銘樞和蔡廷鍇談判，實際上他相當於蘇維埃駐福建人民政府的『大使』呀！」 1943年。我在淮南解放區黃花塘軍部參加整風學習，潘漢年給華中局和軍部幹部作輔導報告。報告中引證黨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左傾機會主義給黨的事業所造成的嚴重損失，使大家深受啟發和教育。有一段時間，在晚飯後，我到黃花塘去，經常看到陳毅軍長和戴著金絲邊眼鏡的潘漢年一面在田野散步，一面熱烈交談。這些昔日美好的記憶，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9年5月，解放軍「挾全國勝利之餘威，軍臨上海」（陳毅同志壯語）。潘漢年任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秘書長，副市長，日常事務千頭萬緒，可是他才華卓越，日理萬機，處理問題幹練，遇事沉著不亂，從容不迫，有條不紊，駕馭自如。在上海剛解放的那些日子裡，潘漢年同志始終指揮著我們度過一個個戰鬥的日日夜夜，領導著我們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敵對勢力嘲笑我們「共產黨只能管農村，管不了城市」。尤其是這座東方著名的大城市。舊上海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基地，也是國民黨反動派特務統治的大本營。光特務組織就有軍統、中統、國防部二廳、蔣經國、陸京士和毛森等系統28個主要單位，特務分子累萬。此外，還有一大批反動黨團骨幹，盤根錯節的蔣幫餘孽和黑社會勢力。面對這樣複雜的情況，5月9日，揚帆傳達了華東局關於接管上海的方針政策，從而提高了我們的思想，澄清了一些不正確的認識。 華東局指示，要我們首先從思想上明確依靠誰，團結誰，向誰鬥爭這個根本性問題。指出進城以後，必須堅決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人民，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以便與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進行鬥爭，如果這個問題處理不當，就要犯原則錯誤。其次，亦要看到上海的情況十分複雜，社會改造要逐步進行，一定要分辯是非輕重，穩步前進，如果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就要犯策略上的錯誤。 華東局還指出，我們解放城市是從外部打進去，群眾既會熱烈擁護我們，但在思想上、政治上準備又不夠，所以進城後對社會改造不能操之過急，以免使自己陷於孤立。因此，進城後先集中力量做三件事：（1）消除反動派的殘餘勢力，安定人心，安定社會秩序，安定人民生活。（2）把國民黨的機構接收過來並且管理好。（3）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恢復交通運輸。 潘漢年同志是堅定地貫徹這些方針的。 當時，我們的處境仍很困難，國民黨政權雖土崩瓦解，但仍憑借美國的支持，不甘心失敗，對上海實行海上封鎖，空中轟炸，作垂死的掙扎。800萬蔣軍大部被消滅，殘存的反革命勢力發生分化，一部分消聲匿跡，另外一部分則繼續瘋狂破壞，散兵游勇趁火打劫，經濟罪犯囂張放肆，搗亂金融，哄抬物價。反革命特務間諜有的分散潛伏隱蔽活動，有的冒名接管，破壞解放軍聲譽。美蔣特務機關預伏的特務電台，每天同台灣秘密通電，供給情報，提供氣象信息。反動統治的殘渣餘孽造謠惑眾，煽動不滿，甚至進行猖狂的反革命糾合。台灣、舟山敵人更不斷派遣特務潛入上海，妄圖對華東、上海軍政首長、公安局長、起義將領、進步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等進行暗殺，並在鬧市投擲炸彈、製造重大事件。這一切，給我們對上海這個爛攤子進行全面接管、整頓和恢復增加了重重困難。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權發揮著強大的威力，敵人的任何企圖未能得逞。全市沒有一個黨政軍首長、一個知名人士遭到敵人的暗害。在我們的連續打擊下，敵人紛紛瓦解向我投降，社會秩序迅速安定，人民開始安居樂業，生產逐漸恢復。這一勝利的獲得，歸功於黨中央政策方針的正確，亦與陳毅市長和他的主要得力助手潘漢年同志的卓越領導分不開的。我們這些歷史的見證人，對漢年同志在這條戰線上的業績是終生難忘的。在那些戰鬥的日子裡，他經常聽取軍警關於治安和保衛工作的匯報，並及時給予正確的指示，而且還常常親自上陣指導反間諜鬥爭。例如：在同反革命特務分子作鬥爭的問題上，根據當時我們處於敵情不甚明瞭，群眾還未發動起來，以及我們力量尚未組織好的情況，漢年同志參與制定的軍管會治字第12號佈告，主要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的破壞行動，歷史已經證明這樣做是正確的。 為了保衛7月6日舉行的人民解放軍入城式和群眾慶祝遊行的安全，市委決定在七一前夕進行一次全市性大搜捕，並在瑞金路的原國民黨勵志社召開了專門會議。到會的有市委、市府、軍隊、公安、法院和工會、青年團等部門負責人，潘漢年同志主持會議。他針對主管部門制定的搜捕計劃打擊面過大指出：寄希望於通過一次大搜捕來徹底肅清上海特務、反革命破壞分子的想法是不正確的。如果採取斷絕交通，挨戶搜查的辦法，群眾必然反映很大。過去國民黨經常採用的擾民辦法我們不能採用。他強調這次搜捕目標要明確，行動計劃要周密，搜捕面不能過大。 6月間，市公安局社會處對國民黨特務佈置潛伏在上海各角落極深的秘密電台進行了一次掃蕩。同志們徹夜戰鬥，第二天，漢年同志親自來到社會處接見勝利完成任務的同志，一面給予鼓勵和慰勉，一面教育我們不要只知道破案，過於簡單化，要提高反間諜鬥爭的水平。 在漢年同志領導下，市公安局在策動、團結、教育原國民黨人員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國民黨軍委會東方經濟研究所所長鄧葆光，解放前夕去香港，該所重要圖書資料均已運往香港。我們利用鄧的女友吳嫣（吳麗麗）同鄧通信，引橋鋪路，果然把鄧爭取回來，潘漢年、揚帆同志親自接見了他，經過做工作，鄧即把100多箱、約萬餘冊珍貴圖書資料交還祖國，這批圖書資料不少是善本、孤本，相當珍貴，曾獲周恩來總理的嘉許。 解放前，著名民主人士張瀾、羅隆基，曾被國民黨軟禁於上海虹橋療養院，受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控制。軍統曾有意加害張、羅，因得到稽查大隊長閻錦文的保護未逞（閻受與我地下情報工作負責人吳克堅有聯繫的楊偉的影響）。解放後，黨中央邀張、羅赴北京共商國是，閻害怕我們因他的歷史不放過他，他定要跟去，張、羅也執意要把閩錦文帶去。潘副市長出面做了許多工作，認定閻保護他們有功，並特別對閻作了妥善安排後方才了事。 1950年1月25日與2月6日，美制蔣機先後對上海楊樹浦發電廠及江南、英聯船廠等濫施轟炸。市公安局全力以赴，1月26日即將由台灣派滬不久，頻頻提供轟炸目標的羅炳乾特務電台及時偵破，於「二六」轟炸的第二天，報潘將羅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951年2月4日，將對我危害甚烈的國民黨保密局上海站徐松堅一舉破獲。在市公安局召開的慶功會上，潘副市長到會祝賀。 漢年同志對公安保衛隊伍的建設一貫高度重視。1950年7月，社會處第一期干訓班開學，陳毅、潘漢年、劉長勝、宋時輪同志都親臨講話。潘還時常留下與訓練班幹部一起進餐。技術偵察部門肩負著特殊的使命，終年埋頭工作。潘亦專門去看望他們。 潘漢年執行的是黨的正確路線 我手邊尚保存1950年3月22日在華東公安會議上潘漢年講話的記錄，不妨摘要重溫一下。 漢年同志詳盡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後指出：上海度過由於美蔣封鎖造成的經濟困難，恢復生產，安定秩序，為保證500萬人民的生活，糧食公司以低於收購價供應市民。他強調顧大局、講政策的重要性。工人打老闆，資本家不會認為是部分工人不諒解，而會對政府政策發生懷疑。他指出中國大陸解放多是軍事解放，但內在政治因素起很大作用。《約法八章》的頒布，對解放全國有極大作用。政策照顧起義人員，這樣就有很多留下來的舊人員，給他們機會能為人民服務。但這些因素不免也成為特務得以暫時存在的客觀條件。他指出，要打倒敵人必須熟悉敵人，要戰勝敵人必須學習敵人的長處。敵人的方法對我們有利無害的可用，不好的東西不能用。如肉體處罰、嚴刑拷打，反革命認為是唯一法寶，我們決不能用。 公安部門建立起來的首要任務，是肅清那些公開破壞的特務，對城市中帶短槍、炸彈的破壞分子和特務組織，只要發現，力求追蹤消滅，不能讓其得手，助長敵人氣焰。 關於穩步前進的方針，他指出，不管任務如何重大，情況如何複雜，一定要把情況弄清楚，不能急躁。反革命活動最易激起我們急躁情緒，產生過急做法，這樣容易到處去抓，牽連過廣。「不打沒有準備的仗」，「不打沒有把握的仗」。亂抓，抓了再清理很不好。這樣，真正的敵人抓不到反而溜掉了。在鬥爭策略上，他堅持在「准」、「穩」基礎上的「狠」。要打得准，就要看的准，誘敵深入，當敵人暴露要對我破壞時，一定要給予有力的打擊。 他舉例說，對流氓打架喜歡採取形式上的處罰，不瞭解只有將其後台弄出來才能解決問題。 他概括地說：上海解放已經9個月，有些成績，貫徹基本方針，樹敵不太多。 他特別指出，由於我們由農村到城市，工作改變，環境改變，和黑暗面接觸多，容易產生蛻化墮落。加上我們公安人員有權在手，容易違反政策。他告誡說，不能利用權力侵犯人民的利益。他最後提醒老同志，要在提高自己方面下狠功夫。 在另外場合，他批評我們只會埋頭苦幹，而不懂得用現實材料去教育提高群眾。批評我們不善於更有效地執行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方針，他曾當著許建國局長的面批評提籃橋監獄關押的案犯中有許多未能及時依法處理，他說：「再不解決這個問題，你們這些公安局長要受處分。」 現在回顧後來在內部肅反中走過的以逮捕代偵察，根本不講法治，製造大批冤假錯案、株連無辜的曲折道路，不正是離開正確方針，走向反面的惡果嗎？！當然，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的這些正確的意見，必然會被一些「左」的人看成右了。實踐證明，正是由於漢年同志的正確意見在上海工作中得到貫徹，從而保證了建國初期在上海公安保衛鬥爭中取得那麼重大的勝利和成就。 上海鎮反運動的實際指揮者 1951年1月，上海市辦理反動黨團特務登記伊始，在市委召開的區委書記會議上，潘漢年講話指出，對國民黨員應區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北伐）和國民黨叛變革命之後不同時期，提高了幹部的歷史知識與政策水平。 中央頒布鎮壓反革命的指示以後，潘漢年同志代表市委具體主持這一全黨動員全民動員的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他在多次會議上，批判右的「寬大無邊」的思想錯誤，正確指出，上海過去注意了對特務的鬥爭，而忽視了對那些浮在面上有罪惡有民憤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強調要黨委領導、第一把手負責，結合愛國主義教育和冬防，充分發動群眾。公安機關要走群眾路線，和基層工會密切結合，嘉獎在鬥爭中湧現的積極分子和糾察隊有功人員。控制殺人權限，組織人民巡迴法庭。根據毛主席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的指示，吸收民主人士參加對反革命案件的審理。既聽取了各方意見，改進我們的工作，又使大家瞭解了黨的毋枉毋縱的政策，從而使廣大民主階層站在擁護鎮反運動的一邊。他還親臨普陀區的公審大會，公審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封企曾和陳小毛，受害者憤怒的控訴，通過電台向全市廣播，影響巨大。潘漢年同志是上海鎮反運動實際上的指揮者。 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漢年同志對黨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工作方面，曾經作出重要的貢獻。陳毅同志曾引用一句名言：「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啟示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要有宏偉的氣魄，團結一切應該團結的力量。漢年同志是能從戰略高度理解統一戰線對於革命成敗、國家興衰的重要意義的，證明他真正理解馬列主義的真諦並且善於運用於我國的革命實踐。解放前後，有許多民族資本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專家，經他動員由海外紛紛歸來。他善於團結各階層愛國進步人士，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而共同奮鬥。 漢年同志學識淵博，馬列理論水平高，邏輯嚴謹、分析問題透徹，語言簡練，他寫文章作報告，從來不要秘書代勞。有一次，華東和上海聯合召開清理中內層的幹部會，原定饒漱石作報告，屆時饒有事不能來了，只有請潘講。我們事前為潘準備了一份講稿給他參考，一直到臨開會才送到他手裡，他只來得及把段落題目看了一下就上台講話。當時我們深感內疚的是講稿送遲了，要影響他報告的效果，可是由於他平時對實際情況的深入瞭解和掌握，即席發揮，他的報告講得非常成功。1951年魯迅忌辰，漢年同志百忙中寫出《魯迅雜文的鬥爭性》的紀念文章，在10月19日《解放日報》發表。這樣的學者市長，令人敬佩。 漢年同志參加革命很早，擔任過很多重要的領導職務，為革命立下不少功勳，但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和勤雜人員從不擺架子，寬厚和藹，平易近人，沒有見過他對人發脾氣、耍態度，受到大家的敬愛。他曾對我們的警衛制度提出意見，他苦笑說：「晚飯後想到公園散散步，幹什麼要跟著警衛員，既惹人注意，又脫離群眾。」 漢年同志一貫關心幹部的培養。關心青年幹部的成長。他對在他身邊工作的青年幹部要求嚴格，不許任何人生活特殊化，但放手讓他們在實際工作中鍛煉和提高。他在公安局講話，細緻地關照大家要注意儀表整潔，符合文明城市要求。他對幹部的缺點和錯誤，從來不放鬆批評，但始終是抱著與人為善，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大多採用啟發疏導的方式，不傷害同志的自尊心，因而效果良好，也深得幹部的愛戴。 黨中央為漢年同志平反昭雪，肯定了他的歷史功績，給他應有的正確評價和榮譽，讀之不免感慨萬分，潸然淚下。20餘載的沉冤終於昭雪，長年累月壓在我們心頭上的巨石終於落地了，一個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形象，又矗立在人民的面前，並將載入中華民族的英雄史冊，永遠留在人民的心中。 7.6 潘漢年冤案的前前後後 文光 蒙冤入獄 1955年3月下旬，春寒料峭。北京飯店門前警衛崗哨林立，平添了幾許肅穆的氣氛。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正在這裡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共上海市委的代表為陳毅、柯慶施、陳丕顯、潘漢年、許建國、夏衍6人，以陳毅為團長。這次會議有三項議程：一、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二、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三、關於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 會上，鄧小平代表黨中央作了關於高饒反黨聯盟的報告。對這個問題展開討論時，一些代表先後在會上表示了態度，並對自己和高饒之間的關係作了自我檢查或交代了一些問題。毛澤東主席在大會講話中，對此表示了充分肯定，並號召凡是和高饒問題有某些牽連的，或歷史上有問題而沒有交代的高級幹部，應主動把問題和過去的錯誤向中央講清楚，以便好做人，好做工作；會上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想在會上講的，會後還可以再寫成材料，中央一律採取歡迎的態度。 會議印發了所謂饒漱石、揚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護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饒漱石問題發生後，所謂被「包庇」的胡均鶴已於1954年9月間被捕。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也已於1954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離審查。面對這些情況以及會議的有關提法，潘漢年作為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又是主管政法工作的常務副市長自然而然要聯繫自己的責任。而且1943年他到淪陷區和李士群接觸時，意外地被李士群挾持去同汪精衛見面（當時是由胡均鶴帶去的）一事，因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向中央作過報告，這也是他的一個思想負擔。這次會議，潘漢年下決心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向中央講清楚自己的問題，徹底解除自己的思想包袱。 3月31日會議結束。當晚，心事重重的潘漢年到同住北京飯店的夏衍的房間裡，向這位知交交心說：「我心裡有一件事，還沒有向組織上說清楚。不說，我是睡不著覺的。」夏衍感到這一定是件要緊的事，便誠懇地對潘說：「那你就趕快向陳老總（指陳毅）去說清楚。」是什麼事？潘漢年當時沒有說，夏衍也不便問。 第二天（4月1日），潘漢年找陳毅面談了自己在12年前被一李士群、胡均鶴挾持去見汪精衛的詳細情況，檢討了自己長時期沒有向組織上匯報的原因，同時要求陳毅將他寫的有關報告轉呈中央。陳毅認為這是一個重大問題，答允親赴中南海向毛主席報告並轉交他寫的書面材料。陳毅還安慰了潘漢年幾句，要他不要緊張，要相信組織，相信中央。 報告到了毛主席那裡，毛主席先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隨後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的決定。4月3日中央公安部立刻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請求批准逮捕潘漢年的報告，列舉逮捕的」理由」主要是兩條：一是說他在抗戰時期曾經背著黨同汪精衛勾結，並長期隱瞞，欺騙組織；二是說他在饒漱石、揚帆「包庇掩護特務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問題上負有直接責任。 就在4月3日晚上8時許，潘漢年在北京飯店301房間內接到電話，說樓下客廳裡有人等他，請他馬上下去一趟。原來是中央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帶著幾名便衣幹警在等著。潘漢年下樓後，羅瑞卿宣佈了對他逮捕審查的決定，當即將潘押上小車直送功德林監獄。 對於逮捕潘漢年的事，潘的秘書、警衛員以及同住北京飯店的許多熟人都毫不知情。潘的警衛員相其珍當晚看京戲回來，時已12點多。他發覺潘不在房裡，馬上到陳丕顯、夏衍處打聽，都說沒見到他。夏衍的秘書說：「好像是中南海周總理那裡打電話找他，他下樓去了。」第二天、正當夏衍、相其珍在打聽潘的去向時，上海市委第二書記陳丕顯趕來對他們說：「你們不要著急，潘漢年有要事離開北京了，來不及找你們。他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同日，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譚震林為防止張揚，直接通知夏衍，潘已被捕，並囑夏一定要保密。 當時，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正在北京召開。4月5日，上海市市長陳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團開會時宣佈了潘已被捕的消息。他誠懇地、留有餘地地對上海代表說：潘從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人大代表很多人同他熟識，請不要擔心。潘是因內奸問題而被捕的，那是發生在1943年。在此之前，他做過許多工作，都是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並無叛黨嫌疑。4月7日，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追請大會批准將對潘漢年的逮捕列為議程。因為根據憲法，逮捕人大代表必須經全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批准。 潘漢年因「內奸」、「反革命」被捕的消息，除了上述通報的範圍之外，被嚴格地保密著。全國黨代表會議結束後，在上海代表團回程的火車上，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召集代表和工作人員開會，特地佈置：潘漢年出了問題，你們回上海有人問起潘，就說他出國去了。不要說別的。相其珍不久就被「隔離」起來，因為向他打聽潘情況的人很多。直到報上公開發表潘漢年被捕的消息，相才得以露面。 1955年7月1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第一次向全國公佈了潘漢年被捕的事。報告中提到：「因為已經發現」潘漢年、胡風兩代表「有進行反革命活動的證據」，常委會「已先後批准將他們逮捕審判」。第二天，全國新聞媒介公佈了這個報告。這個消息引起了黨內外、國內外的莫大震驚和關注。而這個報告所提到的「證據」還是同年4月3日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批准，同意公安部要求逮捕潘漢年的報告中所列舉的那兩條。 從1955年4月3日到1960年3月15日，潘漢年在功德林監獄被關了近5年。1960年3月秦城監獄建成，他被轉移到那裡。由於他已「定性」，他的一些戰友、他領導的一些幹部，包括他的夫人董慧都先後受到株連，蒙冤入獄。沒有被捕而在本地區、原單位受隔離審查或抄家的人就更多了。揚帆即因潘漢年被捕而在1955年4月12日從隔離審查升級為正式逮捕。以後被稱為「潘揚反革命集團」，簡稱為「潘揚案件」。在當時政治運動接連不斷，階級鬥爭的調子愈唱愈高的形勢下，對這樣一件中共黨史上罕見的高級幹部被直接指控為「內奸」、「反革命」的集團性大案、要案，勢難進行實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審查、處理。就在1955年潘被定為「內奸」、「反革命」後；周恩來總理即佈置中央有關部門領導李克農組織專門班子查閱解放前潘漢年和中央的來往電文等全部檔案。查檔結果由李克農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正式報告。報告對潘漢年案提出了五條反證材料，要求中央鄭重考慮潘漢年的問題。先後三次報告都沒有回音，被擱置起來。 1957年潘案的審查告一段落，1958年有關辦事機構也解散，但案件本身卻成了一樁懸案，只審不判，也無法定案、結案。有關部門對潘漢年的處理有一條既定原則：不殺。這是因為毛主席於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說：機關、學校、部隊裡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毛主席說：「什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事情拖到1962年，國內各方面政策有所調整的時候，毛主席在1月30日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提到了潘漢年；他說：「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裡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這番話似乎是從政策寬容的角度講的，但卻又給潘漢年增加了一條罪名：「投降國民黨、是CC派人物」。5月30日，中央對公安部關於處理潘案的請示報告作了正式批示：潘漢年是一個暗藏在黨內很久的內奸分子。他的罪行極為嚴重，論罪該殺，由於是從內部查出的，因此給予寬大處理。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對潘漢年案正式開庭審理，並當場宣佈終審判決：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久，根據寬大處理的精神，認為潘漢年在押期間認罪服法，確有悔改，而且服刑期已超過刑期一半以上，宣佈將潘漢年假釋後交公安機關管制。 2月13日潘漢年出獄，以「刑釋管制分子」的身份和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南郊團河農場。他的生活境遇雖然有所改善，每月發生活費200元。能夠探親訪友、看書寫作；但是，他依然是戴著「反革命」帽子的刑釋犯，他的「罪名」已經法律認定，能不委屈嗎？據他的知友唐瑜回憶，他和唐瑜在這時重逢時，潘自責對人輕信，幾乎陷入敵人的圈套，但沒有承認自己犯罪和對革命事業有什麼損害。潘還說過，幾年中他一直在寫材料。有一次，潘漢年夫婦去逛頤和園時，巧遇正在陪同外賓的陳毅。陳毅親切地問了他們的近況，並說要設法催促上面一下。可見，在團河農場時期，有人在關心解決潘漢年的問題，潘漢年自己也在耐心地企盼著柳暗花明的那一天會到來。 「文革」劫難 禍害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發生以後，一切都出乎人們的意料。在這場政治風暴中，潘漢年當然也難逃厄運。「中央文革」為了徹底砸爛所謂舊的公、檢、法，給中央公安部領導人和辦「潘揚案件」的人員強加了「包庇反革命分子潘漢年」的罪名，將他們都送進了監獄。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組一紙命令：「請謝富治同志再把揚帆、饒漱石、潘漢年抓起來。」於是，潘漢年和董慧又被收監受審。1981年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時，陳伯達親筆供認；這個沒頭沒尾的紙條「是我開會時受命寫的」，「筆跡是我的」。 潘漢年在這一次坐牢期間受到的「審訊」和生活待遇，和上一次有天壤之別。在無休止的折磨下，年已61歲的潘漢年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1967年10月，監獄當局給上級主管部門提出了潘漢年已初步診斷為肝癌的病情報告。有關負責人當即請示謝富治，建議專案組抓緊審訊，並給潘增加一點營養，使他多活一些時間，「以利搞清潘犯的問題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這個報告經過謝富治、戚本禹等人審閱同意，最後經江青批准。從這之後的三個月內，潘漢年竟遭到了47次突擊審訊。一個多月以後，為了審訊他解放後的「罪行」，又在38天內對「連續作戰」41次。身患重病，倍受虐待的潘漢年的身體進一步垮了下來。 經過近三年的突擊審訊，大規模的內查外調，在沒有發現任何新材料的情況下，1970年7月3日，專案組向「中央文革」提出了關於潘漢年的「罪行審查」和「判刑意見」的報告，提出了對潘漢年「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處理意見。這一報告經江青送「主席、林副主席、永勝、富治、葉群、作鵬」等圈閱同意。 真正執行這一處理意見卻是1975年3月後的事。1975年，在恢復整頓、加強落實政策的形勢下，當時的中央加快了各專案工作結案處理的步伐，統一部署將重要犯人分散安置到各地去。潘漢年專案組報經批准，決定對他「維持原判」（即維持1970年7月的判刑處理意見），將他和董慧放到湖南勞改單位，每月各發生活費100元。但是，1970年決定的判處無期徒刑，是在沒有辦過任何改判的法律手續下否定了1963年的15年有期徒刑；而且是在沒有發現任何「新罪行」下的「從嚴」處理，怎麼能說是「落實政策」呢？所以，當專案組向潘漢年宣佈安置他到湖南去時，對審查結論和具體處理意見，避而不提。 1975年5月29日，潘漢年在度過了「四人幫」時期的8年冤獄生活之後，被押送到湖南省公安局（「文革」時廳都改為局）所屬第三勞改農場——茶陵縣□江茶場安置。他沒有公民權，沒有通訊自由，不准接近其他犯人，離開場部要經省勞改局批准。儘管是個特殊犯人，但他畢竟可以和同時進秦城監獄而又8年未見的董慧重逢了。夫婦倆相依為命的農場生活，是潘漢年苦難生涯的最後的安慰。 1976年10月，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一舉粉碎後，潘漢年夫婦重新鼓起昭雪沉冤的期望，相信黨會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董慧曾經出面向當時的中共中央負責人寫過簡略的申訴信，陳述她和潘漢年「並無兩心」。但是，在同年冬天，潘漢年的健康狀況卻嚴重惡化，多病並發。為了要從茶場醫院轉到省城醫院作進一步檢查，經過層層審批，1977年3月24日，潘漢年才得以用「肖叔安」的化名住進長沙湖南省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的病房。儘管醫院採取了治療搶救措施，但畢竟無法挽救潘漢年垂危的生命。4月14日19時54分，71歲的潘漢年終於含冤逝世。一個大革命時期入黨，在黨內歷任重要職務，對黨和人民事業作出許多重要貢獻的共產黨員，經過22年冤獄的災難，不明不白的死去，能不死而無憾、死而無怨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優良傳統，潘漢年的沉冤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復了他作為真正的共產黨員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應有的地位。 歷史真相 歷史是公正的，27年後歷史終於還了潘漢年以清白。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下達了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正式文件。歷史事實證明：潘漢年是一貫忠於革命的好同志，那些所謂「投降國民黨」、「投靠日、汪」、「上海解放後掩護包庇反革命，供給敵人情報」以及「內好」、「特務」的罪名都不能成立。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對潘漢年的《刑事判決書》中認定：潘漢年1936年在國共談判中投降國民黨的。1940年前後，投靠日本特務機關和秘密會見汪精衛；上海解放以後，掩護大批反革命分子並供給台灣情報，引起「二六」轟炸（即1950年2月6日台灣國民黨飛機對上海的轟炸）。根據這三條「罪名」，潘漢年被定性為「內好」、「特務」、「反革命」。 歷史的真相是怎樣的呢？ 第一，在1936年的國共談判中，潘漢年並沒有「投降國民黨」，相反地，他是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有功之臣。 1935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後，國民黨政府曾派其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多次會談，時在莫斯科的潘漢年奉命參加了會談。後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派潘回國與國民黨代表陳果夫、陳立夫正式洽談國共抗日合作事宜。潘漢年於1936年4月離開莫斯科回國，同國民黨代表聯繫後，秘密到達保安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共產國際代表團關於爭取國共合作抗日的意見，以及與國民黨當局取得聯繫的情況。不久，中共中央就決定派他為國共談判的正式代表，帶著中共中央致國民黨的信，去南京進行談判，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在此期間，潘漢年與陳立夫、張沖等國民黨方面的代表經常聯繫國共談判事宜。他根據《八一宣言》、陝北瓦窯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及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電的精神，向國民黨有關人士提出了中共對時局發展的見解和國共談判的方針和條件，並介紹了自己的一般經歷。這些都是屬於執行中央指示的正常的工作往來。他和中共中央關於談判情況來往的文電檔案都可證明，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他是堅定地按照中央的談判方針行事的。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潘漢年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此後的幾十年中，也沒有任何事實表明潘漢年有勾結國民黨、危害共產黨的行為。因此，所謂潘漢年「秘密投降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特務」的罪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第二，抗日戰爭時期，潘漢年與日、汪特務機關及其頭目有過來往，見過汪精衛，決不是「投靠日、汪」，而正是為了瞭解敵方意圖和動向，不計個人安危所表現的深入虎穴的過人膽識。他發揚了黨的情報工作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出色地完成了黨的特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中共中央和中央有關主管部門曾一再指示敵占區的對敵隱蔽鬥爭的系統，需要派人打入敵偽組織，相機開展工作，瞭解日、汪、蔣之間的政治動向。爭取重要的情報來源。潘漢年堅決執行黨中央指示，千方百計利用各種社會關係進行這方面的工作。當時，潘漢年同日、汪特務機關和頭面人物之間的活動是工作的需要，其情況均及時向中央作過正式報告。中央主管部門還為此從延安等地選調了一些幹部給潘。為了執行這些任務，他決定採取的一些特殊手段，也都是組織上允許的。潘漢年系統在抗戰時期的敵占區上海、南京等地開展隱蔽鬥爭，功績顯著。經過他們機智勇敢的工作，成功地派人打入了敵偽重要的特務機關，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戰略情報供延安決策時作參考，曾經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揚。他們利用各種關係掩護了一批打入敵人內部工作的同志和上海地下黨組織及其領導人，保證了地下黨組織的安全。他們在敵占區建立了秘密交通線，不僅保證了淮南根據地與上海之間秘密聯繫的暢通而且在環境惡化時還通過合法掩護，把在上海難以立足的地下黨幹部和領導人，安全撤至抗日根據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央派在香港從事對敵隱蔽鬥爭的一批同志和秘密電台處境危險，潘漢年王動地報經中央同意後利用他的特殊關係，派人前往將他們全撤至內地，得以繼續工作。這一切都表明，潘漢年和日、汪來往，是利用敵人、爭取各種機會完成黨交給他的特殊使命、而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他是「投靠日本特務機關」的「特務」、「內奸」。 根據複查材料證明，潘漢年秘密會見汪精衛的問題，是1943年在李士群的挾持下發生的。 潘漢年和汪偽特務頭目李士群建立情報工作關係，對李做策反工作，是潘漢年1939年離開延安時經中央社會部領導同意的，以利用李士群「留後路」的打算，爭取他做一些有利於抗戰的事，有限度地為我所用。由於李士群在敵偽中的地位和作用，為了慎重起見，潘還特地請示了中共中央領導人，並得到了同意。李士群在大革命時期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中央保衛機關工作過。1934年被捕後為中統特務機關工作。不久就投靠日本特務，在汪精衛叛國投敵後充當汪的得力助手。他為了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多一點政治投機資本，1939年李士群設法和中共聯繫。汪偽政權建立後，李炙手可熱，逐步受到重用，歷任汪偽警政部長、特工總部副主任、清鄉委員會秘書長、江蘇省省長等要職。對於李士群這一類關係，潘漢年採取的步驟是非常慎重的。1939年潘漢年就派人和李士群接觸，經過兩年的觀察和試探，1941年才親自和李士群見面。 有一次，李士群向潘引見了胡均鶴（胡當時任汪偽特工總部副廳長兼江蘇實驗區區長人指定胡為潘、李之間的聯絡。胡均鶴，大革命時期加入過中共，從事工人運動和共青團的領導工作。1932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時被捕，叛變後投靠中統。但胡又是東北抗日聯軍司令之一趙尚志的妹夫，胡照顧了趙尚志父親的生活，並幫助過東北抗日聯軍在香港的電台。抗戰初期，胡被江偽逮捕後就在李士群手下工作。1941年間，經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潘漢年同胡均鶴之間建立了情報工作關係。 1943年春，潘漢年奉中共中央華中局之命，從淮南根據地去敵占區找李士群瞭解敵偽「清鄉」部署。潘先到上海，要胡均鶴安排同李士群見面。李當時在蘇州家中，但當胡陪同潘到蘇州，李卻又到南京去了。李留話有事可到南京找他。潘覺察到李的態度有異，但還是親赴南京以摸清李的底細。在胡陪同下，潘漢年到南京的當天仍然沒有見到李。第二天，李約見潘時，就急切地提出了汪精衛想和潘見面。這就和盤托出了李士群搞突然襲擊，要潘到南京的真實目的。在此情勢下，胡均鶴帶著潘漢年見了汪精衛。汪精衛為了獵取進一步同日本勾結的政治資本，想仿照重慶國民黨召開參政會的辦法，在南京另搞一個汪記參政會。汪向潘提出要共產黨派人參加，當即被潘漢年拒絕。潘明確表示：延安方面不會同汪精衛合作搞什麼聯合。對汪的意願可以轉告。根據現有材料可以證明：潘漢年這次會見汪精衛沒有說過任何不恰當的話，更沒有作出任何允諾。這次會見後，潘漢年與汪精衛再未見過面，也沒有發現他與汪有任何進一步的接觸。事實證明，無論是在當時或以後，中共都沒有因為這次潘、汪會見而在政治上、組織上受到任何損害。 潘漢年作為敵占區隱蔽工作的領導人，和大漢奸汪精衛見面一事，在從敵占區回到根據地以後，沒有向華中局匯報。當時華中局正在整風，在淮南根據地高級幹部的整風過程中，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饒漱石搞了小動作，排擠打擊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潘參加了整風運動，不滿饒的這種做法，支持了陳毅，饒漱石則挑動一些人攻擊陳毅，並指責潘漢年犯了「自由主義」、「小廣播」等。陳毅這時曾致電黨中央負責人報告事情經過，並作了自我批評，力求搞好團結。陳毅當時的電文中提到：「漱石、漢年和我三人之間，思想業已打通，可保證繼續順暢為黨工作。」據潘漢年的解釋：在當時的氣氛下，他顧慮說出見江情況，會被嚴重懷疑而又無法弄清楚。再加上潘漢年還目睹了新四軍三師保衛部部長揚帆被康生來電誣陷為「特務頭子」而被逮捕審查。從揚帆的遭遇聯想到自己，潘漢年也不會不考慮如果主動報告見江問題，將會有什麼實際後果。 1945年2月，潘漢年作為黨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這一次，潘漢年原是下決心當面向毛主席報告的。當去楊家嶺見到毛主席時，毛主席非常高興，對潘漢年在敵占區的工作表揚有加，並當場舉酒祝賀潘漢年工作勝利；還囑潘不要受流言蜚語的影響。毛主席的親切熱情，充分信任，使潘漢年把要說的話又嚥了回去。據1963年潘假釋後見到唐瑜提起這次見面時，他還為自己錯過了這樣一次袒露心跡的機會而後悔。在「七大」時，還因為饒漱石不守安分的問題和有人說潘漢年「自由主義」，受到了批評，迫使潘漢年主動提出自己不宜列入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時機一失，一拖就是12年。潘漢年的解釋雖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長期不向組織報告會見汪精衛這樣重要的事情，總是個錯誤。至於所謂潘漢年「背著黨同汪精衛勾結」等等則都不是事實。 第三，關於上海解放後潘漢年「掩護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供給敵人情報導致「二六」轟炸，也是不實之詞。 胡均鶴在上海解放前夕向我方要求給予立功贖罪的機會，經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同意後報告了中央有關主管部門。於是胡均鶴等被帶到上海參加鎮反工作。對此，潘漢年沒有責任。上海解放後，經饒漱石批准，』胡均鶴被委任為上海市公安局社會處所屬的外圍組織情報委員會主任（1950年2月改為政保處情報室副主任）和專員，利用一批叛徒、特務擔任了情報、審訊工作和聯絡員。還有許多登記自首的原國民黨特務，被用作為公安局的工作關係。在開展隱蔽鬥爭中利用這些人，是黨的政策所允許的，對當時開展反特肅反鬥爭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們在市公安局領導下曾經獲得各種敵特線索，破獲敵特潛伏電台幾十部。儘管在利用這些人的範圍、分寸、界限、方式方法上有不當之處；儘管潘漢年分管政法工作，但無論如何不存在所謂潘漢年「掩護胡均鶴等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的問題。 至於說潘漢年「供給情報」引起「二六轟炸」，完全不確。現已查明，1950年「二六」轟炸前，被上海市公安局破獲的國民黨軍統特務羅炳乾的潛伏電台（羅已被鎮壓），向台灣提供了大量情報和轟炸目標，這和潘漢年毫無關係。對我國實施封鎖轟炸，是當時美蔣的政策。況且當時國民黨從上海敗退不久，對上海原來的工業佈局，包括上海電力公司、楊樹浦發電廠等的所在地一清二楚，不需要提供什麼情報。斷言「二六」轟炸是由潘漢年「提供情報」所引起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中共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中向全黨鄭重宣佈：「原《判決書》認定潘漢年是內好的那些罪名，經過複查都不能成立。」聯繫潘漢年為黨作出的重大貢獻以及歷史上一貫表現來看，「潘漢年是一貫忠於革命的好同志，而決不是長期暗藏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機關內部的內奸分子」。「把潘漢年定為『內奸』，並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這是建國以來的一大錯案，應予徹底糾正。」 株連種種 潘漢年冤案發生後，在他長期工作過的上海，受到株連的人員面廣量大，又形成了一連串的冤假錯案。據中共上海市委潘案落實政策清理小組1982年的材料：從各單位上報數字來看，全市1955年起因潘案株連而被逮捕的有800多人。受到其他處理的有100多人。這900多人中，在市級黨政部門工作的幹部有170人，其中中共黨員91人。 還有一些名義上未因潘案立案，實際上卻因潘漢年被錯誤定性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領導幹部和知名人士，並未算入上述900多人內。所以在上海實際受株連的約有1000人以上。 這些株連對象，大致屬於幾種情況： 一、是解放前在潘漢年直接領導下從事地下隱蔽鬥爭的革命幹部。解放後，大都是公安、情報、統戰等部門的骨幹。1955年四五月間在「潘揚案件」立案後，中央公安部直接逮捕的上海的幹部除潘漢年、揚帆外，還有劉人壽、董慧、譚崇安、袁錕田、王征明、田雲樵、錢明、李滌非、蔡秉賢、汪錦元、孟述先、周之友等19人。他們被關押從2年到20年不等，大多被作為「反革命犯」判處徒刑，主要「罪名」，無非是長期在潘、揚領導下參加隱蔽戰線的工作。潘、揚既是「反革命」，他們「理所當然」地成了「反革命分子」。 他們中很多人被整得家破人亡，連累了第二代也背上黑鍋，工作、參軍、入黨、提拔，處處受限制。例如蔡秉賢同志，是1940年的中共地下黨員，1942年奉命打入國民黨特務組織，工作很有成績，曾受到中共中央主管部門的表揚。上海解放後，上海市公安局曾根據他提供的線索，破獲過幾起潛伏敵特的重要案件。潘案發生，蔡鋃鐺入獄時正年輕力壯，等到80年代平反出獄，已經步入老年。又如周之友（又名幼海），是漢奸周佛海之子，受進步友人的影響，在學生時代就傾向革命。抗戰勝利後，上海地下黨的策反組織和他建立了聯繫，他參加了地下鬥爭。1946年由揚帆、何榮介紹入黨，成為華中分局情報部的特別黨員，在上海參加情報策反工作。上海解放後，被分配在市公安局任副科長。潘、揚冤案發生，他被株連入獄。出獄時已是半身不遂的老人。 潘漢年的夫人董慧的遭遇也很悲慘。她出生在香港，父親是道亨銀行的經理，曾任香港商會會長。董慧在北平求學時經受了「一二九」運動的洗禮，1937年18歲時懷著抗日救國的滿腔熱情奔赴延安進了「抗大」。1938年1月在延安加入共產黨。丑939年由中央社會部派遣在潘漢年領導下到敵占區工作。她以道事銀行的職員身份為掩護，通過她的社會聯繫，為潘漢年系統掌管經費，做交通、聯絡的掩護工作。抗戰初期，她還曾動員父親捐了一筆巨款給八路軍。上海解放以後，她擔任市委統戰部的科長、副處長。1955年5月被捕受審，雖然夫妻兩人關在同一座秦城監獄，卻互不知下落。1962年，公安部給予她所謂「參與內奸活動，盜竊國家資財，但不追究刑事責任，寬大釋放」的結論。1963年潘漢年假釋出獄，夫妻才得相聚。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兩人被再次收監，使董慧精神上受到極大刺激，疾病加重，在獄中又遭骨折，一時生活都無法自理。1975年原中央專案三辦宣佈對董「維持原結論」，讓她隨潘漢年安置在湖南□江茶場。她的處境引起在港親屬的憂慮。1976年，董的弟弟曾從香港到長沙要求探望潘、董，未獲同意，但轉交了他給董慧帶來的輪椅。潘漢年逝世後，1978年其弟又來探望，提出要將董慧接去治病，但那時董慧正陷入失去潘漢年的巨大悲痛中，她守著潘漢年□江茶場的舊居，期待著平反昭雪的一天。後來，董弟又致信國務院負責人，要求讓董遷居到廣州，以便就近照顧。這封信還未有下文，董慧已含冤離世，終年61歲。董慧蒙冤20多年來，組織上從來沒有宣佈開除她的黨籍，只說「停止」她的黨籍。直到她臨終，還背著「參與內奸活動」的罪名。1979年初平反決定到達時，她已去世。1980年董弟致信湖南省公安廳，要求將潘、董骨灰合葬一處，經請示未得同意。1982年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後，忠貞善良的共產黨員董慧的骨灰，才和潘漢年的骨灰一起被移送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 還有一些解放前後在潘漢年、揚帆直接領導下的幹部，雖然1955年未被逮捕判刑，但受到隔離審查、調離原來崗位、降級使用等不公正待遇。如趙錚、何犖等在隔離審查後，有的升級逮捕，被清理出公安部門，有的送皖南勞教農場。有些幹部在以後的審干、反右鬥爭等政治運動中又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等，受到錯誤處理，如王以偉、干戈、唐路等。解放前有過貢獻的王大超則被迫自殺。 這樣一批經過對敵鬥爭長期考驗、富有鬥爭經驗的幹部長期被打入另冊，遭到誣陷，不受信用，且不說個人和家庭蒙冤遭難，對解放後的情報、公安、政法、統戰等工作，也造成了相當重大的損失。 二、是解放後立功贖罪的來自敵特陣營中的叛徒、特務分子，即所謂潘漢年、揚帆「掩護、包庇」的反革命分子、這類株連對像人數最多，情況也複雜。本來是既往不咎，立功贖罪的投誠對象，現在卻成為潘、揚「包庇」的鐵證。 三、是潘漢年的親屬，如潘漢年的胞弟潘錫年，侄子潘可西等人。潘漢年是宜興陸平潘家較早參加革命的。解放前，潘漢年是有名的共產黨人，他的親屬在家鄉被另眼看待。解放後，潘漢年成了「反革命」，他們又被無辜株連20多年。如潘可西和潘錫年，都是抗戰時期入黨、到過延安工作的老幹部。由於是潘漢年的親屬，在反右鬥爭、「文革」中或被下放，或作為「反革命分子」監督勞動。他們的小輩也受影響，有的連上大學、當幹部的資格都被剝奪了。 除了以上直接受株連的以外，還有一批潘漢年的戰友、摯友，如王堯山、於伶等，也曾受到過種種懷疑、誣陷和不公正的對待。潘漢年被捕後，上海市副市長許建國奉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命立即回上海安排追查潘案的工作。許一到上海先和市委秘書長王堯山研究潘在上海的工作情況以及潘的私人來往關係。柯慶施從北京返滬以後，馬上召集小範圍的會議研究潘案，並要王堯山談對潘漢年的看法，提供潘的來往關係中的可疑之處。王堯山談的主要意見是：潘漢年解放前是搞情報工作的，他的關係比較複雜，因工作關係與敵人內部曾有接觸；至於他是否是內奸，王堯山始終不表示態度。後來，就要王停職檢查，並追查他與潘的關係。柯慶施還決定把王的宿舍從丁香花園遷出。從此，王堯山被迫寫了不少交代，但每次交代都沒有說潘漢年是「內奸」、「特務」。以後又召開多次揭發批判王堯山的會議，有時會議有四、五十人參加。1959年，對王堯山宣佈了市委《關於開除反黨分子王堯山黨籍的決議》。王堯山拒絕簽字，並嚴正提出：「簽字違反我對黨忠誠的意志，我不同意市委的決議。」當年，王堯山被降職降級下放到淮海中學。他的夫人趙先寫了申訴信給中央。誰知此信轉到柯慶施手裡，趙先即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撤銷上海市婦聯主任的職務，下放到長興島農場「勞動改造」。 除了上海以外，潘案的株連對像還涉及北京、江蘇、浙江、廣東甚至香港等地。由於潘漢年長期領導隱蔽戰線的工作；這條戰線上的幹部受株連的情況特別嚴重。現年93歲的華克之（即張建良）就是其中之一。華克之在大革命時期是國民黨左派，「四一二」事件後，他認清了蔣介石的反動本質，誓以反蔣救國為己任。1935年曾策劃刺蔣未遂，成為國民黨懸賞10萬元通緝的要犯。1937年他到延安後，面聆毛主席的教導，表示決心聽從共產黨的調遣，萬死不辭。1939年，他由廖承志和潘漢年兩人介紹，由毛主席親自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成為潘漢年的重要助手，馳騁於敵占區的隱蔽工作戰線上，屢建奇功。潘案發生後，1955年5月21日他也被捕。在獄中，他實在不能接受潘是「內奸」、「反革命」的定論，猶如他不相信自己犯「反革命罪」一樣。但他又不能不相信中央的決定，加上某些人對他的不實誣陷，使他極度痛苦，竟將筷子捅進自己的眼窩，眼球都掉了出來。經過搶救，眼睛雖被保住，但一目幾乎失明，落下終身殘疾。他被判刑11年，刑釋後被押送徐州監督改造又是10年。他的夫人朱素文也是潘的下屬幹部，1955年被捕審查，1963年獲釋後下放到徐州當圖書資料管理員，兩人依靠她的50多元工資苦度光陰。1979年，華克之到北京找到廖承志，才得以平反。直到潘漢年平反，公安部再次複查，重新作了結論，認定他在建國前在潘漢年領導下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對黨的事業是卓有貢獻的。 在潘漢年冤案的影響下，如此眾多的他的家屬、親友、戰友、領導下的幹部和所屬的工作關係受到株連，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這個歷史教訓十分深刻，永遠值得記取。 複查平反 1979年陳雲委託劉曉等瞭解潘漢年解放前在上海隱蔽鬥爭中的工作情況和問題，為重新審查潘案做準備。後來陳雲因病住院開刀，在開刀之前他語重心長地提出：雖然這次是開小刀，但人老了要防萬一，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漢年問題得到解決。他還提出：1936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潘漢年去進行國共談判時，是由王明、康生和他三人決定的。現在王、康都已去世，只有他能為潘漢年作證明了。當姚依林去探望他時，他建議中央複查潘漢年的問題，姚將他的建議立即報告總書記胡耀邦。 劉曉1978年在上海休養時，陳雲即想找劉瞭解潘漢年的歷史材料。1979年劉曉回北京住進醫院，陳雲到醫院看望劉曉，並要求他在一二個月內寫出報告，用實際材料回答潘漢年究竟是為我黨搞情報，還是為國民黨或日本人搞情報的問題。劉曉當時雖然半身不遂、記億衰退、言語困難，而且自己的問題還沒有結論，但仍然在夫人張毅的協助下，與有關同志聯繫。當時，在兩個「凡是」的影響下，複查潘漢年案的阻力還很大，陳雲交代的任務只能悄悄地進行。劉曉、張毅找了夏衍和史水等向中央寫信要求對潘案進行複查，並以歷史材料證明潘漢年確是為黨出生人死地搞情報工作的。還找了上海的劉人壽夫婦自費到北京，名義上是探親訪友，實際上是為複查潘漢年問題提供材料。劉曉自己也提供了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凡是潘漢年掌握的上海地下黨的人和事、聯絡機關，都沒有遭到破壞的有力證明。 1980年廖承志最早公開對潘案表示疑問。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提出潘漢年的問題是個冤案，潘漢年不是「內奸」、「叛徒」；因為潘漢年解放前對上海、廣州、香港等地地下黨的情況是很清楚的，這些地方的地下黨沒有一個機關是因潘而遭破壞的，建議中央對潘案要重新審查，廖承志的意見引起許多同志的共鳴。胡立教於1981年同樣對潘漢年「內奸」問題提出反證，他在材料中寫道，潘熟知我們黨通訊密碼的規律和方法，如果他系「內奸」，就不可能不向敵人透露，而確鑿的事實是直到全國解放，無論國民黨和日偽系統，始終不知我們的這一機密。 潘漢年的親屬20多年來受到株連，但對潘案一無所知，連潘漢年是否還在人間也不敢打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以後，潘的弟弟潘錫年、侄兒潘可西等才積極給中紀委寫信，要求對潘案進行複查。 1981年初，中共中央根據各方面的意見，責成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潘案正式複查。在中紀委和陳雲的督促下，中央公安部採取了積極態度，於1月16日向中紀委提出了處理潘案過程的報告。3月，中紀委的複查工作全面展開。為此調閱和詳細研究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原中央專案辦公室關於潘案的全部材料，並查閱了中央檔案館和有關主管部門的歷史檔案，又向幾十位過去與潘漢年一起工作過的同志作了調查。20多年前李克農關於潘漢年案件的報告引起人們重視，成為複查、平反的有力線索和重要證據。經過一年零五個月的努力，終於以確鑿的材料證明原來認定潘漢年是「內奸」、「特務」、「反革命」的結論根本不能成立，應予否定。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據中紀委的複查結果，正式作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中發[1982]37號文）。《通知》對潘漢年的一生作了高度評價：「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並宣佈中央決定：一、撤銷黨內對潘漢年的原審查結論，並提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判決；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他的歷史功績，公開為他恢復名譽。二、凡因「潘案」而受牽連被錯誤處理的同志，應由有關機關實事求是地進行複查，定性錯了的應予平反，並切實處理好他們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生活困難等善後問題。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決書》，宣佈潘漢年無罪，宣佈撤銷1963年的原判。 上海因「潘案」而遭到株連的人數最多，影響最深，為此受到胡耀邦、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注。胡耀邦曾親自對潘案複查落實政策和善後工作作了三次批示。中共上海市委成立了以王堯山為組長的市委潘案落實政策清理小組，由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分管。自1982年開始到1985年，清理複查和落實政策工作基本結束。1983年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舉行各界人士座談會，深切懷念潘漢年同志，號召全市人民學習他的優良品德。4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派人專程赴長沙將潘漢年和董慧的骨灰移送到北京八寶山公墓安放。 至此，沉冤27年的「潘案」終於得到了徹底的糾正。 顛倒的歷史被顛倒了過來。以史為鑒，釀成潘漢年冤案的教訓是發人深省的。「潘案」的發生，有其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歷史條件。而「左」的指導思想和決策則是導致潘漢年沉冤難伸的主要原因。 第08章 情誼永存 8.1 陳雲與潘漢年 遲愛萍 從現在掌握的歷史資料來看，陳雲與潘漢年的直接交往不多，在黨的歷史上他們僅兩度並肩工作過，時間都很短暫。但這兩度交往在黨的歷史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們都發生在中國革命處於危急關頭。關於這兩段交往，無論是陳雲還是潘漢年都未詳細敘述過，後人只能沿著他們生前的足跡和他們點滴的回憶及有限的歷史資料，去尋找那不尋常的戰鬥情誼。 在中央特科 1931年1月初，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潘漢年一度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時值陳雲任江蘇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 同年4月2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從事黨中央情報工作的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國民黨反動派有了一舉破壞中共中央的可能。幸而打入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員錢壯飛及時向中央報告了這一消息，當時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周恩來得知後，在陳雲等同志的協助下，立即採取緊急措施，才使局勢轉危為安。此後，中央領導機關在上海的處境更加困難，活動範圍被迫大大縮小，連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會的會議都難以舉行，工作一度陷於停頓狀態。 為了使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逐步穩定下來，中央決定重建特別工作委員會，於是陳雲、潘漢年、康生被同期調往中央特科。陳雲任特科總負責人，潘漢年是陳雲的助手，任特科二科科長，主要負責搜集情報工作。」 重新調整的中央特科在陳雲的領導下，在潘漢年等同志的協助下，克服各種困難，在白色恐怖日趨嚴重的上海，為保衛黨中央和各級黨組織的安全，打擊敵人的陰謀破壞活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在這期間中央特科主要處理了以下幾件大事： 第一，協助周恩來處理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中央機關的轉移。 第二，懲處叛徒王世德。此人綽號「老先生」，原是特科三科工作人員，叛變後，洩露了特科工作機密，給黨的特科工作造成困難。後受到特科「紅隊」的懲處。 第三，配合營救國際職工運動領袖牛蘭及夫人。牛蘭是太平洋勞動書記局秘書長，當時他在上海做地下工運工作。1931年6月牛蘭夫婦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帝國主義無理逮捕，後又交給國民黨反動政府解往南京，關在「模範監獄」。 牛蘭被捕後，中共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在牛蘭解往南京時，上海地下黨組織曾發動數千名群眾赴上海北火車站示威，要求國民黨反動當局釋放他們。1932年3月陳雲兼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曾召集全總黨團開會，研究營救牛蘭夫婦的問題。中華全國總工會於5月7日發表《反對國民黨政府危害世界職工運動革命家——牛蘭夫婦告全國工友書》；7月9日又通過了《中華全國總工會號召全國赤色工會領導全中國工人階級來援助世界職工運動革命領袖牛蘭之決議》。與此同時，著名愛國人士宋慶齡，各國的著名學者羅曼·羅蘭、愛因斯坦等也都以個人的名義發表聲明，或採取其他方式抗議國民黨政府，要求他們釋放牛蘭夫婦。 當時的營救活動有兩個重要前提：一是要證明牛蘭夫婦是蔣介石指使人抓的；二是要證明牛蘭夫婦還活著。為了搞到這兩個證據，必須獲得牛蘭從獄中寫出的親筆信。這件事交給了中央特科二科，潘漢年通過各種關係，買通了中統特務頭子張沖，獲得了牛蘭的親筆信，為營救工作提供了重要條件。 第四，派遣宗益壽打入敵人內部。宗益壽，江蘇宜興人。1927年曾參與發動宜興農民暴動。暴動失敗後，到上海參加黨的工會工作，改名孟平。後根據臨時中央的決定和特科的安排，在上海報上刊登脫黨啟事，打入敵人內部。宗孟平在敵人內部曾成功地保護了中共被捕的同志。 第五，揭穿國民黨偽造《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的真相。此事由中央特科協同黨的上海地下組織付諸實施。當時，採取的主要反擊行動是： 1．在《申報》刊登《伍豪啟事》。《申報》在上海影響大，共產黨和申報館又有一定的關係。1932年2月16日《時報》刊出偽造啟事後，中共黨組織即派人給申報館廣告處送去上海的臨時中央所代寫的《伍豪啟事》，以否定國民黨反動派的偽詞。但申報館廣告處律師看後說：《申報》沒有刊登《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啟事》。 2月20日，《申報》館在國民黨當局的壓力下刊登了偽造啟事。因此，黨又派同志於當日上午到申報館詢問：《申報》已登《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為何不登《伍豪啟事》？申報館答稱：鋪保手續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啟事》。幾經交涉後，終於在申報館總經理史量才、顧問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廣告處的名義在報上公開答覆：「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十八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不能刊出。」這是當時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國民黨反動派的偽造啟事的一種方法。它的作用是；（1）使人得知有兩個伍豪，因為《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已在《申報》登出，而又說伍豪有個啟事未能刊出，可見後一個伍豪與前一個伍豪不是一個人；（2）使人得知後一個伍豪的啟事是對著《時報》已登出的伍豪啟事來的。正如陳雲在1972年6月13日指出的：「當時臨時中央設法登了一個小廣告，用報館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間接說明伍豪有一個否認並揭穿國民黨造謠的聲明，但因為保人關係，不能登出。用這個小廣告使白區和全黨同志知道國民黨的陰謀，不受其欺騙。」 2．在上海散發了反擊國民黨反動派造謠誣蔑的傳單。這一傳單于2月20日由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署名，題為《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傳單指出：「最近在時報、新聞報各反動報紙堆中所登載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的廣告，就是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無恥造謠的一例。」「無論這些狗東西怎樣造謠誣蔑，並不能動搖共產黨在勞苦群眾中的威信！」 3．在黨內披露事實真相。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黨報《實報》第11期上，刊登了黨組織所代寫的另一《伍豪啟事》，指出：《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是國民黨造謠誣蔑的新把戲」，「一切國民黨對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與我個人的造謠誣蔑，絕對不能挽救國民黨於滅亡的」！同期《實報》還發表了題為《國民黨造謠的又一標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瘋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謠，……假借伍豪同志的名義來污蔑伍豪同志（共產黨的領袖之一），污蔑中國共產黨。」 4．以周恩來的另一別名周少山的名義，請法國律師巴和代登啟事以否認偽造啟事，進一步肅清其影響。與此同時，在中央革命根據地，也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佈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佈告。佈告中說：「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於1932年2月20日左右連日登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啟事，宣稱脫離共產黨，而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裡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污蔑。」 1983年1月23日，陳雲在談及此事時說：當時，我雖在上海臨時中央，但已離開特科到全總任黨團書記，所以我只知道報上登出《伍豪啟事》時，恩來同志已去中央蘇區，這個啟事是敵人的陰謀，而不瞭解地下黨設法揭露這個陰謀的情況。那時接替我負責特科工作的是康生。據他說揭露國民黨偽造《伍豪啟事》的任務，那時是交給潘漢年辦的，由此也可以說明潘漢年同志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很大功勞的。 陳雲於1933年7月17日由上海轉到中央蘇區。不久，康生去了蘇聯，特科工作實際上是潘漢年具體負責。1981年11月，陳雲在回憶特科工作時講，在特科中，「潘漢年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實際上他是領導」。 1933年5月，潘漢年亦從上海轉至中央蘇區，到蘇區後立即被任命為中央局的宣傳部部長；同年六七月，調任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此時，陳雲在蘇區繼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兩人工作上沒有直接往來。 共同擔負特殊使命 1934年10月，陳雲與潘漢年都加入了舉世聞名的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隊伍，陳雲擔任五軍團（後衛軍團）中央代表，潘漢年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同年二三月間，在紅軍重人遵義城不久，張聞天代表黨中央通知潘漢年，要他隨陳雲到敵區，主要任務是：在上海附近長期埋伏，恢復黨的秘密工作；設法打聽上海方面有無國際關係，以恢復我黨因長征而與共產國際中斷了的聯繫；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的情況。張聞天還囑潘漢年先行一步。當時，潘漢年與陳雲約定白區的聯絡方法，是在與陳雲相識的潘漢年的表妹呂鑒瑩的住址會合。呂的丈夫潘渭年是潘漢年的堂弟，中共黨員。 潘漢年接受任務後，即從遵義起程赴貴陽城。途中改名楊濤，化裝成商販，以鄧發為他找的一個廣東商販為伴。到了貴陽，找到了貴州工委的秦天真，經秦天真派藍運城（女）同行掩護，約三四月間抵香港。到香港後，潘漢年即寫信給呂鑒瑩，得到潘渭年回信知道他們安全，才赴上海。在滬通過潘渭年的上級、臨時中央上海宣傳部負責人董維健找到臨時中央上海局負責人浦化人。其時，中央上海局已遭到1934年6月、10月，1935年2月三次大破壞。1935年3月至8月成立了臨時中央上海局。以維持白區工作及與各方聯繫的局面。同年5月，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又名勞倫斯）被捕。潘漢年到上海大約就在這個時間。浦化人告訴潘漢年：國際負責代表已不在上海，並認為白色恐怖嚴重，潘在上海不安全，主張潘暫返香港，等待時機活動，國際方面也待取得聯繫後再通知。於是潘漢年重返香港。在港潘獲悉共產國際預備在當年下半年於莫斯科召開代表大會，便產生了去莫斯科找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聯絡國際關係的想法。並經梅龔彬（原名海電龍，自1932年起，與潘有來往）會見了陳銘樞、蔣光鼎等人，托他們疏通兩廣關係以辦理出國護照。 再說陳雲。自潘漢年接受任務，離開紅軍隊伍之後，陳雲繼續隨軍西行，經過兩渡赤水，突破烏江，強渡金沙江，飛渡大渡河等艱難里程，於5月31日到達西康地區的滬定縣。當晚，陳雲出席在滬定縣城附近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會議決定：中央紅軍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線，避開人煙稠密地區；陳雲去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繫。 陳雲受命後，約6月中旬離開長征隊伍，在四川中共黨員席懋昭的掩護下，從四川天全縣靈關村出發，經榮經、雅安、成都、重慶，乘船前往上海。 約6月底，陳雲到達上海，住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永安旅館，化名李介生。由於黨組織遭到敵人嚴重破壞，一時難以接上關係。陳雲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這時的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擔任浙江實業銀行的副總經理和滬江、光華大學的教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精力從事抗日救國運動，被譽為「中國左翼運動的理論家」。他的二弟郁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支部書記，上海店員總工會委員長、黨團書記，與陳雲共同從事過工運鬥爭。此時，章郁庵改名為章秋陽，以上海證券交易所經紀人的公開身份，繼續從事秘密工作。 通過章乃器，陳雲很快見到了章秋陽。為安全起見，章秋陽將陳雲轉移到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賢坊21號自己家中，後又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裡唐文雲（章秋陽愛人）家中。這時原商務印書館黨員孫詩圃，奉組織之命亦從無錫趕到上海，參加掩護陳雲在滬的安全工作。安頓之後，陳雲即通過章秋陽，找到廠上海臨時中央局的同志，瞭解了上海黨組織的情況；還通過潘渭年告之在港的潘漢年立即來滬。在此期間，陳雲分析時局，產生了赴蘇的想法，並通過章秋陽順利找到了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和何叔衡的女兒何實嗣。她倆與共產國際駐上海聯絡員都有聯繫。 約8月，陳雲與潘漢年在上海取得聯繫。鑒於上海形勢險惡、暫時還沒有恢復白區工作的條件，他們兩人決定先後乘蘇聯貨船赴海參威，然後轉赴莫斯科。作出決定後，陳雲便通過秘密交通，與陳潭秋、楊之華等先期乘坐蘇聯貨船經海參威，於8月20日到達莫斯科。此時，共產國際七大已經閉幕。斯大林等蘇共領導人接見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及陳雲、滕代遠等人。而後，陳雲參加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化名史平。 約8月下旬，潘漢年化名水番三郎，乘蘇聯貨船「東方號」離開上海。9月上旬抵達莫斯科後，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之托，列席了少共國際代表團大會。隨後，潘漢年化名柏林，參加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學習，並與在蘇的陳雲、曾三、孔原、饒漱石、楊之華、高自力、梁廣、夏采曦等一起參觀訪問。 陳雲與潘漢年的赴蘇，完成了黨中央交給他們的特殊使命，使中共恢復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繫，並使共產國際瞭解了遵義會議及紅軍長征的情況。 1936年初，國民黨為謀求國共合作的途徑，派其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為代表，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據陳雲同志1981年11月8日回憶，當時是他與王明、康生三人共同商議決定。派潘漢年出面與鄧文儀接頭的。隨後，又指派潘漢年為聯絡代表，回國找陳果夫、陳立夫洽談國共抗日合作事宜。並要求他默記密碼，以恢復黨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是年4月間，潘漢年離開莫斯科經法國巴黎回國，為爭取第二次國共合作日夜奔波。 這年10月，陳雲亦接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命他回國迎接西路軍的指示。1937年4月，陳雲抵達迪化（今烏魯木齊），任中共駐新疆代表。5月，他和膝代遠到新疆、甘肅交界的星星峽地區接應李先念等率領的西路軍餘部400多人進入迪化，而後在新疆組織幹部、戰士學習文化知識和軍事技術，並組建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航空隊。 為戰友伸張正義 陳雲與潘漢年自莫斯科分手回國後，分別在不同的崗位為黨竭力工作。陳雲從1937年11月由新疆赴延安，12月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直至1944年3月；後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主持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9月陳雲到達瀋陽，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參加領導建立東北根據地的鬥爭，直至解放。潘漢年回國後，曾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華中局情報部部長等職，為黨的統戰和情報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臨近新中國成立之際，陳雲受中央之托，主持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工作，出色的領導了建國初期統一財政、穩定物價、恢復生產、安定人民生活等重大工作。在這期間，他曾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有過直接的指示。當時潘漢年作為上海市委第三書記、上海市副市長，曾為落實中央一系列指示，協助市長陳毅在上海恢復和發展生產、穩定物價、整頓金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5年4月，潘漢年因所謂「內奸」問題被逮捕並定罪判刑。但其問題始終查無實據，政治名譽也未能恢復，直至1977年4月14日在長沙蒙冤病逝。 對此，陳雲心情一直十分沉重。潘漢年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黨內瞭解他情況的同志並不多，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後，中央領導層中與潘漢年共過事的、還健在的，僅有陳雲一位了。無論是從黨的利益，還是從戰友情誼，陳雲都認為必須徹底搞清潘漢年的問題。 1978年11月，陳雲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工作會議上，率先提出了要重新評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遺留的某些重大歷史問題。三中全會後，陳雲便委託曾長期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劉曉收集潘漢年的材料，以查清問題。 1979年10月，陳雲因病住院動大手術。手術前，陳雲鄭重地給當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寫了一個條子，提出重新複查潘漢年的案子。姚依林來醫院探望陳雲，問他還有什麼事。他說，沒有別的事，潘漢年的問題也給耀邦同志寫了條子。在疾病威脅生命的關鍵時刻，陳雲提出潘案複查的問題，充分顯示了他對黨的歷史和事業及戰友高度負責的精神。 1981年3月1日，陳雲再次就潘案複查問題致信已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及鄧小平、李先念等同志，信中說：「我認為潘漢年的案子需要複查一下。」「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與漢年同案人的材料。這些材料，並無潘投敵的材料確證。」而且，劉曉同志領導下的上海黨的組織的完整保存，從反面證明了潘漢年並未投敵出賣組織或某一個同志。陳雲明確提出：「我提議中央對潘漢年一案正式予以複查。這件事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辦理。」3月3日，胡耀邦批示接陳雲同志的意見，由中紀委複查潘案。 同年11月18日，陳雲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特科工作者的座談會上，又向當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詢問潘漢年材料的情況，並對在場的原特科工作人員說：「潘漢年的案件，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正在為他平反。我必信他將恢復名譽。」短短的幾句話凝聚著陳雲對戰友的深重的情意和無比的信任！它深深震撼著在場的每位特科老戰士的心。 歷史不容歪曲，這是鐵的原則！中紀委在公檢法有關部門的協同下，根據檔案材料和大量人證物證，徹底否定了強加在潘漢年身上的「罪狀」及錯誤結論。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據中紀委的複查結果，向全黨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通知向全黨鄭重宣佈：把潘漢年同志定為「內奸」，並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應予徹底糾正。通知還充分肯定了潘漢年自1925年加入共產黨後，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卓著功績。 歷史傳揚著許多友誼的頌歌。陳雲與潘漢年在白色恐怖及生與死面前所結下的戰鬥情誼，就是非常動人的一曲。時至今日，兩人已相繼謝世，但他們共同灌注的戰友之情和共同為之奮鬥的事業將永遠鐫刻在歷史的豐碑上，萬古長存！ 8.2 潘漢年與宋慶齡 林銘綱 1936年10月上旬的一天，潘漢年身負代表中共同國民黨當局進行團結抗日談判的重任離開陝北，經西安、南京，風塵僕僕到達上海，不顧旅途勞累，立刻前往位於法租界的莫利哀路29號宋慶齡寓所（今為香山路7號孫中山故居）拜訪他十分景仰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 對於宋慶齡的情況，潘漢年是相當熟悉的。他清楚地知道：宋慶齡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的友誼與交往以及對左翼進步文化運動的關懷與支持；大革命失敗後，她始終不渝地堅持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痛斥蔣介石叛變革命的行徑；八一南昌起義時，她被推選為革命委員會7人主席團的第一位成員；1936年5月底，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她領銜擔任執行委員，和沈鈞儒、陶行知等人一起領導轟轟烈烈的群眾抗日救亡運動。潘漢年還知道，1936年初，宋慶齡曾接受宋子文請她幫助溝通國共兩黨聯繫的委託，派董健吾和張子華一起赴陝北瓦窯堡向中共中央領導人面交重要信件，並帶回了毛澤東等人關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復電。就在3個月前，潘漢年路過上海作短暫停留時，還登門拜訪了宋慶齡，向她介紹了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並得到了她的贊同。 潘漢年懷著激動而崇敬的心情，走進了宋慶齡的寓所。宋慶齡親切而熱誠地歡迎這位來自陝北的中共代表，並從他的手中接過了毛澤東的親筆信。她戴上了眼鏡，一字一句地仔細看了起來： 慶齡先生左右： 武漢分別，忽近10年。每從報端及外來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國的言論行動，引起我們無限的敬愛。1927年後，真能繼續孫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只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目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之呼聲雖已普及全國，然而統率大兵之蔣氏１及國民黨中央迄今尚無徹底悔禍之心。這種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之行為，實為國民黨大多數黨員所不應容許而應立起糾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於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于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茲派潘漢年同志前來面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並與先生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到時敬求接洽，予以指導。付上我們致國民黨中央的信２以作參考。同時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漢年同志一談，不勝感幸。 １指蔣介石。 ２指1936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信中聲明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準備重新實行國共合作的政策。 順問近安 毛澤東 「九一八」五週年紀念日 關於這次潘漢年與宋慶齡會見的詳細情況，我們迄今尚未見到有關的史料。但是，從此後一連串的事態發展中可以判斷，宋慶齡對於潘漢年轉達的毛澤東信中提出的中共主張，是完全贊同與堅決支持的。她與中共駐滬辦事處（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改為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仍由潘漢年任主任。「八辦」地址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多福裡21號）經常保持聯繫，並為促進國共合作抗日而竭盡全力。她於1936年11月10日發表文章指出：「我們要聯合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參加反侵略的國際陣線。……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軍閥。」同時，「我們要聯合國內各黨派及社會各階層人物，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 為了執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重大而艱巨的任務，潘漢年日以繼夜地從兩方面展開了緊張的工作：一是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複雜的談判；二是向各方面的朋友做好工作，以取得他們的支持與合作。在這兩個方面，潘漢年都得到了宋慶齡有力的幫助與配合。 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決定委派潘漢年為代表，直接和國民黨當局談判。11月9日，周恩來又電告潘漢年，要他以【「文】黨中央代表【「人】身份同國民黨【「書】代表陳立夫正【「屋】式談判。在談判中，潘漢年堅決貫徹黨中央的指示，並及時用電報向黨中央報告同陳立夫談判的情況。11月22日，毛澤東、張聞天聯名給潘漢年打電報指出：「迫蔣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 但是，蔣介石頑固堅持反共立場，使談判陷於僵局。同時，他對內繼續採取高壓政策，於11月26日將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等「七君子」以「危害民國」罪名加以逮捕。在長達8個月營救「七君子」的過程中，潘漢年同宋慶齡經常聯繫，並親自到蘇州監獄去看望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人，代表中共向他們表示慰問。宋慶齡更組織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對國民黨鎮壓抗日的救國會領袖的行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她發起了影響巨大的「救國入獄運動」，領銜和何香凝等16人向蘇州高等法院呈文，義正辭嚴地指出：「愛國無罪，則與沈鈞儒等同享自由；愛國有罪，則與沈鈞儒等同受處罰。具狀人等願以身試法律上救國之責任。』講公開發表宣言說：「我們準備好去進監獄了！我們自願為救國而入獄，我們相信這是我們的光榮，也是我們的責任！……我們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國人決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愛國的中國人決不僅是沈先生等七個，而有千千萬萬個。中國人心不死，中國永不會亡！」這些話今天讀來仍然感人肺腑、震撼人心！1937年7月5日，宋慶齡不顧天氣炎熱，胃病發作，疼痛難忍，堅持與鬍子嬰等12人親赴蘇州高等法院投獄，使該院院長、首席檢察官狼狽不堪，不得不承認救國會本身並非犯罪。宋慶齡返滬後，又於7日致電蔣介石等，堅決要求立即釋放「七君子」。7月底，國民黨當局被迫釋放了沈鈞儒等7人，營救活動取得了勝利。當「七君子」回到上海時，潘漢年代表中共向他們表示了慰問，並轉達了中共關於抗戰的方針政策。他還約請宋子文和救國會諸位領導人會見七君子，以推動國民黨政府轉向抗戰。 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發動兵諫，用武力逼迫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南京政府一片混亂，「親日派」何應欽宣佈了「討道令」，準備轟炸西安，企圖置蔣於死地。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強烈要求南京與西安之間謀取妥協，把蔣介石救出來。正在上海的宋美齡深知，如果蔣氏一死，宋氏利益難保。她不僅請兄長宋子文去見二姐宋慶齡，打聽中共方面的立場與動向，而且急急忙忙找到二姐宋慶齡央求她出面斡旋，與中共聯繫，以求保住蔣的性命。宋慶齡立即將此情況轉告潘漢年，徵詢潘漢年的意見。潘漢年將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決定派出周恩來等代表到西安參加協商談判的消息，告訴了宋慶齡。潘還建議宋慶齡勸宋子文、宋美齡等人前往西安，和張、楊及中共代表團商談，謀求事變的和平解決。 潘漢年還向陳果夫、陳立夫派來的張沖說明中共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件，表示陳立夫如果要去西安，他可以陪同前往。潘漢年從宋慶齡、張沖那裡分別獲悉了南京方面的種種動向之後，便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趕到南京秘密會見了宋子文、宋美齡兄妹，商定由端納陪同宋氏兄妹去西安參加談判。另外，又同陳立夫面談了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和國共合作抗日的基本條件。 西安事變很快就取得了比較圓滿的和平解決，這是中共正確主張的勝利。也少不了潘漢年的一份努力。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國抗戰爆發。經過周恩來等同蔣介石的多次談判，終於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宋慶齡聞訊後「感動得幾乎要下淚」。在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潘漢年立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宋慶齡作出了極為重要的特殊貢獻。 1937年12月23日，距蘆溝橋事變僅5個月16天，上海、南京都已淪落於日本侵略者之手。中共中央非常關心居住在上海的宋慶齡的安全，毛澤東、周恩來特地從延安連拍兩次電報，建議她離滬去香港。潘漢年收到電報後，立即派交通聯絡員李雲（祝秀貞）轉達給宋慶齡。宋慶齡接到第一次電報，表示還有許多事要處理，暫緩離開上海。接到第二次電報，她才決定離滬去港。這天早晨，她惜別了居住多年的莫利哀路寓所，在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護送和李燕娥陪同下，到達公和祥碼頭。由李燕娥陪同登上一艘德國郵船駛往香港，潘漢年派李雲在船上陪同前往。 宋慶齡到達香港後，為了鞏固與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了在五大洲架起一座友誼的橋樑，爭取國際友人、海外僑胞的援助，支援抗日戰爭，支援正在敵後浴血奮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依靠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於1938年6月組織了有國際友人參加與支持的保衛中國同盟。潘漢年也於1937年12月撤離上海到達香港，和廖承志一起繼續從事統戰工作，並領導一部分秘密工作。在香港，潘漢年參與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廖承志一起向海外華僑募捐寒衣，運送給八路軍。他還參加了宋慶齡任主席的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宋慶齡領導「保盟」向海內外許多友好團體和人士募集了大量醫藥物資等，源源不斷地支援八路軍、新四軍，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周恩來緊急致電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指示立即幫助宋慶齡、何香凝等人離港。9日，宋慶齡從香港啟德機場乘飛機飛抵重慶。香港淪陷後，潘漢年將工作重心移至上海，繼續進行情報工作。1943年1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中局情報部部長。1944年11月，赴延安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此後，在瀋陽、北平、上海、香港等地開展統戰工作及情報工作，並為解放區提供緊缺物資。 革命形勢迅猛發展，1945年日本投降；1949年蔣介石政權覆亡。北平和平解放後，1949年5月初，潘漢年奉調到北平，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分別接見。隨即南下經丹陽於26日進入上海。27日，蘇州河邊的槍聲完全停息，上海解放了。當天，受命任副市長的潘漢年和陳毅市長一起到宋慶齡寓所（淮海中路1843號）拜會她，向她致以親切的慰問並徵詢她對接管上海的意見。作為常務副市長，潘漢年曾多次看望宋慶齡，並經常關心她的生活，宋慶齡為此曾親筆寫信給潘漢年表示謝意。 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慶齡，在從事國務活動的同時，始終特別關懷婦幼保健衛生和兒童文化教育工作。她認為，這是為祖國締造未來的重要工作，應當更好地開展起來。1950年5月29日，宋慶齡致函陳毅市長、潘漢年副市長，並附去25日給周恩來總理的信以及她所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它的前身是保衛中國同盟）工作計劃、預算草案等抄件。信中說：「我建議他（周總理）通知你們關於接受我們的計劃和預算一事，以便你們提供必要的經費，為我們開展工作之需。……中國福利基金會一直為上海和全國人民服務，將來，我們將更全心全意地做好這項服務工作。」宋慶齡還親自提名潘漢年擔任中國福利會首屆執行委員會委員，潘漢年欣然表示同意。7月25日晚，宋慶齡在她的寓所（淮海中路1843號）主持召開了中國福利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潘漢年出席會議，參與討論《中國福利會章程（草案）》。1954年5月30日，潘漢年還和譚震林、陳丕顯等一起到少年宮參加少年兒童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聯歡晚會，和孩子們一起度過了難忘的歡樂的夜晚。 1955年4月3日，潘漢年在北京開會期間突然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從此，宋慶齡就再沒有見到過這位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曾和她多次交往、給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共代表和新上海的副市長了。1981年5月29日，88歲高齡的宋慶齡國家名譽主席在北京病逝。她在臨終前並不知道潘漢年已於1977年4月14日逝世於長沙。 8.3 夏衍與潘漢年的摯友情１ １本文原載《炎黃春秋》1995年第6期。收入本書時略作刪改。 尹騏 文壇鉅子、革命前輩、與世紀同齡的夏衍同志不幸逝世了，他正在寫著的第二部《回憶錄》，其中包括有最精彩內容的他與潘漢年的交往……未能寫出就離我們而去了，這真是一大憾事。 筆者曾經接觸到有關夏衍與潘漢年交往的若干資料，並為他們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戰友深情所感動。我想把它們記述下來，雖然無法和當事人的直接回憶相比，但也可以窺見其中若干精彩的歷史風貌。 20年代末，在左翼文學戰線上共商團結大計 夏衍和潘漢年相識，是在他從日本回國後，到創造社出版部給《洪水》編輯部送稿，潘漢年當年在《洪水》當編輯。不過，這只是匆匆的一次會晤而已。還算不上真正相識。 夏衍與潘漢年真正相識是在1929年的秋天，即左聯開始籌備的前夕。這時，夏衍從日本回國已經兩年多。他是在血雨腥風的「四一二」大屠殺之後不久回國，並且毅然決然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行列。入黨後，夏衍以主要精力從事革命活動，同時也開始了以翻譯為主的著述生涯。到1928年冬，他就已經成為上海中國著作者協會的成員，並當選為執委，已經是一位知名的文學翻譯家。潘漢年入黨的時間比夏衍只旱半年多一點。但他經過北伐戰鬥的洗禮和大革命失敗後的嚴峻考驗，這時已經從一個普通青年作家成長為一個相當成熟的革命戰士，並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所屬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夏衍在會見潘漢年之前，已經聽了洪靈菲傳達的中央精神，應解決左翼文學運動內部的紛爭，停止由創造社、太陽社挑起的和魯迅、茅盾之間有關革命文學問題的論戰，聯合起來，共同建立一個左翼作家聯盟組織。潘漢年作為文委書記，原先也是創造社成員，責無旁貸地擔負起了消除隔閡籌組左聯的重任。他一面拜訪魯迅，虛心聽取魯迅的意見廣面在他主編的《現代小說》上著文，帶頭作自我批評，以消除歧見，促進團結。與此同時，他約見夏衍談話，要求夏衍和馮雪峰、柔石等黨員作家在消除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之間的隔閡方面多做工作，讓這位從未寫過文章捲入爭論的黨員作家充分發揮溝通對立雙方促進團結的作用。 潘漢年約見夏衍的這次談話，成了他們正式交往的開始，也成了他們後來建立深厚革命友情的起點。當時，29歲的夏衍雖然在學歷和社會經驗方面都勝於23歲的潘漢年，但因潘漢年是代表中央文委的上級領導，夏衍對潘的談話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並且立即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積極推動左聯籌備工作的進程。 數月之後，在潘漢年、夏衍和其他許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左翼文化戰線終於出現了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的大好局面，組成了以魯迅為旗幟，以共產黨人為核心的左翼作家聯盟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分支機構。正是在左翼文化戰線上共謀團結大計這一歷史性的活動中，夏衍和潘漢年之間不斷加深了彼此的瞭解，夏衍看到了潘漢年的朝氣蓬勃、精明干煉和勇於負責的革命精神；潘漢年則看到夏衍的忠厚沉穩、博學多才和獻身革命的寶貴品格。這兩位文化名人和革命戰士之間的戰鬥情誼便由此而建立、發展，並且不斷地鞏固和昇華。 30年代初，在隱蔽戰線上的心靈溝通 左聯成立後不久，夏衍和潘漢年就因革命事業的需要而分別在不同的崗位上戰鬥。夏衍繼續在左翼文化陣地上擔負組織領導工作，為團結革命文藝工作者，為左翼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做著不懈的努力，特別是在戲劇與電影領域內，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成為我國左翼戲劇與電影事業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潘漢年則很快就離開了左翼文化運動領導崗位，成為一位社會活動家和職業革命家。1930年夏開始，他便越出了左翼文藝工作範圍代表黨發起、組織和領導了一系列的革命社會團體，包括「中國自由大同盟」、「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中國反帝大同盟」等。還參加了以救援受難者及其家屬為主旨的「中國革命互濟會」的領導工作。1931年初，他被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從此進入了黨的領導層的工作。1931年5月初，他又被調到中共中央保衛機關——中央特科，擔任情報科長職務，並參加特科的領導工作。 當年，中央特科的一切活動，包括它的存在，都是極為機密的。中共中央也只有少數主要領導人掌握特科的情況。為了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中生存並發揮作用，特科幹部都必須減少以至切斷和外界的聯繫，包括要好的朋友乃至某些親屬在內。在一般情況下，特科幹部不僅要嚴守機密，而且要求把自己的身份隱蔽起來，讓自己的政治面目表現得灰色一些。潘漢年到特科工作後，就像他的老朋友之一樓適夷後來形容的那樣，這位原先十分活躍的文化人，忽然就銷聲匿跡了，再也難見到他。即使偶然在某一場合碰見他，他也只是稍稍點個頭，就算招呼過了，馬上就避開去。 潘漢年的這種異常態度及其有時表現出來的灰色面目，曾經引起了不少同志和朋友的誤解。但夏衍在潘漢年銷聲匿跡之後，不僅沒有對他產生誤解，而且依然是那樣的完全給予信任和真誠地無保留地支持。 潘漢年離開左翼文化戰線後，在思想上仍然關注文化戰線的許多事情。特別是關心一些老朋友的工作情況。有一天，他忽然約夏衍到爵祿飯店見面。這時，他們已有好幾個月沒有見過面了。一開始夏衍便忙著問潘漢年這一段時間到哪裡去了？潘回答說，什麼地方也沒有去，只是換了一個工作崗位；夏衍又問他是做什麼工作，他就避而不談。夏衍對此也毫不介意，更未引起什麼誤解，仍像過去一樣向潘談了許多文藝工作方面的情況和問題。潘漢年也仍像過去一樣仔細傾聽著，隨後便告訴夏衍兩件事：一是要他轉告主編《文藝新聞》的袁殊，對國民黨社會局長吳醒亞不要存有幻想，以防不測；二是告知中央已決定由翟秋白來領導上海左翼文藝運動，今後這方面的事將會好辦些的。 1931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潘漢年又一次約夏衍見面。見面後，潘漢年叫了一輛出租汽車把夏衍帶到薛立華路的一座小洋樓裡去見一位50歲出頭的紳士模樣的人物。潘漢年對這位紳士說，他自己要出一趟遠門。然後就將夏衍介紹給這位紳士：「今後由他和你單獨聯繫。他姓沈，是穩當可靠的……我們是老朋友。」潘漢年既不向夏衍說明這位紳士的姓名和身份，也不說明為什麼要和他單獨聯繫。離開小洋樓之後，潘漢年也只向夏衍簡單交代說：「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繫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但仍未將這位知名人物的姓名告訴夏衍。直到後來夏衍和這位紳士熟悉了，才知他就是當年袁世凱搞復辟運動的大將之一楊度。 原來潘漢年主持特科情報工作，除了依靠特科自己的部分專職情報幹部外，還通過各種關係建立情報網絡。楊度就是其中之一。他表面上是失意政客杜月笙的老師和食客，實際上卻是中共秘密黨員，經常從杜月笙那裡為特科搜集一些有關國內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這種特殊情報關係當然需要高度保密。夏衍不是特科幹部，潘漢年要他和楊度聯繫，從楊那裡接受情報，只是一種臨時調用性質。因此，潘漢年向他交代任務時才顯得那麼簡單、那麼神秘。但是我們卻從中可以看到這兩位戰友之間的高度信任和心靈溝通，默契配合。潘不多解釋一句，夏也決不多問一句。彼此都確信對方能夠理解。這或許真可以說是心有靈犀，不點也通了。 抗戰爆發後，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共同開創新局面 潘漢年1933年夏離開特科前往江西蘇區。1936年10月又以中共中央和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代表的身份到了上海，並擔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他這時的主要任務是忙於和國民黨當權派陳立夫、宋子文等人打交道，同時又要大力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和上海、南京的各界人士保持密切聯繫與合作。經過西安事變及其以後一段時間的艱苦努力，到1937年夏初，國共談判終於取得了重大進展，國共合作的局面即將形成。這時，大約在6月的一天，潘漢年設法找到了夏衍，同他作了一次長談，向他分析形勢，傳達黨在上海即將實行的工作方針的轉變，要他並通過他轉告一些黨內外的朋友作好思想準備。同時又詢問了他個人的許多情況。 這次談話，不僅加深了他們之間已有的戰友情誼，而且事實上決定了夏衍後來數十年的工作與生活道路。原來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擴大，黨需要調集一批得力的適宜擔負統戰工作任務的幹部去同國民黨上層人物打交道。、夏衍曾加入過國民黨，認識許多國民黨要人，這些都是有利條件。他的才幹，他對黨的事業的熱誠，以及他在文化界具有的聲望，更為潘漢年所看重。果然在7月10日，潘漢年又約夏衍見面，見面後便說要帶他去見一個人，究竟見誰也不明說。夏衍仍按地下工作的老規矩，不多問一句，老老實實跟著潘漢年坐上出租汽車上路。等到走進一座石庫門房屋的二樓，才知道是周恩來要見他。周恩來是在前往廬山和蔣介石談判的途中臨時在上海逗留的，時間很緊迫。正是潘漢年事先已經向周談了夏衍的情況，並向周作了推薦，周才在緊張的日程安排中，決定親自向夏衍交待今後的工作任務。夏衍這是第一次見周恩來，也是第一次見黨內這樣威望極高的領袖人物。雖然他在拘謹中向周表示自己性格內向，不善於和「大人物」打交道的特點，但周恩來已作出了決定，一向組織觀念很強的夏衍當然只有服從。周恩來又指示夏衍說，他馬上就要離開上海，以後的一切「就由漢年和你聯繫」。這就意味著，以後夏衍的工作將由潘漢年直接領導。如果說，左聯時期和特科時期潘漢年雖在黨內職務比夏衍高，但他們之間基本上還是某種橫向聯繫與合作，是戰友之間的理解與支持，現在又加上了一層領導與被領導的上下級關係。後來的歷史事實證明，他們的這種上下級關係絲毫也沒有影響或妨礙他們已經固有的友情，而是繼續不斷地加深和昇華這種情誼。 和周恩來見面之後不久，潘漢年便把夏衍派上了統戰工作的第一線。先是派他去給剛剛回國的郭沫若當「參謀」和「顧問」，向離國10年對國內情況已經生疏了的郭沫若介紹各方面情況，幫助郭沫若處理某些難題等等。有意思的是：潘漢年派遣夏衍工作，每每總是事先不打任何招呼。即使夏衍有所詢問，也決不輕易透露具體情況，不提前多說一句。這雖然可以說是潘漢年長期地下工作養成的慎重和機警，但從另一側面也恰好說明了他們之間的高度信任與理解。 接著，潘漢年又派夏衍參加由郭沫若領銜主持的抗日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救亡日報》工作，擔任中共方面派出的總編一職。不言而喻，既是統戰性質報紙，夏衍就必須和國民黨主管文化宣傳工作的潘公展等人打交道，誠心誠意地和人家「聯合辦報」，同時也必須貫徹黨的統戰方針政策，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主導與核心作用。人們都知道，周恩來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與策略的制定者之一，並且是這個領域內的傑出帥才。潘漢年是貫徹執行統戰策略的高手，是周恩來在這一領域內的得力助手之一。夏衍在進入這一領域後，很快也顯示了他的出色才幹，把一張四開的《救亡日報》辦得十分紅火，銷路與影響與日俱增。夏衍沒有辜負周恩來和潘漢年的重托。這同時也反映了潘漢年對夏衍的真正瞭解與知人善任。 「八一三」以後，上海抗戰形勢日益嚴峻，從上海撤退和轉移的任務十分艱巨。當政有權的國民黨人士尚且爭先恐後備找門路，在野無權的共產黨及其進步的朋友們自然更是困難重重。潘漢年作為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按照中共中央長江局的指示，緊張而有秩序地組織指揮了整個撤退和轉移工作。首先是將一批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安全轉移到香港或撤退到內地去；又指揮夏衍派先遣隊去廣州，準備在那裡恢復《救亡日報》的出版。到12月中旬，即上海經淪陷一個月之後，潘漢年才安排夏衍撤退，讓人給他送去一張船票。等到夏衍上了開往香港的輪船後，才在船上發現潘漢年和他乘的是同一條船。潘漢年又是事先不加說明地安排夏衍和他自己差不多已是最後一批的撤離。這一對革命戰友真正是患難與共，把困難和危險留給自己。雖然這是黨的工作需要，但確實反映了這兩位革命戰士的可貴情懷。 抵達香港後，夏衍前往廣州主持《救亡日報》，潘漢年留在香港工作一段時間後便被召回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擴大）全會，後又被留在延安中央社會部工作。這兩位戰友一別竟達9年之久。雖然在1941年間，他們兩個都同時在香港活動一段時間，但因夏衍是公開的文化人身份，而潘漢年則是中央社會部（後改情報部）派往敵後主持情報工作的負責人，行蹤飄忽，不時奔走於港滬之間，非常隱蔽，因而再沒有機會和夏衍往來敘舊。 解放戰爭期間，在香港的全面合作 歲月如流，轉眼就到了1946年的夏天。夏衍已從大後方重慶回到上海，繼續在文化戰線上從事艱難曲折的鬥爭。潘漢年又以中央情報部代表的身份受周恩來的調遣來到上海。他肩負雙重任務：情報工作與統戰工作。前者隱蔽，後者公開或半公開。在這兩條有分有合的戰線上，潘漢年輕車熟路，駕馭自如。這時，他和夏衍又恢復了密切聯繫。 不久，國共談判破裂，內戰烽火迅速蔓延。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談判代表團不得不撤離南京、上海。在上海的中共機構及其成員也只能分別撤離、轉移或轉入地下完全隱蔽。按照周恩來的部署，潘漢年和夏衍都屬於轉移到香港去開展工作的幹部。而且潘漢年又負起了組織指揮撤離和轉移的重任。這一次潘漢年又安排夏衍和自己同時撤離。不過這次乘的是飛機8月中旬的一天，他們從上海直飛香港。 在香港，潘漢年的身份很特殊，他是中央情報部的代表，又是中共上海局的成員。中共華南分局成立後，組織上則由上海局兼管，潘漢年便又以上海局成員的身份參加華南分局的領導工作。他的主要任務還是兩個方面：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和主持情報工作。夏衍是華南分局的成員，並主持分局所屬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以文化宣傳為其主要職責。從組織關係上，潘漢年又成了夏衍的直接或間接領導。 由於解放戰爭形勢的迅速發展，中共在香港的工作任務越來越繁重。在香港工作的幹部，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職的領導幹部，便往往要超越原有的分工範圍而需要通力協作。潘漢年的特殊身份，使他實際上成了協作的總調度和總指揮。用夏衍的話來說，很多事都需要由潘漢年來「牽頭」辦理。當解放戰爭的勝利已成定局時，各方面的人士都要來找共產黨，向共產黨詢問方針政策，打聽人事和各種消息，他們最想見到的也是潘漢年，從潘漢年那裡得到權威的答覆。因為潘漢年的情報系統始終保持著和中央的直接聯繫。於是，潘漢年便不得不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調動各方面的力量。正是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夏衍成了潘漢年的重要幫手之一，又正是在這新的頻繁的接觸與密切的合作中，他們之間進一步加深了戰友情誼，從而成為莫逆之交。 1948年，為迎接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中共駐香港機構要設法把集中在香港和散居在國統區各地的各民主黨派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三百多人邀請到解放區去。這些人士又大都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嚴密監視的對象，一旦發現他們將去解放區「投共」，必將加以阻撓甚至謀害。這無疑是一項難度很大並且是充滿著危險的任務。潘漢年調集了許多得力幹部，經過周密計劃和部署，有步驟地分期分批地在半年多的時間內，無一意外地完成了這項任務。在這過程中，分管文化宣傳的夏衍也被調積極參與其事，全力以赴協助潘漢年一批又一批地將中央指名邀請的人士通過海運送往已經解放了的大連、煙台等地。 隨著形勢的發展，潘漢年主持的情報工作範圍也越來越大。除了要不斷搜集政治、軍事等各方面情報向中央領導機關及時報告外，還要負責開展策反工作，以加快勝利步伐。國統區不斷有人到香港來找共產黨的關係，打聽或聯絡有關起義投誠一類事情；各地地下黨也常派人到香港報告他們那裡已經策反或聯繫到的敵偽人員準備起義的情況。潘漢年行蹤不定，住所難尋，於是許多人就先找到中共主辦的公開報紙《華商報》，通過在《華商報》辦公的夏衍再找潘漢年。例如1949年初，金山從上海到香港，要向黨報告章士釗策動杜月笙參加和平談判的情況，並請示處置意見，金山原是李克農單線聯繫的秘密黨員，他的真實身份只有周恩來、李克農知道。李克農曾向他交代，無法和李直接聯繫時，可去香港找潘漢年。金山無法知道潘漢年的行蹤，只好先找到《華商報》的夏衍，通過夏衍才和潘漢年聯繫上。又如在淮海戰役之後，上海地下黨的蔡叔厚給夏衍寫信，密報當時擔任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的妻子正通過關係向中共方面打聽他們湯家還有沒有保全自己的退路。夏衍馬上將蔡信轉交給潘漢年。潘便派情報幹部專程去上海瞭解具體情況，參與策反活動。 夏衍以滿腔熱情積極支持和參與潘漢年的工作，潘漢年自然也同樣地關心和支持夏衍的工作。例如夏衍直接主持的《華商報》，1948年冬因虧損而陷入困境時，不得不進行募捐活動。潘漢年便通過情報系統，動員一位正努力向中共靠攏的實業界人十，積極幫助募捐並帶頭捐助，從而使《華商報耀脫了困境。夏衍因此而十分高興。 解放初期，在上海甘苦與共 1949年4月下旬，中央為了加強對即將解放的上海接管工作，急調潘漢年、夏衍、許滌新三位「老上海」到北平。由李克農親自接待，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三位中央領導人部分別和他們會見談話，聽取匯報，指示工作任務。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對他們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和對去上海工作的重視。根據中央決定，潘漢年被任命為上海市軍管會秘書長、上海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常務副市長；夏衍負責文化教育的接管工作，並擔任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許滌新負責工商統戰工作。 夏衍和潘漢年在上海解放前夕，匆匆趕到江蘇丹陽，在丹陽僅僅停留數日，便開赴上海履行新職。 潘漢年作為陳毅的重要助手，為接管和治理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城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陳毅的領導下，他先後主管政法、統戰、財經和市政建設等各項工作，並取得世人公認的成績。他和陳毅還在新四軍時期就已相識相知。在上海解放初期的工作中，他們的關係也很融洽、合作愉快。 夏衍主管的文化宣傳工作，無論在開始的接管時期還是在後來的恢復與發展時期，也取得了顯著成績。特別在文化藝術方面，上海一直保持著在全國的重要地位，發揮著別處無法替代的作用。只是他個人作為一介書生，作為一個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已經多年養成了自由職業者的諸多習慣。當他進入上海當了執政黨的高官後，有一個時期很不適應解放區的某些制度、習慣和作風，包括互相之間及上下級之間的稱謂等等。不過，只要夏衍一踏進潘漢年家的門檻，那一切制度、習慣和作風便不復存在，他們仍一如既往地以老朋友相待，一切都毫不拘束。以稱謂而論，當面或直稱「漢年」，或和過去一樣戲稱「小開」。夏衍有時離開上海出差外地或出國訪問，在給潘漢年寫信時，那稱呼就更隨便而顯得更親切了：「漢年兄」、「開兄」或「凱兄」等等。有一次從國外訪問歸來，途經廣州時給上海潘漢年夫婦寫信，大約是在國外呆久了，思鄉心切，信的開頭稱呼「慧姊轉開兄」。那同志加兄弟的情誼躍然紙上。 夏衍是主管上海文化宣傳的領導。解放後不久，在意識形態和文化宣傳方面階級鬥爭的弦便逐步繃緊。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以及對《我們夫婦之間》的批評，都使夏衍這個宣傳部長難辭其咎。夏衍的老戰友，直接主管電影的於伶所受壓力更大。夏、於兩位不得不在各種會議上做口頭檢討和在報刊上公開自我批判。潘漢年自己雖然也並不完全理解那些批判的真正含意，但他作為朋友和作為上級領導人，還是盡可能地給夏衍和於伶以真誠的寬慰與鼓勵。 無獨有偶。幾乎就在夏衍主管的文化宣傳工作中出了一些所謂的問題受到批判的同時，潘漢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政法部門的工作也出了某些所謂的問題。雖然他不是直接責任者，但上海和北京的有關主管單位一直抓住不放，他的老戰友揚帆作為直接責任者已經作了多次檢討後仍不能過關。對此，潘漢年不能不感到某些壓力和憂慮。 但是不論發生了什麼事，出現了怎樣的情況，夏衍和潘漢年之間的友誼仍然牢不可破。他們之間的交往頻繁依舊。週末和假日，夏衍成了潘家常客。他們促膝談心，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因為那成就中包含了他們的艱巨努力與心血。他們同時也為工作中的某些失誤而不安。自然，也為他們自己還不能完全理解的所謂問題而困惑。他們在思想上經常互勉互勵，密切交流，直至推心置腹，無所不談。夏衍有什麼心事，或是遇上了什麼難題，往往要首先徵求潘漢年的意見。潘漢年有什麼心事，或是遇到了什麼難題，也常常要求助於夏衍的理解與幫助。例如，有一段時間，中央考慮要調動潘漢年的工作，夏衍到北京出差時便到李克農那裡去打聽有關的消息，並及時寫信告知在上海的潘漢年。又如，潘漢年夫婦一直沒有孩子，他們想收養一個孩子，便和夏衍商談。1955年3月31日，潘漢年在北京參加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期間，因為自己的一個歷史情況沒有及時向中央報告而感到惶惶不安時，就主動去找夏衍談心，傾訴自己內心的壓抑與苦惱。這些都體現了他們之間的不尋常的深厚友情。 在歷史的大災難中，保持始終不渝的忠誠友情 疾風知勁草，烈火見真金。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交往，在勝利和成功的時候顯得很和諧親密，這是容易做到的；而在遇到嚴重挫折或是巨大不幸時，那情形就大不一樣了。避之惟恐不及忙著劃清界線者有之，反戈一擊落井下石者有之。夏衍和潘漢年之間的情誼卻是經受了嚴峻的考驗而始終不渝、忠貞不貳的，令人感佩。 1955年4月3日，潘漢年在北京飯店被秘密逮捕的第二天，住在潘的隔壁的夏衍對這位突然失蹤的戰友至為關切，到處打電話打聽下落。直到上級領導出面通報情況為止。 日益猖獗的極左思潮，很快就給潘漢年案件定性。潘漢年這位革命老戰士被強加上了「內奸」、「反革命」罪名。並且按照統一部署，在黨內外發動了一個揭發批判的熱潮。上海更是重點，在潘被捕後的幾個月內，各種所謂檢舉、揭發和交代的材料數以百計地轉到了專案機構。但這裡面竟沒有見到過去和潘漢年的關係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寫的揭發和交代文字。 1963年，政法機關將潘漢年判處15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隨即又採取假釋措施，將潘漢年夫婦從秦城監獄轉到團河農場監管改造。按當時的某種寬鬆政策，潘漢年夫婦被允許有一定範圍的自由，包括進城購物和探訪親友的自由。潘漢年深知自己的身份特殊，只想利用進城購書購物的自由，而不準備使用探訪親友的自由，怕的是在那個階級鬥爭已經「天天講」的年月裡，再給別人帶來政治上的麻煩。可是有一天，潘漢年夫婦在東安市場書店裡，竟意外地碰上了老朋友唐瑜。在這位俠肝義膽的唐瑜堅持要求下，潘氏夫婦到了唐家作客，並又在唐家巧遇老朋友孫師毅。劫後餘生，依然能夠受到老朋友的歡迎和善待，對潘氏夫婦而言，自然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此後的兩三年間，潘漢年夫婦每隔一段時間就到唐瑜和孫師毅家作客小敘。但當唐瑜問及可否將潘的近況告知老朋友夏衍、胡愈之時，潘漢年堅持沒有同意。潘漢年對唐瑜說，夏衍、胡愈之都是高級幹部，不同於普通平頭百姓。和他們往來對他們實多有不便，自己既已不幸，又何苦給朋友添麻煩呢？這樣，從1963年夏到1967年春這三年多時間裡，潘漢年始終沒有利用給予他的訪友自由去見夏衍一面。雖然他在內心深處是多麼希望能像過去那樣和夏衍這位摯友一敘衷腸啊！ 「文化大革命」風暴掀起後，夏衍也遭遇了幾乎同潘漢年一樣的惡運。「搞修正主義」、「三十年代文藝黑線代表人物」、「圍攻魯迅」等一系列罪名都加到了這位革命文藝老戰士的頭上，身陷囹圄，慘遭批鬥，所受迫害的程度比之潘漢年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潘漢年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又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指使下，被重新收監審查，也同樣受到了「文革」期間那種對「政治犯」所特有的非人待遇。但他畢竟已是一隻所謂的「死老虎」。他的那些所謂歷史問題已經折騰了十多年，無論專案人員的政治嗅覺有多麼靈敏，再也翻不出什麼新花樣了。然而潘漢年從20年代中期就參加革命參加黨，又在好幾條戰線上奮鬥過，經歷過大量的歷史事件和接觸過大量的重要歷史人物。於是，找他外調和要他寫揭發某人某事材料的專案人員便絡繹不絕，訪問、審問、追逼，一心想要從潘漢年這裡得到他們所想要得到的材料。其中，夏衍專案組的人員當然更清楚潘漢年和夏衍之間的長期交往，過從甚密的歷史。他們幾次以中央專案辦的名義提審潘漢年，要潘交代和揭發夏衍的「罪行」。潘漢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憶他和夏衍的交往經過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況。為了應付專案人員的外調與追逼，潘漢年用了一整段時間寫了一份長達數萬字的關於夏衍情況的材料。由於這份材料的重要，有關部門還特地打印出來歸檔長期保存。20年之後，筆者讀到這份材料時，深感這份材料是能夠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除了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沒有的一些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習慣用語外，就事實本身而言，可以說是沒有任何虛構杜撰以及捕風捉影、蓄意誇大成分的。這既反映了潘漢年的政治品質，又反映了他對老戰友夏衍的一片真誠負責態度。 歷史的車輪不停地轉動。夏衍和潘漢年的命運也在不斷地變遷。1975年，潘漢年在被加重判處無期徒刑後，又被流放到湖南山區的一個勞改茶場去監督改造。1977年春，當歷史的曙光剛剛露出地平線而天空的烏雲還遠沒散盡的時候，潘漢年終因多種疾病纏磨含冤去世、遺恨終身。夏衍則在1977年的同一歷史時空獲得了「解放」，重新成為革命領導幹部。 1979年後，潘漢年一案在陳雲、廖承志等人的竭力推動下得以複查。到1982年8月，才得以正式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由中央下達文件通知到縣團級以上黨的組織。這和當年在報刊上大張旗鼓公開討伐潘漢年的情況相比，一份黨內文件顯然不足以完全恢復潘漢年的真實面目。於是又在陳雲的關注督促下，由夏衍帶頭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紀念潘漢年的文章，從而引發了1982年至1983年間在多家報刊上發表了數以百計的回憶和紀念潘漢年的文章和資料，終於使這位卓越的革命老戰士，在革命文化戰線、隱蔽戰線和統一戰線領域內，以及在接管和治理上海的工作中作出過重大貢獻的優秀人物的一生光輝業績為世人所知。 為了進一步頌揚潘漢年的歷史功績，在熒屏上重塑一個潘漢年的光彩形象，1992年初已經92年高齡的夏衍又牽頭和陽翰笙、羅青長兩位潘漢年的生前友好一起聯名致函中央領導，建議拍攝一部反映潘漢年生平的電視連續劇。中央領導迅即批復同意。雖然這部電視劇至今尚未出台，但已可以預期在1996年潘漢年的90誕辰前後推出。不幸的是，夏衍和陽翰笙這兩位老人還沒有來得及看到他們的建議完全實現，便也先後與世長辭了。 人固有一死，夏衍和潘漢年這兩位中國現當代歷史上的傑出人物都已經先後離開了人世。但是他們的革命業績以及他們之間可貴的經受了長期嚴峻考驗的友情，卻是值得人們深深懷念。 1995年3月寫於夏衍逝世1個月之後 8.4 潘漢年和葉挺在新四軍初創時期 林銘綱 潘漢年同志在他充滿傳奇和神秘色彩的戰鬥生涯中，為黨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滅的豐功偉績。鑒於他長期在國統區、敵占區和香港從事統一戰線與秘密情報工作，並且是一位「嚴守紀律、不自居功的優秀共產黨員」１，從1955年起又蒙受了不白之冤，因此他的許多功績至今仍鮮為人知。他為創建新四軍所起過的重要作用，作出的歷史貢獻，僅僅是其中之一。 １夏衍：《紀念潘漢年同志》，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 1936年4月，潘漢年奉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指示，從蘇聯回國參加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談判聯絡工作，他和精通法語的胡愈之一起離開莫斯科，經巴黎於5月到達香港。 肩負再次實現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重大使命，潘漢年一到香港便有條不紊地展開了緊張的工作。他首先發信給國民黨的陳果夫，要他即派員到港面談，並派胡愈之到上海同地下黨聯繫，瞭解黨中央和紅軍到陝北後的情況。同時，又不失時機地會見各方面人士瞭解國內情況，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葉挺。 葉挺，這位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將、八一南昌起義的前敵總指揮、廣州起義的軍事總指揮，在起義失敗後於1928年春末夏初出國。他在莫斯科遭到冷遇；在柏林開過飯館；在維也納靠賣豆腐維持生計。同年冬，周恩來路過柏林時對他進行了友好的勸導與批評。1932年秋，葉挺懷著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和夫人李秀文一起結束了國外流亡生活回到澳門。在澳門，葉挺沒有找到中共地下組織，後來以客座參謀身份參加過福建事變，失敗後又回到澳門，應邀擔任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軍委委員，常到香港聯絡國民黨軍隊中的反蔣抗日將領。葉挺是在1924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的，１在漫長的歲月中他和黨脫離了關係。正當葉挺急切地尋找黨的組織，瞭解黨對當前時局的政策主張時，潘漢年來到了香港，並通過何麟（中共地下黨員，醫生）約見了他。 １見段雨生等著：《葉挺將軍傳》，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35頁。 5月的一天，潘漢年在香港彌敦飯店同葉挺進行了熱誠的交談。比潘漢年年長10歲的葉挺，傾聽這位剛到而立之年、風度翩翩的同志和朋友侃侃而談。潘漢年依據中共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八一宣言）的精神，告訴葉挺說，中共將由推翻國民黨統治轉變為聯合國民黨抗日，從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聯蔣抗日。他誠摯地希望葉挺能夠運用他在國民黨軍隊將領中的影響，促進團結抗日的目標早日實現；同時，還希望葉挺在反蔣的兩廣和其他地方實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們能夠同意聯蔣抗日。葉挺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張，並愉快地接受了潘漢年的建議。 這是葉挺自從離開黨的組織，在國外流亡多年回國後，在香港第一次同中共的重要幹部面談。這次會面，對葉挺未來10年的人生旅程有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有人認為，「正是有了這次會面才有了後來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的事情。」１ １見董保存：《葉挺與新四軍初創》，載《世紀》1995年5月／6月總12期第22頁。 自從潘漢年主動約見葉挺，把黨的最新的政策主張告訴他，並且要求他繼續為黨工作之後，葉挺心情舒暢，情緒很高，遇到熟人常常高興地說：「我現在好了，和那邊（指中共）聯繫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葉挺按照潘漢年傳達的團結抗日的政策精神，訪問了在蘇州、嘉興、常熟、江陰一帶建設防禦工程的國民黨部隊中的老朋友，還同中共華南工委書記宣俠父赴廣西蒼梧，向李濟深等反蔣人士轉達了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7年初，葉挺在澳門會見了張雲逸，表示擁護黨爭取國共合作抗日的政策，願為抗日救國貢獻力量。春節後，他帶了全家從澳門遷到上海，住在靜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裡。 這時，潘漢年已從陝北保安返滬，受命擔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並被正式任命為中共代表負責同國民黨談判。盧溝橋事變後，擔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當天，周恩來等赴廬山同蔣介石談判路經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橋堍新亞大酒店。當潘漢年告訴他葉挺現在上海的時候，他請潘漢年安排與葉挺見了面。他們自從1928年柏林分手後，已有近十年沒有見面，在這國難當頭之際在上海相逢，要說的話何止千言萬語。周恩來希望葉挺能夠參加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工作，並且示意他同陳誠、張發奎等人接觸，在適當的時候可以表示自己願意領導這支部隊抗日，並通過他們爭取得到蔣介石的首肯。 葉挺很快找到了正在上海的國民政府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向這位當年保定軍校的校友提出希望參加改編南方紅軍游擊隊的工作，並建議這支將要編成的部隊的番號叫做「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表示繼承北伐時期「老四軍」的優良傳統。陳誠對此表示贊同，並向蔣介石進言。蔣介石几經考慮，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將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一個軍的方案。他認為葉挺不是共產黨員，是一個合適的人選。9月28日，在沒有徵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況下，便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通報宣佈「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 遠在陝北的中共中央領導人此時尚不知此事。潘漢年得悉後，即於10月5日發出致毛澤東、洛甫（張聞天）的電報：「南京軍委已委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任務為改編與指揮閩贛邊游擊部隊，但葉在南京與劍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後結論，急待我方答覆，我們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請示。小開五日」「小開」是潘漢年使用最多的一個化名。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在接到潘漢年的電報後，經過研究復電潘漢年，明確表示在下列條件下完全同意葉挺指揮閩粵邊張鼎丞、何鳴兩部，即葉挺和國民黨同意：（一）何鳴部人槍全數交還，並公開聲明錯誤。（二）國民黨不干涉一切內部人事。（三）該兩部在閩粵邊原地，為保衛地方反對日寇進攻而作戰，不移往他處。其他地區游擊隊，候國民黨交還何鳴部人槍並公開認錯之後，再行商量條件。 毛澤東還致電博古、葉劍英詢問葉挺是否願意完全受共產黨領導而不受國民黨干涉，是否來延安一次面商等問題。當博古、葉劍英向葉挺轉達了毛澤東等人的意思後，葉挺明確表示完全接受黨的領導，並經何應欽同意前往延安。 10月下旬，葉挺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熱誠歡迎與親自接待。毛澤東高度評價了葉挺將軍在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中建立的歷史功績，熱烈歡迎葉挺願意與我黨合作共同抗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在抗大禮堂召開的歡迎大會，並致詞說：「我們今天為什麼歡迎葉挺將軍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代的北伐名將，因為他願意擔任我們的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贊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葉挺在會上說：「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跟了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 經過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人的艱難交涉，組建新四軍有關的編制、經費、幹部任命等問題陸續得以解決。葉挺軍長更以其特殊身份發揮了特殊的作用。1938年1月8日，中共方面提出的要求，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的名義「核定」了下來，批准新四軍編為第一、二、三、四共四個游擊支隊，陳毅、張鼎丞、張雲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隊司令。此後，又委任了項英任副軍長、張雲逸任參謀長、周子昆任副參謀長等。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辦公。2月11日凌晨，葉誕軍長一行到達南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閩、浙、粵、贛、湘、鄂、豫、皖八省紅軍游擊隊，終於匯成了一支抗日的鐵流，在大江南北向敵人的後方挺進，像一把鋼刀插在敵人的胸膛，同日偽軍展開了殊死的搏鬥。 潘漢年和葉挺在新四軍初創時期所作的貢獻，將永遠載入史冊。 8.5 潘漢年和劉曉在抗戰期間的親密合作 沈憶琴 「送君西去訴離愁，長渡鄱陽作楚游。大別山中堪暫住，會師江左待經秋。」這是1943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華中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曉奉命離開淮南根據地去新四軍五師接受新任務前夕，華中局情報部部長潘漢年寫的一首送行詩。依依惜別，期盼勝利重逢的戰友之情，躍然紙上。潘漢年和劉曉，早在30年代的中共江蘇省委和蘇區，就曾並肩戰鬥過。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又在上海地下鬥爭中重逢了。潘是中共上海情報戰線的領導人，劉是上海地方黨委的領導人。嚴酷艱辛的地下鬥爭，鑄就了兩人之間生死與共的戰鬥情誼。他們相互支援，密切配合，機智勇敢地周旋於日、汪、蔣勢力之間，為在上海堅持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擴大黨的全面抗戰主張的政治影響，發展黨和愛國進步的力量作出了重要貢獻。 上海地下黨在1935年遭到嚴重破壞，留存下來的黨員和黨組織同中央長期失去聯繫，情況複雜。黨中央為恢復重建上海黨組織，先後派馮雪峰、潘漢年、劉曉來上海。上海地下黨的重建，正值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和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歷史轉折關頭，是在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中進行的。繼「七七」事變之後，「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上海地下黨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如何組織和動員人民投入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鬥爭，支援前線，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隨著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不得不順應國共合作的歷史潮流，允許中國共產黨公開合法的活動，但又採取種種包辦統制的辦法控制愛國群眾的抗日鬥爭，並且千方百計限制共產黨的影響和作用。中共中央早就預計到上海地下黨重建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1937年7月上旬，周恩來在上廬山同蔣介石談判前，特地在上海秘密會見了潘漢年和劉曉，高瞻遠矚地提出：不管形勢怎麼變化，統戰工作要大力開展；群眾工作要穩紮穩打；黨要隱蔽，要從長遠打算，不能只看一時現象。這三點，正是重建上海地下黨的工作的關鍵所在，也是對上海地下鬥爭中長期存在的「左」的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錯誤的切實糾正。潘漢年和劉曉從當時的上海實際環境出發，將這三方面的任務有機地結合起來，有聲有色地展開了重建上海地下黨的各項工作。 全面抗戰爆發後，為了加強對風起雲湧的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劉曉、潘漢年等決定先成立黨的群眾團體工作委員會（簡稱群委，王堯山任書記），將各抗日救亡團體中的黨員組織起來，作為籌建江蘇省委工作的第一步。當時，黨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正確與否，就是看是否堅持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否能有效地反對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潘漢年當時以八路軍和中共統戰代表的公開身份就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負責公開的國共談判，上層統一戰線工作，文化界的救亡運動。限於地下鬥爭的環境，上海地下黨和「八辦」組織上都是獨立系統，一般不公開聯繫，雙方負責人商談工作要經過充分準備，但在「八辦」和「群委」的協力配合下，抗日救亡工作中的上層「、中層和基層的統一戰線迅速地建立和開展起來，使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始終在黨的領導下健康地發展。當時，卓有成效的工作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黨領導的抗日救亡團體都爭取了公開合法化，一切抗日救亡工作都採取合法的工作方法。當時的文化界救亡協會是聯繫各群眾團體，開展救亡運動的樞紐，也是黨的工作的中心，它是國共雙方共同參與的統一戰線組織。當時的職業界救亡協會是會員人數最多、群眾工作基礎最雄厚的一個救亡團體，參加者不僅有店職員，還有經理、工商業者；領導層中還有各行業的知名人士，真正體現了上、中、下統一戰線的結合。文協和職協這兩個團體都參加了國民黨當局主辦的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成為團體會員，取得合法活動的地位。潘漢年負責同抗敵後援會和文協中的國民黨人士杜月笙、潘公展等打交道，同各界上層人士加強聯繫。他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在上層活動中盡量創造條件保證群眾團體的抗日救亡工作順利開展。文協、職協等救亡團體則通過黨員和積極分子的具體工作，發揮中層、基層統一戰線的作用，衝破國民黨當局的種種限制，大膽放手地發動和組織群眾投入各項抗日救亡活動中去。 當時的群眾活動，也打破了陷於小圈子、動不動就大搞示威遊行的老辦法，採取了多種多樣的內容和形式。各種抗日救亡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各種慰勞隊、救護隊、運輸隊、故地服務團的工作搞得如人如茶。 二是通過統一戰線的形式，建立公開合法的新聞出版陣地，組織正確的輿論導向，使中共堅持全面抗戰，抗戰到底的政治主張深入人心。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辦的《救亡日報》，是在中共領導下採用國共合作合法形式出版的大型日報，一開始就是中共宣傳抗戰的輿論中心。它高舉團結、抗戰、救亡的旗幟，針對抗戰形勢的發展和群眾中的實際問題，進行宣傳、組織，使廣大愛國群眾逐步認識全面抗戰和抗戰必勝的意義和途徑，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下緊密團結起來，如「八一三」戰爭期間，針對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不宣佈絕交和宣戰的政策，《救亡日報》發表文章鮮明地指出：那些堅持反對絕交、宣戰的人是少數漢奸的觀點，動員群眾起來反對當局的投降妥協傾向。當社會上出現「英美即將調停，日軍將不向南京進攻」的謠言時，《救亡日報》將「主和者就是漢奸」、「戰則存，和則亡」、「堅持抗戰！反對分裂！反對妥協！」作為標題，並發表了潘漢年、胡愈之的評論文章，使人們認清抗戰到底的阻力和困難，堅持鬥爭。上海失守前夕，當蔣介石謀求對日乞和時，《救亡日報？又及時組織文章揭露和反駁匡民黨內主和派的陰謀。 在此期間，潘漢年在《救亡日報》等公開報刊上發表了幾十篇觀點鮮明的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分析國內外形勢的文章，充分發揮了他作為公開的中共代表的作用。這對黨員和積極分子瞭解黨的主張，提高對五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認識起了指導作用。 三是重新組織黨員和幹部隊伍，為重建上海地下黨打好組織基礎。全面抗戰爆發後，彙集在上海的各個方面的黨員和幹部人數眾多，其中，有和中央失去聯繫的原來留在上海的各系統的黨、力員；有出獄後到上海來尋找黨的關係的各方面幹部；有各系統在救匡會運動後發展的新黨員，等等。但是，要建設一個隱蔽精幹、長期作戰的上海地下黨，必須認真審查與物色適宜做地下鬥爭工作的黨員。「八辦」和「群委」擔當起了當時審查和調配幹部的大量工作。 1937年8月上旬，潘漢年、劉曉、馮雪峰和王堯山在王堯山家中開會。這是「八一三」時期上海地下黨兩個方面主要負責人僅有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商量了兩方面之間的分工和黨員幹部分配安排等事宜，確定了哪些人堅持在上海搞地下鬥爭，哪些人要轉移到新的崗位去。之後，經過「八辦」的調配，大部分幹部被動員到抗戰前線和大後方去，堅持上海地下鬥爭的只是少數黨員。他們人數雖然不多，但都熟悉上海環境，在上海有隱蔽條件，並且經過多年抗日救亡運動的鍛煉，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認識。 以上僅是「八辦」和「群委」在「八一三」時期千頭萬緒工作中的幾個重要方面。但由此可以看出，潘漢年和劉曉的密切合作，「八辦」和「群委」的默契配合，為上海地下黨的重建打下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良好基礎，使得中共江蘇省委建立後一開始工作就比較順利。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除租界地區外全部失守。中共中央及時來電指示潘漢年和劉曉：上海失守後，救亡運動將更為困難；公開的救亡團體應準備轉入秘密狀態，黨的秘密工作應有新的佈置，嚴防敵人突然襲擊；幹部要重新分配，工作方法要有轉變。來電特別提到：潘漢年應完全轉入地下。12月中旬，潘漢年將各種應做的工作安排就緒後，撤離上海，前往香港。劉曉仍留在上海，負責主持中共江蘇省委的工作。以後的二三年中，潘漢年在香港的情報工作和劉曉在上海地下黨的工作仍然息息相通，遙相呼應。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潘漢年作為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兼華南情報局主要負責人，經常往來於港、滬之間，並逐漸將上海作為情報工作的重點，著手建立上海的情報工作網絡和據點。這時，他同劉曉又建立了直接聯繫，不時在浴室、咖啡館等公開場所和不引人注目的學生黨員陳永箴家裡交換意見，商量工作。當時，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加緊搜集日、偽、蔣之間勾結的政治動態，要加緊進行打入敵偽內部和高層，開展戰略情報工作。其中爭取和利用李士群，是潘漢年1939年離開延安前，中共中央有關部門研究確定的工作。潘漢年在決定親自會見李士群之前，曾和劉曉商量過。他們分析了李士群的處境和矛盾，一致認為爭取李士群的工作既必要又可行。事實證明，李士群以後確曾為我黨提供過一些有關日偽「掃蕩」、「清鄉」動向的情報。在1942年秋，劉曉和潘漢年從上海安全撤退到華中根據地，就是通過李士群的關係。 為配合潘漢年的情報工作，劉曉和江蘇省委還抽調了一批幹部，協助潘漢年加強開展情報工作的基礎，解決情報來源。譬如，江蘇省委所屬職委系統的何犖，學委系統的張征秉，都奉調去協助潘漢年搞政治交通工作；淮南抗日根據地發往敵占區上海、南京等地的重要指示和發往根據地的重要情報，多是經過何犖等往返傳遞，及時溝通的。1942年夏，省委情報工作委員會委員史永（沙文威，沙文漢的胞弟）和他領導下的人員都劃歸潘漢年在上海的情報組織。史永劃歸潘漢年領導後，為黨的情報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原來聯繫的地下黨員趙錚兄弟兩人，都打入汪偽「76號」搞內線工作，獲得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他領導的地下黨員蔡秉賢，從抗戰一直到解放長期埋伏在國民黨特務組織內部，成為重要的情報來源。他長期聯繫的汪維恆，在解放戰爭時期提供的蔣介石發動進攻大別山戰役的作戰計劃和兵力部署等情報，對中共中央的戰略決策起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1943年，潘漢年和劉曉雖然身在華中局淮南根據地，但仍分別領導著上海的情報工作和上海地下黨。他們一如既往地互相支持，互札配合，成績卓然。毛主席在黨的「七大」會議上，曾經口頭表揚了潘漢年和劉曉領導的上海地下鬥爭的成功。這是對潘漢年和劉曉的讚揚，也是他們之間戰鬥情誼的寫照。 8.6 於伶心中的漢年１ １本文原載《長夜行人——於伶傳略》，收入本書時作了刪節、修訂。題目為編者所加。 袁鷹 一 1955年初，上海電影廠廠長於伶肝病復發，又住進華東醫院。 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潘漢年到病房來看望於伶。 「老於，我剛才專門去詳細問過醫生，他們說你這病問題不大，很快就會好轉的。你就安心在這裡養病吧，不必著急出院。」 於伶微笑點點頭：「你事情多，不必來看我，我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文]「我明天要去北京，參加全國黨代表會議。」 [人]「要開多長？」 [書]潘漢年答道：「不會太長吧。現在大家都很忙。」 [屋]又談了幾句話，潘漢年說還要去外科病房看望一位老戰友、烈土的遺孀邱大姐，她的癌症恐怕已經元救了，必得去看一下，說罷，匆匆握別。 一位護士走進病房，輕聲問： 「咦，潘副市長呢？」 「他到外科病房去看一位病人了。」於伶說，「有電話找他嗎？」 「他的藥。」護士指指手上的藥盤：「剛才他要了一瓶藥水和安眠藥片。怎麼辦呢？」 於伶看她為難，就安慰說：「不要緊的，你就放在我這裡吧。一會兒吳強同志來，他正有事要去找潘副市長，我托他帶去。」 一切都很自然、正常。誰也沒有料到，這一次平平常常的探病，竟成為兩位知心戰友之間的永訣。 4月5日，於伶從報上看到黨代表會議公報和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 4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委電話通知於伶立即去參加一個會。 這個會不同於往常，氣氛緊張而神秘。他本以為是關於高饒問題的傳達，不料完全不是。 主持會議的人用極其嚴肅的聲調讀了一份黨內通知。 於伶一聽到頭幾句，就如五雷轟頂，整個頭腦全被炸裂了。昏昏糊糊，再聽不清通知的具體詞句，只是反反覆覆記住三句話： 一、潘漢年是隱藏在黨內的內奸，已於4月3日被捕，關押審查。 二、所有到會的人必須嚴格保密，相互之間不得議論、打聽。 三、每人回去寫揭發檢舉材料，越具體、越詳細、越快越好，兩天內交。 他如夢如癡，木然地回到醫院病房，斜躺在單人沙發上；透過被淚水模糊了的眼鏡片，看到對面白色牆壁上只有兩個斗大的黑字：「內奸」。 二 潘漢年是內奸？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這個結論，他怎麼也接受不了。他大瞭解這位老戰友的經歷了。 ——1925年，年僅19歲的潘漢年就進入中華書局，擔任《小朋友》雜誌的編輯。同年，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參加郭沫若領導的創造社，是個負責跑印刷廠、捆書、寄書等雜務的「小夥計」。後來又編《洪水》、《幻洲》雜誌，開始用「水番三郎」筆名，寫嬉笑怒罵、尖銳抨擊反動勢力的文章。 ——1926年，他到南昌、武漢參加北伐戰爭，擔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革命軍日報》總編輯。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他奉黨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1928年，擔任文委書記。 ——1930年，主持籌備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時參加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 ——1931年，擔任中央保衛部門負責人，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曾經參與清除叛徒顧順章等敵特、內奸隱患。 ——1933年，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 ——1934年，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 ——1935年，遵義會議後，奉命隻身化裝到上海設法恢復白區工作，打通與共產國際聯繫。與陳雲會合後先後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及長征初期情況。 ——1936年，又被派回上海，恢復黨的各種外圍組織，籌建電台。 ——1936年西安事變後，奉黨中央之命秘密去南京同宋子文、宋美齡、陳果夫、陳立夫等國民黨要員談判，敦促宋氏兄妹去西安，爭取和平解決事變。 ——1937年，隨同周恩來同志擔任中央代表，同國民黨當局進行和平談判。 ——1937年抗戰爆發後，擔任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公開組織和領導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 ——抗日戰爭期間，他風塵僕僕來往於上海、香港之間，冒著生命危險，領導地下的革命活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軍進逼香港，他奉周恩來同志之命，同廖承志一起組織30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全撤退到東江游擊區。後來，他又幾次潛返上海，負責情報工作，用各種身份作掩護，同敵偽上層分子周旋。 ——解放戰爭後期，組織各界知名人士從上海等地轉往香港，然後通過海上通道往華北和東北解放區。 ——1949年，他隨軍進入上海，擔任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委第三書記，還兼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長。 這樣一位為革命奔走半個世紀，為黨為人民獻出畢生心血，忠貞堅定、智勇雙全、功勳卓著的共產主義戰士，怎會是內奸？ 如果是內奸，在那麼多他經手的工作中，只要有一次出賣，就足以使黨使革命蒙受重大的損失，使敵人輕易就得到夢想多年而得不到的東西。他為什麼不幹？ 如果是內奸，他多年追隨周恩來等領導人一起工作，要向敵人告密，易如反掌，頃刻間就能得到巨額獎金。他為什麼不幹？ 如果是內奸，那年香港大撤退時，他為什麼不將300多位抗日愛國的文化人拱手交給日寇，反而冒著危險，費盡心血，千方百計將他們營救出來，安全地送到大後方？ 如果是內奸，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多次往返香港上海，手裡掌握地下黨組織的許多重大機密和主要負責人劉曉、劉長勝等人的住址，他為什麼不去邀功請賞？ 三 其實，「內奸」這個罪名，從潘漢年在北京被捕的第一天起，在最先知道消息的熟人中，就是有疑惑的。 據胡愈之後來回憶： 1955年4月5日上海代表團開會時，陳毅同志突然宣佈：潘漢年被捕了。他接著說：「潘從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代表們就有很多和他相識或時有來往的，請不要耽心。潘是因內奸問題被捕的。這個問題發生在1943年。在這以前他做過許多工作，都是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並沒有叛黨的嫌疑。」陳毅同志這話顯然懷疑所謂「內奸」是否正確。 代表團回上海以後，有人悄悄地向於伶轉告了陳老總的話。於伶有點安慰地想：周總理、陳老總他們是瞭解潘漢年的，中央也還有些同志瞭解他，最後總能弄清楚。 四 兩天裡要交檢舉揭發材料。 有什麼問題可以揭發的？ 於伶久久地枯坐在病房沙發上，思緒如潮，心如刀割。 往事並不如煙。它們就像資料館倉庫裡塵封已久的拷貝，一經開封，就一本一本地自動在心靈的屏幕上映現出來。 少年時代，於伶在宜興就聽人盛傳陸陵潘家的事。潘家是書香世家。潘家三兄弟是當地有名的才子。潘漢年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個（這就是「水番三郎」這個像日本人姓氏的筆名的由來）。於伶在宜興時並未見到過這位只比自己大幾個月的潘家三郎，直到10多年後，兩人先後來上海，在文化戰線上共同戰鬥，才建立起同鄉加同志的友誼。從此患難與共，成為息息相關的親密戰友。 記憶的帷幕一下子拉到20年前： 1936年，上海靜安寺路沙利文咖啡館。潘漢年約夏衍和於伶見面。他剛剛奉黨中央之命，從陝北又一次秘密來到上海，任務是恢復遭到大破壞的黨的地下組織，迅速加強力量，迎接正在蓬勃興起的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夏衍和於伶向他匯報了上海黨組織遭到破壞後，幾年來同黨中央失去了聯繫，文化界的黨員和黨外積極分子都處於苦悶和焦急狀態中。1935年北平「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爆發後，全國掀起了抗日浪潮，民心激盪。而上海文化界還卷在「兩個口號」的論爭中，影響革命隊伍的團結。 潘漢年向他們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傳達了黨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決議精神，使他們認清了大局，明確了目前的任務。 1939年的一個秋夜，上海璇宮劇院後台。上海劇藝社正演出於伶的《花濺淚》。 女演員藍蘭輕輕走到於伶身邊，悄聲說： 「小開來電話，要你馬上到DDS去。」 於伶又驚又喜。上海淪為「孤島，』後，潘漢年作為八路軍駐滬辦事處負責人，安排好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及文化界幾位著名人士撤離上海，才同夏衍一起去香港。一晃快兩年了，音訊不通，於伶時常惦記著「小開」。 於伶懷著興奮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霞飛路DDS咖啡館樓上，一眼就看見「小開」正安詳地坐在僻靜的角落裡。 「你們辛苦了。」潘漢年握住於伶的手，用力搖幾下，然後放低了聲音：「我看報上影劇廣告，你們上海劇藝社還在演出。這是個信號，說明沒有遭到什麼破壞，你本人也還安全。我就試打個電話，不想這麼快就見到你。」 「璇宮離這裡很近……」 「今天沒有別的事，我剛到。要請你設法轉一份密件上去，行嗎？」 「沒有問題。老孫還在，我立即交給他。」 老孫是地下文委書記孫冶方。 又是兩年過去。1941年的一個秋夜。 董慧到辣斐花園劇場找於伶。於伶一見阿董出現，眼睛立即發亮了，阿董來准有「小開」的消息。 董慧約他走出劇場，到霞飛路底蓋世宮咖啡店坐下，悄悄告訴他，明天下午去巨潑來斯路（安福路）三友浴室定個房間，晚上「小開」和老劉要來找他。 老劉就是當時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 1941年初「皖南事變」以後，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同志，為了防止國民黨頑固派勾結日偽對上海中共地下組織和革命力量採取突然襲擊，指示江蘇省委盡快作出應變措施，保存力量，作長期的隱蔽鬥爭。潘漢年為此事專程從香港來上海。他同劉曉一起先約於伶談話，講了黨的部署，詢問了有關情況，商量了一些辦法。後來，又換了個地方，約了更多的同志討論了應變方案。 就在這次會面時，潘漢年通知於伶，黨決定他離開上海去香港。 同潘漢年交往中的一個個鏡頭，依次在心頭映過。這完全是共產黨員之間的革命關係，有什麼問題呢？有什麼可揭發的呢？ 五 過了「五一」節，於伶這間本來探視者不斷的病房，突然變得清靜了，有時接連幾天，除了妻子柏李和孩子們，竟沒有一個人來。柏李來時，也是輕聲低語，不多說什麼。病房裡歡快的談笑聲消失了。 小護士倒常常問： 「於局長，怎麼這些天來看你的人少了？」 於伶是啞子吃餛飩——肚裡有數，只好苦笑一聲：「大家工作都忙。清靜點好。」 「倒也是。」小護士點點頭：「我看你在病床上還要談工作，也太辛苦了。有的小青年也不識相，人家病在床上，還要一趟一趟來談什麼劇本，真是尋開心！」 「不，不，」於伶微笑搖搖頭：「人家也是誠心誠意的。你要知道，寫個劇本也不容易。我反正不是什麼要死要活的病，不礙事的。看著劇本，談談話，也是一種休息。」 話雖如此說，他的心頭卻不能不感到苦澀，分明人們都已風聞於伶同潘漢年案件有牽連，甚至可能還得到通知，暫時不能來往了。 當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一些彼此相知的老朋友。 一天下午，葉以群同志來看望他。 葉以群同樣由於潘漢年案件而遭到靠邊審查。他滿懷忿感，面容慘淡。他想安慰於伶，又覺得此時此地，也不必說什麼；彼此的心情，兩人都知道，彼此的疑問和惶惑，也是相同的，誰都解答不了。 於伶斜靠在床上，以群坐在床邊小沙發上，都不開口，默然枯坐，慼然對視，一切盡在不言中。坐了近兩個小時，護士推小車送晚飯來。以群看看手錶，站起身，朝於伶望了一眼，輕輕點點頭，不辭而別。 望著以群消失的背影，於伶好容易才忍住湧溢出來的淚水。 六 盛夏時節，於伶在病床上讀到7月18日報上刊登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這樣一段話： 「潘漢年、胡風兩代表因為已經發現他們有進行反革命活動的證據，常務委員會在第九次會議上和在第十六次會議上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張鼎丞檢察長的請求，依照憲法第37條的規定，已先後批准將他們逮捕審判。」 這是第一次向全國人民公佈潘漢年和胡風已被「逮捕審判」的消息。 7月27日，公安部長在人代會上發言，題目是「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文》於伶仔細地讀了這個發言全文。讀來讀去，關於潘漢年的罪狀只有這麼一句： 《：人》「上海市前副市長潘漢年長期間同敵人的特務機關相勾結。」 《：書》放下報紙，他感到一陣茫然。 《：屋》「長期間同敵人的特務機關相勾結」，多長時間？哪些特務機關？如何勾結？ 一陣強烈的懷念緊緊攫住他戰僳的心。他忽然想起：潘漢年那天到醫院來看他時，忘了把藥帶回去，後來托吳強轉送，也不知轉到了沒有？ 七 秋天，於伶出院回家。 妻子柏李告訴他，市委已經來了通知，要於伶好好在家休息，養病，不用再去文化局上班。局裡的工作，已經派了別人在負責。 過了兩天，上影廠廠長室的秘書送來兩大包信件什物，說廠裡出了佈告，由電影局任命了代理廠長。她又說，前不久，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在一個會上宣佈，葉以群也不再擔任上影廠的副廠長，他被免職了。 那年冬天，下了一場小雪。有天下午，於伶走出家門，沿華山路去靜安寺買藥，路上忽然遇到葉以群。他們的住處相距並不遠。卻已有好些日子沒有來往了。 靠在路邊梧桐樹下，低聲交談了一會。雪花輕輕飄落在他們的頭髮和臉頰上，帶來幾分清涼。 「你的問題怎麼樣了？」於伶關切地問。 「前幾天市委組織部通知我，說我寫的跟『小開』有關的材料，算是清楚了。」以群低聲回答。 「可以了？」於伶露出一些寬慰的微笑。 「說是可以了。」 「那就該安排你的工作了。」於伶拍拍比他略矮一頭的老友的肩膀，有點高興，「大約不會回電影廠了吧？」 「誰知道呢？」以群平靜地苦笑一聲：「等著吧。也可能安排到作協去。」 「作協也好。」於伶安慰他：「那邊熟人多些，還有巴公在。」 以群嘴角掛著一絲笑意，未置可否。於伶只覺得那笑比哭還苦澀，不由得一陣心酸。 以群被分配到作協以後，編了幾年刊物，搞了幾年理論批評，擔任書記處書記和理論研究所所長，還曾被選為副主席，但是始終未能擺脫艱危的處境。一到十年風暴，他立即被作為「周揚文藝黑線代理人、潘漢年同夥」揪了出來。1966年8月2日黎明前，他正在陽台上，看到作協一名「造反派」好漢正坐著公安局的汽車停在枕流公寓門前，準備上樓來捉他。他就毅然決然從六層樓一躍而下，用自己為革命奮鬥幾十年的生命對眼前這個被扭曲的時代作無聲的控訴。 就在以群跳樓的三個星期之後，於伶也被捕，開始了9年的鐵窗生涯。 八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國文代大會期間，有一次在北京西苑旅社食堂外面通道上，忽然有人從後邊趕上於伶，對他耳語說： 「知道嗎？『小開』和阿董，都已經去世了。」 於伶愕然，回頭盯住對方： 「在哪兒？」 「湖南一個勞改農場。他們一直關在那兒。」 「消息可靠嗎？」 「千真萬確！」 「什麼時候死的？」於伶緊追著問。 對方搖搖頭，沉默地跟他走了幾步，然後說：「好像就是前兩年。」 回到房間第一件事，是打電話給夏衍。 夏衍證實了噩耗，並且告訴他具體日期：1977年4月。地點是湖南省第三勞動改造管教隊□江茶場。 電話裡沉默了一會，只有輕微的歎息聲。 「夏公，你說『小開』這案子會平反嗎？」 「肯定要平反。」電話機裡傳來夏衍堅定的聲音：「三中全會開過了。平反只是時間問題。」 1982年秋天，他又一次住進華東醫院的時候，傳來了一個使人振奮歡快的好消息：黨中央正式為潘漢年平反。 27載沉冤終於得到昭雪了！ 「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證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捧讀黨中央的文件，於伶禁不住一次次熱淚奔瀉。 唯物主義者不相信鬼神，不相信人死後還會有知覺，但今天，他倒寧願相信漢年在九泉有知，能聽到黨在糾正錯誤以後終於為自己忠誠堅貞的兒子作出的公正評價。 正邪自古同冰炭，忠佞於今辨偽真。一切對善良無辜的人強加的誣蔑誹謗的罪名終究要推翻，一切對忠貞正直的人製造的冤獄錯案終究要昭雪。 他在病榻上揮淚寫了十四首絕句，悼念亡友。 九 半年以後，1983年4月，於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同劉人壽等幾人一起去執行黨中央交辦的一項任務：到湖南迎回潘漢年、董慧夫婦的骨灰盒，送到北京，在八寶山烈士公墓安葬。 真是使人心酸的歷史巧合，他們到達長沙那一天，是4月14日，正是7年前潘漢年在長沙去世的日子。 湖南的同志安排他們休息、參觀，去湘潭韶山沖和寧鄉花明樓，於伶都有點心不在焉，也有許多感慨。他的心早飛向湘東山區□江茶場了。 於伶坐在汽車上，淚水漣漣。漢年——親愛的好戰友，我們來接你了！他彷彿看到潘漢年夫婦正從那崎嶇的山間公路上一步步向他迎面走來。「小開」仍然那樣瀟灑秀逸，睿獸的目光似看透了人世的一切忠奸正邪，一切虛偽、陰謀和險詐。阿董依舊那樣爽朗熱情，樸實大方，發出南國女性真情的笑聲。 茶場職工默默地將潘漢年夫婦僅有的一點遺物交給他們：一堆書籍，幾件破舊衣服，一些零碎生活用品。 潘漢年臨終前交待過：他的西服和董慧的旗泡，捐贈給話劇團當演出服裝；董慧坐的輪椅，送給需要的殘疾人；他的一支筆，給照顧他倆晚年生活的茶場職工家屬黃菊珍，他們不可能送錢給那位心地善良的婦女，他們身邊也沒有錢，只能以這支用了多年的筆留給她做紀念了。 茶場職工再沒有提供有關潘漢年夫婦逝世時的細節。他們是在長沙先後去世的。只有一位老職工記得，潘漢年病重送長沙搶救，幾天後董慧得到通知也趕去了。臨行前，她對鄰居說過一句話：「老潘將來會復活的。」 阿董，你說得對，老潘終於在人們心裡復活了！ 他們回到長沙，在郊外面對湘江的一塊荒坡上，找到潘漢年的埋骨處。一塊粗糙的木板標誌上寫著： 77—652蕭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這就是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功勳卓著的革命家潘漢年的長眠地。 十 3個月後，於伶在《新觀察》上讀到一篇《潘漢年獄中遺詩》的文章，署名陽江。作者回憶了他在□江茶場結識潘漢年的經過和他們之間的交往，敘述了潘的最後時刻。於伶噙著熱淚，一遍一遍地讀文章的有關段落，彷彿見到了故人的最後姿影。 「我第一次在湘贛邊九龍山區西麓的茶場裡看到潘漢年同志，是1976年春節的前一天。場部要舉辦全場各隊犯人的文藝會演，我們幾個人在大禮堂佈置舞台。休息時，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破舊的藏青毛料衣服，手提蔑織圓籃，拄著手杖，從禮堂前面的小馬路走向場部商店。商店裡人很多。他站在櫃檯邊的人群後面，讓其他顧客一個一個擠到前面買東西，自己在後面等著。子弟學校的一位女教師看到他，讓他上前去買了味精、醬油、白糖、花生之類的東西。老人含笑點頭致謝。走出店門，他又向一個農村婦女買了一些雞蛋，蹣跚著走回場部職工宿舍區。這時後邊有幾個兒童追上來，使勁地喊：『潘漢年，你買雞蛋還沒有找錢哩！』 我心頭驟然一緊，定睛打量，原來他就是潘漢年。 只見他回轉身來，彬彬有禮地接過找回的錢，低聲道了謝。隨後，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樹後面了。 一天傍晚，場部前坪放映電影《大浪淘沙》。我看見潘老推著一位頭髮斑白的老婦（董慧同志）乘坐的輪椅，停在場部食堂的避風處。當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來臨時，主人公每一次鬥爭的勝利都使這兩位老人高興，董大姐還報以嘻嘻的笑聲。當『四一二』事變後反動派屠殺革命志士的場面出現時，只見潘老仰望墾空，發出一聲長歎。電影終場，潘老在人流的後面推著輪椅，沿著食堂至幹部宿舍的林蔭道，走到盡頭的一棟兩開間的小平房前。 22年的冤獄，使他青鋒磨盡，雖然意識到平反昭雪是勢所必然，但是，他說過，只怕自己等不到那一天。當我利用一個倒班的休息日，再去潘老住處的時候，聽說潘老病倒了，場部用救護車把他送往長沙搶救；幾天後，董大姐也去了。後來聽說，潘老患的是肝癌，於3月23日送湖南醫學院第二醫院14病室住院治療。在4月6日以前神志還很清醒，醫護人員給他念報，有時念不到十幾句，他就不叫念了，要自己看。但他拿著報紙反覆瀏覽一下，又看不下去，臉上流露著失望的神情。因為，粉碎『四人幫』已經5個月了，卻仍然看不到一點足以驅散他憂慮的信息。當他入院治療時，好心的同志考慮到為了不影響治療，便向他說明，襲用了他30年代的化名——蕭叔安。這對病人精神上的打擊，是多麼沉重啊！4月14日19點及5分，潘漢年同志含冤逝世。經過解剖檢查，他的腹腔與胃部全都是紫血，而肝臟爛得像豆腐渣一樣了。」 讀到此處，於伶已經淚濕衣衫，泣不成聲。 他從心底對那位不相識的文章作者湧起一陣陣感激之情。 火車從長沙車站啟程，沿著湘江駛往北京。 窗外是遼闊的楚天，腳下是瀟湘大地。 車過汨羅江時，於伶忽然想到屈原。 兩千年前，那位憂國憂民的屈大夫遭到讒忌，滿懷哀傷，行吟澤畔，終於投身汨羅江的清流。 兩千年後，一位忠誠、正直、功勳卓著的革命家蒙受不白之冤，陷身囹圄，終於在可以看得見平反昭雪之日到來的時候，含恨倒在湘江畔。 屈大夫，你在哪裡？漢年，你在哪裡？上窮碧落下黃泉，你的英靈在何處飄颺？ 魂兮歸來！ 第09章 抹不掉的記憶 9.1 日月不淹　春秋代序１ １本文原載《解放日報》1982年12月2日。 ——懷念潘漢年 李一氓 序詩 《無題》（1978年作） 電閃雷鳴五十春， 空彈瑤瑟韻難成。 湘靈已自無消息， 何處更尋倩女魂。 此仿李商隱體，雖屬無題，實可解說：第一句指1926年漢年同志參加革命到1977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雖有成績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說穿了，如此而已，並無深意。 一 我認識潘漢年同志是在1926年年底。 當時郭沫若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駐南昌。政治工作的範圍為國民革命軍的第二軍、第三軍、第六軍三個軍及江西的地方工作。政治部辦了一個八開報紙，每週一次（報紙名稱暫時記憶不起了），可是沒有適當的編輯，從南昌、武漢都找不著這樣的人。後來郭建議從上海把潘漢年同志找來。 潘到南昌接任編輯工作後，這個小報辦得很嚴肅，也很有生氣。這是一份軍隊報紙，方針是給士兵以適當的政治教育，既反對封建軍閥，也反對帝國主義，也要求團結。到1927年上半年，政治形勢突變，南昌政治部由九江移到安慶，準備進上海、南京，因蔣介石叛變，半路又由安慶折回九江，時間已在7月底了。在得到八一南昌起義的消息之後，本來政治部可以全部趕到南昌去的，但張發奎不讓去，只答應郭沫若和少數人乘搖車去南昌，政治部由他接收。這樣在政治部工作的共產黨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黨中央報到。在潘無法去南昌的情況下，這部分回上海的同志的領隊，我們就決定由潘負責。於是他就和我們分開回上海了。 在南昌短暫的幾個月中，潘漢年不僅顯露出編輯報紙的能力，更加顯露出政治活動能力。特別是在當時政治情況下，他不過20來歲，已經能夠對政治局勢表示自己的看法。就在這一時期，我們結成了真正的同志友誼。 二 南昌起義失敗了，我在1927年9月回到上海，與潘漢年又見面了。 潘回到上海之後，一下就成為上海黨內的「活動分子」或者說是「積極分子」，特別在江蘇省委的工作範圍之內。在大革命失敗的當時，少數人叛變了，不少的人消極了；漢年同志不灰心，不喪氣，仍然積極為黨工作，今天講來，這是很不容易的。當時江蘇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同志，李在南昌任第二軍黨代表時，黨內任南昌軍委書記，李是認識漢年同志的，而且信任他。根據形勢，當時有必要組成一個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根據潘在左派文化界的關係，由他來擔任第一任書記，是很自然的。接受任務後，潘發揮了他的組織才能，首先團結了左派，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合，相應地也發展了戲劇、電影工作，使黨在宣傳上有能力與國民黨反動派、國家主義派、改組派、托派、新月派、現代評論派進行鬥爭。左聯、社聯的工作，通過黨，一直發展到北京、天津、廣州、成都……，一直發展到許多大學，今天還有不少老同志，就是通過參加左聯和社聯的活動，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上海，我與潘為了工作，經常見面，更加熟悉了。 大概在1931年，漢年同志離開了文化工作的領導崗位，於是我和他有一個短暫時期互不見面。1932年，我也脫離了文化工作，又和他在一起工作。但這時國民黨的血腥鎮壓，迫使黨中央無法在上海鞏固地領導鬥爭，而江西蘇維埃運動的武裝鬥爭日益擴大，因此在1932年秋天，我奉命離開上海，前往瑞金。這一離開，又是漢年同志替我精心安排的。 在上海時期，從1927年冬到1932年秋，我們在工作上的合作既配合一致，又互相諒解，因而取得了應有的成效。 三 1933年，黨中央由上海遷到江西瑞金以前，漢年同志先到了江西。他到瑞金後，擔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我與他雖處在一個地方，但交通不便，不同在一個單位工作，所以不常見面。特別是1934年上半年，我經常離開瑞金，或是去福建河州一帶，或是去雩都，臨到長征出發時我才回瑞金，與漢年見面的機會更少。 長征出發時，漢年調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長，主任是李富春同志，他們又再次共同工作。長征開始時，本來想在湖南活動一個時期，為此特別組織了一個湖南幹部營，成員都是湖南人，我當營教導員。湖南活動的目的未能達到，幹部營解散了，成員各回原單位。我又當了新組成的幹部隊（都是黨政幹部）的指導員。幹部隊成立後，證明不便於軍事行動，又解散了，我加入總政治部的行軍隊伍，編在宣傳部。於是我又同漢年同志在一起，一直到1935年初遵義會議他離開部隊去上海為止。 長征途中，每天在行軍、宿營以後，漢年同志還要安排一些宣傳工作，當時出一個油印的小報，有時候還根據行進情況，依照地區政治形勢，發些宣傳口號，這都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工作很主動。在行軍宿營時，如毛主席的宿營地距總政治部不遠，他經常會見毛主席，毛主席也很高興見他。遵義會議後，毛主席恢復了軍事領導，準備組織一次有力的戰鬥，消滅當面的敵人，決心把總政治部所有幹部都派到連隊上去，激勵士氣，參加戰鬥。漢年同志首先響應，下了連隊，並對宣傳部的同志指出這是毛主席直接組織的一次戰鬥，我們大家都要不顧一切，奮勇直前，爭取勝利，擁護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因為軍事形勢有變動，這一仗沒有打成，下連隊的幹部都又回到總政治部。關於這一段行動，我始終佩服他。他沒有當過兵，又是一個文職人員，但臨陣前那股勇氣，不亞於一個軍人，而且在政治上表現了他的高度水平。 潘漢年是在遵義會議後奉黨中央命令，帶著遵義會議決議，離開部隊去上海的。離開前，就連我，他也沒有告訴，我只是在總政治部少了一個宣傳部長時才覺察到的。在這方面，又可以證明漢年同志是很遵守組織原則，遵守秘密工作原則的。 四 1935年春分別後，到1937年夏天，我又同他在上海相逢。那時，我奉命回四川工作，而四川的工作關係，即是和劉湘的統戰關係，是在漢年同志手裡。我在去四川之前，必須首先去上海找著他，然後由他介紹，才能去成都進行工作。我是由西安去上海的。在上海，他詳盡地介紹了聯繫工作情況，為我完成這次任務作了妥善的安排。可惜時局急劇變化，我沒有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又由成都回延安了。1938年初，他奉命去香港，我奉命去新四軍，大家都離開延安，又在武漢匆匆地分手了。 1938年、1939年、1940年我始終在皖南。他大概總是在香港、上海、重慶、延安跑來跑去，我料想他在抗日統一戰線上，為黨做了不少艱巨的統戰工作、調查工作、聯繫工作、宣傳工作。 五 1941年發生「皖南事變」，我在戰鬥失敗後突圍出來，輾轉到了香港，準備從香港轉上海去蘇北，向新四軍軍部報到。那時他還同廖承志同志一起，主持在香港的我黨的統戰工作。我向他們報告了皖南事變的經過，通過他們，把我的報告送到了黨中央。 在香港，我急於隻身去上海，好轉回蘇北軍部。漢年同志認為不妥，要我在香港等他一路走。這樣，我只得在香港留下來。在香港期間，他出主意，陪我去過一次澳門，慰問葉挺同志的夫人。葉挺同志在皖南事變中被俘，我既到了香港，有責任去慰問葉夫人。在留香港期間，潘還叮囑我不要出去亂走，更不要暴露新四軍的身份。即或在香港的熟人之間，也不要來往過密，以免去上海後惹麻煩。過了三個星期，他陪我坐船到上海，一路平安。到上海後，他把我交給江蘇省委，然後派交通把我送到蘇北。在整個香港、上海逗留期間，他還怕我花銷不夠，給了我一定的費用。住在上海，有時他也來我住處看我，要我注意安全。1941年夏天，我終於回到蘇北鹽城軍部。1955年「潘揚事件」發生後，有好多疑點，使我不大相信這個案子。他要出賣我，真不費吹灰之力，但他反而多方為我著想，是不是看在我們兩人交情的份上？可是在他的身上，也沒有其他什麼人出問題，又是為的什麼？ 六 華東局和新四軍軍部在淮南黃花塘時期（1942年—1945年），上海工作歸華東局管，潘有時也從上海到華東局報告工作，或者留在華東局一個短時期。那時饒漱石頗不安分，總想擠走陳毅同志，並且挑撥部分糊塗幹部反對陳老總。但大部分同志都不贊成饒漱石的做法，擁護陳毅同志。這些同志後來迫不得已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反對饒漱石，支持陳毅同志。漢年同志在上海工作，與華東局和軍部內部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也捲入了這個鬥爭，支持華東局和軍部廣大幹部的正確意見。這個給中央的報告，就是漢年同志受這些同志的委託從軍部帶到延安轉到中央手中的。可見他在黨內鬥爭中也是是非分明的，有原則的，並且勇於支持正確的一方面。 七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我都在北方工作，沒有見過漢年同志。以後一直到1955年，有時他到北京開會，遇到一起；有時我從國外回國休假，到上海，他以主人資格招待過我。這段時間，社交活動多，工作關係少，這就沒有什麼可記錄的了。至於他在上海任職期間，現在上海還有不少幹部、不少黨員、不少非黨人士，和他共同工作過，有過工作關係，有過私人來往，或者直接間接認識，他的工作成就、工作態度，他們當然都很熟悉。我不曾在上海工作過，就很難說什麼了。當然，他並不是什麼完人，任何缺點都沒有；在上海的工作，也並不是全無可以指責的地方。但就他本人而論，自有他引起上海同志們懷念他的地方。 1955年春以後，因為他和我是眾所周知的好朋《：文。》友關係，我也受《：人。》到一些嫌疑，雖然《：書。》時間很短。事後甚至《：屋。》有負責同志追問過我，「潘漢年的事你難道一點都不知道嗎？」所以對於這個案件，我也就只能躲之唯恐不及了。我知道什麼呢！他是1977年在湖南去世的，距今已5年過去了。重新來回憶這段歷史，從1926年算起，我們大家都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大風暴，有時驚心動魄，有時也目眩神傷。黨的60多年的鬥爭經驗教訓，既有積極的，大部分是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消極的東西，有如病毒一樣，肯定地影響了黨的健康發展。從「潘揚事件」，以至「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訓，總值得時時警惕，永為鑒戒，不可翻覆。 漢年同志逝世於湖南，使我不得不想起屈原的《離騷》。如：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余固知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捨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餘情其信芳。」 「依前聖以節中兮，胃憑心而歷茲。濟沉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站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柏兮，因前修以菹醢。」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幸恕徵引稍煩，聊當安魂之曲。 1982年11月25日於北京 9.2 對潘漢年同志的片斷回憶 劉英 我認識潘漢年同志是在中央蘇區。 1933年6月，經過長途跋涉，我從莫斯科回到瑞金，分配在少共中央局工作。潘漢年同志比我先到，在黨中央局擔任宣傳部副部長。部長是洛甫（即張聞天）兼任的。他們在上海時就很熟，潘漢年負責文委工作，洛甫是分管這方面工作的臨時中央常委。少共中央局的駐地在下霄區，離黨中央局很近。記得剛到瑞金不久，洛甫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說今天我們要打你的土豪！那時從外面回蘇區的人，組織上都發給一筆路費，能餘下幾個錢，拿出來請客吃了，叫做「打土豪」。這天下午，我同少共中央局的幾個同志就到他們那邊去，約了十來個人，到縣城館子裡吃了。一頓，不過是熬豆腐、紅燒肉之類，卻感到是莫大的享受。這十來個人中間就有潘漢年。大家並不喊他名字，都親切地叫他小開。後來我才知道，這個雅號還是20年代他在創造社出版部時得的。他自己說是小夥計，人家則給他升格，說他是未來的老闆——小開。 那時大家都年輕，每天晚飯前後，常聚集在樹下草地上唱山歌，還愛搞點體育活動。愛打監球的，吆喝一聲就上球場去了。小開和洛甫、陳雲愛打乒乓球。宣傳部和組織部在一個小樓裡辦公，洛甫、小開住樓上，博古、陳雲住樓下，樓下客堂間裡用方桌子拼成球檯。我去看熱鬧，他們總要喊：「劉英，來一盤。」那時生活很艱苦，但大家親密無間，精神很愉快。 漢年同志是從文化人成為革命家的。他英俊瀟灑，忠誠積極，精明能幹，是洛甫的得力助手。1933年秋天，十九路軍響應我們黨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派代表來蘇區談判共同反蔣抗日。漢年同志是紅軍和工農政府的全權代表。他同十九路軍的代表徐名鴻、陳公培談判了一個多月，草簽了抗日作戰協定，並作為我方駐福州代表赴閩。不久就爆發了「福建事變」。漢年同志從事外交和秘密工作的才能，這時就為黨內同志所稱道。其時我被派往福建團省委巡視工作，以後又留在那裡擔任團省委書記。漢年同志的這段經歷，是後來聽說的。 在1934年5月擴大紅軍工作中，我同漢年同志有過一次深談。 1934年4月，在「左」傾錯誤路線的指揮下，廣昌戰役拚消耗打硬仗，傷亡很大。廣昌失守，第五次反「圍剿」形勢很不利。為了支援前方，擴大紅軍成為當時的中心工作。中央抽調一批幹部擔任「擴紅」突擊隊隊長，到各縣去工作。我被派到於都，漢年同志被派到楊殷。在各縣任突擊隊長的還有王首道、陸定一、金維映等同志。楊殷縣是贛南的一個邊縣，為紀念1929年與彭湃一起犧牲的楊殷烈士而設。這個縣緊挨著白區，紅白交錯，來回拉鋸，情況很複雜。與根據地中心區不同，這裡黨的影響比較薄弱，群眾對我們還不大瞭解，加上國民黨特務活動很猖獗，造謠不說，還搞暗殺，殺害我紅軍家屬。所以「擴紅」的困難很大。當年負責領導「擴紅」的是李維漢同志，漢年同志到楊殷開展工作，瞭解實際情況後，就如實向他反映。說當地群眾聽說「擴紅」，不少壯了跑上山去了，還有的跑到白區去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分配的「擴紅」任務很難完成。他還提出，要求邊縣象中心區一樣完成「擴紅」任務是不可行的。李維漢同志聽後，就說潘漢年右傾，把他的突擊隊長給撤了。漢年同志被撤職回瑞金，路過於都，他來看我。他很不平，對我說：「下面的實際情況不反映行嗎？反映了就說我是右傾機會主義！」 不過這一次撤職並沒有對發揮漢年同志的才幹產生多少不利的影響。黨中央不久就作出決定，紅軍主力要撤離中央蘇區，作戰略轉移。在西征行動之前，為減少阻力，避免不必要的傷亡，紅軍同粵軍陳濟棠進行停戰談判。這次談判，紅軍方面的全權代表又是潘漢年同志。中央紅軍過第一、二、三道封鎖線，沒有遇到多少阻擋，沒有多少傷亡，同談判成功是有關係的。 我同漢年同志真正在一起工作，是長征途中在地方工作部。 我是在遵義會議後不久調到地方工作部的。這裡聚集了一批善於做群眾工作、能說會寫的同志，其中就有潘漢年。男同志還有賈拓夫、吳亮平、謝唯俊、王觀瀾等，女同志有蔡暢大姐和阿金（金維映），部長是羅邁。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眾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財，發動群眾擁護紅軍。還有一項是安置傷病員，傷得比較厲害沒有辦法跟著走的，就同老鄉商量，給一筆錢，留在老鄉家裡養傷。後來又多了一項，叫做「撒種子」，就是在打土豪、發動群眾的過程中，發現積極分子，秘密發展他們入黨，讓他們在本地開展工作。 第二次佔領遵義以後，潘漢年同志忽然不見了。他當時已經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他到哪裡去了呢？過了一些時候我才知道，是張聞天代表黨中央把他派到上海去了。一方面要他去恢復和重建白區黨的工作，一方面設法恢復同共產國際的聯繫。他化裝成商販，編在被紅軍拘捕的「雲土」商販隊裡，故意策劃他們逃跑。這樣一路上得到這些人護送，轉輾經香港到了上海。8月間，他同後來到上海的陳雲同志會合，即離滬赴莫斯科，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 潘漢年同志在長征途中消失以後再次突然出現，是1936年8月上旬在保安。長征到達陝北後，我同聞天結了婚。1936年7月，黨中央從瓦窯堡經安塞到達保安，住在保安城外東南郊的一片窯洞裡。 漢年同志這次回來，肩負著重要的秘密使命。他是作為共產黨的聯絡人被派回國商談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事宜的。他在5月初到達香港，七八月間先後在香港、南京與國民黨代表會晤。其時國民黨剛開過五屆二中全會，向我黨中央提出了新的國共談判的條件。國民黨代表希望潘漢年立即到陝北聽取黨中央對兩黨合作談判的意見，也就是對他們提出的新的談判條件的答覆。於是漢年同志即從南京趕到保安。 這時，聞天和毛主席、恩來同志等中央領導人也正在研究在國共關係新形勢下，怎樣調整對蔣介石的策略，答覆南京方面的來信。漢年同志一到，立即向他們作了匯報。要說的話實在太多，當晚我們乾脆叫他住在我們的窯洞裡，在我們炕前支了一張行軍床，徹夜長談。 漢年同志匯報他在香港、南京與國民黨代表聯絡的情況，談共產國際對中國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指示，具體內容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但他這次回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這可以從他來保安以後黨中央的活動明顯地看出來。 8月10日，聞天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和南京談判，明確指出原來的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了，要與蔣聯合，與南京合作，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南京政府真正抗日，我們就承認其統一指揮，同意取消紅軍和蘇維埃名義，但要保證紅軍部隊和根據地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會後，為實現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轉變，做了一系列的工作。8月12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政治局委員聯名發電報給二、四方面軍領導人，傳達會議決定，指出「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8月25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國共兩黨重新合作。9月1日，黨中央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 記得8月份開過會後，潘漢年同志即去西安，準備到南京去談判。但不久他又因要討論統一戰線和西南問題被召回來了。這樣，他又參加了9月15、16日的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擴大的政治局會議，參加的有三十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這次會議作出了《中央關於抗日救亡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把「人民共和國」的口號改變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我印象中漢年同志在這次會上作了比較重要的發言。他是剛從共產國際那邊回來的，說話有影響。但因為年代久遠，具體講了些什麼，我已經無法記起來了。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的同志查閱會議記錄時看到了漢年同志的發言，其中談到毛主席的一段，我覺得相當重要。他批評四中全會以來對幹部問題在幾個問題上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他說：對自群眾中產生出來的領袖的態度是不正確的。如朱德、毛澤東同志，是全中國以至全世界群眾信服的領導。他們有很好的經驗，在國際都少有的。我們應該尊重他們，應該贊助他們。他們的意見如果有某些不對的地方，應善意批評，不應藉故攻擊。漢年同志這一番話顯然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意見。在當時，對擁護毛主席的領導，進一步鞏固毛主席的領袖地位，是有積極意義的。 潘漢年同志是為我們黨的事業，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了大功的人。他的功勞不應該埋沒，他的智慧值得大家學習，他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對共產主義的堅貞，更要大大發揚。 9.3 好黨員潘漢年同志１ １本文原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川輯，原題為《忠於黨忠於人民的好黨員潘漢年同志》。 張承宗 一 40年前，我在淮南根據地認識了潘漢年同志。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軍佔領了上海租界，上海環境越加險惡。江蘇省委奉中共中央之命，將領導上海、南京和江蘇地區的地下黨領導機關，轉移到淮南根據地去。為了保護地下黨幹部的安全，培養和訓練幹部，江蘇省委和所屬工委、職委、學委、文委的領導幹部，包括一部分區級幹部都撤退到解放區。我是在1942年8月接到江蘇省委劉長勝的通知，調到根據地去的。我當時負責江蘇省委直屬委員會的工作，領導我們的是江蘇省委副書記兼社會部長劉長勝。 1942年9月，我到了淮南根據地。江蘇省委籌備在新四軍軍部附近泥沛灣的顧家圩子舉辦幹部訓練班，從上海撤退到根據地的幹部，陸續到這裡學習。江蘇省委在淮南區黨委總聯抗的附近，設立了一個交通接待站，專門接待和審查撤退的幹部。省委派石志昂、田辛和我負責接待站的工作。石志昂負責接待事務，田辛負責交通聯絡，我負責幹部審查。這個工作前後約3個月，接待了從上海撤退的幹部一百幾十人，大部分是區以上的幹部。10月，劉長勝到根據地。且互月一個傍晚，劉曉、潘漢年、王堯。山、趙先和張本等，來到根據地，當晚在淮南區黨委住宿。我在淮南區黨委和劉曉、潘漢年、王堯山等見了面。當時潘漢年用肖開的假名，這時我才認識他。第二天劉曉等去顧家圩子，潘漢年去黃花塘新四軍軍部，也就是華中局機關所在地。 潘漢年到顧家圩子幹部訓練班來過幾次，每次要住幾天。他和江蘇省委領導同志及做機要工作的同志住在一起。大家都是做白區工作的，保密觀念很強，紀律很嚴格，互相間不問在敵占區是做什麼工作的。潘漢年向大家作過兩次講話，一次是講長征的故事，一次是講白區的鬥爭，大家都感到他革命鬥爭經驗豐富，講話有條理，娓娓動聽，特別是他熟悉敵偽和國民黨的情況，瞭解社會各方面的動態，同敵偽、國民黨進行各種形式的鬥爭，包括公開談判和隱蔽鬥爭，都很有辦法。他講了一些利用合法方式隱蔽自己，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工作經驗。 有的做交通工作的同志，把劉曉、潘漢年等來根據地的交通路線和利用汪偽方面的關係，在少數同志之間傳了開來。把劉曉、潘漢年等利用在汪偽鎮江站某某的關係，掩護他們在鎮江過夜，設法護送過江，由儀征進入我儀揚邊區轉到淮南區黨委的經過都說了。還說潘漢年神通廣大。後來我們嚴肅地對有關的交通工作同志指出，這是自由主義、小廣播，是違反組織紀律的，會對黨造成損失，很快就加以制止，以後在整風中也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潘漢年在領導上海、香港等地的對敵隱蔽鬥爭和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方面，曾作出過很多的貢獻。 1943年三四月間，江蘇省委舉辦的幹部訓練班結束，華中局成立城工部，領導華中地區敵占區的城市工作，包括原江蘇省委所屬上海、南京等地區的城市工作。同時成立華中局聯絡部，由潘漢年任部長，徐雪寒任副部長，負責華中地區，主要是上海、南京一帶敵占城市的對敵隱蔽鬥爭。華中局城工部設在大王莊新四軍政治部所在地，華中局聯絡部設在附近小王莊。潘漢年就在聯絡部辦公，他的愛人董慧和小王（沈月箴，化名王靜嫻）也在那裡。兩個部的工作雖然都是做敵占區工作的，但組織上嚴格分開，只是領導上互有聯繫，各有分工，又有配合，機關幹部和所屬單位都互不相關。根據聯絡部工作需要，江蘇省委曾經調張子良、蔣建忠兩位工人黨員給聯絡部當交通。城工部成立後，又繼續調張征秉（學生黨員）、徐誠（徐百輝，工人黨員）、何牽（職員黨員）三同志給聯絡部當交通員。他們在黨的領導下，在上海、南京和淮南根據地之間，建立了秘密交通線，來往送材料、帶幹部，從未出過差錯，安全準確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 以後潘漢年去延安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抗日戰爭勝利後又重回國民黨統治區和香港工作。日本投降前夕，由於華中局聯絡部派幹部進行策反工作的結果，偽軍鍾劍魂率部起義投誠。 解放戰爭時期，特別是後期，潘漢年在香港領導對敵隱蔽鬥爭和開展統戰工作，仍領導上海原來所屬的系統。上海地下黨也互相配合，並得到他的幫助。中央決定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保護和撤退各民主黨派、各界知名人士後，上海地下黨曾配合潘漢年，動員和保護在上海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先到香港，然後由潘漢年在港組織他們秘密離開香港，轉到東北、華北解放區。他們衝破重重障礙，分批乘船前去，有的船經過韓國口岸，最後都安全到達，沒有發生任何意外事件。這是潘漢年在歷史上一個突出的功績。解放前夕，潘漢年又組織了「兩航」（指國民黨的中央、中國航空公司）起義，爭取一批國民黨軍政人員保護機關檔案和工廠企業資材，聽候我方接管。並和上海地下黨配合，對工商界、文化界人士，進行了長期的統戰工作，爭取這些人留在上海，有的人還被爭取從香港、從國外回來，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二 上海解放以後，潘漢年同志是第一任上海市副市長、市人民政府黨組書記，第一任市委統戰部部長。他積極協助陳毅等同志主持上海的日常市政工作，領導上海人民，進行接管，恢復秩序，反對美蔣封鎖，恢復和發展生產，改造舊上海，團結各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和民族資產階級，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作出了很多貢獻。 1950年下半年，市人民政府在總結一年多接管城市和恢復生產的工作時指出：市政府接收工作順利完成任務，表現在貫徹中央指示，不打亂財政經濟機構，沒有發生混亂現象；迅速地完成安定社會秩序的工作，對應該鎮壓的反革命分子及時作了處理；團結各界愛國人士共同努力，比較有成績；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組織廣大群眾進行反封鎖反轟炸，取得了勝利；穩定市場，逐步克服財政經濟困難，開展市政建設等工作。這些成績的取得，是黨中央正確領導的結果，是人民解放軍、廣大人民和愛國人士在黨的領導下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潘漢年協助陳毅，從上海的實際情況出發，堅決貫徹中央政策方針，以工人、青年、婦女等組織為基礎，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結果。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是解放後城市管理的正確方針。上海貫徹了把消費性城市轉變為生產性城市的方針，作出了成績。1952年3月，潘漢年在一次講話中指出：改造舊上海為新上海，必須思想上明確以生產為中心，一切為生產服務。在公私關係上，要有利於國計民生，加工定貨、公私合營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個好方法。一切為了生產，一面保障私營工商業有利可圖，一面又要保障工人生活。還指出，新民主主義不是永遠不變的，是過渡的，當然也不是一下子就是社會主義，要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在保衛上海城市方面，潘漢年強調軍事防空，要大家在政治、軍事上提高認識，建設防空系統，確保上海工業基地。上海工人多，每個大樓、每個工廠都應成為戰鬥堡壘，有信心、有把握地奪取反封鎖、反轟炸的勝利。今天回憶起來，建設上海，確實是很不容易的。是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各界人士共同艱苦奮鬥得來的。有些革命前輩還為保衛和建設上海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潘漢年很關心工人生活。他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不久，在市委領導下，就決定為工人逐步解決住房問題。當時，我在華東紡織管理局工作，曾經到所屬工廠宿舍和梅芳裡等工人住宅區進行調查，向市委、市政府匯報。第一個工人新村—一曹楊新村建成了，一些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首批搬進了這個工人新村。黨和政府是關心人民生活的，潘漢年也為此花費了不少心血，表現了他忠於黨、忠於人民的高貴品質。 潘漢年在任市委統戰部長工作期間，協助陳毅，團結黨外人士，打開了解放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局面。許多和潘漢年比較熟悉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都反映他能團結、教育黨外人士，謙虛坦率，肝膽相照。他對黨外的副市長盛丕華、金仲華，非常尊重，注意發揮他們的作用。很多解放後第一批參加民主黨派的非黨人士，都是和潘漢年同志商量，得到啟發和幫助以後才參加的。他教育黨員幹部要幫助民主黨派開展工作，黨和青年團組織要挑選一批黨團員參加民主黨派，幫助開展民主黨派工作，各級黨委和統戰部門應加強對民主黨派工作的領導。這些都是正確的，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在五反運動中，潘漢年擔任增產節約委員會主任，他反對片面追求退賠數字，強調要實事求是，使運動發展比較健康，而又穩步地達到了預期目的。潘漢年反對黨內幹部中存在的「左」的思想。例如認為「解放了，統戰工作不重要了」，「民主黨派可以消滅了」，以及怕麻煩，要強制改造等錯誤思想。他要求黨員幹部大膽放手，充分發揚民主，有事同黨外人士商量。他認為發展統一戰線，才能完成黨和國家的各項任務。 潘漢年堅決貫徹中央和市委的決定，負責籌備並建立了第一屆上海市、區的政治協商會議和上海市、區的人民代表會議。他重視發揮人代會和協商會議各自的作用，要求各級黨委領導好人代會和協商會議的工作。他曾指出當時市政協協商問題的面不夠廣，只限於勞資問題，其他文教、市政建設等問題，缺乏協商。他提出各級黨委要建立和健全各級統戰機構，大的工廠黨委設統戰部，有基礎的支部設統戰委員，應該依靠全黨推動統戰工作。統戰部門要做好黨的助手，認真貫徹執行黨的統戰政策，團結黨外人士。這些對於今天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仍然是有用的經驗。 潘漢年長期受黨的教育，參加過延安整風。他能保持黨的優良傳統，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就在我黨接管上海，實現社會安定，財政經濟恢復，反對美蔣封鎖取得巨大成績的時候，上海黨組織進行了第一次整風。在整風過程中，潘漢年在總結上海一年多來取得的成績時，也檢查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分析了產生這些缺點的根源，提出了克服的辦法。他公開進行自我批評，指出我們缺乏為人民服務的高度自覺的責任心，在各方面貫徹統戰思想做得不夠，領導上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的命令主義。產生這些錯誤的思想根源是以功臣自居、驕傲自滿、脫離群眾以及主觀主義。在反對官僚主義鬥爭中，潘漢年主張要與日常工作結合起來，不搞運動，不能用三反五反的辦法。這種精神是實事求是的。 潘漢年這樣一個好黨員、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為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竟在1955年蒙受這樣大的冤屈，直到1982年才徹底平反，不能不是我黨歷史上的一個嚴重的教訓。 有一位因潘案無辜受牽連的同志說了這樣幾句話：「多年沉冤一朝雪，滿座歡笑兩眶淚。留得餘生有餘力，應是分光發分熱。」這是我們懷念潘漢年和對他的錯案得到平反昭雪的共同感受。 1982年9月26日 9.4 懷潘漢年同志（詩）１ １本文原載《解放日報》1983年2月27日。 於伶 黨中央為潘漢年同志27年的冤案平反昭雪，群情振奮，生死同感！漢年一生為黨工作的豐功偉績，我們之間的早年交往與工作關係，我是千言萬語抒寫不全的。我這曾被誣為「內奸同夥」而受株連的倖存者，自愧才短，有負故人。病中作俚句懷念，感謝黨的恩情。情意難盡，工拙未及計了。對敵偽隱蔽鬥爭的特殊貢獻，難於入詩亦不宜寫者，從略。 1982年10月於醫院 1.聞耗 風華一代憶潘公，又道湘靈上碧空！１ １1979年四屆文代會中，偶步西苑路邊。遇一同志低語：漢年、董慧死於湘南勞改地□水。我木然，不知如何走回住地「國務院一招」的了。 從此荊溪魂與夢，蜜桃枉自陸陵紅。１ １辛亥前，宜興、荊溪二縣合署。我倆同屬荊溪。潘家陸陵盛產水蜜桃。我曾有散文《陸陵桃》。1927年大革命前後、陸陵一個村莊，我所知者即有中共黨團員十多人。 2.身世 有祖高魁父秀才，清貧破落蘊奇才。１ １潘家兩代有「功名」，而家境破落。兄弟多。他行三。 凌霞奮起彭城厄，民瘼編來志壯哉。１ １漢年為官林凌霞學堂高材生。考入和橋彭城中學，外婆借債資助，仍中途輟學。在學時愛好文學戲劇，編演民生疾苦的戲劇，為窮人鳴不平。 3.創造社·文委 青年編輯《小朋友》，水番三郎唱《幻洲》。１ １漢年19歲參加中華書局《小朋友》編輯，1925年入黨，參加「創造社」，編《洪水》、《A11》、《幻洲》等刊。曾用水番三郎等筆名，嬉笑怒罵，殊鮮明尖銳。 羽檄文壇興隊伍，１小開為黨力綢繆。１ １21歲任南昌、武漢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編軍報。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黨組織決定由他率領部分同志回滬，後任黨中央文委書記。 １同志們在當面與背後都愛稱他小開。 4.左聯功績 縱橫捭闔建奇功，１藝苑同尊魯迅翁。 １團結魯迅組織左翼作家聯盟。潘任左翼文化總同盟黨組書記。 筆陣戎行雙勝利，１「左聯」燁燁戰旗紅。 １紅軍軍事與革命文化反「圍剿」的勝利。 5.衛黨·蘇區 衛黨除奸泣鬼神，１瑞金轉戰一雄兵。１ １任上海黨中央保衛部門領導工作兩年餘。在恩來同志指揮下，勝利肅清大叛徒顧順章等等敵特的隱患，智勇險絕！ １隨中央進入蘇區，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 出使閩粵功行就，惱恨王明路線傾。１ １代表中央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到福建廣東，談判共同抗日協定；因王明錯誤路線干擾，功敗垂成。 6.遵義、港、滬 遵義會中膺重任，銜枚杯壁越青冥。１ １遵義會議後，黨派他帶著中央密件，到上海與海外進行聯繫。他化裝港商，編入被紅軍拘捕的「雲土」（鴉片）商販隊中，有意領導彼等脫逃。彼等對他感佩禮遇，一路護行，歷關隘，經黔桂湘粵四省，安全到達港滬。 潘郎智勇忠良膽，呼應白區宋慶齡。１ １在上海聯繫宋慶齡以及部分愛國民主人士，籌組救國會。並恢復一部分地下黨的聯繫，使長征紅軍得聲援呼應。漢年此次隻身冒險，完成任務。 7.在莫斯科 繞道間關抵莫京，報知國際黨中情。１ １化名日本人水含三郎到莫斯科，向我黨駐第三國際代表團匯報黨情。 宣言抗日昭天下，迫得刁頑俯首驚。１ １黨的《八一宣言》公佈後，他參加黨的代表團與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館武官開始接觸談判。 8.回上海 受命飄然臨上海，嘈嘈口號論紛紜。１ １1936年，漢年被派回上海時，正當文藝界兩個口號論爭。他瞭解情況，整頓文藝隊伍，並著手恢復1935年春黨遭到大破壞之後的各種組織，建立秘密電台等。 諄諄轉授中央意，夜半傾談沙利文。１ １曾約夏衍和我在沙利文咖啡館作長談。這之前，陝北派來上海的李強同志，由蔡叔厚同志掩護購買電訊器材。夏衍、蔡叔厚與李強坐舢板船夜遊黃浦江。夏衍匯報1935年春失去黨的聯繫以來的文化界幹部與黨員的苦境。 9.進南京 西安事變震人心！狼狽南京宋氏閽。１ １宋子文、宋美齡等。 為促全民同抗日，飛車且闖堯化門。１ １宋氏兄妹急派張沖其人輾轉找我黨代表商談。漢年經中央指示去南京談判。他考慮：如約到南京下關車站，可能會遭到接受日本方面情報的何應欽等的毒手，決定到堯化門小站即下車。進城住宋子文家，商定由二宋與端納同往西安。並以黨代表身份直接與陳立夫、陳果夫見面。西安事變後，黨派恩來同志與漢年等任兩黨談判的我方正式代表。後李克農與潘先後任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七七」、「八一三」抗戰中，潘在上海公開活動，起了極大作用。 10.港滬出沒 孤島情形日日危，奔波為黨險如夷！ 璇宮劇院尋消息，秘密傳書第第斯。１ １上海淪為「孤島」。漢年安排宋慶齡、何香凝和救國會、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離滬之後，他才與夏衍去香港。1939年秋，汪偽傀儡登場，上海敵特猖狂。某晚，劇社女演員藍蘭到漩宮劇院，向我耳語：接到小開電話，約我到「DDS」（第第斯）咖啡店見面。他說：報上有上海劇藝社的演出廣告，這是黨未遭大破壞，你未被波及的信號窗口。給了我密件，只說往上交。我托文委書記孫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後他每次潛來，先要我上交信件，通過我與省委書記劉曉、宣傳部長沙文漢、八路軍辦事處劉少文同志等約時約地見面。 11.事變安排 皖南烽火敵猖狂，相對針鋒斗虎狼。 為勝一籌籌久遠，辣斐三友計周詳。１ １皖南事變發生，省委報經長江局指示應變。漢年從港來作配合。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園劇場約我到「蓋世宮」（今淮海大樓樓下當時的小咖啡館）見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間，他和劉曉同志來。談了以後，又換了更安全的地方．約了更多的負責同志商議了各種妥善對策與措施。 12.千秋功 敵壘森森步從容，出生入死立千功。 倖存嗟哦羞才短，咄咄無端夢寐中。１ １此後，漢年同志在香港活動。太平洋戰後在上海與群魔鬥法，為黨的利益作驚人的成功的殊死戰。掩護省委全體幹部與重要文件以及其他許多重要人員安全撤退到淮南總部。參加延安整風與黨的七大。日本投降後從延安到東北。再來上海，在思南路周公館和我再次見面，托我辦事。在香港安排三四百位著名人士進根據地與北京。後又從香港經北京奔丹陽，隨軍進駐上海。顯赫功績，不能盡述。 13.感謝黨恩 春暉盡沐慶三中！劉霍潘公冤雪同。１ １劉瞿，指少奇和秋白同志。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舊笑春風」！ 9.5 戰士「覆盆」廿七載１ １本文原載《文匯報》1982年12月31日。「覆盆」，比喻沉冤莫白。 ——紀念潘漢年同志 許滌新 一 我知道潘漢年同志的名字，是在1928年的廈門大學，因為那時由他主編的《幻洲》，雖只出版幾期就被封閉，但對於當時追求光明的青年頗有影響。記得《幻洲》的創刊號，還有他的英姿勃勃的照片。這樣，我就不僅讀了他的文章，而且也認識他的相貌了。 我和漢年同志第一次見面，是在1938年武漢的《新華日報》編輯部。他是同剛剛從巴黎回國的陳往天同志（那年夏間，陳就在日寇飛機轟炸下死於非命）一道來的。除了潘梓年之外，當時在編輯部工作的華崗、章漢夫、何雲（抗戰後期在華北負責《新華日報》華北版，在突圍時光榮犧牲）和我，都參加接待。座談抗戰形勢和國際形勢。他們兩人看見我們的辦公桌上稿子堆積如山，談了個把鐘頭，就告辭了。 大約是1939年的秋天，漢年奉黨中央之命，從延安經重慶要到上海去。章漢夫同志約我一道去見他。那時他住在重慶上大梁子青年會的旅館裡。那次談得相當長，幾乎談了整個下午。從延安的同志們對於《新華日報》的評價談起，一直談到王明的一些問題。漢年談得最多，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話雖多，但是生動而尖銳。在這次談話中給我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堅持原則而又相當靈活的人。 二 日本帝國主義投降次年的四月半，我同好幾位同志離開重慶到上海來。那時中共代表團設在南京；為了要在上海展開統戰工作和宣傳活動，因此，在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號設立一個機構，對外稱為「周公館」，實際是中共代表團的上海據點，恩來、董老、鄧大姐和李維漢幾位領導同志，每週輪流到上海來主持工作。在代表團之下，設立一個辦事機構，叫做「中共上海工作委員會」（簡稱「上海工委」），書記是華崗同志，參加委員會的有劉寧一、章漢夫、潘梓年、夏衍、喬冠華和我幾個人。「上海工委」的名義並不公開，而參加「工委」的同志則以中共代表團工作人員的名義公開活動。由劉曉同志負責的中共上海市委，是秘密的，因而，他沒有同「上海工委」公開接觸。但是，漢年同志卻經常來參加我們的會議。不過，他來時總是在黃昏以後，這證明他的工作使他還不能公開到「周公館」來。在我同他接觸中，他對於時局的分析，對於各方面人物的分析，相當深刻，而且消息特別靈通。他在20年代地下工作時，有了「小開」的代號；到此時，我們也叫他「小開」，這是為了保密的緣故。 那年秋冬之交，國民黨軍隊佔領了張家口和安東（丹東），政局惡化，日益嚴重。為了做好準備，周恩來同志除了忙於招待中外記者和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談話之外，還忙於安排「上海工委」同志的工作。我和漢夫、胡繩、乃超、默涵、冠華等幾個人，是被派到香港去搞宣傳和統戰工作的；其他一部分同志撤到解放區；還有一部分同志則在董老的領導下，堅持到最後一天。有一天夜裡，漢年到「周公館」找恩來同志，談了很久，當夜就匆匆走了。他被派到什麼地方去呢？為了保密，那是不能問的。因為長期在白區工作，估計他會留在上海。但我的這個估計是錯了的。 三 我同卓芬是在那年11月初抵達香港的。到香港不到幾天，就在跑馬地的走道上碰見漢年。我初到香港，是小心翼翼的，總是戴著禮帽走路。但是，漢年卻從不戴帽子。有一次，我對他說：「你不戴帽子，特務一下就會把你認出來。」他卻說：「香港同上海的習慣不同，香港人是不戴帽子的。你戴帽子，反而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只要在路上不走在一道，就沒有什麼事情。」短短幾句話，使我覺得他在秘密工作上，是隨機應變的。 漢年在一個相當長的期間裡，為黨從事情報工作。在這方面，他的成績是卓絕的，幾乎達到使人「拍案驚奇」的程度。到香港之後他的主要職務還是搞情報，但同時也兼搞一些上層統戰工作。他的岳父是香港一家有名的銀號老闆。這一點對於他的活動和掩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1948年初，黨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同解放區一樣，也在進行「三查三整」。有一位同志對漢年提了意見，說他「西裝革履，不像一個共產黨員」。在香港搞上層活動，如果不是「西裝革履」，那怎麼行呢？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漢年的岳父是銀行老闆，如果知道，他可能還會加上一句「出入大老闆之門，成為資本家的孝子賢孫」。據我所知，漢年是沒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為他的妻家搞什麼好處的。 劉鄧大軍在1947年6月強渡黃河，向大別山進軍，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使整個中國，整個世界不能不發生難以形容的震動。敏感的香港社會，當然震動得更加厲害。次年1月，民主同盟的領導人沈鈞儒等在港召開會議，決定重建「民盟」的領導機關，並恢復活動（因為「民盟」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領導機關，在蔣介石的壓力之下，已經渙散）。同月，國民黨的民主派李濟深等也在港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它們都接受中國共產黨關於時局的主張，發表宣言，主張聯合中共推翻蔣介石獨裁政權，反對美國武裝干涉中國內政。不久，我黨發佈「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個口號在港迅速地得到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積極響應。顯然應歸功於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而黨的工作和漢年同志的活動，也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從1948年秋起，在港的黨組織奉中央之命，有計劃地把停留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區。這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既要得到各位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同意，又要保證他們在離港時以及在旅途中的安全。據我的記憶，主要負責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聯繫的是漢年和方方兩同志（記得林平同志在1948年秋已經到廣東內地搞武裝鬥爭了）。章漢夫和連貫兩同志為了陪送幾位老先生，先後北上了。留港的同志，人手越來越少，工作更加緊張。在這裡，漢年同志在這方面的工作，做得特別出色。 1949年4月間，大軍勝利渡江的消息，震撼了整個香港。大家都很明白，天快要亮了，全國解放迫在眉睫了。有一天，我同漢年在九龍彌敦道方方同志住處開完了會之後，一道乘輪渡到香港。我們坐在一個無人注意的角落裡，他問我：「全國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麼地方工作？」我說：「由中央決定吧。」他說：「你已經幹了這麼多年的工商界統戰工作。上海是民族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我看，你還是到上海工作為宜。」在此以前，劉曉同志到香港時，也曾向我談這件事，但是，我一向並未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經漢年這一說，我就不得不考慮起來了。幾天之後，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裡，老方把中央的電報給我看。電報的內容是要漢年、夏衍和滌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務。這真使我大喜欲狂了！ 南京解放的喜訊一到香港，我們就在英皇道的「哥羅士打」八樓舉行招待各界的慶祝會。這是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公開招待各界的第一次規模盛大的會。還未離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工商界和各國記者都出席了。這是一次空前的盛會啊！方方和其他同志，都在忙碌地招待來賓。記得漢年也在這裡露面，但他站在一個不大受人注意的角落，同幾位熟人談話。 大約是在慶祝南京解放的酒會的第三天早晨，我同漢年、夏衍兩同志和老夏的女兒「阿咪」，悄悄地上了那艘開赴天津的「東方號」。我們乘的這艘「東方號」裝滿了商品。乘客呢？除了我們四個人之外，只有胡瑞梁（現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夫婦和兩位華僑姑娘。一個可以眺望天際的寬敞餐廳，在吃了飯之後，只有我們三人在談天。從香港起旋到天津的旅程，正好是七個晝夜。由於空閒，自然就海闊天空地談起來了。談話的主角當然是漢年。談些什麼呢？內容現在是回憶不起來了，只能寫下一些題目，例如上海地下時期的反特鬥爭；長征途上的見聞；30年代對國民黨反動派在文化上的反圍剿，等等。 我們大約是在5月5日從天津到達北京的。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同志先後接見我們，負責對我們安排工作的是周恩來同志。那時，恩來同志住在中南海的頤年堂側面的房子裡（後來毛澤東同志進城後，恩來同志才搬住西華廳）。他就是在頤年堂同我們三個人談話的。他告訴我們：「上海現在已經被我軍包圍了。你們的任務就是趕到丹陽，向華東局報到，跟部隊進入上海。黃浦江上還有外國人，特別是美國軍艦。進入上海之後，要作最困難的準備，準備美帝的軍艦開炮，準備水電都被破壞，準備各種可能發生的混亂。你們都要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但是，有前敵黨委和華東局的領導，有上海地下黨的群眾工作的配合，困難是能夠克服下去的。」關於工作，恩來同志對漢年說：「你要當好陳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國這個第一大城市，能夠正常運轉下去。』咬給老夏的任務是搞好宣傳和文化界的統戰工作；交給我的任務是幫助曾山同志做好接管工作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 四 進入上海之後，漢年同志是市委常委兼副市長。不久，提為第三書記。陳總事情很多，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漢年抓的。我的工作，在剛剛解放的幾個月，重點是幫助曾山同志搞接管，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工作重點就在上海了。我那時是上海市委委員，並先後擔任市委統戰部、市府工商局、上海市財委和市府秘書長等職務，而這些工作都是由漢年同志把關的。從1949年5月下旬到1952年秋我調離上海的3年4個月間，因為工作關係，同漢年幾乎天天見面。在這期間，漢年有幾件事，是使我不能忘懷的。 進入上海之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是一個重要問題。有些同志怕受資產階級影響而不敢同他們來往。陳總在這方面是胸有成竹、高瞻遠矚的。解放後一個星期，他叫我出面，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在中國銀行的四樓會議室開會。他同漢年都做了長篇發言，用愛國主義去教育出席會議的人們。從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去啟發他們。當時出席的人物中有一部分人，沒有見到共產黨，是抱著一種恐懼的心理來開會的，聽到這些入情入理的報告之後，情緒逐步穩定了。一些在香港觀望的人物，也逐漸回來了。劉鴻生老先生就是在這個時候從香港回來的。鴻老一回到上海，漢年就同他進行了親切的談話。六七月間，幾位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要求我邀請陳總和市政府幾位負責人吃飯。有幾位同志主張不去，理由是吃資本家的飯，怕在政治上劃不清界限，犯政治錯誤。陳總笑著說：「你們不怕帝國主義，不怕國民黨蔣介石，卻伯起民族資產階級來了，真是怪事！」漢年支持了陳總的意見。吃那餐飯，我也參加了。實際上，那是在做政治工作。我那時已經參加了統戰部和工商局的工作。漢年經常對我說：「要同資本家搞好統戰工作，首先是要同他們接觸，是要同他們交朋友，是要瞭解他們的思想狀況——正確的和錯誤的。如果彼此隔得遠遠，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統戰工作從何做起呢？當然，政治立場是要站得穩的。」我在上海搞了三年多的工商統戰工作，是得到陳總的親切領導，也得到漢年同志的有力支持的。 上海同其他城市一樣，在打擊了投機倒把，在財政經濟實現了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之後，物價穩定下來了。國民黨反動政權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和虛假購買力，也驟然消失了。為了解決當時的市場困難，中央財委在1950年4月間召開7大城市的工商局長會議。上海市委接到中財委的電報時，進行了討論，漢年同志提出一個意見，認為單單工商局長出席還不夠，要有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參加才好，因為他們對市場困難的情況，會比我們的幹部更加瞭解，這樣，他提出要副市長盛丕華老先生也出席。陳總和劉曉同志都同意這一意見，並向中財委提出這個建議。陳雲同志批准這個意見。這麼一來，天津的副市長周叔弢老先生也參加了，連在北京的陳叔通和黃炎培等與工商界有密切聯繫的人士，也參加了。那次會議，不僅因為擴大了加工定貨而解決了工商界的困難，而且成為我們黨團結守法工商業者，擴大對工商界統一戰線的會議。這一點漢年同志是有貢獻的。 上海同全國其他城市一樣，在1952年進行了「五反」鬥爭。陳毅同志在市委的會議上提出「兩路分兵」的主張，那就是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資本家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中，進行交代，互相揭發，而工人群眾則在廠裡背靠背地對資本家進行揭發。至於其餘的資本家則在工廠商店中，由工人群眾面對面地進行揭發。中央批准了陳毅同志的這一主張。集中在上海市政協的具有代表性的資本家，共303戶，大中小資本家都有，而以大資本家為主。這個戰場是由陳毅同志親自指揮的。他指定漢年和我參加這一工作。漢年幫助陳總掌握形勢，而具體工作則由我出面，陳總交給我們的方針是：「對資本家的五毒問題，馬馬虎虎是不行的，必須清查清楚。但是，決不能不擇手段，亂干一通，這就要切切實實掌握黨的政策。在這三百多個資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殺，那就證明我們的工作失敗。」漢年對這個問題體會得很深，他說：「這三百多個具有代表性的資本家，集中到市政協來交代，結果如何，就要看我們能否把鬥爭與團結結合起來。」我在現場工作，漢年每天總是來電話詢查情況。在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有兩個資本家的神色很不正常，甚至全身在發抖。有的同志說，他們可能是害了病。我不放心，打電話給漢年，他在電話中告訴我，這兩個人的發抖決不是傷風感冒，而是政治病，要好好抓住這個問題。事實證明，經過開導之後，他們鬆了一口氣，把口袋裡準備自殺的安眠藥交出來了。我們把此事向陳總匯報，陳總說：「還要提防第三個準備自殺的人出現，關鍵就是貫徹黨的統戰政策。」運動進入後期的時候，如何執行黨中央關於處理五類工商戶的原則的問題，有幾位同志認為應以「退賠」數字做標準。陳總批評了這種意見，認為這種看法並不符合黨的政策；資本大，加工定貨的數量大，「退賠」的數字自然大，這個退賠數字必須同加工訂貨的數量去聯繫，還要看他們對運動的態度，否則，這303戶中的大多數人，都要成為完全違法戶和基本違法戶了。漢年同志在這問題上是明確地堅決地支持陳總的意見的。這樣，303戶中有幾個「退賠」超過1000萬甚至4000、5000萬元的資本家，定為基本守法戶。當漢年同志代表市政府在會議上宣佈這幾個大資本家是基本守法戶的時候，他們在驚愕中高興得要發狂了。 是不是漢年同志在執行黨的統戰政策時，只有團結而沒有鬥爭呢？不，不是的。對於極少數敵視共產黨、敵視人民政府的人物，對於那些投機倒把，抗拒加工定貨，甚至把假藥賣給人民志願軍後勤機關的壞蛋，漢年同志是堅決鬥爭以至繩之以法（如對王康年的處決）的。總而言之，漢年同志在上海，對民族資產階級，是正確地執行了黨的統戰政策的。 五 漢年同志被打成「內奸」，是1955年的事。在事前，我是一點也沒有覺察的。那年4月下旬我參加了訪蘇友好代表團到蘇聯訪問，5月中旬我們從莫斯科經西伯利亞回到北京。當火車進站的時候，突然聽到廣播說潘漢年是「內奸」。當時，我真不相信我的聽覺！難道這是真的嗎？難道這位為黨為革命出生入死，奮鬥數十年的老黨員，竟然是一個「內奸」嗎？像這樣一個瞭解地下組織情況的「內奸」，為什麼不在那時（特別是1946年的上海和1947至1949年的香港期間）把地下組織和黨的同志，出賣給敵人呢？這個疙瘩，多少年來，我是沒法解開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所謂「潘漢年案件」，做了認真的複審，否定了原來認定潘漢年同志是「內奸」的結論。黨中央正式發出了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漢年同志，27年來，潑在你身上的血污，黨中央已經為你洗滌乾淨了。你為中國革命出生入死的業績，終於為黨和人民所肯定了。歷史是不會忘記你的。安息吧！漢年同志！ 1982年12月31日在北京南沙溝宿舍 9.6 許滌新與潘漢年的交往 方卓芬 滌新和潘漢年相識是在1938年的武漢。以後在重慶、上海、香港，都有接觸。1949年，中央要在香港的潘漢年、夏衍、滌新一起到北京，商量參加接管上海的工作。從此，他們相處的日子就更多了。 滌新對潘漢年十分敬仰。1982年，黨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之時，他懷著十分激動的心情，寫下了《戰士「覆盆」二十七載——一紀念潘漢年同志》一文，以飽蘸感情之筆，寫下了他們交往的全過程。滌新生前，曾多次向我稱頌潘漢年的才能、品德，講他看問題看得很遠，革命經驗豐富。1950年4月，中財委召開七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討論解決當時的市場困難問題。當時滌新是上海市工商局長。潘漢年認為單單工商局長出席還不夠，建議工商界代表也參加。後來中央同意了這一意見，上海由副市長盛丕華參加。這個會既解決了工商界困難，又擴大了工商界統一戰線。滌新生前幾次回憶往事時，十分稱道潘漢年這一建議所起的作用。 還有一件事，也是滌新多次對我講的。那是1954年3月，中央決定有計劃地擴展公私合營，先對私營企業進行調查摸底，組織調查小組到工商業集中的上海進行調查。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統戰部、重工業部、輕工業部、紡織工業部、交通部、商業部等抽調200名幹部參加。滌新和沙千里分別擔任正、副組長。當時滌新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中財委成立第六辦公室時，他任主任。調查組到上海調查了四五個月。回到北京後，潘漢年曾給滌新打過長途電話，說：「我有個意見，是不是留幾家大廠，不要全部吃掉。無論從加工訂貨也好，對國際影響也好，留少數幾家很必要。」滌新當時很為難地回答道：「這是中央已經決定了的。」潘漢年說：「那你向中央反映反映。」回想起來，潘漢年的意見很有道理。此後在總結企業合營的經驗時，都感到我們搞企業合營走得太快了。潘漢年看問題很有遠見。滌新對潘漢年當時的提醒和建議，一直念念不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討論改革所有制結構、發展多種經營形式時，滌新還講到潘漢年的見解很有道理。 潘漢年關心朋友，關心同志。他對滌新的關心，我有切身體會。只舉1952年滌新煤氣中毒這件事。那是1952年的元旦，滌新因幾天來十分疲勞，午飯後準備洗個澡。天氣冷，他用木炭在浴室裡生了個小爐子。誰知煤氣中毒，昏倒在浴室地上。當時，楊叔銘來找滌新談工作。我們在客廳等了一個多小時，不見他出來，敲門沒回聲。我們急了。連忙設法把門撬開，並立即聯繫送華東醫院。潘漢年知道後，十分焦急，急忙趕到我們住的宿舍來探望，問長問短，直到他知道滌新到醫院後已經清醒過來，才放心地回去。 滌新對潘漢年有深厚的感情。1988年2月8日，滌新因肺癌離開了人間。2月9日，我的次子和女婿去北京醫院收拾他的用品，從床頭櫃中撿出他寫過的幾頁紙，字跡歪歪斜斜，有一頁寫著：《憶漢年》。我們辨認了好久才看清楚。他寫道：「長期與魔鬼打交道，履如夷，志益堅，貢獻可以比金石，誰料含冤27年。1988年2月在北京醫院。」這是滌新懷念潘漢年的心聲。滌新在生命的最後的日子裡，還在追思長期受冤屈的潘漢年，對潘漢年的功績、貢獻，表達了他無比崇敬的心情。 （馬福龍、沈憶琴、李小蘇整理） 9.7 潘漢年和董慧 趙先 初識潘漢年，是在抗戰爆發前夕，當時他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在馮雪峰陪同下，他和劉曉來到我的家裡。他當時30多歲，已是久經戰鬥、革命經驗豐富的人了。他那時從延安回來還不久，風塵僕僕，紫紅色的臉，不像人們常說的「白面書生」的文化人，鼻樑上有幾點淺淺的天花痕跡，中等身材，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裝。潘、馮、劉和我愛人王堯山四人在我家相聚，主要是為商量工作的交接問題，哪些人和事由辦事處管，哪些應劃交上海地下黨管，還有從獄中釋放出來的同志，哪些可留在上海，哪些應介紹去延安或大後方等等。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個健談而活潑的人，沒有一般老資格黨員的那種嚴謹的神情。 1942年7月，中央指示上海領導機關撤退到新四軍地區去。行前，劉曉對王堯山說：「小開（潘漢年別名）也要撤退，他那裡的交通線很安全。」不久，約11月初，劉曉通知王堯山和我，晚飯後到南京路四川路一家旅館集中。我們如約到旅館後，劉曉已開了兩個房間，不多一會，張本也拎了只皮箱來了。次日黎明，我們四人分乘兩輛三輪車到廣東路一家商號，店堂裡不見有什麼貨物，像是做轉手生意，上海人稱之為「申莊」的地方。天未大亮，電燈還亮著，由兩個商人模樣的人招待我們，說小開就要來的。不一會潘從店堂後面出來，似乎住在商號裡過夜的，穿著一身時髦而合身的西裝，外加秋季大衣，派頭很大，儼然是個洋派經理的樣子。他胖了些，也老了些，已不是五年前的樣子了。我驚奇他怎會改變得這樣快，幾乎使我難以辨認了。 談話間，已經有人叫來了兩輛出租汽車，直駛北火車站，大家的行李都交給送行的商人代辦托運手續。另一個穿長衫的商人模樣的人把我們引進餐室。早餐後，乘上二等車廂去鎮江。二等車廂很整潔，除我們五人外，全都空著，座位間的小桌上還有插著鮮花的小花瓶。沿途經過大站時，有幾個腰佩指揮刀的日本軍官上上下下地短途乘車。這樣闊綽的旅行，是我生平第一次，比起兩個月前我和劉曉、劉長勝去南京時，擠在做單幫生意的人一起，給日本憲兵推推撞撞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別。 車到鎮江時，有穿西裝和長衫的兩個人到車站接我們。到金山飯店後，堯山頗有點緊張地告訴我，說那個穿西裝的現在是鎮江特工站負責人，他就是中央通報過的叛徒，他在一次做交通工作時被捕叛變，要我當心。到鎮江的第二天，潘告訴大家，有個任偽方軍官的人要請我們吃飯，劉曉對是否應邀，有些猶豫，面有難色。潘說：「某某等人對國民黨是很恨的，他們在嚴刑下被迫叛變，也明知跟汪精衛走沒有前途，想為共產黨效力，取得黨的寬大。我在某某前只說你們是上海商人，跟我到新四軍去做生意的。」這樣，劉曉就同意去吃飯，我們則看劉曉的臉色行事，一起去了。漢年為了勸大家去吃飯，費了不少口舌，他還怕劉曉會擔心花錢，特別說明這次費用都由對方開支。當時他說服我們這些不習慣用特殊手段去做工作的人的神態，至今想來還是十分感人的。酒菜館離金山飯店不遠，當我們跟著潘到酒菜館二樓時，這個偽軍官已等候在那裡，他身穿偽軍裝，態度拘謹。席間我充當的角色是王太太，張本是張小姐。談話內容始終是我們到達鎮江後第一天下午遊覽金山寺，以及飯後將要去的竹林寺，有關政局的問題一句也未涉及。飯後即由穿西裝的特工人員帶我們去了竹林寺。 第三天一早，我們乘上一隻去儀征的機帆船，船上各色人等都有，也有幾個年輕的偽軍。從這些偽軍的和氣態度來猜想，他們是當時鎮江特工站負責人派來的。下午，到了儀征縣城，住在一個很簡陋的客棧裡。儀征在敵偽時期是很蕭條的，街上行人稀少。次日天濛濛亮，這個特工人員改穿了中裝短衫，帶來幾個青年挑夫，到客棧挑著行李，陪同我們離開客棧。到城門口，只見城門還緊閉著，特工人員和守門的偽軍交涉後，開了城門讓我們一行十幾人（連幾個挑夫在內）出城。剛走出幾步，城牆上的偽軍就高聲喊叫「站住！」大家停下來，轉身抬頭看城牆上的偽軍，潘對偽軍大聲喊道：「和你們上面講過了，還不知道嗎？混蛋！」經這一訓，偽軍只得放下端著的步槍，不響了。潘的這一喊話，確使人相信他的神通廣大。大家繼續在泥土公路上前進，走了十幾華里，向著一條小岔路上走，走不多遠，迎面一排小山崗，兩個小男孩探出頭來叫「站住，不准動！」我們都一齊停步，服從命令，只派一個人上去講話。看著這兩個威嚴而又認真得可笑的孩子，大家都會心地微笑。潘上去對小孩說：你們羅炳輝師長的客人到了。於是他們同意我們爬上小山崗，另外兩個孩子奔向村莊報信去了。我們走向一眼就能看清的第一個村莊，休息以後，由鄉長招待吃了午飯。飯後特工人員帶著挑夫匆匆忙忙轉回去了。 我們一行由鄉長和兩個農民挑著行李去找區公所。路上劉曉一直在和鄉長談話，我們緊跟著走。走著走著，我發現潘掉隊了，在後面步履艱難的樣子，我停下來等他，他說：「真糟！皮鞋把腳磨出了血泡。」於是我陪著他慢慢地走，凡有岔道的地方，堯山在等著，指引方向。到一個小鎮，找到了區公所，已是夕陽西下了。區公所鐵將軍把門，吃了個閉門羹。鄉長把我們帶到一處小飯鋪裡，要我們第二天再去找區公所，他就帶著兩個農民告辭了。 小飯鋪的主人給我們做了晚餐。飯後，主人夫婦把兩張方桌向土灶一邊靠攏，空出一塊地方，弄來些稻草，鋪在地上。我把這地鋪分成兩塊，大些的給潘、劉、王睡，我和張本合睡一塊小的。在昏暗的菜油燈光下，一隻狗在方桌下監視著我們。潘打開他的被捲，淡綠色的綢被面特別顯眼，稻草粘在被面上，他屈著雙膝去揀被面上的稻草，一面講：「糟糕！糟糕！」（這是他的口頭禪，一路上他總是這樣講）我說：「誰叫你帶這麼漂亮的被子呢？」大家睡下後，潘欲吹滅油燈，這時桌下的狗吠起來。女主人把狗趕出去，狗還不服氣地不斷扒抓門板。潘歎著氣，不由說了聲：「糟糕。」 正當我們睡得香甜的時候，一隻老母豬咕咕咕地走出來，啃著地上的稻草，在潘的頭前粗聲粗氣地咕嚕起來。「哪來的這隻豬？真糟糕！」透過門縫的亮光，看到潘一面趕豬，一面坐了起來，他的狼狽相使我不禁格格地笑了起來。笑聲剛停，我自己的難題也來了，原來晚上天氣突然變冷，我只穿一件單旗袍，一條短褲，冷得受不了，只得坐在被窩裡不起來。潘笑著對我說：「冷，是嗎？」我不作聲，心裡在嘀咕，不是說一到邊區就可換上軍裝的嗎？現在進入邊區已有幾十里路了，卻連一個穿軍裝的新四軍戰士還沒遇到。潘從他的手提皮箱裡拿出條薄呢的西裝褲說：「穿這褲子吧！」我還扭扭捏捏地不肯穿，大家說：「穿吧！穿吧！在這鄉下興許人們還以為這是城裡人的時興打扮哩！」我無可奈何地穿了，褲腳太長，潘還彎腰幫著把褲腳卷些起來。這時，他真像是大哥一樣。 我們在新四軍二師淮南駐地步行了三天，吃飯是有一頓沒一頓的。有天夜裡說是有敵情，一連換了兩處房子，沒睡好，但誰也不覺得苦。我們先找到當時的儀征縣委書記李代耕，他把我們送到淮南區黨委，找到了黨委書記劉順元，然後到上海撤退幹部集中的顧家圩子。省委負責同志劉長勝、張登（即沙文漢）、劉寧一和許多同志都跑來歡迎我們，祝賀我們撤退的勝利，熱烈情景頗為激動人心。這是1942年11月6日。為什麼我記得這樣清楚呢？因為第二天是十月革命節，顧家圩子開了慶祝會，主持會議的是大王同志（學生方面的），開頭用俄語叫了聲同志們，然後慶祝斯大林格勒反攻的勝利。潘在顧家圩子住了一個時期。 1943年9月我第二次回淮南時，堯山調華中局組織部工作，駐大王莊。這是軍直政治部的駐地，潘住在我們隔壁的房子裡，有空的時候，總是聽他講山海經，他的山海經特多，聽來使人入神。 有一天，潘漢年的交通員從上海帶來一位女同志，她身體結實而豐滿，中等個子，相貌一般，穿天藍色布旗袍，與潘隔張小桌面對面坐著，用廣東話交談。華中局組織部長曹山以為是老潘的部下來了，要我派個通訊員送她到招待所去住宿，我說慢慢看情況再說吧，老潘不是已和原配夫人離婚了嗎？後來才知道，她就是董慧，在老潘處住了半個月，天天學習整風文件。那時幹部們都各有一塊自己開墾出來的自留地，種出來的蔬菜交給伙房，這叫作生產自給。降霜期到了，董慧搶著收菜，翻曬後送到伙房去加工（這是冬季的主菜），得到了大家的稱讚。 董慧是香港名門之女，其父董仲維是香港總商會會長，著名實業家。董慧1918年出生，1937年從廣州去北京報考大學，適遇七七事變，充滿抗戰熱情的董慧，不願進大學而寧願投奔延安。在延安馬列學院，她曾聽過潘漢年的報告。1939年董慧被派往香港，在潘漢年的領導下從事秘密工作。董慧對潘漢年既尊敬又崇拜，潘也暗暗地愛上了比自己小12歲的董慧。在瞭解了潘在婚姻與感情中的不幸與苦悶後，同情與愛慕使他倆結合了。但時間長了，董慧對這非正常的關係感到無法忍受，潘漢年自己也很尷尬。如今，這一煩惱的解決，出於他倆的意料，真是天作之合啊！ 董慧要回上海去了，潘親自送她直到儀揚邊區，眼看著交通員帶董慧跨過了封鎖線，才依依不捨地回到軍部。當他獨處寒室，情思董慧時，作《寒風曲》一首，詩云：「寒風吹曉月，大道鎖青霜。馬蹄聲聲得，方寸益惶惶。此別傷心處，無言淚幾行。」 我和董慧做了半個多月的鄰居，深感她樸實厚道、思想單純、心地善良、勞動積極、作風正派。 潘漢年繼續留在華中局任情報部長，主要負責上海、江蘇敵占區的情報工作，戰績纍纍。他在參加華中局甄別委員會工作時，幫助弄清了不少案件，特別是揚帆被康生誣陷為大特務頭子一案，也是在他的過問下平反的。這期間，他也受到挫折，在黃花塘事件中，饒漱石整陳毅，潘對此不滿，在高級幹部中為陳嗚不平，這樣他自己也被整成「小廣播」、「自由主義」。我很為他擔心，心想老潘就是心直口快，講話不擇對象，要知道自己人中，也有人愛搞小動作的喲！ 1946年8月2日，國民黨飛機轟炸延安，全面內戰已不可避免，周恩來安排潘漢年和夏衍撤離上海，於是潘、夏和董慧同乘一架飛機抵達香港。 此時的香港表面上是一個自由港，但各情報機構密佈，情況十分複雜。潘漢年有董慧為他所作的社會掩護和經濟援助，使他在香港的活動十分活躍和順利。家務均由董慧操持，如買菜和下山挑水等。董慧的父親明知女兒和潘的關係已非一般，但沒有正式結婚，這在香港上層社會人士眼裡是很丟面子的。於是在她父親的主持下，潘、董舉行了盛大的結婚典禮，時年董慧已29歲。 潘漢年在香港一手抓情報，一手抓統戰，他在香港工商界和已解放的城市如煙台、大連、天津的通航貿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黨中央發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後，大批民主黨派領導人，工商、文化界人士，還有起義的國民黨軍長、西北軍的代表，至少在350人以上，都要從大陸各地轉道香港，再租船把他們送往青島、塘沽等地。此事歷時一年多，潘漢年在港英當局警戒森嚴，國民黨特務雲集的困難情況下，沒有一次失誤。在政治上為黨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用他的老搭檔夏衍同志的話說：「潘漢年在香港，兩年做了四五年的工作。」 淮海戰役尚未結束，中央就決定由陳毅擔任未來的上海市市長。1949年5月11日晚，周恩來在北平約見潘漢年，他說：「中央決定你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分管政法、統戰工作，你要當好陳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國這個第一大城市能夠正常運轉下去。」1949年5月23日，潘漢年抵達中共中央華東局駐紮地丹陽，在這裡，集中了一支數以千計的幹部隊伍，他們正緊張地做著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 次日，潘漢年被通知去陳毅處開會，他換上了剛發給他的一套新軍裝，又將一支新手槍掛在腰間，這雖給他增添了幾分軍人的威武，但文人氣質卻並無多少改變。陳毅在會上重申了各項入城紀律和規定，並宣佈接管方面的具體事情一律聽潘副市長的指示。 解放後，作為一個管理大上海的常務副市長，潘漢年更是日理萬機。當時，潘漢年和劉長勝（市委副書記）合住在丁香花園的一幢大房子裡。晚飯後，大家都在大院裡散步聊天，每到晚上和休假日，潘副市長家經常是高朋滿座，好友如雲，他們多數是工商界、文藝界、民主人士中的老熟人、老朋友，有些是較親近的部下。從大家毫無顧慮的高談闊論中，他得到了送上門來的許多信息，也借此聯繫了群眾。人們覺得他談吐自然，沒有官架子，仍是從前的老潘，但大家感到不足的是丁香花園的門不好進，大門口有傳達室，找人先要在登記簿上登記，然後打電話通知，因為潘漢年是一級保衛對象。 大概是出於「不方便」的原因吧，1952年，潘漢年搬到康平路居住，我去看他，只要按一下門鈴，就被人領進潘的會客室。這時，常常仍有客人圍著潘談天說地，他見到我，站起來問；「有事麼？」我點點頭，不一會客人們就知趣地走了。我向他反映婦女問題，他仔細地聽，沒有絲毫首長的架勢，那親切的語言至今記憶猶新。如宣傳新婚姻法，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些包工頭、惡霸、流氓都有大小老婆，有的甚至有好幾個。有些女工，不但被霸佔了，還要把工錢全交給霸頭，她們沒有人身自由，新婚姻法的宣傳對她們也「不起作用」。潘漢年說：「這些流氓、惡霸都是社會渣滓，只有通過社會鎮反，才能把他們剷除掉。」果然不久便開始了社會鎮反，那些被壓在最底層的婦女紛紛起來揭發、控訴，人民政府把她們從火坑裡救了出來。 在「五反」時為了避開職工和資方的正面衝突，集中了有代表性的大戶303戶，在和平飯店交待「五毒」。市婦聯重點抓了303戶的家屬工作，要她們幫助丈夫過好「五反」這一關。對此我向潘漢年作了匯報。潘聽了大為讚賞，他說：「正合我意，要不，白天鬥，夜裡回到家裡也挨鬥，誰能吃得消？這是要出人命的。」潘自己以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的身份，帶著一批幹部整天泡在和平飯店裡，「五反」結束時，303戶都被鑒定為守法戶或基本守法戶，他們皆大歡喜。 潘漢年對上海的過去和現在太瞭解太熟悉了，所以工作起來得心應手，做報告談問題也使人感到貼切。他經常衣冠楚楚，身著西裝，舉止瀟灑，為此「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開始時，我真為他擔憂。 市級機關的「三反」開始了，市領導都必須「洗澡」、「下樓」才能輕裝上陣。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潘漢年身穿畢挺的人民裝，坐在第一排，不斷地抽著三五牌香煙。我心想糟了，要是潘「下不了樓」，接踵而來的運動將由誰來領導？輪到潘漢年「交待」了，他笑瞇瞇地說：「官僚主義在我身上是嚴重的，忙忙碌碌的事務主義，也就是官僚主義。至於貪污浪費嘛，我無帳可算，因為我從來也沒有領過工資，也不管經費開支。我到市政府辦公，公務員叫我去吃飯，我就去吃。我的吃、住、行都是公家包了。至於我穿的一身衣服、鞋襪，抽的三五牌香煙，都是我老婆從她家裡弄來的，我也沒問過這些東西值多少錢。」就這樣，這位市委第三書記輕輕鬆鬆地「下了樓」。因為大家都知道，董慧是香港銀行家的女兒，從1939年調到上海情報系統工作後，就在她父親設在上海的分行裡當職員，黨的大量活動經費，都是以董慧的名義，在銀行裡立的帳戶，並由她擔保，需要時可以隨時支取。在這方面，她是有特殊貢獻的。解放後，董慧一直在市委統戰部工作，勤勤懇懇，默默無聞地做著各種具體而瑣碎的事情，從不居功自傲，也不以副市長夫人的身份突出自己，是個樸樸實實的人。她也是市婦聯的常委，每當常委討論時，她常常是首先發言，與別人有不同意見時，她從不在會上和人爭論，而是會後個別向我提出意見，她這樣做是為了避免有人認為副市長夫人的話「有來頭」。 1955年3月下旬，那天是中蘇友好大廈建館紀念日，上午9時許，潘漢年到會剪綵後，我和他一起步入展館大廳，他對我說，今天下午他就要去北京開會。可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們最後的訣別。 9.8 敦厚長者「胡越明」 葉凡 抗日戰爭期間，我家住在上海英租界的一處弄堂房子裡。我的一個同班同學在她母親逝世後不容於姐夫，得到我的同情，住進我家的一個只有6平方米的非常簡陋的亭子間。她就在這裡開黨小組會、支部會……後來，她介紹我入了黨。我家周圍環境很簡單、安全。黨的領導同志也常來這裡碰頭、談工作。這裡先後掩蔽過5個女共產黨員；油印過黨的秘密文件。後來，區委書記竟把上海地下黨的領導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同志也帶到這裡。1942年夏初的某日，劉曉同志帶了一位年齡與他相仿的領導同志來到這裡。這位同志非常和藹，戴了一副金絲邊眼鏡，一派斯文。一進房間，他就對我說：「我們年紀比你大得多，不能說是你的同學，你就說我是到你們學校向女學生推銷絲襪時認識你的，到你家來是為了請你幫我推銷絲襪。他（指劉曉）是我帶來的。我的名字是這個，電話號碼是這個。你遇到什麼問題時，可以打電話找我。」說著、從懷中掏出一張名片，用自來水筆在上面寫了些什麼就遞給我。我一看，鉛印的名字是「胡越明」，手寫的是10789五個數字，寫得瀟灑流暢，我至今還記得。另外還印著什麼頭銜之類的，我沒有注意。劉曉同志說：「我們在這裡談話時，你不要躲出去，免得你家裡的人感到奇怪，為什麼客人關起門來，主人家卻要躲在外面。但是，你不要聽我們的談話。」 其實，我哥哥上學去了，母親出去搓麻將了，別的人根本不管我的事。我的同學們來來往往，他們也都看慣了，不會覺得奇怪。我是入黨才一年多的在基層工作的女學生，對黨內領導同志敬若神明，所以就老老實實地坐在一旁看書，把思想集中在書本上，沒有聽他們的談話，連茶水也忘了奉上。 他們走後，我看著名片想著：這名字當然是假的，胡，胡說八道吆，越胡說越明白；鉛印的，還不知是怎麼搞來的。電話——我想當然更是假的，剛才現寫的；本來是7、8、9、10，假裝是外灘一帶的1字打頭的，成了10、7、8、9。這樣一想就記牢了。別的字，反正不是絲襪商人，不記它。「這是怕我聽錯了，或是聽一遍記不住，才給我看的。」於是我就燒掉名片，沖掉紙灰。 之後，我才知道潘漢年真的用過這個名字。名片是他自己的，電話也是真的。原來這是留給我的一個護身符。 當時，我家生活是靠父親從重慶匯款來維持的。有時，款不能按時匯到，就靠典當度日。1942年夏季，我到新閘路底的一戶人家當家庭教師，掙些錢來供我自己活動和學習之用。為了省下車費，常是步行而去；只在因故遲出門時，才坐電車。我捨不得花錢乘頭等車廂，總是坐三等車廂。 有一天，剛走進三等車廂，就猛然看見「絲襪商人」坐在通往頭等車廂的小門旁。他穿著一身漂亮的白西裝，戴著一頂高雅的白草帽。我著實吃了一驚。他卻坦然一笑，點點頭算是對我招呼，我也趕快點一下頭就坐下，不敢走過去和他說話。再一看，車廂裡稀稀拉拉坐了幾個普通市民，才定下心來。過了兩三站，他先下車，仍是微微一笑，點點頭，算是道別。我一看，沒有發現什麼人跟著下車。 一次，潘漢年與劉曉在我家碰頭時，潘提前來了幾分鐘，他問我：「我好幾次看見大熱天你在馬路上走，是到哪裡去？為什麼不坐車？」對黨內領導同志，我當然說實話。那時候，共產黨員口袋裡沒有多少錢，也用不著難為情。他聽後仍是微微一笑，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我卻在想：他也常在這條路上坐電車？也坐三等車？為了省錢？那為什麼穿那種西裝？是在甩掉什麼尾巴？解放以後才知道，潘說過，認識他的人一般不會坐三等車，他有時坐三等車，既省錢又安全。 到蘇北解放區聽了學習班裡關於保密工作報告時，才知道「胡越明」原來是領導隱蔽戰線工作的潘漢年同志。別人在議論他的「神通廣大」、「神出鬼沒」……，我卻總覺得他與想像中做地下工作的人不易聯繫起來。我只覺得他待人寬厚，一片祥和。那微微一笑、點點頭，總是讓人心裡充滿了溫暖。尤其是1946年8月那次，在老蔡的書房裡與我單獨談話時，是那麼懇切、關心。他批准我去和莫洛一同工作，和莫洛結婚；交代了在那裡長期工作的任務和工作方法；決定我的組織關係留在上海，由「大姑」和我聯繫。因為她有公開身份，容易找到。潘肯定了莫洛的人品，說他是個好同志，分析了莫洛與我經歷不同，個性不同，囑咐我要與他互讓、互諒。他的話使我滿心感激，不知說什麼才好。最後，潘說：「去吧！好好幹吧！」仍是微微一笑，點點頭。那是我見他的最後一面。 1949年底以後，我和莫洛轉業到財貿部門、工業部門工作。經過1955年的風波，歷次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尤其是那十年浩劫，我們都受到了歧視、排擠和打擊。但卻始終保持自由之身，還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盡己所能地為建設社會主義添磚加瓦。 「四人幫」倒台之後，我逐漸與一些多年不通音訊的老同志見面了。要互相訴說的話是講不完的。1979年11月，我終於能在吳康和劉人壽兩位同志面前說出那麼多年鬱積在心裡的那句話：「我不相信潘漢年是什麼敵人、特務！」我相信這是當時許多老同志的共同心聲！ 冤屈終於得到昭雪，但是人卻早已不在了。 有人引用過「大雪壓青松」的詩句。我卻想：大雪何其多！其實不必等到雪化，人家也看得出那青松的高潔。那靜謐的雪景豈非比那塵紅陌紫、柳綠桃艷的春光更美，更能表達那難以言傳的意境嗎？」 附錄 潘漢年生平大事年表 陶柏康　李小蘇　謝黎萍　黃金平 1906年 1月12日（農曆了已年12月18日）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今宜興市）陸林（今陸平）村。 1912年（6歲）至1921年（15歲） 先後在本村初級小學官林鎮宜興縣立第三高級小學、宜興彭城中學、常州延陵公學讀書。 1922年（16歲） 春。因貧退學，返宜興。在宜興縣城勵進社小學代課。開始廣泛閱讀上海出版的報刊。參加編輯《宜興評論》。 1923年（17歲） 在勵進社小學任教。和進步師生一起參加反對腐敗的縣教育局長周聘高的鬥爭。 10月12日，在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副刊發表《打破小學教科書之我見》。同日，在《民國日報·覺悟》副刊發表新詩《不敢》。 1924年（18歲） 春。應聘到宜興和橋鎮養初小學任教。 秋。到無錫唐文治先生創辦的國學專修館學習。 1925年（19歲） 春。到上海，進中華國語專科學校讀書。不久，進中華書局當校對員，並協助編輯（小朋友》週刊。 秋冬之際，受五卅運動影響，積極投入社會政治活動，由陳鐵庵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不久由阮仲一、王弼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20歲） 3月1日，正式加入創造社出版部，擔任編輯、發行工作。被稱為「創造社小夥計」。4月26日，創辦《A11》週刊，任主編。6月12日，主編出版《幻洲》週刊。10月1日，與葉靈鳳合編《幻洲》半月刊。 1927年（21歲） 2月，應郭沫若、李一氓邀請，前往南昌，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辦的《革命軍日報》總編輯。 4月下旬，在武漢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纂股長。 7月，隨郭沫若到九江參加張發奎部工作。月底奉命撤回上海，繼續從事革命文化鬥爭。9月，與葉靈鳳繼續合作恢復編輯出版《幻洲》半月刊。10月，參與編輯張秋人主持的秘密刊物《工人》。 1928年（22歲） 1月1日，與葉靈鳳合編《現代小說》創刊。4月1日，創辦《戰線》週刊，任主編。5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文化工作黨團（或稱文化黨組，後劃歸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書記。 1929年（23歲） 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設立「文化工作委員會」，擔任第一任「文委」書記。 10月，在北四川路公啡咖啡館召開黨與非黨文學界人士座談會，傳達中央對「革命文學」論爭的意見，並成立「左聯」籌備組織。 1930年（24歲） 2月中，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被選為執行委員，並任黨組書記。 3月2日，出席在中華藝大召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任左聯黨團書記。 5月7日，陪李立三在爵祿飯店會見魯迅。 5月20日，出席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立大會，並代表「文委」講話。 夏。藝術劇社、南國劇社等先後被查封。主持召開戲劇界會議，研究上海戲劇運動聯合會的前途問題，決定重新組織中國左翼劇團聯盟（後改稱左翼戲劇家聯盟）。 8月15日，社聯和左聯聯合主辦的《文化鬥爭》創刊，任主編。 秋。調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日報》，擔任上海地區總採訪。 10月，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文總）在上海成立，任黨團書記。 冬。調中共中央宣傳部，分管文化出版工作。 1931年（25歲） 春。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 5月，調中央特科工作，任情報科科長。6月，任中共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委員。至1933年5月，一直擔任中央保衛工作。 6、7月間，通過情報關係獲知向忠發被捕，即向中央報告，採取安全措施，以後又設法獲得向忠發口供，證實向已叛變。 1932年（26歲） 2、3月間，參與組織粉碎國民黨特務機關策劃的「伍豪事件」的陰謀。 1933年（27歲） 夏。奉命撤離上海進入中央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六屆五中全會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10月，受命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中國工農紅軍，和國民黨十九路軍代表談判。後任中共駐十九路軍常駐代表。11月，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代表中共與福建人民政府簽訂抗日停戰四條協定。 1934年（28歲） 1月24日，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6月，任贛南省委宣傳部長。 10月，奉命與何長工一起代表紅軍與國民黨廣東陳濟棠的粵軍談判，達成5項協議，為後來紅軍長征創造有利條件。 10月，參加長征，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 1935年（29歲） 2、3月間，遵義會議後，奉命離開紅軍前往上海，設法恢復白區工作以及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繫。 8月，與陳雲在上海會合，並先後乘船離滬，經海參崴轉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和長征初期的情況。10月，在莫斯科列席少共國際代表會議。 1936年（30歲） 1月13日，奉命在莫斯科會見國民黨政府駐蘇武官鄧文儀。 2月，根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回國參加國共談判聯絡工作。 4月，和胡愈之一起離開莫斯科回國。 5月，在香港廣泛接觸救國會在港成員陶行知、鄒韜奮、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舊情報系統人員梅龔彬、胡鄂公、錢鐵如以及友好柯麟、葉挺等。並說服在香港的鄒韜奮、陶行知，由胡愈之起草告全國同胞這樣的文件，後來由鄒韜奮去上海，要沈鈞儒、章乃器簽名，即有名的章乃器、沈鈞儒、陶行知、鄒韜奮四人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同時派人去上海打聽地下黨情況。一面寫信給陳果夫望其派代表來港會晤。 7月上旬，在香港會見國民黨陳果夫、陳立夫派去的聯絡代表張沖。不久，與張沖一起經上海到南京，與國民黨代表曾養甫會面。 7月中旬，由寧抵滬，與馮雪峰會面，共同研究赴陝方案。在滬西一豪華飯店與張學良會面。 7月中、下旬，在滬會見宋慶齡、沈鈞儒等，向他們介紹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得到他們的充分理解與贊同。 8月8日，由上海經西安到達陝北保安。10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匯報在莫斯科、香港、南京與國民黨談判聯絡的情況。隨後奉命到西安與張學良會面。 9月24日，攜帶《中共中央致國民黨書》、《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即八項條件），毛澤東致宋慶齡信，毛澤東致章、陶、沈、鄒信，以及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的信，離開保安，經西安、南京前往上海。 10月14日，經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為中共談判代表。 10月上、中旬，從西安到達上海，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會見宋慶齡、沈鈞儒等。面交毛澤東致宋慶齡，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的信，向他們轉達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並與他們建立經常性聯繫。 10月19日、得悉魯迅病逝消息後，隨即向中共中央報告，根據中央指示組織葬禮活動。 11月10日，在上海滄州飯店和陳立夫舉行會談。 11月12日將與國民黨談判情況電報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21日並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 11月23日晚，國民黨下令逮捕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鄒韜奮，史良。潘漢年積極發動營救「七君子」運動。 12月中旬，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向到上海詢間西安事變內幕的張沖介紹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 赴南京與宋美齡、宋子文會面，向他們陳述中共和張、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意向。同時建議，請與蔣介石、張學良關係均很好的澳籍顧問端納陪同他們前往西安。 1937年（31歲） 1、2月間，為解決西安事變善後問題，奔走於上海、南京、西安等地，繼續執行中共談判代表的使命。 春。王稼祥、賀誠候船赴蘇聯治病，親自佈置安全保衛工作。其間，還親自將方志敏設法從獄中帶出的文章、詩詞拍攝成膠卷呈交黨中央，原件交馮雪峰保存。 3月下旬，陪同周恩來到杭州和蔣介石會談。 7月7日，陪同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到中國飯店與劉曉會面，傾聽周恩來有關上海地下黨的工作與上層統戰工作的指示。 7月呂日，安排周恩來與上層民主人士、文化界黨員幹部見面。 8月2日，與夏衍一起看望自日本返滬的郭沫若。並向郭介紹上海救亡運動情況，決定由夏衍當郭的助手。並幫助郭沫若、夏衍和國民黨聯合創辦《救亡日報》，由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 8月底，出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以下簡稱「八辦」）主任。 9月25日，決定由一批愛國革命青年組成戰地服務隊到國民黨部隊工作，並由夏衍、杜國庫、錢亦石負責。 10月28日，以「八辦」名義，致函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席杜月笙，指出：八路軍團軍費限制、缺乏防毒設備，極望後方同胞捐助。後杜月笙捐獻了1000只從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 11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向各界知名人士闡述在日軍佔領上海形勢下，為保存革命力量，希望他們撤離上海。並妥善安排宋慶齡、何香凝等一批著名人士撤離上海。 12月10日，和夏衍同船撤離上海到香港。 1938年（32歲） 2月，在武漢中共長江局匯報工作。旋即返香港，與廖承志一起主持八路軍、新四軍駐港辦事處領導工作，繼續開展統戰工作，同時仍領導一部分秘密工作。 9月29日至11月6日，以地區負責人身份參加中共六屆六中（擴大）全會。會後，留中央社會部工作。 1939年（33歲） 4月涸眼疾，去香港治療，並負責瞭解敵後的情報工作。行前和社會部領導一起研究敵後情報工作問題，並就爭取、分化漢奸李士群等取得一致意見。 9月下旬，由香港抵達上海，建立上海情報工作班子，先後建立與延安、香港、重慶等地聯絡的電台。 10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主持第一線情報工作。根據中社部決定，負責組建華南情報局，並統一領導港、澳、穗等地的情報工作。 1940年（34歲） 往返於香港和上海兩地，組織指揮上海與華南敵後地區的情報工作。 1941年（33歲） 2、3月間，通過秘密交通線，將從皖南事變後突圍出來的一批重要幹部轉移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 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向中央提供了「蘇德戰爭一觸即發」的戰略情報，以及日軍準備南進的情報。 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工作重心移至上海。並在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取得合法身份，繼續開展情報工作。— 根據中央和南方局指示，與各方面配合，在日軍嚴密封鎖中，疏散在港的各方面人士800多名，其中包括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 1942年（36歲） 4月，會見李士群。李士群提供了敵偽即將對蘇北根據地進行「掃蕩」的有關軍事計劃。 1943年（37歲） 春，華中局情報委員會成立，任書記。華中局情報部成立，任華中局情報部部長，繼續領導上海、南京等敵後地區的情報工作。 4月，奉命前往敵占區瞭解敵偽「掃蕩」、「清鄉」計劃。在南京被李士群、胡均鶴挾持與汪精衛會面。隨後即返回淮南根據地。 參加華中局整風運動，並向幹部作整風輔導報告。對揚帆受誣一案，參加審查，實事求是糾正錯案。 1945年（39歲） 2月14日，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 4月，在延安參加黨的「七大」會議。會議期間，受到毛澤東的表揚和接見。會後留在延安，仍在中央社會部工作。『 1946年（40歲） 3月，離瀋陽到北平。旋即奉命到南京參加中共駐南京代表團工作。 7月，陶行知逝世後，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對正在上海的許多進步人士一一進行瞭解，並給以多方面的關心與照顧。 9月，根據周恩來指示，與夏衍一起離上海到香港，在港主持統一戰線及隱蔽戰線工作。 1947年（41歲） 1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南京局所屬香港分局，被任命為香港分局成員。 1948年（42歲） 5月，就即將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一事，和各反美反蔣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社會知名人士交換意見。 聯繫和組織港商同大連、煙台等解放區沿海城市進行貿易往來，為解放區提供緊缺物資。 年底，在港獲悉上海李白電台被國民黨破壞，電告上海情報負責人劉人壽及部分情報幹部撤往香港。 有計劃地組織良主黨派領導人和各無黨派知名人士從上海等地轉往香港，然後由香港通過海上通道轉移到解放區，為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做準備。先後共組織20多批，約350人，歷時一年，沒有一次失誤。 1949年（43歲） 春。參與策動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和上海海關兩系統的起義。參與組織國民黨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在港機構和人員的起義。 4月，應中央電召，與夏衍、許滌新同船離香港前往北平，接受接管上海的任務。 5月11日，受周恩來接見，談上海接管工作。被告知即將擔任解放後上海市副市長職務。5月12日，受毛澤東接見。當晚又出席周恩來召集的會議，討論上海工作。 5月16日，離開北平。 5月23日，到達丹陽向中共中央華東局報到，參與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 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任上海市副市長。陪同陳毅市長接收上海舊政府。5月31日被任命兼任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秘書長。」 在此前後，黨內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社會部部長、統戰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副書記、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部長、市政府黨組書記等。 9月30日，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1950年（44歲） 1月，中共中央決定華東局與上海市委領導機構分開。任市委常委。 1月27日，華東軍政委員會成立，當選為委員。 1951年—一1953年 工作基本上沒有變動，負責市政府的日常工作，並分管政法工作。 10月16日——24日，在上海市第二屆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上，當選為副市長，市協商會議第一副主席。 11月，任市委財政經濟工作委員會副書記。1951年5月兼任市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 1954年（48歲） 春。華東局撤銷，上海市委改組，任第三書記。 8月16日——21日，出席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9月1日，赴北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1955年（49歲） 4月3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期間，通過陳毅，以書面報告形式主動向中央談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鶴挾持下會見汪精衛的經過，並說明自己長時間沒有向組織上說清楚的原因。經毛澤東批示，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關押在北京北郊功德林公安部看守所。4月17日，上海各大報刊公佈潘漢年被捕消息。 1960年（54歲） 3月15日，被轉移到昌平縣秦城監獄關押。 1963年（57歲） 1月9日，被最高人民法院以「內奸」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2月13日，被「假釋交公安部管制」，並與董慧一起到北京南郊團河勞改農場居住。 1967年（61歲） 3月，根據「中央文革」命令被重新收監審查，從團河農場轉口秦城監獄關押。7月，患病住院，被懷疑為身患癌症，在醫院住了兩個月，仍回監獄。 1970年（64歲） 7月，根據「專案組」的建議，經中共中央批推，被重新加重處理：「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1975年（69歲） 5月，與董慧一起被遣送到湖南茶陵縣□江茶場安置，作為「特殊犯人」接受管制。 1976年（70歲） 冬。多種疾病發作，住進茶陵縣茶場醫院治療。 1977年（71歲） 3月24日，獲准轉到長沙湖南省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治療。 4月14日，因多種疾病迸發，醫治無效，於晚上19點45分逝世。17日遺體火化，骨灰埋放在長沙市金盆嶺火葬場墓地。 1979年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委託長期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劉曉收集潘漢年材料，以查清問題。 1980年 11月3日，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稿）時，廖承志與劉曉率先提出，潘漢年問題是個冤案，要求中央對潘漢年一案重新審查。 1981年 3月1日，陳雲致信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我提議中央對潘漢年一案正式予以複查。」 3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複查潘漢年案件。 1982年 8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宣佈撤銷黨內對潘漢年同志的原審查結論；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潘漢年同志的歷史功績，公開為他恢復名譽。 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宣佈撤銷原判，宣告潘漢年無罪。 中共上海市委決定成立以王堯山為組長的潘漢年案件落實政策清理小組，對受潘漢年案件牽連的同志作全面複查平反工作。 1983年 4月15日，經中共中央批准，潘漢年和夫人董慧的骨灰從湖南長沙移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 編輯說明 一、潘漢年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重要人物。他對黨的文化工作、統戰工作、特別是對敵隱蔽鬥爭工作，作出過重大貢獻。解放後，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上海市副市長。1996年是他誕辰90週年。為反映潘漢年一生的品格、才幹、風範和功績，讓更多的人瞭解他，學習他，研究他，我們編纂了本書。 二、本書的編纂是在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的具體指導、督促下進行的，得到國家安全部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黃菊和老同志伍修權、陸定一、黃華、羅青長、童小鵬、於伶熱情地為本書題了詞。不少領導和老同志還專門為本書撰寫了文章。對此，謹致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 三、本書嚴格遵循「存真求實」的原則，編纂過程中曾查閱、核對有關檔案材料，訪問了不少老同志，力求做到全面、準確。本書還以中共中央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為準繩，努力體現通知精神，完整地再現潘漢年的形象。 四、潘漢年一生的主要活動陣地在上海，但他的蹤跡也涉及香港、延安、淮南等地，本書以反映他在上海的活動為主，也適當反映他在其他地方有關聯的活動。 五、本書以收錄老同志的回憶錄為主，兼收少量研究人員、作家的專題文章以及潘漢年本人的文獻等，根據潘漢年生平活動的軌跡分成9個部分，以冀對潘漢年的活動有個立體的、全方位的反映。 六、本書收錄的回憶錄，其中有一部分曾在有關報刊上發表過，在收錄本書時，作者作了某些增補、修訂；但有些老同志已去世，他們的文章由編者作了必要的刪節或修訂。回憶錄中有些內容不同側面的交叉或技節問題上的不同說法，仍保留原樣，希望讀者諒解。 七、在本書編纂過程中，國家安全部謝建華、當代中國研究所程中原、中共江蘇省宜興市黨史辦等曾給予大力幫助；上海檔案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一大」紀念館為本書提洪了許多珍貴的照片，謹表衷心感謝。 編者 全書結束！ 全本全集精校小說盡在：http://www.yimuhe.com/u/anglewing2620-1.html 更多資源下載：http://qqzone.400gb.com 或者http://qqzone.ctdisk.com ※本電子書來自互聯網，僅供讀者預覽,版權歸原作者所有，本人不做任何負責， 請在下載24小時內刪除，不得用作商業用途；如果喜歡請購買正版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