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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衣衛秘事》全集【精校版】

作者：夜行獨俠


序章

斷章一 天羅地網

「莊烈帝（朱由檢）懷疑自己手下的大臣，（他用）王德執掌東廠，以慘烈刻薄的手段輔佐自己，吳孟明管理錦衣衛，只是隨東廠意願而動，不敢有著絲毫違抗。而鎮撫司的梁清宏、喬可用朋比為惡，只要是士紳富豪人家，必定會有（緹騎）往來偵緝蹤跡。所以（這些人）都早睡晚起，起來也不敢多說話，聽說有廠衛的人來了，有如大盜登門搶劫一般……稍有拂逆他們的地方，立即百般構陷，找出隻言片語的過失，往往株連多達數十人……」

——《明史·刑法志》

斷章二 人情冷暖

檻車塵逐使車轅，一路知交盡掩門。猶喜多情今夜月，斜窺樹隙照離尊。

——被楊漣連累，抓至錦衣衛詔獄的顧大章，寫於押送京師途中。楊漣之事詳見第六章

斷章三 鎮撫司獄

錦衣衛鎮撫司詔獄不比三法司。詔獄設在地下，牢房的牆壁厚達數仞，即使隔壁聲嘶力竭地呼喊也聽不到。探視之人送進來的東西，必須經過好幾次查驗，如果送的是食物，犯人拿到手的不過十分之一。詔獄還不許點火，即使嚴冬，也得吃冷飯，穿涼衣。家人不但不能進入，也不許見面，唯一能見面的地方只有審問時的大堂，只有那時可以在堂下遙遙地看上一眼而已。

——明人筆記《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一

斷章四 亡國之由

明不亡於流寇，而亡於廠、衛。

——明·沈起堂《明書》

一、皇帝的私兵

宰相太擎肘

1368年正月，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應天府也就是後來的南京，當年八月，明軍殺入元大都也就是後來的北京城，正式宣告取代元朝成為中華之主。

打下江山不忘舊人，朱元璋在立國之初就大封功臣，洪武二年正月，他還下敕給中書省，裡面說道：「諸位文臣武將，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九死一生，開疆拓土，建立大明朝。遺憾的是，有些功臣含辛茹苦，但卻過早地去世，令朕深感痛心。為此，朕命令相關部門，在雞籠山上建立功臣廟，封其爵位，並塑像祭祀之。」

從來皇帝封功臣，最大獎賞莫過於死後配享太廟，讓後世皇帝也時常祭祀懷想，功臣名爵可與整個王朝相始終。朱元璋卻別出心裁，在配享太廟之外，另立一個單獨的功臣廟，把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人按功勞分成三六九等，供在功臣廟裡受人間香火。雞籠山功臣廟位於今天的江蘇省南京市郊，在朱元璋之時，就是位於首都郊區，得入功臣廟，在當時的文臣武將來說，乃是所謂從龍功臣莫大的榮譽。

從洪武二年詔建功臣廟，到洪武八年，功臣廟裡一共供奉了三百零九位功臣。彼時已經死了的功臣塑像祭祀，還在世的則虛位以待。然而活人接受香火，總不是件讓人愉快的事情——和死人在一起排座次受香火，莫不是也把我當成死人麼？這種想法自然只敢在功臣們的心裡繞一下，很快就得驅散開，更不敢說出來——又不是真的想死，何必說出來找死呢？

大明朝剛剛建立，功臣們分得高官厚祿，尤以中書省之官最為顯耀，卻也最為朱元璋所忌憚。我們所熟知的明初文臣之首莫過於劉基劉伯溫，在民間傳說中，此公既有濟世之才，也有通天之能，五行八作、陰陽卜卦無所不曉，是個可與《三國演義》裡的諸葛亮相媲美的神仙或者說妖人一般的人物。但實際上，朱元璋最為親近和信賴的文臣卻並不是劉基，而是李善長。

最先做上宰相位置，和朱元璋的皇權發生衝突的人，也正是李善長。

李善長在朱元璋的功臣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的際遇，正可以看出朱元璋對於功臣們的心理變化軌跡。

李善長投奔朱元璋那一年，已經是一位四十歲的小老頭了。當時義軍四起，有雄心者如朱元璋、陳友諒等等，內心都存著「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狂野想法，而對於李善長這樣的文人來說，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當君主的材料，但和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一樣，當時像他這樣的小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莫過於輔佐一位明君復興漢家天下，成為千古留名的賢臣、名臣。

現在我們無從得知李善長如何度過他的童年與青年時代，我們只能看到的是，他站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問他：「我們現在到處打仗，你看什麼時候才能平定天下呢？」

面對那位相貌醜陋，比自己小上整整十四歲的青年將領，李善長從容作答：「秦末亂政，劉邦起自布衣，他胸襟豁達，知人善任，且不嗜殺，只用了五年便得到天下當了皇帝。現在的情形和秦末相似，天下四分五裂，你是濠州人，離劉邦起事的沛地不遠，山川相連，王氣在你。若能傚法劉邦，則平定天下不在話下。」

這一番話，既真實地看到了天下的形勢——四分五裂；又展示了通向成功之路的方法——知人善任且不嗜殺；更重要的是，巧妙地恭維了朱元璋本人——朱元璋起自寒微，比諸劉邦還遠遠不如，劉邦好歹還當過個小小的亭長，家裡不愁吃穿，但翻遍史書，境遇差不多而又成事的皇帝只此一位，所以就以劉邦作比。當然所謂家鄉比鄰，王氣相連之類的鬼話，朱元璋內心未必贊同，但在李善長的分析之下，他的雄心自然更為膨脹。要知道那時候朱元璋只是濠州帥郭子興帳下的一員部將，本分之心應該是輔佐郭子興才是，而李善長竟然當面說出傚法劉邦的話來，朱元璋不但不治李善長的妄言之罪，反而留下這個書生，從此倚為心腹，其心意究竟如何，可謂昭然若揭。

這一段英雄際遇，直可上追諸葛亮初見劉備時的隆中對，同樣是對天下大勢的合理分析和成功路線的正確把握，同樣是君臣一見傾心，從此效忠不二。但時光已躍千年，劉備與諸葛亮君臣關係的善始善終，並不能套用在朱元璋與李善長之間。

李善長之於朱元璋，作用可比蕭何之於劉邦、諸葛亮之於劉備，雖然不曾親身上前線去指揮過戰鬥，但在後方積聚糧草、舉薦人才、處理政務，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可稱得上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朱元璋對李善長當然也極為信任，在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第一次大封功臣的時候，統共只封了六名公爵，李善長身為文臣被立為首功，位在徐達、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馮勝、鄧愈之上。這六公中，除了李善長，都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將領（或者遺孤），為實現朱元璋「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目標而衝鋒陷陣，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六公中本應有常遇春的，但他在洪武二年就已經去世，朱元璋並不因人死而忘情，讓他的大兒子常茂承襲了國公的所有榮譽。順便一提，常遇春的女兒是皇太子朱標的正妃，而常家也因此在以後的靖難之役中左右為難，無從選擇，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六位國公里有五員武將，在開國之時屬於正常現象，但李善長以文臣之姿成為國公，且為六人之首，既可見李善長之功大，更可見朱元璋對他是多麼的寵信。

李善長被封為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另外授予他免死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你要是犯了死罪，注意，還不是一般的罪，出示免死鐵券就可以保命。而且「免二死」，可以犯兩次死罪，保兩次命！「子免一死」，連你兒子犯了罪也可以不用死。

這是多麼大的榮耀啊，我們可以設想，從此之後，這面鐵券必定被供奉在李家最幽深最重要的宗祠裡，作為李家的榮譽一代一代傳下去，永遠銘記大明皇帝的恩德，從而更為忠誠勤勉地為大明皇帝效犬馬之勞。

當然，得到鐵券的不只李善長一個人，「凡公侯伯封拜，俱給鐵券。」——可笑的是，這道鐵券日後看來，卻彷彿是催命符，在洪武朝中後期的大屠殺中，有鐵券的家族幾乎全都捲入其中。

且說元朝末年，群雄並起，到處都是稱王稱帝的割據勢力，但這些王呀帝呀的大多出身貧苦人家，不懂什麼叫朝廷禮法，擱在我們大明太祖這裡就更是如此——一個年少出家討飯的遊方和尚，他能懂得那麼深奧的東西嗎？

當然，既然建立了政權，進而自稱皇帝，統一天下，就必須創建自己的禮法制度。朱元璋身邊自然是少不了一大群文人謀士和儒學大家，不過大家都是元朝過來的，經過了近百年的異族統治，雖然人心思宋，但現實是所謂宋王后裔的小明王韓林兒就是個娃娃，而他身邊包括朱元璋在內的文臣武將，也根本沒人能說清楚所謂正統漢家朝廷制度是個啥樣子。那麼，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拿來主義——元朝怎麼著咱們也怎麼著。

明初的各項制度就是照著元朝有樣學樣，除了一些特別為人所痛恨的種族歧視政策，行政規劃、朝廷禮儀，基本上全都是元朝的翻版。這其中，宰相制度也是保留元制的重要一條。正是這一條，很快就成了太祖爺的心病，也要了明初好幾位宰相的性命，掀起無數的腥風血雨；也正是這一條，催生了對明朝政治生活影響至深的錦衣衛制度。

且說元朝的宰相，實際名稱是「中書省丞相」，包括右、左兩位正職「丞相」和幾位副職的「平章政事」。中書省權力很大，「諸大小機務，必由中書」，宰相們所把持的中書省基本就是全國的政治中樞，而深居皇宮裡的皇帝則只管簽字畫押，可以說，皇帝可有可無，諾大個朝廷，離開了他也照樣運轉。

元朝之所以會出現宰相權力超級膨脹的現象，也和蒙元皇位長期不穩定有直接關係。有元一代，從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稱帝開始，到1368年元順帝妥歡帖睦爾被明朝軍隊趕出大都城，前後總共一百零八年，開國的元世祖在位三十六年，亡國皇帝元順帝在位四十一年，而在這兩個皇帝中間，僅僅三十一年的時間，竟然換了九個皇帝！這麼算下來，黃金家族排排坐吃果果，九個皇帝，平均每人在位三年零三個月……皇帝走馬燈似地換來換去，既可見元朝皇位鬥爭之激烈，也可從中看出，皇帝基本沒有時間把握遼闊江山的真正統治權力——他們的精力都用在如何得到和保住皇位上了。

自秦朝設立宰相之日起，相權與君權的鬥爭就基本貫穿了此後數千年的中國封建史。元朝皇帝放任中書省掌握國家大權，實在是出於無奈之舉——爭皇位時一般都要依靠中書省的力量，得到了帝位又要防止別人來爭，還要靠著中書省，當然，也有幾個想自己拿主意的，但這樣的皇帝下場理所當然地都挺慘。元順帝在位時間倒是很長，而且初期還有心理事，但當時積弊已成，早沒有了回天之力——伯顏、脫脫這對叔侄權相，就都出在順帝朝。

到了明朝建立，為了方便實用，各項制度基本都沿襲元朝，中書省制度當然也不例外，但以朱元璋之權力慾旺盛，面對中書省的權力幾近無限，兩者間的激烈衝突就無可避免了。

從一個小小的遊方僧直到君臨天下，控制九州萬方，朱元璋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如今天下既得，大事小事卻不得專斷，反而要受中書省制衡，在朱元璋而言，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再說反元起事成功，朱元璋身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個功勳貴戚集團，當年起兵之時，雖然不能像演義小說裡那樣，和各位兄弟歃血為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云云……但畢竟是真刀真槍在沙場上幹出來的交情。軍營裡、吳王府內外，朱元璋和徐達、常遇春、李善長、劉基，等等，也曾有過把酒共歡，發誓患難與共的時日吧。千里行兵、風餐露宿，朱元璋能在群雄爭霸中脫穎而出，有徐達、常遇春這班武將的浴血奮戰，也有李善長、劉基那群文臣的運籌帷幄，要說相互間一點感情都沒有，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人總是念舊的，一條狗養的時間長了，死的事後，主人還免不了掉幾滴眼淚，何況大家風裡來雨裡去的那麼多年呢？

然而從來共患難易，同富貴難。開國皇帝為了皇位的穩固不得不大殺功臣宿將，縱觀中國歷史，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我們剛看到劉邦高築金台拜韓信為將，轉眼間，可憐的小韓卻死在呂後的笑聲裡。或許有人要為劉邦開脫，劉邦起自地痞，初定天下時，面對的是群毫無禮法概念的功臣們和一心復辟的六國貴族，他因形勢所迫分封功臣，可是分封制不適合歷史發展的方向，所以定禮法而殺功臣，乃是為了立漢家之威，為大一統王朝開創之時所必須當為。

同理可證，朱元璋也不是天性絕情之人。

李善長既然如此勞苦功高，那麼官位最高的中書左丞相一職，自然非他莫屬，這無關他本心如何，時勢所在，他不做宰相，歷數滿朝，無人可做。

早在朱元璋稱帝以前，自立為吳王的時候，李善長就是他的右相國——那時照搬元制，以右為尊。後來明朝建立，改成以左為尊，李善長就理所當然地成了左丞相。他和徐達一文一武，作為功勳集團的兩大代表人物立於朝堂之上。

明初比之元末，政出中書的表象並未有所改觀。對於赤手空拳起家奪得政權的朱元璋來說，他的權力慾望非常大，處理政事既是他的責任，也是他擁有天下以後的一種樂趣。但「奏事不許隔越中書」的制度卻使他無法和手下的各級官僚進行有效快捷的溝通——即使宰相對他忠心耿耿，但制度所在，一些在宰相們看來無關緊要的事情，他們自己就處理了，不必要脫褲子放屁，再交給皇帝去蓋章。但在朱元璋看來，這分明是利用制度的漏洞故意想要架空他這個至高無上的皇帝。

明朝立國之初，政府最高機構有三個：中書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朱元璋曾說：「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事。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台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又說：「中書省是國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從，凡朝廷命令都由中書下達。」中書省總領政事，大都督府分管軍事，御史台負責檢察監督，三個機構的領導人同時對皇帝負責。表面看來，政治、軍事和紀檢部門分工明確，但實際運作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卻都是受中書省節制的。

作為中書省最高長官，李善長和徐達這兩個左右丞相為正一品，表面上和中書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御史台的最高長官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才只是從一品。所以光從品級上來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就比宰相要矮上一頭。

加上徐達作為武將，長年領兵在外，追討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勢力，這樣在朝廷上能夠一言九鼎的大臣就只有李善長了。李善長跟隨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身邊逐漸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的功臣集團。集團中的人分佈於明初帝國政府大大小小各部門之中，把持著政府的行政運作。

即使李善長是個完人，面對如此朝局，也會有一時的得意忘形吧。何況他絕非完人，明史說他「外寬和，內多忌刻」，參議李飲冰、楊希聖稍微侵犯了他的權益，就被他安上個罪名給罷黜了。這樣一個小心眼的傢伙做宰相，必然會黨同伐異。李善長是淮西出身，他所重用的也都是淮西人，在朝廷上，除了中書權重，還有一個淮西朋黨的現象，李善長對於非淮西人士一向沒有好感，我們所熟悉的劉基劉伯溫，就是非淮西人士（他是浙江青田人，所以也被叫做「青田先生」），在淮西黨的排擠下被迫告老還鄉，離開朝廷。

面對這種情況，朱元璋自然不能容忍。

明朝從1368年建立，當年就是洪武元年，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湯和、傅友德平定四川，割據蜀地的明昇投降，天下大勢已定。雖然還有一些小勢力在邊境上打打鬧鬧，雖然擴廓帖木兒領著北元兵還在和徐達惡鬥，雖然梁王還在雲南苟延殘喘，但平滅或者驅趕他們只是時間問題而已，不出什麼天搖地動的大妖蛾子，朱元璋也沒有急病突然嚥氣，可以說這大明朝的天下是佔定了。所以朱元璋就可以放開手，開始改革沿襲於元朝的一攬子朝廷制度了。

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宰相制度。

中書省的存在對於朱元璋而言日益礙眼。他要總攬大權，勢必要廢除宰相制度，要廢除宰相制度，就不能不找人開刀，否則師出無名，就算扒掉了在任的宰相，也未必就能夠廢除制度，就算廢除了制度，也難免會惹來朝野非議。就這樣，屠刀首先伸向當時獨相的李善長。

然而李善長對於朱元璋來說並不僅僅是個普通的臣子，在反元鬥爭中積累起來的情誼並不比徐達等將領少，對於這個大他十幾歲的長者，朱元璋心裡還存有一份敬意——洪武初年即帝位、冊封皇后太子等等的禮儀中，就都是李善長做大禮使，朱元璋甚至還讓李善長擔任太子朱標的太子太師。這樣一個亦臣亦師的人在宰相位置上還呆著一日，他就無法撕下面皮來對付老朋友。

何況，洪武三、四年前後的朱元璋可能並不想對功臣們大開殺戒，從他對功臣們的封賞之重，我們依稀可以看到宋太祖行事的影子。一來統一大業尚未最終完成，還需要這些功臣們盡心出力，二來朱元璋和諸臣一路走來，畢竟有些香火情分。

於是，李善長在洪武三年達到了他為官生涯的頂峰。

立於大明朝官僚機構的頂峰，李善長雖然有些得意，但也並沒有完全被富貴榮華沖昏了頭腦，他在朱元璋麾下這麼多年，對於朱元璋的瞭解可能比朱元璋自己還要深。此時的大明朝，雖然北元未滅，西北、東南尚有一些割據政權沒有歸順，但以今日時勢來看，一統天下只是遲早，太平時日指日可待。但李善長深知朱元璋不會滿足於做個放手撒權的太平皇帝，自己所轄的中書省威權最重，也最是皇帝的眼中釘，在中書丞相位置上一日，被皇帝猜忌的疑心就多一分。

李善長是聰明人，轉過年來的洪武四年正月，他就以老病為由向皇帝上表請求致仕——為了保全自己，我主動退休，讓出左丞相這個燙手的山芋，今後就悠遊田里，做個太平田舍翁吧。

朱元璋接到他的奏章後一點磕巴都沒打，立刻准奏，58歲的李善長就這麼離開了朝廷。旨意一下，舉朝震驚，朱元璋與李善長的親厚眾所周知，兩個月前剛剛被封為國公，轉眼就致仕了！雖然老先生致仕時皇帝給了無數封賞——僅為他家打儀仗的就有二十戶之多，但不管怎麼說，沒了左丞相的實權是事實。這下人心鼓噪，朝局大動。

待到皇帝宣佈李善長的繼任者時，大部分朝臣才安下心來——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胡惟庸為左丞。左丞，是中書省的實際政務執行人。汪廣洋為人謹慎到了懦弱的程度，至於胡惟庸，舉朝皆知，那是李善長的私人，這次能夠入相，也是由李國公向皇帝舉薦的，可見即使李善長人離開了中書省，他的心和眼還都留在這裡。看來皇帝對於李善長的信任並未稍減啊。

的確，直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謀反」案發，朱元璋龍顏大怒，誓言追究到底。追究來追究去，也沒追究到全天下都知道的他的後台——韓國公李善長頭上去。

李善長在朱元璋的心裡，和胡惟庸這個被推到檯面上的棋子，份量終究不同。

曇花一現的楊憲

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經和劉基討論過李善長之後的丞相人選問題。劉基在朱元璋心目中雖然沒有李善長那樣親厚，卻也是頗為倚重的肱股之臣。若說李善長是朱元璋的蕭何，則劉基就是朱元璋的張良，原因就在於這位劉伯溫先生對人事的判斷力極佳。

可惜，這只是華麗麗的表面現象。

朝廷按家鄉地域劃分的兩大派，李善長是淮西派的首領，劉基就是浙東派的首領，一直以來朱元璋都表現得和淮西派比較親近——朱元璋自己就是淮西人嘛，照顧老鄉也是人之常情。但在淮西派首領尚在位的時候就單獨找浙東派首領討論如此重要的問題，內中所傳達的政治信號非常微妙。

「李善長年紀大了，也該到了頤養天年的時候了，先生看是不是該換下他了呢？」朱元璋誠懇地請教道。

劉基在朝廷中經常受到淮西派的排擠，這其中有多少來自李善長甚至朱元璋本人的授意？劉基並不想追究，他既有讀書人兼濟天下的理想，也有強權之下明哲保身的智慧。相比李善長，劉基更為瞭解朱元璋的心性，或者說，他更瞭解擁有「皇帝」這個光環的人的心性。他知道，朱元璋現在礙著統一大業未成，加上還有些當年的同袍之情，不會大下殺手，但隨著時間的積累，對權力的渴望必然日益加深，到那時候，誰還膽敢呆在丞相的位置上，誰就是第一個屠刀下的冤魂！

「善長是元勳功臣，能夠調和諸臣，不好立刻換掉。」您還是讓李善長留在這個棘手的位置上吧，千萬可別指望我。

「李善長經常在我面前揭你的短，你還這麼替他說情嗎？」朱元璋看著劉基，「朕想讓你接替他呢。」

果然好的不來壞的來，劉基乍聞此語，嚇了一大跳，匆忙頓首叩頭：「臣的才能不足以擔任丞相之職。」開玩笑，真當上丞相，不等朱元璋下殺手，單是淮西派大小臣工明著白眼、暗著小動作就夠受的了，還是不要跳進這個火坑為好。

「那麼你看楊憲如何？」楊憲，就是前面提到過的那位被李善長找了個由頭罷黜的楊希聖的兄弟，現在是中書右丞，就在仇人李善長的手下幹活。在李善長還沒提出退休請求的時候就開始考慮讓他的對頭來接班，朱元璋安的什麼心思呢？

「楊憲有丞相的才能，但沒有丞相的氣度。」

「汪廣洋呢？」汪廣洋在洪武元年是中書省的參知政事，可沒干幾天就被外放到陝西去了。

「汪廣洋器量狹小，還不如楊憲呢。」

「胡惟庸呢？」胡惟庸這時還沒進入中書省，只是分管朝廷祭祀禮儀的太常寺卿而已。

「不可不可，胡惟庸只不過區區小犢，一畝三分地還行，若是重用，只怕為禍不淺。」

提名三人，否決三人，朱元璋只剩下了沉默。

日後諸事底定，這段話反覆為後人所咀嚼，成為劉基斷事如神的鐵證之一。朱元璋明明知道了劉基對這三個人的看法，卻還是先後將這三個人派到了中書省，讓這三個沒有宰相之材的傢伙坐在宰相的高位上，所引發的結果，自然會偏離中書省本應承擔的責任，卻日益接近朱元璋本人對他們的期望——如果他真的需要兢兢業業完美無缺的好宰相，繼續留任李善長或是直接任命劉基就行了嘛，讓楊憲、汪廣洋、胡惟庸這票人上台，當然是故意留給他們犯錯誤的機會。

且說這段著名的對話結束之後不久，洪武三年下半年，李善長因病回家休養，而徐達還領兵在外，中書省一時沒了主事的人。朱元璋把汪廣洋從陝西調回來擔任中書左丞，意思是讓他主導政事。但汪廣洋為人真是懦弱到了極點，本來明朝以左為尊，他身為中書左丞，比擔任中書右丞的楊憲地位高，但卻處處受楊憲的制約，被楊憲步步緊逼，說汪某人對母親不夠孝順，「奉母無狀」，沒幾天就被趕出了中書省，甚至還被判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島去。

汪廣洋被趕出中書省後的當年七月，朱元璋提拔楊憲擔任中書左丞，成了中書省的實際負責人，同時將胡惟庸調入中書省擔任參知政事。排擠走了汪廣洋，楊憲自以為得志，絲毫沒有考慮到胡惟庸進入中書省是為了制衡他，胡惟庸在他眼裡，根本就沒有威脅——胡惟庸雖然很早就加入朱元璋集團，但他一直都擔任中下層官吏，無論是論在反元建明的鬥爭過程中的功勞，還是論和朱元璋本人的親密程度，都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完全沒法和他楊憲相提並論。

楊憲剛有了實權就忘乎所以，直接把矛頭對準了仇人李善長，他的躁進為自己招來了滅頂之災。就在成為中書左丞的當月，他就犯了案子被朱元璋給宰了。

史書上對楊憲之死含糊其辭，只說是犯事被誅，犯的什麼事？沒人知道。只知道在他死後，汪廣洋迅速被從流放的路上召回，繼任中書左丞，參知政事胡惟庸仍然留任。

楊憲曇花一現，迅速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消失得那麼蹊蹺，其中內幕幾百年後仍然不為人所知。但在審視錦衣衛成立之前的歷史時，有一批人活動的身影逐漸浮現在人們眼前，梳理他們的活動，或許可以解釋楊憲的突然死亡。這些人大多沒有在歷史上留下姓名，只有一個稱呼——「檢校」。

檢校，顧名思義，就是檢查和考校的意思。檢校不是正式官名，也沒有辦公機構和固定人數，說白了，他們就是朱元璋安插在不同部門不同職業中的特務。檢校成員很複雜，三教九流無所不包，上至朝廷官員，下至販夫走卒、和尚道士，甚至路邊乞丐都有可能是檢校成員。

朱元璋雖然親自領導檢校組織，但他也不可能事必躬親，也需要有人替他管理，據說楊憲就是檢校成員，而且還是其中的領導人員。

作為文官中的一員，楊憲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並不低，並且他很有能力，就連劉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前面那段著名的對話中，劉基認為楊憲是有丞相的才能的，只是他沒有丞相的器量而已。器量，對於一國的宰相來說是必備的品質之一，所謂「宰相肚裡能撐船」是也。劉基為何如此斷定楊憲沒有做丞相的器量呢？想來楊憲是檢校一員的事情對於國初功臣們來說也不是秘密，要做一個好的情報人員，必然有很強的觀察力，但似乎不必須要有器量，錙銖必究，不放過任何可能的線索，寧錯殺三千不放過一個似乎才是情報人員應該具備的素質。

而楊憲也的確具備這樣的素質。且說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前一年，也就是1367年，他終於打敗了大敵張士誠，隨即就將張士誠的地盤、原元朝江南行省改稱浙東行省，派外甥李文忠擔任行省右丞，總管軍務，楊憲名義上作為屬官隨行輔佐。臨出發前，朱元璋告誡楊憲說：「李文忠是我外甥，他年紀還小，沒有什麼歷練，浙江方面的事務都由你做主。如果出了問題，我只拿你問罪。」

楊憲不光是李文忠的屬官，他更是朱元璋不放心外甥掌管軍務而派出的檢校。果然，楊憲並沒有因為李文忠是朱元璋所寵愛的外甥而有所顧忌，不多久就向朱元璋報告說李文忠不聽他的話，任用儒士屠性、孫履、許元、王天錫、王禕等人干預公事。那時浙江作為前敵占區，許多讀書人都在張士誠手下做過事，如今雖然歸到了朱元璋的地盤，但對這些人，朱元璋卻始終不大放心。一聽到楊憲的報告，他立刻派人把這五個人押解進京，結果屠性、孫履被殺，其餘三個人則充軍發配。

李文忠呆在浙東時間並不長，楊憲在短時間內迅速掌握了李文忠手下官員的動向，並一一向朱元璋匯報，他可稱得上是個合格的情報人員。因此，在明朝建國後楊憲被任命為檢校組織的負責人也是很有可能的，若是擱在明朝中後期，說不定他也是個飛揚跋扈的錦衣衛大員了。

要這麼一個情報組織的頭子做宰相，也只有朱元璋才能想得出來吧。或許在朱元璋眼裡，有豐富情報工作經驗的楊憲，正可以成為他安插在中書省的一枚有用的好釘子。然而楊憲太讓朱元璋失望了——他一進入中書省，就像是變了個人似的。

以前楊憲做檢校工作，向朱元璋報告某人某事還都有憑有據，但可能是兄弟楊希聖被罷黜的事情對他的打擊太大，他面對李善長表面上不得不恭恭敬敬，私下裡卻一直想扳倒這棵枝繁葉茂的大樹。

楊憲多次向朱元璋進言說：「李善長無大才，不堪為相。」李善長是何等人物？別說李善長曾經為朱元璋建立明朝立過多少功勞，單只論洪武初年的朝局，除了李善長，真個再沒有第二人堪當宰相重任了，正如劉基所說的那樣，協調眾臣、統合政務正是李善長之所長。只怕在朱元璋心裡，十個百個楊憲也抵不上一個李善長，楊憲這樣冒進，終於辜負了朱元璋對他的期待。

表面上，中書省的幾個辦事大臣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系，因為李善長罷黜了楊希聖，更因為楊憲在朱元璋面前詆毀李善長，他自然被劃到了淮西派的對立面。胡惟庸就曾經憂心忡忡地對李善長說：「如果楊憲當了丞相，我們這些淮人都不能當大官了。」他把楊憲劃到了劉基的浙東派，若是楊憲當了丞相，他的後台劉基自然大權在握，那麼一貫打壓浙東派的淮西人士就別想再出頭了。他們要趁著朱元璋還沒有明確轉向浙東派時搶先下手趕走楊憲。

正好楊憲藉著不孝順的由頭打擊汪廣洋，短短一個月內，把汪廣洋趕出中書省還不夠，竟然還要趕到天涯海角去，難保下一步是不是在流放路上直接處死……這樣的人留不得！於是在淮西派大臣的集體威壓之下，楊憲被朱元璋處以極刑。

上述雖然都是猜測，但在情理之中。然而歷史總是存在多個側面的，就劉基這方面來看，事實又是怎樣的呢？

李善長、胡惟庸他們容不下楊憲，劉基對楊憲也是一樣的。站在淮西派的對立面並不一定就是浙東派的支持者——敵人的敵人可不一定是朋友。楊憲的後台不是劉基，而是朱元璋。他進入中書，自以為得到了朱元璋的全部信任，以總攬中書大權為目標。不光李善長是他的目標，曾和皇帝論相的劉基也一樣。在楊憲心裡，他只是排在劉基之後的第二順位，那麼只要劉基在朝中，說不定哪天朱元璋就想起他的才能來替換下了自己呢？不把劉基扳倒，楊憲心裡同樣不會安穩。

對於楊憲之死，史書上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記載，一種說法是李善長、胡惟庸他們向皇帝告發楊憲唆使侍御史劉炳陷害汪廣洋，另一種說法是劉基向朱元璋報告了楊憲的種種陰私之事，才使朱元璋最終下了處死楊憲的決心。唆使侍御史陷害朝廷大臣，雖然是大罪，其實罪不至死，然而不管是李善長、胡惟庸還是劉基，他們都不希望楊憲活著。

這些功臣們都知道楊憲是檢校出身，他們不會允許朱元璋把整個大明朝變成一個用特務手段控制的國家，因此在楊憲之死上，他們才能夠拋棄以往的成見，聯手出擊，一定要置楊憲於死地吧。

而朱元璋此時顯然還念著和功臣們出生入死的種種情誼，更重要的是他還沒有下定徹底改組中書省體制的決心，為了一個小小的楊憲，讓功臣們和他離心離德，實在是得不償失。於是他借題發揮，罪不至死的楊憲就這麼完蛋了。

於是乎，皆大歡喜。

當然，楊憲之死只是個開始，朱元璋並沒有因為一個檢校的死而放棄整個檢校組織，反而使他警惕——他總要知道真實的朝臣的行動和事情，但大明朝那麼大，每天送到龍案上的奏章卻那麼少，有多少事情沒有讓他這個皇帝知道，中書省就單獨處理了呢？檢校必須存在，只有他們才能給他最真實的朝廷動向報告，才能使他真正瞭解這個國家。既然朝臣們都討厭檢校這樣的特工人員，那麼我就跟你們玩更陰的。

楊憲死後四個月，也就是洪武三年的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公、侯、伯等功臣家裡都賜衛隊一百二十人，由一個百戶統領——這一百二十個人裡，沒人知道有幾個檢校存在。

且說楊憲死後，李善長老病在家，從流放路上召回的汪廣洋成了中書省的實際負責人，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長告老還鄉，汪廣洋升為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繼續作為他的屬官留任。然而汪廣洋實在運氣不好，前回輔佐他的楊憲一門心思要把他趕出中書省，這回輔佐他的胡惟庸對他也沒表示多少尊敬之心，中書省的好多事情，胡惟庸自己就做了決定，根本就不知會他這個名義上的中書左丞和後來的右丞相。而經過了上次罷職流放的折騰，汪廣洋大概也看開了，他抱定一個原則：沒有原則就是我的原則，對中書省的事務「默默無所可否」——你胡惟庸不是仗著會迎逢皇帝，韓國公李善長又是你的後台，就大權獨攬嗎？我也不和你爭，也不跟你擺左丞或者右丞相的架子，你愛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只要老老實實地保命就好，絕不摻和。反正咱們大明朝做事要講究資格輩分，你再折騰，只要我不死，我資格比你老，論起宰相人選來，我總是要排在你前頭的。

胡惟庸自然也知道這一點，汪廣洋越是懦弱不爭，他越是步步緊逼。

到了洪武四年，劉基和李善長一前一後告老還鄉，離開了朝廷。然而這兩個老傢伙同樣的退身避禍之舉，最終卻都沒能如願以償。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最高行政機構中書省，從此就剩下了汪廣洋和胡惟庸。

而檢校組織，不光有著重大的政治意義，而且，在文人【文】墨客那裡【人】還有些風【書】雅之事流傳【屋】下來，也算是錦衣衛和它的前身少有的幾處不帶血腥和殺戮的逸聞了。

話說明朝初建，朱元璋深知文化知識的重要性，他徵集了一大批元末的儒士來南京編纂經典。其中有個老儒士錢宰，七老八十了被朱元璋徵調到朝廷參與編纂《孟子節文》，老人家覺得工作辛苦，一天下班回家路上，想著工作起早貪黑，不禁滿腹牢騷。他本是個詩人，鬱悶間詩興大發，口占一絕：「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天還沒亮就爬起來穿衣服，就這樣到了午門還覺得我們來晚了，什麼時候能回老家享受田園之樂啊，我一定一覺睡到天大亮，早飯不熟都不起來……

老頭子詩做成了，牢騷也就發了，回到家啥事沒有，一覺睡到四更天，繼續起早去上班。沒想到朱元璋和顏悅色地問他：「先生昨天做的好詩啊，『午門朝見尚嫌遲』，嗯，這個『嫌』字不太好，朕給你改成'憂'字，你看如何？」

錢宰瞬間驚出一身冷汗，立馬跪下磕頭謝罪，虧得他老雖老，身體還不錯，至少沒有當場嚇出心臟病來——皇上明鑒啊，老臣絕對不是不願意為大明朝幹活啊，絕對絕對沒有嫌棄工作的意思啊……您可千萬不要殺我啊。

朱元璋雖然經常有微服出宮的行為，但他前一天晚上並沒有親自跟蹤錢宰，更不曾親耳聽到錢宰吟詩，那麼他是怎麼知道錢宰做了這麼一首詩的呢？當然就是無孔不入的檢校告訴他的了。

這個沒有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的檢校成員，可能是和錢宰擦身而過的某個年青書生，可能是在他身後丈餘外正在和小販針對一顆白菜討價還價的小廝，也可能是對著錢宰宣過一聲佛號討過幾枚隨緣錢的遊方和尚——他可能是錢宰下班路上碰到的任何一個人！

而且這些檢校的工作效率實在非常高，聽到錢宰的詩，當天晚上就能抄錄一份送到宮裡，送到朱元璋的手上。顯然，在皇宮裡也有專人負責接收檢校們的報告，而朱元璋也會每天審看這些報告，如此才能在第二天早朝的時候，對老頭子實行突然襲擊。

說來朱元璋對於老頭子還是挺回護的，「午門朝見尚嫌遲」一句，「嫌」改成「憂」，變成「午門朝見尚憂遲」，不但沒了發牢騷的意思，反而還能讀出幾分爭著為國效力的感覺來呢。老實說，錢宰的牢騷詩，放到清朝，絕對夠得上文字獄的級別，少說也得滅他個三族五族的，但擱朱元璋這裡，也就是戲弄一下酸儒而已，反正錢宰沒有因為寫這首詩受到什麼處罰，還是好好地回衙門編他的《孟子節文》去了。

如此完備的檢校報告制度，不會一日而成，他們的工作可以追溯到明朝建國以前，朱元璋手下就有這麼一批由他親自領導、負責情報工作的傢伙。當時天下群雄四起，反元鬥爭形勢複雜多變，朱元璋要想從中脫穎而出定鼎天下，情報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自古以來，情報工作就被視為沒有硝煙的戰場，我往你那裡派間諜，你往我這裡派細作，其間的陰謀血腥都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了。作為情報人員的檢校，在朱元璋建立明朝過程中一定也發揮了不少的作用。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並沒有解散這些檢校，反而賦予了他們新的工作內容——監察朝廷上下的一舉一動，詳細匯報。這朝廷上下可不光是指在職官員，還包括他們的家屬，甚至已經退休的官員，全部都在監視範圍之內。

朝廷的官員們，尤其是一些和朱元璋走得比較近的功臣們，包括徐達和李善長，他們都知道朱元璋手下有這麼一批專門從事監察工作的人。對於這些人，功臣們可謂是心理複雜，一方面，當日出於鬥爭形勢需要，後方的文官、前方的武將都需要情報，檢校的存在可以說是必不可少的，但明朝建立以後，在朝堂上論起功勞來卻很少有他們的那一份。另一方面，檢校組織一向由朱元璋自己掌握，從不假手他人，這些功臣們也不知道自己身邊誰是檢校，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在什麼地方做的什麼私密事情第二天就有可能被朱元璋問起……誰沒個七情六慾貪嗔癡狂啊，總不可能時時端著架子做樣板。於是乎，朝廷之上人人自危。

第一個目標，胡惟庸！

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個不能迴避的名字。在汗牛充棟的論述中國官制的論文中大家經常可以看到：朱元璋一手炮製的「胡黨」謀逆大案，使得丞相這個古老的官名在歷史長河中徹底消失，也使皇權統治在明朝達到了頂峰。

頂著「造反」罪名而死的胡惟庸，細數起來，其實也蠻可憐的。

胡惟庸和李善長是同鄉，他在反元建明鬥爭中沒有留下過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事跡，在洪武三年進入中書省擔任參知政事以前，當過知縣、通判等小官，最高做到太常寺卿，只是個分管禮儀祭祀的清水衙門的長官而已。從清水衙門進入政務中樞，胡惟庸的飛躍速度簡直像是坐上了直升飛機，而帶他飛上天的人，正是他的老同鄉李善長。

洪武三年過半的時候，李善長身體很不好，不得不在家病休，而此時的中書省大權都掌握在楊憲的手裡。楊憲可不是淮人，而且還是檢校的成員，作為淮人首領的李善長不能不為自己身後的小集團利益打算。大概李善長也從什麼地方知道了朱元璋和劉基論相的事情，在痛恨劉基的同時，也瞭解到皇帝看好胡惟庸。正好胡惟庸是自己的老鄉淮西人，於是李善長就向朱元璋上書保舉，一來迎逢聖意，二來也能將淮人繼續安插在政府最高機關裡，可謂是一舉兩得。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長正式離開中書省，汪廣洋升到右丞相的高位，胡惟庸則接替了汪某原本中書左丞的職位。史書上說胡惟庸在楊憲死後，「以曲謹當上意」，因此「寵遇日盛」，從此更加不把汪廣洋放在眼裡。

若說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首領，那麼胡惟庸就是這個把持朝政的小集團的第二把手。李善長本人雖然離開了宰相位置，但在朝堂上的影響力沒有絲毫減退，各個部門的頭頭腦腦大多是他的舊部，要想搞好朝政，就必須和李善長搞好關係。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力結交李善長，相比之下，汪廣洋這個非淮西集團出身的右丞相實在不好開展工作，也難怪他只能「無所建白」了。

胡惟庸可不打算放過汪廣洋，胡惟庸和楊憲一樣，一門心思要爬到權力頂峰，成為中書省的宰相第一人。楊憲被幹掉以後，胡惟庸前面的絆腳石就只剩下汪廣洋一個人而已，又豈能輕易放過？不過汪廣洋的錯處可不好找，此公小心謹慎，對於大小政務從不擅專，簡直就是「尸位素餐」這個成語的最好體現。然而就在胡惟庸鬱悶沒招的時候，朱元璋卻替他解決了這個難辦的問題。

朱元璋也實在忍受不了汪廣洋的碌碌無為，叫你壓制楊憲，你反而被趕出京師，叫你主持政務，你把活兒都推給胡惟庸，我還用你幹什麼？——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無所建白」的理由罷免了汪廣洋右丞相的職務，讓他去遙遠的廣東行省當參政，轉而讓胡惟庸以中書左丞的職務把中書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順地抓起來。這回汪廣洋以為真正離開權力中心，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朱元璋並不準備讓他如此逍遙，過了沒多久，就又把他召回朝廷，讓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讓這麼懦弱的人當監察部門的最高負責人，對於炙手可熱的胡惟庸來說，正是皇帝對他信重的表現。果然，汪廣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書省毫無區別，一無建樹，絲毫沒有影響到胡惟庸的相權。

且說汪廣洋被派往廣東後沒過多久，胡惟庸的侄女與李善長的侄子就商定婚姻，結為了夫妻，這樣一來，胡、李二人就變成了間接的兒女親家。有了這層親戚關係，胡惟庸儼然已成了李善長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老大人在朝的舊部來如臂使指，順手順心。大概也因為這層姻親關係，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關係也更加密切，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升為中書右丞相，實至名歸地主持中書省的政務。此時的中書省，自從李善長退休以後，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著，而徐達雖然一直兼著右丞相的頭銜，但他為人謹慎，加上常年帶兵在外，政務方面是一點也不可肯沾，就這樣，胡惟庸這個新的右丞相就變成了獨相。

死了楊憲，走了汪廣洋，又和李善長結了親家，胡惟庸可謂是志得意滿。隨著權勢的增大，此公日益縱橫跋扈，對於膽敢挑戰他權威的人是一個也不放過。

胡惟庸第一個要對付的人，就是已經退休在家的劉基。朱元璋和劉基論相的對話，本來應該是極為機密的，但不知怎麼回事，竟然弄到舉朝皆知的地步——日後等到胡惟庸案發後，才有人想到可能是皇帝派檢校故意傳出的消息——別說劉基本就是淮西派的對頭，單只這次論相，就足以使胡惟庸對劉基深惡痛絕了。

劉基自從洪武四年告老還鄉以後，就一直安養在老家浙江青田，他深知檢校無處不在，而朱元璋猜忌之心更從無休止，為了證明自己完全放棄朝廷之事，他從來不見當地官員。有一次，青田知縣以布衣身份去見他，和他相談甚歡，分別之時說自己是青田知縣，對先生仰慕已久才來拜會，劉基一聽馬上下跪，口稱小民，並從此再不見客，其幽居如是——可饒是他這麼小心謹慎，但卻仍沒辦法跳出混濁世事。

浙江和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這地方離劉基的家鄉不遠，他不願意這裡不服王化，一向被鹽梟所佔據，就向朱元璋奏請設立巡檢司進行管轄。鹽梟不服，聚眾作亂，劉基派大兒子劉璉將寫清這件事情原委的奏章帶到京師，沒有經過中書省，而是直接送到了朱元璋的手裡。劉基是聰明人，他知道胡惟庸和自己一向不對付，如果通過正常渠道，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這份奏章——中書省有權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落到胡惟庸手裡，這份文件肯定會被截留在中書省內。劉璉此時還沒有功名，只是一介平頭百姓，他隻身來到南京城，怎麼能把奏章交到皇帝的手裡呢？大概是劉基過去認識的檢校從中幫的忙吧。

然而胡惟庸馬上知道了這件事——也不知哪位檢校的功勞。繞過中書省直接向皇帝上書，這件事對於新官上任的中書執掌人來說，實在是太丟臉了，於是新仇舊怨一齊湧上胡惟庸的心頭。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書吳雲上書彈劾劉基：「劉基曾經說談洋這個地方有王氣，他看中了，想死後把墓建在這裡，當地百姓不肯讓地，這才請求朝廷設立巡檢司驅逐百姓，好拿到這塊好地方。」——說看中一個地方有王氣而把墓建在那裡，這是封建時代對一個臣子最大的誣陷方法之一，王氣只能皇帝本人有，做臣子的圖謀這個就是要造反啊。古人迷信得很，祖宗墳地建在哪裡是會影響子孫後代的大事，而王氣這種東西來無影去無蹤，卻是誅心之論——你劉基不是以能掐會算出名嗎？我們就用你拿手的法寶來坑你，況且這種玄而又玄的東西你還真不好辯解。

朱元璋不愧為一代雄主，他雖然也敬天祭天，但並非一個絕對迷信的人，當年李善長之所以能得到他的信重，不是因為說自己的老家和漢高祖劉邦的老家離得近所以有王者之氣，而是李善長利用劉邦的故事激勵了自己的緣故。因此朱元璋看到奏章後並沒有如胡惟庸所願的那樣按造反罪逮捕於劉基，當然，這種事情也不可能完全無視，於是象徵性地處以了奪俸的處罰。但劉基在老家卻坐不住了，他不顧老病之軀，千里迢迢趕到南京城，向朱元璋當面謝罪。

這一下羊入虎口。

劉基進京之後就病倒了，這一病經年，而胡惟庸並沒有忘記他，也不會就此放過他。據說胡惟庸曾派醫生到劉基那裡去看病，劉基吃了醫生開的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反而導致病勢加重。到洪武八年三月的時候，這位能掐會算的劉伯溫先生已經到了油盡燈枯的地步，朱元璋派人護送他返鄉，當年四月，他就死在了自己的家鄉。

這一番爭鬥，朱元璋只在一旁看著，胡惟庸上躥下跳的表演在他眼裡和小丑沒什麼兩樣。此時的朱元璋，心裡已經漸漸有了改組中書省、廢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動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胡惟庸做中書右丞相以後，收受賄賂、任意處分官員、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這些把柄來定他的罪，份量還嫌不夠。

雖然也有人彈劾胡惟庸，但朱元璋不但不去追究，反而將這樣的官員交給胡惟庸自己處理——朱元璋親點的狀元吳伯宗時任禮部員外郎，舉朝逢迎胡惟庸的時候，他頭腦十分清醒，始終不肯阿附，不僅如此，還向朱元璋上疏告發胡惟庸的種種不法行為。胡惟庸一怒之下把他貶了官，差點沒把他整死。

到了洪武九年（1376年）的時候，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經坐了三年。而朱元璋彷彿是為了讓他更好地專權似的，這一年，中央政府撤消了中書省編製中的平章政事和參知政事這兩個職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雖說多年空缺，位置此前可一直沒有廢除。同時，在地方上廢除了元朝實行的行中書省制度，改由承宣佈政使司擔任地方行政長官，直接向中書省負責。本來在中書省的編制中，左、右丞相最高，其下分別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參知政事，如今廢除了平章政事和參知政事的職位，中書省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編制，其下雖然增設了幾個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聯繫的位置，但不過是輔助丞相而已。這一來，胡惟庸在中書省，進而在整個大明朝，都可以說是獲得了真正一言九鼎的權力。

彷彿是故意拉攏淮西派官僚似的，朱元璋也並沒有忘記已經退休的首功之臣李善長——他把自己的女兒臨安公主嫁給了李善長的兒子李祺，兩人從此結成兒女親家。為了給兒子辦喜事，李善長喜洋洋地來到了南京城，這時候，沉寂多年的汪廣洋突然跳了出來。

要說汪廣洋此人在明朝初年擔任地方官時還是頗有政績的，對他的評價也不低——「廉明持重」。但不知怎麼回事，每當他在中央任職時，就完全看不出當地方官時的智慧，從最早被楊憲排擠，到後來受胡惟庸的氣，他都沒有任何反擊的意思，一直都老老實實的任人宰割。他這個左御史大夫，本來有著監察百官的權利，但他這幾年似乎完全忘了自己還有這種權利似的，由得胡惟庸結納百官、專橫跋扈。但泥人也有土性子，到了洪武九年，臨安公主和李祺完婚後，汪廣洋突然發飆，他聯合御史大夫陳寧上疏進言：「李善長恃寵而驕，十分放肆，陛下前些日子生病，有近十天沒有臨朝視事，他卻不問候一下陛下的病情。駙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把他召到大殿，他也不肯謝罪，這是對陛下的大不敬。」——竟然直接把矛頭對向了胡惟庸的總後台，朝中人人皆知的皇帝的大功臣、韓國公李善長。

真不知道汪廣洋是怎麼想的，按說這些年胡惟庸貪贓枉法的事情其實不少，他身為御史大夫，又和胡惟庸不對付，應該握有不少過硬的證據，找好時機一舉將胡惟庸趕下台才是正事。結果他竟然以皇帝生病時李善長沒有問候、駙馬六天不上朝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跳過胡惟庸，直接去挑戰李善長！或者，他是在用這種小事試探朱元璋對於李善長的態度吧。

其實朱元璋等這樣的奏章很久了，奏章的形式是對的——彈劾功臣，但內容卻實在不足以論罪——裡邊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因為這種事降罪於親家，那也實在太說不過去了。不過在朱元璋眼裡，好歹這回汪廣洋總算是開竅了。

於是，李善長被扣去年薪一千八百石以示懲戒。不過，沒幾天又給他兼上「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議軍國大事、督圜丘工」的差使，這幾項的薪水加起來，比起被扣掉的年薪只多不少，更何況所謂「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議軍國大事」，雖然不是宰相，但將國朝三大中樞機關一網打盡，黨政軍一手抓，根本就是榮寵到了極點……這一下任誰也看得出來，皇帝對於李善長的信重沒有絲毫褪色，那些本來想跟著汪廣洋後邊躍躍欲試的人們立刻就沉默下來。

當然也不能涼了敢於告發功臣不法行徑的汪廣洋的心，轉過年來的洪武十年（1377年），汪廣洋再次進入中書省，升任中書右丞相。然而這次陞官才真正寒了汪廣洋的心——這個右丞相的位子是胡惟庸騰出來的，胡惟庸在當年正式被任命為大明朝最高行政長官的職務——中書左丞相。昔日自己的輔佐官，現在爬上去當自己的頂頭上司，這回汪廣洋徹底死心，再也不敢搞任何觸怒胡惟庸或李善長的花樣了。

胡惟庸終於位極人臣，而朱元璋的網也漸漸開始收緊。

洪武十年六月，朱元璋對著以胡惟庸為首的大明朝新政府領導班子訓話：「凡是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連；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絕，聰明內蔽。國家能否大治，其實和這點有很大的關係。我經常擔心下情不能上達，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廣開言路，以求直言。」聽到這話的新任中書左丞相胡惟庸還以為這只是每個開國皇帝的老生常談而已，他並不在意，反正再怎麼上下相通，廣開言路，所有的表章奏疏中書省都是有權先過目的。

然而到了七月，一個大棒突然打到他的頭上——通政使司正式宣告成立。這是朱元璋新創立的一個部門，所謂通政，乃是朱元璋將政務比作水，認為水需要流通才好，所以起名為通政使司。這個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職能是「凡在外之題本、奏本，在京之奏本，並受之，於早朝匯而進之。」——所有的奏章必須先經過這個通政使司收納整理，再轉交相關職能部門。

這個新的通政使司的橫空出世，正是朱元璋開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權的開始。明承元制，所有奏章都先進中書省，一般的小事就由中書省直接處理了——宰相給出意見後發往吏、戶、禮、兵、刑、工這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關職能部門，若是大事，再呈給皇帝裁決。與此同時，所有奏章都不能直接呈給皇帝，什麼東西能讓皇帝看到什麼東西不能讓皇帝看到，都由中書省來決定。這，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權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這個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

通政使司的成立，宣告了朱元璋改變舊有制度的決心，給胡惟庸當頭澆了一盆冷水。胡惟庸不是笨蛋，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他逐漸意識到了朱元璋不會允許宰相再有以往的大權。先前廢除平章政事和參知政事，原來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給設立通政使司鋪路，這下將最能謀私的「奏事不許隔越中書」的老規矩改了，以後自己的日子怕是不好過了……

制度雖然改變，但舊的習慣一時很難完全扭轉，何況雖然成立了通政使司，但宰相制度並沒有消失。通政使司收上來的奏章還是要送到中書省，由丞相大人決斷，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們的奏章都寫了些什麼，最終還是得依靠檢校。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時間裡基本上是作為中書省的秘書處存在的。朱元璋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情況，他在洪武十一年跟六部的人說：「做皇帝的人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主要是由於他兼聽廣覽，瞭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於中書省，凡事必先關報中書，然後才奏聞給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所以民情不通，以至大亂。這是我們要深以為誡的。」於是下詔，諸司奏事勿關白中書省，直接奏報皇帝。

這一下對於宰相權力來說是致命的打擊，從根本上動搖了宰相專權的基礎。胡惟庸之所以能夠打壓眾臣，剔除異己，靠的就是舊制「奏事不許隔越中書」，這個制度方便他扣壓奏章，欺下瞞上。六部長官本來有事情都是通過中書省和皇帝聯繫，但這個詔書使六部直接和朱元璋聯繫上了，若果真如此，則宰相的權力就會被完全架空。

扳倒那麼多敵人，好不容易從建國初年的地方小官爬到國家最高行政長官的位置上，還沒怎麼好好享受呢，就眼睜睜地被皇帝一點一點削弱手中的權力，這是胡惟庸所不能接受的。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起而爭之，反正都是個死，乾脆鋌而走險。

於是，胡惟庸開始策劃謀逆，到了洪武十三年，他覺得時機成熟，準備行動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夏天，胡惟庸向朱元璋匯報：「臣的家裡出現了醴泉，此乃祥瑞之兆，希望陛下駕臨臣的家中觀賞。」所謂「醴泉」，乃是說泉水清香馥郁，如同好酒一般，胡惟庸說他家裡中有一口井，井水突然變化，湧出的全是美酒。

聞聽此事，朱元璋大感好奇，於是就在五月初二日從西華門擺駕出宮，前往胡府。然而皇帝的車隊走了沒有多遠，突然看見一個人從道路旁邊直衝出來，攔住了御駕。衛士們害怕此人是刺客，急忙衝上前去將其圍住，拳打腳踢。然而這個人一手扳著馬車，一手直指胡府，滿臉是血也不肯鬆手。朱元璋覺得奇怪，仔細一看，原來此人是西華門內使，一個名叫雲奇的宦官。

朱元璋讓人把雲奇架到自己面前來詳加詢問，可惜這個時候雲奇已經被打得奄奄一息，說不出話來了。朱元璋見雲奇一直指著胡府，料想此事必定與胡惟庸有關，於是轉身返回西華門，登上門樓遠遠望去。

胡府距離西華門並不遙遠，登高而望，亭台樓閣盡收眼底。不望還好，這一望可把朱元璋嚇了一大跳，只見胡府中有很多披堅執銳的武士，全都埋伏在走廊兩旁和牆壁後面。

「胡惟庸想造反！」朱元璋急忙分派士兵前往圍剿，很快就捉住了那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中書左丞相，隨即將其押赴市曹正法。

這就是「雲奇告變」的故事——而至於那位忠心耿耿的宦官雲奇，據說因為傷勢過重，沒過多久就嚥了氣……

錦衣衛掛牌

胡惟庸犯下的所謂「謀逆」案，是朱元璋大殺功臣的肇始，也是他收回宰相權力的最終一擊。彼時我們這本書的主角——錦衣衛——還沒有正式成立，朱元璋身邊仍然只有從建國前就成立的秘密部隊——檢校。

關於「雲奇告變」的荒唐故事，雖然也起源於明朝，但就連明朝人自己都不相信。事實上胡惟庸死的那一年，他的罪名還並不是謀反，只是「擅權枉法」而已，「謀逆」的罪名和諸多罪行都是後來才陸續加上的。在胡惟庸身死之後，他的案子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牽扯進來的人越來越多，最終，就連李善長也被拉進「胡黨」，送了性命才算完事。

且說從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拿六部訓話後，原來在中書省轄下的六部就此獲得了越過中書省直接向皇帝匯報工作的權力，這給朝政帶來了不小的混亂。一個體制裡，一對一的單線管理最簡單，放到大明朝就是皇帝-中書省-六部，按制度來說，六部還是屬於中書省的管轄範圍，六部的尚書們應該對胡惟庸負責；但按皇帝的金口玉言來說，六部可以直接給皇帝寫報告。這樣很多事情處理起來就比較麻煩了，你不能不告訴皇帝——皇帝他老人家說了得告訴他嘛，也不能不告訴中書省——就算皇帝批了條子，也得由中書省發佈啊，橫豎是繞不過中書省的。這一下變成多頭管理，於是乎，六部的官員們在皇帝和宰相之間疲於奔命，難免出錯，這更讓朱元璋下定了廢除宰相制度的決心。

屠刀揮動的肇端發生於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國（在今越南國東南部地區）來使進貢，按說這種外交大事，從正常制度上來說，中書省接到報告後應該上報朱元璋，從朱元璋訓話的角度來說也應該由相關負責人直接匯報給皇帝才對。然而，朱元璋並不是從中書或是禮部那裡知道有外交使節來南京的消息——相關人員竟然沒有報告給朱元璋！

史書上說是某個外出辦事的宦官看到占城國的使者，然後告訴了朱元璋，使得朱元璋龍顏大怒——這沒有留下名字的宦官，或許也是他的一個檢校吧。

朱元璋找來胡惟庸和汪廣洋，責問他們為何隱瞞不報。汪廣洋自從再入中書以來，更加小心謹慎，上次挑戰李善長失敗反而被朱元璋重新放入中書省，他知道，他應該成為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的一柄利劍，繼續去挑戰胡惟庸甚至是李善長，這才是他的君王所需要的。世上有的人在逆境中會激發潛力，越是困境就越要抗爭到底，但汪廣洋不是這樣的人，在這些年來的宦海生涯中，他最初為民做事的豪氣日漸消磨，洪武九年對李善長的彈劾，是他唯一一次爆發，當時想著不成功便成仁，卻沒料到既沒成功也沒成仁，還被朱元璋當成打手又被扔進了中書省。他知道，遲早朱元璋會拿中書省下手，他此次再入中書省，恐怕很難再活著走出去了，這讓他徹底崩潰。他開始酗酒，似乎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中才能尋得心靈的安慰。工作中的事更是應付一下，根本就不過心，胡惟庸愛耍什麼小動作就耍什麼小動作，他是一概不問，得過且過，渾渾噩噩地過日子。

對於這次重大外交失誤，汪廣洋根本就沒反應過來，在朱元璋面前只是磕頭而已，胡惟庸辯解說這種事情一向都是禮部負責，都是禮部的錯。朱元璋又找來禮部官員和兩位宰相當面對質，禮部官員面對兩位宰相也毫不畏懼，說這種事我們已經給中書省打過報告了，是否上奏皇上得看中書省的意思啊，我們只是底下做事的怎麼敢擅專呢——又把皮球踢了回去。

這下朱元璋怒了，皮球踢來踢去，竟沒有一個有擔當的肯承認錯誤。既然都不認錯，那就都別安生了。於是把禮部負責接待的相關人員全都下獄，暗中讓檢校調查真正敢將此事壓下隱瞞不報的指使者。明面上，兩位宰相只被罵了一頓，並沒有受到什麼處罰。胡惟庸和汪廣洋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中書省，不知在中書省昏暗的燭光下，這兩位老對頭是否都從對方的眼中看到了絕望的神情——這絕望既是屬於胡惟庸的，也是屬於汪廣洋的，甚至，是屬於胡惟庸身後的李善長的。

命運的轉輪既已啟動，斷無停下之理，朝中諸大臣都看出了朱元璋要把火燒大的決心。胡惟庸和李善長坐的宰相高位，表面光鮮無限，朝中有無數大臣眼紅，早就想取而代之。這次在外交方面出了這麼大的岔子，恐怕他們二人相位不保，自己何不落井下石，從中漁利呢？能扳倒一個是一個，說不定哪天那個耀眼的職位就能落到自己頭上呢。

過了不久，占城外交接待事件調查結果出爐——汪廣洋是罪魁禍首。朱元璋對這個調查結果並不滿意，大家都知道汪廣洋一向尸位素餐，要說他是主使者，別說朱元璋，恐怕那些參與調查的人也都不相信。這個調查結果看在朱元璋眼裡，只能說明胡惟庸在朝中的勢力太過龐大，已經完全架空他這個皇帝的權威，到了不除不行的地步了。但要除掉胡惟庸，必須有過得去的理由，而且總不能讓皇帝自己去說，得由臣下發難才好，挑來選去，一個叫塗節的大臣被他挑中了。塗節是御史中丞，負有監察百官的責任，由他出面告發胡惟庸，很是合適。

為了不打草驚蛇，汪廣洋仍然被犧牲掉了，他先是被貶官到廣東，還沒走到呢，朱元璋又追加一道聖旨，內容是說他以前當地方官的時候包庇犯法的宗親朱文正，後來在中書省的時候明明知道楊憲的奸邪卻不報告，結論是「賜死」。汪廣洋幾乎是以解脫的心情來接的聖旨，這樣的場景，在他的夢裡已經反覆出現過無數次了吧，以前需要借助酒精的力量擺脫夢魘，這一次卻是不用再擔心什麼了……

汪廣洋只是身死，朱元璋沒有連罪他的家人，但汪廣洋有個陳氏小妾，得到汪廣洋死去的消息後也跟著自殺了。古時丈夫死了，沒有子女的妻妾從死，是貞潔的行為，很多帝王都會給這樣的女人以表彰，但這個消息傳到朱元璋的耳朵裡，引起的卻是反效果。隨著陳氏小妾自殺殉夫的消息一起報告給朱元璋的是這個女人的身份——她是犯官之女，其父曾是個縣令，因犯了法，妻女都被賣為官奴，不知怎麼竟成了汪廣洋的妾室。朱元璋知道後大怒：「從來官奴只能賞賜給功臣之家，汪廣洋這樣的文官怎麼能納之為妾呢？」

朱元璋立刻下令有司徹查，於是從胡惟庸到六部各官人人自危，很多人都感覺到了皇帝對胡惟庸的不滿已經到達了極限。然而這個案子還沒查完，胡惟庸已經掉了腦袋，汪廣洋的小妾這樣的事和「謀反」大事比起來，實在算不了什麼，於是這樁案子就這麼無疾而終，不了了之。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塗節向朱元璋告發胡惟庸涉嫌謀殺誠意伯劉基——胡惟庸找人給劉基看病的事情廣為人知，劉基此後不久就去世了也是事實，雖然這兩者結合起來並不一定就是歷史的真相。

不過朱元璋不需要真相，他需要的只是殺人的理由。

不知道胡惟庸洪武十三年的春節是怎麼過的，反正御史中丞塗節沒閒著，他覬覦丞相的位置很久了，如今揣摩上意，看到胡惟庸已經明顯失寵，就準備給胡惟庸最後的致命一擊。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整個大明朝還沉浸在過年氣氛中的時候，南京城裡卻劍拔弩張，塗節向朱元璋告發——中書左丞相胡惟庸意圖謀反！

朱元璋接到報告後毫不含糊，立刻命人把胡惟庸抓起來，還沒等塗節高興呢，一轉臉又說塗節本來就是胡惟庸一黨，還拉上了曾經和汪廣洋一起彈劾李善長的御史大夫陳寧，洪武十三年正月初六，朱元璋將這三個人一起殺了。

天威震怒，雷厲風行，大過年的，突然一下死了一個丞相、一個御史大夫和一個御史中丞。在胡惟庸死後發佈的文告裡，他的罪名是「擅權枉法」，罪行倒是一抓一大把，從肆意打壓自己的對頭到私扣奏章，【TXT小說下載：www.uu158.com】從收受賄賂到專權獨斷，乃至於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幾乎是無所不包。

在大臣們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到了正月十一日，又有兩道聖旨發佈——廢除中書省！廢除大都督府！

兩道聖旨把中書省和大都督府的後事安排得十分詳盡，內容之縝密、細緻，使朝中大臣們終於明白，朱元璋發佈這兩道詔令絕非一蹴而就，而是醞釀了很久的結果。

中書省作為大明朝最高行政機關的歷史到此結束，從此退出了歷史的舞台。整個中書省的官員編制幾乎全被廢除，只保留了純粹記錄官性質的中書舍人一個職位。原本屬於中書省的權力全部收歸皇帝一人所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的地位上升，他們直接對皇帝負責，王朝政務的決策者和實行者之間再無任何阻礙。同時，朱元璋還告誡群臣——今後他的子孫，都不能再說設立丞相的事情，臣子們也不能請求設立丞相，不然就是死罪！

而大都督府則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這五軍都督府掌管軍旅之事，隸屬於兵部，曾經和中書省分庭抗禮的大都督府編制就這麼消失了。

洪武十三年的春節，注定是讓大明朝所有官員都難忘的一段日子。

混亂的正月過去後，朱元璋真正開始了至高無上的皇權運作。

現在的大明朝，沒了中書省的宰相掣手掣腳，朱元璋的皇權達到了歷史的頂峰。但權力必然伴隨著義務，沒過多久，這至高無上的權力所帶來的副作用就顯現出來了。

身為皇帝，他必須要保證整個大明朝的正常運做，但他不是神，只是人。從科學的角度來說，一個人成年人每天需要有7到8個小時左右的睡眠時間才能保證身體健康和意識清醒，但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以後，一天的睡眠時間可能都沒有四個小時——從前一整個部門的工作現在壓到他一個人身上，就是他有三頭六臂也無法負荷。有史學家統計過，在廢除丞相制度以後，每天送到朱元璋面前的奏章有近200封，大小共計約500件事需要他做出決斷。而那時的奏章都是文四駢六的儒士們寫的，通常幾萬言的水分下來，真正談事情的能有幾百字就不錯了，就算一封奏章5000字吧，200封就是100萬字……就算每天不動腦子看100萬字，你能看完嗎？何況還得動腦子去想這奏章到底講的什麼問題，該怎麼解決？——面對如此繁重的工作壓力，朱元璋再有身為皇帝的自覺也沒辦法全部一肩扛下。

再說，人的睡眠不足最容易導致精神緊張焦躁，朱元璋本來就不是個和氣的人，時間一長，脾氣更為暴躁易怒，看著滿朝臣子都不順眼，要不是內廷有結髮的妻子馬皇后照顧，外廷有皇太子朱標和親家李善長支撐，只怕他一個暴怒，就能要了滿朝大臣的命。

這種情況愈演愈烈，朱元璋看朝臣也越來越不對勁兒。他一個人根本看不完那麼多奏章，就有許多推到明天再看，而明天又有新的奏章送到他的面前，必然又有許多得推到第二天。而朝臣們上的奏章都是請示問題與決策，雖有輕重緩急，但卻沒有不該辦的，得不到回復就不敢實行，不敢實行在朱元璋眼裡就是辦事不力，辦事不力就該罰，挨了罰就更不敢自作主張而要事事請示……如此惡性循環，朱元璋和朝臣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胡惟庸雖然死了，可李善長還在，朝廷中大部分官員仍然是李善長的老部下，他們在胡惟庸死後，朱元璋對他們日益不滿的情況下，自然又回到了李善長的羽翼之下，以求平安。但這種做法在朱元璋看來，就成了結黨營私和圖謀不軌的雙重判斷。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句古話在朱元璋這裡不適用。他要剪除的是李善長代表的文官功臣集團，他確信，這個集團已經腐化變質了，不再是自己的可靠助手，而是分奪權力的對手。

屠殺的理由並不好找。事實上，外廷的大部分政府部門都由這個集團的人把持，即使在洪武十四年成立了大理寺和都察院，和刑部一起並稱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糾察，大理寺駁正，形成了大明朝廷正常的司法程序。但三法司的人多為儒士，辦案定罪既無眼力也無效率，朱元璋覺得實在靠不住。

靠得住的只有自己身邊的檢校而已。

檢校從一誕生就為朱元璋一手掌控，為他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檢校是個職務名稱，不是正式機構，它有偵察權，卻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讓檢校發揮更大的作用，就必須賦予他們更多的權力。如果將檢校放到外廷文官系統的三法司的話，只會拘泥於國家法律和程序正義，而無法隨心所欲。

朱元璋將眼光收回到內廷，放到了自己身邊的侍衛親軍上。侍衛親軍是皇帝的私人衛隊，將檢校們放入其中，並賦予偵察之外的權力也是說得過去的。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終於決定將錦衣衛推到檯面上來了。

早在朱元璋自立為吳王的時候，他就對軍隊進行了改革，廢除了麾下軍隊中的統軍元帥一職——這個職務只能由朱元璋本人來擔任，如今稱王將來稱帝，軍權是一絲一毫也不能放鬆的。他將全軍劃分為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等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相應地還廢除了諸將因襲元朝舊制的樞密、平章、元帥等稱號，而是按照所率兵馬的數量，五千人稱為「指揮」、一千人稱為「千戶」、一百人稱為「百戶」、五十人稱為「總旗」、十人為一個小旗。

在朱元璋正式稱帝建立明朝之後，又把這一軍制推廣到全國各個地方，按照全國郡縣劃分軍區，大致類似於今天的北京、瀋陽、濟南等各大軍區。五千六百人以上的軍區稱為「衛」、一千二百人以上的稱為「千戶所」，一百二十人以上的稱為「百戶所」——這一制度就是為我們熟知的明朝軍隊的衛所制度。

回到中央，明朝軍隊最高指揮機構是前面說過的大都督府，由最高長官大都督總領天下諸軍事，這天下諸軍事不光是對外征戰，還包括皇帝身邊的護衛親軍——拱衛司。

明初，皇宮的守衛任務由拱衛司擔當，雖然親近皇帝，但實際官職卻很低，長官只有正七品而已。拱衛司的人選也都是由大都督府選派，整天在皇帝身邊晃來晃去的人，自然要求很高，身高、樣貌、體能、頭腦一點都不能少。但朱元璋對於這樣的拱衛司並不滿意，一來拱衛司原本屬於中書省管——可見明初中書省管轄之寬，後來轉到大都督府下邊，只不過轉來轉去總不是在朱元璋自己手裡；二來正七品的官職相對於皇帝親軍的名號來說，也實在太寒酸了些。

於是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同時，朱元璋也對拱衛司進行了改制——他把拱衛司從大都督府的管轄下獨立出來，改組成為親軍都尉府，大致相當於今天的首都警備區吧，指揮使品秩正三品——不但規格提高了不少，人數上也增加了不少——下轄左、右、中、前、後五軍，統稱為「侍衛親軍」，專門負責皇城的守衛工作。

此外新設了一個儀鸞司，長官品級為正五品。這儀鸞司真真正正是錦衣衛的前身了，它的職責很大部分後來由錦衣衛繼承下來且並發揚光大。

儀鸞司，顧名思義，除了護衛皇帝外，很重要的一個職責就是皇帝出行和朝會時負責儀鑾掌管鹵簿儀仗——說白了，就是三軍儀仗隊，是國家和軍隊的臉面所在。入選的校尉都是功勳貴戚家的子弟，功臣子弟們這時正是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的年紀，在日漸衰老的皇帝身邊執行守衛工作，既是對功臣家族的肯定，也是接近皇帝的好機會，因此，儀鸞司的校尉雖然品級不高，但卻是十分顯貴的職務。

自然，這麼冠冕堂皇的儀鸞司，職責和我們所知道的錦衣衛相差太多了。錦衣衛，在往後大多數人心目中，是黑暗的代名詞，殘忍、狡詐、無限的偵查手段、無端的誣陷罪名才是錦衣衛的真實表現。但事實往往如此，表面的光鮮是真，私底下的凶殘也是真。

於是，儀鸞司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就被錦衣衛繼承下來。

洪武十五年四月，錦衣衛成立。在史書中記載，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

表面上，錦衣衛的成員多為恩蔭寄祿，沒有固定的人數，就是給功臣子弟一個做官拿俸的出路而已。

遙想大朝會之時，天色朦朧，霧靄氤醺中，身著飛魚服，腰配繡春刀的「大漢將軍」一千多人魚貫而出，手執鑾輿、擎蓋、扇手、旌節、幡幢、班劍、斧鉞、戈戟、弓矢……威武莊嚴，莫過於此。這些所謂的「大漢將軍」，就是錦衣衛的屬下，自然，是表面風光的那一部分，在錦衣衛的設置中，有御椅、扇手、擎蓋、幡幢、斧鉞、鸞輿、馴馬等七個部門，他們負責錦衣衛職責裡「侍衛」的那一塊內容。

而朱元璋的檢校們掌握的是「緝捕、刑獄」這兩塊。錦衣衛還設有經歷司，掌管文書出入；鎮撫司，「掌本衛刑名，兼理軍匠。」這個鎮撫司，就相當於現在的軍事法庭。

名義上錦衣衛應該只管「本衛」的刑名，其他軍隊系統的只是兼理而已，更談不上外廷的刑獄之事了。但在錦衣衛的歷史中，「本衛」兩個字從一開始就被扔在文件紙面上，朱元璋建立錦衣衛，要對付的正是外廷。

錦衣衛的第一任指揮使在歷史上沒有明文記載，不過綜合各種蛛絲馬跡來看，曾經是檢校成員的毛驤可能就是錦衣衛的第一任指揮使。毛驤很早就跟隨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經是檢校的一員，既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又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毛驤帶領錦衣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朱元璋找到屠殺大臣的理由。這理由在毛驤看來，其實很好找，就兩個字——謀反。和誰謀反呢？和胡惟庸。

以錦衣衛之能，想要找出些證據來證明胡惟庸謀反是很容易的事情，胡惟庸雖然已經死了好幾年了，但在朝廷中有不少和他有瓜葛的大臣，栽贓栽到死人頭上，他們更是無從辯解，正好一網打盡。

於是，經過幾年的蟄伏，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原本早已塵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起波瀾，性質也從普通的「擅權枉法」變成了十惡不赦之首的「圖謀造反」。從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時間，被胡惟庸案牽扯進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連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數萬人之多，朝中文臣幾乎為之一空。

而為這個案子流出最後的血的，正是李善長。

從最早汪廣洋彈劾李善長開始，就一直有人在為扳倒李善長這棵參天大樹而努力，但直到這棵大樹的所有樹杈都被砍掉的時候，大樹本身才轟然而倒——洪武二十三年，七十七歲的李善長被朱元璋以身為「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了獄。李善長的罪名在別的功臣身上早就死過無數回了，畢竟這時的朱元璋已經殺紅了眼，只是面對李善長的時候，朱元璋腦中還有一絲清明。這些年來，馬皇后死了、徐達死了、太子朱標死了、太子的老師宋濂也死了，和自己親近的人一個個離開了自己，現在還活著的人裡，能夠和自己一起回憶過去的就只有李善長了。李善長的身體一向不好，他為什麼不像徐達那樣乾脆早早病死呢？總好過現在要讓我親自來動手……

然而錦衣衛不能讓朱元璋留下李善長，這幾年明爭暗鬥，除掉的功臣固然不少，但錦衣衛也損兵折將，連一手創立詔獄的毛驤，也被朱元璋為了平息眾怒而推出去做了胡惟庸的墊背。這使得錦衣衛的人知道，和功臣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若是李善長活著，他們就得死，反之亦然。

沒想到李善長都下獄了，朱元璋竟開始猶豫，這是錦衣衛所不能容忍的。

沒過多久，欽天監的一位官員向朱元璋報告說有「星變」，按照天人感應來說，當「主大臣移位」。朱元璋越老越迷信，一聽此言，立刻明白「大臣」指的就是李善長。

於是，首功之臣李善長就這麼丟了性命，和他一起赴死的還有他的妻、女、弟、侄等一共七十多人。只有長子李祺和他的兩個孩子，因為臨安公主的緣故得以免死，流放江浦了事。

二百多年後的崇禎二年（1629年），有一個叫李世選的人手捧朱元璋御筆龍封，從安徽績溪來到北京城，向朝廷要求平反李善長一案。這個李世選，自稱是臨江公主的後人、李善長的十世孫。而他手裡的御筆龍封，據說是在李善長之案後，臨江公主向朱元璋陳訴公公家的冤屈，朱元璋為了安慰女兒親筆所寫，許諾二百一十六年之後為李家平反！

據史料記載，朝廷上下對這御筆龍封經過仔細鑒定，得出了偽造的結論，將李世選關進了詔獄。直到數十年後，流亡的南明小朝廷才在明朝抵抗勢力幾乎消耗殆盡的時候，為李善長平反並追加封謚。

時間再過二百多年，如今的我們再來看這御筆龍封的故事，仍然可以看到即使在政治高壓之下，民間仍有其根深蒂固的善惡標準。無論朱元璋加給李善長什麼罪名，在民間的話語中，他的確應該給李善長以及無辜枉的人一個交代！

而在當日，殺戮並未完結，文臣的血隨著李善長的死流得差不多了，朱元璋的目光又轉向了武將。

國公之死

如何掌控功臣，是朱元璋從稱吳王以來就一直在考慮的問題，除了封賞殺伐外，把「外人」變成「自己人」——聯姻——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手段。從朱元璋的兒子女兒成年後，他和功臣們之間的羈絆除了最初刀口舔血的友情以及立國後的君臣之義外，又增加了親家情分。

剛立國時，朱元璋和功臣們也都是風華正茂的年紀，而他們的子女還都幼小，到了洪武八、九年，親王公主們多已成年，元勳宿將們的孩子也已長到婚嫁之齡，朱元璋遂和他們傾心結納——皇太子朱標的老丈人是常遇春，李善長的兒子娶了臨安公主，傅友德的兒子娶了壽春公主，而鄧愈之女為秦王妃，湯和之女為魯王妃，藍玉之女為蜀王妃……和皇家最為親善的是徐達，他的三個女兒，分別為燕王妃、代王妃和安王妃。至於年紀稍長的功臣家的女兒，朱元璋自己就笑納了——反正後宮大得很，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也很正常嘛。

而這些勳貴之間的姻親關係更為複雜，鄧愈和李善長若是從朱元璋的角度來說，都是皇族的親家，但他們兩人私下算起來，李善長卻比鄧愈大上一輩——鄧愈的兒子娶了李善長的外孫女。真不知道若是在家宴上，兩人該如何稱呼？至於其他和朱元璋關係並不密切如胡惟庸者，就去和諸功臣家聯姻以求富貴榮華。

同時，諸位皇子也在娶妻後被朱元璋分封於各地，「外衛邊陲，內資夾輔」。畢竟洪武八九年時的明朝還沒有完全結束統一戰爭，讓皇子們以親王身份分鎮各地，既是對他們的鍛煉，也是對領兵將領的監視。像徐達、傅友德、藍玉這樣的高級將領幾乎年年在外征戰，但真正的最高軍事統帥並非他們，而是他們領兵所在地的藩王。比如日後發動靖難之役趕走侄子自己當上皇帝的成祖朱棣就當過好幾回這樣名義上的統帥。

如此一來，以朱明皇族為核心，以和皇家結親的遠近為半徑，形成了巨大而又盤根錯節的聯姻網絡，這個網絡涵蓋了當時大明朝幾乎所有的功臣宿將，包括了大多數高級文武官員，而皇帝朱元璋本人，就雄踞於這個網絡的中心地位。

當朱元璋信重功臣之時，加諸於其上的既有公侯封號和鐵券封賞，也有與之聯姻的紐帶。但當他開始懷疑這些功臣的時候，上面這些全都被他拋棄，功臣相互之間的聯姻不再是維繫王朝安全的紐帶，而成了私下勾結的罪證。翻雲覆雨，只是作為「皇帝」的那個老人的一轉念間而已。出生入死換來的榮華與富貴都建立在名為「皇權」的沙礫城堡之上，脆弱得皇帝一句話即可興之，自然也可亡之。

「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

這句凶險萬分的詩用在洪武後期的朝局上再合適不過了。經過了胡惟庸案件的整肅，錦衣衛的名字深深刻在了大明朝臣的心裡，他們中的很多人每天上朝的時候都以「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心態和家人訣別，祈禱今天皇帝不要又翻出什麼人是「胡黨」的證據來牽連到自己。即使晚上平安回到家裡，也不敢放鬆警惕心，誰知道錦衣衛的眼線佈置在什麼神不知鬼不覺的地方呢？

據說國子祭酒——教育部部長——宋訥有一天自己在屋裡生學生的悶氣，第二天皇帝就拿著他生氣時的寫真畫質問他，要不是宋訥一門心思都撲在教學上，只怕當場就能送了命。

然而朱元璋比起他的大臣們，日子也好過不到哪裡去。

自從洪武十五年結髮妻子馬皇后病逝後，他的後宮一下子變得陌生起來，而太子朱標仁厚的性格雖能勝任守成之君，但實在不討自己喜歡，因此他和兒子們也疏遠了許多。而在外廷，隨著錦衣衛工作的日益深入，捲入胡惟庸案件的人越來越多，到後來，他已經分不清楚是因為錦衣衛拿來了那些人謀反的證據他才殺人，還是他要殺人錦衣衛才拿來了謀反的證據。他只知道，江山是他的，也必須是他的子孫萬代的，無論是誰，只要威脅到這一點都不能放過。

胡惟庸死了，因為朱元璋不能容忍一個有可能凌駕皇權的政治制度存在，那數萬條人命不是胡惟庸的陪葬，而是這個制度的陪葬；李善長死了，因為他不能容忍一個有可能在威望和人心向背上超過他的人存在，流放到江浦的兩個外孫，是他對女兒臨安公主僅有的補償。

剔除了李善長這根芒刺，朱元璋並沒能放鬆身心，在他看來，文武功臣們所結成的關係網實在是太密太大了，簡直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即使戳破了幾個窟窿，也不能使他呼吸完全順暢——他似乎已經忘記了一開始編織這張網的人正是他自己。

這個網絡開始抽絲破洞，始於胡惟庸謀反案，而將它徹底掃蕩的則是洪武二十六年的藍玉謀反案。

藍玉，在明初諸多名將中本排不上最前列，但他是朱元璋的發小兒常遇春的小舅子，常遇春於洪武二年早早戰死，都沒能等到大封功臣的時候，朱元璋對常遇春的早死很是傷懷，不但讓太子朱標娶了常遇春的女兒為正妃，在大封功臣的時候，讓常遇春的兒子繼承了爵位，對藍玉也一直加以照顧。藍玉倒也沒讓朱元璋失望，他作戰很是勇猛，到了洪武中後期，鄧愈、徐達等宿將相繼去世之後，藍玉逐漸獨當一面，參與了諸多重大戰事，為明初的穩固與統一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六月，藍玉奉命南下四川地區平叛，直到年底才回到南京。轉過年來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錦衣衛指揮使蔣瓛向朱元璋告發：「藍玉意圖謀反。」

從洪武十五年錦衣衛設立，第一任指揮使毛驤開始，錦衣衛就如同一隻被馴養的惡犬，雖然在主人面前溫馴聽話，但在大臣們面前卻是凶神惡煞、威風凜凜。洪武十八年以來，凡是和胡惟庸沾點邊兒的朝臣基本都被冠以「胡黨」的名號扔進詔獄之中。當然，其中有多少是毛驤自己公報私仇就不得而知了。

自從錦衣衛設立以來，凡是朱元璋想殺的官員，都由錦衣衛辦理，根本不走正常司法程序，外廷的三法司形同虛設。尤其是胡惟庸案擴大化後，錦衣衛下屬的鎮撫司詔獄犯人滿囚，刑罰多變，短短幾年的時間，就在朝廷上樹立了恐怖政治的陰影。在朝的功臣們雖然每天戰戰兢兢，生怕錦衣衛指認自己是「胡黨」，但他們畢竟跟隨朱元璋出生入死搏得天下，膽氣還沒有被消磨光——反正都是死，那麼也要拉上錦衣衛做墊背才算夠本兒。

錦衣衛指揮使毛驤以「謀反」論罪胡惟庸，一開始就將目標設定為李善長，洪武十八年把胡惟庸的親家、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扯進案子，想順勢把李善長殺了，但鑒於李善長在朝中勢力仍然很大，牽一髮而動全身，朱元璋沒有殺李存義，更沒有動李善長。

毛驤很是聰明，從核心入手不行的話就改打外圍。洪武十九年（1386年），錦衣衛找到了胡惟庸「通倭」——和日本人勾結——的證據，這下胡惟庸謀反板上釘釘，再牽扯到什麼人的話就沒話說了。然而李善長也立刻意識到朱元璋要將胡案擴大化，一旦開始株連，則功臣們必定受到牽連，於是他聯合朝中一些功臣向朱元璋施壓。

大概是看功臣們反彈得太厲害，朱元璋不得不做做表面文章，安撫一下，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正月，他召集群臣，對他們說：「錦衣衛設立以來，經常非法凌虐犯人，現在將這些凌虐犯人的刑具都毀了，那些犯人還是交給刑部審問吧。」

這只是表面上的安撫人心，焚燬了的刑具可以再造，已經收押的犯人轉交刑部，刑部懾於皇帝的壓力也不敢放縱，正好騰出地方來裝新的犯人。

於是當眾焚燬刑具的當年，錦衣衛又找到了胡惟庸和北元餘孽相聯繫，陰謀顛覆大明的證據，錦衣衛詔獄裡重又塞滿了犯人。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長這棵大樹的所有樹杈都被削光，毛驤舊事重提，仍然以李存義和胡惟庸早有勾結上告朱元璋。這回朱元璋沒有再留情面，李存義被殺，李善長終於被株連。而李善長最後也要爭一口氣，在口供中把毛驤拉進了「胡黨」。朱元璋心裡明白毛驤的冤枉，如同他也同樣明白胡惟庸和李善長的冤枉一樣，但還是不動聲色地讓毛驤做了陪葬。

錦衣衛是皇帝的私兵，離了皇帝他們根本無法和朝中大臣相抗。毛驤的死讓所有錦衣衛的成員都明白了這個道理，既然成為錦衣衛的一員，他們的使命就是成為皇帝的耳目和利劍，一旦被皇帝放棄，他們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

胡惟庸之案牽連文臣無數，卻沒有動到武將的頭上。朱元璋武人起家，對武將比起文臣來更加親近，洪武中後期，朝中數得上的武將只剩下藍玉、傅友德等廖廖數人而已。傅友德本是降將，雖然一直忠勇，但謹小慎微，不敢讓朱元璋拿到錯處。藍玉就不一樣了，他根紅苗正，又是太子的舅舅，在徐達、李善長死後，朝中輩分屬他最高，待人接物上有些囂張似乎也可以理解。

朱元璋原本也沒打算在清洗文臣之後立刻清理武將，但有兩個變數使他下定決心連武將一起拔除。一來錦衣衛眾人為了不讓皇帝放棄他們總得鼓搗出點案子來查辦，以顯示自己存在的價值，文臣殺得差不多了，自然目標轉到了武將身上。藍玉自己行為並不檢點，仗著是勳臣又是皇親，貪橫暴虐的事情也做過不少，很有空子可鑽。

二來，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皇太子朱標病逝，這個打擊對於朱元璋來說是致命的。朱標是朱元璋的長子，在明朝建國前就以吳王世子的身份留守過後方，洪武元年，更以嫡長子的身份成為皇太子。他繼承人的身份確立得如此之早，又屢次奉命監國，無論是朝中文武大臣，還是分封到各地的藩王對他都比較信服，朱元璋自己雖然不太喜歡朱標仁厚的性格，但也瞭解朱標能夠駕馭朝局，對藍玉這樣的武將也能約束得住，因此對他繼承皇位還是很放心的。

但沒想到朱標竟然一病不起，死的時候僅僅三十九歲而已。別說是普通人家白髮人送黑髮人難免悲傷，帝王之家的痛苦更甚於此。太子之位空了半年後，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歲的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朱元璋沒有從兒子輩中挑繼承人，而是選擇了朱標的兒子、孫子輩的朱允炆——朱標的長子早早夭折，朱允炆是他成年孩子中年齡最大的一個。

後世有很多人指責朱元璋立朱允炆為儲是個錯誤，認為正是由於立了在政治上既無威望又無經驗的孫子當繼承人，使得叔叔輩的燕王朱棣等心懷不滿，蠢蠢欲動，給了他們在朱元璋死後造反逼宮的野心。但站在朱元璋的立場，他又能怎麼辦呢？兒子們分封各地，個個手握重兵，有野心的太多了，立哪個都會招致別人的不滿，乾脆一個都不立。立了孫子，一來也算名正言順，二來自己活著的時候可以加緊培養，並為將來消除一切隱患。什麼是隱患？首當其衝的就是藍玉這樣的外姓武將，除掉了這些人，就算將來孫子登基，兒子們造反，至少天下還是姓朱的。

藍玉的命運在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的那一天就注定以悲劇收場了。

此時的錦衣衛指揮使乃是蔣瓛，在史書裡只是個小角色。蔣瓛於毛驤之後當上錦衣衛指揮使，表面上風光無限，雖然品級只有正三品，在高官滿地走的南京城裡按理說是排不上號的，但錦衣衛自從成立以來的種種作為，足以使得大部分朝臣談虎色變，見面時腿肚子不打轉就好了，哪裡還敢擺什麼官架子？

然而蔣瓛自己心裡清楚，皇帝將錦衣衛推到檯面上來，為的就是在殺戮過重時分擔朝廷大臣的怨氣。清楚歸清楚，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蔣瓛在朱元璋面前告發藍玉意圖謀反：「涼國公藍玉勾結景川侯曹震等人意圖在皇上您出宮舉行'藉田'儀式的時候發動兵變。」——人物、時間、地點、過程一個不少，說得有鼻子有眼。

告發的當天藍玉就被抓起來，僅僅一天之後就把他處死了，家人也全部被殺——就如同當初的胡惟庸一樣。

洪武時期最後一個大案——藍玉謀反案——正式開鑼登場。在這場大屠殺——我們只能稱之為屠殺，因為根本沒有什麼可靠的證據，也沒有什麼嚴格的審判過程，只有最後的定罪和殺戮而已——中，從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蔣瓛告發到九月朱元璋下詔停止追究，短短半年多的時間裡，藍玉案牽連的功臣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除了藍玉自己被夷三族外，被冠以「藍黨」之名而死的有近兩萬人。

告發的是錦衣衛，抓人、用刑、殺人的仍然是錦衣衛，洪武二十年當眾焚燬的刑具早就重新造好，用在這些前一天還是國之重臣，或許家裡還有免死鐵券的人身上。痛苦哀嚎間說出的名字，第二天就也出現在詔獄裡。蔣瓛對於犯人供詞的真實性絲毫不加以評判，只要裡邊出現了新的名字，他一定要抓進來。只要還有人可抓可殺，皇帝就需要他們錦衣衛的存在，只有詔獄裡關著人，才能證明錦衣衛工作的成效。

即使在洪武二十六年九月，朱元璋已經決定收手的時候，錦衣衛仍然沒有停止對功臣的屠戮——

定遠侯王弼在家裡感歎：「皇上年事已高，喜怒無常，我們這些人恐怕很難活下去了。」第二天就被錦衣衛告密，賜死。轉過年來，碩果僅存的兩個大將傅友德和馮勝也被告密，朱元璋已經不想再興大獄，只將他們自家賜死了事。

朱元璋沒有蔣瓛那麼瘋狂，這次藍玉案與胡惟庸案最大的不同是錦衣衛的辦事效率，胡惟庸一案綿延數年才找到「可靠」的證據抓人殺人，而藍玉案卻僅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就人證物證「齊備」。上次胡惟庸案了結後，還有幾個大臣敢上書直言為李善長叫屈，這次藍玉案竟連個上書直言的人都沒有。雖然藍玉為人驕橫跋扈，違法亂紀的事情做過不少，但落得如此下場，舉目滿朝竟無一人為他那漏洞百出的供詞鳴不平，這讓朱元璋深感警惕。

朱元璋殺胡惟庸，殺藍玉，都是為了大明江山穩固，但造成朝廷上下萬馬齊喑的現狀也是他始料所未及的。他深知恐怖政治不可能長久，而此時的大明朝上上下下都瀰漫著對皇權的恐懼情緒，如果不消除這種情緒，給民眾以安全感，大明朝勢必會在動盪中瞬間傾垮下去。

如何消除惡劣影響呢？朱元璋對皇太孫朱允炆說：「我在亂世，用刑不得不重。等你當了皇帝就是太平之世，到時用刑一定要輕。」在兩場有預謀的大屠殺之後，「元功宿將相繼盡」的時候，語重心長地對繼承人說這樣的話，朱元璋不愧為一代「雄主」！

洪武二十六年秋天，朱元璋再次召集群臣，發佈詔書宣佈：「今後內外刑事不用再經過錦衣衛，不論大小直接送交三法司。」撤消了錦衣衛緝捕、刑訊、論罪的權力。過了沒多久，忠心耿耿的蔣瓛得到了皇帝賞賜的一杯毒酒。

在朱元璋的眼裡，之前的楊憲、毛驤也好，如今的蔣瓛也好，都只是他豢養的惡狗，只是對付功臣集團的工具而已，即使再親近，惡狗也不可能得到像對待李善長、劉基、徐達那樣的尊重，誰會對一樣工具表示感謝呢？

隨著蔣瓛的死，錦衣衛在洪武朝舞台上的表演結束了，而屬於朱元璋的時代也快結束了。洪武三十一年，七十一歲的朱元璋去世，二十一歲的皇太孫朱允炆即位，宣佈第二年改元建文，同時不許三十九歲的燕王朱棣進京奔喪。明朝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皇位爭奪戰就此拉開了序幕，而錦衣衛在叔侄二人的戰爭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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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燕王朱棣來了

沒主見的皇太孫

明太祖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個兒子，長子朱標出生於1355年，從年號上來說是元朝至正十五年，這時的元帝國早就風雨飄搖，天下群雄，並起逐鹿。就在這一年，劉福通擁韓林兒稱帝，號稱小明王，改年號為龍鳳元年；朱元璋的恩公、妻子馬氏的養父郭子興也於本年去世。此時的朱元璋已經不是當初的小和尚了，有了一定的實力，只是和劉福通、郭天敘（郭子興之子）等人比起來還遠遠不如，因此他雖然沒有接受韓林兒所封的左副元帥一職，卻使用了「龍鳳」年號，以示尊韓林兒的大宋政權為主。

朱標作為朱元璋的長子，雖然是在戰亂年代出生的，但他出生時父親已經有了一定的勢力，八、九歲的時候朱元璋稱吳王，就把他立為世子。等到朱元璋稱帝以後，更沒有絲毫猶豫，洪武元年立朱標為皇太子——可以說他自幼就是作為朱元璋的繼承人培養的。

且說朱標成為皇太子後，有人給朱元璋上書，請求按照元朝舊例，由皇太子兼任中書令——太子做宰相。朱元璋內心對於相權極為忌憚，早在盤算著廢除丞相制度，如果讓皇太子兼任中書令，那麼日後廢除丞相制度時會有不小的阻力，因此沒有同意這個上書。但這不表明朱元璋不想讓太子歷練歷練，咱們看看圍繞在朱標身邊的人就知道了。

朱元璋特別下詔說：「東宮不另外設置官屬，而由在任的各級官員兼任。」——左丞相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少傅，中書平章錄軍國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御史大夫鄧愈、湯和兼諭德，御史中丞劉基、章溢兼贊善大夫……林林總總，從上到下，從文到武，這個教育班子可謂是陣容華麗宏大，基本就是明初開國重臣的翻版名單。

如此豪華版的東宮教輔陣容，一方面反應了朱元璋對於皇太子教育問題的重視，另方面則是為了讓皇太子早早地學會如何駕馭群臣。此時朱標十四歲，跟那些從龍功臣相比當然很嫩，但朱元璋說：「現在國家尚未安定，還有很多戰事，如果朕領兵在外，則太子就要監領政務，負起責任來。」——由朱標開始，明朝有了「太子監國」制度。從前的朝代也有過太子監國的時候，但大多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只有明朝自立國開始就實行這一制度，後來成祖登基後，五征大漠，也都讓太子監國，遂使之成為定制——監國制度對明朝的皇位繼承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當朱標成為皇太子並監國之時，未來和他兒子爭皇位的四弟朱棣還只是個八歲的毛頭小子，連封號都沒有。洪武三年，十一歲的朱棣和兄弟們一起被封為王爵，二哥樉為秦王，三哥棡為晉王，朱棣為燕王，五弟橚為吳王，六弟楨為楚王，七弟榑為齊王，八弟梓為潭王，九弟杞為趙王，十弟檀為魯王。其後諸王都在朱元璋的授意下於南京學習文武之道，為將來到各自的藩國守衛大明江山做準備。此外，朱元璋的其他一些兒子待遇也盡皆相同，在逐漸長大成人後也都被封為親王，並陸續到各自的藩國就藩。

元末群雄割據，從中脫穎而出的朱元璋對於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記憶猶新，因此，他在建立了朱明王朝後，在朝廷內部改革官制，廢除宰相制度和大都督府的軍制，而在如何拱衛疆域的問題上卻做出了令後人頗為不解的決定。朱元璋認為宋朝和元朝之所以滅亡，是因為皇族孤立，遇事沒有親族救援的緣故，因此他決定將兒子們分封到全國各地，以藩王的身份鎮守四方，有外敵入侵則抵禦外敵，有內賊作亂則揮師平叛，所謂「外衛邊陲，內資夾輔」是也。這其中，威權最重的是被稱為「塞王」的守邊九王，除了燕王外，還有遼、寧、谷、代、晉、秦、慶、肅八王，他們被安置在國防最前線，被朱元璋寄予厚望。

明朝建立之初，東北、西北、雲南、四川等地區還沒有完全平定，徐達他們連年征戰，到了洪武十四年統一大業基本告一段落，而此時諸王也基本長成。朱元璋本能地對外姓大將不放心，洪武中期以後，每逢戰事，有統兵大權的不是將領而是諸王。也因此，後來大殺功臣之時，無論是藍玉還是被牽連的武將，他們都只能束手就擒——手裡無兵無卒，如何與朝廷對抗？

朱元璋對這種分封安排是非常滿意的，認為內有朝廷，外有親王，大明朝必能安穩如磐石一般，「要之為長久之計，莫過如此」。

他自己得意之時，卻有人澆冷水。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下詔廣求直言，他的本意是要通過直言來打擊中書省的權力，卻沒料到被平遙訓導葉伯巨的奏章氣到了。平遙因為明代城市遺留保存得好，現在是個旅遊名勝，可在明初，也只不過是個天高皇帝遠的小小縣城罷了，擔任平遙訓導的葉伯巨對於朱元璋來說更是遠在天邊的小螞蟻。可這隻小螞蟻上了一道奏章說：「皇上您對諸王的分封太過奢侈，秦、晉、燕等封國城郭宮室的規模不亞於南京城，他們手中又握有重兵。臣怕數代之後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時候再削地奪權，恐怕會釀成大禍。」什麼大禍？不用懂得很多歷史知識的人也能指出不少——西漢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但到了朱元璋這裡，看到奏章便勃然大怒：「小子竟敢離間我們骨肉之情！」葉伯巨被抓到南京，沒多久就死在獄中。

葉伯巨雖然死了，但他的話就像詛咒一樣在朱元璋死後實現了。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皇太子朱標病逝，半年之後，朱標的第二個兒子、年僅十六歲的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成為皇位繼承人。

十六歲的繼承人，不管是在老皇帝還是在那些塞王眼裡都太嫩了些。朱標和他的兄弟們雖然不需要真正上戰場廝殺，好歹也算是從戰亂年代經歷過來的，朱允炆卻從小長於深宮，若不是兄長早夭，父親去世，這皇位是輪不到他來做的，當然也談不上從小培養他的政治能力了。

朱允炆有些像父親朱標，比較仁厚文弱，但又沒有父親長期處理政事所鍛煉出來的果斷，結果造成了耳朵根子軟，左右兼聽卻猶豫不決的性格。這種性格是他輸給四叔朱棣的根本原因之一。

據說朱標還健在的時候，一次，朱元璋讓兒子和孫子以新月當空為題做詩。朱標的詩是：「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九州。」雖然不是什麼佳作，卻能感覺出他身為皇太子的威嚴與高貴。相比之下朱允炆的詩是：「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裡，蛟龍不敢吞。」氣勢上弱了許多，在朱元璋這個創業帝王眼裡顯得書生氣太重，讓他很不高興。當時朱標還在，覺得來日方長，也就不去理會了。

到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後，一次朱棣來朝，陪朱元璋和朱允炆看跑馬。朱元璋一時興起，出了個上聯：「風吹馬尾千條線。」

朱允炆對的下聯為：「雨打羊毛一片氈。」

而朱棣對的下聯是：「日照龍鱗萬點金。」

朱允炆對的只能算是工整，但論氣魄，和他四叔相比高下立判。朱元璋由此更加為孫子的將來擔心，但時不我待，衰老的他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先剪除對皇權最有可能產生威脅的武將。

朱允炆只是仁弱，絕不是笨蛋，這次聯對子，使他深刻感受到這些王叔們的威脅。朱元璋曾對朱允炆說：「防禦外敵的任務交給諸王，邊境上就可以保證安寧，你就可以做個太平皇帝了。」朱允炆聽了卻不高興，他問爺爺：「外敵入侵，有諸王抵禦；但若諸王有事，又有誰去抵禦他們呢？」朱元璋聽到孫子這麼問，默然半晌，問道：「你會怎麼辦？」朱允炆已經在心裡想了許久，不假思索地答道：「以德懷之，以禮制之，不可則削其地，又不可則廢置其人，又其甚則舉兵伐之。」

這種方法聽起來很高明，有禮有節，有根有據，因此朱元璋聽了也很滿意，覺得孫子有長進，大明江山交給他還是能夠放心的。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七十一歲的朱元璋去世，年僅二十一歲的皇太孫朱允炆順理成章地繼承了皇位，宣佈第二年改元建文。治喪之禮、即位大典等等一切都有條不紊，平靜無事，然而人人都知道，在平靜的表面之下是暗流洶湧。

皇位意味著至尊至貴，意味著最高權力，對於擁有實力、同為朱家的子孫來說尤其具有誘惑力，任何禮教和宗法都不可能杜絕他們對於皇位的覬覦，更何況皇帝本就是諸王的侄子一輩呢？

朱允炆年紀雖輕，卻有著皇家天成的洞察力，早在十六歲剛成為皇太孫的時候，他就敏感地察覺到那些藩王叔叔們對他將來的統治會造成威脅。他曾憂心忡忡地問太常寺卿黃子澄：「諸王都是我的叔輩，而且擁有重兵，雖有不法行為，我又能拿他們怎麼辦呢？」黃子澄原本是朱允炆父親朱標的伴讀，和朱標、朱允炆父子關係密切，朱允炆一直把黃子澄當作老師來看待，遇有什麼事情第一個就找他來商量。黃子澄開解朱允炆說：「諸王雖然有兵，但只能自衛而已。倘若真當有變的話，京師的兵力雄厚，諸王是比不上的。」的確，當時京師有六衛兵力，而諸王中掌軍最多如燕王朱棣者也只掌握三衛而已，單比兵力，朱允炆比他的叔叔們強多了。

這次和黃子澄的談話讓朱允炆寬下心來，此後和朱元璋談論如何對待諸王時，他才說得出先禮後兵的策略。

但年青人畢竟耐不住，朱允炆剛剛即位不到一個月就和黃子澄商量如何對付諸王。其時朱元璋二子秦王朱樉、三子晉王朱輞已經去世，在世的親王中，年紀最大的是四子燕王朱棣，其他尚有五子周王朱橚及齊、湘、代、岷諸王等。這其中，以燕王朱棣手下兵力最多，威望最高。早在洪武後期，北方邊境幾次戰役，都是由燕王掛銜指揮，不但功臣武將，連其他北方親王也由他節制，因此在朱元璋去世之後，說起皇位最有力的爭奪者非燕王莫屬。

黃子澄在覲見朱允炆之前，先找兵部尚書齊泰商量。齊泰和黃子澄同為洪武十八年（1385年）進士，兩人關係很是密切，平時也十分贊成朱允炆削藩的想法。但兩人削藩的方法卻截然不同，齊泰認為擒賊先擒王，應該先拿燕王下手，正因為燕王最強，所以先削了燕王，其他諸王也都好辦；黃子澄卻認為應該先易後難，燕王並沒有什麼明顯的錯處，其他諸王仗著自己的高貴身份都有不少不法行徑，不如先從其他較弱的親王下手，一來師出有名，二來可以敲山震虎，也會對燕王有所震懾。

齊泰被說服了，的確，那時誰也想像不到四年之後，因他的一念之差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那麼燕王之前先拿誰開刀呢？他們同時想到了一個人——周王朱橚。朱橚是朱棣的同母兄弟，而且由於擺不平兩個兒子的繼承權問題正被他的二兒子告發謀逆。這簡直是送上門來的好事。

朱允炆聽了黃子澄和齊泰的話，大喜過望，也不管以前曾和爺爺承諾過的先禮後兵的削藩策略了，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即位剛剛三個月的朱允炆就下詔將周王朱橚廢為庶人，禁錮於京師。同時還將周王所謂罪狀傳發諸位親王，表面讓他們共同議罪，實際上卻是對他們無聲的警告，做得算是很絕了。

遠在北平的朱棣得到同母弟弟被廢的消息，既驚且怒，就算他本來沒有造侄子反的意思，被侄子這麼一悶棍下來，心裡也不是滋味——拿和他最親近的周王下手，這不是明擺著衝著他來的嗎？

其實，朱棣本就有著對皇位的覬覦之心，只是沒想到小侄子的動作會那麼快，弟弟罪狀似乎沒法翻案，而自己這邊還沒準備充分。於是他只得忍氣吞聲地給侄子皇帝上書求情：「若周王橚所為，形跡曖昧，幸念至親，曲垂寬貸，以全骨肉之恩。如其跡顯著，祖訓且在，臣何敢他議？臣之愚誠，惟望陛下體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周王若是謀反證據不足的話請陛下您體諒我們是至親，對他加以寬恕，如果謀反證據屬實的話，就按照祖訓懲治他，臣是不敢有任何意見的。

言辭之懇切之親卑，讓二十一歲的年青皇帝不禁「觀之慼然」。雖然理性上知道削藩是為了鞏固江山社稷，但要讓他親手舉起屠刀殺害自己的叔叔，對這個從小仁弱的孩子來說，是件太過為難的事。朱允炆把這封奏書拿給黃子澄和齊泰看，跟他們說：「周王之事已經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削藩的事情不如就這麼停了吧。」

這番話把黃子澄和齊泰嚇了一跳，他們慫恿皇帝削藩，本來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的行為，若是就這麼停了，只怕立刻就會有人告他們離間皇族骨肉情分，重蹈當年平遙訓導葉伯巨的覆轍。他們趕緊從春秋大義、國家形勢等各個方面拉住朱允炆的理性，讓他繼續削藩的計劃。

轉過年來的建文元年（1399年）初，又有人告發湘王朱柏意圖謀反，朱允炆不再像周王那次直接發佈詔書定罪，而是派人前去訊問。朱柏是個頗有文才武略的人物，自尊心也很強，他既不願像周王那樣被廢掉王爵，也不願意像燕王那樣對侄子皇帝卑躬屈膝。又怒又怕之下，竟然「闔宮自焚」，一把火燒死了自己和全家，朱允炆的皇冠之上第一次染上了親人的鮮血。

如果說周王之事尚且屬咎由自取，朱棣無可奈何之下只能選擇向侄子皇帝低頭，則湘王的自焚可以說徹底敲響了他頭上的警鐘——同是太祖子孫，竟然被逼自殺——唇亡齒寒，他不能不考慮下一個是不是就輪到自己了呢？

周王、湘王之後，從四月到六月，短短三個月間，陸續有人迎逢上意，告發齊王、代王、岷王謀反。朱允炆不再派人訊問，只是下詔將這幾個叔叔廢為庶人，囚禁起來。

即位剛剛一年，朱允炆就廢掉了五個親王，看起來似乎雷厲風行，實際上卻是將朝廷漸漸逼上絕路——實力最為強大的燕王還活得好好的，先易後難的削藩政策正好給了他喘息的時間。比起實際帶兵征戰的四叔，深宮裡的朱允炆還是太嫩了。

朝廷之上對於削藩也有各種意見，大致來看，共有三派。一派支持嚴厲削藩，這一派除了黃子澄和齊泰外，最大的支持者是大儒方孝孺，他們主張就像對待周王這樣，行動迅速果斷，在諸王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將他們連根拔起。朱允炆一方面覺得這一派的人忠心耿耿，另一方面又狠不下心來對付沒有明顯過錯的叔叔們。

第二派可以稱為曲線削藩派，覺得畢竟是皇家至親，做得太絕了不好。他們有的主張像漢武帝對待藩王那樣實行「推恩令」——在各個親王原有封國領地上，除了嫡長子繼承親王頭銜外，其他的兒子也都給封地和郡王頭銜，長此以往，郡王越來越多，他們的封地卻越來越少，自然力量也就越來越薄弱——這樣既保證了朝廷的統治不會被動搖，同時也保全了皇族之間的親情。有的主張將現有親王們易地而封，比如戶部侍郎卓敬在周王事件之時就上書朱允炆，請求將燕王從北方廣袤的邊境轉封到狹小的江西——「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所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應該說，這一派提出的方法是最符合建文初期的形勢，也的確是個切實可行的措施。朱允炆也召來卓敬商討了老半天，結果覺得燕王什麼過錯都沒有就減少他的封地不太好，還是沒有實行。

第三派則主張親睦政策，反對削藩。朝廷和諸王間已成劍拔弩張之勢，御史郁新卻上書說：「諸王都是太祖的兒子，孝康皇帝——朱允炆即位後追封父親朱標為孝康皇帝——的兄弟，陛下您的叔叔。二帝在天有靈，看到陛下您貴為天子，而自己的兒子和兄弟卻遭殺戮，他們心裡能夠平安嗎？削藩的建議都是些豎儒的愚見，臣勸陛下不要聽他們的，不然不出十年，只怕悔之晚矣。」他的言辭很是激烈，認為對諸王的削藩到此為止就行，已經削的不管，還沒削的不但不能再削，而且更要禮遇，否則的話，就是在逼他們造反。

持第三種看法的大臣還有不少，在建文元年六月的時候，這種看法可以說是對時局的發展有最為清醒的認識了。朱允炆理性上不能認同這種看法，對上書的大臣卻沒有任何處罰。至於他感性上是否傷懷就不得而知了——不用再等十年，僅僅一個月後，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的名義舉兵，靖難之役拉開了帷幕。

清君側

要說朱棣從來沒有覬覦皇位的心思，只是在建文元年被侄子皇帝逼反，那是睜眼說瞎話，誰都不信。

明朝建立的那一年，朱棣已經九歲，也算是經歷過戰亂之苦，並且感受到自己的父親奮鬥的艱辛。皇位對他而言，是強者最終取得勝利的證明，但朱標是父親的長子，不需要其他的理由，自然就成了皇位繼承人。這一點在年齡尚小的朱棣眼裡，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他不是不願意服從大哥朱標，但從小聽人講述朱元璋如何從一個小和尚奮鬥到皇帝的故事，使他深深覺得，為王稱帝，需要有能者居之。這種略帶偏執的性格在他此後的人生中還可以找到很多痕跡，甚至影響到了他晚年時的皇位繼承問題。

其實，在二十多個兒子中，可以說，除了長子朱標外，朱元璋最喜歡的就是朱棣。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同時也大封親王，朱棣被封為燕王，封地在今天的北京地區，曾是元朝的大都，是明朝最重要的邊備地區，將這個地區交給朱棣，可見朱元璋對他抱有厚望。

洪武九年，朱棣十七歲，朱元璋為他向徐達求親，洪武十年，朱棣和徐達的長女成婚。雖然朱元璋的兒子大多和功臣家聯姻，但功臣也有親疏遠近，徐達和朱元璋的關係最親密，讓朱棣娶徐達的女兒，也可以從側面看出朱元璋對朱棣的喜愛。

洪武十三年，二十一歲的朱棣以燕王的身份來到北京，正式開始了他藩王的生活。前幾年，二哥秦王去西安，三哥晉王去太原，都大興土木建造新的王宮。只有他沒有建造新宮殿，而是住進了元朝的舊宮。本來王宮的建造規格應該比天子低一等，而北京的舊宮殿曾是元朝皇帝的皇宮，不但規制上和天子所居一樣，而且元朝舊宮為傾蒙元國力所造，雖經戰亂，其富麗豪華也不亞於南京。朱元璋知道別的兒子肯定心理不平衡，還特地給他們寫信：你們不要和燕王攀比，你們住新居，燕王住老房子，蓋新房子花的錢比裝修老房子多多了，云云。一片愛子之情躍然紙上。

住在前朝皇帝住過的宮殿裡，年輕的燕王不可能沒動過心。

要說朱棣仗著父親的寵愛從此存了個造反奪位的心，也不對，他的野心是在朱標去世後才膨脹起來的。

從洪武十三年就國到洪武二十五年朱標去世，這十幾年裡，朱棣由一個沒有任何政戰經驗的青年成長為智勇雙全、獨當一面的藩王。他的兄弟們大多仗著自己的親王身份，在領地裡作威作福，橫行不法，只有他從不耽於享樂，一邊料理藩府事務，一邊體察民情，在政務上積累經驗。同時，在軍事上他也展現了才華——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命晉王和燕王掛銜主帥，分兩路征討北元餘孽，朱棣在大雪天出奇兵，又使人勸降了蒙元的大將，立下大功。相反，晉王卻表現得很差，他帶領大軍如無頭蒼蠅般在邊境上轉了好長時間，直到燕王兵不血刃就大獲全勝的消息傳到，還沒有見到敵人的蹤影。兩相比較之下，朱棣在朱元璋心裡的地位更高了。此後北方還有好幾次較大的戰役都是燕王朱棣牽頭掛帥，在征戰中，朱棣不但積累了不少軍功，同時也和軍方搞好了關係，為他日後奪位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而此時的朱棣還沒有想那麼遠，洪武二十三年，除了首次掛帥出征的激動外，還有一件事刺激了他：八弟潭王朱梓的老丈人捲進了胡惟庸案，朱元璋讓朱梓到南京辯解，朱梓恐懼之下，竟然自殺了。做兒子的害怕父親到這個地步，只能說明此時的朱元璋殺人殺紅了眼，以至於至親骨肉都不敢保證在他的手裡能有生路。朱棣平時和朱梓的關係並不親，但畢竟是自家兄弟，想到老父那嚴酷的統治手段，心裡難免不會有些恐懼，於是更加謹慎小心地討好父皇，老實地做他的藩王。

到了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標病逝，隨之而來的繼承人問題讓朱棣曾對父親有過期待。朱元璋的髮妻馬皇后一生沒有生育，但朱元璋把年紀最大的五個兒子過繼給馬皇后，太子朱標和秦、晉、燕、週四王都算嫡子。朱元璋對他們也另眼相看，其他兒子犯了法他都狠狠懲罰，八子潭王朱梓甚至驚恐自殺，而秦王、晉王屢次忤逆不法，他也只是把他們叫到南京罵一頓了事。

按照嫡長子繼承製，朱標死後，應該由他的嫡長子繼承，但太子正妃——常遇春的女兒——所生的嫡長孫朱雄英早早夭折，年紀最大的孩子是側妃呂氏所生的朱允炆。在這種情況下，立兒子輩的嫡子和孫子輩的長子，對於朱元璋來說都是一樣的。

朱元璋也曾經想過立朱棣為儲的事情，朱標死後不久，他召集親近大臣，對他們說：「太子去世，皇孫弱不更事，我想立燕王為太子。」翰林學士劉三吾勸阻說：「立燕王，則將秦王、晉王置於何地？」不是不能立兒子輩，但朱棣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大哥朱標雖然不在了，老二老三還在，和平時期越過哥哥立弟弟為儲，於情於禮都說不通。朱元璋被說動了，最終仍然立了孫子輩的朱允炆為皇太孫。朱棣在北京知道了侄子成為皇太孫的消息，黯然之時也只能怨自己為什麼不早出生幾年。

然而世事出人意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二哥秦王病死，洪武三十一年三月，三哥晉王也死了，他這個老四一下子成了眾兄弟中的老大。即使按照最苛刻的宗法要求，他也有資格繼承皇位了。遺憾的是朱元璋此時已是風中殘燭，沒有精力再折騰繼承人的問題了。在晉王死後三個月，朱元璋也離開了人世，朱棣終究沒有通過合法手段取得皇位的繼承權。

野心的火苗一旦被點燃就再難熄滅，已經到了離皇位只有一步之遙地方，朱棣無論如何不要再放棄了。

從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朱允炆即位，到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起兵，雖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時間，但想想洪武二十六年羅織藍玉謀反案，錦衣衛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這次朱允炆處心積慮竟然沒有抓住一點四叔的把柄，實在不能說是正常現象。

朱允炆做了皇帝之後，一門心思想著如何削藩，黃子澄、齊泰他們都希望能夠抓住諸王的錯處，好讓朝廷光明正大地下旨懲治，順便也就執行了削藩的計劃。如何找到叔叔們的錯處呢？朱允炆想到了被祖父閒置的錦衣衛。

朱元璋晚年宣佈收回錦衣衛的司法權限，但並沒有廢除這個機構。朱允炆登基之後，朝中形勢複雜，諸王在朝中各有親厚大臣，讓年青的皇帝覺得除了幾個老師之外大臣們都不可信。而尋找諸王的錯處，屬於先定罪再找證據，三法司對此顯然沒有錦衣衛精通。

因此，朱允炆重新啟用了錦衣衛，錦衣衛獄裡已經落滿灰塵的刑具重又派上了用場。這一次，要對付的不是開國功臣，而是金枝玉葉的公子王孫。

錦衣衛出馬，果然不負所托，很快找到了周王、湘王、齊王、代王和岷王的所謂謀反證據，讓朱允炆順利地制裁了幾個叔叔。然而奇怪的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覬覦皇位的燕王，卻一直沒有任何動靜。是朱棣根本就沒想造反所以沒有動靜呢？還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好而沒有露出破綻呢？

朱允炆堅信是後一點，或者說他和他周圍的所有人都認為必須是後一點，不然他們行事的一切都成裡空中樓閣。

於是，從南京到北京，官吏來往不絕，軍隊調動頻繁，朱棣和侄子之間的小動作越來越多。

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朱允炆任命張昺、謝貴分別掌管北平布政司和都指揮使司兩個重要機構，他們兩人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監視燕王的一舉一動。

建文元年正月，燕王府長史葛誠奉朱棣之命到南京奏事，朱允炆單獨接見他，兩人密談了許久才放他回北京——朱棣派葛誠進京是為了刺探朝廷的態度，結果葛誠倒戈，反過來幫朱允炆——他回奏燕王說朝廷對您還是很信任的，只要您入京面聖，朝廷就相信您沒有反心。潛台詞就是如果您不去南京，那就是有反心，這激將之法其實沒錯——不進京就是有反心，朝廷可以光明正大地制裁，進京就有可能被軟禁，還是一事無成。

進京，還是不進京？這是一個問題。和哈姆雷特不同的是，哈姆雷特自問自答，最後選擇了自我毀滅。而朱棣身邊卻有一個很好的傾聽者——姚廣孝。

這一年，姚廣孝已經六十一歲，在朱棣的身邊已經有十多年了。他本姓姚，十四歲那年出家為僧，法號道衍，廣孝是朱棣登基後他被迫還俗時起的名字。明末元初，道衍和尚四海為家，曾經拜道士為師學習《易經》，與明初大儒宋濂、高啟等詩歌唱酬，實在不是個安分的出家人形象。

洪武十五年馬皇后去世，朱元璋以為馬皇后祈求冥福為由，為諸王選派高僧隨侍。道衍和尚就是在這次選派中來到朱棣身邊的。

朱元璋早年為了謀生曾在皇覺寺當過和尚，這段歷史盡人皆知，他自己也不以為恥。大明朝建立以後，他一邊抑制宗教勢力干涉朝廷事務，一邊卻又將許多重要事情交給和尚去做——他一手創建的檢校中就有不少和尚，和尚雲遊各方，熟悉民間情況，擔任檢校工作是非常適合的——甭管是真和尚還是假和尚。

讓諸王選派高僧隨侍，明是為馬皇后求冥福，實際上卻是安插在兒子們身邊的眼線。道衍在歷史上被人譽為永樂時期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這樣的人物在明朝建國過程中竟然無所作為，直到來到朱棣身邊才大放異彩，實在叫人費解，若是朱元璋的檢校之一，倒可以合理地解釋道衍早年間的無所作為。

道衍四海遊歷時，曾在嵩山遇到當時的相面大師袁珙，袁珙一見到道衍就大為驚訝：「怎麼有相貌如此奇特的和尚？你這雙三角眼生得太詭異了，相貌像生病的老虎，骨子裡透出一股殺氣。將來定然是劉秉忠一流的人物。」劉秉忠是忽必烈建立元朝的重要謀臣，入仕前也曾出過家。如果真是清心寡慾的佛門弟子，恐怕不會是道衍的反應吧——史書上說道衍聽了這番話大喜過望，從此和袁珙結為好友。

正史上說朱棣自己挑選了道衍，他和道衍一番密談後大為傾心，向父親求來了道衍和尚。野史上說道衍和尚看出朱棣有帝王之相，要給他這個王爺送頂白帽子——「王」上加「白」是為「皇」——因此主動投靠。反正不管怎麼樣，朱棣爭皇位的野心和道衍做能臣的野心碰撞在一起，誕生了這對政治上的黃金組合。洪武十五年，道衍來到北京，名義上擔任慶壽寺的住持，為馬皇后祈求冥福，實際上卻是朱棣的心腹謀士。

自從皇太子朱標死後，道衍一直勸朱棣暗中做好準備。朱允炆即位後，道衍更成為推動朱棣起兵的重要推動者。洪武三十一年的冬天，北京格外寒冷，朱棣在王府隨口吟出一句：「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 道衍立刻接道：「世亂民貧，王不出頭誰做主。」道衍眼裡，朱允炆倉促削藩，天下大亂是遲早的事，他希望朱棣能當一回救世主，為民行道。朱棣心中開始鬆動，但仍有所顧慮。

道衍再接再厲，又對朱棣說：「殿下與其在府裡心神不寧，坐臥不安，倒不如到外面喝酒散心。」朱棣就和九個侍衛打扮成相同裝束，到王府外的酒館裡喝酒。正喝得高興，袁珙突然出現，快步跪倒在朱棣的面前，頓聲說道：「殿下怎麼這般不愛惜自己呀？！」

朱棣大為驚異，沒想到這個老人竟然能在十個同樣打扮的人中認出自己的王爺身份。他將袁珙帶回王府，請袁珙再仔細給自己相面，袁珙說：「殿下您有天子之相，今後定能成為太平天子，天下黎民百姓都會享受你的福氣。」朱棣聽了不但不怪罪袁珙，反而堅定了爭位的決心和信念。

其實，這次戲劇性的相面是道衍一手安排的。朱棣固然雄才大略，但起兵爭位這種事情，放到哪朝哪代都是大逆不道，別說不一定能成功，就是成功了也會有無數人唾罵。因此，「天意」成了朱棣的一根心理支柱，在道衍的安排下，占卜求籤都是上簽，連風吹落瓦也成了天意要燕王做皇帝換屋頂的祥瑞之兆。這種事情多了，本來心裡就有鬼的朱棣也就越來越堅定了起兵的信念。

道衍可以說是歷史上最為成功的行動策劃了，沒有他，朱棣未必敢舉事。

拉回來說建文元年正月的進京難題，道衍支持朱棣進京，他認為朱允炆在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的包圍下，削藩是不可能停止的。如果不進京，立刻就會被拿住話柄，重蹈周王的覆轍。進京的話，以朱允炆慣常的性格，他必定會暫時安心，即使有人告發也不會當場發作，正好給朱棣爭取時間。

事情的發展正如道衍所料。

朱允炆和削藩眾臣本以為朱棣必然不敢深入虎穴，沒想到建文元年二月初，朱棣不但出現在南京皇宮，還給了侄子皇帝一個下馬威——在大殿之上不行君臣之禮。御史曾鳳韶立刻彈劾燕王對皇帝「大不敬」，朱允炆看到四叔來了果然動搖起來，他對曾鳳韶說：「四叔是朕的至親，若不是在大殿，朕還得向他行家人禮呢。」不行禮的事情就這麼不了了之，反而朱棣在南京期間，朱允炆對他優禮有加。

二月下旬，朱棣準備北返，朱允炆以護衛為名，親自為四叔點了錦衣衛校尉潘安等人隨燕王北返。

錦衣衛的名字，對於朱棣來說並不陌生，這次朱允炆派遣錦衣校尉隨侍，看在朱棣眼裡只是冷笑而已——潘安本就是燕王安插在錦衣衛的人，這次竟然又被派回自己身邊，正和燕王府長史葛誠的情況相反。

從二月到六月，湘王、齊王、代王和岷王陸續或死或囚，朱允炆步步緊逼，朱棣卻還沒有做好準備。六月岷王被囚的消息傳到北京的時候，他終於有些承受不住——錦衣校尉報給朱允炆的消息是燕王瘋了。

舉朝上下都不相信英武有如太祖的燕王精神會這麼脆弱，但派到北京的錦衣校尉潘安向朱允炆密奏，燕王大熱天還抱著火爐喊冷，不時跑到大街上語無倫次，有時甚至躺在骯髒的地面上呼呼大睡，種種跡象表明燕王確實瘋了。

朱允炆得到錦衣衛的報告後很是傷心，他本心很軟弱，雖然削藩是國家長治久安之事，但畢竟是自己的親叔叔，除了湘王自焚外，其他幾個被廢的親王都沒有處死，只是囚禁而已。本來準備掉過頭來對付實力最為強勁的四叔，沒想到一連串的打擊竟然將久經沙場的大將逼瘋了。

歎息之下，又有親睦派上疏責備朱允炆削藩太急，更讓朱允炆心情鬱悶，對於削藩一事想乾脆就此收手。但黃子澄和齊泰怎可能答應？在他們眼裡，朱允炆對叔叔們的憐憫根本就是婦人之仁。他們一面努力說服朱允炆繼續削藩大業，一面加緊對北京方面的偵查工作。

此時的南京和北京，形勢一日緊似一日，錦衣衛裡有人被燕王收買，燕王府裡自然也有人為皇帝效忠。正在朱允炆為四叔已瘋傷心的時候，六月中旬，燕王府裡一名護衛百戶來到南京公幹，朱允炆派人把他抓起來審問，得知燕王不但是在裝瘋，而且果然密謀造反——這麼緊要關頭朱棣竟然派人到南京公幹，而且一被抓立刻全都招供，這護衛百戶恐怕是朱允炆早就安插在四叔身邊的眼線吧。

不管怎麼說，這下朱允炆算是得了證據。他給北京的地方官員下了密旨，讓他們出面對付燕王。就像對付前幾個叔叔那樣，他從沒準備殺死四叔，地方官們接到的密旨上對燕王的懲罰只是「削爵及逮官屬」。

所謂密旨，在兩邊相互滲透這麼長的時間裡，早就無密可言。朱棣很快就知道了侄子皇帝密旨的內容。朱棣不是他的那幾個窩囊弟弟，也沒有侄子那麼軟弱的心。既然侄子你撕破臉，別怪四叔我狠心了。

建文元年七月，在錦衣校尉潘安的協助下，朱棣將朱允炆派來的地方官一舉擒拿，僅三天時間就安定了北京城的秩序。

之後他給侄子皇帝上書說：「現在朝廷裡奸臣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周王、湘王等五個弟弟不到一年就被削奪封號屬地。湘王尤其可憐，竟然全家自焚。皇上您聖德仁厚，這些事肯定不是出於您的意思，都是那些奸臣所為。臣與孝康皇帝——朱允炆登基之後將父親朱標追封為孝康皇帝——是親兄弟，現在侍奉陛下就像侍奉上天一樣虔誠。但齊泰、黃子澄愚弄皇帝，離間我們的骨肉親情。這些奸臣們先謀害諸王，就像砍伐大樹先要剪枝葉一樣，最後就會危害到朝廷，到時奸臣得志，江山社稷就危險啦！太祖皇帝留下的《祖訓》上說'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決定聽從陛下的密詔，舉兵清除朝中的奸臣。」哪裡來得什麼密詔？只不過是朱棣的借口而已。

朱棣知道朱允炆畢竟是大明朝合理合法的繼承人，他沒法從侄子的繼承資格上找碴，只能從朱允炆身邊的大臣下手。「清君側」的招牌一打出來，至少從表面道義上，自己能夠站穩腳跟。

隨即朱棣打出了「奉天靖難」的旗號，將自己的軍隊稱為「靖難軍」。

收到燕王的上書後，朱允炆的反應還算敏捷，畢竟早有心理準備的事了，再難受也得面對骨肉相殘的現實。於是朝廷運籌帷幄、調兵遣將，挑選了長興侯耿炳文為主帥，去迎戰靖難軍。耿炳文是洪武時期的老將，也是開國功臣之一，但朱允炆看中他的原因卻不是他的作戰能力，而是因為他是孝康皇帝的親家——朱標的長女江都公主嫁給了耿炳文的兒子——是信得過的自己人。

可耿炳文出征之前，朱允炆卻給老將軍出了一道難題，他對將士們說：「毋使朕有殺叔父名。」兩軍對陣之時，講究的是擒賊擒王，這倒好，還沒出城呢，就被告知不許殺敵人主將，士氣一下子就低落了不少。

朱允炆和齊泰、黃子澄他們前幾次削藩輕易成功，以至於這次燕王舉兵，在他們看來只是急紅眼的兔子蹦噠幾下而已。當時朝廷的共識是「北兵不足憂」，朱允炆的心思也不在四叔身上，他這時「銳意文治」，正忙著和方孝孺討論如何復古改制重新命名朝廷官署的瑣事。將軍隊交給老將耿炳文，他很放心，一放心就又起了親情惦念。

耿炳文是胡、藍兩案之後，朝廷裡碩果僅存的功臣武將之一。能在朱元璋親手製造的兩場大屠殺中存活下來，耿炳文也是個精明的人，可憐這樣精明的人卻在晚年遇上朱允炆這麼個不分時機講親情的糊塗皇帝。不許殺燕王的緊箍咒綁在他頭上，讓他束手束腳，很快敗下陣來。

朱棣此時的兵力比起朝廷來說還很薄弱，有好幾次朱棣陷入大軍包圍之中，萬分危急之時，朱棣總是從容不迫地讓軍隊先撤離，自己孤身殿後——他在賭，賭他那個柔弱的侄子不願擔殺叔父的惡名——而耿炳文果然不敢讓士兵們追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朱棣逃走。

一個敢拿自己的性命做賭注的王爺和一個兩軍對陣時還講究親情的皇帝，他們兩人最終的勝負已經很明顯了。

錦衣衛重生

整個靖難之役從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起兵開始，到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朱棣正式登基為止，正好四年的時間。其間兩方軍隊打得昏天黑地，兩邊的首腦人物卻依然戴著溫情脈脈的面紗，雙方信使往來頻繁，互相說著看似冠冕堂皇，可對方肯定不信的屁話。

先說朱棣這邊，他對正經朝廷派來的使節雖然傲慢，但還是好吃好喝地招待著，來得也去得。而朱允炆這邊，自恃是朝廷中央，對待朱棣的使節就不那麼客氣了。

建文三年（1401年）五月的時候，勝利的天平已經開始向靖難軍一方傾斜。朱允炆給朱棣寫了封信：「四叔啊，你看齊泰、黃子澄已經被我罷官了，你是不是可以退兵了呢？」朱棣回了封信：「皇上啊，您只要讓官兵都撤了，我也一定撤軍，老老實實地回去做藩王。」

朱允炆沒有聽從四叔的要求首先退兵，反而派遣大理寺卿薛巖去燕王那裡宣詔，說朝廷決定不再追究燕王父子起兵的罪過，要求燕王主動解散人馬，立刻歸藩，以後不再干預政事。朝廷的目的很明確，是想先穩住敵方，拖延時間，好讓官軍重新調集人馬來個大反攻。可是這種搶先求和的態度反而彰顯了官軍的劣勢，朱棣當然不傻，不會趁機收蓬。他帶領薛巖參觀自己的軍營，兵馬交錯、旌旗蔽日，威武整肅的軍容給薛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南京後，薛巖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匯報給朱允炆知道，認為朝廷的軍隊肯定打不過燕王，不如立刻按照燕王的要求主動罷兵求和吧。朱允炆聽了薛巖的話有些心動，方孝孺——在齊泰、黃子澄離開朝廷後，他就成了朱允炆最親近的大臣——在一旁指責薛巖是在為燕王遊說，動搖軍心，將他大罵一頓。方孝孺這樣的大儒，罵起人來引經據典還不帶髒字，這一下薛巖受不了了，轉過頭投奔了燕王。

然而，戰場形勢瞬間萬變，就在薛巖出使的同時，官軍出其不意切斷了燕軍的糧草供應，一舉扭轉了雙方的局勢。

朱棣見勢不妙，用起了和侄子皇帝相同的方法——拖延時間。他派了一個叫武勝的人去覲見朱允炆，同時帶去自己給朝廷的信，信裡責備侄子皇帝說話不算話，一邊說罷兵一邊又調兵，這和派薛巖宣詔時所說的背道而馳啊。末了，他還在信裡再次信誓旦旦地表決心：朝廷的兵「朝散，我夕即斂師歸國」。朝廷這邊早上退兵，我晚上就帶兵回自己的藩國！

朱允炆看了朱棣的信，又開始動搖起來，覺得叔父說的也有道理，的確是朝廷這邊首先提出的和平方案，如果只是嘴皮子說說，未免也太沒有誠意了，於是把方先生叫來一起商量朝廷的退兵事宜。他對方孝孺說：「太祖高皇帝一向重視皇族親情，燕王是朕的叔父，若真出了什麼事，將來有什麼臉面去見宗廟神靈呢？」——咱們退兵吧。

方孝孺對朱允炆總是不合時宜的親情氾濫覺得又好笑又可氣，他對朱允炆說：「陛下真想退兵嗎？一旦我們退兵，燕王反而長驅南下，又該怎麼抵禦？現在朝廷軍威大振，相信很快就會有捷報傳來，請陛下您不要被燕王哄騙了。」

朱允炆想了想，又覺得四叔的確不會甘心回國，方先生的話還是很有道理的，於是態度重新強硬起來，不但不給朱棣回信，還把武勝抓起來投入錦衣衛獄中。

本來錦衣衛在洪武後期已經被停了不少權力，朱允炆削藩的過程中主要借助他們卓越的偵查能力。而隨著燕王起兵，朝廷裡鼠首兩端的騎牆派很多，錦衣衛的主要任務就放到了偵查朝中是否有人和燕王勾結上。朱元璋女兒很多，朱允炆的姑父也就不少，這其中有的忠於朱允炆，堅決支持討伐燕王；有的則支持朱棣，暗中將朝廷的情況向燕王通風報信。其中懷慶公主的駙馬王寧就因為向燕王洩露朝廷消息而被下錦衣衛獄，直到朱棣登基才被放出來。

這回將燕王使節抓到錦衣衛獄，朱允炆秉承一貫的和平政策，並沒有下旨殺人。可不知得著哪方面的指示，武勝下錦衣衛獄沒幾天就翹了辮子。

武勝之死，標誌著對戰雙方最後溫情面紗的撕裂，朱允炆和朱棣這對叔侄之間再無任何溝通的餘地了。

到了建文三年年底，南北戰勢陷入膠著狀態。正面戰場形勢對朝廷方面越來越不利，方孝孺情急之下劍走偏鋒，想到了內部瓦解的策略——離間朱棣父子的感情。

朱棣有三個兒子，長子朱高熾，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其中朱高熾的性格很像大伯朱標，待人寬和，而且可能是消化系統有問題，身材很肥胖，走路都需要人攙扶，很不得父親的歡心——大概是遺傳的關係，朱棣也和他老爹朱元璋一樣，不喜歡文弱的大兒子，而更喜歡勇武的二兒子和小兒子。

在靖難之役中，朱高熾作為燕王世子留守大後方，朱高煦和朱高燧則一直跟隨在朱棣的身邊，尤其是朱高煦，作戰很勇猛，曾多次深入戰陣救過朱棣的性命。

朱高煦和朱高燧一直都瞧不起大哥朱高熾，對他的世子地位覬覦已久，經常在朱棣面前說大哥的壞話，指望朱棣哪天廢除朱高熾的世子地位，好讓自己取而代之。久而久之，燕王府的三位王子各有派別，這件事情在北京城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遠在南京的方孝孺也知道了這個秘密，他向朱允炆建議利用這一矛盾，離間身在前線的朱棣和留守後方的朱高熾，讓朱棣後院起火，迫其罷兵後撤。

朱允炆接受了方先生的建議，讓他寫信給朱高熾，勸他歸順朝廷。

方孝孺寫好信後派錦衣衛千戶張安帶往北京，送交燕王世子朱高熾。張安的任務不光是送信，他還負有故意散播朝廷招降燕世子消息的使命。

這種活計交給錦衣衛來做真是再合適不過的了，信遞到朱高熾手裡的時候，朝廷派人傳書世子的事情已經傳遍了整個北京城。燕王府裡朱高燧一派的宦官黃儼自然也知道了這個消息，他立刻派人快馬加鞭去前線報告朱棣——世子和朝廷勾結要背叛你了。

朱棣得到消息後大為震驚，他平日裡的確不怎麼喜歡這個大兒子，也曾動過改立自己最喜歡的二兒子為世子的念頭，和大兒子之間的感情疏遠已非一日，加上這個消息又是從王府裡的宦官那裡傳來的，讓他覺得空穴來風必定有因。他問跟隨在身邊的朱高煦如何看待這件事，朱高煦趁機落井下石，說大哥和朱允炆的關係一向很好，三弟的消息恐怕是真的。兩個小兒子聯合起來陷害大兒子，也難怪朱棣半信半疑。正在他驚疑之時，世子的書信也到了。隨書信一同送來的，還有五花大綁的錦衣衛千戶張安。

朱高熾作為燕王世子，雖然不能跟隨父親左右，但在留守北京的過程中也是盡心竭力。他知道朱棣並不喜歡他，就努力做好世子的份內事，以求得到父親的賞識；他也知道兩個弟弟老給自己找麻煩，但他一直存有兄弟情分，處處忍讓，從來沒有過背叛父親兄弟的想法。然而朝廷的密信將他擺到了懸崖的邊緣——不管信裡寫了什麼，只要他接了信，就落實了和朝廷私相往來的罪名。和自己這一派的謀臣商量之後，朱高熾決定對朝廷的密信「不啟封」，根本就不去理會信裡的內容。他還親自寫了一封信給朱棣，向朱棣交代了事情的經過，連同張安還有未拆封的朝廷密信一起送到朱棣那裡，以此向父親表明心跡。

朱棣先讀了兒子的信，又拆看了朝廷的信，總算放下心來，歎道：「嗟乎！幾殺吾子！」——他真的對自己的兒子動過殺心。總算朱高熾政治應變能力強，及時洗清了自己的嫌疑，一場風波才算和平解決。

靖難之役延綿四年，建文四年六月，燕軍直逼南京城下，谷王和曹國公李景隆開門迎降。城破之日，皇宮大火沖天，朱允炆走上了潭王、湘王的老路，自焚而死。【TXT小說下載：www.uu158.com】

朱棣入京後，一面對著燒燬的宮殿流下幾滴鱷魚的眼淚，一面迅速登基稱帝，同時宣佈緝拿齊泰、黃子澄和方孝孺等數十名「奸黨」。

自然，執行任務的仍然是錦衣衛，只不過一朝天子一朝臣，此時的錦衣衛已經來了個大換血，擔任指揮使的是靖難之役中主動投效朱棣的山東臨邑人紀綱。

朱棣以藩王而求皇位，在方孝孺這樣的正統儒士看來自然是大逆不道的行為，應該遭到全國人民的咒罵和唾棄。但趁著亂世渾水摸魚，以求壓對寶，立下不世之功的人遍佈天下。道衍身為和尚卻有定國安邦的志向，他力勸朱棣起兵，為的是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在朱棣南下的過程中，也陸續有不甘寂寞的人或選朝廷或選燕軍，在亂世之中豪賭一把，以為自己拼出一份錦繡前程——紀綱正是這樣的人。

紀綱自幼習武，騎馬射箭樣樣在行，而且性格陰鷙，做事勇猛果斷。洪武年間，朱元璋在全國推廣學校制度，紀綱也入學學習四書五經，綱常倫教。但在學校讀書的時候，紀綱經常口出狂言，結果因為「妄自邪說」而被學校開除。

這樣一個桀驁不馴的人在和平時期，估計也就是為禍鄉里的小霸王，若是碰上個清官，最後還可能被縣級政法機關給專政了。但他生逢其時，就在離開學校沒過多久，燕王朱棣舉起了「清君側」的大旗，起兵造反。紀綱覺得人生的機會來了。

建文二年，朱棣的靖難軍和朝廷的護國軍在山東展開拉鋸戰。五月，朱棣率領大軍在臨邑地區進行戰時演習，紀綱在觀察了靖難軍嚴格整肅的軍紀後，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決定——他闖進燕王軍營，冒死拉住朱棣的坐騎，要求投軍，跟隨燕王效命。

要知道此時的戰局還不明朗，朱棣能否成功還是未知之數，以前也曾有人棄官軍而投靖難軍，但大多是朝廷官員，他們瞭解燕王的能力，認為燕王必勝，這才放心投奔。而紀綱卻只是個平頭百姓，竟然主動來投，這對於渴望民心的朱棣來說是個莫大的安慰。況且紀綱敢於攔截親王的坐騎，足見他膽略過人，朱棣當即就將紀綱留下當自己的侍衛親兵。

此後諸多戰役，紀綱跟隨在朱棣身邊，作戰勇猛的同時又心細如髮，善於揣摩朱棣的心思，很得朱棣的寵信，不到一年就被朱棣封為忠義衛千戶，可謂是平步青雲。

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朱棣得償所願登上帝位，他不承認朱允炆的皇帝名份，廢除了「建文」年號，將這一年稱為「洪武三十五年」，宣佈第二年改元永樂。

朱棣賞罰分明，稱帝后對追隨自己的人加官晉爵，扶植了一批新貴，而對於朱允炆的死忠則要趕盡殺絕。封賞加官的好人當然由朱棣自己來做，搜捕刑訊的惡人麼——朱棣想到了紀綱。紀綱平民出身，和朱允炆派的那些大臣素無來往，又是靖難危急之時追隨自己左右的，其忠心可以相信，只有由他出面掌管錦衣衛，朱棣才能放心。於是紀綱就被任命為錦衣衛指揮使，成為永樂朝炙手可熱的權力人物。

在紀綱的命運直線上升的時候，他的老朋友高賢寧卻一路下滑。高賢寧是紀綱在學校裡的同學，兩人雖然志向各異但卻是好朋友，紀綱被學校開除後，兩人也一直書信往來保持聯繫。靖難之時，紀綱選擇了追隨朱棣造反，而高賢寧走上了和他相反的道路——他跑到濟南投奔山東參政鐵鉉，在朱棣率兵攻打濟南城的時候，幫助這個朱允炆派的大忠臣守城。因為朱棣拿「清君側」做幌子起兵，宣佈自己不是要造反做皇帝，而是要效仿周公輔佐周成王，高賢寧就在城裡寫成一篇《周公輔成王論》，讓守城的士兵用弓箭射到朱棣的大營裡去，文章裡質問朱棣既然想當周公為什麼要帶兵攻打成王的城池？朱棣還算有君主的器量，看了之後不但不生氣，反而對高賢寧的文筆大加讚賞。

朱棣稱帝后派人抓到高賢寧，倒不是要治他的罪，而是還記得高賢寧的好文章，想封他個官兒當當。當日被自己痛罵的人現在成了皇帝，不但不殺自己，反而許以高官厚祿，面對這樣的好事，高賢寧卻一口拒絕了。須知當時朱允炆派的大臣們除了極少數，大部分都對朱棣低下了頭，畢竟朱允炆和朱棣都是根紅苗正的太祖子孫，朱棣取代朱允炆只是皇族的家務事，轉過來向朱棣稱臣並不算什麼失節的行為。而高賢寧雖只是一介布衣，卻有著一股讀書人的倔強勁兒，在他眼裡，朱棣雖然是太祖的兒子，但他是朱允炆合法皇位的篡奪者，有違宗法綱常的大義，他高賢寧當日去幫鐵鉉守城為的是這個大義，今日拒絕朱棣的封官也是一樣。

當年紀綱被學校開除，名聲並不好，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只有高賢寧肯與他來往。紀綱一直記著這份難得的友情，他覺得高賢寧當初既肯和自己交往，必然不是方孝孺那樣死守封建道德標桿的腐儒，而今成王敗寇，自己選對了主子飛黃騰達，也不能忘了老朋友，因此跑過來對高賢寧好言相勸。結果高賢寧對他說：「你當時被學校驅逐，有造反的理由；而我在學校裡吃用都是朝廷提供的，因此決不能負義投降。」

高賢寧的話不是什麼春秋大義，只是一條很基本的道理：誰對我好我對誰好。或者昇華一下，「士為知己者死」，朝廷開辦的學校對不起你紀綱，你自然不必遵循學校教育的那些道理，但學校沒有對不起我高賢寧，忘恩負義的事情我不能做。

紀綱知道沒法說服高賢寧，於是婉言回復朱棣，不知道他是怎麼跟朱棣說的，最終高賢寧被釋放回鄉，在永樂朝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瓜蔓抄中也沒有受到波及，平安終老。

紀綱因為執掌錦衣衛時的種種惡行而被列入《明史》佞倖傳的第一位，錦衣衛在朱元璋時期還只是一個面目模糊的特務機構，在他的手裡才真正變成了恐怖大魔王。我們習慣黑白分明，像紀綱這樣的酷吏奸臣怎麼能有救助朋友的溫情呢？於是在他的傳記裡，絲毫沒有提到他曾經幫助過老朋友逃離官場的險惡，留下的，只有他的斑斑劣跡。

瓜蔓抄

「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

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雄心勃勃地開始實行他的削藩大計時，南京城裡悄悄流傳起這麼一首歌謠。當時沒有人明白這歌裡唱的是什麼意思，現在燕王果然高飛枝頭當了皇帝，才有人反應過來——這是一首讖謠啊。

城破之日，皇宮忽起大火，侍衛太監救援不及，火滅後，朱棣抱著侄子被燒得面目全非的屍體仰天長哭：「癡兒啊，何苦至此！」

不管朱允炆是否真的被大火燒死，也不管整個永樂朝朱棣暗中派了多少人去尋找朱允炆的下落，反正從此之後，建文皇帝朱允炆消失在大明朝的政治舞台上，正史與他再無瓜葛。

朱棣登基之後，對於朱允炆留下的舊臣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對於降附後實心用事的大臣，即使曾經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他都不追究，表現出了政治家應有的寬容與氣度。而對於那些拒不投降的，則表現出令人髮指的殘忍。

朱允炆是朱元璋親自冊封的皇太孫，經過合法渠道繼承皇位，朱棣雖然是皇族又是朱允炆的親叔叔，但在君臣的大義名分中先天失利，因此，他迫切需要得到道德標桿的支持。進入南京城後，諸王和投降的大臣們紛紛上表勸他早日稱帝，他也躊躇滿志，準備進宮後直接稱帝，翰林編修楊榮問他：「殿下是先拜祭太祖陵墓呢？還是先即位呢？」

一句話驚醒了朱棣，他立刻先去朱元璋的孝陵拜謁，此後才著手準備登基大典。這似乎是小事，但卻有著重要的政治意義。朱棣先拜謁父親的陵墓再繼承皇位，是對天下臣民表明自己的皇位繼承自太祖朱元璋，而非建文帝朱允炆。拜陵事件對於正尋求合法外衣的朱棣來說正是一個安慰，而楊榮也因此事逐漸得到朱棣的信任，後來更成為明朝最著名的「三楊」內閣成員之一。

楊榮是朱允炆的舊臣，朱棣對他的正確建議立刻聽從，安慰了很多投降的大臣。朱允炆也好，朱棣也好，反正都是朱家的子孫，這大明朝是朱家的天下，自己做官忠的是大明朝，誰做皇帝不是一樣的呢？

不一樣。

朱棣在明朝皇帝中得到的評價很高，文治武功都有建樹，為他的兒子孫子後來開創「仁宣之治」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很為後人所稱道。但他一生最大的遺憾就在於皇位得來不正，如同唐太宗李世民殺兄戮弟的玄武門之變一樣，無論皇帝做得多好，非法定繼承人得到皇位，這就是他們所背負的原罪。李世民一代英主，仍免不了心虛，開了帝王干涉修改史書的惡劣先例，朱棣之時，「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觀念更為深入人心，他所面臨的責難比李世民更多，自然心理負擔也更重，這也是他面對不肯投降的建文舊臣時表現得異常殘忍好殺的根本原因。

黃子澄被抓到朱棣面前時口稱「殿下」而非「陛下」，被盛怒的朱棣命人砍去他的雙手雙腳——千年前的一個女人因為嫉妒，把丈夫的小妾用同樣的方法折磨至死，千年以後，這一幕竟然在兩個男人身上重演，只不過行兇的理由更加冠冕堂皇。

此後黃子澄被處以磔刑——三千刀還是四千刀？反正宋朝只砍幾十刀的刑罰在朱棣這裡有了新的發展——宗族老少六十多人同日被殺，姻親謫戍邊疆。

齊泰的情況也是一樣，他們作為朱允炆最初的盟友和最堅定的支持者，對於朱棣的原罪絕不會妥協，朱棣也從來沒想過在他們身上得到寬恕。

然而有一個人，是朱棣雖然痛恨卻仍要一力爭取的，那就是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古，年幼時在家鄉就有神童的美譽。他的父親方克勤曾任濟寧知府，「克勤為治，以德化為本」，很有民望，曾被朱元璋通報嘉獎過，但在洪武年間嚴酷的吏治中捲進罪案，最終還是難逃掉腦袋的下場。至於方孝孺的老師宋濂，則是明初大儒、著名的理學家，曾被朱元璋欽點為皇太子朱標的老師，在胡惟庸案中，宋濂的兒子被牽扯進去，朱元璋要殺宋濂，幸得朱標全力營救才改為流放，結果宋濂在流放途中自縊身亡。

宋濂死後，方孝孺作為他最出色的弟子成為明初一代文宗，為天下讀書人所敬重。宋濂曾教導方孝孺：「事君如事天。」作為理學家的學生，「君臣大義」的教條已經如同DNA般凝固在方孝孺的頭腦中，即使父親和老師都死於皇帝之手。

朱允炆是朱標的兒子，朱標和方孝孺同為宋濂的學生，這麼看的話，朱允炆和方孝孺政治理念相近也是很自然的事。朱允炆登基之後，方孝孺成為他最親近的大臣之一，得以大施拳腳，想把大明朝變成自己理想中的光明國度。

朱允炆和方孝孺一樣崇尚禮教，傾慕周官法度，熱衷於復古改制，他在位的四年中，有人評論說：「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並衛，明日並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官階；宮門殿門名題日新，雖干戈倥傯，日不暇給而不曾休。」合併幾個州縣，把官名換個古老的名稱，甚至改宮殿名、城門名，南京城裡各部衙門的名牌油漆未干又得再做新匾。即使前線和靖難軍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方孝孺還有閒心向朱允炆進言要求恢復西周的井田制。他最為推崇西周時期的宗法制度，認為只要按照周禮命名官署治理天下，大明朝就會繁榮昌盛——一味遵循古法，卻不去考慮時移世易，根本就是開歷史的倒車！

真真是個讀死書的人。

也就因為方孝孺是這樣一個讀書人，頭腦中的君臣名分才更加鮮明，朱棣再為太祖所愛，輩分再高，終究也是朱允炆的臣子，以臣逼君就是大逆不道，他自然不可能降伏於朱棣。然而方孝孺是當時的士人領袖，能夠得到他的支持，對於朱棣來說是贏得民心的一個重要砝碼。早在朱棣進軍南京前，他的首席軍師道衍就曾懇求他放過方孝孺。

朱棣當時滿口答應，但進了南京城後，面對黃子澄和齊泰等建文舊臣的強烈恨意，情緒已經有些暴躁，對不肯投降的方孝孺更加不滿。後來朱棣準備登基，需要有人起草詔書，大臣們都推舉方孝孺來寫，更把方孝孺推上了風口浪尖。方孝孺上殿的時候穿著喪服，朱棣知道他在為朱允炆服喪，顯見是對自己威權的不認同。

兩個人心中都存有芥蒂，相互之間就怎麼也說不到一起去。一個非要登基，一個就不寫詔書。一個氣得大叫：「你就不怕死嗎？」一個梗著脖子回道：「死就死，詔書絕不寫！」一個繼續威脅：「你自己不怕死，難道還不怕株連九族嗎？」一個以更大的聲音回道：「就是十族又能奈我何？」

話趕話到這個份兒上，朱棣已經被氣昏了頭。他不再想靠拉攏方孝孺來收買人心了，相反，他要通過方孝孺的案子來威懾人心，既然不服我，那就怕我吧，叫你們知道到底誰厲害！

自古以來，殺人連坐最嚴厲的刑罰莫過於誅九族，但方孝孺的案子產生了中國歷史上最為血腥的刑罰——誅十族。

九族收押起來還算好辦，按著親戚關係抓人就是，這第十族該怎麼算呢？經過錦衣衛和三法司緊急磋商，決定將「朋友門生」列為第十族，而抓捕工作自然責無旁貸地落在深得朱棣信任的錦衣衛的身上。<a href=http://www.uu158.com/>文人小說下載</a>

這「朋友門生」如何界定，什麼人算朋友，什麼人算門生？朋友是經常串門聊天的算呢，還是偶爾喝酒小聚的算？門生是跟隨左右學習的算呢，還是曾經請教過問題也算？這中間既無先例可循，也沒有量化標準，是與不是，全在錦衣衛的一句話。

前前後後，方孝孺一案共計殺了八百七十多人，至於謫貶流放更是不計其數。不知方先生泉下有知，在地府和這些屈死的冤魂相見時，是否會因為自己的無謂倔強而長歎一口氣？

方孝孺一案已經牽連甚廣，但朱棣對天下的威懾行動卻還沒有結束。

當日城破之時，方孝孺曾和御史大夫景清相約殉國，結果兩人誰都沒有自殺。後來方孝孺激怒朱棣落得誅十族的下場，景清則因為在朱棣為燕王時做過他手下的參議，才華能力給朱棣留下了好印象而被錦衣衛放過，繼續在朝廷上當他的御史大夫。

沒想到景清不念朱棣的好，一直惦記著為朱允炆報仇。御史大夫是從一品的高官，上朝時離皇帝比較近，方孝孺的案子過去後，趁著朱棣有些放鬆警惕，景清便利用一次上朝的機會懷揣利刃，準備刺殺朱棣。

景清一個文弱書生，想殺人時神情肯定有所異常，何況建文朝的重臣本就屬於錦衣衛重點監察對象，一切異動早就匯報給朱棣，朱棣早有準備，在大殿之上等他羊入虎口。沒等景清接近朱棣，已經被錦衣侍衛攔下，搜出利刃，見事不能成，景清對朱棣破口大罵，甚至被打落牙齒卻仍然罵聲不絕，還一口血噴到了朱棣的龍袍上。

朱棣大怒，命人將景清剝皮揎草，屍體掛在城門上示眾，家裡也被滅族。即使如此殘酷的處罰，朱棣仍然不夠解氣，此後但凡和景清扯上關係的人全都倒了霉。

這扯上關係的活兒，還是錦衣衛最為拿手。史書上說「籍其鄉，轉相攀染」，查關係查到老家，連街坊鄰居也都受到株連，「村裡為墟」，被殺得整個村子都成了廢墟。

鄉里鄉親和街坊鄰居還算有風有影，還有更莫名其妙就被牽連丟了性命的。青州教諭劉固因為母親年紀大了，向朝廷上書請求辭官好回鄉去照顧老母親，景清覺得他是孝子，沒有通過朝廷文告，而是給他寫了封信，說要提拔他到南京任職。本來這在官場上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就因為這封信，劉固就成了景清一黨，不但他，就連他的母親、兄弟以及兒子，全都同日被殺。

這樣的牽扯，時人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瓜蔓抄」。

瓜蔓抄始自景清一案，其後應用於永樂朝幾乎所有案件當中，一直持續了十多年，直到朱棣的兒子仁宗朱高熾登基後才為這些屈死的人平反。

而瓜蔓抄中人人自危，誰也不知道會因為什麼事情牽扯上什麼人，哪天就被錦衣衛抓走沒了活路——錦衣衛掌握了人們的生殺大權。於是有心人千方百計地探聽錦衣衛指揮使紀綱大人的喜好，爭相賄賂，以求在未知的案子中保住性命。

紀綱卻也不是沒有原則的人，他愛錢，對送上門來的財物一概笑納。但他更愛權，他知道只有為朱棣妥帖地辦案，繼續受到皇帝的信任，才能擁有更大的權勢，而有了權勢還怕沒有錢財嗎？

於是紀綱在瓜蔓抄的牽連中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每當紀綱要殺某人時，他先將消息透露給對方，等對方坐立不安的時候，將人領到自己家裡，好吃好喝地招待一番，暗示對方，自己會在皇帝面前為他開脫，至於回報嘛，那就看您自己的意思了。

威壓之下，對方一般都會馬上開竅，比起身外之物，當然命比較重要，於是將錢財源源不斷地送到紀綱府上。而紀綱的暗示卻一日比一日嚴重，直到對方家財耗盡的時候，錦衣衛就會破門而入，對方轉瞬之間從指揮使大人的座上客變成詔獄裡的一縷冤魂。

這方法的確好，搜刮到大筆錢財的同時，紀綱仍然（~文~）高質量地完成（~人~）殺人任務，在（~書~）朱棣眼裡顯得（~屋~）更加忠心能幹。而因他而死的人到底有多少呢？史書上有四個字：「不可勝數。」

錦衣衛在「瓜蔓抄」中大出風頭，紀綱任命了一批善於糾查的錦衣校尉，他們業務能力極強，千方百計地搜羅大臣們的言行，從中挑選合適的罪名加以抓捕，其對法律之曲解乃至無視，使他們的「工作成績」遠遠超過了外廷三法司。

朱棣正在用人之際，見紀綱如此能夠領會自己的意思，不免大感快慰。錦衣衛指揮使只有正三品，雖然有實權，但和現在「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的道理一樣，在高官滿地走的京城裡還是小字輩兒。朱棣為了犒賞錦衣衛的功勞，將紀綱升為正二品的都督僉事，別小看這一品之差，地位卻有天壤之別，那時直接對皇帝負責、處理國家政務的六部尚書也才正二品而已，再往上的品級則非功臣宿將而不能得。換句話說，從一品和正一品在朝廷裡鳳毛麟角，正二品幾乎就相當於最高品級了——由此可見紀綱在朱棣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陞官之後，紀綱仍然兼著錦衣衛指揮使的差使，這一下，錦衣衛的地位也水漲船高，更加不可一世，別說在京城裡，在整個大明朝都敢橫著走路了。

然而大明朝官員萬千，有膽量的也不是沒有。朱棣遷都北京以後，某一次，紀綱派了一個錦衣衛千戶到浙江拿人。這千戶一路上作威作福，大收賄賂，浙江按察使周新早就看不慣錦衣衛的種種不法行為，因此設局等著這個千戶上套，準備一舉擒拿。但他的密局在擅長探密的錦衣衛眼裡實在不夠保密，這個千戶查知消息，早早逃走。周新起了倔心，借口有事公幹，一路北上，在涿州抓到了人，將他扔到了涿州監獄裡。

周新在永樂朝也是個酷吏，他在做監察御史期間不畏權貴，有錯必究，得了個「冷面寒鐵公」的外號。據說京城裡誰家小孩兒哭鬧不止，只要對他說「冷面寒鐵公來啦！」就馬上不敢再哭。只不過他並不貪墨，做官的怕他，在老百姓那裡名聲卻很好。

這次難得有機會打擊一下錦衣衛的囂張氣焰，周新心情舒暢，慢悠悠地向京城進發。還沒到京城，就被京裡派出的錦衣旗校抓了起來，一陣拳打腳踢之後，發現領頭的人竟然就是那個千戶。

小小涿州監獄哪裡關得住堂堂錦衣衛千戶大人？周新前腳走，這千戶後腳就出了獄，他連夜兼程趕回北京，灰頭土臉地在紀綱面前一站。都不用告狀，紀綱一看就急了，這還了得，竟然敢欺負我錦衣衛的人！真是活得不耐煩了。馬上跑到朱棣那裡告了一狀，朱棣對紀綱正是信重之時，於是不分青紅皂白就讓錦衣衛去抓人。

周新在路上已經被打得奄奄一息，他確有膽氣，在朱棣面前還敢為自己抗辯，惹得朱棣大怒，立命斬首。

周新是地方官員，只憑著一股膽氣就敢與如日中天的錦衣衛相爭，無異於雞蛋碰石頭。但即使是京城裡的高官，在有皇帝撐腰的錦衣衛面前，也只能忍氣吞聲罷了。

都督薛祿是跟隨朱棣起兵的靖難功臣，官階遠在紀綱之上。薛祿和紀綱同時看上一個女道士，準備買回家做妾，結果薛祿動作快，搶先得到了。紀綱覺得丟了面子，心裡很是惱火，一直尋機報復。趁著一次在皇宮議事的機會，紀綱在走廊裡故意堵住薛祿，突然用鐵撾打過去，薛祿一下子「腦裂幾死」，紀綱才覺得出了口惡氣。事後薛祿卻不敢聲張，朱棣問起來也只是含糊遮掩過去。他知道紀綱這還是看在他靖難功臣的份上給他點皮肉之苦而已，若真心找碴，只怕不光自己小命不保，還得連累家人。

按照大明朝的禮儀制度，低品級的官員在街上遇到高品級的官員需要讓路迴避以示尊重，而同品級的官兒在大街上碰上了則是「分路而行」，不需要迴避。然而紀綱氣焰囂張得緊，他出行的時候，「諸公雖元勳見則自匿」，別說品級比他低的了，就是那些超品級的公、侯遇到他都主動迴避，生怕對方一個不高興，自己就成了什麼逆黨中的一員。偏偏都指揮啞失帖木兒是個死心眼，他和紀綱同為二品，有時在大街上遇到了紀綱的車隊也不迴避。這下被紀綱記恨上了，紀綱隨便給他安插了個理由，帶回錦衣衛，「捶殺之」。

這樣一個實權人物，在永樂朝橫行十餘年，朱棣對他始終寵信如一。

但再寵信的大臣也沒有兒子來得重要，之前我們說過，朱棣的三個兒子之間為了繼承問題早有矛盾，這矛盾在朱棣登上皇位後越發尖銳，朝廷大臣為了自己將來的前程，各有擁立之人，黨同伐異。錦衣衛也是一樣，紀綱和皇家牽扯很深，不可能在儲位之爭中保持超然的姿態，他最終捲入永樂朝後期的皇儲之爭當中，並可恥地送了性命。

解縉遭禍

朱棣的妻子徐皇后是開國功臣、中山王徐達的大女兒，洪武十年，兩人由朱元璋做主成婚。其時親王娶妻、天子嫁女都選自功臣之家，為的是政治聯姻，我們不要一聽政治聯姻就覺得肯定不合他們自己的意願，婚姻必定不和諧。其實徐氏與朱棣年齡相近，和朱棣一樣生於明朝建國之前，有過顛沛流離的生活。她又出自將門，自有一股英氣，這樣的兩個人走到一起，放到現在可以說有共同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朱棣對她自然另眼相看，夫妻之間感情很好。

徐氏自幼喜歡讀書，有「女諸生」之稱。靖難之時，她積極支持丈夫，朝廷曾派兵圍城，她不愧為將門之女，運籌帷幄之外甚至親自帶領婦女在城樓上對敵，全力協助世子朱高熾守城，最終使朱棣的大本營轉危而安，為朱棣最後能取得勝利立下了大功。

朱棣登基之後，徐氏成為皇后，在後宮也時時規勸朱棣要愛惜百姓，廣求賢才。她曾問朱棣：「現在都是哪些人在幫你治理天下？」朱棣說：「六部尚書處理政務，翰林學士們研究學術。」徐皇后就把這些官員的妻子請到宮裡，噓寒問暖之外還對她們說：「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人。吾旦夕侍上，惟以生民為念，汝曹勉之。」朋友之間相處，說的話有的聽有的不聽；而夫妻之間說的話，妻子只要溫柔一些丈夫一般都會聽。我每天侍奉皇上，都讓他以百姓為重，你們也要這麼做才好——現在走後門行賄的人一般都懂得打夫人牌，不見多少貪官被揭發就是因為後院起火麼？就是因為枕邊風好吹的緣故。徐皇后深諳此道，她一方面通過宴請這些貴夫人為自己丈夫拉攏人氣，另一方面又通過曲線救國的方式為民請命，其手段高明可見一斑。

朱棣能從朱元璋二十多個兒子中脫穎而出，本身就是個謀略高手，也只有擁有如此高水平的政治手段的女人才能和他相配，並得到他的尊重和愛情吧。在死板的史書裡我們無法找到更多證明朱棣和徐皇后相愛的記載，我們只知道，永樂五年（1407年）七月徐皇后病逝以後，朱棣就再也沒有立過皇后。他是一個皇帝，不可能沒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但結髮妻子的位置卻只有一個，那空懸的後位便是他對她最後的執著和紀念了。

也正是出於對皇后的愛，朱棣在繼承人問題上的鬱悶比起他老爹當年來只多不少。朱棣不像他父親朱元璋那樣「高產」，有二十多個兒子十多個女兒，他只有四子五女，其中三子二女都是徐皇后所生——這也是他們夫妻感情好的一個體現，感情不好的話，身為皇帝，朱棣大可和三宮六院生孩子，皇后生得多，正說明皇帝和她恩愛嘛。

繼承人問題不用考慮女兒，四子早夭，剩下三個活到成年的兒子——朱高熾、朱高煦和朱高燧——都是徐皇后所生的嫡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偏偏又都想當太子，朱棣的煩惱也隨之而來。

本來朱高熾作為嫡長子，早在洪武二十八年就由朱元璋冊封為燕王世子，繼承人的地位應該說是很穩固的。但前面說過，朱棣不喜歡身材肥碩，性格仁厚的大兒子，一直更喜歡相貌威武，性格很像自己的二兒子。在靖難之役的四年中，朱高熾一直留守大後方，和父親見不到幾次面，鞍前馬後追隨父親的是朱高煦和朱高燧。據說有幾次特別危急的情況下，都是靠朱高煦奮勇殺敵才使朱棣轉危而安，朱棣感動加衝動之下曾對他表示你大哥的身體一直都不好，言下之意就是繼承人地位遲早是你的，給了朱高煦極大的幻想。而朱高燧雖為三子，卻也是嫡子，這繼承人的位置還是可以一爭的。

前面說過，靖難之時朝廷方面就曾利用這一點對朱棣父子實行離間計，幸虧朱高熾措施得當才逃過一劫。

待到靖難功成，朱棣登基，迅速冊封髮妻徐氏為皇后，卻遲遲沒有立太子。朱棣知道立太子關係到國家的長治久安，處理不好就會引起動亂——他自己的經歷就是絕佳的例子。但理性和感性本來就是兩回事，英明神武的成祖皇帝在這一點上顯得格外優柔寡斷。

朱棣自己拿不定主意，就向親近的大臣們尋求幫助，經常詢問他們對立太子一事的看法。一般來說，文臣們大多支持朱高熾，看不慣朱高煦仗著功高驕橫跋扈；武臣們多在靖難中曾和朱高煦並肩作戰，與朱高煦氣味相投，對他積極支持。

兩邊都是人多勢眾，在朱棣面前相互傾軋，朱棣更加搖擺不定。一會兒說朱高熾年紀還小需要再學習才能當太子，一會兒又封朱高煦為高陽王，讓他離開京城別給哥哥添亂，旨意不明的情況下，弄得朝廷秩序更加混亂。

而最終讓朱棣下定決心立朱高熾為太子的是著名的大才子解縉。

解縉19歲的時候就高中進士，那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年紀大了，對他這樣的年青人很是欣賞，經常讓他隨侍在自己身邊，還曾對他說：「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我們大義名分上是君臣，但情分上我們就像父子一樣，你對我要知無不言才好。

解縉年少得志，朱元璋又對他十分親厚，這讓他有些飄飄然，竟忘記了皇帝的話是天底下最不能相信的。第二天解縉就上了份萬言書，洋洋灑灑一大篇，批評朱元璋自立國以來「用刑太繁」，「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又說他不用正經讀書人，卻熱衷於看閒書，末了勸他要改革時弊，簡省刑罰。過了幾天覺得話還沒說完，又上了《太平十策》，再次陳述自己的主張。那時整個朝廷都籠罩在朱元璋大殺功臣的陰影之下，大臣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大多碌碌無為。解縉萬言書一出，立刻鋒芒萬丈，聲名大起。

他這裡知無不言，朱元璋臉上卻掛不住了。本來以為這孩子如此聰明，能說兩句好話呢，結果說的句句都紮在心窩子裡，尤其是在他大殺功臣的時候說他「用刑太繁」，簡直是不識好歹！於是朱元璋對解縉說：「都說大器晚成，你年紀還小，回家多學習學習，十年之後朝廷一定大用。」對於朱元璋來說，他沒讓解縉腦袋開花，已經算是有些「恩猶父子」的樣子了。

解縉空有政治家的見解卻沒有政治家的素質，他不懂得皇帝的心思，說的話再對也沒有用。可悲的是，解縉被趕回老家也沒有反應過來自己到底哪裡出了錯，在他眼裡，自己是帶著被皇帝期待、被同僚景仰的光環回鄉的，十年之後自己定能成為國之柱石。

解縉始終不甘寂寞，他還很年輕，鄉野恬淡的日子根本無法滿足他跳躍的內心。他本來腦子聰明，文才又好，在家鄉的日子裡他校改《元史》、補寫《宋書》、刪定《禮記》，為大明朝思想文化事業添磚加瓦。其實僅這些足夠讓他以大學者之名流傳後世了，但這些只是解縉派遣寂寞的手段而已，他的內心渴望回到朝廷，他要從政，要匡扶社稷，要成為千古名臣，這一生的悲劇也就不可避免了。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閒居在家的解縉以弔喪為名準備進京，其時正是朱元璋對他許諾的十年之期的第八年。但朱允炆不用他，以不遵守先皇約定的罪名把他遠放到甘肅，解縉百般請托才終於在建文四年被調回京師。

時值朱棣率領靖難軍兵臨城下，解縉雖然沒有方孝孺的名頭響亮，卻也是當時著名的文人，在對待朱棣的態度上，他和方孝孺做出了完全不同選擇。方孝孺帶著一股子不合時宜的倔強被誅十族，解縉則拜倒在朱棣面前。

朱棣得到解縉的歸順大喜過望，他一力扶持解縉取代方孝孺成為天下文宗，於是將編纂《永樂大典》的政治任務交給了他。《永樂大典》是朱棣籠絡人心的一個經典案例，這部大典歷時數年，集中了近三千文人學者的努力，成為朱棣文治的代表之作，也是解縉一生最大的輝煌。

解縉在學術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政治上也是春風得意。

早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廢除了中書省的編制以後，雖然擁有無上的權力，但畢竟精力有限，撐了大半年他就受不了了。於是在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以模仿宋朝制度，設立了殿閣大學士的職位來輔佐自己，當時有華蓋殿、文淵閣、武英殿、東閣、文華殿等大學士，都由各部門的實權人物兼任，他們隨侍在皇帝身邊，對王朝的各項政策都可以發表意見，成為朱元璋所倚重的智囊團。

朱棣延續了父親的做法，讓解縉、胡廣、楊士奇、楊榮等7人在本官之外兼任文淵閣大學士。這七人各有所長，軍事、民事等各方面都給予朱棣很大的協力，也正是從他們開始，大明朝有了內閣制度，解縉作為大明朝第一批內閣成員，自然春風得意，認為自己生平理想終於可以實現了。

解縉在七人之中文采最好，也最受朱棣信任，有時半夜了也會被朱棣召到宮裡商討政務，朱棣曾經說過：「國家不可一天沒有我，而我不可一天沒有解縉。」作為臣子，聽了這樣的話怎能不感激涕零？怎能不對大明朝鞠躬盡瘁？

對朱棣造成巨大困擾的繼承人問題，朱棣幾乎問遍了親近大臣，不是說世子已經立好幾年了為了國家穩定不能輕易廢掉，就是說朱高煦在靖難中功勳卓著應該得到太子之位，都沒有什麼新花樣。

等到問到解縉的時候，解縉給了他一個和別人都不同的答案，解縉是支持朱高熾的，但他打動朱棣的只有三個字：「好聖孫。」

朱棣自己其實很不喜歡朱高熾，但非常喜歡朱高熾的長子、自己的大孫子朱瞻基。朱瞻基生於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在他出生前夜，朱棣做了個夢，夢見朱元璋給了他一個玉圭，上面寫著「傳之子孫，永世其昌」的字，這在朱棣看來是自己要繼承父親的皇位的佳兆。而在朱瞻基百日的時候，傳來了朱元璋駕崩的消息。彼時的燕王府裡，朱棣抱著朱瞻基，覺得彷彿父親的英靈也進入到了孫子的心裡，不然怎麼會小小的孩子就有一股英氣呢——這當然是祖父看孫子的一貫拔高態度，但對朱瞻基這個大孫子，朱棣確實愛得不得了。

朱棣也知道朱高熾性格仁慈，高煦、高燧兩人害他多次卻不和弟弟們計較，如果朱高熾將來登基，會善待兩個弟弟。但朱高煦性子暴躁，將來如果真的即位，只怕容不下大哥，更不會放過朱瞻基。

有瞭解縉的進言，兩廂權衡之下，朱棣終於下了決心，於永樂二年正式立朱高熾為太子。

從來密室會談都會隔牆有耳，我們在無數血的案例面前深切體會到了這一點。朱棣和解縉的密室對話在無孔不入的錦衣衛面前根本不是秘密，而解縉的厄運也就躲不過了。

永樂二年，朱棣封朱高熾為皇太子，同時封朱高煦為漢王，朱高燧為趙王。名份確定之日，朱高煦暴跳如雷，兩邊勢力都差不多，怎麼父皇突然下了決心了呢？正在狐疑之際，錦衣衛指揮使紀綱求見。

紀綱在儲位之爭中始終態度鮮明地站在朱高煦一邊。其實想想也很能理解，朱高熾偏重仁治，對於錦衣衛的殘酷早有不滿，如果朱高熾即位，只怕自己就不能橫行霸道了。加上紀綱在靖難之中追隨朱棣，曾和朱高煦並肩作戰，可以說結下了戰鬥中的友誼，如果將來朱高煦登上帝位，那麼自己的榮華富貴只會更加長久。

因此，紀綱一直派錦衣衛監視朝中大臣的動靜，知道瞭解縉的話就馬上跑來告訴朱高煦。朱高煦知道是解縉的話給了父親立大哥的理由，心中深恨。

此後解縉的日子開始難過起來。雖然朱棣立了太子，但同時又不想虧待朱高煦，他封朱高煦為漢王時，將雲南作為他的封地，但朱高煦不肯遠離政治中心，他對朱棣哭鬧：「我又沒犯罪，為什麼讓我去那麼遠的地方？」朱棣一心軟也就由他去了。過了沒多久，朱高煦向朱棣請求讓天策衛為自己當護衛，朱棣也同意了，這一舉措朝野震動。

天策衛是明朝皇帝親自掌握的二十二衛之一，送給漢王做護衛顯示了朱棣對兒子的寵愛。但在朝中引起震動的原因是天策衛的名字，「天策」二字在唐朝也曾經有人用過，誰呢？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做秦王的時候自開天策府，手下兵馬也叫天策衛，現在漢王朱高煦手下也有天策衛了，這暗示了什麼還不清楚嗎？

於是漢王派日漸囂張，他們一時還不敢動太子本人，就從他身邊的親近大臣下手，而充當打手的自然是錦衣衛了。

漢王派的大臣不斷在朱棣面前說解縉的壞話，久而久之，朱棣對解縉也有了成見，日漸疏遠。解縉那麼聰明，卻看不破官場中的奧妙，他一心為朝廷打算，見漢王日常用度的禮儀規格高過皇太子，認為這不合禮法，就跑去跟朱棣報告。朱棣這時一味護著朱高煦，覺得他當不了太子已經是受了委屈，日常用度規格高些又能怎麼樣，解縉的話根本是在挑撥他們的父子之情，於是此後對解縉更加冷淡。

永樂五年二月，漢王派告發解縉擔任考官期間判卷不公平，那時考試都是作文，好和壞每個人讀起來感覺都不一樣，解縉覺得自己公平，放到朱棣那裡就不一定覺得公平了。因為沒法辯解的罪名，解縉被貶到廣西去當參議，從此離開了政治中心。還沒走遠，又一道追加一道聖旨，將他貶到比廣西更遠的交趾（今越南地區）。

如果就這麼老老實實地呆在交趾，興許解縉還能活到朱高熾登基，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像「三楊」中的楊溥，被朱棣關到錦衣衛獄裡十年，一直熬到朱棣死後朱高熾登基，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成就了大功業。但解縉沒有楊溥那麼能沉得住氣，從帝國決策層一下子變成偏遠地區的小官，這樣的人生起伏仍然沒有讓他回過味來，他還是時時想著找機會回到政治中心去。

永樂八年（1410年），解縉找到機會進京奏事，偏偏他的運氣很壞，等他千里迢迢到了京師，朱棣已經率領大軍出征，解縉就去見了留守監國的皇太子朱高熾。這下又被漢王派的人抓住把柄，以「私覲太子」有謀反之心為由在朱棣面前告了他一狀，朱棣不分青紅皂白，立刻命令紀綱抓捕解縉並全權調查此事。

解縉就這麼被扔到了錦衣衛獄裡，他一個文弱的書生，沒過幾種刑具就已經受不了，被迫交代出了好幾個「同黨」，這些所謂的同黨有的是太子的支持者，有的卻只是紀綱的對頭而已。交代了罪行以後，朱棣也沒說到底定什麼罪，要給什麼樣的處罰，紀綱也只是奉命抓人逼供，拿到供詞後就只顧著整自己的對頭了，也沒空搭理解縉，解縉就這麼不明不白地在錦衣衛獄裡一直關著。

到了永樂十三年（1415年）正月，紀綱按慣例向朱棣呈報錦衣衛獄的在押人員名單，朱棣看了之後隨口問了一句：「解縉還活著哪？」紀綱茫然了一下才反應過來朱棣說的是誰。

回到錦衣衛以後，紀綱考慮了半天，決定了如何領會皇帝這句話所體現的精神。

他命人從獄中把解縉帶出來，好酒好菜招呼了一頓。解縉這幾年來被關在錦衣衛獄裡，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也都有新的人被關進來，被他的供詞牽連進來的9個同黨已經死了5個。只有他，彷彿被老天遺忘了似的，在這骯髒的角落卑微地活著，曾經的雄心壯志早就不知飛到哪裡去了，偶爾家人前來探望，他也只要他們帶酒來，只有在宿醉中他才能找回早年間的夢想。

他被獄卒架出來的時候還是清醒的，紀綱的手段這幾年見得多了也不新鮮了，一桌子好菜，酒又管夠，不管怎麼樣，先喝飽了再說。紀綱只是一個勁的勸酒，既不說放人也不說殺人，不多時解縉已經醉了。

醉了好，醉了就不用知道自己到底是怎麼死的了。紀綱等他爛醉之後，命人用草蓆把他捲起來扔到城外山崗上。

是夜大雪紛飛，早上人們起來的時候，發現曾經的天子近臣、《永樂大典》的總裁官解縉已經凍死了，時年47歲。

紀綱覺得自己還是很仁慈的——他知道解縉好酒，就讓他在死前喝了個夠；他知道文人好面子，就拿草蓆遮住瞭解縉的臉；他還知道文人們講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那些被砍頭的人下葬時都要把頭和身體縫在一起，就給解縉留了個全屍好方便家人收殮——你看他處處都為解縉想到了，還不夠仁慈嗎？

解縉死了，太子派少了一個重要支持者，漢王派氣焰更加囂張。朱高煦漸漸不滿等待父親換掉大哥了，他在天策衛之外私自募集了幾千兵馬，整日操練不休。朱棣對這個兒子的不法行為也時有所聞，這時又聽到他私募兵馬的風聲，覺得事情有些不妙。此時太子朱高熾的身體仍然時好時壞，朱棣已將朱瞻基立為皇太孫——在太子還活著的時候就立了皇太孫，更可見朱棣對這個大孫子是如何地喜愛——照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如果哪天朱高熾病死，只怕當年靖難的故事就要重演一遍了，這是朱棣絕對不能容忍的。

朱棣終究是個英明果斷的君主，為了兒子和孫子長遠的平安考慮，他決定收起對朱高煦的包容之心。為了對兒子有所警告，他先拿圍繞在朱高煦身邊的大臣開刀。

第一刀就開在紀綱的頭上。

永樂十四年（1416年）七月，內宮有宦官告發紀綱圖謀造反，朱棣立刻罷免了紀綱的錦衣衛指揮使職務，隨即將紀綱磔殺於市。

紀綱確實做了不少違法亂紀的事情，他貪財好色，橫行不法，各種罪狀其實數不勝數，然而要說他準備造反當皇帝，那卻是他萬萬不敢的事情。紀綱深知自己的身份，即使在人前再怎麼囂張，那也都是因為背後有個皇帝和皇帝信任的漢王在撐腰的緣故，一旦沒了皇帝和漢王的支持，他就什麼都沒有了。但當皇帝大主子和漢王二主子發生矛盾的時候，他這條走狗也只能被當成犧牲品了。

要造反的其實不是他，而是他背後的漢王。朱棣如果用其他的罪名殺紀綱，朱高煦可能認為是紀綱罪有應得而不會有所觸動，用並不存在的謀反罪殺紀綱，才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朱高煦也是太過相信父親對自己的寵愛，紀綱死後，他仍然不知道收斂。朱棣見暗的不行，只好來明的。永樂十四年年底，朱棣召見朱高煦，大罵一頓後命人剝去他的冠服，囚禁起來，收回天策衛，對外宣稱要將漢王廢為庶人。還是太子朱高熾顧念兄弟情分，向朱棣求了半天情，才讓朱棣回心轉意。

朱高煦總算明白原來父親並不站在自己這一邊。他雖然囂張，但根本不像當初的父親那樣有很強的軍事實力可以支配，朱棣登基之後，為了防止有人重演他的故事，將所有的軍隊調撥權都收歸朝廷，親王自己的衛隊再也無法和朝廷大軍相對抗。如果不是朱棣對兒子的包容，他也不會有那麼多的幻想。而今幻想破滅，為了保命，還是老老實實地去當親王好了。永樂十五年（1417年）年初，朱棣將漢王封到樂安，他這回二話沒說，馬上前往。

錦衣衛的風頭隨著紀綱的死，在永樂朝消停了一段時間。朱棣有鑒於紀綱依附漢王的惡劣情況，覺得錦衣衛也不是那麼能夠信任，錦衣衛監視百官動向，那麼又有誰來監視錦衣衛的動向呢？他環顧四周，看到了和自己生活起居有著最親密關係的人——太監。

永樂十八年（1420年），東廠成立。

錦衣衛和東廠（也包括以後的西廠和內廠）相比，終究不如每天圍著皇帝打轉的太監來得親近，而東廠從誕生之日就由皇帝最親近的太監打理。也因此，在明朝歷史和後人的記述中，提到大明朝的特務機關，錦衣衛逐漸排到了廠的後邊。錦衣衛監察百官，而東廠則監察天下！廠公的氣焰逐漸蓋過了錦衣衛的指揮使，除了個別幾個皇帝在位時期以外，錦衣衛都成了東西廠的打手和走狗。舉凡誣陷捕殺，不再出於衛使，而是出自廠公。到了明末，大太監魏忠賢把持朝政的時候，錦衣衛更成了九千歲的一大工具，衛使的威風完全被東廠掩蓋。

自然，這些都是後話，東廠初成立時勢力尚不如錦衣衛，而在明朝前中期，更是錦衣衛的重頭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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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而復得的皇位

驚變土木堡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的中秋節，大明皇帝朱祁鎮沒能享受到以往在宮中舉行的歌舞盛宴，而是和錦衣校尉袁彬一起踏上了「北狩」的艱難路程。

所謂「北狩」，按字面意思理解，是去北方狩獵，實際上呢，朱祁鎮是被蒙古瓦剌部的首領也先打敗，做了人家的俘虜，史書上為尊者諱，輕描淡寫地稱為「北狩」。這一招後來被清朝的昏君們學了過去，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的時候，咸豐皇帝就匆匆忙忙跑到承德去「狩獵」了。

不過話說回來，蒙古人不是已經被朱元璋給趕跑了麼？現在堂堂天朝上國的皇帝，怎麼又會變成蒙古人的俘虜了呢？

且說明成祖朱棣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去世，享年六十五歲，在明朝皇帝裡算是長壽的了。好不容易熬出頭的皇太子朱高熾並沒享受到多少當皇帝的快樂，登基不到一整年即病逝，在他之後繼承皇位的就是朱棣最最喜歡的大孫子朱瞻基。朱高熾廟號仁宗，朱瞻基廟號宣宗，他們父子兩人治世十餘年，據說不光皇帝憂國憂民，勤於國政，朝中大臣也都實心用事，可謂君臣相得，聯手使大明朝出現了一個歷史上有名的太平盛世——仁宣之治。

而錦衣衛在這兩朝雖不能說毫無作為，但和此前紀綱的囂張和此後袁彬的榮耀相比，的確有些黯然。對於整個錦衣衛的歷史而言，命運最為奇特的人物就要登場了。

朱瞻基於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去世，年僅九歲的皇太子朱祁鎮即位，宣佈第二年改元正統。九歲的孩子，擱現在也就小學三、四年級而已，要一個小學生負擔起那麼大一個帝國的管理重任，也實在有點強人所難，所幸他老爹早已經預見到了這一點，給他留下了近乎萬全的輔佐班子。朱瞻基的遺詔上說，讓太皇太后決斷國事，內閣大臣楊士奇、楊溥、楊榮輔佐——這就是著名的「三楊」內閣，他們都是從朱棣時代就開始嶄露頭角的名臣，歷經永樂、洪熙、宣德三朝，是朱瞻基留給兒子的最重要遺產。

於是大明朝內有太皇太后，外有三楊內閣，繼續延續著仁宣之治的良好勢頭，太平盛世不是指日可待，而是已經來臨。

拉回來說本書的主角——錦衣衛，自從永樂時期權傾一時的紀綱死後，歷任指揮使都是按部就班地陞遷，到朱祁鎮登基的時候，錦衣衛指揮使是劉勉和徐恭。本來錦衣衛是皇帝的私兵，只有皇帝有權調動，外臣無法驅使，然而這種情況在正統初年卻發生了改變。由於皇帝年幼，根本無法下達什麼監視抓捕的命令，錦衣衛的直屬上司變得模糊起來。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人是太皇太后和三位內閣大臣，太皇太后是女人，居於深宮，很多事情不便出頭，都是通過司禮監和內閣交流，最後由內閣拍板。

這樣一來，曲折輾轉之下，外廷也能夠命令錦衣衛了。

正統三年（1438年）四月，科舉考試的最後一關——殿試在皇宮舉行。殿試是由皇帝親自出考題並主持的考試——當然這一年的考題不是朱祁鎮而是內閣出的——參加殿試的士子都是天子門生，極為榮耀。朱祁鎮雖然年幼，但還是要走過場，以示皇帝對讀書人的尊重。可畢竟十二歲的孩子坐不住，開考沒多久，朱祁鎮就退了場。

能夠參加殿試的士子都已經得中進士，殿試也不會刷下什麼人，只是個誰先誰後的問題。若是皇帝已經親政，這些士子們在皇帝面前還會有所顧忌，畢竟天威難測，表現好點得個好名次，對今後的仕途大有好處。但這時朱祁鎮並沒有定名次的權力，這些士子們對小皇帝也就只是表面上恭順而已。

而且沒了落榜的後顧之憂，殿試的監考相比其他考試來說要鬆懈許多。朱祁鎮在的時候，大家還要謹守禮法，明面上鴉雀無聲，等小皇帝一撤，每個人都放鬆下來，交頭接耳，嗡嗡之聲響個不絕，探討這次的題目怎麼樣，甚至交換試卷相互品評，把個皇宮大內變成了書友會的交流現場。

在一旁的錦衣衛將這件事情報告給了指揮使劉勉，於是在朝廷裡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科舉三年舉行一次，正統三年的這次是朱祁鎮登基以來的第一次科舉考試，竟然在殿試時出現這麼不合體統的場面，怎能忽視？「三楊」老成持重，對皇家忠貞不二，他們認為，越是主少國疑，就越要維護皇家尊嚴，這些士子們在殿試時的所作所為，不但是舞弊，更是蔑視朝廷，無視皇上！

於是三楊內閣經過緊急磋商，在給太皇太后的報告裡說，這次事件不但要處罰那些參與舞弊的士子，更要在朝廷裡為皇上立威，而由三法司來執行的話需要走的程序太多，時間拖得太長，不足以產生震懾力，所以請太皇太后以皇帝朱祁鎮的名義下令，由錦衣衛出面抓人。

錦衣衛可又逮著活兒干了，立刻緹騎四出，將編修謝連和監察御史趙全給抓到詔獄裡。編修是負責看卷子的，監察御史有監考的責任，把這兩個人抓起來，既坐實了舞弊的罪名，又維護了帝王的尊嚴，加之在外朝大臣看來，錦衣衛威勢猶在，可謂是一舉多得。

像這樣由內閣曲折下令的事情，在朱祁鎮親政前，錦衣衛還幹過不少。由於皇權出現真空，從而被迫和掌握實權的內閣合作，這也是錦衣衛不得已的選擇。在權威的三楊內閣領導下，錦衣衛很少出現紀綱時代的恣意枉法行為，並且劉勉、徐恭這兩個指揮使也是少有的幾個史書上評價較好的衛使，《明史》上說他們「皆謹飭」。

不過這點好名聲並沒能持續幾年。

正統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去世，十六歲的朱祁鎮親政。此時的朝廷裡，老成持重的三楊內閣已經不復存在，楊榮已死，楊士奇告老還鄉，只有楊溥依舊站立在朝堂上，可也已經快七十歲，在內閣的權力基本被架空，只是個光榮的擺設而已。從幕後走向台前，主導政務的是有明一代第一位擅權的大太監——王振。

朱祁鎮剛登基時才九歲，年紀還小，他的奶奶——太皇太后——在和內閣大學士們商量後，決定每天只是象徵性地挑出八件事寫成奏章給小皇帝過目，他剩下的時間都用來讀書，學習治國之道，好為將來親政做準備。

雖然朱祁鎮父親死了，但他身邊的親人並不少，奶奶、母親、弟弟還都在，可在他登基之後，這些人一下子都和他疏遠起來。母親這時成了皇太后，不再和他住在一起，要見一面不但得提前預約，還得在一大票宮女太監的包圍下隆重地行大禮，再也不能趴在母親懷裡撒嬌耍賴——皇宮裡的親情都用問安、行禮、賞賜、謝恩等等冰冷的程序所取代了。

九歲正是天真爛漫的年紀，謹守禮法的皇宮給他的感覺卻是冰冷和寂寞的。朱祁鎮還是個孩子，他需要的情感，真正的親人們給不了他，他只有從身邊最親近的人中去尋找。

此時在他身邊最親近的人，無疑就是日夜服侍他的那些宦官了。其中有一位宦官，朱祁鎮非常依賴，在寂寞的深宮裡給了他心靈上的依靠，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代替父親的人物存在，這個人，就是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振。

王振並非從小進宮，他年少時也曾飽讀詩書，但屢試不第，只有靠教書為生。他不甘心就此在鄉間埋沒一輩子，曾經參與過一些不法之事，被官府判為流放之罪，適逢宮裡到他的家鄉招收宦官，於是為了逃避流放，同時也為了進宮賭一把人生，一狠心就揮刀自宮，乾脆進宮做了太監。

王振入宮的時候年紀已經不小了，加上識文斷字，又有社會經驗，談吐見識絕非那些從小入宮、涉世未深的小宦官可比，很快就從一眾宦官中脫穎而出，被宣宗朱瞻基選為內書堂的教師。

宣德年間，朱瞻基信重宦官，但苦於那些小太監都不認識字，登不得大雅之堂，於是在內宮開設內書堂教他們讀書認字。開始的時候是由翰林學士之類的外臣當老師，後來覺得不太方便，就讓宮裡識字的大宦官當老師。王振在宮外就當過教書先生，在內書堂自然駕輕就熟，那些小宦官們都對他服服帖帖，尊他一聲「王先生」，由此更加得到朱瞻基的賞識，讓他去東宮服侍皇太子朱祁鎮。

朱祁鎮生下僅四個月就被立為太子，皇宮裡除了皇帝屬他最大，小孩子胡鬧起來誰也制服不了——當然也沒人敢制服他。朱瞻基見王振教小孩子教得好，就把他調去東宮，看能不能讓寶貝兒子學點好。

王振倒真有些教小孩子的本事，他不是一味地遷就太子，而是既將太子的生活照料得很周全，又敢對太子的錯處明確指出。朱祁鎮只是年幼頑劣，並非不可救藥，日積月累，對這個「王先生」的感情越來越深。

朱祁鎮其實並不算昏庸，他只是從小生長在深宮裡，缺乏社會閱歷和政治經驗而已，因此對於曾在宮外生活多年，似乎無所不知的「王先生」是打從心眼裡的信任。在朱祁鎮眼裡，自從他登基做了皇帝之後，周圍人都變了，只有王振沒有變，還是那個讓他又敬又怕的王先生。

而王振也充分利用了這一點。正統初期，內有太皇太后，外有三楊，他還沒法大展拳腳，直到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去世，三楊老病，朱祁鎮親政，屬於他的時代終於到來了。

王振既敢自宮進宮，又從永樂朝一直隱忍到正統朝，為的就是逐步接近最高權力核心，現在這一步終於走到了。意氣風發的王太監頭一件事就摘下了皇宮裡太祖朱元璋立的「內臣不得干政」的鐵牌->小說下栽+wＲshＵ。ＣoＭ<-，而外臣們膽敢和他對著干的，一律交給錦衣衛處置。

王太監主政，錦衣衛自然也得跟著換成自己人，劉勉、徐恭太過老實，一直被外臣牽著鼻子走，把個堂堂皇帝私兵變成了三法司的外援了，這怎麼可以！

於是他說動了朱祁鎮，將自己的親信馬順提拔成了錦衣衛指揮使。從此錦衣衛就成了他王太監的左膀右臂，指哪兒打哪兒，當真是得心應手。馬順和王振的配合，史稱「流毒天下」。

從正統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去世，直到正統八年（1443年）六月，僅僅半年多的時候，王振就在朝中搞得天怨人怒，很多大臣不知深淺，低估了王振對於朱祁鎮的影響力，還惦記著前些年三楊在的時候，朱祁鎮對於內閣言聽計從的清明景象，以為只要讓朱祁鎮知道了王振的真面目，以皇帝的天縱英明，一定會當機立斷，遠離奸佞之輩。

正好此時老天幫忙，某次炸雷，偏巧擊中了皇宮奉天殿的一角——這樣的天災通常都說明了老天對於政府部門的運作有所不滿，朱祁鎮按照慣例下了道廣開言路的聖旨。翰林侍講劉球就藉著這個機會上書，痛陳當今朝廷十大弊端，其實也是老生常談，無非是請皇上清吏治、開言路、用儒士等等。朱祁鎮看到奏章後覺得寫得挺全面，就把這份奏章複寫了，讓滿朝大臣開研討會學習。

王振身為司禮監太監，當然有份看奏章，然而他看的重點卻和朱祁鎮不一樣。奏章中有一條是希望朱祁鎮「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這句話刺痛了王太監的心，他覺得這個劉球提了十條建議都是為了這一句話做鋪墊，目的就是在皇帝面前說他王振阻礙皇帝「政由己出」，加上滿朝都在開劉球十事的研討會，難保其中不會有人聯合起來掀起倒王運動。

此時王振剛剛掌權不久，面對這種情況，他決定殺人立威，將反對的聲音扼殺於襁褓之中。錦衣衛指揮使馬順當然對大上司王太監的想法心領神會，於是立刻著手羅織證據。

當時朝廷分管祭祀的太常寺卿職位有兩個空缺，劉球的奏章上建議應該挑選「清慎習禮之臣」擔任這個和上天、祖宗打交道的職務。有個叫董璘的翰林想換份清閒點的工作，於是向吏部打報告，自薦去太常寺工作，正好撞在了馬順的槍口上。

馬順以劉球和董璘相互串通，謀取朝廷官職為由，將兩人都抓進了詔獄。董璘經受不住嚴刑拷打，屈打成招，於是劉球一下子從為國為民的忠臣變成了為己謀私的奸臣，王振得意之下，就讓馬順將劉球徹底解決。

錦衣衛殺人的方法，從組建那天起就層出不窮。除了常規的十八種酷刑外，歷任指揮使都有些個人單獨的發明創造。當年紀綱將解縉活活凍死，畢竟還留了個全屍，而今馬順卻命人將劉球殺死後肢解碎屍，埋在詔獄的院子裡，讓他死後也不得安寧，還要被千人踩萬人踏。

要什麼樣的心理才會做出這樣殘忍的行為呢？依靠極權獲得的快感，竟使人性扭曲至此，也無怪我們從史書裡看到的都是鮮血了。

而董璘本來就是拿來對付劉球的引子，因為認罪態度比較好，順了王振的心意，過了沒多久，馬順就將他放了出去。董璘在獄中悄悄地留下了劉球的血衣和一條胳膊，出獄後交給劉球的家人殮葬，他自己也遠離仕途，終老於江湖。

劉球一死，從此滿朝文武對王振服服帖帖，對錦衣衛刮目相看。馬順藉著王太監的靠山，幾乎重振了當年紀綱時代的威風，朝廷上下重又籠罩在錦衣衛的陰影之下。即使有些公認廉潔奉公的大臣，比如我們所熟悉的于謙，也只能做到不附和而無法主動反擊。

然而外廷肅清不等於王振就可以高枕無憂，內廷裡眼紅他權勢的大有人在，大家都是太監，憑什麼只你王振呼風喚雨？大家都是錦衣衛，憑什麼只你馬順翻雲覆雨？

內監張環、顧忠和錦衣衛的王永對於王振、馬順掌權很是不滿，他們勾結在一起，利用錦衣衛可以密折上書的權利，寫了一封匿名信，詳細列數了王振的種種罪狀。可在皇宮裡負責收發密折的小太監卻是王振的心腹，他將這封匿名信截留下來，交給王振，王振看了大怒，立刻讓馬順將這三人拉到大街上千刀萬剮了。滿朝上下、皇宮內外懾於王振的威勢，竟沒有一個人敢把此事告訴給朱祁鎮知道。

指點江山的日子過了七年，朱祁鎮對於王振的信任從未消減，而王振利用這種信任，欺上瞞下，大煽淫威，氣焰也越來越是囂張。

正統十四年七月初，急報傳來，蒙古瓦剌部在首領也先的帶領下進犯邊境，明朝官兵相繼潰敗，北邊紛紛告急。

且說當年朱元璋派徐達等將北伐，攻入大都城，並沒能捉到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順帝，那傢伙一看形勢不好，先一天就出城逃往北方去了。大明朝號稱一統天下，卻始終沒能把殘元勢力徹底降伏，徐達屢次深入草原大漠，大都鎩羽而歸，歷史上所謂的「北元」政權在蒙古族的老家又存在了好幾十年。

等到元順帝死了，他的兒子愛遒識理達臘也死了，大將擴廓帖木兒也死了，「北元」就此分崩離析，連皇帝稱號都不要了，改回稱「汗」，各部之間鏖戰不休。本來這是掃平蒙古的大好時機，可惜明朝的武備也開始走下坡路了，沒有實力繼續發動進攻。

蒙古各部中，後來勢力坐大的共有兩家，東是韃靼，西是瓦剌。瓦剌部的首領也先野心勃勃，擁立一個傀儡當大汗，想要復興當年成吉思汗、元世祖等人的事業，屢次南下侵擾明朝疆土。這一年，也先再次率領大軍南下騷擾，消息傳到北京，朱祁鎮勃然大怒，立刻下詔親征。

往前數，大明朝的皇帝個個尚武，開國太祖朱元璋就不用說了，那是馬上打來的天下。成祖朱棣五次御駕親征，打得蒙元殘餘勢力七零八落，就連有仁德之君稱號的宣宗朱瞻基也曾經帶領兵馬出擊進犯的蒙古部族，甚至親自射殺了敵人的三名先鋒官，嚇得敵人一看到代表皇帝的黃龍旗就主動下馬投降。

而我們這位年輕氣盛的朱祁鎮，從小就聽過太爺爺和老爹的英雄事跡，現在遇上了這麼好的機會，當然豪情萬丈了，立刻決定御駕親征！

親征說來容易，做起來可難上加難。別說別的，光是皇帝出宮所需要準備的車駕鹵簿，沒個十天半月的也弄不整齊。更何況京營將兵已經過慣了太平日子，軍容渙散，倉促之間哪裡備得周全？

然而這回朱祁鎮鐵了心，他登基十幾年來一直生活在父祖的陰影之下，即使奶奶和那些老學士們都不在了，但他們留下的政策已經和整個大明朝融合在一起，無法割裂。他這個皇帝不需要有多麼地英明，只需要按照以往的慣例行事就行了。這在二十幾歲，正值熱血的年青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政治現實。只有在戰場上建功立業，才能樹立起屬於自己的權威，才能走出父祖的陰影，朱祁鎮抱定了這樣的念頭，任憑大臣們如何勸說，也沒法改變他要親征的決定。而讓朱祁鎮欣慰的是，舉朝上下反對聲中，只有王先生贊成自己的意見，支持親征計劃——果然只有王先生最瞭解自己的心事啊。

於是，正統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朱祁鎮讓弟弟郕王朱祁鈺留守監國，自己則在王振的陪伴下，率領大軍浩浩蕩蕩地離開北京城。

從七月出兵到八月被俘，一個月的時間，朱祁鎮率領的大軍一直在邊境地區繞來繞去。朱祁鎮從無領兵經驗，他把寶全押在他所信重的王先生身上。可笑這位王先生雖然是紙上談兵的愚人，卻聽不進隨軍將領的正確建議，一忽兒豪情上來要主動迎敵，一忽兒膽氣不足要趕快撤兵，一忽兒要帶著皇帝回家鄉顯擺，一忽兒又關心起農事，怕大軍踏壞了青苗。什麼行軍章法全然不顧，幾十萬大軍就這麼被他牽著鼻子遛來遛去，直到碰上了敵人主力，被包圍在一個叫土木堡的地方。

八月十四日，中秋節前夜，朱祁鎮在敵人的包圍圈裡過夜。

這個土木堡，名字叫「堡」，實際上卻毫無堡壘可守，只是一個土坡而已。中央軍久已未經征戰，加上中秋臨近，許多將士們懷念在家鄉的親人，看到荒唐的指揮和輕信的皇帝，心底多少會有些悲涼之意。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沒能看到中秋的圓月，就將性命仍在這個莫名其妙的戰場上。

八月十五日兩軍交戰，在王振的胡亂指揮下，明軍自己相互踐踏而死的比被敵人殺死的還多，朱祁鎮在親軍的保護下屢次突圍都被打回。亂軍之中，王振被殺，皇帝親軍也被衝散，宦官侍從在大軍壓境之下紛紛投降，堅持留在朱祁鎮身邊的，是一個他從未注意過的小人物——錦衣衛的校尉袁彬。

患難純臣

錦衣衛屬於軍籍，允許父子世襲。建文四年，朱棣打敗侄子朱允炆，自己登基做了天子，為了安全起見，他在任命親信紀綱擔任錦衣衛指揮使的同時，也將錦衣衛成員來了個大換班，從靖難軍中選取忠貞之士調入錦衣衛。袁彬的父親袁忠就是在這次大換班中進入錦衣衛的，袁忠為人老實忠厚，不會鑽營，所以從朱棣直到朱祁鎮，侍奉了祖孫四代皇帝近四十年的時間，他都沒有得到陞遷的機會，一直只是個小小的錦衣校尉。

正統四年（1439年），袁忠老病退休，袁彬接替父親的職務，繼續擔任錦衣校尉。袁彬當時已經三十九歲了，在表面衣著光鮮，內裡勾心鬥角、爭權奪勢的錦衣衛裡是個異數。無論是劉勉、徐恭的謹飭，還是馬順的跋扈，都和袁彬毫無關係，他每天只是在皇宮裡站好自己的崗，做好份內工作而已。當然，高高在上的皇帝朱祁鎮，是根本不會注意到這個站在角落裡的小人物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袁彬應該會像他老爹那樣，熬到退休的年紀，然後由子孫頂班，雖無波瀾但卻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然而，「意外」發生了，袁彬終究沒有父親那樣波瀾不驚地過太平日子的命。

正統十四年七月，面對瓦剌來犯，朱祁鎮決定御駕親征。此次出戰中，錦衣衛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馬順率領留守京城，另一部分則作為皇帝親軍隨駕出征——袁彬被分在出征的親軍裡，這不但是他自己人生的轉折點，也是皇帝朱祁鎮乃至整個大明朝命運的轉折點。

且說八月十五日的混戰中，也沒人顧得上皇帝不皇帝的，逃命最重要。王振死在亂軍之中，朱祁鎮一下子感覺失去了主心骨，而他身邊的太監各自奔逃，其中有個叫喜寧的太監更直接跑到也先跟前，主動請降，願意為瓦剌軍充當內應。當此危急關頭，忠誠的袁彬一直守衛在皇帝主子身邊，直到這位主子成為也先的階下囚。

也先倒沒有難為大明皇帝陛下，既沒五花大綁也沒大刑伺候，反而客客氣氣地，仍然讓袁彬侍候朱祁鎮。朱祁鎮只會講漢話，也先只會講蒙古話，兩人雞同鴨講，比手劃腳地也不是個事兒，於是也先找來了個一直在明軍裡從事翻譯工作的蒙古人哈銘，向朱祁鎮傳達了致意。

隨著哈銘的到來，朱祁鎮驚魂稍定，袁彬也才相信自己確實是活過來了，不用和皇帝一起為大明朝殉死。

重兵環伺之下，也先仍不放心，喜寧主動向也先請求到朱祁鎮身邊去，可以將朱祁鎮的行動詳加偵查，隨時報告給新主子。

也先平素雖有大志，但也明白自己的實力和明朝根本無法相比，他屢屢南下侵擾，也只想劫掠一番，擴充軍資而已，沒想到這一回竟然撞上大運，碰到了堪稱史上最爛的軍事指揮官王振，不但將明朝中央軍打得落花流水，而且輕鬆地俘虜了皇帝！

十五日，朱祁鎮剛剛被俘，也先這邊就為如何處置明朝皇帝而炸開了鍋。有強硬派，自然要求殺皇帝以顯威風，但此說馬上就被大多數人鄙視——能抓住皇帝本就是意外，如果殺了皇帝，明朝的報復會使瓦剌陷入滅頂之災的。有溫和派，主張好吃好喝地招待皇帝然後送回大明，換點金帛財物什麼的也就行了，此說也先聽了也不大滿意。

這時的朱祁鎮對於也先來說實在是個意外的寶貝。俘虜了大明天子，從小了說可以向明朝勒索無數財物，從大了說甚至有可能挾天子以令諸侯，借此控制大明，恢復祖宗的光輝業績。

於是也先將朱祁鎮架到車上，一路煙塵，直奔明朝軍事重鎮宣府（今河北宣化）。在城下叫囂著：「你們大明皇帝在我手裡！立刻開門！」

其時天色已晚，宣府城門緊閉，城樓上有人高喊：「我們所守的正是皇上的城池，天晚城門已閉，不敢奉詔開門！」負責守衛宣府的羅亨信是個硬漢，他怕有人屈從，手拿寶劍坐在城門前：「出城者斬！」任憑瓦剌部隊如何叫嚷，就是死不開門。

最終也先沒有辦法，只得折而向西，奔向另一個邊關重鎮大同（今山西大同）。八月二十一日，也先帶著朱祁鎮來到大同城下，故伎重施，要大同守兵開門。大同守將郭登也一樣硬氣，明知道皇帝就在眼皮底下，仍然閉門不開。而朱祁鎮為了保持皇帝的臉面也算鼓起了全部勇氣，任憑也先如何威逼利誘，就是不肯親自喊話。

也先見先前宣府不肯開門，大同也不肯開門，頗有些氣急敗壞，心說好不容易抓來個皇帝，怎麼一點兒用都沒有呢？沒有用的東西還留他做什麼？心念急轉間已對朱祁鎮起了殺機。

袁彬一直護在朱祁鎮身邊，他久在皇宮侍衛，對這些大人物的喜怒很能察覺。此時覺得不好，他衝到城門下，對大同城高喊：「郭大人！皇上與你是親戚，你何至於如此忍心拒絕陛下？」郭登是明初開國功臣武定侯郭英的孫子，郭英的妹妹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妃子，郭英的兒子郭鎮又娶了朱元璋的女兒永嘉公主，郭登的一個堂姐還是朱祁鎮爺爺朱高熾的妃子，算起來，郭登不但是皇親，而且還是朱祁鎮的長輩。

郭登是個精明的將領，他對於朱祁鎮被俘雖然痛心，但頭腦一直都很清醒，知道絕不能因為皇帝在對方手裡就屈服，於是對袁彬答道：「臣接到的命令是守住城池，其他的一概不知。」袁彬見狀心中悲涼，只道今天得和皇帝一起送命，於是放聲大哭，一頭撞向大同城門。

不論是也先還是朱祁鎮，抑或是守城的郭登，他們都被袁彬的舉動驚呆了，趕忙叫人攔住袁彬。

也先經過宣府、大同兩次拒絕開門，一腔熱血一而鼓，二而衰，經袁彬這麼一撞，已經是三而竭了。於是退而求其次，反正滅不了大明，乾脆趁著皇帝在手裡多勒索點錢財，也算是對這次遠征有所交代。他讓朱祁鎮命令袁彬向大同城索要財物，不然就當著他們的面殺了你們的皇帝陛下！

而朱祁鎮則終於一掃被俘以來的鬱悶，發現王先生不在了之後，自己身邊還是有忠貞之士的。見也先不再強求開門，轉而求取財物，他立刻滿口應承下來。

於是袁彬對郭登喊道：「郭大人！你放我進城，我有話和你說！」 郭登還在驚疑，袁彬又道：「你我曾同在錦衣衛，我不會騙你！」郭登也曾當過錦衣衛指揮僉事，只不過他一直領兵在外，很快又因戰功晉陞到更高的職位，並沒有真正在錦衣衛裡做過事，但在袁彬看來，這點香火情總還是有的。

郭登不敢開門，他用繩索將袁彬提到城裡。袁彬知道若是說也先要錢，只怕郭登不會理會，於是說是瓦剌遠征，皇帝陛下要勞師，大同城須得貢獻金銀。聽了袁彬的話，郭登不由得長歎一聲，知道所謂「勞師」云云，不過是遮羞的借口而已，但已經拒絕了開門，如果再拒絕給錢的話，只怕朱祁鎮的命真的不保。

於是郭登召集了大同城裡的大小官吏，傳達了皇帝的旨意，大家東拼西湊了兩萬多兩黃金和大批絲綢錦緞，由郭登親自送到城外。

郭登見到面容憔悴、衣飾髒污的朱祁鎮，心情激動不已，對著朱祁鎮大哭磕頭。朱祁鎮從未想過會和自己的臣子在如此情境下見面，但他終究還記得自己的身份，並沒有像郭登那樣大放悲聲，而是指著財物對也先說：「太師（也先自稱大元太師），這些東西都是朕賞賜給你的。」

朱祁鎮在這種情況下還矜持地「賞賜」也先財物，是他作為帝王的慣性使然，也是他成為俘虜，失去一切後唯一還剩下的一點點自尊。也先對這個年青皇帝不由得另眼相看起來，本來以為是個昏聵的君主，卻沒料到被俘後不失鎮定，還能在如此狼狽的情況下維持君主的威嚴，倒真有些中原人說的天子氣概。也先一時氣短，恭敬地接受了這份賞賜。

當夜瓦剌大軍紮營在大同城西，也先並沒有將朱祁鎮當成犯人一樣捆綁起來，而是讓他單獨一個帳篷，由袁彬和哈銘、喜寧服侍，只在營帳四周加強戒備而已。

深夜時分，郭登派來劫營的人被也先一舉擒拿。

原來袁彬在大同城裡和郭登密議過，也先如此輕易就得到財物，只怕不會立刻撤兵，而是會糾纏到大同城獻出所有財物才會罷休，郭登可以趁這段時間找機會劫營，如果能救回皇上，那就是大明之福，萬民之幸了。

袁彬回到朱祁鎮身邊時將此事告訴了朱祁鎮，他並沒有避開喜寧和哈銘。哈銘雖是蒙古人，但好幾代在大明朝為官，內心早將朱祁鎮當作君主，一心侍奉。但喜寧卻是也先放在朱祁鎮身邊的棋子，紮好大營後立刻將此事告訴了也先，於是郭登的劫營計劃功敗垂成。而朱祁鎮也不笨，稍加思索就知道問題出在喜寧身上，從此對喜寧多了個心眼，只是礙於喜寧總在左右，無法提醒袁彬注意——袁彬是個實誠人，一直以為是郭登計劃不周，而非有自己人告密。

經過了劫營事件，也先知道了大同城的厲害，於是不再耽擱，裹挾著朱祁鎮離開大同。連續幾次招降不成，他覺得明朝的邊境守軍都是些硬骨頭，不好對付，倒是在土木堡打敗的那些中央軍都是些草包，於是決定直奔北京城。

路上每經過一處城鎮，也先就通過哈銘向朱祁鎮提要求：寫道聖旨讓你們的官兒送點好東西來。也先大概以為所謂聖旨就是皇帝寫的旨意，卻不知大明朝的皇帝從來不會親自寫聖旨，五鳳樓上金鳳口銜，頒行天下的聖旨實際上都出自那些翰林編修之手。朱祁鎮當然沒有把此中內幕告知也先的義務，他又不相信已經叛變的喜寧和外族人哈銘，於是袁彬就挑起了「草詔」的重擔。

憑著這一封封「御筆」信，也先的部隊陸續討來了不少財物。也先雖沒拿到什麼城池土地，但見到皇帝的旨意還是那麼管用，對此次南侵的規劃又有所改變。一次，他提出要將妹妹嫁給朱祁鎮，效仿古代那些和親政策，達到控制中原的目的。朱祁鎮可不想做蒙古人的女婿，他知道如果答應，就不是瓦剌公主被和過來，而是他大明皇帝被和過去，於是婉轉拒絕了也先。也先倒也挺有領袖的度量，不但不生氣，反而對朱祁鎮更加敬重。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一日，瓦剌大軍逼近京城。此時的大明朝方面，以于謙為首的群臣已經擁立了朱祁鎮的弟弟郕王朱祁鈺為皇帝，改年號為景泰，年僅二十三歲的朱祁鎮被遙尊為太上皇帝。

這樣一來，再用朱祁鎮的名號就唬不來錢了，也先勒索不成惱羞成怒，派人攻城。此時的北京城裡，朱祁鈺全權委託于謙組織防衛工作，于謙命人將九城城門盡閉，士卒於門外拒敵，絕他們的後顧之念。他還下令：臨陣之時，將領不顧軍卒而先退者，斬其將！軍卒不顧將帥而先退者，後隊斬前隊！如此一來，將士們沒了退路，破釜沉舟，同仇敵愾，無不聽命，把北京城防守得固若金湯。

也先偷雞不成蝕把米，最終在北京保衛戰中敗下陣來，帶著朱祁鎮狼狽逃回蒙古老家。

在大明朝邊境轉悠的時候，朱祁鎮還能強做鎮定，沒想到北京一戰，也先抬出自己的名頭要議和卻一點作用都沒有。朝廷在弟弟的領導下不但不答應議和，那個于謙竟然還說什麼：「今日只知有軍旅戰事，其他事不敢聞！」

也先攻打北京城的時候，年輕的「太上皇」在袁彬的陪伴下，就站在德勝門外觀戰，瓦剌軍大敗，可朱祁鎮絲毫沒有享受到勝利者的喜悅。京城近在咫尺，他卻沒能回到曾經屬於自己的皇宮，仍然身不由己地被也先帶回瓦剌的大本營——對他來說幾乎是天邊的蒙古草原——似乎所有人都拋棄了他。

只有袁彬一直留在他的身邊。喜寧叛變，哈銘是異族，只有袁彬一直忠心耿耿，雖然他不像王振那樣懂得詩詞文賦，但在這大草原上，袁彬是唯一能和他用漢語流暢溝通的人，那種武人的堅強給了朱祁鎮極大的安慰。

從北京到草原的路上，有時遇到車馬不能通行的地方，不用朱祁鎮發話，袁彬就主動低下身子背著朱祁鎮走路。到了草原之後，也先給朱祁鎮的待遇不能說不好，有單獨的蒙古包，時常還宴請朱祁鎮欣賞歌舞，聊一聊天下之事。但也先畢竟不瞭解朱祁鎮嬌生慣養的生活，秋冬時節的大草原天寒地凍，尤其夜晚溫度很低，朱祁鎮在蒙古包裡裹得嚴嚴實實仍然會覺得寒風刺骨，難以入睡，袁彬便每夜將朱祁鎮的腳放到自己懷裡捂暖，腳暖和了，身體自然也就暖和了。

種種關懷，可謂無微不至，年過半百的袁彬對於二十出頭的朱祁鎮來說，是一年的俘虜生涯中最為溫暖的回憶。隨著回國的希望越來越淡，朱祁鎮對於袁彬的依賴也越來越強。兩人在語言不通，生活習慣隔膜的大草原上可以說是相依為命。有一次袁彬重感冒，發燒得不省人事，朱祁鎮急得哭出聲來，從沒照顧過人的太上皇親手照看袁彬一天一夜，直到袁彬退燒，這才安下心來。

然而喜寧卻容不得袁彬的存在，像他這樣的人，既然已經投降了也先，朱祁鎮是不會再用他了，如果不能在也先面前表現得好，怕是沒啥好下場。他向也先首倡挾持朱祁鎮要宣府、大同開門投降，結果被明朝守邊官兵拒絕；後來他向也先提議兩國和親，又被朱祁鎮拒絕。加上他日夜監視朱祁鎮和袁彬，對於袁彬的忠誠心裡有鬼——越是沒骨氣的人就越對硬漢子心存不滿，於是總想著除掉袁彬。

某次夜深之時，待朱祁鎮睡下，喜寧以有要事相談為由將袁彬約出營帳，準備將他帶到也先面前殺掉。卻沒料到朱祁鎮半夜醒轉，發現袁彬不在身邊，驚怒之下直接找到也先的大帳，救下了虎口中的袁彬。

畢竟喜寧算是也先的人了，當著他的面攔下要殺的人，使得也先很不高興。為了平息也先的怒氣，也為了藉機除去喜寧，朱祁鎮對也先說可以派喜寧去北京索取財物。在喜寧出發的同時，朱祁鎮讓袁彬寫好一封密信交給明朝派來接應的軍官。於是，當喜寧到達宣府城外的野狐嶺時，早已埋伏好的明軍一擁而上，當場按住喜寧，把他押送回北京。朱祁鈺看到袁彬的信上說了喜寧如何投降也先，並引瓦剌大軍如何數次進攻大明邊境城池等種種賣國行為，勃然大怒，命人將喜寧處以磔刑。

喜寧被殺的消息傳到蒙古草原，朱祁鎮總算鬆了一口氣，他對袁彬說：「喜寧死後，沒有人肯再為瓦剌做嚮導攻打大明，我大明的邊境總算安寧了。」——而你我的性命也就無憂了。

自從北京之戰失利以後，也先曾由喜寧為嚮導，數次南下侵擾，但都被明朝守軍痛擊，幾次硬牆壁碰下來，也先終於明白土木堡能俘虜到朱祁鎮實在是天大的意外。

剛到大草原時，正趕上朱祁鎮的生日，也先大擺宴席為朱祁鎮慶生，席間對朱祁鎮說：「朝廷要是派使臣來，皇帝陛下您就可以回家了。」也先豪爽慣了，不瞭解大明皇宮中為了皇位勾心鬥角的奪權之爭，滿心以為可以在明朝索還朱祁鎮時大敲一筆竹槓。朱祁鎮心裡卻是明鏡一樣，他苦笑著搖頭：「你自己送我回去是可以的，指望大明派人來接我，那是徒勞而已。」

對明朝來說，既然已經有了新的皇帝，那麼他這個太上皇在哪裡似乎並不重要。朱祁鎮的心裡已經做好了像宋徽宗那樣客死異鄉的準備——此後明朝派出和瓦剌談判的使臣從來不提要也先歸還太上皇的要求。

而對於也先來說，本來以為俘虜了大明皇帝奇貨可居，沒想到大明從中央到地方根本不吃這一套，除了比往年多搜羅些金銀財貨外就沒了別的好處。北京攻城失利後拉著朱祁鎮北逃，加上隨著喜寧伏誅，也先失去了嚮導，本來想趁著明朝派人來談和的時候把朱祁鎮賣個大價錢，卻沒料到人家根本就不提太上皇的事兒。

朱祁鎮從燙手的寶貝變成了尷尬的棄子，也先思來想去，覺得還是把朱祁鎮送回明朝比較好。畢竟朱祁鎮名義上是明朝的太上皇，雖然用來要挾明朝是不能成功了，但反過來他在瓦剌一日，明朝就有光明正大的理由攻打瓦剌。加上瓦剌部族近年雖然繁榮，但經濟上嚴重依賴與大明的貿易活動，光留著俘虜明朝皇帝的虛名有什麼用？明朝停了邊境貿易，比大兵打過來還狠呢。

於是每逢明朝使臣前來，也先都非常諂媚地問：「你們太上皇在這裡，有沒有要接他回去的意思啊？」使臣通常一本正經地回答：「我們出使時沒有接到過這樣的命令。」

朱祁鈺皇位坐上就不想下來，雖然滿朝大臣和後宮的皇太后一直要求派人去和瓦剌商量迎回太上皇的事情，朱祁鈺卻並不熱心，在他的本心，哥哥死在瓦剌才好呢。最後還是于謙發話定了朱祁鈺的心：「帝位已定，不會再有更改。只是從情理上還是應該把他接回來，萬一他真有什麼陰謀，我就有話說了。」于謙當時掌握著京師大營的軍權，他的「有話說」自然是響噹噹的，朱祁鈺終於放下心來。

景泰元年（1450年）的八月十五日，過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又是中秋之時，朱祁鎮終於結束了俘虜生涯，在袁彬、哈銘的陪伴下，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北京城。朱祁鈺先是派商輅到居庸關迎接，他自己則在東安門等候哥哥回來。兄弟兩人見面之時相擁而泣，敘過了離情別意，朱祁鈺把淚臉一抹，將哥哥送到了南宮。

南宮，曾是郕王朱祁鈺的寢宮。當初朱祁鎮被俘的消息傳到北京後，朱祁鈺被擁立為帝，搬進了金碧輝煌的紫禁城，從此離開了南宮。而今朱祁鎮回到北京，兄弟兩人互換了位置，哥哥頂著「太上皇帝」的名號住進了落滿塵土的南宮。

物是人非，大臣們叩拜之後，面對空空蕩蕩的南宮，朱祁鎮也只能長歎一聲，掩門而已。

南宮風雲

景泰元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又逢朱祁鎮的生日。前年今日，皇宮中燈火輝煌，大明萬眾同慶，同樣的場景重複了十多年，除了年齡增長了一歲，其他的都沒有什麼改變，朱祁鎮聽百官的賀詞聽得都有些麻木了。而去年今日，在瓦剌王庭，也先為慶祝他的生日，以蒙古禮節召開了盛大的宴會，載歌載舞，大塊大塊的牛羊肉烤制之後滴著熱油奉到他的面前，這些歌舞和飲食，在當時的朱祁鎮看來很是粗鄙。

但和今年今日在南宮的冷清寂寞相比，遙遠草原上的熱鬧宴會竟頗有些令人懷念。今年的生日，雖然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但沒有朝會，沒有賀詞，南宮裡冷冷清清，連一個客人都沒有。

當朝皇帝朱祁鈺不許大臣們去向太上皇帝朱祁鎮表示祝賀，只有皇太后從宮裡派人送了些朱祁鎮以往愛吃的東西，但也不敢光明正大的走正門，而是讓太監從小門遞了就匆匆離開。

朱祁鎮很清楚弟弟在想什麼，如今他和朱祁鈺君臣身份顛倒，弟弟要想對付一個無權無勢只有太上皇名號的自己，比掐死一隻螞蟻還容易。於是今年的生日，他也只有吃著皇太后派人偷偷送來的食物，就著冷清下飯了。

從中秋節那天朱祁鎮回到北京，朱祁鈺就對和朱祁鎮有關的一切都嚴加戒備。十一月初，朝臣中有人上書，提出太上皇生日的時候，讓大臣們去朝拜一下也算是禮節，朱祁鈺對此毫不理會。在朱祁鎮生日這天，他不但不准大臣們去朝賀，也不准後宮派人朝賀，至於他自己，更沒動過去祝賀大哥生日的想法。

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朱祁鈺因緣際會得到了皇位，內心對皇位充滿了患得患失的想法。皇帝人人想做，一旦坐上了自然就不想下來。他在國家危難之時登上皇位，一直忙著和瓦剌打仗，到如今才一年多點的時間，還沒來得及培養好自己的力量。若是朱祁鎮死在瓦剌手裡，成了「先皇」，於公他可以打著為先皇報仇的名義掌握對瓦剌戰爭的主動權，於私也不用擔心皇位繼承問題，結果哥哥竟然在他付出心力締造了和平之後平安回來了！

無論在朝廷還是在後宮，朱祁鎮這個太上皇的影響力都很大，畢竟朱祁鎮自幼就被立為太子，又當了十多年的皇帝，就連朱祁鈺自己也在哥哥面前俯首稱臣了這麼多年。朱祁鈺表面上不能不對哥哥的平安歸來表示歡喜，心裡卻著實覺得哥哥的歸來是個錯誤。如何消除朱祁鎮留給他的心理壓力，對於朱祁鈺來說是鞏固自己權力的當務之急。

每個人都有生日，一個人怎麼過生日本來是自家的私事，但牽扯到皇家，就不光是自己一家人的事情了。皇帝的生日稱為萬壽節，需要大肆宣傳，所謂舉國同慶萬民齊歡，種種禮儀都是彰顯皇權的重要手段，不讓群臣在朱祁鎮生日時朝拜，自然是要降低朱祁鎮在朝廷中的影響力。

此後沒過幾天，到了景泰元年的年底，又有大臣上書說：「元旦快到了，請允許大臣們在延安門朝拜太上皇。」朱祁鈺仍然不許。

憑藉著兩次壓制大臣朝拜朱祁鎮的企圖，朱祁鈺充分展示了自己作為皇帝的權威。朝中大臣也逐漸明白過來——現在的皇帝是朱祁鈺，朱祁鎮已經是過去時了。

按理說，袁彬在土木之變大部分人投降的時候守在朱祁鎮身邊，後來在草原又盡心侍奉太上皇，現在回到了北京，怎麼也得封個大官給點實惠才對得起這一年來的辛苦吧，但朱祁鈺只將袁彬從校尉提升為百戶，除了工資高了些，一點別的好處都沒有。袁彬原先是校尉，也就是個站崗放哨的，現在升到百戶，也不過是個中級軍官，別說在北京城，就是在錦衣衛裡也排不上號。而且他一回北京立刻被調離朱祁鎮身邊，錦衣衛的指揮使也不給他安排工作，每月只領閒差度日。

朱祁鈺如此薄待功臣，自然有他的道理。一是做給朱祁鎮看的，哥哥你看現在朝廷是誰說話算數？你不滿意又能如何？二是做給滿朝文武看的，都看見了吧，跟著朱祁鎮沒什麼好結果，還是老老實實地跟著當今皇上走吧。

袁彬的調動尚屬小事，對於朱祁鈺來說，錦衣衛這樣一個擁有特殊權力的機構，如果不能由自己掌控實在是不能放心。早在朱祁鎮被俘的消息傳到北京當日，阿附王振的指揮使馬順就在朝堂之上被憤怒的百官活活打死，此後朱祁鈺忙於北京保衛戰，暫時沒有時間理會錦衣衛的事情，指揮使便循例補缺。

隨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朝中局勢逐漸穩定下來，朱祁鈺開始動起了整頓錦衣衛的算盤。

錦衣衛在馬順時期，仗著王振王先生的權勢做過不少傷天害理的事情，朱祁鈺都不用主動暗示，有的是言官趁著換皇帝的時候上書彈劾。以前司禮監都壓著這些彈劾奏章，朱祁鎮看不到，現在可一摞摞的全都放到了朱祁鈺的御案前。

朱祁鈺看過之後非常憤怒——一來他確有將錦衣衛大換班換上自己人的意思，二來錦衣衛的所作所為也著實令人髮指。於是皇帝馬上叫來錦衣衛的指揮使大罵一頓，立刻免職扔進了三法司的大獄。

三法司和錦衣衛的矛盾也不是一天兩天了，以前基本都被錦衣衛壓制，早想著能有一天翻身，這一下天賜良機，自然個個盡心辦案。沒過多久，就問出一串的罪行，順籐摸瓜，幾乎將錦衣衛從上到下抓了個遍，判刑流放降職查辦，錦衣衛理所當然地空出了許多職位。

於是朱祁鈺將自己的親信提拔起來填充了錦衣衛的空缺，錦衣衛也就順理成章地完成了從正統朝到景泰朝的轉變。

等整頓完了錦衣衛，掌握了帝國最高的情報機關，朱祁鈺總算可以安下心來好好研究怎麼能讓皇位更為長久地留在自己手裡。

隨著時間的推移，朱祁鈺皇帝的位置似乎越坐越穩當，但皇太子卻還是老哥朱祁鎮的兒子。當日朱祁鎮被俘的噩耗傳到北京，皇太后最初的解決辦法是將朱祁鎮的大兒子朱見深立為太子，由郕王朱祁鈺監國，後來看到主少國疑和君主被俘都會導致民心不穩，危及大明的江山，才由朱祁鈺登基為帝。朱祁鈺登基後以成年君主的姿態指揮北京保衛戰，果然安定了民心，取得了勝利。

此後朱祁鈺的帝位日漸穩固，但朱見深的太子地位卻從來沒人置疑，朱祁鈺死後皇位還是會回到朱祁鎮那一脈，這在朱祁鈺眼裡，無疑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經過無數小動作，朱祁鈺終於廢掉了朱見深，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皇太子。

南宮消息閉塞，廢立太子的消息傳過來時諸事已定，朱祁鎮再有不滿也晚了。聽說兒子被廢，朱祁鎮心中更加驚恐，沒有了皇位做保障，自己這一脈的身家性命就全捏在朱祁鈺的手裡了。

朱祁鎮在南宮的日子，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那就是「與世隔絕」。朱祁鈺<;文;>不許朝中<;人;>大臣與朱<;書;>祁鎮私自見<;屋;>面，每天圍繞在太上皇身邊的只有內宮宦官和名為守衛實為監視的錦衣衛。雖然是名義上的太上皇，但誰都知道，現在的皇帝是看不慣南宮這位的。那些負責看守的太監和錦衣衛，有的對朱祁鎮比較恭敬，更多的則是勢利眼的標準寫照，剋扣錢糧衣物、勒索賞錢等等無所不為。弄得堂堂太上皇后錢氏還得自己做些刺繡的活計偷偷拿出去賣錢補貼家用，就是這樣的倒賣，中間的太監還要盤剝一層。

如今的朱祁鎮無權無勢，對這些太監和錦衣衛不但不能懲處，反而為了更多地得到朝廷的消息，也為了平常日子好過些，還得和他們搞好關係。磨難可以使人成長，這句話一點也沒有錯，從前在瓦剌當俘虜的時候，他自恃身份，不肯對瓦剌的官兵假以顏色，但結果卻是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成問題，後來遇事都由袁彬出頭，服小作揖，才討來各種東西供應自己。

現在袁彬不在身邊，朱祁鎮沒有人可以依靠，相反，還有一大家子人要依靠他。朱祁鎮不得不打起精神，和太監、錦衣衛們周旋。

阮浪是負責南宮事務的太監，也算是朱祁鈺的親信。朱祁鎮對阮浪很是討好，平日裡賞賜不斷，曾經送給阮浪一把刀，刀本身不說，刀袋是鍍金的織繡，非常精美——即使是落難的太上皇，手裡的東西也是皇家氣派。按理說，太上皇賞賜的東西，應該捧回家裡供起來才是，但阮浪平時從朱祁鎮那裡拿過不少好東西，這把刀雖然精美他卻沒看上眼。他手下有一個叫王堯的小太監，要去盧溝橋辦事，阮浪覺得這刀好看威風，就隨手將刀轉贈給王堯——可見朱祁鎮威權掃地到何等地步！

王堯得了這麼一把漂亮的刀，很是得意，天天掛在腰上顯擺。一次他到錦衣衛指揮使盧忠家裡玩蹴踘——也就是踢足球，進行這項運動時掛著刀不太方便，王堯就把刀放在一邊。盧忠得任錦衣衛指揮使，自然是因為他一來忠於朱祁鈺，二來對各種案件有高度的敏感性，這時看到這把刀刀袋如此精美，絕非平常的形制，就存了個心眼。他讓妻子拿出好酒好菜招待王堯，王堯不疑有他，喝得爛醉如泥，倒頭就睡。

盧忠取了刀袋直奔皇宮，向朱祁鈺告發說：「南宮陰謀重新讓朱見深當皇太子，這把刀就是他和外面聯絡的證據。」

朱祁鈺一聽大怒，立刻命盧忠成立專案組調查。王堯酒還沒醒就進了詔獄，錦衣衛各種刑具一擺，嚇得他魂飛魄散，怎麼也想不到一時的虛榮竟扯上了什麼南宮陰謀。於是為了保命，王堯一股腦兒地全都交代了，盧忠沒費什麼功夫就知道了這把刀的真實來歷。

事情匯報到朱祁鈺那裡，立命斬殺阮浪、王堯，這不算完，朱祁鈺讓盧忠還要繼續追查，窮追到底！盧忠本來是想建功邀賞，但沒想到皇帝怒氣如此之盛，竟然要追查到底。這把刀的來龍去脈非常清楚，還怎麼追查到底？難不成是想追查到太上皇的頭上？

殺官殺民盧忠從不手軟，但事牽皇室，尤其牽扯到南宮那位做過十幾年皇帝的太上皇，他心中大懼，不知該如何是好。彼時沒有心理醫生，人們遇事不是問蒼天就是問鬼神。於是盧忠悄悄請了個術士到家裡，問他這件案子該怎麼處理。

這術士表演了一番通天占卜之後，對盧忠呵斥道：「太上皇是真命天子，你若是陷害他就是大凶之兆，只怕你死也沒法贖罪。」盧忠驚懼之下忙問避禍之道，那術士教他如此這般即可。

於是過了沒多久，朝廷上下都知道了錦衣衛指揮使盧忠大人發瘋的消息。案件主管人員發了瘋，那這案子還辦不辦了呢？內廷外朝對這個牽扯到太上皇的案子也是議論紛紛，最後大學士商輅出面和司禮監太監王誠協商：「盧忠已經瘋了，他的話不可相信。如果聽信他的話，使皇上背上罔顧親情的罪名，那就壞了朝廷的大體。」王誠連連稱是。

面對內閣、司禮監兩大集團聯合施壓，朱祁鈺也無可奈何，只好叫錦衣衛不必再深入追究。一把刀引發的血案就這麼被內閣和司禮監聯手壓了下去，既然兩個當事人已經死了，就此了結即可，不要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下去了，維護皇家親情的表面繁榮要緊。

這件事過去之後，朱祁鈺對於南宮的守備工作更加慎重。他命人將南宮的圍牆加高，同時砍掉了南宮的所有樹木，為的是防止有人通過爬樹和外界聯繫。此外還命人將南宮大門鎖上，在鎖孔裡灌進鉛汁，使人有鑰匙也無法打開。整個南宮和外界唯一的接觸就是一個送飯的小口，這一下，南宮真正是與世隔絕了。

贈刀本為討好看守，卻沒想到後果竟然如此悲慘，朱祁鎮麻木地看著弟弟做的這些事。南宮寂寞，夏天在樹下乘蔭本是朱祁鎮的一點閒情，卻由於莫名其妙的理由連棵樹也留不下來。如果說之前朱祁鎮心裡還存著兄弟情分，那麼隨著一棵棵大樹轟然而倒，他心的裡兄弟之情也隨之消失。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朱祁鈺要對他做什麼他根本也沒法反抗。對這個兄弟的性格，朱祁鎮還是很瞭解的，他知道這個弟弟雖然貪戀權位，但膽子不大，不願背上為了皇位而殺兄的罪名，至少自己性命無憂。皇帝陛下既然要我在這鐵桶般的南宮裡自生自滅，那我就偏好好活著，看我們誰能笑到最後！

朱祁鈺的確如他哥哥所料的那樣，最絕的事情——派人殺死朱祁鎮——他還做不出來，不除根本，只做這些邊邊角角的事情徒然授人以柄。皇帝如此刻薄地對待太上皇，使得朝中和內廷對朱祁鈺的評價很低。大明朝本就以禮教立國，就是平常的人家，「兄友弟恭」也是一條基本禮法，皇家更需要為全國人民做表率，如今弟弟如此對待哥哥，外朝的大臣們礙於皇權不敢置喙，但內心深處卻對朱祁鈺的做法深感不滿。

這種不滿本來深藏於心，如果沒有相應的水土是無法發芽成長的，但朱祁鈺的命運似乎注定伴隨著不安與動盪。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剛被立為皇太子一年半的朱見濟因病去世了。

朱祁鈺只有朱見濟這麼一個兒子，小小年紀突然死去，不少朝臣藉著這位皇太子的死大做文章。禮部郎中章綸上書說：「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陛下您當初也是作為臣子接受太上皇的冊封。太上皇是天下臣民的父親，陛下您應該經常率領群臣朝見太上皇，以彰顯尊崇之道。同時應該復立太子，以定國之根本。」

這份上書專挑朱祁鈺最不愛聽的話說，深深刺激了朱祁鈺，於是他當即將章綸扔進了錦衣衛獄，嚴刑拷打，體無完膚。

然而大明士子本著讀書人的氣節，他們看重的是朱祁鈺對於朱祁鎮絲毫沒有盡到兄弟之恭，章綸說的話本就是他們想說的。於是章綸雖然入獄，卻聲名鵲起，弄得朱祁鈺想殺他還得考慮一下輿論影響，膽子不夠大的朱祁鈺沒找到什麼章綸真正該殺的理由，又不想放他出來散佈危言，只得無限期地把這個麻煩關下去。

章綸首開上書請求善待太上皇和復立皇太子的先河，朝中很多大臣紛紛效仿，甚至有很多偏遠地區的小官也上奏章指責皇帝。在嚴守禮教和借上書博得直名的雙重肯定之下，朝廷中開始瀰漫著對於皇帝的不信任和對太上皇的嚮往。這種情緒中，還有一部分朝臣夾雜著對於兵部尚書于謙所擁有的過高權力的不滿，逐漸演變為黨派之爭。

比如武清侯石亨，在北京保衛戰時曾立下大功，得封侯爵。他見于謙得到朱祁鈺信重，為了討好于謙，就跟于謙說準備請皇帝封賞于謙的兒子，結果被正直的于謙拒絕了，不但拒絕，而且還斥責石亨說這是一種徇私的行為。石亨由此對于謙由恩生怨，連帶著對信任于謙的朱祁鈺也心存不滿，心中的天平逐漸倒向了太上皇一邊。

而左都御史徐有貞在朱祁鎮被俘的消息傳到京城時嚇破了膽，提議遷都南方，被于謙當場呵斥，從此對于謙也懷恨在心。

再加上一個內廷的太監曹吉祥，他善於見風使舵，無論是朱祁鎮還是朱祁鈺對他都頗為寵信。然而曹太監屢有不法之事都被于謙壓制，心中對于謙也是恨極，經常在朱祁鈺面前說于謙的壞話。只是朱祁鈺對于謙就像當初朱祁鎮對王振那樣，幾乎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因此對頭們始終無法撼動于謙的地位。

這樣一來，內廷和外朝中對于謙不滿的人逐漸走到了一起，他們知道只要于謙在就沒他們的好日子過，而只要朱祁鈺當皇帝，于謙就不會倒台。這麼一番推理下來，結論就是要想過好日子就得讓于謙倒台，要想讓于謙倒台就得等朱祁鈺下台。而按常理來說，朱祁鈺才二十幾歲，正是未來多於過去的年紀，如果沒有特殊情況發生，似乎他們是無法熬出頭的。

若是個殺伐決斷的君主，斷不會讓朝廷輿論長久處於混亂之中。但在如何處置朱祁鎮和朱見深的問題上，朱祁鈺始終優柔寡斷。他所信重的于謙掌握著大明軍權，若是一力擁戴，只怕朝中也不敢有二話，但于謙似乎和朱祁鈺一樣，在新舊兩個皇帝間徘徊不定。

于謙在非常時期首先提出國需長君，將朱祁鈺推上了皇帝寶座，這一來自然得罪了朱祁鎮。但在是否迎接朱祁鎮回國的問題上，他又深明大義，一錘定音，可以說是朱祁鎮最終安全回國的功臣。在廢立太子的過程中，于謙固然沒有阻止朱祁鈺廢掉朱見深，卻也不曾主動上書請立朱見濟。因此，在整個景泰朝中，于謙的身份可以說是朝中最為朱祁鈺所倚重的權臣，但他的態度卻一直都很曖昧不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了朝中的情勢。

朱祁鈺在道德標桿的指控中屬於被告的那一欄，為了自己這個皇帝的名分，他犧牲掉了所有的一切，但結果卻是感到南宮的影響力仍然無所不在。日夜煎熬之下，朱祁鈺的身體逐漸垮下來，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病勢加重，眼看就起不來了。

此時的朝廷中最為主導力量的輿論是要求朱祁鈺復立原太子、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而在石亨、徐有貞和曹吉祥的眼裡看到的卻是——「與其等朱祁鈺死後由原太子朱見深登基，不如擁立太上皇復位，可以取得更大的功名。」

這個時機對於石亨、徐有貞和曹吉祥來說，正是期待已久的「特殊情況」。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凌晨時分，趁著朱祁鈺病重，石亨、徐有貞、曹吉祥裡應外合，率領數千士兵發動政變，他們用巨木撞開南宮大門，將朱祁鎮接到奉天殿。幾小時後，大臣們上朝時才發現皇帝已經換了人，太上皇朱祁鎮復辟，宣佈當年改元天順，景泰八年就是天順元年——朱祁鎮也成了明朝唯一有兩個年號的皇帝。而朱祁鈺重又成了郕王，拖著病體搬離了皇宮，沒過多久就去世了。

朝中大臣雖然錯愕，但都沒有太多的反彈，很平靜的接受了兩兄弟之間的皇權交接，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奪門之變」。

太上皇復辟

原本已經心如死灰的朱祁鎮怎麼也沒想到還有翻身的一天，頭天還有孩子念叨元宵節怎麼沒有花燈可看，自己除了安慰一番也只有黯然神傷而已，轉天早上竟又回到了闊別八年的奉天殿。對於失而復得的皇位，朱祁鎮大喜過望，石亨、徐有貞和曹吉祥在他眼裡成了和當年的王振、袁彬可比肩的大忠臣。

朱祁鎮重登皇位，大封功臣，石亨由侯爵晉陞為公爵、被封為忠國公，此外還封了一堆侯爵，徐有貞則從左都御史加官翰林學士，直接進入內閣，達到了文臣的頂峰地位，曹吉祥以太監的身份掌管了京師三大營的重兵。

這批功臣被朱祁鎮認為有「奪門迎奉之功」，他們和朱元璋時期的開國功臣、朱棣時期的靖難功臣一樣，作為跟隨皇帝打天下的回報，功勳卓著，分到了無數封賞。不過正如當年開國、靖難的功臣們大多不得好死一樣，這些所謂奪門功臣下場也重蹈了先輩們的覆轍。而且時移勢易，朱元璋、朱棣時代的功臣們好歹算是拋頭顱灑熱血真刀真槍幹出來的功勳，而今的奪門功臣卻遠不如開國、靖難的那些功臣們真材實料，為了爭權奪利，沒過多久就鬥得你死我活，下場比起先輩們來說更為可恥可悲。

然而在石亨他們內鬥之前，首先要對付的是景泰時期和他們作對的那些大臣，自然，要打著為朱祁鎮重登皇位之戰祭旗的名義。就在朱祁鎮復位的當天，作為景泰朝文武官員代表的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王文和兵部尚書于謙雙雙被下錦衣衛獄。

徐有貞早就準備好了于謙和王文的罪名——逢迎景泰帝朱祁鈺，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在朱祁鈺病重時圖謀迎立外藩襄王之子登基——總而言之一句話，他們都該死。

在錦衣衛獄裡，王文還想抗辯，于謙卻已經認清了現實，苦笑著勸阻同僚：「這些都是石亨他們的意思，咱們分辨又有什麼用處？」當然沒用，錦衣衛也沒準備聽他們的辯解，只是走走審訊的過場而已。

錦衣衛很快送上「供詞」和處決意見，朱祁鎮卻有些猶豫——不是對王文，王文在景泰時期因堅決支持朱祁鈺廢立太子而得以進入內閣，朱祁鎮對他早就深惡痛絕，而是對于謙。朱祁鎮並不糊塗，他知道于謙有大功於大明江山，如今殺了他只怕會背上千古罵名。可是徐有貞在一旁惡狠狠地說：「不殺于謙我們奪門就師出無名。」

於是，一代名臣于謙就這麼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于謙、王文死後，奪門功臣對景泰時期得罪過他們的大臣展開了瘋狂的報復，大批官員或被貶斥，或被流放削籍，甚至有畏懼自殺的。景泰時期的內閣成員除了王文被殺外，也全部自動退休讓位。

在朝廷大臣大換牌的同時，石亨、徐有貞和曹吉祥這三大奪門功臣的巨頭之間因為利益而結成的合作紐帶，也最終因為利益而斷裂。三人在朝廷裡各結朋黨，互相攻訐，搞得朱祁鎮得不到朝廷的真實信息，心中十分厭煩，於是就派錦衣衛暗中查探，時稱錦衣衛「緹騎四出，天下不安。」

這其中，錦衣衛指揮使逯杲的工作成果最為突出。逯杲對外身份為石亨的私人，和徐友貞、曹吉祥關係都很鐵，實際上卻是朱祁鎮安插在奪門功臣中的間諜。逯杲因為有皇帝暗中撐腰，不管是新功臣還是舊權貴他都不怕，比如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皇太后的親戚會昌侯孫繼宗兄弟侵吞官田，舉朝上下都畏懼他們的權勢不敢彈劾，只有逯杲加以劾奏，逼迫他們把田還給國家，直到他們服罪才算了結，這也算是為國家——其實是為朱祁鎮——做了件好事。但表面上來看，在朝廷的黨派劃分中，他是奪門功臣的親信。石亨他們這些功臣本就非良善之輩，一居高位就貪色斂財，而逯杲不知是出於本心還是為了推波助瀾，他更多的作為是到處羅織罪名，對大臣們敲詐勒索，更加敗壞那些功臣們的名聲。

不光是京師，錦衣衛還派出緹騎奔赴帝國四方，這些人到處橫行不法，羅織罪狀，目的卻是為了斂財。地方上的文武大員、富家豪門紛紛進獻樂伎及財物以求免禍，就連分封各地的親王、郡王們也不能倖免，弋陽王沒有送賄賂給逯杲，結果被他誣告和母親通姦，母子二人都被賜死。

皇族貴胄尚且如此，其他的官員百姓就更淒慘了，凡是不肯主動賄賂逯杲的都被胡亂安上個罪名定案，史書上說天下有資格朝見皇帝的官員大半受到指控，逮捕一人，和他有關聯的幾大家立即破產，打擊面之廣可見一斑。以至於地方上有些膽大的人出門旅行時假稱自己是錦衣校尉，坐著各地驛站公家的車縱橫奔走，既不用掏路費，反而還能順便敲詐一筆橫財。地方官員們真假難辨，為保平安也只能破財免災。

這麼積累下來，朝中和民間對奪門功臣的怨氣越來越大，逯杲更從中挑撥功臣內鬥，並將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匯報給朱祁鎮知道。

就在朱祁鎮復辟後不到四年的時間裡，徐有貞、石亨先後被貶，這背後都有逯杲的身影存在。到了天順五年（1461），曹吉祥狗急跳牆，聯絡了侄子曹欽準備造反，逯杲偵查到實信後準備報告給朱祁鎮，被曹欽發覺，砍下了這位錦衣衛指揮使的腦袋。

逯杲就這麼為了事業丟了性命，而他在朝中因為羅織過甚，文人們對他的評價極低，死後還被載入《明史》的《佞幸傳》，萬世不得翻身。

和逯杲相比，天順朝另一個橫行霸道的錦衣衛指揮使——門達——的經歷更為有趣。當日論述奪門之功，除了石亨、徐有貞等主謀策劃人員外，凡是參與奪門的基層官兵也都加官晉爵，門達本來只是錦衣百戶，因為參與奪門而被晉陞為錦衣衛的指揮同知，並很快升為了指揮使，專門受理刑獄，在逯杲因公殉職之後，門達最為朱祁鎮親信，開始了他在天順朝飛黃騰達的經歷。

且說在天順朝初年，門達的聲名很好，朝臣「稱達賢」。他之所以得到外朝大臣們的好評，據說是因為上任以來糾正了很多以前錦衣衛的冤假錯案，釋放了不少被關押多年卻沒定罪的犯人。從來都是虎口的錦衣衛獄，在門達掌權時竟有犯人盼望進去，為的就是聽說門達不會為了興起大獄而嚴刑逼供。再和逯杲的不法行為一對比，朝野上下不禁感歎，錦衣衛中竟然還有門達這樣賢明的人物啊。

不過對於門達來說，這種賢名卻不是他有意為之的，換句話說，那實在是個天大的誤會。從來一朝天子一朝臣，何況錦衣衛這種天子耳目？當日朱祁鈺一上台，錦衣衛立刻換掉正統年間的舊人，也曾得到過朝野讚揚之聲，但沒過久錦衣衛就故態萌初，衛卒「伺百官陰事，以片紙入奏即獲罪，公卿大夫莫不惴恐。」這段史書記載的話熟悉不熟悉？從錦衣衛建立，每一朝每一代都能看到類似的話語。

而今朱祁鎮經歷了被俘和幽禁的苦難波折，兩次登上皇位，政治手腕越來越純熟，他暗中給予錦衣衛過強的權力，明著則在內閣中培植信重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賢。李賢素有高名，從來實心用事，不阿附任何黨派，在景泰到天順之間的官員大洗牌中仍為朱祁鎮所倚重，由他出面向朱祁鎮建議清理錦衣衛的舊案，自然得到了皇帝的同意。

逯杲身負監視百官的重任，清理門戶的工作落到了門達身上。新人上台為了立威，總要翻一翻前人辦過的案子，若前人秉公執法，則翻案就是製造冤假錯案，然而錦衣衛從來就和「秉公執法」這幾個字不沾邊兒，舊案本身就是冤假錯案，翻案等於是平反。再加上錦衣衛裡關的一般都是些有名望的文官，他們的案子平反之後自然要為恩公說好話，於是乎，朝野相傳，門達賢名大盛。

不過門達心裡明白，自己要想飛黃騰達，靠的不是文臣們說的那幾句好話，而是皇帝朱祁鎮的金口玉言。在奪門功臣互鬥的時候，逯杲仗勢跋扈，將門達壓得不敢抬頭，等逯杲一死，門達立刻抖起來了，行事方法全學逯杲那一套——他知道，這一套最對朱祁鎮的心思。

逯杲死後，門達以錦衣衛指揮使兼理詔獄，他最想對付的一個人就是皇帝的救命恩人——袁彬。

袁彬於景泰元年中秋節和朱祁鎮一起回到京城，朱祁鈺對這個朱祁鎮的大忠臣心中十分厭惡，只是象徵性地把他升到錦衣衛百戶之職，然後就將他和朱祁鎮隔離開，再不予理會。在景泰一朝七年的時間裡，袁彬一直默默無聞。還好他是個老實人，別人不理他，他也不會主動招惹什麼是非，就安心領著干俸，只是時時掛念窩在南宮裡的朱祁鎮。

時來運轉，朱祁鎮重新當了皇帝，袁彬也就熬出了頭，迎來了好日子。朱祁鎮是個極念舊情的人，重登帝位後，連臭名昭著的王振都立了牌位懷念，何況在瓦剌時結下深厚感情的袁彬呢？於是袁彬就被越級提拔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和同知，並很快升為指揮使。朱祁鎮由皇帝而俘虜，由幽居而再為帝，這幾番人生波折下來，對人間的冷暖寒涼知之甚深，錦上添花從不缺人，雪中送炭卻很難見到，如今帝王生活越是富貴，就越顯出當日袁彬的可貴之處。他時時將袁彬召進宮，賜宴閒話，一起回憶草原上的種種往事，也只有在這個時候，才能放棄一切虛偽的客套，做回那個真的自己。

從蝸居一隅的宮廷侍衛到權傾天下的錦衣衛指揮使，再加上皇帝的非常禮遇，袁彬一時間被沖昏了頭腦，也尋思起利用手裡的權力為自己謀點「福利」——他畢竟不是聖人，況且我們都知道，在錦衣衛這個大染缸裡想不學壞何其之難！

正好朱祁鎮乳娘的丈夫季福在錦衣衛裡擔任百戶之職，他看到逯杲派往四方的錦衣校尉，離京前兩手空空，回京後車載斗量，頗有些心動，也想討個外差出京去發財。季福通過宮裡一個叫夏時的太監找到了袁彬的關係，主動要求去江西「偵查」百官，自然，見到袁彬的時候也少不了提一提將來分成的事情。袁彬動了心，又不敢一個人做主，就拉上了另一個指揮使王喜一起，沒向朱祁鎮匯報就派季福出京了。逯杲耳目眾多，季福出京的事很快就被他知道了，逯杲怎肯讓自己的權益受損？立刻將此事報告給了朱祁鎮。

季福被追回，問出是袁彬和王喜讓他出京，事情扯上袁彬，朱祁鎮一力維護，說：「只憑袁彬和王喜還不敢私自派人出京，事情一定還有主使的人。」於是又追查出夏時，明朝的事情一扯上太監，通常就不能以常理推斷，逯杲發現夏時是所謂的主使，知道朱祁鎮不會再追究下去，也只得偃旗息鼓。夏時一點事兒都沒有，袁彬和王喜交了點罰款這件事也就過去了。逯杲知道袁彬和朱祁鎮的關係鐵，夏時又是太監不好動，便將矛頭對準王喜，後來隨便找了個私放囚犯的罪名安在王喜身上，將他解職，才總算出了一口氣。

吃了一塹，袁彬並沒有長一智。

當時錦衣衛緹騎四出，借偵查之名斂財，雖然大多數官員不敢管，但也偶有強項令偏要出頭——刑部郎中何喬新就是個中翹楚，他執法甚嚴，遇到錦衣衛的人犯法也決不寬貸。正好一個袁彬的舊識犯在了何喬新手裡，家人通過關係找上了袁彬，請求袁彬出面講情。袁彬也是個念舊情的人，自己富貴了也沒忘記當初一起站崗的老夥計，於是親自向何喬新求情，卻被何喬新嚴詞拒絕，到了也沒能救下那個舊識。

若是逯杲或者門達，只怕會就此設法報復，何喬新得罪了皇上眼前的大紅人，不死也得進詔獄脫層皮。但袁彬卻絲毫沒有想過要報復的意思，何喬新拿大明律法壓他，他也就認了，只是轉過頭來拿出錢財安撫舊識一家的生活而已。

經過這兩次折騰，袁彬終於發現自己和這個官場是兩個世界，他終究是個老實人，對官場上的種種玄機總也弄不明白。有時進宮忍不住和朱祁鎮說些自己心頭的疑問，朱祁鎮自然明白這其中的奧妙，但這種事情明白的自然明白，不明白的也沒法靠頓悟明白。朱祁鎮也知道袁彬老實厚道，於是對袁彬一力安慰，給他更多賞賜，將他提拔為都指揮僉事，卻不再讓他擔任錦衣衛的實際職務。

逯杲死後，門達上台。門達一力立威，他繼承了逯杲廣派校尉四出偵查的那一套，而且還有新的發展——鼓勵鄉人百姓向官府告密。河南裕州有百姓報告錦衣衛，說知州秦永昌貪暴。門達立刻派校尉把秦永昌抓到京城，嚴刑拷打之後，秦永昌被迫承認了罪名，門達將其抄家之後上奏朱祁鎮。朱祁鎮覺得門達果然有能力，大筆一揮——斬立決，而秦永昌的上級主管和負責河南地區的巡查御史等也都以辦事不利等罪名一起下獄。

這一下朝臣們認清了門達的真面目，他的好名聲來得快去得也快。很快，門達的跋扈比之逯杲就有過之而無不及，史書上說他當了指揮使之後，「勢傾朝野」，錦衣衛製造的冤假錯案比起他當初平反的只多不少，「冤號道路者不可勝記。」

洋洋得意之下，門達也和當年的紀綱一樣，總結出了錦衣衛抓人的套路。紀綱當時是將某官指定為犯人後敲詐勒索，待其家錢財被勒索一空後再行殺人，這一套傳到門達之時，錦衣衛早就駕輕就熟。門達總結出的新經驗是：「武官們都不好惹，看把曹欽逼急了又如何？他一橫心乾脆殺了逯杲。所以咱們主要還是要對付文官，他們只有一張嘴，再狠也不能拿咱們怎麼樣。」——文人們可算是遭了殃。在門達的特務統治下，錦衣衛歷經數朝的監獄都不夠用了，還在京城建了新的監獄以容納越來越多的犯人。

且說某回，一個為錦衣衛打雜的小吏犯法後被中府都事黃讓打了一頓，門達知道後尋了個罪名將黃讓貶到偏遠的廣西，這下舉朝大嘩，原來不光錦衣衛動不得，就是錦衣衛的狗也動不得！如此一來門達威權日盛，朝中大臣見了他也多是恭恭敬敬的模樣，直追當年紀綱的氣勢。

但朝中依然有人不買門達的賬，大學士李賢是一個，都指揮僉事袁彬又是一個。

李賢在天順朝一直是內閣首輔，他不但不去討好門達，反而經常在朱祁鎮面前點出錦衣衛的種種不法之事，朱祁鎮雖然沒有懲處錦衣衛，但也沒有責怪李賢的意思。這在帝王來說是很自然的事情，王道霸道合一方能治理天下，用錦衣衛行霸道之事，用李賢就是行王道之事，哪一個對於朱祁鎮這個皇帝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從這點上來說，朱祁鎮比明朝後來的幾個皇帝可強多了。

而袁彬呢，他根本就沒想過自己還需要去討好門達。在他來說，偶爾陪朱祁鎮回憶過往，其他時候安穩地過日子就是了，他想不出任何自己需要討好門達的理由。

朱祁鎮用李賢來搞的政治平衡門達不懂，袁彬與世無爭老實過日子的想法門達也不懂。在門達心裡，李賢也好，袁彬也罷，凡是不懂得討好他的人都要受到教訓。

於是門達暗中指使人向朱祁鎮告發袁彬有種種不法行為：用公家的木材蓋私人住宅，向督工的宦官索取磚瓦，搶奪人家女子做妾等等。朱祁鎮心裡完全知道袁彬做不出這些事，但告發的人說得有鼻子有眼，於是他就讓門達去調查清楚。

當時有個叫楊塤的軍匠，很為袁彬鳴不平，於是寫了20條罪狀，反過來狀告門達的不法行為，朱祁鎮同樣交給了門達。朱祁鎮很瞭解門達的手段，只對他說：「你怎麼處理我不管，我只要袁彬活著就行。」

門達本來想讓別人出頭，用這件事把袁彬整死，沒想到朱祁鎮將案子直接交到他的手上，而且明說了不許動袁彬，這下才明白朱祁鎮對袁彬的感情有多麼深厚。

既然袁彬動不了了，換了別人恐怕就此罷手，但門達腦筋一轉，想到了李賢身上。

他傳訊楊塤，諸多審問之下，楊塤明白了門達的意思，於是招供說：「我一（「文、）個小小的（「人、）軍匠哪裡能（「書、）知道這許多（「屋、）秘密之事，都是李賢李學士教我這麼說的。」門達大喜，立刻派人上報朱祁鎮，要求會同三法司共同審理此案。朱祁鎮沒想到門達竟把腦子動到了李賢的頭上，他沒有主動要求不動李賢，而是派了個太監裴當去監審。

會審之時，門達要將李賢抓來一起審問，裴當阻止說：「大臣不可侮辱。」門達就把將楊塤帶上來，想著讓他說出李賢是主使，再怎麼不可侮辱也得抓來下獄了。沒想到在內宮太監和三法司面前，楊塤突然改了口，說：「李學士是內閣首輔，我一個小小的軍匠怎麼會和他認識呢。這都是門錦衣教我這麼說的。」

門達錯愕不已，一時沒想好怎麼接話，袁彬趁機在一旁歷數門達的種種罪行。結果這一案門達全盤皆輸，不但沒有整倒袁彬和李賢，反而把自己拖下了水。不過他平日氣勢太盛，三法司的官員們不瞭解袁彬，卻瞭解門達睚眥必報，最後竟判袁彬絞刑、楊塤斬刑。

朱祁鎮接到判決報告，氣得渾身發抖，三法司官員瞞報，裴當卻將當日情形如實相告。朱祁鎮沒想到門達的權勢竟使三法司如此顛倒黑白！不管怎樣，法律的嚴正性還是要維護的，他也不好直接駁回三法司的判決，於是迂迴救援，命袁彬拿錢贖命。袁彬糊里糊塗捲進了大案，又糊里糊塗撿回了性命，朱祁鎮知道他不適合官場，就將他轉封到南京錦衣衛，遠離北京的是是非非。此外楊塤勇敢告發也值得嘉獎，於是免去死刑，只是關押。同時心中對門達警惕起來，這樣一個權臣不可長留啊。

門達經此一事，也發覺到朱祁鎮對自己的信任不再，正好此後朱祁鎮身體狀況不太好，他就將維護權力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位皇帝身上。於是門達花費大量錢財一力結交太子朱見深身邊的太監，以求將來太子登基，自己還可以繼續如今的權勢。

門達的主意打得不錯，但他挑人的眼光太差。他挑中的是東宮太監王綸，沒想到王綸自身難保，還沒等朱見深登基就犯了事兒，還牽扯到了門達的身上。

再找新的靠山已經來不及了，天順八年（1464年）正月十六日，三十八歲的朱祁鎮病逝於皇宮，廟號英宗。皇太子朱見深即位，宣佈改元成化，是為明憲宗。

門達被王綸牽連，被貶往貴州帶薪掛職。他前腳剛出京城，後面御史們就開始和新皇帝一起算錦衣衛的賬。朱見深從諫如流，在朱祁鎮死後不到一個月，就將門達從路上追回下獄——三法司的獄，先是論了斬首之罪，後來因為皇帝喪期不宜見血，改為流放廣西。

而在新舊皇帝交接的時候，袁彬被朱見深想了起來，將其從南京召回，執掌錦衣衛衛事。

不可一世的門達自作自受，敗亡於自己的弄權之下。老實厚道的袁彬卻得到了朱祁鎮、朱見深父子兩代的敬愛，他與世無爭，得享高壽，弘治元年（1488年）以87歲的高齡病逝。袁彬去世時官爵為光祿大夫、上柱國、左軍都督，為帝國超一品的大員，連母親和妻子都是一品誥命，就連他的墓地也有明朝一最——袁彬的墓地是明墓中現存御制碑最多的墓，其殊榮可見一斑。

在錦衣衛的歷史上，袁彬是唯一一個始終得到皇帝善待，而且在外朝也有盛名的人。他的性格本不適合這個特殊的機構，但因為偶然的機會，他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扭轉了錦衣衛在朝臣眼中的固定模式。但他的經歷卻無法複製，此前和此後，錦衣衛裡再沒有過他這樣老實厚道的人出現，惡名跟隨著錦衣衛，一直到王朝末路。

四、乾兒子們的時代

頭號幸臣

朱見深在位二十三年，他在歷史上為人所知的，除了信任太監汪直，弄出了個西廠禍國殃民之外，就是一生都在愛戀一個比他大十七歲的萬貴妃了。這段姐弟戀貫穿了朱見深一生，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萬貴妃死後沒多久，朱見深也追隨戀人而去，廟號憲宗。繼承皇位的是其子、廟號孝宗的朱佑樘。

明憲宗庸君一個，而明孝宗在史書上卻有賢德的名聲，可惜朱佑樘壽命不永，以三十六歲的壯年之齡病死。其長子朱厚照即位，改元正德。

朱厚照時年方才十五歲，他在歷史上可是極為特殊的一位皇帝——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明武宗正德帝。

而正德朝錦衣衛故事的發端，大約得從劉瑾得勢的情形說起。

劉瑾是個太監。他的本姓很怪，姓談，因為早年依附某位姓劉的公公，於是冒姓了劉氏。大明弘治十八年的五月，執政勤勉，享有明君美譽的孝宗朱佑樘因病撒手人寰，作為大行皇帝唯一的兒子，時年十五歲的朱厚照接班繼位，是為武宗。劉瑾是東宮舊臣，厚照稱制，他跟著搬進大內，做了個鐘鼓司的掌事太監。沒多久，又進階內官監，提督禁軍團營事務，儼然成為了天子身邊的頭號幸臣。

劉瑾得寵，自然有他得寵的理由。朱厚照這個人，天資聰穎，幼時讀書便能過目不忘，只是他生性好動，喜歡聲色犬馬，一朝登基，身旁又沒了父親的管束，滿門子心思便都沒能放到正經的地方。在他周圍，有八名太監，以劉瑾為首，外加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和張永，號稱「八虎」，這時紛然投其所好，進奉些珍奇異獸、美人歌舞不說，劉瑾更是帶頭教唆小皇帝微服出宮，跑到皇城外面去尋歡作樂。朱厚照被伺候得飄飄然不亦樂乎，對這些人自然格外親厚，至於原本枯燥乏味的朝政，既是提不起興趣，縱情歡娛之際，也就實在是抽不出多少時間來打理了。

當然，皇帝貪玩，不問國事，只要還有下面的大臣們凡事勉力維持，以帝國嚴謹詳備的文官體系而論，其實就未必真能出得了多大的亂子。只是劉瑾志向，卻遠非奉迎天子這麼簡單。他是要以英宗朝的大太監王振——就是那位一手釀成了土木堡事件的王公公——為人生楷模，以寵取幸的同時，更要百尺竿頭努力奮進，達到肆意操縱朝政決策的地步。在他三番四次的建議和鼓動之下，朱厚照動輒變革舊制，更改成憲，把個國家弄得是烏煙瘴氣，一塌糊塗，百姓由此飽受侵凌，苦不堪言。折騰大半年過後，就連中央政府的六部九卿，也有多半路來訴苦，說是因為劉瑾等人的橫加干涉，各部門的日常工作都已經無法正常開展下去了。

朱厚照怎麼回答呢？他的對策是不理不問，不予任何肯定的答覆。他大概是覺得，奏疏你們愛寫不寫，那是你們的自由，我管不著，可我也沒有非得批復的義務。你們寫你們的，我玩我的，咱們各不相干。有時候被逼得急了，就佯裝悔過地向大臣們表示說，「我聽說皇帝沒有不犯錯的，只要改了，就還是好的嘛」，糊弄而已。等到風頭過去，便又統統置諸腦後，依然故我，一副渾然不為所動的架勢。

梗介的大臣們積怨日深，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出來。朱厚照登基後的次年，也就是正德元年的冬天，十月，以吏部尚書韓文為首，百官聯名上奏，向皇帝發起了請願誅殺「八虎」的行動。而在韓文背後主持大局的，則是時任內閣首輔的大學士劉健，以及他的兩位閣僚，李東陽和謝遷。

要說起這三位閣輔，號稱當世賢相，早在孝宗年間便有俗諺，說的是「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李東陽善於籌謀，劉健能斷大事，謝遷於時政總能有著精闢獨到的見解。有了他們的從旁輔佐，孝宗朱佑樘生前某除舊弊，整頓朝綱，自然事半功倍，成效蔚然。為了表示對功臣的嘉獎，朱佑樘又特別賜予他們蟒衣朝服——蟒比龍少一爪，形神相似，人臣得此殊榮，實可謂尊崇至極——這也就開了日後大明朝的閣臣們因功而獲賜蟒的先例了。

而這其中，又以劉健學識淵博、品性剛直，最得朱佑樘信賴，將他尊稱作先生，從不直呼其名。臨終的時候，朱佑樘還曾經在病床上掙扎著坐起身子，拖過劉健的雙手，百般叮嚀，把整個兒大明江山和太子朱厚照一起托付給了這位閣老。托孤重臣嘛，劉健自覺重任在肩，如今眼看著朱厚照成天胡作非為，朝政日漸頹靡，就連朱佑樘生前欽定的諸多大政方針，也因為劉瑾等人恃寵亂政，到頭來落得了個停滯不前，不了了之，他這心裡如何能不著急？

要知道，皇帝畢竟年輕，涉世未深，縱有不對，也都是因為受了小人的蠱惑。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為了答謝朱佑樘的知遇之恩，為了大明朝的江山社稷，今天便是捨棄了這身榮華富貴，也要和這班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們一爭到底了。

「劉瑾必須死。他們這些閹人，惡貫滿盈，得罪的是大明朝的列祖列宗，即使當今天子，也不能徇私縱容，法外施恩寬赦了他們。」

內閣來勢洶洶，大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勁頭，然而說到底，他們所依仗的，其實不過「皇帝應該這樣，皇帝不應該那樣」如此空泛的道德說辭。皇帝要是不依，非要由著性子胡來，這些職權不過「擬票聽旨」而已的「高級秘書」們，又能有多少辦法來與皇權相抗呢？

朱厚照被群臣圍攻，騎虎難下，於是想著同內閣打個商量，把死罪改判發派南京，如此大家眼不見、心不煩，皆大歡喜嘛。可沒想派去談判的人剛一進門，就給劉健鐵青著臉頂了回去。內閣動了真格的啦。朱厚照雖然成天不務正業，可說到底腦瓜子還是好使的，大臣們列舉出「八虎」種種惡行，他其實心知肚明，只是一來逆反心理作祟，不喜歡有誰仗著資格老學問高對自己耳提面命，二來劉瑾他們幾個跟隨自己多年，主僕情深，忽然說殺就殺，那也實在下不了這個手——就算阿貓阿狗什麼的，養得久了不也都有些感情不是，凡事都可以商量，哪能這麼不近人情呢？一次不行，他就再派人過去，非得把劉瑾說得回心轉意了不可。

只是他這次卻托非人了。這天晚上，司禮監的秉筆太監、東廠提督王岳奉著聖諭，跑來內閣替劉瑾向劉健討條活路。進得大堂，正聽見閣臣們閣臣們議論紛紛，說得大多是如何剷除奸黨云云。眾人越說聲音越大，越說越是激動，忽然，就只見劉健奮然挺身而起，一把掀翻了桌子，仰天失聲痛哭起來：「先帝啊！您的陵土都還沒干呢，國家就已經被他們敗壞成了這個樣子，老臣就算是死，也是沒有臉到九泉之下來見您的呀！」

這哭得真可謂慷慨悲愴，「聲色俱厲」，王岳一下子就被感動了。因為素來瞧不慣劉瑾為人，也因為嫉妒這傢伙比自己跟皇帝來得親近，他王公公和「八虎」本來就搞不到一塊兒去。這時候眼見得劉健如此這般，不覺心意陡轉，上前詳加商定之後，逕直回到宮裡向朱厚照匯報說「閣議是」，內閣他們的意見是正確的，您還是接納他們的諫言，下旨殺了劉瑾吧！

於是，事態發展到這一步，「八虎」難逃一死，似乎已成定局。

可劉瑾他們也沒閒著。有人要殺，這被殺的人總不能坐以待斃吧！魚死尚且網破，兔子急了還咬人呢！」八虎「在內閣有眼線，王岳前腳剛走，有個叫焦芳的大臣後腳就跑去向劉瑾通報了司禮監和內閣意圖裡應外合的情形。趕緊著，劉瑾帶領大夥兒跑去找到朱厚照，眾星捧月似地圍成一圈跪倒在地，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訴說：「陷害奴才們的，正是王岳。他和內閣暗中勾結，想要阻止您自由出宮，把奴才們視作了障礙，這才要痛下毒手。其實，不過就是放鷹遛狗，花費不過國庫萬分之一，犯得著這樣糾纏不清嗎？」

關鍵是最後一句：「要是司禮監的人選合適，左班官（朝臣）怎麼敢這樣猖狂！」

朱厚照一聽，腦子裡咯崩一聲脆響，頃刻間恍然大悟——他是擔心劉瑾不在了，自己難再找到如此貼心的奴才，玩起來不夠痛快，還是隱約覺察到了所謂閣權對於皇權的威脅，抑或兩者兼有之，這些心理的細微變化，旁人實在難以琢磨。只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劉瑾找準了事情的關鍵，三言兩語觸動了皇帝某條敏感的神經，群臣交劾雖然聲勢浩大，可到了這會兒，卻都不如他的幾個響頭來得更加奏效。

「這次就要他們仔細瞧瞧，這大明江山，到底是內閣說了算，還是我做皇帝的說了算！」

朱厚照當下心意已決。劉瑾他們八個，這次我是保定了。至於那個王岳，實在可恨，只是他管著東廠，宮裡人不好拿他，也怕走漏風聲給內閣知道了，傳旨，叫錦衣衛，把這個背主棄信的奴才給我扔到鎮撫司詔獄裡面去。

拘押東廠提督太監，正德朝錦衣衛執行的第一件公務，一登場就弄得非同凡響。

說歸說，錦衣衛辦事，那就是可靠。王岳都已經倒了台，內閣卻還依舊蒙在鼓裡。第二天，照樣韓文牽頭，三閣輔坐鎮，百官「伏闕固爭」，懇請法辦劉瑾等以謝天下。朱厚照這次不跟他們玩太極了，少年天子徹底撕破了臉皮，對首輔都斂起平日多少還算謙恭禮敬的表情，劈頭蓋臉就是一聲暴喝，「劉瑾是朕的忠臣，也是大明的功臣「，公忠體國，實心用事，你們這些朝臣非得殺了人家，簡直不知道安的是什麼禍心。難道真以為我年少無知，可以由著你們隨便使喚的嗎？那好，我今天非但不殺了，我還要重重地提拔他們！

旨意剝去王岳司禮監及東廠提督的職務，改由劉瑾掌管司禮監，丘聚、谷大用分別提督東、西廠，張永督十二團營兼神機營，魏彬督三千營，「各據要地」，替朕把北京城看嚴了，再有誰囉嗦，和王岳一樣，自個兒去鎮撫司答話！

真是晴天霹靂，百官愕然，情知大勢去矣，國事不可為了。李東陽的態度尚算緩和，以為來日方長，可以慢慢計議。劉健和謝遷真是心灰意冷，就此乞求致仕，退休還鄉。朱厚照也不攔他們，甚至連循例再三挽留的客套都免了。你們要走，那就趕緊走人，朕也不虧待你們，沿途都讓官驛接送，退休金什麼的，也一個子不少全發給你們，總之別在這兒跟我添堵就成。

「焦芳檢舉有功，入閣預政，頂替劉健走後首輔的空缺吧！」

接下來，便輪到了劉瑾掀起一股反攻倒算的高潮。

首當其衝，落進詔獄的王岳給他們判了個充軍南京，走到半道，便被劉瑾派去的刺客擊殺身亡。劉瑾又清點出所有在劉、謝辭職的時候上疏挽留的大臣名單，連同北京和南京在內，共計一十五人，全都交付錦衣衛廷杖以示懲戒——甚至於只是傳閱了相關文件的官員，也全都被他連根刨起，照樣廷杖痛打一番，然後輕則罰掉半年的俸祿，重則勒令辭職，讓他們兩袖清風地追隨閣老去了。

即使如此仍不解恨。次年春三月，劉瑾假傳聖旨，召集群臣跪在金水橋頭，當眾宣佈說，經過有關部門的詳加盤查，現在已經徹底查明，朝廷裡出了奸黨，為首的奸臣就是劉健和謝遷。這兩位人雖然已經走了，但是必然追加處罰，剝奪賜予他們的誥命以及一切特殊待遇。至於其它從犯，凡是榜上有名者，有官的罷官，夠不上罷官的罪行，一律流放！

這兩次廷杖打得，午門外血肉橫飛。要知道，在此之前，大臣們就算被施以廷杖，也可以穿著衣服，裹上一層厚實的棉布墊底，皮肉之苦固然難免，然而主要的作用是羞辱一下受刑者的臉面而已。到了劉瑾這兒就不同了。因為對大臣們深惡痛絕，劉瑾更改了廷杖的規程，一律要脫下褲子挨揍。也正是從此以後，大明朝才開始出現了大臣們因廷杖致死的案例。

劉瑾如此處置朝局善後，對於朱厚照而言，自然相當滿意。他是比劉健他們在的時候更加自在了，現在是誰也不敢管，誰也管不著，喧嘩得意，更甚於前。劉瑾也是個聰明人，趁勢專挑皇帝玩得興起的時候跑去找他請示公務。朱厚照把眼睛一瞪，說我拿你們這些人幹什麼用的？別有事沒事跑來煩我。該怎麼處理，你自個兒拿主意去！

於是從此「公侯勳戚以下，莫敢鈞禮」，見著劉瑾，倒頭就跪，連名字也是不敢稱呼的。都察院曾經在文件裡誤將「劉太監」直寫作了「劉瑾」，最後弄得要都御史屠滽領著部下向劉瑾磕頭認錯才算了事——劉瑾的權力大到了什麼地步呢？舉個例子來講，兵部，凡是都指揮以下的官職任免，劉瑾只要給主事官員遞過去一張「某授某官」的紙條，自然即刻奉行，連到皇帝那邊走個過場的步驟都可以省略。甚至包括兵部、吏部本身文武官員的職銜進退，一律「先於劉瑾處詳議」，得劉公公拍了板，你們才能再到皇帝那兒匯報，皇帝又是懶得搭理這些閒事的，原封不動批復下來，都按劉瑾的意思辦理即可。

至於任用親黨、貪賄斂財這些就不必多說了。時局如此，錦衣衛也自然頗為自覺地倒向了劉瑾一邊。這時候錦衣衛的主事，姓石，叫石文義，地道的小人一個，成天跟屁蟲似地在劉瑾身邊繞來繞去，原本應該由他親自過問的公務，全都扔給了麾下的高得林和楊玉處置。這兩位也不是什麼善茬，在任上徇私舞弊，排除異己。但凡劉瑾有何差遣，立刻偵騎四出，說拿誰就拿誰，絕不含糊——因為錦衣衛的職權特殊，以至後世評價，認為劉瑾之所以能作惡多端，很大程度上，是多虧了錦衣衛和他攜手共進所賜。

比如當時官員，無論是遭到貶斥，還是奉命出任地方，無論走到哪兒，身後總會有錦衣衛跟蹤盯梢，就算無關痛癢，只要給逮著了丁點兒把柄，立刻就是詔獄伺候，插翅難逃。有位名叫王伯安的官員，膽子算大了，上疏去告了劉瑾一狀，回頭就給發配到貴州去做了個驛丞。他心說走就走唄，走得遠了也就無所謂了。還沒來得及動身，正在杭州勝果寺盤桓，大白天的，忽然就看見兩個錦衣衛過來了，說皇上有旨，賜你把自己淹死。王伯安不幹，說這是皇帝要我死呢，還是劉瑾要我死？你們把話講清楚再說。錦衣衛可不是吃素的，你自己不肯死，我們就送你一程得了，逕直把王伯安五花大綁捆成肉粽，拖到江邊給扔進了水裡。

反過頭來，劉瑾對於錦衣衛工作的發展建設，那也是大有幫助的。大明律載有明文，用來拘押囚犯的木枷，重不得超過三十四斤。劉瑾不管這個，創設了重達一百五十斤的巨枷，官員犯在他的手裡，一律枷上三天示眾再說。這三天可真是要了人命了，朝堂內外頃刻枷死一片，不可勝計。高得林和楊玉對劉公公的新發明頗為讚歎，身體力行，在全錦衣衛進行普及推廣，久而久之，竟然變作了錦衣衛刑訊的一大特色，延用百年，直到明亡清興，錦衣衛隨之消失的時候，才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

當然，天下烏鴉不見得都是一般黑的，錦衣衛裡也有好人。錦衣僉事牟斌就不屑於石文義這位「甩手掌櫃」的為人，也不肯與高、楊之輩同流合污。只是個人能力有限，他所能做的，也僅是善待那些被劉瑾絡繹不絕地送到詔獄裡來的官員們而已，伙食管夠，也不必過多無謂的刑訊。這就得罪了劉瑾。劉公公聞訊暴跳如雷，說人都給你送來了，你還拿他們當自個兒親戚朋友似地不肯下手，這算什麼事兒呢？人情不是這麼容易做的。你不用刑，那就自己體驗一把廷杖的滋味兒，再蹲進牢房裡自生自滅去吧！

只不過，全依著前人老路，逞威作福，如此而已，卻還不能真顯出他劉瑾的本事來——值得史家濃墨重彩的人物，無論忠奸，大多得有點兒創意才行。前面說的巨枷只是其一了。<a href=http://www.uu158.com/>文人小說下載</a>大明朝直接隸屬皇帝的特務偵緝系統，一個錦衣衛，外加東、西廠。兩廠自然是該太監管的，劉瑾推陳出新，在此之外，增設內行廠，作為統轄兩廠的最高權力機關。兩廠變作三廠，搭配錦衣衛，「廠衛之勢合矣」，上至群臣，下至百姓，大明朝兩京一十三省，再沒有一處地方能逃得掉劉公公的慧眼如炬，明察秋毫。「遠州辟壤，見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轉相避匿」，大傢伙趕緊躲瘟神似地逃得遠遠的，閉門謝戶，不再敢輕易上街走動了。

劉瑾們幹得那些事兒也是頗為奇怪，奇怪得有些匪夷所思。比如江西南康縣石姓農戶，在端午節泛舟競渡，居然被問了個「擅造龍船」的罪名，斬首抄家。又清點京城裡的閒散人口，無論有沒有工作的，一律驅逐出城，大概借口是要維護市容市貌。這些人可不幹了，千餘人齊聚在城門外劫持人質，自稱反正難逃一死，甘願以死刺殺劉瑾報仇。眼看著要釀成民變，劉瑾這才有些慌神，下令取消了這項政策。

至於命令寡婦不許在家守寡，必須再嫁，有誰家裡死了人還沒來得及埋的，必須火化，簡直荒唐至極，完全讓人摸不清劉瑾腦子裡究竟在琢磨些什麼。又是弄得「京師嘩然」，不好下台了，劉瑾這才找了個替罪羊，說是別人倡議，和自己無關，把罪魁禍首處死以安民心。

關鍵是劉瑾還大搞連坐，一家有罪，鄰里鄉親全都不能倖免。其實這些安分守己的官員和百姓能犯下什麼滔天大惡呢？都是偶然有些微不足道的過錯落在了劉瑾手裡，到頭來竟然會落得個家破人亡。於是《明史·刑法志》論及劉瑾擅政的情形，有「民吏軍民非法死者數千」之謂，想來這數千條無辜的性命裡面，撇開三廠直接犯下的罪孽，怕也有多半是錦衣衛所為的了。

只是平心而論，無論石文義也好，高得林、楊玉也罷，充其量，其實曇花一現，跑跑龍套而已，難得說他們有什麼了不起的「成就」。奸佞當道，為虎作倀者自然多如過江之鯽，要在碌碌眾生裡脫穎而出，那就又還要點兒與眾不同的見識才行——劉瑾雖然勢傾中外，不可一世，但是說到底，他畢竟是個太監，是皇帝身邊的奴才。有道是，鐵打的皇城，流水的公公，說不準哪天風向變轉，風雲流轉，難免樹倒猢猻散，榮華富貴轉眼就成一場空。真是想要屹立不倒，就不能在劉瑾這一棵樹上吊死，就得順著竿子往上爬，一直爬到皇帝跟前，那才是有了保障，才可以真正肆無忌憚。劉瑾自己就是個鮮活的榜樣，這道理明擺著，明眼人一看便知。

這位明眼人，便是正德朝錦衣衛故事裡的第一位正角兒，皇庶子錢寧。

「皇庶子」錢寧

和劉瑾相仿，錢寧本也不姓錢。只是他的身世更加模糊，原本姓甚名誰，史無明載，只是有傳聞說他是雲南鎮安李氏的子孫。這人小的時候在雲南鎮守太監錢能的家中為奴，大概因為少年眉清目秀，聰明伶俐，深得錢公公的喜愛，「嬖之」——太監這種身理與心理極端扭曲的族群，總是會有點兒異於常人的嗜好——於是也就收作義子，取個了大號叫作錢寧。

錢能後來轉鎮去了南京。他是把雲南攪得雞飛狗跳，邊禍迭起，實在待不下去了。可是朝廷依然認為他鎮守有功，不僅厚加賞賜，更在他死後推恩家人，全家老少都有封賞。錢寧跟著義父沾光，得了個錦衣衛百戶的職銜，機緣巧合，跑到北京城做起了皇家的御前侍衛。

於是沒過多久，朝堂上的官員們忽然發現，劉瑾是成天忙裡記外，把個朝廷經營得滴水漏，就跟他劉家自個兒的私產似的了，可是想要知道皇帝在哪兒，皇帝都在幹些什麼，與其去找這位「奉旨監國」的劉公公，倒還不如去找錢侍衛，皇帝口中的那位「小寧兒」來得方便。皇帝一天十二個時辰，怕是十二個時辰都是和錢侍衛待在一塊兒的。錢侍衛歇息了，皇帝也就歇息了，錢侍衛起床了，皇帝也就起床了。因為他們倆就睡在同一張床上，「如膠似漆」，簡直比皇后娘娘跟皇帝來得都要親密——皇帝今天是不是不想早朝，或是因為起得晚了，這才讓大家在大殿上乾等著，沒準一會兒就要出來，很簡單，找個人去探聽一下錢侍衛的行蹤，自然便有了明確的答案。

其實認真說起來，錢寧當紅，這裡面依舊有著劉瑾莫大的功勞。錦衣衛官多如牛毛，自石文義以下，論資排輩去皇帝跟前邀寵，那說什麼也是輪不到錢寧這種小角色頭上去的。可是錢寧與旁人不同，他是打小侍奉閹人老爺慣了的，歷練有方，只須使出在雲南、南京練就的渾身解數，使得劉瑾對他另眼相看，青睞有加，倒也不是什麼難事。劉瑾不是忙嗎，他要「操勞」國事，時刻不能放鬆了和百官鬥爭的這根弦，身份地位又與當初大不相同了，再要他成天陪著朱厚照胡鬧，確實也是有些勉為其難。正好，錢寧出現了。劉瑾一琢磨，既然如此，不如扶他一把，向朱厚照引薦一下這位小寧兒，在皇帝身邊安排下一個靠得住的親信，總算得內外兼顧，本也是件好事來著嘛。

這一引薦不打緊，朱厚照和錢寧那是相見恨晚，如魚得水般的難捨難分。錢寧嘴甜，腦瓜子好使，這些尚在其次，主要是他確有兩下真功夫，身手矯健，能左右開弓。這可實在對足了朱厚照的脾氣。皇帝喜歡玩，更喜歡行伍之事，待在北京城裡無仗可打，那就只能成天騎馬打獵，過幾下乾癮。這要在以前，也就是「八虎」每日必行的功課，可是這些人年紀大了，個個都吃得肚滿腸肥，潑了命地跑都跟不上點兒，又哪裡能像錢寧這樣的好手助興來得愜意？一來二往，朱厚照越發覺得錢寧人才難得，也是他少年人的心性，言行往往出人意表，一時間玩得興起，忽然脫口而出：「小寧兒啊，你這人真不錯，單是做個臣子也太委屈你了，不如這樣，你給我當個乾兒子，賜你姓朱，如何？」

錢寧激動得差點兒沒暈過去——他是認過一回乾爹的，可那不過是個太監，哪能比得了眼前這位大明天子身份尊貴？做皇帝的乾兒子，那可就是皇子了呀！也不管朱厚照其實才多大點兒歲數，當下不假思索，五體投地，叩謝乾爹隆恩，乾爹萬歲萬歲萬萬歲，云云。

朱厚照又說，既然都已經做了我的乾兒子了，官銜不過百戶，未免有些不成體統，說出去也讓外人笑話，顯得皇帝小氣，這樣，就升你作錦衣衛千戶吧！

錢寧的臉面這下子可真光鮮起來了。誰還敢提他給太監做家奴的陳年往事？名札——也就是名片——掏出來，稱謂寫得清楚，「皇庶子錢寧」，錦衣衛的千戶官。別說尋常的衛所同僚、衙司吏員，就是六部九卿、內閣諸老，見著他「朱寧」的面兒，也都得客客氣氣，不敢有絲毫的慢待了他，就是慢待皇帝，這罪名非同小可，誰能擔當得起？也虧得他不是太監，不然，就這派頭，活脫脫的劉瑾第二了。有大臣想要巴結他的，設下盛宴，單是各色菜式，一餐的花費就在千金以上。

知恩圖報，錢寧在旁人面前趾高氣揚，回頭見著了提攜自己的劉瑾，那自然唯唯諾諾，重又恢復到他家奴原本卑賤的嘴臉。只是劉瑾的好日子卻已經過不長久了。正德五年四月，寧夏的安化王朱寘鐇起兵謀反，借口正是要「清君側」，誅殺這位禍亂朝廷的劉公公。叛軍的聲討檄文傳到北京，劉瑾拿來仔細看了，頓時嚇得面如土灰——真要追究起來，安化王謀反，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借口丈量田地，跑去人家封地上吃拿卡要所致。這又不是百官，講理講不過去還能用廷杖打得他們不敢吭聲。也不敢讓朱厚照看見了，只是跑去稟報叛亂情形，請皇帝即刻挑選忠勇可靠的臣子前往平叛。

朱厚照一聽來了勁。打仗，好啊！思前想後，挑選出都御史楊一清為帥，另由「八虎」之一的張永作監軍，起京營精兵三萬前往平叛。

這兩個人都極有來頭，也都和劉瑾頗有些淵源。先說楊一清。他是國家的西北名臣，早年為了抵禦蒙古人寇邊，以他一人節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軍務，整頓邊防貿易，又翻修加築長城，可謂功績卓著。只是因為不肯去拍劉瑾馬屁，硬是給後者拿著修城牆的事情大做文章，說他貪污工程款，一度給扔進了錦衣衛的詔獄裡。沒死已經實屬僥倖了。後來多虧了朝中的同僚救濟，這才以罰米六百石換回了自由。

再說張永。此人既名列「八虎」，又在三閣輔失勢以後總督神機營事務，在太監裡面素以「知兵」著稱，朱厚照讓他去監軍，多少也是看中了他這份才幹。然而若是從劉瑾角度來看，朱厚照這次又和以前的王岳一樣，選錯了人——皇帝喜歡劉瑾，但是每次派別的太監出去辦事，都會反過頭來咬劉瑾一口，倒也是個有趣的巧合——要說也是劉瑾自己不對，自從得勢以來，對「八虎」其他幾位兄弟就不怎麼友善了，張永曾經多次找他幫忙，都不肯答應。何況劉瑾所作所為，在張永看來也實在過分了些，從此便凡事都和他抵著干。劉瑾跑到朱厚照跟前去打張永小報告，朱厚照也有意思，直接把張永叫來當面對質。這下子可惹出亂子來了，張永氣得青筋暴起，劈頭蓋臉一通亂拳砸在劉瑾頭上，打得劉公公叫苦不迭。最後還是朱厚照出面，讓另一位公公谷大用擺酒勸和，方才平息了這場糾葛。

這兩個人結伴跑去平叛，手裡握著兵權，事情對劉瑾可是大大的不利。大軍走到半路，安化王已經被楊一清的舊部總兵官仇鉞活捉了，楊一清就在中軍大帳和張永開懷暢飲。正喝著，楊一清忽然提起「外患易除，內憂難解」的話頭，張永心知肚明，佯裝為難地推脫一番，末了彷彿是被楊一清的慷慨陳詞所感染，奮然拍案而起，大叫道：「老奴怎麼能因為珍惜餘生而不為主子盡忠呢！」就此定下了剷除劉瑾的方略。

主意是楊一清出的，事情還得張永來辦。大軍班師還朝，時間定在了八月十五日。正好，這天又趕上劉瑾的哥哥出殯。劉瑾派人去對張永說，獻俘的儀式不能和葬禮衝突了，稍微延期得好。張永琢磨著劉瑾這是要對自己下手，故施緩兵之計，於是不管三七十一，逕直跑去向皇帝奏捷。朱厚照大喜，設宴慰勞張永。一直喝到半夜，劉瑾等人都各自散去了，張永於是拿出安化王的檄文，向朱厚照歷數劉瑾所犯大惡共計一十七件——皇帝不殺劉瑾，將來還會有更多人像安化王一樣，拿這個作把柄興起波瀾。朱厚照這會兒有些明白了，只是酒氣上湧，半醉半醒，玩笑地說了句：「哦，原來劉瑾對不起我。」張永再三叩請說：「事已至此，不能再拖延了。」言辭越發懇切激烈。朱厚照於是點了點頭說：「那就把他關起來再說吧！」

關起來了自然就要抄家。當時朝中傳聞，說劉瑾聽信遊方術士的蠱惑，認為自己的從孫有當皇帝的命，私造了許多軍械，想要在十五日百官前來送葬的時候趁機作亂。朱厚照原本還沒想著要把劉瑾如何，打算關幾天就發往鳳陽閒住了事。可是抄家結果，這些東西果然都藏在劉瑾的府裡。非但如此，還有私刻的玉璽一枚。這就有些不能忍了。再抄下去，翻出劉瑾陪侍皇帝的時候常用的兩把扇子，裡面居然設有機關，內藏利刃，和人說話的時候趁其不備，輕而易舉就能謀害了對方的性命。

朱厚照這下子驚愕萬分，跺著腳說：「這奴才，果然是要造反呀！」

乾脆把他拖到菜市口，給我千刀萬剮！

劉瑾的族人、黨徒，一個不留，全都殺光。依附他的大臣，自內閣焦芳以下，連同各部尚書在內，共計六十餘人，全都降職、革免。被他變更的朝廷法度，吏部二十四條，戶部三十餘條，兵部十八條，工部十三條，也都一律改還舊制——自正德元年至五年，劉瑾等人風光無限，至此終於土崩瓦解，一命嗚呼。

不過有一說一，劉瑾是沒幹過什麼好事兒，只是他斂財有道，一改官場行賄你情我願的行規，直接找別人硬拿。比如天下督撫進京敘職，不交上個萬八千的就不許走人。又借口反腐——這理由真虧得他想得出來——在全國展開撒網捕魚式的索賄活動，一度逼得沒錢的官員上吊自殺、賣兒賣女。結果最後一抄家，發現他劉公公富得嚇人。到底有多少，實在說不清了，只是二十一世紀的《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人類千年首富，他也得以榜上有名，和當代巨富比爾·蓋茨、李嘉誠等人同列十大，不知算不算也是為中國人多爭取到了一項「紀錄」。

回到錢寧這邊。劉瑾敗亡，朱厚照興起大獄，正是人心惶惶的時候，可錢寧卻照樣吃得飽、睡得香，渾然置身事外，彷彿跟自己沒有半點兒的瓜葛。據說，這是因為錢侍衛心思縝密，一早預料到劉瑾終究難逃一死，於是平日送到劉瑾府上的名帖禮單，都故意用泥金書寫，別人見著了，只當他暴發戶擺闊，不以為然。其實這裡面大有玄機。因為上樑不正下樑歪，劉公公的門房僕役都是見錢眼開的，好貪些小便宜，這頭接過錢寧的帖子，那頭順手就把泥金給刮了下來。這一刮，原本寫著錢寧名號的地方就成了一片空白，皇帝派人去抄劉瑾的家，抄來抄去，什麼私人信函、機要文件一大堆，可就是找不出任何錢寧與劉瑾過往甚密的憑據。既然沒有，那就說明錢寧不是劉瑾一黨了。朱厚照又是喜歡錢寧得很，這會兒再有人跑來說錢寧百般的不是，反倒有了些冤枉好人的意思。

錢寧就此在劉瑾倒塌後的廢墟上迅速崛起。石文義、高得林和楊玉這些人都隨著劉瑾一起完蛋了，他於是進階做了錦衣衛的都指揮使，執掌南鎮撫司，而後累遷左都督，替皇帝打理詔獄，全盤接管了錦衣衛的日常事務。明史有謂，朱厚照對他是「言無不聽」，錢都督說誰是奸臣，那誰肯定就是奸臣，就要關進牢房，就要嚴刑伺候。滿朝的大臣們本以為除掉了劉瑾，朝局總算能夠有所改觀，不想奸佞誤國的事業後續有人，這才剛消停了沒幾天，錢寧便正式得意洋洋地粉墨登場，唱起錦衣衛做主角的大戲，也虧得他們也是見慣不怪了，各自安守本分，百般周旋，不然，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要學著當初的劉健和謝遷，官帽一扔，拱手揚長而去了。

倒是朱厚照經歷過劉瑾這次折騰，心眼開竅，知道玩是要玩，國家可不能再交給不相干的旁人了。他要親自把朝政料理起來。決心已定，於是抖摟精神，頗為難得地跑去開了幾天早朝。只是劉瑾雖然可惡，可如今身邊沒了這人，皇宮裡真還少了許多樂子，這每天一大清早就要召見大臣，散朝回宮又只能對著太后、皇后和嬪妃，天長日久的，只怕是真要把皇帝給憋瘋了。

於是喚過錢寧問道：「我說小寧兒啊，你有什麼好玩的點子，不妨說來聽聽？」

錢寧聽得朱厚照問起，眼珠子一轉，趕緊上前稟奏說：「好玩的事情自然是有的。皇宮裡不是有獸苑嗎？那麼大塊地方，光是養些畜生，倒也可惜了。不如把它規模擴大，建作宮殿，您就從後宮搬過去，在那兒高興幹嘛就幹嘛，批閱奏章也行，誰也不敢多說半句不是？」

朱厚照一拍大腿：好哇，有創意。這事兒就交給你去辦了。

新建的宮室在皇城西苑，規模宏偉，雕樑畫棟，極盡巧奪天工之能事。內裡不僅養著四域八方進貢的珍禽異獸，更有錢寧為朱厚照悉心挑選的西域、高麗及江南美女，甚至於西藏、回回等地三教九流之徒，專事進奉些詭奇的房中秘術，儼然就是古人所謂的酒池肉林，復現於大明朝的宮闈之內了。

工程完畢，錢寧把朱厚照請過去巡視。朱厚照到了跟前一看，嘿，這下子高興得，拍著錢寧的肩膀不知道該誇他什麼才好。還是錢寧腦筋轉得快，謙稱不過是做臣子的本分，只要陛下高興就好，一邊提醒皇帝這地方還沒取名呢。朱厚照略加思索，把手一揮：「這地方本來就是養些虎啊、豹啊之類的，豹子好，精神頭十足，我喜歡，就叫它豹房吧！」

豹房的稱謂，於是從此確定了下來。朱厚照也懶得再天天跑去上朝了，一應朝政事務，全都移往此間處理。後宮也不住了，都是那幾張臉，看著窩心，住得乏味，哪裡比得上錢寧給自己營建的這座人間天堂來得風光絢爛，美輪美奐呢？

還是老樣子，玩得累了，把錢寧拖過來往床上一躺，枕著他的肚子倒頭就睡。大臣們想要見皇帝？找著了錢都督再說吧！

另有一說，營建豹房其實是早前劉瑾的主意，委託錢寧出面辦理而已。其實這倒無關輕重，錢寧之於豹房，對皇帝私人娛樂事業所作出的貢獻，實在功莫大焉，任誰也是要把這樁「顯績」算到他的頭上去的。

關鍵是，錢寧自己當皇帝的乾兒子不算，就連他的養子錢傑、錢靖等人，也全都改為國姓，號稱宗室至親。朱厚照大概也是從錢寧這兒認乾兒子認上了癮，凡是看得順眼的，侍駕有功的，一律都是我大明朝的「龍子龍孫」啦！他這麼一路認過去，認到正德七年，乾兒子竟然認出了一百二十七人之多！

而這時候，錢寧執掌錦衣衛，張銳提督東廠，在朝中的勢力最為強盛，他們又繼承劉瑾在世所遺留的光榮傳統，互為表裡，朝野內外提起這兩位來，一律統稱作「廠、衛」——後世說起大明朝的時政，有把錦衣衛和東廠相提並論的習慣，其實就是打錢都督這兒開始的。張銳暫且不提了。錢寧跟皇帝關係特殊，身價震天，比起極盛時期的劉瑾實在不遑多讓。在他麾下有位錦衣千戶官王注，因為一語不合，跟人口角引發鬥毆，也是出手狠毒了些，三拳兩腳就把別人給打死了。死者家屬告到有關部門，一位名叫劉秉的官員主持辦案，追查得頗為緊迫。王注有些發慌，趕緊逃到錢寧家裡躲了起來，央求上司替自己做主，「您老可不能眼睜睜看著我落進刑部的手裡啊。」

錢寧與王注感情很好，出了事情當然不能坐視不理。他的手腕也是十分的高明，並不與劉秉正面衝突，甚至連錦衣衛都不勞煩，只是拜託東廠四下查訪，終於逮著了點兒刑部的把柄。這下可厲害啦，錢寧放出口風，說你們這些人，瞧著道貌岸然，其實也不見得能正大光明到哪兒去。你們要收拾我的人，那我可就要把你們全給收拾了。其實這把柄是什麼，並沒有人知道，只是刑部還真得有些心虛，尚書張子麟趕緊偷偷跑去會晤錢都督，達成庭外和解，立即宣佈王注無罪，一場人命官司就此化於無形。

又有位大臣趙經，任職太僕少卿，奉命以工部郎的身份監督乾清宮的修繕工程。這人不是什麼好官，趁機大撈一筆，貪污了數十萬兩公款。這事兒自然難逃神通廣大的錦衣衛偵緝了。把這種腐敗分子收拾進詔獄，本也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可錢寧不這麼想。他是覺得，我去檢舉告發了你，皇帝最多誇我一句「辦事得力」，可你被抄了家，錢還不都是皇帝的，我能分到什麼好處？他倒也耐心，一直隱忍不發，過陣子聽說趙經病死了，立即來了精神，點齊人馬直撲趙府，佯稱是朝廷派來的治喪委員會，強迫趙夫人把棺材抬出大堂，轉身就抄沒了趙經所有家財，甚至連人家的小妾也不能倖免，悉數「充公」歸到了錢寧的名下。

屬下們見著錢都督此舉，明白他老人家不僅貪財，關鍵還是好色的，這也就算是找著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有個叫作廖鵬的錦衣衛官，仗著自己有個在河南做鎮守太監的哥哥，魚肉鄉里，作惡多端，被河南巡撫鄧庠告了一狀。皇帝因為劉瑾前車之鑒，正煩著這些太監親黨，於是明詔降級安置。廖鵬為了保全官爵，忍痛把自己的寵妾送給錢都督「享用」一番，於是錢寧傳出話來，說你就放心吧，有我在，降不了你的職。最後果然如此。

然而趙經不常有，廖鵬更是難得，錢寧要「開源」，不能總指望著別人撞上門了，還得自己跑出去創造機會。他聯合東廠，往廣大城鄉周邊地區派出大量人手，喬裝改扮，引誘無知村民發表些不合時宜的言論，或是蒙騙別人參與邪教活動，然後立刻拿辦，送交有關部門查處。這叫「鑄銅板」，也叫「種妖言」，坐實了案情，才好嚴刑逼賄。誰不知道這些人是冤枉的呢？可錢寧在那兒盯著，辦案官員即使心知肚明，卻也只能照辦。

若干年後，朱厚照的堂弟，也就是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有位給事中孫磐回憶起當時情形，說是「死者填獄，生者冤號」，那些禁不住刑訊的死者把錦衣衛的牢房都填滿了，餘下活著的囚犯就趴在死人堆裡不停地喊冤。其情其景，殊為發指。

大臣們這下子又坐不住了。你是皇帝的乾兒子，那你總不能這麼敗壞你乾爹的家業吧？只是上疏控訴錢寧的官員，到頭來要麼落得個革職遣返，要麼就給扔進詔獄「反省」去了。這時候正趕上天象異常，前面那位楊一清，挺身站出來發表了一番議論，言辭間頗有譏諷皇帝親近小人的意思。朱厚照聽了是不為所動，錢寧火可大了。他仍舊沒有親自出面，而是授意豹房裡的一干人等及朝中某些官員，在皇帝跟前對楊一清百般誹謗。給事御史周金、陳軾這兩位一看不對，連忙對朱厚照說，楊一清可是忠臣，陛下您千萬不要聽信小人胡說八道啊！皇帝信誰呢？皇帝是信錢寧的。錦衣衛就監督百官嘛，誰是誰非，錢寧心裡有譜。於是找來一問，錢寧支支吾吾，好像還頗有些不好背後說人閒話的意思。朱厚照這下子知道了，楊一清這人確實不怎麼地道。消息傳到當事人耳朵裡，楊一清無可奈何，唯有一聲長歎，三叩九拜，說皇帝既然信不過我，那我也就回家種地去吧！

不過朱厚照倒也明白，楊一清有功，文韜武略，不是朝廷裡那些尋常書獃子可以相提並論的。以前劉健和謝遷不都還「退休以後待遇從優」麼，到了楊一清這兒也不能壞了這規矩，豐衣足食，給國家好好地養著吧！沒準將來還有再用他的那一天。

楊一清人是走了，回到南方，不過說到底心裡畢竟牽掛著大明朝的江山社稷。過不得幾年，朱厚照御駕南征，就住在他的楊府大院。君臣兩個把酒言歡，暢飲兩日兩夜，以詩文唱和，倒也其樂融融。楊一清趁機向朱厚照進諫，天子動輒遠離京畿，安全無憑，又是勞民傷財，不宜過多此舉。他說話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也是朱厚照喝了酒心情好，竟然聽了進去，於是打消了原本計劃中巡遊江浙的念頭。

只是這朱厚照南征，卻不再是錢寧的主意了。正德朝的錦衣衛故事的「精彩」之處正在於，他們是一家唱罷，一家登場，個個都是卯足了勁頭，唯恐身段不夠秀麗，唱腔不夠婉轉，給前面那位比了下去，空教後來人笑話。提議朱厚照南征的，是邊將出身的錦衣衛頭領江彬。這一位比起錢寧更加了不得，因為他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位，以一人身兼廠、衛雙重職權的正德寵臣。倚仗著是他在塞外沙場多年磨煉出的鐵石心腸，非但權凌駕眾人之上，最後更是反客為主，竟然將提攜過自己的錢寧置於死地，其人其事，說起來便又是一番別樣的洞天。

朱壽大將軍

邊兵入衛，這在整個大明朝來講都是件大事。因為國家體制，九邊駐軍各據要津，恪盡其職，向來是不能輕易調動的，一旦開了先例，就會惹出無窮的亂子。事情起源於正德六年，因為不堪忍受暴政——前有劉瑾，後有錢寧，朱厚照又是個荒唐透頂的，這誰能受得了——山西、淮安「群盜」蜂起，養尊處優慣了的京營官軍不能抵抗，暴動的農民甚至一度打到了京師附近的文安地區，搞得朝廷亂作一團，急忙宣佈北京全城戒嚴，內閣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商議如何應對這場由皇帝本人和他那些佞臣們攪出來的禍亂。

有人便提議說，既然如此，那不妨調鎮守北方的邊兵前來征剿，他們長年和蒙古人殺得難解難分，自然是要比京營的老爺兵管用得多了。

朱厚照點點頭，好哇，只要打得贏，那就讓他們來吧！

此言一出，閣臣李東陽頭一個站出來反對。他是當年的三閣輔之一了，劉健和謝遷因為鬥不過劉瑾，告老還鄉，李大學士卻獨自留了下來。要說他其實也是為著朝廷著想，唯恐自己也走了，真的再沒有人能替天下的臣民說上幾句公道話。只是劉瑾在世，誰見著他都要矮上三分，李東陽也不例外，還為著顧全大局，常常佯作順從地聽從劉公公差遣，結果一度引來天下人的恥笑，就連他的學生也直接寫來絕交信說：「像您這樣的為人，我都沒臉做您的弟子！」當真裡外不是人的滋味。可這心裡還是明白的，關係國家根本的事情不能讓步，也多虧了他曲意奉承，這才從劉瑾眼皮子底下搭救出不少蒙受不白之冤的官民。這時一再向朱厚照進諫說：「邊兵生性狡悍，如果把他們調來內地，難以管束，只怕是要生出許多的麻煩，以後再收拾起來可就不是那麼的容易了。」此例一開，對今後政局將會造成的影響，實在令人難以預料。

朱厚照哪裡肯聽他的，說要調，就得調。只是依著規矩，詔書得由內閣草擬，然後經由司禮監轉呈御前批准。朱厚照於是派太監過去催促，自己坐在乾清宮門外等著。李東陽為官多年，委屈了大半輩子，這回終於硬起了脖子，說什麼也不肯寫。朱厚照拗不過他，最後索性直接從大內發出文件，調來了宣府、大同的三千精銳之師。

在這些奉調進京的隊伍裡面，大同總兵官張俊麾下，有位游擊喚作江彬，本是宣府人氏。他隨著大軍開拔，半道路過薊州，大概因為閒來無事，就趁著月黑風高，帶領人馬闖進民舍，不容分說屠殺了閤家二十餘口無辜的百姓，然後拎著血淋淋的人頭跑去張俊的大營，謊稱是被自己在巡哨途中擊獲的流寇。張俊竟不作仔細分辨，聽信了他的一面之詞，當即通報全軍，說江彬忠勇可嘉，是全軍將士的楷模，我張俊在這裡代表朝廷重重有賞。

賞完了還得繼續趕路。要說江彬確是條勇烈的漢子，濫殺冒功這種事情，大明朝的官軍幹得多了，原本不足為奇，可到了戰場上，還能像他這樣使出亡命的勁頭一往無前的，倒也真是有些難得——史載，邊兵與「群賊」在淮間激戰，江彬躍馬橫刀，衝殺在陣地的最前沿。「賊軍」陣中亂箭齊發，他身中三箭，其中一枚更是直貫面門，從一側的耳朵裡冒了出來。旋即 「拔之更戰」，忍痛一把扯掉，也不需要什麼醫療護理，繼續浴血廝殺。其悍勇如此，即使自己人看見了，大概也都給他嚇得目瞪口呆起來。

朱厚照是很關心戰勢的，因為他好玩，前面也提到過，巴不得自己也能親自到疆場上去體驗一把，只是礙著天子身份，不好輕易置身險境了。江彬在前方這番勇邁絕倫的情形，就跟著風兒似地吹到了他的耳朵裡。這人真棒！朱厚照心說，果然要比那些虛有其表的京營官兵強上百倍了，等到他日得勝班師回朝，可得好好瞧瞧我這位當朝的第一猛將。

江彬這就算是先在朱厚照心裡賺足印象分了。等到戰事平息，大軍凱歌高奏，回京向皇帝報捷，連同江彬在內，還有位宣府來的許泰，都是立下了戰功的，給朱厚照留在了京城，預備陪自己打獵做伴。江彬知道錢寧是皇帝身邊的頭號紅人，順勢搭線得到了皇帝親自召見的機會。朱厚照仔細端詳過他臉上那道駭人的傷疤，直看得血氣上湧，大聲稱讚說：「江彬果然是勇健的好漢！」又因為他能說會道，從此愈發喜歡得緊，至於錢寧，因為喜新厭舊，多少反倒不如從前那麼親近了。

錢寧這時候回過神來，自己讓江彬佔去了頭彩，心裡老大的不樂意。這就好比兩個善妒的女人共事一夫，免不了總是要爭風吃醋的。錢寧成天琢磨著，要給江彬弄只小鞋穿穿。可惜他機關算盡，卻又在關鍵的時候掉了鏈子。某天，朱厚照在豹房裡搏虎——他是精力過於旺盛，跟人玩都時常不能盡興，還得和老虎什麼的搞搞極限運動——這虎卻不同往日，體格強碩了些，朱厚照三兩下招架不住，趕緊招呼錢寧過來幫忙。人往往都是這樣，好日子過得久了，膽子也就不如從前的大，錢寧眼見得老虎兇猛，嚇得畏縮不前。正在這緊要關頭，侍立一旁的江彬快步上前，撲住老虎救下了朱厚照。朱厚照是皇帝，不能在臣子跟前失了面子，站起身來還強作從容地對江彬說：「我自己就能搞定，不用你幫忙了。」可心裡明白，錢寧和江彬，這兩人對自己的忠心可真是有天壤之別。從此錢寧再去跟朱厚照說什麼江彬的壞話，朱厚照都拿白眼回答他：你說你好，他不好，那會兒跑過來救駕的怎麼是他不是你呢？

江彬於是從邊將搖身一變，變作了錦衣衛的都指揮僉事。這是在走錢寧發跡的老路了。他也知道錢寧容不下自己，在錦衣衛辦公室裡一坐，抬眼又全是他錢都督的親信，想要保全自己的地位，就得另作他法。他對朱厚照說，京營作戰能力低下，主要還是因為實戰經驗太差，不如把京營和邊兵對調，這樣在軍隊內部促進交流學習，對國家的國防建設大有好處。其實是想著靠邊兵弟兄來跟錢寧相抗了。朱厚照覺得江彬的提議不錯，於是宣旨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的邊兵到北京駐防，還給取了個響亮的名頭，叫作「外四家」。這四路人馬，天天在北京城裡馳騁縱橫，又時常在大內操練行列，把朱厚照弄得大呼過癮，自己身披戰甲，和江彬並肩出陣，兩人的裝束又是如出一轍，猛地看去竟然令人難以分辨。

皇帝如此執意孤行，那邊的李東陽可真算是受夠了。劉瑾過後有錢寧，現在又冒出來個江彬，不知哪年哪月才是個盡頭。他也就索性請辭還鄉——我有生之年，總算親眼看著了劉瑾倒台，心願已償。皇帝你還要跟他們玩出什麼新花樣來，我快七十的人了，實在奉陪不起，就此別過。他也是為官清廉，雖然常與劉瑾來往，其實身無長物，多虧了文章秀麗，號稱文壇領袖，又是書法超群，還常能寫點兒什麼來補償家用。有次閒坐家中，頗有些倦意，夫人拿著紙墨進到書房，開玩笑地說：「今天家裡來客人了，你總不能連魚都不請別人吃一條吧？」於是欣然動筆，一揮而就，總算是在他為人詬病的宦海生涯之外，給後世留下了一個清操動人的背影。

再說朱厚照親眼見識過了邊兵驍勇，滿心歡喜非常，就在正德八年創設神威營、敢勇營，分別交給江彬和許泰統轄，江彬進階為錦衣衛都督僉事。他又大概是覺得加官晉爵還不足以表明自己對江彬的信任，於是依著錢寧故事，把江彬認作了乾兒子，同賜國姓，自己在宮裡另外挑選出一班擅長騎馬射箭的太監，編作「中軍」，和江彬一道搞起了軍事演習。每天從早到晚，宮苑內時時可見疾馳掠過的鐵騎，處處閃爍著懾人的刀光劍影。無論邊兵也好，太監也罷，因為有皇帝親自坐鎮指揮，自然也是抖擻精神，喊殺震天，聲浪直透九門以外，唬得全城百姓一驚一乍，不知道的還以為是皇宮裡鬧起了軍事政變。

朱厚照又給各營官兵配置明黃色的戰袍，以示「天子禁軍」之意，並特製一批遮陽帽，帽上插天鵝翎，分贈予統轄營兵的諸位將領。好像江彬這樣身份的，要插三枝，其他下級的部屬就只能插兩枝了。結果就是這麼三兩支羽毛，到頭來卻變成了衡量臣子在皇帝心目中份量的標準，堂堂的兵部尚書王瓊，看著江彬的遮陽帽有些眼熱，偶然跑去陪同朱厚照操演禁軍，破例獲賜天鵝翎一枝，激動得捧在手心裡左右端詳，回家路上差點兒從轎子裡跌了出來。

只是玩來玩去，皇宮就這麼大塊兒地方，宮牆以外的北京城也不見得就能寬敞得到哪兒去，這麼許多的人馬，挨在一塊兒也實在有些擠得慌。江彬為了皇帝「殫精竭慮」，思前想後，想出個一石二鳥的辦法，既能討得朱厚照歡心，又可以避開錢寧的耳目。他對朱厚照說，宣府這個地方好，盛產美女，皇帝要是去看了就知道，肯定不會讓您失望。再者，那是帝國的北方邊境重鎮，您還可以藉機實踐這些日子在營苑裡演習積累起來的作戰經驗，真刀真槍地和蒙古人幹上一回了，豈不比成天困居在宮裡，還得給那些大臣們橫挑鼻子豎挑眼的，自取煩惱來得痛快？

他說得還頗有幾分文采，叫作「瞬息馳千里」，塞外大漠，一望無垠，金戈鐵馬，氣吞山河。這一下子就勾起了朱厚照心底裡一直都在隱隱作祟的邊塞情結。皇帝不是因為沒機會親臨前敵，才會成天跟這些寵臣們玩打仗遊戲嗎？現在是又可以跑去飽覽山河雄壯，又可以盡享人間美色，還能倣傚太祖、成祖他們御駕親征，創下一番令世人稱羨的豐功偉業，這誘惑實在太大，簡直抵擋不住。至於安全什麼的，反倒不在話下，有錦衣衛，還有精心操練的「外四家」，豈有輕易讓皇帝涉險的道理？

朱厚照於是決意北巡。不過走起來倒是麻煩，不能讓大臣們知道了，又要惹出天大的亂子。他和江彬暗地裡商量了半天，決定先只帶著幾個貼身的隨從，趁著夜幕微服出宮。這是正德十二年的八月裡的某個夜晚，皇帝走得悄無聲息，甚至連錢寧都因為日漸失寵未能隨行。不明就裡的大臣們第二天發現皇帝失蹤了，頓時炸開了鍋，等到他們弄清楚原因，朱厚照人已經到了京城北面的昌平。

有朝臣梁儲、蔣冕、毛紀這幾個快馬加鞭追過去，一直追到沙河，好容易趕上了朱厚照，攔在馬前百般勸阻，說皇帝你太不拿自個兒安危當回事了，這一路過去到了關外，要是遇上蒙古人怎麼辦，豈不是要弄出個土木堡第二來麼？國家社稷可不能因為你的意氣用事給徹底搞砸了呀！朱厚照只覺得他們囉嗦，揚起馬鞭來嚇唬了幾句，再不讓開我可要打人了，也就不理會這些忠心的臣子，逕自一溜煙望著北方繼續前進。

要去宣府，得先經過居庸關。這兒有位巡關御史張欽，是個講原則、識大體的好幹部，居然站在關前頂撞起朱厚照，說什麼也不肯開門讓他過去。朱厚照機靈，佯裝原路折返，跑回北京待了兩天，然後派出原本「八虎」之一的太監谷大用接管了居庸關防務，並且特意叮囑他說：「關好大門，要是後面有大臣追來了，一個也不許放過來。」這才算是解決了他北巡的後顧之憂。

經過如此幾番曲折，終於來到了心馳神往的九邊重鎮宣府。江彬一早在這兒給皇帝預備下行宮，朱厚照瞧著不錯，賜名叫作「鎮國府」——他忽然覺得，其實做皇帝還不如做個將軍，能夠馳騁沙場來得暢快。當然啦，皇位是不能隨便丟掉的，可如今自己人都不在京城，又何必還非得頂著個大明國君的身份呢？好吧，從今天起，我就不是正德天子了，我也不叫朱厚照，我是大明朝「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這鎮國府，就是我統御三軍征伐北疆的前敵總指揮部了。

接著就把北京城豹房裡的全部家當，那些樂工啊，美女啊，連同外四家的神威營和敢勇營一起搬了過去。另有「威武大將軍朱壽」的親筆文書一封，交呈內閣，申請一百萬兩白銀的作戰經費，由國庫供給鎮國府開銷。大臣們傻眼啦，不知道交了哪輩子的霉運，攤上這麼個讓人哭笑不得的活寶。可也不能不給他，說是什麼將軍，皇帝畢竟還是皇帝，大臣們要對皇帝負責，要對大明江山負責，只要他朱壽老人家在北邊平平安安的，可不比什麼好消息來得都要強麼？

朱壽——朱厚照在宣府住了不少日子，吃喝玩樂，舒服得很。江彬也是辦事賣力，點齊人馬四處搜羅民間的美貌女子，運到鎮國府來供大將軍「享用」。朱厚照見了有些好奇，不知道江彬是從哪兒找來得這許多上等的貨色，叫到跟前一問，知道了原委，拍著手掌大呼有趣，說有這種好事，你可一定要帶著我一塊兒去了！於是也收拾停當，和江彬等人接連夜闖民宅，進門就管人家要女人，沒出嫁的，嫁了人的，死了丈夫在守寡的，不管哪種，只要瞧著順眼，一律帶走——江彬倒是輕車熟路，只是殺人與搶人的區別。可皇帝當頭幹起了採花賊，翻遍史書還真找不出與他相仿的幾位來。這皇帝也不管當地百姓死活，「在此間樂，不思蜀」，北京城那死氣沉沉的地方，說什麼也不肯回去了，在他心裡恐怕還想：「我就委屈些，不懼艱險，為了大明江山肩負起這守土一方重任吧！」

正在這邊高興著，邊境上傳來急報，說是蒙古小王子部三萬鐵騎寇邊，進攻方面在宣府附近的應州地區。當地守將總兵官王勳知道皇帝就在身邊，不敢有絲毫鬆懈，率眾死戰不退，硬是牽制住了敵軍主力，自己卻也落進了敵人的包圍。消息傳到鎮國府，朱厚照大喜過望——真不知道他喜從何來——拍著酒案招呼江彬說：「我就是為著這個才過來的呀！」當即點齊人馬，迎著蒙古大軍殺將過去。

小王子見狀也是歡喜得很——我們原本就只想來搶點兒錢糧牧畜什麼的，不想大明皇帝居然挨著我們這麼近，要把他活捉了回去，今後可有我們的好日子過了！也是群情振奮，摩拳擦掌預備大幹一番。可別說，朱厚照在北京城練兵多年，大臣們說他是不務正業，到了需要顯出點兒真本事的緊要關頭，他還頗有幾分良將風範。兩軍對壘，朱厚照親自籌劃，敲定作戰方略，弄得頭頭是道，有條不紊，大軍循序漸進，蒙古人一時間竟然無虛可趁，速戰速決的念頭落了空，只能耐下性子來和明軍打起了陣地戰。

這也就是後世所謂「應州大捷」戰役的開端。戰事的經過大體情況是這樣的：朱厚照披堅執銳，坐鎮中軍，與蒙古人惡戰五日，因為指揮得當、將士用命，一度佔據了較為有利的形勢。小王子沒有料到明軍防禦如此嚴密，再加上鄰接地區的明朝駐軍因為擔心皇帝安危，都在不斷朝向戰區集結，明軍的戰力更是逐漸凌駕於蒙古大軍之上，於是只得放棄了侵攻計劃，掉轉馬頭朝向大漠深處轉移。

朱厚照知道他們要跑，正是殺得興起，哪肯善罷甘休，通令全軍趁勢追擊。一直追到平虜、朔州一線，忽然間黑風四起，夾雜著沙石迎面撲來，明軍猝不及防，行伍散亂，有蒙古騎士單騎直透重圍，揮著馬刀衝到了朱厚照跟前。這下把皇帝身邊的錦衣衛和太監們給唬得，想要上前救駕已經來不及了，就只見得朱厚照面無懼色拔劍而起，迎頭斬殺了這位膽敢冒犯自己天顏的亡命之徒，而後從容激勵著將士們繼續奮勇向前，殺敵立功以報效國家。明軍於是士氣大振，終於成功擊退了蒙古人最後這次兇猛的反撲。

《明史·韃靼列傳》在是役末尾處結語說，自從應州之後，雖然蒙古人每年都還是總要跑到邊境上騷擾滋事，不過像這樣大規模的入侵，卻是沒有再度發生了。這種情況持續了比較長的時間，一直要等到七八年後的嘉靖四年，邊關才重又響起數萬蒙古戰馬的嘶鳴。以此而論，朱厚照本意是跑到宣府來玩的，卻不想他在荒淫無度之外，倒也玩得多少有些建設性。再推而論之，江彬本意是想躲著錢寧，自己討朱厚照的好，到頭來也算間接性地為穩定邊防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皇帝不避艱險，御駕親征，並且總算得大獲全勝，這是繼太祖元璋、成祖棣以來，大明朝立國百餘年間未曾有過的壯舉——可惜這也是朱厚照人生裡僅有的「亮點」。捷報傳回北京，大臣們愣了半天沒回過神來，「皇帝別胡鬧了，趕緊回來吧」之類的說辭，一時間竟也無從提起。朱厚照這下子可得意啦，一得意，就又開始奇思怪想層出不窮，不再像戰場上那麼得清醒。為了表彰自己的戰績，他一人分飾兩角，先是以正德皇帝朱厚照的身份頒下聖旨，再以威武大將軍朱壽的身份謝主隆恩，受封做了所謂的「鎮國公」。並且向大臣們強調，以後他在的地方不能叫行宮，要叫軍門，因為這是大明朝武官的規矩，可得記清楚了，不然說錯了話，可是會受到皇帝的責罰喲！

江彬也是有功的，功勞僅次於朱壽。他帶領著「外四家」英勇作戰，很好地完成了朱厚照事先的戰略部署。皇帝賞罰分明，在應州戰役之後的次年，也就是正德十三年，任命他作了「威武副將軍」，並封為平虜伯，三個兒子不論長幼，一律授予錦衣衛指揮的官銜。接著，就交給了江副將第一項要緊的差事：以後朝中大臣有奏折遞到鎮國府來，一律先交到你處保管，然後再向我報告。我身為總兵官，軍務繁重，有些個瑣碎小事，也就懶得親自過問了。

朱厚照這是深深地沉浸在身為大將軍的角色當中去了，好了瘡疤忘了痛，不再記得劉瑾的前車之鑒。皇帝遠在宣府，朝廷要請示個什麼事情，動輒就要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地送過去，到了跟前還見不著皇帝本人，只能和江彬坐在鎮國府大堂前打哈哈，這麼拖來拖去，有些不太要緊的政務，竟然拖了兩三年都得不到任何具體的處理。

好在事有轉機。這年，從北京城傳來了太皇太后駕崩的消息，朱厚照雖說心不甘情不願，可自己奶奶死了，也沒有賴在外面不回家奔喪的道理。大臣們聽說聖駕迴鑾，提心吊膽的日子總算捱到頭了，心說朝政你不辦也就罷了，只要人還待在宮裡，總比天高海闊跑得無影無蹤要強。大傢伙跪在寒風瑟瑟的北京城外迎還了聖駕，還沒來得及尋個話頭好好勸勸他，朱厚照已經在朝堂上發表了一篇痛失親人哀感於心的說辭，然後鄭重其事地宣佈：「為了表達對太皇太后的孝心，我要親自前往祖陵所在地的昌平，為她老人家主持葬禮，也順便祭拜一下我大明朝的列位祖宗。」

這是合乎朝廷章程的禮儀，大臣們自然不能反對。朱厚照跑去把奶奶入土為安了，也還真像模像樣地給先人們燒了幾柱高香，然後腳底一抹油，前後出現在了附近的黃花、密雲兩地，指使江彬駕著十數輛大車，挨家挨戶地劫掠良家婦女。江彬也是只管完成任務，不管他人死活，把擄掠的女子五花大綁地捆起來扔進車裡，終日強迫她們侍奉皇帝，一路顛簸坎坷過去了，好些人都因為禁不住這樣非人的虐待，竟然就此香消玉殞，含恨而終。

大臣們這下明白過來了，合著你是在宣府嘗到了甜頭，現在借口替太皇太后發喪跑出去快活去了。有位名叫李恭的官員義憤填膺，上疏朱厚照直斥江彬惡行，懇請皇帝盡早回宮。朱厚照還沒看見奏疏呢，那邊江彬通過錦衣衛得知有人罵了自己幾句，派人把李恭關了起來，沒過幾天功夫，就給活活弄死在了詔獄裡。然後對朱厚照說，皇帝你上次去了宣府，那是微臣的故鄉，不過微臣以前在大同任職，那也是個好地方，不如咱們再過去走走？朱厚照當然說好。於是又轉駕大同，一路上亮出旗號來，依然是他那面「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的錦繡戰旗。

在大同小駐片刻，一行人馬繼續向北，渡過黃河來榆林，再經榆林轉向綏德，順道「納幸」了綏德總兵官戴欽的女兒。再走下去真要到蒙古人的地界了，北邊無處可去，好不容易折返北京，沒得大臣們見著自己一面，朱厚照又讓江彬陪著繞道西安抵達太原，遍征女樂歌舞，強奪了晉府樂工楊騰的老婆劉氏——他還真是「瞬息馳千里」了。要說這朱厚照也不知道是什麼毛病，雖然閱女無數，可對嫁過人的女子總是更加偏好。這位劉氏生得國色天香，婀娜多姿，一下子就把皇帝給迷住了，尋思著要在後宮裡給她安排個什麼正經的名分。江彬曉事，領著一干錦衣衛官們圍著劉氏一口一個「劉娘娘」叫得脆甜，當自個兒媽一樣地孝敬著——他們不都是朱厚照的乾兒子麼？劉氏自然也就是他們的乾媽了。

不過朱厚照雖然喜歡劉氏，卻不專情，身邊群芳燕繞，還在一個勁地打聽誰家的老婆長得標緻。有位任職延綏總兵官的馬昂因為犯事受到朝廷罷免，他聽說皇帝好這麼一口，覺得有門，於是找到江彬，說是自己有個妹妹，相貌出眾，而且能歌善舞，還精通騎射之術，能講外國話，只是已經嫁了人，做了指揮畢春的老婆，正懷著孩子呢。江彬心領神會，略施手段把畢夫人帶進了豹房。朱厚照見著美人兒，不單養眼，還是個文武雙全的，當即龍顏大悅，傳旨升馬昂作右都督，他的弟弟馬炅、馬昶都賜蟒衣朝服——原來蟒衣這麼好掙，當真是氣煞前人。大臣們照樣苦苦相勸，朱厚照照樣置若罔聞。

馬昂賣了妹妹得了富貴，威風起來了，置辦下高宅大院，又是「國舅」的身份，朱厚照也時不時往他家裡走動。可要依著朱厚照看來，這個「大舅子」未免也太小氣了些。偶然在席間提起了他的小妾，一時興起，要跟馬昂「借用」幾天。馬昂是親妹妹都捨得，卻捨不得一個小老婆，說什麼也不肯給。朱厚照大怒，鐵青著臉推門而出。馬昂回過神來，知道闖了大禍，不得已，忍痛割愛，趕緊獻上小妾以求皇帝寬赦。朱厚照變臉更快，說馬昂有功，就給他的弟弟們再升個官，馬炅做都指揮，馬昶做儀真守備吧！

馬昂喜出望外，追加進獻美女四人，以示自己對皇帝忠心耿耿，回頭免不了再要多孝敬江彬一番：當初要不是江大人施以援手，又哪裡會有我馬某人的今天呢？

於是，主動給皇帝送女人，以換個燦爛光明的錦繡前程，這叫做「納欽女」，就因為江彬替朱厚照這麼四下賣力地張羅著，儼然成為了正德官場上飛黃騰達的不二法門。有點兒這方面歪腦筋的，紛紛義無所顧，前撲後續，搞得朱厚照心花怒放，越發稱讚江彬辦事得力，是自己身邊的頭號能臣。

就這麼一直折騰到了正德十四年——朱厚照在位滿打滿算，一共一十五年，這會兒距離他猝死豹房已經時日不多了。倘若知道了自己的壽算，這位荒唐天子還會不會繼續他放浪形骸的「狂野青春」，站在後世的角度看來，確是個耐人尋味的命題。只是當事人渾然不覺了。因為在北方巡遊出了這輩子最大的樂趣，皇帝馬不停蹄，又打起了南征的念頭。替他張羅這一切的，依然還是「閱歷過人」，隱然已經權傾天下的錦衣衛都督僉事、威武副將軍江彬。

阻礙南巡的王陽明

在大明朝歷任一十六位皇帝裡面，朱厚照在位的時間並不算長，但是他卻經歷了作為一個帝國統治者所能遇到的幾乎一切麻煩：邊境戰爭、農民起義、佞臣亂政和皇族謀逆，等等。凡此種種，前赴後繼，層出不窮。而朱厚照身處一切變亂的中心地帶，居然可以泰然自若，不以為念，進而把它們當是給自己跑出皇宮四處溜躂的借口，後人說他從頭到尾完全不具備絲毫作為「皇帝」所應有的自覺，從這個方面而言，倒也確是恰如其分的評價。

特別是皇族謀逆這一樁。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起事，儘管在極短的時間內便被朝廷鎮壓，但是惦記著朱厚照那把龍椅的朱姓宗室依然大有人在——你成天東跑西顛的，不認真坐著自己位子，那還不如讓給我們這些想坐的人來坐吧！

於是在正德十四年的六月，從江西傳來了寧王朱宸濠起兵作亂的消息，江西巡撫孫燧、南昌兵備副使許逵以身殉國，攻勢如潮的叛軍接連攻陷了南康、九江等地，國家東南形勢陡轉，半壁江山岌岌可危。原本已經被朱厚照折騰得夠嗆的大明官員和百姓們，這下子又只好再硬著頭皮去趟寧王這淌不知深淺的渾水了。

這時候的朱厚照本人在幹嘛呢？他剛離開太原， 「順道」去宣府待了幾天，三月間剛回到北京，正在忙著和批評自己「巡幸無度」的大臣們較勁。要說他這人的精神頭是真好，幾千里行程一路撒歡似地跑下來，轎也不坐，都是自己騎馬，披著「威武大將軍」的戰甲，腰裡還懸著長弓，「涉險阻，冒風雪」，累倒累病了無數能征慣戰的「外四家」，他卻依然「面無倦容」——北邊我已經玩夠了，沒什麼新鮮玩意兒。聽江彬說，南方也是不錯的，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嘛，那我就再到南邊走走吧！

大臣們一聽，腦子嗡嗡作響，心說你這人完全就是大明朝的禍害，走一方黑一方，跟個流竄犯似的，北邊都已經給你敗壞得差不多了，再要去了南方胡攪，動搖國家的賦稅根本，這可如何了得？朱厚照當然知道他們不樂意，也不好再像上次那樣「連夜潛逃」，於是尋了個借口，說北京城最近不是地震了麼，我準備到兩京和山東去一趟，遍訪名山大川，各地神仙們都拜上一拜，懇請上蒼賜予我大明千秋萬代安定和諧，歲歲平安，云云。

他當然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去的——「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鎮國公朱壽將巡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其具儀以聞。」回頭一想，似乎武將去辦這種事情太過稀奇，於是又給自己加了個太師的官銜。太師鎮國公，嗯，這下就圓滿了。

旁邊的江彬瞧見皇帝興致正濃，湊到跟前來搭話說：「大將軍為國分憂，可就怕朝堂上的那些文臣無理取鬧，聖旨一出，又要逼著您和他們打口水仗了。倒也真是煩人。」

朱厚照哼哼著回答說：「怕什麼？拖出去打，打到不能說話為止。」

這是調唆皇帝要膽敢進諫的官員們痛下殺手了。可是所謂文人風骨，不怕死的總是大有人在。兵部郎中黃鞏就向朱厚照上疏說，跑去邊境拿國防當兒戲，為了一己私慾而損耗天下的人力、財力，老百姓的心都被傷透了，這完全是因為皇帝聽信了江彬的教唆，「江彬這個人，生性凶殘，為人處事傲慢且怪誕，本來不過是軍隊裡的一介武夫，完全不懂得為人臣子的禮數。我們這些做大臣的，只知道他有可以砍頭的罪過，不知道他有什麼值得獎賞的功勞……天下人聽見江彬這個名字，無不切齒怒罵，都想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陛下也不應該因為憐惜區區一個江彬，而不肯向天下人謝罪認錯啊！」

他的一位同僚，兵部員外郎陸震本來也打算上疏，看過黃鞏所述，立刻稱讚不已，毀掉了自己的草稿而與黃鞏聯名上奏。這次彈劾行動較之當年請願誅殺「八虎」聲勢更為浩大，前後進諫的官員多達一百六十八人，即使縱覽明史，其情景亦可謂空前絕後。

江彬老練，知道自己當初想出「北巡」的主意，在朱厚照跟前把錢寧擠了下去——這些年多熱鬧啊，都沒錢寧什麼事——自然也就會成為大臣們頭等的眼中釘、肉中刺了。他事先在朱厚照心眼兒裡點了個穴道，大臣們的奏疏一遞上來，皇帝這當即就發作了。帶頭上疏的黃鞏這幾個，當天就給關進了詔獄，其餘「從犯」一百零七人，則全都在午門外罰跪五天。大理寺正周敘等見狀，第二天又連疏進諫，極言江彬怙權倡亂，黃鞏無罪。朱厚照更怒，把他們和黃鞏關在一塊兒，並特別吩咐周敘和另外兩位官員及黃鞏等六人戴著木枷在殿外罰跪五天，白天跪完晚上仍舊交還詔獄看管，「道途觀者莫不無歎息泣下」，說好歹也是堂堂大明的廷臣，皇帝怎麼能拿人家當殺人犯似地枷起來示眾呢？

等到這兩撥人馬先後都跪完了，就輪到了對他們施以廷杖懲治。江彬暗中吩咐，「用心打」，這兩次打的，竟然杖斃了官員一十五人，創下了大明朝開國迄今廷杖至死的最高記錄。黃鞏倒是命硬，廷杖時咬牙挺了過去，被皇帝革職為民。江彬不肯善罷甘休，派出錦衣衛沿途追殺，好在他事先得到消息，這才大難得脫。

其他人就沒有黃鞏這麼好運了。陸震被打得死去活來，拖回牢房時還一息尚存，江彬於是斷絕了他的飲食，將他活活餓死。有位工部的主事何遵，事前起草工部奏疏，家裡的僮僕看見了，上前抱著他就哭了起來，說「主人不為自己著想，也是總該為您的父親和孩子著想才是啊」。何遵拿著筆從容回答說：「你去替我轉告老太爺，不要讓他的孫兒荒廢了學業，就行了。」結果行刑時他被打得「肢體俱裂」，人都打散了架，回到家裡掙扎了兩天，到頭還是一命嗚呼，時年僅三十四歲。因為太窮，就連下葬都是同僚們湊錢替他料理的。

而在何遵之前，另有刑部主事劉校，負責起草了刑部官員聯合奏疏，自然也難逃一死。這是位孝子，平日裡母親但凡心情不好，都要長跪請罪，一直跪到母親開心為止。在刑部做了官，本想著把父母接到京城來供養，不想老父死在了半路，劉校一路狂奔過去，抱著父親的遺體「痛哭幾絕」。廷杖當日，他將要被打死了，忽然仰天大呼起來：「劉校為國盡忠，死而無恨！只恨不能再見母親一面了！」他的兒子劉婁，時年僅十一歲，站在旁邊看著父親受刑，又驚又怕，禁不住哭了起來。劉校回頭告誡他說：「孩子你雖然讀書不多，難道也不知道聖人說'事君致身'的道理嗎？好好侍奉你的奶奶和母親，不要讓為父在九泉下為你感到羞愧。」說罷，氣絕而亡。

忠孝節悌，在這一通木杖紛飛的廷杖下被展現得淋漓盡致。即使頑劣如朱厚照，狡狠如江彬，這時候也不覺為之「氣沮」，心頭變得不怎麼舒坦，南巡的興致折消大半，只得暫且擱置一旁了。

可是寧王朱宸濠謀反，卻又給了他們南巡冠冕堂皇的借口——「巡」換作「征」，皇帝不是去玩，是要南征，是要準備御駕親征寧王亂黨了。

茲事體大，江彬向朱厚照建議說，這次出征，咱們上下齊心，才好克敵制勝。錦衣衛和東廠這些人，自然都是要跟著御前聽差了，但是兩頭制度不一，工作配合起來難免有不周全的地方，不如劃歸專人統一領導，才好便宜行事。朱厚照準奏，說這人選也不用再推敲了，我最信得過你，就由你一人節制錦衣衛和東廠吧，叫他們所有的人都聽你指揮。

前文說過，錦衣衛的管事是錢寧，東廠提督太監是張銳，現在江彬一人身兼二人之職，內外大權悉數掌握，把這兩位都擠到一邊涼快去了——其實一邊涼快倒挺好，總比給他江彬當差得強——恩寵至極，大明朝二百餘年間，如此身份，僅江彬一人而已。

然而朱厚照差點又沒走成。「大將軍朱壽」的人馬還沒來得及動身，八月，江西已經傳來消息，說是在提督南贛汀漳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的統一部署下，大明軍民同仇敵愾，萬眾一心，連戰克捷，已經成功地擊潰了寧王的叛軍，就連寧王本人，也在七月的一場戰鬥中被官軍生擒了。要說這本是件好事，可江彬拿著王守仁的奏疏卻犯起了難。因為仗已經打完了，皇帝再要去南邊就沒了借口，豈非又是空歡喜一場？實在是大傷腦筋。為了不掃皇帝的興致，江副將把捷報扣了下來，不許眾人走漏風聲，依舊按照原計劃，離開北京由德州上船，浩浩蕩蕩，向著江西方向挺進了。

這裡按住江彬的話頭，額外交代幾句。前頭提到的這位王守仁，字伯安，不僅有明一代，即使放諸中國兩千多年的思想史，也因為他創立「心學」，為一代宗師，故以「陽明先生」的名號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早年在朝廷裡做個兵部主事的官職，劉瑾驅逐劉健、謝遷，王守仁就在許多被杖罰的請願官員當中，挨了四十大板，末了發派貴州龍泉驛丞任職——他們老把看不順眼的人往貴州趕，也不知道貴州礙著他們什麼事了——世事坎坷，他在那一片群山峻嶺當中冥思苦想，修為精進，體會到前代先賢所謂「存天理、去人欲」式教條主義的謬誤，進而提出「心既理」，主張「知行合一」，「致良知」，於是終成正果。

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僅是個思想家，還是個軍事家——儒將有的是，可真以學識而論，又大多去王陽明何止千里——兵部尚書王瓊素來賞識王守仁，於是在劉瑾倒台後提拔他做了巡按一方的右僉都御史，也是為防備寧王而在江西這盤棋局之中事先布下的一著勝負手。王守仁在任上幹事頗為認真，把他的「心學」融會貫通到實際工作當中，接連蕩平許多賊寇以及社會不安定因素，由此進階為右副都御史。寧王作亂，一開始來勢洶洶，各地又多有鎮守太監和地方官員起兵響應，叛軍似乎輕而易舉就能實現寧王打下南京「正位」稱帝的念頭。卻不想王守仁厲害，緊要關頭審時度勢，指揮得當，接連挫敗寧王的進攻部署，又大合四方義軍，號稱三十萬，與寧王展開生死決戰，終於一舉擊潰叛軍，徹底平息了此番江西的亂局。

要以常理論，王守仁守土有功，又沒有勞煩到朝廷太多心思，擱哪兒說都是奇勳一件。可仗是打完了，他的麻煩也就跟著來了。江彬說了，皇帝難得親自跑來江西平叛，你卻把寧王都捉起來了，不是讓皇帝下不了台麼？不行，皇帝連蒙古人都打勝了，難道還怕他個小小的寧王，一定要過這次癮了。你就把寧王放出來，放他到鄱陽湖裡，等皇帝親自與他交戰，再親自擒獲了他，這才算是功德圓滿嘛！

王守仁當真是哭笑不得：皇上啊，天底下哪有這麼荒唐的事情？要是放出去給寧王跑掉了怎麼辦？江西百姓已經受過一次戰禍之苦，再來一次豈不是要逼著人上絕路了麼？就算是他寧王不能馬上東山再起，可是隱跡於湖泊山川，總是個隱患，難免也會弄得人心惶惶。這是決計不能答應的了。只是前頭寫信去勸皇帝不要南征也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現在更不可能去找江彬交涉。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給他遇見了一個人，事情於是頓時得到了轉機。

這個人，便是太監張永。

張永在正德朝，在當年那一夥「八虎」裡面，真算是個有些良心、見識和膽略的「好人」。他在正德五年平定安化王、誅殺劉瑾的事件中「居功至偉」，竟然因此打破大明成例，以太監的身份受封為侯爵，連他的兩個兄弟也都被封作了伯爵。此後又曾在正德九年提督北方重鎮宣府、大同軍事，抵禦蒙古寇邊。這次奉了朱厚照之命，帶著兩千人馬作前鋒先頭開路，走到杭州錢塘，遇見了因為躲避江彬派來的錦衣衛索要寧王而微服疾行的王守仁。王守仁是素來知道張永為人的，知道他雖然免不了內臣的有些惡習，卻好歹要強出江彬百倍，於是就跑去面會張公公，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妥當解決「寧王問題」的辦法。

有關王守仁會見張永的經過，明史裡有著截然不同的兩個版本。《王守仁列傳》裡說的是王御史跑去見著了張永，極力大拍馬屁，稱頌他是賢能之士，哄得張永心花怒放，滿口答應了前者「南京獻俘」的請求。《宦官列傳·張永》裡說得卻是一開始王守仁吃了張永的閉門羹，結果站在門外大呼說：「我是王守仁，為了國家大事來見張公公，怎麼不肯讓我進去？」這才總算見得張永一面——不論哪種版本，最後結果都是一樣的了。王守仁向張永表明，皇帝倘若御駕親臨江西，他手底下那些「外四家」又無仗可打，只怕是要擾民，由此將要生出無窮的禍害來，何況好不容易逮著了寧王，說什麼也是不能再輕易縱虎歸山的。一番懇切地說辭，說得張永不禁為之動容，當即表示說：「如今天子身邊小人太多，我張永之所以要去江西，也是為著保護聖躬，而不是要搶你王御史的功勞。」於是指著囚禁寧王的囚車說：「你把這個給我，事情就好辦了。」

事情還真給張永解決了。張公公押著寧王，回頭在南昌遇上了奉江彬之命跑來準備「大展手腳」的太監張忠和錦衣衛官許泰。張永說「寧王都給捉了，你們還想捉誰」，催促著他們和自己回程——朱厚照走得挺快，這時已經在杭州清江浦住了下來。張忠和許泰大老遠地跑來，什麼功勞也沒搶著，心裡怨憤，借口搜捕寧王逆黨，滿街拉人，被誣陷下獄的官民不計其數，又是大開殺戒，史書形容說是「甚於宸濠之亂」。折騰了好幾十天，實在折騰不出什麼名堂來了，王守仁又不肯和他們正面接觸，這才悻悻然地跟著張永回去了杭州。

張永於是跑去稟奏朱厚照，說寧王已經被俘，大軍實在沒有必要再興師動眾地跑到江西撒野，又說王守仁公忠體國，平叛有功，宜加重賞。其實那頭張忠不滿王守仁把寧王給了張永而沒有交給自己，一個勁兒都在朱厚照跟前說王守仁壞話，只是因為有張永這番言論在前，朱厚照對王守仁頗有些好感，竟然未能讓他張忠得逞。

這裡還有個小插曲。據說，張永走後，江彬還派了不少人跑去找到王守仁，催他把寧王交出來，他們要帶去鄱陽湖「放生」。王守仁坦言人已經不在我這兒了，我想交也交不出來。就打發錦衣衛的校尉們回驛館歇息，另奉紋銀五兩，以表心意。可當時錦衣衛官出來辦事，哪個不是伸手幾百兩的「孝敬」，怎麼到了你王守仁這兒就只有五兩這麼丁點兒？錦衣衛校尉勃然大怒，別看你是什麼封疆大吏，在我鎮撫司詔獄裡連條狗都不如，當下把銀子一扔，就要去找王守仁的說事兒。王守仁早有準備，見著校尉的面就表揚起他來：「哎呀，我聽說錦衣衛的校尉們都是些見錢眼開的傢伙，不想您大人視錢財如糞土，把銀子都扔了，我真是佩服得很呀！」弄得校尉一肚子火氣無從發起，只好轉身灰溜溜地走了。

只不過王守仁的麻煩還遠不僅於此。他在擒獲寧王的時候，從軍中搜出大量朝中官員，包括錦衣衛和東廠，平日與寧王往來的書信。這就是勾連反賊的憑證了。王守仁得了這麼個燙手的山芋，消息傳到那些有牽連的人耳朵裡，如何不想著要將他除之而後快？怕的就是他見到朱厚照，掏出這些要命的東西，到時候大家一鍋端，誰也跑不了。可王守仁心裡也明白，這些人都是成天跟在朱厚照身邊的近臣，哪個不是權勢滔天，事若不成，只怕還得給他們反咬一口，再加上朱厚照那脾氣，如果讓他大興詔獄，又是一番大砍大殺，國家和朝廷本已經折騰得久了，又如何能再經受得起呢？輾轉反側，雖然於心不甘，只是迫於情勢，也只能將這些書信統統付之一炬，就此作罷。

然後寫奏疏向皇帝賀喜，開口就是「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的英明指揮和領導之下，在江彬以及諸公的通力配合之下，戰事終於取得勝利，保得了一方平安，這些都是你們的功勞，至於我王守仁個人，實在不足掛齒了。把話說得滴水不漏，也不要什麼封賞，江彬腦子雖然爛，也還真就找不出什麼理由來尋他王守仁的晦氣。

寧王的事情至此總算是告一段落。然而朱厚照「親征」的念頭依然沒有打消。「決戰鄱陽湖」的計劃落了空，江彬又替朱厚照制定了由浙江轉道湖、湘的「南巡」路線。護駕的大臣們覺著苗頭不對，想要勸諫為時已晚，朱厚照把沒能親手打上一仗的遺憾置諸腦後，領著眾人歡天喜地朝著揚州進發了——他在清江浦小駐期間出了點兒狀況，當時不以為然，卻在後來直接影響到了大明朝國運的轉承，這裡暫且按下不表。

且說揚州是天下名城，富甲東南。當時的知府姓蔣，叫作蔣瑤。這是位愛民如子的父母官。聽說皇帝到了自己的轄地，忙著安排接待朱厚照的工作，也是為人臣子應盡的本分。可是他光顧著接待朱厚照了，把朱厚照身邊的江彬忘了個一乾二淨。江彬受了冷落，心裡不怎麼痛快，借口找個地方做「威武副將軍府」，想要強奪城中富戶的宅院。蔣瑤一聽，連忙搖頭不肯同意。江彬這下子是真討厭起這位蔣知府來了，派錦衣衛把他關到一間空房子裡「反省」了半天，讓他好好琢磨琢磨「為官之道」。可蔣瑤是讀聖賢書的，別的什麼也沒有，就有一股子書生的倔脾氣擺在那兒，好不容易從房子裡出來，江彬又向他索要皇帝賞賜的財物，連哄帶嚇，他仍舊板著一張臉不為所動，說什麼也不肯服軟。

這兩個人就在皇帝眼皮子底下鬥了起來。朱厚照哪裡有心思去管這些瑣碎小事，他拿了魚竿，饒有興致地跑到江邊垂釣。也是運氣好，釣起來一尾難得的大魚，好幾十斤的份量，朱厚照一高興，回過頭來對眾人說：「這個可是要值五百金的珍品了。」江彬在旁邊聽得仔細，推著蔣瑤上前回答說：「那不如讓蔣知府買了去，也算是表表對皇帝您的孝心。」朱厚照說好哇，那蔣知府拿錢來吧！蔣瑤哪裡有錢？回到家裡把老婆的衣物和首飾一股腦地搬過來，一件一件擺在朱厚照跟前，昂起頭來說：「微臣沒有錢，只有這些東西，皇帝您要是看著順眼，隨便沽個價拿去好了。」那副委屈勁兒，把朱厚照逗得一樂，揮了揮手說：「那就算了，我也不強人所難嘛！」

江彬卻依舊要強蔣知府所難了。隔天他把蔣瑤叫來，向他「傳旨」，說要揚州府報有錢的大戶，挨個向皇帝進貢。蔣瑤回答說：「揚州只有四個大戶人家。一是兩淮鹽運司，二是揚州府，三是揚州鈔關主事，四是江都縣。除了這四個，揚州百姓窮，就沒有大戶了。」一番話把江彬生生給堵了回去。江彬又說：「朝廷要選繡女，揚州府有多少美人兒，你都給報上來。」蔣瑤回答說：「揚州只有三個繡女。」江彬聽了奇怪，問他是哪三個，蔣瑤一本正經地回答說：「民間是沒有了。倒是知府有三個親生女兒，朝廷如果一定要選，就讓我們蔣家把女兒交上來湊數。」江彬頓時語塞，沒想到蔣瑤是這麼個死豬不怕開水燙的，這事兒只好就此作罷。

官面上選繡女雖然作罷，可私底下替皇帝搜羅美女的事情卻不能耽擱。江彬還是跟當初在宣府一樣，四下派遣錦衣衛和東廠太監們搜刮民間的處女和寡婦——當真是掘地三尺了，朱厚照就算是金剛不壞之體，哪裡顧得上這麼多美人兒？一時間輪不上的，就發回北京城皇宮浣衣局閒住。這些女子就此和親人生離死別，過著生不如死的日子。也是人數實在太多了些，以至於到了後來嘉靖年間，有大臣向世宗上奏，說浣衣局供應不足，有不少女子都給活活地餓死在了宮裡。

蔣瑤氣得烏紗亂顫，知道滿城百姓都給江彬嚇得不敢出門了，為了避禍到處「搶親」——家裡有女兒的，大多隨便在外面找個年輕的男子回來拜堂成親，總好過被皇帝召去「御幸」。一時間弄得揚州城裡雞飛狗跳，搶得慌了，有人甚至稀里糊塗一連做了五六次新郎官——於是喝過幾杯濁酒，酒壯人膽，漲紅著臉跑去找負責「漁色」的太監吳經論理。吳經給蔣知府嚇了一跳，知道揚州府原來有這麼位敢為民請命的好官，也是擔心真得激起什麼民變來，這才收斂了不少。

揚州百姓是多虧了蔣瑤一力承擔，終於沒有經受更多的磨難，蔣瑤自個兒卻是要吃不了、兜著走了。朱厚照原本盤算著依著先前計劃好的路線，到南京小駐，然後再取道兩湖。可這年歲末淮河流域鬧起了饑荒，「人相食」，上演出一幕人間慘劇，朱厚照再玩下去也沒了什麼意思，眾人好說歹勸，這才哄得他決意啟駕回京。

江彬沒有忘了蔣瑤，硬逼著蔣知府護駕。走到寶應這地方，叫人用鐵索把他捆了起來，幾天後才解開，又一直走到臨清才把他放了回去——也是因為朱厚照在揚州的時候被蔣瑤伺候得周全，皇帝多有褒獎，江彬不好直接把人家給料理了——蔣瑤這個狼狽勁兒，跌跌撞撞地回到揚州城，滿城百姓見狀莫不感動得失聲痛哭。倒是這一哭，蔣瑤多少有些懊惱的心裡油然而生一股子豪情，想來自己所作所為，也是一番凜然正氣，總算是沒有枉負先賢教誨，因此受些委屈，其實原本不必太過掛懷。

他後來轉任陝西、湖廣、浙江等地參政及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老百姓爭相為他建祠祀福，從此名聲大噪，一直做到了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世宗嘉靖帝曾經在酒宴上讓皇族給他讓座，說「親親不如尊賢」，終成一代名臣。

但這也僅是難得的善果。朱厚照此次「南征」（巡），前後歷經數十州縣，江彬一路上作威作福，拿地方官跟自個兒家奴隸一樣使喚，竟然嚇得有人聽說江彬來了，趕緊回家上吊自殺了事。就連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了他，都要長跪回話。他手底下那些「外四家」的驕兵悍將更是成天招搖過市，強買商家貨物，甚至於假傳旨意橫徵暴斂，「近淮三四百里間，無得免者」，活脫脫是莊稼地裡飛來一夥蝗蟲。百姓哭號震天，爭相逃亡。等到聖駕北還，餘下不過只是一片狼藉罷了。

江彬之死

朱厚照在浙東財色兼收，盡興而返，回到北京城卻忽然拉下了面皮，親自辦理了一樁「謀逆」的大案。這案子與先前的寧王起事有著直接的關聯，主犯不是別人，正是他當年收下的第一個乾兒子，錦衣衛左都督錢寧。

錢寧謀逆是確有其事了。源頭還得追溯到正德七年，江彬誘使朱厚照北巡宣府，撇下錢寧一個人跑去快活，錢都督是個八面玲瓏的人，知道自己已經在朱厚照跟前失了寵，說不定哪天就要跟著失勢——他是傍大腕找靠山慣了的，琢磨著皇帝年近三十依然不曾生育，他日一旦駕崩，自己身家性命只怕不保，不如早作籌謀，也好為日後的榮華富貴作起鋪墊。

正在一邊胡思亂想著，寧王的使者跑來北京找到了錢寧，說是為了恢復營衛，還請錢都督在朝廷多替寧王美言幾句。所謂營衛，簡單來說，就是藩王的衛隊，這個是有祖制、成例的約束，任何宗室不得任意擴充、調配。寧王祖上早年被削去了一支衛隊的編制，如今招兵買馬，用意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了。朝廷裡的大臣，尤其是內閣那些老成謀國的閣輔們，自然不肯輕易答應。

然而有了錢寧在其中插上一腳，事情開始逐漸朝向有利於寧王的方向發展，幾經周折，還真給寧王辦成了這件事情。也是因為錢寧有依附外援的心思擱在那兒，這才使得他和寧王一拍即合了。此後寧王又派出幕僚在京城多方走動，賄賂各級官員，就連朱厚照的豹房裡都給安插進去了眼線，也大多都是錢寧在替他百般周旋，把這些「王府間諜」們安排在一位叫作臧賢的戲子家裡。

只不過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寧王在江西的動靜太大，從中央到地方，引起了不少人的警覺，線索千頭萬緒，又紛紛指向了「留守」京城的錢都督。錢寧這時候開始有些坐不住了。等到寧王真的舉兵，朱厚照決意御駕親征，整個朝廷都開始圍著江西運轉起來，他又意識到寧王恐怕難以成事，到時候兵敗如山倒，必然是要把自己也拖下水去的。何況朱厚照身邊還有個江彬，只要有絲毫的把柄落在了他的手裡，人家還不趁機落井下石，弄得自己永世不得翻身？事情說大就大，搞不好是要誅九族的，到時候天皇老子也保不了他錢寧的小命。

於是橫下一條心來，跑去朱厚照跟前「檢舉」了寧王派到北京活動的官員，一位名叫盧孔章的，並且把所有罪過都推到臧賢頭上，趁皇帝發配他們到邊關充軍機會，從錦衣衛裡派出心腹去殺人滅口，以為如此便可以洗脫自己的嫌疑了。接著還央求朱厚照帶自己同去江西，拍著胸脯信誓旦旦，說是做兒子的要為了父親到前線殺敵，儼然又是一副忠臣孝子的嘴臉。

可是他萬萬沒有料到，自己和寧王勾結的底細，江彬不但知道，而且從一開始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之所以隱忍不發，完全是因為要等到寧王真的造了反，才好把事情坐實到他錢寧頭上，到時候無法抵賴，只有一死。這會兒錢寧前腳向朱厚照表白了心跡，江彬後腳就跑去對他們的「乾爹」說：咱們都去了江西，京城裡沒個照應總是不太合適，不如就讓錢都督留在朝廷，也好替您打理一下皇店的產業，不知您意下如何？

所謂皇店，位置大約在皇城西北角，江彬當初為了討朱厚照歡心，強行拆除了這兒的兩座民宅，積慶樓、鳴玉樓，建起一座「義子府」，以及諸多店舖酒肆，也就算是替朱厚照置辦的一份固定資產了。以錢寧的身份而論，讓他去當個「御用掌櫃」，未免委屈了些，只不過今時不同往日，錢寧知道跟江彬沒有道理可講，反正留在京城還能準備條退路，也就坦然答應了下來。

這就是江彬再度把錢寧從朱厚照身邊隔開的計謀了。等到出了北京，大軍走在路上，就向朱厚照爆料說錢寧如此這般，十分可惡，用亂臣賊子來形容絲毫亦不為過。朱厚照這麼些年來渾然不覺，如今驟然聽得江彬說起，有憑有據，不由得他不信，一張臉由紅轉青，由青轉白，最後漲成豬肝的顏色，拍著桌子恨恨地說了句：「狡猾的奴才，我早就懷疑他了！」——這就好比他當年跟江彬說，自己一個人就能打敗猛虎一樣，純粹是做皇帝的面子擱不下來——既然如此，絕計不能輕饒。拿人，抄家！

錢寧這下子真是大禍臨頭了。朱厚照回到北京，「裸縛寧」，把他光著身子捆了起來，然後指揮人馬闖進錢府，翻江倒海地搜了個遍。史書記載說，一共抄出玉帶二千五百條，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餘箱，胡椒數千石。江彬順勢添油加醋，說他錢寧不過一個錦衣衛的左都督，每年的俸祿屈指可數，他到底是從哪兒斂聚了這麼驚人的家財？想來定是貪贓枉法，禍國殃民的罪證了。其實他這話不說也一樣，朱厚照得知錢寧胳膊肘往外拐，早就氣得恨不能親手一刀剁了這狗東西，又何須旁人再來煽風點火呢？

光噹一聲，在錦衣衛的衙門公堂上逍遙了不少年頭的錢寧，如今被江彬一腳踹翻了下去，就此淪作了詔獄大牢裡一個不見天日的重囚。他有沒有去親自體驗一把那些自己平日耳熟能詳的酷烈刑罰，其間細節後人實在不得而知。倒是沒關的太久，在次年世宗嘉靖帝厚熜繼位以後，就給他判了個磔刑，千刀萬剮凌遲處死。至於他的家人，養子錢傑等十一人全部被斬，只有小兒子永安因為年紀太小幸得不死，餘下所有妻妾則悉數被發配給了功臣家為奴。

不過，朱厚照為什麼沒有親自敲定錢寧的判決呢？這是因為他這會兒身體狀況已經大不如前，實在難以支撐下去了。正德十六年的正月，朱厚照循例跑到京城郊外主持郊祀大典——循的是大明朝祖例，不是他正德朝的例。他一年到頭哪有幹過什麼正經事——走到半路上忽然吐血不止，一頭暈死了過去。大臣們嚇得面無人色，讓太監們七手八腳地把他抬到了轎子上，浩蕩的車鑾掉轉方向一溜煙地跑回到了紫禁城，依舊住進豹房，轉身趕緊招集所有的太醫來替皇帝診斷病情。

其實不用診，到底怎麼回事，朱厚照自個兒最清楚。「南征」的時候，他在清江浦這個地方喜歡上了釣魚，時常駕著小船跑去自得其樂。也是命中注定，一次不小心失足落水，在冬天刺骨冰涼的湖水裡泡了半天，最後被陪侍的錦衣衛和太監們跳下水去把他撈了起來，因此感染了風寒——尋常人倒還好些，關鍵是朱厚照這麼多年來縱慾過度，表面看起來生龍活虎，身子裡早就淘虛了。偏他還不知收斂，繼續過著自己酒池肉林的神仙日子，精神每況愈下，回到北京先是吐了這灘血，沒過得幾天功夫，竟然就惡化到了不能起床走路的地步。

皇帝要完蛋啦。大臣們瞧著朱厚照躺在豹房的軟榻上氣若游絲，心底多少還有些幸災樂禍的意思——讓你玩，你接著玩啊，玩出這結果來你就滿意了——不過想歸想，皇帝真要是就此「龍殯歸天」，留下朝廷和國家這一攤子爛事，總還得要有人來收拾殘局。別的先不說了，最要緊的一件，是讓誰來接他的班，做大明朝的新天子呢？這和當初錢寧琢磨的是同一個意思：正德爺大半輩子都在酒色間縱橫馳騁，他自個兒玩得高興縱然不假，從頭到尾卻不都曾給帝國留下絲毫嫡傳的血脈——莫說是嫡傳，連個庶出的皇子都沒有。大明皇統的傳續，到了他朱厚照這一輩，就這麼稀里糊塗地，將要嘎然而止了。

這可如何是好？

朱厚照倒也自知時日無多，掙扎著向大臣們交代了幾句「凡事請閣臣和太后相商」，接著若有所思般地說道：「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這十幾年，你們這些大臣們不容易啊，以前種種，都是我不好，統統不關你們的事了，你們也不必自責。說完，兩眼一閉，就在三月間於豹房病逝，時年三十一歲。謚毅皇帝，廟號武宗。

朱厚照臨終前說的這番話，聽上去多少還是對自己的人生有些懺悔的意思，也算是向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向大臣們道歉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還真是至理名言。回想朱厚照「管理」大明朝這些年，開頭一個劉瑾，末尾一個錢寧，都曾經是他最信任的寵臣，到最後也都是被他親自下令砍了頭抄了家的，世事無常，要說對他的內心沒有絲毫的觸動，其實也不太確切就是了。

可大臣們又亂了套了。你倒好，一撒手，說走就走，到底讓誰來做皇帝，也沒句明白話交代下來，合著是到死了也要再折騰我們一次不是？朱姓皇室枝繁葉茂，可真要過篩子似地篩上一遍，從諸多藩王子弟裡挑出一位品學兼優、德才兼備的合適人選來，那又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了。也罷，大行皇帝既然沒說，那我們只好再擔待一回，開個會，議吧！

這一議就炸開了鍋。正在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之際，內閣首輔楊廷和毅然站起身來，神情肅穆，手裡高舉著太祖皇帝朱元璋留下的《皇明聖訓》——姑且可以理解作大明朝的最高憲法——向群僚宣講說：「當哥哥的死了，如果沒有子嗣，那就由他的弟弟來繼位，這是誰也不能違背的原則！」你們不是說找不出合適的人選嗎，那我現在就替你們找一個，「現在興獻王的世子朱厚熜，他是憲宗皇帝的孫子，孝宗皇帝的侄子，大行皇帝的堂弟，按照皇位繼承的順序，我們自然應該尊奉他為新的天子！」

首輔一錘定音，其他幾位閣臣，比如梁儲、毛紀、蔣冕等人，無不應聲附和。楊廷和見到內閣意見統一，於是找來內侍官，吩咐他進到後宮稟報太后。過了不多時，內侍官傳來太后的懿旨，向這些等候在外的閣臣們宣諭說，一切都按楊廷和的主意辦吧。

懸在眾人心頭的一塊大石，終於砰然落地。

事情雖然定下了，不過興獻王的封地遠在湖北，即使派去迎駕的使臣快馬加鞭，千里迢迢，那也不是說到就能到得了的。在朱厚熜進京登基以前，朝廷的工作總還得要有個人來維持，以免群臣無首，遇事動輒就要亂作一團。這份千鈞重擔，於是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楊廷和的肩頭。

說到這兒，不能不回過頭去介紹一下楊廷和這個人。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明史》有載，是位風度翩翩、容姿雋秀的美男子。他為人性格沉靜嚴謹，行文簡潔流暢，喜好考究章故，對民生、邊事、法家學說無不通曉，年輕時便為世人譽為宰輔之材。正德初年的內閣首輔李東陽曾經評價他說：「我在文筆上雖然有些長處，然而說到經國濟世，還是得依靠介夫才行。」故此可見一斑。

正德二年，楊廷和以詹事的身份入東閣講學，言辭間對朝堂上的奸佞之徒多有譴責，由此觸怒了大太監劉謹，被後者隨便尋了個借口，打發到舊都南京擔任禮部侍郎。虧得是他才學淵博，深孚眾望，在南京只待到五月，便升任為戶部尚書。再到了同年八月，武宗「戎馬倥傯」之餘，忽然想起自己的老師來，於是一紙詔書傳抵南京，又把楊廷和調回京師，進兼文淵閣大學士，開始正式參與處理朝廷的政務機要。

劉謹哪裡會容得下這顆眼中釘？他找來楊廷和參與編修的《明會典》，從頭到尾逐字逐句地研究了一遍，找出些許文字上的錯漏，跑到武宗跟前參了一本，弄得楊廷和與另一位編修李東陽一起被降了兩級工資——聯想到劉謹素來行事的作風，竟然就這麼輕易讓楊廷和給躲了過去，實在可謂是萬幸得很。

此後，楊廷和又憑藉著編修《憲宗實錄》的功勞，把被皇帝扣掉的兩級工資給要了回來，更因為主持平定流賊劉六、劉七作亂有功，在李東陽退休之後入閣輔政。然而終正德之世，前有大太監劉謹，後有「皇庶子」錢寧、「副將軍」江彬，盡皆飛揚跋扈、不可一世，楊廷和勢單力薄，凡事唯有略加周濟，勉力維持朝政之餘，懲惡除奸實在是無從說起。

再加上武宗也是個不聽勸的，你越是勸他什麼，他越是偏要幹什麼，君臣兩個窩在一塊兒互相慪了十幾年的氣。到頭來楊廷和憋不住了，上奏皇帝乞病還鄉。武宗偏又不肯，說老師傅人才啊，國家需要你，怎麼能說走就走呢？硬生生把他給留了下來。

武宗——朱厚照是真糊塗，還是裝糊塗，或者有時候糊塗而已？這還真說不清楚。

現在，好不容易等到武宗他老人家去了，盼來了改弦更張的大好時機，他楊廷和若是再不拿出點匡世濟民的手段來報效朝廷、國家，那就實在有些說不過去了。

要整頓山河，匡護社稷，就要剷除那些在正德朝禍國殃民的餘孽，把這許多附在大明朝身上的毒瘤一刀剮得乾乾淨淨。楊廷和行事果敢，不避艱險，首當其衝就把矛頭對準了錦衣衛、東廠主事，威武副將軍，提督威武團營的平虜伯江彬。

江彬多大的心眼啊，知道武宗不在了，大臣們頭一個就不肯放過自己。他在武宗彌留之際假傳聖旨，把京城裡的團營，也就是禁軍，悉數改編作了「威武團營」，自己任職「提督」，手裡牢牢地掌控著兵權，心說你們也不過就是嘴皮子厲害，真打起來，咱誰也不怕，一刀一個全都給剁了，這大明朝不依舊還是我江某人說了算。

於是朝野內外傳言紛紛，江彬想要謀反。

說江彬想要謀朝篡位，取朱姓江山而代之，這樣的傳聞其實也不是頭一回了，武宗「南征」那會兒就曾經鬧騰過一次，「諸軍夜驚」，費了老半天功夫才算平息下來。況且今時不同往日，朝廷裡沒了皇帝，正是奸佞之徒有機可趁的時候，楊廷和是防範於未然也好，清算多年來的舊賬也罷，當務之急，先得要削了江彬的兵權，然後再另尋良策，將他一舉成擒。

楊廷和於是找來太監張永——朝中有事，總是少不了張公公的戲份——等人，讓他們各領營兵分別把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等要害，將帝國的心臟牢牢控制在內閣的手中，接著傳下武宗「遺詔」——是不是真有遺詔，這種事情誰也說不准了，不過你江彬不是經常以「聖旨」的名義作惡多端嗎，我們也只不過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而已——解散威武團營，入衛京城的邊兵悉數遣還原鎮，在皇店和「威武大將軍」軍門當差的錦衣衛官也都歸還衛屬，並且驅逐豹房裡那些三教九流之徒，放還四方進獻到宮裡來的美女，停止京城一切不必要的工程項目，還派人跑去宣府官倉，追討回來不少當初「鎮國公朱壽」領去的「作戰經費」。等等。

特別是解散威武團營這一項，這是直接想要了江彬的老命了。京城內外都在為著楊首輔撥亂反正的舉措而歡呼雀躍，唯獨他江彬愁眉不展，坐立難安。有「遺詔」擺在那兒，也不好抗命不遵，索性放出風聲，說自己生病了，窩在家裡不肯出門。只是光這麼等著也是不個辦法，坐以待斃，那未免也死得太窩囊了些。江彬猶豫半晌，於是找來許泰商量，拜託後者到內閣去幫自己探個虛實。

許泰這會兒也和張永一樣，得了楊廷和的吩咐，忙著替尚未進京的新天子看守城門。要說他當年是和江彬都是因為討賊有功，給武宗留在身邊幹上了錦衣衛的差事，可他一不如人家會鑽營，二確實是本事差了些，這些年下來，說是武宗身邊的近臣，其實充其量也就是替江彬跑跑腿而已。不過這也倒好，江彬是樹大招風，遇上什麼風浪第一個就跑不掉，他許泰便沒有這麼多的煩惱，還因為「其行可恕」，成了內閣的「統戰對像」。江彬沒有想明白這一層，反倒讓他到楊廷和跟前當奸細，未免有些自投羅網的意思。

結果沒多會兒，許泰跑回江彬跟前，向老上司匯報說，楊廷和待我很和善，說起您來也是頗為讚許，說您侍奉大行皇帝多年，戰功卓著，是大明朝的功臣，將來新天子繼位，也總少不了還要加官晉爵，光耀後世。

人一著急就會犯糊塗，逮著根稻草當是救生符。要說以江彬設計錢寧那樣縝密的心思，擱平時恐怕是很難相信許泰這一派信口辭黃的了。可現在情勢不同，他正處在憂心忡忡，進退維谷的緊要關頭，忽然給許泰這麼一哄，心裡寬鬆了大半，以為自己性命無虞，進而漸漸放鬆了警惕，又開始像往常一樣威風凜凜地招搖過市了。

這邊的江彬不作戒備，那邊的楊廷和則加快了自己「討賊」的進程。當初「八虎」裡有個太監叫作魏彬的，現在執掌著司禮監，平時和江彬頗為要好，還和他結成了兒女親家。楊廷和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逕直帶著閣僚和司禮監的太監溫祥找到魏彬，向他痛陳利害，曉以大義，一番懇切的說辭過後，竟然說動了魏彬，點頭同意協助內閣剷除江彬。旁邊還有個叫作張銳的太監想要替江彬爭辯，也給楊廷和義正辭嚴地罵了回去。同去的閣臣蔣冕這時候站出來說：「今天一定要了結了這個禍害。」當下幾個人一商量，決定派溫祥和魏彬進宮找到太后，請懿旨，拿到向江彬興師問罪的大義名分。

可是魏彬和溫祥轉身去了，一去就是老半天，也沒見著什麼動靜，楊廷和開始有些擔心起來，怕是魏彬臨陣反水，這樣別說除不了江彬，今天在場的所有人只怕一個都跑不了。「益自危」，一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幾乎將要支撐不下去的時候，忽然看見一位太監陳嚴從後宮出來，向眾人宣示說：「彬已擒矣。」逆賊江彬，已經被捉起來了。

蒼天有眼，眾人長長地舒出一口氣來，恍然間竟有種更生般痛快淋漓的感覺。

事情的經過原來是這樣的。魏彬和溫祥在宮裡找著了太后——太后姓張，正是武宗的親生母親——向她稟奏了內閣的請示，太后聽完當即應允，並且向魏彬等人表示：「我這兒正好有個擒賊的辦法。」就派人去江彬和工部尚書李鐩的府上，說是坤寧宮的修繕工程接近尾聲，今天要在屋脊上裝個獸吻，按著規矩，這是得要舉行一番動工儀式的，請勞煩兩位大人一起來參加一下相應的祭祀活動吧！江彬跪聽了太后的宣召，並不懷疑，起身換好禮服就要進宮。他的心腹，神周和李琮勸他說：「現在宮裡情況不明，雖說是太后旨意，只怕和內閣脫不了干係。您不如調集人馬，殺進宮裡，把他們一鍋端了，自己做個皇帝了事。再者說，就算事情不成，我們兄弟幾個保護著您北上宣府，至不濟還能跟著蒙古人混口飯吃，豈不是也能落得個逍遙快活？」

江彬一聽，心說事情哪有你們想得這麼誇張，太后明詔，來宣旨的公公我也認得，內閣哪裡能做得了手腳？不過就是去拜拜神，又不是刀山火海，不去豈不是給別人看笑話？至於做不做皇帝，這種事情急不得，咱們還是慢慢來吧！

到了宮裡，獸吻安裝結束，太后又派了張永來留他，「太后賜宴，江大人在宮裡吃了午飯再回去吧」。江彬一看同來的李鐩也留了下來，料定沒什麼問題，於是欣然入席，大口吃喝起來。

剛吃得沒兩口，忽然看見張永臉色一變，從懷裡掏出一份詔書厲聲喝道：「有旨，捉拿逆賊江彬！」江彬大驚失色，剎那間明白自己中了圈套，回頭看時又想起自己是獨自進宮，家人僕從一個也不在身邊。打是打不過了，只有快逃。於是一躍而起，撒腿就向宮外跑去。

一溜煙地跑到西安門前，只見得宮門緊閉，宮牆上下連個看門的太監都沒有，不得已，又掉頭跑向北安門。這兒倒是有人了，站在牆邊對江彬說：「太后有旨，要把江提督留下來，可不敢開門讓您出去。」您還是回去老老實實地把飯吃完了再說吧！

江彬真是又急又氣，破口大罵：「放屁，今天哪兒來得什麼旨意？」上前動手就要把看門的太監推開。這太監也不是個吃素的，哪裡管他什麼「外四家」的頭領，本領高強，放開架勢就和江提督扭作一團。也是太監們的招數怪異，雖然不曾傷著江彬的筋骨，卻把他滿嘴的鬍子扯了個精光。可憐江彬當年也是條力能伏虎的好漢，今天自個兒先慌了神，又給這看門的太監纏上，一時半會兒難以脫身，就給後面張永等人趕到，五花大綁捆起來扔進了詔獄的牢房。

前頭提到過的神周和李琮也都相繼落網，在被押往詔獄的途中看見了垂頭喪氣的江彬，氣得破口大罵說：「你這個沒用的奴才，要早聽我們的話，何至於落到今天這般田地？」江彬還能說什麼呢？不過無言以對，任憑著邊上的張永等人百般嘲諷罷了。

——只是不知他蹲在那暗無天日的地方，會不會也生出些舊地重遊、物是人非的感歎呢？錢寧這會兒也還關在牢裡，又會不會暗中偷笑，說你江彬了不起，設計扳倒了我，到頭來自己不是也沒能高興上幾天嗎？

兩個人最後的下場也是一樣的了，菜市口千刀萬剮，滿門男丁被斬殺殆盡。循例，抄沒江彬家財，抄出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這櫃子到底有多大，史無明載，不得而知——其它各種珍奇異寶不計其數。不過他比錢寧還多出項特殊的待遇，就是派專人描繪下他受刑時的情景，由相關部門明榜公示天下，但凡敗壞朝綱、禍亂國家的亂臣賊子，到頭來便必然要落得個如此結局。

而自從武宗駕崩以來久旱成災的北京城，這時候忽然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傾盆大雨，彷彿是老天爺要以此來洗去大明朝的臣民們十數年間所飽受的欺凌與痛楚，熱鬧、喧嘩並且充滿著荒誕色彩的正德朝就此徹底畫上了它的句號，而後，一個新的時代即將開啟。風雲流轉之間，無數人事變更興迭，興衰成敗不可勝計，恆久不變的，不過是高高在上的龍椅，以及隨著這把龍椅的代代傳承，一個叫做錦衣衛的故事仍在繼續。

五、千古第一大官

嘉靖「大禮議」

在明武宗朱厚照駕崩後大約四十天左右，他的堂弟、時年十五歲的興獻王朱厚熜就抵達了北京城外。

說起這位朱厚熜，他是正德元年（1506年）生人，自幼得蒙父親朱祐杬——老王爺已經在月前病故了——的嚴格管教與熏陶，雅好詩詞書畫，是個教養頗深且聰明伶俐的少年，性格也是沉穩寧靜，和他那位成天沒事兒跟猴躥似地堂兄武宗皇帝比較起來，簡直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語，活脫脫就是塊做皇帝的好材料。

只是這皇帝一開頭就做得不太順暢。禮部派來迎駕的官員見到朱厚熜，開口第一句話，就是請他從東安門進宮，暫到文華殿居住，而後為武宗發喪，繼而詔告天下，如此這般。

朱厚熜一聽，不對啊，這是哪兒跟哪兒呢？走東安門，居文華殿，這是做皇太子的規矩啊！於是拿出自己接到的遺詔，指著上面的文句反問說：「你們自己看，這兒寫的是什麼？清清楚楚的四個字，兄終弟及，是哥哥傳位給弟弟，和做皇太子有什麼關係？」你們要真硬逼著我非走皇太子路線不可，那這皇宮我就寧可不進了。

把話說明白後，他當真就傳令從人就地安營紮寨，堅絕不肯向前一步。

官員們拿朱厚熜無可奈何，只得跑回去向內閣稟報，說新皇帝脾氣大，不肯依著你們的安排行事——聽說兩湖間的人性子執拗，看來傳言非虛，咱今天可算是見識到了。

其實呢，哪有什麼遺詔。說穿了，不過是首輔楊廷和給新天子的一次下馬威而已——你哥哥胡鬧了十幾年，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了，前事之鑒，後事之師，我們也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像傳聞中那樣品性純良、英明睿智，總之，凡事你都得依著規矩來，而且這規矩不是你做皇帝的想怎麼著就怎麼著，還得問過我們這些大臣，不然要是將來真得弄來出個正德第二，三天兩頭變著花樣地折騰，這老百姓和朝廷都可是再也禁受不住的了。

只是這番心思雖然精妙，卻不曾想朱厚熜年紀雖小，腦子卻不含糊，說什麼也不向這些閣臣們屈服——以他弱冠的年紀而論，心裡未必真存著有什麼「大明江山是我們朱家的，不是你們這些閣臣的，今天無論如何要和你們見個分曉」之類高屋建瓴的政治覺悟，很大程度上，只怕還是那麼一股子少年特有的倔強勁兒，在驅使著他絕不肯作出輕易的退讓。京師內外，內閣與皇帝，剛一見面，就這麼莫名其妙地僵持起來。

所幸還有皇太后在。太后聽說新皇帝蹲在城門外面不肯進宮，就著急地找來群臣們吩咐說，你們合計一下，寫個勸他登基的奏章呈上去吧！年輕人爭強好勝，面子上總是要讓他過得去的。

太后發了話，閣臣們也不好一味堅持下去。於是寫好奏章，送到城外，朱厚熜知道自己佔了上風，立即糾合人馬，「走大明門，到奉天殿，讓他們好好瞧瞧，這才是做皇帝的正道」——先是拜謁過了列祖列宗供奉在宗廟的靈位，去武宗靈堂前例行公事哭喪完畢，再進到後宮向太后請安，等等，就在當天中午正式登基，即位稱帝。

然而，誰成想，他剛剛坐正位置不到一個禮拜，閣臣們的麻煩便又找上門來了。

這次多事的還是楊廷和。根據首輔的授意，禮部尚書毛澄等人上奏天子，舉出前代漢哀帝和宋英宗的例子，說這兩位當初在入繼大宗、繼承大統之後，便將傳位給自己的叔伯漢成帝和宋仁宗尊奉為父親，稱「皇考」，那麼，依此故事，當今皇上也應該奉大行皇帝的生父孝宗為父，而對於自己的生父老王爺朱祐杬，則應改稱叔父，尊為「皇叔考興獻大王」，母妃改稱叔母，尊為「皇叔母興獻王妃」，以後凡是提及二老，都一律自稱「侄皇帝」才是。

奏章的末尾還明確指出，但凡朝中有人對此有所異議，都屬「奸邪」，當斬。

這也正是後世所謂嘉靖朝君臣「大禮議」爭執的開端。

且說朱厚熜看了這份奏章，這一驚非同小可。幹什麼？合著我爹媽是誰，都還得你們說了才算？說你們胡扯都嫌輕了，純粹就是混賬！

皇帝端坐在龍椅上，鐵青著一張面皮，渾身上下氣不打一處來，隔了半晌才從嗓子眼裡惡狠狠地憋出一句話來：「哪有這樣輕易亂改人爹媽的！」不行，絕對不行。

楊廷和看見禮部尚書的奏折無效，於是親自披掛上陣，在專項會議上直面皇帝，張口就說「三代以前，賢明的君主，莫過於大舜，沒聽說他曾經想要追崇自己的生父瞽叟，三代以後，賢明莫過漢光武，也沒聽說他想要追崇自己的生父南頓君」，既然有這樣的榜樣，您還不能依樣畫瓢嗎，「皇上只有傚法他們二位，那麼天子的聖德不會受到玷污，天子的純孝之心也會更加光芒萬丈，流芳百世，感耀世人了。」

朱厚熜頓時為之語塞。想他不過十四歲稚氣未脫的孩子，虛歲也才十五，就算真的是天縱英明，口舌間又哪裡說得過這些博古通今，滿腹經綸的大學士們？於是索性打定主意，說不過就不說，反正皇位我是坐上了，想要讓我依著你們的性子來，門兒都沒有。

他扣下閣臣關於此事的所有奏折，「留中不下」，你們愛怎麼著怎麼著，我不答應，看你們能怎麼樣。

這會兒還真有個支持皇帝的官員站了出來。此人姓張，叫做張璁，他在給朱厚熜遞交的奏疏中以為，漢哀帝、宋英宗的生父固然另有其人，但他們一早就被漢成帝和宋仁宗敲定成為接班人，自幼在皇宮中長大，從身份上來講，屬於後者的養子，那麼，他們登基之後，追奉成帝、仁宗為父，稱皇考，而不追崇自己的親生父親，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這顯然是與當今天子的實際情況不相吻合的，內閣以此為憑要求皇帝改宗，實屬無理取鬧。

再者說，第一，當今皇上是故興獻老王爺的獨生子，人家一宗的血脈都繫在這條獨苗上面，你們非要他去做旁人的後代，那不是要興獻王宗脈斷絕嗎？第二，《禮》有明文記載，所謂「子無臣母」，皇上的母親、興獻王妃還在世呢，如果依著你們的主意，把她變成皇上的叔母，那他們的母子關係也就變成君臣關係了，這又違反禮制的規定了。

綜上所述，他們就算把《禮》從頭到尾翻破了天，在原則上就是站不住腳的，是根本說不過去的！

困境之中進退兩難的朱厚熜看過張璁的奏章之後，不禁喜出望外，拍著桌子說：「好啊好！這說法一提出來，我們父子可算是得救了！」

恰好在這時候，朱厚熜的母親興獻王妃蔣氏抵達了通州——她是準備進宮做太后的——聽說自己如今不但做不成太后了，連皇帝的媽也都快當不成了，發起脾氣來，也像她這位當初不肯進宮的兒子一樣，擺駕原地，不走了。

朱厚熜這下子找到了話柄。好啊，你們看看，我現在連侍奉母親的權利都被你們剝奪了，這還得了？也罷，做皇帝做到這份上，是真沒什麼意思，不如不幹了，我還是回湖北去做我的藩王吧，還能盡盡作為人子起碼的孝道。

好不容易找來的皇帝，哪能說走就走？真讓他走，上哪兒再找一個去？又不是兒戲來著。這下子閣臣們可慌了神，匆忙的議來議去，楊廷和眼見形勢不對，迫於無奈，只好以退為進，說奉當今太后懿旨，要以興獻王為興獻帝，興獻王妃為興國太后，至於皇上的老祖母邵氏，則為皇太后云云。

只不過他一口一個「奉太后意」，絕口不提內閣，顯然是給這件事情留了個尾巴——太后的意思我們不能改，但是這事兒廷議上還沒通過呢，將來如何，那是後話，咱以後再說。

然後他轉過身來，還以內閣首輔的職權之便，讓吏部把張璁外放到了舊都南京任職。

皇帝和閣臣的第二次交鋒，就此暫時告一段落，然而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嘉靖元年的正月，皇宮裡忽然起了一場大火，把清寧宮的後殿燒得一片狼藉。楊廷和一看，哎，機會來了，於是發動廷臣百餘人集體上奏，說皇上您看看吧，都是您不聽我們的話，如今老天爺都不滿意了，這可是天意啊，您難道真得想要一意孤行，惹得天怒人怨嗎？

朱厚熜畢竟不是他的堂兄，給楊廷和拿「天道」將了一軍，只能點頭說好，就依著你們，孝宗是我爹，行了吧？至於我的親生爹媽，就改成興獻帝和興獻後得了，尊號裡面不加「皇」字，還要在前頭綴上「本生」的稱謂，以示區別你們強要我認來的爹媽和原本的爹媽。

話雖如此，暫退一步，其實小年輕朱厚熜哪裡嚥得下這口氣？名稱是改了不假，從未謀面的老子也被迫認了，但朱厚熜心裡琢磨著，我該幹嘛幹嘛，由不得你們在旁邊指手畫腳。

他的老祖母邵氏，就在這一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去世了。朱厚熜於是下旨，我要依著嫡祖母的規格，給老人家穿足二十七天的重孝，還要把她葬到皇陵，並且在興獻王封地安陸的祠廟裡使用和太廟一樣的廟樂，說什麼也不能降低標準。

皇帝犯起混來，內閣還真沒有辦法。

事態的發展開始逐漸朝向有利於朱厚熜的一方傾斜。嘉靖二年十一月，那位被楊廷和扔到南京去的張璁準備充分，聯絡起朝堂內外部分大臣的支持，拋出話來，要再議大禮，請天子堅持只做皇帝不做人子的立場。

楊廷和心裡是明白的，真要說起理來，從自己往下這一幫閣臣，沒有一個是他張璁的對手。這事兒明擺著，兩年前就說不過人家，現在自然還是說不過的。老首輔心灰意冷，一紙奏疏遞上去，要告老還鄉算了。

朱厚熜巴不得他走。只是看著閣老臨別時佝僂的背影，想起他這些年雖然一直為了所謂的大禮和自己胡攪蠻纏，然而實打實的功績還是不少，單憑著裁削錦衣衛、內監局冗員十四萬八千七百人——這些都是正德朝錢寧、江彬等人賣官鬻爵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以及減免漕糧一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等等，就在自己在剛剛登基即位時換來了臣民眾口一詞「聖人皇帝」的敬稱，功不可沒啊，重話也就不再說了，略加指責而已，還重申了一遍讓他兒子蔭襲錦衣衛指揮使的旨意。

但是楊廷和老頭前腳剛走，朝廷後腳再生波瀾。嘉靖三年二月，閣臣蔣冕、毛紀、禮部尚書汪俊等七十三人聯名上奏，聲稱他們已經取得了近八十餘份奏章、二百五十餘名大臣的支持，要皇上真正落實繼嗣孝宗一脈的國策——首輔是堅持正義才會落得如此下場，我們要接過他的旗幟，把正義堅持到底！總之你是答應也得答應，不答應也得答應，你會犯混，咱們大家全都來犯混。

然而朱厚熜這次是胸有成竹了。別看你們來勢洶洶，有人讓你們害怕呢！他頒下詔書，要張璁、桂萼以及支持他們的湖廣巡撫席書進京。你們要辯，那就辯，事情哪能這麼一直扯不清楚，咱們這次開個百家講壇，痛痛快快地把事情說得明白了事！

張璁將要再度啟程入京的消息，自然被消息靈通的閣臣們所察悉了。不行，老首輔都不是他的對手，我們哪裡能和他正面交鋒呢？蔣冕、毛紀和汪俊這些人一商量，琢磨著還是得先退讓一步，穩住朱厚熜方為上策，只要他張璁不來，事情終究還是要容易辦得多。

內閣趕忙召開緊急會議，拿著相關文件咬文嚼字地推敲了半晌，終於又給他們想出個新的花樣：上次不是不讓皇帝在父母的尊號裡加「皇」字嗎？這次咱們讓他加上得了：「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然後拿著擬好的奏折跑去找到朱厚熜，怎麼樣，皇上您這次應該滿意了吧？

朱厚熜一看，哦，皇考，就是這意思嘛！一點頭，勉強同意了下來。內閣於是順水推舟，請示皇帝說，那您就頒下聖旨，告訴張璁他們幾位，事情已經商量好了，就不必再白白到京城來跑一趟了。

張璁卻不為所惑。他在半道給朱厚熜上疏說，「這件事情，關鍵不在於皇與不皇，而是在於考與不考」，內閣這些傢伙，大大的狡猾，大費周章地搞這些小動作，其實怕的就是和我當面對質，「不去掉這本生二字，若干年後，天下後世終究都會把您當作是孝宗的兒子了，」您可是要被他們給坑到底了哇！

朱厚熜立刻明白過來。當年五月，張璁等人按照原定計劃抵達了京師。

內閣這次是真的避無可避了。一咬牙，「躲不過，就和他們拼了」。辦法也很簡單，千百年來皇朝史上屢試不爽的兩步殺著：輿論和刑獄。

輿論這一步好辦，朝廷裡幾乎都是內閣自己人，隨便一招手，又是三十多名大臣聯合上奏，「張璁、桂萼他們生性奸邪，如今更是居心叵測，胡亂變更皇家宗廟的典制，離間皇家內部的安定和諧，還對皇帝的詔書多有詆毀之辭，中傷我們這些善良正直的朝臣」，皇帝英明，「一定要把他們剷除乾淨，作為臣子不忠的反面典型警戒世人」。

至於刑獄，說起來倒也是受了眾人恨不得把張璁揪出來打死的心理所啟發，刑部尚書趙鑒羅織了大量彈劾張璁、席書不法的奏章，一股腦鋪天蓋地搬到朱厚熜跟前，貌似嚴正地奏請將案件交由大理寺調查，背地裡和旁人商議說：「只要皇帝同意查案，人一旦進了刑部的大門，生死就由不得他們自己，立刻捶死了事！」

可是張璁厲害，這次他又知道了：趙鑒想殺我，於是密報給皇帝。朱厚熜聞訊勃然大怒——他大概已經不是氣得發抖，而是要氣得發瘋了——你們個個都是朝廷重臣，怎麼能搞這種朋比為黨，構陷忠良的醜惡行徑呢？你們要打死人家，那我乾脆把張璁他們封為學士，有本事你們上朝來把他們打死讓我瞧瞧？

不滿二十歲的皇帝這下是和內閣徹底翻臉了。不翻臉也不行，根本就兜不下去了嘛。

聖旨一下，舉朝駭然。於是，就在嘉靖三年七月二十日，哭門事件爆發了。

且說這一天，朱厚熜在左順門外會集群臣，宣佈準備正式去掉聖母章聖皇太后尊號中的「本生」二字。群臣哪裡肯答應，唾沫橫飛，就是不許。朱厚熜陰沉了臉色，轉身拂袖而去。

楊廷和的兒子、時任修編撰的楊慎見到這般情形，如同當年父親在內閣會議上力主擁立朱厚熜繼位時一般，頭一個奮然而起，向著群僚振臂高呼說：「國家養了我們這些士人一百五十多年，為得是什麼？人臣之道，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我們一定要扭轉乾坤，才不枉歷代聖賢的教誨，大明朝列祖列宗的期望。

「死義」一出，群情激憤。給事中張翀等人又警告那些畏縮不前的大臣說：「要是有誰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不和我們一起力爭到底，我們一定會把他們當場打死！」

於是二百三十餘名大臣齊齊跪伏在左順門外，哭號震天，「高皇帝啊，孝宗皇帝啊」的呼喊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你們在天有靈，快睜開眼睛看看吧，朱家出了不孝的子孫啊！

朱厚熜沒有走遠，一大幫老老少少哭成這個樣子，他耳朵裡聽得清楚，一招手喚過隨行的太監吩咐說：「你去告訴他們，哭也沒用，讓他們先回去再說。」

哪知道大臣們得了皇帝的口諭，依然不願意各自散去，反過來告訴太監說，你回去稟報皇上，他今天要是不答應我們的請求，一意孤行，我們所有人就要跪死在這裡，他不想做個像樣的皇上，我們卻不能不做正經的臣子！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在朱厚熜那張稚氣未脫的臉龐背後，在他或有遲疑與矛盾的心裡，自從當初進京即位時所受刁難而層層積澱的怨憤，頃刻間猶如火山噴發般洶湧而出。

「傳令錦衣衛，凡是參與哭門的四品以下的大臣，一律拖出午門，施以廷杖！」

一聲令下，如狼似虎的錦衣校尉們像拎小雞一樣從地上捉起那些顫顫巍巍的大臣，粗重的木杖雨點一般落在他們被剝掉了褲頭的屁股上。

往死裡打。

於是為閣臣——自然還應該算上退休回家修養身心的楊廷和——所始料未及的是，當時年少的朱厚熜即使沒有像自己的堂兄武宗一樣視國家與朝廷為玩物，肆意追求一切僅為愉悅自身的奢迷享受，但就在今天，他卻做出了一個即使武宗也會自愧不如的舉動：廷杖至死者一十七人，超過正德朝廷杖至死一十五人的大明朝最高歷史紀錄。

帶頭鬧事的楊慎，身子硬朗，挺過了廷杖的責罰，又被一紙詔令發配往了距京師萬里之遙的雲南。那些倖免遇難的閣臣們則悉數被扔進了錦衣衛大獄，等候著皇帝最後的發落。

朱厚熜終於勝利了。九月初，張璁、桂萼和席書奉旨在闕右門外與失魂落魄的群臣進行了最後的辯論，最終毫無意外地大獲全勝。席書旋即以代表朝廷公議的口吻向朱厚熜匯報說：「世間沒有第二個大道，世人也沒有第二個本生。孝宗皇帝是您的伯父，自然應該稱之為皇伯考」，以此類推，「那麼獻皇帝是您的親生父親，自然也應該稱之為皇考，章聖母太后是您的親生母親，那就是聖母無疑了。至於武宗，則稱之為皇兄即可。」云云。

九月十五日，朱厚熜詔告天下，大禮議成，悉如席書所請。三年之爭，至此方休。

至於「大禮議」的始作俑者楊廷和，朱厚熜並沒有忘記他。四年後《明倫大典》成書之際，詔定「議禮」諸臣之罪，說楊廷和自以為做過天子的老師，又是籌定國策的老臣，於是無法無天，竟然行此不臣不忠之事，依律應當處死然後陳屍於市，姑念他還算有些功勞，皇帝仁慈，把他削職為民就算了。

隔年六月，楊廷和在家中抑鬱而死，時年七十一歲。

而世人所謂的「大禮新貴」，張璁、桂萼、席書等人，無一例外地得到了支持「真理」所應得的獎賞，尤其張璁，他更一躍而為內閣首輔，並且政績不凡，後世言及明代賢臣，大多將他與後來萬曆朝的名相張居正相提並論，分稱為「張永嘉」與「張江陵」。

只是在歷經過這樣一場口沫四濺、血肉模糊的大禮議後，少年朱厚熜在心理上與朝臣之間的距離，便有如夜行的航船與隔岸的燈火般，不可避免地漸行漸遠了。因為少年的記憶最為深刻與直接，朱厚熜在即位時就感受到所謂閣權——或可稱之為「相權」——對於皇權的威脅，又在哭門事件中初次體會到皇權所能賦予自己唯我獨尊的權勢與優越感，於是終其一生，他終究不能真正地相信任何一個臣子，作為大明朝真正的主人，他要把一切都掌控在皇帝一個人的手中。

就這樣，朱厚熜又想到了錦衣衛——既然祖宗創立了這樣一個運用起來得心應手的機構，那麼有什麼理由不讓它繼續沿著既定的方向繼續前進下去呢？

更何況，以朱厚熜出身藩王的身份而言，他對那些即位之前便追隨身旁的王府舊人，信賴的程度自然要遠遠超過朝中板著陌生面孔的大臣們。因為這些人才是真正意義上純粹的家奴，而把皇帝的私人衛隊交給皇帝的家奴打理，恐怕也不會有人能找出比這更為合適的方案來了吧！

一個名叫陸炳的人因此躍然跳上了嘉靖朝風雲流轉的政治舞台。這個出身錦衣衛世家的興獻王府侍從，從嘉靖八年參加武舉會議官授錦衣衛副千戶的那一刻起，因為與嘉靖之間那層藕斷絲連的特殊關係，就此步步陞遷，在官場中宛如武俠小說中打通任督二脈的絕世高手一般，騰雲駕霧扶搖直上，以至開創出一個專屬於大明朝錦衣衛的極盛時代。

朱厚熜是寡君，陸炳正是獨臣。

把奸相捧上台

和武宗正德朝的錢寧、江彬等人「來路不正」的身份比較起來，嘉靖朝的陸炳無疑可稱得上是「根紅苗正」，十足赤金的錦衣衛出身了。他的祖父陸墀、父親陸松，無一例外都是錦衣衛的總旗官，又因為國家軍籍採用世襲制度，所以等到他長大成人，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大明朝錦衣衛數萬緹騎中的一份子。這樣的履歷說起來多少顯得有些無聊，平淡無奇，缺乏生動的故事性，顯然不足以吸引後人對他評頭論足。

然而事情遠沒這麼簡單。

陸炳後來之所以能在嘉靖朝的朝堂上風光無限，尋根問底，源頭卻正是在他那位籍籍無名的父親陸松身上。原來憲宗皇帝在世的時候，把兒子朱佑杬封去湖北做了個興獻王，陸松便在當年那許多隨著朱佑杬一起奔赴封國安陸就職的官員當中。他的職務，是王府的儀衛司典仗，大體而言就是儀仗隊兼保鏢一類的工作——這原本也就是錦衣衛的職責範圍所在。陸松在安陸待了不少年頭，歷經憲宗、孝宗兩朝更迭，到了武宗繼位的初年，他的夫人范氏替他生下了一個兒子，便正是後來替他們陸家光耀門庭的「麒麟兒」陸炳了。

機緣巧合，陸炳剛生下沒多久，朱佑杬的王世子朱厚熜也跟著出世了。中年得子的朱佑杬欣喜若狂，趕緊派人四下挑選，要給小王爺找來一位身體健康、品性賢淑的奶娘——凡事都得從小抓起，何況這還是他們興獻王家一脈單傳的香火，為長遠計，找個合適的奶娘自然更加輕易馬虎不得。

這一找就找到了陸松夫婦的頭上。王爺吩咐，不敢有絲毫的慢怠，范氏收拾起行李，帶著兒子陸炳一塊住進了王府——小王爺要奶娘，可我們家阿炳也得有人照顧不是？反正兩個孩子的年紀相仿，等將來稍微長大些了，還能讓阿炳陪著小王爺讀書習字，給他做個貼身的小侍從，這也是兩全其美的事情嘛！

別說，這小陸炳倒還真有些為人臣子的自覺性。是不是得益於父親的言傳身教，這個無從考證，史書上（「文）只記載說自他（「人）懂事以後，便終（「書）日侍立在朱厚熜（「屋）的左右，時刻寸步不離。朱厚熜對這個跟自己稱得上是「乳兄弟」的小跟班也頗為喜歡，不拿他當外人看待，兩個毛頭孩子成天裹在一起廝混，想來下河摸魚、上樹拆窩的勾當，自然也就幹了不少，真可謂其樂融融，就此在彼此心底墊定了堅厚的君臣情誼。

等到朱厚熜繼承王爵，又馬不停蹄跑去北京城裡做上了皇帝，陸家這下子可威風起來了。莫說陸松是王府舊臣，就單憑著朱厚熜小時候多虧了范奶娘的悉心照料，這份恩情就不能不報。於是升陸松做錦衣衛副千戶，而後累官至都督僉事，委派他協理起了錦衣衛的日常事務。

只不過前文已經交代過，朱厚熜繼位伊始，在內閣首輔楊廷和的協理下革除正德朝的弊政，「中外大悅」、「中外相慶」，錦衣衛這個特殊的機構也因此被著實整頓和規範了一把，錦衣校尉們沒了錢寧、江彬在日那種橫行官場、趾高氣揚的架勢，這會兒只能斂住氣焰，縮回頭老實待著去了，職銜任命也都恢復正常，無法再出現錢、江二人那種一步登天的情形。朱厚熜有心提拔陸炳，礙著朝廷章程，也不想一上台就給大臣們落下什麼話柄，只能對范奶娘、陸奶公略加報答而已，再落實到陸炳頭上，一時間更是找不著什麼機會。

一轉眼到了嘉靖八年，朝廷循例舉行文武會試，為國家選拔公務人員，一直閒著沒事做的陸炳於是跑去應考，仗著是家傳的功夫底子深厚，就在芸芸眾生之中脫穎而出，會試及第通過了考核。朱厚熜一看高興起來了，說阿炳爭氣，我要好好的獎賞，就授命他為錦衣衛的副千戶。此後陸松病故，陸炳子承父爵，襲職為指揮僉事，朱厚熜又對他屢加陞遷，一直升到錦衣衛指揮使，進而執掌起了負責錦衣衛內部事務的南鎮撫司的行政工作。

陸炳在南鎮撫司的辦公室裡幹得怎麼樣呢？史書上沒有多說，而是一下子跳到了十年之後。嘉靖十八年，陸指揮陪著朱厚熜南巡，來到一個叫作衛輝的地方。這天夜裡四更，朱厚熜駐蹕的行宮忽然起了一場大火，火借風勢，呼啦啦鋪天蓋地席捲起來，護駕的官員和太監們頃刻間亂作一團，倉措中竟然遺失了朱厚熜的蹤跡。眼見得火勢越來越大，大家都暗叫一聲苦，料想皇帝今天怕是要葬身在這場大火之中了。

正在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緊要關頭，陸炳突然出現了。眾人只聽得一聲巨響，一扇房門被人從裡面一腳踹出丈八開外，火海當中旋即閃現出一個矯健的身影，箭步如飛，剎那間就來到了眾人跟前。定睛看時，不是陸炳卻是何人？再瞧他背上還背著一個人，哆哆嗦嗦，彷彿受了天大的驚嚇，正是大傢伙以為給自己弄丟了的大明天子、嘉靖皇帝朱厚熜。

真是天祐大明朝，給皇帝派來了這麼一位甘願赴湯蹈火、一往無前的大忠臣！

朱厚熜大難不死，對救命恩人陸炳這個喜歡勁兒，什麼也別說了，真不枉我們興獻王府當年善待你們母子一場，就讓阿炳做個錦衣衛的都指揮同知，實際承擔起錦衣衛的大小事宜吧！

要說在陸炳之前，掌管錦衣衛的頭領叫作朱宸，而後是駱安、王佐和陳寅——這些都是安陸舊臣，論資排輩，大概可以算得上是陸炳的叔伯——除了朱宸沒能幹得太久，就被駱安取而代之，而後的王佐和陳寅，都是品行端正的正人君子。王佐曾經設法保全觸怒朱厚熜的張鶴齡兄弟，而陳寅為人則素來以謹慎厚道而著稱，其間雖然有王邦奇這樣的小人為惡一時——他是武宗正德朝被革除的錦衣衛官，在朱厚熜繼位後設法恢復了官職——大體上來說，也還能稱得上是衛治清明，「與官民無害」了。

等到陸炳因為在衛輝救駕有功，成為錦衣衛實質上的一把手以後，這樣的情形逐漸發生了改變。陸炳武藝高強，作風勇猛，性格又有些狂縱，走起路來昂首挺胸，「行類鶴」，十分倨傲的樣子，再加上他「長身火色」，威風凜凜的一條紅臉大漢，常人見著了都要畏他三分。在成為都指揮同知後不久，朱厚熜又升他作都督僉事，更因為捕賊有功，再升都督同知。他虛以委蛇，對那些成天拿「輩份」來教訓自己的老傢伙們表面上顯得頗為恭敬，背地裡卻在偷偷算計，一步步地剷除了阻攔自己獨攬衛權的障礙，終於徹底將嘉靖朝的錦衣衛變成了他陸家的私人衛隊，權勢從此凌駕於眾人之上。

當然，他是皇帝的私人，說到底，錦衣衛還是皇帝的私兵。

一朝大權在握，陸炳做起事來可就沒有當初那麼客氣了。他曾經因為和某位兵馬指揮起了爭執，一怒之下將對方當街捶殺，有關部門告到皇帝御前，朱厚熜裝聾作啞，「詔不問」，絲毫沒有想要懲治他家阿炳的意思。不過，也不知道陸炳是不是從武宗正德朝的錦衣顯貴錢寧、江彬這兩位前輩身上汲取到了經驗教訓，一方面討好朱厚熜自然不必多說，另方面也常與朝廷裡的大臣們頻繁交往，互以朋友相稱，想要借此建立起一個廣泛的人脈網絡，免得遇事淪為百官口誅筆伐的罪魁禍首。

這時候，朝廷裡最得朱厚熜信賴的大臣，乃是接替張璁、李時任職內閣首輔的大學士夏言——朱厚熜曾起用賦閒在家的楊一清為首輔，但因為與張璁等人發生爭執，楊一清不久就因病亡故——這是位相貌堂堂、儀表不凡的偉男子，生性豪邁而善於言談，被朱厚熜評價是「學博才優」，曾賜予繡蟒飛魚麒麟服、玉帶、金銀等物以示恩寵。此外，夏言還有個同鄉名叫嚴嵩，也正開始在朝廷裡顯出蒸蒸日上的勢頭。

且說因為夏言見著陸炳猖狂，有心收拾一下這位天子幸臣，於是故意去和陸炳結交，顯出一副對他頗為親近的姿態。陸炳當然求之不得，心想倘若拉攏了當朝首輔，那以後辦起事來可就真是沒有半點兒的顧忌了，有百利而無一害，又何樂而不為呢？

不曾想他卻是中了夏言的埋伏。沒過多久，就有官員向朝廷彈劾陸炳平日諸多違法亂紀的行為，事情報到內閣，夏首輔當即草擬旨意，要陸炳自個兒坦白交代案情。陸炳一聽嚇了一跳，心說夏言這人怎麼這樣，未免太不仗義了吧？只是首輔權勢厲害，不敢硬碰，沒奈何，陸炳帶了三千兩黃金跑去夏府，想要央求著夏言放過自己一馬。夏言當然不肯，說公事公辦，咱們倆雖然交情不錯，可我也不徇私縱容呀。陸炳這下真沒辦法了，情急之下，竟然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了起來——想他這麼健碩的一條壯漢，跪在地上咽咽嗚嗚地，樣子恐怕不太好看——夏言到底是書生意氣，嘴硬心軟，一見陸炳居然給自己下跪了，面子上有些過意不去，心說只要這人從此以後懂得收斂也好，於是稍加勸誡，到頭來總算是答應了他的請求。

陸炳哪裡嚥得下這口惡氣，這會兒千恩萬謝，感激涕零似的，回過頭卻是恨得咬牙切齒——你夏言不仁在先，那我反過頭來對付你，也就不算我不義了。開玩笑，偌大個錦衣衛，幹的就是這份差事，真要往死裡查，還怕逮不著你們這些大臣一點兒見不得光的把柄麼？

只是光靠自己去幹也不成，夏言畢竟是首輔，位高權重，即使僥倖成功，也要防著他死而不僵，一朝東山再起，捲土重來。真要把他徹底扳倒，就還需要找到一位在朝堂上可以與他相抗衡的厲害角色，如此裡應外合，前後夾擊，才能杜絕後患，一勞永逸。

該去找誰呢？陸炳思前想後，忽然想到了嚴嵩。

其實他不去找嚴嵩，嚴嵩也在偷偷忙著算計夏言。這位在後人眼中堪與南宋秦檜相提並論的奸相，早年辭職回家在山中讀書，研習古文詩詞，倒還頗有些清譽，入朝為官後便露出了本來面目，一意媚上取寵，到了嘉靖二十一年，便被任命為武英殿大學士，入值文淵閣，開始參與內閣機務。這時候的嚴嵩已經六十多歲了，看上去卻是紅光滿面，精神抖擻，彷彿正值壯年一般。朱厚熜瞧著歡喜，認為這是個任事勤勉的能臣，特別賜予他一面銀製的印章，上面刻有「忠勤敏達」字樣，以示對他嚴閣輔的嘉許。

要說嚴嵩和夏言本是同鄉，年輕較夏言為長，又比夏言早些年考取功名，然而名爵卻在夏言之下，心裡自然頗為不滿。饒是他工於心計，平日與夏言交往，態度極為恭敬，處處都以晚生後輩自居。夏言可能是覺得這人奇怪，當然也還有些身為首輔所必需的政治警惕性，一開始並不怎麼搭理他，嚴嵩在家裡設下盛宴請夏言吃飯，也只是婉言相謝而已。嚴嵩吃了夏言的閉門羹，仍舊不願輕易放棄，居然跑到了夏府門前，鋪張草蓆跪在大街上，拿著請柬懇請夏言賞臉。夏言是經不起別人跪的，給嚴嵩這麼一跪，立刻就豬油蒙心，徹底相信了，認為對方是誠心待己，從此對嚴嵩不作提防，反而事事都還有所關照。

嚴嵩不要老臉穩住了夏言，回過頭開始在皇帝跟前打起了主意。<a href=http://www.uu158.com/>文人小說下載</a>

朱厚熜這個人有個特殊的愛好，喜歡齋醮。什麼是齋醮呢？就是道家升壇作法、驅邪避凶、修丹養性之類的儀式。朱厚熜從小就喜歡搗鼓這些「玄學」，對於通過「修煉」達到「長生不老」乃至「羽化升天」一直都懷有極其強烈的憧憬。他當了皇帝，早些年還算稱職，後來就慢慢地不怎麼喜歡過問朝政了，成天都窩在宮裡裝神弄鬼。而且不單他自己，他還要臣子們跟他一塊兒求道，用香木雕了好幾頂道冠，讓閣臣們上朝的時候戴起來，以示大明君臣執意求仙的一片赤誠。他還不許閣臣坐轎，一律改為騎馬，並賜予香葉束髮。偏是夏言這人固執，對皇帝說朝堂是莊嚴肅穆的地方，我們一個個在這兒弄得像跳大神的似的，人不人鬼不鬼，這算什麼事呢？堅絕不肯聽從朱厚熜這些莫名其妙的吩咐。

那邊嚴嵩的態度可就靈活得多了。朱厚熜叫嚴嵩進宮問話，他就脫了朝冠，把皇帝賜下的道冠端端正正地戴在頭上，還頗為風雅地籠上一層青紗。走到跟前這麼一跪，把朱厚熜弄得這個高興啊，嘴上雖然不說，心裡可是更加喜歡嚴嵩了——這不是要比夏言那樣不曉事的傢伙強上百倍麼？為人臣子的，自己的君父喜歡什麼，那就得跟著喜歡什麼，這才是正理，才能顯得出你們的對皇帝的一片忠心嘛！

何況嚴嵩還寫得一手好青詞——就是道家乞求上天降福的祈禱文書——句式工整，意境幽遠，故而深得朱厚熜之心。別說是夏言自弗不如，放眼滿朝大臣，也沒有一個能強得過他的——反過來說，他除了會拍馬屁和寫青詞外，大概也沒什麼別的本事了，旁人說他純粹就是個「青詞宰相」，確是恰如其分，沒有絲毫的誇張。

這樣一來，夏言可就失勢了。他倒還拿嚴嵩當朋友，因為擔心皇帝會讓自己辭職走人，於是想請嚴嵩過來替自己想個主意。結果嚴嵩人沒找到，朝野內外卻是風聲四起，都說嚴嵩在籌劃取夏言而代之的具體部署了。夏言如夢方醒，悔之不及，被嚴嵩在朱厚熜跟前給他扣上了一頂「籠絡國家監察部門的官員，肆意玩弄朝政」的大帽子，最後發來一紙詔書，勒令他回家去好好反省。

要是兩個人之間的勝負就此立判，事情倒也罷了。可是朱厚熜的猜疑心極重，對於屬下的大臣們總是疑慮重重。夏言走是走了，嚴嵩在朝廷裡作威作福，連同他的兒子嚴世番在內，貪財枉法，搞得是群怨沸騰，時間一長，朱厚熜便又不怎麼待見起他來了。皇帝心知肚明，對付大臣們，就不能讓他們一家獨大，總得多立幾個山頭，互相有所制約才好——楊廷和那樣的，你們覺著是忠臣了吧，可是一旦權力過大，辦起事來不也還是欺君犯上麼？於是沒過幾天，他又把夏言叫回了內閣。嚴嵩沒想到皇帝來了這麼一手，嚇得帶著嚴世番一起連滾帶爬地跑去夏府跟夏言請罪，父子兩個跪倒在人家床前，哭得是一堪糊塗。夏言又吃不住了，說認錯就好，以前的事我也就不再追究了，大家就這樣吧。

於是這兩位從此就跟兩台電梯似的，在內閣大樓裡一升一降，一降一升，一會兒是夏言凌駕於嚴嵩之上，一會兒又是嚴嵩佔據了上風，反反覆覆，誰都沒有真正取得最後的勝利。這就是朱厚熜玩弄權術的高超手腕了。可嚴嵩不樂意啊，心說老這麼折騰也不是個辦法，還是得把他夏言收拾乾淨了，這才來得痛快。

嚴嵩的這門心思，自然就和陸炳「情投意合」了。其實嚴世藩對陸炳的評價極高，認為當今大明朝堂之上，可稱天下之才的寥寥可數，其間便有他嚴世番與陸炳。現在既然人家陸都督都找上門來了，哪有不幫他一把的道理？助人也就是自助了嘛。於是邀上父親，三個人湊到一塊兒，開始策劃徹底擊敗夏言的致命一擊。

他們在政治上尋找到的突破口，是發生在嘉靖二十七年的「河套事件」。所謂河套，也就是黃河經由賀蘭山向北，再因為陰山的阻擋轉而東進，最後沿呂梁山南下，處在這一片流域半包圍狀態下所形成的「幾」字形平原。河套地區水草肥美，歷來都是北方遊牧各部與南方漢族政權發生軍事衝突時的必爭之地，大明朝建國之初，一度對其戰略地位極其重視，但是隨著國勢衰微，武備鬆弛，也就漸漸喪失了對這片區域的控制權。再到朱厚熜執政的嘉靖年間，河套已經徹底淪入蒙古人的掌控之中，與之相鄰的邊防重鎮累年受到規模不等的侵襲和掠奪，軍民死傷慘重，總兵官一級的將領戰死者亦不在少數。

於是，就如何處置河套問題，是主動進攻還是加強防守，便成為了擺成大明君臣面前一個頗為棘手的議案。時任陝西總督的曾銑，便是主戰派當中的代表人物，他與夏言的岳父蘇綱交情深厚，於是得益於後者在夏言跟前的極力推薦，進而爭取到了首輔贊同自己有關收復河套的戰略構想。夏言屢次向朱厚熜上奏，闡述其間的利弊得失，並誇獎曾銑人才難得，是大明朝的頭號忠臣。朱厚熜被他們兩個說得有些心動，於是命令夏言擬旨，把曾銑著實褒揚了一番。夏言因此備受鼓舞，認為大事可成，收復河套指日可待，而自己也將因此名垂青史，創下一番超越大明朝歷任內閣首輔的不世奇勳了。

可是同樣的情形，到了嚴嵩父子和陸炳那兒，便顯露出了另一種截然相反的意味。他們分析，皇帝雖然表揚了夏言和曾銑，然而遲遲沒有對收復河套作出任何明確的指示，又因為朝中主和派的反對而將事情暫時擱置了起來，這就說明在皇帝心裡，未必當真就認為收復河套是件值得嘗試的有意義的事情——既然如此，我們和他對著幹就好了。嚴嵩於是向朱厚熜上奏，批駁夏言和曾銑的建議是欺君誤國，進攻河套得不償失，只會平白損耗國家的人力財力，他夏言之所以一門心思想要跑去和蒙古人開戰，說為國盡忠怕是假的，真實用意恐怕只是為了成就他一個人的功績而已。

奏疏還沒遞上去，朱厚熜便已經如他們所預料般地突然變了臉色，拿收復河套的事情把夏言痛加駁斥了一番。嚴嵩一看機不可失，趕緊依計跑去皇帝跟前煽風點火。夏言這時候有些害怕了，不過他倒也精明，嘴裡說著向皇帝請罪，又順便把嚴嵩也拖下了水：「當初他嚴大人也沒說收復河套有什麼不好，現在看見皇帝生氣了，這才把事情全都推到我的身上。」朱厚熜卻已經對嚴嵩所云深信不疑，反倒覺得夏言這是在「強君脅眾」，強迫君父而脅持群臣了，聯想到對方素來自以為是，經常拿皇帝的話都當耳邊風，於是龍顏大怒，就在這年正月再度勒令夏言下崗，剝奪了授予他的一切官職，遣回原籍聽候發落。

其實事情到了這一步，朱厚熜也還沒有要把夏言拖出去殺了的意思。可那邊的嚴嵩和陸炳不幹了——依著皇帝這古怪脾氣，沒準他夏言哪天就又會風光無限地回朝，為了免除後患，終究還得把政敵往死裡整。朝堂上的事情嚴嵩已經辦完，接下來，陸炳和錦衣衛大顯神通的時候到了。

陸炳於是先派人四處散佈謠言，說夏言在去職離京的時候，言語間對皇帝多有埋怨，認為昏君臨朝，自己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然後再請嚴嵩授意他人以知情者的身份向皇帝揭發，說夏言收受了曾銑賄賂，互相串通一氣，以收復河套為名侵吞國家財產，而且事情還和夏言的岳父蘇綱有所牽連——他甚至還不知道從哪裡找來了夏言與曾銑的往來書信作為「罪證」。這些消息傳到朱厚熜耳朵裡，當即激起了皇帝心頭不可抑止的怒火，喚過陸炳到跟前吩咐說：「這樣的亂臣賊子，一個也不能放過。曾銑、蘇綱，全都給我逮進詔獄，還有那個夏言，也快去給我捉回北京來，我要親自審訊他的案情！」

陸炳要的就是這種效果，立刻率領緹騎狂飆猛進，沒用幾天功夫就把夏言又給逮回了北京。夏言在路上聽說曾銑已遭處斬，岳父蘇綱則被流放到了邊關充軍，一個立足不穩，從馬車上一頭栽了下去，嘴裡只是喃喃自語般反覆地念叨著：「唉！我這次死定了。」萬念俱灰之際，還寫了最後一封奏疏上呈給朱厚熜，除了替自己申辯以外，更把嚴嵩等人比作漢代的王莽、三國的司馬父子，希望皇帝明察秋毫，不要一再受到奸臣的蒙蔽。

當然，他現在說這些話也沒什麼用了。只不過說來奇怪，陸炳帶著人去逮了他，他卻仍舊在奏疏裡對陸都督隻字未提，想來大概是他到了最後關頭依然沒有明白過來，自己之所以會落得如此下場，其實看似早已「痛改前非」的陸炳，在其間也有著莫大的「功勞」。

夏言就在這年的十月被朱厚熜下令斬首棄市，時年六十七歲。

大明朝廷也隨著夏言的消失從此完全置於了嚴嵩父子和陸炳的掌控之下。嚴嵩父子在明，六部九卿的任何政務，一律都要從他們這兒經過才能轉交到御前批閱，陸炳則在暗，替他們嚴家籠絡官員和打擊政敵。內閣和錦衣衛這兩柄利刃，在他們的主持下終於徹底合二為一，劍鋒所指，擋者無不為之望風披靡，熾焰熏天，綿延竟達近二十年之久！

「行俠仗義」的陸炳

陸炳，包括武宗正德朝的錢寧、江彬，以及更早先成祖永樂朝的紀綱、英宗正統朝的門達等等，這些曾經以錦衣衛的身份在大明朝的政治舞台上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在洋洋灑灑三百餘卷的《明史》當中，全都被無一例外地劃入了「佞幸」這個不太光彩的行列。所謂佞幸，其實與「奸臣」遙相呼應，「奸佞」而已，只是因為他們身份特殊，原本就只對皇帝存在有私人義務，無須向普天下的民眾負責，故而夠不著「奸臣」的硬件標準，著史者勉為其難，只好替他們單獨分列一卷，藉以宣諭當時、警惕後世。

只不過凡事都有例外，「洪洞縣」裡未必就當真沒有「好人」。陸炳就是這些堪與古往今來大奸大惡相提並論的「群小」裡略顯特殊的一位。縱觀其人其事，如果僅是將他簡單地視作如紀綱、門達乃至錢寧、江彬一流，或多或少，倒還真是有些委屈了他的意思。

於是話說從頭，這裡就從他「懲惡除奸」，收拾嘉靖朝的另一位寵臣、大將軍仇鸞開始，一樁一樁，從頭到尾地慢慢講起。

前面說過，朱厚熜信道，他自詡上界真君降世，又傚法漢文、漢景，崇尚所謂的「無為而治」，把國事都扔給嚴嵩父子，自己躲在宮裡煉丹不肯出來見人。這一躲，大約除了嚴嵩時常在他身邊走動以外，即使朝廷各個要害部門的最高領導，能夠一睹天顏的機會也是屈指可數，時間一長，大家連皇帝長得是什麼樣子都快給忘記了。

只是他自個兒倒是「清靜無為」去了，別人可不拿他這片虔誠之心太當回事。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部大舉入寇，一路勢如破竹打到了北京城下，把個天朝帝都圍得是水洩不通，然後大大咧咧地向朱厚熜提出要求，要通貢，重開邊市貿易，不然就殺進城來，把你這位大明皇帝連人帶椅子一鍋全給端了。

這就是後世所謂的嘉靖朝「庚戌之變」。朱厚熜勢窘，立刻拜大同總兵官仇鸞為平虜大將軍，全權節制早前入援京師的大同、河南和山東各路兵馬，以抵禦蒙古人對北京即將展開的攻城作戰。這位仇鸞得了皇帝旨意，跑去和蒙古人相峙，卻又一箭不發，只是站在那兒和敵軍遙遙相望，不像是來作戰，反倒有些像是來參觀蒙古騎兵在北京城外如何燒殺劫掠的一般。

因為他不想打，也不能打。早前，俺答南下的時候，進攻矛頭原本指向的是仇鸞鎮守的大同，仇總兵不敢和蒙古人正面接觸，弄了許多財物去賄賂俺答，請他們另揀別處進兵。俺答原本就是跑來搶劫的，既然錢已經到手，也就順水推舟地放了仇鸞一馬。只是後來北京危急，仇鸞又奉調跑來北京，現在到陣前見著了蒙古朋友，這仗到底應該怎麼打，他的心裡便越發地沒個准譜了。

關鍵是嚴嵩又向時任兵部尚書的丁汝夔強調，蒙古人也就是虛張聲勢，不會真的進攻北京，等他們在城外搶夠了吃飽了，自然就會退兵，實在沒有必要非得和他們硬碰硬地幹上一仗。丁汝夔心裡明白，不敢和首輔起爭執，於是號令三軍嚴守防線，不得擅自主動進擊。如此挺了八天，好不容易盼到蒙古人興滿意足地回去了，前敵總指揮仇鸞大概是覺得就這麼收場有些不好交代，於是帶著人跟著後面想趁機佔些便宜，不想被撤圍北還的蒙古人掉頭一擊，大敗虧輸，士卒傷亡無算，只好又垂頭喪氣地跑了回來。

朱厚熜聞訊大怒，要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嚴嵩唯恐事情扯上自己，把丁汝夔拉到一邊說：「你別擔心，只要我活著，就沒你什麼事。」轉頭卻在朱厚熜那兒把自己的問題推了個乾乾淨淨。可憐的是丁汝夔，直到最後被朱厚熜下令拖出去斬了，這才省悟過來，自己上了嚴閣老的當，白白搭進去一條性命。

至於消極怠戰、喪師辱國的仇鸞，卻非但沒有受到相應的責罰，反倒因為嚴嵩在皇帝跟前對他極盡褒揚之能事，於是在戰事結束以後，以大將軍的身份統御京營，一躍了成為朝廷裡手握重兵的實權派人物。朱厚熜對他青睞有加，特別設立「戎政府」，由仇鸞出任總督，負責處理京畿地區及北邊的防務。

事情乍聽起來讓人覺得詭奇，其實這裡面的原委倒也不是全然無跡可尋。仇鸞早年在甘肅做總兵，因為縱容部屬違法亂紀，被當時的陝西三邊總督曾銑向朝廷參了一本，丟掉官職不說，還給押進京城關了起來。他對曾銑恨之入骨，甘願依附嚴嵩，在牢裡以「知情者」的身份向皇帝遞交了許多曾銑和夏言「勾結」的黑材料——前面提到陸炳讓嚴嵩授意他人寫信構陷夏言，這個人便是他仇鸞了——嚴嵩也是「賞罰分明」，不但在事後替他謀取了轉鎮大同的差事，並且約為父子，時刻惦記著要找個機會提攜他一番。現在仇鸞既然有了「保家衛國」、「力卻強敵」的功勞，嚴嵩再把他推上朝堂，做個能幫自己掌控朝局的心腹幫手，事情本在情理之中，也就不足為奇了。

可是如今仇鸞驟然得志，身份地位與當初大相逕庭，不再是他嚴嵩身邊那頭搖尾乞憐的哈巴狗了，說話做事都得講究個氣派。嚴嵩不以為意，依舊拿人家當兒子一樣任意呼來喝去，搞得仇鸞心裡憋屈得慌，也是他不甘久居人下，於是開始算計起了這位「乾爹」，時常向朱厚熜說些嚴嵩父子的壞話。嚴嵩反應也快，反正你說我也說，你仇大將軍的底子也不乾淨，到底最後誰能把誰說死，咱們就走著瞧吧！兩個人就此反目成仇，開始在朝堂上你來我往地爭鬥了起來。

也不知道是朱厚熜是果真就那麼相信仇鸞，又或者跟當初的夏言和嚴嵩一樣，他做皇帝的那個平衡朝局的心理慣性又在作祟，總之是仇鸞說什麼他都信，嚴嵩說什麼他都不信，而且不但不信，還立刻很直接地表現了出來。嚴嵩跑去內閣值班，循例是要向皇帝做一番政府工作報告的，結果就連守門的太監都敢將他一把攔住，說「皇帝又沒找你，你自個兒跑來幹什麼」，一大把年紀了，回家好生歇息去吧！

嚴嵩哪裡歇得住？回到家裡跟嚴世藩把事情一說，父子兩個預感將有大禍臨頭，竟然坐在地上抱頭痛哭了起來。

不過他也明白，光哭無濟於事了，不能真讓仇鸞這麼輕而易舉地扳倒了自己。抹乾眼淚琢磨了半晌，不成，這事兒還得再去找陸炳幫忙。

陸炳這時候心裡也不太痛快。因為仇鸞得寵，他在朱厚熜那兒的待遇也不比往常那麼優越了。只是他陸都督腦子活，心眼多，於是又像剛到錦衣衛主事的時候對侍老上級的方式一樣，表面對仇鸞是畢恭畢敬，不敢以平禮相待，見著面都是一口一個的「卑職」、「下官」，背過身卻一直都在研究如何才能排擠了仇鸞，重獲朱厚熜的信賴。這會兒接著嚴嵩，聽他說明了來意，陸炳心裡一個激靈，立刻生出一條毒計，衝著首輔意味深長地眨了眨眼睛，微笑著說：「閣老不必擔心了，我自有辦法，諒他仇鸞也猖狂不了幾天！」

嚴嵩心頭如釋重負，連稱拜託，「那就等著欣賞陸都督的非常手段了」。

這手段確是非常。要說仇鸞也是個明白人，知道錦衣衛的厲害，別的人都敢不放在眼裡，平日對陸炳卻是頗為忌憚的。可是他只知道防備陸炳的正面進攻，卻不想人家溜著彎從暗地裡伸出一雙手來，捧滿了金銀財寶，把自己身邊的親信全都給收買過去了。這些人都是跟著大將軍多年的部屬，對他做過多少見不得光的壞事，坑害了多少條無辜的性命，又貪墨了國家多少錢糧，一款款，一樁樁，那都是如數家珍，知道得一清二楚。陸炳假以時日，漸漸就掌握了許多要緊的證據，便只待時機成熟，就地掘個大坑，要把他仇鸞活埋了進去。

也是仇鸞福薄，命中注定消受不起如大將軍這般尊貴的榮華。他在任上幹了不多久，因為同蒙古人作戰連遭敗績——他無勇無謀，打不贏本屬自然——各級將領因此獲罪的不在少數，更擔心朱厚熜遲早有一天也會把賬算到自己頭上來，又驚又怕，結果嚇出了一身的毛病，倒在將軍府裡臥床不起了。

又正在這節骨眼上，從錦衣衛裡傳出來仇鸞舊部時義、侯榮叛國出逃的警訊。原來這兩位早前「因功」被授予錦衣衛的職銜，如今眼見得仇鸞大廈將傾，唯恐事後殃及池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打算跑到關外去投奔俺答。只是他們既然掛職在錦衣衛裡，眼皮子底下的事，陸炳豈會毫不知情，剛跑出去沒多遠，就給生擒活捉押回了詔獄。陸炳親自登堂主持刑訊，從他們嘴裡搾出了許多有關仇鸞通敵納賄的真材實料。這下子任誰也是抵賴不過去的了，於是整理出相關案件的調查報告，一股腦地呈交給了朱厚熜御覽。

朱厚熜翻開報告才看了開頭幾頁，這個又驚又惱，羞憤交加，立即傳旨奪去仇鸞的大將軍敕印，削職為民，在家靜候有關部門的深入調查。

仇大將軍聞訊驚恐過度，導致病情急速惡化，沒幾天功夫就給活活嚇死在了家裡。然而陸炳仍然不肯罷休——我大費周折地準備了這麼久，錢都沒少花，哪能讓你就這麼輕而易舉地死掉了？門兒都沒有。調查報告還得給皇帝繼續看下去，耳邊聽來的風聲也還得一五一十全都轉告給皇帝知道。也不是含血噴人啊，這可都是事實，他仇鸞確實不是個東西，我大明朝錦衣衛有一說一，絕對不會有那種憑空捏造、誇大其詞的可恥行為。至於皇帝，皇帝您是真打算就這麼放過他了，還是得進一步有所行動，那就是您應該考慮的事情，輪不到我這辦事的替您拿主意了。

朱厚熜本來就還在火頭上，哪禁得住陸炳這樣反覆撩撥？仇鸞真是該死，而且死都不足以抵償他犯下的罪惡。旨意，把這個惡賊從墳裡給我刨出來，把他的屍首給我大卸八塊！

這個就叫做「開棺戮屍」。仇鸞實在倒霉，人死了都還逃不脫一場折騰。

嚴嵩這下子對陸炳可真是感激涕零——沒有陸都督的鼎力維護，我們嚴家父子只怕就得敗在仇鸞的手裡了。對了，莫說是仇鸞，當初那個夏言，不也是因為陸都督智謀過人，這才幫助我們嚴家父子渡過難關的嗎？大恩不言謝，以後有什麼事情，只要陸都督開口，老夫絕對沒有推脫的道理！

話說回來，不光是嚴嵩，朝廷裡的其他官員也都很高興。夏言的事情畢竟已經過去不少日子了，再者說，那會兒陸炳幹了些什麼就連當事人都不太清楚，更別提這些不明就裡的局外人了。可這次不同，陸炳智取仇鸞，雖然方法有些不太光彩，雖然更多可能是出於私仇私慾，但是大家看在眼裡，確是替國家除去了一大禍害，對大明朝的安定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小節不究，功過相抵，人家陸都督畢竟大節無虧，功大於過嘛！

陸炳在朝中的聲譽，隨著仇鸞的倒台，悄然向上躍進了數級台階。

他的官也做得越發大了起來。早前，朱厚熜已經把他升作了錦衣衛左都督，加太子太保——這是通常僅會賜予朝廷重臣的榮銜——這次算上檢舉仇鸞有功，再加少保兼太子太傅，享受伯爵待遇，並且特命他和嚴嵩一起到皇城西苑值班，陪著自己修習道家仙法。

當然，不消說，他陸炳的頭上，肯定也是頂著那頂香木道冠的。

因為北方蒙古寇邊惹出來的一攤亂子，到了這兒暫且告一段落。明軍雖然屢戰不利，俺答卻也沒有把大明朝一口生吞下去的肚量，大家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好歹總算是維持住了相對穩定的局勢。大明朝，更加確切地說，朱厚熜的麻煩，開始逐漸轉向了帝國的南方，聚集在連年遭受倭寇侵襲的浙江以及福建等地。

有關倭寇的由來，這裡也就不再多說了。其實認真計較起來，一開始，不過也就是些日本國內無主的浪人武士，勾結著南方各省的海盜，一夥烏合之眾而已，能有多強的戰鬥力呢？只是因為在朱厚熜「無為而治」的大政方針引導下，弊政未除、積重難返，各省武備鬆弛，海岸防禦形同虛設，官兵畏敵如虎，給了這伙強匪流民可趁之際，賊勢由此日重，竟然開始公然登陸攻打沿海州縣，大逞燒殺劫掠之能事，進而發展成為了威脅帝國東南賦稅重鎮的心腹大患。朱厚熜雖然不愛理事，可是說到錢就不肯馬虎了，於是在嘉靖三十五年以兵部侍郎、浙江巡撫胡宗憲總督東南軍務，負責兩浙對倭作戰的相關事宜。

這次總算沒再讓朱厚熜再遇上第二個仇鸞了。胡宗憲雖然也屬於嚴嵩派系，但是他確有幾分才幹，甫一上任，厲兵秣馬、整頓邊防，接連獲得多次對倭作戰的勝利，局面呈現出自從倭寇為患以來難得的良好態勢，全面肅清東南沿岸的日子似乎也正如胡總督在向朝廷所提交的報告中指出的那樣，隨著大明官軍的步步推進，已經「指日可期」。

然而，到了嘉靖三十六年冬天的時候，事情卻忽然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

事情還是出在胡宗憲這位總督自個兒身上。這個人功名心極重，早年通過他人攀上了朝中嚴閣老這棵大樹，從此官運亨通，「威權震東南」。他又喜歡玩弄權術，總想著要「不戰而屈人之兵」。如今眼見得形勢大好，於是寫信給倭寇頭目汪直——這是位地道的中國人，和他胡宗憲還是同鄉——勸他審時度勢，認清現況，率部向朝廷投誠。他還信誓旦旦地向汪直保證說，只要汪頭領肯放棄在海外的巢穴登陸回國，那麼必然會得到朝廷以禮相待，不但現有海上貿易的權利可以保留，他和他的親族還將獲賜高官厚祿，從而徹底洗清海盜的惡名，成為大明朝體面光鮮的官員中間的一份子。

其實當時他在信裡說的這些話，未必沒有幾分真心。只是等到真的把汪直盼回來了，正在那兒沾沾自喜，以為大事可成的時候，卻忽然聽到朝野內外議論紛紛，都在說他胡宗憲未經請示擅作主張，恐怕難逃一樁「通倭納賄」的嫌疑，便又頓時給那頂「漢奸」的帽子嚇破了膽。遲疑了半晌，胡宗憲一咬牙，失信就失信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緊，於是口風一轉，贊同起朝中處死汪直的議案來，把這位一心回來接受「和平招安」的汪頭領押往街口斬首示眾了事。

這下子可捅出大婁子來了。汪直留在岸邊的部眾眼見得胡總督出爾反爾，於是決意同大明朝決一死戰，就盤踞在舟山附近結營自固，同官軍形成了對峙的態勢。事已至此，胡宗憲無計可施，只能硬著頭皮下令強攻。可這邊還沒打下來，海上聞訊趕來趁火打劫的倭寇卻在與日俱增，浙東諸郡盡皆遭受到較之以往更為瘋狂的劫掠。北京城裡的朱厚熜見狀坐不住了，說你胡宗憲跑去弄了半天，怎麼倭寇反倒給你越弄越多了？我也不管你到底怎麼回事，總之限期破賊，該怎麼辦，你自個兒琢磨去吧！

皇帝發了狠話，胡宗憲只能催促眾將死命相拼。一直打到了嘉靖三十七年的七月，余寇支撐不住，開始籌劃造船往海上逃竄。這原本是乘勝追擊的大好時機，可胡宗憲「吃一塹長一智」，又在他的總督府裡犯起了嘀咕。他想啊，倭寇多了不行，可倭寇沒了也不行，要是浙東沒有了倭寇，那皇帝還要我這個總督幹嘛呢？不如留個尾巴，想起來時打一打，閒下去就放一放，只要控制住局面，表明「我們一直在努力」，那皇帝也就不好隨便尋個借口把我扔到一邊去了。

打定了主意，即刻通令三軍：不得擅自追擊，違令者軍法處置。

於是這一夥余寇就全仰仗著胡總督的轉眼一念，堂而皇之地從官軍鼻子底下溜掉了。他們一路跑到了福建、廣東等地，轉而在那邊繼續操持舊業。當地官員可不幹了，說胡宗憲你這不是在推卸責任，嫁禍他人麼？太不講道理了，我們要向朝廷參你。狀書遞到御前，朱厚熜又是氣不打一處來，拍著龍案要追究胡宗憲「縱寇」的罪行——哪有你胡宗憲這樣辦事的，你這不是拿著國家的錢糧在那邊扯淡麼？

胡宗憲傻眼了，這下該如何是好呢？

別說，他還真想出來了辦法。他是總督啊，浙江的事全憑他一張嘴，說什麼就是什麼，何況上面還有嚴閣老替自己頂著，真扯破了天別人也不敢說半個不字。他於是向朱厚熜辯解，說縱寇不是我的意思，是因為我底下的這些將領，他們消極作戰，這才讓倭寇得以逃出生天。皇帝聖明，一定要明察秋毫，替微臣主持公道才是。

朱厚熜果然就信了。好啊，既然不關胡宗憲的事，那就把那些拿著朝廷俸祿卻又不肯實心為國的傢伙全都給我扔到詔獄裡面去。

眼見得一場冤獄就要鑄成。正在這緊要關頭，陸炳忽然站了出來。

陸都督選擇在這時候挺身而出，說到底其實還是有他的私心在裡面。因為他不救別人，只救一位任職浙江總兵官的俞大猷，此人正是他相識多年的至交好友。這位俞大猷是個將才，嘉靖十四年的武會試舉人，早前轉戰福建、兩廣，斬將奪旗、屢建奇勳，朝廷用兵東南，又數他和另一位參將戚繼光功勞最大。陸炳要替朋友出頭，要把他從監牢裡搭救出來，往大了講，是想替國家保全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大概常把這理由掛在嘴邊了——往實處說，也就是不肯辜負兩人之間稱兄道弟的一番深情厚誼而已。

只是他錦衣衛行事，不肯走尋常「擊鼓鳴冤」的正統路線——要說理，那也得找講理的人說去，皇帝現在是只信嚴嵩了，而嚴嵩就算和他陸炳交情再好，也不可能甘願把胡宗憲給拖下水來。想要留住俞大猷的性命，那就得另闢蹊徑，實行曲線救亡的戰略才行。於是陸炳眉頭一皺，計上心頭，逕直跑去找到了嚴嵩的兒子，時任工部侍郎，人稱「小閣老」的嚴家大公子嚴世藩。

嚴世藩這個人，這裡要特別介紹兩句，和後世想像中略有出入，他其實是個貌醜而有能力的實幹型「人才」。貌醜，是據說他脖子短，體型胖肥，而且還瞎了一隻眼睛；有能力，是因為他熟知國家典故，又通曉天下時政要害。別人不知道，以為朝廷是嚴嵩在獨力維持，其實閣老年事已高，除了拍皇帝馬屁以外又天資有限，遇事通常都是一句「拿去問東樓的意思」（東樓，嚴世藩別號），要是沒了這個兒子，他甚至連皇帝某些用詞隱晦的旨意都是看不明白的。陸炳也是個聰明人——當然他比嚴世藩長得好看——平日常在嚴府走動，知道內裡情形，也就懶得再去麻煩嚴嵩，直接來找小閣老交涉，還能略過些不必要的中間環節。

當下見了面，客套幾句，旁敲側擊地引入正題，便掏出許多的金銀細軟，悉數塞到嚴世藩的手裡，口口聲聲地說「萬事拜託，全仰仗著小閣老仁義了」，倒還真沒了他平日那種趾高氣揚的架勢。嚴世藩一開始都有些犯起了糊塗，不知道陸炳這是想唱哪一出，如何會為了個八竿子打不著的武將如此大費周章。不過他以己度人，頃刻間便又明白過來，這個俞大猷和陸炳的關係，大概也就和胡宗憲跟他們嚴家的關係一樣，不言自明的事情罷了。

他倒是心頭有些竊笑：「你陸大都督平日吃了不少，今天還不都給我吐出來了？」

原來他們父子把持朝政，大小官員想要請個旨、辦個事，都得先打通了嚴府的關節。可是嚴府的門不是那麼好進的，何況還有些事情未必人家就會同意。大傢伙思前想後，不如去找陸炳，一則因為陸都督跟嚴家關係好，辦起事來方便，二則陸都督畢竟不是那種大奸大惡之徒，些許正義感還是有的，有些話見著嚴嵩父子不好說，跟陸都督提起來就不必太過在意了。於是弄得陸炳府前車水馬龍，跑來找他幫忙的各路人馬絡繹不絕。可是話又說回來了，陸炳是熱心腸，肯幫人辦事，但是忙也不是白幫的，換句話來講，「手續費」總還得要點兒。結果到後來反倒弄成了嚴嵩父子坐地起價，陸炳代收門票，略抽幾成作為人工補貼一般。嚴世藩心說的「吐出來」，指的就是這麼一回事了。

當然，這錢原本是該是誰的，倒也說不清了，大家互利互惠而已。現在既然收了人家陸炳的錢，錦衣衛的面子也在那兒擱著，這忙不幫也不行。俞大猷是什麼人呢？無關痛癢的小角色罷了。嚴世藩拿定了主意，改天就替俞大猷略加開脫了一番，性命自然無虞了，雖然奪去原職，卻也給他爭取到了一個戴罪立功，去北邊重鎮大同軍前效力的機會。

俞大猷出獄之後見著陸炳有何感想，對他說了些什麼，史無明載，無從詳考。他到大同任職，與巡撫撫李文進籌劃邊防，創設車陣以御蒙古騎兵，又是創下了一番難得的功績。而後再調廣東、江西、福建等省，「俞家軍」名動天下。又因為他為官清廉、忠誠許國，《明史》論及當時名將，首推俞大猷，其次才是他在沙場上的老搭檔，同樣以平倭和抵禦蒙古寇邊而流芳百世的戚繼光了。

至於陸炳本人，料理完了俞大猷的事情，便又溜躂回了北鎮撫司辦公室，繼續認真地執行起他錦衣衛份內的差事——似乎這一切不過是段插曲，隨風而逝，不足掛懷。因為在此之前，由於檢舉司禮監內侍李彬及其朋黨有功，朱厚熜加封他作了太保兼少傅，以「三公」兼「三孤」，「前不見先人，後不見來者」的陸炳這時當然不會有什麼「高處不勝寒」的蒼涼心境，更多的，還是怡然自得，意氣飛揚的豪情壯志而已。

古今獨一人

其實對於陸炳而言，拯救獄中蒙冤受屈的俞大猷，僅是他在錦衣衛任上諸多「善舉」中的一例而已。史稱，陸都督常能「折節下士」，對朝廷裡官員和士大夫們以禮相待，每當他們因為皇帝的反覆無常而身陷囹圄的時候，陸都督也總會像對待俞大猷那樣，找出那些應該救的、值得救的和可以救的對象施以援手，而決不肯構陷他們其中的任何一位。

如此看來，似乎當年的夏言是個頗為罕見的例外了。其實這也並不奇怪，因為僅就陸炳個人而言，那是夏言動手在先，自己不過「自衛反擊」罷了，更何況那時候他也遠還沒能夠上升到今天在朝中這種「獨步凌雲」的境界。俗話說得好，「有錢才能立德」，現在的陸炳要錢有錢要權有權，又不屑於走錢寧、江彬那樣的正統「反派」路線，只要能夠保得住自己的既得地位，閒暇之時再對旁人略加周濟，倒也實在是件名利雙收、穩賺不賠的合算買賣了。

嘉靖朝的北鎮撫詔獄也是頗為奇怪的。說它奇怪，是因為在朱厚熜的授意下，這座人間煉獄中的情形較之以往出現了些許微妙的改變。大臣們下到獄中，雖然也有進門就被打得腦漿塗地、一命嗚呼的情形，然而更多時候，朱厚熜對他們採取的是「關而不殺」政策，既不進行正式的審訊，也不明確表明釋放的期限，全然把詔獄當作了隔離這些「逆臣賊子」的收容中心。因為皇帝深深懂得，大臣們的嘴光靠打和殺是封不住的，即便一時間可以把他們打得噤若寒蟬，殺得血流成河，然而只要假以時日，恢復了元氣的官員們便又會捲土重來，對皇帝的言行舉止橫挑鼻子豎挑眼，無限誇張到世界末日一般嚴重的程度。想要圖個耳根子清靜，最好的辦法還是全都關起來，但也不去動手，任由他們在獄中自生自滅。至於能活多久，那就完全取決於官員們自己的運氣了。

比如有位官員沈束，本來在禮部任職，因為參劾嚴嵩獲罪，一通廷杖過後下到詔獄，人雖沒死，卻是從此一去不還了。他家本來就窮，家長這一被關，徹底失去了主要的經濟來源，家人們的生活困苦可想而知。後來沈束的妻子張氏給朱厚熜寫信，甘願自己代替沈束到獄中服刑，以交換他出獄回家侍奉老父終年，聲辭悲切，聞者莫不為之動容。可是朱厚熜依然不願意，下令繼續對其嚴加看管，並且指示詔獄衛卒，沈束每天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都要如實向自己匯報，不得有絲毫隱瞞之處。

這個就叫作「監帖」了。倒是沈束豁達，終日在牢房裡研究《周易》打發時間。一天，偶然飛來一隻喜鵲，落在他的跟前嘰嘰喳喳叫個不停，沈束被吵得有些心煩，忍不住罵了句說：「哪有跑到罪人跟前來報喜的？」卻不想這件事情也被衛卒一五一十地轉報給了朱厚熜。皇帝聞言感慨萬千，忽然慈心大發，伸手一揮說：「那就讓他回家去吧！」

這時候，距離沈束在嘉靖二十三年入獄，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十八年。

這十八年間，除了讀書，沈束在獄中到底是如何一番情形，史冊語焉不詳，後人難得一窺究竟。倒是較他更早，嘉靖二十年的時候，還有位叫作楊爵的御史，也因為批評皇帝熱衷於從事「封建迷信活動」，直接觸怒了朱厚熜，不僅被捕入獄，還遭受到了比沈束更為嚴厲的責罰。他先是被錦衣衛廷杖打得「血肉狼藉」，昏死過去了一整天，然後關進牢房，衛卒又擅作主張斷絕了他的飲食，想要把他餓死來討好皇帝。大概是經史讀得多了，自有古哲先賢聖靈附佑，楊爵居然硬是活了下來，縱然「屢瀕於死」，仍舊顯出一副大無畏的坦蕩情懷，還和同期被收押的劉魁、周怡這兩位一起講誦文學——算上《周易》愛好者沈束，讀書人的可愛，大概就是體現在這些令人不覺為之心酸的情形之下吧。

楊爵前後被關了兩次。頭一回「刑滿釋放」，時間是在嘉靖二十四年，但他回家待了不到半個月，便又因為同樣的罪名給跑上門來的錦衣衛逮了回去，然後一直拘押到了嘉靖二十六年。其間，為了設法營救他，陝西巡按御史浦鋐、主事周天佐先後向朱厚熜上疏，到頭來也都不免落得個奪職入獄的下場。特別是浦鋐，因為人在陝西，朱厚熜還特意催促錦衣衛「跨省追緝」。當地老百姓聽說浦御史要被押解京師了，感念他平日恩德，於是「遠近奔送」，聚集在囚車周圍常達萬人，大呼「把我們的使君還給我們」，真可謂哭號震天。浦鋐也是運氣不好，在進京的路上就生了病，到了京師連皇帝面都沒見著，就直接送往北鎮撫司，戴著巨枷給打了七天，終於被活活地打死了。

周天佐的情況也和浦鋐差不多，他的體質天生就弱，進到詔獄先是吃了六十廷杖，衛卒又不肯給他飯吃，結果不到三天就死了，時年僅三十一歲。

可是話要說回來，以上這幾位，除了事發當時卒不及援的浦鋐和周天佐，好像沈束和楊爵那樣的，在暗無天日的詔獄裡居然可以活了這麼多年而不死，其間只怕多少還是有些不為人知的關節，就連派了專人過去監視的朱厚熜也都給蒙在了鼓裡。道理很簡單，僅以楊爵而論，同樣是沒得飯吃，周天佐倒是因為原本已經傷重不治了，可他總共在詔獄裡待了七年，這七年間他到底又是靠著誰的周濟活下來的呢？

想來想去，似乎只有詔獄的直接負責人陸炳「嫌疑」最大了。

可惜錦衣衛是國家特務機構，凡事都要講個「機密」，再加上陸炳還是個擅長背後鼓搗小動作不會讓別人知道的高手，於是這其中的究竟，大概也就只有當事人雙方心裡明白了。陸都督在朝堂上聲譽鵲起，不會單憑著收拾仇鸞這一樁近似於「窩裡鬥」的權臣鬧劇，也不會僅是因為他幫助了一個屢立戰功的武將俞大猷。縱覽嘉靖朝四十餘年間的政局，如沈束、楊爵者多如牛毛，而陸炳夾在皇帝、嚴黨以及朝臣這錯綜複雜的三角關係之間，始終都能圓滑應對，游刃有餘，「周旋善類，亦無所吝」，在自己身邊營造出一個「朝士多稱之者」的良好氛圍，無論對於他個人，還是對於整個錦衣衛，都實在是一件精明到無以復加的舉動。

因為咱們需要知道，自從嘉靖初年「大禮議」所引發的「哭門」事件以來，在朱厚熜當時以及隨後幾近狂虐的廷杖風暴打擊之下，朝野「士風頹然」，讀書人的尊嚴被摧殘到了不忍卒視的地步，縱然他們需要也必須堅持「正義」，但卻不能繼續在這樣毫無外援的情況下孤軍奮戰。正在這張皇失措之間，陸炳出現了，這位錦衣衛頭領把自己手中掌握到的權勢天平偶然間朝向士大夫們傾斜少許，於是贏得的便是遠遠超出投資成本無數倍的高額回報。這些投資與回報的影響都是極其深遠的，甚至於到了陸炳死後，朱厚熜的兒子、穆宗隆慶帝朱載垕繼位，雖然一度對他生前的行徑論罪並且追加處罰，然而朱載垕一死，神宗萬曆帝朱翊鈞便又聽從了內閣首輔張居正都等人的建議，解除了這些殃及陸炳家人的嚴厲處罰。

這算不算得是「善有善報」的困果循環呢？

「忠」或「奸」，採用這樣絕對性的判定標準來衡量陸炳這樣「極會做人」的異類，原本就是不太科學與合理化的。確切地說，他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在不損害到皇帝對自己的寵信這一重要前提的情況下，以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政治前景為中心，盡量平衡朝廷內外那些互相糾纏和敵對勢力，而後他再以一個居中協調者的身份出現，採用或明或暗的方法，獲得各方面眾口一致的信任與好評。大概可以這麼形容，如果政治能力是一項可以具化的評分標準——並且不計善惡——滿分一百，那麼陸炳顯然可以拿到八十以上的高分，而在他之前，錦衣衛卻從沒有誰可以達到六十分的及格標準。

而較之陸炳，較之錦衣衛，曾經顯赫一時的另一個龐大的政治集團——太監，卻在嘉靖朝跌落谷底，徹底淪為了大明朝政治舞台上的一群龍套角色。和現代那些充滿著想像力的電視劇集所展現出來的情形有所不同，查閱《明史·宦官》中有關太監們在歷朝活動情形的相關紀錄，前有王振、汪直、劉瑾及「八虎」，後有馮保、魏忠賢及至高起潛，形形色色、琳琅滿目，唯獨在談及朱厚熜治世的嘉靖朝這一頁上，卻只得寥寥數語，說「世宗（朱厚熜廟號）體察到正德時宦官為惡所造成的禍害，在即位後管理和懲治近侍內臣極為嚴厲，有因為犯罪而被下令鞭撻至死甚至陳屍示警的案例」，太監們雖然「大多是興獻王府的舊臣，又執掌司禮監，提督東廠，然而都相當謹慎小心地不敢太過放肆」，並且他還「盡撤天下鎮守太監」，四十多年間不曾重置，所以「近侍內臣得勢進而妄開殺戒的情形，只有嘉靖朝比較少見了」。

當然，這也僅是相對而言，太監為惡的情形在嘉靖朝還是有的。但正是因為有了這樣帶有明顯傾向性的政治背景——或者說大政方針——作為鋪墊，陸炳自然得以在對待太監們的問題上大展拳腳。嘉靖三十六年，陸炳向朱厚熜報告說，經由錦衣衛多方調查取證，現已初步查明，司禮監太監李彬在奉旨督造皇家宮寢及陵園的工程當中，利用職務之便，擅自竊取工程用料用於修建自己的陵墓，並且規制超過國家制定的相關標準，「僭擬山陵」，顯然懷有不忠不臣的狼子野心，證據確鑿，不容抵賴，應當對相關人等予以嚴懲，以儆傚尤。

朱厚熜聞訊大怒，將李彬及其朋黨杜泰等三人逮捕入獄，論罪處斬，抄家查沒贓款白銀四十餘萬，金銀珠寶不計其數。陸炳因此大功，加封太保兼少傅，並依舊執掌錦衣衛事。

這裡就是陸炳這個人最有趣的地方了。縱覽明史，首先，錦衣衛直接在司禮監頭上動土的，僅陸炳與李彬這一例；其次，則是他這以「三公」兼「三孤」的略顯古怪的封爵。

那麼，什麼是「三公」與「三孤」呢？所謂三公，是指太師、太傅和太保，正一品，三孤，則是少師、少傅與少保，從一品。這是相當古老的官銜，古老得幾乎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周天子時代，它們原本尊貴不凡，肩荷輔佐帝王治理天下蒼生的重任，只不過隨著朝代更迭，體制變遷，到了大明朝的時候，已經成為了一種虛銜，更多時候被用來表彰那些皇帝心目中的功臣。比如在大明朝的開國名臣當中，魏國公徐達的官銜就是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另一位名將常遇春，則是在死後被追賜了上柱國、太保兼中書右丞相的官職。

但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是這些貨真價實的忠臣良將，還是日後媚主取寵的亂臣賊子們，由始自終，從來沒有誰同時獲得過「三公」及「三孤」的雙重頭銜。但是陸炳早前便已經作了太子太保，又因為仇鸞的緣故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這時候朱厚熜再弄給他一個太保兼少傅的名頭，這官做得，已經大到了一塌糊塗、駭人聽聞的程度了。

千載悠悠，三公兼三孤，唯有陸炳。

可是話要說回來，他終究是個「佞幸」，縱然他在對待大臣和太監們的問題上做出了一系列較為積極和富有「建設性」的舉動，卻仍舊不免「沾染」些「前輩先賢」們固有的惡習。在陸炳治下，嘉靖朝初年因為裁削冗員而一度有所精減的錦衣衛開始了強有力的「觸底反彈」，到極盛時期竟發展到坐擁十萬緹騎的空前規模，並且打破先朝錦衣衛「非機密不遣」的成例，動輒便以偵緝為由向全國各地派遣辦案人員，對地方行政和民事糾紛橫加干涉。那些在倚仗著陸炳的權勢而威風八面的錦衣校尉們，又往往大多是些惡吏豪強，專好打聽民間富戶家中的情形，隨便逮著個芝麻綠豆大小的罪過便把別人扭送詔獄，大逞抄家斬首之能事。陸炳借此聚然暴富，積財數百萬，營建宅邸十餘所，私人莊園遍佈四方。史書總結他是「勢傾天下」，倘若他本人不肯認同這個評價的話，想來大明朝錦衣衛的歷任主事官裡也就沒有誰夠得上這樣的資格了。

至於陸炳在北京城裡的行徑，也可以用「兇惡強橫」來加以形容，幾乎有些趕超當年劉瑾的意思了——嘉靖二十六年十月，大臣陳其學，時任湖廣道侍御史的這一位，向朝廷彈劾錦衣衛掌事、當時擔任都督同知的陸炳。說他借口京城裡流浪人口太多，為了維護治安、打擊犯罪，竟然想要限制這些人的人身自由，「矯下逐客之令」，把別人全都從京城裡趕出去；又說他勾結鹽道官員與富商，變本加厲地盤剝百姓等等，也必須依照國家刑律進行懲處。

前面這樁倒算了，後面的「官商勾結」問題不小，朱厚熜立刻把那個巴結陸炳的商人關進詔獄，然後讓相關人員在獄中當面對質。這對來對去，可能是真對出點兒什麼名堂來了，陸炳「引罪」自疚，朱厚熜卻不過是做個樣子而已，一紙令下，既往不咎，也就不肯再讓別人揪著這件事情不放了。

陸炳的威勢一直持續到了嘉靖三十九年——從嘉靖十八年他在衛輝救駕有功入主錦衣衛算起，前後總計大概二十一年的時間。陸「太保」在這年病故，弄得他的「發小」朱厚熜很是感傷，不僅厚加祭葬，更追封他為忠誠伯、謚武惠——如果把他生平所獲得大小官銜統加起來，那麼全稱便應該是「故太子太保、太傅兼少保、少傅、掌錦衣衛事左都督陸武惠忠誠伯炳」。然後再如當年他在父親陸松身後接過錦衣衛的衣缽一般，他的兒子陸繹襲爵成為了錦衣衛的指揮僉事，陸氏緹騎的香火，似乎也將仍舊綿延不絕地代代傳承下去。

只可惜物極必反、盛極必衰。綜合前面講述的這些情形，其實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陸炳之所以能在錦衣衛的位置上成為「千古一人」，一方面自然因為他善於玩弄權術，另一方面則與朱厚熜對其個人的信任密不可分。儘管史書中對於朱厚熜和陸炳兩個人之間「相知相親」的情形所述甚少，遠不如武宗正德朝的錢寧、江彬那麼詳盡，但是追本溯源，其中的究竟其實也是不難想見的。然而，陸炳一死，錦衣衛體系裡便再沒有湧現出如他這般「出類拔萃」的「精英分子」，再等到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駕崩，這個討厭大臣、打壓太監並且鍾愛錦衣衛的皇帝也不在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錦衣衛便只能再度隨波逐流，在朝廷各種新興勢力的較量當中，去尋找一個適合自身存續的位置和角色。

而這時候，太監們重又挺直了他們被壓抑得太久的腰板。

太監，或者更加具體一點兒，太監執掌下的東廠，他們與錦衣衛的關係，向來是頗值得後人玩味的。儘管從行政等級的角度而言，東廠與錦衣衛份屬同級，「業務範圍」不盡相同，互不隸屬。但實際情形卻是《明史·刑法志》中所謂，「故廠勢強，則衛附之，廠勢稍弱，則衛反氣凌其上」，一個此消彼長、反覆循環的過程而已。陸炳通過結好嚴嵩為首的內閣，獲得了在對東廠展開的權勢爭奪戰中的勝利，但隨著斯人已矣，內閣的權力在日後也被太監嚴重削弱，甚至徹底淪為了司禮監的附庸，夾在中間的錦衣衛自然「競趨廠門」，一口一個「老祖宗」地叫喚著，「甘為役隸」，充當起了「二級走狗」這個不太光彩的角色——雖然他們從頭到尾也不見得有多光彩。

於是，陸炳竟成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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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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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後的癲狂

前魏忠賢時代

陸炳死後沒過得幾年，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十二月，朱厚熜也在乾清宮駕崩了，時年六十歲，上尊謚為肅皇帝，廟號世宗。皇三子、裕王朱載垕繼位，改元隆慶。要說朱載垕確比他的父親勤勉許多，只可惜天不假年，僅做得六年皇帝便又一病嗚呼，謚為莊皇帝，廟號穆宗。緊隨其後接班上崗的太子朱翊鈞時年僅十歲，因為新皇太過年幼，當時秉政治理天下的，是內閣首輔張居正，而內廷一切事務，則悉由司禮監馮保總裁。

馮保便是繼劉瑾之後又一個勢傾中外的「權監」。至於張居正，倒是無愧「能臣」二字，一個人獨力在萬曆（朱翊鈞年號）初年支撐起了整片大明朝的天空。只是他在個人道德問題上有些站不穩腳，言行頗為時人所詬病，死後旋即遭到了朱翊鈞嚴苛的政治清算，並且捎帶著把「好朋友」馮保也給拖下水來，兩個人「身與名俱裂」了，已經長大成人的朱翊鈞終得收回旁置多年的朝權，於萬曆十年（1582年）以後開始了他漫長的「親政」歷程。

可是他又不拿這「親政」太當回事。自萬曆十七年（1589年）伊始，朱翊鈞便學著自己的爺爺世宗，躲進宮裡不肯出來見人了，這樣一直到死——考慮到他在位一共四十八年，比起世宗都要多出三年，以此而論，他「消極怠工」長達三十一年，倒還真是歷代皇帝裡登峰造極的一位。

事出必有因，只是這原因說來其實簡單，簡單得甚至有些好笑——朱翊鈞偏愛一位姓鄭的貴妃，想立她的兒子朱常洵為太子。可是大臣們極力反對，說皇帝既然在早前已經和一位姓王的宮女生下了皇長子朱常洛，長幼有序，自然得立朱常洛才算正道。這也就是所謂萬曆朝的「國本之爭」了。君臣兩邊於是為著這事爭扯不休，前後扯了整整十二年，一直扯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的時候，朱翊鈞捱不過廷臣和太后的內外夾擊，這才勉強同意了他們的請求，並另封常洵為福王，封國在當時富庶的河南洛陽一帶，好歹算是了結了這樁無聊的嘴皮子官司。

當然，朝是堅決不肯去上的。

那麼，在朱翊鈞「治世」裡，大明朝是怎樣的一番情形呢？因為他完全不理政務，大臣們既然見不到他的面，上了奏疏他也不看，臨到辭職也找不著他去辭，於是只好循例寫封辭呈上呈御前，然後也不管他批不批准，逕直掛印而去。他當然不知道人家已經走了，反正又是「事不關己」，也不另行補缺，結果到了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的時候，中央及地方各級部門諸多機構已經空無一人，全國上下一副半死不活的樣子，完全陷入到了一定程度的「無政府狀態」之中。

再有就是徵稅。朱翊鈞極為愛錢，其興趣之濃厚，就連大臣們都忍不住在奏疏裡指著鼻子罵他是「把金銀財寶當作了命根子」——他也不跟說話人生氣，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人罵他，就算知道了也裝沒聽見——為了廣開財路，他從內廷派出大量太監到各地充任所謂「礦監稅使」，一個勁兒在國家原有稅收體系以外橫徵暴斂。甚至不單于此，就連廣東的珍珠，兩淮的鹽運，等等，這些地方的「特色經濟」行業，也都有個「監」在那兒坐地收錢。雖然為此屢屢激起民變，然而終萬曆之世，這種由皇帝牽頭進行的「合法搶劫」運動卻是由始自終，從來沒有過絲毫的「鬆懈」。

綜上所述，所謂「明實亡於萬曆」，後世如此感慨，確是恰如其分的了。

朱翊鈞最後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的七月駕崩，時年約為五十八歲，謚為顯皇帝，廟號神宗——他確實「神」得很。

當初靠著群臣撐腰，好不容易當上太子的朱常洛繼位，卻又是個運氣不好的，只幹了一個月的皇帝就死掉了，謚為貞皇帝，廟號光宗。朱常洛的長子朱由校成為了大明朝的第十五任統治者，並以次年為天啟元年（1621年），宣示大赦天下。而這時，距明朝滅亡的1644年，只有二十三個年頭而已。

朱由校的皇帝其實做得也不太長，前後只得七個年頭，但在大明朝二百餘年的歷史進程當中，卻是至關重要且不容忽視的一個時期。因為在他執政的這七年當中，國家內外形勢惡化之迅速，不禁使人為之瞠目結舌。究其原因，除了他原本接過的就是神宗爺爺扔下來的一個爛攤子，而他本人又不擅治國以外，很大程度上，卻是因為一個太監在朝中的崛起所致。

這個太監姓魏，名叫魏忠賢。

和大多數有名以及無名的公公們一樣，魏忠賢出身微末，本是一介無所事事的地痞無賴，因為不合與人賭博輸多勝少，又忍受不住別人對他百般嘲諷，為求榮華富貴，索性一怒之下自行閹割，跑進宮裡做了個太監。他先是改了個名字叫作李進忠，後來又恢復舊姓，並獲賜名忠賢，先後依附在孫暹和魏朝這兩位公公旗下，再承蒙魏朝舉薦，深得另一位大太監王安的賞識，凡事對他優禮相待，進而開始逐漸嶄露頭角，成為了宮中惜薪司的掌事太監。

惜薪司，顧名思義，大抵負責管理的是皇城裡燒火做飯以及取暖所需的柴禾一類的東西。雖然有些油水，然而對於其志遠不僅此的魏忠賢來說，這個職位未免顯得太過小兒科了些。也是他時來運轉，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光宗駕崩，太子朱由校繼位，一上台就循例提拔了一批東宮舊人，而魏忠賢則因為一位名叫客氏的女人的緣故，一步登天，從惜薪司哧溜一聲竄進了司禮監，堂而皇之地參與到了大明朝廷的日常政務工作當中。

因為客氏是朱由校的奶娘，而魏忠賢則是客氏的「對食」——太監和客女們私相授受，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這個就叫作對食——朱由校和他的奶娘感情很深，幾乎到了言無不聽的地步。客氏在朱由校登基後被封作「奉聖夫人」，於是成天都在跟皇帝說著魏忠賢的這樣好，那樣好，朱由校聽進了心裡，於是不但提拔魏忠賢進司禮監當差，還賜給他的哥哥魏釗錦衣衛千戶官的封爵，享受與客氏的兒子候國興、弟弟客光先相同的待遇。

禍起東林黨

東林黨，是指神宗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曾任吏部侍郎的顧憲成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議論時政，批評人物，而朝中諸多正直之士與之互通聲氣，由此形成的一個旨在以輿論力量對抗奸黨的清流團體。所謂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大抵便可視作東林首倡者們在結社伊始最為原始與崇高的政治綱領。至於神宗本人，因為他常年不肯上朝，凡事撒手不管，無疑更在客觀上對大臣們這種「自立門戶」的行為起到了相當明顯的推動作用。

當然了，有「正」必有「邪」，要是一個朝廷裡全是好人——可惜，這種情形似乎從未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當中出現過——那麼東林黨也就沒有崛起的必要了。在萬曆年間，與這些清流們針鋒相對的「邪惡勢力」，主要是朝中的齊、楚、浙三黨。其實這三黨也未必見得就是什麼組織嚴密的政治團體，只不過是根據他們各自出身地域的不同進行劃分，進而取用的一個比較簡單與籠統的概括性稱謂。東林和三黨在朝中累年「爭戰」，互有勝負，簡單地來說，萬曆二十二年至三十年（1602年）間，是東林佔據上風，此後兩派長期對峙，到了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以後，三黨控制朝政，但旋即因為內部矛盾出現動搖，最終又在天啟初年將朝權拱手相讓，自身則在東林黨人的窮追猛打之下潰不成軍，幾至陷入全軍覆沒的悲慘境地。

時局發展到這一步，似乎正應了那句「邪不能勝正」的至理名言，大明朝也可借此脫胎換骨，煥發出新一輪的勃勃生機了。

可惜事實真相並非如此。

東林也好，三黨也罷，說到底都是由於黨爭所催生的特殊產物，而其自身所必然具有的狂熱的排他性與盲目性，又往往會導致整個國家被捲入到一個扭曲的、病態的政治漩渦當中。於是所謂的正邪，->小說下栽+wＲshＵ。ＣoＭ<-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林林總總，到這時候便不過只是裹在「黨同伐異」的本質以外一層漂亮的包裝紙而已，大家死不服軟，抵命相拼，最終卻只能落得個兩敗俱傷及至兩敗俱亡，捎帶著，還有一個原本早已支離破碎的大明帝國，也正開始以飛旋的速度墜向徹底覆亡的無盡深淵。

所以，當《明史·宦官列傳》在講述東林黨人在天啟元年間的所作所為時，才會有「識者已憂其過激變生」的記述。為什麼過激？是因為只要政見與東林黨人稍有不合，就會被指斥為「邪黨」，就會遭到前者無情地打壓。也正因為此，《明史·崔景榮傳》才會在末尾感慨說，「核定一個人的品行操守，都只以他與東林黨人之間的感情厚薄作為輕重的評判標準，這難道是正確和恰當的方式嗎？」

嗚呼，誠哉斯言！

而問題的關鍵在於，正當東林黨人以秋風掃落葉般的氣勢在朝堂上清算三黨殘餘勢力的時候，魏忠賢卻已經在內廷之中悄然崛起。三黨，以及那些原本在兩派爭鬥當中保持中立，現在卻因為「自異於東林」而面臨著與三黨同樣下場的第三方勢力，或自願，或無奈，便大多紛然投奔到魏忠賢的旗下，以司禮監為靠山，以魏忠賢控制下的東廠及錦衣衛，向猝不及防的東林黨人發起了猛烈的反攻。

首當其衝的，便是時任內閣首輔的大學士葉向高。

葉向高是福建人，萬曆十一年（1583年）進士。他的幼年身世頗為坎坷，母親在臨產時正巧碰上倭寇作亂，只好躲進路邊的一間茅廁把他生了下來，而後「數瀕死」，傳聞是有神明庇佑，才幸得長大成人。其人行事光明磊落，品性寬仁忠厚，在萬曆年間入閣預政，一度致力於調劑群僚，緩和彼此間因政見不同而導致的緊張氣氛。只不過那時候的黨爭之勢已成必然，他葉首輔獨力難當，到頭來也只得接受東林與三黨對立的既定事實。非但如此，由於他在政治上傾向於東林黨人的立場，再兼他這內閣首輔的特殊身份，於是到了天啟年間，世人便都將他視作東林黨的政治領袖，直呼他作「葉黨魁」了。

既然是黨魁，一旦朝中生變，葉向高自然無法獨善其身。其實早在最初，當朝中為著客氏是否應當出宮而爭執不休的時候，葉向高就因為庇護力主驅逐客氏的閣臣劉一□等人，進而和魏忠賢結下了樑子。此後但凡是朝中有人和內廷宦官們起了衝突，或者因為上議論政惹來朱由校的不滿，葉向高總是第一個站起身來，替這些耿直的大臣們百般辯解，這自然又弄得魏忠賢心裡疙疙瘩瘩地很不受用。等到魏公公好不容易逮著個機會，拿一位名叫陳良訓的官員奏疏當中有「國運將終」的字句作為把柄——陳良訓在疏中譏諷「權閹」，故出此語，本在情理之中——要把他送往錦衣衛詔獄嚴加刑訊的時候，葉向高又是不顧自家的功名利祿，竟以辭職相抗，好歹總算是給陳良訓爭回來了僅僅奪俸一年的處罰，魏忠賢從此便更加容不得這位葉首輔，兼帶著容不得那些跟在他葉首輔身後為其搖旗吶喊的東林黨人了。

緊接著，發生了震撼朝野的熊廷弼、王化貞「經、撫不合」事件。

王巡撫的美夢確也沒能做得太久。天啟二年（1622年）初，王化貞統率的六萬大軍在與後金的戰鬥中一觸即潰，非但不能克敵制勝，還白白把廣寧城也給搭了進去。最後虧得是熊廷弼麾下五千人冒死斷後，這才好不容易揀回了一條性命。消息傳來，「京師大震」，朝廷追究相關人等「失城陷地」的罪責，可憐熊廷弼其實從頭到尾都在反覆說著「不能主動進攻」，這時候卻也因為位列其職、難辭其咎，只好和王化貞一起蹲進了大牢。

事情鬧到這個份上，熊廷弼也好，王化貞也罷，想必同樣難逃一死了。尤其熊廷弼，平日裡就是「朝士多厭惡」——士當然是東林的士——這會兒誰還會站出來替他說句公道話呢？思前想後，待救不如自救，他於是拜託一位名叫汪文言的內閣官員，透過後者的關係向內廷——自然就是魏忠賢了——許願說，願以四萬金作為代價，延緩自己的行刑日期。

這就是空口許諾，白惹麻煩——熊廷弼是個清官，哪來的四萬金？縱有其事，想來也只是他情急之下走投無路，想著當時打個保票，然後再行慢慢籌措。然而魏忠賢左等右等，這一大筆「理所當然」的橫財始終不見動靜——汪文言是東林黨人，這裡面或有更深的蹊蹺——頓覺受了蒙騙，「大恨」，「誓速斬廷弼」。

然而王化貞卻並不著急。因為他是有人保的，雖然無罪釋放幾近天方夜譚，卻也未必見得就真要立刻把他推出去開刀問斬。魏忠賢催促皇帝下旨斬殺熊、王二人，葉向高便站出來與他周旋，說「案子要審明白，情況要查清楚，到底如何處置，還是等到有關調查部門的報告出來以後再行定奪才是」，朱由校一聽有理，案情重大，不能這麼稀里糊塗就給了結了，於是聽從了葉向高的建議，仍舊將這兩位「封建大吏」收押在大牢之中靜候發落。

回到魏忠賢這邊。一開始，魏忠賢與葉向高，包括許多關係相處不太融洽的大臣，不過僅是私忿，還沒有涉及到政黨派系的範疇之中。然而東林黨人太過講究「正邪」之分，行事又多有書生意氣，結果把事情越搞越壞。被他們以痛打落水狗的手段逼得走投無路的三黨這時盡驅魏忠賢門下，極言「東林想對公公不利」，魏忠賢聽了，難免聯想到葉向高前後所為，現在連殺個「有罪」的熊廷弼都不能遂意——當然，葉向高本意為何，其實不言自明——自是深以為然，就此便定下了剷除東林黨的方略。

要動手就得有機會。事情的導火索始於天啟四年（1624年）四月，給事中傅櫆彈劾朝臣左光斗、魏大中勾結汪文言，招權納賄，魏忠賢趁勢將汪文言逮入詔獄，「東林之禍自此起」。全面激化則是在同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上疏參劾魏忠賢24項大罪，言辭激烈，痛快淋漓，朝中百官群起響應。魏忠賢大懼，使出渾身解數向皇帝求救，自請辭去東廠提督職務，又在於御前痛哭流涕表明心跡。他的「姘頭」客氏和心腹太監王體乾從旁周旋，這才化解了這場風波。楊漣告狀不成，反遭罷黜，魏忠賢緩過勁來掉頭反撲，「欲盡殺異己者」，操縱朝廷罷斥官員多達數十人，進而將矛頭對準了內閣首輔葉向高。

葉向高其實不想與魏忠賢過早正面交鋒，楊漣上疏，他本不知情，一干東林黨人又在事發當時邀他主持大局，認為只要首輔出馬，「可決勝」。然而葉向高顧及魏忠賢終究無法輕易除掉，倒不如在這件事情上從中挽救，還能避免一場無謂的禍端。於是上疏稱讚魏忠賢辦事勤勞，朝廷待他又恩義極重，難免惹來旁人非議，不如請魏公公暫且搬回自己家裡，避一避風頭，也好保全他的名聲，做個有始有終的「賢閹」。

這其實是在幫魏忠賢了，然而他並不領情。工部郎中萬□彈劾因為魏忠賢而慘遭廷杖，這回葉向高挽救不及，前者竟以廷杖喪命。又有巡城御史林汝翥當街責打行為不法的內廷太監，事後又害怕被魏忠賢拖去象萬□一樣活活打死，於是棄官潛逃。太監們聽說林御史是葉向高的外甥，於是一哄而入衝進葉府，摔板凳拍桌子要他把人交出來。葉向高上哪兒去給他們找人？倒是「窩藏」林汝翥的遵化巡撫楊渼膽小怕事，唯恐累及自身，向朝廷檢舉了「疑犯」行蹤，林汝翥到頭來免不得還是被痛打一頓，只不過運氣好些，沒有慘死在廷杖之下。

葉向高這時候明白過來，勢已不可為了，只得連上二十餘封奏疏自請去職。結果皇帝准奏，並加他為太傅，另遣專人沿途護送還家。臨行之前，他又偷偷拉過另一位閣臣朱國禎交代說：「我現在走了，蒲州更不是（魏忠賢）的對手，你也早點離開的好。」

蒲州，是接替葉向高出任內閣首輔的大學士韓爌的別號。事情正如葉向高所料，韓爌不久旋即罷斥。只是朱國禎沒有聽從葉向高的勸說，執意接班韓爌，也不過是自取其辱，幹不了多久也只得黯然下野。

這時朝中的情形，正如史書所謂，「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無所依倚」，帶頭的走了，朝廷裡的清流們就此淪作了魏忠賢屠刀下待宰的羔羊。

九千歲的兵

且說魏忠賢名下，黨徒成群，較為親近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謂。這其中，五彪都是武人，除了一個孫雲鶴是東廠理刑官，其餘如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和楊寰，則悉數在錦衣衛任職。

田爾耕是錦衣衛主事，許顯純執掌北鎮撫司，崔應元和楊寰都是前者心腹，四個人「緊密團結」在以魏公公為核心的「閹黨」周圍，生殺予奪，不過一念之間，正人君子落進了詔獄，慘烈之況無以復加，「冠絕先代」，即使後世亦未有出其右者。

先說汪文言案。這人是個奇士，出身獄吏，仗義任俠，又饒具謀略，在萬曆以後東林鬥垮三黨的政治角力中出力甚多，頗得朝野敬重。葉向高秉政，以他作內閣中書，相當於國務院秘書長一類的職位，與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等一班清流過往甚密。頭一次因為傅櫆彈劾被逮入獄，魏忠賢懾於葉向高大旗不倒，朝中東林雲集，倒還沒敢刻意構陷，只是廷杖一番，並不曾牽涉他人。等到葉向高已走，身邊又有一干三黨挑唆，於是便重興大獄，不僅是汪文言，還把已經去職的楊漣、魏大中、左光斗，以及任在京中任職的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也給扯了進來。

後面這六位，便是所謂的天啟「六君子」了。

汪文言一被許顯純關進鎮撫司詔獄，劈頭蓋臉就要他交代楊漣等人收受熊廷弼賄賂案情——原來這是倚附魏忠賢的大理寺丞徐大化出的主意，說空口誣陷，無名無份，不好收拾，不如把楊漣他們和熊廷弼扯上關係，就說他們都拿了這位尚且關在獄中的遼東經略的銀子，那麼「封疆事重，殺之有名」。魏忠賢聽罷大喜，便要許顯純如法炮製。倒是汪文言真是個硬骨頭，所謂的全刑，也就是「械、鐐、棍、拶、夾棍」這五毒，許顯純全盤給他招呼了一番，仍舊抵死不肯連累他人，大呼「世間怎麼會有貪贓的楊大洪」（大洪，楊漣別號）。許顯純只得憑空捏造了一份供詞，汪文言垂死之際又張開眼睛怒斥他說：「你不要亂寫，改天我一定要和你當面對質」。許顯純沒辦法，只好當即將他打死滅口。

汪文言一死，正所謂「死無對證」，這下子楊漣等人的罪名就算是「落到實處」，任由四位錦衣衛老爺「想當然」起來了。為了盡早結案，他們分遣緹騎跑去楊漣、魏大中和左光斗的老家拿人。結果楊漣被逮，家鄉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哭得驚天動地，沿途經歷村莊，也多有人替他焚香禱告平安歸來。魏大中和左光斗的情形也大抵如此。特別是左光斗，父老子弟「哭號震原野」，就連緹騎都忍不住跟著落下淚來。

當然，落淚也就落淚了，只不過證明錦衣衛的心也是人肉長的，但是犯人還是得捉，不然回到京城，拿什麼跟四位大人以及魏公公九千歲交代呢？

楊漣等三人「一朝落網」，便和周瑞朝這三位一併給關了起來。閹黨計議，給他們六人分派了「納賄」金額：楊漣和左光斗都是銀二萬兩，魏大中是三千，周朝瑞一萬，袁化中六千，顧大章則是四萬。成天也是五毒伺候，務必要他們「坦白」交代案情。

這時候的六君子卻犯起了糊塗。可能是他們自己的主意，也可能是外面有誰替他們想的辦法，或以為不如先承認納賄，「好漢不吃眼前虧」，保全了性命，這樣案子會全盤移交刑部，由國家司法公開審訊，那時候再來翻供倒也不遲。於是一咬牙，就說「我們確實是拿了熊廷弼的錢了」，如此這般，既然已經招供，就請鎮撫司上報朝廷，由相關部門對我們另行作出裁決吧！

其實不認倒好。這一認，麻煩接踵而至。許顯純又是篡改供詞，把案情無限誇大，然後往朝廷裡一報，魏忠賢「順其自然」地代表皇帝下旨，案件仍由錦衣衛北鎮撫司詔獄處理，涉案人員所供認的納賄金額，務必全數收繳沒入國庫，並且是五天一「追比」，拿不出錢來就繼續打，打完又再給你五天，如此反覆而已。

忠臣大多是清官，清官最怕別人和他談錢。六君子拿不出錢來，只能繼續挨打。他們在獄中受刑，真實景況外界無法得知——北鎮撫司詔獄哪是可以隨便讓人進去參觀的？倒是有個任俠豪傑之士，姓名不詳，自稱「燕客」，化妝成小吏住在詔獄附近，成天跟獄中的馬伕獄卒們混在一塊兒，混得熟了，便給他混進獄中，親眼目睹了六君子受刑慘死的全部經過。

以下記述便節錄自這位燕客所作的《天人合征錄》一文。

「七月初四日……六君子從牢房裡出來，各有兩名獄卒在左右挾扶，傴僂著身子向東走去，每走一步都覺疼痛難當，呻吟的聲音聽起來極為酸楚，我也不覺備感傷心和悲憤……衣裳就像被血染過一樣，而楊公（楊漣）的鬍鬚原本是白色的，所以最為明顯……到了鎮撫司廳前，都跪在屋簷下面……許顯純處分完畢，又下令將他們關進獄中」。

「（七月）十三日……楊喚過家人大聲說'你們回去，好生服侍老夫人，吩咐各位公子以後千萬不要讀書'……這天各人都毒打三十棍，棍聲動地……諸位君子的大腿都腐爛了，趕緊用白布包裹起來，而楊公的情況最為惡劣」。

「（七月）十九日……楊、左（光斗）、魏（大中）都受全刑……左公的聲音聽起來彷彿小兒啼哭……周（朝瑞）、顧（大章）各受二十棍，拶敲五十，袁（化中）拶敲五十……魏大中把家人喚到跟前，吩咐他們說'我自從十五日以來，聞見谷食的氣味就想嘔吐，每天都只吃冷水一碗，蘋果半隻而已。送命想來只在旦夕之間，你們趕緊替我去預備棺材吧。只是我們家太窮，不可能準備得太好，只要能把屍骨遮掩起來就行'。」

「（七月）二十一日……許顯純直呼著楊公的名字說，'你唆使他們藏匿髒銀拒不交納，這是抗拒聖旨，該當何罪'，楊公抬起頭想要分辯，然而已經說不出話來……趴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

「魏公受刑較楊、左為少……十七日以後，兩隻腳直挺挺的好像死掉的青蛙，不能自由屈伸……」

「顧公……躺在床上直到七月中才能下地走路，右大腿上的傷口潰爛，掉下來一塊腐肉如同老鼠般大小……」

最後，「（七月）二十四日……用刑完畢，許顯純吩咐獄卒說，六個人不能住在一塊……我聽說後去問獄吏怎麼回事，回答說'今天晚上各位大爺中定有壁挺（獄中所謂死也）之人'……這天晚上，三君子（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果然都死在了獄吏葉文仲的手中……葉文仲是獄卒的頭目，為人至狠至毒……」

至於三君子的死況，燕客說是「驗屍完畢之後……用蘆席草繩捆裹起來，扔到牆外，整條街上都能聞見惡臭，屍蟲像雨點一樣落在地上」。另據《明史紀事本末》所述，楊漣之死「用盛滿土的袋子壓在身上，耳朵裡釘進了鐵釘，穿著一件血衣被扔進棺材裡」，魏大中「死後六七天才被抬出牢房」，因為時值盛夏，「潰爛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其實除了燕客，左光斗的學生史可法——就是後來滿清入關，在揚州壯烈殉國的那位——也曾賄賂獄卒，前往獄中探視自己的老師——當時左光斗還活著——結果看見左光斗「席地倚牆而坐，面龐焦爛不能分辨，左膝蓋以下部位，筋肉和骨頭都已經全部脫落」。於是禁不住抱著老師失聲痛哭。左光斗聽見是他的聲音，因為無法睜開雙眼，於是奮力用手指把眼皮扳開，「目光如炬」，大聲呵斥學生說：「你這個沒用的奴才！這是什麼地方，你來幹什麼？國家大事，已經糜爛到了這種地步，你卻輕身罔顧大義，那天下事還有誰來承擔？趕快出去，不要讓奸佞小人找到機會構陷於你，（不然）我第一個殺了你！」於是「摸著地上的刑械，作出想要投擊的樣子，一旁的獄吏都嚇得不敢作聲」。史可法後來「流著眼淚向旁人回憶起當時情形，說'老師的肺肝，都是用鐵石鑄成的！'」。

而每死一人，許顯純便用刀剔下死者的喉骨，用小盒封固起來，送給魏忠賢作為憑證——慘絕人寰，慘無人道，竟至於此！

繼楊、左、魏三人以後，袁化中和周朝瑞也相繼遇害。最後只剩下一個顧大章，被移交刑部，刑部尚書李養正也是閹黨一夥，把案子按著魏公公的意思落實了，仍舊下令將顧大章交還詔獄發落。顧大章對家人們說：「（刑部大牢）這裡簡直就是福堂，我還回去做什麼？」於是在刑部獄中上吊自盡而死。

至於魏忠賢，自從這次得手以後，便放開手腳接二連三的幹了起來。早前，阿附於他的官員當中，有個叫作王紹徽的，為了迎合「九千歲」迫害東林黨人的舉動，於是以梁山泊一百單九將——他還算上了托塔天王晁蓋——的體例，擬出一個《東林點將錄》，把他們所謂的「東林逆黨」頭要人物悉數囊括其間——比如葉向高，就是「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以此為基礎，天啟五年（1525年）十二月，魏忠賢又矯詔發佈了所謂的《東林黨人榜》，名單範圍進一步擴大，共計三百零九人，上至大學士、各部院，下至台省部曹，及至督撫、郡邑，應有盡有，「活著的削去名籍，死了的追奪功名，已經削奪的就實行禁錮」，真正形成了對東林黨人的一網打盡之勢。

而「六君子事件」之後，復於天啟六年（1526年）再興大獄，以「李實誣奏」案逮死周起元、周順昌、高攀龍等七人，以及同年六月安徽的「吳養春案」，雖然源起各不相同，然而獄中前後經過，大抵也與六君子沒有太多的區別。

最後一個大閹的末路

只不過，錦衣衛在天啟六年奉魏忠賢命逮捕周順昌伊始，卻是遇上了不小的麻煩。

周順昌是吳縣人，曾在吏部任職。他為人剛直貞節，疾惡如仇，同鄉的魏大中被逮入獄，便曾為其餞行，不但同起同臥，還許諾以自己的女兒嫁給魏大中的孫子。旁邊的錦衣校尉等得不耐煩了，不停地催促他們快走，周順昌瞪起雙眼大聲呵斥他說：「你難道不知道世間有不怕死的男子漢麼？回去告訴魏忠賢，我就是以前的吏部郎周順昌！」進而對魏忠賢罵不絕口。校尉們跑回去把這事如實稟告了魏忠賢，於是等到蘇松巡撫周起元等人因為開罪蘇杭織造太監李實而興起大獄的時候，魏忠賢便捎帶著把周順昌也給拖進了這趟渾水，派遣專人到蘇州去捉拿這位不怕死的「周吏部」了。

當時帶頭捉人的，是錦衣千戶張應龍和文之炳這兩位。剛到蘇州，連日陰雨，景色慘淡。周順昌行將入獄的消息一傳開，「窮村僻落，蠅附而至，願一識周吏部，日不下萬人」，都焚香為周順昌祈禱平安無事。這裡面固然有周順昌「好為德於鄉」，平日替家鄉人做了不少好事的緣故，然而更多的，想來應該是大家對他不畏權貴的慷慨豪情由衷欽佩所致。有讀書人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幾位，還跑去找到巡撫毛一鷺和巡按御史徐吉，希望他們能代為向上轉達民願，寬赦周順昌的「罪行」。

偏是張應龍和文之炳不明就裡，還想著在逮人之前多向人家勒索些銀兩，不然就威脅說「周某人要是在半路上不明不白地死掉了，你們也別來問我」，又說「這是東廠逮人，你們這些鼠輩膽敢從中阻撓！」放聲大呼「囚犯在哪裡」，故作威風地把刑具鐐銬扔在地上，發出陣陣鋃鐺聲響。

其實不提東廠倒還罷了，一聽他們說出東廠兩個字來，民眾更是憤恨難當，都說「我們還以為是天子的意思，原來是東廠想要誣陷好人」，平日最看不慣就是你們這些東廠走狗，今天還想捉我們的周吏部，大家忍無可忍，索性和你們拼了吧！

於是到了正式宣讀逮捕令那天，民眾群聚在巡撫衙門之外，「執香者煙漲蔽天，哭號聲聞數十里」，就連城門內外都站滿了人，上下遙相呼應，「聲震天」。周順昌怕連累鄉親，再三拜謝他們的一番深情厚誼，眾人仍然不肯各自散去。碰巧又趕上毛一鷺和徐吉跑來與錦衣衛會合，下令開啟大門，民眾便趁勢一擁而入，「勢如山崩」地朝向錦衣衛打了過去。

當時情形，眾人折斷了衙門裡的圍柵木欄，「縱橫毆擊」，照著錦衣衛劈頭就打。可憐是緹騎老爺們威風得慣了，莫說是魏忠賢當朝，就是大明開國二百餘年以來，走到哪兒不是被人尊禮相待，哪裡想到會惹出這種亂子來？當下措手不及，雖有武藝在身，卻真所謂「亂拳打死老師傅」，根本抵擋不住，唯有抱頭鼠竄而已。有躲在房樑上的，有躲進廁所裡的，還有避無可避，找些枯枝爛葉把自己蓋起來溜進牆角里的——有個叫李國柱的錦衣衛官最倒霉，被人用木屐當頭踹了一腳，屐齒陷入顱骨，當即倒地而亡。

既是亂拳，難免也會錯打好人。有位叫作殷獻臣的，為周家編寫《周氏年譜》的作者，在場目睹了這番情形，擔心會加重周順昌的罪名，便對眾人婉言相勸，「痛陳不可」，反倒也被當作「閹黨」，「被悍民以香刺面，幾飽以老拳」，白白討來一頓痛打——民怨激憤無復以加，故此可見。

那麼，蘇州「民變」，究竟打死了多少錦衣緹騎呢？歷家說法不一。《明史·周順昌列傳》說僅打死一人，而許多野史筆記則有二人、三人及「數人」之謂。毛一鷺和徐吉束手無策，最後請出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這兩位「素得民心」的父母官百般勸說，民眾這才意忿難平地逐漸散去。

至於那些幸得不死的緹騎，他們的情況也不見得多好，簡直被打得有些精神失常了，躲進屋裡不敢出門不說，只要聽見誰說話聲音大了些，就立馬條件反射似地跪地求饒——毛一鷺只好聊盡「地主之誼」，派出專人在左右守護，至於什麼宣旨逮人，自然也就無從說起了。

可是忠臣之於奸佞，君子之於小人，兩者最大的區別，便在事到臨頭的節骨眼上，他們的選擇往往大相逕庭。周順昌雖然得到父老鄉親如此愛戴，但他深知，自己一天不「落網」，事情便一天得不到平息，還會牽扯到更多無辜的性命。他於是「自詣吏」，又過了三天，便隨著緹騎一塊去了北京。當然了，因為死裡逃生，心有餘悸，錦衣緹騎們一路上對他極好，不曾有過任何不恭的舉動。

消息傳回北京，魏忠賢大驚失色——其實事情哪裡有那些人所說，什麼「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這般嚴重——差點就要那些拿替自己出謀劃策的官員問罪，直到毛一鷺向他匯報，帶頭鬧事的五個人，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都已經被捉拿歸案了，一顆懸在半空裡的心這才落回了原地。

這五位也是好漢，一力承擔了圍毆緹騎的罪責，並說「都是我們幹的，與他人無關，要殺就殺我們五個就好了」，自己拿來刑具給自己戴上。從此「五人之名震天下」，臨刑時監斬官亦不免為之落淚，死後家鄉人又為他們收斂屍骨，於虎丘合葬，號稱「五人之墓」。

至於周順昌，入獄後慷慨如故，每當行刑，必然大罵魏忠賢。許顯純——這人實可謂天啟錦衣衛的當紅一線主角兒——把他的牙齒全都敲掉了，得意洋洋地說：「你現在還能罵魏上公嗎？」周順昌一口污血吐在他的臉上，「罵益厲」，終於在當夜被許顯純於獄中慘殺。

經此一役——這裡稍作提及，在「周順昌事件」同時，跑去蘇州捉拿另一位大臣黃尊素的緹騎，在城外也同樣陷入了民眾圍攻，連捉人用的「駕貼」都給打掉了。而更早之前，在楊漣和左光斗等人被逮的時候，也曾有過「壯士劍客」數千人準備搶奪囚車，士紳子弟張榜號召「痛打緹騎」的情形，只不過因為當事人發現的早，予以了及時的制止——魏忠賢終於明白過來，自己在宮裡，在京裡，固然可以一手遮天，然而天下之大，一旦激起「禍端」，那局面也不是自己可以收拾得了的。於是從此以後，「緹騎不出國門矣」，再也不敢跑去京城以外胡亂捉人了。

而「九千歲」的威勢，似乎也正因為遭受了江南士民此番拳腳相加的影響，元氣折損，隱約顯露出些許根基動搖的傾向。尤其到了次年八月，「天才木匠」朱由校以23歲的年紀在宮中急逝，魏忠賢頃刻失去了倚憑的靠山，人事更迭之際，在如何應付接替哥哥執掌大明江山的皇五弟、信王朱由檢的問題上，身處風口浪尖的魏忠賢自然犯起了嘀咕，開始有些狐疑不定起來。

因為信王很不喜歡他——普天下當然沒有哪個正常人會喜歡他魏公公——他又確有謀朝篡位，或違背大行皇帝遺詔，改立他人的念頭——朱由校駕崩於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乙卯，信王入宮之日為丙辰，且是下午。這中間，有好幾個時辰，大明朝處於「無主」的狀態。以傳統來說，儲位既然定下來了，那麼先帝一死，首要任務就是迎立儲君。因此，從時間上來推論，說他魏忠賢有上述這番大逆不道的心思，實在是一點兒也不冤枉他。

只是大明皇權根深蒂固，尤其最為致命的一點，沒了皇帝的太監什麼也不是，失寵失勢就是死路一條——何況兵權又不在自己手中。如此這般，思前想後，還是先把信王迎進宮裡再說，表現得積極些，在這些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上絕不能給別人逮著了話柄。

這就是魏忠賢自取其禍了。信王朱由檢是個極為謹慎且多疑的人，進得宮來，只吃自己衣袖裡藏著的食物，而絕不肯碰太監們奉上的御膳——他怕有毒——長夜枯坐，緊張得不敢合眼，遇見有太監拿著劍在殿外走動，便取過劍來放在自己案頭，又讓光祿寺取飲食獎賞這位「勤勉」的內臣。於是「歡聲如雷」，都說新皇仁德。這樣好不容易挺到第二天，接受百官朝拜已畢，這才總算坐定了皇位。

於是為大行皇帝上尊謚為哲皇帝，廟號熹宗，以次年為崇禎元年（1628年）——接下來，便輪到收拾「萬惡之源」的魏忠賢了。

在收拾魏忠賢的整個過程中，朱由檢表現得都極為沉著。因為感覺到了點兒大廈將傾的意味，上至魏忠賢，下至他那班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閹黨眾人這時候都在琢磨著如何自保，見不得光的主意當然沒有少去琢磨。為了穩定朝局，朱由檢先是對魏忠賢百般安撫，對其族黨褒獎有加，接著卻又應允了他自願辭去東廠提督的奏請——魏忠賢是想以退為進，但這一退，便再也進不上去了——並令客氏搬出宮城居住。到了天啟七年十月間，嘉興有個貢生錢嘉上疏彈劾魏忠賢十大罪，朱由檢讓別的太監拿去念給當事人聽，弄得魏忠賢「大懼」，唯有叩頭請罪而已。朱由檢一看試探初見成效，並未激起閹黨多麼強烈的反應，便於十一月將魏忠賢解職發往鳳陽閒住，旋即差遣錦衣緹騎盡出，拿著駕貼去捉拿他們這位曾經的主子。

魏忠賢在路上聽聞新皇已經對自己下手，就在阜城這個地方自盡而死。朱由檢聞訊深以為憾，下令碎屍，把他的腦袋懸在河間示眾，族人盡皆處斬，就連襁褓中的嬰孩也不得寬恕。又將客氏逮至後宮浣衣局活活打死，及至「焚屍揚灰」——抄沒客氏家財的時候，在她家裡發現了宮女八人，都懷有身孕，據聞是客氏想效仿先秦呂不韋「奇貨可居」的伎倆，以這些宮女進獻皇帝，生下來的自然不是什麼朱家後代，以此來實現她「李代桃僵」的計策。其用心之險惡，倘若事成，後果委實不堪設想。

至此，首惡即除，下面那些大小走狗當然也難得逍遙法外。崇禎二年敲定「魏忠賢逆案」，涉案人員張榜明示天下，多達二百八十九人，同樣也是上至大學士，下至郡縣官吏乃至於讀書人，倒也和當初那份《東林黨人榜》一樣，真是「前後輝映」。閹黨主要骨幹非死即流，於此不再一一贅述。

這裡單說許顯純。需要補充交代幾句的是，其實這人家世很好，祖父許從誠是駙馬，自己又是武進士出身，「略通文墨」，在錦衣衛裡來說也可算得一個人才。只是這點兒「才」全被他用去為虎作倀，凡事對魏忠賢唯唯諾諾，雖然主持詔獄，未得來人吩咐，就連自己動手拷問犯人的膽量都沒有，怕擅作主張得罪了「九千歲」。為惡如此，他自然連「逆案榜」都沒能等到，崇禎元年六月，即和田爾耕一同被判處斬，人人莫不拍手稱快。

而這時候，一干在天啟年間大獄中被害諸家的子弟，紛紛群聚到鎮撫司詔獄外為先人設祭，哭聲竟直達深宮禁苑，惹得朱由檢忍不住發出「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的一聲長歎。這些人就是有名的「東林孤兒」，他們並未聽從先祖「不要再讀書」的訓誡，反而專心學問功名，後來多有顯著，大抵可視作是上蒼垂憐的緣故吧！

民間又有戲班，專門編排了一出《冰山記》，描寫魏忠賢倒台經過。據說只要扮演楊漣的伶人登場，觀眾莫不為之動容，齊聲高呼「楊漣、楊漣」，彷彿真如楊漣本人重現一般。

公道自在人心，是此謂也。

結局：皇帝、太監和錦衣衛們

魏忠賢是死了，許顯純之流也殺得盡絕了，然而大明朝也跟著快要完蛋了。

其實說起來，朱由檢何嘗不想振作，延續自己手中二百餘年的大明基業？他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簡直就像是在補世宗、神宗和熹宗拖欠的債務一樣，天天臨朝議政，日以繼夜的批閱奏疏，凡事不敢有絲毫的懈怠。他下令內廷宦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門」，又下令「廷臣不得結交內臣」，為東林黨人平反昭雪，起用早前遼東戰事中屢建奇勳，卻為魏忠賢等人排擠而去職的袁崇煥為兵部尚書督師薊、遼抵禦滿清，凡此種種，無不是在為著挽狂瀾於既倒做著最後的努力。

但是，他手裡的攤子實在太爛了。

不僅是爛，簡直就是爛成了一堆渣。關外，滿清戰馬嘶鳴，持刀相向；關內，四下流寇蜂起，饑民遍野。最為命的是，歷經過萬曆、天啟的黨爭風暴，再加上魏忠賢對東林黨人的大砍大伐，國家人才凋零，幾至無人可用，留在他身邊的即使不是小人，也不過僅是一幫庸人而已，以至於在崇禎元年想要找出一個新的內閣首輔協理朝政的時候，他也不得不借助抓鬮這種可笑的方式。

而朱由檢自己也是有問題的。

用史書上的話來講，就是「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既不能盡信於人，又常為用心叵測之徒所蒙蔽，剛愎自用，舉止乖張。

崇禎二年（1629年）十二月，因為誤信流言而翻臉不認人，將舉兵入衛京師的袁崇煥逮入錦衣衛獄，並於次年八年將其凌遲處死，無疑便是他這些性格弱點最為有力的明證——袁督師千古奇冤，可比南宋岳武穆之風波亭——偏他又不知自省，只是一味沿著這樣的即定路線「義無反顧」地埋頭向前，「大勢將傾，積習難免」，內外交困之下「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

而錦衣衛呢？

隨著國勢山河日下，事事痛感束手無措之餘，為了控制朝局，加強對軍事和行政的統轄力度，朱由檢自然也就反悔，推翻了自己在即位之初曾經作出限制廠衛權力的承諾，進一步擴大這兩個特殊部門在國家各個領域和層面的「監察」範圍，雖然在其執政的十七年間不斷因此而受到大臣的指責和勸諫，但卻「倚廠衛益甚，至國亡乃已」。

這是可悲，可恨，還是可歎？

所以，儘管沒有了魏忠賢，沒有了許顯純，崇禎朝的廠衛大抵還是沿著前朝套路，「親密無間」，玩出了一把有明一朝最後瘋狂的鬧劇。

於此，有位叫作李清的官員以旁觀者的身份記述得最為生動。

他在他所寫的《三垣筆記》裡回憶說，「我剛到刑部，問司寇鄭三俊，刑部什麼案情最冤枉」，結果這位司寇回答他是「盜情」，並說「如果想要為那些所謂的盜匪平反，最好的辦法就是判他們秋後處決」。李清有些奇怪，追問這是為什麼。後者面有難色地解釋說：「因為這些盜匪，都是東廠緝獲送來的，有關部門不敢翻案，所以只能找出那些既無贓物亦無人證的涉案人員，判處他們秋後處決，這樣或許還能夠替他們爭取到解脫罪名的時間。」

至於當時獄中情形，「每當廠役捕獲盜匪，必定要加以'五毒'刑訊，並從犯人裡挑出有油水的對象，敲詐勒索直至傾家蕩產，然後才將案情上報東廠」，「曾經有個'盜匪'被押往菜市口行刑，一路上歎息著說'我連小偷小摸的事情都沒做過，怎麼能誣陷我是強盜呢？'」

有鑒於此，李清也曾勸說別的官員平反冤獄，結果別人回答他說：「如果推翻了東廠所獲取的供詞，日後他們必然羅織罪名，相關大小官吏都得一併送命，所以沒有人敢這麼做。」

那麼，這許多大大小小的冤情，到底是從冒哪兒來的呢？

他又說：「（皇）上把耳目的功效寄托給錦衣衛，稱他們是'心膂大臣'，所有宮廷以外的事情，都由錦衣衛負責匯報。吳孟明並不急於害人，更想趁機斂聚錢財，他的兒子吳邦輔出力最多，每當緝獲州縣官員（向廷臣）送禮的禮單，必然故意洩露姓名，然後挨家逐戶登門勒索……東廠也是如此……曾經有某位知縣，送了二十四兩銀子給翰林編修胡守恆，請後者替自己寫篇文章，其實錢還沒有送出，也被勒索了千金才算作罷……」

甚至無意間的玩笑話，也會給官員們惹來天大的麻煩——公公也好，緹騎也好，都是惹不起的——有位叫作白慧元的，任職定興知縣，和宮裡某個公公是同鄉，大約為著聯絡鄉誼，兩個人便湊在一塊兒喝酒。酒過三巡，公公從家裡拿出許多珍奇異寶請老鄉觀賞。不想白慧元是個豁達之人，一時興起，脫口而出「我有至寶，比你這些好多了」。公公好奇，追問他是什麼，結果白慧元把嘴一咧說：「這至寶就在我的褲襠裡。」我有子孫根，你沒有，不是強過你這多許珍寶麼？

這話可真是戳到了人家做太監的痛處啦！公公當時不說，回頭就向皇帝匯報「白慧元這個做縣令的，貪贓枉法，殘橫凶暴，縱容屬下在轄區裡魚肉百姓，應該革職拿辦。」又覺得光拿他一個，太過惹人注目，於是索性把連同定興縣在內，包括京師附近的任丘、清苑、淶水、遷安、大城等地縣官一併拿下，悉數革職遣返，並且還申斥」巡撫按察不對自己管轄範圍內的各級官吏嚴加督察，以致他們玩忽職守，京畿地區都這樣，偏遠省份更是可想而知」，要中央相關主管部門嚴加整頓官場紀律，不得再出現類似情況。

瞧瞧，白慧元一句話連累了多少人！

一句玩笑尚且如此，其它諸如刻意為之的蓄意栽贓、濫殺良民，或者包庇黨屬，顛倒黑白，以致激發如天啟年間「周順昌事件」那樣百姓「暴力抗法」的情形，在整個崇禎朝此起彼伏，屢見不鮮，也就實在沒有必要在這裡替他們「作書立傳」了。

不過話說回來，都說「廠衛、廠衛」，雖然早已「和光同塵」，但是就其活躍的範圍和層面而言，因為原本分工不同，所以東廠畢竟要比錦衣衛沾惹的事情更多、更廣，錦衣衛的注意力，終究還是集中在朝廷政治鬥爭這最主要的一根弦上。

崇禎末年，內閣當紅的輔臣，有位叫作周延儒的——這人在《明史·奸臣傳》中榜上有名，是個什麼貨色，無須多說——朱由檢雖然「多疑而任察」，莫說是尋常大臣，就算是袁崇煥那樣有大功的忠臣、能臣，翻了臉照殺不誤，而且是殺大臣「如割草芥」，但對這位周閣老，卻始終信任得很。這是周延儒做人精明，一直在朝堂上風光無限，又因為他善於迎合聖意，屢次獲得朱由檢的褒獎。他最後倒台，就是栽到了錦衣衛的手裡。

因為周閣老為了博取賢名，曾經向皇帝進言，要限制廠衛的權力。結果事情不成，反倒得罪了東廠和錦衣衛一大幫的頭面人物。當然了，他大概是覺得，這時候執掌錦衣衛的駱養性是自己提拔的親信，不存在什麼後顧之憂，卻沒料到這位駱都督真的就為此懷恨在心，暗中勾結東廠對他進行「專案偵察」。到了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朱由檢便接到錦衣衛密報，說是此前周閣老在通州「視師」督戰抵禦滿清進攻的戰役中，其實根本就沒有出城迎敵，而是躲在屋裡和客人飲酒作樂，所謂的「屢戰大捷」，都是他編排出來欺瞞皇帝的一派胡言——這是確屬事實，不算冤枉他周延儒了——朱由檢頓時大怒，將其革職還鄉。駱養性又在後面繼續煽風點火，終於促成朱由檢堅定決心，在年底派出緹騎將周閣老逮回京師，迫其自殺，抄家籍滅才算作罷。

可是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周延儒不是好人，這誰都知道，十五六年間彈劾他的大臣比比皆是，朱由檢一概置之不理，唯獨錦衣衛說話，立馬就能讓這位閣輔三尺白綾做了了結，皇帝對錦衣衛重視到何等程度，通過這件事情自可一目瞭然。

這也就是崇禎年間朝野傾軋的一樁明證了。不過呢，同樣是這個駱養性，卻還真辦過與私怨無關的「好事」來著。

這件事情又與詔獄有關了。有兩位官員，姜埰和熊開元，因為上疏議事，觸怒了朱由檢，將其逮下詔獄，更在當天夜裡給駱養性發去密旨，要他在獄中將二人「潛斃」以解心頭之恨——這簡直就是魏忠賢、許顯純之於「六君子」的重演，只不過始作俑者竟然換作了皇帝本人——駱養性有些拿不定主意，跑去問自己的同僚，結果人家反問他說：「你難道不知道田爾耕、許顯純的下場嗎？」

駱養性聽完害怕起來，於是硬著頭皮向朱由檢回復說：「這些言官雖然有罪，理應通過法定程序明正典刑，然後再與天下人一同拋棄他們。現在陛下您三更半夜傳來隻言片語，就要臣結果了兩位諫臣的性命，這樣的旨意，臣實在不敢遵從。」我可不想跟田、許兩位前輩一樣，日後還得替您背黑鍋，落得個身首異處。

接著，心有餘悸的駱養性又把這事告訴了朝廷裡的某位同鄉。不料這位同鄉嘴巴不嚴，竟然走漏風聲，於是有大臣向朱由檢密奏說：「駱養性這是把過錯推給君父，把功勞攬在自己頭上。陛下您要是沒有下達這樣的旨意，那做臣子的當然不能信口雌黃；即便是有，也沒有這樣拿去到處跟人講的道理。」駱養性太不像話了，皇帝還是殺了他的好。

只不過駱養性最終還是逃過了一劫。因為朱由檢事後又不想因為殺諫臣而使自己背上惡名，既是饒過了駱養性這個靠不住的，也饒過了姜埰和熊開元——究其始末，兩位大臣如果有心，卻是不能不去念著駱養性這一番救命之「恩」的。

然而，也正是在姜埰和熊開元於崇禎十七年（1644年）出獄，行將奔赴前線「戴罪戍邊」時候，大明朝的帝都北京城，被「流寇」李自成擊破了。

李自成擊破北京，由始至終，都是一場奇怪的戰爭。

一開始，宣府巡撫朱之馮，聽說「流寇」攻陷了臨近的重鎮大同，還曾經大聚城中將士，在城樓上豎起太祖皇帝的神牌，誓與宣府共存亡。回頭卻撞見剛到任沒幾天的監視太監杜勳和麾下總兵官王承胤，雙雙叩請他獻城「降賊」。朱之馮震愕非常，指著杜勳痛罵一番，到頭來卻也沒能阻止後者穿戴起隆重的蟒衣朝服，「郊迎三十里之外」，將這北邊重鎮拱手送給了「闖王」。朱之馮獨立城頭，歎息良久，下令開炮，無人響應，自己去點火藥，又被手下官兵阻止。他只得仰天大哭，拒絕親信提出棄城出逃的建議，朝著南方叩首已畢，寫下請皇帝收拾人心的遺表，就在宣府城中自縊而死。

可偏偏就是上面提到的這個杜勳，朱由檢卻認為他是罵賊殉難，「忠烈可嘉」，不但拒絕了朝臣請急撤各地監視太監的奏請，還追賜他為司禮太監，「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堂上官」，準備在宣府為他立祠，「春秋致祭」。

於是乎，等到李自成大軍包圍了北京城，杜勳和另一位在居庸關降「賊」的太監杜之秩入城去找皇帝和朝臣們談判的時候，朱由檢不免大驚失色，以為自己看見的是杜公公的「忠魂」，驚訝得老半天說不出話來。卻不想他杜勳開口便是「闖王厲害，闖王了得」，添油加醋地替「賊酋」吹噓了一番，最後扔下一句「事到如今，如何是好，皇帝您還是替自個兒打算打算吧」，便又大搖大擺地穿城而出。

這裡面還有個小插曲——杜勳是被守衛北京城的將士用繩子繫在籮筐上吊進城裡的，走的時候自然還得這麼回去。臨行前，他又喚過留守城中的太監王相堯、褚憲章說：「你們不要擔心。我們這些人，富貴都在，誰也少不了的。」

為什麼富貴都在？因為他們準備換個主子繼續混飯吃了。

朱由檢終於回過神來，讓兵部尚書張縉彥拿著自己的旨意登上城頭察視情況。張縉彥被守城的太監們所阻攔，問他們杜勳哪裡去了，回答說是已經出城回營。張尚書無奈，帶著幾位同僚回去覆命，卻再也沒能跟皇帝見上一面——他們進不去了，皇宮宮門已經被太監們關上了。

第二天黎明，北京城陷落。

朱由檢在唯一的忠臣——太監王承恩——的陪同下，爬上萬歲山，一根白綾，結果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死也結果了大明朝。

本書完。

怎麼完了呢？題目不是「錦衣衛的末路」嗎？本書的主角呢？都最後了還不告訴讀者主角的命運麼？

告訴些什麼呢？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陪著皇帝，從開國到亡國，在皇權的陰影下，曾經輝煌，曾經跋扈，曾經不可一世的錦衣衛。在亡了國的時候，除了捲起鋪蓋細軟逃跑，從此掩名埋姓夾起尾巴做人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他們得罪的人太多了，不論是閹黨還是清流，士子還是百姓，天下間除了皇帝，根本沒有能容得下他們存在的人。

而皇帝，已經自顧不暇，為了他的國家和社稷，殉國了。

當此之時，北京城裡闖王登殿，山海關外清軍磨刀霍霍。朱由檢的死，只帶走了一個王朝最後一個皇帝的尊嚴。而這個王朝早在建立之初就生長的毒瘤——錦衣衛——真正與國同休，在腐蝕了王朝的肌體的同時，也毀滅了自己。

而在肌體潰爛之時流出的鮮血與膿瘡，還要在今後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呈現在無數人的眼前。那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記載中，那剃髮令下的無數冤魂裡，那些反清義士、大明遺民中，可能有錦衣衛及其後人的存在，也可能沒有。

有又如何？沒有又如何？在後世的記述中，錦衣衛的名字永遠都和大明王朝的皇權緊緊聯繫在一起，如附骨之髓，無法區分。

在失去了國家，失去了主人之後，沒有了明朝，沒有了皇帝，沒有了錦衣衛的名字，這些人，也不過是，亡國奴，而已。

後記

在電影《新龍門客棧》裡，威風凜凜的大反派是東廠的曹少欽公公，千里追殺周淮安，到了戈壁沙漠，也要擺大首領的譜兒，身邊帶著一群侍衛鞠躬哈腰——那一群侍衛，就是錦衣衛；還有許冠傑版的電影《笑傲江湖》裡，張學友一臉壞笑，帶著人馬圍攻染坊——張學友扮演的正是錦衣衛千戶，權力很大，甚至可以隨意調遣地方上的兵將……類似這樣的描寫，在影視作品和武俠小說中還有很多。

這些人，他們是錦衣衛的成員。

錦衣衛，一提起這個名字，在大多數人的腦海裡浮現的大概都會是陰森的牢房、恐怖的刑具、凶狠的審問、狡詐的陰謀，甚至高來高去的蒙面武功高手，而錦衣衛下屬的詔獄，恐怕只能拿白公館、渣滓洞這樣的地方相比擬了。

錦衣衛，成立於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比東廠成立早三十多年，一直到明亡，存在了260年之久，是真正的與有明一代相始終。

明朝可被後人詬病的地方有很多，皇帝重用特務進行統治正是其中之一。作為明朝特務機關代表的「廠衛」中「衛」的錦衣衛，它在百姓傳聞和文人記事之中的真面目是什麼？在王朝歷史中的表現又是什麼？那些身為錦衣衛的人們，他們的人生又是如何？……

這種種問號一起，構成了我們寫作此書的初衷。

《明史》上記載：「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恆以勳戚都督領之，恩廕寄祿無常員。凡朝會、巡幸，則具鹵簿儀仗，率大漢將軍共一千五百七員等侍從扈行。宿衛則分番入直。朝日、夕月、耕耤、視牲，則服飛魚服，佩繡春刀，侍左右。盜賊奸宄，街途溝洫，密緝而時省之。凡承製鞫獄錄囚勘事，偕三法司。五軍官捨比試並槍，同兵部蒞視。統所凡十有七。中、左、右、前、後五所，領軍士。五所分鑾輿、擎蓋、扇手、旌節、幡幢、班劍、斧鉞、戈戟、弓矢、馴馬十司，各領將軍校尉，以備法駕。上中、上左、上右、上前、上後、中後六親軍所，分領將軍、力士、軍匠。馴象所，領象奴養象，以供朝會陳列、駕輦、馱寶之事。」

這樣的記載，使錦衣衛看起來像儀仗隊多過一個特務機關。不錯，錦衣衛，並非只是我們日常理解中的特務機關，它身為天子自將的二十二衛之一，負責大朝會時的警戒和儀仗工作，這從它「錦衣」之名上就可看出一二。

而在我們這些後人眼裡，特務組織的認識完全掩蓋了儀仗隊的功能。錦衣衛日夕在皇帝身邊，雖然在明朝中晚期被由更接近皇帝的太監控制的東、西廠（還要包括短暫存在的內行廠）壓制，但錦衣衛始終「屹立不倒」，和王朝命運相始終。

在寫作過程中，有許多以前的疑問都了回答，比如很多介紹錦衣衛的文章中都稱朱元璋晚年認識到了殺戮太過帶來的負面影響，在洪武二十年罷錦衣獄。這條記載見於史籍，卻被很多人，包括許多歷史學家曲解為罷除錦衣衛，而將錦衣衛復立的責任算到他兒子朱棣頭上。其實「罷錦衣獄」和「罷錦衣衛」完全是兩個概念，錦衣衛並非只是特務機關，它是衛所、皇家儀仗隊、秘密警察的合體，朱元璋為了平息眾怒將秘密警察部分功能暫時停止而已。事實上，靖難之時，不光太監們鼠首兩端，錦衣衛也同樣分屬二主，並在叔侄爭位中發揮過一定的作用。

瞭解錦衣衛的出現、發展和衰落，對於深入理解明朝的政治統治有很大的意義。當然，本書並非學術討論書，我們想奉獻給讀者的，也不是枯燥的學術論文，而是想告訴大家，在明朝這樣一個以特務統治著稱的朝代裡，在錦衣衛這個特務組織中任職的人們的故事。

本書講述了明朝各個歷史重要時期中，錦衣衛這個特殊的特務機關的人和事。錦衣衛人員構成複雜，我們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以幾個重要的人物來以點帶面來描述整個錦衣衛的命運。他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一方面，他們深受皇帝信任，擁有很大的權勢；另一方面，他們的所作所為多為朝臣所鄙視，甚至得不到基本的人格尊重。

每一個人的過往構成了過去，過去的積累構成了歷史。身在其中，這些的故事富有傳奇性，個人命運跌宕起伏的同時，也和王朝的命運息息相關。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這段黑暗的歷史，不難從中得到啟發和深省。

作者自知才疏學淺，貿然挑戰這個題目，一方面是希望讀者能夠對歷史能夠有更多的認識和理解，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一方面，也是由於作者自己對於錦衣衛這個另類的官僚組織有了一些認識和體會，希望能和讀者分享。

齊秋草草於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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