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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餓的盛世》全集【精校版】

作者：張宏傑


序 得不償失的盛世

一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國派出的第一個訪華使團到達中國。

英國人對這個神秘的國度充滿好奇。他們相信，中國就像馬可·波羅遊記中所寫的那樣，黃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綾羅綢緞。

然而，一登上中國的土地，他們馬上發現了觸目驚心的貧困。清王朝僱用了許多老百姓來到英使團的船上，為英國人端茶倒水、掃地做飯。英國人注意到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國人中間，人們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國農夫喜氣洋洋的臉」。這些普通中國人「每次接到我們的殘羹剩飯，都要千恩萬謝。對我們用過的茶葉，他們總是貪婪地爭搶，然後煮水泡著喝」。

使團成員約翰·巴羅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說：「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裡，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除了村莊周圍，難得有樹，且形狀醜陋。房屋通常都是泥牆平房，茅草蓋頂。偶爾有一幢獨立的小樓，但是決無一幢像紳士的府第，或者稱得上舒適的農舍……不管是房屋還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裡夫和瓦平（英國泰晤士河邊的兩個城鎮）兩岸的相提並論。事實上，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

二

毫無疑問，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有的評論者甚至還去掉「之一」二字。

確實，乾隆統治下的中國，縱向比，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人口最多、國力最盛的時期。橫向比，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何以我們五千年文化得出的這個集大成的盛世在英國人眼中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時代中國人和歐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實在太大了。

14世紀，歐洲人並不比中國人富裕多少。他們的食物中肉食比重並不算高，一大塊麵包加一碗濃湯就已經讓辛苦了一天的英國農夫心滿意足。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歐洲人的生活水平不斷提升。

18世紀工業革命前期，英國漢普郡農場的一個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譜如下：早餐是牛奶、麵包和前一天剩下的鹹豬肉；午飯是麵包、奶酪、少量的啤酒、醃豬肉、馬鈴薯、白菜或蘿蔔；晚飯是麵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鮮豬肉。工業革命後，英國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國普通農民家庭的消費清單上還要加上2.3加侖脫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脫淡啤酒、黃油和糖各半磅，還有1英兩茶。

而乾隆年間的中國人吃的是什麼呢？

幾千年來，中國農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糧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憐，通常情況下，在春荒之際，還要採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時代，民眾吃糠咽菜的記載比比皆是。據《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介紹，普通英國農戶一年消費後，可剩餘11鎊，約合33∼44兩白銀。而一個中等中國農戶一年全部收入不過32兩，而年支出為35兩，也就是說，辛苦一年，還要負債3兩，才能過活。所以一旦遇到饑荒，普通人家會立刻破產，賣兒賣女的情況十分普遍。

三

乾隆盛世的貧困，不僅僅體現在物質上，更主要的是體現在精神上。

到達浙江沿海後，因為不熟悉中國航線，英國人請求當地總兵幫他們找一個領航員。總兵痛快地答應了。

英國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總兵的辦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從海路去過天津的百姓都找來。使團成員巴羅說：「他們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帶回了一群人。他們是我平生所見神情最悲慘的傢伙了，一個個雙膝跪地，接受詢問……他們徒勞地哀告道，離家遠行會壞了他們的生意，給妻子兒女和家庭帶來痛苦，總兵不為所動，命令他們一小時後準備妥當。」

這一幕在歐洲是不可想像的。英國人說：「總兵的專斷反映了該朝廷的法制或給予百姓的保護都不怎麼美妙。迫使一個誠實而勤勞的公民、事業有成的商人拋家離子，從事於己有害無益的勞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為。」

這僅僅是英國人一連串吃驚的開始，比這更讓他們震驚的事還在後面。

在船隻行駛於內河時，英國人注意到，官員們強征大批百姓來拉縴，拉一天「約有六便士的工資」，但是不給回家的路費。這顯然是不合算的，許多人並不想要這份工資，不斷逃亡。「為了找到替手，官員們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莊，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從床上拉起來加入民夫隊。兵丁鞭打試圖逃跑，或以年老體弱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幾乎沒有一夜不發生。看到他們當中一些人的悲慘狀況，真令人痛苦。他們明顯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們總是被兵丁或什麼小官吏的隨從監督著，其手中的長鞭會毫不猶豫地抽向他們的身子，彷彿他們就是一隊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來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而同時代的歐洲，人權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一個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將另一個人置於腳下。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建了一座夏宮，叫無憂宮。沒想到這個無憂宮卻給他帶來了麻煩。原來他的這個王宮選在了一個平民百姓的風磨邊上。在修建期間，磨坊主向法院起訴國王，說新建的王宮擋了風，不利於風磨轉動。最後國王不得不屈膝讓步，同意對磨坊主賠償。

這個故事有助於我們理解英國人何以對乾隆年間中國人的人權狀況如此吃驚。

四

乾隆盛世的出現，有賴於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傳統人治明君的所有技術資源。如果這一盛世出現在漢朝或者唐朝，當然無愧於偉大二字。

然而不幸的是，在乾隆出生約二百年以前的1522年，麥哲倫就已經完成了環球航行。接著，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相繼來到中國南面的海域，全球化進程從此開始。任何國家想永遠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

而乾隆所處的18世紀，更是人類歷史偉大的轉折點。在這以前，人類進步的腳步一直是遲緩的。而從這個世紀起，歷史開始跑步前進。「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國經歷了產業革命的全過程。」「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層蘊含著龐大的資源和能量，人們一直在探求而少收穫。18世紀，一下子得到了打開寶庫的鑰匙，新的生產力像蟄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噴湧迸射出來。工農業產值幾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質財富滾滾而來，源源不絕。」

而這個世紀政治文明的進步並不慢於物質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鳩發表了名著《論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國宣佈獨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國爆發資產階級大革命，提出了「主權在民原則」。乾隆皇帝退位後的第二年（1795年），華盛頓宣佈拒絕擔任第三任總統，完善了美國的民主政體。18世紀，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裡」。

五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卻在做著相反的事情。雖然乾隆的爺爺康熙皇帝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知道有人環繞航行過整個地球。雖然乾隆年間西方傳教士已經向他介紹了日心說，雖然英國使團給他帶來了天體運行儀、地球儀、赫歇耳望遠鏡、帕克透鏡、巨型戰艦「君王」號艦艇模型，甚至還有熱氣球和復滑車表演，他卻對世界大勢的變化沒有絲毫敏感。他視民間社會的活力和自發精神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敵人，積六十餘年努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裡。

大清社會各個層面都處於他的強力控制之下：

他通過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段，杜絕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使他們只能老老實實地安享俸祿，不敢亂說亂動一下。他以高明的權術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們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間，以確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暢通無阻。

對敢於反抗的「刁民」，他的態度是一味鎮壓。在他眼中，皇帝、官員和百姓，是父親、兒子和孫子的關係。不管父親如何虐待兒子，兒子也不許有絲毫反抗。因此，老百姓無論被貪官污吏如何壓搾剝削，走投無路，也只能聽天由命，不得「越級上訪」。對於群眾聚眾抗議，維護自己的權利，他總是視如大敵，一再強調要「嚴加處置」，甚至「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對於知識分子，他更如臨大敵。他以超級恐怖為手段，掃除一切可能危及統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間僅大的文字獄就出現了一百三十件。三十餘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裡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裡的全面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個他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

六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類文明主流的產物。

乾隆盛世的功績是創造了空前的政治穩定，養活了數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圖。

然而乾隆時代給中華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創傷，遠大於這一時的成就。

橫向對比18世紀世界文明的發展，乾隆時代是一個只有生存權沒有發展權的盛世。縱向對比中國歷史，乾隆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民眾權利被剝奪得最乾淨、意志被壓制得最靡弱的時代。乾隆盛世是一個飢餓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乾隆時代的中國人，是「做穩了的奴隸」，只許有胃腸，不許有頭腦。只有這樣，大清江山才能億萬斯年。

乾隆的盛世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撲面而來的世界大潮。

英國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觸過中國人。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和其他我們東印度公司屬地」，中國移民的「誠實跟他們的溫順和勤奮一樣出色……在那些地方，他們的發明創造和聰敏似乎也跟學習模仿的精確一樣出色」。然而來到中國，他們卻發現生活在自己國家裡的中國人遠沒有海外中國人那樣活潑自然，也缺乏創造力。他們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更膽小，也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對公眾事務漠不關心。

使團的船經過運河時，一夥看熱鬧的人壓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許多人掉進河中。巴羅說：「雖然這一帶有不少船隻在行駛，卻沒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裡掙扎的人……勸說我們船上的人開過去援救也得不到響應。不錯，我們當時船速是1小時7英里，這居然就成了他們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確信這些不幸的傢伙中有幾個一定是喪命了。」

英國人分析說，這種畸形的民族性格是中國統治者精心塑造的結果：「就現政權（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七

雖然登峰造極，但乾隆的統治並沒有任何新意。乾隆盛世不過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大總結和大重複。不幸的是，這個盛世出現在不應該出現的時候，因此其成就如果燭火遇到了太陽，一下子暗淡無光。

面對幾千年未有之世界大變局，如果專制統治不那麼密不透風，中國社會不那麼鐵板一塊，西方湧來的文明新潮就有可能自然地浸潤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國恰逢了一個執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為代表的專制精神造成的中華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鴉片戰爭中中國失敗的原因，更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現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艱難曲折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乾隆死去兩百多年後，仍然有許多人堅定地認為，只有乾隆的風格和方法才適合這片獨特的土地。

只有透徹瞭解了乾隆時代的另一面，對這個時代的得與失進行一個全面準確的評估，我們這個民族才算沒有白白經歷「乾隆盛世」。

第一章 帝國遺產的繼承人

乾隆皇帝的基因，得自他父親的那一半非常優秀自不待言。愛新覺羅家族的出色素質在此前歷代皇帝身上已經體現無餘。極高的智商、強大的自制力、無窮的精力、無比精明的頭腦、難以扼制的進取精神，乾隆身上這些素質主要應該都是得自父系。

一 被八字決定的歷史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愛新覺羅家族中兩個最偉大的人物，康熙皇帝和後來的乾隆皇帝，在圓明園首次見面了。不過弘歷當時年僅12歲，他不可能瞭解這次偶然的會面對自己乃至對國家將會產生多麼重大的影響。

那是康熙生命中最後一個春天，圓明園牡丹台前數百盆牡丹開得正艷。雍親王（胤禛）提出請父皇來家中賞牡丹，老皇帝欣然應允。

老皇帝願意到胤禛家裡來坐坐，因為在十幾個如狼似虎的兒子當中，只有這個四阿哥從來沒有表現出對皇位的特別渴望，也似乎沒有參與任何與競爭儲位有關的陰謀。這個貌不驚人的老四，擅長草書，精研佛法，在別的皇子為皇位打破頭的時候，他卻坐在書齋中修身養性，一派閒雲野鶴之姿。不過，44歲的雍親王也並非平庸之輩。皇帝偶爾交給他一些臨時任務，比如安排太后喪事、清查倉米發放弊端等，他都完成得迅速周到，給皇帝留下了頗深的印象。（馮爾康《雍正傳》）

康熙晚年，經常到四阿哥的賜園中去散心遊玩。據《清聖祖實錄》統計，皇帝晚年共幸臨胤禛的賜園圓明園11次。除了胤禛外，其他皇子從來沒有享受過這樣的恩榮。原因當然是四阿哥的家讓他感到安全和放鬆。

三月十二日傍晚，皇帝駕臨牡丹台，把酒臨風，心情愉快。

很多歷史學家都說，把弘歷介紹給康熙，是雍親王精心策劃的一個步驟。不過康熙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在父子閒聊之際，胤禛閒閒地提起：「您的兩個孫子打生下來還沒機會見到聖顏呢。」

老皇帝隨口答道：「好啊！上次我聽侍衛說你有個兒子書讀得很好。把他們倆叫出來我看看。」

長到十多歲，孫子才有機會見到祖父，這在愛新覺羅家中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因為康熙皇帝的孫子實在太多了，一共97名，政務纏身的老皇帝只見過不到其中的一半。

一見到這兩個孩子，老皇帝不覺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弟弟弘晝沒有給皇帝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哥哥弘歷卻讓康熙過目難忘。這孩子相當與眾不同。他身材頎長，容貌清秀，特別是兩隻秋水般澄澈的眼睛裡流動著不同尋常的靈氣與沉靜。剛才行禮的時候，皇帝注意到他一舉一動既敏捷得體，又不慌不忙，一點也沒有這個年齡段孩子常有的緊張侷促。跟在他身後的同歲弟弟弘晝就明顯拘束很多。

憑著豐富的閱人經驗，老皇帝確信這個孩子與眾不同。他慈愛地招招手，讓弘歷站到自己面前，詢問起他的功課。弘歷落落大方地背了幾段經書，從頭到尾清晰地講解了一遍。

一陣喜悅攫住了康熙的心。在他見過的所有孫子當中，這個無疑是最出色的。

過了幾天，老皇帝派太監來到圓明園，命雍親王寫下弘歷的八字，呈皇帝親閱。

又過了幾天，康熙再次駕臨圓明園，吃了一頓飯後，宣佈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決定：要將弘歷帶回宮中養育。（綜見《清聖祖實錄》《樂善堂全集定本》）

在康熙眾多孫子中，弘歷本來是極不起眼的一個。他於康熙五十年（1711年）誕生於北京城內的雍親王府。母親是20歲的普通格格鈕祜祿氏。

曾經有許多歷史學家誤以為乾隆的生母是大家閨秀，是因為她姓「鈕祜祿」。確實，有清一代「鈕祜祿氏」被列為「八大家」，是最有名的姓氏之一。這個姓氏名臣輩出，也出過許多后妃。

然而，「八大家」之中的「鈕祜祿氏」，確切地說，是指開國元勳額亦都一支。而乾隆的母親之先祖，只是額亦都的一個命運平庸的叔伯兄弟，叫額亦騰。這一支開國以來沒出過什麼大人物，到了乾隆母親的祖父一代，甚至淪落成了一介白丁。乾隆的外祖父凌柱，最高官職也不過是「四品典儀」，估計是父隨女貴而取得的閒職。

從種種跡象推斷，13歲的鈕祜祿氏進入雍親王府時，只是一個普通的丫頭，幹些端茶倒水之類的雜活。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某一天，精力十足而又無所事事的雍親王不經意間突然發現這個入府六年的丫頭已經長大成人，19歲的她高大健壯，雖然面貌不過中人以上，但是身材異常豐腴飽滿，一舉一動，波濤洶湧，青春光彩難以掩抑。32歲的親王感覺自己身體裡突然騰起一股犀利的慾望。

土地很肥沃，第二年就結果了。乾隆皇帝屬兔，生於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時。（《玉牒》）因為母親身份太低，這個孩子的出生並沒有引起人們的多大關注。

但是這孩子的八字卻有些不同尋常。

傳統的中國人大抵終生生活在迷信的氛圍之中。康熙皇帝雖然喜愛鑽研西方科學，並且頗有造詣，但這並沒有怎麼妨礙他對算卦占卜的熱衷。

清代檔案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康熙六十年（1721年）六月，四川總督年羹堯入京辦事，皇帝命他找京城的「名算」羅瞎子推算某事。年聽說這個羅瞎子為人四處招搖，且有病在身，就沒去找他算。皇帝在他匯報此事的折子上批道：

此人原有不老誠，但佔得還算他好。（《掌故叢編·年羹堯折》）

可見，皇帝是這個瞎子的老主顧兼粉絲。

八字推命即是以一個人出生時間的年月日時，來推斷人生發展的結果。在今天來看，這當然是徹頭徹尾的迷信。可是，在過去，這些迷信往往在偶然中決定了歷史之車的走向。乾隆的八字即是如此。

1929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首批公佈的內閣大庫檔案中，有乾隆生辰八字及康熙六十一年時人批語。內容如下：

乾隆八字：

辛卯（康熙五十年）

丁酉（八月）

庚午（十三日）

丙子（子時）。

批語：庚金生於仲秋，陽刃之格，金遇旺鄉，重重帶劫，用火為奇最美，時乾透煞，乃為火焰秋金，鑄作劍鋒之器。格局清奇，生成富貴福祿天然。地支子、午、卯、酉，身居沐浴，最喜逢沖，又美傷官，駕煞反成大格。

書云：子午酉卯成大格，文武經邦，為人聰秀，作事能為。連運行乙未。甲午，癸巳身旺，洩制為奇，俱以為美。

此命貴富天然，這是不用說。佔得性情異常，聰明秀氣出眾，為人仁孝，學必文武精微。幼歲總見浮災，並不妨礙。運交十六歲為之得運，該當身健，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賢最能，子息極多，壽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禎祥，別的不用問。

很明顯，這個批語是算命先生寫的，幾乎每個字都是誇讚之詞。中國古代的命相之理，有一套固定的推算方法。按命相理論，乾隆八字，天干庚辛丙丁，火焰秋金，是天賦甚厚的強勢命造，術語稱為「身旺」；地支子午卯酉，局全四正，男命得之，為駟馬乘風，主大富貴。

也許正是這與眾不同的八字讓康熙做出了將弘歷養育宮中的決定。

「養育宮中」對於康熙時代的皇孫來講確實是極大的「恩遇」。在弘歷之前，近百個孫子中，只有太子長子弘晰曾經被康熙「養育宮中」。這個皇孫極為康熙所喜愛，以至於在康熙晚年太子兩立兩廢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是割捨不了這個弘晰。朝鮮使臣回國後向國王匯報說：「皇長孫頗賢，難於廢立雲。」又說：「或雲太子之子甚賢，故不忍立他子而尚爾貶處雲矣。」也就是說，因為希望這個孫子將來能登上皇位，康熙才在廢太子問題上遲遲下不了決心。（《朝鮮李朝實錄》）

從這個角度來講，有人認為，喜歡弘歷，是康熙傳位給雍正的一個理由。我們很難說，胤禛把自己的兒子介紹給父親，不是老謀深算的一步。對於胤禛來說，這一舉動從哪方面來說都沒有壞處。首先，這是試探老皇帝態度的一個機會。如果老皇帝把自己列入繼位的候選人行列，那麼必然會關心自己的子息。因為一個政治家必須多算幾步。退一步來講，即使老皇帝不打算把自己列入候選人行列，那麼使祖孫建立起良好的關係，對自己的政治安全，無疑也大有好處。

對於弘歷會受到老皇帝的喜愛，胤禛有充分的自信。因為這個孩子自幼聰穎異常。

特別是，他少年老成，十分懂事，很善於與人相處。雍正充分相信他會成為老皇帝和自己之間的一個良好溝通渠道。

事情的發展甚至超過了雍親王的期望。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夏秋兩季五個多月裡，避暑山莊中祖孫兩人幾乎天天在一起，形影不離。康熙批閱奏章的時候，小弘歷就在旁邊磨墨寫字。老皇帝時常站起來，走到孫子身邊，手把手教他寫。吃飯的時候，祖孫倆坐在一桌，爺爺不斷地給孫子夾菜。甚至接見大臣討論軍國大事，康熙也特批弘歷可以留在身邊。弘歷此時總是懂事地「屏息而侍」，大氣都不敢出。乖巧的孫子給康熙一生中的最後歲月帶來了巨大的歡樂，短短半年之中，祖孫倆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夏天的一個中午，康熙泛舟避暑山莊湖上，弘歷正在山上玩耍。遠遠望見御舟駛來，就滿心歡喜地跑下山來。老皇帝見了，生怕孫子跌倒，急忙跑到船頭，朝弘歷大喊：「慢點跑，別摔了！」祖父焦急的聲音深深印在弘歷的腦海裡，60年後還在御制詩《晴碧亭憶舊》中提及此事。

在這半年之中，弘歷的體育天分也給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雖然才12歲，但是他反應之敏捷，舉止之精確，非常人可比。康熙親自教弘歷射箭，弘歷也真爭氣，首次習射就連中五矢，康熙喜出望外，賜給他一件黃馬褂。「或命步射，以示群臣，持滿連中，皇祖必為之色喜」。（乾隆《避暑山莊紀恩堂記》）

弘歷初次練習用火槍，教師把一隻羊捆在百步之外，他初次試射，就「一發斃羊」。康熙十分高興。

八月之初，秋高馬肥，康熙帶著弘歷，開始行圍打獵。在圍場，康熙用火槍擊中一熊，大熊倒地良久，毫無動靜。康熙以為熊已經毫無威脅，遂命弘歷上前補射一箭，以讓這個孩子博得「初圍獲熊」的美名。弘歷上馬之後，不知為何，遲遲不動。康熙心中有些不高興，這個孩子一直膽子很大，今天見到熊之後怎麼害怕起來？康熙在馬上高喊：「弘歷，怎麼不進？」

弘歷這才像醒過神來，催馬欲進。不料此時那倒地的大熊忽然一個翻身，直立起來，嘴裡發出一聲怒吼，直奔弘歷的坐騎而來。眾人剎那間都驚呆了，只有康熙反應及時，舉槍便射，子彈從熊耳射入，大熊如同半堵牆一樣應聲仆地，徹底死去。所有人都驚出一身冷汗。

這件事給康熙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似乎冥冥中有天意，保佑這個不同尋常的孫子。晚上回到帳中，他對隨駕的和妃說：「弘歷這孩子的命真是貴重！如果他早一點催馬過去，熊起馬驚，不知道會出多大的事啊！這孩子將來福氣比我還大啊！」（《嘯亭雜錄》）

這次行圍之後，皇帝特意去了四阿哥的熱河賜園獅子園，指名要看看乾隆的生母。不知何故的鈕祜祿氏跪在皇帝面前，心中充滿疑惑。老皇帝命她抬起頭來，細細觀看，足足看了半分鐘之久，邊看邊說：「果是有福之人，有福之人！」（《清高宗實錄》）

在這次晉見公公之前，鈕祜祿氏從來沒有引人注目過。生了這個孩子也沒能幫助她完全扭轉命運。直到雍正登上皇位前的十多年時間，她仍然被人們習慣地稱為「格格」，即滿語中的「小姐」。

然而康熙卻發現了這個媳婦的「異相」，這個普普通通的格格，日後確實如康熙所說，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有福氣的太后之一，長壽而且境遇順遂，享盡尊榮富貴。康熙皇帝的相面功夫，確實有獨到之處。

乾隆皇帝的基因，得自他父親的那一半非常優秀自不待言。愛新覺羅家族的出色素質在此前歷代皇帝身上已經體現無餘。極高的智商、強大的自制力、無窮的精力、無比精明的頭腦、難以扼制的進取精神，乾隆身上這些素質主要都是得自父系。

從母親身上得到的，是支撐這些精神因素的強大身體基礎。乾隆皇帝體格之健壯，壽元之高厚，在中國歷代皇帝中絕無僅有。在乾隆以前，五位皇帝平均壽命為54歲，而乾隆活到89歲，比其祖先的平均年齡高35歲。在兄弟當中，乾隆也最為長壽，其他兄弟最長壽者也不過60歲，獨乾隆皇帝一枝獨秀，這不能不說與其母的遺傳因素有關。

出身平民家庭的鈕祜祿氏身上完整地保存了滿洲人在白山黑水中陶鑄起來的強壯和「皮實」。傳世的清宮《慈寧燕喜圖》中有老年鈕祜祿氏的畫像，畫面上的老太太方面大耳，心寬體胖。與那些出生富貴人家的后妃比起來，鈕祜祿氏身體強健，生性好玩好動。乾隆皇帝登基後，每次出巡，都要帶老太太一起走：老太太生前趕上的四次南巡，她一次也沒落下。老太太一生曾經三游五台，三登泰山，還到過嵩山。至於避暑山莊，那更是去了無數次。老太太去世前一年，以85歲高齡，仍然跟著乾隆登上了泰山，步履甚健。

莊練先生說：「出身富貴之家的妃嬪，不可能有十分強健的身體……乾隆之生母並非一般出生於富貴之家的妃嬪，乾隆得天獨厚之處，就在這裡。」（《中國歷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雍正弓馬平常，中年後經常鬧病。而乾隆天生擅長運動，敏捷性和平衡性極佳，各種兵器，上手很快，武功騎射，在清代諸帝中首屈一指。他終生好動，不樂安居，四處巡遊，以至有馬上皇帝之稱。活到89歲，一生沒有生過大病。掌握大權64年，天天處理奏章，日理萬機，很少感覺疲倦。這都是得自母親一系的遺傳。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從避暑山莊回京後兩個月，猝然崩逝於暢春園。

《清高宗實錄》卷一說：乾隆繼承皇位是「聖祖深愛神知，默定於前；世宗垂裕谷詒，周注於後」。乾隆也說，康熙當時之所以叫出他的生母來相相面，也是因為起了托付之意，「即今仰窺皇祖恩意，似已知予異日可以付託，因欲豫觀聖母福相也」。（《乾隆御制詩初集》）

這個說法也許有所誇大，不過在傳位於胤禛的決定中，弘歷肯定起了作用。對於這個兒子，雍正心底有一種特殊的感念之情。

當年十二月，朝鮮國大臣金演在與清王朝的外事交往中聽到了這樣的消息：

康熙皇帝在暢春園病重，知其不能起，召來閣老馬齊，對他說：「我的第四子最賢，我死後立為嗣皇。胤禛第二子弘歷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乃以為君臣不易之道，平治天下之要，訓誡胤禛。解脫其頭項所掛念珠，對胤禛說：「此乃順治皇帝臨終時賜朕之物，今我贈爾，有意存焉，爾其知之……」言訖而逝。（《朝鮮李朝實錄》）

有人說這個記載不盡可靠。不過，已經遠傳到朝鮮，可見這個傳聞傳播之廣，也可見在雍正剛剛繼位之際，未來乾隆皇帝的大名以及其與祖父的特殊關係就已經廣為全國所知。從雍正登基之時，弘歷就成為太子的第一人選，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十一，雍正皇帝即位後首次前往天壇，舉行祈谷大典。還宮後，雍正把弘歷召到養心殿，賜給他一塊肉，讓他吃掉，此外沒再說一句話。弘歷默默吃掉這塊肉，味道十分鮮美，不過分辨不出是什麼肉。乖巧的他吃完肉後，也沒有多說話，就退了出來。不過此事給了他極深的印象。因為在此之前，不論什麼事，父親對他和弟弟弘晝都是同等對待。而這次只獨獨召見他一人，並且是在剛剛從天壇回來之後，顯然是有深意的。從那時起，聰明的弘歷就已經知道自己被父親默定為太子了。（《乾隆御制詩五集》）

二 毫無心理準備的接班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特殊體質的遺傳，清代帝王之死大多乾脆利落，很少有拖泥帶水纏綿病榻者。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這四代皇帝，死前都沒有什麼徵兆。從「偶染微恙」到撒手人寰，短則三天，長不過一周。因此，嗣皇帝的詔書中往往有「忽遭大故」「聞之驚慟」之語。

不過，雍正的死相比其他人，還是更為突然了些。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十點左右，大學士張廷玉剛剛就寢，突然被一陣急劇的敲門聲驚醒。

圓明園的太監前來傳旨，召他火速入宮。

張廷玉一邊向圓明園「疾趨」，一邊心中惶惶不安。白天剛剛見過皇帝，怎麼這麼晚又宣召？

從西南門進入圓明園來到寢宮，他驚訝地看到，雍正皇帝躺在大床上，已經兩目緊閉，呼吸微弱，不認識人了。

張廷玉在回憶錄中說自己當時的反應是「驚駭欲絕」。雍正今年不過58歲，年齡並不算老。前兩天，也就是八月二十日，皇帝身體確實有些不爽快，不過仍然辦事如常。雖然二十二日，病情加重了些，但仍然能接見大臣，處理政務，何以這麼快就陷入彌留狀態？

太醫進藥無效，拖到二十三日子時，在大家的惶惶無措中，雍正去世了。（《張廷玉年譜·雍正十三年》）

對於雍正的去世，後人產生了種種推測，其中最荒誕不經的說法當然是呂四娘飛劍取首級。不過當代史學家比較一致的結論是，雍正的暴亡是服用丹藥所致。

作為清代帝王中最有個性的一個，雍正的為人行事多有離經叛道之處。他精研佛法又迷信方術，對道教的丹藥理論十分感興趣，平時愛吃丹藥「即濟丹」，還經常把它賜給自己的親信大臣。他在後宮之中養了幾位道士，他們的任務就是為雍正提煉能令他增強精力、延年益壽的「仙丹」。（《雍正傳》）雖然正史不敢記載，但考究諸多種史料檔案，原本沒有致命大病的他，應該確係病急亂投醫，在道士的勸說下服用了含有劇毒的「丹藥」而提前離開了人世。最有力的證據是雍正死後第三天，嗣皇帝就將宮中那些煉丹的道士全部掃地出門。（《清高宗實錄》）

雍正去世如此倉促，以至於沒來得及留下任何遺詔。誰都知道在此情況下，最重要的事當然是確定新君。弘歷和弘晝此時忙於大聲哭號，宣佈誰是新君這件事必須由大臣們來完成。

為了避免康熙晚年的悲劇，雍正發明了「秘密立儲」之制。早在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他就親書密旨，藏於「正大光明」匾之後。群龍無首之際，還是德高望重的張廷玉先鎮定下來。作為雍正帝的親信，他知道雍正秘密立儲的全過程。在年譜中，他回憶說：「我和鄂爾泰對聚集在寢宮的王公大臣們說：『大行皇帝生前寫有傳位密詔，曾讓我們二人看過。現在最緊要的事就是要找到密詔。』大家說是。於是命令總管太監去找。總管太監說：『這件事皇上沒有和我們說過，不知道密詔藏在哪兒。』我說：『大行皇帝當日密封的文件，應該也不會多。你就找外面用黃紙封著，背後寫一個「封」字的小盒，應該就是。』」（《張廷玉年譜·雍正十三年》）

一小會兒，太監把密詔找到了。王公大臣們共同捧到燈下宣讀。

雍正的遺詔原文如下：

寶親王皇四子弘歷秉性仁慈，居心孝友，聖祖皇考於諸孫之中最為鍾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間，朕於乾清宮召諸王滿漢大臣入見，面諭以建儲一事，親書諭旨，加以密封，收藏於乾清宮最高之處，即立弘歷為皇太子之旨也。其後仍封親王者，蓋令備位藩封，諳習政事，以增廣識見，今既遭大事，著繼朕登極，即皇帝位。（《清世宗實錄》）

張廷玉在《年譜》中回憶說：「新皇帝乾隆聽到是自己繼承大位後，立刻伏地大哭良久，王公大臣再三勸解，新皇帝仍不起來。」

弘歷的痛哭是真情實意，痛快淋漓。雖然早就猜到自己將是大清帝國的繼承人，但對父親的死他確實毫無準備。他早已作好40歲甚至50歲繼位的心理準備，因為看起來他的儲君生涯將是一場無比漫長的耐力競賽。沒想到父親的壽命比祖父短了11年，去世時年僅58歲，使自己得以在25歲的盛年位登大寶。

弘歷不能不為自己的幸運慶幸。回顧整個中國歷史，在帝位交接那一刻，曾經出現過多少雲譎波詭，明槍暗箭。大清開國以來，5位皇帝登位，都經過了激烈的鬥爭，幾乎每一代都是劍拔弩張，甚至腥風血雨。只有自己的繼位過程，光明正大，水到渠成，沒有一絲波瀾。命運對自己實在是太慷慨了。

不過作為一個情商極高的人，弘歷絕不會洩露心中的任何一絲興奮。他迅速調動起全部精神，投入到「孝子」角色中去。

大行皇帝的喪事進行得迅速而周到。

《清高宗實錄》記載，新君對於喪禮上孝子的所有規定動作，都演出得十分盡力，十分到位，十分令人感動：大殮之際，他「痛哭失聲，擗踴無數」，就是說無數次掙扎跳躍，攔著不讓人蓋上棺材。「從頭一天夜半到第二天日暮，皇上哀慟深切，哭不停聲，一整天水漿不進，群臣伏地環跪，懇請皇上節哀，皇上悲不自勝，左右都感動哭泣，弗敢仰視」。

按禮制要求，大行皇帝（剛剛死去的皇帝）皇輿回紫禁城時，嗣皇帝應該在乾清門內迎接。然而弘歷不同意這樣做，他堅持要親自全程護送皇輿回宮。大臣們當然不能同意這有違成例的做法，為此弘歷宣諭大臣說：「若在乾清門內迎接，心實不忍，王大臣等不必固請，俾得稍盡此心。」（《清高宗實錄》）

《清高宗實錄》記載，在護送大行皇帝皇輿回宮的一路之上，弘歷「哭不停聲」。進入乾清門前一刻，他又傳諭，不以新皇帝身份直接由乾清門入，而要由內右門入，以示對剛剛死去的老皇帝的尊重。其他任何一個孝子也不可能把這些細節做得更到位了。

三 轉變帝國的航向

儘管對「孝子」的角色表演盡心盡力，乾隆對雍正的真實感情卻十分可疑。

從很小的時候起，乾隆就對這個嚴厲苛刻的父親絕少親近之感。在乾隆漫長的一生中，他最尊敬也最常提起的男性親人是祖父康熙。對共同生活了25年的雍正，乾隆很少提起，偶爾提到，也口氣平淡。

康熙和雍正氣質性格迥然不同。祖父康熙在中國歷代皇帝中以「人情味濃」聞名。他為人真誠坦率，待人和藹可親，處事寬厚大度。小弘歷從見到他的第一面開始就產生了莫大的親切感和信任感。而對自己的父親，他感受更多的是恐懼。因為父親雍正的個性與祖父幾乎截然相反。

經常有人說：「歷史是最公正的。」其實，歷史通常不很公正。許多歷史人物，僅僅因為其個性上的某些缺陷而承受後世無窮無盡的惡評。雍正皇帝就是典型代表。

雍正統治的13年，是大清王朝發展史上一個十分關鍵的時段。康熙晚年諸事寬縱，且為太子之事耗盡心血，國家政務幾近廢弛，腐敗貪污蔓延，亂象層出不窮。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位之君是一個性格軟弱之人，大清必然迅速墮入亂世。歷史上已經有過無數的先例。幸運的是，康熙選擇了雍正。出於對大清王朝的責任感，也基於眼裡揉不得沙子的剛介個性，雍正向他反感的種種現象舉起了屠刀，解決了大清王朝政治深層的一些問題。

歷史上沒有哪位皇帝像雍正一樣委屈：他為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拚命工作13年，結果換來的卻是幾乎所有社會階層的反感。雖然為了政治需要，雍正也會壓抑自己的本性，對某些心腹大臣們極表親熱關懷，然而他生硬做作的表演很難真的打動人。終雍正一朝，雖然大臣們對他唯命是從，卻很少有人從內心裡愛戴這個「喜怒不定」的主子。

引起大家反感的原因有三：第一，他刻薄的個性讓人不敢親近；第二，他繼位之後對自己手足兄弟和心腹大臣的薄情殘忍，讓所有人觸目驚心；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為政過於嚴猛。凡事過猶不及，雖然他一系列酷烈的政治措施鞏固了大清王朝的基礎，卻也得罪了幾乎社會的所有階層：他對官員們過於嚴厲，在反貪過程中，對所有貪污侵佔行為都不寬容，動不動就抄家罰銀，使無數官員傾家蕩產，獲得了「抄家皇帝」的惡名。他對老百姓同樣嚴厲，相信嚴刑峻法是改善社會治安的最佳途徑，宣稱「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婦人之仁，弛三尺之法」。（《大義覺迷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時間大清天下獄案四起，酷刑濫施，輕罪時被重治，冤枉入獄之人也為數不少。他為政剛猛，一往無前，屢有興革。有些改革，比如養廉銀製度，效果良好。也有一些興革措施在執行中走了樣，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深肖父親的兒子往往對自己的父親深惡痛絕。青少年時代的乾隆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性格深處與父親的共同點，他只意識到了自己內心深處對父親的深刻反感。在懂事之後，弘歷一直在為父親惋惜，惋惜他吃力不討好，不會做人。他相信，自己當皇帝，絕不會像父親這樣偏執愚蠢。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個神奇的八字，乾隆皇帝一生的運勢確實極佳。他不但在最佳年齡登上了帝位，而且所繼承的基業又令所有皇帝羨慕：經過康熙和雍正73年的治理，大清天下國泰民安，一派昇平之象。正所謂「國家繼緒百年，累洽重熙，至於今日，可謂承平無事」。政治清明，八方無警。內無起義和災荒，外無戰爭和威脅，乾隆的帝位，可謂磐石之安。

歷史留給乾隆的任務，就是「繼父祖之餘烈」，把大清盛世推上最高點。

他有這個能力，更有這個雄心。

乾隆所受的教育在大清開國以來的歷代皇帝當中，是最完整、最系統、最嚴格的。雍正對皇子們的教育抓得很緊，從6歲到25歲，弘歷在書房中整整度過了19年的光陰，每天的學習時間長達10個小時。他天資聰穎，與弟弟弘晝同時開蒙讀書，卻處處勝過弟弟。每次背書，他都過目不忘，弟弟卻遲遲背不下來，先生不得不給他多加功課。他讀書非常勤奮。「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禮、宋儒性理諸書，旁及《通鑒綱目》、史漢八家之文，莫不窮其旨趣，探其精蘊。」（《樂善堂全集》）學生時代，他寫作了大量的作文。翻閱這些文章，我們發現學生時代的乾隆是一個非常正統的儒家信徒，對未來的設計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在他眼中，一個完美的君主，應該是用「仁義」來陶冶教化天下，而不是以強力來推行自己的政策。他說：「治理天下，應該以德而不以力。所以德行高尚的人成功，德行不佳者失敗。」（《樂善堂全集》）

在一篇名為《寬則得眾論》的文章中，他鮮明地表達了與父親相異的政治傾向：「如果能寬以待人，寬容他人的小過，成就自己的大德，那麼人人都感其恩德，心悅誠服。如若不然，以偏急為念，以刻薄為務，雖然為政勤奮，如秦始皇那樣每天批閱無數奏折，像隋文帝那樣親自替百官治事，又有什麼用處？」

在學生時代，他系統地研究過中國歷史上所有著名的帝王。心高氣盛的他「睥睨千古，無足當意者」。在他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個：漢文帝、唐太宗和宋仁宗。然而漢文帝雖賢，卻不善於挑選人才來輔佐自己；宋仁宗雖仁，能力卻有所不足。令他真正欽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而已。青年的特權就是不需要成本的許諾、不需要證據的自信、可以無限透支的未來。他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了絢麗的想像。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他就把唐太宗樹為自己的楷模，直追唐太宗，超越唐太宗，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人」。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親。

雖然「三年無改父之道，可謂孝矣」，但真正偉大的政治家絕不會讓任何一個空洞的道德字眼束縛住自己的手腳。雍正的喪禮辦得無比盛大，接下來，乾隆卻毫不猶豫地與父親唱起了反調。

就在雍正駕崩後第三天，乾隆就把父親十分信任、供養宮中的道士張太虛、王定乾等人趕出了皇宮。乾隆發佈諭旨說：

皇考萬幾餘暇，聞外省有爐火修煉之說，聖心雖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為遊戲消閒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於西苑空閒之地。聖心視之，如俳優人等耳，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深知其為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與和親王面諭者屢矣！今朕將伊等驅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內廷行走數年，捏稱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搖煽惑，斷無不敗露之理。一經訪聞，定嚴行拿究，立即正法，決不寬貸。（《清高宗實錄》）

就是說，雍正於日理萬機的閒暇之時，聞聽外省有祛病延壽的煉丹之術，雖明知其非，卻抱著遊戲消閒、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的想法，聊且讓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於西苑空閒之地豎爐煉丹(W//R\S/H\\U)。雍正不過將張太虛、王定乾等當作排遣取樂的優伶小丑，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多次當面向乾隆及各親王說過，這些人是市井無賴，最好造謠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諭旨，命將這些人逐回本籍。

正所謂此地無銀三百兩，這道諭旨，正向天下公佈了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如此迫不及待，可見乾隆對雍正信用術士這種背離傳統帝王之道行為的鄙夷與反感。雍正時期，大肆崇佛尚道，他曾經親自在宮中舉行法會，自稱「釋主」，法號「破塵居士」。他請和尚文覺禪師住在宮中，參與國家機密的事務，「倚之如左右手」，甚至親自撰寫《揀魔辨異錄》，介入宗教學術鬥爭。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雍正一朝佛道兩教人數眾多，未免泥沙俱下。

乾隆皇帝信奉儒家正統思想，對異端之教不感興趣，對父親崇佛信道更是腹誹不已。借驅趕道士的契機，乾隆宣佈，今後出家，必須由官方給予度牒，以此來控制僧尼數量的過度增長。

雍正皇帝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統治期間，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種差不多都出齊了，什麼嘉禾、瑞繭、蓍草、靈芝、麒麟、鳳鳥、甘露、五星連珠、黃河清、卿雲現，一樣接一樣出現在官員的奏折裡，雍正說這是自己「敬誠所感，仁者所孚」，證明自己統治合法，治理有成。這自然是對篡位說的一種變相回應。（《清世宗實錄》）

在乾隆看來，搞這一套太小兒科並且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說，如果百姓安居樂業，雖無祥瑞，「亦無損於太平之象」。相反，國家治理不好，「即使休嘉疊告」，也毫無用處。他還告誡臣工，應該以「實心實政保守承平大業，切不可務瑞應之虛名，致啟頌揚之飾說也」。因此他在繼位當年九月宣佈：「凡慶雲、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清高宗實錄》）

雍正生時，一項惹人議論的政策是「奏開墾」。雍正鼓勵百姓開荒田地，以各地開荒畝數來衡量地方官政績。結果各地官員紛紛虛報開荒數字，他們陞官發財走了，但留下的卻是賦稅隨畝數同步增長的局面，變相增加了百姓的負擔。乾隆即位後馬上詔諭各省督撫：「凡造報開墾畝數，務必詳加查核，實系墾荒，然後具奏，不得絲毫假飾，以政閭閶之優異。」對以前捏報的數字，要求一一「據實題請開除」。

乾隆即位不久，基於國家財政狀況良好，下令免於徵收百姓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所欠的賦稅銀。這是貨真價實的惠民措施，一下子大面積減輕了底層貧困百姓的生活負擔。（《清高宗實錄》）

當然，在雍正的所有作為裡，最為人詬病的，是對手足兄弟的殘酷無情。

「阿其那」「塞思黑」之獄，是愛新覺羅家族史上最大的隱痛和尷尬。在雍正以前，滿洲皇族內部雖然也紛爭不斷，但從來也沒有撕破臉到親兄弟相殺、相囚，把親兄弟連同其子孫後代一起開除出族籍的程度。雍正上台後的手足相殘，不管有多少必要性，手段確實過於殘忍，處理方式確實過於駭人耳目。大哥、二哥都在雍正任內被監禁至死，老八、老九被禁錮削籍，秘密處死。三哥和老十、老十四也永遠囚禁。其他宗室被殺、被關、被流放的更是不計其數。這不僅是雍正的恥辱，也是整個愛新覺羅家族的恥辱，甚至是整個大清王朝的恥辱。在崇尚孝悌的宗法社會，無論雍正有多少苦衷，這些行為都是無法讓人原諒的。13年來，雖然無人敢對此提出指責，但乾隆非常清楚這一過分的舉動反而使雍正的政敵贏得了幾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乾隆自己。為了理順政治高端的關係，贏得皇室內部和中上層王公對自己的支持，他必須改正父親的這個錯誤。

在即位一個多月後，乾隆發出了一道震動天下的諭旨：

阿其那（允祀）、塞思黑（允□）孽由自作，萬無可矜，而其子若孫實聖祖仁皇帝之支派也，若俱屏除宗牒之外，則將來子孫，與庶民無異。當初辦理此事，乃諸王大臣再三固請，實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處理之處，著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各抒己見，確議具奏。（《清高宗實錄》）

意思是說，允祀、允□等人，雖然孽由自作，已經死去，但是他們的子孫的血管裡流的畢竟是愛新覺羅的血。如果繼續把他們開除於宗籍之外，與普通百姓一樣，實在不妥。之所以當初開除他們的宗籍，是出於辦理這件事的王公大臣再三固請，而非我皇考雍正的本意。這件事到底如何處理為好，請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各抒己見，拿出一個方案來報給我。

允祀、允□，即雍正當日所稱的「阿其那」「塞思黑」。這道諭旨一下，分明是要給雍正的這些政敵平反，一時之間，朝野上下對新皇帝的膽魄無不驚訝。

皇帝旨意一下，大臣們當然知道應該怎麼做。他們建議皇帝恢復這些人的宗室身份。不久，幾乎所有因為儲位鬥爭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復了天潢貴胄的身份，那些被圈禁高牆的宗室王公重見了天日。皇帝下令，給「阿其那」「塞思黑」的子孫撥付相當豐厚的產業，以資生活。就連最重要的案犯，父親當日最大的競爭對手前十四阿哥允□，也被放了出來，並且賜給公爵，給予優越的生活待遇，以讓他安養晚年。據朝鮮史料記載，乾隆還想把允□被囚13年的俸祿一一給還，因允□堅辭不受而作罷。（《朝鮮李朝實錄》）

這一重大舉動一下子掃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對雍正乾隆一支的怨恨之情，新皇帝的「寬仁」確實如春風一樣，讓他們重獲新生。

下一個舉動就要爭取官僚集團對自己的效忠了。

帝位更替之際，新皇帝的為人和作風當然是全天下關注的焦點。令大家欣喜的是，新皇帝的性格溫文爾雅，與老皇帝明顯不同。

雍正時期的君臣關係，是典型的貓鼠關係。雍正皇帝總是以惡意去忖度自己的臣子，對他們一舉一動都苛刻明察，一絲錯誤也不放過。

新皇帝卻讓人一望就感覺即之也溫。

一般來說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即位之初，都要罷黜一批舊臣，起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執政理念。乾隆卻沒有這樣做。他十分尊重父皇時期留下的張廷玉、鄂爾泰等老臣，即位之初對他們稱呼「先生」「卿」而不名，並且動不動就施恩賞賜，「恩逾常格」。在政治上他畢竟是一個新手，在很多問題上缺乏經驗。他處處效仿唐太宗面對諫臣的優美風度，凡有自己拿不準的事，他無不向老臣虛心請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國務即由他們處理和轉達。

他效仿祖父，以寬大待下，每每從大臣的角度出發替他們考慮問題，解決困難。在雍正的嚴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員待罪獄中，更有很多官員因為要追賠貪污款項而傾家蕩產四處流離。從「寬則得眾」的原則出發，乾隆對那些受罰過重的官員都予開釋，比如著名將領傅爾丹、岳鍾琪都因貽誤軍機被判死刑，乾隆給予釋放。查嗣庭、汪景祺這樣令人同情的文字獄要犯，已經被雍正處決，乾隆放回了他們被流放的家屬。雍正去世時正因追賠贓款而傾家蕩產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員一律獲得寬大，賠款到此為止，不許株連親友。他即位三個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員的欠款。他下令清查歷年的虧空案，「其情罪有一線可寬者，悉予豁免，即已經入官之房產，未曾變價者，亦令該管衙門查奏給還」。總計乾隆初年，從輕處理的官員，多達2100多名。（《清高宗實錄》）

這個舉動，一下子贏得了官僚階層的歡心。雍正皇帝統治時期，每個官員成天都提心吊膽，惴惴不安。這下，官僚集團終於放下了緊張了13年的心。

大清王朝這艘巨輪，迅速改變了航向，由「嚴」一下子轉向了「寬」。

乾隆這樣做，有多重理由。

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贏得人心。要有效贏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無疑是讓他們馬上得到眼前利益。

第二，作為一位立志「行仁義」，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會以「寬仁」為基本施政綱領。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經過父親13年風霜之治，大清社會政治紀律嚴明，貪污腐敗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綱之下戰戰兢兢，已無犯上作亂之念，已經沒有進一步高壓統治的必要。當此時化嚴為寬，既可享受父親嚴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對自己的感恩戴德，何樂而不為。

寬仁政策取得了明顯效果。經雍正13年的風霜之治，所有人對乾隆的感覺都是春風拂面，情懷暢怡。《嘯亭雜錄》說：「乾隆皇帝即位時，正是雍正皇帝嚴厲治理之後，他凡事皆以寬大為政，罷開荒，停捐納，重視農業，限制僧尼。萬民歡悅，頌聲如雷。江南出現了『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這樣的歌謠。」《郎潛紀聞二筆》中說：「乾隆皇帝即位，所頒布的詔令，善政不絕，四海之內，無不歡呼雀躍。」全國臣民對乾隆的印象極佳，認為他是一位仁慈善良，甚至有點柔弱的賢君。連當時在北京的朝鮮使臣也一再稱讚乾隆的初政。一個使臣說：「新主政令無大疵，或以柔弱為病，邊境姑無憂。」另一位則說：「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寬大之政。以求言詔觀之，不以論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於罪台諫，可謂賢君矣。」（《朝鮮李朝實錄》）

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權

專制權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剝削天下的權力，其自私性決定了它終日處於被覬覦和窺伺之中。「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無不對這一權力垂涎不已。因此專制權力的性質天生是高壓的、排他的、敵視一切異己力量的，它必須建立在嚴格的等級秩序之上。

一 政治改革的犧牲品

康熙皇帝「有福之人」四個字的評價應驗得很快。在康熙說完這句話的第二年，乾隆生母鈕祜祿氏就因為雍正即位而被封為熹妃，後來又晉為熹貴妃。乾隆即位之後，她又成了太后，尊號為「孝聖憲皇后」。

更令她感覺有福氣的是兒子乾隆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他對母親感情深摯，發自天性。登基之後，國務繁忙，他仍堅持像以前那樣「三天問安，五天侍膳，對母親的生活起居，關懷備至」。（《乾隆帝及其時代》）

剛剛登上帝位的乾隆平時生活中十分注意節儉，甚至拒絕臣子過年過節給自己進獻貢品。但每一次母親過生日，他都大操大辦，絕不心疼錢。特別是乾隆六年（1741年），太后五十歲整生日，皇帝傚法康熙五十大壽時的做法，在太后由圓明園返回宮中那天，組織許多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在路邊「瞻仰跪接」，一天下來，僅賞賜這些跪接之人，就花了銀子十萬兩、綢緞七萬多匹。至於六十大壽及以後的整生日，為了討太后的歡心，乾隆更是花錢如流水，極盡鋪張之能事。（《清高宗實錄》）

老太太身體硬朗，喜歡活動。乾隆每次出巡，都要帶上老太太一起觀光，叫作「奉太后安輿出巡」。老太太也「樂此不疲，不管年齡已大，路途遙遠，總是高高興興地出外旅遊。一路上供應侍候，自然十分周到、慇勤，但風塵僕僕比在宮中園中無事靜養，總要辛苦得多。也許正因為她不喜歡宮廷中寂寞刻板的生活節奏，她寧願跟著兒子到處奔走，遊山玩水」。（《乾隆帝及其時代》）乾隆「純孝」之名，赫然史冊。

但有一點，乾隆從來沒有掉以輕心，那就是絕不許太后稍稍碰一下他的權柄。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他即位後的第三天，他就發出一道諭旨，告誡宮中太監宮女：

凡國家政事，關係重大，不許聞風妄行傳說，恐皇太后聞之心煩。皇太后仁慈，撫愛朕躬，聖心切至，凡有所知，母子之間，豈有不告之理？但朕與諸王大臣所辦政務，外人何由而知？其應奏聞母后者，早已奏聞矣。宮禁之中，凡有外言，不過太監等。得之市井傳聞，多有舛誤。設或妄傳至皇太后前，向朕說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違，關係甚鉅，重勞皇太后聖心，於事無益。爾等嚴行傳諭，嗣後凡外間閒話，無故向內廷傳說者，即為背法之人，終難逃朕之覺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陳福、張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專責，並令知之。（《清高宗實錄》）

說明白點，就是要讓太后與政治絕緣，清除她干預朝政的任何可能。

事實證明皇帝是有先見之明的。雖然已經採取了預防措施，但不愉快仍然不可避免。有一次，太后在和乾隆聊天時提到，順天府東面有座廟宇很靈驗，不過年久失修，已經快要倒塌，要乾隆撥點錢修修。乾隆聞聽，當即滿面笑容地應承下來。但是轉過臉來，他就降下嚴旨，嚴厲斥責太后身邊的太監張保和陳福：「張保糊塗不知事務，陳福隨侍聖祖多年，理合深知體統，幾曾見寧壽宮太后當日令聖祖修蓋多少廟宇？朕禮隆養尊，宮闈以內事務，一切仰承懿旨，豈有以順從蓋廟修寺為盡孝之理？」雖然看在太后的面子上對他們不予嚴懲，但聲明下不為例：「嗣後如遇此等事務，陳福等不行奏止，輕意舉動，多生事端，朕斷不輕恕。」（《清高宗實錄》）

這道嚴旨，表面上是頒給太監的，實際上是說給太后的。聰明的老太太從此長了記性，再也不敢做任何有違祖宗法度的事了，乾隆朝的母子關係得以以「母慈子孝」的理想境界完美結局。

不是乾隆對母親過於苛刻，而是少年老成的他深知防微杜漸的重要性。從第一個專權的太后呂雉到乾隆皇帝的祖奶奶孝莊皇后，歷史上母后專權和外戚亂政之事幾乎每代都有。千里之堤，毀於蟻穴；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乾隆很清楚，太后也許本身並沒有干政之心，但是如果開啟了太后影響國政的先例，必然就會有很多人伺機而入。自己「隆養」太后，尊禮倍加，也很可能使得太后的親戚們趾高氣揚，胡作非為。一旦太后和外戚形成一定的政治勢力，那時候再想處理，難度就大了。

貫穿乾隆政治生涯的第一條原則是大權獨攬。他說：「蓋權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專制權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剝削天下的權力，其自私性決定了它終日處於被覬覦和窺伺之中。「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無不對這一權力垂涎不已。因此專制權力的性質天生是高壓的、排他的、敵視一切異己力量的，它必須建立在嚴格的等級秩序之上。如果統治者能牢牢掌握權柄，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說，保持權力鏈上嚴格的分享順序，天下才能長治久安。一旦把不住印把子，最高權力被侵奪或者分裂，利益分享次序出現混亂，那麼國家必然陷入無序，各種勢力殺成一團。換句話，如果一塊肥肉被頭狼緊緊咬住，狼群通常是安靜的，每條狼都會按地位高低依次進食。相反，如果頭狼不夠強壯，咬得不夠緊，那麼狼群必然會炸了窩。

所以專制政治的第一條要求是統治者必須「咬緊肥肉」，大權獨攬，有效消滅任何反對勢力和權力覬覦者。

要真正做到大權獨攬，談何容易。在中國歷史上，由於皇帝年齡過小或者過老、個人能力不足、身體狀況異常、對某些政治勢力過於信任，導致皇權被盜用、「太阿倒持」、天下大亂的狀況，豈止出現過千百次。

為了做到大權獨攬，乾隆採取了所有能夠採取的措施。

除了母親和外戚之外，皇族也是皇帝必須防範的重點。歷代以來，皇族都是最容易左右朝綱，也是最容易引發政治戰爭的敏感人物。這一弊端清代尤甚。清王朝的崛起過程中，最倚重的就是家族力量。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和兒子在為皇帝打天下的過程中爭相賣命，也形成了親貴手握重權的政治傳統。愛新覺羅氏皇室宗族內部幾乎每一代都有激烈的鬥爭，嚴重影響政治穩定。在關外有努爾哈赤和舒爾哈齊、褚英的兄弟父子之間的火並，有皇太極與四大貝勒的衝突。進關後，則有順治與多爾袞之間的鬥爭，雍正與兄弟們的相互殘殺。

剛剛登上皇位，乾隆就做出一個長遠的決定，徹底改變清王朝的貴族政治傳統，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

乾隆兄弟十人，登基之時，大部分已經早逝，只剩下弘晝和弘曬兩個弟弟。

前文已經提到，乾隆與弘晝年齡相同，二人從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師讀書，手足之情甚篤。乾隆曾說：「（弘晝）與吾自孩提以至於今，且孺且耽，恰恰如也。」（《樂善堂全集定本》）弘晝也說：「同氣之歡，豈語言文字所能盡載乎？」（《樂善堂文鈔序》）在弘歷被康熙帶入宮中的那半年，兩兄弟彼此思念，「跡雖兩地，心則相通」，可見感情之深。

但一旦乾隆登上了皇位，兄弟關係馬上發生了變化。君臣之分壓倒了兄弟之情，提防之意壓倒了親愛之心。和想做「孝子」的願望一樣強烈，乾隆希望他以一個仁愛的「皇帝哥哥」的形象被載入史冊，但是，這一點並不容易做到。

乾隆平日對兩個弟弟在金錢、爵位上絕不吝嗇，日常交往中也和藹有加，「上即位後，優待和、果二王（即弘晝、弘曬），每陪膳賜宴，賦詩飲酒，殆無虛日」，一副寬厚仁慈的兄長風度。但是政治權力，絲毫不讓他們染指，並且經常提醒他們不要干政：「時加訓迪，不許干預政事，保全名譽。」（《嘯亭雜錄》）

在帝王家中，「兄弟怡怡」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天潢貴胄身上往往都有許多天生的毛病，容易觸犯森嚴的禮法。對於自己一起同吃同住同玩耍的哥哥一下子成了遙不可攀的「上位」，弘晝一時半會兒不太習慣。有一次，皇帝命他在宮中給八旗子弟監考，考試開始了，皇帝坐在那裡遲遲不退席。弘晝大大咧咧地請皇帝回宮吃飯，說這裡有我就行了。皇帝怕八旗子弟們頑劣膽大，有人敢打小抄，所以點了點頭，但還是坐在那裡想再觀察一會兒。弘晝見他的話不起作用，不高興了，對皇帝發脾氣說：「你難道連我也不相信，怕我被他們買通了嗎？」

兄弟之間說這樣的話，在今天看來十分正常。但是在專制時代，對皇帝這樣說話卻已經是大逆不道。涵養極好的皇帝聽了這話，一言不發，退朝而去。

皇帝走了，弘晝才明白過味兒來，知道自己犯了大錯。第二天，他前去向皇帝請罪。乾隆對他說：「昨天，如果我答覆一句，雙方頂撞起來，你就該粉身碎骨了。你的話雖然不好聽，但我知道你內心友愛，故而原諒了你，今後要謹慎，不要再說這種話了。」弘晝這才知道自己逃過了一劫，不免冷汗直流。（《乾隆帝及其時代》）

作為前皇子現皇弟，弘晝性格驕亢，盛氣凌人。有一次，他和軍機大臣訥親鬧意見，竟然拔拳當眾毆打訥親。乾隆深知弘晝性格中的缺點，所以他不斷借事加以敲打，以防微杜漸，使他認清君臣名分，以免犯更大的錯誤。一次，弘晝與弘曬到宮中給太后請安，母子閒聊之際，一不小心，跪在了太后寶座旁邊的籐席上。這件小事卻犯了皇帝的大忌，因為這個籐席是乾隆平日跪坐的地方。乾隆責備他們「儀節僭妄」，「於皇太后前跪坐無狀」。因為這一點點小事，弘晝就被罰俸三年。（《清高宗實錄》）

生為御弟，在專制時代表面上榮幸，實際上卻是天生不可觸摸政治權力的「政治賤民」。他們雖然精力充沛，不乏才幹，一生的任務卻只有「混吃等死」。弘晝經此挫折，對政治畏如猛虎，以青春盛年，在王府中終日無所事事，醉生夢死，逐漸心理變態。他常玩一種特殊的遊戲，即演習自己的喪事。他高坐院中假扮死人，由王府的護衛侍從等陳設好各種冥器，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則一邊吃著供品，一邊觀賞家人侍從的哭相，以此為娛，玩到六十多歲老死，算是落得個善終。

另一個幼弟弘曬就不這麼幸運了。乾隆即位時，這個弟弟年僅兩歲。對於這個幼小的弟弟，乾隆很是關照。果親王允禮家產豐厚但沒有後人，皇帝特意令弘曬出繼，以繼承他的財產。但自幼嬌生慣養的弘曬性格缺陷很多，特別是他的任性貪財，屢為乾隆所不喜。因為那次給太后請安跪錯了地方，弘曬被皇帝諸過並罰，革去親王，降為貝勒，並解去了一切差事，永遠停俸。弘曬經過如此挫辱，心生抑鬱，居然因此身患重病，很快不治身亡，年僅三十二歲。（《清高宗實錄》）

對兄弟都如此嚴峻，對其他皇族，皇帝當然更不假辭色。雍正剛剛去世時，乾隆遵奉遺命，以自己的叔父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及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為顧命大臣，組成御前臨時機構「總理事務處」。結束居喪期後，乾隆撤掉了這一臨時機構，恢復軍機處，以鄂爾泰、張廷玉等人為軍機大臣，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卻被排除在外，從此形成了親王宗室不入軍機處的制度，自此歷經乾、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直到慈禧時期才被打破。

皇室貴族對乾隆的印象本來極好，因為他為雍正政敵恢復名譽的做法輕易贏得了整個皇族的支持。但突然中斷親貴幹政的傳統，卻讓他們認為新皇帝比老皇帝更為薄情。從努爾哈赤時期起，親貴們已經習慣手握重權，如今突然讓他們無所事事，不免要說說怪話，發發牢騷。

康熙時的廢太子之子弘皙及其平輩的幾個叔伯兄弟，經常來到賦閒家居的莊親王家，談論朝政，發洩不滿。耳目眾多的乾隆很快捕捉到了這一消息。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後，他決定提前加以打擊，以防他們釀成大患。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他宣佈以「結黨營私，行動詭秘」為由革去莊親王的親王雙俸。前太子之子弘皙被革去親王，永遠軟禁，罪名之一是「胸中自以是舊日東宮嫡子，居心甚不可問，即如本月八日，遇皇帝誕辰，制一鵝黃肩輿進呈，似欲待皇上不要，自己留用」；罪名之二是他曾經找人算命，算當今皇帝能活到多大歲數。其他幾個叔伯兄弟，也分別受到圈革處罰。（《清高宗實錄》《乾隆朝起居注》）此舉徹底熄滅了皇族對皇帝的反抗之心。

為了徹底貫徹禁止親貴幹政的原則，乾隆不光犧牲過親情，也付出過友誼的代價。

青年時代的乾隆有一個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在學生時代最好的同學，叫作福彭。此人是曹雪芹的親表哥，也就是北靜王水溶的原型，是清初八家鐵帽子王之一岳托的後代，世襲平郡王。

此人髫年早慧，聰明絕頂，很小的時候就被康熙所喜歡，帶入宮中讀書。對於皇孫來說，這都是異常恩遇，何況其他普通王孫。弘歷上學之時，他又被雍正選中，做了皇子的同學。雍正對他極為欣賞，雍正十一年（1733年）年僅25歲時，福彭就被任命為「在辦理軍機處行走」，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軍機大臣。當時清軍與準噶爾蒙古作戰大敗，急需一位大將去收拾殘局。滿朝文武雍正都沒看上，偏偏看上了25歲的福彭，命他為定邊大將軍，馳往邊關。此人之才，可見一斑。

英雄相惜。同窗六年，弘歷與這位同學關係極好，稱他為「知音」。年青時代，他寫過許多詩文，表達對這位同學的讚賞、欽佩和想念。說他「年雖少而器識深沉」，「與言政事，則若貫驪珠而析鴻毛」。

乾隆繼位之後，立即召福彭回京，協辦總理事務處。看來，皇帝非常賞識和倚重這位老同學，他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但隨著皇帝下定決心剷除宗室干政的舊習，福彭的命運也就被意外地決定了。後來他只管理過正黃旗、正白旗事務，一直不曾大用。

作為一個男子，在傳統社會，獻身政治是最光榮的追求。但福彭卻成為他最好的朋友政治改革的犧牲品，斷送了一生的政治前程。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福彭在鬱鬱寡歡中病逝，年僅40歲。皇帝諭旨稱：「平郡王宣力有年，恪勤素著。今聞患病薨逝，朕心深為軫悼。特遣大阿哥攜茶酒往奠，並輟朝二日。」（《清高宗實錄》）

對於一個郡王來說，這是特殊的禮遇，說明皇帝對這位昔日同學心中存有一絲難言的內疚。

在中國歷史上，乾隆也是防範太監干政最成功的皇帝之一。太監是最容易破壞政治秩序的特殊群體，尤以漢代、唐代、明代為甚。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一日，剛剛登上皇位兩個月的乾隆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敲打太監。他發佈上諭，提及雍正時期，一些太監不遵守既定禮制，妄自尊大。他舉例說，雍正駕前的四品太監蘇培盛，「以前在朕弟兄面前，或半跪請安，或執手問詢，甚至與莊親王並坐接談，毫無禮節」，「前朕與和親王等在九州清宴瞻禮時，值蘇培盛等在彼飲食，伊等不但不行迴避，且復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貪其口腹，與之同餐者。朕躬後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復在九州清宴用飯。」

乾隆在這道上諭中嚴厲地說：「太監等乃鄉野愚民，至微極賤，得入宮闈，叨賜品秩，已屬非分隆恩……爾等當自揣份量，敬謹小心，常懷畏懼，庶幾永受皇恩，得免罪戾……嗣後爾太監等各自凜遵制度，恪守名分……尋常以公事接見王公大臣時，禮貌必恭，言語必謹，不可稍涉驕縱，以失尊卑大體。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人父母……許被詈之人，即行重責。至接奉內廷阿哥等事件，必當莊重敬謹，不可曲意順從。」（《清高宗實錄》）

清朝初期，宮廷典制並不完備，為有效管理太監，乾隆總結了積累近百年的管理經驗，下令編纂「宮廷法典」——《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宮史》。除了詳細規定太監的等級、職掌和待遇外，還對太監的管理及處分做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根據這個條例規定：太監口角鬥毆、酗酒鬧事、聚眾賭博以及不慎火燭、大聲喧嘩、貪睡誤班、失誤損物直至請假逾期、當班遲到，都要被體罰重責，從二十板到六十板不等。太監稍有小錯，經常被打得血肉模糊。

雖然天生重感情的乾隆也與許多太監建立了不錯的個人關係，但是太監一旦犯錯，他決不寬假。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他在更換夏衣時，由於太監未曾認真檢查，被藏在袖口處的一根縫衣針劃了一下手臂，於是龍顏大怒，立將太監張玉、蔡勳枷號一個月、鞭一百，刑滿之後罰做苦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一個夜晚，皇帝在睡夢中醒來詢問時刻，發現在寢宮內值夜坐更的小太監常寧、霍集撒徠由於睏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將他們拖出去重責四十板。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

對於太監干政的苗頭，乾隆打擊起來更是毫不手軟。乾隆三十九（1774年）年，奏事處太監高雲從向當朝大臣們洩露了職官任免檔案，乾隆皇帝異常震怒，牽涉此案的大學士於敏中、軍機大臣舒赫德、尚書蔡新、總管內務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嚴厲申斥，左都御史觀保，侍郎蔣賜棨、吳壇受到了革職處分，而太監高雲從則立即被處斬。

由於時刻提防，堅持不懈，所以終乾隆朝六十年，太監們始終沒有對皇權構成任何干擾和威脅。

二 馭臣之術

相對以上幾種政治勢力，防範權臣和朋黨的難度更大。因為皇帝行政，離得開家人親戚和太監，卻離不開大臣。乾隆年間，全國約有兩萬名文官，七萬名武官。管理和操縱如此龐大的官員隊伍，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都是絕大的難題。

只有親自坐到皇帝寶座上，你才會明白為什麼那麼多男人為了這個位置不惜一切。坐在世界之巔的感覺是語言無法形容的，那幾乎就是成為上帝的感覺。從父親嚥氣的那一刻起，乾隆就發覺周圍所有官員面對他時的神情都變了。他們不敢正眼看他，似乎他的臉上散發出特殊的光輝，讓他們睜不開眼睛。他明白這是因為從那一刻起，他手裡握住了他們的一切：從官爵榮辱到身家性命。他成了他們的「主子」，他和他們的關係，就是主人和狗的關係。

正如戴逸先生所說的那樣：「新皇帝一旦從前一代統治者手中接過權力，他立即會發現自己置身於變幻莫測的官僚政治的漩渦中。周圍充滿著歡呼和讚美，欺騙和謠言，搖尾作態的獻媚乞恩，誠惶誠恐的畏懼戰慄。這一切往往會使一個不夠老練的統治者頭暈眼花。」（《乾隆帝及時代》）

乾隆沒有頭暈眼花。他深知，這些官員絕對不像狗那樣忠誠和簡單。這些在宦海驚濤中一路摸爬滾打上來的成功者，個個身懷絕技。在他們馴順的外表下，掩藏著無窮無盡的野心、慾望和算計。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敵。歷代王朝最大的敵人，不是起義者，不是異族，不是災荒，而是官僚集團。中國歷史上壽命較長的大王朝，幾乎無一例外地喪命於這些衣冠楚楚、舉止高雅的人之手。

這話聽起來駭人聽聞，事實上卻千真萬確。作為個體，再狡猾、再有實力的官員在皇帝面前也往往不是對手。但是，一旦這些官員結合成官僚集團，形勢就發生了逆轉。本來，官僚體系是皇帝親手建立起來的，但是，一旦建立和運轉起來，它就成了一個難以控制的龐然大物，有了自己的生命、性格和利益關切。就像弗蘭肯斯坦似的怪物，雖然是主人所創造，卻非主人所能控制。

皇帝關心的是天下長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統治永遠不變；官員們的考慮卻沒有這麼長遠。歸根結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員們只是掙份工資。他們更關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為自己和親人朋友撈取最大好處。官僚集團運轉的規律是：在沒有利益驅動時，官員們執行皇帝的政策，總是傾向於被動應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導致敷衍塞責、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而當他們發現政策的空子時，通常會把個人利益偽裝於國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經念歪。基於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員們熱衷於編織關係網，相互通風報信，十分默契地協調行動。在他們的集體努力下，國家政治很快會陷入腐敗的泥淖，每一位官員都會成為中飽私囊的「碩鼠」，本來屬於皇帝或者說國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國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終出現「官逼民反」這個命定的結局。

作為熟讀歷史，對人情世故領會頗深的青年政治家，乾隆的「寬」並不是毫無尺度的。在軟的一手背後，他還有硬的一手。在彬彬有禮的同時，他認真觀察著官員們的每一個表現，細心諦聽著官僚機器的每一絲異常響動，一旦發現問題，他絕不放過。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報，為修理太廟裡面的「慶成燈」，申請領銀三百兩，並二百串錢。區區幾百兩銀子，對於費用浩繁的皇家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並且，這件小事夾雜在工部上報的幾十件大事當中，誰也想不到會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過人，雖然每天要閱讀上萬字的奏折，從頭到尾卻不會忽略一字。看到這個數字，皇帝感覺這筆錢用於「粘補」燈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朱批詢問，此燈不過是小小粘補修理，怎至於用銀如此之多？

工部勾結內務府，在皇家工程中濫支濫報，已經成了習慣。多支個百十兩銀子，工部自己都沒有當回事。工部官員不知年輕皇帝的厲害，只含糊其詞地回奏說這是預支銀，將來按實用金額再行報銷，餘下的銀兩自會交回。他們的如意算盤是皇帝日理萬機，此刻支吾過去，第二天皇帝就會忘了。豈料乾隆登基以來，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騙，他說「萬幾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將百出」，更何況工部欺騙得如此明目張膽。他下旨說，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後領，並不交還，查遍工部檔案，歷來也沒有交還餘錢的記錄。「該堂官等竟以朕為不諳事務，任意飾詞朦混，甚屬乖謬。」

一番話說得工部官員啞口無言，就為太廟一燈幾百兩銀子的小事，乾隆小題大做，殺一儆百，整個工部衙門全堂都被降罪。尚書來保、趙殿最，侍郎阿克敦、韓光基等或遭降級，或被調用，最輕的也受到罰俸處理。此事一出，滿朝大臣都震悚一時，對年輕皇帝刮目相看。（《清高宗實錄》）

乾隆登基不久，因為他人舉報，以「因循不振，不求進取」的罪名罷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這事過去幾年之後，皇帝因事召見大理寺卿陶正靖，談完正事，又問他最近朝政有沒有什麼不當之處，陶正靖就以一副仗義執言的表情說，幾年前被罷黜的魏廷珍其實為人清正，沒有大過，丟官罷職，處理不當。陶氏所舉數條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當即首肯，表揚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回過頭來，皇帝就開始琢磨陶正靖的動機是否像他表現出的那麼純正。他開始暗暗調查陶正靖與魏廷珍是不是科舉同年，或者同鄉。一番摸底，皇帝發現魏廷珍與禮部尚書任蘭枝同年（同一年考中進士），而陶正靖正是任蘭枝的門生。皇帝由此認定，一定是任蘭枝為了袒護同年，指使門生代為奏請。於是任蘭枝被革職，陶正靖被降級。（《清史稿·魏廷珍、任蘭枝傳》）。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們欺騙的種種伎倆，就逃不過乾隆的法眼。有一次在閱讀一份奏折時，一個大臣奏道，他發現了地方上的一件壞事，要報告皇上：「正在繕疏間，據兩司道府揭報前來，與臣所訪無異。」也就是說，正在寫報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匯報了此事，與他所瞭解的情況一樣。

乾隆會心一笑。這就是地方大臣的「會做人」之處，也是他們「取巧欺君」之處。如果單單報告這件壞事，這位官員固然是立了功了，不過同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卻有了失職失察的嫌疑。為什麼人家發現了這件壞事，而你們沒有發現？所以，這位大員筆頭一轉，這樣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發現的「頭功」，又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責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隱蔽！乾隆不覺輕輕歎息，揮筆在奏折上批道：這種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麼會次次那麼巧？（《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尋常帝王所難及。那些讓其他統治者看起來頭暈眼花的官場詭計，根本逃不過他的法眼，更何況他越來越心存警惕。幾次交鋒之後，皇帝的精明就給官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有的官員對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皇上患斷之太速」的評價。

人們因為不同的利益和見解而分成不同的團體，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現象。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的朋黨之爭與西方的政黨政治有著相同的起源。但是，西方政黨政治的前提是君權的虛化或者消亡，運作方式是競爭雙方按明確的規則光明正大地較量。而在專制制度之下，大臣們分裂成不同的派別則意味著統治效能的下降。因為政黨政治是公開的、合法的、專心致志的，而朋黨政治則是隱蔽的、非法的、別有用心的。一旦形成不同的朋黨，大臣們的政治行為就處處摻雜進黨同伐異的動機。薦舉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出大公，實際上無不會首先從小集團的利益出發。這種窩裡鬥的起源是因為利益，最終卻幾乎演變成了一種生存方式和生活樂趣，他們鬥得如此津津有味，鬥到了最後，他們簡直就是為斗而鬥。在這種毒化的政治環境之中，每一個人都必須依附某一門派才能在官場中立足，個別想有所作為的精英人物在這種情況下也無可奈何：「群小挈手絆足，其任事之勞，不勝救過之念，出嗟於朝，入歎於室。」

還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經通過史書，對朋黨政治的歷史和危害有了深入瞭解。他說：「明季科目，官官相護，甚至分門植黨，僨事誤公，惡習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惡而痛斥者。」然而，他深惡痛絕的這一政治危害又實在是中國政治中最難根除的痼疾之一。

乾隆執政的六十多年中，如何處理朋黨一直是他苦心思考的問題。

雍正皇帝留給乾隆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就是兩位重量級政治人物：鄂爾泰和張廷玉。這兩位大臣，都是位高權重，才幹出群。鄂爾泰，滿洲鑲藍旗人，雍正後期的內閣首輔，是雍正最信任的滿族大臣。雍正皇帝甚至曾經說過：「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張廷玉則是雍正帝最倚重的漢族大臣，任文淵大學士，軍國大事，多與參決，被雍正稱為「第一宣力大臣」。

如前所述，乾隆即位之初，繼續任用雍正的舊臣。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國務即由鄂張二人留京處理。二人權勢，一時遠遠超過雍正時期。但是能人之間總是難於相容。鄂爾泰與張廷玉二人地位相當，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於對方之下。科名早、資歷深的張廷玉有點看不起後來居上的火箭式幹部鄂爾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張廷玉之前的鄂爾泰也不買張的賬，因此二人關係十分冷淡，「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嘯亭雜錄》）這種狀況，正是開啟朋黨政治的最佳條件。雖然鄂張二人並無植黨的企圖，大臣們卻各懷揣度攀附之意，滿族大臣逐漸開始投奔鄂氏門下以求提拔，漢族大臣漸漸聚集在張氏之門互通聲氣。朋黨之雛形，漸漸出現。就像《嘯亭雜錄》中所說：「上之初年，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鬥。」雍正皇帝一生以打擊朋黨為務，他一生打掉了諸王黨、年羹堯黨、隆科多黨，沒想到晚年卻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張兩黨的苗頭。這正是專制政治的自我嘲諷之一例。

在登基後處理的第一個重要問題「苗疆事務」中，乾隆一下子就嗅出了朋黨的味道。

鄂爾泰在政治上起家，得益於在雲貴總督任上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但是凡事都易有反覆，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改土歸流後的貴州苗民因為官府剝削過重再次反叛。雍正皇帝因此對鄂爾泰相當不滿，認為是他「改土歸流」中措施不當所致。遂任命刑部尚書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前去討伐。

雍正皇帝選擇張照，有些不妥。因為張照與張廷玉關係頗深，素來是鄂爾泰的反對派。張照到了貴州之後，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時間搜集鄂爾泰在雲貴總督任上的「錯誤」，不斷匯報給皇帝，意圖借這個機會，使鄂爾泰身敗名裂。乾隆繼位之初，接到張照的匯報後，一眼就看出了這一貌似公允的匯報背後的朋黨背景。他在張照的奏折上批道：「張照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

而且由於一意尋找鄂爾泰的把柄，無心軍事，平叛戰爭一再失誤。乾隆一怒之下，以「挾詐懷私，擾亂軍機，罪過多端」為名，把張照調回京師，革職下獄，同時派張廣泗代替張照去貴州平叛。

鄂爾泰的朋友故舊聞此消息大為興奮。因為張廣泗與鄂家關係良好，被認為是「鄂黨」之人。他們認為這是反攻「張黨」的絕好機會，許多「鄂黨」人物紛紛上疏，揭發張照的種種錯誤，企圖製造大獄，把張照置於死地。特別是張廣泗，他到了貴州後，不斷匯報張照在貴州軍事行動中犯下的種種「大罪」。

乾隆對此早有預料。他在派出張廣泗時明確警告說：「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據實秉公，無偏無黨」，「張廣泗不可以為新主之重待（鄂爾泰）而有迎合之心。」雖然張廣泗一再攻擊，乾隆卻沒有按鄂黨所希望的那樣重治張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將張照寬免釋放，僅僅罷官。第二年又授給他內閣學士，入值南書房。及至乾隆六年（1741年），又使他官復原職，使鄂黨人員大失所望。

乾隆此舉，也是無奈。在沒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遺留下來的官僚機器。為了使這部龐大的國家機器繼續正常運轉，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維護兩黨的平衡，緩和他們的相互鬥爭，採取「既不使一成一敗，亦不使兩敗俱傷」的平衡策略。因為一旦兩派中不管哪一派徹底失勢，必然會興起大獄，殺掉大批官員，造成人才資源的重大損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為了維持這種平衡，乾隆真是煞費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別注意對鄂張二人一視同仁，不偏不倚。他閱讀奏折時，提高警惕，努力甄別他們的建議和施政中的個人目的。他努力使全國官員知道，自己絕不會受朋黨因素的操縱。有一年內蒙古額駙（附馬）策凌到京，在陛見中向皇帝奏陳大臣忒古爾德爾年紀已老，身體衰弱，請求皇上召他回京，還向皇帝誇獎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說他們能力出群，應該重用，特別是富德應該補為隨印侍讀。乾隆察言觀色，以策凌與鄂爾泰友善，判定策凌的這番言論是鄂爾泰主使的。「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陳奏也」。乾隆遂直接質問鄂爾泰。鄂氏奏辯說並沒有囑咐策凌說這些事。皇帝並不相信，說：「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即行陳奏，則勢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清稗類鈔》《清高宗實錄》）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職位出現空缺，乾隆本來想批示被罷官的張照擔當此職。但那一段時間鄂爾泰因事沒能上朝辦事，只有張廷玉一人在皇帝身邊，而張照平素又被歸為張廷玉一黨。皇帝「恐人疑為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以後又找了一個適當的機會，才起用張照。他之防範朋黨，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皇帝已經出色地結束了政治實習期。他不再是對繁雜詭譎的政治局面一頭霧水的政治新鮮人。上手很快的他對大清帝國這架機器的性能有了深入瞭解，對每一個零件都瞭然於胸。

皇帝對鄂爾泰和張廷玉不再那麼須臾離不開了，對他們的政治建議不再像以前那樣言聽計從，在用人行政中越來越多地表現出自主性。坐穩了寶座的皇帝覺得自己可以深入解決朋黨問題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長諭，公開指出目前的局勢有黨爭的危險。他歷數了鄂爾泰為人不謹之處，要求全體大臣們小心警惕，不要再結黨。他舉例說，永州總兵崔超潛獲罪交於刑部處理，鄂爾泰認為崔氏有可諒之處，密奏為崔氏求情，乾隆聽從了鄂爾泰的意見予以從寬處理。事情過後，外面大臣紛紛談論鄂爾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悅，以為鄂爾泰既然密奏獲准，則應恪守秘密，怎麼能漏洩於人，向被寬之人示恩？這並非中樞大臣所當為，而是植黨樹私的開始。由此他評價「是鄂爾泰縝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他公開以此告誡鄂「嗣後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

他直言不諱地說：

從來臣工之弊，莫大於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為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若如眾人揣摩之見，則是二臣為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捨之柄，其視朕為何如主乎？……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清高宗實錄》）

這道諭旨是乾隆即位以來首次正面觸及朋黨問題，語重心長，有些辭鋒暗含殺機。然而，官場上的人際關係，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皇帝的一道詔旨，當然不可能使大臣們之間的恩怨情仇一朝煙消雲散。特別是鄂爾泰為人素來倨傲張揚，乾隆帝此諭雖當時使他不寒而慄，但過後又置於腦後。

黃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卻與鄂爾泰素來不合，乾隆六年（1741年），鄂爾泰趁乾隆出巡之機，抓黃的小辮子，以黃舉薦的一名官員出了問題為由，說黃「濫舉非人」，深入追究。為了確保對黃的打擊成功，鄂爾泰特意關照刑部官員，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時間，趕在乾隆回京前，審理結案，並提出建議對此人「降二級調用」的處理意見，上奏給乾隆。在鄂爾泰看來，乾隆遠在古北口外，批閱奏章應該不會太仔細，定能矇混過關。

心細如髮的乾隆卻從不會草率對待任何一份奏折。在古北口外的行宮裡，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問題。回京之後，他直截了當地對大臣們指出：「此議甚屬錯謬。明系與黃平時不睦之人必欲致黃於罪。」並指明是鄂爾泰假公濟私：「此案審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題復，希圖矇混批准。這樣居心行事，竟出於朕信任之頭等大臣，朕用以自愧。伊等將視朕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將辦事此案之大學鄂爾泰等人嚴行申飭」。這是乾隆即位以來鄂爾泰受到的最嚴厲的一次處罰。這重重的一擊使鄂氏清醒了一些，從此謹言慎行，不敢再大肆為自己的黨徒辦事營私。

樹欲靜而風不止。就在鄂氏斂手之後，他的黨徒卻犯了事。言官仲永檀是鄂爾泰的門生，作為一名御史，他專門找張廷玉一派的毛病。乾隆一時不明內中奧妙，還以為他為人耿直，頗加提拔。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的動機敗露了，原來他彈劾張派大臣時，經常找鄂爾泰的長子鄂容安秘密商量，被人揭發。乾隆帝赫然震怒，他痛斥鄂爾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爾泰於朕前屢奏其『端正直率』，明顯系黨庇門生……鄂爾泰應該自思：朕從前能用你，今日能寬你，難道將來獨不能重治你的罪麼？」

鄂爾泰聞旨以為大禍臨頭，惶惶不可終日。好在皇帝不想讓表面上完美的君臣關係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讓鄂氏一派一敗塗地。他僅命鄂容安退出南書房，在諭旨中說：「若將鄂爾泰革職拿問，而國家少一能辦事之大臣。」同時卻嚴辦仲永檀，以其「依附師門，暗結黨援」，抓入大牢，使其瘐斃獄中。在這個案子之後，鄂黨人物很長時間之內藏身斂跡，不敢再有任何舉動。張黨亦鑒前車之覆，謹小慎微，處處提防。朝廷之上一時風平浪靜，乾隆治理朋黨終於取得了初步成果。（《乾隆朝起居注》《清高宗實錄》）

按照乾隆朝政局演變趨勢，以鄂爾泰的脾氣性格，如果活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後，肯定不能得到善終，雍正帝生時為他打下的「朕可保其始終不渝」的包票勢必會被乾隆撕破。因為乾隆十三年之後的乾隆已經不再是即位初期那個凡事寬大的「仁慈」皇帝。好在鄂爾泰福大命大，於乾隆十年（1745年）幸運地病死，總算基本上保全了名節，成為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得了善終的名臣。

第三章 統治風格劇變——孝賢皇后之殤

乾隆的諸多世界第一中，有一個很有意思：他是世界上產量最多的詩人。他一生作詩41863首，而《全唐詩》作者2200多位，一共才48000餘首。乾隆壽命89歲，折合成天是32000多天，除去童年，能用來寫詩的不到30000天，平均每天寫詩超過一首。世界第一，當之無愧。

一 長恨歌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多產的詩人，乾隆作詩，確實「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有時一天可以寫十幾首。比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遊覽昆明湖，他不到一小時就寫了8首詩，平均7分鐘一首。他專門寫了一首詩記載這個小小紀錄的出現：「舟行十里詩八首，卻未曾消四刻時。」（《御制詩二集》）然而藝術作品的質與量往往成反比，從血管裡流出來的是詩，從自來水管裡一擰就出來的，只能是自來水。由於平均每天寫兩首詩，乾隆皇帝一生的大部分詩作不過是「分行的日記」，隨手記心情、記風景、記事件而已。電視連續劇《宰相劉羅鍋》中有這樣一個片斷：乾隆率大臣們遊園，詩興大發，順口吟道：「一片兩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吟到這裡，突然卡殼了。幸好劉羅鍋在側，繼上一句「飛入草叢都不見」，才完成了一首御制詩。事雖誇張，卻惟妙惟肖地摹寫出乾隆許多「御制詩」的「創作」過程。事實上，為了記日記方便，乾隆皇帝什麼時間都可以寫詩，什麼事都可以入詩，為了押韻對稱，任意增詞減字，創作出了不少中國詩歌史上最沒有詩味的「詩歌」。比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曾經寫下了這樣一首一般人無法讀懂的「詩」：

閣報例應隔日至，均稱二寸雨欣滋。

然斯乃謂十八彼，料彼未知旬九斯。

頭兩句，對歷史特別熟悉的讀者也許能猜出大概意思：在巡幸路上，內閣每隔一天送給皇帝一次閣報，通報國家大事小情。今天的閣報上說，十八日北京下了二寸的雨。可是後兩句如果不看詩注，任您知識多麼淵博，也不可能讀懂：過幾小時，皇帝又接到了河北地方官的報告，說十九日河北下了四寸的雨。北京所報是十八日的事情，看來當時他們還不知道第二天的雨勢更加喜人啊！

當然，任何事情總歸會有例外，在寫作四萬多首平庸作品的過程中，乾隆皇帝也捎帶著寫出了一些情真意切的感人之作。不過，這些作品大多圍繞一個主題，那就是「悼亡」。比如下面一首：

其來不告去無詞，兩字平安報我知。

只有叮嚀思聖母，更教顧復惜諸兒。

醒看淚雨猶沾枕，靜覺悲風乍拂帷。

似昔慧賢曾入夢，尚餘慰者到今誰？（《御制詩二集》）

一個獨眠之夜，皇帝突然夢到了死去的妻子。悄然而來，驀然而去，只是告訴皇帝，她在那個世界裡過得很平安，囑咐皇帝不要惦記。除此之外，就是打聽婆婆和孩子的情況，→文□人·□·書·□·屋←叮嚀他用心照料。一覺醒來，皇帝已經淚透枕巾，只聽到風吹帷幔的聲音，更襯托出子夜宮殿的寂寞悲涼。皇帝不禁悲問：當初慧賢皇妃去世後也曾入我夢，不過好在夢中哭醒後，還有你在身邊溫柔地勸慰。如今，再也沒有你這樣的人可以安慰我，我只能一個人在漫漫長夜承擔痛苦……

這首哀婉動人的詩，真切樸實，不輸於蘇軾的「十年生死兩茫茫」。其中透露的情味，更像是愚夫愚婦相濡以沫的平淡至真，而不像擁有三千粉黛的皇帝所作。這首詩證明，乾隆確係一深情之人。

這首詩，就是寫給他的結髮妻子孝賢皇后的。

愛情是突如其來的。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心中未來的繼承人弘歷虛歲已滿17。如果生活在今天，不過是高二的學生，然而在清代，這正是皇子結婚的最佳年齡。為弘歷選妃，其實就是為大清挑選未來的皇后，雍正煞費苦心。

理所當然，新娘出身名門。她比乾隆小一歲，姓富察氏，在漢語裡又被譯作「傅察」「富爾察」，女真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有清一代，這個姓氏名臣輩出，為清王朝的建立和繁榮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富察氏的遠祖旺吉努追隨努爾哈赤，在統一戰爭中頗有戰績，曾祖哈什屯是順治皇帝的親近大臣，深得皇帝信任。祖父米思翰在康熙朝主掌一朝財政，父輩兄弟四人皆身居高位：二伯父馬齊一度是康熙朝最有權勢的滿族大臣，大伯父馬斯喀也曾任平北大將軍，屢立戰功。只有官至察哈爾總管的父親李榮保在兄弟當中官位最低。

至於富察氏本人，郎世寧為她所繪的油畫大像存留至今。從畫像上我們可以看到，她皮膚白皙，目光清澈，算不上妖艷奪目的國色天香，可稱得上平正端凝的中上之姿。畫像上的她神態溫婉平和，毫無張揚驕矜之氣，顯示出良好的風度和修養。

她獨一無二，僅僅是因為她是第一個。第一次永遠是最美好的，它不可複製。即使富察氏只是一個平凡的女子，然而由於她與乾隆攜手經歷了人生的那麼多新鮮，她也注定會成為乾隆心中的唯一，永遠無人可以取代。就像小王子的那朵花確實是獨一無二的，雖然事實上她處於五千株和她一模一樣的花兒之中。原因就是因為她是他的第一朵：「她比你們所有的花總合起來還要重要得多。因為我給她澆水。因為我把她罩在玻璃罩子裡面。因為我用屏風把她保護起來。因為我是為了她才殺死那些毛毛蟲的。因為是我在諦聽她傾訴哀愁，或是自誇自讚，或是有時甚至一聲不吭。因為她是我的玫瑰。」（《小王子》）

更何況，富察氏絕非一個平凡的女子。她是草叢中的玫瑰，雞群中的鳳凰，她的出類拔萃一目瞭然。正像八字所說，「佔得妻星最賢最能」，乾隆確實是古往今來難得的幸運之人。

作為一個有深度的男人，乾隆對女人的要求當然不僅是外表，他更在乎的是內涵和性格。在門第、外表和性格這三大因素中，富察氏最為突出的就是性格。富察氏是一位既聰明透頂，又天真爛漫；既精明過人，又大氣溫柔；既識大體，又重小節；既善解人意，又有原則；既含蓄婉約，又可以笑唾檀郎的女人。在乾隆忙於事業時，她以自己的精明協調管理後宮，安排照顧皇子的生活和教育，讓他不致分心。在他遇到困擾情緒煩躁之際，她如同一朵解語花，迅速讀懂他的內心，恰到好處的輕輕一握手，親手遞過來的一片小吃，不聲不響在他頸後的一個深吻，能給他極大的安慰，讓他的心境迅速走出陰鬱。當他心情極佳，精力無處發洩時，她又能陪他縱情玩嬉，陪他在圍場縱馬奔馳，甚至偶爾也一試挽弓射箭。

史書關於富察氏的生平細節記載極少。因為體例所限，《清史稿》只為她留出了數百字的位置。幸運的是，就在寥寥無幾的刻板文字當中，我們依然能讀出她的特別：富察氏雖然是大家閨秀，卻從來不愛在自己的臉上精耕細作，也厭惡金銀珠寶之類的華麗惡俗，成為皇后後仍然如此。《清史稿》說，皇后母儀天下十三載，平居恭儉，不過以通草絨花為飾，不御珠翠。

皇后非常善於體會皇帝的心情。一年秋天，在塞外行圍，皇帝無意間和皇后聊起，祖宗們在關外之時，艱難創業，非常節儉，衣袖上用鹿尾絨毛緣個邊就算很好的裝飾了，哪像今天這些八旗子弟爭相誇奢競富，鑲金戴銀。皇帝順口說了這麼幾句話，沒想到皇后卻記在心裡，回京後，特意親手做了一個用鹿尾毛緣邊的放火石的小囊送給皇上，以示與皇帝相互勉勵，不忘儉樸本色。皇帝十分喜愛，一直帶在身邊。

皇后為人大度，處事公平，辦事有條有理。龐大的後宮，被她處理得安寧靜謐，上上下下的宮人對她都心悅誠服。

對皇帝的生活起居，皇后更是關懷備至，事必躬親。有一次乾隆身上長了個癤子，經醫治初癒，百日之內須經常換藥。富察氏特意把寢具搬到皇帝寢宮側室，每天親自奉茶倒水，照料皇帝換藥，從無懈怠。直到皇帝完全康復，才回本宮。（《清史稿·后妃傳》）

最能體現皇后賢惠的，就數她對待皇太后的態度了。眾所周知，太后出身卑賤，一開始不過是個粗使丫頭，年紀雖長，仍然終日大說大笑，不改本色。而皇后出身名門，知書識禮，一舉一動，都透出骨子裡的高雅。這娘倆氣質風度迥異，按理說相處起來有點難度。可是皇后從心裡把婆婆當成媽媽，關心照顧無微不至。正因為太后出身低微，所以她在太后面前特別注重禮貌，遇到太后吃飯更衣，她都親自照顧，不讓別的宮女伸手。太后微有不適，她徹夜不眠，在跟前伺候。想不到大家閨秀出身的皇后能吃得了這份苦，後宮上下對此都十分佩服。因此，婆媳關係處得異常融洽，老太太一日也離不了媳婦。對於以孝為天的乾隆，這一點確實給了他極大的安慰。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個真正適合自己的人並不容易，對每個人來說，這都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即使對於皇帝來說也是如此。弘歷為人，既志大心雄，才華橫溢，又自命不凡，不自覺地高己卑人，是一個極度挑剔的完美主義者，能被他看得上眼的人沒有幾個。然而對這個結髮妻子，他卻幾乎挑不出任何毛病。

登基之後，進入後宮的年輕妃子越來越多。在皇后容貌褪色的同時，她們如同一朵朵含露的花朵，競相綻放。然而皇后卻依然深深地吸引著皇帝。皇后的魅力，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益增加，就像一壇芬芳的酒，歲月越老，就越醇香。富察氏是他永遠的大後方、大本營，永遠的溫柔港灣。隨著歲月流逝，皇帝日漸覺得皇后的嫻靜、溫柔、持重，不急不躁不妒，像一塊貼身的玉石，時刻調適著他的政治體溫。共同生活的時間越久，他們相處得越諧和，相互能讀懂對方每一個細微的表情和動作，知道彼此的內心需要。正是因為有她在，他才能精力充沛地處理國務，把大清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強盛時期。

然而，「天道忌全」，特別完美的事物，總有特別不完美的一面相隨。

傳統社會中，女人幸福與否，一半決定於她有沒有兒子。

有人說，一個男人真愛一個女人的標誌，是特別想和她生一個孩子。

弘歷就是這樣，從結婚的第一天起，他就盼著富察氏能給他生一個兒子。一方面，他深知只有兒子才是女人根本的依靠；另一方面，他堅信他和她的結晶一定是天底下最完美、最聰慧、最有福氣的孩子。

結婚一年又三個月後，富察氏順利地生育了長女。雖然是女兒，皇室上下也興奮異常，因為這證明富察氏生育能力正常。

可惜的是，這個女孩只活了十四個月。雖然那是一個嬰兒死亡率極高的時代，此事還是給了弘歷夫婦十分沉重的打擊。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此時富察氏已經再次懷孕，對下一個孩子的期盼沖淡了人們的悲傷。

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二十六日，弘歷的嫡長子出生。這是一件特大喜事，連雍正皇帝都為之喜形於色，親自為之命名為永璉。璉者，宗廟之器也。古代祭祀時盛黍稷的尊貴器皿，夏朝叫「瑚」，殷朝叫「璉」。敏感的弘歷看來，這顯然暗寓承繼宗廟之意。

更何況這個孩子太惹人喜愛了。他正如人們所期望的，綜合了父親和母親的優點：臉形輪廓和嘴巴像父親，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和秀挺的鼻子則像母親。隨著一天天長大，這個孩子的聰明可愛也越來越引人注目，才三四歲，弘歷就開始教他讀書識字，他居然過目不忘，不到五歲，就認識了數百個字。乾隆後來說，這個孩子「為人聰明貴重，氣宇不凡」。

也許是永璉這個名字帶來的運氣，僅僅十個月後，皇后又生下了第二個女兒。兒女雙全。

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初二，剛剛即位不久的皇帝迫不及待地辦理了立儲大事。他召集重臣，宣佈仿照皇考成式，秘密建儲，將皇儲之名親手密書，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後。

斯時皇帝年紀不過二十又六，這樣早就建儲，顯然是因為太鍾愛某個兒子了。雖說是秘密建儲，儲君為誰，卻是個公開的秘密。

一旦一個人感覺自己太幸福了，那麼滅頂之災就可能從天而降。就在初登皇位的乾隆躊躇滿志，覺得一切都在掌握之際，乾隆三年（1738年）九月月底，九歲的嫡子永璉患上了感冒。一開始誰也沒有注意，孰料幾天之後病情轉重，高燒不退，竟於十月二日死去。

這完全是一個晴天霹靂。

第一個女兒去世，乾隆和富察氏雖然悲痛，卻並不致命。這個兒子的去世，卻幾乎摧垮了富察氏。她大病一場，體重驟減，幾天之內，形銷骨立。皇帝十分擔心，天天過來探視。然而富察氏的與眾不同就在此時顯露出來，在皇帝面前，她從不流露內心的悲傷，反而沒話找話，和皇帝聊東聊西，以減輕皇帝內心的痛苦。為了不讓婆婆擔心，剛剛能下床，她就一如往日，日日到婆婆處問安。體力剛剛恢復，她又擔當起管理後宮的大任。

皇帝只能通過辦好孩子後事的方式，給自己和皇后以安慰。他宣佈，這個孩子的喪事，要按皇太子之禮，高規格辦理。他傳諭大臣們說：二阿哥永璉乃是皇后所生的嫡子，為人聰明貴重，氣宇不凡。當日有幸蒙我父皇親自命名為永璉，已經暗示他將來會繼承宗器，接續大統。我登基之後，已經密立為太子。如今喪可，著俱照皇太子儀注進行。（《清高宗實錄》）

永璉去世後，皇帝和皇后同寢的次數比以前更加稠密了。皇帝很清楚，只有讓皇后再生一個兒子，才是對她的最大安慰。然而，由於生了一場大病，體氣變更，一轉眼七年過去了，皇后仍然沒能懷孕。皇帝、皇后百般許願祈禱，仍是無用。

在經受七年折磨之後，上天終於再次降恩。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皇后在千盼萬盼之後，生下了一個兒子，名永琮。雖然此時乾隆已經有了好幾個兒子，但他對此子仍然愛如珍寶，也許是父親的偏心，他覺得這個孩子是他所有孩子中最漂亮、最可愛、最聰明的一個，「性成夙慧，歧嶷表異，出自正嫡，聰穎殊常」。雖然沒有親書密旨，但人們普遍認定，這個孩子將來毫無疑問會成為大清國的繼承人。

燦爛的笑容又一次出現在富察氏臉上。這個孩子所得到的關心照顧，可謂無以復加。皇后幾乎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他身上，日日不離。

正因如此，再一次的打擊才顯得更深重。乾隆十二年（1747年）除夕之夜，年僅兩歲的永琮又因天花而亡。

乾隆一時回不過神來，他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上天為什麼要這麼懲罰他。

定下神來之後，他發了一封諭旨：皇七子永琮，天生有異相。太后因為他是正嫡，又聰明異常，所以最為鍾愛。我也想以他為繼承人。我即位以來，敬天勤民，自問並未得罪天地祖宗，然而為什麼正嫡子嗣一再早亡？難道是因為我朝自定鼎中原以來，歷代皇帝都非正嫡繼統。而我必欲以嫡子繼統，獲得先人沒能獲得的福分，因此一線妄求之心，遂啟如此之禍？（《清高宗實錄》）

這個解釋，今人聽起來有些可笑，然而當日乾隆是深信的。否則深信天命的他無法理解上天為什麼會一再給他以如此沉重的打擊。

雖然生前沒有被立為太子，永琮的喪事仍然辦得遠優於普通皇子。皇帝的解釋是「但念皇后出身名門，作為兒媳，在父皇生時，雖然沒能伺候多長時間，但這些年侍奉太后，承歡致孝，備極恭順，無微不至。作為皇后，則恭儉寬仁，可稱得上賢後。她誕育佳兒，再遭夭折，殊難為懷。皇七子喪儀，應視皇子從優」。（《清高宗實錄》）

這道諭旨怎能真正安慰皇后，然而皇帝所能做到的只有如此了。幸運的是，皇后這次沒有像上一次那麼大病一場。她默默地把悲傷藏在心中，表現得異常冷靜堅強。在皇子喪過後，她即一如常態，言笑如初，令皇帝驚訝不已。

永琮去世後兩個月，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乾隆皇帝準備開始他即位之後的第一次東巡，這是上年六月份就確定而且佈告天下的。

即位以來，除了祭祖和熱河秋狩外，皇帝一直忙於朝政，還沒有巡視過國土的其他地方。辛苦了13年後，國勢平穩，人民安定，他終於有時間到曲阜拜祭至聖先師孔子了。這是他早已計劃好的一個重大舉動。

還有一個秘而不宣的重要原因，太后一直有一個夢想，想登一回泰山。

準備工作進行了半年，耗資巨大，按期完成。現在只剩下一個問題讓皇帝有點猶豫不決：帶不帶上皇后？以前皇帝出門，皇后總是陪在身邊，更何況這次太后要去。皇上一路要主持許多儀式，照顧太后的任務非皇后莫屬了，因此皇后堅持要求參加。

愛子夭折後，皇后表面上雖然一如平常，皇帝卻很清楚她表面的堅強下內心的憔悴。皇后雖未大病，卻是小病不斷，身體相當虛弱。在沒有現代交通工具的古代，從北京到山東轉一圈，體力稍差些是很難堅持下來的。

而且，就在出發前一個月，欽天監官員奏陳：「客星見離宮，占屬中宮有眚。」

「離宮」，是天上名為離宮的六顆星。乾隆十二三年之交，一顆忽明忽暗、時隱時現的所謂「客星」出現在離宮六星之中，是為天象異常，占星家們以為它預示中宮皇后將有禍殃臨頭。

閱讀歷代中國史書，你會發現許多諸如此類的超自然現象。中國古人相信天人合一，對於那些年代久遠的「行星合月」「五星連珠」預兆了人間政治之類的離奇傳說，我們一概可以以迷信視之，然而乾隆十三年年初欽天監的這個奏陳，卻被歷史檔案證明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對天命頗為迷信的乾隆對這一事件十分重視，然而稍一轉念，他以為這是因為「皇后新喪愛子」而已，並不預示皇后本身將有什麼大礙。

上路後，皇帝感覺到帶皇后出來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一路上春風浩蕩，一家人心情都極好。皇后那失去光彩已久的眼睛明亮起來，一路笑聲不斷。皇帝心情也跟著更加明亮。祭禮結束，一家人又前往泰山，皇帝、皇后一同侍候老太太登上了玉皇頂。

三月初三日，新雪初晴，皇帝詩興大發，作了一首難得的清新之作：

又值佳辰三月三，春光馬上好吟探。

雲中隱約山含黛，雪後熹微天蔚藍。

花屋菜畦圍郭外，竹籬茅舍學江南。

蘭亭即景思臨本，肥瘦諸家未易諳。

不過樂極生悲，這場令皇帝興奮不已的新雪，卻讓皇后感冒了。皇帝急忙在濟南安頓下來，讓皇后安心養病。在濟南一待就是三天，皇后卻不見好轉，發燒不止。皇帝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皇后一再勸皇帝回京。皇后深知，皇帝出行，每一站都有詳細的計劃，打破計劃，在濟南多住一天，就意味著給濟南地方增添無數壓力。況且東巡計劃已經完成，讓皇太后和眾多王公大臣僅僅因為等自己而長住濟南，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她反覆催皇帝起程，說反正到了德州就能上船，水程回京也很安穩，怕什麼呢？畢竟不過是一場感冒而已。

皇帝反覆權衡，終於同意了皇后的請求。好在從七日到十一日，從濟南到德州，皇后的病情一直平穩，經受住了陸路的顛簸。坐上了船，皇帝長出了一口氣，終於有心情觀賞窗外的景色了。皇帝記得，剛出京時，德州柳樹剛染了一點新綠，而今河岸已經是綠雲紅雨，春色縱橫。不料，就在皇帝欣賞運河春色，打算作詩的時候，太監神色不安地來到皇帝身邊，通報皇后身體又覺不安了。

皇帝一驚，立刻起身，來到皇后的畫舫。皇后臉色蒼白，渾身冰冷，見了皇帝勉強一笑，說：「你怎麼又來了，我沒什麼大事。」一語未了，人已經昏了過去。

皇帝立足不穩，險些跌倒。十多名御醫一齊被召上青雀舫。黃昏時分，皇后在皇帝的凝視中去世了。

乾隆畢竟是乾隆。作為皇帝，他沒有時間來心懷悲痛。有無數事情需要他安排：他要安排莊親王允祿、和親王弘晝護送太后御舟先行回程，他要安排皇后葬禮，他要親自起草宣佈皇后之喪的明發諭旨……等這一切都忙完，已經是第二天的凌晨，眾大臣都散去，只剩下皇帝一個人。陪伴皇帝的，只有船外運河嘩嘩的水聲。皇帝一分鐘也睡不著，他拿起紙筆，寫下三首輓詩：

恩情廿二載，內治十三年。（夫妻恩情二十二載，治理後宮共十三年）

忽作春風夢，偏於旅岸邊。（一切突然都化成春風一夢，飄散於運河河岸邊）

聖慈深憶孝，宮壺盡欽賢。（太后平日總稱你孝順，嬪妃也無人不欽服你的賢惠）

忍誦關雎什，朱琴已斷弦。（從此不忍再讀詩經中的《關雎篇》，因為朱琴已斷弦）

夏日冬之夜，歸於縱有期。（往年冬夏時節，也會暫時分別）

半生成永訣，一見定何時？（這回成了永訣，相見不再有期）

幃服驚空設，蘭帷此尚垂。（你的衣服還掛在床邊，帷帳裡卻空寂無人）

回思想對坐，忍淚惜嬌兒。（就在不久前我們還對坐在這裡，共同回憶去世不久的嬌兒）

愁喜惟子共，寒暄無刻忘。（喜則同喜，憂則共憂，對我你永遠是那麼體貼溫柔）

絕倫軼巾幗，遺澤感嬪嬙。（巾幗之中你是那麼出類拔萃，後宮無人不追念你的遺澤）

一女悲何恃，雙男痛早亡。（兩個男孩都不幸夭折，今天一個女兒又失去了母親）

不堪重憶舊，擲筆黯神傷！（這一切實在讓人不願回憶，擲筆長歎，黯然神傷！）

（《御制詩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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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方寸已亂，輓詩只是實述，文筆未見出色。然而多少總算是宣洩了一點內心的悲楚。草草寫罷，皇帝才朦朧睡了半個時辰。

事實上，皇后剛剛去世之時，皇帝感到更多的是震驚。真正徹骨的悲痛，在以後的歲月中一次比一次猛烈地襲來。

結髮22年，他和皇后如同兩棵相互依靠交織成長的大樹，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成了對方的一部分。在皇后離去的半年之內，表面上，皇帝仍然在全力處理國務，然而悲悼之情像潮水一樣經常突然襲上心頭，悲痛的巨流頻頻捲起，讓皇帝怎麼也坐不下去，經常處理不下去任何事務。一連數月，皇帝都睡不實覺，動不動就覺得皇后還在身邊，頻頻驚醒。太監注意到，一向嚴謹精明的皇帝變得遲鈍了，無目的的活動增多，工作沒什麼效率，常常走到一處，卻忘了自己是要尋找哪個奏折。有時剛說過的話，轉眼就忘得一乾二淨。後宮上下都提心吊膽，因為已經有太多人讓皇帝莫名其妙地發火。

唯一能真正舒緩一下火辣辣疼痛的，只有詩歌了。在皇后喪滿之日，他寫下了一首長詩《述悲賦》：

嗟予命之不辰兮，痛元嫡之連棄。

致黯然以內傷兮，遂邈爾而長逝。

……

尚強歡以相慰兮，每禁情而制淚。

制淚兮，淚滴襟，強歡兮，歡匪心。

……

影與形兮難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

對嬪嬙兮想芳型，顧和敬兮憐弱質。

……

驚時序之代謝兮，屆十旬而迅如。

……

信人生之如夢兮，了萬世之皆虛。

嗚呼！悲莫悲兮生別離，失內佐兮孰予隨？

入椒房兮闃寂，披鳳幄兮空垂。

春風秋月兮盡於此矣，夏日冬夜兮知復何時？

長春宮是皇后的寢宮，皇帝命令照原樣保留長春宮的所有陳設，一絲不得更動。他把皇后生前所用的東珠頂冠和東珠朝珠放在那裡，每年忌辰，他都要到這裡憑弔。這種做法保留了40多年，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要退位做太上皇了，他才下令撤掉。

皇后去世時所乘的青雀舫是她最後生活過的地方。皇帝命令把這艘大船運進北京城。這在當時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船舶體積十分龐大，而城門門洞狹窄，在沒有起重機械的古代根本無法進城。為了保留這艘船舶，皇帝想把城門樓拆掉。還是禮部尚書海望最後想出了一個方法，他命人搭起木架從城牆垛口通過，上設木軌，木軌上滿鋪鮮菜葉，使之潤滑，千餘名人工推扶拉拽，費盡力氣，終於將御舟運進了城內。

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二十二日，乾隆帝發出了一道賜謚大行皇后為「孝賢皇后」的諭旨，他在諭旨中，對皇后的一生做了全面總結和高度評價，講了賜謚「孝賢」的理由：

皇后富察氏，德鍾勳族，教秉名宗。作配朕躬，二十二年，正位中宮，一十三載。逮事皇考，克盡孝忱，上奉聖母，深蒙慈愛。問安蘭殿，極愉婉以承歡；敷化椒塗，佐憂勤而出治。性符坤順，宮廷肅敬慎之儀；德懋恆貞，圖史協賢明之頌。覃寬仁以逮下，崇節儉以褆躬。此宮中府中所習知，亦億人兆人所共仰者。茲於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崩逝。睠惟內佐，久藉贊襄。追念懿規，良深痛悼。宜加稱謚，昭茂典於千秋；永著徽音，播遺芬於奕祀。從來知臣者莫如君，知子者莫如父，則知妻者莫如夫。朕昨賦皇后輓詩，有「聖慈深憶孝，宮壺盡稱賢」之句。思惟孝賢二字之嘉名，實該皇后一生之淑德。應謚為孝賢皇后。所有應行典禮，爾部照例奏聞。（《清高宗實錄》）

依例，賜皇后謚號，先由皇帝發出諭旨，然後由禮臣們擬出幾個字上奏，由皇帝挑選欽定。而孝賢皇后的謚號，直接由皇帝賜給，未由大臣擬定，實無先例。

對皇后的悼念，持續了整整一生。

在富察氏之後，後宮不能久虛。在太后的多次催促之下，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帝冊命另一位妃子烏拉那拉氏為皇后。

然而，對於那拉皇后，皇帝一直談不上喜歡。她與富察氏一樣在他登基前就成了他的妃子，她也稱得上端莊秀美，性情賢淑，皇帝很難確切指出她有什麼不好。可是，皇帝在心裡卻再也找不到愛意。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在富察氏去世三週年忌日，皇帝寫了這樣一首詩，分析自己為什麼不愛新皇后：

獨旦歌來三忌周，心驚歲月信如流。（時光迅速，一轉眼已經過去三年）

斷魂恰值清明節，飲恨難忘齊魯游。（又值斷魂清明時節，不由得想起那次不幸的東巡）

豈必新琴終不及，究輸舊劍久相投。（難道是新人真的不如舊人嗎？其實是因為與舊人相投日久）

聖湖桃柳方明媚，怪底今朝只益愁。（湖水澄澈，春光明媚，我為什麼卻這樣憂愁？）

雖然皇帝一再調動自己的愛意，無奈真情不能勉強，新皇后始終有名無實。乾隆三十年（1765年），一直備受冷落而心情抑鬱的皇后終於與皇帝發生了衝突，被打入冷宮。從此，乾隆再也沒有立過皇后。

對富察氏的思念糾纏著他的後半生。隨著時光的流逝，他對她的懷念卻從來沒有變淡。任何一個與她有關的場合，都會引發他的悲痛。

在為第二個嫡子永琮辦理遷葬之時，他又想到了這對母子的不幸命運，寫下了這樣一首輓詩：

一紓憤懣酹金卮，柳翣行將發引時。（在為你遷葬的時候，禁不住又悲從中來）

此去想應兄待弟，都來何致母隨兒。（你嫡親的哥哥正在等你。如果你們兄弟不死，你們母親也不會這麼早離我而去）

試言邂逅誰能受，疊遇乖張命實奇。（我的命運實在出奇的不幸，這種遭遇誰能承受）

不忍撫棺寄餘恨，孩提莫道未全知。（不敢在你棺前待得太久，你雖然幼小，想必也能知道我的悲傷）

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皇帝東謁盛京，途經科爾沁草原時，探訪了嫁到蒙古的女兒固倫和敬公主。富察氏生了四個孩子，只有此女存活下來，嫁給了蒙古達汗親王之孫色布騰巴爾珠爾。面對著24歲的女兒，皇帝不由得又想到了她的生母，心裡又是一陣酸楚：「同來侍宴承歡處，為憶前弦轉鼻辛。」

乾隆三十年（1765年），皇帝第四次南巡，又一次經過山東。與前三次一樣，皇帝都沒有進濟南城。皇帝賦詩一首，說明不進濟南的原因：

四度濟南不入城，恐防一日百悲生。

春三月昔分偏劇，十七年過恨未平。

17年前的三月，皇后在這裡病倒，皇帝不願勾起對往事的痛苦回憶，所以才匆匆而過。

這樣的輓詩，皇帝做了不下百首。凡是看到皇后生前用過的物品，去到與皇后共同待過的地方，逢到節日‥wen, ren ,sh□ ,w□‥，甚至看到南飛的大雁，都會引起他對富察氏的思念。每次皇帝謁東陵，必到裕陵為孝賢皇后酹酒，祭祀亡妻。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80歲的老皇帝在陵前寫下這樣一首詩：

三秋別忽爾，一晌奠酸然。

追憶居中閫，深宜稱孝賢。

平生難盡述，百歲妄希延。

夏日冬之夜，遠期只廿年。

80歲的皇帝對地下的妻子說，年齡越來越大，唯一的安慰是可以早日見到你。自己不想活到100歲，與你相會之期最長不會超過20年了！

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仍親往皇后陵前酹酒三爵，自稱身體天下第一的老皇帝已經明顯呈老態，需要別人處處攙扶著。他在墳前坐了良久，賦詩一首道：

本欲驅車過，矯情亦未安。（本想不到你墳前來了，想一想不來心中還是不安）

三杯不防酹，四歲又雲寒。（還是給你酹上三杯酒吧，一晃又是四年沒來你墳上看看）

松種老鱗長，雲開碧宇寬。（當年的小松樹已經長得參天了，大地無語，天高雲淡）

齊年率歸室，喬壽有何歡？（你先走了，剩下我一個人，活得再長，又有什麼快樂可言？）

第二年，86歲的老人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來到陵前，望著陵前高矗入雲的松樹，他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吉地臨旋蹕，種松茂入雲。

暮春中浣憶，四十八年分。

在四十八年分句下，太上皇自註：孝賢皇后於戊辰大故，偕老願虛，不堪追憶！

這一年，乾隆帝與孝賢皇后已分離48年。3年後，也就是富察氏去世51年後，老皇帝終於撒手人寰，完成了和富察氏地下相聚的願望。

二 乾隆十三年的風暴

也許是因為父親在位恰好13年，所以乾隆登極之初，就對13這個數字抱有不祥的預期。他說：「朕御極之初，嘗意至十三年時，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計料所及者。」（《清高宗實錄》）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麼巧合。乾隆這個奇怪的預感竟然絲毫不差地實現了。這一年，乾隆遇到了兩件「大不稱心」的事，一件是金川戰爭進行到最困難的時候，面對小小頑敵清軍騎虎難下，清朝政府面子丟盡；另一件是孝賢皇后去世。

表面上看，皇帝起居仍按常度，似乎皇后的去世沒有影響大清帝國的運轉。事實上，古往今來，幾乎沒有哪個皇后之喪引起過國家這樣大的變故。

在乾隆皇帝看來，要有效寄托他的哀思，唯一的方式就是為皇后辦理一個風光盛大的葬禮，這樣才能配得上皇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皇后的去世，對皇帝和對別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其他人很難感同身受皇帝的悲痛。對朝中大臣們來說，皇后的喪事對他們不過意味著例行公事地完成喪禮禮儀，對各地疆臣來說，也不過是給皇帝寫一封表達悲痛的奏折而已。這是國朝百餘年來的定例，誰也沒有料到這一事件會演變成一場全國官場的災難。

在葬禮辦理過程中，懶惰懈怠的官僚體系一再出現一些心不在焉的錯誤。皇后去世一個月後，皇帝閱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冊文，發現滿文譯文中將「皇妣」一詞不小心譯成了「先太后」，這一小小過失讓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書阿克敦交刑部治罪。刑部見皇帝盛怒，揣度皇帝心理，從重判為絞監候。不料暴怒的皇帝居然認為判得還不夠重，甚至因此認為刑部官員庇護原尚書，將刑部所有官員都一律革職，將阿克敦判為斬監候，秋後處決。消息傳出，全國官員都大驚失色。

然而大家的震驚剛剛開了個頭。喪偶悲痛中的皇帝事事橫挑鼻子豎挑眼。五月間，因為皇帝認為皇后的冊寶製造得不夠精良，「甚屬粗陋」，配不上皇后的尊貴，把工部全堂問罪。又因為祭禮所用的桌子不夠乾淨，把光祿寺主要官員一律降職。因為冊謚皇后時禮儀出現小小紕漏，禮部尚書也被降級。

事情到此遠遠沒有停止。清制辮發，十天半月就要剃頭一次。按滿族舊習，帝后之喪，官員們在一百天內不能剃髮，以表示自己專心悲痛，顧不上收拾自己的儀表。不過，這只是一種不成文的風俗，大清會典中並無記載，開國日久，一些滿族官員對此也已不甚清楚。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時，許多官員百日內剃髮，朝廷並沒有追究責任。因此，皇后之喪中，許多人也剃了頭。皇帝發現之後，大動肝火，認為這一是證明官員們對已故皇后「大不敬」，心中無哀痛之情；二是證明朝廷綱紀不振，百年成法開始被破壞。一開始，他想把幾個剃頭官員一律處死，最後深入調查之下，他發現剃頭的人實在太多，幾乎無省不有，才不得不輕判。但對於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這樣的一品高官居然也剃頭，他卻無法容忍。震怒之下，他賜周學健及另一個違制剃頭的湖廣總督塞楞額自盡，湖南巡撫、湖北巡撫因此革職。

對於自己的孩子他也看不順眼。當他發現皇長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后的喪禮上表現得不夠悲痛時，立刻大發雷霆指責說：「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無措，於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皇三子「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為此他甚至公然宣佈：「此二人斷不可承繼大統……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並請王大臣共鑒，他絕不食言。

永璜與永璋因為這次事件，失去了競爭皇位的機會。

對兩個小孩子如此狗血噴頭地痛罵，顯示出皇帝正處於某種心理失常的狀態。他希望所有人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明白天都塌下來了，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平靜無事？

皇后之喪風波中受處分的官員，從大學士、總督、尚書、巡撫到基層官員，不下百名。官場莫名其妙刮起了一場破壞力巨大的風暴。所有的官員都對皇帝刮目相看：原來在他們心目中一個溫和儒雅、寬厚仁慈、自制力極強的君主，竟然還有這樣喜怒無常、任性縱情、殘酷冷漠的一面，看來他們對皇帝實在是太不瞭解了。看來這個人畢竟是雍正皇帝的兒子，雍正的酷烈無情，他一絲不少地繼承下來了。

後人回顧歷史，發現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轉折點。「乾隆十三、十四年間，為高宗生平的第一變，由寅畏小心，一切務從寬大而一變為生殺予奪，逞情而為。」（高陽《清朝的皇帝》）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鰥夫因為喪偶而導致的心理失常事件。心理學家說，處於喪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現人際關係不協調，常無故指責別人。他們希望所有人都能體會理解他的痛苦，總覺得別人對他的關心同情不夠。當人們不能理解或感到厭煩時，他們的情緒就會出現強烈的波動。皇帝在極度悲痛中，無法控制自己，不加節制地釋放自己內心的狂暴和仇恨，才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場風暴實際上也是皇帝對官僚集團壓抑多年的不滿的一次總爆發。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順風順水，寬大之政贏得了「萬民歡悅，頌聲如雷」。

但是，寬大必然有寬大的弊端。官僚集團具有深刻的奴性。作為一個整體，這個集團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臉」「給臉不要臉」。你對他們越寬縱禮貌，他們對你就越不客氣。從風霜嚴肅的雍正時期跨入寬大溫和的乾隆時代，一開始他們確實如沐春風，感激涕零，可是一轉臉，他們就開始故態復萌。乾隆皇帝希望他們以勤奮的工作來輔佐自己的「寬大之政」，可是他們卻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許多地方，所謂勤奮的官員「不過是按時上班，循規蹈矩地處理文件後，早早下班，回家閉門不見一客」。（《乾隆朝起居注》）至於懶惰的官員所作所為更不像話。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偵破的重大盜案多達116起，已經破獲的，也多是拖延著沒有判決。乾隆生氣地說：「可見從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處理，以致積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廢弛，盜風何時能息？」（《清高宗實錄》）

更為嚴重的是，雍正年間基本剎住了的貪污之風又開始抬頭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後，先後發生了布政使薩哈諒貪污稅款、提督鄂善貪贓受賄、學政喀爾欽賄賣生童等貪污案件，讓乾隆十分震驚。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撫喀爾吉善舉報自己屬下的官員貪污不法。舉報信說，山西布政使薩哈諒「收取錢糧稅款時，提高稅率，平時則擅作威福，縱容家人，宣淫部民」。並且舉報學政「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並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

乾隆帝看過這份舉報信後，十分氣憤。他說：「朕自登基以來，信任各位大臣，體恤官員們的辛苦，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情可謂優渥了。朕以為天下臣工，自然會感激奮勉，實心盡職，斷不致有貪污腐敗以犯國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如此穢跡昭彰，贓私纍纍，實在是朕夢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誠待天下，而這些人敢於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員腐敗案不斷發生，又牽連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額財政赤字的問題，其中不少是因官員貪污挪用所致。乾隆總結說：「我看近年來虧空案漸多……其原因是他們的主管官員見我辦理諸事往往從寬，遂以縱弛為得體。」

在「寬大原則」下，社會治安也出現惡化現象。雍正實行嚴刑峻法，對私鹽查得很嚴，那些偷運私鹽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乾隆上任之初，大發慈悲，允許老百姓少量販運食鹽。他頒布命令說：「貧窮的老少男婦，背鹽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許追究。」（《清高宗實錄》）不料命令頒布不久，天津就出現了大批農民，「以奉旨為名」，大規模販運食鹽，每人所負不超過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勢眾，數十百人糾集到一起，一次販運上萬斤，嚴重影響了鹽業專賣。乾隆慨歎說：「我自登基以來，時時以父皇愛民之心為心……即如私鹽一事，我本想稍寬其禁，以周濟那些特別貧窮的百姓。然而那麼多奸民卻乘機鑽空子，公然違背食鹽專賣，無所畏懼。看來則奸頑之民，不容我行寬大之政也！」

各種因素推動著乾隆逐漸對自己的「寬大之政」展開反思。乾隆五年，他寫了這樣一首詩：

念予志學時，所慕君子儒。

詩亦尊李杜，文亦宗韓蘇。

要歸踐履實，聖言非我誣。

即今持治柄，豈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艱，慮為空言徒。

裁詩銘座右，庶幾日警吾。（《御制詩初集》）

就是說，當初他上學時，學習的是中規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聖人的思想，並要付諸實踐。做了皇帝，本來也想學堯舜，可是實行一段時間之後，才知道世事的艱難，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當一部分不過是「空言」。

在政治高端摸爬滾打了幾年，他終於掌握了專制權力運作的真諦：在專制政治中，皇帝一個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託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寄希望於官員們的責任心和榮譽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他回顧康、雍、乾三代的統治，總結說：「由此觀之，數十年來，國家全依靠我們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權柄，才使國家政治一直在軌道上運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總攬國政，那麼國家必然陷入混亂之中。」

即位十餘年來，乾隆皇帝給官僚集團的整體打分越來越低。他認定，從整體上看，官員們行為的基本出發點都是自私的。他曾說：「諸臣之趨承惟謹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們遇事毫無定見，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討好皇帝。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則是寬嚴相濟，然而到了官員那裡，則變成了要麼寬要麼嚴，毫無原則，「朕於事之應寬者，寬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寬。朕於事之應嚴者，嚴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嚴」，並不問寬嚴之由，「一人未改面貌，兩事迥異後先，人心不古，何至於茲！」

隨著經受的挫折越來越多，乾隆皇帝越來越理解了父親的選擇。他發現，並不是父親不願意寬大，而實在是官僚集團不容他寬大。他過高地估計了官僚集團的品格。經過元代蒙古人的高壓，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開國過程中的屠殺，中國官僚集團的素質和心態已經大大不同於唐宋時代的士人，他們整體上放棄了人格尊嚴，放棄了社會理想，蛻變成了唯利是圖的「奴才」。乾隆發現，一旦他把這些飽讀詩書的「大人先生」們準確定位為奴才，在他們面前懸起官爵和財富，同時收緊繩索，舉起皮鞭，以「法」「術」「勢」來統馭他們，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風暴，確實並非偶然，乾隆已經給出過多次警示。早在即位不久，他就說過：「若視朕之寬而一任屬員欺蒙，百弊從生，激朕將來不得不嚴之勢，恐非汝等大員及天下臣民之福。」乾隆四年（1739年）他又說過：「姑容於此日者，朕必綜核於將來。」

乾隆早就醞釀著對官僚機器來一次大震動，讓他們從渾渾噩噩中清醒過來，認清他並非一個懦弱可欺的庸主。今天，這個日子終於來了，來得如此出人意料。一向寬和仁義的皇帝突然玩了一個大變臉，變成了一頭瘋狂暴怒的獅子。一時之間，大清帝國內重新刮起了恐怖之風。

皇后之喪中那幾個掉腦袋的官員並不是乾隆十三年全部的不幸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川陝總督慶復等人奏報，四川金川間瞻對地方一些村寨的藏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搶劫官兵銀物，「實非用兵不可」。乾隆於是派兵征剿。

聖旨一下，兩萬大軍齊集川北。乾隆要求將領們「殲滅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徹底打掉這個為患多年的匪區。

不料戰爭的進展遠遠超出乾隆的意料。清軍嚴重缺乏高海拔地區作戰的經驗，表現也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一直到乾隆十三年，用兵20多萬，耗銀2000萬兩，還是屢屢失利。在倒霉的乾隆十三年，連剃個頭都成了死罪，更何況兵敗失地！金川戰爭前後三任統兵大臣慶復、張廣泗、訥親都在劫難逃。按理說，這三個大臣以前都是深得乾隆皇帝信任的有功之臣，特別是訥親，他是康熙皇后的親侄子，乾隆皇帝親手提拔的首席軍機大臣，乾隆曾說他「為第一受恩之人」。然而，在這不祥的乾隆十三年，乾隆把這些都忘了，在他眼前，不再有什麼「功臣」「皇親」「朋友」，只有一個個「辜恩枉法」、辦事不力的「奴才」。張廣泗被處斬。訥親被賜了一把「遏必隆刀」，在四川軍中自己抹了脖子。慶復則被賜了條白練，懸樑自盡。

從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拋開了寬大仁慈的面具，拋棄了「以禮治天下」的夢想，拿起了父親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對於全國的死刑犯一直網開一面，能不處死的，盡量不處死。乾隆十四年秋審朝審，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決，均即處死。以前多次批准緩刑的老犯也不免歸於一死。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六年（1751年），正好是乾隆和皇太后四十、六十大壽，按常規，這兩年死緩犯一律不處決。然而乾隆宣佈，貪污挪用的官員不在不處決之列，寧可破壞大慶的氣氛，他也要置貪官於死地。

對於貪污官員，他拿起了雍正皇帝用過的老武器，命令他們自填虧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還要苛刻。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規定，凡是因為貪污挪用導致公款虧空而被判死緩的，都要用自家資產賠補虧空。沒能賠補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額超過1000兩，貪污者超過80兩，就要執行死刑。這一道命令，要了許多貪官的命。

對待民眾反抗事件，他的處理也分外嚴厲。乾隆十三年，福建發生老官齋教案，乾隆說：「此案務須……痛絕根株，以絕後患。不但首惡，不可漏網，但奸匪餘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遺蝗蝻種，深為地方之害……其餘逆黨，即多戮數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懼。」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發生民眾騷亂，他指示說，「所獲的要犯杖斃數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題」，使自己的統治加入了明顯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頓軍紀。鑒於金川戰爭的不利，乾隆特別宣佈，凡關係軍務的犯人，更要從重處理，「不少假借」。凡武職官員，臨陣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級。金川戰爭進展不利，使乾隆充分認識到清朝武裝力量的廢弛，因而力圖整頓。他特別在香山建立了健銳營，訓練強兵勁卒，自己經常前去檢閱訓練。（《清高宗實錄》）

從這一年開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關係，從此變成了刁鑽刻薄的主子與屏息而侍的奴才間的關係，或者說嚴厲的班主任與小學生的關係。下面的小學生稍有小動作，額頭上就會遭到老師的粉筆頭。誅殺和折磨大臣，越來越成為乾隆發洩自己不良情緒的主要渠道。他動不動斥責官員們「婦寺之仁」，強調「水弱易玩」，無論是在語言風格，還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對雍正當年的重複。在實踐中，他的嚴猛程度則超過了雍正。「他之所以後來名聲遠較雍正為好，一是因為初期刻意樹立的寬仁形象不會立刻被人們忘掉，另一個，是在君臣關係上，他並沒有像雍正那樣大搞陰謀欺騙，大搞神道設教，使臣民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

進入中年之後，皇帝對大臣們的觀察越來越細，批評和警告越來越多，越來越不留情面。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因為偽稿案辦理不順，指責外省大臣說：「外省辦事習氣，多涉虛偽」，「朕於各督撫所辦事件，雖欲深信，而不可得矣。」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學士陳世倌在山東置買了一批田地。陳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謂德高望重。他和曲阜孔家是兒女親家，在山東買地，是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勢力永遠不衰。不料此事被乾隆皇帝偵知，皇帝十分惱火，不顧陳氏為愛新覺羅家族辦了一輩子的事，對他大加折辱，說：「他本是浙江人，而在山東置私產，想分孔氏余潤，這豈是國之大臣所為？」陳世倌立刻被革職，乾隆還特別囑咐：「今既革職，傳諭山東巡撫，不許他到山東居住。」語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與其父一般無二。

乾隆十七年，他在批評官場中調和模稜風氣時，評價了所有的現任總督，並且指出，現在他對全國主要官員的脾氣性格都已經有所瞭解，不會再受他們欺騙了。他說：「近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面見好之秘匙。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謂有旋乾轉坤之力，使屬員心感。尹繼善（兩江總督）慣用此術，方觀承（直隸總督）及巡撫中一二能事者，趨而效之。惟策楞（四川總督）、喀爾吉善（閩浙總督）、黃廷桂尚存本色。阿里袞（兩廣總督）亦不至此，碩色（雲貴總督）更復不能……諸臣心術才具，日熟復於朕胸中，任術取巧者，皆洞見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訓斥貴州巡撫宮兆麟時，居然當眾提及了他的外號：「看來宮兆麟之為人，應對是其所長，而於辦事殊少實際，是以外間竟有鐵嘴之號。」絲毫不顧這位大員的正省級級別。

有時候，臭罵一頓還不能出氣，乾隆乾脆用惡作劇來折磨那些不聽話的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黃河在銅山決口，皇帝令河道總督高斌與張師載治理。高張二人完成任務不力，屬下李屯、張賓二人貪污公款，導致河工未成。乾隆皇帝大怒，他命令立刻將李屯、張賓二人拉到刑場處死，同時又因為痛恨兩位大臣「負恩徇縱」，命令把河道總督高斌與張師載捆起來，一同押赴刑場。乾隆特意囑咐行刑官員，造成要將高張二人也一併斬首的假象。高斌乃是皇貴妃的父親，也就是乾隆的岳丈，當時年過七旬，眼見李張等先遭行刑，嚇得心膽俱裂，全身癱瘓，不支倒地。負責監斬的欽差大臣，此時才說出高斌張師載二人此行只是陪斬，實際上死罪已免，還要問他們的回話。二人醒來之後，有如死過更生，當即奏道，「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時除感恩圖報，心中並無他想」。乾隆對自己這種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他認為這樣既可以儆傚尤，又收到使其俯首帖耳、感恩戴德的效果。其後，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監工，結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由於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偽，所以乾隆統治的中期，大臣們不敢不謹言慎行，唯命是從，吏治一時頗為整飭。

第四章 權臣的結局

一 張廷玉的過人之處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入仕已47年的老臣張廷玉在漫長仕途上第一次遭遇到了處分。

乾隆十三年九月，「皇家出版社」文穎館修成了皇帝的《御制詩集》，進呈御覽。皇帝翻閱一遍，發現了幾處錯別字，勃然大怒，遂命將大學士、文穎館總裁官張廷玉等三人「交部議處」。這是張廷玉有生以來第一次被「議處」，雖然處分不重，已足使他驚心。

這一年冬至那一天，翰林院按慣例，為去世不久的孝賢皇后寫祭文，文中用了「泉台」二字。尚未從喪妻之痛中解脫出來的皇帝又吹毛求疵，認為這兩個字不夠「尊貴」，用於常人尚可，「豈可加之皇后之尊」，以大學士張廷玉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員以「全不留心檢點，草率塞責，殊失敬理之義」的罪名，罰俸一年。此詔一下，張廷玉更是心膽欲碎。

張廷玉本來是中國歷史上最幸運的大臣之一。

雖然高處不勝寒，但張廷玉卻有本事在政治中樞這一高危區域如履平地，步步高陞，走出一波驚人漫長的大牛曲線，成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張廷玉，安徽桐城人。他出身書香門第，29歲高中進士，並被點為翰林。33歲那年，他獲得了一次與康熙交談的機會，給皇帝留下了極為良好的印象，康熙認為他持重得體，遂「奉旨侍值南書房」，成為皇帝貼身低等小秘書。由於服務出色，45歲時升為副部級的禮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見他「氣度端凝，應對明晰」，迅速升他為禮部尚書，參與機密。雍正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難伺候的皇帝，對科舉出身的漢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對他卻一見如故，欣賞至極。不論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諭旨均由他繕寫。雍正與他君臣相得十三年，感情至好，甚至一天也不能分離。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張廷玉生了一段時間病，病好後進宮，雍正說：「我前兩天對近侍們說，我連日臂痛，你們知道嗎？他們驚問其故。我說，大學士張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這不就是我臂痛嗎？」此事傳開，成為一時佳話。雍正末年，張廷玉回家省親，皇帝寫信給他說：「朕即位十一年來，朝廷之上近親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沒有分離過。我和你義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餘，未免每每思念。」（《張廷玉年譜》）

雍正累次陞遷張廷玉為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兼管吏戶兩部，權傾朝野。為了表達對張廷玉的欣賞，雍正特別立下遺囑，要以最信任的兩位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在身後配享太廟，也就是死後與他一起到陰間做伴。這是一項極高的政治榮譽，整個清朝二百餘年，他是唯一享受到這個待遇的漢人。

乾隆即位後，對這位三朝老臣更是優禮備至，繼續奉為漢臣之首。他平時和張廷玉說話，從來都是和顏悅色。張廷玉上朝時，皇帝從來不忘提醒身邊太監上前攙扶，生怕老人家有什麼閃失。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特封張廷玉為三等伯爵，開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謂至渥。在此之後，屢有獎勵。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賜詩給他，詩中有云：「喉舌專司歷有年，兩朝望重志逾堅。魏公令德光閭裡，山甫柔嘉耀簡編。」另一首詩中更說：「潞國晚年尤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把他比作周宣王時的賢臣仲山甫，後世名臣文彥博與呂端，足見尊重之至意。漢大臣中，張廷玉的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稱空前。

在傳統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別是位高權重的近臣，絕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

由於專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權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和防範心理。這就決定了君臣關係、尤其是君相關係的脆弱性和暫時性。俗話說，「伴君如伴虎」。確實，生活在專制政治的高層，處處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機。一個人想始終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難上加難。

中國歷史上那些聲名顯赫的文臣武將，大多數下場不佳。特別是曾經居大位、享大名者，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完滿收場的。比干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則亡，韓信功成被滅，周亞夫絕食以終，(W//R\S/H\\U)岳飛血灑風波亭，于謙上了斷頭台，袁崇煥則慘遭凌遲。以魏征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懷疑有結黨之嫌，死後更是被唐太宗「親僕其碑」。以寇准之功績，一生的結局卻是罷相遭貶，死在謫戍的路上。雖然許多君主為了讓臣下放心，向他們頒賜鐵券，但最終還是沒有幾個人逃得過猛虎之口。即以清代而論，清代中前期的幾位權傾朝野的權臣，其中除了明珠屬於善終外，其餘都死於非命：鰲拜、年羹堯、和砷都被勒令自盡，索額圖於拘禁地餓死，隆科多死於監獄。事實上，清以前的幾千年歷史中，立有巨大功勳而得到善終的，只有郭子儀一人。後來的名臣曾國藩對此體認極深，他說：「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曾國藩家書》）「立不世之勳而終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陽一人而已」。這就說明，君主與權臣之間這種潛在的緊張是專制制度的本質使然，並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截至乾隆十三年前，張廷玉在政治最高層一直穩如泰山，四十多年從沒有犯過任何錯誤，這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不能不說，這個人身上確有過人之處。

首先，張廷玉有過人的才華。張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值南書房，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現了出色的秘書天才。雍正即位之初，屢有詔命，皇帝「口授大意，（張廷玉）或於御前伏地以書，或隔簾授幾，稿就即呈御覽。每日不下十數次，皆稱旨」。每次雍正口述後不過片刻，張廷玉即可擬就，每日十數次從未出過差錯，其文思之敏捷實非常人所及。

其次，張廷玉辦事非常勤勉，為皇帝服務不惜心力。史載他晚上退朝後還要點雙燭治事，即使已經就寢，還經常在枕上思索所擬之文，或覺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縝密，記憶力極強，能將各部院大臣、全國疆吏的出身、經歷，以及各司員府縣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貫絲毫不差地說出來，就像一個活檔案庫。對其辦事能力，雍正帝曾這樣稱讚：「爾一日所辦，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懷園語》卷一）

當然，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則與才華無關。

張廷玉是康熙時期的大學士張英的兒子，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優越之處。張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為「縝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賞，被提拔為一朝「宰輔」，在政治高層數十年如魚得水。為了讓張廷玉繼續光大家門，張英言傳身教，傳授給他大量做官的獨門心法，所以剛剛進入仕途的張廷玉就將成熟老練的風姿展現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別注意，年紀輕輕，卻已深通「為臣之道」與「保身之術」。

熟讀經史而又得到父親獨門秘傳的張廷玉早就認識到，為臣之道不外兩個重點：一方面要能從君主那裡成功地獵取功名富貴，另一方面又要不為皇帝這只猛虎所傷。

這就好比火中取栗，實在是一個高難度動作。

張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備的，是大臣的私心。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為進，以無求為求，以無私來營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他為官數十年，處處事事都從皇帝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和判斷，從不露骨主動地為自己牟取私利。朝廷上下公認他為人淡泊寧靜，氣質和平。乾隆皇帝誇獎他「風度如九齡」。他平日生活無聲色之嗜，辦事出於公心，從來沒有貪瀆指控。他做主考官時，有人欲通關節，以微詞試探，他賦詩以辭道：「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幕夜看。」

當然，越是這樣皇帝越不會讓他吃虧。因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後多次對他進行賞賜，賜銀動輒上萬兩，還給了一所當鋪，讓他補貼生活。因為他從不主動為自己的親人牟取私利，所以皇帝對於他的子弟親戚的仕進也多有照顧。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謙退，皇帝每有獎賞，他必盡力遜讓。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長子張若靄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張廷玉聞知「驚懼失措」，立刻面見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舉很盛，請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張廷玉說，「天下人才眾多，三年大比，莫不望為鼎甲，官宦之子不應占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為感動，經他懇請，特將張若靄改為二甲一名，並把此事前後情由在諭旨中加以公佈，表揚張氏的公忠體國。（《張廷玉年譜》）

除了以上這些原因，張廷玉身上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柔」與「順」。

張廷玉對歷代大臣得禍之由深有研究。他認為，做高級大臣最忌諱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性格過於剛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們不講方式方法地與天子作對，下場當然悲慘。

二是做事過於講原則，比如岳飛。他只從國家民族角度去考慮問題，卻不顧及帝王個人心理隱私，以社會正義去挑戰帝王的一己之私，終至非死不可。

三是權力過大，不知謹慎。歷史上倒霉的權臣多是由此。皇帝與大臣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性格氣質思維方式及個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與皇帝意見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積隙成仇。

第四點則比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於大臣們因為「好名」而獲罪。專制主義發展到清代，連儒學的人格追求，也成了專制極度擴張的妨礙。原因很簡單。儒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統治術上大有創新。他們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也會妨礙他們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為了徹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大臣們不但不能圖利，也不能「好名」。他說：「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與利，雖清濁不同，總是私心。」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上與皇帝意見不同。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給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雍正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尋故將其抓入大牢。（郭成康《政治衝突與文化隔閡：楊名時案透視》）

張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錯誤。他的政治信條是絕不要因為政治思路的差異而與君主產生衝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書。不做思想者，只做執行人。

張廷玉有一句名言，叫「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他一生為人，謹慎小心，緘默持重。這一特點直接遺傳自父親張英。《清史稿》稱「英性和易，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所居無赫赫名」。專制政治是充滿風險的絞肉機，稍有不慎，就會危及生命。每天退朝回到家裡，張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細細梳理一遍，看看有沒有說錯的話、做錯的事。他從不留片稿於私室，也不讓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為官多年「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雍正對他極為信任，人事決策多向他咨詢，他卻從來不會透漏任何一絲風聲。他以皇帝之心為心，以皇帝之意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張揚。許多人經他推薦而受重用，卻終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在雍正這樣一隻「喜怒不定」的猛虎身邊，張廷玉恰如一個走鋼絲的演員，全神貫注，始終緊張，沒有一分鐘鬆懈過。

他襄贊雍正十三年，幾乎雍正朝的每一項重要決策他都參與過。但是《清史稿》的列傳提及他的功績卻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議對守節十五年婦女加以表彰之類。對此，他的學生汪由敦有這樣的解釋。他說張廷玉主掌樞府二十四年，「凡軍國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經常與皇帝造膝密談，一商量就是很長時間。至於他所籌劃者，我們卻舉不出一件事可以具體歸到他名下，他為國操勞一生，卻沒有留下什麼明顯的記載」。他又說：「雍正以來數十年間，吏治肅清，人民安樂……張氏從容坐而論道，享極盛之世……那麼張氏的縝密周詳，略可想見也。」（《張廷玉墓誌銘》）那意思就是說，雍正以來的治績，多賴張廷玉的襄助。皇帝的軍功章裡，沒有張廷玉的一半，也有張廷玉的一塊。只不過張氏自己不提而已，這正可見張氏的縝密周詳。

從康熙開始，三代皇帝都對他這點極為讚賞。乾隆描寫他這一特點時說：「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

二 被皇帝玩弄於股掌之間

雖然把臣術練得如此爐火純青，進入乾隆時代，張廷玉還是感到了一絲絲涼意。他的第一感覺是，這個年輕皇帝太精明了，比他的父親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前所述，掌握了駕馭清帝國這艘航船的高難技巧的乾隆，開始越來越注意打擊朋黨。而打擊【文】朋黨的要【人】訣是最大【書】限度地防止【屋】大臣之間的組織性和聯繫性，千方百計地造成他們的孤立化、分散化、「原子化」，使每一位官僚，都以孤立無援的姿態面對強大的君權。

而所謂「擒賊先擒王」，打擊朋黨就必須從打擊朋黨的核心人物入手。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須從貝殼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樣。只有讓大臣們認識到他們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黨才能不攻自散。

乾隆五年開始，皇帝就不斷地打擊性格傲慢、行事張揚的鄂爾泰。同時，皇帝一刻也沒有放鬆對張廷玉的觀察和挑剔。幸虧張廷玉平時對於朋黨嫌疑懍如臨淵。作為官場中人，人際往來誰也無法避免，特別是作為相國，他的家是京城人際交往的中心。「薄暮還寓，則賓客門生，車駕雜沓，守候於外捨者如鯽矣。」（《清稗類鈔》）但張廷玉絕不輕易幫人說話，也絕不輕易介入人事糾紛，而是聽從花開花落。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見陞遷罷斥，眾必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許多緣故。」（《郎潛紀聞》）他從政原則是事不關己，則謹守本分絕不發言。有人因此指責他說：「如張文和（張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畫喏坐嘯，目擊狐鼠之橫行，而噤不一語。」（《郎潛紀聞》）連乾隆皇帝都說他過於謙抑，說「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者」。在與鄂爾泰的鬥爭中，他始終處於下風，也始終不爭不怒，打太極拳。正因為如此謹慎，所以在鄂爾泰連連受到指責和處理時，他卻安然無恙。

然而，鄂爾泰死後，皇帝的注意力必然完全集中到他身上。樹欲靜而風不止，雖然他不想成為朋黨領袖，但是身處如此高位，想不被攀附是不可能的。主動要投靠他的人如蠅之附，驅而不走。同時，身處官僚政治的利益場中，他再擺出一副正大至公的神態，也無法完全掩飾自己手中巨大權力的偏向。幾十年間，他私下辦的事，偷偷送出的好處也車載斗量，雖然手腕高明，畢竟不是完全沒有形跡。所以，雖然皇帝的大棒一直沒有落下，張廷玉心中卻無時不處於緊張之中。他知道，統治者是從來不講什麼恩義的。雖然自己給乾隆的父祖賣了幾十年的命，但如果政治需要，皇帝打擊起自己來並不會手軟。

張廷玉感覺，自己退出政治舞台的時間到了。

在乾隆即位之初，張廷玉確實是大清帝國不可或缺的政治元老。他頭腦中裝著大清帝國官僚體系中每一個零件的說明書和使用記錄。那個時候的乾隆一天也離不開他。不過，乾隆七年（1742年）以後，皇帝對他的倚重卻越來越少了，不再事事向他咨詢。皇帝已經不再那麼需要這樣一個活檔案。雄心熾烈的皇帝急於進取，而張氏「穩重和平」「八面玲瓏」的個性已經不太適合一個大刀闊斧、除舊布新的時代。

乾隆十年（1745年），鄂爾泰去世，皇帝起用三十多歲的訥親為軍機大臣。訥親是青年權貴，初獲任用，就位列於張廷玉之前，成為首席軍機大臣，這讓張廷玉心中有些不舒服。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月，皇帝說「大學士張廷玉服官數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興赴闕，未免過勞，朕心軫念。嗣後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這實際上是宣佈，張廷玉不再參與核心機密，訥親將獨自面承聖旨。很顯然，張廷玉在大清朝廷中的實際地位大大降低了。

皇帝的這個決定不是沒有理由。自然規律是不能抗拒的，雖然一直以精力充沛著稱，但從乾隆三年（1738年）起，張廷玉已明顯感覺自己有些老了。乾隆三年他在給乾隆請辭兼攝吏部的奏折中說：「今犬馬之齒六十有七，自覺精神思慮迥不如前，事多遺亡，食漸減少。」不但眼睛花得看文件越來越吃力，寫字時手也開始打戰。年齡的增長使他在政治鋼絲上走得越來越費力了。乾隆十一年，他的長子內閣學士張若靄病故，這對他又是一個意外的打擊。白髮人送黑髮人，他備覺傷悼，身體一下子大不如前。各種老年性疾病，慢慢都找上身來。這種身體狀況顯然已經不適於承擔帝國政治中樞的繁重工作了。

在這種情形下，皇帝對朋黨政治的大力打擊，就如同在張廷玉頭上懸起了一把沉重的達摩克利斯劍，隨時有可能落下來，讓一輩子沒有犯過錯誤的他陷於大戾。一是自己門下任何一個官員出了事，都有可能把自己牽扯進去；二是人一老，就容易糊塗，「錯誤耽延，在所不免」，讓皇帝抓到自己的辮子。

凡事過猶不及。張廷玉的官已經做到了極致了：身仕三朝，功名利祿達到極致，張家一門也都安排得妥妥當當。兩個弟弟張廷璐、張廷緣分別官至禮部侍郎和內閣學士，兩個兒子張若靄和張若澄也都入值南書房和軍機處，參與機要。「一門之內，朝紳命服，輝映閭裡，天下榮之。」為官如此，夫復何求？

臣術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平安降落。沒有這一條，那麼其他方面再成功，也不過是一場春秋大夢而已。因此，退休的念頭越來越強烈地出現在張廷玉心中。

乾隆十三年正月，張廷玉進宮出席皇帝為近臣舉行的一次新年宴會，宴會後他得到與皇帝私下談話的機會。乾隆十一年以後，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了。機不可失，他趁皇帝情緒不錯，提出自己「年近八旬，請得榮歸故里」。

張廷玉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皇帝會痛快地批准他的這個請求。

沒想到，皇帝拒絕了他。乾隆從來沒有想到一貫勤勤懇懇的張廷玉會提出退休的要求。雖然張廷玉已經不能承擔繁巨的工作，但畢竟他的政治經驗還是十分豐富的，在朝中作為顧問，對大清政治不無裨益。因此，皇帝回答說：「卿受兩朝厚恩，並且奉了皇考的遺命，將來要配享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就是說，你死後享受配享太廟，和皇帝一起吃冷豬肉的最高榮譽，生前怎麼能貪圖逸樂？

只有功高蓋世、純無瑕疵的名臣，才能「配享」太廟。一旦得到「配享」之榮，必然永載史冊。因此，獲得這項殊榮的人就應該死而後已，為國家貢獻出全部力量。

素來縝密的張廷玉對皇帝的這個問題已有所準備。他叩了一個頭，引經據典回答說，七十懸車，古今通義。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只有及時退步，才能保此身榮。況且宋明兩朝也有享受配享榮譽的大臣退休回家的，比如明太祖就允許劉基回了老家。

這句話，讓皇帝一下子不高興了。

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對「臣節」要求最嚴的皇帝。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乾隆希望自己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同時，他也認為每個大臣都應該以最高標準來要求自己。

乾隆皇帝與雍正皇帝的性格頗為不同，對張廷玉的觀感也大為不同。

雍正皇帝為人雖然陰鷙多謀，但是性格中卻有天真淋漓的一面，經常有衝動急躁之舉，與周密細緻、耐心極好的張廷玉性格互補，因此君臣相得之感極強。雍正對張廷玉，不僅有才華上的利用，還有性格及人格上的欣賞，在他看來，張廷玉算得上是歷史上少有的忠心赤膽的純臣。所以，他才在遺囑中給了張廷玉以有清一代漢族大臣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殊榮：

大學士張廷玉，器量純全，抒誠供職……其功甚巨。大學士鄂爾泰，志秉忠貞，才優經濟……洵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終不渝。將來二臣，著配享太廟，以昭恩禮。

這是雍正對張廷玉情誼深厚的最好證明。

然而乾隆皇帝對張廷玉的印象與雍正相當不同。俗話說惺惺相惜，但精明人有時最排斥的就是和自己差不多精明的人。乾隆和張廷玉一樣，都是極為世故的玲瓏多竅之人。所以對於張廷玉，乾隆一眼就看出了他身上的「巧」和「滑」。

在清代帝王中，乾隆是對滿漢之分看得很重的一個。在他看來，滿族大臣雖然身上會有種種缺點，但是畢竟「淳樸正直」，與皇帝一心一德，對主子死心塌地。而漢族人則心眼太多，居心巧偽，「習尚澆漓」，他們太會做官，太會做人。凡事都從自己出發考慮問題，總是把個人利益置於君主和國家利益之前，因此讓人不能完全放心。張廷玉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張廷玉的應對進退，表面上淡泊大公，背後卻心機極深。他雖然勤勉盡責，功勞不小，但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畢竟是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只不過這種動機被極高的手腕消弭得無形無色而已，因此算不上「純臣」。主動向皇帝請求退休這件事，就再分明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

就像對父親的許多做法都不以為然一樣，對於父親給張廷玉如此高的政治榮譽，乾隆一直有些不舒服。乾隆表面上對父親的每一項遺命都奉之必謹，因此對鄂張二人刻意加以尊重。但是兒子和父親常存在著一種莫名其妙的競爭心理，父親在遺囑中公然為張廷玉背書「可保其始終不渝」。而在下意識裡，乾隆一直在抓張廷玉的小辮子，以向父親的在天之靈證明，您老人家看走眼了。

乾隆認為張廷玉的這句話說明他對自己的忠誠度和個人感情，遠不及對雍正皇帝。正是因為把自己當成不可依靠之主，擔心會在乾隆朝落得「不測之局」，所以才要抽身退步，離皇帝而去。

這讓皇帝很不痛快。天生好辯的乾隆開始拿大道理壓人：劉基並非主動求退，而是被明太祖罷斥回鄉。為人臣者，當法始終如一的藎臣。比如諸葛亮，就為皇帝效忠一生，這才是大臣的最高境界。

張廷玉奏對之際，總是思維敏捷。他立刻說，諸葛亮遇到了戰爭時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是不得已。自己則幸遇到太平明主，不可同日而語。希望在太平時代，能享受到林下之樂。

張廷玉一貫溫文爾雅，惜言如金，今日這樣堅持己見，引經據典，讓乾隆覺得十分意外，也一下把他的辯興提起來了。乾隆又犀利地說，真正忠君之大臣，不論什麼境遇，都會一心不變。比如皋夔、稷契得遇盛世賢君，龍逢、比干則遭逢亂世暴君，處境不同，然忠誠之心相同。

張廷玉立刻聽出了乾隆的弦外之音，這不分明是說自己不夠忠誠嗎？皇帝出言如此之重，他不敢再接話茬兒了，於是「免冠叩首」「嗚咽不能自勝」。

乾隆看他這個樣子，也不忍心再說什麼了，招呼小太監：「把張先生扶出去休息吧。」

張廷玉沒想到自己的請求遭到了皇帝如此明確的拒絕。他更沒想到的是，皇帝不僅僅當面拒絕了他，還在第二天，將君臣間的這一番爭論公佈於天下。

乾隆為人極其好勝。張廷玉一哭，讓皇帝準備好的滔滔辯詞卡在喉嚨，不吐不快。第二天，他遂降下長篇諭旨，向全體大臣詳細講述了此事，並將這件事提到了「臣節」的高度。

皇帝說，作為得到了配享榮譽的大臣，自然應該為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應該有任何私心雜念。如果把做官作為獲得個人利益的工具，時勢對自己有利，就全力營求；時勢不利於自己，就主動求去，以保榮避禍，這就是典型的巧宦行為，而不是純臣心術。

乾隆暗指張廷玉對自己感情不深：「日日同堂共處的朋友，一旦遠離，尚有不忍。何況君臣的情誼這麼多年，更應該不忍離去。張廷玉精采不衰，應務周敏，不減少壯。如果一心想以泉石徜徉為樂，怎麼對得起諸葛亮鞠躬盡瘁之訓耶！」

在這篇諭旨的最後，乾隆把這件事提到了君臣大義的高度：

「如果卿恐怕有人議論你戀棧，因有此奏，還可以理解。如果說人臣事君之義，就當如此，則大不可……為人臣者，斷不可存此心。」

「如果預以此存心，必將漠視一切。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視，年至則奉身以退耳！誰復出力為國家圖庶務者？此所繫於國體官方人心世道者甚大。」

這篇上諭，含量非輕。前代君臣，或有師友之誼，而到了清代，只剩主奴之義。作為奴才，只有干到嚥氣的那一天，怎麼能提前獲得自由權？朱元璋以一篇「寰中士大夫不為所用詔」取消了士人們不做官的權利。而乾隆則通過這篇諭旨取消了大臣的「退休權」。

張廷玉萬萬沒想到，自己為愛新覺羅家族祖孫三代服務五十年，換來的是這樣一個評價。

受到如此嚴厲的批評，張廷玉心驚膽戰，只好打點精神，繼續到朝中點卯。不久之後，就遇到了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風暴。

從乾隆十三年的官場風暴開始，乾隆對大臣的態度從「以禮待之」漸漸變成了頤氣指使，呼來喝去，動輒痛罵訓斥，任意挫辱。只有對張廷玉，他還竭力維持著表面上的最後一絲禮貌。不過，乾隆十三年的兩次處分已經使張廷玉嚇破了膽。這兩次處分對別人來講，可能不算什麼。但是對做了四十多年官保持著未犯過一次錯誤紀錄的張廷玉來說，精神打擊卻分外沉重。他日夜提心，時時吊膽，健康大減，老態更增。年近八旬的他牙齒掉得差不多了，老年斑已經遍佈面頰。沒有人攙扶，已經無法長距離走路了。

張廷玉的身體變化，乾隆當然看在眼裡。他發現張廷玉這一年老得太快了，思維明顯不如以前清楚，說話有時也顛三倒四。乾隆皇帝看著張廷玉從警敏周密、精力超人的中年能臣變成眼前這個老態龍鍾、幾近廢物的老臣，心中也不免感歎歲月無情。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在一次君臣談話中，皇帝關心地問起張廷玉的身體。張廷玉趁這個機會，詳細陳說衰疲之狀，再次試探著提出了退休。

乾隆沉吟了一下，說，我再想想，你先退下吧。

惻隱之心使皇帝破例改變了以前的決定。這個張廷玉，固然為人有取巧的一面，但是四十多年勤奮敬業始終如一，為愛新覺羅家的家業如此不惜心血，在史上也確實罕見。如今春蠶絲盡，不如放他歸去享幾年清福吧。於是皇帝發佈諭旨：「（張廷玉）乃自今年秋冬以來，精采矍鑠，視前大減，蓋人至高年，閱歲經時，輒非曩比。召見之頃，細加體察，良用惻然……強留轉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實又不忍出諸口」，因為「座右鼎彝古器，尚欲久陳幾席，何況廟堂元老，誼切股肱？」皇帝派人把這道諭旨送到張府，說是否真要退休，聽他自行抉擇。

這道諭旨典型地體現了乾隆的風格，即把所有的道理都把握在自己手中，讓自己處於永遠正確的進退自如之地，而置他人於極難應對的地步。文字中他既表現了對張廷玉身體的關心，又說「去之一字實不忍出諸口」，表明了皇帝對臣子依依不捨。他想考驗一下張廷玉如何回復。

按乾隆的設想，老練過人的張廷玉接到這道諭旨之後，應該善加揣摸，寫上一道奏折，一方面詳述自己確實老病，難於支持；另一方面又深切表達自己犬馬般依戀主人的心情，說自己也實在不忍離開皇帝，雖然身體衰弱如此，也決心守在皇帝身邊，直至死去。

如果這樣，乾隆就可以再發諭旨，說他讀了張的奏折，十分感動。張的忠心可為天下人臣之表，而皇帝關愛有功老臣，特命張榮歸故里，享泉林之樂。這樣，君臣一場，彼此應對都十分精彩漂亮，足以為天下後世所法，載入史冊，也是一段佳話。

怎奈張廷玉太老了，已經不復當年的精明。他見到皇帝的諭旨，以為皇帝已經默許了他的請求，大喜過望，當即上奏謝恩，說準備明年春天起程。

看到張廷玉的回復，皇帝歎了一口氣。這老頭是老糊塗了，還是對自己真的沒有一點感情？不過皇帝還是表現出難得的寬容和善意。他想與張廷玉有始有終。因此，皇帝優詔褒答了張廷玉，賜給他許多珍寶器物，准許他以「原官致仕」。在上諭中，皇帝還充滿感情地期待十年以後，「朕五十正壽，大學士亦將九十，輕舟北來，扶鳩入覲」，君臣重新見面敘舊。

截至這個時刻，張廷玉的一生可以說無可挑剔，享過榮華富貴，及時平安降落，死後名垂千古。這是幾千年來大臣能做到的最高境界。

可惜，人生往往就是那麼難以捉摸。

在鄂爾泰死後，張廷玉在朝中並非一枝獨秀，而是又出現了一位勢均力敵的政治對手——大學士史貽直。此人與張是同年進士，但前期仕途遠沒有張氏順利，嫉妒之心使他轉投鄂爾泰門下。鄂爾泰去世後，群龍無首的鄂黨中的許多人聚集在他的身邊，一時之間他成了鄂黨的隱形領袖，終日以編排指摘張廷玉為事。自乾隆十三年張廷玉請求退休時起，他就開始大肆在朝中宣揚張廷玉並沒有什麼豐功偉績，沒有資格配享太廟，並多次在乾隆面前陳說其辭。

申請退休成功後，一塊大石頭落地的張廷玉又想起了另一個問題：皇帝上一道諭旨說過，「從祀元臣，豈有歸田終老之理？」史貽直又一直鼓動皇帝取消自己的配享資格，那麼，自己這次回到江南之後，身後還能不能得到配享的榮譽呢？

從皇帝對自己的親切態度看，應該沒有大問題。可是皇帝諭旨中畢竟沒有明確宣佈這一點。如果自己退居林下，在朝廷中沒有了影響力，史貽直在皇帝面前再進讒言，乾隆耳朵根子一軟，那麼自己可就沒法吃到太廟的冷豬肉了。

想到這裡，他開始輾轉反側起來。

在家中猶豫了多日，他終於下定決心，豁出老臉，進宮面見皇帝，請求皇帝給一個明確的表示，以杜絕史貽直等人的奸謀。

在以前，這樣的舉動張廷玉絕對是做不出來的。以「淡泊」「謙退」聞名的他一生從來沒有為自己請求過任何恩榮。做出這個決定，可見人到老年，智力結構確實會發生很大變化。

冒著深冬的嚴寒，張廷玉由兒子攙扶著，顫顫巍巍地再一次進入紫禁城，跪倒在皇帝面前，說明了自己的憂慮，「免冠嗚咽，請一辭以為券」。

聽完了張廷玉的哀哀請求，乾隆十分詫異，也十分不快。他從沒想到這位老臣會提出這樣的要求。自己從來沒有說過不准他配享，他提出這個要求，明擺著是信不過自己。

不過，送佛送到西，為與父親留下的這位三朝元老有始有終，創造君臣相得的一段佳話，他就破例再開一次恩，給他寫個保證書吧！

皇帝同意發佈恩准張廷玉配享的詔書。但回頭越想，心裡越不是滋味，他寫了一首意味深長的詩給張廷玉：

造膝陳情乞一辭，動予矜惻動予悲，

先皇遺詔惟欽此，去國余思或過之。

可例青田原侑廟，漫愁鄭國竟摧碑，

吾非堯舜誰皋契？汗簡評論且聽伊。

這首詩大有深意。大意是說：你到我面前，跪地陳情，請我給你一個保證。這一舉動，令我不免起了惻隱之悲心。先皇的遺詔，我當然會遵守，原本沒有什麼疑問。你離開京城，回到老家，也許會心有所思。我特准你像劉伯溫那樣，既退休，又可配享。你是否怕我會像唐太宗那樣，親手給魏征寫了碑文，又親手砸了它。我並非堯舜之君，不知道誰可配得上皋夔之臣？將來歷史怎麼評價我們君臣，還是隨它的便吧！

這首詩語氣相當不祥。結尾那兩句分明是說，你的功績原非皋夔那樣盛大，父皇讓你配享，是對是錯，我也說不清楚。這純粹是負氣之語。

得到了榮譽保證書的張廷玉興奮之下沒有因皇帝的這首詩太影響心情。他心中所有的石頭都落了地，終於可以睡個安穩覺了。皇帝破例施恩，按例第二天他應該親自進宮謝恩。只是近八旬之人，昨天為進宮，已經折騰了一天，在皇帝面前又應對良久，消耗乾淨了積攢了幾十天的精神。回來後頭暈眼花，身上已經沒有一絲力氣。因此第二天他沒能起來，因命其子張若澄代他到宮門謝恩。

沒想到這個小小的疏忽惹來了大禍。

張廷玉一生，對於君臣之禮，恪守極嚴。四十多年日日伴隨在皇帝身邊，從來沒有在禮數上犯過一次錯誤。因此，乾隆原以為，張廷玉第二天一早一定會早早來面見謝恩。誰料前來的只是張的兒子。本來已經對張廷玉不滿到了臨界點的乾隆皇帝勃然大怒。

張廷玉沒有親來，乾隆認為這一事實證明了他的設想：張廷玉對皇帝並沒有真情實感，或者說，沒有絲毫感情。在其所有要求一一得遂之後，就視皇帝為陌路，連見皇帝一面都不願意了。

積累已久的怒火在這一瞬間被點燃。當天下午，皇帝命軍機大臣寫旨，令張廷玉「明白回奏」是怎麼回事！

當日在軍機處辦事的大臣是傅恆和汪由敦二人。汪由敦是張廷玉的門生，與張廷玉關係極深。他明白皇帝這次發火非同小可，連忙派小廝到張府，把這一消息傳遞過去，讓張廷玉有所準備。

張廷玉不知是老糊塗了還是嚇糊塗了，他做出了一個小孩子才能做出來的舉動：第二天一大早，天還沒亮，他就強支撐著，跑到了宮中，叩頭請罪。這真是一個再愚蠢不過的舉動。因為此時皇帝命他明白回奏的諭旨還沒有發到張家。此舉明白地告訴了皇帝，有人向他傳遞了皇帝發怒的消息。

軍機大臣向張廷玉洩露消息，此舉無疑是朋黨積習的一大暴露。沒想到自己打擊朋黨十多年，居然還有人如此大膽，做出這樣明顯的黨護之舉。皇帝的怒火升騰到了極點。他當面把張廷玉痛罵了一頓，把張趕走之後，他仍不解氣，花了一天時間，親自繕寫了一篇上諭，公佈天下。上諭中說：

今日黎明，張廷玉即來內廷，此必軍機處洩露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來，何以昨日不來？

……張廷玉立朝數十年，身居極品，受三朝厚恩，而當此桑榆晚景，輾轉圖維，惟知自便。未得則求歸自逸，既得歸則求配享叨榮，及兩願俱遂，則又視若固有。意謂朕言既出，自無反汗，已足滿其素願，而此後再無可覬之恩，亦無復加之罪，遂可恝然置君臣大義於不問耳。朕前旨原謂配享大臣不當歸田終老，今朕憐其老而賜之歸，是乃特恩也。既賜歸而又曲從伊請，許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則有請必從，而彼則恬不知感，則朕又何為屢加此格外之恩，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群臣也乎。試問其願歸老乎？願承受配享恩典乎？令其明白回奏。

……今日張廷玉之早來，則其情形顯然，朕為天下主，而今在廷大臣，因師生而成門戶，在朝則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門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

……朕嘗謂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濫邀，若居心稍有不實，則得罪於天地鬼神，必致敗露。張廷玉一生蒙被異數，即使詐偽亦可謂始終能保。乃至將去之時，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出於情理之外，雖欲曲為包容，於理有所不可，豈非居心不實之明效大驗耶？天道之顯著如此，為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乎？可不知所改悔乎？

這道上諭講了這樣幾層意思。

一、既批准退休，又配享太廟，這是非常隆重的恩典。張廷玉理當親自前來謝恩，即使衰病不堪，也應該強撐病體而來。張之不來，明顯是視此「莫大之恩」為他應得的，是先皇許下的，與當今皇上沒有關係。當今皇上既然下了保證，那麼今後必有反汗之理，自己從當今皇上處所得到的好處也就到此為止，今後彼此漠不相關了。

二、張廷玉要求皇帝下保證書，明顯是信不過皇帝。這是皇帝生氣的最主要原因：「夫張廷玉之罪，固在於不親至謝恩，尤在於面請配享。」

三、張廷玉急於求歸，是對新皇帝沒有感情，「恝然置君臣大義於不問」。張廷玉之請求退休，在沒有龍鍾之前。可見他視自己的進退出處比朝政重要，對皇帝不夠忠誠。在為官一世，「貲產足贍身家」的情況下，以「容默保位為得計」。

四、張廷玉頭一天不能親來謝恩，第二天卻早早跑來，「此必軍機處洩露消息之故」。由此他想到汪由敦是張廷玉舉薦來代替自己任大學士之位的，汪因此加以回報，這是明顯的結黨營私行為。他說，張臨走前在皇帝身邊安插親信，「留星替月」，實在陰險。

這道諭旨徹底撕破了乾隆對張廷玉「優容」的面紗，露出了隱藏多時的獠牙。張廷玉被嚇得六神無主，在回奏的折子中極盡自責地說：「臣福薄神迷，事皆錯謬，致干嚴譴，請交部嚴加議處。」

按照皇帝所列四條大罪，不但張氏被罷官丟爵在所難免，身繫牢獄加以窮追也未可知。一旦興起大獄，則牽連張黨眾人，完全有可能掀起一場席捲天下的政治風潮。不過皇帝不想在此時搞一個全國性運動。

接到張廷玉言辭卑切的回奏，怒氣有所發洩之後，他又發佈上諭說，自己一直努力包容張廷玉，這次嚴旨斥責張廷玉，主要為打擊結黨之習，並不是真要打倒他個人：（張廷玉與軍機大臣通消息之事）如果嚴訊，一定水落石出。但朕即位以來，一直包容張廷玉至此，何必因此興起大獄。但是此事不可不辯明，為何？因這關係到植黨營私的大問題……朕是何如主而能容大臣們如此植黨樹私？此等伎倆竟然敢在我面前擺弄？張氏馬上就要退休，我再包容他一次也不難，但是我不把這件事講明白，他不但不知我保全他的深恩，還一定以為我中了他的計謀……如今張廷玉既然已經認錯，我念他畢竟是三朝老臣，不想加以大罪。

不過，既然撕破了臉皮，皇帝索性把十幾年來對張廷玉忍住沒說的話都說了出來，他直截了當地指出，張廷玉實不當配享太廟：「試思太廟配享，皆佐命元勳，張廷玉有何功績勳猷而與之比肩乎？」……張廷玉所長不過是勤快謹慎，當了一個好秘書。鄂爾泰尚有平定苗疆之功，張廷玉實在沒有什麼能拿出手的記錄。

把張廷玉弄得灰頭土臉、名譽喪盡之後，皇帝筆鋒一轉，又說，雖然張廷玉不配配享，但是他做皇帝，向來仁至義盡，只許別人對不住自己，自己決不會對不住別人，所以並不剝奪張氏配享之資格，因為配享是先皇所賜。但伯爵是自己所賜的，張廷玉對自己既然沒有感情，何必要給他，因此要削去張的伯爵，以示懲罰。「朕不雲乎：張廷玉忍於負朕，朕不忍負張廷玉。朕之許張廷玉予告，原系優老特恩，明綸甫降，朕不食言。其大學士由皇考時簡用，至今二十餘載，朕亦不忍加之削奪。配享，恭奉皇考遺詔，朕終不忍罷斥。至於伯爵，則朕所特加，今彼既不知朕，而朕仍令帶歸田里，且將來或又貪得無厭，以致求予其子者皆所必有，朕亦何能曲從至是。著削去伯爵，以大學士原銜休致，身後仍准配享太廟。」

這篇奇文，把對父親遺命和張氏的不屑表達盡致，卻又理直氣壯，迴旋往復，三復其說，盡逞辯才。

張廷玉一生的臉面，付之東流。辛苦一生，希望的是平安收場，沒想到最終卻弄得這樣尷尬難堪。志灰神喪，心驚膽戰之餘，他只想趕快回鄉，遠離這個是非之地。乾隆十五年（1750年）春天，他便遵乾隆「明春回鄉」之旨，收拾打點京城的一切，應該送人的送人，應該變賣的變賣，準備早早登上返鄉之程。

不料越著急，事情越有意外。乾隆十五年三月，就在張廷玉已經寫好了給皇帝的奏折馬上要起程之時，遇到了皇長子永璜去世。

張廷玉曾經做過永璜的師傅，有師生之誼，因此必須參加喪禮。在一次又一次行禮如儀之後，好容易熬過了初祭，喪禮算是告了一個段落。張廷玉於是向皇帝上奏，要馬上起程。

不料這道奏折又一次令皇帝勃然大怒。乾隆對這個長子很重視，長子之喪令皇帝十分傷心。皇帝心情不好，就要拿大臣出氣。張廷玉很清楚乾隆的這個脾氣。只不過他沒有想到，這一次是自己撞在了槍口上。心情失常的皇帝說，皇長子才過初祭，喪服未除，張廷玉就要南還，可見其人內心並不悲痛，也可見對皇室並不忠誠。

乾隆又一次降下諭旨，舊事重提，認為毫無忠心的張廷玉不夠配享資格。皇帝說，張廷玉在雍正年間，不過是一個稱職的秘書；在乾隆年間，也不過是旅進旅退，毫無建白，毫無贊襄。朕之對他一再姑容，不過是因為他資格老，所以把他像父親傳下來的「鼎彝古器」那樣擺在朝堂之上，做做樣子而已。

在這篇諭旨之後，乾隆還把歷代配享之臣開了個名單，送給張廷玉閱看，並讓他明白回奏，自己配不配得上配享之榮？這個配享的資格自己還想不想要？

皇帝忽晴忽雨，忽左忽右，將八十歲的老臣玩弄於股掌之上，使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飽嘗羞辱的張廷玉只好回奏說：

臣老耄神昏，不自度量，於太廟配享大典，妄行陳奏。皇上詳加訓示，如夢方覺，惶懼難安。復蒙示配享諸臣名單，臣捧誦再三，慚悚無地。念臣既無開疆汗馬之力，又無經國贊襄之益，縱身後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當增愧。況臣年衰識瞀，衍咎日滋。世宗憲皇帝在天之靈，鑒臣如此負恩，必加嚴譴，豈容更侍廟廷？

敢懇明示廷臣，罷臣配享，並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濫邀，臣亦得安愚分。

事件的結果當然一目瞭然：廷臣集議，大家一致認為張廷玉不應配享。於是張廷玉被皇帝明令取消配享資格，灰溜溜回到了老家。為了配享，張廷玉奮鬥了一生，沒想到最後還是栽在了這個上面。

回到老家的張廷玉心神俱疲。從動了退休的念頭開始，張廷玉就不斷設想自己「衣錦還鄉」的時刻。沒想到，想像中風光的「衣錦還鄉」到頭來竟然變成了這樣尷尬的場面。地方大員為了避嫌，無一人出面迎接，只有一位侄子率幾位家人，把他接進了老屋。

少小離家老大回，再度踏上故鄉的土地，他卻只有揮不去的羞愧。辛苦工作了一輩子，最終卻丟了伯爵和配享兩項榮譽。他深閉家門，很少見客。在家中整整休息了一個月，才有心情扶了支竹杖，外出踏訪。好在故鄉的水土是對走到生命末路的老年人最好的安慰。幾個月過去，他的精神漸漸恢復，心情也日見開朗起來。

然而，噩運卻並不甘心到此為止。張廷玉精神剛剛好轉，朝廷中又出了一件禍事：他的親家四川學政朱荃，在母親去世後，為了掙點「考試補貼」，居然隱瞞母喪消息，「匿喪趕考」，為御史儲麟趾所參。

這件事發生得真不是時候。皇帝又一次想起了張廷玉，因為朱荃在仕途上起步，就是因為受了張廷玉的舉薦，何況張後來又和他做了兒女親家。這樣一個品行卑污之人居然受了張的舉薦，可見張廷玉並不像他自己所說那樣「清白」，乾隆十四年間，張氏難保不曾在別的事上欺騙過他。在處理了朱荃後，乾隆又發佈諭旨，說張廷玉舉薦此人，並與之結親，是在乾隆年間，「在雍正年間，伊必不敢如此」。張氏平日謹慎，深通遠禍之道，在雍正年間不會做出這樣的事。而在乾隆年間，竟敢漫無忌憚至於如此，這不是明擺著是藐視朕躬嗎？他命張廷玉老實交代，與這樣的卑污小人「公然與為姻親，是誠何心」？

連與人結為兒女親家都成了罪過，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皇帝對張廷玉的嫌怨之情，溢於言表。

絕不容眼裡摻一點沙子的皇帝決定，收回以往三代皇帝對張廷玉的一切賞賜，以示懲罰：

張廷玉深負三朝眷注之恩……豈容其冒叨寵繼。所有歷來承受恩賜御筆、書籍，及尋常繼賞物件，俱著追繳。

皇帝派出自己信任的內務府大臣德保，去執行這個任務。在派出之際，特意把他召入宮內，秘密叮囑了一番。

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月，欽差大臣德保來到了張家。張廷玉率領全家，跪在門口迎接。他早早遵旨，把三朝皇帝賞賜給他的字畫、珠寶、衣服器物收拾到一起，準備交給德保。誰也沒有想到的是，德保不但帶了十多名隨從，還從知府那裡，借來了200名兵丁。這200名軍人事先顯然準備充分，進了張家，不由分說，以查找是否還有遺漏的賞賜物為名，開箱砸鎖，挖地三尺，居然抄了張廷玉的家。

好在張廷玉持身之謹並非虛言。抄家過程證明張廷玉持身清正，並無太多財產。

不過，德保卻帶走了抄家過程中翻出來的所有帶文字的東西：書籍、文章、信件乃至便條。

原來，派德保出京之前，皇帝秘密囑咐，到了張家，一定要借查找皇帝賞賜字畫之名，嚴格檢查張廷玉的私人文件及藏書，看看其中有沒有對乾隆的怨望之詞。

在細細審查了之後，德保一無所獲，他對這位張閣老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作為一個文臣，誰也保不住會用文字發洩發洩心情，在書信日記中品評品評人物，說幾句牢騷話。特別是那些參與過中樞政務的大臣，回家之後，都愛寫寫回憶錄，記錄點高層政治的秘密。但是張廷玉卻沒有這樣做。在他的數百封私人書信中，沒有一字涉及政治。張廷玉確實編了一本年譜，記載了自己政治生涯中的大事。不過，這本年譜中，他只是詳細記載了三朝皇帝對他的「恩遇」「賞賜」，雖然細到哪一天皇帝說過哪句讚賞他的話，哪一天賞了他什麼食物，卻沒有一字對朝政的品評，也沒有一字涉及政治機密。德保雖然素知張廷玉以謹慎聞名，不過他沒有想到，張氏會謹慎到如此程度，這位三朝老臣真是成了精了。要知道，這次抄家，如果稍有把柄被抓住，張氏就必然要身首異處。

由收繳賞賜之物變成了抄家，這一舉動引得舉國驚疑。毫無收穫的皇帝也覺得這事做得沒有什麼意思，後來不得不下了道諭旨，說是德保弄錯了皇帝的旨意，他並沒有命人抄家。不過，大家都心知肚明，抄家是何等大事，德保不弄清楚，怎麼敢貿然行事？就算德保是真的糊塗弄錯了，乾隆必加嚴譴，何能不追究責任？事實明擺著，就是皇帝想置張廷玉於死地。

雖然逃過了一死，但既經抄家，張廷玉名譽也就徹底掃地。皇帝命張廷玉交代與朱荃這樣的卑污小人「公然與為姻親，是誠何心」？除了服罪，他更復何說？於是他上奏皇帝說：「臣負罪滋深，天褫其魄，行事顛倒。自與朱荃結親以至今日，如在夢昧之中，並無知覺。今伏讀上諭，如夢方醒，恐懼驚惶，愧悔欲死，復有何言？乞將臣嚴加治罪。」

皇帝把張廷玉的奏折交給大臣們公議。大臣們一致認為，張廷玉犯了如此嚴重的錯誤，自然應該「革去職銜，交刑部定議，以為負恩玩法者戒」！

皇帝畢竟是「寬仁之主」，發佈上諭，寬免張廷玉的「罪過」，但免不了借題發揮，對張廷玉又痛斥一頓：張廷玉身負三朝重恩，遭遇之盛，罕有倫比，而且得到了配享太廟之榮譽，應該何如感激報效。即使年紀衰憊，也應該依戀闕廷，鞠躬盡瘁，不忍言去。不料他平時則容默保位，及其年老，不能再營私，就一再要求歸榮鄉里。對於君臣大義，並不在心上。以如此存心，不惟得罪於朕，並得罪於皇考。所以天地鬼神，顯奪其魄，讓他一生的居心行事，至此盡行敗露。張廷玉罪過實屬重大，即使罷了他的官爵，加以嚴譴，也不為過。至於他黨援門生，及與呂留良案內之朱荃聯為兒女姻親之罪，在他反倒是小過了。不過既經罰款，並且令人追繳了賞賜給他的諸物件，已足以表示懲罰。如果如大臣們所議，將他革職治罪，我並不同意。在張廷玉忍於負朕，自所應得，而朕心仍有所不忍，著從寬免其革職治罪，以示朕始終矜宥之意。

經過這場問罪，張黨完全被擊垮。張廷玉名譽喪盡，門生故吏各尋出路，如樹倒猢猻散，連吳士功這樣的死黨也去投奔了史貽直。乾隆打擊朋黨，終於以全勝結局。

修煉了一輩子臣術，最後還是一敗塗地。經此打擊，張廷玉徹底灰心喪魄。他日日兀坐家中，終日不發一語。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家中苟活了五年，張廷玉終於死了。

消息傳來，乾隆也感到一絲悲痛。畢竟他們君臣相處了十四年，回想起張廷玉一生的所作所為，他感覺自己對張廷玉確實苛刻了點。畢竟，張廷玉為大清辛辛苦苦工作了近五十年。皇帝做出眷念老臣之姿態，宣佈寬恕張廷玉的一切過失，仍然命他配享太廟。恤典如常，謚文和。太廟那塊冷豬肉，皇帝惡作劇般反覆折磨多次後，終於又擺到了張廷玉的嘴邊。只不知張廷玉是否死後有知。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皇帝寫了一系列懷舊詩，懷念自己駕下的五位大學士。其中關於張廷玉的一首詩曰：

風度如九齡，祿位兼韋平，

承家有厚德，際主為名卿。

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

述旨信無二，萬言頃刻成。

繕皇祖實錄，記注能盡誠，

以此蒙恩眷，顧命配享行。

及予之蒞政，倚任原非輕，

時時有贊襄，休哉國之楨。

懸車回故里，乞言定後榮，

斯乃不信吾，此念詎宜萌。

臧武仲以防，要君聖所評，

薄懲理固當，以示臣道貞。

後原與配食，遺訓敢或更，

求享彼過昭，仍享吾意精。

斯人而有知，猶應感九京。

在詩注中解釋最後兩句時，乾隆說，張廷玉雖有過，余仍不加重譴，仍准以大學士銜休致。及其既卒，仍令配享太廟。余於廷玉曲示保全，使彼泉下有知，當如何銜感乎？

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張廷玉雖然犯了錯誤，我仍然沒有嚴厲懲處，仍然准許他以大學士的官銜退休。及至他去世，我仍然令他配享了太廟。我對張廷玉如此優容保全，如果他地下有知，不知道會怎麼感激涕零？

第五章 盛世之巔

一 「以民為本」

除了驅敵拓土之外，平定新疆戰爭的另一個意義是它的標誌性。它標誌著乾隆盛世達到了「全盛」，也就是基本完美無缺的階段。中國歷史上這最後一個盛世，人們通常稱為「康乾盛世」。事實上，康熙和雍正的統治還稱不上完美。直到乾隆新疆戰爭之後，清王朝在各個方面全面實現了對歷史的超越，進入無可挑剔的「全盛」。

雖然對官員嚴酷苛刻，但乾隆對平民百姓卻十分仁慈。這一點與朱元璋非常相似。

乾隆的天性中，有繼承自母親的善良。小時候宮中小動物死亡，他經常會淚流不止。雍正在遺詔中稱乾隆「秉性仁慈」，並非虛譽。雍正甚至因此一度擔心乾隆是否過於仁柔，以至於不能勝任皇帝這個職務。

從小接受的帝王教育，把「重農」「憫農」思想牢牢地刻進了乾隆的腦海裡。雖然生長於深宮之中，他卻對農民生計之艱辛有頗多瞭解。學生時代，他寫過許多首以「愛民」為主題的詩歌。嚴冬之夜，他倚坐在紫禁城暖閣的爐火邊，聽著窗外北風呼嘯，驀然想起城外茅屋裡的窮人會怎麼熬過這個寒夜：「地爐燃炭暖氣徐，俯仰丈室慚溫飽。此時緬想饑寒人，茅屋唏噓愁未了。」

隨父親外出謁陵打獵時，他看到農民正在地裡秋收，揮汗如雨，遂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吾聞四民中，惟農苦莫若。有年谷價低，歉年委溝壑。即今豐稔收，租重主人索。益信為政者，仁民最先著。」

這些詩歌中的拳拳之意，較以寫憫農詩著名的李紳等並不多讓。雖然在學生期間形成的許多政治理念，在後來漫長的政治實踐中被大幅修正，但憫農重農思想，卻始終如一。直到乾隆五十三（1788年）年，年逾古稀的皇帝還親筆臨摹了南宋畫家李迪的《雞雛待飼圖》，然後命刻印多份，發給各地官員，讓他們「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

因為對民生的關切，所以乾隆對水旱災荒特別關注。各地的天氣和收成時時牽繫著乾隆的心。史料表明，乾隆一生多次因為災情而流淚。

有一年，安徽太湖縣受災，災民在野外掘野菜時掘得一種「黑米」，數量甚大，摻在其他糧食中，可以用來充飢。乾隆得知後，命地方官把這種「黑米」呈上一些，自己親口嘗試後，不禁潸然淚下：

挖蕨聊餬口，得米出不意。

……

並呈其米樣，煮食親嘗試。

嗟我民食茲，我食先墜淚。

……

郵寄諸皇子，令皆知此味。

他把這些「黑米」分別寄給幾位皇子，讓他們瞭解民間疾苦。

乾隆多次說，救災是「國家第一要務」，「賑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務」，告誡地方官員「第一應戒諱災之念」。他當政幾十年間，始終堅持這樣的原則：「向來督撫中失察掛誤處分，朕常加寬免。或有諱災之事，朕必重治其罪。」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乾隆元年（1736年），他即位不久就因隱匿災情不報，而罷了甘肅巡撫許容的官。乾隆七年（1742年），兩江總督那蘇圖也因匯報災情不實而受到皇帝的嚴厲申飭。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東德州發生大水。大雨一連下了七晝夜，德州居民扶老攜幼，紛紛攀登城樓，在城牆上生活多日。由於城中乏糧，百姓饑困，哭聲震天。

其時德州城中的最高官員山東督糧道顏希深出差到省城辦事，城中沒有主事之人。雖然官倉中有糧，也無人敢決定放賑。顏希深七十多歲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聽到饑民的啼哭之聲，詢問署中人員為什麼不放糧。署員說，放糧乃是國家大政，必須等顏道員回來後奏請上級批准才行。否則擅動倉谷，處罰極嚴。不但要丟官，還需要補賠。

何老太太聞聽，勃然大怒，說：「此何時也！猶拘泥於常法乎？況德州距離省城甚遠，如果等我兒子回來，再經詳奏核覆，那麼數十萬災民都將成餓殍矣！你們無須憂慮，馬上開倉放賑，以解倒懸。如果將來朝廷怪罪下來，一切由我兒子承擔。如果要賠償，我願盡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償。」

在老太太的力爭下，倉庫管理人員終於打開了糧倉，數十萬饑民得以全活。

消息傳到省府，山東巡撫非常震驚。他們以擅動倉谷，蔑視國家體制，加以舉報。皇帝得知此事憤然批道：「有這樣的賢良母親和好官，為國為民，權宜通變，巡撫不但不舉薦，還要彈劾，怎麼能鼓勵那些為國考慮者！」皇帝降旨，已動用的倉谷，准許作為正項開銷，無須賠補，並且特別賜給顏母三品封誥。從此，皇帝對顏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顏氏也因此仕途通暢，一路飛黃騰達，很快高昇到督撫之高位。（謝驥《論「顏氏文化」的三大亮點》）

正如同對顏氏母子的特殊處理一樣，凡事斤斤計較、察察為明的皇帝，獨獨對賑災中的跑冒滴漏「難得糊塗」。發生災害時，他寧肯地方官報得嚴重一點、誇張一點，因而發生冒賑、濫賑之弊也不追究。他最怕的就是他們賑災不力，因此他多次說「辦賑理宜寧濫勿遺」。對於那些捨不得花錢救災的地方官，乾隆深惡痛絕。乾隆十七年（1752年），山西部分地區受災，巡撫阿思哈捨不得動用國庫銀兩，就勸富戶出錢救災。皇帝十分生氣，說：「此奏實在卑鄙錯謬之至，朕實駭聞。」不久就罷了他的官。

考察乾隆歷年救災，確實是認真從事，不惜巨款。乾隆七年（1742年）皖北大水，災民達二百二十萬。乾隆特批當時國家全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即白銀二百九十萬兩、糧食二百二十萬石救濟。乾隆十八年（1753年）左右，戶部把乾隆即位以來用於救災的錢和前兩任皇帝做了對比。報告說：「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災款項，共用了一百四十三萬兩，已經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經用了二千四百八十餘萬，糧食也是二千多萬石。」負責漕運的官員也提醒皇帝：「康熙年間共截過漕糧二百四十萬石用來救災，雍正年間也不過二百九十萬石。可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經高達一千三百二十多萬石。」事事號稱法祖的乾隆看到這個數字也很吃驚，說：「朕遇到偏災，即有人饑己饑人溺己溺之懷，不能自已。也想不到竟然動用了這麼多漕糧。」（《清高宗實錄》）吃驚雖然吃驚，但是慷慨仍然慷慨。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全國性災荒，乾隆手忙腳亂，晝夜不息，批示各地，或令截留漕料，或令開放穀倉，或令發給銀兩，或令減價平糶，或令興工代賑。皇帝說：「朕廑念民依，如傷在報。」這一年用來賑災的銀兩，高達一千四百萬，占國家全年財政總收入的三分之一還多。

雖然乾隆年間的救災也無法避免人治社會中常見的侵吞干沒，層層盤剝，但是縱向比較中國歷史，仍然可以肯定地說，乾隆是傳統社會中採取救災措施最為得力的統治者。

清代皇帝一直以明朝為他們的前車之鑒，而明王朝給他們的最大教訓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誰都知道，清朝得以入關，是撿了個大便宜，明王朝實際上是被飢餓的農民顛覆的。而顛覆的直接原因，就是對農民剝削過重。萬曆年間加派三餉，每年從農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萬兩白銀，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代皇帝經常講，明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

熟讀歷史的乾隆知道，飢餓的農民是國家最危險的敵人，而溫飽了的農民則是皇權最堅定的支持者。為了江山萬代，乾隆必須減輕對農民的剝削，使絕大多數老百姓有飯吃。這是國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統治者的自我克制，在乾隆身上表現得比較明顯。乾隆一朝鼓勵農民開墾荒地不遺餘力，但是出發點卻僅僅是為了百姓生計，而不是為國家增加稅收。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新的一條：「各省官員不得再重新丈量農民土地，也不得強令農民向官府匯報自己開墾的荒地。」這其實就是宣佈，農民新開墾出來的土地，永遠不用給國家交稅。乾隆年間，由於皇帝鼓勵墾荒，全國耕地已經超過了十億畝。但是乾隆年間的國家稅收，始終只按七億多畝徵收。誠如乾隆所言：「民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於正供之外，留一分盈餘，即多一分蓄積，所謂『藏富於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此也。」

乾隆登上皇位後所做的第一個重大決定，就是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免除拖欠多年的農業稅。在即位詔書中，乾隆宣佈，凡是拖欠了十年以上，也就是雍正三年以前所欠的農業稅全部免交。僅僅過了20天，皇帝再次頒旨，宣佈去年以前，即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有未交的農業稅，一律免除。大清帝國的子民們，特別是眾多貧困人口，是擺脫了多年沉重的欠稅負擔進入乾隆時代的。這在以農業稅為主要財政收入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影響非常巨大的決定。

在此後漫長的60多年統治中，乾隆帝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農民的農業稅，從而使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減免農民稅款最多的皇帝。他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五年（1790年），以及嘉慶元年（1796年），先後五次，普免全國錢糧，共少收農民白銀1.4億兩，糧食1200萬石。這白花花的銀子和沉甸甸的糧食，原本都是他愛新覺羅家的法定收入，是可以歸他任意支配的。如此手筆，不可謂不闊綽。據《清代國家與社會》一書提供的數字，乾隆一朝所減免的農業稅總數為2.0275億兩白銀，是中國歷朝之冠。如果粗略地以一兩白銀折人民幣200元計算，可合今天幣值405億元人民幣。如果說這個數字仍不夠直觀，那麼我們再用另一個數字來表述一下：乾隆減免的農業稅占乾隆朝財政總收入的7.57%。而我國於2005年宣佈免除全部農業稅，其佔全國稅收收入的比例不過是1.7%。

乾隆深深懂得貧富差距過大是社會動亂的源頭，所以他採取了許多照顧最底層民眾的措施。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繼位為君三月餘的弘歷，下達了「勸減佃租」的諭旨。他在諭中講道：「我減免農業稅，地主所得到的好處居多，那些無業的貧民，租種別人土地，終歲勤勞，但是卻得不到我的恩澤，還是要按原來的比例交納地租。這無疑不合適。如果這些受朕恩惠的地主，把所受的恩惠讓一半給佃戶，那就最好了。」

因此，乾隆一朝經常命令各地官員勸諭地主減輕田租，對那些讓租者，加以鼓勵。他認為，這樣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盛世。「朕視天下業戶、佃戶，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業戶沾朕之恩，使佃戶又得拜業戶之惠，則君民一心，彼此體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見風雨以時，屢豐可慶矣。」

除了免稅救災、鼓勵墾荒等措施之外，乾隆皇帝在興修水利工程，推廣紅薯、玉米等高產作物，鼓勵人口流動方面都採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每項工作的成果都超越中國歷史上其他帝王。

有人說，乾隆年間的人口增長並不是中國出現的個別現象，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規律。整個18世紀，全世界的人口從6.41億增長到了9.19億，增幅高達43%，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種現象的出現，主要是得力於紅薯、玉米這兩種「18世紀的食物革命」。

確實，紅薯、玉米是推動乾隆「全盛」的兩支有力的助推火箭。乾隆皇帝在這兩種作物的推廣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北方大力推廣紅薯種植，並鼓勵人們研究紅薯種植法。最先到山東、河南推廣甘薯種植技術的福建監生陳世元，得到皇帝恩賞的國子監學正之追封。而地方官陸耀因為編寫《甘薯錄》而被晉陞為湖南巡撫。在皇帝的勸諭下，川、楚、陝、皖、桂等省「延山漫谷，皆種玉米」。經乾隆一朝的倡導，紅薯、玉米已經成為中國貧苦農民的基本口糧。

當然，我們不能說乾隆全盛主要是這兩種植物的功勞。在乾隆60年的統治生涯中，中國的人口增長了一倍，確切地說，增長了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個百分點。18世紀初，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為23.4%，到這個世紀末則達到了34.06%。除了食物革命，另一功勞歸於水利，由於乾隆年間特別是中前期政治紀律清明，國家執政能力強大，黃、淮、永定河、浙江海塘都得到了空前有效的治理，各省主要河道也都得到了疏浚，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發展農業生產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乾隆朝農業發展的標誌性成績是全國糧食產量的增加。據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中國歷代口糧總量發展呈總的上升趨勢。其中秦漢為417億斤，唐代為626億斤，宋代為835億斤，明代為1392億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躍而達2088億斤，並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正是農業的成績，使乾隆朝的人口發生爆炸，支撐各項社會經濟發展指標達到中國歷史的極峰。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左右，只有少數幾個歷史時段突破過一億。經過康熙、雍正兩個承平時代，中國人口已經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進行的第一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341萬，由於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萬，50年裡翻了一番。

二 「盛世」的武功（1）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一匹高大消瘦的驛馬穿過西便門，風馳電掣般直奔大清門。

驛馬送來的是萬里之外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的捷報。他向皇帝匯報說，天山南北所有叛亂都已經徹底平定。這片不馴服的土地經過連續四次大軍踐踏，終於服服帖帖，不再心存異志。

這場勝利，是從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開始，三代皇帝七十多年努力的一個漂亮結局。天山南北以及巴爾喀什湖一帶從此盡入大清版圖，被稱為新疆。兩朝遺志終於被圓滿實現，清王朝最大一塊心病被徹底根除。消息傳來，四十九歲的乾隆悲喜交集。他立刻連續拜謁了景陵和泰陵，向康熙和雍正皇帝匯報這一喜訊。望著雍正皇帝留下來的寶劍，他不禁悲從中來，痛哭出聲，因賦詩道：「質明峰樹辨陵園，趨謁松宮冠劍存。敢曰志成蕩鹽澤，亦云功定靖花門。凡茲萬里遐宣武，總荷九天默佑恩。二十五年如一瞬，鼎湖回憶痛難言。」

這場勝利確實來之不易。

事情起於乾隆十八年（1753年）。

這年十月，一封六百里加急的文書從蒙古烏里雅蘇臺（今蒙古人民共和國扎布汗省省會）送到了清廷。將軍成袞扎布在奏折中匯報，準噶爾汗國的三個小首領，台吉車凌、車凌烏巴什、車凌蒙克（史稱三車凌）率領三千戶蒙古人，一萬多人口，宣佈脫離準噶爾汗國，投奔大清國尋求庇護。他們離開了世代居住的額爾齊斯河牧場，頂著凜冽的寒風，趕著牛羊，攜帶著老小，經過十餘天長途跋涉，才到達烏里雅蘇臺地區。

將軍在匯報中說，準噶爾汗國長期與大清為敵，這些人聲稱投奔大清，不知是真心依附，還是準噶爾人的詭計？他請示皇上，對這些人採取什麼態度？

收到這封奏報，乾隆的嘴角浮起一絲微笑。對於三車凌的投奔，他並不感覺意外。從乾隆十年（1745年）以來，他已經多次收到過情報，說準噶爾汗國正處於內亂之中。這次一萬多人的內附，更加證明了這些消息的準確。

數代以來，準噶爾汗國一直是大清王國最大的威脅。

準噶爾蒙古是一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長期以來生活在今天的新疆、青海一帶。漢人對他們曾經有過多種稱呼，比如「西蒙古」「厄魯特」「衛拉特」和「瓦剌」。明代，就是這部分蒙古人在也先的帶領下，製造了著名的「土木堡之變」，俘虜了明英宗。

在清朝入關後不久，準噶爾部蒙古人又一次崛起於天山南北，建立了強大的準噶爾汗國，首領是蒙古族的傳奇人物噶爾丹。他堅毅、剛強、多謀善斷，通過十年征戰，統一了西蒙古四部。隨後，他信心暴漲，制定了先統一天山南北，再統一整個蒙古民族，最後與中國的滿族統治者較量手腕，恢復大元舊業的宏偉藍圖。

雄心勃勃的噶爾丹頗有手段，他改革了草原法典，第一個開始在蒙古製造銅幣，穩定了草原經濟，壯大了蒙古騎兵，很快征服了大半個新疆。中亞一帶的民族，已經把他和西面的俄羅斯彼得大帝及東方的康熙皇帝相提並論，稱他為「博碩克圖汗」，認為他們是歐亞大陸上鼎足而三的三位大帝。如果不是遇到了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他很可能會問鼎北京，成為中國歷史上又一個蒙古族統治者。不幸的是，他生不逢時。精明的康熙成功地加強了對喀爾喀蒙古部的籠絡和控制，使噶爾丹統一蒙古的夢想無法實現。接著康熙又兩度率兵親征，舉全國之力與準噶爾蒙古較量，終於於烏蘭布通和昭莫多兩次大敗噶爾丹。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噶爾丹在沙漠中懷抱未能實現的夢想，鬱鬱而終。

雖然擊敗噶爾丹一直被列為康熙最重要的軍事成就之一，但事實上，準噶爾汗國僅僅遭遇了挫折，遠遠沒有被打垮。在噶爾丹之後，他的繼承者們很快又使汗國強盛起來。他們重拾噶爾丹的舊夢。雍正九年（1731年），清准兩方再起戰端，兩軍大戰於和通泊。清軍大敗，副將軍以下皆戰死，西路軍三萬人，逃回科布多者僅兩千人。這是清王朝建立以來內外戰爭中最慘痛的一次失敗。雍正十年（1732年），準噶爾部再度內侵，幸虧歸附清朝的喀爾喀蒙古拚命抵抗，才擊敗了准部。在雍正年間這兩次戰爭打了個平手之後，清帝國和準噶爾握手言和，雙方劃定了邊疆，開始了貿易，中國西部出現了二十年的和平。但是，和通泊之戰永遠是大清帝國的噩夢，準噶爾部一直窺伺著內地。一旦清朝腹地出現什麼風吹草動，它就有可能像兇猛的狼群一樣迅速出擊，在大清帝國的咽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

因此，自即位以來，雖然天下太平，乾隆卻一直警惕地關注著大清的西部版圖，凡有準噶爾的消息，他都不放過。

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準噶爾汗國已經有一千多戶東遷到察哈爾，歸附了清朝。乾隆毫不猶豫地接納了他們，命賞給他們牲畜，妥善安置。從這些人嘴裡，他獲取了大量的情報信息。

原來，乾隆十年（1745年），準噶爾汗國原首領噶爾丹策凌病逝，他的三個兒子為爭汗位大打出手，自相殘殺，導致汗國四分五裂，力量大衰。乾隆十八年（1753年），新首領達瓦齊討伐不聽指揮的杜爾伯特部，杜爾伯特部的三車凌為了尋求活路，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園，投靠清朝政府尋求保護。

因此，接到匯報後，乾隆在第一時間即斷定三車凌是真降。他命令守邊將軍妥善安插三車凌人口，賞賜給他們大量的銀兩、米面和牛羊，還專門設了「賽因濟雅哈圖盟」，任命車凌為盟長，車凌烏巴什為副盟長。

投降的三千戶西蒙古人獲得如此優厚的待遇，已經出乎他們的意料。不僅如此，為了表彰杜爾伯特三車凌「率萬餘眾，傾心來歸」的功績，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皇帝還特別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了三車凌。皇帝分別冊封車凌為親王，車凌烏巴什為郡王，車凌蒙克為貝勒，其餘頭目也都分別封為貝子、公、台、吉等。他連續八次在避暑山莊萬樹園中舉行盛大的宴會。自山莊建立以來，還從來沒有如此熱鬧過。

乾隆之所以如此隆重對待三車凌，不僅僅是為了表彰他們「萬里遠歸」，更主要的，是為了瞭解準噶爾汗國的虛實。他與三車凌數次長談，深入掌握了準噶爾汗國的情況。他發現，今天的準噶爾正處於歷史上最虛弱的時期。

皇帝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迅速出兵，掃滅準噶爾汗國。他下詔說明自己想大舉興兵作戰的想法：

（准部）數年以來，內亂相尋……此正可乘之機。若失去這個機會，再過幾年，等其局勢平定，必然還會與我為敵作戰。那時我軍再與之戰爭，耗費必然更為巨大……朕以為機不可失，準備於明年分兩路進兵。這是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我今天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清高宗實錄》）

此詔一下，大清舉國震驚。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有福氣的皇帝，乾隆本來是一個「太平天子」。他在和平中接了班，在他統治的前20年裡，大清天下也風平浪靜，邊疆無警。除了那場本沒有必要的金川戰爭之外，大清不聞兵戈之聲。

發動平准之戰，在所有人看來完全是自找苦吃。如果不發動這場戰爭，歷史絕不會因此而指責他。主動出擊成功，固然榮耀無比，一旦失敗，那麼他20年統治的成果會毀於一旦，自己也身敗名裂。

因此，乾隆二十年（1755年）皇帝決定出兵時，遇到的幾乎是一致的反對之聲。

理由之一是所謂「兵者不祥之器」。20多年前的和通泊之敗在大清官員心中留下的陰影太深了，一提起準噶爾，他們就心驚膽戰。在他們看來，蒙古人不來進攻大清已經是謝天謝地了，大清怎麼可以主動挑起戰端呢？確實，農業文明並非尚武型的進取文明。一般情況下，漢族與周圍民族的戰爭，都是少數民族主動挑起的。幾千年來，中原王朝對邊疆民族一直缺乏必要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幾乎從來沒有政治家和學者認真研究過這些蠻夷的內部政治結構和軍事行動規律。歷史上漢人王朝對待邊疆少數民族，通常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羈縻」。也就是說，被動應付，委曲求全，用金錢和布匹收買。他們認為，這些蠻夷是「犬羊之性」，思維方式不同於人類，完全不可理喻。他們來如急雨，去如飄風，無法抵抗也不可預測。漢人對他們的莫名恐懼積累了幾千年，已經凝聚成了中原民族的集體潛意識。

理由之二是清王朝和準噶爾汗國已經共享了20年的和平，雙方都從這種和平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雍正末期的兩次大戰打了個平手之後，雙方清楚地劃定了邊界，謹慎地控制著自己的力量，在邊界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大的摩擦。雙方的貿易也迅速興起，每次交易，牛羊上萬頭，給雙方都帶來了實惠。實現和平之後，清朝10多萬大軍撤回內地，20年間節省了數千萬兩軍費，陝西、寧夏、甘肅等地民眾也不用負擔沉重的糧食供應任務，生活大大改善。正是邊疆的穩定，為乾隆盛世的到來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條件。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認為應該繼續這種和平狀態。他們甚至認為如果出兵就是「師出無名」，雙方和平條約既已簽訂，大清乘準噶爾內訌之機破壞條約大舉入侵，於理不合，不是天朝上國應該有的做法。

理由之三是20多年沒有大規模戰爭，全國上下已經習慣了和平，「人心狃於久安」。如今突然要大規模對外作戰，人們毫無精神準備。況且戰爭是天底下最花錢的事。特別是遠赴西域，必須往西部運送大量的軍糧和軍事物資，這些在幾個月之內根本不可能。而且一旦戰爭失敗，那麼這些草原狼很有可能乘勝追擊，一舉深入內地，給大清帝國帶來難以承受的災難。這個後果，誰也承受不起。

雖然在乾隆二十年前後，乾隆皇帝已經在大清帝國建立起牢不可摧的權威，把大清官僚機器收拾得服服帖帖，可是他的決定一發出，還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這些奴才懷抱著為主子考慮的耿耿忠心，雪片一樣飛來反對的奏折。他們一致認為，皇帝登基以來，萬事都英明偉大，只有這次的決定，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乾隆對這些「忠心耿耿」的奏折不屑一顧。因為他站的高度和角度與眾人不同。

乾隆皇帝的雄心、自信心和責任心在清代帝王中首屈一指。他身上承擔的，是祖父與父親兩代的重托。每逢皇父忌日，乾隆都要盥手焚香，將載有「寶親王弘歷（乾隆）秉性仁慈，〔uu158小說網·www.uu158.com〕居心孝友，聖祖仁皇帝（康熙）於諸子孫中最為鍾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一段文字的皇父傳位遺詔恭讀一遍，「以志思慕之誠，以凜繼繩之重」。在乾隆政治生涯過半時，他曾說過：「自古帝王所以稟承付託者，不過其父而已，而我則身受皇祖、皇父兩代的重托。言念及此，我還敢有一絲一毫的怠惰嗎？」

他對自己的能力極端自信，絕不僅僅滿足於自己統治的這一代平安無事。他對每件事的考慮，都是從「大清朝億萬斯年」這一大局出發，著眼於大清江山的永遠鞏固。因此，他要從內外兩方面，盡可能徹底地消除威脅大清國家安全的任何因素。消除皇室、親貴、朋黨、權臣、太監對皇權的威脅，不過只是他國家安全戰略的一半，另一半，則是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外部環境。

對外部環境的關注，是滿族帝王與漢族帝王的最大不同。

歷代漢族帝王對於周圍的「四夷」，一貫抱存而不論的蔑視心態。清代帝王卻從來不這樣想。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自身的邊疆少數民族身份，使得他們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角度對待和處理邊疆民族問題。他們知道，只有深入瞭解每個民族的歷史、現狀、內部關係，才能恰到好處地進行統馭。

為了成功地處理邊疆問題，清代前期帝王對少數民族歷史、語言、風俗習慣都很感興趣，乾隆皇帝則是其中的傑出代表。為了處理帝國周邊事務，他有意識地下大功夫，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他回顧自己學習語言的經歷時說：「朕即位之初，以為諸外藩歲來朝，不可不通其語，遂習之，不數年而畢能之，至今則曲盡其道矣。」「侵尋而至於唐古特語，又侵尋而至於回語，亦既習之，亦既能之。」也就是說，他在即位之初，也就是二十五歲之時，因為蒙古族首領歲歲來朝，遂開始學習蒙古語，不過數年已經基本掌握，如今更可以說登堂入室深有研究。從蒙古語出發，他又開始學習藏語，後來又開始學習回語，達到了「能之」的水平。

乾隆的維語和藏語學到了什麼水平現在無法具體考證，但蒙古語他確實是達到了可以熟練運用的程度，正如乾隆本人所說的「對語不須資象譯，通情洽會系深思」。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避暑山莊接見阿睦爾撒納時，乾隆即「以蒙古語詢其始末」，進行了長時間深入交流。

早在乾隆二十年之前，乾隆皇帝已經利用語言優勢，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深入瞭解了西蒙古的歷史，在平准之後他親自撰寫過論述準噶爾蒙古世系源流和部落現狀的《準噶爾全部紀略》。這篇文章綜合了蒙古和漢文資料，對準噶爾的歷史源流和部落結構進行了詳細深入的考證及描述，可以看作是一篇相當出色的學術作品。

基於這種知識積累，他對準噶爾問題看得很深很透。準噶爾表面上只是大清邊疆上的一處癬疾，實際上卻是關係到整個陸地邊疆穩定的核心。準噶爾地勢險要，向南可以控制西藏，向東可以統一蒙古。這個國家的存在關係到西藏和東蒙古的穩定。如果不消滅這個汗國，西藏和蒙古就永無寧日。這一點，雍正皇帝早就已經指出：「準噶爾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協，眾蒙古心懷疑貳。此實為國家隱憂、社稷生民憂戚系焉。」現在雖然雙方訂立了和平條約，但東方式的條約並不可靠。一旦準噶爾強大起來，必然會撕毀條約，重燃恢復大元之夢。

因此，即位以來，「西師」一直是一個盤桓在他腦際的重要問題。

站在今天的時間點回望，乾隆二十年確實是中原王朝掃平西部、徹底統一中國的千載難逢的良機。准部處於有史以來最衰弱的時期，兵無鬥志。而清朝經過三代經營，國力強盛。此時興師，十拿九穩。人生的機會往往稍縱即逝，國家和民族的機會更是如此。這一形勢，今天看來十分清楚，可是當局者迷，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人們，往往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清王朝所有的官員幾乎都沒有看到這個形勢，皇帝與大臣們意見針鋒相對，除了對戰爭的觀念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雙方知識儲備、國家視野、掌握的信息量不同。乾隆站得高、看得遠。而朝中大臣們則對這些「蠻夷」素少關注，對乾隆的這一決定難以理解。滿朝大臣，只有小舅子傅恆贊成皇帝的決定。戰爭結束後皇帝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人心狃於久安。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恆與朕協心贊畫，斷在必行，余無不意存畏葸。」

領導人的能力體現在做出高人一籌的決斷，並且有力地實施這個決斷。因此，這場戰爭最重要的不是戰鬥本身，而是如何推動大清帝國這架機器走上戰爭軌道。

乾隆皇帝後來回憶說：「斯時，力排眾議，竭盡心力。」（《御制詩五集》）做官僚集團的思想工作，動員、組織文武官員投入這場戰爭，讓他幾乎精疲力竭。他連篇累牘地發佈諭旨，分析清准力量對比，再三論證出兵討伐的必要性，並表示自己決心已下，不可動搖。他說：「此正可乘之機。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空，必將故智復萌，然後倉猝備御，其勞費必且更倍於今。」「此際達瓦齊力窮失據，且內難相尋，眾心不服，失此不圖，數年之後，伊事務稍定，仍來與我為難，必致愈費周章。」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太和殿召見諸王和滿族大臣，對他們說：「朕總理天下諸務，惟據理獨斷，應辦之事，斷不為眾所阻撓。如其不可，眾人強為奏請，朕亦斷不允行。【TXT小說下載：www.uu158.com】是皆爾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務，朕籌之已審，豈以眾人怯懦，即失機宜，半途而廢。」（《清高宗實錄》）

經過反覆思想動員，終於，人們表面上不再反對了。大清帝國勉強開上了戰爭軌道。

然而乾隆卻物色不到一位堪當大任的主帥。在所有的大臣中，只有傅恆真心誠意支持出兵，可是此人素不知兵，難以承擔如此大任。平安無事數十年的滿族將領們也「惟守妻孥以求安逸，聞戰陣而甘退縮」。成兗札布、策楞、舒赫德等老將素稱勇敢幹練，可是對這場戰爭卻都心懷退縮，「萎靡懦怯」，無奮勇爭先之態。左右權衡，乾隆勉強選定了班第和永常，分任北路和西路主帥。

接下來是糧草問題。如果按照「兵出糧隨」的用兵常理，這場戰爭根本沒法打。因為平定準噶爾的時機是突然到來的，清王朝毫無準備。前線並無糧草，準備也已來不及。一是從內地運糧到西部，每石米價值不過3兩銀子，可是運費要高達20兩。二是即使清廷財力充裕，負擔得起運費，徵購和運送時間上也萬萬來不及。

乾隆悍然決定，拋棄行軍常規，「因糧於敵」。也就是說，每名士兵自背可吃兩個月的口糧，其餘口糧，沿途取之於蒙古牧民。乾隆的上諭說得冠冕堂皇：「官兵前進，沿途可以打牲，宰殺疲乏牲畜。現在投誠的厄魯特蒙古人所有的牲畜，雖然不應奪取，但是暫時取用，將來再給補償，也無不可。」

這實際上允許官員沿路搶掠。所謂將來補償，只是無法兌現的空話而已。這一大膽的舉動後來被證明埋下了嚴重後患，在當時卻被乾隆認為是唯一的辦法。

此諭一出，不少大臣都目瞪口呆，紛紛反對。陝甘總督劉統勳上奏說此舉太過冒險，仍當先籌糧運餉，然後再進兵。乾隆批評他說：「劉統勳此奏……全不合此次機宜。」

定西將軍永常也反對因糧於敵。乾隆皇帝說得口乾舌燥，禁不住罵起人來：「永常全不知事理之輕重，顛倒舛謬，至於此極！」

一頓痛罵，終於壓住了所有反對者的聲音。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軍北路和西路兩路出師，共計五萬人，加上負責運輸的夫子共近八萬人。每位士兵配備戰馬三匹，共計十五萬匹。配備駱駝一萬峰。乾隆以從準噶爾叛逃的重要將領阿睦爾撒納為前鋒，以收招降之效。果如乾隆所料，准部連年內戰，人心厭亂，清軍一到，紛紛歸降，「各部落聞風崩湧……所至台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酮酪，獻羊馬，絡繹道左，師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大軍剛剛出動，就有札哈泌部一千三百戶來降，稱「我等為達瓦齊殘虐，願率屬效力」。緊接著準噶爾頗有權勢的大台吉也率部屬投降。五月，兩路大軍會師於新疆博樂縣（今新疆博禾市），向伊犁進軍。伊犁民眾也紛紛迎降。「大兵至伊犁，部眾持羊酒迎犒者絡繹載道，婦孺歡呼，如出水火，自出師以來，無血刃遺鏃之勞，敉邊掃穴，實古所未有」。充分證明了這次出師時機選擇的重要性。

在這種情況下，准部新首領達瓦齊無心抵抗，率一萬人逃亡至伊犁西南的格登山。清軍窮追不捨，將其擒獲，送往京師。平准戰爭初獲勝利。

過於迅速的成功往往包含著問題。清軍攻克伊犁後，原以為可以繳獲一部分牲畜、糧食。不料準部屢經戰禍，伊犁並無積存物資。因為軍糧不繼，平定了准部之後，清朝大軍只能迅速撤離，只留下五百名士兵做清朝將軍的護衛，准部由率先降清的阿睦爾撒納與清朝將軍共同管理。阿睦爾撒納本不是一個安分之人，雖然平定伊犁之後，乾隆以其戰功最多，封他為雙親王，食親王雙俸，他仍然不滿足。他見清朝兵力已退，萌生了做准部新汗、獨據準噶爾汗國原來版圖的野心。平定准部之後，乾隆秉「分而治之」之策，準備把准部一分為四，使其互不統屬，阿睦爾撒納卻要求成為四部的統一首領，凌駕眾人之上。乾隆當然不同意他的請求，於是他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殺死清軍將領，起兵叛亂，自立為汗。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乾隆不得不又再次派兵，擒拿阿睦爾撒納。

平叛戰爭進展得很不順利。由於事發倉促，清軍仍然沒有攜帶充足糧草就出發了，一路上對喀爾喀蒙古大肆搾取。到了新疆之後，‥wen\ ren\ sh□\ w□‥又大肆搶奪准部故地的牲畜糧食。准部本來就已經陷入饑荒之中，清軍一來，雪上加霜，大批民眾餓死，剩下的都紛紛起來反抗清軍。而前線將領又很不得力，屢屢錯失戰機，使阿睦爾撒納一再逃脫。乾隆皇帝一籌莫展。恰在此時，一直全力支持乾隆平准的喀爾喀部蒙古居然也起兵反叛了。

反叛的原因是清王朝對喀爾喀蒙古的搾取超過了極限。「因糧於敵」的策略在戰爭中實際上演變成了因糧於友。在開往新疆的途中，缺乏物資準備的清軍一再掠奪喀爾喀蒙古人，「氈子、毛皮和其他畜產品都被清朝當局以動員和徵用的方式奪走了。除了這些，喀爾喀勞動者越來越頻繁地被招去服兵役，而且他們必須自備武器彈藥……大部分男人脫離生產，被打發去打仗」。（茲拉特金《準噶爾汗國史》）因此，在部落領袖青袞雜卜的帶領下，一萬多喀爾喀蒙古人起兵反清。二十三個札薩克王公聚集在克魯倫河畔，醞釀要舉行全蒙古的反清戰爭。

乾隆醒悟到了自己的失誤，迅速轉了彎子。「北京理解到了這一危局。博格德汗（乾隆）知道了蒙古人的不滿，於1756年9月寫信給庫倫呼圖克圖和土謝圖汗，說他不知道蒙古人的貧困，對蒙古人他將因功賞賜。」（瓦西裡耶夫《外貝加爾的哥薩克》）

乾隆知道僅僅一封信是遠遠不夠的。他又通過小時候一起讀書的密友章嘉三世活佛做哲布尊丹巴的工作，許諾將對喀爾喀蒙古人大大施恩，終於安撫住了喀爾喀蒙古，鎮壓了青袞雜卜起義，掃除了後顧之憂。

吸取了這次教訓，乾隆終於不再「因糧於敵」了。他痛定思痛，改變了作戰方式，首先調集大批糧食，運至前線，巴裡坤、哈密貯糧十一萬石，足夠大軍三四年之用，然後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第三次進兵。這一次，他終於順利摘取了勝利果實。經過連年戰爭和饑荒，准部蒙古人已經窮困交加，疾病流行，死亡甚多，毫無戰鬥力，清軍所到之處，都能迅速取勝。阿睦爾撒納日暮途窮，逃入俄羅斯境內，後來病死異國。

這場戰爭意義非同一般。自大清開國以來，準噶爾汗國這個敵對勢力就如同一片黑色的魅影徘徊在西部，窺視著內地，讓連續幾代清朝最高統治者席不安寢。如今，大清最強大的敵對勢力被徹底消滅，乾隆終於可以長長地出一口氣了。

但乾隆仍然放不下心來。這場戰爭形勢幾起幾落，讓他從大喜到大悲，經歷了數度煎熬。本來，在他的計劃中，這場戰爭只需要數月時間，數百萬兩軍費。沒想到，戰爭最終拖了三年，一次戰爭變成了三次，中間出現了平定喀爾喀蒙古叛亂這個插曲。向臣民許諾的迅速成功演變成一場慘勝，軍費最終高達數千萬兩，多名大將折損，乾隆有些惱羞成怒。

而戰爭過程中準噶爾部蒙古人表現出的強悍倔強，也令乾隆心生後怕。在準噶爾四部中，只有杜爾伯特部第一次投降之後，一直忠心耿耿地服從大清，其他三部，都是屢降屢叛，讓乾隆吃盡苦頭。這支歷史上一再演出驚人之作的蒙古部落確實有著一般民族沒有的硬骨頭。如何對付這個民族，乾隆費盡心思。僅僅分而治之似乎難以徹底削弱這支蒙古人的力量。他十分擔心數十年後，準噶爾部蒙古人春風吹又生，重新成為大清的敵人。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對準噶爾部蒙古人，除了杜爾伯特部外，「總以嚴行剿殺為要」。

這實際上是一道種族滅絕令。

其實，在整個平准戰爭中，「殘酷」一直是主旋律。頭兩次平准戰爭雖然沒有出現有計劃的大屠殺，但是「因糧於敵」的策略本身就是一場屠殺。在進軍過程中，清軍一直是以搶劫作為補充軍糧的唯一手段。那些被搶走了所有牲畜的準噶爾蒙古人後來大多死於飢餓。準噶爾人一開始以為清軍是自己的救星，及至發現他們其實是強盜後，越來越多的人自發地反抗清軍，對他們展開襲擊。因此，在第二次出兵時，清軍已經開始大肆屠殺平民。他們「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凡遇到可疑的蒙古民眾，一律殺掉了事，以維護自身的安全。而這一策略也得到乾隆的首肯甚至鼓勵。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八月一日，清軍參贊大臣哈達哈等向皇帝奏報：清軍來到濟爾瑪台地方時，遇到厄魯特的一位部落首領敦多克帶領幾名親信前來投降。清軍認為他們形跡可疑，不敢斷定是否真降，遂將敦多克等人「俱行誅戮」，隨後又帶領大軍來到這個部落的遊牧地，把毫無準備的1700戶牧民「悉行剿滅」。乾隆皇帝收到這個奏報之後，認為哈達哈「奮勇可嘉」，授為領侍衛內大臣。

在展開大屠殺前，乾隆已經多次導演過整部落的滅絕事件。

阿睦爾撒納反叛後，乾隆分別任命了新的準噶爾四部汗王。其中任命巴雅爾為輝特部的汗王，沙克都爾曼吉為和碩特部的汗王。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乾隆獲悉巴雅爾追隨阿睦爾撒納復叛的消息後，大為震怒，他命人全力剿滅輝特部，對和碩特部汗王沙克都爾曼吉，也密諭清朝將軍「倘稍有可疑，亦當乘其不備，先行剿滅」。

沙克都爾曼吉在平准戰爭中率先投降了清朝，所以才被封為「和碩特汗」。他是堅定效忠清政府的。叛亂四起時，他拒絕附從叛軍，不顧個人安危，毅然率本部四千餘戶離開故土投奔內地，來到清軍駐地附近，「依巴裡坤（清西路大軍軍營）近城以居」。清朝將軍雅爾哈善見皇帝猜疑心重，遂抱定寧左勿右的宗旨。儘管沙克都爾曼吉毫無叛意，仍然設計剿殺。

對於這次屠殺，雅爾哈善很動了一番腦筋。他從自己的軍隊中精選了五百人，假裝出兵他處，路過和碩特部的住地借宿。沙克都爾曼吉見是天朝大軍來到，極表歡迎，騰出了最好的幾十頂帳篷給這些清兵住。儘管自己部落乏食，仍然「屠羊以待」，把僅存的幾十隻羊都殺掉了，拿出積存的所有美酒，盛情款待。心地拙實的蒙古首領們在宴席上都喝得大醉。等到半夜時分，清軍「以笳為令，襲其臥廬」，一聲令下，對沉睡中的蒙古人發起突襲，一個蒙古包一個蒙古包地殺戮，殺光了七百座蒙古包中的蒙古人，「盡殲全部四千餘人」。而汗王沙克都爾曼吉也死得很慘。據《嘯亭雜錄》載，沙克都爾曼吉喝醉之後，脫光衣服，呼呼大睡，對於闖進來的清軍毫不知覺。他的妻子從睡夢中驚起，見清軍持刀砍向她的丈夫，遂奮不顧身赤身裸體撲到丈夫身上，為他擋刀，結果兩人被亂刀砍死，死後仍然緊緊抱在一起，「裸而抱持之，如兩白蛇蜿蜒穹廬中」。

情況匯報上來，乾隆帝誇獎雅爾哈善「辦理甚屬奮往」，著交部「照軍功議敘」。雅爾哈善於第二年被授為參贊大臣，擢兵部尚書，後來又被封為一等伯。

如果說這些屠殺尚屬帶有偶然性的局部事件的話，在第三次平准戰爭中，屠殺則演變成了一場周密的部署。在第三次平准戰爭中，皇帝明確諭示：「厄魯特人等反覆無常，實為覆載所不容」，「此等賊人斷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籌安插。前此兩次進兵，皆不免過於姑容，今若仍照前辦理，則大兵撤回，伊等復滋生事端，前事可為明鑒」。

在皇帝的導演下，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在西部草原拉開了帷幕。

伊犁附近的賽裡木湖是新疆最大、最美的高山湖泊之一，它像一塊巨大的翡翠，靜靜地鑲嵌在天山腹地。遠岸雪峰高聳，湖邊牛羊如雲，恍若世外桃源。

250多年前，這座美麗的湖泊附近卻上演了人類歷史上最野蠻的一幕。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春天，正是草場返青、野花怒放的季節。數千名大清兵丁在這個季節裡進行著一場盛大的圍獵。他們圍獵的對象不是動物，而是人類，是新疆準噶爾部落的蒙古族平民。他們進入一條條山谷，沿河而上，細細搜索，遇到蒙古包，就衝進去，把裡面的人統統砍死。大部分世代生活在這裡的蒙古牧民根本沒有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就一家家被消滅了。

一支擁有二百頂帳篷的蒙古小部落提前下了山，在賽裡木湖畔支起了一頂頂帳篷。這支部落已經在這裡平靜地生活了數百年，他們根本想不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自己同類的獵物。部落中的男人騎著駿馬，慢悠悠地驅趕著牛羊，女人在帳篷裡趕製一天的食物，孩子們淌著鼻涕，扯著剛返青的枝條玩著打仗的遊戲。一切都與其他春季沒有區別。

中午的時候，急促而紛繁的馬蹄聲響起。數千名全副武裝的清朝騎兵形成一個半圓形，由遠及近，圍住了這片湖畔的二百多頂帳篷。男人們驚訝得不知所措，張大著嘴呆呆地看著這些陌生的異族人。女人們躲進帳篷由氈縫偷偷向外窺視。只見這些身材矮小的滿族軍人從一座座蒙古包裡把蒙古人驅趕出來。個別人想反抗，立刻被軍人砍翻在地。

不到半個時辰，這個小部落的一千多人全部被趕到了湖邊。在清軍的指揮下，他們中的四百多名男人被挑了出來，每十人為一隊，被拉到一個低窪處，挨個兒斬首。一些蒙古男人激烈地抗爭質問，這些從天而降的陌生人憑什麼如此大開殺戒，得到的回答只是提前的一刀。鮮血流進賽裡木湖，近岸的一畝多湖水被染得赤紅。大部分蒙古漢子知道任何掙扎都無濟於事，習慣於聽從首領和命運的他們一個個一言不發，聽話地走向指定的地點。一個多小時後，這個小小蒙古部落的男人們被徹底消滅。史書對這種情景的記載是「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駢首就死」。

在處理男丁的同時，在另一側，分配女人和孩子的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清軍從隊伍中挑選那些年輕有姿色的女人，以及看起來伶俐聰明的孩子，準備運回內地，作為奴隸。大約三百名婦女兒童被挑走了，史書記載說這些人後來「多死於途」，因為飢餓死於路上。還剩下二百多名老醜病殘的女人以及七歲以下的孩子，清軍將領一聲令下，數百匹戰馬衝入人群當中，這些沒人要的戰利品被作為樁靶，為清軍的軍事訓練貢獻了最後一點作用。

這是清朝平定準噶爾大軍的將軍兆惠親自指揮的搜剿準噶爾蒙古部落的大屠殺中的一個小小場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十八日，清將軍成袞扎布、兆惠等率兵七千名，從巴裡坤起程。此次出兵進剿的目的，並不是追捕阿睦爾撒納，而是專為剿滅厄魯特蒙古人。因為蒙古遊牧都沿河而居，所以他們的捕殺也沿河進行。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成袞札布在奏報中，匯報了自己帶人捕殺蒙古人的情形，他提到：「在圖爾根河，剿殺一百餘人，收其妻子器械」，「剿殺塔裡雅圖河口賊百餘人，察克瑪河口賊四十餘人」，「於濟爾哈朗河剿殺厄魯特七戶四十人，於博多美和羅剿殺克魯特一百五十餘人」，「搜取綽和爾所種地畝，剿殺瑪哈沁三百餘人」。從這些匯報可知，清軍剿殺的是散居在各條河流邊的厄魯特牧民和農民，根本不是有組織的叛亂部隊。

甚至喇嘛僧人和種田的農民都沒能逃脫剿殺。乾隆命令將軍到伊犁時，「將彼處喇嘛等剿辦」。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初四，史書記載清軍把在烏梁海種地的五十餘戶蒙古農民「全行剿殺」。

直至第二年，乾隆二十三年，厄魯特部餘眾都逃入了山谷叢林中，乾隆還命人搜捕，以求斬盡殺絕。《嘯亭雜錄》載，清軍將領二人分別從博羅布爾、賽裡木兩地，如同打獵一般，由兩地向中間的伊犁地區合圍，這中間數百里地方，不管是山谷還是林區，只要有人住的地方，「悉搜剔無遺」。當時散居的厄魯特蒙古人無法抵抗，「雖一部有數十百戶，莫敢抗者」。清軍「呼其壯丁出，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駢首就死，婦孺悉驅入內地賞軍，多死於途，於是厄魯特之種類盡矣」。（《嘯亭雜錄》）

除了像打獵一樣屠殺散居的蒙古人之外，清軍進行的另一項重要軍事活動，就是把大舉投降的準噶爾蒙古部落一批批移送到內地，然後再「辦理」。

在清軍第三次平准戰爭中，大部分窮困的準噶爾蒙古人仍然把清軍當作把自己從戰亂中解救出來的「恩人」，見到清軍到來，「婦孺歡呼，如出水火」。更有許多蒙古人聽說清軍到了，成群結隊地，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地趕赴清軍所在地，向他們歸順投降。對於這些人如何處理，心思縝密的乾隆早有指示。早在第三次平准出發之時，他就指示清軍將領，在地廣人稀之處，見到蒙古人，當時就可殺掉。但是如果遇到大批人戶來投降，不要立刻剿殺，因為人數太多，一時殺不過來，「難保無一二逃竄之人，洩漏其事」，令其他部落的人聞訊逃跑。所以他命令，把那些大批投降的蒙古人，要一批批地押送到甘肅內地之後，再全部處死。

乾隆指示的原文是這樣說的：「大兵此次進剿，厄魯特蒙古人必然會大批投誠。如有到巴裡坤投降者，可以把他們的頭目先行送到京師，其他部眾，可向內地遷移，等到過了巴裡坤之後，對那些男人，都盡行剿戮。所餘的妻子，酌量分別賞給官兵為奴，不得稍存姑息。」（《清高宗實錄》乾隆二十二年二月）

清軍攻克伊犁之後，乾隆再次下旨說：「現在，兩路大軍接納的投降蒙古人甚多。他們外表歸順，內心未可全信。可將他們先遷至巴裡坤，然後再遷到肅州，然後進行誅戮。」

數萬名投降了清軍的蒙古人就這樣被長途驅趕到內地，在一些不知名的山谷裡，被全部殺掉。

二 「盛世」的武功（2）

大屠殺的結果是蒙古民族一個重要支系的消失。準噶爾四部，除杜爾伯特部汗策凌始終未叛，對清朝極表忠誠，得以耕牧如常，以及達什達瓦之妻一小部早降後被遷至他地未滅外，幾乎全部被殺掉。《草原帝國》稱：「準噶爾人民，主要是綽羅斯部民和輝特部民幾乎全部被根除。」據清軍將領明瑞奏稱，經過他們屠殺之後，自巴爾呼特嶺到造哈嶺、直到納林廓勒，烏蘭烏蘇這些地方，已經「不見一人」。

俄羅斯西伯利亞當局則向彼得堡報告說：有一個部落「幾千頂帳幕，只剩下三頂」。

這次種族大屠殺的死亡數字，歷史上無準確記載。《準噶爾滅亡紀略》中說，屠殺了超過一百萬。魏源《聖武記》說，計準部數十萬戶，「先痘死者十之四」，即因傳染病死者十分之四，「繼竄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最後「殲於大兵者十之三」。除了婦女、小孩被掠走當了奴隸之外，準噶爾蒙古所剩無幾，作為一個大部落已經不復存在。「數千里間無一瓦剌帳篷」。

噶班沙拉勃在《四衛拉特史》中這樣記載屠殺過後的場面：「準噶爾地區幾經兵火，殘破不堪。耕地、牧場荒廢，城鎮、村莊被毀，人口更是急驟減少。」很多年以後，龔自珍途經準噶爾，看見「準噶爾故壤，故庫爾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噶台，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台（即額魯特，指準噶爾——筆者注）故種者。」（龔自珍《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為了填補准部留下的土地，乾隆從各地遷移人口。其中有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有蒙古部落的喀爾喀人、察哈爾人，有穆斯林東干人，甚至還有來自滿洲的錫伯人和高麗人。十多年之後，土爾扈特部落回歸中國，也被安置在這片由於自己的兄弟部落被滅絕而空出來的土地上。

乾隆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採取過許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陰鷙的手腕。

有清一代，喇嘛教是國教，但乾隆並不信黃教。他在評論活佛轉世時說：「蒙古呼圖克圖活佛轉世，其實是一種取巧方便的辦法……佛本無生死，哪有轉世？但是不允許轉世，那麼數萬番僧就無所皈依，所以不得不如此罷了。」（《御制喇嘛說》）

從這段諭旨看，乾隆對喇嘛教是不屑一顧的。但是，終乾隆一朝，皇帝對黃教領袖，一直極盡尊崇之能事。他把父親的故府雍和宮改成喇嘛廟，以示對喇嘛教的尊崇。他對達賴和班禪提高了禮遇規格。為了迎接班禪遠來，他專門在承德為班禪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廟宇——普陀宗乘之廟。這座廟耗資巨大，僅為其中的一座殿宇頂部鍍金，就花去黃金一萬五千多兩。他親派皇六子遠赴內蒙古迎接，在承德的接待更是不計成本，優隆備至。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對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說過「興黃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萬悅」。他高屋建瓴，進一步樹立達賴喇嘛的權威，由此擁有了確認轉世活佛和任命高級教長的權力，從而牢牢地把西藏社會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是，對於伊斯蘭教，乾隆採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深知這一宗教的進取性，因此在回教地區大力推行政教分離，不允許宗教領袖取得世俗權力。他知道，伊斯蘭教一旦實現政教合一，必然爆發強大的擴張力量，給帝國安全帶來巨大威脅。平定新疆之後，他大力扶植伊斯蘭世界世俗貴族伯克的力量，禁止阿訇干涉政治，高明地抑制了伊斯蘭教的活力。他還十分高明地將東干穆斯林從中國西北部遷入新疆，利用他們對抗突厥語族的穆斯林，從而實現以回制回，成功地獲得了新疆的穩定。即使以現代政治家的標準來衡量，乾隆對邊疆問題的處理也是十分高明的。

乾隆的性格中並不缺乏善良、溫和的一面，但他的本質畢竟是政治動物。對準噶爾蒙古人的屠殺，固然有洩憤的因素，更主要的卻是出於長遠考慮。乾隆喜歡做一勞永逸、斬草除根的事。他認為他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責任，為後世子孫消除所有威脅。

種族滅絕，在他看來無疑是消除西部邊疆威脅的最徹底、最有效的辦法。為了大清王朝萬世永固這個最終目標，他可以做出任何決定，也可以把自己變成一頭野獸。確實，通過滅絕政策，乾隆皇帝實現了對西部中國前所未有的牢固控制。

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這是幾千年來中國努力控制西域的一個完美結果。從漢代張騫通西域開始，天山南北以及巴爾喀什湖一帶就是中原王朝一直努力經營的目標。漢、唐、元這三個強大帝國都實現了對西域的管轄，在這個地方設置過都護府，但是由於距離遙遠，風土不同，中央政權一直很難在這裡建立直接、持久、穩定的管轄，因此，西域一直是中華帝國版圖中最不穩定的部分，與內地的聯繫時斷時續，對內地的臣屬也時叛時服。直到乾隆消滅了這片草原上最強悍的民族，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疆，中央政府才真正在這裡建立了徹底、有力的統治。這一統治建立得相當牢固，在此之後的晚清時期，雖然列國對清朝瓜分蠶食，但新疆一直沒有再次分裂出去。

中國的武功，自成吉思汗以來，還沒有誰如此一舉蕩平二萬餘裡，深入不毛之地。元代之後，中國的疆域，從來沒有如此巨大，國家的統一，從來沒有如此鞏固。朝野上下，一致讚歎「國家如天之福」。文人學士紛紛進表上賦，歡呼慶祝。紀昀撰寫了《平定準噶爾賦》，稱「三十六國，鹹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極盛，而三五之遐躅也」。趙翼在《平定回部鐃歌》則唱道：「一統車書大覆函，持盈睿慮倍寅嚴；從知兵甲全消日，文德逾敷萬國鹹。」後世史家也高度評價這一戰爭。王先謙說：「高宗皇帝……成兩朝未竟之志，准回平而北無漢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無唐代吐蕃之擾，保世恢基，其極於無外。」（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二，《東華錄序》）

除了驅敵拓土之外，平定新疆的另一個意義是它標誌著乾隆盛世達到了「全盛」。中國歷史上這最後一個盛世，人們通常稱為「康乾盛世」。事實上，康熙和雍正的統治還稱不上完美。直到新疆戰爭之後，清王朝在各個方面都實現了對歷史的超越，進入無可挑剔的「全盛」。

平定準噶爾戰爭之後，「盛世」「全盛」等詞彙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清朝臣民口中。人們不約而同地把這場戰爭與「全盛」聯繫在一起。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戶部右侍郎於敏中賦詩稱頌乾隆皇帝統一新疆的功績說：「覲光揚烈，繼祖宗未經之宏規；轢古凌今，覲史冊罕逢之盛世」。（《素余堂集》卷二四）意思明確地說，新疆戰爭使乾隆超越了祖宗。乾隆自己也宣稱，「比年以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王先謙《東華錄》）「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盈」。（乾隆《聖訓》卷一零六）西域戰爭和府庫充盈是乾隆宣佈「全盛」到來的兩大理由。從此之後，「盛世」就成了清帝國文件中不斷提及的詞彙，其頻率之大甚至達到令人厭煩的程度。及至乾隆晚年所編的《八旬萬壽盛典》，「盛世」二字居然出現了七十餘次。

確實，以統一新疆為標誌，大清帝國的統治攀上了歷史的高峰。這一高峰，懸絕於歷代的治績之上。

第一，乾隆朝幾乎消滅了對最高權力的所有威脅，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穩定。

歷史上威脅皇權的勢力有以下幾種：一是敵國威脅，二是農民起義，三是權臣專政，四是太監擅權，五是后妃干政，六是外戚亂政，七是朋黨之爭，八是地方割據勢力。這八種勢力在歷代都此起彼伏，興風作浪，從來沒有被徹底平息過。甚至在雄才大略的康熙和雍正時期，也仍然存在敵國、權臣和朋黨的陰影。康熙朝前期，索額圖和明珠一度權傾朝野，「是時索額圖、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黨，貪侈傾朝右」。（《清史稿·索額圖傳》）康熙朝後期，各皇子紛紛與大臣勾結，朝政一片混亂，以致康熙甚至擔心死後可能會出現全國性內戰。雍正朝初期，由於雍正喜怒不定、大起大落的個性，先後培養出年羹堯、隆科多兩大權臣。年羹堯應召回京，「公卿跪接於廣寧門外，年策馬過，毫不動容。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頷之而已。至御前，箕坐無人臣禮」。胤禛不得不羅織九十二條大罪將其除掉。雍正晚年，又形成鄂爾泰、張廷玉兩大朋黨。只有乾隆總結吸取歷代統治經驗，以極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對內縝密陰柔地化解了鄂張朋黨，對外積極主動地消除了敵國力量，把這八種威脅化解到近乎無影無形的程度，確保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和政治紀律的高度嚴明。沒有一個大臣，敢於在皇帝面前造次；皇帝一聲令下，舉國戰慄。歷史上真正做到了「乾綱獨攬」的帝王，唯乾隆一人而已。

第二，經濟總量巨大，國家財力雄厚。

一直到乾隆辭世之際，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據統計，當時中國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過美國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中國在世界製造業中所佔的份額，是英國的八倍，俄國的六倍，日本的九倍，比剛剛建國的美國更不知要多多少倍。（《大國的興衰》）雖然大清王朝不重視對外貿易，但僅憑其龐大的經濟總量，它仍然是世界貿易的重要力量。《白銀資本》中說：「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佔據支配地位。」

由於經濟總量巨大，乾隆時代雄厚的國家財政儲備與以往各朝代比是空前的，就有清一代268年而言，也堪稱達到了頂峰。康熙朝庫存銀最高額是五十八年（1719年）的4900餘萬兩，通常存銀為3000萬到4000萬兩。雍正年間庫存銀最高額是6000多萬兩，最後幾年為3000萬兩。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通常存銀也是此數，二十年後達到4000萬兩，以後持續增長，三十年（1765年）達到6000萬兩，三十三年（1768年）超過7000萬兩，此後一直在7000萬兩以上，四十五年（1780年）存銀7800萬兩，五十五年（1790年）竟至8000萬兩。乾隆朝財政收入達到最高峰，是「盛世」的標誌之一，也是減免錢糧的經濟基礎。

第三，軍事力量強大，國際地位高高在上。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統一新疆後，中國疆域極盛，北起薩彥嶺、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東至庫頁島，領土面積1453多萬平方公里。（《中外通史》）環顧四周，近郊諸邦，皆為屬國，「通譯四方，舉踵來王」，不但傳統屬邦更加恭順，蔥嶺以西，巴達克山、浩罕、安集延、左右哈薩克、布魯特等，都紛紛遣使來朝。「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僕，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清高宗實錄》）就是漢唐時期，也沒有如此氣派恢宏，威震遐邇。《洪業——清朝開國史》說：「清朝統治者建起了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在此後的近兩個世紀中，中國的版圖幾乎比明朝的領土擴大了一倍。因而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再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清代對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控制力前所未有。漢唐元明盛時，中國版圖也曾經十分龐大，不過那其中許多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都只是對中央政府名義上的服從，王朝對它們缺乏實際控制，比如萬曆皇帝之控制努爾哈赤部落。只有乾隆盛世，所有王化所不及的地方都被專制權力牢牢控制。一些「頑梗不化」的地區，比如大小金川，雖然不過彈丸，但也被皇帝視如眼中釘、肉中刺，必舉全國之力粉碎消化為止。直到乾隆時期，中國才真正對版圖內所有土地都做到了強有力的控制和管理，使邊疆地區和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真正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四，乾隆朝養育的人口達到空前的數目。

中國是一個人口崇拜的國家。在農業作為決定國家命脈的支柱產業的古代，人口數量歷來被視為國家興旺富庶的最重要標誌。孟子說「廣土眾民」。「人丁興旺」是每個家族的祈盼，養活盡可能多的人，被認為是一個政府最重要的政績。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只有少數幾個歷史時段突破過1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人口統計數字5959.6萬人，是西漢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記錄。從那時起到南宋紹熙年間實現第一次翻番，達到1億人，歷時近1200年。從南宋的1億人口到17世紀中葉的1.5億人，則用了450年的時間。

乾隆六年（1741年），第1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341萬，由於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萬。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第3次人口翻番，只用了54年時間。而且其直線上升趨勢，也與此前波浪式增長迥然有別。人們在論及乾隆年間的人口發展時，幾乎較為一致地稱為「人口爆炸」「人口奇跡」。以10億畝上下的耕地養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而能長期保持國家安定和社會穩定，談何容易。這不能不說是康乾盛世又一個超越千古的成就。

戴逸先生說：「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我則以為，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從物質財富角度看，這確實是不易之論。

三 「盛世」的四個支點

乾隆盛世的誕生，是多方面因素綜合的結果。除了以大權獨攬形成穩定的政治局面，除了重視農業和農民，除了徹底平定了準噶爾，乾隆順利攀上盛世之巔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父祖兩代奠定的基業。

人治之下的中國之所以多災多難，主要原因就是統治者素質大多平庸低下，偶爾出現幾個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難以持續，前代積累的統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個輕率的錯誤葬送殆盡。所以，中國歷史上很難出現長期連續的和平穩定時期。漢代的文景之治，不過四十多年，其間還夾雜著規模龐大的七國之亂。大唐盛世中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中間也隔了一段相當長的政治動盪時期。

乾隆能成功，一半是由於清王朝的擇優立儲原則，一半是由於歷史的偶然性，素質一流的三位皇帝實現了政治接力，時間長達一百三十多年。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乾隆登基之時，繼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羨慕的基業。康熙和雍正在制度上實現了攤丁入畝、養廉銀、密折制度、軍機處等一系列寶貴的創新，為乾隆鋪設了駛往全盛的軌道。乾隆本身是實幹家而並非思想家，事實上，乾隆一朝的內政外交大方針，一秉父祖遺軌，並沒有大的制度創新。只不過他出色的實踐能力使這些大政方針落實得恰到好處。

第二，乾隆的勤政。

優秀的遺傳、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礪，乾隆皇帝在學生時期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寶貴的品質：諸事有恆。他一生生活起居，都如鐘錶般有規律。清代史學家趙翼以他的親身感受記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時（六點鐘）出宮……從寢宮出來，每過一道門，就放一聲爆竹。我們在直捨值日，聽到爆竹從遠到近，就知道聖駕到了乾清宮。冬天的這個時候，蠟燭還要再燒一寸多，天才大亮。我們十多個人值班，五六天輪一個早班，已經覺得很累了。誰知道皇帝天天如此。這還是平時。當西陲用兵之時，如果有軍報到了，雖然是夜半時分也必然親自覽閱，然後召集軍機大臣到前面指示機宜，動輒千百餘言。我那時負責撰擬文件，從起草到作成楷書進呈，有時需要一兩個小時，皇上仍然披著衣服在等。（《簷曝雜記》卷一）

一個朝鮮人也記下了乾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

卯時而起，進早膳，然後看文件，召見公卿大臣們討論如何處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後還要繼續處理沒看完的公文，或者讀書寫字作詩，一直到睡覺時分。

從登基到離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這個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沒有變化。

歷代皇帝臨朝，都是大臣們齊集之後，皇帝大駕才姍姍而來。可是在乾隆朝，卻屢屢出現皇帝枯坐宮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們特別傲慢或者懶惰，而是因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際，皇帝就已經穿戴整齊，做好準備，靜坐宮中。經常是太監們出去看了好幾次，大臣們「始雲齊集」。皇帝等得不耐煩，只好「流連經史，坐以俟之」，看書來打發時間。以至於皇帝經常發火，降旨要求群臣提前上班：「凡朕御門聽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詢問諸臣會齊集否。數次之後，始雲齊集。即今日亦復如是。諸臣於御門奏事，尚且遲遲後期，則每日入署辦事，更可想見。」又說：「近見各部奏事，率過辰而至巳（相當於今日晨七時至九時之間），朕昧爽而興，惟流連經史，坐以俟之而已。此豈君臣交儆、勤於為治之義耶？」

即使生病，乾隆也照常工作。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他連日宴請外藩蒙古，召見大臣，身體疲憊，又患傷風感冒，整天咳嗽不止。御史朱續卓趁機上奏折，請皇帝注意休息，這幾天要減少工作量，「寡慾以養身，握要以圖政，謹持大綱，保養精神」。不料乾隆並不領情，反而批評這名御史說，暑去寒來，氣候變化，人身體不適應而生病乃經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至於節一身之勞，遂將國家政務，不事躬親，尚執要之名，而開叢脞之漸，則錯繆已甚」。（《清高宗實錄》）

第三，乾隆所打造的高效率官僚隊伍。

乾隆政治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以過人的眼光和手腕，恩威並施，寬嚴相濟，打造了一支能打勝仗的幹部隊伍。乾隆不像傳統帝王那樣，重德不重才。他對大臣的要求是，「務得有猷有為」。對那些高分低能、只知謹守官箴、缺乏實際操作能力的書獃子，他一直厭惡有加。

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後，他鑒於朋黨之憂，開始大力起用與官場中幫派沒有關係的新人，以對鄂、張朋黨釜底抽薪。在乾隆十三年前，他唯一破格提拔的是訥親。此人年紀雖輕，卻在雍正末年即已進入軍機處，辦事幹練，頗為雍正所賞識。乾隆曾經說：「訥親向蒙皇考嘉獎，以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乾隆即位後，相繼任命他為授鑲白旗滿洲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協辦總理事務、進封一等公爵，一時權傾朝野。不料遇到了倒霉的乾隆十三年，因金川之役不力而一命嗚呼了。雖然殺了訥親，從任用訥親的經驗中，乾隆卻發現使用年輕大臣的好處。那就是這些人思維敏捷、精力充沛、辦事幹練，滿足了乾隆皇帝用人的高標準。而且，這些人沒有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臣們圓滑世故，做事乾脆利落。他們與朝中朋黨沒有什麼關係，皇帝用起來十分放心。繼訥親之後，皇帝提拔最力的是自己的小舅子傅恆。乾隆五年（1740年），這個人還不過是一個藍翎侍衛，乾隆七年（1742年），他被任命為內務府大臣，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訥親被殺後，他一躍成為首席軍機大臣，其時年齡不過才二十五歲，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年輕的「宰相」。除此之外，他還以火箭速度提拔了舒赫德、兆惠等滿族才俊，並且陸續任命汪由敦、劉統勳、梁詩正、於敏中等漢族官員入主中樞，從而真正建立起了自己的班底。

一個三十多歲的皇帝，居然任用比自己還小十多歲的年輕人做首席軍機大臣。這一任命，可以說完全出人意料。好在乾隆皇帝識人眼光獨到，所用諸人，頗能服眾。小舅子傅恆被重用，絕不僅僅是為了安慰死去的孝賢皇后，而是因為他確有過人之處。他見識遠大，忠誠勤勞，辦事幹練，並且禮賢下士，待人寬厚，頗有他姐姐的遺風。史載他「款待下屬，每多謙沖，與共同幾共榻，毫無驕汰之狀」。他前後領袖軍機二十三年，始終得到皇帝的信任。兆惠從軍機章京起家，乾隆「知其才可用，屢擢至侍郎」。在後來平定新疆的戰爭中，他功勳卓著，黑水營之圍，他率三千人抗敵萬人，堅守三個月，成為清代軍事史上的名將。歷任湖廣、雲貴總督的李侍堯「短小精敏，過目成誦。見屬僚，數語即辨其才否，擁幾高坐，語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陰事，若親見」。至於劉統勳、梁詩正等大臣，也都以幹練著稱，成為一代名臣。咸豐時期的大臣張集馨評價乾隆的用人說，乾隆年間，國家繁盛，督撫雖不免貪黷，然其才具皆系大開大闔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

乾隆晚年，到訪中國的馬戛爾尼使團成員們對大清帝國的許多事務都不以為然，唯對他們遇到的許多官員的素質評價很高。在他們眼中，乾隆駕下的官員們絕大多數都風度不錯，能力很強。比如約翰·巴羅評價說：「北直隸的老總督是個滿人。他那輕鬆自然、禮貌恭敬而又尊貴自重的態度，是現代歐洲最有風度的侍臣都無法比肩的。他對使團事務周切關注，在天津款待我們時趨勢自然，給下級官員和家僕指示時平易慈祥，贏得了眾口一致的愛戴。他是一個七十八歲高齡，非常可愛的老人。個矮，眼小而亮，神態慈祥，長鬚銀白，整個形象沉著鎮靜，不怒而威。」對於和砷，斯當東的評價是：「和中堂的態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馬戛爾尼也認為：「和砷相貌白皙而英俊，舉止瀟灑，談笑風生，樽俎之間，交接從容自若，事無鉅細，一言而辦，真具有大國宰相風度。」

中國歷史上最常見的政治疾病是「腸梗阻」，也就是最高決策無法有效通過官員階層貫徹到社會底層。乾隆朝中前期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乾隆朝中前期官僚隊伍效率頗高，執政能力極強，皇帝的重大決策基本可以得到有力貫徹。這就為乾隆盛世的到來提供了堅實有力的幹部保證。

第四，乾隆前期懲貪措施的成功。

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懲貪態度最堅決、手段最嚴密、手腕最強硬的皇帝之一。

乾隆心思細密，萬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漸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頓吏治，是從抓請客送禮之類的小事開始。腐敗如同細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腳點，就會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禮物如果不加防範，必然發展成大額賄賂。所以他明確規定，各級官員之間，不得再以送「土宜」，即「土特產」之類的名義贈送禮物。皇帝說，「持廉之道莫先於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貲」。（《清會典事例》）

針對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事實，皇帝還規定，督撫大員們的酬酢宴會一切費用，「應出資自辦」，派委屬員負擔筵席費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縣等「藉端要結，甚且賠累」，（《清會典事例》）擾亂民間。

官場上，收受門包一直是一個小小的痼疾。說起來似乎為害不大，但實際上卻極損政體之尊嚴，啟腐敗之先聲。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規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員，凡到州縣地方，有敢藉機收受門包的，「與者照鑽營請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贓納賄例治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又通諭各省，從督撫到道府，要嚴格管理家人，「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傳事稟話，交中軍巡捕等官傳稟，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史上第一回，皇帝的懲貪規定細化到了大臣們的家人。（《清會典事例》）

人們的普遍印象是乾隆比雍正仁慈，但實際上，乾隆朝對貪官的懲處遠嚴厲於雍正朝。乾隆以前，懲貪實行「完贓減等條例」。該條例規定，凡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內將所貪的公款全部補賠，就可以免死減罪發落。如果一年之內沒有全部補上，還可以再寬限一年，讓官員自己在監外繼續籌款賠補。第二年還沒能全部補賠的，犯官進監，而其妻子仍可幫他補賠。直到家產盡絕，才被處死。這樣拖來拖去，貪官污吏沒有幾個被明正典刑的。

經過長時期的醞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廢除了「完贓減等條例」，代之以「完贓不准減等」的新例。不管你家裡多有錢，貪污白銀只要滿了1000兩（相當於今天的20萬元人民幣）即判處斬首，決不寬貸。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懲貪力度上了一個極大的台階，使無數貪官人頭落地，家破人亡。凡貪污或受賄案件，承辦大員一旦查有實據，立即請旨將犯官革職、查抄，籍沒家產異常迅速、嚴密而徹底，貪官污吏的下場不僅身首異處，而且家產無論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乾淨！在中國歷史上，懲貪嚴厲者，在朱元璋之後，乾隆可排第二名。

立法如此之嚴，執法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乾隆懲貪舉措，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防範嚴密，明察秋毫。乾隆皇帝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廣佈耳目，充分監察大臣們的一舉一動。而且對同一個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聽偏信。這樣就掌握了大量真實情況。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撫開泰秘密考察湖廣總督鄂彌達的官品操守。開泰回稟說，鄂氏年老體衰，不過尚能正常辦公。其家人聞有收受門包之事，不過數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後批示，鄂氏的問題不僅如此，你反映的並不全面：「非但此也！鄂彌達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屬員，亦間有收受禮物者，操兵全不閱看……」通過這種方式，所有高級官員時刻感覺自己處於四周同僚的監察之中，時時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謹慎。

二是執法從嚴，決不姑息。高級官員如果事涉腐敗，即使情節輕微，數量不多，也決不輕恕。

雲南總督恆文是乾隆喜歡和信任的大臣之一，他頭腦靈活，能力突出，善於處理各種複雜關係。乾隆說他「歷任封疆，受恩最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恆文按各地慣例為皇帝準備「土貢」。他因雲南產金，擬購買黃金製作幾個金手爐獻給皇帝。當時黃金市價為每兩金子換14兩銀子，而恆文為了佔便宜，只給10兩銀子。這當然是以購買為名，行勒索之實，確實相當卑鄙，不過佔這麼點小小便宜，情節也確實談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發後，乾隆頗感意外，立即派尚書劉統勳為欽差大臣前往嚴查。雖然案情輕微，皇帝卻決定立刻賜恆文自盡。後來因查出此事之緣起是經下屬慫恿，情有可原之處，遂改為終身監禁。給恆文買金子幫過忙的雲南巡撫、雲南布政使、雲南按察使一併被革職，其他56名州縣官員都受到了相應的處罰。皇帝對涉及貪腐之案毫不寬假的堅決態度於此可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楊灝借工作之便，侵佔3000多兩白銀案發，楊灝被處以斬監候，伺二十二年秋後處決。乾隆二十二年秋審，也就是覆核死刑犯時，繼任湖南巡撫蔣炳認為楊灝已經在一年內把贓銀全部彌補，建議判他死緩，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對此都無異議。案捲進呈，乾隆皇帝「閱之不勝駭然」，氣得手直打戰，「不勝手戰憤栗」，當天之內連下四道上諭，連篇累牘，痛斥這一建議之荒唐。他說，楊灝身為三品大員，乃剋扣至3000餘兩，本應立行斬首，「監候已系朕格外之恩」。對如此惡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為大臣們自然會建議處死，不料居然大臣們一致認為應改判死緩。狼藉至此，猶得寬免一死，「則凡督撫大吏，皆可視婪贓虧帑為尋常事，侵漁剋扣，肆無忌憚」。「其何以飭官方而肅法紀耶」！

楊灝被立即處死，提出改判動議之湖南巡撫蔣炳被罷官抄家，發往軍台效力贖罪。附和此議之尚書、侍郎、給事中，御史趙弘恩、鄂彌達、蔣溥、李元亮、王際華、李清芳、王和、勒爾森、舒明、董邦達、金德瑛、劉綸等68人，分別處以革職留任、降級留任、銷級、銷紀錄、降級、註冊等處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氣不能平，又下達長諭，痛斥官官相護之風。乾隆說：

夫明刑弼教，乃國家刑政之大綱……近日內外問刑衙門習氣，不求其情罪之允當，惟事婦寺之仁……至儼然服官從政，自當知凜遵憲典，而猶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寬，則誰不蔑法營私，小民將必深受其害……豈有方岳大員，婪贓纍纍，而尚藉口完贓，俾得偷生視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於秋審棚內嘵嘵致辯，不過求寬一命，或為自己積福地，而於此等要案，則無一人見及，雷同附和，公為矯誣，此而不加懲儆，紀綱安在！……

在諭旨的最後，皇帝堅定地表示：

為官相護之痼習，朕必力革而後已！

三是不避皇親國戚。

慧賢皇貴妃是大學士高斌的女兒，雍正年間即成為寶親王的側福晉。乾隆登基後冊立為貴妃，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後追晉為皇貴妃。她生前受寵程度僅在孝賢皇后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宮的后妃之一。

慧賢皇貴妃的親弟弟高恆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頗為順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任兩淮鹽政這個肥缺。然而此人就任不久，就「收受商人所繳銀兩至十三萬之多」。案發之後，皇帝毫不寬貸，以其「辜負聖恩，罪無可逭」，將這位小舅子立即處死。

不過畢竟是自己的至親，殺掉高恆之後，皇帝對高恆的後人相當照顧。十年之後，高恆之子高樸得以出任葉爾羌辦事大臣。不料此人頗紹祖風，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開採玉石，轉往內地私賣，把錢裝入自己的腰包。事發之後，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以高樸「貪婪無忌，罔顧法紀，較其父高恆尤甚，不能念為慧賢皇貴妃侄而稍矜宥也」，降旨將高樸即於當地正法。

後世評論乾隆，幾乎一致肯定其前期執法之嚴。晚清薛福成說過：「高宗遣諸貪吏，身大辟，家籍沒，僇及子孫。凡所連染，窮治不稍貸，可謂嚴矣！」總結乾隆年間，封疆大吏以侵貪立案查處者多達三十幾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賜令自盡的有二十餘名，平均一兩年即有一名省級軍政大員因侵貪或徇庇侵貪而正法，這是前代所罕見的，也是有清一代所僅見的。

因為乾隆前期抓緊了吏治或者說反腐敗這個關鍵，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了盛世之巔。這一點是朝野公論。章學誠認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砷當政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稱為清明盛世。趙翼後來也說乾隆中前期，秉中樞者俱潔身自好。

第六章 文字獄——盛世須用重典

君權像惡性腫瘤一樣，是世界上最具擴張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許任何獨立的事物存在。專制權力的獨佔性本質驅使它永遠努力衝破一切限制，掙脫所有束縛，深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毒化每一個細胞，直至最後整個社會在它的緊緊擁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專制達到極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權的障礙。

一 打擊「越級上訪」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初七，皇帝的大駕行走到了江蘇與山東交界的澗頭集。剛剛結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坐在打開轎簾的大轎裡，乾隆心情不錯。初春季節往往是他詩興大發的時候，遙望綠色籠罩的原野，他在心中醞釀著詩稿。

大駕突然停了下來，前面傳來了喧嘩聲。

新修好的御路旁邊的散水溝裡，跪著兩個鳩形鵠面的人，一望而知是兩個災民。他們高舉著兩張紙，顯然是告御狀的。

皇帝命人把他們帶到轎前。

兩個人哆哆嗦嗦地跪在皇帝面前，一嘴濃重的豫西話因為緊張更加難以聽懂。費了老大勁，皇帝才聽明白，原來他們是河南西部夏邑縣人，分別叫張欽和艾鶴年。他們說，河南西部遭遇了嚴重水災，百姓流離失所。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等官員串通起來，隱瞞災情。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們才壯著膽來告御狀。

乾隆的眉頭鎖了起來。怎麼又是夏邑？

關於河南夏邑縣的水災，在這兩個災民告御狀之前，皇帝就已經知道一二了。他這次南巡到山東時，前江蘇布政使、退休官員彭家屏在山東迎駕，就已經向他加以舉報了。

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他說河南西部已經多年遭遇災害，今年尤其嚴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卻無動於衷。因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罪無可逭。

對於彭家屏的舉報，乾隆並不很相信。因為第一，圖勒炳阿因為精明而聽話，一直頗為乾隆賞識。第二，按照朝廷綱紀，退休在家的官員，應該安分守己，不得倚仗自己做過高官而干預地方公務。彭家屏的行為有違反這條規定的嫌疑。第三，皇帝一直很討厭彭家屏其人。乾隆最痛恨的是官員拉幫結伙搞朋黨，而彭家屏卻很喜歡搞這一套。在雍正年間，他有過投靠雍正的寵臣李衛，攻擊李衛政敵鄂爾泰的不光彩歷史，所以乾隆對他印象一直不佳。乾隆後來說：「且彭家屏乃李衛門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陰鷙，恩怨最為分明。從前每當奏對時，於鄂爾泰、鄂容安無不極力詆毀，朕因此深薄其為人。」（《乾隆朝東華錄》）

皇帝的第一反應是用懷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會兒。他首先判斷這是圖勒炳阿與彭家屏二人有矛盾，彭藉機誇大其詞，進行傾陷。作為皇帝，乾隆每一分鐘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進官員們設下的圈套，成為他們鬥爭的工具。

彭家屏表情鎮定，似乎心裡十分有底。那麼首先要查明事情真相，再做處理。所以，他命令同到山東迎駕的圖勒炳阿會同彭家屏一起，實地查勘災情，然後共同向他匯報。

與此同時，皇帝還採取了一個極為秘密的措施。他派自己身邊的一個隨侍，精明強幹的員外郎觀音保化裝成一個商人，深入河南夏邑，實地考察災情到底如何。

這個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風格。

就在觀音保出發後第三天，發生了開頭所述告御狀的一幕。

雖然「愛民如子」，但乾隆並不鼓勵他的子民們告御狀。

乾隆皇帝與明太祖朱元璋在對民寬、對官嚴一點上十分相似。但是，他們的政治理念卻有明顯差異。

因為出身貧寒，朱元璋身上有一種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洪武年間，有些民望極好的官員獲罪罷職，但地方百姓攔道苦留。朱元璋知道後，不但不怪罪百姓，反而因此判定這個官員必然是好官，不但釋放，甚至還得到提升。

不僅如此，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層百姓的政治熱情來監察官員。他說，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實情不能上達，允許本處城市鄉村「有德老人們赴京面奏，以憑保全」。

乾隆卻不欣賞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義。他認為，小民們的話並不都可信，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如果百姓表揚會促使官員步步高陞，那麼假造民意，對於中國官員來說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嗎？如果老百姓可以隨便入京控告官員，那麼，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為官場鬥爭的工具嗎？所以他說：「小過本不至逮系，但既以司吏，則罪宥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關乞留，遽為縱遣，是黜陟之柄編氓轉得而操之，成何政體？明祖於此俱加以賞賚超擢，不啻導之作奸。倘猾吏民窺見意指，交通惑聽，流弊伊于何底？國法吏治不因之俱壞乎？」（《御批歷代通鑒輯覽》）

作為一個力圖以權力籠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熱愛的是秩序和穩定，最恐懼的是民眾的自發性，但有時他也主動深入群眾。比如這次南巡途中，他望見衣衫襤褸的百姓，會叫到駕前，細細盤問何以窮困，並命加以賞賜。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詢問則可，底層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動向他揭發地方官的錯誤，卻使他十分不快。國家政治的運轉一定要在嚴格的政治紀律基礎之上，百姓有了冤屈，應該按規定層層上訪，不應該直接找到皇帝這裡。「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協，督撫司道，昭布森列，自當據實陳訴，靜聽審理，何至無所控吁」？

對於這些告御狀的人，他一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也許他們所說都是實話，但他們的眼神裡透露的卻都是執拗和不馴服。敢於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於和皇帝的眼睛對視，可見他們平日就並非安分守己之輩。如果天下滄海橫流，正是這些人會鋌而走險。對他們進行鼓勵，無疑是給國家政治埋下不穩定因素。因此，歷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歡搞一些御前判案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卻從不這樣做。

這兩個災民的出現，讓他相信了彭家屏的話有所根據，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說謊的。但古往今來，上訪的處理原則不變。他一紙批文，把這兩個人轉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命他認真審理。

就在第一起告御狀事件發生兩天之後，四月初九，皇帝一行走到山東鄒縣，突然路邊又冒出一名告御狀的人，同樣是衣衫襤褸，同樣是一口豫西口音。一問之下，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劉元德，也來投訴自己的父母官辦賑不實。

乾隆皇帝臉色一下子變得十分冷峻。

連續兩起夏邑人告狀，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聯想到彭家屏同樣也是夏邑人，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在乾隆的政治生涯裡，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連續兩起同一目的的告御狀事件。習慣於危機思維和陰謀思維的皇帝第一時間判定，這很可能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活動。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員彭家屏在背後策劃，讓這些普通百姓不斷出面，利用這次旱災，來扳倒他們不喜歡的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

如果是這樣，那麼事情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御狀演變成了地方縉紳利用和勾結普通百姓，企圖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陰謀。如果真的這樣，那就是帝國政治生活中一個極為不祥的新苗頭，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顛覆帝國政治秩序。任其發展，必然成為一種政治惡疾。

向來注意防微杜漸的皇帝決定要斬釘截鐵地剷除這個苗頭。

皇帝命人把這個劉元德鎖起來，細細審問。他決心把那個他素來不喜歡的彭家屏從這起案件背後挖出來，最好釀成一樁震動天下的大獄，殺一儆百，因為大清天下此刻特別需要一記有力的警告。

在欣賞自己盛世治績的同時，皇帝也分明預感到，大清王朝危機四伏。

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壓力。

人口增長本來是乾隆盛世的最有力證據。但與歷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卻是一個貧困的盛世。大唐開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而據說文景之治時，中國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戶戶都騎馬，而且全騎雄馬，誰要是騎雌馬或者小馬都會遭到眾人嘲笑。《史記·平准書》載：

至今上（指漢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都城）鄙（邊遠地方）廩（糧倉）庾（露天穀倉）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穿錢的繩子）朽而不可校。太倉（京師的大倉庫）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雄馬）字牝（母馬）者儐（排斥）而不得聚會（當時人皆乘雄馬，有雌馬雜處其間，便互相踢咬，故被斥於外而不與同行）。

乾隆盛世中卻絕沒有類似的記載。《興國縣志》載，乾隆年間，陝西許多農民「每歲必賣食買衣，因衣之費，而食已減其半，其艱於食者固自不少，而缺於衣者抑已良多」。洪亮吉也說，乾隆晚年和嘉慶年間，農民「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

為什麼如此呢？原因其實很簡單。乾隆年間的糧食總產量雖然創了歷史最高，但人均下來，卻處於歷史落後水平。

傳統農業生產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盡可能多地養育人口，即使增加人口是以降低生活水平為代價換取，中國人也心甘情願。中國傳統社會人口增長的速度往往高於糧食生產水平的提升速度，乾隆年間這一特徵表現得更為明顯。

正是這樣的人口奇跡造成了乾隆朝的尷尬。一方面，人口繁庶歷來是統治成績和國家實力的最有力證明，另一方面，人口增長也帶來了方方面面的問題。雖然清代糧食總產量居歷史之冠，人均卻是最低。據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歷代糧食人均佔有量，秦漢為985斤，隋唐為988斤，宋代為1457斤，明代為1192斤，而乾隆年間，僅為780斤。

人口壓力導致了空前的生存競爭。

由於人口的增長，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地主不斷提高要價，增長地租，貧民越來越無法承受。有案例記載，乾隆初年，四川瀘州的一塊土地，每年向地主交租8石5鬥。僅僅過了4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24石。另一個案例顯示，湖北黃岡的一塊土地，原本收租3石，2年後，租價就上升到了6石。地租如此直線上升，使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佃戶忍無可忍，不得不起來抗爭。

乾隆六年（1741年），江蘇崇明等地因風災減產，佃戶老施二帶頭不交地主的田租，還組織周圍的佃戶，驅逐前來收租的地主。地主在保正的幫助下，逮捕了幾名動手的佃戶關在私牢中，老施二又組織民眾，「將業主寓所、保正房屋肆行燒燬」，救出被捕之人。

不久，靖江縣也發生要求減租、抗租的風潮。乾隆六年八月，靖江縣貧民沙九成等人「糾集多人，私立合同，喝令罷市，希圖挾官報災，免糧賴租」。

除了抗租之外，抗稅鬥爭也越來越普遍。由於農民普遍貧困化，越來越多的人種不起地。乾隆十二年（1747年），河南羅山縣農民集體抗稅，「刁徒七八百人各執木棍鐵掀等物，並挾有草束，又復前來，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錢糧，不許差役催追舊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江蘇江陰縣也出現大規模的抗稅鬥爭，「是年秋，邑大旱，有司不以上聞，徵稅如故，西鄉民相率哄縣堂，人挾苗一束委棄庭中，頃刻山積。閽者以大言嚇之，幾至激變」。

雖然在經濟上對農民、特別是貧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權利上，乾隆卻是有史以來最為吝嗇嚴苛的皇帝。他全力維護農民的生存權乃至溫飽權，但是絕不允許農民有政治表達權。

因為統治者最熱愛的是穩定，而維護穩定的最核心手段則是維護綱常。一旦綱常紊亂，則統治者必然受到威脅。

所以，乾隆對於老百姓，有著對比鮮明的兩副面孔：

對於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視如赤子」。

對於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則視如仇敵，必欲除之而後快。

應該說，民眾鬥爭的風起雲湧是清王朝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表現。經濟總量的擴大，經濟結構的變化，必然造成經濟衝突和經濟糾紛日益增多。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民眾的政治意識、權利意識也同步覺醒，社會上出現一些自發的維權組織，這本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現象，也是政治文明發展的一個難得契機。

乾隆年間，在地主與佃戶的經濟衝突中，佃戶們表現出越來越多的組織性。他們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相互聯繫，用演戲、賽會、歃血、結盟的方式團聚起來，有組織地和地主進行鬥爭。有的地方出現了鐵尺會、烏龍會、長關會等組織。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佃農杜正祈等「結無賴子數十人，屢與田主搆難。恃拳勇，入市強橫，久之黨漸眾，遂陰蓄異謀，人給一鐵尺，號鐵尺會」。有的地方還設立會館，推舉佃長，甚至組織武裝，與地主們公開對抗。中國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性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面對這種形勢，乾隆的第一反應是恐懼。

在乾隆看來，「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萌芽不剪，將尋斧柯」。在乾隆時代，一切民眾聚集事件都被視為敵對事件。為了防微杜漸，他必須在「群情洶湧之初」，「擒首惡以儆余凶」。乾隆規定，嚴禁民間結盟、罷市、聚眾毆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麼「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乾隆六年（1741年），戶部寶泉局，也就是相當於今天財政部印鈔廠的兩千多名工人，因反對工頭剋扣工資，停爐罷工。步軍統領衙門出兵彈壓，工人們「俱登廠內土堆，拋磚擲瓦喊叫」，官兵竟向手無寸鐵的工匠施放鳥槍。事後，乾隆帝還因為沒有殺幾個人而嫌官兵鎮壓不力，朱批道：「辦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槍傷一二何妨。」「此等刁風，甚屬可惡……著舒赫德等嚴訪為首之人，務必重處，以警其餘。」

對於「刁民」自發組織起來的抗稅抗租行為，他更是嚴厲打擊，決不手軟。

江蘇崇明老施二抗稅事件報聞之後，乾隆皇帝批示道：「此等刁風，不可長也，務獲實犯奏聞。」此案的最終處理結果是，「老施二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

乾隆十三年（1748年），蘇州米商囤糧抬價，一介布衣顧堯年和平到官府請願，請求官員控制糧價，保證貧民能活下去。為了表示自己對大清政府的恭順，他特意「自縛雙臂」，跪在地方官面前。然而秉承乾隆不許對主動提出權利要求的百姓後退寸步這一原則的官府，竟然把顧堯年逮捕入獄。蘇州百姓群情激憤，一起來到官府要求釋放顧氏，官府卻大加鎮壓，連續逮捕了三十九人。事情上報乾隆，奏折中的「聚眾」二字令乾隆大為警惕。他說「因近日聚眾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議，照陝甘刁民聚眾之例，立即正法」。顧堯年等人因此被蘇州官員杖斃於大堂之上。

在這樣的背景下，河南夏邑縣多起災民控告上司的事件，在乾隆眼中就成了無比重大的政治事件。

果然不出皇帝所料，在嚴刑拷打之下，災民劉元德交代，他來告御狀，路費不是自己拿的，自己也拿不出，是夏邑縣的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兩個人共同資助的。這兩個人鼓勵他扳倒縣太爺，說這是造福全縣的大好事。

對這個審理結果，乾隆並不滿意，因為沒有把彭家屏挖出來。皇帝直覺彭家屏與此事逃不脫干係，而且只有把彭家屏牽繫進來，這個案子才有可能做大，才能製造震動全國的效果。

就在皇帝下達了繼續熬審劉元德，同時逮捕段昌緒和劉東震的命令後，到河南暗訪的觀音保回來了。

觀音保是皇帝最信任的親信之一。他事上忠誠，為人敏捷，辦事周密。聽到他回來，皇帝連忙召見。

幾天不見，觀音保模樣大變。微服出行時新換上的湖綢長衫已經蒙上一層塵土，臉龐也比出行時消瘦了許多。

他搶步上前，請了個安，回道：「皇上，夏邑之災，並非尋常水災，而是百年不遇的大災！」

觀音保匯報說，夏邑和附近的永城縣遭災已經兩年了，由於連歲未登，積水未涸，今年仍無法下種，百姓對於縣令和巡撫極度不滿，咒罵之聲充滿城鄉。由於多年重災，窮民景況不堪入目。縣城裡乞丐遍地，鄉間則餓殍滿眼。全縣物價奇高，只有人價極低，滿大街都是賣兒賣女的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調查結果，他還特意在災區買了兩個孩子。

「哦？花了多少錢？」皇帝問道。

「四百八十文。」

那時的四百八十文約合現在九十六元錢，大約是一隻烤鴨的價格。

「什麼？兩個孩子加在一起？」

「對。」觀音保說著，從身上掏出一張紙，呈給乾隆。乾隆接過來一看，是一張賣身契，價目清清楚楚。

皇帝默然不語，良久，一揮手：「你先出去吧。」

觀音保悄無聲息地退步，轉身，退出殿外。

皇帝陷入了尷尬。看來，地方官確實罪不可逭。他原來以為，夏邑所遭的是尋常災害，沒想到會重到如此程度。圖勒炳阿和孫默欺君罔上、漠視民命達到如此程度，實堪發指。必須嚴肅處理，才能平民憤而肅官箴。

可是，如果因為老百姓告御狀而摘了巡撫和縣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帝國內開創一個極為不好的先例。這一傳奇性的「平民扳倒巡撫」事件必然會成為爆炸新聞，迅速傳遍全國。本來，大清帝國如今的政治形勢就不穩，各地抗稅抗租鬥爭此起彼伏。如果這事再傳開，那麼無異於火上澆油，豈不極大地助長民眾的自發鬥爭？

深思熟慮之後，皇帝做出了這樣的決斷：

第一，嚴肅處理地方官。圖勒炳阿被革職，發往烏里雅蘇臺充軍。夏邑縣、永城縣兩縣知縣也革職，等待進一步審訊處理，以警誡其他諱災官員。

第二，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後不得以縉紳干預公務。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三人，交山東巡撫審辦，一定要查出背後有沒有其他主使。

看來是各打五十大板。

皇帝還下了一道意味深長的諭旨給河南老百姓：

並傳諭各百姓等，俾曉然於朕惠愛黎元，一體之意，各安本分，靜候給賑。至巡撫、知縣之罷斥，乃朕遣人密加訪察，自為整飭官方起見，初不因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之遮道呈訴也。若因此遂增致長刁風，挾制官長，擾及賑務，則是自干罪戾，不能承受國家惠養之恩矣。（《清高宗實錄》）

意思是說，這起案子的處理，是因為我洞察一切，主動發現，並不是因為彭家屏的奏報，也不是因為「一二刁民」告御狀。如果以後誰效仿這幾個「刁民」，以下犯上，那麼必然要受到國家的嚴懲。

這一道上諭，體現了皇帝在面對民間政治參與熱情性時的進退兩難。

面對洶洶民情，乾隆全力以赴，高築壩壘，將其約束在「綱紀」的河道內。

那麼，底層民眾受到冤屈，就只能等死嗎？

乾隆認為，這種情況下，群眾有權利上訪。但是，一定得在國家政策規定內，一級一級來，不能「越級上訪」，更不能採取「聚集」「鬧事」等危險手段。皇帝的理論是，「至該處百姓，如果追比負屈難伸，應赴上司衙門控告，乃敢聚眾赴署，紛紛毆鬧，此風斷不可長」。

「應赴上司衙門控告」，這便是皇帝所開具的普通百姓對付貪官污吏的唯一辦法。就是說，你必須在體制內反映申訴，尋求解決的辦法。

問題是，傳統社會體制內的申訴機制常常是失效的。底層百姓的上訪，最常見的處理方法是被上級發回基層處理。如果「赴上司衙門控告」遭到拒絕，被發還原縣鎖系，又怎麼辦？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湖南新寧縣百姓劉周佑到知府處控告新寧縣縣令營私舞弊，代理知府不問青紅皂白，將案子發回新寧縣處理。新寧知縣利用職權，挾私報復，把劉周佑關押在監。縣民忍無可忍，紛紛罷市以示抗議，事情被匯報給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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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抗官之案，雖事涉有司，應行參處，亦必首懲糾眾之人。而於官員應得處分，不即汲汲究治，誠慮匪徒因此長奸，不可不防其漸也。

就是說，對於百姓對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嚴懲。而對官員的處理，不可過重。因為如果嚴處官員，那麼百姓必然得到鼓勵，以後會變本加厲，益發助長了「以下抗上」的「歪風邪氣」。用乾隆自己的話說就是「刁民鬧事而即參知縣，將使刁風益熾矣」，「將來愚頑之徒，必且以此挾制官長，殊非整飭刁風之道」。

乾隆的這個邏輯，在處理夏邑縣事件時也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釋。乾隆在給夏邑人的另一篇諭旨中，如此告誡百姓：

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訐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面之詞，開挾制之風。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

官員是民之父母，那麼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當然是疼愛孫子的，但是遇到孫子和自己的父母作對，明智的祖父會怎麼做呢？顯然，他絕對不會助長孫子反抗其父母的惡習。因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會反抗祖父。這不是顯然之理嗎？

因此，作為孫子，即使受了父母的委屈，也只能含冤忍受，等著祖父有一天發現父母的錯誤加以懲治，而不應該主動跑到祖父面前，來說父母的不是。如果主動報告，就是孫子不守孝道，不能「子為父隱」。本來祖父要申斥父母，一聽孫子公然陳告，也會先壓下來不辦，不能讓孫子長臉。

同時，他還要把孫子交給自己的兒子，讓他好好處理處理。他知道，自己的兒子十分明白怎麼處理孫子，才能使他記往下次不要再犯上作亂。

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兒子」賑災不行，但是處理「孫子」造反事件，卻極富政治天分。

乾隆命令把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交給山東巡撫審辦。山東巡撫當即發文給夏邑知縣，也就是那個被夏邑人一再控告的孫默，命他立刻把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抓起來，押遞到山東。

革職的命令還沒有從省裡傳下來，但孫默已經知道自己的烏紗馬上就要丟掉，因此他非常清楚如何辦理這個案子。他沒有像往常一樣，派衙役抓人，而是親自帶領人馬，前往秀才段昌緒家，命令對段家徹底搜查，特別是對書籍文章，要片紙不留，一律搜出讓他檢查。

他知道，皇帝對文字之獄特別有興趣。這些秀才們積習難改，平時一定會寫些日記文章之類，而這些文章之內保不齊會有一兩句牢騷怨望之語。如果找到一兩句他們咒罵政府的證據，那麼這個案子就會升級為政治案件，自己很可能就會脫身，起碼也會減罪。

果不其然，衙役們在段昌緒的臥室之中搜出了幾頁文書，居然是吳三桂起兵反清時的檄文抄本。這篇檄文，八十年前廣為流傳。八十年後，段昌緒仍然保留，這不是大逆是什麼？

孫默如獲至寶，他飛馬把這一「成果」匯報給圖勒炳阿。圖勒炳阿又添油加醋一番，以八百里加急的文件報給皇帝。

乾隆對此非常重視。一方面，他對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頭都視如大敵，另一方面，在前兩天對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後，他感覺十分不妥。因為各地密報已經傳上來，說雖然皇帝各打了五十大板，但是「平民百姓扳倒巡撫」的消息仍然像長了翅膀一樣，立刻傳遍了大清各省，那幾個敢於告御狀的平民已經成了全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不少地方的人聞聽此消息，準備要進京告狀。

皇帝於是斷然採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夏邑縣知縣孫默以及圖勒炳阿能偵破這樣的反清大案，「尚屬能辦事之員」。偵破反清政治大案之功與諱災這樣的小過不可同日而語，「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因此不必革職，仍留原任。

第二，命直隸總督方觀承前往河南，與圖勒炳阿一起徹查此大案，特別是要查清這個檄文到底從哪裡抄來，背後有沒有其他組織或者情由。

皇帝在上諭中還莫名其妙地著重說了這麼一句：「命方觀承會同圖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檢查彭家是否也有這道偽檄。」並且立刻命令彭家屏前往北京，聽候皇帝親自問訊。

顯然，皇帝一定要將退休二品大員彭家屏牽連進案子中，才算罷休。

四月二十六日，皇帝回到圓明園，結束了此次風波迭起的南巡。他召來彭家屏。在嚴審之下，彭家屏交代出自己家中確實存有幾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紀聞》《日本乞師記》《豫變紀略》《酌中志》《南遷錄》等數種。

然而，方觀承與圖勒炳阿抄家的結果卻與彭氏交代大相逕庭，原來彭家屏之子彭傳笏聞聽抄家之信後，已經把家中所有這些「禁書」一把火燒了。

但方觀承也有成果。他說，經過審訊，劉元德交代，他的御狀狀子曾經給彭家屏的侄子彭型看過，這從側面證明，彭家屏與這個告御狀事件確實有關，皇帝的判斷是正確的。

皇帝對這個結果基本滿意，他知道，一個大案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了。

經過會商之後，大臣們認為，這個案子性質嚴重，必須嚴肅處理。「河南夏邑縣地方士民，習尚囂凌，素健訟為能，任意壽張，罔知名義乖戾取禍，遂有段昌緒等惡徒，居心狂悖，上干天和，災祲之來實由自召」，所以段昌緒應該按照大逆罪，凌遲處死。因為段昌緒並沒有孩子，只能把他的妻子司氏、妾陳氏，發給功臣之家為奴。

皇帝畢竟仁慈，宣佈對段氏「從寬」斬立決，妻子免於入官。

對於彭家屏，皇帝以其私藏逆書，「從寬賜令自盡」。彭氏之子彭傳笏斬監候，秋後處決。沒收家產中的房屋、衣服、器物等入官。據河南布政使匯報，彭家屏的家產有古玩玉器等一百九十餘件，綢緞、氈褐衣服等七百餘件，字畫手卷八十餘件，俱解送進京。「至於箱內止存銀一千餘兩，殊難憑信。隨喚伊管事家人范祥等逐加研訊。雖據堅供實止此數，但有無隱匿寄頓，仍飭該府縣再加確查嚴審」。

至於彭家的幾千畝土地，皇帝的處理手法十分出奇：既然你願為貧民強出頭，那麼就把你的土地分給「該地貧民」，代你了了你的美好心願吧！

皇帝通過這種方式，表達了對退休官員以及地方秀才不安分守己、替百姓強出頭的態度。他相信，這樣的處理結果足以消除「百姓扳倒撫巡」事件的不良影響。

皇帝還特別命地方官員，深入民間，瞭解百姓對此處理的反應。據河南布政使匯報，在聽到把彭家屏的田地賞給貧民後，老百姓一致認為，彭家屏死有餘辜，皇帝無比正確。「跪聽宣揚，踴躍叩頭，歡聲動地，稱此千古未有之鴻仁，天高地厚，無有倫比，惟有頂祝國祚億萬斯年，還祈代為轉奏。等語。」

直隸總督方觀承等則匯報說，這個案子處理之後，老百姓都十分佩服皇帝的聖明，感激皇帝的大恩，對彭家屏等人無比痛恨，並紛紛表示，以後一定遵紀守法，絕不再「越級上訪」。「據士民人等同稱，我等自祖父以來，享聖朝太平之福，養長之恩。安居樂業，百有餘年。躬逢皇上愛民如子，凡關民間疾苦，無不加恩矜憫。我等就雖屬愚昧，亦有知覺，若尚不知尊君親上，更何以生世為人？實不意竟有段昌緒、司氏、陳氏如此逆徒敗類，我等無不同切憤恨，深懷愧恥。今蒙開諭。我等草野小人有何報答皇恩，從此惟有益加洗心滌慮，共相勉善良，祝願歲歲豐登，人人守法，庶不致再費皇上天心。」

方觀承說：「臣等觀其情詞懇切，老民等皆叩頭嗚咽，災系出於衷誠，並無偽飾。」

看到這裡，乾隆的嘴角浮起一絲微笑。

在強硬地展示自己武的一手後，皇帝又使出了他的另一手。他命令，夏邑縣等豫西四縣歷年所欠的農業稅一律免除，本年所有稅收也一併免除。皇帝還派出能員，深入豫西，調查此地連續多年受災嚴重的原因，準備通過興修水利等方式加以根治。

同時，立刻調圖勒炳阿入京，體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撫之職。夏邑、永城兩個縣令仍然被革職按問，以為其他官員之戒。

二 儒家治國理想的破滅（1）

傳統社會中，永遠有那麼一類讀書人，身無分文，心憂天下。雖然終生不售，他們卻總不甘心放棄「獻身政治」「致君堯舜」的宏大理想，因為聖人告訴他們，這是士人活著的唯一目的。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五日早晨，廣西布政使朱椿出門想去桂林城外一遊。官轎剛剛出胡同，路邊搶出一位老者，顫巍巍跪在路邊，手中高舉一冊文書。朱椿心中膩煩，看來又遇到一位告狀的，真是官身不自由！

及至隨從把文書遞到他手裡，才發現並非如此。文書封面上題著兩個字「策書」，原來是一份政策建言書。打開一看，端楷正書，字跡娟秀，內容有五條：一、請朝廷進一步減免錢糧，減輕底層人民負擔；二、建議各地添設社義倉，以救濟貧民；三、革除鹽商盜案連坐；四、禁止種煙，以利人民健康；五、裁減寺僧，減輕社會負擔。

文章層次清楚，文字明晰，是一份有數據、有分析、有辦法的政策建議書。與一般的書生建言不同，這份報告還有許多定量分析。比如在論述廣西的種煙之害時，書中寫道：「今種煙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種植一二萬株，小家亦不減二三千。每萬株費工人十或七八、灰糞二三百擔，麩料、糞水在外……總種植煙苗始末之工費以圖耕稼，種植雜糧，實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

一個老知識分子關心家國的拳拳之意躍然紙上。

看完了策書，朱椿臉紅頭漲，神色大變。他命身邊的幾個隨從：「立刻把老頭拿住捆上，絕對不許逃脫！」

遊興已經一掃而光，朱椿立刻轉轎回府，把老人帶過來細細審問。老人一看方伯（地方長官）大人沒有如期待的那樣把他延為上賓，熱情款待，反而疾言厲色，如對大敵，一時不知所措，跪在地上原原本本從頭道來。原來這個老頭名叫吳英，是廣西平南縣人，讀了一輩子書，只考上了一個秀才。如今六十歲了，身體多病，眼看著朝不保夕，不甘心就這樣死去，便想把自己對國家和皇帝的忠愛之情化為這一紙策書，若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也算不負到人世來了一趟吧。

朱椿連夜給廣西巡撫寫了一個匯報，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案件。其罪有二，一是普通讀書人膽敢批評國家的政策，二是行文中犯了聖諱。原來，這篇策書中「聖上遵太后之遺命，免各省稅糧，其德非不弘也……聖上有萬斛之弘恩，而貧民不能盡沾其升斗」一段，兩次用了皇帝名字中的「弘」字，沒有避諱。

第二天，這樁案子就轉給了廣西巡撫姚成烈。姚成烈放下手中所有事情，全力處理此案。他命人兵分兩路，一路趕往吳英在省城的投宿地鼓樓街的塗鼎茂客店，逮捕客店老闆和小二，搜查吳英的隨身行李，看有沒有其他字紙文書。另一路趕赴吳英老家平南縣，抄家捕人，把吳家搜了個底朝天，把吳英所有直系親屬二十多人都捆綁來省城，連夜進行審訊，對所有人都動了大刑，當場打殘廢了兩個人。審訊的重點是這份策書後面還有沒有同謀。

審訊的結果非常簡單：這確是吳英「實思獻策，冀得功名，並非怨望詆毀」，自己一個人閉門所寫，與其他任何人沒有關係。

確信已經審得了實情，姚成烈立刻寫了一份奏折，向皇帝匯報了此案。他提出如下處理方案：

一、秀才吳英生逢聖世……不知安分，妄遞策書……其中竟然冒犯皇帝的聖諱，並且有批評指責朝政之處，殊屬喪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寬。應以「大逆」罪，凌遲處死。

二、吳英的兩個兒子吳簡才、吳經才，親弟弟吳超，親侄子吳達才、吳棟才，均已經年滿十六歲，請按照「緣坐」律，斬立決，先行刺字。

三、吳英的繼妻全氏，妾蒙氏，兒媳婦彭氏、馬氏以及未成年的幼子懋才、張才，還有幼孫亞宣、亞二、亞兒，幼侄偉才、觀奇、亞三，都發配給功臣之家為奴。

這道奏折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被送往北京。萬里迢迢到了北京，已經是九月份了。九月底，乾隆皇帝在和大學士九卿等人反覆多次認真研究了這樁大案後，做出了如下決定：

第一、第三條如廣西巡撫所擬，即吳英凌遲，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發配為奴。但皇帝仁慈，改第二條吳英弟弟及子侄之斬立決為斬監候，秋後處決。（《清代文字獄檔》）

在傳統社會，底層知識分子上書當道乃是常事。中國早期歷史上出現過許多「片言可致卿相」的傳奇。蘇秦、張儀僅憑一張利嘴，博得相國之印；東方朔以三千簡上書漢武帝，入仕為郎官。事實上，唐代以前，向朝廷建言獻策，乃至獻歌功頌德的文藝作品（比如杜甫所獻《三大禮賦》），是知識分子進身的一個主要途徑。因此，歷朝歷代，都有無數進身無路而自認有奇才異能的讀書人懷抱「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的夢想，紛紛毛遂自薦，滿懷熱情地向朝廷獻書、獻策、獻詩、獻賦。其目的無非兩種，一種是出於社會責任心，揭露疾苦，為民請命；另一種是賣弄文筆，逞露才華，希圖「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乾隆皇帝在登極之初，也曾經「廣開言路」，每年都會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獻策報送到皇帝御前。這些出自底層知識分子的作品多數粗陋無文，皇帝不過一笑置之，從未因此而開罪於人。但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皇帝卻一反常態，突然大開殺戒。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省一個精神有點不正常的人，名叫王肇基，到官府投獻了一副詩聯，以祝賀皇太后壽誕。用王肇基自己的話說，「恭祝皇太后萬壽，不過盡我小民之心，欲討皇上喜歡……」，「實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將心裡想著的事寫成一篇」。詩聯後面還附有一小段議論，雖然詞句顛三倒四，大致可以看出是評論時政之意。地方官將此案匯報給皇帝，乾隆命將他「立斃杖下，俾愚眾知其所炯戒」。這是有清一代將獻文獻策者處以死刑之首例。

從這起事件之後，因獻策而得罪的文字獄就連綿不絕。在這些獻文獻策案中，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樣一起。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出京恭謁泰陵。護衛巡視御道的時候，發現一個年輕人鬼頭鬼腦地逡巡在御道邊，身上還揣著什麼東西。護衛拿住此人，送官審問。

此人姓馮名起炎，山西臨汾人，三十一歲，是個秀才。原來他是想獻給皇帝一本自己所寫的書。書的內容是以《易》解《詩》，水平不高，但獻書的動機卻出人意料：居然是為了愛情。

原來馮起炎家境貧困，難以娶妻，卻暗暗相中了自己張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兩位分別叫「小女」和「小鳳」的表妹，暗戀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兩位佳人都娶到家中為妻。在案卷中，他是這樣交代的：「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嘗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自己家庭貧窮，科舉又不順，此願當然難遂。此人平日酷愛佳人才子之書，乃是一名文學青年，頭腦中充滿羅曼蒂克的幻想。在種種辦法都行不通後，他腦筋急轉彎，想逞露才華，獻書皇帝。說不定皇帝一見，就驚呼他為奇才。然後他趁機把心中夙願向皇帝傾訴，皇帝一高興，就會賜他銀冠玉帶，命他奉旨成婚。

在挨了許多板子要被送進大牢之前，馮起炎還期待著皇帝會可憐他的一片癡情，償了他的夙願，請審案官員轉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剋日長驅到臨邑」，去為他說媒，「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來，還沒有遇到過如此可笑之事。在開懷大笑並且把這個笑話轉告給後宮寵妃之後，皇帝表現出了難得的慈祥和善良。當然，說慈祥，不是說皇帝真的派人去給馮秀才娶小女和小鳳，而是少見地沒有取他的腦袋。起炎先生幸運地保留了性命，以「癡心迷妄」「欲瀆聖聰」之罪，「刺字發遣」，發配到黑龍江的冰天雪地裡，「給披甲人為奴」，在北大荒裡終老此身。

除了這類「逞才獲咎」型文字獄案外，乾隆朝還有一種文字獄，更為令人難解，那就是「瘋子文字獄」。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個面黃肌瘦、衣衫破舊的人來到山東孔府，叩門投書，自稱是孔家的親戚。此人自稱浙江人，叫丁文彬，說前日上帝臨凡托夢，把孔府衍聖公的兩個女兒許配給了他，他今天來做上門女婿。他自稱不是平凡人，別看窮，可是學富五車，寫了許多文章，「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學」，請衍聖公過目。孔府將此事報官，審得此人實系一精神病患者，從小父母雙亡，年紀老大還沒有成親，因此精神越來越不正常，時常聽到一個小人，自稱上帝，在他耳邊說話，指點他改寫《洪範》和《春秋》，並且說已經命他當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用年號為「天元」，並且偷偷把自己的哥哥封為夏文公，族叔封為太宰。

山東巡撫楊應琚在奏折中對丁的得病原因進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貧極賤之人，一旦識了幾個字，就自認為身懷奇才異能，無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貴美色，癡心目識，結為幻影，審不可破」，他說，「聽其所言，不論何人俱知其妄」。

楊應琚的分析很有道理，符合現代心理學的補償原理。當然，他進行深入分析，是為了證明丁氏並沒有其他黨羽，不是真正的逆案，而不是為了寬恕丁文彬本人。這位深知乾隆心理的大臣建議皇帝把丁文彬殺掉。

乾隆皇帝也認為此人是個瘋子無疑。楊的奏折中提到丁氏身體不好，經過大刑，已經奄奄一息。皇帝對此非常重視。他掐指一算，這個案子按正常程序，經三法司會審，再行文到山東，先後要近一個月時間，即使再加急，也要旬餘。如果丁文彬這期間死在獄中，可就太便宜他了。於是他立刻傳諭楊應琚，根據丁的身體情況，自行決定丁的行刑日期，如果丁氏確實病危，即可將丁文彬提前凌遲處死。

楊應琚受命之下，當即親赴大獄察看丁文彬的健康情況。他發現丁氏說話時氣短，精神極度萎靡，恐怕支撐不了幾天，於是立刻命令濟南知府等當天佈置法場。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時，丁文彬被架上囚車，押赴法場，在萬頭攢動中被綁上木樁，接受千刀萬剮，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來之時，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詞，念叨上帝的恩諭。

據不完全統計，乾隆一朝，類似丁文彬這樣的瘋子文字獄多達21起。前面提到的王肇基，也是一個精神不正常之人，所獻詩聯詞句不通，思維混亂，連乾隆都認為「竟是瘋人而已」。然而這些瘋人沒有一個逃過了皇帝的法網。其中7起案件，瘋子被凌遲處死，瘋子的親屬也被連坐，或者處以斬監候，或者被賞給功臣人家為奴隸。另外14起被從輕處理，不過即使從輕，也基本都是「斬立決」或者「立斃杖下」。

乾隆朝另一類超出了普通讀者理解能力的文字獄是「圖碑類」文字獄。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福建的一個小販李浩，來到浙江省販賣圖文碑記，被浙江瑞安「城管」也就是差役搜查，繳獲了他所販賣的《結盟圖》《懲匪安良圖》《孔明碑記》，報給縣令。其實販賣這些東西，就像販賣財神像一樣普遍，並不存在什麼風險，因為這些東西無非是民間勸人向善的宣傳品。《結盟圖》是勸世人遵聖守法的，《懲匪安良圖》勸壞人棄惡向善，那《孔明碑記》中除了一句「兩兩相爭不見天」略覺刺耳之外，也不過是一些荒誕不經的預言，並沒有什麼犯上作亂之意。據李浩稱，這《孔明碑記》的來頭可不小。據說這一年二月二十八，狂風大作，暴雨傾盆。風雨過後，廣東東山寺院裡出現了一塊石碑，碑文是諸葛亮所題，內容是預測未來吉凶之事。百姓都說是諸葛亮顯靈，因而紛紛傳抄。

按理，販賣勸善文字之事本不值一問，然而官員們都知道在乾隆朝既然案子事涉文字，就要寧左勿右，否則皇帝怪罪下來吃不消，於是經巡撫、總督，直報到皇帝那裡。皇帝果然對這件事十分重視，批示「知道了，從重定擬，不可姑息」。

掌握了皇帝意圖，地方官立刻興起大案，追查數省，牽連多人。在辦案過程中，皇帝還特意囑咐，「絕不能叫一個罪犯漏網或者自殺」，可見其草木皆兵之心態。

這個案子的最後處理結果，在檔案中並沒有記載。但是以乾隆處理文字獄的一貫手法，我們不難想像又有許多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乾隆朝的這些文字獄乍一看來實在無法理解。乾隆的處理方式，似乎只能用「喪心病狂」四個字來形容。閱讀這些文字獄檔案，讓人不禁懷疑瘋了的到底是乾隆還是「案犯」。

對乾隆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這個人本身並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堅毅，處事精明細緻，智商情商都很高。這樣一個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來？

其實在文字獄問題上，乾隆曾經非常通達理性，甚至還稱得上寬容大度。

眾所周知，乾隆的父親雍正在位期間曾經製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就像對父親的許多其他做法不以為然一樣，對這些文字大獄乾隆也一直腹誹不已，即位後立刻撥亂反正。雍正誅殺汪景祺，一直把汪的頭顱懸於菜市口示眾。乾隆以京師首善之區，懸掛人頭「有礙觀瞻」為由，命人取下掩埋。接著，他又赦免了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許多被牽連之人，放還了查嗣庭、汪景祺的親屬，一時天下讀書人如沐春風，感激涕零。

為了剎住文字獄，乾隆還採取了一個非常有力的措施：他規定以後凡舉報文字之罪者，如果舉報失實，一律按誣告罪反坐。

這一下，文字獄風潮一下子被剎住了。從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領域風平浪靜，波瀾不驚。唯一可以稱得上文字獄的就是謝濟世私注經書案，而這個案子恰恰凸顯了乾隆的寬容。原來，謝濟世才華出眾，卻性格倔強，雍正年間，他認為朱熹所注四書有許多錯誤之處，遂自注《大學》《中庸》，「自逞臆見，肆詆程朱」，因此被罷官治罪，發配西域。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的《大學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獻給乾隆。乾隆雖然寬大，但程朱理學是清王朝的意識形態正統，他怎麼能允許這樣離經叛道的行為，於是「擲還原書，傳旨申斥」。謝濟世一氣之下，要求辭官回家養母。乾隆對他相當遷就，沒有讓他辭官，而是改任他為湖南糧儲道，以便他就近養母。

不料，經歷這麼多風波，謝濟世的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開印行了《大學注》《中庸疏》。乾隆皇帝雖然生氣，但也只是命令把書版銷毀，還特意在命令中說謝濟世其人「識見迂左則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無他也。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湖廣總督回復說他遵行皇帝旨意，只燒燬了謝的書版，並未打擊謝濟世個人，乾隆滿意地批復說：「所辦甚妥，止可如此而已。」從「止可如此而已」幾個字來看，乾隆非常明白處理此類文字獄的界限，也就是說，出於維護意識形態正統的需要，一個王朝應該對異端思想進行必要的壓制，但不可以超出正常人情道理之外。

正因為統治者的心態如此難得地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為數不多的文化生態寬鬆時期。那些已經放下了筆的文人學士們又開始吟詩弄月，評古論今，一時間，大清文藝界呈現一派百花齊放的繁榮之貌。據推測，曹雪芹的《紅樓夢》也就是在這個寬鬆時期開始寫作的。

可以說，乾隆十六年以前的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對讀書人最理解包容的統治者之一。但是，從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態驟變。

二 儒家治國理想的破滅（2）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雲貴總督碩色向皇帝密報，他在貴州安順府普定縣民間偶然發現了一件廣為傳抄的「奏稿」，托名為乾隆朝以敢言聞名的大臣孫嘉淦所做，不過語言鄙俗，內容不經，一看而知就是偽托。其內容是攻擊當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過」。

這「五不解、十大過」的具體文字已經無存，根據現存資料推測，一是說乾隆舉辦南巡，浪費民脂民膏，二是指責他前一段因為金川之役濫殺官員。此外，還有可能誇大其詞地渲染皇帝日常生活的荒淫無度，說他到江南巡遊的根本目的是尋求美色。最後，「它甚至對滿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難」。

我們可以想像乾隆在讀到這個報告時的心情。這對他完全是當頭一棒，沒有絲毫精神準備。

即位之初，乾隆曾經一心一意想做一個中國人理想中的明君：開明、克己、仁慈、公正，正大光明，愛民如子。

父親是他的前車之鑒。他親眼看著父親為了治理天下、飽暖黎民而絞盡腦汁。然而，普天之下騰於眾口的卻全是關於父親的種種匪夷所思的謠言，說他什麼謀父、逼母、殺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好諛、奸佞。

乾隆很清楚，父親之所以被輿論如此苛待，主要是因為他過於察察為明，許多政策風霜嚴肅，傷人太多。他不想把皇帝做得像父親那樣笨，而是希望能像祖父康熙那樣以一個寬大仁厚的形象永垂史冊。

應該說乾隆十六年以前，他的努力是相當成功的。這十六年間，他減輕刑法，他普免稅糧，他平反冤獄，他恩待群臣，他像太陽一樣源源不斷地釋放自己對臣民的善意和關懷。他所聽到的，幾乎都是臣民們的感激歌頌之詞。所謂「萬民歡悅、頌聲如雷，吳中有『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語」。這段時間是他與臣民的蜜月期。

因此，「偽孫嘉淦奏稿案」的出現完全出乎他的預料。

他立命碩色追查此稿的來源，這一查之下，結果更令他震驚。

碩色最初匯報此案時，乾隆以為這不過是少數幾個人所傳，很快就能查明來源並且銷毀，把這件事的不良影響消弭於局部。不料，一開始追查，乾隆就發現這不是貴州一省的事情，全國各地都相繼發現了這份偽稿，甚至連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都爭相傳說其中的內容。至於傳抄閱讀過的人，更是數不勝數，查不勝查，從各級官員、秀才書生到平民百姓，甚至拉腳的、磨菜刀的、要飯的、遊方和尚，都聞知稿中內容。僅四川一省幾天時間就抓獲了二百八十多個傳抄過的人，更何況全國。這樣一份明顯是荒誕無稽，對皇帝大肆污蔑的偽稿，卻居然引起全國民眾如此巨大的興趣，他們爭相傳說，如癡如狂。而他即位以來，施行的無數善政，卻已經被人們忘在了腦後。

他突然發現，自己居然面臨著淪為父親同一下場的危險。

乾隆並不瞭解大眾傳播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小道消息是民間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民眾對於那些由官方傳播的、正面的陳詞濫調往往毫不關心，相反對於那些負面的，特別是刺激性、轟動性的傳聞，卻最為熱衷。傳播這些爆炸新聞時給人們帶來的超娛樂快感，是什麼評書戲曲都無法比擬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從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兩年間，皇帝的全部注意重心都放到了這個偽稿上。他感到無比的冤枉、憤怒和委屈。他像瘋了一樣日夜關注此案，發佈了無數諭旨，度過了無數不眠之夜，命令各地官員，窮追不捨，務必要查出幕後真兇，千刀萬剮，以解此恨。全國各級官員都被動員起來，數千人被捕入獄，全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然而追查了一年多，網越撒越大，牽涉的人越來越多，仍然是一團亂麻，了無頭緒。眼看著這樣下去，除了把偽稿內容更廣泛傳播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結果，乾隆只好匆匆結案，把兩名傳抄過這個稿子的低級武官定為主謀，殺掉了事。

這一事件給了乾隆極為嚴重的心理刺激。抓不到真兇，皇帝就把仇恨轉移到風傳此稿的百姓身上。皇帝想起了韓非子的話，對老百姓來說，最需要的是如畜生一樣不斷地加以鞭策，而不能「養恩愛之心」，因為老百姓是沒有頭腦的。

就在偽稿案沒有偵破之時，又發生了馬朝柱反清案，這是對皇帝信心的另一次重擊。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兩江總督尹繼善向皇帝密奏，地方官在追查偽稿案時，在湖北東北的大別山區發現了一起聚眾謀反事件。據偵查，有個叫馬朝柱的中年人，自稱有法術，在深山中以燒炭為名，糾集眾人，意圖不法。他還刻了一個大印，內有「統掌山河，普安社稷，即受天命，福祿永昌」字樣，不軌之心灼然可見。

案件上報之後，乾隆十分重視。整個心思都沉浸在偽稿案中的皇帝第一個反應是懷疑馬朝柱就是製造偽稿之人，因此嚴命地方官迅速進剿。馬朝柱隻身逃往四川，→文□人·□·書·□·屋←只拿獲了馬的母親、妻子和侄子。審訊之下，發現馬朝柱與偽稿案無關，不過此人的威脅並不在偽稿之下。

馬朝柱，安徽霍山人，自幼胸懷大志。自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他就與霍山白雲庵的正修和尚商量「起大事」、當皇帝。他效仿歷代起義首領，對眾人宣稱自己十六歲時，曾夢到神仙降臨，指點他到某處拜了名師，學得了一身法術，可以撒豆成兵，剪紙為馬。他還宣傳說，「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錦，系明後裔，有大學士張錫玉，大將吳乘雲，系吳三桂子孫，李榮爵即李開化等，統兵三萬七千為輔」，說自己已經被任命為軍師，如果大家跟隨自己造反，將來都有高官可做。

這些說法讓許多人半信半疑。為了吸引徒眾，馬朝柱想出了許多計策。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他製造了一柄造型奇特的銅劍，悄悄把它藏到樓子石的一個山洞裡，然後對眾宣稱自己夢到神仙賜了自己神劍，並且帶眾人在山洞裡找到了這把劍。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又對大家宣稱，從上天處獲得了一把神奇的撐天扇，用此扇「能行雲霧中，三時可抵西洋。並稱西洋不日起事，興復明朝」。這些裝神弄鬼的把戲十分成功，眾人紛紛相信，交給他銀錢，記名入伙。

當然，戲法也有玩露的時候。為了獎勵手下的骨幹，馬朝柱派人到外地製造了許多「蟒袍」和「冠帶」，分賜自己手下的「官員」，說是西洋之主從空中降下來的。這些「官員」興沖沖領了「蟒袍」回去仔細一看，發現分明是戲班裡唱戲用的，有的上面還寫著裁縫和戲班的名字。這一失誤讓馬朝柱的努力幾乎破產。為了挽回影響，馬朝柱又宣稱西洋主從雲霧中傳來詔書，下降到武漢黃鶴樓。他派人去武漢，果然從黃鶴樓裡取出了百餘道詔書，大講起義後的光輝前景，再次封了大批「官員」，穩住了人心。

經過苦心經營，馬朝柱在各地發展了大量信徒。他又在各地「散札招軍、囤糧制械」，操練刀槍。並且已經派員聯絡安徽霍山、太湖、桐城、亳州（今亳州市），河南商城、開封、南陽，四川峨眉山等地的信徒，互為呼應，並設立四將軍職位，分統各部，約期舉義。地方官率兵入山搜捕時，查抄出軍械三百餘件，硝磺（製造火藥的原料）數百斤；捕獲起義骨幹共二百餘人。

馬朝柱案使乾隆十分震驚。從乾隆十七年四月至十二月的九個月間，他神經一直緊繃，批閱了馬案奏章五十一份，傳下諭旨五十八道，洋洋灑灑數萬言。如果不是因為偽稿案牽出這起反清大案，很可能一場規模巨大席捲數省的反清起義一兩年後就要掀起。思想至此，乾隆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兩起大案接連發生後，乾隆驀然發現，他治下的江山，原來遠不是自己看到的那麼四海昇平，陽光燦爛。在自己看不到的角落，居然伏莽處處，隨時存在農民起義大規模爆發的可能。

對於偽稿案和馬朝柱案，乾隆百思不得其解。他回想自己即位以來，對黎民百姓一直全力施恩，並無失德之處。他說：

臨御以來，愛民之心常如一日，遇有災浸，不下數百萬帑金多方賑恤。至於蠲貸展緩者，更難數計。正供而外，並無私粟加征，又非若前朝縱容貪殘之吏剝民脂膏也。即間或有不肖官員，略有派累百姓之事，無不立以重典，此實從來未有。

人民當感戴國家休養生息之恩，共安樂利，實不解此等亂民，因何喪膽昧良，甘蹈法網？（《清高宗實錄》）

現實政治使乾隆頭腦中以儒治國的理想主義破滅了。原來「愚民們」只記得住鞭子帶來的痛苦，而記不住主上的仁慈。他們多是愚昧而輕信的，沒有頭腦，沒有判斷，只熱衷於享受傳播小道消息的快感，極易受不實之詞的蒙騙，寄希望他們給統治者一個公正的評價幾乎是不可能的。

乾隆以為，只要全力關注民生，不使黎民流離失所，就不存在農民造反的威脅。馬朝柱案推翻了他這個假定。乾隆十二年到乾隆十七年，正是大清帝國蒸蒸日上，接近盛世巔峰的「幸福時光」，已經基本解決了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傳統社會的治理水平已經達到極致，而湖北省馬朝柱盤踞之處大部分人也都是安居樂業。在這種情況下，仍然發生了馬朝柱起義案，這讓乾隆認為，心存不軌的「刁民」是任何時候都會存在的，不論吃不吃得飽，總有人癡迷於皇帝夢而無法自拔。

乾隆越來越癡迷於閱讀《韓非子》。他發現，原來他極為反感的這個政治理論家的話，今天讀起來卻字字珠璣。韓非子明確指出，人世間一切關係都是虎狼型的利慾關係，「人之急利，甚也」。人們心中充滿的是「自為心」「自利之心」，不論是君臣、父子還是朋友，其實都是「用計算之心以相待」。老百姓心中只有利益，沒有感恩：「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而大臣們之所以在仕途上你爭我奪，並不是急於效忠皇帝：「人臣之情未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

韓非子因此說，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憑道德教化，更無須「養恩愛之心」，而是應該手握「法」「術」「勢」三種韁繩和鞭子，通過嚴刑峻法來強化權力的威懾力量，使臣民不敢亂說亂動。「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韓非子·心度》）

如果承認人性本惡，那麼儒家那套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理想主義治國方案當然就是一廂情願，只有韓非子的建議才是切實可行的。

就在馬朝柱案偵破後不久，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江西又查獲了何亞四謀反案，緊接著十八年（1753年）正月，福建又爆發了蔡榮祖謀反案。江西上饒人何亞四，本以「耕種燒炭為生」。有一天，他挖地得藏銀三百七十兩，算命先生李德先因此說他命中要大貴，唆使他出資鑄印信，制旗幟，造刀杖，說有天兵暗助，飛刀殺人，於是他也借托馬朝柱案中的「李開化」之名，聚集當地鄉民，欲圖造反。福建漳州的秀才蔡榮祖與道士馮珩一起做皇帝夢，共謀起兵，立「大寧國」，因事機不密而被破獲。這兩起案件雖然都被及時偵破，但習慣於危機思維的皇帝卻再也不能安枕。如何防範農民起義，成了他政治思維的新重心。

確實如乾隆自己所說，他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視民生的皇帝。但是乾隆中期的社會問題卻已經不是幾條民生措施所能解決的。人口壓力導致社會動盪逐漸加劇，底層社會風聲鶴唳，除了抗租抗稅鬥爭之外，民間宗教和結社活動也大興起來。據《清代八卦教》一書統計，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史料僅記載了16個秘密宗教與結社的活動，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以後則多達199種。乾隆二十年以後，民間宗教和結社組織活動頻繁，新教派組織不斷湧現，秘密宗教和會黨，可謂五花八門，名目之多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什麼聞香教、無為教、弘封教、大乘教、善友會、弘陽教、清淨門、白陽教、白羊教、歸一教、金幢教、黃天教……林林總總，數不勝數。各省關於教案的匯報不斷傳來，讓皇帝頭痛不已。

因此，進入中期之後的乾隆對社會的控制越來越高壓化。對民間宗教和結社，乾隆打擊起來更是不遺餘力。乾隆說：「左道惑人，最為風俗人心之害，必當嚴絕根株。」（《宮中檔乾隆朝奏折》）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說：「務須加意查辦，杜絕根株。嗣後凡有干涉燒香聚匪之處，俱當留心查察，一有訪聞，即行擒捕，不可稍有怠忽。」乾隆朝以前，清代統治者對於民間宗教首領和幫會首領也採取嚴厲打擊政策，不過僅限於處以監禁之刑。乾隆卻一改前例，查出即處死。

乾隆朝的文字獄就是在乾隆對社會底層控制由松轉緊，對底層民眾態度由寬轉嚴的背景下發生的。表面上看，乾隆朝的文字獄多數看起來荒誕不經，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文字獄放到一起進行分析，背後的脈絡隱然可見。

乾隆朝文字獄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打擊重心在社會底層。中國歷代文字獄，都以士大夫階層為打擊對象。據郭成康、林鐵鈞之《清朝文字獄》一書統計，康熙、雍正兩朝文字獄大約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紳、名士者至少二十起，佔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間觸犯文網者，則多數是下層知識分子及稍解文義的平民。在約一百三十起文字獄中，低級知識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監生、武生等，占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計，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這些人的職業五花八門，其中有裱背老闆、酒店老闆、當鋪老闆三人，童生四人，教書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農一人，幫工兩人，轎夫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縫一人，無業遊民一人，和尚五人，職業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種職業的瘋漢十八人。這一現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個朝代的文字獄從未發生過的，這就打破了士大夫階層「壟斷」文字獄「專利」的局面。

這些鄉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識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獄，大抵有三個原因。一是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議國家大政；二是涉嫌傳播有民間宗教內容的「邪書」「圖譜」，被懷疑有秘密傳教和結社的背景；三是自稱「托夢」「天命」「下凡」等，舉止荒唐，「妖言惑眾」。

乾隆對歷朝農民起義的規律深有研究。通過總結中國歷史，他得出一個結論，社會底層最危險的人物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亂。

乾隆認為，讀書人大多功名心極盛，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榮華富貴。一旦科舉不順，騰達無望，也不會甘於埋頭做農民，而一定要想方設法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他們最容易起不軌之心。而這些人又粗識文字，頭腦靈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險的潛在敵人之一。事實上，在乾隆朝前期幾起起義中，「失意文人」的身影確乎不時隱顯其間。馬朝柱本人就識文斷字，似乎算得上是「失意文人」。福建蔡榮祖反清案中，蔡榮祖本身是一名秀才，與他共同起事的馮珩則是道士。王倫起義中的軍師範偉也是個底層文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全國範圍內發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割辮案」。乾隆即提醒地方官員，追查案源時最可注意的是「士子內屢試不第自負才高學廣而不得志者」。

乾隆蓄意痛懲這些「滿懷好心」的獻策獻詞者，無疑是為了「以昭炯戒」，殺一儆百，消滅他們的「不安分」之心。皇帝治國的理想是「總一海內，整齊萬民」，使全國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紀律化之下。他認為，政治是肉食者謀的事。作為民間知識分子，他們唯一的晉陞途徑就是老老實實讀書進學，此外任何一種鑽營都是不正當的。

對於沒有任何政治企圖的獻詞者，比如為了愛情而獻書的馮起炎，他可以放一條生路。而對「妄議國政」，事幹政治者，他絕不放過，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通過這些慘案，皇帝嚴肅提醒底層民眾，國家不需要任何底層社會的自發政治熱情，只需要他們的馴服和沉默。

乾隆朝另外許多文字獄，其實是與打擊民間宗教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民間宗教和秘密會社歷來是農民起義的溫床。自漢代以後，幾乎所有大的農民起義，都有著民間宗教的背景。東漢末年的黃巾軍，以「五斗米教」聚斂人心。方臘起義，借的是明教的招牌。元末彭瑩玉起兵，以「白蓮教」為旗幟。而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備民間秘密結社的特徵。

自馬案以後，乾隆對於那些有任何民間宗教及結社嫌疑的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阜寧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書」一本，名叫《古聖遺書》，內中不過是劉伯溫推背圖，預測天下運數等，原是民間常見之物。乾隆得知後，神經緊張，小題大做，批示道：「甚可惡！非尋常勸人吃齋之可比，當盡法窮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一個算命的遊民席守業在外地遊蕩時，被搜出身攜一紙，所寫內容據說是湖北武當山上，一場大雨之後，衝出的一塊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預測未來吉凶，說將有刀兵臨世。皇帝對此事的批復是：「此等荒誕不經之事，流播民間，惑人聽聞，自當嚴切查拿，務得造作為首之人，重加懲治。」

這些案件，歷來被歸為「文字獄」檔，實際上這只是乾隆為防範民間宗教及結社而採取的恐怖手段，與傳統文字獄性質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類「文字獄」，大多是無中生有，小題大做，除了反映統治者的「杯弓蛇影」外，沒有什麼意義。但是瞎貓有時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過大撒文字之網，居然還真偵破過一起貨真價實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東小長治村李孟炳等人攜帶「邪書」，到河南臨穎縣一帶傳八卦教，為地方差役查獲。地方官隨即展開調查，又在臨穎縣一個教徒家中搜得《訓書》一部，內容荒誕不經。河南巡撫將「經書」上呈御覽。這些地方大吏的「階級鬥爭」弦遠沒有乾隆繃得緊，審查數遍，也沒看出書中有什麼「悖逆情事」。倒是乾隆皇帝極為精細，「經書」報送上來後，他細細閱讀一遍，「敏銳」地發現了問題。他發現，書中有一字經過了塗改，把「胡」改成了「明」：逆書中有「平明不出周劉戶，進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朕閱「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補改痕跡，細查筆法，系「胡」字遷就改易而成，其為大逆顯然。

乾隆皇帝平時深文周納，而這一次他確實抓到了一點真東西。地方官員又查獲其他經書，證明乾隆的推測正確，原文確是「胡」字。也就是說這些字句中確實含有反清思想。這就堅定了乾隆把此案辦到底的決心。嚴查之下，終於揭開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紗。

原來，早在康熙初年，一個叫劉佐臣的人在山東創立了八卦教。這個宗教的特點是「儒教專制化」。八卦教教主劉佐臣被教徒尊為「太陽神」，號「聖帝老爺」。徒眾每次進餐之前都要向聖帝老爺獻飯，口稱「求聖帝老爺慈悲」，每日磕頭三次，每年上供五次。它宣傳，宇宙三世分別由李老君、釋迦如來佛和孔夫子掌管。孔夫子是掌管最後一世的「收元祖師」，是宇宙的最後主宰。他說劉家是孔子轉世，所以教內強調分尊卑，明長幼，用儒學綱常為教內紀律服務，要求他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愚忠於教首。這個教派的最引人注目之處是它實際上就是一個龐大的斂錢系統，各地卦長像地主收租一樣，定期收取教徒費用，並將所斂錢財送到山東劉家。教主之下，設八個卦長，每個卦長之下設六個爻長，再下是真人、流水、點火、全仕、傳仕、麥仕、秋仕等職。誰收的徒多、斂的錢多，封的教職就高，「管的人多，如同當官一樣」，其原理與傳銷異曲同工。他們斂錢名目繁多，手段多樣。收徒弟要斂錢，作會要斂錢，封某人的教職更要斂錢，教主過生日還要斂錢。他們「以出錢多寡定來生福澤厚薄」，斂錢名目大同小異，如根基錢、扎根錢、跟賬錢、種福錢、四季錢、香火錢、進身孝敬錢等等，不一而足。

由於創立了世襲家長制的繼承方式，把宗教當成了家族事業，教徒當成自己的「吃飯本兒」，這一教派成了劉家興旺發達的基礎。經過劉佐臣、劉儒漢父子兩代慘淡經營，劉家通過傳教已經獲得巨大的現實利益。

從康熙初年到乾隆三十幾年，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劉家後代始終充當八卦教教首，傳承五代，幾如一個王朝。教徒眾多，組織嚴密，極為興盛。「輾轉煽惑」，已「蔓延數省」，「從其教者動輒千百人」，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國。教內組織盤根錯節，已成不可解之勢。他們在掌握巨大資源的基礎上，產生野心，要「火焚幽燕」「平胡」也是自然的事。當然，還沒有等他們真正有所動作，就被「英明」的皇帝通過「文字大網」網了出來。乾隆「如梳如篦」的文字密網終於功效大顯。這件事更鼓勵皇帝對這類「文字之獄」不能放過。

歷代民間宗教教首中，都有一些人，通過「裝神弄鬼」的方式，來宣揚自己的神異，以獲眾人擁戴。他們或者說自己夢到了天神託言，或者說自己突然獲得了異能。也有些教首，本身是□症患者，通過民間巫術來吸引信眾。

「農民屬於低度文化、淺層思維的社會群體。」（《晚清鄉土意識》）他們的生活方向，主要靠習俗、直覺、群體無意識、群體情緒為主導，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他們可以輕易相信他們的領袖具有神通，「刀槍不入」「撒豆成兵」，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藥」，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啞」，相信種種奇奇怪怪的偏方。因此，他們很容易被那些「心懷不軌」的人所利用，充當炮灰，成為社會動亂的主力。

基於對歷代農民起義的研究，以及精細求全的個性，乾隆對那些「瘋人造反案」，一律寧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瘋。即使審訊證明確實是瘋子，他也認為這樣的人留在地方，是不穩定因素，保不定什麼時候會為心懷不軌者所用。乾隆為了給自己的殘忍找借口，還解釋自己的動機說：「此為瘋人之言。然此等無知妄作，病廢之時尚復如此作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知，豈可復容於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說，這些瘋人好的時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病時才暴露內心的罪惡。因此，殺掉他們並沒有什麼不妥。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劉三元自稱漢朝後裔，「要天下官員扶持」，並將這些話寫在紙上，被官府查獲。據其親屬和鄉鄰招供，劉三元一向患瘋病。經過反覆研訊，湖北巡撫宋邦綏等雖認為「其瘋癲似非盡由捏飾」，但「躬逢聖世，膽敢假借夢語，肆行狂吠，不法已極」，奏請依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奉旨准行。

同年八月，又有瘋人王宗訓以書寫「我有天神扶助」「可為天下之主」等「逆詞」而被盤獲。經查王宗訓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審官廣西巡撫馮鈐等仍以其膽敢妄造逆詞，不法已極，奏請照大逆律凌遲處死，親屬緣坐。

以上諸案，經過審實，與宗教和起義無關，乾隆仍然不放過。這固然是統治者的過度防禦，背後仍然有其他策略考慮。對乾隆來說，這是一種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處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個別心懷不軌者裝瘋賣傻，逃過法網。同時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製造恐怖，恫嚇「愚民」，「務必重處，以儆其餘」，使那些正常人越發不敢犯法。底層民眾的幾條性命，在他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錢的。

我們不能不承認乾隆皇帝對農民起義規律的認識頗為深刻，防範的手段也確實老辣陰狠，然而這並不能阻止清代後期風起雲湧的一次次大起義。一味地迷信打壓和控制的統治者甚至自身就受到了懲罰，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擊民間宗教的過程中，白蓮教起義的怒潮差一點掀翻了他的統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後，正是四次科舉沒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擊了大清朝。

三 消滅記憶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江西新昌縣衙門口，一個目露凶光的中年人，挾著一本厚厚的大書來告狀。

告狀人叫王瀧南，是當地著名的「光棍」，平時橫行鄉里，惡名遠揚。他所挾的書叫《字貫》，是鄉間舉人王錫侯新編的一本字典。他稟告縣令說，這本書「狂妄悖逆」，十分反動，應該嚴厲法辦。

縣令和王瀧南沒少打交道，知道他和王錫侯是仇人，所以早已心存警惕。縣令接過書，粗粗翻了一遍，皺著眉頭問：「這不過是一本普通的字典罷了，有什麼悖逆之處？」

王瀧南跪行幾步，上前指著這本書的序：「請看這幾句。」

縣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錫侯在自序中寫道，《康熙字典》的檢索方式有問題：「《康熙字典》所收四萬六千字有奇，學者查此字遺彼字，每每苦於找遍全書，掩卷而仍茫然。」意思就是說，《康熙字典》排序，字與字之間沒有聯繫，查起來很不方便。他的這部《字貫》，則解決了這個問題，把同義之字，貫穿一處，便於查找。

縣令仍然大惑不解：「這有何悖逆？」

王瀧南急急地說：「《康熙字典》乃是聖祖皇帝御制，王錫侯膽敢指斥聖祖皇帝所編字典不如他的好，這不是大逆是什麼？」

縣令啞然失笑：「哦，原來如此！這不是雞蛋裡挑骨頭嗎？」

剛說完，縣令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話不妥。他眼睛一轉，臉色突然變得陰沉起來：「不過既然你這麼說，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給你報到巡撫大人處。」

乾隆中期的官員們，對文字之案，一律寧左勿右。他們素知皇帝對文字問題看得極重，「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江西巡撫海成是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對「文字之案」向來十分積極。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皇帝在全國開始推行「查辦禁書運動」，大多數省份表現不力，查出的禁書數量寥寥。江西卻成績突出，在海成的緊抓之下，兩年間查出「不法」禁書八千餘部，列全國之首。

雖然對文字習慣於雞蛋裡挑骨頭，海成也覺得《字貫》算不上什麼大案。王錫侯說的這句話，頂多算得上「狂妄」，怎麼能稱「悖逆」？不過事關文字，最為細小也要直接上達天聽。他把案子的原委寫成一道詳細的匯報，說這句序言畢竟語氣狂妄，建議將王錫侯的舉人頭銜革去，以便審擬定罪，當否，請皇帝批示。

海成覺得自己夠小心謹慎的了，他哪裡能料到，這道奏折居然威脅到了他的性命。

奏折加上樣書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書房。這兩年皇帝流年不利。第二次金川戰爭進行多年，去年才勉強慘勝，大丟朝廷的面子。今年年初，皇太后去世，孝心極重的皇帝悲痛不已。特別是推進「禁書運動」兩年多，各地督撫毫不用心，進展十分緩慢，令皇帝一籌莫展。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這本字典，讀了讀序文，感覺所謂「悖逆之處」確實也沒什麼了不起。漫不經心地讀到第十頁，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鬚眉皆立，滿面漲紅，提筆在海成的奏折上批道：「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應照大逆律問擬！」

究竟什麼事，讓皇帝如此動怒呢？原來在第十頁上，作者王錫侯為了讓讀者明白什麼叫「避諱」，把康熙、雍正、乾隆三個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燁」「胤禛」和「弘歷」六個字寫了出來，提醒讀者，寫文章時遇到這六個字，一定不能寫全，或者少寫一個筆畫，或者改用其他字，否則便犯了「諱」。

這本是一片好心，心緒不佳的皇帝讀起來卻十分觸目。在傳統社會，尊長的名字是不許直接叫的。美國人可以直接叫他的父親湯姆或者彼德，而在過去的中國，兒子直呼老子的名字，卻是滔天之罪。皇帝因此跳起腳來大罵海成，說《字貫》的「大逆」開卷即見，海成竟然說「無悖逆之詞」，可見工作是多麼不認真，對皇帝是多麼不忠愛。皇帝傳諭給海成，罵他「雙眼無珠」，罵他「天良盡昧」，又命他將逆犯王錫侯迅速押解進京，交刑部嚴審。就這樣，王錫侯《字貫》案一下子升級為欽辦的特大逆案。

其實皇帝的反應實在是過度了。在傳統社會犯「諱」其實是難免的事，因為林林總總的忌諱太多了。乾隆皇帝在這個問題上本來是十分寬容的，雍正年間，許多人因為犯諱受罰，他大不以為然，剛即位就一再降旨聲明：「避名之說，乃文字末節，朕向來不以為然。」因此，王瀧南雖然千方百計陷害王錫侯，卻沒有想到做他犯「廟諱」「御諱」的文章，海成讓「悖逆」「開卷即見」的《字貫》漏掉，也並不是他「雙眼無珠」，而是因為這本來不是什麼「問題」。

那麼，皇帝這次為什麼偏偏要自食其言，大動肝火，抓住這個小小的問題上綱上線呢？事情還要從乾隆三十九年禁書說起。

歷經父祖兩代奠定的良好基礎，繼以乾隆初年的勵精圖治，大清帝國躍上了盛世的頂峰。國勢如烈火烹油，鮮花著錦，各項指標都遠邁前古。

雖然治績如此輝煌，乾隆並沒有絲毫飄飄然。易經說「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又說「處泰慮否」。中國古老的辯證法早就提醒人們，凡事達到極盛的那一刻，往往就是轉向衰敗的開始。

因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後，皇帝越來越多地提醒自己，絕不能出現任何鬆懈思想。越是順利之時，越要振作精神，否則就會翻車。「保泰持盈」四個字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皇帝的文件當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他在諭旨中對全國臣民說，當此全盛之日，自己「惟當益加兢兢業業，保泰持盈，用以上承靈休，以與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清高宗實錄》）平准不久，他寫詩自勵道：「日勵自心強不息，敬天勤政又從頭。」

皇帝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沒有改變自己勤政的習慣，反而更加兢兢業業，謹小慎微，奮發勤政。乾隆確實是雄心太熾，這個政治超人還有無窮的精力。他認為保持盛世難於創造盛世，只有用「爭」的心態來「保」，才能真正「保」住勝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經取得的成績推在一邊，希望從頭開始，尋找自己統治中的漏洞，為大清王朝消除一切隱患，為後世子孫提前解決一切難以解決的問題，以保證大清江山億萬斯年永不變色。

那麼，大清天下還有什麼漏洞呢？

經過「夙夜倍切」，細心梳理，皇帝發現，那就剩思想文化領域了。經過康熙、雍正兩代文字獄，清王朝思想專制已經大大加強。但是，全社會特別是社會中下層的反清意識並沒有徹底根除，「不法文字」私下也仍有大量存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彭家屏案反映出，民間社會許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還有吳三桂的反清檄文。秀才們視如奇寶，爭相傳抄，還在上面批批點點，大表贊同。這個案子說明，一些人特別是中下層知識分子心中仍然執著於「華夷之辨」，不認同大清的統治。與此同時，幾起零星的民間暴動，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馬朝柱反清案，都打著「反清復明」的旗幟。這說明國家承平百年之後，漢人頭腦中的「反清意識」仍然是社會動亂的最佳火種，是大清社會存在的最大隱患。

韓非子說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統治者不僅需要有「硬實力」，還需要有「軟實力」。列祖列宗成功地馴服了內地人民的身，卻沒能徹底地「馴心」。而只有達到「馴心」的統治深度，大清江山才能億萬斯年。然而，「馴心」又是最難的，它需要的是慢工出細活。如今，所有其他迫切的重大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他正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好整以暇，集中精神解決人們的思想意識問題。

因此，宣佈國家進入「極盛」以後，皇帝提出了「大興文治」的口號。皇帝說，聖明之治，「始之以武，終之以文」。

「文治」的核心是為全國臣民確立一套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在日理萬機處理無數繁雜政務的同時，皇帝還親力親為，在意識形態領域重點抓了如下幾件大事：

一是為天下臣民「御制」了一部標準的歷史。編寫歷史教科書是構建意識形態最強有力的武器。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構建和修改一個民族的記憶，歷來是最高明的統治技術之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皇帝指導大臣編成《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一書，系統講述了從黃帝到明末共計四千五百五十九年的歷史。

清代統治者入關後遇到的最大意識形態困難就是建立在「華夷之辨」基礎之上的「正統觀」。按照傳統的說法，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不論怎麼解釋，都是一種無法容忍的「本末倒置」。乾隆在這部書中最著力的，是確立新的「正統觀」。乾隆從「天下一家」和「大一統」的角度重建「正統觀」，重新論證了歷代少數民族政權的合法性。乾隆從《春秋》等傳統經典中為自己尋找依據說：「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為亟亟也。」他強調「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誰建立了「大一統」的政權，誰的政策措施有利於百姓的生活，誰就是自然的「正統」。通過這部書的廣泛傳播，外族統治者首次佔據了「道統」的制高點，有效地宣傳了自己統治的合法性。

二是根據時勢需要，大幅修正一些當代歷史人物的評價。

乾隆為人，極端自負。他一舉一動，都想著要為後世萬代樹榜樣。所以他一貫瞄準那些事關全局的最艱巨、最棘手的問題，不給後代子孫留麻煩。調整對明末清初人物評價就屬此類。

眾所周知，沒有一大批有傑出才華的漢人幫助，滿族人入主中原是不可能的。因此，雍正帝在《大義覺迷錄》中稱讚投順清朝的明臣「皆應天順時，通達大義，輔佐本朝成一統太平之業，而其人亦標名竹帛，勒勳鼎彝」。這代表了清初統治者對漢族功臣的一貫態度。

可是，到乾隆時期，國家已經安定百年，攻守之勢已變。創業之時，提倡「識時務者為俊傑」，而守業之時，最需要的是提倡臣民的「愚忠」。為了「砥礪臣節」，乾隆決定把這些「事二君」者打成反面教員，以防止後來者在清王朝遇到危機時同樣「應天順時，通達大義」。

乾隆知道，這樣直接違反祖宗定評的大事，後世子孫沒有魄力、沒有能力去辦，承擔此責任非他莫屬。乾隆四十一年，他特命國史館實現寫法創新，特立《貳臣傳》，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復身仕本朝」的「大節有虧」的人物統統收入此類。他說，不但錢謙益等後來的降臣「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就連那些為清帝國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的開國元勳也不能逃過今天的道德審判。開國元勳範文程，雖然未在明朝任職，但因為原是明朝的生員，被乾隆評價為「與純儒品節不無遺議」。李永芳是明朝在職官員中降清的第一人，對後金忠心耿耿，功勳卓著，乾隆卻認為「律有死無貳之義，不能為之諱」。洪承疇隨多爾袞入關，入內閣總理軍務，功勞最多，乾隆卻認為他曾是明朝重臣，叛明降清實在可恥。以上諸人皆被編入《貳臣傳》甲編，供後世永遠批判。乾隆說，這樣做「即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此實朕大中至正之心，為萬世臣子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

三是大規模整理中國歷史文獻，營造博大恢宏的文治氣象，以證盛世「文治之極隆」。財力的充足支持乾隆大修官書，裝點昇平，乾隆一朝官修各種大型叢書達一百二十種之多，為中國歷代王朝之冠。其中《續通典》《大清會典》等都成果斐然，而最有名的當然數《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皇帝說，為了大興文治，他立意在自己任內再創一項前無古人的紀錄，修撰一部人類史上最大的叢書。皇帝下詔，鼓勵藏書家們奉獻自己的珍藏圖書給國家以為修書之用，誰獻得多，皇帝就給誰獎賞。

為了防止人們怕「犯忌諱」而不獻書，皇帝特意在諭旨中說：

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互異，或記載失實，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觀，原不妨兼收並蓄。即或字義觸礙，如南北史之互相詆毀，此乃前人偏見，與近人無涉，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

這段話，說得心平氣和，通情達理，比照起康熙和雍正對忌諱文字的狹隘態度，真是天淵之別。大意是文人學士寫書，豈能本本政治正確，有點失實之處，在所難免。即使有些書觸及民族問題，比如南北史中南方民族與北方民族互相咒罵，也不過是前代人的偏見，與藏書者無涉，你們何必過於畏首畏尾，不敢進獻呢！

皇帝一聲令下，各地積極執行，五花八門的圖書源源不斷地從民間輸送到皇帝的書房，短短一年半時間，各地送來珍本圖書一萬三千五百多種，「遺文秘冊，有數百年博學通儒所未得見而今可借鈔於館閣者」。

酷愛讀書的皇帝十分興奮。然而讀了幾日，皇帝卻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為什麼這一萬多種書中，居然沒有一本稍稍「反動」點的書呢？

原來，在編輯一部前無古人的大書計劃背後，還隱藏著皇帝一個隱秘的想法。編撰圖書，弘揚「正氣」，是文治中「陽」的一手。然而任何一個重大舉措，只有「陽」的一手是絕對不夠的。皇帝修此大書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想借這個機會，調查一下「反動書籍」或者說「違礙書籍」在民間的收藏、流傳情況，也想看看民間所藏的「悖逆書籍」，到底「悖逆」成什麼樣。他需要一個通盤的瞭解，以便採取措施為後世徹底掃除那些「異端邪說」。

可是這一萬多本書中，居然沒有一字違礙，很顯然，各地送書時，是經過精心篩選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皇帝下詔指責各地官員：「乃各省進到遺書不下萬餘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

既然這個辦法沒有達到目的，皇帝也就不再隱諱了。他直接在全國發動起了一場「禁書運動」。皇帝命令各地大員，「再令誠妥之員前往（藏書之家）明白傳諭，如有不應存留之書，即速交出」。並且要求各地官員嚴格搜繳，否則「並於該督撫是問」。

然而，禁書工作進展得十分緩慢。對於這種容易給自己惹麻煩的事，各地官員習慣於用老辦法，對付拖延，拖過去再說。特別是江浙等文化大省，所報上來的禁書數量寥寥，讓他鬱悶不已。對這些榆木腦袋的老油條官僚，皇帝真是無話可說。他們完全不瞭解他的良苦用心。皇帝知道，語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事實能讓人開竅。所以他一直尋找機會，製造一起震動全國的大案，殺一儆百，在地方大吏的背上擊一猛掌，使這些顢頇的傢伙驚醒。王錫侯案，正撞在了這個槍口上。

說起來皇帝蓄意製造的這起大案完全是一起冤案。《字貫》的作者王錫侯這一年已經是六十五歲的皤然老者，他自三十八歲考中舉人後，連續九次會試都落第了。奮鬥一生，騰達無望，生計不繼，只好寫了這本《字貫》，出版賣錢。沒想到沒賺到幾個錢，卻惹來殺身大禍。

皇帝的話永遠是正確的，雖然他的下一句話比上一句話拐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以「文字忌諱」罪「村野之人」，卻沒有遇到絲毫抵抗，那些已經被他馴服成繞指柔的官僚體系雷厲風行地執行了皇帝的意志。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錫侯被押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刑部判決照「大逆」律將王錫侯凌遲處死。乾隆皇帝大開宏恩，從寬改為斬立決。他的子孫王霖等七人從寬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妻媳及年齡未及十六歲之兒孫都賞給功臣之家為奴。據抄家的地方官匯報，王錫侯的全部家產，把鍋碗瓢盆、小豬母雞統統計算在內，不過六十幾兩銀子。王氏被押上刑場之時，「被誅時情狀甚慘」，（《鹽乘》）全家痛哭震天，見者無不掉淚。一個清貧的小知識分子家庭就這樣被徹底碾碎了。

比王錫侯更冤枉的其實是江西巡撫海成。雖然他在禁書運動中首當其衝，成績一度居全國之首，卻因為這一次疏忽，被皇帝指責為「可見海成從前查辦應毀書籍原不過空言塞責並未切實檢查」，全面抹殺了他以前的工作成績。在短短兩個月間，海成先是被「傳旨嚴行申斥」，隨即「交部嚴加議處」，繼而「革職交刑部治罪」，步步升級，直至刑部擬為斬決。皇帝這才覺得火力夠了，下令從寬改為斬監候。兩江總督高晉也受到牽連，受到降一級留任的處分。

冤枉是一目瞭然的，然而也正是因為冤枉，這起大案才震動全國，令全國官員戰慄。皇帝幾乎是蓄意地通過這種方式喚醒他的奴才們，像海成這樣查辦禁書的「模範」尚且「空言塞責」，你們該吸取什麼教訓？皇帝並不諱言他拿海成開刀就是為了給大家一個教訓，「使封疆大臣喪良負恩者戒」。皇帝在上諭中說：「各省地方官當共加感惕，務須時刻留心查察，倘所屬內或有不法書籍刊布流傳，即行稟報督撫，嚴拿重治。」倘若仍然「漫不知儆」，「嗣後別經發覺，必當從重辦理」。（《清高宗實錄》）

製造恐怖，殺一儆百，是皇帝的慣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經常可以見到出其不意、輕罪重罰的事例。

除了情緒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寬忽嚴，更主要是策略的考慮。

幾乎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深懂恐怖的妙用。恐怖使官僚機構更有效率，使底層民眾更有紀律，使統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讓人們記住，因而也使統治者更安全。馬基雅弗利說，「令人畏懼比受人愛戴更安全」。一個不懂得「殺人立威」的君主，早晚會受到被統治者的輕視。而仁慈和寬容，只有在恐怖和嚴厲的背景下才更為人們所珍惜和頌揚。所以成功的統治者必須具有兩面：一面是聖人一樣的仁慈，另一面是獅子一樣的殘暴。

對於極端珍視權力的乾隆來說，不讓人掌握他的統治定勢，是極為重要的事。使人們永遠處於戰戰兢兢不知斧頭何時落下的心理狀態，是他既定的統治目標。乾隆一貫認為，適時製造一兩起出奇的、出格的大案，才能最有效地起到震懾、恐嚇的作用。這是破除阻力，推進某項政策的事半功倍之策。他非常喜歡史馬遷的這段話：「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意思是說，商鞅對在道路上扔垃圾者施以重刑，是治國的好辦法。把灰倒在道路上，這是小小的過錯。對此小錯而施以重罰，可以起到更好的宣傳效果。乾隆認為，為了達到這種效果，冤枉幾個小民，甚至幾個官僚，都是無足計較的成本。因為他胸懷的，是整個國家，整個社稷。

皇帝果然達到了目的。「字貫案」有力地推動了禁書運動。在此案之後，各省的禁書工作都雷厲風行地開展起來，各地先後設立「書局」，專門負責查繳「不法違礙」書籍。各地官員放下手頭其他工作，把禁書當作當前最重要的核心工作來抓。他們在地方廣貼告示，恫嚇藏書之人，如果再不交出違礙之書，將「貽累及身，更累及於子孫」。許多地方官員充分發揮創造性，想出了種種陰毒的辦法。比如浙江巡撫三寶說，他將全省的教職人員都分派回老家，讓他們深入各自的親戚家裡，「因親及友，細加訪詢檢查」，並且把繳書的成績作為將來陞官的依據：「將來即以繳書之多寡為補用名次先後。」在三寶的啟發下，各地官員也命令工作人員深入居民家中，甚至窮鄉僻壤的農民家中，逐戶搜查。整個大清王朝幾乎被掀了個底朝天。

隨著禁書運動轟轟烈烈地進行，越來越多的違禁圖書被送到北京。成果是如此豐碩，以致朝廷原來暫時存放不法書籍的方略館居然書滿為患，無法容納，甚至院子裡也堆積如山。

那麼，這些如山如海的書籍中到底都有些什麼內容，讓皇帝如此興師動眾去搜羅並消滅呢？

康雍兩代，禁書大約有以下兩類：

一是有反清思想的書籍。漢人歷來有狹隘的民族觀。黃宗羲說：「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猶人不可雜之於獸，獸不可雜之於人也。」那些宣傳「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倫」的傳統歷史觀，以及宣傳「夷狄異類，近於禽獸」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圖書當然是犯忌諱的。

二是記錄了滿族人征服中國過程中種種暴行的野史。明末清初的書籍中，記載滿人暴行，咒罵詆毀者，為數頗多，這都是清代統治者十分在意的禁書。

而到了乾隆朝，文字獄的範圍在這個基礎上又大大擴展。乾隆皇帝做事的特點是通盤考慮，斬草除根。康熙、雍正所針對的，主要是已故作者的作品，而乾隆卻把矛頭擴大到了所有活人的「違礙文字」。他要修正的，不僅是反滿情緒，還包括漢族人對所有少數民族政權的「錯誤看法」。所以，他要禁絕的，不只是明末清初的野史，而且還包括宋元明時代所有指斥少數民族的字句。

因此，在乾隆的標準下，文字禁忌可謂多如牛毛：要忌虜、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偽、忌賊、忌犯闕……對於事涉「女真」「滿洲」字樣的書當然要求更嚴。女真在中國歷史上活動很長時間，從宋至清，凡書中有涉「女真」「女直」「滿洲」，甚至「遼東」字樣的書籍，哪怕只提一個地名，都有違礙的可能。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忌諱」文字當然比比皆是，不法圖書當然也就處處都有了。在寧左勿右心態的支配下，各地官員凡遇涉嫌「忌諱」的圖書，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收繳，請示「一體送毀」「概毀全書」。

皇帝為什麼對民族情緒視如大敵呢？原因是清王朝與歷代漢人王朝的建立過程不同。

清代帝王最愛說的一句話是「我大清得天下之正」，也就是說大清之取天下，是有史以來最光明正大、順理成章的。

清代君臣這樣解釋這個「正」。他們說，曹魏、西晉、唐、宋諸朝，都是原來的臣子趁著混亂從孤兒寡母手中搶得了政權，有偷和騙之嫌，實在稱不上光明正大。至於漢朝和元朝，則是赤裸裸憑頭顱和鮮血建立的，比前述諸朝實在硬氣得多。「然漢自滅秦，元自滅宋，雖未嘗不正，而與鼎革相接。」（章學誠《丙辰劄記》）比如宋朝本來沒有過錯，元朝強搶，是不是有點不好意思？再比如明太祖雖然是一介平民，但畢竟是元朝的子民，「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大義覺迷錄》）

只有清代皇帝不存在這個心理負擔，因為他們的天下是得之於「流賊」，而非得之於明朝。他們與明朝本是「鄰國」，見鄰國奴才起來造反殺了主子，出於義憤出兵鎮壓了奴才，替這家主人報了仇，「明朝天下亡於流賊李自成之手，是強盜劫去家財，趕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驅逐流寇，應天順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強盜，明罰敕法之天吏也」。（《大義覺迷錄》）「於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無鼎革之嫌」。所以說起來，別人得天下都是靠搶和騙，而「我大清」則是因為「見義勇為」而順理成章地得了這麼大一片家業，實在是「正」得沒法再「正」了。

槍桿子在手，什麼謊話都可以說得理直氣壯，甚至能把說謊者自己感動得一塌糊塗，這本是中國政治的一個通例。不過清王朝統治者的巧言佞辯還是出人意料。

其實，歷代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背後的心理動力都是對財富的掠奪。而清王朝建立過程中的血腥、野蠻和殘暴在許多方面都創造了少數民族征服過程中的歷史紀錄。

滿洲人入關，並非像他們自己所說，是看到天下無主，才來「為內地人民服務」。明代滿族本來處於奴隸社會時期，經濟落後。從明朝初年開始，他們就經常從漢地和朝鮮掠奪人口，充當奴隸。明宣德八年（1433年），錦衣衛指揮吳良出使海西，親見當時的「女真野人家，多中國人，驅使耕作」。到了明末，女真人更是不事生產，全民皆兵。對外搶劫，成了後金國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朝鮮使者在他訪問東北後寫作的《建州見聞錄》中描述他看到的情景說，滿洲人最高興的事是出兵搶劫。戰爭是滿洲人的節日，一聽說有仗可打，每個滿洲人臉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奮。全城的滿洲人都興高采烈地穿上自家準備的原始盔甲，相互傳告說：「搶西邊兒去！」

「出征之時，滿洲人無不歡躍。連軍士的妻子亦皆喜笑顏開，惟以多得財物為願。如軍士家中有四五人者，皆爭先恐後要求出征，專為財物故也。」

在實力壯大到可以征服整個中國之前，滿族人的最大志向不過是掠奪內地的金帛子女而已。明崇禎二年（1629年）至十六年（1643年）的十五年間，滿洲皇帝皇太極組織了五次聲勢浩大的搶劫。他們繞過山海關，從北長城的缺口襲入漢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橫掃北京、河北、山東、山西數省。每一次都是積屍如山，血流成海。1639年那次，滿洲士兵屠城濟南，留下了十三萬具屍體和被洗劫得空無一物的城池揚長而去。

滿洲人那個時候還不知道什麼叫「重義輕利」，還不懂得裝出一副「弔民伐罪」的大義凜然狀。他們絲毫不為自己的物質慾望臉紅，不為自己的凶殘野蠻可恥。每次回來，都得意揚揚地大肆顯擺自己搶來的東西。比如第五次搶劫凱旋後，領兵的阿巴泰等奏報如下：

臣等蒙天眷佑，皇上德威，率大軍直抵明境，至兗州府，莫能拒守。將明國魯王及樂陵、陽信、東原、安邱、滋陽諸王，及管理府事宗室等官數千人，盡皆誅戮。〔ＷＷＷ。ＷrsＨＵ。ＣＯＭ〕計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共八十八城。擊敗敵兵三十九處。所獲財貨金萬有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金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各色緞共五萬二千二百三十匹；緞衣裘衣萬有三千八百四十領，貂、狐、豹、虎等皮五百有奇；整角及角面千有六十副；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駝、馬、騾、牛、驢、羊共三十二萬一千有奇……

漢地之人，在他們眼裡，則不過是一群類似牛羊的獵物，他們在揮刀砍殺驅逐時，心中並沒有絲毫的憐憫。甚至，在他們搶掠回來的報告中，多數時候是把漢人和牲畜混報的，比如天聰七年（1633年）九月，「往略明山海關貝勒阿巴泰……奏報俘獲人口及馬牛驢四千二百一十有三」。第三次搶掠回來後的報告是：「共俘獲人口牲畜十七萬九千八百二十。」崇德元年（1636年）九月「往征明國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奏言……遂直入長城，過保定府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戰皆捷，共俘獲人口牲畜十七萬九千八百二十」。崇德八年（1643年）七月，征明克捷，「共俘獲人畜九十二萬三百」。以至於後世的史學家為區分開人與牲畜的數字頭痛不已。

據歷史學家估算，入關之前，滿洲人至少掠奪了二百萬漢人做奴隸，這些人相當一部分死在被驅趕入關的路上，其他倖存者則給滿族人作牛作馬。

清人成功入關之後，滿洲人「盡族西遷」，爭先恐後到內地去直接吸吮漢人的膏脂。史書屢言清人「罄國入關」，據說整個民族的西遷「幾經三十五六日，男女相繼，不絕於邊」。到了北京，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圈地」。名義上說是把「無主荒田」，「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實際上卻是不分有主無主，大量強佔漢人的產業。史書記載，最強橫的圈地過程中，「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內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攜去，欲留者不敢攜。其佃戶無生者，反依之以耕種焉」。（史惇《慟余雜記》）他們掠奪北京附近漢人土地的數量十分驚人。如遵化州由於圈占和投充，剩下的納稅民地不到原額的百分之一；薊州不到原額的百分之二；東安縣更是徹底，「盡行圈丈訖，並無餘剩」。清初詩人方文有詩云：「一自投充與圈占，漢人田地剩無多」，（《北遊草》）真切地描繪了當時的狀況。大量事實無可爭辯地說明，此時的滿洲人對內地人民所懷有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搶劫心態。

隨著漢化程度的加深，清政權的民族政策有所調整。康熙皇帝親政之後，斷然命令永遠停止圈地，並且大力推動滿洲人放棄奴隸制。康、雍、乾三代的高效統治，使中國人安享了一百多年的太平。

但是，歷史畢竟是抹不去的。漢人內心的仇恨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徹底泯滅。一旦想起往事，任何一個漢人不免都會心緒難平。

而滿族皇帝也因為那一段血腥的歷史而心虛不已。他們知道自己祖先的血債太深。這些血債在任何時候，都是點燃漢人反抗情緒的火種。

所以他們急於毀滅證據。

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開始，武英殿前的字紙爐就經常不分晝夜地日夜燃燒。在軍機要員的嚴密監視之下，巨量珍貴圖書在這些字紙爐中灰飛煙滅，隨同消滅的是一個民族的大量記憶。

乾隆對銷毀工作的認真執著幾乎達到了變態的程度。那些不法書籍，今日在我們看來，許多其實都被禁得莫名其妙，毫無道理。大部分有「反清內容」的書，今天讀來，也沒有多大「毒性」。可是乾隆卻視如大敵。他唯恐這樣的精神污染物「擴散」，污染任何一個其他人。他規定，所有有違礙的書籍，為了防止擴散，都要「封固進呈」。也就是說，發現之後，立刻密封，不得使其他人看到，迅速送往北京。

許多官員頭腦中的這根弦沒有乾隆繃得緊，暫護貴州巡撫韋謙恆就是其中一個。他認為這些圖書數量太大，何必費人費力千里迢迢送至北京，不如在本地直接銷毀。他請示皇帝說：「將原書封固，發還書局，俟奉到聖諭，即率同司道等官傳集紳士焚銷。」意思是說，等皇帝批復一到，就把全省官員和紳士傳來，一起觀看焚書，可以起到很好的現場警示教育作用。不料乾隆接到這份請示後大為光火，硃筆連批帶抹，痛罵他「何不解事，糊塗至此」！「所辦實屬乖謬」！

皇帝為此事專門發了一道上諭，再次強調：

貴州等地文化不發達，百姓心思幼稚粗魯，這些不法書籍也許不會出現私下傳播的情況。至於江浙等省，人們一聽到有禁書，一定激起他們的好奇心，千方百計會弄來偷看，甚至私下廣為傳播。韋謙恆你本身是江南人，居然沒有想到這一點？不知輕重，至於如此，看來你是一個糊塗不曉事的人，難堪大任！

韋氏竟因此區區小事丟了官。

皇帝因此重申：

各省查辦違禁之書，屢經傳諭，令各督撫檢出解京，並經朕親行檢閱，分別查銷。

乾隆朝「消滅記憶」運動，進行得十分周密和徹底，以致今天已經完全無法估量所承受的文化損失。史載乾隆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吳□也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據近代學者推算，全國禁毀圖書一萬三千六百卷。焚書總數達十五萬冊。銷毀版片總數一百七十餘種、八萬餘塊。除了焚燬書籍，乾隆還系統地對明代檔案進行了銷毀。目前明代檔案僅三千餘件，其餘估計不少於一千萬份明代檔案，已經被銷毀了。

乾隆朝「文治」的本質，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文化浩劫。

修改直至銷毀記憶，本來是專制統治者的專利，但乾隆以比祖先更殘忍的方式來掩蓋祖先的殘忍，就無論如何不可原諒了。

我們永遠不要低估專制統治者的自私和陰狠。乾隆心裡十分清楚，不論工作多麼細緻，僅靠官員們的搜查，是不可能禁絕所有不法文字的。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製造空前的恐怖，使臣民們自己主動悄悄地銷毀家中的不法文字。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乾隆帝蓄意製造冤案、酷案，把一些語義含混的文字打成大案，借無辜者的腦袋來恐嚇天下之人，所作所為，令人髮指。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蘇人蔡嘉樹指控徐述夔所著《一柱樓詩》「大逆」。

蔡嘉樹與王瀧南一樣，是江蘇揚州的鄉間無賴，原租了徐家的十幾畝田地。乾隆十三年（1748年），徐述夔之孫徐食田向蔡家提出要贖回這十幾畝田地。而蔡嘉樹佔著不放，兩家因此產生糾紛。蔡因此以徐氏祖父徐述夔刊印散發的書裡有「忌諱之詞」，向官府控告。

蔡嘉樹的證據是徐書中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一句，說這是「非常悖逆之詞」。這顯然是胡說八道，江蘇布政使陶易一見案卷，也認為這「顯系挾嫌傾陷」。然而，案件上報到皇帝那裡，皇帝卻批復道，蔡氏所說有理。皇帝說，此句乃「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顯寓欲復興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極」。此案的結局是十分嚴酷的：陶易擬斬立決，皇帝降旨「加恩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後瘐死獄中。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徐食田兄弟等五人參與出版校對者擬斬立決，俱奉旨加恩改斬監候。徐述夔的兩個曾孫及三個孫媳等，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全部家產造冊入官。為他作序的毛澄杖一百，流三千里。連皇帝已故去多年的詩友沈德潛也未予放過，革去名號，撲毀碑文。

皇帝在文字獄的製造過程中表現出了一種難以理解的偏執和完美主義。在皇帝的蓄意吹求之下，全國各地誣告之風大行。幾乎大清帝國每個人都生活在不安全中：如果你識文斷字，那麼你隨手塗抹的幾個字難免有被人蓄意曲解的可能；即使你一字不識，你家的那個破筐爛櫃裡也保不齊有一兩本祖上傳下來的舊書，成為惹禍的源頭。

戴昆是康雍時人，早已身故，地方官查辦禁書時，發現他的書中有「長明寧易得」「短髮支長恨」這樣的句子，上報之後，被刨墳戮屍。他的孫子戴世道六十多歲了，因刊刻了這本書，「奉旨斬決」。湖北黃梅人石卓槐書中有「大道日已沒，誰與相維持」「廝養功名何足異，衣冠都作金銀氣」之句，不過發了點牢騷，被凌遲處死，親屬緣坐。

「明」「清」二字是詩詞習用之語，若要避禍，只好不去吟誦清風明月。但也不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個劣監告發卓長齡（康熙時人）著有《憶鳴集》，「憶鳴」二字，實寓「追憶前明」之意，結果卓長齡之孫卓天柱因私藏禁書，「從寬」改斬監候，秋後處決。

這些惡例一開，禁忌如毛。墓誌銘上常用「皇考」作為亡父的尊稱，結果被地方官指為「悖逆」；為亡父刊刻的「行述」中有「赦不加息」之語，被人告發竟敢用「赦」字，實屈「狂妄不法」；為人代作的壽文聯語中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創大業」被定為「語言悖逆」。

乾隆的文化恐怖政策收效是非常明顯的。

在風聲鶴唳之下，每個家庭都進行自我檢查，刨地三尺，消滅所有不安全的文字。文人學士再也不敢吟風詠月，甚至不敢再寫日記。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內外臣工驚駭不已，乾隆擔心下面或有非議，於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渾陛辭（官員離京前上殿向皇帝辭別）時，交代他一項特殊任務：到任後留心體察賦閒在錢塘（今杭州市）老家的協辦大學士梁詩正的反應。梁詩正一見富勒渾，就大談自己為官多年的訣竅：「筆墨招非，人心難測，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時刻留心，免貽後患。」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又說：「一切字跡最關緊要，我在內廷時惟與劉統勳二人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燬。」梁詩正的話典型地反映了乾隆高壓政策下臣民的心態。

歷史學家可以大致推算出通過修撰《四庫全書》，清朝的官僚機構銷毀了多少圖書，而民間百姓自發銷毀的文字數量卻無法計算。我們只能說，其數量絕對多於武英殿前字紙爐中焚燬的書籍。

對於乾隆用心的險惡深鷙，大清王朝的某些子民讀得十分透徹。乾隆四十四年（1770年），安徽天長縣的秀才程樹榴對乾隆的做法極為氣憤，在為朋友的詩集所寫序言中借題發揮，隱約其詞地說，「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術乃愈出而愈巧」。應該說，這兩句評語是對乾隆製造文字獄的動機及手段的極佳點評。在近於沒有死角的普天文網籠罩之下說這樣激憤的話，當然逃不脫乾隆的如來佛手心。很快，這篇序言就被程樹榴的內弟王廷贊告到官府，指明這兩句是影射當今皇帝，並且解釋說，「我皇帝上春秋愈高，仁恩愈普」，怎麼能說愈老而愈辣？「彼王錫侯、徐述夔等皆其自取，予以顯戮，普天稱快」，如何能說手段愈出而愈巧？

案情被匯報到乾隆那裡。居心已經被揭穿，並且評點得如此精當到位，皇帝在他的一生中瀟灑地表現出了驚人的一次坦率。這一年他已經七十歲了，回顧一生製造文字獄的過程，他在諭旨中鄭重承認王廷贊對程樹榴詩序的解釋點中了要害，「愈老愈辣」云云罵的正是自己，程樹榴之所以含沙射影就是為王錫侯、徐述夔這些被冤殺者一吐不平之氣。

按照慣例，程樹榴必然被千刀萬剮，滿門被抄。然而，皇帝這一次卻表現了出人意料的寬容。程氏「從寬改為斬決」，家人並不牽連。這一「驚人料理」的背後，反映了皇帝的某種複雜心理。也許，對於自己的殘忍陰險，他自己也有清夜捫心，恍然如有所失之時吧。

四 大清的「精神文明建設」

清代最有威力的娛樂方式，非戲曲莫屬了。

清代戲迷的癡狂，絕不下於今天的追星族。有人因為迷戀看戲而荒廢生計，也有妙齡少女隨戲班子私奔，甚至還有人因此犯了殺人罪。康熙年間，浙江嘉善縣楓涇鎮賽神，請了戲班子演出。演的是秦檜殺岳飛父子事，演員十分投入，「曲盡其態」，一位台下看戲的皮匠老兄更投入，「從眾中躍出，登台，挾利刃直前刺秦檜，流血滿地」。（《三岡續識略》卷下）扮演秦檜的演員當即死於楓涇舞台之上。

大家把這皮匠「執縛送官」，此人供說他實在是太入戲了，「實恨秦檜耳」，當時一股怒火直衝頭頂，「不計其真假也」。好在審理此案的官員也是個戲迷，居然「憐其義憤，竟以誤殺薄其罪」，以誤殺罪將其從輕發落了。太陽底下無新事，原來陳強因飾演黃世仁差點被台下解放軍士兵槍殺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並非頭一回。

乾隆皇帝也是戲迷之一，並且戲癮特大。每逢節慶，宮中必然鑼鼓喧天，皇帝必然場場不落。不但愛聽，有時還參與創作。《清稗類鈔》載：「高宗精音律，《拾金》一出，御制曲也。」《拾金》是一出小串戲，演一乞丐因偶拾一金，大喜過望，連續演唱多種曲牌，亦莊亦諧，以示歡快。能為這樣一出小戲設計唱腔，可見皇帝功力之深。

皇帝愛戲並且懂戲，當然是戲曲事業的一大榮幸。當然，皇帝畢竟是皇帝，看問題的眼光和角度與普通百姓不同。乾隆皇帝對戲曲工作的認識，遠比一般人深刻。蓋戲曲者，形式喜聞樂見，在不同階層中都有大量粉絲，特別是對底層民眾的精神世界，影響更無與倫比。在通過「文字獄」淨化「上層文化」的同時，皇帝並沒有忘記對底層百姓精神健康的關注。而戲曲，正是搞愚民精神文明建設的最好「抓手」。

中國歷史上有禁戲傳統。對於戲曲的威力，歷代統治者均如臨大敵。其原因，一是一演起戲來，觀者如堵，容易「聚眾鬧事，通宵達旦，興訟生盜」，影響社會治安，甚至醞釀社會動亂；二是戲曲這東西太容易打動人心，「近誘男女，遠招匪類，長奸誨盜，敗壞風俗」，影響「道德風化」。

大清王朝是禁戲最為嚴格的一代。為了防止戲班子對某些正面歷史人物進行惡搞，影響他們在觀眾心中的高大形象，朝廷規定，戲台上不許出現歷代帝王、孔孟聖賢及忠臣烈士。因為「歷代帝王后妃及先聖先賢、忠臣烈士之神像，皆官民所當敬奉瞻仰者，皆搬做雜劇用以為戲，則不敬甚矣……」（《清世宗實錄》）《大清律例》明確規定：「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妝扮者與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

為了防止出現動亂，清王朝規定，在迎神賽會、廟會之類的群眾聚集場所，不許演戲。為了貫徹孔聖人提倡的喪禮必須竭盡哀情的精神，清政府規定，葬禮上不得演戲。為了防止八旗滿洲和職業軍人因為看戲而意志薄弱，又規定旗人和軍人不許看戲。為了防止男女混雜，出現道德敗壞事件，規定婦女不許看戲……種種禁止措施的目的，都是把這種新興娛樂方式的影響力限制在最小範圍。

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對戲曲工作的思路與前代有很大不同。

作為資深戲迷，皇帝很清楚，不分青紅皂白地禁戲是極不明智的作法。「禁」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有的時候，會導致「逆向消費」。你越禁，老百姓就越想看。元明兩代及順康雍三朝的禁戲最後基本都流於形式，戲曲越禁越火，越禁越普及，越禁越深入人心。

皇帝認為，任何事情都有兩面。一種娛樂方式，既然可以「污染思想」，同樣也能「淨化思想」。歷代統治者都有一個極大的誤區，那就是只看到戲曲「傷風敗俗」的一面，而看不到它在「正面教育」方面的威力。戲曲其實是教育底層民眾的最好方式。很多時候，你組織群眾學習聖諭，換來的往往是逆反情緒，而看戲比枯燥的學習和說教效率要高萬千倍。「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更倍。」那些宣傳忠君孝親的戲劇，對帝國的意識形態建設，功莫大焉。

因此，乾隆朝戲曲工作思路較歷代都高明。乾隆把禁戲的重點，從禁地點、禁規模、禁時間轉移到審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內容。通過為老百姓提供優質的精神產品，寓禁於演，化不利為有利，化有形為無形。

乾隆皇帝抓戲曲，有三方面內容，一是禁，二是改，三是創。

禁書工作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會涉及數量眾多的劇本。在審查禁書的過程中，乾隆注意到了一系列有「違礙」內容的戲本。有的涉及政治問題、民族問題，「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有的劇本充斥「胡」「虜」字樣，存在醜化少數民族情節。有的劇本黃色下流，不利風化。有的劇本宣傳兇殺暴力，格調不高。「摟草打兔子」，結合禁書工作，皇帝要求各地官員嚴格審查民間劇本。

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在審查各地報送到京的禁書時，發現了一出叫《喜逢春傳奇》的劇本，「有不法字句」。至於如何「不法」，史籍沒有明確記載，估計有斥罵「夷狄」之類的內容。皇帝非常重視，特別下旨說：「朕昨檢閱各省呈繳應毀書籍內……查出《喜逢春傳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傳諭高晉、薩載，於江寧、蘇州兩處，查明所有紙本及板片，概行呈繳。」一聲令下，這個劇本的所有版本均被銷毀。這是乾隆禁毀戲曲之開端。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正式宣佈在全國範圍內開始清理不良劇本的活動。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皇帝發佈上諭，要求各省把禁書工作的階段性重點轉移到劇本上來：「前令各省將違礙字句之書籍實力查繳，解京銷毀。現據各省督撫等陸續解到者甚多。因思演戲曲本內，亦未必無違礙之處，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自當一體飭查。」

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再次強調審查劇本的重要性，上諭要求非常細緻，「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陽腔、楚腔等項，江、廣、閩、浙、四川、雲貴等省皆所盛行，請敕各督撫查辦」。

乾隆一朝禁了大約三百出戲，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類：一是有民族情緒、政治上有違礙的戲，二是才子佳人愛情戲，三是大批水滸戲，四是某些反映宮廷政治鬥爭的戲，五是有兇殺暴力內容的戲。所禁戲中，最著名者有王世貞的《鳴鳳記》，李漁的《笠翁傳奇》，洪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實甫的《西廂記》，還有湯顯祖的《牡丹亭》。

清人余治《得一錄》中記載了一部《翼化堂條約》，是當時戲曲界的一部行約，其中一些條文解釋了為什麼要禁這些戲：

為什麼要禁《西廂記》等戲呢？這些劇，近人每以為不過是才子佳人風流韻事，並非黃色下流。但是裡面充滿了男女調情的情節，其眉來眼去之狀，足以讓未成年觀眾萌動不良想法，毒害他們的心靈，所以當禁：「《西廂記》《玉簪記》《紅樓夢》等戲，近人每以為才子佳人風流韻事，與淫戲有別，不知調情博趣，是何意態；跡其眉來眼去之狀已足使少年人蕩魂失魄，暗動春心，是誨淫之最甚者。」

禁水滸戲的理由則更為充分。《水滸》本是一部宣揚造反有理的「邪書」，宋江等人是以搶劫起家的黑社會組織，而祝家莊等民團則是維護社會秩序的義民，而《水滸》卻判斷顛倒：「《水滸》一書……如祝家莊、蔡家莊等處地方，皆屬團練義民，欲集眾起義剿除盜藪以伸天討者，卒之均為若輩所敗，而觀戲者反籍籍稱宋江等神勇，且並不聞為祝、蔡等莊一聲惋惜，噫，世道至此，綱淪法斁，而當事者皆相視漠然，千百年來無人過問，為可歎也。」

那麼，為什麼不許演宮廷政治戲呢？這個彎彎繞也需要好好解釋解釋。因為這些戲裡，往往把皇帝演得十分弱智。這些皇帝個個都是荒淫無道，寵愛西宮，聽信讒言，冤殺忠臣。這些戲曲，如果是在宮廷之內演給皇帝看，可以起到給統治者打預防針的正面警示作用。但是給鄉野的泥腿子看，有什麼用呢？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為把皇帝演得這樣無能，只能讓平民百姓蔑視皇朝尊嚴。特別是其中有一些忠臣起兵「戕戮吏、劫監、劫法場」的場面，更容易引發他們以下犯上的衝動：「漢、唐故事中各有稱兵劫君等劇，人主偶信讒言，屈殺臣下，動輒招集草寇，圍困皇城，倒戈內向，必欲逼脅其君，戮其仇怨之人以洩其忿者，此等戲文，以之演於宮闈進獻之地，藉以諷人主，亦無不可，草野間演之，則君威替而亂端從此起矣。又戕官戮吏，如劫監、劫法場諸劇，皆亂民不逞之徒、目無法紀者之所為，乃竟敢堂堂扮演，啟小人藐法之端，開奸佞謀逆之漸，雖觀之者無不人人稱快，而近世奸民肆志，動輒拜盟結黨，恃眾滋事，其原多由於此。」

而一些窮形盡相描寫奸臣如何禍政亂國的戲也不許演。這些戲劇，往往把奸臣們演得太醜太惡太沒底線，讓今人看了，認為我和他一比，還好過他十倍，因而放鬆了自我改造的緊迫感：「奸臣逆子，舊劇中往往形容太過，出於情理之外，世即有奸臣逆子，而觀至此則反以自寬，謂此輩罪惡本來太過，我固不甚好，然比他尚勝過十倍。是雖欲儆世而無可儆之人，又何異自詡奇方而無恰好對症之人，服千百劑亦無效也。」

乾隆朝禁戲的另一個重點是武打、涉案內容。乾隆三年（1738年），福建水師提督王郡在匯報中說，有些地方戲，以武打、兇殺等刺激性場面穿插其間，藉以吸引觀眾。結果造成一些人爭相模仿，「引類呼朋闖入戲館，取樂爭鋒、逞兇打架者不一而足」的「不良後果」，特別是青少年接受能力強而辨別能力差，很容易因此舞刀弄棒，走上邪路，因此請朝廷下令，禁戲以端風俗、寧地方。朝廷同意王郡的意見，認為這些戲劇容易起釁成歹，誘民為惡，壞人心術。而那些熱衷於觀看這些劇的人，想來也不是什麼善良之輩。「若夫凶戲關目，如開腸破肚、肢解流血等事，凡在循謹良懦之流，必回首他顧，不欲卒視，其視之而毫無怖畏、手足舞蹈、躍躍如欲試者，此人非流氓即匪類，否則失教之子弟習於鬥狠，將入下流者也，是凶戲關目之壞人心術如此」。

因此，朝廷下令，禁止搬演此類暴力兇殺內容。《殺子報》中母殺子的血腥，《伐子都》之嘔血，羅通殉難的盤腸大戰，張順跳波的舞刀弄叉，這些血腥場面都被禁止出現在觀眾面前。

乾隆皇帝並不是禁戲目的第一人，卻是「戲改」工作的首創者。

在審查劇本的工作中，皇帝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老祖宗給我們留傳下來許多膾炙人口的經典好戲。可惜，用乾隆朝嚴格的審查尺度衡量，幾乎部部都有「違礙之處」。如果一律禁演，那盛世舞台上也就沒有什麼戲好演了。

皇帝認為，對於那些內容基本積極向上的戲，不宜簡單粗暴禁毀，而應該通過局部修改，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更好地為盛世文藝舞台服務。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在禁戲的聖諭中第一次提到了這個問題：「至南宋與金朝關涉詞曲，外間劇本，往往有扮演過當，以致失實者。流傳久遠，無識之徒或致轉以劇本為真，殊有關係，亦當一體飭查。此等劇本，大約聚於蘇、揚等處，著傳諭伊齡阿、全德留心查察，有應刪改及抽掣者，務為斟酌妥辦，並將查出原本暨刪改抽掣之篇，一併粘簽解京呈覽。」

意思是說，許多涉及南宋與金朝內容的戲，雖然主旨是為了表彰忠義，但是對金人等少數民族醜化過甚，因此需要加以修改。皇帝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制定了劇本審查制度，要求各地方官詳細審查收繳到的劇本有無需要改動之處，並匯報到皇帝處，由皇帝親自把關定奪。皇帝組織了一批專家學者，對這些戲曲中的違礙及不當之處一一修改。

戲改工作按三個對頭原則進行：一、思想感情對頭，即對清王朝要懷擁護忠愛之情，對少數民族不得存歧視污蔑之處；二、基本情節對頭，人物身份和關係應有倫次，扮演應使人信服、不可過分誇張；三、時代氣息對頭，不可亂用本朝服色，堅決糾正演員在著裝、語言以及整體風格方面低俗媚俗現象，「務須詳慎抉擇，使群言悉歸雅正」，從唱詞、幫腔、武打龍套、身段扮相、念白台詞，到鑼鼓、道具，都在皇帝的親自指導下，進行了反覆推敲修正，去掉了其中「反動」「低俗」「荒誕」「不合理」部分，拔高提純，脫胎換骨。

野史中的一個小故事傳神地表現了皇帝對改造工作的要求和態度。《清稗類鈔》載：「南巡時，昆伶某淨，名重江浙間，以供奉承值。甫開場，命演《訓子》劇，時院本《粉蝶兒》一曲，首句俱作『那其間天下荒荒』，淨知不可邀宸聽也，乃改唱『那其間楚漢爭強』，實較原本為勝。高宗大嘉歎，厚賞之。」

為適應盛世需要，除了禁和改外，乾隆朝還創作了許多新的曲目。

皇帝按照「推陳出新」的原則，積極扶持重點創作，大力鼓勵新劇本的出現。

皇帝親自組織了層次極高的戲曲創作班子。這個班子由莊親王親自掛名，由刑部尚書張照擔綱，諸多有文藝才能的朝臣親自投入創作。《嘯亭雜錄》載：「純皇帝以海內昇平命，張文敏制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凡各節令皆奏演。其時典故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無不譜入。」他們在皇帝的親自指導下，主撰了一系列「大戲」，比如莊格親王親自創作的《鼎峙春秋》（內容是三國故事）、張照創作的《昇平寶筏》（內容是西遊記故事）、御用文人周祥玉創作的《忠義璇圖》（水滸故事）等。劇本的題材，既有歷史故事，又有魔幻傳說，「以忠孝節義為主，次之儒雅之典，奇巧之事，又次之以山海之荒唐，鬼怪之變幻，而要以顯應果報為之本。又凡忠臣義士之遇害捐軀者，須結之以受賜恤，成神仙；亂臣賊子之犯上無道者，須結之以被冥誅，正國法」。

皇帝在劇本的內容、唱腔、演技、曲牌、服裝、臉譜、道具等方面，都提出了極為重要的意見。乾隆朝宮廷戲劇的特點是規模宏大，氣派非凡。多數為十本二百四十出，人物眾多，氣勢恢宏，有的戲要是從頭到尾全部演完，居然需要十天時間，確實是「大戲」。這有詩為證，朝鮮使臣在看完宮廷大戲後寫道：「一旬演出《西遊記》，完了《昇平寶筏》筵。」（《灤陽集》）

戲本的主題當然是弘揚中華民族忠君孝親等偉大民族傳統。《鼎峙春秋》是三國故事，歸結到三國統一，天下太平，宣傳離久必合，合久必分，隱喻當時統治是中國天命之意。《忠義璇圖》的內容很特別，是水滸戲。水滸戲在民間當然是禁目，但是皇族似乎不怕污染。不過皇宮內的水滸戲內容當然已經提純發生了質變。這出大戲強調的是接受招安，為國盡忠。

如上所述，乾隆朝戲曲工作中的意識形態控制更為精緻化、隱蔽化，皇帝煞費苦心，進行了許多「意識形態創新」。然而乾隆朝的戲曲發展卻呈現出一種怪異的走勢：既繁榮，又荒蕪；既熱鬧，又單調；既豪華排場，又內容空洞。

乾隆年間的宮廷大戲，規模驚人，排場無比。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太后六十大壽，皇帝為了表孝心，給太后組織了一場空前的大堂會：「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之高梁橋，十餘里中，各有分地，張設燈綵，結撰樓閣……每數十步間一戲台，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游者如入蓬萊仙島」。十餘里的路程上，每隔幾十步就有一座戲台，算來至少上百座，皇家氣派，就是與眾不同。等到乾隆南巡時，各地大吏給他獻忠心，演出場面更是驚人：「御舟將至鎮江，相距還有十餘里時，遙望揚子江岸上，著一大壽桃，碩大無比，顏色嬌嫩，紅翠可愛。待御舟將近，忽煙火大發，光焰四射，蛇掣霞騰，幾眩人目。正在人晃忽間，巨桃忽裂，現一劇台，上有人數百，正在表演壽山福海折子戲。此景令人驚異，若在仙境一般。」

皇帝非常善於利用戲曲手段來裝點時代。政府投入巨資，對宮廷戲曲事業進行扶植，修建了中國歷史上最大、最豪華的宮廷大戲院，製造了空前的大型切末。「特聲容之美盛，器服之繁麗，則鈞天廣樂，固非人世所得見。」從戲台建築到服裝、切末，都呈現了一種特殊的、空前的豪華傾向，凡重大活動，必有大戲助興，充分展示國家的實力和盛世的風光。

乾隆時的一個文臣名叫趙翼者，有幸在避暑山莊看了這次大規模的演出。他回憶說，這次演出規模，完全出乎凡人的想像。戲台高達三層，寬九間，參加的演員多達數千人。最為特殊的是，演出的舞台是可活動的，內有高精尖的機械裝置，可以完成多種三維動作，演出效果十分驚人：「戲台闊九筵，凡三層。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出者，甚至兩廂樓亦作化人居，而跨駝舞馬，則庭中亦滿焉……至唐玄奘僧雷音寺取經之日，如來上殿，迦葉、羅漢、辟支、聲聞，高下分九層，列坐幾千人，而台仍綽有餘地。」（《簷曝雜記》）

所謂「自上而下、自下突出」，是指下層舞台（稱「壽台」）的天花板和地板，都是活動的，並安裝了機械，可以升降演員和切末。所謂「兩廂樓亦作化人居」，即指壽台的後部是雙層檯面，上層叫「仙樓」。仙樓設有木梯多座，向下可到壽台前部表演區，向上可通中層舞台（稱「祿台」）和上層舞台（稱「福台」）。演出場面之繁複、規模之宏大，可謂登峰造極，觀者無疑會被演出的氣勢和氣氛所震驚和感染。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個皇帝主持上演過乾隆時代那樣規模驚人的大戲。

皇族的喜歡、推動，巨額的金錢投入，極大地促進了宮廷戲曲的繁榮，也促進了民間戲曲的發展。乾隆年間，中國戲曲史上發生了許多大事，比如徽班進京，高腔異軍突起，昆曲繁盛一時。終乾隆一朝，昆曲空前繁榮，其他戲劇猶如繁花似錦，乾隆皇帝對我國戲劇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

然而，另一方面，乾隆朝戲曲的另一個特點也十分突出，那就是內容異常貧乏。宮中演出，每一句話都要受到層層審查和把關，有著無數忌諱。二百餘出的連台宮廷大戲，迴避現實矛盾，思想觀念陳腐，藝術千篇一律，有人總結說不過是「虛張太平聲勢，點綴聖朝恩德，偽造天命天意，宣揚道學迷信」。

民間進宮演出，劇本內容受到更嚴重的鉗制。因此，演出主題永遠不過是喜慶、歡樂、祥和、太平；場面永遠是華服艷舞、仙樂飄飄、歡聲笑語、恍若天界；內容永遠是祝皇帝和太后身體健康、國家萬年無疆。雖然太后和皇帝都喜歡看「插科打諢」的丑角戲，但是在嚴格的限制下，這些戲的內容不能諷刺社會，反映現實，只能靠生硬做作的包袱逗笑，缺乏內容和深度。

在皇帝的文藝政策下，乾隆朝戲曲內容呈現兩個特點：第一，戲曲作品內容的道德化，專門以闡揚忠孝節烈之事為職事。第二，戲曲文學樣式的詩文化。戲曲詞句越來越雅，「缺乏激情深意，又大都是脫離舞台的案頭之作」。除了朝中大臣外，草野百姓也全力在作品中展示願為天子助教化的熱情。乾隆時劇作家夏綸所作《新曲六種》，各題之下就分別表明「褒忠、闡孝、表節、勸義、式好、補恨」等主旨，劇本中大量充斥直白的口號和無味的說教，劇情簡直就是這些觀念的圖解。唐英《古柏堂傳奇》十七種，雖然在當時算突出的成就，其實都沒有觸及深刻的社會問題，很多內容是宣傳忠孝節義和因果報應的思想，但他的劇作語言通俗，情節生動，曲詞不受舊格律的束縛，還算有點可取之處。除此之外，乾隆朝的戲曲創作幾乎一無可觀。

因此，乾隆時代既是一個戲曲空前興盛的時代，又是戲曲衰落的開端。近代戲曲理論家吳梅說：「余嘗謂乾隆以上有戲無曲，嘉道之際，有曲無戲，鹹同以後實無戲無曲矣。」專制統治者刻意製造的春天，最終無不會演變成嚴酷的冬天。

五 由馴身到馴心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十八日晚上，乾隆皇帝在保定行宮的燈下打開了一份奏折，呈遞者是退休官員、原任大理寺卿（相當於今天最高法院院長）尹嘉銓。

尹嘉銓的字很漂亮，淡墨小楷，精細絕倫。他上這份折子，是想為他已故的父親、原河南巡撫尹會一「請謚」。

尹嘉銓說，他的父親尹會一是一代理學名臣，品德出眾，孝行感人，皇帝當年曾親自賜了首詩予以褒獎。如今老父已經去世三十年，未蒙朝廷賜予謚號，他做兒子的感到日夜不安。因此請皇帝從那首御制詩裡挑兩個字，作為「謚號」。老父地下有知，一定感激不盡。

厭惡的表情籠罩了皇帝的面龐。這個尹嘉銓他早就領教過。此人是「道學家」，也就是一心一意要做「大聖大賢」的那種人。既然以聖賢為志，自然是不貪財，不過卻非常熱衷虛譽。在做山東布政使時，有一次借覲見皇帝的機會，曾當面向皇帝討賞孔雀花翎，還和皇帝開玩笑說討不到翎子沒臉回家見老婆。乾隆當時就感覺十分不舒服，到底沒賞給他。

沒想到幾十年後，他又來向皇帝討賞了。這回討的是「謚號」。「謚者，行之跡也。」賜謚，就是朝廷對大臣一生做出「官方評價」，乃是國家政治生活中十分重大的事情，通常由禮部主持，內閣議定，皇帝親批。如果大臣後代都像他這樣擅自請謚，成何體統？尹嘉銓的心術乾隆一看即知。他不過是借這個「非常之舉」為自己博「孝子」之名。如果請謚成功，那麼他孝子之名益彰。如果不成，皇帝也不好拿這樣出於孝心的請求來怪罪他。因為傳統政治歷來的口號都是「以孝治天下」。

雖然不治他的罪，但重重敲打他一下是十分必要的。乾隆提起硃筆，在折子後面批道：

與謚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不祥的氣氛籠罩在字裡行間。

皇帝把折子拋到一邊，打開了下一道。字跡還是那麼淡而有力，不屈不撓，居然又是尹嘉銓的。內容是說，「我朝」出了好幾位名揚天下的理學名臣，比如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他們一言一行都實踐了孔夫子的教導，為後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因此他建議皇帝讓這些人都「從祀孔廟」，也就是把他們的牌位都供到孔廟裡，陪孔夫子一起吃冷豬肉，以示「光大聖道」之意。在折子結尾，他還說了這麼一句：「至於臣之父親尹會一，既然曾蒙皇上御制詩章褒嘉其孝行，則已在德行之科，自然亦可從祀，不過此事究非臣所敢請也。」

皇帝的臉一下子變得刷白，薄薄的嘴唇微微發抖。這是他盛怒之極的表情。皇帝拿起硃筆，奮筆疾書：「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每個字都異常迅疾有力。

據說，「天子一怒，伏屍百萬」。雖然沒那麼誇張，也去之不遠。尹嘉銓完全沒有料想到自己這兩個折子的後果：

朝廷立刻派出要員，將尹嘉銓鎖拿入京。皇帝批發六百里加急急件，命北京和山東兩處官員，抄了尹氏在北京和山東博野兩處的家。

和雍正皇帝一樣，乾隆也十分喜歡抄大臣的家。乾隆抄家與雍正抄家有一條不同，那就是格外注意「違礙文字」。乾隆對臣下的日記、書信、私人筆記特別感興趣，每次抄家都會嚴命抄家官員細心搜檢，看其中有沒有「悖逆之詞」。這次抄尹嘉銓的家時，皇帝特別指示，尹氏之「喪心病狂，實出尋常意料之外」，所以「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因此「如有枉妄字跡詩冊及書信等件，務須留心搜檢，據實奏出」。因此，三月二十日天還沒亮，前天夜裡接到六百里加急上諭的大學士英廉就親自帶領大批兵丁，來到尹嘉銓在北京的住所，掘地三尺，細細搜羅。

不出皇帝意料，收穫果然頗豐。作為一個「理學大家」，尹嘉銓不但藏書豐富，而且著作頗多。從三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英廉共找到書籍310套，散書1539本、未裝訂的書籍一櫃、書板1200塊，以及書信一包共113封。乾隆組織一批翰林學士，組成「審讀小組」，幫助他逐字審查。

在乾隆朝，只要想打倒一個人，最穩妥的辦法就是審查他的文字。作為庸凡之人，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每一句話都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有偏離「準星」之處，那麼對不起，你就有可能犯罪了。經過細緻篩選，乾隆在尹嘉銓所有文字中發現了數10處「悖逆」之處。

在後來公佈的罪狀中，皇帝說，最錯誤的一處，是這樣一句：「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於上？」

尹嘉銓認為，因為打擊朋黨而禁止士人拜師收徒是錯誤的。儒家性理之學十分精微，其中最微妙的部分，只能通過拜師授徒方式傳授。如果把大儒講學授徒一律定為「朋黨」，把官場上門生與座師的關係也視為「朋黨」，勢必削弱「父師之教」，造成聖人之學的衰微，反而不利於皇權獨尊。

乾隆認為，這句話是公開與雍正帝唱反調。

打擊「朋黨」是清代政治的主線之一。宋代以降，大臣們結成朋黨的重要途徑就是通過「師生關係」。由於科舉時代錄取率極低，考中者對於閱卷錄取自己的主考官無不感激涕零，視為伯樂知音，一旦錄取，就投拜這個主考官門下，成為他的門生。主考官往往通過這種方式結納羽翼，門生也希望通過攀附座師而在官場迅速陞遷，因此極易在朝廷形成一個個山頭，黨同伐異，造成朋黨之禍。宋朝和明朝，敗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此。因此，雍正和乾隆使盡了種種手段，打擊大臣們的「科甲」積習，也就是科舉出身的官員們以師生關係結黨的習慣。雍正皇帝曾御制《朋黨論》，反對大臣們拜老師收門生。

乾隆說：

朋黨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憲皇帝御制《朋黨論》，為世道人心計，明切訓諭，乃尹嘉銓竟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於上」之話……不知是何肺腸？

尹嘉銓的第二大錯誤，是著了一本書，叫《名臣言行錄》。書中記錄了清初以來的一系列名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錫，乃至本朝的鄂爾泰、張廷玉的嘉言懿行。乾隆將此書定為大逆之作，認為它會助長人們的朋黨思維。因為只有朝廷才有品評大臣的權利，臣民無權把誰定為「名臣」，又把誰定為「非名臣」。如果個人可以樹立品評標準，必然容易造成大臣及其子孫的意見紛爭。被列入名臣錄的，其子孫門生自然會感激攀附，與其人結好。沒有被列入的，其後代和同黨必然起而攻之。這就很容易造成朝廷及士林的分裂。皇帝說：「乃尹嘉銓竟敢標列本朝名臣言行錄，妄為臚列，謬致品評，若不明辟其拌，將來流而為標榜，甚而為門戶，為朋黨，豈不為國家之害，清流之禍乎？」這種做法，和尹氏在奏折中建議把一些理學名臣入祀孔廟一樣，斷非人臣所應為。

雖然前期打擊朋黨的成績卓著，乾隆卻從來沒有掉以輕心。他深知這一政治頑疾雖然匿跡於一時，卻絕不會就此壽終正寢。政治高壓稍一放鬆，它就會死灰復燃。對朋黨的警惕，無時無刻不存於皇帝心中。尹嘉銓自投羅網，一下子激活了皇帝心中的過度防禦機制。

尹嘉銓的出現，讓日夜不停搜尋自己統治漏洞的乾隆又發現了專制政治的一個薄弱環節：民間講學之風。

在中國歷史上，民間講學現象非常普遍。孔子收徒三千，就首開民間講學之先河，也正式創立了儒家學派。到了宋代，書院大量出現，名儒大家各自以書院為據點，傳授自己體悟到的聖人心法，講學之風空前繁盛，理學由此興起並成為儒學的主流。及至明朝，講學之風達於極盛。大儒王陽明極重講學，認為這是開啟智慧、傳播學術的最佳方式，故一生講學不休，甚至軍旅之中也日夜不輟。王陽明的後學們光大乃師之風，或依托於書院，或約期於山水，甚至廟堂林野，寺觀名勝，招朋引眾，講學辯論，宗風所及，幾乎無處不講學，無人不講學。

民間講學具有高度的自發性和強大的生命力。它的目的是探討發展學術真諦，陶鑄學人完善的人格，而不像官學那樣以科舉入仕為唯一目標。民間講學一秉學術自由的原則，尤其重視辯駁爭論對學術發展的推動作用。各書院之間經常舉行大規模的辯論會，各派學者雲集薈萃，彼此攻伐，極大地促進了儒學學理的深入發展。日常師生之間，也注重質疑問難，宋代之後所流行的各家語錄，一般就是書院師徒間的問答記錄。

然而步入清代，自由講學之風卻戛然而止。蕭一山說：「清人以異族入主，時不免存疑忌之心，對於智識階級為尤甚。聚眾講學，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所以，順治十七年（1660年），朝廷頒布命令，嚴禁士子會盟結社。各地民間私人書院也被政府轉變為官辦，原來自由學術研究的場所淪為科舉考試的預備機關，講學內容與規模受到嚴格限制。自由講學之風由是漸息，清代之學術，「乃漸由學術團體，一變而為私人研究」。

然而，天下承平日久，自由講學之習在乾隆朝又有所抬頭。特別是尹嘉銓這樣以道學自命的「道學家」，更認為自己獲得了聖人的「獨傳心法」，不傳授給他人實在是一種損失，因此私下裡仍然大肆收徒聚眾，退休之後，更是奔走於各書院之間，宣揚自己的獨特見解。乾隆認為，這是「盛世」的一大威脅。

清初統治者反對講學，主要是怕漢人借此進行陰謀集會。及至乾隆時期，這種威脅幾乎已經不存在。乾隆認為，講學的最大威脅在於容易滋生朋黨傾向。對於提倡綱常名教的道學本身，乾隆是堅定支持的。但是對於大小臣工學程、朱、陸、王諸大儒的樣子，要求學術自由，百花齊放，自由辯論，他則絕不允許。正如魯迅所說，「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蓋黨內有黨，派內有派，是宗教和學術的共同規律。儒學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儒學思想的生長點也是多源的，許多儒學大家往往把自己視為儒家正統，而把他人視為異端或非正統。自由講學、自由辯論很容易導致一些不同學術派別的爭執甚至衝突，而科舉出身的朝中官員無不是儒學信徒，學術上的分門別類極容易引發政治上的矛盾鬥爭。比如宋代朱熹與陸象山就曾經勢如水火，彼此辨別不休，在朝大臣也捲入其中，分成派別門戶，門戶之爭又發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發了朋黨之爭，不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如此，「小則紊亂朝政，大則顛覆宗社」。

所以，乾隆在斥責尹氏的聖旨中說：「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致國是日非，可為鑒戒。乃尹嘉銓反以朋黨為是，顛倒是非，顯悖聖制。」

專制政治發展到極致，就要打破一切民間自發組織的可能，把一切社會能量納入政治控制之下。讀書人因講學而聚會，因聚會而議論，正是一種人主無法完全駕馭的力量，是必須禁止的。他訓誡大小臣工、讀書士子，對道學只要埋頭潛修、躬行實踐就行了，不可以道統所在自居，大講其仁義道德。尹嘉銓自己講學還罷了，又不知深淺地奏請皇帝推崇一系列道學名臣，企圖重新挑起「正統」之爭，煽動講學之風，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興起這場大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擊有所抬頭的民間自由講學之風，把一切不利於專制統治的民間力量消滅於萌芽之中。

掌握了尹嘉銓的「罪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欽命以大學士三寶為首組成專案組，對尹嘉銓進行審訊。

審訊進行得極有特點。在皇帝的授意下，審案大臣並不拷問尹嘉銓的「大逆」實跡。他們知道，這個「道學家」、書獃子，一輩子只知道讀書做文，想成為大聖大賢，「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麼實質性的「反動問題」。他們審問的重點，是尹氏的家庭隱私。

會審尹嘉銓時，審案大臣絲毫不顧這位前「三品大員」的面子，為了「洩公憤而快人心」，將其「嚴加夾訊，多受刑法」，以拷問「其究屬何心」。在夾棍之下，這位聖人之徒沒有挺住，採取了要什麼給什麼的態度。請看以下幾段審訊記錄：

當年尹氏當面討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所以承審官首先追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討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討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誇耀。後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裡，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自打嘴巴，承認自己「怕老婆」「假道學」，承審官並不滿足，又追問起他要娶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處女為妾未果的事。

承審官問：尹嘉銓！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這處女既立志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她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正經人幹的麼？

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吾女人要聘她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並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她，實在我並沒有見過她的面。但她年過五十，我還將要她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內，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已經承認自己廉恥喪盡，承審官卻還有更尖刻的問題。

承審官問：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慣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你難道不知道麼？

據供：我女人要替我討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總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鑒。

承審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然而，沒有皇帝的授意，他們是不敢把審理「國家要犯」的嚴肅之地變成嬉笑怒罵的娛樂場所的。

那麼，乾隆皇帝為什麼對「道學家」尹嘉銓如此刻薄呢？

康、雍、乾三朝政治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反對「假道學」。三代皇帝表面上對「道學」尊崇備至，但用人行政中，卻都秉「重能不重德」之旨。對於那些以繼承孔孟「道統」為職志，成天致力於「為賢作聖」的書獃子其實不屑一顧。

應該說，「道學」確實有真假之分。「道學」一名流行之後，「假道學」這三個字就應運而生，如影隨形。儒家理想主義所懸標準過高，為庸常人性所難堪，而學做聖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標，因此有的人不免虛偽迂闊，最下者甚至流於欺世盜名，為世人所詬病。有些道學家，不注意力行實踐，而致力於把自己打扮成一副「聖人」模樣，峨冠，闊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飯，菜羹，在家靜坐不語，出門則平步闊視，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學」先生。還有的道學家，表面上滿口天理流行，行動中卻處處人欲為先。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這種人的作風有精彩的描寫：「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餘人。方辯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聖賢。忽微風颯然，吹片紙落階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札也。」

假道學的特點就是言行不一，沒有修到大聖境界，卻妄圖進入歷史。尹嘉銓為人行事，就頗多假道學的嫌疑。他的倒霉，有他自取的一面。

然而，事情並不止於打擊假道學這麼簡單。在打擊假道學的背後，隱藏著的是清代帝王對「真道學」的反感和排斥。

按理說，「道學」或者說「理學」，要求人們踐行聖人的教導，做正人君子，忠君孝親，對專制統治是有利的，歷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專制主義的歷史發展到清代，就連這種「道學」本身〔uu158小說網·www.uu158.com〕，也成了專制制度擴張的妨礙。

原因很簡單。理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儒家學說為士人們設定的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功名利祿，而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是成為頂天立地的完人。

早期儒學都對人的自由意志極為推崇。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則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學要求其信徒能在權力面前挺起腰桿，而不做隨聲附和的應聲蟲。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在世俗層面，儒學信徒對皇帝和權力秩序服從盡禮；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希望自己能夠通過道德砥煉，成為達到人類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遠遠超越帝王和其他權力者。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嚴光，曾出山幫助劉秀取得天下，劉秀登基後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隱居富春山耕釣自娛。及至唐代，雖然唐太宗妄想使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師夢，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逃離權力的控制。

但是，君權像惡性腫瘤一樣，是世界上最具擴張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許任何獨立的事物存在。專制權力的獨佔性本質驅使它永遠努力衝破一切限制，掙脫所有束縛，深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毒化每一個細胞，直至最後整個社會在它的緊緊擁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專制達到極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權的障礙。

清代的建立，與以前諸朝不同。在入關以前，滿族社會中帶有大量的奴隸制因素。雍正皇帝說：「滿洲風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肅，最嚴主僕名分。」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說：「主僕之分，滿洲尤嚴。」「我朝君臣之分極嚴，尤非前朝可比。」傳統儒家君臣關係是完整的互動關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雙方各有各的尊嚴底線。然而入關之後的清代皇帝卻以滿洲「主奴名分」偷換了，或者說改造了數千年以來的君臣關係，使之變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關係。他們要求，作為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他的心靈也應該屬於君主，不應該有任何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需求，特別是個人尊嚴。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地說過，大臣要無時無刻不與皇帝統一思想，不許有自己的獨立意志。他在《朋黨論》中說：「要根除朋黨之源，那麼全國上下必須統一思想。要統一思想，那麼一切是與非的標準都必須唯我是從。」「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從雍正開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設想挫辱、打擊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頭的大臣。在乾隆以文字獄打擊「假道學」尹嘉銓之前，雍正就以冤獄打擊過「真道學」楊名時。

楊名時，號凝齋，江陰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進士，從大儒李光地受經學，造詣益深。歷任直隸巡道、貴州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年）擢兵部尚書，總督雲貴。

楊名時性格強毅端方，是一個有根底的理學家。程朱理學給了他牢固的價值基礎，使他在居官過程中，清正廉潔，一心為公。他提督順天學政時，廢寢忘食，「雖流金之暑，見其閱卷，所著白布衫漬汗成淺皂色，不暇易，炳燭至夜分不臥，群笑其自取苦也」；做直隸巡道，細大必親，無留獄，無隱情，鄉民頌為「包公在世」。（《碑傳集·楊凝齋先生名時傳》）他以誠為本，對宇宙、社會和人生做了嚴肅的哲學思考，著作頗多。按理說，這樣的臣子，應該深受皇帝歡迎才對。然而事實卻相反，由於他對很多事有自己的見解，不能事事與皇帝劃一，屢屢招致皇帝反感。

雍正皇帝說楊名時「性喜沽名釣譽」，不能做完全馴服的奴才，就是因為有所「自恃」，所恃是什麼，就是自己的理學人格。「自以為記載數篇腐文，念誦幾句史冊」，就敢和皇帝辯論。雍正斥責他「只圖沽一己之虛名，而不知綱常之大義，其心實願父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為桀紂，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顧，豈尚計及於吏治民生乎？夫以盜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則為逆子，在國則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

專制制度下，反腐是除掉政治障礙的最便捷途徑之一。為了打擊楊名時的「道學氣」，雍正刻意製造大案，借楊名時的政敵舉報楊貪污受賄之機，將楊逮捕。以楊名時「得過鹽規銀、稅規銀和平余銀約計八萬兩」及收受了下屬范溥的幾樣禮品為罪名，定為貪污罪。其實，收受陋規一事，律無明文，事在定養廉銀之前，其時各省皆然，這項陋規收入，也大部分是補貼了公眾支出。而收受下屬幾樣禮，也是當時官場的常事，以此定罪，顯然是故意周納。

把楊名時打為貪污犯不是雍正真正的目的，雍正是想通過辦案，搞臭楊名時的名聲，把他從「真道學」打成「假道學」，以殺一儆百，打擊大臣們的「自為之心」。所以他秘密授意審案官，在審問時，對楊名時極盡挖苦打擊之能事，力求使楊名時出「洋相」。

雍正認為，一殺掉楊名時，有可能使楊名時成為「比干」，遂了他「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心願。所以對付楊名時此等「種類」，重要的不在「治其身」，而是「治其名」「治其假譽」，不擇手段地噁心他、作踐他，讓他「假道學，真光棍」的「醜惡面目」大暴露，讓周圍的人都以為他確實虛偽可鄙，也讓他本人都自慚形穢，精神頹喪。承審官按照雍正的授意似乎全做到了，不僅讓當堂觀審的「聞而笑之者亦甚多」，（《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彙編》）而且整得楊名時啞口無言，低頭認罪。

乾隆之審問尹嘉銓，其靈感完全來自此案。乃父乃子，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雍正對待大臣之嚴酷苛刻，本已經登峰造極。乾隆又青出於藍，後來居上。為了保證大權獨攬，乾隆皇帝上任之後一再拉大君臣距離，造成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於下的政治局面，以確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暢通無阻。乾隆朝大臣的地位，比雍正朝，又有大幅降低。

歷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現。比如雍正就屢屢稱他的臣子李衛、田文鏡、隆科多等為「國家偉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聖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

然而乾隆卻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乾隆認為，臣權的上升就必然意味著君權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現在國家出現危機，君主大權不獨攬之際。許多名臣做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扶國家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但同時，名臣的出現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君主的無能和朝綱的混亂。對張居正這位明代的名臣，史評大抵功大於過，他卻大不以為然，說：「大臣強辭立威，逆行罔忌，實為弁國紀。神宗竟爾任其施為，雖童昏不應若是。」

為了消除尹嘉銓所做《名臣言行錄》的影響，乾隆特下長詔斥責尹嘉銓的「名臣論」。他說，「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為的皇帝統治下，不應該有為患作亂的奸臣，同時，也不應該有彪炳史冊的名臣，只可以有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陰鷙，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來一塊冰，熱起來一團火。嚴肅起來，誰也不敢喘氣；高興起來，有時又沒大沒小。他在李衛的奏折上批過這樣的話：「好事好事！此等事覽而不嘉悅者除非呆皇帝也！」給年羹堯的朱批有這樣的話：「從來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他對大臣固然以苛刻聞名，但對某些投脾氣的人也有熱情如火、視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比如對鄂爾泰和張廷玉。

但乾隆卻極重君臣之別，總是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從來沒有與大臣們建立起什麼私交。也許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對於大臣的「好名」之習，乾隆和父親一樣向來痛恨。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訓斥陝西巡撫陳宏謀：「嗣後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飾，仍蹈沽名釣譽之惡習，必不能逃朕洞鑒，恩再邀寬典也。」

在打擊限制大臣「好名之習」方面，乾隆不但學習了父親製造冤獄的辦法，還有所創新。

傳統社會有一個不成文的政治習慣，就是那些政績卓著的地方官離任後，當地官民往往會通過送萬民傘、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紀念。然而乾隆皇帝卻通令各省，將各地的去思德政碑「概行撲毀」，並嚴禁為官員建造生祠。在他的嚴令下，全國各地紛紛將康、雍以來所建祠堂、石碑摧毀，僅雲南、山西兩省，就近六百座。乾隆認為應該由皇帝壟斷所有的偉大、光榮、正確，不給其他人留一點榮譽空間。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著的大寫的人，而僅僅是工具和奴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銓案審結。在「妄比大賢，托名講學，謬多著述，以圖欺世盜名，又復妄列名臣，顛倒是非，隱啟朋黨之漸」的罪名之外，乾隆還審得尹嘉銓犯有許多其他不可饒恕的「大罪」：

尹嘉銓在書中寫有「為帝者師」四個字。乾隆嘲笑他學習淺陋，讓大臣們評論，他「能為朕師傅否」？

尹嘉銓自號「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詩「人生七十古來稀」。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壽，自稱「古稀天子」，又寫了《古稀說》頒示天下，把「古稀」壟斷了。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號，被認為是「僭妄」。

乾隆十分欣賞明太祖廢除相權之舉，認為這一劃時代的創舉，大大提高了君權的穩定性，實在是造福百世萬代帝王，因此，他十分反感人們把清代的大學士習慣性地稱為相國。尹嘉銓在自己的著作中屢稱大學士為「相國」，乾隆批評說，宰相之名久已廢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權柄不移。在朝大學士，作用不過是承旨記錄，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學士的襄贊？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大罪」，大學士、九卿等在反覆審訊後，奏請將尹照大逆律凌遲處死，親屬照律緣坐，也就是說，16歲以上的子孫都要殺頭，家中的女人們以及16歲以下的子孫要發配為奴。不過乾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凌遲，改為絞立決，親屬一併加恩免其緣坐。

同時命各省查繳銷毀尹著述或編輯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鏟削磨毀。對此，魯迅說：「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計應『銷毀』者有書籍八十六種，石刻七種，都是著作；應『撤毀』者有書籍六種，都是古書，而有他的序跋。《小學大全》雖不過『疏輯』，然而是在『銷毀』之列的。」這項工作牽涉各省，一直進行了半年之久。

不論尹嘉銓是「真道學」還是「假道學」，本來都不干王法。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任何一個時代，他都會安享天年，壽終正寢。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乾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乾隆極力擴張君權，雖一時收到穩定之效，卻造成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那就是清代後期士大夫道德與精神的迅速墮落。

儒學既有強調等級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標社會正義的一面。社會正義是整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歷代以來，士人都以守護社會良心為己任，能夠在傳統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卻以虎視之態，粗暴剝奪了儒學賦予讀書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護良心之責，只給他們為稻粱謀這一個生存任務。從那時候起，士人群體便被抽空了靈魂，無法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本來，進入清朝之後，士節士氣較之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代已經大為降低，乾隆中期以後，士大夫道德自律更為鬆弛。乾隆朝的大臣，雖然不乏能臣，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才華而無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污，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

乾隆之後的中國，一蹶不振，人心淪喪，在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說與乾隆打斷了官員和士人的脊骨表裡相關。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如果說專政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搾，那麼操作秘訣就是控制與壓迫。皇帝控制著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系的廢弛，乾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一 尹壯圖的奏折

文字獄的消失和它的興起一樣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國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體陷入了亢奮乃至瘋狂狀態。他們放下日常工作，晝夜不息地審查著帝國內所有的漢字，而皇帝卻在這個時候不動聲色地轉向了。

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萬青被人舉報。舉報者稱他家祠堂所懸的匾額對聯有嚴重問題。其匾額曰「豆登常新」。其對聯是「吾祖吾宗，貽厥孫謀；若裔若子，增其式廓」，這類氣勢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來才合適，平民百姓怎麼可以妄用？

指控當然十分可笑。可是如果祝氏因此家破人亡，卻絕不會令人意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後，類似的荒唐冤獄數不勝數。地方官不敢怠慢，將此案列為大案火速上報【TXT小說下載：www.uu158.com】，等待著皇帝對他們辦事勤敏的嘉獎。

沒想到，等來的卻是一頓劈頭蓋臉的訓斥。皇帝說，閉著眼睛都能看出這是一起誣告案件：「此等扁對雜湊字句，謂之文理不通則可，指為語句違礙則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節，看來竟屬險詐誣罔，斷不可因此拖累無辜，致長刁風！」

既然皇帝不為已甚，地方官當然也就樂得不再傷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後（1783年），文字獄稀稀落落，顯著減少。

乾隆五十年（1785年），借《慎余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撫大員鄭重重申，文字獄不可擴大化：「外間著有詩文，果有如錢謙益、呂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孫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應搜查嚴辦；若並非有心違悖，不過字句微疵，朕從不肯有意吹求。」這道諭旨之後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獄的絕響。腥風血雨終於停息，讀書人提了幾十年的心終於放了下來，全國上下都長長地出了一口氣。（《清代文字獄檔》）

皇帝為什麼停下了殺戮之手？

因為文字獄運動已經成功地達到了目的。

如前所述，乾隆朝文字獄的目的是以超級恐怖為手段，消滅一切可能危及統治的思想萌芽。三十餘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裡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裡的全面清潔。一切有膽量、有頭腦、有野心和他較量的人，都已經從肉體上消失；一切稍涉異端的書籍字紙，都已經被燒光；連綿不斷的慘痛絕倫的大案，已經嚇破所有活下來的人的膽。

一張一弛，寬嚴相濟，是乾隆的一貫統治原則。嚴了三十年，終於可以寬一寬了。不但高壓鍋內臣民們的神經已經緊張到了崩潰的邊緣，就連他這個給高壓鍋加火的人，也實在太疲倦了。

更何況，文字獄運動的勝利結束，就如同一幢超級雄偉壯麗的建築封了頂，標誌著乾隆盛世構想的全面完成。物質的盛世很容易曇花一現，只有掃滅了一切精神敵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恆。而文字獄運動的成功標誌著乾隆物質精神的雙重勝利：物質上，他已經把傳統社會的物質生產潛力發揮到了最大；精神上，他創造了消滅一切異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貞觀、開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頂峰，他的子孫後代將要繼承的會是一個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歲的皇帝御制了一篇《古稀說》，對全國的形勢做了如下的描述：

三代以上弗論矣，三代以下，為天子而壽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見之近作矣。至乎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雖非大當，可謂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彷彿者。即所謂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為創業之君，禮樂政刑有未遑焉。其餘四帝，予所不足為法，而其時其政，亦豈有若今日哉，是誠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賜乎。

意思是說，中國開闢以來，夏商週三代年代古遠，事不可稽，暫且不論。就拿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後來說，兩千年間，活到了七十歲的皇帝不過才六人。然而這六個人中，漢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終，唐明皇倉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偉大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稱得上真偉人，不過他們當開國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仍然不如乾隆朝之盛大。大清王朝，政權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領土達史上最廣，周圍國家普遍賓服，民眾安居樂業。社會雖然沒有達到大同，但是已經進入小康。而且歷代專治政治中的重大弊端，比如強大的地方分裂勢力，敵國外患，權臣，外戚，後宮，太監，奸臣，小人，都已經消滅。國家之安，前所未有。這種富庶和平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誠可謂「古來稀」了。自己確實是古往今來最有福氣的大皇帝。

七十歲的乾隆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從七十歲到八十歲這十年間，老皇帝仍然是那麼精神矍鑠，仍然是那麼勤政不懈，不過他沒有再興起大的政治運動，而是事事以安定團結為重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五十五年（1790年）的十年間，大清王朝所發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的皇帝七十大壽，乾隆五十年的七十五歲大壽，以及五十五年的八十大壽。

清代皇室對過生日特別重視。乾隆的重孫媳慈禧把這個傳統發揮到了極致，戰爭可以不管，生日不能不過。乾隆對生日的在乎雖然沒有這麼誇張，但皇帝的整生日卻仍然是帝國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之一。雖然生日只有一天，但是八十大壽的慶典實際上連綿不斷進行了三個月。全國各地都舉行了盛大熱烈、花樣百出的慶祝活動。

不料，就在各種慶祝活動都消歇了之後，內閣學士尹壯圖上了一道折子，卻破壞了皇帝的好心情。

這道折子說，目前實行的「議罪銀製度」弊端甚大，應該廢止。

所謂「議罪銀製度」，是乾隆朝的一項政治發明。有些大臣，皇帝正用得順手，卻不慎犯了過錯，皇帝以為人才難得，不願換人，便罰些銀子了事。尹壯圖卻說，這個制度問題極大。因為它實際上助長了官員們違法亂紀之風，縱容了貪污腐敗的蔓延。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現的巨額財政虧空，也就是財政赤字，就與議罪銀製度的實行有關。他說：「總督巡撫們自蹈愆尤之罪，皇上聖恩，不行立即罷斥，而令其罰銀若干萬充公，亦有督撫自請認罰若干萬者」，這樣做的結果，素來貪污之人更可以膽大妄為，盜用公款，反正日後查出來，罰點銀子賠上就完了。而清廉之員因為財政緊張，難保任內不出現虧空，因此不得不曲意結好屬下，以求身後出現虧空時得到他們的幫助。「在桀驁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屬員之做助。日後遇有虧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為庇護。是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

尹壯圖請求皇帝「永停此例」。

皇帝的第一反應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氣，不要存拒諫之成見，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樣，見了批評就暴跳如雷。為了表明這個姿態，在尹氏折子的第一段後，他提筆批道「不為無見」，也就是說，挺有見地。

皇帝很清楚議罪銀製度確實易生弊端。特別是和砷當政後，將議罪銀製度化了，大臣們所犯只要不是重罪，大抵可以在交納罰銀後，從輕發落。這其中難保沒有一個兩個原本應該重處的漏網之魚。

不過皇帝自有其苦衷。和砷將議罪銀製度化，是為了給皇帝弄些零花錢。數量巨大的罰銀由此滾滾流入皇帝的小金庫，用於皇帝的額外開支，比如南巡路上花用，生日時的賞賜。如果沒有這筆銀子，皇帝的手頭馬上會困窘起來。更何況，一項制度的好壞，關鍵是看執行得怎麼樣。皇帝認為自己的英明一如既往，能夠把這個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因此筆鋒一轉，他又說，人才難得，「朕以督撫一時不能得人，棄瑕錄用，酌示薄懲」。事出有因，人我兩便，似乎並無大的不妥。

在自我辯解完之後，皇帝又提出一個問題。皇帝說，凡言一事，要有據才能有理。尹氏所言「各省督撫借罰銀為名，派累屬員，至倉庫多有虧缺」，這是尹氏的主觀臆測呢，還是有實在證據？皇帝認為，大清正當全盛之日，怎麼會出現「倉庫多有虧缺」的敗政？「壯圖即為此奏，自必確有見聞，令指實覆奏。」

也就是說，請尹壯圖為自己的建言提供一兩條事實證據。

皇帝熟知官員們往往既圖敢言之名，又不肯得罪人，所以其議論讀起來慷慨激昂義憤填膺，細究起來，卻不牽連具體的人和事。對這種「巧偽之習」，皇帝一直十分討厭。如果你尹壯圖果然有理有據，那麼對不起，請你別怕得罪人，交代出一兩個來。

讓無職無權的京官去抓地方官們的犯罪實據，是多麼不現實。如果是稍微乖巧點的官員，揣測皇帝批復之口風，自然能領會到皇帝的不悅。皇帝的拒諫之心已顯露在字裡行間，最聰明的應對無過於及時轉舵，回復說自己並無證據，建議也確實荒唐，經聖主教育已經恍然大悟，等等等等。雖然丟了面子，卻可以安全保身。

然而尹壯圖卻與眾不同。他在復奏中說，自己之所以提出這個建議，事出有因。三年前，他老父去世，他丁憂回了老家雲南，今年守孝期滿，又從雲南回京任職，這一往一返數千里，穿越了大半個中國。這次旅行使他發現，如今的大清王朝，已經快腐爛透了：他一路上接觸到的人，無不在訴說當地官員如何貪污腐敗；一路上所見的民生，遠不如他想像的那麼富庶繁榮，而是貧民遍地，財政匱乏，幾乎各省都有財政虧空。「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疆臣中惟李世傑、書麟獨善其身」。

尹壯圖說，如今天下普通百姓對大清政局無不痛心疾首。「臣經過直隸、山東、河南、湖廣、江浙、廣西、貴州、雲南等省，但見商民半皆蹙額興歎，而各省風氣大抵皆然。」那些官員們貪污腐敗的花樣，幾乎聞所未聞，想都想不出來。不過作為一個丁憂官員，他沒有時間，也沒有權力和職責一一調查取證。「若問勒派逢迎之人，那些上司屬員昏夜授受時，外人豈能得見？臣自難於一一指實。」

在復奏的最後，尹壯圖說，如果皇帝不相信他的話，那麼他請皇帝「簡派滿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虧空」，派一個信得過的滿洲大臣，和他一起去各地密查，一定可以迅速取得證據。

尹氏的頭一道奏折只是讓皇帝略有不悅，這道復奏卻讓皇帝深受刺激。皇帝讀到「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商民半皆蹙額興歎，而各省風氣大抵皆然」一段，手劇烈地抖起來，臉也漲得通紅。旁邊伺候的老太監看情形不對，連忙上前遞過一杯茶。老皇帝喝了幾口，閉目片刻，才慢慢平靜下來，提筆顫抖著在一旁批道：「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

也就是說，竟然好像在我領導下的當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然後把筆擲到一旁，靠在椅子背上，大口大口地喘氣。

也不怪皇帝如此怒火中燒。

皇帝萬萬沒有想到，在大清處於他千辛萬苦打拼來的盛世之際，居然有人進行如此顛倒黑白、匪夷所思的攻擊。如果說當今天下一兩個省有虧空，一兩名官員存在腐敗行為，這本在意料之中。天下沒有完美的事物，再輝煌的盛世，也會有陰暗面，不過這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支流和主流，現象和本質的關係。但尹壯圖幾乎將全國各省的總督、巡撫一網打盡，說所有的封疆大吏都「聲名狼藉」，說所有地方都「吏治廢弛」。這豈不是用一個指頭取代了九個指頭，將大清政局描繪得一團漆黑不見光亮嗎？

更讓皇帝無法忍受的是，尹壯圖說全國商民皆「蹙額興歎」，這豈不是說人民對他的統治強烈不滿？豈不是說他的統治應該推翻？

對於這個尹壯圖，皇帝的印象原本是不錯的。此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實人，雖然才幹不算特別優長，但勤勤懇懇，從不取巧。因為為人不夠圓滑，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高中進士後，始終在禮部主事、郎中、御史、學士這些閒職上晃來晃去，一直解決不了級別問題。還是皇帝開恩，幾年前特意把他提拔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讓他享受副部級待遇，於他可謂恩深誼厚。按理說，這個人對皇帝、對大清，只會感激涕零，不應該有任何敵意。何以在這個時候，對大清政局進行如此荒唐而猛烈的攻擊？皇帝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情緒激動的皇帝當天就下達了長篇諭旨，公開了他和尹壯圖的來往文字。

皇帝說他絕不相信尹壯圖的話，因為自己「自御極以來，迄今已五十五年」，「自謂勤政愛民，可告無愧於天下，而天下萬民亦斷無泯良怨朕者」。「若如尹壯圖所奏，則大小臣工等皆系虛詞貢諛，面為欺罔，而朕五十餘年以來，竟系被人朦蔽，於外間一切情形，全無覺察，終於不知者。」

皇帝嚴厲質問尹壯圖，你的這個看法「聞自何人？見於何處？」必須「指實復奏」！

皇帝決定，如尹壯圖所請，命令戶部侍郎慶成，帶著尹壯圖前往直隸、山西、山東、江蘇等省，盤查倉庫。皇帝要公開和尹氏打一個賭，那就是大清的官員隊伍到底基本上是好的，還是基本上是壞的；大清天下的倉庫基本上是滿的，還是到處都是虧空。如果果然像尹氏所說，那麼我就承認我這五十年都白幹了，所有的大臣都是在欺騙、敷衍我。如果尹氏所說不實，皇帝隱藏殺機地說，他也必然「自蹈欺罔之咎也」！

沉寂已久的大清政壇精神了起來，人們都睜大眼睛看看皇帝和尹氏的這個賭怎麼打下去。

皇帝和大臣公開打賭，並不是人老糊塗，自降身份，而實在是因為尹氏所言涉及了如何看待大清帝國政治形勢，如何評價皇帝五十五年的統治成績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對於共同生活的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時代，乾隆與尹壯圖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那麼，乾隆五十五年的政治局面究竟是什麼樣的呢？

尹壯圖並沒有說謊。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確實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斷那樣，處於盛世頂峰。乾隆中前期，國勢穩定，政治清明，官僚體系效率極高。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時的大清政局，已經滄海桑田，不復當年模樣。

讓我們先看一下當時經常出入中國的朝鮮使臣的見聞。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國進貢的朝鮮使臣回國後這樣向他們的國王描繪大清朝：「（清帝國）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朝鮮李朝實錄》）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們的評價更是發展為「貨賂公行，庶官皆有定價」。（《朝鮮李朝實錄》）

朝鮮人對中國的瞭解也許僅止於皮相，但中國官員表達得比朝鮮人還要激切。乾隆崩逝後，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所言最為痛烈：「十餘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以布衣言事的章學誠批評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加蠶食，漸至鯨吞……貪墨大吏胸臆習為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於壺簞饋問，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羅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場如此，日甚一日。」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敗的普遍程度時說，當時官員中潔身自愛者與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場中混得並不好。「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於七八人之所為不止。」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基本爛到了底的官僚體系。

事實上，尹壯圖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拳拳忠君愛國之心。居京為官的二十年間，他一直聽信官方的宣傳，認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正處於歷史最好的時期，如皇帝在詔書中反覆講的那樣：「雖非大當，可謂小康」「紀綱整肅……吏治肅清」「萬民歡悅，四海昇平」。雖然京城官場上偶有些灰色現象，比如和砷招權納賄的傳聞不時鑽入耳中，他也認為這不過是局部現象，無關宏旨。然而，丁憂往返一路的見聞粉碎了他頭腦中的盛世幻象。他原本以為恩澤普及，天下當人人稱頌朝廷，不料不論是與鄉紳故舊在酒桌上閒聊，還是與販夫走卒們在路上交談，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咒罵官場，歎息時事。更為嚴重的是他發現地方財政大多處於虧損運行狀態之中，倉庫虧空現象遍地都是。各級政府上報給皇帝的倉庫存糧存銀數量，十有八九是虛報。一旦發生全國性的突發事件，後果不堪設想。

在第一道奏折中，尹壯圖並沒有談及他的這些具體感受。一是因為都是風聞，沒有實據。二是他也意識到這些風聞交織出的圖景實在過於黑暗，與政府平日描繪反差太大，公佈出來會造成不良影響。他是一個忠樸之人，認為羅列現象，發發怨氣，並不能有補，只有找出原因，才是急務。所以他的奏折只提及議罪銀製度，而未及其他。只是被皇帝緊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盤托出。這樣也好，他希望自己揭開這個黑暗的蓋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動和猛醒，力挽狂瀾於既倒。

那麼，何以在短短十多年裡，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現了如此翻天覆地之變化？

二 大規模動盪的前奏

第一個原因是皇帝老了。

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雖然貴為天子，可以決定天下一切人的生死，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卻一分鐘也不能推遲晚年的來臨。

在中國歷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說是身體最好的一個。他生來身體強壯，精力充沛，這主要是得自母親的優良遺傳。乾隆八年（1743年）東巡之時，他途中打獵，用弓達九力之多（弓的型號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為硬弓）。年逾六旬以後，「雖弓力漸減而不下三四力」。他一生雖然始終處於操勞之中，卻從未得過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稱健康。

然而，遺傳基因再好，也無法抵抗衰老。雖然一再自稱「精神純固」，事實上，中年之後，他的身體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種種老化的徵兆。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一首詩裡，皇帝自注道，從乾隆二十年（1755年），也就是45歲以後，他的左耳聽力就有所下降。乾隆四十年（1775年），65歲以後，左眼視力也明顯下降。（「左耳重聽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者，作《戲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年及古稀之後，他身體衰退之象就更加明顯。

蒙田說，「老年有這麼多缺陷和愚蠢，又這麼容易受人恥笑。一個老人能夠得到的最好收穫不過是家人的仁慈和愛，統領和敬畏已不再是他的武器」，雖然沒有人敢於恥笑皇帝，乾隆自己卻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可笑。年過七十之後，「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還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皇帝早膳已供，而不過霎時，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進，而皇帝亦不覺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清制禮帽分涼帽暖帽兩種，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換。一次皇帝從熱河回京，天氣稍冷，皇帝就換上了暖帽，群臣紛紛效仿。過幾天，天氣又暖，皇帝又戴涼帽，大臣們也忙著換帽子。皇帝奇怪大臣們為什麼這麼換來換去，仔細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著說：「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

精力也顯然不濟了。原來軍務緊急之時，從早上五點鐘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點看剛剛送到的情報，大腦高速運轉，從不疲倦。而此際，只有早上一兩個小時頭腦可稱清楚，能夠處理複雜的政事。過了這段時間，生命就已經進入半睡半醒狀態，不論怎麼以意志去強催強喚，都調動不起精神。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後，皇帝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懶睡，寅正無不醒。」（《清高宗御制詩五集》卷十《少寐》）「年高少寐，每當丑寅之際，即垂衣待旦，是以為常。」

越是曾那麼酣暢淋漓地品嚐過青年快樂的人，越是難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年輕時的大腦，如同鏡子一樣清晰，讀書過目不忘，理事絲絲入扣。舉凡一政，乾隆能從頭腦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遺訓直到大臣奏議裡勾調出全部資料，加以迅速整合、對比、加工、提煉，在第一時間得出準確而高明的結論。到了晚年，這面鏡子已經霧濛濛一片，照什麼東西只能顯出個似是而非的輪廓。過去頭腦中堆積如山的資料，如今已經丟失了索引，如同一個散亂的倉庫，想尋找點什麼，只能深一腳淺一腳地艱難跋涉，偶爾巧合，瞎貓碰到死耗子一樣找到一兩件東西，更多的時候，則是費盡力氣，耗盡時間，把這個倉庫翻得昏天黑地，仍然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精神之光，原來可以燭照上下古今，縱橫萬里，如今只能記得三五天之內的奏折和一些特別重大的事件，大腦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機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經過度磨損，相互只能勉強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錯誤接二連三，因而處理政事的準確度大大降低。

皇帝是沒有退休制度的。晚年的乾隆，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輕時的幾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務和職責卻一分沒少。如同一頭衰病殘疾的老牛，仍然要拉著沉重的大車，傾覆是遲早的事。

隨著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心理學家說，人到老年，由於身體機能越來越退化，性格往往由外傾轉於內向，主動轉於被動。壯歲之時，心雄萬夫，通常以主動進取之態面對世界。進入老年之後，力不從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禦心態應對外物，求穩怕亂，易變得被動、隨和。

皇帝雖然從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批閱章奏，閱覽書籍，仍然不願戴老花鏡。大臣們進獻了許多花鏡，他都「屏而弗用」。並且因此寫了一首《戲語》：「半見還當半不見，半聽亦可半不聽，此雖俗語合至理，執兩用中法舜經。」意思是說，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視力不佳，他正樂得因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正符合「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這首詩固然是一時玩笑之作，其實正深刻地反映了乾隆從中早期的察察為明到晚年難得糊塗的心態變化。

面對如小山一樣的奏折，皇帝越來越感覺不堪重負。他開始一再強調地方官員匯報情況時，要語言簡明，並時以奏事瑣細「徒滋煩擾」而對有關官員嚴行申斥。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壯年時的皇帝經常呵斥的是官員們奏事的不細不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後，為了適應自己的身體狀況，皇帝處理政務的時間大大縮短。當年九月，他以「優眷老臣」為名，准三品以上官員年過七十者日出後進朝。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以後，這一規定又擴大到全體在京官員，「俱著於卯正到齊，亦不為遲」。

早年峻烈無情的皇帝，晚年心態變得越來越寬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樣，疾惡如仇，除惡務盡。相反，他樂於施恩，樂於原諒別人，樂於聽到別人的感恩頌揚之聲。乾隆中前期，對臣下的獎賞比較謹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為士兵擊賊有功，各賞銀牌一面。這樣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訓斥。乾隆說，此獎過當，「可恨之極」。然而到了晚年，他卻經常進行無原則的濫賞。即所謂「賞宜從厚，從不肯使勤勞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慶後來說：「近年皇考聖壽日高，諸事多以寬厚，凡軍中奏報，小有勝仗，即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務，亦不過革翎中飭，一有微勞，旋經賞復。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嚴者，亦未懲辦一人。」（《清仁宗實錄》）

老年皇帝處理政務力圖簡明，但求清靜。避免「煩擾」，減少麻煩，成為皇帝處理政務的一大原則，這在他壯年時代是不可想像的。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動挑起矛盾，大處著眼，小處放過，以不擾民、不生事為要。在糾正官員辦理文字獄擴大化的傾向時，皇帝說，對文字過於推求，「滋擾閭閻」，「於吏治民生大有關係」。對民間宗教的高壓也有所減輕。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巡撫郝碩奏報，他破獲一起民間宗教案件，案中諸人，聚眾吃齋唸經，案情嚴重，建議皇帝嚴懲。郝碩本以為這篇匯報能得到皇帝的嘉獎，沒想到卻被皇帝批評了一頓：「該撫既經查出，應將經懺等件燒燬，無令仍前吃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過事追求，致滋煩擾。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實系邪教傳齋徒眾及有違礙字句者，自應嚴行查辦，滅絕根株；若止系愚民吃齋求福，誦習經卷，與邪教一律辦理，則又失之太過。所有案內人證即著概予省釋，經卷等全行銷毀。」從此之後，普通民間宗教案不再被當成重案，那些吃齋念佛的善男信女們又可以自由活動了，不免「人人感念皇上天恩」。

從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皇帝核準死刑犯時一直都從嚴把關，硃筆掃過之處，顆顆人頭落地。從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皇帝又回復到以前的寬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將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來的六千多名死刑犯都免死發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來的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鬆法網的同時，皇帝施恩的手筆則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財政並不十分寬裕，皇帝減免起稅收來卻並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錢糧二千七百餘萬兩；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普免八省錢糧；乾隆六十年（1795年），免各省當年地耗正糧一千七百萬兩。真所謂「皇恩浩蕩」，舉國稱慶。

當然，對百姓溫和的太陽，照在官員身上也一樣和煦。對於晚年出現的一些貪污官員，乾隆經常拖著不懲，或者以「不為已甚」為辭，加以寬縱。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內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連續被革職、革任十餘次而後卻仍然留任原職者。（《清高宗實錄》）

朝鮮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風的變化時說：

皇帝近年頗倦，為政多涉於柔巽，處事每患於優遊；恩或多濫，罰必從輕；多濫故啟幸進之門，罰輕故成冒犯之習。文武恬戲，法綱解弛，有識者頗以為憂。（《朝鮮李朝實錄》）

雖然沒來過中國，黑格爾對中國式專制政治卻有著深刻的理解。他說，在中國，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麼，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

這段話幾乎是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專制政治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也可以使國家面貌發生根本變化。皇帝的勤奮進取，經過官僚系統的層層傳導，最後抵達到社會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鬆懈懶惰，卻會被官僚系統層層放大，抵達到基層，會擴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願生事，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後，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對山積的奏折感到頭疼，而官員們對於案牘之勞，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層層推諉，一層一層向下轉批：「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復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初若不與事者。」（《乾隆朝東華錄》）

坐堂審案，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員們「終年以坐堂審事為苦」，千方百計推托不理：「民間呈狀俱由宅門投遞批准，不審，終年延擱。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屢催不復。」也就是說，老百姓告狀，他不開庭審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級上訪」，上司詢問，他也懶得答覆。還有的官員恨百姓「越級上訪」，給自己添麻煩，就想方設法打擊「上訪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責，而案件仍不為審。」（《乾隆吏科題本》）

清代官員考成制度中，對許多政事列有處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員辦事逾期之事越來越普遍，因此而受處分居然成為官員受處分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清代檔案《乾隆吏科題本》可以看到這樣幾個例子：甘肅皋蘭知縣徐浩任內受處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為辦事遲延。湖南瀏陽知縣張宏燧受處11次，遲延占4次。廣東長安知縣丁亭詳受處分9次中，遲延占5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縣發生了一件搶劫案。一群農村流氓搶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婦家，寡婦認出了搶劫者，事後當即報官。此案證據確鑿，事情清楚，很容易處理。可是當時的縣令湯廷芳雖然派人抓到了兩個嫌犯，卻懶得審理，將嫌犯取保了事。後面相繼接任的4任縣令在10年內「均不嚴究」，「經事主控告，臬司嚴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擱，置地方盜案於不辦，實出情理之外」。這樣一個小小案件，換了5任地方官，居然還沒有結案。乾隆聽說後，也不禁大為惱火，說：「足見湖北吏治廢弛已極。」

湖北事件並非個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隸建昌縣發生土匪馬十等人搶劫一案，事發後整整兩年，地方官還是沒有結案，說是頭緒複雜，一時審不明白。皇帝聞聽後大為惱火，命將犯人押到山東行在，親自審理，不到一個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說：「可見外省廢弛積習，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懸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師風氣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風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數月經年處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門辦理事務，雖有限期，由各道御史匯奏，但事有關涉兩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諉，行查不以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閣，百弊叢生。其駁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駁了事，或竟有駁至屢次，往返耽延，經年屢月，並不勒限嚴催。」（《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一）

除了懶，政風懈怠的另一個表現是軟。皇帝既然寬仁為尚，不願殺人，官員中老好人自然越來越多。他們在處理案件時，「於一切審擬案件，有意寬減」。（《乾隆聖訓》）更有甚者，連搶盜重案也「多所遷就，致凶頑不知懲創」。（《乾隆上諭檔》）夾在各方當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們「既畏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既不肯速為審斷，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實錄》）

如果說專政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搾，那麼操作秘訣就是控制與壓迫。皇帝控制著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系的廢弛，乾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乾隆晚年，人口壓力越來越重，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而官僚體系百務廢弛，國家陷入半癱瘓狀態，恰恰給矛盾危機提供了迅速發育的機會，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遊民的大量出現和形成組織。

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壓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現了名為「嘓嚕」的遊民組織。他們多是無籍遊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這些遊民團伙的形成說：「乃有一種強壯遊惰之人，不務生業，三五成群，數十為黨，呼朋引類，有師有徒，有首有從，各佔地方，聚居古廟荒亭，沿村逐鄉勒索錢米，遇有婚喪之家，勁討酒食，不滿其欲，輒肆咆哮，動以放火劫竊，出言恐嚇。鄉民畏之如虎。甚至恃眾搶奪姦淫，謀故殺人，無惡不作，種種貽害，不可枚舉。」（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後，因為地方官員「一味因循畏葸，於地方全無振作」，「嘓嚕」的活動進入高潮。據《剿捕檔》記載：「川省嘓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餘人，常川騷擾，並有棚頭名號，戴頂、坐轎、乘馬，白晝搶奪淫凶，如入無人之境。通省官吏罔聞，兵民不問，甚至州縣吏役，身充嘓嚕，如大竹縣役之號稱一隻虎等語。」

湖北武昌，則在乾隆晚年出現了盤踞山區、專門靠搶劫為生的家族，「屢經懲創，怙惡不悛」。（《乾隆上諭檔》）

山西的社會治安也相當不穩，「民情尚氣好鬥，嗜酒佩刀，因事相爭，動輒揮刃，積習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盜越來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盜在距廈門十餘里的地方，「縱橫無忌，行劫兵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登島國縱火搶劫。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總結南方海盜形成原因時說：「閩省近年以來，吏治廢弛已極……各海口地方，盜匪仍復肆行出沒，甚至五虎門近在省會，而盜船即在彼停泊疊劫，毫無忌憚，以致商販聞風裹足，皆由該省督撫等平日漫無整理所致。」

大規模社會動盪的前奏已經緩緩奏響。

三 帝王私慾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年初，六十六歲的皇帝第四次東巡山東。對於「孔孟之鄉」，皇帝似乎有著特殊的興趣，一生十一次光臨。其中六次是南巡經過，五次是專門來訪。

與前幾次東巡明顯不同，這一次，沿途前來接駕的王公大臣特別多：以前只是河北、山東的地方大員全數到來，而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幾處鹽政織造，甚至遠在湖廣、四川、廣東的封疆大吏也麇集於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儀仗塞路，鬧得小小的山東翻天覆地。

並不是皇帝在途中要開什麼「擴大會議」，也不是山東省政府舉行什麼重大活動邀請大家參加。大員們爭先恐後來到山東，只是為了滿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個喜好：收受貢品。皇帝的此次山東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們的賽寶大會。每位大員的車隊都是珠光隱隱，寶氣四射。這些大臣老早就瞄準這個機會，上窮碧落下黃泉，開始搜羅皇帝喜歡的「玩意兒」。讓我們抄錄一點歷史資料，看看皇帝這次短途旅行過程中，都收了些什麼樣的禮物：

二月十六日，在黃新莊駐蹕時，蒙古阿爾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進了「金六十錠」，淨重五百九十二兩。親王說，這是預備皇帝一路上賞賜他人之用。

六天後，還是在黃新莊，河南巡撫徐績給皇帝進了數車衣料：

貢緞袍五十端、貢緞套五十端、寧袍五十端、寧褂五十端、杭綾一百端、汴綾一百端、貂皮一百張、烏雲豹一千張、銀鼠一千張。

貢緞、寧價值幾何，今天的讀者可能不太清楚。不過「烏雲豹一千張，銀鼠一千張」的份量應該可以想像。「烏雲豹」者，《清稗類鈔》云「狐項下細毛深溫黑白成文者」，指生於沙漠地帶的野生沙狐頜下的那一小塊皮。銀鼠即白貂，毛色銀白而富於光澤，歷來價值極其昂貴。

五天後，皇帝行至寶家營，湖北巡撫陳輝祖等候在此，進了一批小玩意兒：「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龍帽簷五十付、象牙火鐮包三十六個。」

總之，由北京到山東，一路之上，幾乎每個驛站都有大量的貢品在等著皇上。內務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員，源源不斷地將這些貢品裝車運回大內。檔案裡的貢品單實在太多太長，無法全抄，以下擇有特點的再抄幾個：

三月初八，在德州，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恭進「曹扇一百柄、鼻煙壺一百個」。

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關監督全德恭進「三十喜鼻煙壺二十個、套藍表式鼻煙壺二十個、玉堂春富貴鼻煙壺二十個、錦地洋花鼻煙壺二十個、套藍福壽帶鉤二十個、礬紅描金福祿壽帶鉤二十個、掐絲琺琅帶鉤二十個、松綠拱花帶鉤二十個、掐絲琺琅扳指二十個、口甚達爾漢扳指二十個、洋彩竹黃扳指二十個、花斑石扳指二十個」。

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廣東總督李侍堯恭進「象牙朝珠五十盤、蜜蠟齋戒牌五十面、子兒皮釘花扳指套五十個、象牙扳指五十個」。

四月初九，在德州，廣東巡撫熊學鵬恭進「黃羽紗馬褂三十件、大紅呢雨褂三十件、葡萄青呢雨褂三十件、程鄉繭三十件」……

皇帝這一趟出行，可謂是滿載而歸。想必回京路上，御輦之內，細細把玩品鑒這些鼻煙壺、帶鉤、扳指、曹扇之時，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進貢」是專制時代的一項定制。《尚書·禹貢》孔安國序云：「任土作貢。」也就是說，各地官員以及各藩屬國以土特產貢獻給天子，既滿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國之用」，又溝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樂此不疲。

從一定程度上說，清代皇帝的生活質量與貢品直接相關。

和我們的想像不同，皇帝雖然富有四海，卻並不能任意支配國庫來滿足個人消費。原來，清代皇帝的私人財政和國庫是截然分開的。國庫由戶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財政由內務府掌管。皇帝的個人財富主要來源於以下幾部分：一個是內務府管理的皇家莊園的收入；二是內務府通過經商、放貸等方式，為皇帝創一點收；另外，則就靠各地給皇帝的進貢和「報效」了。

因此，大清帝國財政的蒸蒸日上並不能直接保證皇帝日常消費水平的水漲船高。一般來說，由於皇家莊園的規模有定制，內務府經營水平也有限，不管國家稅收如何迅速增長，皇帝個人的收入卻是基本固定的。皇帝要滿足其日益高漲的物質慾望，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就是收受貢品。奢侈品的消費更是如此。一是皇帝沒有錢大量購買，二是體制所限，皇帝直接派人到市場上與商人討價還價購買奢侈品，顯然不妥。更何況，喜愛奢侈品，一直是帝王守則中的頭一條禁忌，不可為民眾所周知。所以官員們進貢與否，進貢多少，貢品質量如何，直接決定著皇帝的生活質量。

實際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絕進貢而聞名的。

剛剛登上皇位之時，乾隆曾下達詔書，說自己身在喪中，無心享樂，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內停止進獻各種貢品。

如果說守孝期間不接受貢品，史有先例的話，那麼三年之後守孝期滿，皇帝仍然不收貢品，就分明體現出皇帝對物質享受的峻拒態度。皇帝還下了一道諭旨，說明他不收貢品的理由。他說，地方大臣們給我進貢，不過是想借此與我聯絡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溝通。「殊不知君臣之間，惟在誠意相孚，不以虛文相尚。如為督撫者，果能以國計民生為務，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則一德一心，朕必加以獎賞，若不知務此而徒以貢獻方物為聯上下之情，則早已見輕於朕矣。」（《乾隆起居注》）勵精圖治之態灼然可見。

那麼何以到了晚年，皇帝會一反初衷呢？

一是晚境順遂，高枕無憂。

二是乾隆本身從來不是禁慾主義者。他從來都對物質享受情有獨鍾。天潢貴胄的生活使他從小被培養起了超級精細的欣賞口味。作為盛世之巔的太平天子，他比一般帝王有更富於享受的資本和條件。

一個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長期抑制的，雖然登基之後皇帝強自隱忍了十餘年，但步入中年之後，皇帝對自己的要求不再那麼嚴格了。十幾年皇帝當下來，乾隆一路順風順水，成績超乎預期，自信心也直線增長。事業與生活，他自認為有能力兼顧，沒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苦著自己。乾隆十六年（1751年），進貢的大門第一次被打開。那一年他首次南巡，同時當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壽，皇帝下旨說，因兩逢盛典，許多大臣一再要求進獻貢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絕，似乎不近人情。因為進貢者「分屬大僚，上下聯情，勢難概斥，伊即奏進，自不得不量存一二」。

享樂之門一旦打開，就注定只能越開越大。

專制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大臣一個個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事實上，他們用在工作上的心思遠遠沒有用在琢磨皇帝好惡上的精力多。全帝國內所有的高級官員都從這道諭旨裡讀懂了皇帝的心聲。從此，為皇帝準備貢品，就成了他們分內一個重要的，甚至是最為重要的工作。時間不長，他們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鐘錶、字畫和古玉，最討皇帝喜歡。另外，扳指、鼻煙壺、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粵海關提督李永標、廣州將軍李侍堯進獻了一批貢品，主要有紫檀鑲楠木寶座、紫檀鑲柄木御案等數種。其中比較特別的是「鑲玻璃洋自鳴樂鐘一座」和「鍍金洋景表亭一座」。

一般來說，進貢既然是大臣給皇帝送禮，內容當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發表意見。然而這次貢品送上之後不久，皇帝很罕見地就貢品問題發佈了指示：「此次所進鍍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後似此樣好得多覓幾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如覓得時於端陽貢進幾樣來，欽此。」

從此，皇帝喜歡西洋鐘表一事立刻被官場所周知，廣州西洋八音匣等售價因而猛漲。「這些東西雖然沒有什麼實際用處，但中國官吏們卻醉心追求，示意他們的下屬不惜任何代價收買。」（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至於書畫，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庫中最重要的內容。眾所周知，乾隆文化修養極佳。他九歲開始練習書法，十九歲開始學畫。對於珍品字畫，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樣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後快。不過，其他收藏家收集書畫，東奔西走，歷盡辛苦。而皇帝收藏，卻全然沒有這些麻煩。這些光彩奪目的無上精品，大部分來自臣僕的貢獻。只要他的喜好一被偵知，那麼全帝國之內最好的藏品，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紫禁城。

皇帝對古玉的興趣也十分濃厚，他一生御制詩文共四萬餘首，其中｛'文'｝涉及玉器｛'人'｝的篇目即｛'書'｝達八百｛'屋'｝余。目前故宮收藏的上萬件古玉，多數是在乾隆時期由各直省督撫一級官員進貢的。他的御制詩文顯示出，他經常一個人蹲在玉庫裡擺弄玉玩，挑出一些古玉，命人刮垢清理後，親自評出甲乙丙級。

事實上，乾隆皇帝的諸多歷史第一中，還可以加上一條——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收藏家。

中年時期，乾隆物質生活的品位之高，排場之大，要求之細緻全面，均遠過於前代帝王。不過此時他進取心尚熾，對物慾仍有節制，所以他的日常享受可稱講究，尚不能說奢侈。

人到晚年，優點往往前進一步，突破分寸，轉化成缺點。而缺點則往往變本加厲，從抑制收斂狀態變成肆無忌憚。步入晚年之後，皇帝無心進取，講究和奢侈之間的界限迅速突破。歷代進貢在資格和時間上都有嚴格的規定。清代成例，僅督撫們有進貢之權，進貢的時間也只限於三節：冬至、中秋，還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這些規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內廷翰林也開始進貢。為了收羅民間珍藏，一些普通百姓也可以將家中珍藏通過大臣，轉貢給皇帝。進貢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間珍寶的最主要途徑。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節的時間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節，端午節、上元節、重陽節，大臣們也都可以踴躍進貢。除此之外，大臣們開動腦筋，集中智慧，創造出了無數進貢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經過地方，大臣迎駕進貢，稱「迎鑾貢」；皇帝每年去熱河避暑，大臣們進貢，稱「木蘭貢」；大臣們進京覲見皇帝，所獻貢品稱「陛見貢」；皇帝提拔加恩，所獻貢品，稱「謝恩貢」……有時，皇帝想要某種東西，又實在沒有借口，就乾脆稱「傳辦貢」。

所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這次東巡所收貢品，應該歸為「迎鑾貢」。不過，即使是「迎鑾貢」，也應該僅限於所經過地方的官員。而這一次，遠在湖廣、四川、廣東的巡撫官員們也都放下工作，不辭辛苦，千里迢迢來進獻大批財物，從體制上講可以說並無先例，也毫無道理。這一事件唯一可以說明的，就是皇帝對貢品的需索已經達到了失態的程度。

隨著老皇帝越來越失態，越來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務推到一邊，集中精力為皇帝購買製造奢侈品。越到後期，官員們進貢的次數越多，物品越豐。檔案記載，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這一年，長蘆鹽政徵瑞進貢十五次，閩浙總督伍拉納進貢十一次，福建巡撫浦霖進貢九次。其中伍拉納十一次進貢日期分別是：三月初八、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六月初七、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一日、十二月初七、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幾乎無月不貢，成為中國進貢史上的奇觀。

而到了皇帝的生日，進貢浪潮更是席捲全國。每到此時，整個帝國變成了大小官員們呈獻貢品的萬國博覽會。據朝鮮使臣記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大壽時，他在中國一路所見的進貢景象實在令人咋舌：北京附近，各地進貢的大車據不完全統計多達三萬輛。除大車外，那些珍貴怕碎的貢品以人擔、駝負、轎駕，更是多不勝數。「其槓而擔者，物之尤精軟雲」。「每車引馬騾六七頭，轎或者聯槓駕四騾，上插小黃旗，皆書進貢字」。為了搶運貢品，車輛互相爭道，「簧火相望，鈴鐸動地，鞭聲震野」。好不氣派。（樸趾源《萬國進貢記》）

很多人都說，進貢之風的興起，是打開乾隆朝政治腐敗大門的鑰匙。

皇帝過度收受貢品，本身就是一種嚴重腐敗行為。

官場上，送點小禮物，是人之常情。如果禮品價值過限，就是腐敗。同樣，按定制收受貢品，自是帝王維持正常生活的必須，但像晚年乾隆這樣毫無節制地收受禮物，當然就是犯罪了。

皇帝的理論是，送給皇帝的禮物是由官員們「自行制辦」，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聯上下之情」。既不會增加百姓負擔，又溝通了君臣間的私人感情，何樂而不為呢？

事實上，並不用太多的思考，就可以判斷出「自行制辦」之不可能。送給皇帝的「土特產」，幾乎件件超出官員們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歡那種鑲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紛紛進獻。當時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銀四千兩。而當時廣東珍珠價格，重四分的珠子約值銀四五千兩，重五分的則需六七千金，如像龍眼果那樣重三錢的大珠竟值兩萬兩銀。一柄如意的價值如此，其他禮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精美絕倫的禮品，每一件都是民眾的膏血凝成。

因為進貢之風的盛行，乾隆年間的官場上出現了「幫貢」一詞，即有權進貢之大臣令下屬幫助其「購買物件」，以「孝敬皇上」。這一新詞彙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榮，頗有凝聚全體官員對皇帝的無比熱愛之義，實際上卻成了貪污腐敗的新方式。因為送給皇帝的禮物，從採購置辦到送進大內，往往過程不公開，賬目不清楚，雲霧重重，機關多多。事實上，送到皇帝手裡的一萬兩，可能意味著督撫們從州縣官員那裡剝削了十萬兩，而州縣們則完全有可能從民間剝削了百萬兩。

事實上，乾隆晚年的數起貪腐大案，都牽出過背後的進貢問題。那些進貢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賞識的大臣，後來多數都成了貪污犯。比如那個一年進貢十多次的閩浙總督伍拉納勾結串通屬下官員，貪污庫存銀八萬五千萬餘兩進行私分。案發後，朝廷抄了伍拉納的家，抄出白銀四十多萬兩。被抓之後，伍拉納自供其巨額財產中就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勒令下屬「幫貢」所得：「我們並不自己出資買辦物件，乃婪索多銀肥囊橐。」

乾隆皇帝的寵臣李侍堯是當時「優於辦貢」的代表之一。時人認為他是乾隆朝進貢之風興起的帶頭人：「（李侍堯）善納貢獻，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變，從風而靡。」這並非虛言。現存史料中有一張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時任兩廣總督的李侍堯所進貢物品名單，我們可以從中窺得李氏進貢手筆之大：

鑲洋表金萬年如意一柄 金無量壽佛一尊 珊瑚朝珠一盤 蜜蠟朝珠一盤 脂玉萬年有慶一件 白玉祥祿壽三星一件 白玉長春壺一件 白玉蟠桃九熟一件 白玉保合太和一件 白玉長春花洗一件 白玉壽星一件 白玉如意仙一件 白玉香盤一件 漢玉佛手一件 漢玉花囊一件 漢玉拱璧一件 白玉雲紋鐸一件 白玉元洗一件 漢玉爐瓶一事一分 漢玉飛熊葉瑞一件 白玉印池一件 宋磁霽紅花囊一件 定窯洗一件 喜窯一統尊一件 成窯五彩瓶一件 定窯福祿尊一件 宣窯梅瓶一件 宋磁霽紅瓶一件 定窯寶月瓶一件 哥窯筆洗一件 青綠三代尊一件 青綠提梁一件 青綠鳧尊一件 明黃刻絲萬福萬壽龍袍一件 天青刻絲八團立水龍褂一件 明黃緞繡萬福萬壽龍袍一件 天青緞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 真紫緞繡三色金諸仙祝壽龍袍一件 天青緞繡三色金八團立水龍褂一件 綠緞繡萬壽長春龍袍一件 香色寧綢繡六合同春龍袍一件 醬色寧綢繡江山萬代龍袍一件 天青寧綢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 綠實地紗繡四季呈祥龍袍一件 香色實地紗繡八仙慶壽龍袍一件 醬色實地紗繡吉祥九如龍袍一件 天青實地紗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 洋錦緞二十匹 洋花絨二十匹 大紅鴛鴦絨十版 大紅羽緞十版 洋繡帕一百方 洋繡小帕一百方 紫檀雕花寶座一尊 紫檀雕花御案一張 紫檀鑲玻璃三屏風一座 紫檀雕花天香幾一對 紫檀雕花炕幾一對 紫核鑲玻璃衣鏡一對 紫四雕花書隔一對 紫檀雕花方凳八張 紫檀鑲面玻璃橫披一對 琺琅鑲玻璃五屏 風妝鏡九座 琺琅鑲玻璃手鏡九對 紫檀鑲玻璃福祿式小掛鏡九對 東洋漆炕桌一對 東洋漆香盒五件 鸞翎宮扇一對 孔雀宮扇一對 洋鑲鑽石自行人物風琴樂鐘一對 紅瑪瑙鑽石珠花瓶式樂鐘一對 洋售鑽石蟠桃推鍾一對 洋鑲鑽石蟠桃表一對 洋玻璃金魚缸一對 仿景泰琺琅瓶一對 琺琅福祿瓶一對 鑲玻璃小佩鏡二十七面 蜜蠟鼻煙壺二匣 洋金銀線二百文 琺琅手盆九對 琺琅唾盂九對 翠頂花三十匣 翠花五十匣 天然沉香瓶一件 洋油畫小掛屏一對

李侍堯之所以如此熱衷「辦貢」，討皇帝喜歡固然是一個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進貢過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屬攤派。而且，進貢後退回的寶物，他居然也納入自己的私囊。當時來中國的朝鮮使節風聞，「大抵侍堯貪贓中，五之三入於進貢」。原來，為了表示風度，臣下所進貢品，皇帝一般不會全收，只能擇收部分，其他要退回。這張貢單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來樣，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龍袍、紫檀寶座、琺琅等74項數百件都歸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侍堯緣事治罪籍家，結果抄出「黃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樹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堯進貢物件而還給者也」。

山東巡撫國泰也是「進貢能臣」演變成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國泰進貢成績之突出，連乾隆都曾誇其「進貢為優」，「優於辦貢」。他進貢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點煩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皇帝在山東巡撫國泰的貢折上批道：何必獻勤至是？今所貢才器都閒置圓明園庫，亦無用處，數年後爛壞而已。真成大笑話。

就在此批發出僅三個月後，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國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對下屬強行攤派，聚斂個人財富，致使山東通省虧空。七天之後，國泰即被賜自盡。

乾隆年間侵貪大案而與進貢有關者，除李侍堯、國泰、伍拉納外，還有浦霖、阿思哈、盧焯、恆文、良卿、方世俊、高樸、彰寶、王撣望、勒爾錦、陳輝祖、郝碩等無數大案，而這類敗露的大案充其量不過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個官僚體系通過進貢這個借口直接汲取的財富，不知凡幾。

進貢過程中的貪腐行為，不過是進貢諸多後果中最輕的一種。更為嚴重的是，皇帝對物慾不加節制的追求，給天下傳達了許多不良的信息。

第一個不良後果是官場奢侈之風的刮起。

乾隆晚年，社會風氣日趨奢靡。官場之上，官員們整日比的是誰家的廚子好，誰請的戲子高明，誰收藏的古玩稀奇。據說當時在江南一帶的仕宦社會中，人們有「三好」，即「窮烹飪，押優伶，談骨（古）董」。這也可以說是整個乾隆時代官宦、士人階層平日愛好的一個縮影。

乾隆晚年，許多官衙終日歌舞昇平、花天酒地。河道總督衙門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總督興辦治河工程，「每於工次搭蓋館舍，並開廛列肆，玉器鐘錶綢緞皮衣無物不備，市儈人等趨之若鶩，且有娼妓優伶爭投覓利，其所取給者，悉皆工員揮霍之貲，而工員財賄，無非由侵漁帑項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時，「工次奢侈揮霍，開廛列肆，玩好生色，無所不有」。

進貢熱的另一個影響是官場上送禮之風的興起。

乾隆早年，對進貢送禮之弊察之甚詳。即位之初，他就規定，官場之上，不得以送「土特產」之類的名義給上級送禮。皇帝說：「持廉之道莫先於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貲。」（《清會典事例》）

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禮，對自己早年這個規定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官場之上請客送禮之風迅速升溫。章學誠說：「印官上任，書役饋送輒數萬餘，督撫過境，州縣迎送必數千金。」

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撫浦霖貪污案發，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鑲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驚歎：「此與唐元載查籍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何異。」其實皇帝大可不必如此驚詫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數十柄如意卻是稍有頭臉的臣子必須常備的，除了給皇帝的貢品以及皇太后聖壽、阿哥成親、公主下嫁的需要，進京陛見，處處打通關節，哪一項應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乾隆晚年，官場上無錢不辦事。王撣望就官甘肅時，全省流傳的一句順口溜：一千見面，二千便飯，三千射箭。意思是說，送一千兩銀子給王撣望不過能見上一面；送兩千兩銀子，王大人賞臉的話，有望留吃一頓便飯；送三千兩銀子，王大人高興，會和送禮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練練騎射，以示關係更近一層。從見面到吃飯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錢財物大權的布政使的關係一步步拉近，而主導這種關係遠近的砝碼就是白銀。

當代官場上有兩個怪現象——辦事處現象和司機現象，這似乎是新生事物，其實在乾隆年間早已經存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布政使王撣望冒賑案發，就揭露出一個新的職業：「坐省長隨」，就是把「貼身長隨」派去做駐省城的聯絡員。據後來接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瓚說，王撣望在任時，令各下屬州縣專派出自己的貼身「長隨」守候在省城，建立「辦事處」。這些人在省城，就專門負責與王的家人交朋友，拉關係，探聽信息。凡有屬員饋送王撣望金銀時，就裝入酒罈內，用泥封好，由這些「坐省長隨」送進。王撣望交代說：「我遇有需索時就令人通知坐省長隨，以便送信給各州縣，所以各州縣有饋送我的東西全由坐省長隨經手。」王撣望在短短數年間聚斂了三百萬家財，其中大部分是通過「坐省長隨」來完成這些「交易」。

四 和砷與議罪銀

僅僅靠貢品，並不能保證皇帝的日子過得足夠舒坦。因為皇帝家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俗話說，禮尚往來。通過收受貢品的方式收藏民間珍寶，其過程雖然比一般收藏家輕鬆愉快，但也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價，更何況乾隆是一個面子上特別「講究」的人，絕不會一味仗勢豪奪。他的回賜除了一些虛銜外，主要是銀兩。因為體恤收藏者的不易，也為了顯示皇帝的氣派，他回賜的數目，不但相當公道，有時甚至是過於豐厚，這就需要大量的錢財。除此之外，大至宮廷造辦處造辦各種玩意兒，內務府採辦各種物資，小到過年過節給妃子孩子們壓歲，無處不所需甚巨。金山銀海中長大的皇帝本性慷慨，手筆很大，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極，日常支出比康雍兩朝成倍增長。然而如前所述，祖制規定，皇帝的個人開支不得加重百姓負擔，所以這些費用的來源並非國庫，必須由內務府自籌，而內務府的財源實在有限。事實上，為了開闢財源，乾隆曾經動過很多腦筋。他曾派內務府官員到恰克圖採買俄羅斯皮貨，販到內地轉賣，想大賺一筆。但由於內務府官員無能，獲利無多，部分皮毛無法高價變賣，只能攤派到各處織造，使皇帝大為生氣。（《清乾隆朝內務府的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除此之外，皇帝還允許內務府對商人發放高利貸，出售部分特許商品的經營權，以牟取暴利。但是由於缺乏理財高手，雖然擁有權錢交易的最大便利，內務府的收入還是增加得很慢。晚年皇帝對財富的渴求越來越熾，也越來越感缺錢之苦。

議罪銀製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由和砷策劃出來的。

對於中國歷史上這個最大的貪污者，人們的研究實在已經夠多夠細了。不過，人們往往過多渲染了和砷火箭般躥升中體現出的鑽營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獨特心態。事實上，和砷現象不過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產物。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時期，和砷絕無機會爬得這麼高，當然，後來也不可能跌得這樣重。

晚年的乾隆被兩個矛盾所困擾：一個是大權獨攬的政治信條和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一個是不斷氾濫的物慾和「不增加百姓負擔」的承諾。

儘管健康狀況已經越來越難以支撐日常政務，但乾隆從來沒想過把大權分擔給朝中重臣。他深知這些重臣在朝中經營多年，根深葉茂，一旦分享最高決策權，很容易引來大批依附者，形成朋黨，導致混亂。為了保證大權獨攬，老皇帝迫切需要一根得心應手的枴杖，或者說，一個有能力的貼身秘書，幫他處理日常政務，執行具體決策。這個人第一應該在朝中沒根沒底，沒幫沒派，沒有什麼資歷。這樣，才會俯首帖耳，絕對忠於皇帝。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須機敏果決，才華出眾，能夠實際代替皇帝處理一些複雜事務，否則難入以挑剔聞名的乾隆的法眼。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皇帝出巡。老皇帝旅途寂寞，就和藹地和身邊一位騎馬隨行的新任侍衛聊起天來。先是問他多大了，姓什麼叫什麼，接著又問他什麼時候進的宮，在哪兒當過差。這位風度翩翩的侍衛回答說，他26歲了，鈕祜祿氏，叫和砷，剛被選為乾清門侍衛。年輕人語言流利而得體，態度恭敬又從容。皇帝開始對他感興趣了，便問起他的功名出身。和砷說自己18歲那年曾參加鄉試，沒能中舉。乾隆問道：「當年的卷子，還能記得幾句嗎？」和砷說能，於是邊走邊背，一會兒工夫，居然把八年前的卷子從頭到尾全背了下來。

皇帝大為驚異，那心情，恰似王熙鳳之初見小紅。人到老年往往更加欣賞年輕人的幹練和活力，皇帝試著《;文;》派和砷辦了《;人;》幾件事，和砷《;書;》的機敏《;屋;》達練、善解人意表現得淋漓盡致，皇帝大喜過望。乾隆原是眼裡揉不得沙子的英主，卻挑不出和砷的毛病。

一年之後，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27歲的和砷被任命為戶部右侍郎，成為二品大員。三月，又成為軍機大臣，四月，兼內務府總理大臣，賞戴一品朝冠。

從此之後，他一直穩穩地高居政治最高層，從男爵到公爵，從戶部右侍郎到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保，其拔擢之快，任事之繁，總攬之巨，有清一代絕無僅有。一生高己卑人、明察過甚、恩威不測的乾隆帝，從來沒有懷疑過和砷的才幹與忠誠。

和砷得罪身死前的三天，回顧平生，曾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星辰環冷月，縲紲泣孤臣。

對景傷前世，懷才誤此身。

「懷才誤此身」這五個字並非完全是開脫。他確實當得起「才華橫溢」四個字。和砷年輕時代曾就讀於鹹安宮學。這個學校以招生條件嚴格和教育質量出眾而聞名。能考進這裡，從某個側面證明他的天姿出眾。鹹安宮學的課程包括經史、少數民族語言、書畫、武功騎射和火器。從課程的全面正規來看，其目的很明確，就是為帝國培養高級政治人才。和砷大部分功課都相當出色。他精通滿、漢、蒙、藏四種語言，經史典籍無不涉獵，文字功夫出眾，並且武功騎射基礎也相當不錯。

除了學業出色外，和砷可謂全面發展，業餘興趣也十分廣泛，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特別以詩而聞名。清人錢泳產稱和砷詩頗有「佳句可尋」，而當時的大詩人袁枚則這樣誇讚和砷：「少小聞詩禮，通侯即冠軍；彎弓朱雁落，健筆李摩雲。」

更讓老皇帝感覺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於智商，與人相處總能使對方感覺愉快。史書載這位美男子「行止輕儇，不矜鹹儀，言語便給，喜歡詼諧，然性機敏，過目輒能記誦」。他毫無士大夫的方巾氣。據《嘯亭雜錄》載：「和相雖位極人臣，然殊乏大臣體度，好言市井謔語，以為嬉笑。嘗於乾清宮演禮，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孫武子教演女兒兵矣！』」能在乾隆面前這樣說話的，滿朝只有和砷一人而已。他善解人意，凡事從不用皇帝廢話。他辦事幹練，嘉慶也不得不承認他「精明敏捷」，他能夠游刃有餘地應付各種突發事件。凡遇繁難政務，乾隆常常派和砷去處理，和砷以其機敏果斷屢獲褒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欽差大臣赴雲南查辦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污案，因辦理得體，未及回京，便升任戶部尚書兼議政王大臣。回到北京，他「面陳雲南鹽務、錢法、邊事，多稱上意，並允行」。表現了自己全面的政治才華。這是和砷從政生涯的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現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認可。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鎮壓林爽文起義過程中，和砷作為機要秘書，為皇帝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政策建議。起義平定後，皇帝特意賜詩和砷：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砷：承訓書諭，兼通清漢。旁午軍書，惟明且斷。平薩拉爾，爾曾督戰。賜爵勵忠，竟成國翰！

「兼通清漢」是和砷的一項重要政治資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書，都是用滿文寫成的，這實際上就把許多漢大臣排斥在了最高決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參與最高機要的漢大臣張廷玉，也精通滿文，因為他中進士後曾經專門學習滿語。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滿漢且又有眼光又有見解的，唯有和砷一人了。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平定廓爾喀後，乾隆又說：「去歲用兵之際，所有指示機宜，每兼用清、漢文。此分頒給達賴喇嘛及傳諭廓爾喀敕書，並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難其人，惟和砷承旨書諭，俱能辦理秩如。」

歷代被處死的貪污犯中，和砷的死是最從容、最雅致的一個。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上午，皇帝派人送來一條白練。和砷見到白練之後，索筆題詩一首：

五十年來夢幻真，今朝撒手謝紅塵。

他時水泛含龍日，認取香煙是後身。

一個在臨死前能寫出這樣充滿禪意詩句的人，應該是個有一點深度，有一點悟性，有一點定力的人。目光銳利的乾隆本也不會讓一個平庸之輩處於離自己最近的位置上。

事實上，對和砷的全面定位應該是政治家、經濟官僚、詩人、學者、藝術鑒賞家和政治鬥爭的失敗者。在乾隆後期，他在整頓國家財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務，特別是外交事務方面，都做出了相當傑出的貢獻。他主編了《四庫全書》《大清一統志》《三通》等大型叢書，《紅樓夢》能流行於世，據說他的功勞尤大；因為精通多種語言，所以和砷實際上充任了當時的外交部長，曾多次負責接待朝鮮、英國等國的使臣。英使馬戛爾尼曾評論和砷說，和砷在談判中「保持了他尊嚴的身份」，「態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僅這些才能，已經足以使乾隆離不開他。更何況和砷還有另一項為皇帝所急需的天賦，那就是理財。

除了不死讀書、興趣廣泛、注重人際溝通技巧外，和砷身上還有許多其他的「現代氣質」，比如財富觀念。

傳統士大夫往往拙於理財，而和砷卻有著天生的商業頭腦。傳統社會中的財富觀念是靜態的，人們有了錢，第一選擇永遠是買地，把流動資產化為固定資產，「入土為安」。而和砷卻深通現金流動起來後的巨大威力。在不動產與現金面前，他顯然對現金更感興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莊頭許五德與他人發生矛盾，托和砷幫忙打官司，並答應「事後或送地六十頃，或銀一萬兩」。和砷聽後明確表示，「不要地畝，要銀一萬兩」。他的貪污受賄所得，一小部分用於擴大不動產，更多的部分，則用於各種工商業投資，其範圍涵蓋了金融、地產、礦山、物流、醫藥、商業等許多行業。他在北京城內擁有當鋪12座，其中永慶當、慶余當、恆興當、恆聚當等，都是典當業巨頭。他還經營印鋪、賬局、瓷器鋪、藥鋪、古玩鋪、弓箭鋪、櫃箱鋪、鞍氈鋪、糧食店、酒店、槓房、石灰窯等。此外，他家還專門備了80輛大馬車，從事運輸業。這些行業的收益率，當然遠遠高於地租。就是那些不動產，他也盡可能選擇用來出租。據後來抄家官員統計，和砷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處，「一千零一間半」，「每年共取租銀一千二百六十八兩三錢，取租錢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故宮博物院《史料旬刊》）可以說，只要是賺錢快的行業，就有和砷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採礦業由於風險巨大，管理複雜，投資多，見效慢，一般人不敢經營，和砷卻敢於嘗試。他看中煤礦業是朝陽產業，曾投巨資在門頭溝和香山兩地開了煤礦。和砷巨大家業的積累，貪腐所得當然是大頭，但是他自己的投資收益也並非無足輕重。

傳統士人往往恥於談錢，和砷卻有著強烈的契約意識，在金錢面前親兄弟明算賬，雖然至親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彌泰官至大學士，向他借過2000兩銀子，他擔心外祖父不能及時還賬，逼著老頭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價值相當者署卷歸償」。（《郎潛紀聞》）他岳祖父英廉的孫子向他借錢，也是拿地契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檔案《內務府來文》）他親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000兩白銀，他規定每月一分起息，連本帶利滾到21450兩。他貼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銀1000兩，答應如到期不能還清，便從其「每月工食內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砷並不念其效勞一生而免除債務，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還債。並且每月規定按7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銀200兩，共計1200兩。因為對金錢的熱愛，和砷甚至親自擔任家裡的會計和出納：「和相……出入金銀，無不持籌握算，親為稱兌。」（《嘯亭雜錄》）

成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後，他的經營天才迅速得到了體現，並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內務府大臣。在此之前，這個負責皇室財政的機構經常是入不敷出。「本府進項不敷用時，檄取戶部庫銀以為接濟。」而他就任之後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彌補了以前的赤字，還出現了盈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門稅務監督，在他的經營下，這個稅關收入一下子躍居全國30多個稅關的前幾位。這兩炮打響，乾隆對和砷的理財本領愈加刮目，所謂「晚年依毗益篤」。所有與財政有關的部門漸漸都劃歸和砷一人把持，他先後任戶部侍郎、戶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內務府大臣。「伊竟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

在乾隆眼裡，和砷簡直就像一個魔術師，總是能出人意料地製造出新的財源。「議罪銀」的制度化，就是和砷的一個天才發明。

議罪銀是由「罰俸」演化而來。罰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員幾個月至幾年的「基本工資」，是懲罰輕微過錯的常用手段。隨著乾隆中期施政愈苛執法趨嚴，皇帝覺得罰俸數額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罰，所罰動輒上萬，改稱「議罪銀」。皇帝的初衷，不過是想讓官員「肉痛」一下，並沒有想把它制度化為一項財源。

和砷當政後，馬上發現了「議罪銀」的妙處。罰俸的決定權在吏部，款項由戶部承追，銀兩也交給國庫，過程公開透明。而議罪銀並非國家定制，故可以繞開吏部戶部，由軍機處負責，不納入國家財政，而是歸入皇帝的小金庫，並且過程及數額都可以不公開。因此，在和砷的建議下，皇帝批准將議罪銀製度化，並且將罰銀的範圍大大擴展，從財政虧空之類的重大錯誤到在奏折中寫錯幾個字，都可以一罰了之。

此舉一出，那些聰明的大臣們馬上就發現了妙處。不少大臣主動要求交納議罪銀。比如河南巡撫畢沅以「未能迅速搜獲要犯」，自請罰銀兩萬兩；陝甘總督勒爾謹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議罪繳銀四萬兩。以小過而甘重罰，既說明大臣們對自己要求的嚴格，又為皇帝小金庫的充實不聲不響地立了功，可謂一舉兩得。因此，通過這種渠道踴躍「捐輸」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數。比如河南巡撫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終日」，積極要求自請罰銀三萬兩。手筆之大連皇帝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遂降旨說：沒有那麼嚴重，加恩寬免銀兩萬兩，交一萬兩上來就可以了。

被動交納議罪銀的大臣當然就更多了。自從議罪銀製度化之後，大員們發現，他們的錢包隨時有被和砷以各種借口打劫的危險。居官任上，難保不犯錯誤。犯了錯誤就有可能被罰銀。至於罰多少，那往往要由和砷掂量這個官員家產的多寡而定。比如巴延三因為轄內百姓譚老貴自縊身亡，不得不「自行」交納議罪銀八萬兩。而特成額同樣因為轄內老百姓余方得自縊，交兩萬兩就可以過關。李天培則因為管理監獄不善，導致「遣犯脫逃，重囚監斃」而交納四萬兩，而明興因「歷城縣監犯越獄」交納三萬兩。

當然，也有更多的官員感激這個制度。比如前內務府總管西寧，因為替皇帝做生意時「辦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頭。還是和砷幫忙，從中說和，對皇帝曉以人頭賣不了錢的道理，議定西寧交八萬兩罰款了事。這八萬兩定得很準確，正好把西寧家刮得精光。西寧不得不出賣家中不動產來交納此項銀兩，事後還要因為保住了腦袋而給和砷寄信表示感謝：「天高地厚，深恩於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代奏，寧不勝悚激切之至。」

在和砷的操作下，議罪銀製度為晚年皇帝的錢包裡注入了大量現金。僅從現存的《密記檔》統計，在短短十三年中，重大的議罪銀案件即有六十八件，平均每年五件。其中，督撫認議罪銀為三十七人次，即全國平均不到三個督撫中就有一個人認議罪罰銀。此外，布政使、鹽政、織造與關差等認議罪罰銀的有二十六人次。罰議罪銀少則萬兩，通常三萬兩上下，見於記載的最多一次高達三十八萬四千兩，下面是《密記檔》裡的幾筆記載：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二月，全德奏交蘇州織造任內應賠罰料銀並關稅短少銀二萬八千七百七十二兩。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寶奏交自行議罪銀十一萬兩。

乾隆四十六年，文綬名下共奏交自行議罪銀八萬兩。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三月，巴延三因「民人譚老貴自縊身亡一案」交自行議罪銀八萬兩。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和砷代奏原任巡撫楊魁之子楊超錚交議罪銀五萬兩，分五年代其父交納。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征瑞奏交國棟名下入官銀五萬兩。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鹽政使西寧因鹽課事「辦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奏交自行議罪銀八萬兩。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福康安代奏巴延三「因鹽務事」交自行議罪銀十萬兩。

乾隆四十九年，征瑞奏交范清濟「因拖欠額銅數十萬斤，除查封產業外」，罰銀八萬兩，故自議交銀八萬兩。

乾隆五十年（1785年），李質穎奏交自行議罪銀十四萬兩、關稅短少銀三萬餘兩，共十七萬餘兩。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富勒渾代奏運司張萬選因「船隻缺少不能籌劃添補」事，交自行議罪銀三萬兩。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和砷、福長安代奏雅德因「浙江稅務缺少」事，交自行議罪銀六萬兩。

……

按乾隆的說法，議罪銀製度是「以督撫等祿入豐腴，而所獲之咎，尚非法所難宥，是以酌量議罪，用示薄懲」。看起來似乎於國體無損，既沒有增加百姓的負擔，又寬綽了皇帝的手頭，還警戒了不法的官員，真是一舉多得。而事實上，這卻是一項後果極為嚴重的惡政。

貪腐政治一個不變的規律是，個人從貪腐中所得的，與給國家造成的損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今天的官員，可以因為幾萬元的好處，甚至僅僅幾次「特殊消費」，大筆一揮，將千萬的土地批給開發商。同樣，乾隆晚年從議罪銀製度中得到的幾百萬兩零花錢，給大清王朝造成的損失要以億萬計。

所謂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在享受花錢快樂的同時，老皇帝對於那些踴躍交納議罪銀的官員不可能不高抬一點貴手。許多所謂「法所難宥」的大罪，只要交納的銀兩足夠多，就可以免罪。因此議罪銀實際上起不到懲戒作用，反而變相地使貪污侵佔合法化，為犯罪提供了保護傘、「免死牌」，為貪官們壯了膽，讓他們貪污腐敗為非作歹起來心裡有了底。反正大不了找和砷通融通融，罰錢了事。正如尹壯圖所說：「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

這一制度讓官員們貪腐起來更有動力。積累多年的家業被罰光後，官員們的第一選擇往往是更加瘋狂的搜刮。有的時候，因為議罪銀數量過多，無法交納，官員們的第一選擇也是通過「犯罪」來獲取「議罪銀」。閩浙總督陳輝祖的弟弟要交三萬兩議罪銀，向他求助。他於是非法侵吞了一千六百兩銀子，交給弟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東巡撫國泰向屬員們勒索了白銀八萬兩，而一年前國泰的父親文綬繳納的議罪銀恰是八萬兩。

五 腐敗集團化

在專制社會，想根除貪污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是默許官員在一定程度下貪污的，因為「低薪制」的設計使官員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來生活。事實上，傳統財政制度中可鑽的空子太多，貪污對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都不是難事。在大部分時候，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學價值觀有效運轉下人格操守的約束；再一個是從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也就是說，最高統治者的反腐決心和虎視眈眈的監視。

在乾隆晚年，約束腐敗的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有一個不變的指針，那就是現實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多從寬厚」，更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同時，乾隆盛世的經濟發展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空間。在乾隆前期，大清經濟一直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人口從一億增長到近三億。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斂錢財的基數比以前擴大了數倍。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腐敗如同細菌遇到了適合的溫濕度和酸鹼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

乾隆中後期，腐敗呈現以下幾大特點：

一是涉案數額從小到大，腐敗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繼雍正肅殺之後，貪污案件極少發生。偶有發生，貪污額亦不大。乾隆前期處理的幾個案子，少者數千兩，多者也不過數萬兩，極少有上十萬者。像提督鄂善收賄銀千兩，即被處死。到了中後期，腐敗案接連爆發，涉案金額成倍、成十倍增長，官員貪污動輒數萬，十萬，數十萬。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個小小的貴州知州劉標就侵蝕公帑二十四萬兩。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個小小的松崗站站員居然一次侵佔公款近九萬兩。

二是腐敗官員由底層向高層發展，涉案高官越來越多。一般來說，高級領導幹部經過組織程序千挑萬選，人格操守和政治素質均應大大高於官僚隊伍的平均水平。確實，在乾隆前期，因為腐敗而被處理的高級官員，不過三五人而已。到了中期之後，形勢為之一變。從州府到省級大員，最後到首席軍機大臣，都陷入腐敗的泥潭。乾隆中後期二十多年間，省部級高官被處理者達二十多人。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賄賂公行，窩案串案迅速增多，腐敗呈集團化公開化趨勢。

康雍兩朝，舉朝視貪腐如仇敵。到了乾隆朝，大家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在權力已經充分市場化的背景下，辦一件事，安排一項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錢，都有心照不宣的規定。不懂這些潛規則，在官場是無法立足的。如果不貪污，一個人就無法操縱自己的關係網；如果不貪污，他也沒辦法建功立業。在一定範圍內的貪瀆，不但是社會所默許的，而且是必須的。「腐而不敗」，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為了自保，腐敗者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即「窩案」「串案」。其主要特徵是涉案人員眾多，形成了具有緊密人身依附性質的關係網。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污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係網上的數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會導致一省官僚體系癱瘓。

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貪污大案——甘肅冒賑案，就同時具有以上三個特點。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人蘇四十三率回族起義，乾隆皇帝派兵進剿。由於事發突然，甘肅一時難以籌集大量兵餉。時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為了表現自己，主動向皇帝表示，願意捐出四萬兩，以解燃眉：「臣甘願將歷年積存廉俸銀四萬兩，繳貯甘肅藩庫，以資兵餉。」

聰明反被聰明誤。讀到這個奏折，乾隆的第一反應不是大加讚賞，而是心中一愣。眾所周知，甘肅是個窮省，官員收入很低，一個布政使怎麼能一下子拿出這麼多錢？

在佈置戰爭的同時，皇帝派人密查王廷贊家產來源。一查之下，甘肅冒賑案迅速敗露。

原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廷讚的前任山西人王撣望任甘肅布政使。他對皇帝說，甘肅這些年連年大旱，百姓餓死不少。因此他請示朝廷，在當地開展捐糧運動，捐得多的富戶可以取得「監生」資格。對救災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准了王撣望的建議。不過在實際操作中，王氏卻只收銀子，不收糧食。數年之間，就籌集了上百萬兩白銀。這筆錢他一分也沒有用來救災，而是在命令各級政府編造假賬報銷後，與各級官員私分掉了。

在貪污大量銀兩的同時，王撣望不斷上奏朝廷，說他辦理捐糧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災民，災民如何如何流著淚感謝皇帝、感謝朝廷，紛紛稱讚大清王朝好。這樣的奏折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撣望辦理捐糧「有功」，一道諭旨將其調往浙江升任巡撫。王廷贊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繼續貪污。據事後統計，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年初，甘肅省共有二十七萬多人捐了監生，收銀一千五百多萬兩，通省官員合計侵貪賑銀二百九十餘萬兩。

這樣嚴重的貪污案件，在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它反映出大清政治體制的許多致命問題。

首先是監察機制形同虛設。有清一代，放賑過程有著嚴格而細緻的規定。發放糧米時，官員必須親自到場，每日發放後，官員要親自簽字畫押，以為憑證。全部發放完畢之日，還要在發放冊首尾簽上總名，通冊加騎縫印記，以備上司檢查。同時，還要將發放數目、具體領取人名字、數額張榜公佈，讓百姓監督。然而王撣望命令全省官員自行捏報災情，所有報災、勘災、監放規定均視為一紙虛文，無一執行。數年之間，不但從來沒有人檢查核實，也並沒有人舉報揭發過。

對於甘肅捐糧這樣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視的。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皇帝曾經派人到甘肅開倉查糧，以防捐糧過程有弊。可是甘肅各州縣官員串通作假，在糧倉的下面鋪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穀物，給監察官員以「糧倉滿囤」的假象，輕易欺騙了朝廷。

更為嚴重的是，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貪腐已經由局部發展到全部，由變態發展成為常態。這個案子涉及甘肅省官員二百餘人，其中布政使以下縣令以上官員一百一十三人，可以說將甘肅全省處級以上官員幾乎一網打盡。這些讀「四書五經」出身的朝廷命官，無一例外廉恥喪盡。面對這樣明目張膽的罪行，居然無一拒絕，反而爭先恐後。他們形成了一個有組織的貪腐集團，案前有預謀、有計劃，案中有分工、有組織、有步驟，案後有攻守同盟。

這樣一個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肅是公開的秘密，在全國，也為許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內居然無一人舉報告發，最終還是貪污者自我暴露。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風也大抵可以想見。乾隆皇帝也不禁歎息：「甘肅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剝民，盈千累萬，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

其次是地方腐敗與中央高層直接關聯，腐爛已經蔓延到政治中樞。

王撣望當初向朝廷建議開捐之時，皇帝本來有過猶豫。正是朝中管理戶部的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於敏中在旁邊不斷慫恿，不斷說王撣望的好話，才最終獲得批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帝派人查糧，被甘肅官員所騙，也顯然是朝中有人為之通風報信。

於敏中其人早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故去，生前號稱廉潔，死後家人卻為分財產而鬧得沸沸揚揚，甚至傳到了皇帝耳朵裡。皇帝以幫助分家為名，調查于氏財產，居然達二百萬兩之多。合成今天的幣值，至少兩個億。皇帝一直沒弄明白這樣大的家產是從哪裡來的。直到甘肅冒賑案發，皇帝才恍然大悟。腐敗蔓延到首席軍機大臣也就是總理級別，這個國家水有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如果嚴格按大清律查處，甘肅全省處級以上官員幾乎全部要掉腦袋，那麼甘肅省政府運作會立刻癱瘓。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即使如此，前後被處死者仍達五十六名之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皇帝降旨：總督勒爾謹、兩任布政使王撣望和王廷贊等五十六名貪官正法。免死發遣四十六人，革職、杖流、病故、畏罪自殺數十人。於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賢良祠。

在所謂盛世之中，發生如此巨案，已經丟盡了朝廷的臉，沒想到此案又引發了另一場更加不堪的笑話。

處理完王撣望案，皇帝一方面心情鬱悶、氣憤難平，另一方面心裡也有一個隱秘的期待。原來，在一年前皇帝七十大壽之時，王撣望曾經向皇帝進貢了一份厚禮，幾乎件件精美絕倫，其中一對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極佳，造型別緻，皇帝喜歡不已。只不過，皇帝收受禮品，有進九回三之成例，百般掂量之後，皇帝才忍痛割愛，將這兩樣東西退還給了王氏。退回之後，皇帝卻有些後悔，這兩樣東西的樣子日日浮現在眼前，讓他牽掛不已。

這回好了，起碼通過抄家，這兩樣東西又可以進宮了。而且以王撣望之貪婪，家中指不定還有什麼更好的奇珍異寶。

抄家的結果匯報上來，王氏原籍山西陽曲、臨汾二縣共查出房屋七十五所，鋪面房三十三間。地一千零九十五畝，當鋪一座，共估值銀九萬八千五百四十八兩五錢。此外還有金器近四百兩，珍珠五千餘顆，玉器四十三件，銅器十七件，瓷器二十五件。

浙江任所的好東西更多。乾隆皇帝特意命閩浙總督陳輝祖細細查抄，報上來的結果是抄出銀九萬餘兩，金葉、金器、金錠、金條近五千兩，金珠寶玉衣物等共五百六十五箱。

皇帝迅速下旨，將這些金銀珠玉以最快速度送交內務府。

一個月之後，數十輛大車抵達京城，幾百個箱子在皇宮內堆如山積。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期待和喜悅，親自開箱驗看。然而，一個又一個箱子打開，卻始終沒有發現那對玉瓶和那座玉山子。就是其他珠寶，也大多是設計老套，做工一般，「大率不堪入目」，令皇帝大失所望。

大惑不解的皇帝命人把浙江省抄家官員記錄的第一手檔案呈上，一樣一樣細細查對。不對不要緊，一對之下，皇帝大驚失色。原來，抄家冊上一百多件上等珍寶根本沒有運進京裡，而上面沒有的東西，在皇帝面前卻多出了八十九樣。

很顯然，是有人把王家的財寶調了包！

這簡直是有史以來從沒聽說過的奇聞！誰人這麼大膽，敢當面偷騙皇帝的寶物？

氣急敗壞的皇帝命自己最信任的兩名大臣阿桂和福長安，放下手頭的河工重務，星夜兼程趕往浙江，會同閩浙總督陳輝祖查辦此事，嚴令他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皇帝推測，大抵是經手的小吏甚至僕從們無知者無畏，一時利慾熏心，做了這驚天大事。

查出來的結果又讓皇帝大跌眼鏡：見財起意的，不是別人，竟然是堂堂閩浙總督陳輝祖！原來王撣望所搜羅的寶物令陳輝祖垂涎不已。此人平日貪贓枉法之事做得太多，膽子越來越大，對欺騙皇上這樣的大罪也視如平常。調包時大大咧咧，竟然忘了修改抄家底冊，以致不幸敗露。

陳輝祖當然難逃一死。不過皇帝和大臣為了爭奪一個犯官的財產，一個急赤白臉，一個形同鼠竊，在中國政治史上留下了難得的荒唐鏡頭。

六 君臣賭局

按理說，王撣望案這樣嚴重的案子發生在眼前，應該足以驚醒皇帝的盛世迷夢。事實是皇帝仍然渾然不覺。越到老年，皇帝越形成一個心理定勢：形勢總是大好的，成績總是主要的，問題總是局部的。他多年經營的江山，是鐵打不破的。雖然乾隆晚年連續爆發多起貪污大案，皇帝仍然認為這些不過是一個指頭的問題，並且經過發現和處理，就已經解決了。

那麼，為什麼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視而不見呢？是他老到昏聵了嗎？不盡然。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老皇帝成了徹頭徹尾的「洞穴人」。

「長期執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種『權力幻覺』……權力成為一個洞穴，而這個權勢人物就成為穴居人。他是自己權力的俘虜。他看到的、聽到的，都是支撐權力的正面信息，負面的信息都作為錯誤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機制，它自動地過濾掉錯誤的信息，輸入正確的信息。在此情況下，這個領袖往往無法正確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無法對自己的力量形成恰當的符合實際的判斷。」（《「倒薩戰爭」與薩達姆的結局》）

中國的專制者極易成為「洞穴人」。因為他周圍聚集著大量以窺測他心思為生的人。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諛言比批評更容易入耳。因此，最高權力所有者很容易被大量的正面信息所洗腦。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見到許多官員在掌握權力之前行為做派都很正常，甚至不乏理智精明，而一旦握了重權，馬上滿面紅光而滿腦糨糊。

乾隆早年對臣下的欺騙伎倆十分警惕，「難眩以偽」。而到了晚年，他的自信心越來越膨脹，喜諛惡直之弱點逐漸暴露。大臣們自然也就窺測風向，報喜不報憂。對專制者來說，從「精明太過」到「顢頇糊塗」，中間並沒有什麼鴻溝，只需要心態稍作轉變。在大量的「正面報道」的包圍下，他對尹壯圖這一激烈的「負面報道」產生無比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公佈尹壯圖奏折的同時，乾隆連篇累牘，從頭加以反駁：

尹壯圖說天下吏民，多蹙額興歎。這絕無可能。因為我即位五十五年來，對天下百姓天恩高厚，史無前例。六次普免錢糧，無數次賑濟災民。不惜巨資，修築海塘河工保衛百姓生命安全。「偏災賑恤，蠲貸頻施，以及修築河工海塘，捍衛民生，所費何止萬萬。而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漕糧二次，為數又不啻數千萬萬，孚惠閭閻，有加無已。朕歷觀史冊，自勝國以溯漢初，僅有漢文帝賜農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為美談，從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愛養黎元，如傷在抱，惟恐一夫不獲，施惠猶以為不足，是以宵旰憂勞，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秩，猶日孜孜，無事無時不以愛民為念，雖底小康，猶懷大惕，從不肯矜言示惠。」大清天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已經達到小康。因此，廣大人民對朝廷是感恩戴德的，絕不會有「蹙額興歎」之情事。

至於尹壯圖所說的官場腐敗、各地虧空，皇帝認為這也是一葉障目，以偏概全。事實上，如果歷史地、全面地、本質地看，當今這個時代，是歷史上最清廉的時期。不但超越歷代，而且也遠優於皇祖皇父時期：「康熙、雍正年間，雖法度嚴明，吏治整飭，尚不免有明珠、徐乾學、索額圖、噶禮、隆科多、年羹堯諸臣竊權交結，鄂爾泰、田文鏡、李衛亦尚有三家鼎峙之說。」而乾隆年間，懲貪之嚴厲前所未有，各地官員凜如冰淵，絕大多數不敢犯法。即使有一二膽大之徒，也馬上遇到嚴懲：「自朕臨御以來……其有貪婪不法如王撣望、陳輝祖、國泰、郝碩諸人，一經敗露，無不立寘典刑，天下各督撫當此吏治肅清之際，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潛移，豈敢以身試法！夫各督撫……倘謂藉端賠項派累屬員，則斷斷不敢為此……」

因此，目前大清的形勢是史上最好，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而且還會越來越好，好得不能再好。

那麼，尹壯圖為什麼還要閉著眼睛瞎說呢？

在上諭中，皇帝公開分析說，尹壯圖此舉出自如下卑鄙動機：他自揣學問才幹均屬平庸，在朝廷不能升為侍郎，外放派不到學政，至於尚書、督撫的職位更難夢想，所以想借此奏折顯示才能，或許能僥倖錄用，又可借盤查為名，沿途進行恐嚇訛詐，希望得到賄賂好處，可以名利兼收，此等居心，豈能逃得了朕的洞察？

打賭還沒有見出分曉，皇帝先進行一通人身攻擊，其氣急敗壞之心態袒露無遺。

皇帝更趨氣壯地與尹壯圖擺下了擂台，要公開較量一場。然而遊戲規則卻是不公平的。

如果要戳穿「乾隆盛世」的紙糊外衣，辦法很簡單。暗訪一下，形勢立判。

尹壯圖也是這樣想的。

然而皇帝卻不給他這個機會。皇帝明確拒絕了尹氏「密往查訪」的要求，理由是「無此政體」。

其實，老皇帝雖然不願意聽到任何批評之聲，但是他心裡也很清楚，當今天下並非沒有可議之處。尹壯圖所說的吏治廢弛，倉庫虧空，在某些局部也確實存在。此前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他就曾經派阿桂、曹文植等到浙省查辦過府庫虧空案。而雲南一省現在虧空100萬兩，這也是乾隆明確掌握的。如果真的派尹壯圖進行暗訪，那麼難保不查出幾處虧空，他的面子往哪裡放！

皇帝和尹氏的分歧點並不在於虧空的有無，而在於，皇帝認為，這些現象是局部的、可控的，並不影響大清政治的光榮和偉大。皇帝和尹氏打這個賭，就是為了反擊那些惡意唱空大清政局的不和諧聲音。因此，採取點小小手腕，也是必須的。所謂「行大事不拘小節」。

因此，皇帝從大局出發，高屋建瓴地做出了一系列相關決策：

第一，拒絕尹氏「密往查訪」。非但不允許密查，還規定尹壯圖每到一處，朝廷先五百里通知地方官。

第二，在尹氏出發前，發出通諭，給全國官員打一劑預防針，以防大家思維混亂。皇帝在上諭中點明打這個賭的目的，是以尹氏為反面教員，對全國臣民上一次形勢教育課，以為無識之徒戒。皇帝說，令尹氏盤查盤查的結果必然是用事實「服其心」。「若所盤查倉庫毫無虧缺，則是尹壯圖以捕風捉影之談為沽名釣譽之舉，不但誣地方官以貪污之罪，並將天下億兆民人感戴真誠全為泯沒。而朕五十五年以來子惠元元之實政實心，幾等於暴斂橫征之世。」尹氏的罪惡，因此會大白於天下。

瞭解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如此盤查，當然什麼東西也查不出來。在「大是大非」面前，地方官絕不會有半點含糊。因此，尹壯圖還沒有出發，這個賭局事實上勝負已定。

但是，形式還不得不走。皇帝諭旨一下，戶部侍郎慶成就帶著尹壯圖上路了。老皇帝因為生氣而特別刻薄，在諭旨中還特別說明，慶成是因公出差，一切費用國家報銷。尹壯圖是自願前去盤查，自找多事，所以不能給他提供差旅費，一路花費由他自己負責，以示國家大公。

慶成官轎儀仗在前，尹壯圖騎著匹騾子孤零零地跟在後面，第一站來到了山西大同。

「檢查」的結果當然毫無懸念。地方官員領著兩位檢查官，一個個打開糧倉銀庫，一本本打開賬目，果然倉庫銀兩「絲毫並不短少」，所儲糧食「石數亦屆相符」。檢查完畢，地方官領著慶成去看石窟，留下尹壯圖一個人在旅館裡寫匯報材料。

再不知趣的人也知道現在應該怎麼辦。老實倔強的尹壯圖終於學會說謊了。他用極為認真的語氣，詳細匯報了檢查過程以及結果。然後，他無比沉痛地總結說，自己以道聽途說的材料來「冒瀆聖聽」，實在是喪心病狂，「戇愚」之至。經過皇帝的玉音和事實的雙重教育，他深刻認識到自己對大清天下的認識是徹底錯誤的。山西大同一處如此，自然證明全國處處皆然。當今天下府庫充實，自不待言。現在形勢已經明朗，因此就不打算耽誤皇帝的寶貴時間了，「懇即回京治罪」，讓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思來辦別的大事。

按理說，事情到此，皇帝已經達到了目的，此事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皇帝並不滿意。比賽剛剛開始，尹壯圖就應聲倒地，顯然是用假死來逃避打擊。皇帝一定要把尹壯圖拉起來，迫使他繼續打下去，直到打得他真正心服口服，整得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算解氣。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二月初三，皇帝發佈上諭，說尹壯圖要求事情就此結束，這是面服心不服，想以「半途而返」的姿態，造成「抗疏錚諫，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他罵尹壯圖此舉「居心巧詐，殆不可問」！皇帝說，尹氏要回京，我偏不讓他回來。因為「一省查無虧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尚當前赴山東及直隸正定、保定等處」。一定要讓他心服口服後，再定他的罪。

「居心巧詐」這句詈罵一出口，老皇帝積累了多日的邪火噴薄而出，接下來又把尹氏從頭到腳細細罵了一頓。皇帝也真有閒心，他把尹氏幾次的奏折又讀了一遍，挑出了兩個用詞不當之處，然後說，尹壯圖因為升不了官外放不了學政而怨恨朝廷。其實不是朝廷不想重用他，而是因為他才學實在有限，這樣白字連篇的人，豈能外放學政擔當教育士子的重任？

皇帝還推測說，尹壯圖當初提出要密查，其實主要是想到淮揚一帶敲詐鹽商們。因為那一帶鹽商都是巨富，如果尹氏以欽差大臣的聲威一恫嚇，他們必定會大加賄賂，尹氏就能名利雙收了。

連諷帶刺痛快淋漓地挖苦譏笑尹氏一通後，皇帝大罵道，這類伎倆就是庸主也不會受騙，還想拿來騙他？真是沒長眼睛，活該倒霉！「若朕燭照所及，情偽周知，小人心術，早已洞見肺肝！」

罵夠了的皇帝突然又想到了一個問題：他怕嚴責之下，尹壯圖畏罪尋死，不能完整地起到反面教員的作用。所以他在上諭中要慶成轉告尹氏，不會殺他的頭，叫他好好活著，配合朝廷：「謬妄之處，固難辭咎，然究系愚昧無知，其罪斷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皇帝大開宏恩，上一次說不能給尹氏報銷出差費，但現在考慮到他是窮書生，帶的盤費大概不會多，如果不夠用，讓慶成在出差費中酌情分一些給他，讓他健健康康地回來，好接受最後的處理。

沒有辦法，尹壯圖只好硬著頭皮，跟著慶成繼續這哭笑不得的「全國大檢查」。

他一邊檢查，皇帝還一邊不停地給他寫信，問他「途中見商民蹙額興歎狀否？」全國人民的精神狀態到底怎麼樣？大家對大清政權支不支持？

尹壯圖知道，自己接下來的任務就是用自己的嘴徹底否定自己那道惹事的奏折。因此，接下來這一路，尹壯圖都忙於絞盡腦汁，撰寫大量考察報告匯報給皇上。

在報告中，他一再奏稱：「目見商民樂業，絕無蹙額興歎情事。」「經過州縣地方，百姓俱極安帖。隨處體察，毫無興歎情事。」

在報告中，他用大量篇幅，一次次「如實」報告沿途見聞，熱情歌頌大清王朝的富庶安定，人民的安居樂業：

目擊各省庫項豐，他儲充足，並無絲毫短缺，而往來數千里內復見商賈士民安居樂業，共享昇平，實無地方官滋擾之事。

所過淮、揚、常、鎮，以及蘇州省會，正當新年慶賀之時，溢巷摩肩，攜豚沽酒，童叟怡然自樂，未聞有官吏滋擾之事。

……

「全國大檢查」結束之後，尹壯圖再次上書，表示徹底認罪，「自承虛誑，奏請治罪」。說自己「業已傾心帖服，可否懇恩，即令回京待罪」？

這些匯報符合皇帝的期望。皇帝帶著大獲全勝的滿足總結處理此案。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月初十，乾隆發表長篇上諭，「令慶成帶同赴山西、直隸、山東、江南等省，盤查倉庫，俱無虧短，是尹壯圖逞臆妄言，其罪已無可逭」……

皇帝總結此案，從頭道來，說尹壯圖原為內閣學士，只是因為雲南沒有大員，皇帝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說他的才幹學問，當閣學已屬僥倖，還想往上爬，「其希榮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見其肺肝」。因此而污蔑國家政治，其罪甚大。

不知為什麼，皇帝總覺得這樁罪過雖然「甚大」，卻還是不足以服眾。他百般羅織，力圖把尹氏徹底搞臭。

反覆推求之下，皇帝又提出了新的問題：尹壯圖當初由北京丁憂回籍雲南，只應該經過直隸、河南、湖廣、貴州等省，怎麼會經過江、浙、廣西各省？

皇帝自問自答：自然故意繞道各處，與地方官交往，以便打秋風，必須老實交代。

這個指責皇帝也知道不十分有力，因為畢竟只是推測，沒有人證物證。不過他還有更有力的武器。經過調查，皇帝發現尹壯圖年過70歲的老母仍在故鄉雲南生活。皇帝說，孝道乃人倫之首。作為孔孟之徒，既然你不能將老母接來北京，就應辭職回鄉供養。而尹氏二者都不選擇，一個人在京做官，「乃竟戀職忘親，棄之不顧，尚得謂之人類乎？尹壯圖不但無君，而無親，人倫喪失，豈可忝居朝列，玷辱縉紳？尹壯圖著革職，交與慶成押帶來京，交刑部治罪」。

無君無親，罪過還有比這更大的嗎？

這麼大的罪，應該如何處理呢？大臣們經過多次商議，按照「挾詐欺公，妄生異議律」（製造假象欺騙政府，故意提出非法建議的罪名），提出應該將尹壯圖判處死刑。

二月初四，乾隆對此案做了終審判決。皇帝做事，向來注意既要達到目的，又要籠絡人心。出人意料地，皇帝採取了打擊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皇帝說，大家對尹壯圖的量刑是十分正確的，尹氏所犯大罪，即便不殺頭，也應該充軍。

但是皇帝特別仁慈，他尹壯圖雖然卑鄙無恥，心懷惡意，但皇帝肚量如海，風格太高，「不妨以謗為規」，無則加勉而已。因此「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內閣侍讀用，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那意思是說，原本是「敵我矛盾」，不過按「內部矛盾」處理。降級使用，從副部級降為司局級。因內閣侍讀並無缺額，尹壯圖被安排為禮部主事。

說來有趣，皇帝此時忘了他把尹壯圖「戀職忘親」列為定罪的重要理由，處理起來居然讓他繼續在京任職，與母親分離。

倒是尹壯圖知趣，一通感激涕零之後，他以侍奉老母為由，申請辭職。辭呈一上，皇帝無法拒絕，只好放他回家。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尹氏領了聖恩，捲了鋪蓋回老家養母去了。

七中國人的「盛世夢」

盛世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夢。生逢盛世，是每一個中國人對時代的最大期望。

所謂盛世，就是內無嚴重的政治腐敗，外無迫在眉睫的敵國外患，社會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飽飯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這樣大規模的盛世出現過三次，即漢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開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這三大盛世，還有過幾個小規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東漢的「光武中興」、隋代的「開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裡的小王朝也取得過不錯的治理成就。比如十六國時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堅，南北朝的劉宋文帝時代，以及五代十國的後周南唐統治下的某個時段。

然而也就僅此而已了。雖然歷代中國人夢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現就是這樣屈指可數，而且持續的時間也不長。

文景之治持續了近40年。事實上，文帝剛剛即位時，天下還相當殘破，真正的盛世出現在景帝時期，並由漢武帝推向高峰。算上武帝前期，漢代治世持續近70年，其中盛世大約30年。

唐代盛世史稱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這兩個階段並不接續。貞觀之治從627年到649年，持續22年，這一階段是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階段，成就並沒有超越前代。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續大約30年。

只有康雍乾盛世持續時間最久，然而從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為止，持續也不到100年。即使從康熙元年（1662年）算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也不過130多年。

有人統計過，數千年中國歷史，盛世和治世累計加在一起，不過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著災荒、動亂和腐敗的平世和衰世。

「盛世」這個詞是中國獨有的。漢文化圈以外的史書中，找不出這兩個字。無怪乎中國歷史多災多難，細細掂量，「盛世」這個詞本身就蘊含著無奈和不祥。「盛」「衰」相對，沒有衰世作為背景，就沒有盛世的美麗和燦爛。

第一，中國歷史上的每個盛世，都需要一個大規模的禍亂之世作為前奏。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是文景之治。在這個盛世出現前20年，中國剛結束了秦末戰亂。十餘年的戰亂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漢書》中多處提及改朝換代之際各地驚人的人口變化。《漢書·陳平傳》記載，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萬戶，而劉邦在秦末戰爭中路過這個城市時，發現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戶。《漢書》還說，在劉邦即位十二年之後，全國統計上來的人口數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考慮到逃亡等因素，歷史學家一般的推斷是秦漢更替過程中的戰亂使中國人口損失了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至於經濟損失，更是慘重。大漢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個王朝都要狼狽。《漢書·食貨志》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就是說，老百姓沒有一點存糧，連皇帝的馬車都配不齊馬匹，宰相出門都得坐牛車。

中國歷史上最為人艷稱的盛世當然是「貞觀之治」加「開元盛世」。這個盛世的背景一樣是空前慘烈的人口損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624年），隋末的大規模戰亂方才平息。《隋唐演義》中章章都是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貞觀六年（632年），魏征描繪戰亂的後遺症時仍說：「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貞觀政要集校》卷2《直言諫爭附》）貞觀十一年（637年），馬周上書時仍然說：「今之戶口不及隋之十一。」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續數十年的大屠殺和大破壞。明清易代之際，人口損失至少四千萬，其中直接死於清軍屠城的就高達七百萬。據《揚州十日記》所載，僅揚州一地，焚屍「約計八十萬餘」。一個更為極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變化。《清史稿·王騭傳》裡記載的王騭在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里，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創痍。自蕩平後，休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餘丁，不及他省一縣之眾」。趙文林、謝淑君所著《中國人口史》認為真實的數字並沒有這樣極端，有大量逃亡隱匿人口沒有被王騭統計出來。他估計說1626年，四川人口為三百五十六萬。到了三十多年後的1661年，人口還剩下九十五萬。也就是說，損失了四分之三。

極衰之世的大破壞，正是盛世出現的必要條件。中國傳統王朝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壓力，而大戰亂則為新王朝解脫了人口壓力，提供了興起的寬闊舞台。正是隋末戰爭導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拋荒，唐王朝才能實行均田制，給每個男丁發放一頃田地。戰亂導致的自然「土改」，同樣是漢初「招附流亡」、清初經濟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實上，在大動盪過去之後，新王朝只要能保證幾十年內不發生大的政治動亂，那麼並不需要它提出多麼高明的發展策略，只需無為而治，順勢而行，自然就會收穫一個豐盈的經濟自動恢復期。所以說，每一次盛世，都是對前一階段大災難大破壞的一種反彈、一種彌補。

第二，盛世的出現，得益於衰世提供的經驗教訓。

前代統治者倒行逆施的嚴重後果，給看夠了人間悲劇的後代統治集團以極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們，都非常善於從前人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

漢王朝建立之後，整個政治高層都在思考強秦何以暴亡。貞觀之治的出現，更要感謝隋煬帝這個「反面教員」。與此相似，清初的幾代帝王，也無不以晚明弊政作為自己施政之鏡鑒。明代後期帝王以好貨貪利聞名。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百姓剝削過甚。而清人入關之初，立即廢除明末「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鑒於明代教訓，清代統治者所定的賦稅水平為歷代最低，從康熙到乾隆，皇帝們都恪守「永不加賦」原則，怕重蹈晚明覆轍，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代後期帝王的懶惰登峰造極，萬曆更是創下二十年不上朝的歷史紀錄。而清代皇帝則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勤政的一個帝王群體，個個未明而起，勤奮不懈。有明一代朋黨之禍最烈，造成嚴重的政治腐敗。而從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持續不懈地大力打擊朋黨，使清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朋黨之禍最輕的時代。

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盛世，都是極衰之世付出高昂學費後考出的高分。

當然，付出了極衰之世的代價，並不見得肯定收穫盛世。事實上，盛世出現的條件遠比這個要苛刻。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所有的災難都能由進步來補償，更多的時候，災難換來的只是更大的災難。

司馬炎篡位不久，攻滅吳國，結束三國混戰歷史，晉武帝也成為繼秦始皇、漢高祖、漢光武帝之後，第四個一統全國的帝王。在統一之初，他積極進取，順應民意，減免徭役，一時「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隱隱然出現了「盛世」徵兆。如果他再加一把勁，一個大規模的盛世就會水到渠成。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備漢文帝和唐太宗那樣出眾的素質。晉武帝迅速陷入物質享受之中。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晉貴族文恬武嬉，大肆揮霍，興起了一股中國歷史上聞名的「比富風」。因此不出人們意料，武帝死後不久，西晉便陷入了混亂之中。

因此，盛世出現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中國歷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質超強的君主締造。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眾，二是要自制力超群。深宮之中，婦人之手，培養出這樣的人才並不容易。除去唐太宗算是半個開國之君外，漢文帝、漢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實在是中國帝王中的異數。

事實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強幹還不夠。盛世的出現，都是幾代人的接力努力達到的結果。中國盛世出現的規律是，一個英明強悍的開國帝王為新王朝立定規模，打下基礎。開國帝王去世後，往往會出現一個小小的磨合動盪調整期，再由另一個精明強幹的子孫打開王朝發展的瓶頸期，將王朝推上盛世。漢代劉邦開國，確立了清靜無為的治國思路，但也留下了諸侯分裂的政治隱患。劉邦去世後，出現了呂後、惠帝時期的動盪。直到文帝、景帝，一方面將「與民休息」的治國方略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打擊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勢力，消除了政治體制上的重大隱患，從而催生出武帝時代的極盛。唐代的盛世，經高祖、太宗開基立業，奠定基礎，再有高宗、武後、中宗、睿宗的短期動盪調整，直到玄宗時才達到高峰。清代的盛世，也是由多爾袞和順治打下基礎。而康熙繼位，解決了權臣和三藩這兩個發展的瓶頸問題，由此大清才走上盛世之路。

出現一個英明的帝王，在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是小概率事件，而連續幾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獎一樣難得，因此中國歷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難解釋了。

盛世難以出現，更難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結局也是衰世。

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漢武帝前期是漢代統治達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極盛之後，鞭撲天下過甚，很快導致了衰敗。晚年更是天下大亂，起義遍及關東地區，大者數千人，小群數百人，起義烈火幾乎葬送大漢王朝。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號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752年，也就是唐天寶十一年，唐代人口達到頂峰，達5200萬。但八年之後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萬。天寶年間最繁華的地區，從宜陽到武牢500里，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1000戶人家，「居無盡椽，人無煙爨，蕭條淒慘，獸游鬼哭」。王朝衰敗之迅速可以想見。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與全面腐敗更是只隔了瞬間。乾隆死前3年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清朝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從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當然是這些盛世的出現依賴的是人治。中國歷史上的幾大盛世，只在史書上留下了統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強大，卻沒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說，「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則其政舉，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幾千年間，中國專制制度的框架和運轉規則沒有根本的突破和進步。統治績效如何，更多地依賴於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沒有內外條件的嚴厲制約，個人的英明與自製無法抵制環境的縱容與腐蝕。由勝而驕，由勞而逸，是人性不變的規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與昏聵集於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為一體。他們既是輝煌成績的創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禍首。

西方歷史上沒有盛世這個詞，這並不是說其他國家歷史上沒有過輝煌的時代，在西方歷史上，它們往往被稱為「黃金時代」，比如大英帝國的「伊麗莎白時期」。與中國的盛世比起來，西方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則沒有這麼短命。

伊麗莎白時代與乾隆時代有許多巧合。伊麗莎白女王與乾隆同是25歲即位，與乾隆一樣，她也是一位理智又靈活的政治家。她即位之初，英格蘭內部因宗教分裂而處於混亂狀態，對外則面臨與法國的戰爭和與蘇格蘭及西班牙的緊張關係。她以高明的妥協策略使英國擺脫了宗教戰爭的陰影，又以靈活的外交與周圍大國周旋，結束了與法國的戰爭，為英國獲得了寶貴的發展時期。

伊麗莎白統治英國45年。她登基時英國還是個貧窮衰弱的二流小國，而當她逝世時，英國已經成為世界頭號海軍大國。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她是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王之一。她的統治期因此在英國歷史上被稱為「伊麗莎白時期」。

與中國的盛世不同的是，「黃金時代」之後，英國並沒有衰敗。「黃金時代」成了一個國家長久上升的起點，在那之後，英國國勢繼續蒸蒸日上，在隨後的幾百年間一直領先於世界。

原因是英國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隨著制度創新。一部英國政治史就是一部制度演進史，雖然英國社會始終存在種種無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於這種獨特的政治進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衝突都能夠得到及時的化解，英國也逐漸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力量。

通過對歷史的回顧，我們會很容易發現，重提「盛世」二字，許多時候已經不合時宜。

第一，中國歷史上，「盛世」兩個字叫得最響的時代，往往問題重重。

一個蒸蒸日上、富於自信的政權並不需要通過自我宣傳來為自己壯膽。相反，在一些有問題的時代，人們卻常常會高唱盛世的調子。

因為「盛世」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有力證明。歷經暴力奪權後，一個政權就需要以「養民」「牧民」的成績來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現，當然是統治成績的最佳證明。

在一個王朝埋頭開拓進取的過程之中，統治者們並不會經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於發現和解決問題。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從來沒有帝王和大臣自誇為盛世。相反，那些底氣不足的統治者卻常把「盛世」掛在嘴邊。宋高宗因動亂而幸得大寶，偷安一隅，大敵在側，卻無心進取。這種治績，無論如何與盛世不沾邊。然而宋高宗卻常常自詡為「中興」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勵下，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鋪天蓋地，應接不暇。他們說皇帝「於皇睿明，運符中興，綿於肅清，乾夷坤寧」。「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過於堯禹」。他們誇秦檜「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聖賢一出五百歲，開闢以來能幾人」。這些當初精心撰寫的諛詞，今天聽起來只是諷刺。

中國歷史上另一個「盛世」聲音叫得最響的時代是清代。眾所周知，清代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內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詔書中，連篇累牘的內容是宣傳大清政權的「深仁厚澤」。

但是，在整個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響的又是兩個特殊階段，一個是身背篡位惡名的雍正統治時期，另一個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經漸行漸遠之際。康熙時期，對盛世二字並不那麼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後，群臣請上尊號，康熙明智地拒絕了，他說：「賊雖已平，瘡痍未復，君臣宜加修省，恤兵養民，布宜德化，務以廉潔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正是這種難得的清醒，才有了以後一系列正確政策的出台。

第二，「盛世」是循環論的產物，而今天的中國歷史已經擺脫循環。「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與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多元交錯發展不同，中國歷史是一個封閉的自我線性循環體，其線性發展的規律是一治一亂，一盛一衰。《易經》說：「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無陂不平，無往不復」。就是說，凡事發展到頂點後，無不向反方面運動。這確實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運轉規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左傳》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國演義》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則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無一不證明著中國人治循環規律的牢不可破。在傳統政治中，一個社會如果達到了「盛世」階段，那麼就意味著眼前無路，只有持盈保泰一法，盡量推遲那不可避免的衰敗來臨了。

然而，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身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歷史的發展，已經從自身的一治一亂循環轉向與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國文明的視界，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並不是只有盛極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這一條路可走。

全球化使中國人有機會吸收和借鑒其他人類社會創造的政治文明成果。雖然中國自我運轉的規律仍然在深層次地起作用，但是無論是誰，都已經不希望中國再次回到盛極而衰的舊有軌道。正如梁啟超說：

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為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第八章 鴉片戰爭的種子

馬戛爾尼的出使使歐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不用武力，就無法打開中國的大門。因為禮貌和溝通對中國人來說不起任何作用。既然把中國人定義為半野蠻人，那就意味著中國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雖然並不主張馬上武力攻打中國，但馬戛爾尼也認為中國政府是應該被推翻的。

一 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1）

乾隆皇帝從小喜歡西洋玩具。

這個興趣顯然與父親有關。雍正以工作狂聞名於史，其實業餘時間也是一個相當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歡西洋玩意兒。現在故宮博物院裡還保留著他好幾張穿西裝、戴假髮的畫像，以及他玩過的大量西洋鐘表、望遠鏡甚至顯微鏡。

乾隆青出於藍，同樣領娛樂風氣之先。那些可以蹦出一隻小鳥或者走出一個小人報時的西洋鐘表，從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讓他驚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二月，皇帝傳旨兩廣總督李侍堯和粵海關提督李永標多進貢幾件鍍金洋景表亭，皇帝如此直接地向臣下索貢，有清一代並不多見。看得出皇帝確實是「喜歡得緊」。

不要以為閉關鎖國之下，清代的統治者與外界毫無接觸。事實上，巴黎或者倫敦流行的玩意兒，往往不久後就會隨商船或者傳教士傳入北京。歐洲最頂級的鐘錶師成天琢磨康乾時代中國皇帝的喜好。還有歐洲人不遠萬里，從歐洲運來機械設備，在廣州開辦了鐘錶工場，專為皇帝和貴族生產奢侈品。一些中國匠人也發揮中國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產品，並且惟妙惟肖。不過乾隆一眼就看出這些合資及仿冒品並非正宗，強調宮中所用必須是原裝進口貨：「從前進過竹葉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進鐘錶、洋漆器皿、金銀絲緞、氈毯等件，務要是在洋做者方可。」（《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

除了鐘錶外，皇帝還對西洋自動玩具著迷，特別是「機器人」和「機器動物」。宮中的西洋傳教士西澄元研製了一頭「自行獅子」，體量大小與真獅子無異，發條藏在獅子腹內，能行百步之遙。皇帝親自前來觀看，看著「自行獅子」昂首闊步向他走過來，大為開心。（《乾隆皇帝大傳》）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西洋器物引起了皇帝的興趣。皇帝對西洋樂器很好奇。他命傳教士魏繼晉與魯仲賢教小太監學習「大拉琴」（估計是大提琴）和「小拉琴」（小提琴），在宮中組織了一個包括了大小提琴、鋼琴、雙簧管、單簧管、吉他在內的西洋管絃樂隊，以便讓居於深宮的女眷們也領略一下異國風情。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皇帝接到了兩廣總督的一封緊急奏折。奏折說，有一個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國家，派人到廣州來送信，說打算要來朝貢天朝。

奏折後面還附上了翻譯成中文的英國「商業總管」「百靈」的「稟文」。

這封稟文極具「中國特色」，內容如下：

英吉利國總頭目官管理貿易事百靈謹呈天朝大人，恭請鈞安。我本國國王，管有呀蘭地嘧噸、佛蘭西、噯侖等三處地方，發船來廣貿易。聞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萬壽，本國未曾著人進京叩祝萬壽，我國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國王說稱：「懇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我本國的人來廣，與天朝的人貿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餉貨豐盈。」今本國王命本國官員公輔國大臣嗎嘎爾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賞見此人，我國王即十分歡喜，包管英吉利國人與天朝國人永遠相好。此人即日揚帆前往天津，帶有進貢貴重物件，內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難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損壞，並冀早日到京。另有差船護送同行。總求大人先代我國王奏明天朝大皇帝施恩，准此船到天津，或就近地方灣泊。我惟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壽綿長。（《掌故叢編》）

這封從天邊不知名國家寄來的信語氣真的極為「恭順」。你看，去年皇帝八十大壽，他們知道信兒晚了，沒趕上，他們國王居然就「心中十分不安」，因此就巴巴兒地趕著今年來給皇帝慶生日，如果皇帝肯賞臉見他，那麼他們國王就會「十分歡喜」，還「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壽綿長」，真是懂得禮數。皇帝閱後極為滿意。

不過，問題是，英吉利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在哪個方向？多遠多大？稟文中提到了「佛蘭西」，難道與傳教士提過的法蘭西有點關係？

皇帝命人搬來八年前調集中外所有博學者修訂的《大清一統志》。這本書中已經記載了中國人所知道的天底下所有國家。然而，從頭到尾翻了一遍，雖然找到了傳教士們常說的什麼法蘭西、意大利，卻沒找到英吉利三個字的影兒。

皇帝於是找來了宮中傳教士，詢問英吉利國是怎麼回事。傳教士們果然知道，告訴他，「該國即系紅毛國，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與法蘭西國及意大利國在同一個方向，也以製造器械見長。

皇帝十分高興。這既意味他將收到大批西洋貴重玩意兒，更意味著，大清國的屬國名單上，又將添上一個新的名字。

中國歷代，對屬國的數量多少都十分重視。

中國人想像的世界是，中國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四周國家環繞在中國周圍，都沉陷在野蠻愚昧之中。因此，中國願意懷柔遠人，向四周「傳播聲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將他們從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來。而四周明白事兒的夷人大都「傾心向化」，急切地想到中央王國來參觀學習，學習先進文化。

來了自然不能空手，他們帶著本國最好的土特產，恭恭敬敬獻給中國皇帝。這標誌著他們向先進文明的致禮，也標誌著對中華帝國的臣服。這些國家就叫朝貢國，又稱屬國。

「萬國來朝」「四夷賓服」向來是中央帝國統治成功的標誌。中華帝國的屬國越多，就證明帝國治理得越良好。中央王朝通過冊封，賜予四周小國以合法性地位。而中央王朝自身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小國的捧場來證明。歷代王朝都熱衷於展示自己的光榮偉大，以吸引周圍國家前來朝貢。

大清王朝的屬國數量自然也不少。因為中國與屬國的關係根本上是禮儀性的，中國是君，外國是臣，所以清代的外交分別由禮部和理藩部來劃片兒管理。東南及海上一片，如朝鮮、琉球、越南、南掌（即老撾）、暹羅（即泰國）、蘇祿、緬甸，以及西洋的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羅馬教皇廳（即意大利）等，歸禮部管。而歸理藩院管轄的，主要是西北陸上屬地及國家，比如哈薩克、尼泊爾、錫金、不丹和中國人一廂情願中的「屬國俄羅斯」等等。

一般來講，在進貢國名單上增加一個新名字絕非易事。除了千方百計遣使招徠，就要大動兵戈武力威服。大清屬國數量在乾隆年間增長最速，主要是因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擊敗準噶爾，這一戰使「哈薩克左右部、布魯特東西部、安集延、瑪爾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達克山、博羅爾、愛烏罕、奇齊玉斯、烏爾根齊諸部落」均「同屬內地」或者「列我藩服」。「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僕，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清史稿》）

而如今，既沒用大清帝國出兵，又沒有遣使，數萬里外大西洋上的從不知名的英吉利國就「遠慕聲教，傾心向化」，主動前來納貢。這難道不是中華帝國文化影響力的有力證明嗎？這難道不是大清盛世的最好註解嗎？這難道不是皇帝晚年遇到的一樁大喜事嗎？

何況這個新的「臣僕」將為皇帝貢獻許多奇珍異寶。那篇稟文裡不是說得很清楚嗎：「帶有進貢貴重物件，內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難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損壞，並冀早日到京。」

依慣例，海上達到的外國貢使一律由廣州上岸。皇帝回復兩廣總督，特別批准英吉利人破例由天津登陸：「閱其情詞極為恭順懇摯，自應准其所請，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誠。」（《清高宗實錄》）

其實英國人並非是中華帝國的陌生客人。他們來到中國海邊已經幾百年了。長期以來，他們一直是大清國最重要的外貿夥伴國之一。

自古以來，英國人就一直被東方這個神秘的大國所吸引。早在1497年，英國人卡波特就企圖打通前往中國的航路，可惜沒有成功。直到1635年，英國商船「倫敦」號抵達澳門，才標誌著中英交往的開始。

從那時起，中英間就建立起了貿易聯繫。不過當時的明朝官員並不知道這些外國人從何而來，看他們一樣是紅頭髮藍眼睛，以為他們是荷蘭人，所以將他們也稱作「紅毛番」。在中國人眼裡，荷蘭是當時海上最強的國家。

其實世界大勢早就發生了變化。16世紀末起，英國相續擊敗西班牙和荷蘭，實現了海上崛起。在中外貿易中，英國人同樣後來居上，很快就取代了荷蘭和西班牙，成為中外貿易的主力軍。中國茶葉風靡全球，主要就是英國商人的功勞。

雖然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人就開始種植茶樹，但直到16世紀中葉才為西方人所知。1606年，荷蘭人首次將茶葉輸往歐洲。然而在此後100餘年間，歐洲人並沒有對這種新飲料表現出多大的興趣。中英貿易興起後，經過英國商人的大力推介，茶葉逐漸成為歐洲人客廳裡的時尚，並且使越來越多的人著迷。從1685年到1759年，70多年間，英國從中國每年採購的茶葉數量從8萬多磅增長到269萬磅，增長了30多倍。茶葉也已經成了中國出口到歐洲的最大宗貨物，佔了歐洲人從中國採購商品量的一半以上。英國人因此成了對華貿易的絕對主力。1764年，歐洲運往中國的貨物總值為191萬兩白銀，而其中英國所運為121萬兩，占63.3%；而當年中國出口到歐洲的貨物總值為364萬兩白銀，英國人購買的為170萬兩，占46.7%。及至18世紀末，英國對中國的貿易輸入值已佔西方國家總值的90%左右，輸出值則占70%以上。英國早已經是中國第一大外貿出口國，也是第一大外貿進口國。（《閉關與開放，中國封建晚期對外關係研究》）

可是中國皇帝與中國政府對此一無所知。英國人仍然如明末一樣，與荷蘭人一直都被稱為「紅毛番」。對這兩種「紅毛」之間的關係如何，連與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國商人都十分模糊。以至於前幾年剛剛修訂的《大清一統志》，記載了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等國，卻竟然沒有這個最重要的外貿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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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皇帝何以閉目塞聽如此？

其實要怪乾隆皇帝晚年記性不好。對於這個英吉利國，他本來應該有印象的。

那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事。那一年夏天，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出現了一艘西洋三桅船。一個中文名叫「洪仁輝」的英國商人，自稱「英吉利四品官」，說有要事，要進京告御狀。

「英吉利四品官」的到來驚動了天津知府。充滿好奇心的知府靈毓來到洪仁輝船上，對這個金髮碧眼的洋人進行了拜會。洪仁輝操著流利的中文對他說，他們本來在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但是在貿易過程中，受了許多欺負，因此想找中國皇帝評評理。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沒出過的奇事。按理靈毓不應該允許這個不守規矩的夷人進入天津。但是頭腦靈活的他早就聽說過外國商人都很有錢，因此認為這是一個極好的發財機會。於是他對洪仁輝表示，聽了洪氏的講述，他十分同情。他會向上級匯報這件事，但是替一個外國人「越級上訪」，他要冒著被革職的風險。

所以，靈毓悄悄伸出5個手指頭。如果沒有5000兩白銀的好處，他不敢做這樣的事。

其實洋人洪仁輝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英國翻譯，根本不是什麼英吉利四品官。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從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翻譯。之所以自稱四品官，是因為他很清楚，一個普通的英國商人或者翻譯根本不可能見到中國的官員大人。雖然對中國官員的腐敗十分熟悉，洪氏還是覺得5000兩實在太多了。他與靈毓討價還價，最後談定的價格是2500塊西班牙銀圓，先交2000，事成之後再交500。

收受了沉甸甸的銀圓後，19日下午，靈毓允許洪氏的船由水路開到天津，並將洪仁輝安排在一座廟宇中住了7天。在這7天當中，洪仁輝的狀紙層層上交，被從天津送到了紫禁城，直達乾隆皇帝的御案。

洪仁輝的狀紙中，向皇帝敘述了他們幾十年來在對華貿易中遇到的許多困難。他說幾十年來，十三行制度一直像一個難受的枷鎖一樣困擾著他們。他說他們的貿易因此嚴重不平衡，很難直接瞭解中國老百姓真正需要什麼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國在廣州之外，再開一些貿易口岸。他還提出了以下具體要求：

我們要求我們所僱用的所有通事和買辦，不必向海關官員繳付規禮或經其認許。

我們控告設在我們商館與貨船之間的三個關卡的人員，他們曾向即將起航的商船諸多勒索，尤其是最後一個關卡的官吏，去年竟將「霍頓」號引水的執照扣留。

我們要求把我們稱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最近這種告示張貼在省城和城郊各地，致使我們在路上經常受到侮辱。政府不僅有責任保護我們，同時亦應保護和我們來往的商人、通事、買辦和僕役等。

我們控告我們商館附近的海關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為。約在兩個月前，他借口我們沒有向他鞠躬行禮，竟禁止我們在自己的艇上乘涼。我們要求命令他到我們的住所道歉，或將其解職。（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一 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2）

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讓英國人壯起膽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門呢？

原來，雖然與中國貿易多年，但英國人只到過中國的一個城市，那就是廣州。在廣州，他們也只到過一個地方，那就是「十三行」。

200多年前，那些萬里迢迢奔赴中國來的外商，雖然也腰纏萬貫，到了中國之後處境是今天難以想像的可憐：

他們只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許進入中國。來到廣州後，他們不能住到廣州城內，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內，而且沒事不允許外出。

除此之外，他們不許攜帶妻子一起來華，也不許找中國女人，只能幹熬著。他們不許與普通中國人交往。中國人一旦和他們聊聊天，就會被視為「漢奸」。

特別是，中國政府從來不屑於與他們直接打交道。中華帝國從來沒有過外交部，也沒有管理外貿的政府機關。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貿事務，都由「十三行」這個民間機構經手。

所謂「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國商人，專門負責與外國人做生意。外國商人到達中國後，所有的貨物都只能賣給十三行，不管他們給的價格比別人低多少。採購所有東西，都必須經過他們，不管他們如何提高價格，降低質量。外商在中國的所有行動，都要受十三行的監視約束，不得亂走一步，不得亂說一句話。如果他們在中國遇到什麼困難，對中國外貿政策有什麼不滿，不得直接與中國地方政府聯繫，只能通過十三行向政府提出請求，而中國政府對這些轉達來的請求大多數時候都不聞不問，不予理會。

所以，傳統時代來到中國的外國商人，不但不是貴賓，反而有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國自古以來的輕商觀念所致。中國人認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類之末，與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國的體面。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防範」意識。雖然樂於吸引外國人朝貢，但中國人的「華夷」觀念中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嚴華夷之防」。中華帝國需要的，主要是自我道德上的優越感，以及外夷精神上的服從，而不是從對外貿易中得到實惠。中國專制體制是有潔癖的，「裡通外國」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政治家加給對手的慣用罪名。中國這個攤子已經夠大了，如果不是鞏固國防的需要，往往並沒有擴張主義衝動。他們喜歡關起門來過日子，除了朝貢一途外，他們希望把外貿規模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內，並且給外國商人設置重重阻礙，以給自己的鐵打江山不添任何麻煩。

不但不希望外國人給帝國帶來麻煩，甚至那些從事海外貿易的中國人也被統治者所厭惡。乾隆皇帝即位後的第五年，‥wen ren sh□ w□‥發生了荷蘭人屠殺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華僑的「紅溪事件」，荷蘭士兵和暴徒開始瘋狂屠殺和洗劫巴達維亞華僑，縱火焚燬華僑住宅，屠殺持續了半個多月，一萬多名無辜華僑的鮮血染紅了巴城的溪流，故人們稱這次慘絕人寰的事件為「紅溪之役」。

翌年，福建巡撫將此事奏聞於朝廷。皇帝宣佈：「內地違旨不聽召回，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就是說，這些華僑本來是在國內不安分之人，違法私自出洋，被屠殺是自找倒霉。

在這種觀念和知識水平下，清王朝高層對於自己的外貿發展水平，外貿國的數目，外貿商品的變化一概漠不關心，因此也一無所知。

外商在中國居住，生活上的委屈與侮辱是顯而易見的。法國人拉佩魯斯1787年曾在廣東短暫停留，後來他寫道：「人們在歐洲喝的每一杯茶無不滲透著在廣東購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馬戛爾尼也表達了同樣的沮喪心情：「我們在廣東的代理商生活在一種屈從的狀態下，與這個所謂的文明國度不相稱。」

不過這不是主要問題。雖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國人還是對中國之行樂此不疲。原因很簡單，利潤。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從中國進口一磅茶葉，只要2個多先令，而在英國市面上，卻可以賣到14個多先令。為了利潤，老外可以把自己禁錮在十三行內，忍受寂寞，足不出戶；可以抑制性慾，做苦行僧。天朝上國的所有這些關於生活起居的規定，他們都可以一閉眼，忍了。

可是，還有比這些更難以讓他們忍受的：

因為對外貿易全部由廣州十三行壟斷，十三行就成了一個半官半商、不倫不類的機構。他們一手遮天，任意定價。他們充當著外國人與中國政府的中間人，在中國官員面前奴顏婢膝，唯唯諾諾，但對洋人卻耀武揚威、風光無限。外商居住廣州，一舉一動都要接受他們的監督和管理。不明白緣由的洋人，尊稱他們為「官」。海關官員每年都會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賄賂，而這些都如數轉嫁到外商頭上。這是讓洪仁輝們憋氣的原因之一。

而更讓他們痛苦的，則是中國官員們的勒索壓搾。

中國政府不屑於與外商發生關係，這是體制所決定。不過，中國官員對外商帶來的銀子卻無一例外非常感興趣。廣州海關是眾所周知的肥缺，由於缺乏制約機制，他們擁有極為廣泛的權利和毫無節制的貪慾。腰裡裝滿銀子又無法與正常中國社會發生聯繫的外商，在中國官員眼中就是一個個待宰的肥羊，無論他們怎麼樣痛宰，外國人都無法發出聲音。廣州海關的貪污腐敗，在全國幾乎是公開的秘密。歷史上中國海關的關稅水平一直不高，然而名目繁多的「計劃外稅收」卻讓外商難以承受。中國官員在貿易過程中，隨意制定各種「陋規」，其數量遠遠超過了「正稅」。各項明裡暗裡的費用加在一起，有時高達進口貨物的20%。

根據尤拔世《粵海關改正歸公規例冊》記載，雍正年間到廣州經商的洋船，每條船送給粵海關衙門的陋規多達68種名目，總計1950兩白銀。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初四，奉旨查辦廣州海關的新柱在奏折中向皇帝列舉了粵海關對外商收的種種「陋規」。

外商船舶到達中國後，要想上岸，要給各級官員交納以下禮金：

丈量洋船收火足僱船銀三十二兩；

官禮銀六百兩（法蘭西加一百兩，蘇喇減一百兩）；

通事禮銀一百兩；

管事家人丈量開艙禮銀四十八兩，小包四兩；

庫房規禮銀一百二十兩，貼寫十兩，小包四兩；

稿房規禮銀一百一十二兩，掌按貼寫四兩，小包二兩八錢（內八錢掌按小包）；

單房規禮銀二十四兩，貼寫二兩，小包一兩；

船房丈量規禮銀二十四兩，小包一兩；

總巡館丈量樓梯銀六錢，又規銀一兩；

東炮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西炮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黃埔口收銀五兩，小包七錢二分；

虎門口收銀五兩，小包一兩三錢二分；

押船家人銀八兩；

四班頭役銀八兩三錢二分；

庫房照鈔銀每兩收銀一錢；

算房照鈔銀每兩收銀二分。

在中國採購貨物，想要離港，要交納：

管事家人收驗艙放關禮銀四十八兩，小包四兩；

庫房收禮銀一百二十兩，貼寫二十四兩，小包四兩；

稿房收禮銀一百一十二兩，貼寫二十四小兩，小包二兩；

稿房收領牌銀一兩，小包二錢；

承發房收禮銀四十兩，小包一兩四錢四分；

單房收禮銀二十四兩，貼寫八兩，小包一兩；

船房收禮銀二十四兩，貼寫八兩，小包一兩；

票房收禮銀二十四兩，貼寫六兩，小包一兩；

算房收禮銀一兩，小包五錢；

柬房收禮銀十六兩，貼寫一兩五錢，小包七錢二分；

簽押官收禮銀四兩，小包二錢；

押船家人收銀八兩；

總巡館水手收銀一兩；

虎門口收銀五兩，小包一兩三錢二分；

東炮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西炮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黃埔口收銀五兩，小包七錢二分。（《新柱等奏各關口規禮名色請刪改載於則例內折》，見《史料旬刊》）

這張清單是新柱簡單調查後所列，而實際所收的，遠比這些還要多。

廣州海關之所以可以如此明目張膽地勒索外商，原因很簡單，一是他們有壟斷權，外商必須通過廣州一地進行貿易。二是外商沒有申訴權。中國政府規定外商不得直接與中國政府發生關係，只能通過十三行代轉，這實際上就取消了外國人反映問題的權力。

數十年來，英國一直在想辦法突破十三行的控制。

事實上，前兩年，一貫敢於冒險的英國人曾經嘗試過到中國別的地方開展貿易。

康熙年間，大清王朝結束海禁，開放對外貿易，在廣州黃埔、福建廈門、浙江寧波和江蘇雲台山設立了四個外貿口岸。不過，外國人還是按明末慣例，只在廣州貿易。寧波等港口作為開放港之一，很少有外國商船登陸的紀錄，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實在受不了廣州海關和十三行的種種限制剋扣，壯著膽子，北上寧波直接採購茶葉和絲綢。

多年沒見到外國人的寧波官員和商人對洪仁輝等人很熱情，採購進行得很順利。「洪仁輝船長和他的水手們抵達寧波，並受到熱烈歡迎。回國時，洪仁輝船長帶回了滿艙的中國貨物。」在寧波採購的茶葉比在廣州買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國貨在寧波也很受歡迎。在這個成功的開始後，英國商人來寧波越來越頻繁。

然而兩年過後，風雲突變。「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當他（洪仁輝）再次到達寧波時，中國人先讓他等著，然後沒收了他半船的貨物，並不做任何解釋就收繳了船上的所有火炮。」（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原來，頻繁到達的英國船隻讓地方官很不安。他們上報了皇帝。

乾隆皇帝立刻警惕起來。

乾隆皇帝治理天下的秘訣就是收緊韁繩，強化控制。在他眼裡，任何民間的自發性和主動性都是危險的。整個社會的每一個分子，都要歸攏到政權的羅網之內〔uu158小說網·www.uu158.com〕。大清王朝的千秋萬代，固若金湯，是他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本出發點。雖然重新啟用寧波等港口，會給浙江經濟帶來推動，但是卻給帝國的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煩。多開一個通商口岸，就讓百姓多了一個裡通外國的窗口。所以經過權衡，皇帝向地方官員下達諭旨：

向來洋船進口，俱由廣東之澳門等處，其至浙江之寧波者甚少……於此復又多一市場，恐積久留居內者益眾。海濱要地，殊非防微杜漸之道……蓋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從中取利，往往有私為招致者。此輩因緣覓利無有已時；即巡邏兵役人等，亦樂於夷船進口抽肥獲利。在此時固不過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誠恐別滋事端，尤當時加體察。（《清高宗實錄》）

皇帝發出諭旨，規定對外貿易依舊只能在廣州進行。

剛剛從直接貿易中嘗到甜頭的英國人卻不想再回頭，對於英國人來說，這個好不容易取得的突破對他們實在太重要了。

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兩年，英國人發明了飛梭，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國人又發明了新式紡車，紡織業異軍突起，帶領整個工業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機器的大量採用，促使格拉斯哥大學的技師詹姆斯·瓦特開始改進紐科門的蒸汽機，使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擺脫了對畜力、風力和水力由來已久的依賴。而在這一年，乾隆進行了第三次南巡。

工業革命使英國迅速強大起來，英國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製造出來的大量產品賣到全世界。從1698年至1775年，英國的進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長到500%至600%之間。因為國民的普遍富裕，英國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大量的中國茶葉。而英國人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急於把自己生產的紡織品、鋼鐵產品及其他工業製成品賣到中國。（《全球通史》）

由於十三行的限制，多年來中英貿易處於嚴重不平衡狀態。茶葉越來越成為歐洲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物品，但問題是，貿易的本質是交換。用什麼來換取中國的茶葉？這是一個讓英國人極為頭痛的問題。英國本土出產的商品，很少能通過十三行在中國打開銷路。從1786年到1829年，英國人八次把棉紡織品運到廣州，結果都銷路不佳。1821年那次英國商人帶來英花呢4509匹，剪絨與天鵝絨416匹，在廣州市場上拍賣脫手，結果賠本60%。（《林則徐「禁煙運動」新評》）

英國可以為中國皇室提供一些奢侈品，但市場需要量畢竟很少。除了在蘇、浙一帶棉花歉收時賣一點印度棉花外，英國人竟然找不到能賣給中國的東西。因此，英國人只能用現銀來買中國茶葉。當時來廣東的英國商船，船上只有10%是貨物，另外90%以上都是現銀。所以在中英貿易中，英國是連年絕對的逆差。從18世紀中葉起，白銀一直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這樣巨大的貿易赤字他們實在承受不了。他們急切地想繞開十三行，親自深入中國市場，瞭解中國老百姓到底需要什麼。他們不相信，在全世界都受歡迎的「英國製造」，在中國會打不開銷路。

因此，在寧波貿易的嘗試被阻止後，生性不那麼馴服的英國人實在忍不住了。他們選擇了派洪仁輝向中國皇帝控訴他們的「委屈」，並直接提出多口通商這個鋌而走險的要求。他們認為，中國皇帝是通情達理的，只不過多年來一直被廣州海關所欺騙，不瞭解中外貿易中的種種實情。如果他們找到渠道把真實情況反映到皇帝那裡，皇帝派人一調查，一切都會真相大白，因為廣州海關的貪腐幾乎是公開的秘密。英明的中國皇帝也許因此而徹底改革這種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十分不合理的外貿體制。

在天津等了7天，直到7月28日晚6時，洪仁輝終於等來了一名官員。他告訴洪仁輝，乾隆皇帝已經讀了他的狀紙。並且要他返回廣州，聽候皇帝派的專員在廣州審理此事。

英國人的目的似乎達到了。讀了這道狀紙，乾隆大為光火。在與外國人的交往中，政治永遠壓倒經濟，天朝上國的體面是第一位的。如今海關官員貪污腐敗到逼得外國人沿海直抵京畿，鬧嚷嚷來告御狀，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沒有過的事情。

皇帝批示，涉外事件，必須高度重視。「事涉外夷，關係國體，務須徹底根究，以彰天朝憲典。」

為了徹查此事，皇帝命福建將軍新柱、兩廣總督李侍堯審理此案。

洪仁輝暗自得意。中英貿易中積累了幾十年的問題，終於有機會解決了。他將要成為英國外貿界的英雄人物。

兩廣總督李侍堯向以「能員」「幹練」聞名。他的最大特點是能洞悉皇帝旨意中每一個字背後的意義。

此案事實清楚，並不需要太複雜的調查取證過程。廣州海關的貪污事實很快被送達皇帝面前。據1759年新柱、李侍堯向皇帝匯報說，外商所述基本屬實：「外洋番船進口，自官禮銀起，至書吏、家人、通事、頭役止，其規禮：火足、開艙、押船、丈量、貼寫、小包等名色共38條。頭緒紊如，實屬冗難。」

李侍堯很快就做出了判決：

一是懲處腐敗。以「失察」為名，將粵海關監督李永標革職查辦；參與貪污勒索的粵海關役吏「杖流科罰」。

二是免除部分陋規。但是由於大部分陋規實際上是政府的半合法收入，故此將這部分合法化。「規禮名目，一概刪除，合併核算。」

三是同意英國人提出的一個小小要求，就是帶來的自己消費的食品和生活日用品免稅。「番商食用所需，已征進口，所有出口稅銀，准予豁免。」

這三點都是英國人的要求。

接下來的判決，就大出英國人的意料了：

一是英國商人提出多口自由通商等從根本上改革中國外貿制度的要求被斬釘截鐵地駁回，告以中華體制，不可變更。

二是處理「漢奸」。在派遣新柱、李侍堯處理此案時，皇帝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天朝向來嚴格控制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以防他們對中國內政有所瞭解。如今外國人直接闖到天津大沽來告御狀，顯然是有中國人在背後給出主意，至少也是顧問。要不然，外國人怎麼會對告御狀這麼門兒清？此事必須查清楚。

因此，李侍堯在調查廣州海關的同時，倒將更多的精力用於調查到底哪些中國人在英國人告狀過程中提供了幫助。

經過細緻調查，兩個人物被確認與此事件有關，一是執筆請願書的四川人劉亞匾，一是與洪仁輝有密切交易關係的安徽商人汪聖儀父子。

皇帝命令，將替英國人寫狀子的劉亞匾砍頭。汪聖儀依照「交結外夷罪」，被處以杖六十、徙一年的刑罰，以為其他敢於交通外國人的華人戒。

三是將敢於北上告御狀的英國人洪仁輝抓起來，以「勾結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圖違例別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門圈禁三年，期滿後驅逐出境」。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方式。中國政府處理民眾上訪，一直是這樣的思路：一方面，懲戒不法官員；→文□人·□·書·□·屋←另一方面，對於上訪者也絕不給好臉子，以免鼓勵這種歪風。所有帶頭上訪者，不管有理沒理，最後從來沒有好下場。

出了這樣的事，皇帝認為是對外國人管理不嚴所致，他命令兩廣總督重新研究制定對外國人的管理辦法。李侍堯精心制定了《防範夷商規條》，上報皇帝，立刻得到了批准。

這些規定有的是新訂，有的是重申，具體內容如下：

按中國政府的規定，外商只能在每年五月份到十月份間這個貿易期內可以在中國廣州停留進行貿易，其他時間必須回國，或者居於澳門，絕不許在廣州過冬。

在廣州期間，他們不許到外面租房住。所有已租房屋，必須退回。「十三行街」兩邊都要派人嚴守，禁止外國人隨意出入。外國人只能在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次，由中國商人組織，外出到指定地方參觀學習一次。

外商不得任意與中國人交往，中國人也不許為外商提供信息。以前外商經常僱用中國人到浙江等地打聽各種物價高低，民間俗稱為「千里馬」。中國政府得知後嚴厲禁止，一旦發現，則嚴拿究治。

外商除了「通事」和「買辦」外，不得僱用其他中國人為他們服務。英國人說，「他們只能在地方官員佯作不知情的情況下才能僱用僕役」。

外商無事不許出門閒遊，不能到廣州城內觀光，不得在江中划船取樂。

外商不得在中國進行板球、足球等體育活動。

外商出門，只能步行，不許坐轎。

外商不得學習漢語。劉亞匾被處死的罪名之一，就是教授夷人讀書。（直至嘉慶年間的1807年，英籍教士馬禮遜到廣州學習漢語，還要遮住房間燈光，以保護他的中文教師。）

規定還重申，外商不許帶老婆來中國。因為番婦袒胸露臂，有傷風化。另外，中國政府一貫不歡迎外國人在中國久住。如果攜帶妻兒老小一同住在中國，很容易樂不思蜀，歡送不走，平添不安定因素。

洪仁輝做夢也沒想到，他自以為將留為後世傳奇的上訪就落得了這樣的下場。外國商人的受約束狀態進一步加劇，而他自己更是被關在澳門的囚牢裡，苦苦熬了三年。天朝聲威不可挑戰，東印度公司的同仁們想盡了辦法，也無濟於事，只好任他一個人在中國人的監管下受苦。洪仁輝在寫給英國同行的信中說：「我被關在一幢像籠子似的四間小房子裡，全部門和窗都上鎖，每晚七時，敲過鑼和竹筒四五聲後，即行上鎖。早晨六時才開啟，有兩個人睡在室內，防我逃走。」

在另一封信裡，他可憐巴巴地說：「我的腳浮腫很厲害，我不得不穿一雙大鞋，在腳跟的三四英吋以上有色腫紋，在伸腳時非常疼痛，希望醫生給一些藥物治療……」（《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這就是中國和英國第一次交往的結果。

經過這次挫折，英國政府決定，必須派出使團，直接與中國政府建立聯繫，否則中英間的貿易問題永遠無法解決。因此才有了開頭的那篇稟文。

事實上，早在明朝萬曆十一年（1583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就懷抱著種種夢想，給中國皇帝寫過一封小心翼翼的信，派遣商人紐伯萊送往中國，不幸的是，這封信在中途被葡萄牙人截獲。

英國人無可奈何。那時的英國還是歐洲二流小國，只能任憑葡萄牙的欺負。

如今是今非昔比了。從萬曆十一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二百多年的時間裡，英國已經從一個無名小國崛起成為頭號強國。1588年，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邁出了崛起的第一步。其後的英國革命結出了憲政之果，使英國率先在人類社會建立起了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憲政制度調動起了英國全國的活力。1652年到1674年間，英國連續多次打敗了荷蘭，將今天的美國徹底劃入其殖民圈。1756年到1763年，通過七年戰爭，英國又徹底打敗法國，將印度和加拿大歸於自己的統治，成為海上霸主。此時的英國早已稱雄歐洲，海外殖民地遍及全球。他們稱自己為「世上最強大的國家」。雖然一個是小小三島，另一個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一個人口只有八百萬，另一個人口多達三億。但國勢蒸蒸日上的英國人卻認為他們有充分的底氣來與東方巨人握握手了。

使團的團長是國王的親戚、著名外交家馬戛爾尼勳爵。這個使團規模十分龐大，成員多達七百人，這些人包括了外交官、學者、醫師、畫家、樂師、技師和僕役，當然還有水手和士兵。這個使團不但是到那時為止的英國歷史上規模最龐大的，甚至也創下了歐洲歷史的紀錄。

使團的使命是與中國建立有史以來第一個正式的外交關係。英國人希望在中國設立大使館，與中國互派大使。希望與中國簽訂一個外交條約，建立穩定的外交關係。

當然，英國最迫切的目標是促使中國政府改革外貿體制，允許英國商人自由貿易，以減輕中國官員對外商的剝削和刁難。除此之外，他們還有更大的胃口，他們還打算勸說中國開闢新的、更方便的港口來進行貿易，比如寧波和天津。如果一切順利，他們還打算提出一個他們自己也感覺有點過分的要求：給英國人提供一個小島，讓英國商人堆放貨物，並長年居住。此外，還有一個不是最重要的，卻為全體歐洲人所關心的任務：「在不引起中國人懷疑的條件下，使團應該什麼都看看，並對中國的實力做出準確的估計。」（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馬戛爾尼使團分乘安裝了六十四門火炮的戰艦「獅子」號、巨大的三桅船「印度斯坦」號和一艘小型護衛艦「豺狼」號，從英國南部的樸茨茅斯港乘早潮出發了。

為了敲開中國的大門，英國人確實動足了腦筋。

多年來與中國官員打交道，使他們深知中國政府的驕傲自大和剛愎自用。他們知道，如果以外交談判的架勢前往中國，很可能被拒之門外。所以他們找了一個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向乾隆皇帝祝壽。當官不打送禮的，給皇帝拜壽，應該會受到皇帝的親自接見吧。

因此剛剛接到任命通知後，馬戛爾尼就向英國外交大臣提出：「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要先行通知特使行將到來，特別要發出聲明，保證此行的目的不是強求改正過去所受的委屈，只是代表國王參加向皇帝祝賀八十大壽的慶典，並附帶談一下兩國以後貿易的互利問題。」

對於使團的規模和座艦，英國人也是精心考慮。馬戛爾尼認為，要使中國對英國重視起來，必須使使團的外表令人注目。「對付一個如此驕傲的朝廷，它對西方國家的力量與重要性無知，而堅持東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須給予皇帝及其大臣以莊嚴華麗的印象。」（《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所以他特意安排以兵艦作為大使座艦，並派輕裝步兵和野戰炮上船以作檢閱之用，以直接展示英國軍力。

在準備禮品過程中，他們更是費盡了苦心。他們知道，乾隆皇帝是一個喜歡西洋物品的人。他們也知道，其他歐洲國家的天主教士已經向中國傳播了一些歐洲的科技產品。不過那都是一百年前的技術了。「天主教傳教士未能把我們最現代的機器展示給中國人。把我們最新的發明如：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介紹給中國人，準會讓這個好奇而靈巧的民族高興的。」（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他們要選擇那些最能體現歐洲技術進步的產品，準備讓中國人大吃一驚。

他們帶上了他們所能想到的所有好東西：天體運行儀、地球儀、赫歇耳望遠鏡、帕克透鏡、氣壓計等科學儀器；還有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和織布機等工業機器；也有吊燈、座鐘、機織布料、韋奇伍德瓷器、帶有減震裝置的馬車、用特種鋼製作的刀劍等生活用品；也還有榴彈炮、迫擊炮、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等先進武器和裝備有一百一十門火炮的巨型戰艦「君王」號艦艇模型；另外還準備進行機械和光學示範以及熱氣球和復滑車表演，也準備進行陸軍、炮兵表演和銅管樂隊的演奏。

他們甚至還帶去了一個熱氣球駕駛員，如果皇帝感興趣，可以坐著英國的熱氣球到天上轉一圈。那樣，他就成為東半球第一個飛上天空的人。英國人充分相信，這些全人類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會讓中國皇帝大開眼界，對歐洲人刮目相看。因為他們通過貿易深知，中國的工業還停留在中世紀時代，與英國的差距實在是不可以道里計。

英國人判斷得很準。乾隆皇帝被這些還沒有到來的禮品吊足了胃口。早在英國人到來前幾個月，皇帝就已經降旨給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等沿海幾省最高長官，命他們無論何時遇到英國船隻，都要馬上穩妥地護送進京，不得遲誤：「海洋風帆無定，或於浙閩江蘇山東等處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該督撫等如遇該國貢船到口，即將該貢使及貢物等項派委要員迅速護送進京，毋得稍有遲誤。」

對於使團船隻到天津之後的搬運問題，皇帝想得也很周到。他提前吩咐：「該貢船到達天津時，若大船難於進（海）口，著穆騰額預備小船，即將貢物撥運起岸，並派員同貢使先行進京。不可因大船難以進口，守候需時，致有耽延也。將此傳諭各督撫知之。」

皇帝的心急火燎一目瞭然。

經過九個月的行駛，英國使團終於抵達了中國。1793年7月26日，他們抵達天津大沽口外。兩位中國官員登上了「獅子」號。寒暄過後，他們開門見山地詢問起「貢品」情況：「中國官員對於特使攜帶的禮品更是關心，正式請求先將禮品單送呈皇帝閱覽。這項請求自始至終是中國方面所最關心的問題。所有同使節團沿途接觸過的中國官員以及在廣州同東印度公司代理人方面接觸的中國駐廣東官員無不提出這一個問題，足見他們對攜帶的禮品是如何的重視。」（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並不是他們重視，而是他們知道皇帝心急。

如他們所願，英國人提交了「貢品」名單和詳細的說明。它們被迅速轉交給了皇帝。

英國人到達北京時，皇帝正在承德。他的八十三歲生日將在這裡舉行。皇帝命人將運到北京的英國禮品畫出圖樣，飛馬送到承德供他觀覽。由於一些禮品太大，運輸到承德可能損壞，皇帝特意指示，比較大的八件禮品在北京安裝，其餘那些，隨「貢使」一起運到承德，讓他先睹為快。

皇帝在承德等了幾天，禮品圖樣一直沒有送到，這引來性急的老皇帝一通訓斥：

貢使於十七日到園，距今已有六日。今日本報到來，朕以金簡等必將如何裝飾，及西洋人並首領太監在旁觀看，是否得其安裝方法，大概情形分晰附本報具奏，乃竟無一言奏及，殊為不解！……金簡、伊齡阿、徵俱著傳旨申飭……仍著金簡遵照昨降諭旨，逐一開具尺寸清單，一併迅速具奏，勿再遲延干咎。（《乾隆上諭檔》）

皇帝對禮品的關注顯然是一個鼓舞人心的消息，英國人把這個理解成對英帝國的重視。與此同時，皇帝在使團北上的一路上又下達了大量指示，指示地方官員對英國人給予最高標準的禮遇。這使英國人認為，這意味著中國人充分認識到了英國在世界上的份量。使團很有可能順利完成使命，開闢中英貿易的坦途。

兩個國家彼此的柔情蜜意一直持續到使團到達承德。

就是在這裡，雙方發生了第一次不愉快。原因是中國官員提出，馬戛爾尼覲見皇帝時，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這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使節大吃一驚，他立馬拒絕了這一要求。

誤會從一開始就產生了。英國人採取了祝賀生日的偽裝，而這很容易被中國人理解為稱臣納貢。而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環節，加重了這個誤會。

傳統中國對翻譯的要求不僅僅是「準確」，那些對皇帝心思揣摩得十分透徹的中國翻譯深知怎麼樣才能得到皇帝的歡心。所以在翻譯時，他們往往將外國來文的語氣加工得十分「恭順」。前面提到的那篇皇帝讀後認為情詞極為恭順的「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壽綿長」的呈文，其實原文並不怎麼恭順，翻譯們卻在漢文中添加了「謹呈天朝大人，恭請鈞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壽綿長」等原文中根本沒有的「慣用語」。同樣，英國國書經過中國翻譯加工後，也味道大變。

國書的原文是這樣的：

英王陛下奉天承運，事事以仁慈為懷，踐祚以後，除隨時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進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並在可能範圍內設法促使全人類同受其惠。在這種崇高精神的指導下，英國的軍事威力雖然遠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勝利之後，英王陛下對於戰敗的敵人也在最公平的條件下給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進自己臣民的繁榮幸福外，陛下也曾幾次派遣本國最優秀學者組織遠航旅行，作地理上的發現和探討。此種舉動絕非謀求擴充本國已經足以滿足一切需要的非常廣大的領土，亦非謀求獲取國外財富，甚至並非謀求有益本國臣民的對外商業。陛下志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出產，向落後地方交流技術及生活福利的知識，增進整個人類世界的知識水平。

改頭換面之下，就成了如下內容：

咭唎國王熱沃爾日敬奏中國大皇帝萬萬歲。熱沃爾日第三世蒙天主恩，咭唎國大紅毛及佛郎西依拜爾呢雅國王海主恭惟大皇帝萬萬歲，應該坐殿萬萬年。本國知道中國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裡長把天下的事情、各處的人民時時照管，不但中國的地方，連外國的地方都要保護他，他們又都心裡悅服，內外安寧。各國所有各樣學問各樣技藝，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們，叫他們盡心出力，又能長進生發、變通精妙。本國早有心要差人來，皆因本境周圍地方俱不平安，耽擱多時。如今把四面的仇敵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處，並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國土，自己的國土也夠了；也不是為貪圖買賣便宜，但為著要見識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處，各處事情物件可以彼此通融，別國的好處我們能得著，我們的好處別國也能行著。恐各處地方我們有知道不全的，也有全不知道的，從前的想頭要知道，如今蒙天主的恩可辦成了。要把各處禽獸草木土物各件都要知道，要把四方十界的物件各國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是以長想著要將各國的風俗禮法明白了。如今聞得各處只有中國大皇帝管的地方風俗禮法比別處更高，至精至妙，實在是頭一處，各處也都讚美心服的，故此越發想念著來向化輸誠。

翻譯們自作主張，讓英國國王在信中歡呼中國「大皇帝萬萬歲，應該坐殿萬萬年」，又刪去信中英王說他自己「仁慈為懷」，關注臣民與全人類的幸福，及其軍事威力強大，「遠及世界各方」，對戰敗的敵人，「在最公平的條件下，給以同享和平的幸福」等語，反而把這樣內容加在乾隆身上，改寫成英王讚揚乾隆「大皇帝心裡常把天下的事情、各處的人民時時照管」，不論中國人或外國人，大皇帝「恩典」，「都要保護」。

讀了這樣的譯文，能不認為英國人是前來進貢的嗎？

「平等精神」和「等級觀念」，這是英國人和中國人的矛盾焦點所在。在英國人眼裡，他們對中國進行的是一次平等的友好訪問。而在中國人眼裡，國際關係中根本沒有平等二字。凡是到中國來者，都是向中國表達順從。中國人處理國內事務時，以等級制度為原則來獲得秩序。他們處理外交事務時，也依然如此。朝貢體系的核心精神是等級制度，是基於文明不平等而產生的政治不平等。

而馬戛爾尼的頭腦中，文明國家的外交是平等的。英國人是以英國紳士的姿態，挺著腰板來到中國的。航行幾萬里，只為了給中國皇帝磕個頭，這對英國人來說是不可想像的。馬戛爾尼使團的目的是「為了使整個東方向英國開放貿易，並使英中關係建立在條約的基礎上」。那個時代英國人頭腦裡裝著的是歐洲社會流行的啟蒙運動的信念，那就是外交是為經濟利益服務的，而擴大國際貿易對全世界都有益。歐洲人的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可以擴大生產，互通有無，提高就業水平，改善人類整體的福利。在起程之前，馬戛爾尼說過這樣慷慨激昂的話：「要使人類的知識更趨完善，不顧我們天性裡的缺陷去建設一個幸福的社會，這就不光需要我們同中華帝國間建立起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關係。」這是典型的啟蒙時代的話語。

因此，英國人說：「在地球上我們必須渴求的唯一東西是貿易自由。我們比地球上其他商業國家擁有更多的工業、更多的首創精神和更多的資本，除了開拓市場我們別無所求，讓我們忠實地與對手開展競爭吧。」正是在這種信念下，馬戛爾尼被授權向乾隆表述說「大英帝國除了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外別無所求」。（《中英通使二百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一 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3）

然而，在乾隆時代，這是中國人根本無法理解的觀點。中國人的財富觀是靜態的，他們不相信貿易會增加整個人類的財富。在西方人眼中，利潤是壓倒一切的。而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利潤從來不屑一顧。在中國人眼裡，天朝的尊嚴是至高無上的。英國人不太理解中國人為什麼如此在乎那個三跪九叩之禮，而中國人也實在不能理解英國人為什麼拒絕做這個並不難學會的動作。兩個民族的思維，實在是大相逕庭。

英國人拒絕行禮的消息震動了整個中國朝野。中國朝廷的臉色立刻由晴轉陰。

英國人記述道，他們會見和砷談判覲見禮儀時，遇到了一副陰沉的臉色：「和中堂接見公使的時候坐在正中一個鋪著綢的高椅上，兩旁有四個大臣。」「他們見了我們也不起立，態度冷漠，語氣傲慢專橫。」英國人感覺和砷故意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勢：「為了表示國家的尊嚴，他們似乎決心避免以平等的精神回答特使的敬意。」（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關於在此之後的爭執的記載，已經汗牛充棟，沒有必要在此羅列。事情的結局眾所周知：因為英國人拒絕行禮，整個中華帝國都極為不悅。最後雙方各退一步，英國人同意單膝跪地，隨眾俯首，中國人也不再勉強他們非要把頭碰在地上。晉見因此勉強得以舉行。

不過從此之後，中國人對英國人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餐桌上的菜少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也不再可口。其他豐富的供給也減量一半，甚至英國人所住的賓館檔次也降低了一格。中國官員的臉色冷淡下去。一切都表明，這個帝國感覺自己受到了侮辱。

但是，不論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都是實力論者。他們都十分清楚，國家的實力主要建立在軍事及物質基礎之上。因此，英國人對於此行還抱有希望。他們認為，皇帝看到那些代表英國國力的禮品後，會改變對英國人的態度。

確實，英國人的倨傲並沒有影響皇帝對英國禮品的關注。

皇帝首先看到的是運到承德的體積較小的禮品，內容如下：

二百匹呢料，兩台大望遠鏡，兩支氣槍，兩支漂亮的獵槍，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嵌銀；二對加長了像步槍的馬槍（可一次連射八發子彈）；兩箱愛爾蘭特產波紋絹，每箱裝七匹；兩箱高級英國手制華貴地毯。還有一大批英國貴族和名人的肖像。

皇帝細細觀看了這些「貢物」，不過略感失望。皇帝期望的是看到「自行人」「機器狗」那樣匪夷所思、巧奪天工的玩具。他並不需要呢料，在他的印象中，英國的呢子除了做帽子外別無用處，而他並不需要那麼多帽子。至於槍械他也應有盡有。老人戀舊，雖然這些英國槍支做工很別緻，但他用不太習慣，況且大生日的舞刀弄槍不太適合，所以他也沒有試用。至於「千里鏡」，在康熙年間就傳到過中國。這兩架大的望遠鏡他看了半天，除了別的望遠鏡是從正面看，這是從旁邊看，似乎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事實上，只有專業人員才能明白赫歇耳望遠鏡與普通望遠鏡的本質區別，而中國並無這樣的人才。英國人在寫禮品清單時，十分強調這架望遠鏡的特殊之處，還特意強調了它是大科學家牛頓所發明。可是英國人的一片苦心白費了。在翻譯時，翻譯圖省事，語焉不詳，而且漏掉了牛頓的名字。

這些東西讓皇帝興趣索然。

真正讓皇帝感興趣的是其中的印刷品，喜歡繪畫的皇帝承認這批畫作確實十分精美。留在圓明園沒有北上的巴羅寫道：「（這批印刷品）主要是英國貴族和名人的肖像。為了易於接受，用黃色的摩洛哥革裝訂成三冊。皇帝對這批肖像極其歡喜，派飛騎來到圓明園，（向英國畫家）索要每一個人的姓名、爵位和官銜，並將其譯成滿文和中文。」

看過之後，皇帝命人把這些貢品擺在澹泊敬誠殿前，供中國百官觀賞。

雖然對這些小件禮品有些失望，不過對於那些留在北京的大件，皇帝還是充滿期待。畢竟，這些東西用了三千人才運到，光安裝調試花了二十多天的時間，其新奇巧妙，應該可想而知。

為了早點見到這批禮品，皇帝取消了每年生日之後都要舉行的狩獵活動，提前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後，皇帝沒有進城，而是直接去圓明園看貢品。因為馬戛爾尼不願在他面前下跪，所以他沒法叫馬氏陪同講解：「皇帝一到圓明園，便前來觀看禮品——這是當時在場的丁維提告訴我們的。他寧願表現出這一合乎情理的好奇姿態，因為他知道馬戛爾尼不會來向他誇耀這些『貢品』。特使只是在第二天才獲悉皇帝參觀的事。」

然而皇帝的反應大出英國人的意料之外。英國人對「天體運行儀」寄予了很大希望。它向中國人立體而清晰地展示了太陽系的全貌。中國人的宇宙觀還停留在天圓地方階段，而英國人已經通過儀器，直觀地告訴了中國人地球是如何圍繞太陽運動的。「該儀器準確地模仿地球的各種運動，月球繞地球的運行；從儀器上還可看到太陽的軌道，帶四顆衛星的木星，帶光圈及衛星的土星等……它所設計的天體運行情況可適用一千多年。」

然而在翻譯過來的清單中，這個儀器被稱為「天文地理大表」，中國人認為，它是用來測算節氣的。甚至認為它和那種被稱為「八音盒」的音樂裝置類似。

皇帝也沒有興趣弄明白這架奇怪的大表到底是做什麼用的。他關心的是裡面的機關消息是不是與以前見過的鐘錶有什麼不同。然而，據中國匠人匯報，並無新奇之處：據派出學習之西洋人及首領太監、匠役等僉稱，連日留心看得大表內輪齒樞紐運轉之法，並無奇巧，與京師現有鐘錶做法相同。

皇帝因此對它就沒了興趣。

至於地球儀，皇帝更看不上眼。因為這東西康熙的時候就傳到中國來了。寧壽宮、樂壽堂裡的地球儀已經放了上百年了。英國人想要通過地球儀展示的是他們的地理知識和航海成果。「該地球儀標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遠航所發現的新地方，並畫出所有這些遠征的航海路線。」而這些奇怪的地名和符號，皇帝根本看不懂。況且翻譯也沒有提到什麼新航線的問題，只翻成：「天下萬國四州山河海島，都畫在球內。亦有海洋路道，及畫出紅毛船隻。」

對於那架「地理運轉架」，皇帝和中國官員只注意到了其座架花紋一般，不如宮中舊藏：「地理運轉架一件……座架上裝飾花紋尚不及景福宮儀器精好。」

唯一引起皇帝興趣的是帕克透鏡。英國天文學家在皇帝面前賣力地做著各種示範。他將一塊金屬放在透鏡前面，一會兒工夫，金屬熔化了。皇帝十分驚奇，由此得出了結論：「無論透光鏡或望遠鏡的原料都是玻璃，同一種東西通過歐洲人的技巧而做出不同功能的儀器來。」

這真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不過皇帝並不以為奇。西洋人的長處就在於製造這些淫技奇巧而已，於人生日用並無大的裨益。試想，誰會用這樣笨重的傢伙來點火呢？只有和砷表現出了漫不經心的興趣和一定程度的敏銳。「和砷用它來點他的煙斗——似乎這個儀器只是個『笨重的打火機』——並提了幾個問題：『是否可以用這透鏡去火攻敵方的城市？陰天時它們如何起作用？』但他並不聽回答。」

帕克透鏡的表演以哄堂大笑結束：「一個冒失的太監伸出手指被燒痛了，匆忙把手縮了回來，這引起了哄堂大笑。示範表演就到此為止。這太可憐了。」

皇帝又看了一眼氣壓計，確定了他的失望。「他看了一眼氣泵，臨走時冒出這麼一句話：『這些東西只配給兒童玩。』」

在禮品中，英國人最希望中國人重視的是「君王」號的縮小模型，這是一艘裝備著一百一十門大炮的戰列艦，是英國艦隊中最出色的戰船。如英國人所願，皇帝被它吸引了片刻。但是他提的問題卻遇到了翻譯上的困難。

皇帝掃興地走了。不過基於他不同尋常的英明偉大以及他的軍事素養，他後來還是補看了一下英國火炮的演練。不過很不幸，他們沒有用英國炮手。「來了一名官員，他要求把炮彈即刻送到圓明園去試射。但中國人自以為技術熟練，沒有要用我們的炮手。」

這次沒有英國人目擊的演練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不過從此之後，這些歐洲的最先進的迫擊炮就再也沒有被搬出來用過。總的來說，皇帝認為英國人是一個愛吹牛的民族，開始所稱的極大極好的貢物，只不過是「張大其詞」，很多甚至比不上中國人自製的「精巧高大」。

皇帝總結說：

現今內府所制儀器，精巧高大者，盡有此類……至其所稱奇異之物，只覺視等平常耳。

英國使團還有一樣撒手鑭。這雖然不是什麼高精尖產品，但使團成員幾乎個個認為它會在中國打開銷路，這就是英國馬車。

中國馬車幾千年來一直沒有大的變化。由於車輪是木製的，座位位於輪軸上方，人正好坐在重心上，又沒有彈簧等減震設備，因此乘客飽受顛簸之苦。坐上幾十里路，往往困頓不可言狀。

英國人馬上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們發現，甚至皇帝坐的馬車也是一樣的不舒服：「皇帝轎後有一輛二輪馬車，式樣笨重，又無彈簧座位，同中國的普通馬車相差無幾……同英國贈送的舒適、輕便、華麗的馬車比較起來，上下懸殊簡直無法比擬。」（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而中國人乘坐英國馬車的感受也讓他們信心大增。斯當東寫道：「特使在這段路上乘坐從英國帶來的馬車。從北京到韃靼區這條路上，這樣規模的大馬車，大概首次遇到。特使有時約請幾位同行的中國官員進到車來同坐一起。中國官員最初怕車身太高，容易傾覆，特使告訴他們絕對安全。他們坐在車上，看到各種靈巧設計，嘗試到舒服的彈簧座位，可以隨意開關的玻璃窗和百葉窗，車子走得又穩又快，他們樂不可支。」

如果說皇帝的科技知識缺陷使他無法理解英國科技儀器的過人之處，那麼他的屁股總能感受到西洋馬車的舒服吧？

他們因此判斷，這將成為英國人用來交換茶葉的有力武器：「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總無法否認和抵抗舒服方便的實際感覺。如同鐘錶和布匹一樣，將來英國馬車也將在中國是一大宗商品。」

不料，事實證明這又是一個可笑的一廂情願。英國人「進貢」的兩輛有彈簧減震設備的馬車，根本沒有被乾隆看見。因為車子的形制不合中國規矩：

所有禮物當中，那輛哈切特製作的漂亮馬車最叫中國人傷腦筋了。京城從來沒見過這種東西。光是車上哪一部分是供皇帝乘坐的就讓他們爭執不休了。那輛冬天用的馬車馭座篷罩帶有漂亮的花邊，裝飾著玫瑰垂飾。它華麗的外表和高聳的位置讓大多數人立即認定這是皇帝的座位。但是車廂之內該由誰坐就難以判斷了。他們檢視了窗戶、百葉簾、帷幔，最終得出了結論，那只能是給他的嬪妃坐的了。那個老太監跑來問我，聽說那個漂亮的高座是給車伕坐的，皇帝的座位在車廂裡面，他面帶譏笑地問道，難道我認為大皇帝會容忍有人坐得他還高、把背衝向他嗎？他想知道，我們是不是有辦法把那個馭座拆下來，移到車廂的後面去。（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原來，西式馬車車伕的座位位居車廂的前面且高高在上，車伕背對皇帝，不合中國的禮制，只好將這輛車「束之高閣」。

這件事很容易讓人想到乾隆的重孫子媳婦慈禧的另一件事：1898年，外國人送給太后一輛德國杜依爾汽車公司生產的第一代奔馳轎車。從普通人角度分析，這大奔至少要比馬拉的轎車減震性能好，也要比人抬的鳳輦減少顛簸感。然而，史料記載慈禧對這輛大奔並不滿意。因為這輛車裡，司機坐在太后的前面，這讓慈禧很掃興。因而僅僅坐了一次，這輛豪華的大奔就被慈禧棄而不用了。從那時起，這輛大奔就一直停在頤和園內。據說在「文革」動亂期間被砸爛後扔進了廢品堆。

對禮品的失望加重了皇帝對英國人的反感。他認為自己受了「張大其詞」的英國人的騙了。

而馬戛爾尼偏偏選擇了這個時候通過和砷向皇帝提出了英國的幾項主要要求。他認為，皇帝認真觀看了英國禮品後，應該對英國有所敬畏了。

見到馬戛爾尼的這封信，皇帝才明白了英國使團的主要目的，並非是慶祝他的生日，而是想提出這些過分的要求。

即使是心情良好，皇帝也絕對不會考慮同意英國人要求中的任何一條。為大清王朝確定一系列永不變更的制度，是皇帝在位幾十年一直致力的事情。因為一個小小的島國幾件不合胃口的禮品，就改變天朝定制，是不可想像的。

皇帝給英國人下了一道長諭，逐條駁回了英國人的請求：

關於英國人想與中國互派使節，皇帝說：

至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向來西洋各國有願來天朝當差之人，原准其來京，但既來之後，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內，永遠不准復回本國。此系天朝定制，想爾國王亦所知悉。今爾國王欲求派一爾國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來京當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歸本國，又不可聽其往來常通信息，實為無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為廣遠，凡外藩使臣到京，驛館供給，行止出入，俱有一定體制，從無聽其自便之例。今爾國若留人在京，言語不通，服飾殊制，無地可以安置。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飾，天朝亦從不肯加人以所難。設天朝欲差人常住爾國，亦豈爾國所能遵行？況西洋諸國甚多，非止爾一國。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留京，豈能一一聽許？是此事斷斷難行。豈能因爾國王一人之請，以致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

關於開放珠山、寧波、天津，皇帝說：

向來西洋各國，前赴天朝地方貿易，俱在澳門，設有洋行收發各貨，由來已久，爾國亦一律遵行，多年並無異語，其浙江、寧波、直隸、天津等海口均未設有洋行，爾國船隻到彼，亦無所銷賣貨物，況該處並無通事，不曉諳爾國語言，諸多未便，除廣東、澳門地方仍照舊交易外，所有爾使臣請向浙江、寧波、珠山及直隸、天津地方船泊貿易之處，皆不可行。

對在北京設一洋行，皇帝說：

京城為萬方拱宸之區，體制森嚴，法令整肅，從無外藩人等在京城開設貨行之事……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摻雜。是爾國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關於英國人想「獲得」一個島，放置貨物，皇帝說：

爾國欲在珠山海島地方居住，原為發賣貨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無洋行，又無通事，爾國船隻已不在彼停泊，爾國要此海島地方，亦屬無用。天朝尺土皆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畫界分疆，各有專屬，況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別國紛紛傚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且天朝亦無此體制，此事尤不便准行。

至於讓生活在廣州的英國人獲得更大的自由度這個小小的要求，皇帝同樣斷然拒絕。英國人希望能住到省城之內，並且懇求說，他們在廣州期間，應該有騎馬、從事他們喜愛的體育運動和為健康而進行鍛煉的自由。英國人還保證說，他們將注意在得到准許後將不打擾中國人的生活。但皇帝認為，這個問題過去早有過定制，不容更改。他說：

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今欲於附近省城地方另撥一處給爾國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歷來在澳門定例。況西洋各國在廣東易多年，獲利豐厚，來者日眾，豈能一一撥給地方分住耶。至於夷商等出入往來，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隨時稽查，若竟毫無限制，恐內地民人與爾國夷人間有爭論，轉非體恤之意。核之事理，自應仍照定例，在澳門居住方為妥善。

關於改革廣州貿易體制並公開關稅，皇帝則說：

粵海關徵收船科，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曉諭。

總之，馬戛爾尼的所有要求，一字不落，全部被否定。在結尾處，皇帝總結說：

以上所諭各條，原因爾使臣之妄說，爾國王或未能深悉天朝體制，並非有意妄於。朕於入貢諸邦誠心向化者，無不加之體恤，用示懷柔。如有懇求之事，若於體制無妨，無不曲從所請。況爾國正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賜予優嘉倍於他國。今爾使臣所懇各條，不但於天朝法制攸關，即為爾國代謀，亦俱無益難行之事。茲再明白曉諭爾國王，當仰體朕心，永遠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經此次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爾臣下之言，任從夷商將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夷商徒勞往返。勿謂言之不豫也。其凜遵毋忽。

乾隆的這道諭旨，向世界宣告了通過和平方式打開中國大門的不可能。

乾隆不知道，他錯過了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

在地理大發現之前，中國對外部世界一直是懷抱著相當興趣的。漢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險，與歐洲遙通聲息。唐代開始，中國對外貿易已經相當繁榮，「自伊吾以西，波斯以東，商旅相繼，職員不絕」。各色人種的商人聚集長安，一直是大唐開放氣派的一個標誌性證明。兩宋海外貿易更為繁榮，數代皇帝對外貿都十分重視。北宋神宗曾說：「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因而他要求臣下「創法講求」，以「歲獲厚利」。南宋偏居東南一隅，對海外貿易的依賴性更強。宋高宗說：「市舶之利最厚，若錯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南宋外貿收入在國家財政中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大元王朝的開放直接導致了《馬可·波羅遊記》的誕生。馬可·波羅記載當時刺桐港（泉州）繁榮的盛況：

船舶往來如織，裝載著各種商品……這裡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運往亞歷山大港以供應西方各地所需的數量卻不到百分之一。大批商人雲集於此，貨物堆積如山，買賣的盛況令人難以想像。雖然貿易關稅和運費加在一起佔到了貨物價值的一半以上，但剩餘的一半仍有很大的利潤。

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使人類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從16世紀起，西方國家以葡萄牙為先鋒跨越重重大洋終於來到神往已久的東方海面。它們在東南亞及中國大陸東南海域的島嶼建立貿易據點，展開激烈的貿易霸權爭奪。全球化過程從此開始，任何國家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而恰恰從此時開始，中國開始轉向閉關鎖國。

當西方人出現在東方海面之際，中國恰逢改朝換代。在農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看來，海外貿易除了進口些用不著的奢侈品，以及帶來危險的海外勢力外，不能給國家帶來任何好處。所以他下詔厲行海禁，「片板不許下海」，不僅海外貿易，連近海內貿都在禁止之列。雖然明成祖時期鄭和七下西洋，但是其目的僅僅是招徠朝貢國以及追蹤建文帝。明成祖去世後，這種賠本買賣很快停止了。雖然明朝中後期部分開放海禁，允許小規模海外貿易，但仍然禁令重重。嘉靖年間，明世宗規定：「不許製造雙桅以上大船，並將一切違禁大船，盡數毀之。」明初鄭和寶船有9桅之多，船的噸位也大至1500噸左右，而雙桅船的載重量則只能在500石以下。這一禁令影響持續了300餘年，直到1820年，中國駛往東南亞的海船仍限制在兩桅。

清朝建立後，由於台灣鄭氏勢力的存在，一度宣佈禁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清朝收復台灣，同年十月，開放海禁。這是中國趕上世界的最後一個機會。從內外條件來講，中國都處於有利地位。從內在條件看，康乾時代，中國的製造業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綢緞、生絲、瓷器、茶葉等獨步世界的商品不僅銷往南洋、日本、中亞等傳統國家地區，而且遠銷俄國和歐美。一直到乾隆辭世的18世紀末，中國在世界製造業總產量所佔的份額仍超過整個歐洲5個百分點，大約相當英國的8倍，俄國的6倍，日本的9倍。中國GDP在世界總份額中佔到將近1/3，比今天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所佔份額還要高。貢德·弗蘭克說：「作為中央之國的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佔據支配地位。」（《白銀資本》）當時中國的海外貿易，無論對東洋還是南洋，都是大量出超，處在非常有利的地位。

從外部環境看，17世紀後半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權已經衰落，後起的荷蘭也進入衰落的過程中。英國還未走出革命後的內政困擾，其向東亞的大規模擴張是18世紀中期以後的事情。從17世紀後半期到18世紀前半期，可以說是東南亞海上力量的空白期。甚至從馬戛爾尼使華到英國有能力直接攻擊中國，還有幾十年的時間。如果乾隆能通過馬戛爾尼訪華敏銳地感覺到迫在眉睫的威脅，並抓住這最後的時機積極經略海上，加強中外海上交流，並非沒有可能獲得大量最新西方軍事及科技成果，迅速趕上世界水平。（《16世紀至19世紀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海外貿易政策述評》）

可惜，這僅僅是一個假設。中國文化並沒有提供這個可能。中國人從這次交往中所獲甚微。

在馬戛爾尼離開中國後，乾隆皇帝得出結論說：

該國夷人雖能諳悉海道，善於駕駛，然便於水而不便於陸，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進內洋也，果口岸防守嚴密，主客異勢，亦斷不能施其伎倆。

「便於水而不便於陸」，在後來的鴉片戰爭時期，中國官員得出的結論仍然與此毫無二致。

馬戛爾尼使團的到來對中國重大的後果只不過是在天朝的朝貢國名單中多了一個名叫「咭唎」的海外番國。在嘉慶十六年（1811年）開始重修的清代第三部一統志中就增加了「咭唎」一條。

雖然英國人拒絕下跪，惹得乾隆生了一肚子氣，但精明過人的皇帝仍然不願意放過利用這次英國人來訪標榜自己的統治的機會。英國人送來的大批衣料，被他賞給了大臣們，讓他們看看新鮮，並且特意說明這是英國人萬里遠來進貢的東西，以使「內外大臣共知聲教覃敷之盛」。不過，有一些大臣頭腦不夠靈光，收到賞賜後的謝恩折中未說明是收到了英國所進之物。皇帝對此深為不滿。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特意因此而降旨說：「本年英吉利國遣使赴京，祝禧納贐。朕因系遠夷所進方物，特命分賞，俾內外大臣共知聲教覃敷之盛。督撫等接奉後，謝恩折內自應將所賞物件系英吉利國呈進之處敘明。昨朱圭奏到折內即將此意敘入，乃本日蔣兆奎謝恩之折，止稱奉到恩賞啤嘰褂料一件，而於英吉利國所進並未一字提及，竟系無故而特加賞繼。所奏殊不明晰。」雖然英國人的進貢過程鬧得很不愉快，但清王朝上下仍然毫不費力地將此事歸納為聖朝光榮偉大的證明。長蘆鹽政徵瑞在奏折中就這樣寫道：「聖主至德如天，外夷聞風向化，吉祥好事甚多。」直隸總督梁肯堂在奏折中亦說：「英吉利遣使入貢，實為聖朝吉祥盛事。」

那幾樣最大、最精美的禮品，比如那個「大表」，被皇帝當成了裝飾品，分別陳列在了圓明園及大內。至於小件禮品，大都隨意處置了。英國人禮品中有一批金屬工具，這些「鋼鐵製成品」，是「為了皇帝陛下可以同中國同樣物品做一比較」，目的是展示英國金屬加工工業的發展水平。斯當東樂觀地認為，「將來東印度公司的船假如能開到天津，英國伯明翰和設非爾德的貨品（五金器具）只在北京一個地方就可以銷很多」。而皇帝是怎麼處理的呢？檔案記載，當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帝把它們當成「鐵傢伙」賞給了造辦處的工匠們使用。「十月二十九日，庫掌舒興、催長恆善來說，太臨監鄂魯裡交西洋鐵傢伙一件，英吉利國進，傳旨，著賞給造辦處匠役用。欽此。」

那些代表了當時最高水平的軍火還有那駕沒法被皇帝看見的馬車則被鎖進倉庫，再也沒有人關心過。1860年英國人搶劫圓明園時，又找到了60年前他們進貢來的東西。「在金庫旁邊，就有一座較大的庫房，裡面放著馬車和大量的器物，這些器物都是成套的，幾乎不是鍍金，就是鍍銀，非常精美。蒙托邦將軍一眼看出，這是一個車馬庫，存放的都是歐洲貨，有公元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代表英王喬治三世，敬送給83歲高齡的乾隆皇帝的豪華大馬車，還有公元1792年在英國伍爾維奇皇家軍事學院製造的殺傷力極高、製作精緻的榴彈炮以及炮彈、炮架和牽引馬車等全套裝備，還有馬戛爾尼私人敬送的禮品。令眾人驚訝的是，這些進獻之物，竟然全都原封未動，絲毫沒有碰過的，上面落滿了灰塵」。（《故宮國寶宮外流失秘笈》）

英國人很奇怪中國人為什麼放著這麼好的武器不用，而一直以自己那笨重過時的火繩槍與他們較量。

二 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1）

出使中國這一年，馬戛爾尼勳爵55歲。從27歲作為特使被國王派往俄羅斯起，他已經從事外交28年了，歷任愛爾蘭事務大臣、格林納達總督和馬德拉斯總督，早已經是外交界骨灰級人物。漫長的外交生涯已經使他厭倦。「後來政府委他做孟加拉總督，他辭不就任。就權力和報酬而論，孟加拉總督是大臣所能推薦的最高職位了」。（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不過出使中國這個任命，卻令宦性已淡的他一下子興奮起來。「到北京訪問這個工作對一個熱心追求新鮮事物的人來說是太有吸引力了。因此當政府剛一向他示意，他立刻欣然表示接受。」（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原來，馬戛爾尼勳爵是一個「中國迷」。事實上，那個時代的歐洲，每一個貴族沙龍裡都會有一兩個中國迷。

從羅馬時期開始，歐洲人就對中國懷抱著濃厚的好奇心。通過越洋而來的絲綢，他們對這個古老國家已經展開了無窮的想像。對歐洲人來說，中國似乎是另一個星球上的國度，中國的一切，似乎都是那麼神秘。人們傳說，在遙遠的東方絲國，人們從一種奇特的樹皮中抽取絲線，織出美麗的絲綢。（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

直到馬可·波羅時代，西方人才真切地觸摸到了中國。1275年，21歲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穿越歐亞大陸到達開平府，在這裡見到了令世界震撼的蒙古大汗忽必烈。他向歐洲人匯報說，中國幅員廣闊、物產眾多、黃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綾羅綢緞。

1522年，麥哲倫打通了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線。從那時起，一批又一批身懷傳教熱情的傳教士抵達中國。他們向歐洲寄回大量書信，匯報他們的驚人發現。傳教士們說，中國幾千年來一直由孔夫子的思想所指導，由開明君主們所統治，社會富庶而和平，人民勤勞而禮貌。這些說法令剛從中世紀蒙昧中覺醒過來的歐洲人眼界大開。一股「中國崇拜」的熱潮迅速燃遍歐洲。歐洲許多的大學者都對中國文化如醉如癡，他們認為中國的一切，從制度到道德，都比歐洲優越。伏爾泰在他的小禮堂中供奉上了孔子畫像，並且向歐洲人宣稱：「世界歷史始於中國。」萊布尼茨被稱為「狂熱的中國崇拜者」，他認為中國擁有「人類最高度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技術文明」。他的學生沃爾夫則認為中國就是現世的烏托邦。

馬戛爾尼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中國迷。他已經走遍了世界各大洲，從加勒比海到印度，但神秘的中國對他來講仍然是一個謎，一個讓他魂牽夢繞的謎。在並不知道自己將要出使中國的1786年，他已經在詩句中這樣表達了對中國的嚮往：

彷彿我遊覽中國幸福的海濱，

攀登她無比自豪的傑作萬里長城。

眺望她波濤洶湧的江河，

她的都市與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過北方疆界，探研韃靼曠野，

不列顛冒險家從未到過的地方。（《中英通使二百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他曾經在夢中遊歷了這個世界上最神奇的國家，如今居然有機會讓夢成真，他怎麼會不激動萬分呢？

馬戛爾尼時代的歐洲正處於啟蒙時代。與現在的「歐洲優越論」相反，那個時代的歐洲在中華文明面前懷有深深的自卑心理。在當時的歐洲著作中，我們能找到很多「當中國已經……時，歐洲還……」句式的表述。比如伏爾泰說：「當迦勒底人還只是在粗糙的磚坯上刻字時，中國人已在輕便的竹簡上刻字。」就像今天我們動不動用「西方」來比照「中國」一樣，那個時代的歐洲知識分子正是用「中國」來批判「歐洲」。（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陷入了漫長的「黑暗的中世紀」。粗鄙而教條的宗教信念籠罩著歐洲的一切。「中世紀的精神狀況是愚昧無知地拜倒在教會的偶像——教條、權威和煩瑣哲學之前。」（約翰·西蒙茲《意大利文藝復興史》）

啟蒙運動意味著從蒙昧的宗教迷信中清醒過來，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給了歐洲人許多啟示。歐洲人驚訝地發現，沒有教會的中國似乎處處比歐洲優越。與四分五裂的歐洲比起來，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一個統一的、安定的國度。歐洲任用貴族來管理國家，而中國則通過嚴格的考試制度，一視同仁地選拔文官。歐洲各國沉迷於狹隘的宗教教派之爭，而中國各教之間則相互寬容。歐洲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於縹緲的來世，中國的儒家學說因為不語怪力亂神而更顯理性。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中國人的世俗精神啟發了啟蒙思想家們高舉理性主義大旗，猛烈抨擊中世紀的神學教條。傳教士的書簡成了最熱門的讀物，精英階層的客廳裡，人人談論孔夫子的學說、中華帝國的悠久歷史，甚至還有聖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

傳教士們說，中國的政治體制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為它建立在父權這個神聖的自然法則之上，法律與倫理道德融為一體。賢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機構，構成了中國這樣一個全新的道德世界。這令一直激烈譴責天主教會的伏爾泰如同發現新大陸一樣興奮。他讚揚中華文明偉大的奧秘在於其貫穿了理性與道德的原則。他說，中國人「具有完備的道德學，它居於各科學的首位」。他在《哲學辭典》的「光榮」條目下讚揚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

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樣，當時的許多學者號召歐洲向中國取經。伏爾泰說：「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萊布尼茨甚至這樣建議：「在我看來，我們目前已處於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

當然，關於中國的聲音並不是一邊倒的，也有人對傳教士的書簡做出了另一種解讀。啟蒙時代熱愛自由的歐洲人對任何一點專制的信息都極為敏感，不幸傳教士書簡中有許多這方面的暗示。孟德斯鳩就得出結論說，中國的千年不變和社會穩定是專制控制的結果。

百科全書派主持人狄德羅和伏爾泰一樣，十分推崇孔子的理性和務實精神，不過卻對中國人的父權原則提出質疑。他認為，對父輩的盲目服從，只能產生縱容父輩錯誤、剝奪兒輩自由的惡果。

另一位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對中國文化優越性的疑問：如果中國文化果然這麼輝煌，何以一再被異族統治呢？「如果無論大臣們的見識或者法律所號稱的睿智，或者那個廣大帝國的眾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們免於愚昧而粗野的韃靼人的羈軛的話，那麼他們的那些文人學士又有什麼用呢？他們所堆砌的那些榮譽又能得出什麼結果呢？結果不就是住滿了奴隸和為非作歹的人嗎？」（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余建華《17-18世紀西歐啟蒙思想家的中國文化觀探略》；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

對同一個國家，人們的判斷和評價如此兩極，讓人莫衷一是，也讓馬戛爾尼使團的成員們迷惑不已。中國到底是天堂還是地獄？再過幾個月，一切都將真相大白。

經過九個月的行駛，英國使團終於抵達了中國海面。

乾隆盛世是中國史上的登峰造極，一直為後世所艷稱。為了向遠人展示帝國的富庶繁榮，皇帝更是精心準備，一擲千金。那麼，這樣一個空前絕後的傳統盛世，在英國人眼中是什麼樣子呢？

英國人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眾多和市井生活的繁榮。從馬可·波羅時代起，這一點就一直為歐洲人所驚歎。關於中國的人口，長期以來在歐洲是一個謎。馬可·波羅說，汗八里城（元代蒙古人對大都的稱呼，即今北京市）的「人數之多……是世人想不到的」。（《馬可·波羅遊記》）這已經讓歐洲人產生懷疑，明清時傳教士的說話更令人難以相信：全人類人口的三分之一會集中在一個國家之內，而這個國家的面積雖然廣大，也不過是整個陸地面積的十二分之一。不過英國人的訪問為歐洲得出了定論：「人們給予這個國家人口數量的上限不僅是可能的，甚至是真實的。」（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二 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2）

人口眾多的最有力證明是自然資源的稀缺。英國人剛剛抵達中國就感覺到了這一點。

1793年7月初，英國艦隊抵達第一片中國領土舟山群島。由於遇到落潮，「克拉倫斯」號只得在一個叫六橫島的小島邊拋錨稍停。英國人想「利用等候潮水的時間上岸對中國領土進行第一次的觀光」，於是他們爬上了六橫島。爬過海邊陡峭的石壁後，他們在山下發現了一塊人工填海填出來的小平原。很顯然，為了造出這塊小平原，本地的居民們沒少費力氣。「為了防止海水的沖洗，前面築了一條三十呎高的土堤。但這塊平原的面積並不大，我們懷疑花費這樣大的力氣搞出這麼小的一塊土地來是否合算。平原上種的是稻米，耕作得很精細。」（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這就是展現在英國人面前的典型中國國情：土地稀缺，人口密佈。這有點出乎英國人的預料。在他們的印象中，中國固然人口眾多，但同時疆土也極其遼闊。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壓力已經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

隨著後面行程對中國的深入，他們越來越體會到土地對中國人的珍貴：

中國的全部土地，只有極少數例外，主要是種植人吃的糧食。中國沒有大的牧場，也沒有專為種植牲口吃的燕麥、豆類和蕪菁等等。除了皇帝的御花園外，全國很少公園和其他公共娛樂遊玩地帶。中國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全國沒有公地。大地主們也不肯劃出大塊土地來不事生產而改作娛樂或者運動的場所。所有耕地從不休耕。（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確實，傳統中國似乎從來沒有「公園」和「休耕」的概念。土地在我們眼中，唯一的使命就是生產糧食，養活更多的人口。

歷史學家們認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實際的人口數比政府統計的還要多。乾隆晚年中國人均耕地的樂觀估計是3.5畝，而同時期的英國，人均佔有耕地10畝，是中國的3倍。此外，當時英國還有800萬英畝荒地，也就是說，全英國每人尚能擁有1英畝（合6畝左右）的土地儲備。整個歐洲情況與英國相似，「歐洲是一個遍佈草原、休耕地和森林的地區，它從來不缺少可耕地」。（謝和耐《中國社會史》）瞭解了這個事實，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英國人對中國的耕地緊張狀況如此驚訝了。

從上岸的第一天起，英國人就開始持續不斷地驚歎中國的人口眾多。使團總管巴羅說：「要說有什麼令人驚歎的話，那就是人口之眾多。自到達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擁到岸邊來。」（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每到一處，大路邊總是站滿了看客。根據一路上的見聞，副使斯當東判斷，中國的人口密度比歐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還要多1/3。也就是說，馬戛爾尼到中國時，中國人口估計在3.5億左右。

英國人的第二印象是中國社會生活的緊張繁忙和商業的興旺發達。

到達舟山群島後，不熟悉中國海況的英國人在浙江海岸停留了幾天，為的是等中國官員為他們尋找到北上的領航員。

利用這個時間，他們來到一里地之外的一個小縣城——定海觀光。

他們主要關注的還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定海在他們眼裡是一個小而繁榮的城市。「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不過較小一點……城內服裝店、食品店和傢俱店很多，陳列佈置得相當講究……整個城市充滿了活潑生動的氣氛。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必須做工。事實上人人都在勞動，無人過著寄生的生活。我們看到男人們忙碌地走在街上，女人們在商店裡購貨。」（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一群金髮碧眼的怪物出現在東方小城的街頭，我們可以想見其轟動的程度。「無數好奇群眾爭先恐後地把我們包圍起來……我們最後走到一個廟宇裡去躲避群眾。」巴羅的描寫總是更生動：「人人都想把頭伸到轎窗前來滿足一下好奇心，咧著嘴笑嘻嘻地喊一聲：紅毛！」（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這些睜大眼睛好奇地盯著英國人的定海百姓哪裡能想到40多年後將要來臨的災難。

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小縣城已經令英國人對中國商業的高度繁榮和中國人在人口壓力下的緊張生活有所瞭解，後來中國的其他城市，特別是最大的城市北京給他們的印象當然更為深刻。

在浙江海岸稍作停留後，使團船隻繼續北上，抵達大沽口。在這裡，他們換乘吃水淺的中國小船，沿白河前往北京。

來到北京，英國人馬上被迎面而來的商業氣息拍了個跟頭。副使斯當東說：「（北京東郊）鋪石的街道上擠滿了人。商店，作坊和顧客之多，處處表示出興盛繁榮的氣象。」「街道上的房子絕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裝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商店門外掛著角燈、紗燈、絲燈或者紙燈，極精巧之能事。商店內外充滿了各種貨物。」（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巴羅的記載則更加詳細生動：

穿過城門走上那種大路之後，我們眼前馬上就展現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景象。大路兩旁各是一溜屋宇，全為商舖和貨棧，門前展示著各自的獨特貨物。商舖前一般都豎著大木柱。柱頂高過屋簷，柱身刻著鎦金大字，標明所售貨物以及店主的誠信名聲。

……流動的匠作如補鍋匠、剃頭匠、鞋匠和鐵匠，賣茶、水果、米飯和其他吃食的攤販，以及商舖門前展示的貨物，把一條寬闊的大路擠得只剩中央一線。

……一切都在移動。大路兩側也塞滿了巨大的人流。或買或賣，或以貨易貨，各取所需。眾聲喧嘩，既有小販的吆喝，也有其他的爭吵……捧貨筐的小販、演雜技的、變戲法的、算命的、走方郎中和江湖醫生、說相聲的和賣唱的，擠成一堆。（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中國人是有著商業天才的民族，自古以來一直如此。雖然英國是商業大國，但乾隆時代中國國內商業的繁盛仍然令英國人大開眼界。雖然中國歷史上一直實行輕商主義，但中國人的商業本能從來沒有被熄滅過。事實上，每當天下太平之後不久，中國各地的商業都會迅速勃興。乾隆時期的商業繁盛在中國歷史上並非首次，不過由於其巨大的人口基數和財富基數，卻肯定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人目睹並見證了乾隆盛世的一個側面。

馬可·波羅驚歎中國是「塵世可以想見的最繁華的地方」。18世紀末來到中國的英國人卻驚訝地發現，與黃金遍地的傳說相反，中國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窮困之中。

如前所述，使團一路上享受的是皇帝最慷慨的禮遇。剛到大沽口，兩名中國官員帶著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其數量之多令英國人驚訝，以至於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內容。這個見面禮出乎英國人意料。按西方外交慣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團的出訪費用是自理的。但到了中國後，他們卻意外地享受到免費而且極為豐盛的供應。過於豐盛的禮物似乎證明了馬可·波羅筆下中國超級富庶的記載。然而，運送食物的中國船隻載著那兩名官員剛剛離開不久，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就徹底改變了英國人的估計：因為中國人送來的食物過多，並且「有些豬和家禽已經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國人把一些死豬死雞從「獅子」號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熱鬧的中國人一見，爭先恐後跳下海，去撈這些英國人的棄物。「但中國人馬上把它們撈起來，洗乾淨後醃在鹽裡。」（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官員貫徹皇帝旨意，在一切環節中全力展示帝國的富強。但這一旨意畢竟沒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領會。他們關心自己的胃更甚於國家的尊嚴。這個細節一下子暴露了中國的尷尬。

事實上，在登陸中國後，英國使團一再震驚的，是這個外表繁榮富庶的處於盛世中的大國難以想像的貧窮。

他們首次注意到中國人吃狗肉。當然，不只是狗肉，只要是肉，中國人就吃：「狗肉是他們慣用的食物。生活在水上的悲慘中國人一向處於半饑半飽的狀態，樂於以任何食物為食，即使是腐爛了的也不放過。」

更令他們驚訝的是隨處可見的棄嬰。道路兩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隨時都有可能露出一隻蒼白的小手。棄嬰在基督教國家中是不可饒恕的大罪，但是中國人卻視為平常。巴羅說：「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死嬰的屍體，身上沒有系葫蘆，漂流在珠江的船隻當中。人們對此熟視無睹，彷彿那只是一條狗的屍體。而事實上如果真的是一條狗的話，也許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

很明顯，這是人口壓力和貧困所致。「極端的貧窮，無助的困苦，連年不斷的饑饉，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悲慘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響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並導致這一為習俗所鼓勵、又不為法律所禁止的慘無人道的罪行。」

中國人從來都是十分勤勞的。馬戛爾尼說：「在整個路途上，我沒有見到一塊土地不是用無限的辛勞來加以耕作，來生產它能夠生長的每一種糧食和蔬菜。」「中國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農民。」（《中英通使二百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穫，農民們擠在一塊狹小的平地上，密集地進行勞動，精心選種育苗，進行精耕細作。事實上，乾隆年間的農業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巴羅則估計糧食的收穫率高於英國，他寫道：「在中國麥子的收穫率為15︰1，而在歐洲居首位的英國為10︰1。」

然而，人口的過度增長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飢餓的盛世。馬使團的來訪有力擊破了馬可·波羅以來一直流行在歐洲的中國富強說，西方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從此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馬爾薩斯後來在《人口論》中用中國作為典型例子來論證人口無限制增長的可怕後果：

在一些國家，人口似乎受迫，人們習慣了靠盡可能少的食品生存。在這樣的國家一定曾有這樣一些時期：人口不斷增長，而生活資料卻毫無增加。中國看起來符合這種描述。假如我們所得到的對它的描述可信的話，那麼下層階級的人民習慣於靠盡可能少的食物生存，並樂於食用歐洲工人寧死也不願意吃的氾濫垃圾……這種境況下的國家必然會面臨饑荒。

比經濟上的貧困更令英國人驚訝的，是中國政治上的貧困。

斯當東和巴羅都注意到：「中國官員對於吃飯真是過於奢侈了。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與底層的普遍貧困強烈對照的，則是上層社會生活的豪奢。雖然底層社會中很少發現臉色紅潤的人，但中國政府高官中有許多胖子，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斯當東說，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只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裡，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

對於社會的強烈兩極分化，中國人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但是地球上其他國家並不都是這樣。斯當東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中國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連雲，貧者無立錐之地』……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並不適用。」

18世紀歐洲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產階級迅速興起與壯大。中產階級的興起，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推動力：「近代世界的許多變革，如英國的清教徒革命，法國大革命與19世紀的民主改革等，都與中產階級的要求密切相關。」隨著他們力量的壯大，國王和貴族都不得不向他們低頭。

巴羅說：「中國沒有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因擁有財富和獨立的觀念，在自己的國度裡舉足輕重；他們的影響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視而不見的。實際上，中國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英國人很容易地瞭解到，在中國，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中國的專制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居於政治之下，也就是說，財富永遠受權力的支配，一旦沒有權力做靠山，財富也很容易化為烏有。「在中國，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申冤的機會。」（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而對於英國人來說，「實業」是他們致富的基本手段，經濟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帶來政治地位的上升。當然，這一過程需要對個人財產權的絕對尊重。而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是英國法律的重要內容。英國人認識到，個人財產權是人類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會的基石。洛克就說，財產權與個人的自由有著直接的關係。財產權不是一種物的關係，而是一種道德的關係，一種與因果關係相聯繫的涉及預期的穩定性的社會關係。沒有它們，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預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法律中，個人財產權卻屈居政治權力之下。巴羅研究了中國法律後得出結論說：

中國所有的有關財產的法律確實都不足以給人們那種安全感和穩定感，而恰恰只有這種安全感和穩定感才能使人樂於聚積財產。對權勢的貪慾也許使他們對那些小康視而不見，但是那些大富卻實難逃脫他人的巧取豪奪……執法機構和執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於執法官員有權凌駕於法律之上，使得對善與惡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法官員的個人道德品質。

馬戛爾尼的結論與巴羅相似。他說，是專制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財產安全，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中國進步的因素。進步只有當一個人確信不受干擾地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時才能發生。但是，在中國「首先考慮的總是皇帝的利益」，因為「任何財產違反了他的主張是得不到保障的」。馬戛爾尼不否認中國存在著大土地產業，但他認為它們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如「高利盤削和官職饋禮」所獲取的。它們是貿易或侵吞的短暫的積聚，而不是土地貴族或紳士的產業。他寫道：「在中國確切地講沒有世襲貴族。」

在那些推崇中國政治的歐洲學者的著作中，中國社會的和平、穩定、井井有條一直是他們讚美的重點。他們認為，這說明中國是民權、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國。「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組織」。（鄭鳴謙《法國啟蒙運動中的「儒學」鏡像》）

與傳說中一樣的是，英國人看到的中華帝國的政治秩序確實十分井然。

整個中華帝國的整齊劃一令英國人驚歎不已：「自進入中國境內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這樣多的人口，這樣廣袤的地面上，遵守著一個統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於君主一人的絕對統治之下。」（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英國人認為，中國社會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勝於歐洲：

「皇權的鐵掌威懾著一切不守秩序破壞法紀的行為，全體使節團成員感到絕對的保障。」（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權力的威嚴使北京城內秩序井然。「北京人口雖然這樣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中華帝國的組織能力和政治效率也令人印象極深。英國人原來擔心自己帶來的數量眾多、體積巨大的禮品在陸地運輸過程中一定會損壞幾件。然而，在清帝國官員的有力組織協調下，整個運輸任務完成得非常漂亮：「我們的包裹總共有六百多件，形狀大小不一，儘管有多次裝卸、轉駁，到達京城時卻沒有丟失或者損壞一件。」「的確，這兒一切似乎只要朝廷一聲令下就都能辦成，最費力的事也能隨時得到執行，甚至是興高采烈地執行。」（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然而，與中國官員的交往，讓他們看清了這個帝國維持秩序的基本手段。

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國人在山東登州府短暫停留。登州知府聞訊前來拜訪，「知府帶來了許多隨從人員，其中有一個人在知府問到他話的時候，立刻跪下來回答，這給英國人一個很大驚異。知府安然接受這種禮貌，似乎他們之間一向是這樣講話，這給英國人更大的驚異」。（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更讓英國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國官場的另一項規矩：在任何場合，上級都可能打下級的板子。

被扒掉褲子當眾打屁股，對英國紳士來講，是無法想像也無法容忍的恥辱。然而英國人卻發現，中國人對此卻司空見慣。

巴羅說：「在任何場合，只要他們（中國官員）認為恰當，就以父權的名義，立即用板子處罰，無須預審或調查。」

這讓視個人尊嚴和榮譽為生命的英國人無法理解並且非常氣憤：「一個朝廷官員伸開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僅比他官高一級，這樣的情景對外國人來說也許顯得荒謬。這種卑劣的順從，這種人類靈魂的墮落，在任何場合都毫無怨言地將自己置於一個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惡意的體罰，而後還不顧加倍的廉恥與羞辱，居然去親吻那根教訓過自己的板子，目睹這一切，你無論如何也壓抑不住胸中燃燒起來的憤慨之火。」（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與歐洲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也造就了與歐洲人截然不同的中國百姓。

在英國人到過中國以前，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國人被認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萊布尼茨說：「他們服從長上，尊敬老人，無論子女如何長大，其尊敬兩親猶如宗教，從不作粗暴語，尤其使我們驚奇的，中國農夫與婢僕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面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慇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歌德說：「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明朗、更純潔也更道德。」伏爾泰通過《中國孤兒》這樣表達他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的國朝是建立在父權與倫常的信義之上的，是建立在正義、榮譽和守約的信義之上的。孝順忠信禮義廉恥是我們立國的大本。」（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英國人發現在暴力威脅下生活的中國人的道德品質與傳教士所描述的大相逕庭。那些伺候他們的中國人給英國人留下了這種印象：「撒謊、奸詐，偷得快，悔過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他們一有機會就偷，但一經別人指出就馬上說出窩藏贓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飯時，我們的廚師就曾想厚顏無恥地欺騙我們。他給我們上兩隻雞，每隻雞都少一條腿。當我們向他指出一隻雞應有兩條腿時，他便笑著把少的雞腿送來了。」（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員出現，中國人的神情立刻就變了：

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巴羅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誇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於政治制度，而不在於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就現政權（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中國朝廷有的是閒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願來塑造國民。這樣的實踐足以證明，中國朝廷在這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灌輸清心寡慾的思想，摧毀相互的信任，培養人們的冷漠，使他們對自己的鄰居猜忌和懷疑，凡此種種朝廷煞費苦心作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們終止社會交往……（中國人）滿足於在朝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有任何權力。」

巴羅認為，中國人缺乏自尊心，是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了兒童和奴隸。「在這樣的國度裡，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了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於是榮譽觀和尊嚴感就無處可尋了……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英國人對中國的造訪，迅速打破了傳教士們在歐洲建造起來的中國神話。馬戛爾尼使團雖然沒有完成他們的使命，但它卻將大量的關於中國的情況帶回了英國。英使團為後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記錄。馬戛爾尼寫下了大量的公文報告、書信與出使日記，副使喬治·斯當東和約翰·巴羅，甚至一位僕從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們的隨行紀實，使團的畫家托馬斯·希基和製圖員威廉·亞歷山大還帶回了大量的中國風物畫與素描。

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撩開了這個神秘國度的面紗。「這個使團最為重要的收穫，大概就在於它導致了有關中國知識的激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明確地標誌著英中關係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回國之後，英國副使斯當東編輯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以及使團隨行人員發表的各種報告在歐洲引起了巨大反響。西方人的中國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陰暗。歐洲人發現，「中國人不是無神論者，而是更為原始的多神論者。中國不是開明的君主專制，而是依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東方專制主義暴政的典型。中國不是富裕的國度，而是一片貧困的土地；不是社會靠農業發展，而是社會停滯於農業」。（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黑格爾仔細閱讀了當時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關中國的文字，從翻譯到歐洲的《通鑒綱目》到傳教士們的《中國叢刊》。不過，馬戛爾尼等人的遊記顯然給了他最大的震動。

黑格爾認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分階段的。他認為，中亞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少年時期，人類文明最早在那裡發源。希臘文化則是青年，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活力。羅馬文化是壯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麼，中國文化是什麼呢？黑格爾說，是幼年。中國人在官府面前的逆來順受給了黑格爾極深的印象。黑格爾認為，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是中國人內在精神的黑暗，中國是一片還沒有被人類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裡，理性與自由的太陽還沒有升起，人還沒有擺脫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狀態。「凡是屬於精神的東西……都離它很遠。」

很顯然，黑格爾的許多結論直接來自馬戛爾尼使團成員的記載和判斷。比如他說，在歐洲，鞭笞是「加在榮譽上的一種侮辱」，「在中國就不同了。榮譽感還沒有發達，一頓笞打原是極易忘懷的，但是對於有榮譽感的人，這是最嚴厲的刑罰」。西方人對這種侮辱十分敏感，而「中國人就不一樣，他們認不出一種榮譽的主觀性，他們所受的刑罰，就像我們的兒童所受的教訓」。

黑格爾也認為棄嬰反映了中國人對生命權利的漠視：「自殺……和棄嬰，是經常性的，幾乎天天發生，顯示了他們對自己個人的不尊重，在總體上也是對人類不尊重。」

在《歷史哲學》中黑格爾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是徹底的、奇特的、最具東方性的東方國家。「中國純粹建築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中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屬於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在家庭之內，他們不是人格，因為他們在裡面生活的那個團結的單位，乃是血統關係和天然義務。在國家之內，他們一樣缺少獨立人格；因為國家內大家長的關係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為政府的基礎，治理國家的一切部門。」因此，中國是一個只屬於空間的帝國，「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千百年來在廣闊的土地上「重複莊嚴的毀滅」，而又在本質上毫無變化。

黑格爾的思考不乏理性的因素，在黑格爾之後，對中國的輕蔑成了歐洲聲音的主流。在馬戛爾尼造訪中國前，對於中國與西方交往中的高高在上與輕慢侮蔑，歐洲人雖然心懷不滿但一直竭力隱忍。遵從強者邏輯的西方人知道，他們的祖先還生活在樹上的時候，中國人就已經發明了紙張。這個偉大而強盛的帝國在他們心目中各方面都是遠遠優越於自己的，他們有驕傲自大的資本。然而，馬戛爾尼的訪問使他們發現，多年來他們居然一直屈服於一個半開化的野蠻國家，這個國家「沉淪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貪贓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懼中，他們禁閉婦女，殘殺嬰兒，奸詐、殘酷、膽怯、骯髒，對技術與科學一竅不通，對世界一無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頂」。這讓他們感到奇恥大辱。「歐洲人好像大夢初醒。『現在該是讓中國人名聲掃地的時候了！』批判貶低中國是一種報復。對自己受騙上當的經歷痛心疾首、惱羞成怒的歐洲人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周寧《野蠻與文明：中華帝國的「東方性」黑暗中心》）

二 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3）

妖魔化中國的大門從此打開。而這種妖魔化是為了適應帝國主義的種族征服性意識形態。從馬戛爾尼一回國，以武力教訓中國的聲音就開始在歐洲響起。馬戛爾尼的出使使歐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不用武力，就無法打開中國的大門。因為禮貌和溝通對中國人來說不起任何作用。既然把中國人定義為半野蠻人，那就意味著中國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雖然並不主張馬上武力攻打中國，但馬戛爾尼也認為中國政府是應該被推翻的。馬戛爾尼認為：「如果中國現政府由一個會保證其居民財產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麼亞洲農民和工匠的技術與進取心以及亞洲商人的商業敏感就會激勵起來。從隨之而來的財富增長中，歐洲貿易將會獲益，世界將會在互惠的商業中聯合起來。」

這種進步主義神話為後來的鴉片戰爭準備了思想武器。德昆西在《1840年中英鴉片問題》中為鴉片戰爭所作的辯護是一種極為典型的說辭，他說，國家衝突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但是，那只是在文明國家之間。而中國是個邪惡的、半野蠻的東方帝國，不用武力征服，就無法使頑固僵化的中國人開化。他強詞奪理地說：「（鴉片戰爭）標誌著文明推進的進程，知識與科學之光將穿透陰霾，照亮地球上這片最暗的地方。」

持有這種觀點的當然並非德昆西一人。衛三畏也說，中國人的頑固態度除了武力之外無法打破。中國人「在同外國人的一切來往中，保持著一種傲慢的、不公平的和輕視的態度，這種態度使得外國人除掉從中國海岸撤退或者屈服外，別無其他辦法，而這種屈服是那些稍有獨立地位的人所無法忍受的」。「這種妄自尊大的想法，以及對於這種想法確實自以為是的印象，是他們周圍的一道高牆。這道高牆比北京以北的萬里長城還要高些。武力似乎是這道障壁的唯一有效的摧毀者。」「從這個觀點來看，這個戰爭（鴉片戰爭）可以說是必要的，它迫使中國政府以平等地位來對待西方國家。」（《外國資產階級是怎麼看待中國歷史的》）

而丹涅特則直接認為，正是乾隆皇帝強迫馬戛爾尼叩頭導致了後來的鴉片戰爭：「戰爭的原因是叩頭！——是中國妄自尊大的主張：它不要在相互平等的條件上，而要在君臣之間那種侮辱和卑賤的形式上維持和其餘人類的商業交往。」（《外國資產階級是怎麼看待中國歷史的》）

這當然是強盜邏輯。事實上，教訓中國的聲音之所以如此響亮，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馬戛爾尼對歐洲報告說，以武力教訓中國輕而易舉。

對這次英國人的來訪，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準備，而且還在武力炫耀方面連篇累牘地做了多次指示。皇帝通告各地軍方，凡英國人經過之處，都要全副武裝，列隊迎接，向英國人展示天朝強大的武力，讓他們開開眼，對天朝的強大有所敬畏。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即英國人到來前半年，皇帝指示各省長官：「著傳諭各該督撫等，如遇該國貢船進口時，務先期派委大員多帶員弁兵丁，列營站隊，務須旗幟鮮明，甲仗精淬。」

在皇帝的設想裡，一連串的軍事檢閱一定會向英國人證明中國軍隊的軍紀嚴明，裝備良好，操練有素。大清軍隊在乾隆漫長的統治期間取得了無數輝煌的勝利，這樣一支戰無不勝的隊伍會讓英國人肅然起敬的。各地官員十分深入地理解領會了皇帝的指示，英國人每到一地，他們都派出最好的軍隊，進行列隊迎接。那麼，他們給英國人留下的印象是什麼呢？

抵達天津後，英國人發現在城外迎接的不止有直隸總督，還有一隊中國士兵。他們有弓箭手、火繩槍火和大刀手。他們一個個挺胸疊肚，全力展示東方人的武勇。然而副使斯當東卻注意到了士兵手中的扇子：「有幾個士兵的手裡除了武器之外，還拿著扇子……列隊兵士手裡拿著扇子，是一個奇怪現象。」中國軍隊的分列式表演沒有使英國人感到敬畏，他們發現，世界已經進入火器時代，而中國軍隊仍然停留在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而其戰陣戰法和精神面貌，則停留於中世紀。

巴羅這樣描繪他見到的中國軍隊：

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隊出來迎接英國特使。如果天暖，他們手中操練的會是蒲扇而不是火槍。在另一些地方，我們看到士兵單列成隊，非常自如地雙膝跪地迎接特使，在他們的長官下令起立之前，他們都保持這種姿勢。如果我們的到訪是出其不意，他們總是一片慌亂，匆忙從營房中拿出節日禮服。他們穿上這些服裝後，與其說像戰場武士還不如說是跑龍套的演員。他們的繡花背心，緞面靴子和蒲扇看起來笨拙不堪又女氣十足，與軍人氣質格格不入。

對於中國的武備，英國人極為輕蔑：

他們的大炮為數很少，僅有的幾門炮都破舊不堪。我都懷疑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來的，因為那些火繩槍便是。

這種軍事展示在英國人眼裡成了一個笑話。回到英國後，馬戛爾尼的話迅速傳遍了世界：

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它沒有沉沒。它那巨大的軀殼使周圍的鄰國見了害怕。假如來了個無能之輩掌舵，那船上的紀律與安全就都完了。

只需幾艘三桅戰艦就能摧毀其海岸艦隊。

可以說，英國人在軍事方面收穫巨大。除了對中國軍隊的整體評估外，他們還對中國的具體防務進行了考查。馬戛爾尼初步探明了從寧波到天津大沽口以及從大沽口到通州的航道，對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國城市的防衛設施進行了細緻觀察，為西方人後來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資料。比如他們曾這樣向英國軍方匯報定海的防衛設施：

城牆高三十呎，高過城內所有房子，整個城好似一所大的監獄……除了城門口有幾個破舊的熟鐵炮而外，全城沒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門是雙層的。城門以內有一崗哨房，裡面住著一些軍隊，四壁掛著弓箭、長矛和火繩槍，這就是他們使用的武器。

斯當東的這些記載，是否對英軍選擇定海為攻打的第一座中國城市有所影響呢？反正在那次戰爭中，定海軍民雖然竭盡全力，毫不退讓，最終也不堪一擊。

鴉片戰爭的直接導火索當然是鴉片，這與乾隆皇帝也並非毫無關係。

「鴉片」是英語opium一詞的音譯。若追根尋源，此詞則是由拉丁語「汁液」一詞演變而來。而鴉片的另一個中文名稱「阿芙蓉」，則源於阿拉伯語「afyun」。正像兩個詞所表明的那樣，鴉片最早出現在中東和歐洲。在《聖經》與荷馬的《奧德修紀》裡，鴉片就已經被描述成為「忘憂藥」。

事實上，早代唐代，中國人就已經接觸到這種藥物。當時中國高僧義淨赴印度取經，取回了真經的同時也帶回了「藥煙」（鴉片）。到了宋代，用鴉片煎茶已經是士大夫的一種時尚，故蘇軾詩中有「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之句。

不過，在清代中期以前，鴉片從來沒有成為人類之害，因為截至那時，人們吃鴉片只有兩種方式，一是整個兒吞食，如服金丹。二是摻上其他藥品，煎湯喝掉。這兩種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癮。

鴉片成為一種令人難於抗拒的毒品，是從爪哇、蘇門答臘一帶發明用槍管灼火吸食鴉片的方法開始的。清代初年，荷蘭人把這種吸法傳入中國。從此，鴉片在中國蔓延速度明顯加快。

早在雍正年間，鴉片成癮就已經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雍正年間，鴉片煙館已經出現在北京，吸食鴉片已經成為一種風氣。雍正皇帝在1729年頒布聖旨，禁止這種毒品：「興販鴉片煙者……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李圭《鴉片事略》）不過，由於中國本土種植鴉片極少，加以直至雍正末年中國每年只進口鴉片300箱，沒有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鴉片真正成為中國的威脅，是在乾隆年間。

如前所述，在中英貿易中，英國人只能用白銀換取中國的茶葉。從18世紀中葉起，白銀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因此中國在中英貿易中的順差是驚人的。1765-176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入的商品是對華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間，這一比值是256%。連年不斷的巨大順差使得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據統計，在1700-1840年間，從歐洲和美國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然而，世界上白銀產量畢竟是有限的。英國人運到中國的白銀主要產自西屬美洲的上秘魯（Upper Peru，現玻利維亞）和新西班牙（現墨西哥）。對華貿易不斷增長，而銀礦的產量卻十分有限。中國對白銀的驚人胃口導致美洲很多銀礦面臨枯竭。白銀的短缺使其他歐洲國家逐漸退出對華貿易。英國人也心急如焚，急於找到打開中國市場大門的辦法。

病急亂投醫，他們想到了鴉片。

史載英國商人第一次向中國輸入鴉片，正是在乾隆初年。東印度公司員工偷偷把印度的鴉片運到廣州，頭次嘗試讓他們驚喜交集。每箱鴉片在印度的購價不過250印幣，而運到中國，售價竟高達1600印幣，一翻就是6倍多。很顯然，這是換取中國茶葉的最有力武器。

在利潤的驅動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華生上校（Colonel 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積種植鴉片，然後賣給中國人，用來交換中國茶葉的計劃。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這項計劃得到批准並開始實施。當然，乾隆對此一無所知。（《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不過，中國政府還是感覺到了鴉片貿易的不正常發展。乾隆十三年（1748年），鴉片出口僅佔英國貨物的1/8，到乾隆後期，鴉片輸入量已佔輸入貨物的1/2了。中國社會上，吸食鴉片者的數量大大增長。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間的禁令，並且禁止煙具的輸入和販賣。

但是，與乾隆晚年的許多其他禁令一樣，這道禁令也成了一紙空文。「在中國，很少有花錢做不到的事情。」（《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這是外國商人的經驗之談。英國商人輕易地用行賄手段打破了海關的封鎖。事實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歡。因為禁令為海關關員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間。英國人後來記載道：「禁煙法令甚嚴，但送給主管官員金錢後，鴉片買賣卻可公開進行。」（《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因此，乾隆晚年，鴉片在中國上流社會已經成了一種公害。英國使團成員到了中國不久就發現了這一點。巴羅在書中這樣描述乾隆晚年中國社會上鴉片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會的人在家裡沉溺於抽鴉片。儘管當局採取了一切措施禁止進口，還是有相當數量的這種毒品被走私進入這個國家……大多數孟加拉去中國的船都運載鴉片；但是土耳其出產、由倫敦出發的中國船隻所載的更受歡迎，價錢也賣得比其他的高一倍。廣州道台在他最近頒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鴉片的種種害處……可是，這位廣州道台每天都從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鴉片。

當然，對這種坑人的買賣，英國人也心存忐忑。一開始，他們把這樁罪惡的生意當成病急亂投醫的救急措施，並沒有打算長期進行下去。他們還是寄希望於中英高層接觸，使中國打開市場，這樣他們就可以不必依賴這種非法的勾當。但是馬戛爾尼出使的失敗使他們的希望破滅了。東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進一步壟斷了鴉片的製造權，擴大了在印度的鴉片種植面積。為了在華擴大鴉片銷售，他們甚至對中國吸食者的嗜好專門做了精心調查，力求鴉片的製造更適合中國吸食者的口味。馬戛爾尼使團失敗後，鴉片貿易數量迅速上升。據統計，1775-1797年，中國平均每年進口鴉片1814箱。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則達到4570箱。

正是在乾隆年間興起的鴉片走私在幾十年後導致了中國財政的瀕臨破產。鴉片走私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方面的長期優勢，中國從以前的順差一下子變成了逆差，白銀大量外流。到1807年，英屬印度總督指示孟買、馬德拉斯、檳榔嶼英國殖民地首腦，原先各地準備運往中國的白銀都改運加爾各答，因為公司廣州監委會已有足夠財力應付交易。當年，從廣州運抵加爾各答的白銀有243萬餘兩。

1821年以後，鴉片走私激增，銀荒已從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國各地。而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每年的白銀流出量至少達1000萬兩，接近清政府每年總收入的1/4。鴉片戰爭因此變得不可避免。

在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過程中，有一個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斯當東。

1840年4月7日，英國的下院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辯論的議題是：要不要向中國派遣遠征軍。漫長的辯論過程中，一位叫小斯當東的議員的發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視。在他發言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人們聽得異常認真。小斯當東以果斷的口吻說，通過他對中國統治者性格的瞭解，他認為戰爭不可避免：

當然在開始流血之前，我們可以建議中國進行談判。但我很瞭解這民族的性格，很瞭解對這民族進行專制統治的階級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們想獲得某種結果，談判的同時還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認為，對中國的武力征服是必須的。

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麼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並且漸漸地在全世界都會如此！正在準備中的戰爭是一場世界性的戰爭。它的結局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根據勝負，這些影響又將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們要輸掉這場戰爭，我們就無權進行；但如果我們必須打贏它，我們就無權加以放棄。

小斯當東的發言對議員們的選擇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發言結束後，下院裡響起了長時間的鼓掌聲。在後來進行的投票中，主戰派271票，反戰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說，如果再多5張反對票，鴉片戰爭就不會在那時爆發。

大部分議員都十分相信小斯當東，因為他13歲就到過中國，而且還曾經與乾隆皇帝親切交談，得到乾隆的特殊關注與喜愛。

原來，小斯當東正是當年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的兒子。馬戛爾尼訪華時，13歲的他被作為「見習侍童」帶到中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小斯當東因負責為特使提斗篷的後沿，也得以見到天顏。

在駛往中國的漫漫旅途中，小斯當東閒來無事，向翻譯們學起了中文。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極強的，何況斯當東爵士的兒子智商很高。很快他就掌握了許多日常對話。在覲見的時候，和砷向皇帝介紹，說這個小鬼子會說中國話。

刻板嚴格的程序被打破了，皇帝微笑著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讓他講中國話。或許是因為孩子的謙遜，或許由於他講話的漂亮用詞使皇帝十分高興，後者欣然從自己的腰帶上解下一個檳榔荷包親自賜予該童」。

英國人沒感覺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們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手工繡成的錢包。但是在中國人看來，這卻是了不得的恩典。「賜給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說是一種特殊恩惠：東方人把皇帝身上帶過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視為無價之寶。」小斯當東自己也感到很榮幸，這個荷包後來他一直保存著。（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回到英國後，小托馬斯·斯當東並沒有浪費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礎。中國之行激發了他的興趣，他繼續刻苦學習中文。

中文特長奠定了他一生事業的基礎。5年後，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分公司的書記官，長駐廣州，幾年後就任總管專員，居留中國18年。(W//R\S/H\\U)嘉慶年間的1816年，他又參加了英國另一次對中國不成功的出使。這次出使徹底斷了英國人通過和平手段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念頭。1817年後，他返回英國南漢普頓，成為下院議員。

中國經歷在他心底結下了濃濃的中國情結。他終生喜歡中國事物。他在城裡修了一個中國式的亭園，起名為「古亭萊園」，其中的標誌性建築是一座仿中國樣式的燈塔狀古亭。古亭萊園的書房中藏有大量中國書籍。他用10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這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還著有《中英商業往來札記》《1816年英國使團訪京紀實》《論中英關係及其改善之進言》《英中商務考察》以及譯著《異域錄》等。1823年他與亨利·托馬斯·科爾布魯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共同創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這使他成為英國漢學史上一位知名的漢學家。（《英國漢學史》）

這樣一個人當然在中英關係中最有發言權。濃厚的中國情結並沒有妨礙他向英國人建議進攻中國。乾隆皇帝的荷包也於事無補。事實上，中國之行令年少氣盛的他深感屈辱，從中國回來後，他就一再告訴英國人，對中國必須採取強硬手段，想通過和平手段讓中國人尊敬英國是不可能的。

從中國回來後，馬戛爾尼預言，一旦中國這艘巨艦受到攻擊，「它將永遠不能修復」。亞洲及世界各地的貿易將受到擾亂……各國的冒險家都將來到中國，企圖利用中國人的衰敗來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們之間將展開無情的鬥爭」。在這種對抗中，富的愈富，窮的愈窮。「英國靠著它的創業精神已成為世界上航海、貿易和政治的第一強國；從這樣的急劇變革中，它將獲得最大的利益，並將加強它的霸權地位。」

這是驚人準確的預言。

英國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沒有得到的東西，在1842年通過戰爭一條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條約》的五點核心內容，與馬戛爾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

1793年馬戛爾尼提出，擴大英國在華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寧波、天津等處；1842年的《南京條約》第二條則規定，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等處為通商口岸。

馬戛爾尼要求，「英國水手須受約束，不宜與華人來往，懇求給予靠近廣州的一塊地段或一小島，以資使用，作為水手商人棲息養病之地，為英商之居留地」。他所指的所謂小島，是曾經經過彼地、而且做了認真描述的香港島。《南京條約》第三條則規定，中國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馬戛爾尼要求結束公行壟斷，而《南京條約》第五條取消公行，任由英國人自由貿易：「在粵省貿易，向例全歸額設商行亦稱公行者承辦，今大皇帝准其嗣後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

馬戛爾尼要求中國公開固定的關稅稅率，按照中國宣佈的關稅稅率切實上稅，不在稅率之外另行徵收。「並請將中國所定稅率錄賜一份，以便遵行。」而《南京條約》規定：「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

當然，《南京條約》在馬戛爾尼的要求之外，還有所「格外施恩」。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國人以後來中國可以攜帶妻子。如果說其他各條都是在英國人的炮艦威脅下應允，對中國百害而無一利的話，只有這一條被中國官員認為對中國很有好處。負責談判的中國官員耆英對皇帝解釋說，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嚴禁外國人攜家眷居住廣州，「立法本嚴」，但現在看來，這一規定也有弊端。因為外夷之所以難於控馭，正在於外國人在中國無所繫戀。性壓抑使他們脾氣暴躁。現今允許外國人帶老婆住在中國，那麼他們就會聽話得多，因為「英夷重女輕男，夫制於婦，是俯順其請，即以暗柔其性」。英國都是女人說了算，用婦女的溫柔改變英國人的性格，以後就好打交道了。

這番高論令乾隆的孫子道光連連叫絕，立馬批准。

三 帝國的遺傳基因

1960年八九月間，對英使團出使中國這段歷史有專門研究的法國漢學家佩雷菲特從香港出發，對中國進行了第一次考察。回憶這次中國之行，他說：「我馬上就吃驚地看到這個社會同馬戛爾尼的夥伴們描寫的社會十分相似。」他在中國幾乎看到了馬戛爾尼們寫過的一切：

……同樣的集體反應：在悶熱的夏夜，中國人繼續夜宿在大街上……同樣的儉樸；同樣一碗米飯和燒白菜；同樣的筷子……穿著同樣的藍灰色棉布衣服……同樣好抽煙。

他說：

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的基因裡都帶有乾隆帝國時的全部遺傳信息。中國以十足的中國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過去決裂，它卻從中尋找可以依靠的因素來證明自己的不變性。

他發現：

1960年的中國人仍贊同乾隆對馬戛爾尼使華團的看法，這突出地表現了這種連續性。歷史教科書，大學課本，以及我與之交談的知識分子都用馬克思的語言支持傳統的觀點。馬戛爾尼的態度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和「殖民主義的」。所有的人都贊同乾隆的嚴厲的回答：「朕無求於任何人。爾等速速收起禮品，啟程回國。」毛不久前遣返蘇聯技術人員和「顧問」時也是這樣做的，他當時宣佈說：「我們要自力更生。」

當然，從1960年到現在，確切地說，從馬戛爾尼時代到現在，中國確實已經發生了十分巨大的變化。馬戛爾尼和佩雷菲特如果再次訪華，恐怕會修改自己的結論了。今天的中國人已經不再說自己無求於人。我們已經張開懷抱，做出了擁抱世界的姿勢。外國商人和使節來到中國，受到的不再會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見的熱情。中國的外表也已經變得五彩繽紛，藍和灰統治的時代應該是一去不復返了。

但是，還是會有許多令他們十分熟悉的東西。或者說，中國的外交傳統中，有許多千年不變的核心成分。

他們會遇到一樣熱情淳樸的百姓。

雖然統治者對外國人的來訪有種種險惡的估計，但從乾隆時代起，老百姓們就天真地認為他們是被中華文化所吸引而來，向中國的統治者致敬的。英國人記載說，「下至中國的兵士和水手們都對客人彬彬有禮，不是出於責任而是出自招待熱誠。整個使人感到我們是受歡迎的客人。他們知道這些外國人是從很遠地方來向他們的皇帝致敬的。因此，他們的地位雖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應有的喜悅情緒」。（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他們會遇到一樣鋪張的招待。

雖然對外國人可能心懷猜忌，但中國統治者對他們的招待從來都是超級熱情的。在中國統治者看來，這首先是一個國家形象問題，或者說，是一個大局問題。外交無小事，內外有別，是中華帝國一貫的外交方針。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貧困，財政如何困難，招待外國人總是不遺餘力的。對於中國統治者，這絕不是難事。葛劍雄先生說：「由於歷來的統一政權一般都國地遼闊、人口眾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準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財力集中起來，數目仍然是相當龐大的，這就造成了中國『富厚』的假象。」

當英國使團剛剛出發時，乾隆皇帝就已經做好了隆重接待的準備。在清朝上下看來，接待一個首次來到中國的使團，是一個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宣傳中國治理的偉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務」。必須算政治賬，而不能只算經濟賬。乾隆前後連續多次下達詳細的諭旨，親自認真安排這次對外賓的接待工作。

為了更好地接待英國人，皇帝特意任命長蘆鹽運徵瑞為欽差大臣，專門負責此次接待工作。為此還特別為他加恩晉爵，賞戴花翎。

英國人剛剛出發不久，皇帝就命令軍機處擬定了一套詳細的接待方案，包括朝見、賞賜、宴請、看戲、遊覽等活動。這個方案記錄在清宮檔案的《上諭檔》冊中。

在估計貢使不久可到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皇帝對接待的原則做了具體指示：「應付外夷事宜，必須豐儉適中，方足以符體制……此次英咭唎貢使到後，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華。但該貢使航海遠來，初次觀光上國，非緬甸、安南等處頻年入貢者可比。（直隸總督）梁肯堂、（長蘆鹽政）徵瑞務宜妥為照料，不可過於簡略，致為遠人所輕。」

皇帝確定的接待工作方針是，一要隆重熱烈，照顧好外國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證他們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這個機會，充分展示中國的富庶強大。

因此，當使團的船隊到達大沽口外時，他們發現兩名朝廷命官攜帶著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數量：牛二十頭，羊一百二十頭，豬一百二十頭，雞一百隻，鴨一百隻，一百六十袋麵粉，十四箱麵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紅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葉，二十二大簍桃脯，二十二大簍蜜餞，二十二箱李子和蘋果，二十二大簍蔬菜，四十籃黃瓜，一千個南瓜，四十大包萵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個西瓜，三千個甜瓜還有許多瓶酒，十箱蠟燭，三大簍瓷器。由於數量太多，船上無法容納，只能收下一部分，「將其餘的璧謝」。「以後不須提出請求，大批免費供應的物資源源不斷送去。」（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這僅僅是一個見面禮。在後來的行程中，中國人的慷慨一直讓他們吃驚。使團的總管巴羅說：「我們至此所經歷的款待、重視和尊敬，是陌生人只有在世界的東方才能遇到的。」而副使斯當東則說：「大量豐富的日用品不但供應到全體團員，而且普遍供應到使節團的所有技匠、衛隊和僕人。看來中國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費以求盡到對於使節團的豪華供應。」

皇帝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貫徹。「動員了這麼多的官員，這麼多的廝役，這麼多的船隻，來做招待工作。這些參加招待工作的官員和廝役據說都得到了例外的加薪，藉以鼓勵他們做好這項工作。沿途岸上有列隊歡迎的兵士，有搭起來的綵牌樓和特別準備的表演。所有以上一切費用俱由皇帝一人擔任起來。」

「皇帝陛下的這個意旨被所有參加招待工作的官員嚴格遵守。一位使節團員有一次偶然表示要買一件微小的衣物，承辦招待的官員立刻買來，但無論如何不肯收錢。他說，一切費用都記在皇帝的賬上了。」

在其後的賞賜環節，英國人將要更為驚訝。英國人一路上所受到的熱情接待經過英國商人之口先行傳回了倫敦，整個英國歡欣鼓舞。

英國使團的出使任務雖然失敗了，但這次出使也並非沒有收穫。甚至，如果單純從經濟方面衡量，英國人的收穫是巨大的。

在回去的船隻上，裝滿了中國皇帝賞賜給他們的禮物。

自從聽說英國人要來後，皇帝就開始為他們準備禮品。在英國船隻到達天津後，皇帝派人詢問的第一件事是貢品名單，第二件事則是使團名單。這是為了有針對性地準備給英國人的禮品。皇帝的心很細，他的賞賜不僅限於官員，每一個英國人，從正使直到黑人僕從，人人有份。留在船上的士兵水手650人也每人備有獎賞。對於這個前所未知的國家，他準備大大施恩，讓這些地處偏僻的遠夷對天朝留下深刻的印象。按慣例，外國進貢，皇帝只賞賜其國王及正使等正賞一次。而此次英國來朝，皇帝前後賞賜了他們37次之多。

即使在英國人的桀驁不馴和妄加請求令皇帝十分生氣之後，那些原來準備好的禮品仍然一樣不差地發給了英國人。據後來的史學家統計，賞賜的禮品共130種，3000餘件。數量之大，品種之多，次數之頻，前所未有。皇帝一貫樂於展示他的大方。生氣歸生氣，天朝上國的體面不能丟。在給英國國王的國書上，皇帝也特意提及這一點：「爾國王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賜予優倍於他國。」（《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

雖然中間因為禮儀問題一度降低了飲食標準，但寬厚的皇帝仍然命令，回程路上給予英國人高規格的照顧：「公平而論，中國朝廷和他指派來照料使團的眾人，自始至終表現了做主人的慷慨大方，照顧無微不至，態度真誠友好。至少對我們這一行人是如此。」這是巴羅的話。

在路上，已經與英國人無話不談的「王大人」向英國人談了這次招待的花費：「王大人告訴我，為了支付接待我們使團的開銷，他們受命從我們所經過的各省銀庫，每天提取5000兩白銀（合今天幣值100萬元人民幣），也就是1600磅標準純銀。在北京是每天從戶部領取1500兩。」

巴羅由此估算，他們一行，使北京花費了51.9萬兩白銀，即17.3萬磅白銀。折成今天的幣值，約1億元人民幣。這其中當然不包括皇帝賞賜的禮品，這些禮品價值要遠遠高於此數。

「王大人告訴我，為我們服務的人一般不少於1000，很多時候大大超過1000。我相信他沒有誇大其詞。」

巴羅算了一下賬，說他們這次出使，英國本身所花費的，不過8萬磅。「對大不列顛這樣的國家來說實在是微不足道，還不到人們通常想像的數額的1/4。」（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那麼英國人都從中國運走了些什麼東西呢？以下是檔案資料中的幾次賞賜的部分禮品：

第一次給英國人的見面禮是：

特賜國王玉如意一，龍緞三，蟒緞二，妝緞七，百花妝緞六，倭緞三，片金緞二，閃緞、袍緞、藍緞、綵緞、青花緞、衣素緞、線緞、帽緞各四，綾、紡絲各二十二，羅十三，杭綢七，玉雙解瓶一，戰圖一盒，紅雕漆桃式盒九，朱漆萄瓣盤四，絹箋、蠟箋各五十，掛燈四對，繡錦香袋八盒，繡香袋、連三香袋各四盒，宮扇十三扇，百香餅四盒，普洱茶團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干、香瓜干各一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蓮子粉四盒；正使龍緞、妝緞、藍緞、醬色緞、素緞各二，倭緞八，絲、緞各一，綾、杭綢、紡絲各四，瓷碗六，瓷盤八，霽青白裡瓷盤六，扇二十，普洱茶團六，六安茶六瓶，茶膏二盒，哈密瓜干二盒；副使龍緞、妝緞、倭緞、藍緞、醬色緞、素緞各一，綾、杭綢、紡絲各二，瓷碗二，瓷盤八，霽青白裡瓷盤四，扇十，普洱茶團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副使之子龍緞、妝緞、素緞八，絲緞、錦、漳絨、羽緞、綾各一，花緞、紡絲各二，瓷碗、瓷盤各四十，錦扇十，普洱茶團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冰糖各一盒，雕漆盤一，大荷包二，小荷包四；代筆官、總後官二員，每員閃緞、妝緞、倭緞、藍緞、綾各一，瓷碗、瓷盤各二十，錦扇十，普洱茶團二，六安茶二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大荷包二，小荷包二；副總兵官、管兵官、聽事官、管船官等七員，每員妝緞、閃緞、藍緞各一，瓷碗、瓷盤各二，扇二盒，普洱茶團二，大荷包二，小荷包二。

八月十三日生日當天：

賞正使大卷八絲緞、錦緞各二，瓷茶桶、瓷碗、瓷盤各二，宜興器一；副使大卷八絲緞三，錦一，瓷茶桶、瓷碗各二，瓷盤一；副使之子八絲緞二，錦一，瓷茶桶、瓷碗各二，瓷盤一；副使之子繪畫呈覽，賞大荷包二；通事、總兵等官九員，每員八絲緞二，瓷碗二。

八月十四日：

於清音閣賞正使御筆書畫冊頁一，玉杯一，瓷盤、瓷瓶、漆桃盒、葫蘆瓶各二；副使玉杯一，瓷器、漆桃盒、葫蘆瓶各二，小荷包一；副使之子瓷器四，漆桃盒二，瓷瓶一，小荷包一；通事、總兵等官九員，每員漆桃盒二，瓷器四。

最後一次正式賞賜，禮品清單是：

二十九日，於太和門頒給敕書。賜該國王百花蟒緞二，袍緞、線緞各四，紫檀彩漆銅掐絲琺琅龍舟仙台一，玉器八，瑪瑙盂盤一，瓷器二百有二十，漆器三十七，葫蘆器十四，文竹掛格、棕竹漆心炕格各二，花卉冊頁二，畫絹二十，灑金五色字絹箋紙、白露紙、高麗紙各二十，墨六匣，各樣扇四十，普洱茶團八，六安茶八瓶，武彝茶四瓶，茶膏、柿霜四盒，哈密瓜干、香瓜干各四盒，藕粉、蓮子各二盒，藏糖三盒。又，隨敕書賜國王龍緞三，蟒緞二，妝緞七，百花妝緞六，倭緞三，片金緞二，閃緞、袍緞、藍緞、綵緞、青花緞、衣素緞、線緞、帽緞各四，綾、紡絲各二十二，羅十三，杭綢七，畫絹、白露紙各百，灑金五色絹五十，五角箋紙、高麗紙各二百，宮扇十三，十錦扇百，連三香袋四盒，十錦香袋八盒，錦香袋四盒，香餅四盒，普洱茶團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干、香瓜干二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蓮子各三盒，文竹炕桌二，雕漆炕桌二，掛燈十二，墨二十匣；正使龍緞、帽緞各一，妝緞、倭緞各二，藍緞、青花緞、綵緞、杭綢各三，綾、紡絲各六，茶葉二瓶，茶膏二盒，磚茶二塊，大普洱茶團二，刮膘吉慶一架，青玉全枝葵花洗一，瑪瑙葵花碗一，瑪瑙葵花碟一，藏糖二匣；副使龍緞、帽緞各一，妝緞、藍緞、倭緞、青花緞、綵緞、縐綢各二，綾、紡絲各四，茶葉四瓶，茶膏一盒，磚茶二塊，女兒茶十，白玉全枝葵花洗一，花瑪瑙菊花瓣碗一，葫蘆器藏糖二匣；副使之子龍緞、妝緞、倭緞、青緞、藍緞、錦、漳絨、帽絨各一，綾、紡絲各三，縐綢二，茶葉二瓶，磚茶二塊，茶膏一盒，女兒茶八，藏糖一匣；總兵官、副總兵官二員，每員龍緞、妝緞、倭緞、藍緞、青緞、帽緞、錦各一，綾、紡絲各三，縐綢二，茶葉三瓶，磚茶二塊，茶膏一盒，女兒茶八，藏糖一匣；通事、管兵等官四員，每員龍緞、妝緞、漳絨、錦、藍緞、綵緞各一，綾、紡絲各二，茶葉二瓶，磚茶二塊；代筆、醫生等官九員，每員龍緞、妝緞、錦、漳絨、藍緞、彭緞、綾、紡絲各一，茶葉二瓶，磚茶二塊；貢使從人七名，每名綾、綢各二，布四，銀十兩；吹樂、匠作、兵役等六十七名，每名綾、綢各二，布四，銀十兩；內地護送官二員，大緞各二；貢船留存管船官五名，每名回子布、高麗布、波羅麻、兼絲葛各二；留存貢船兵役水手共六百十五名，各高麗布、回子布、小增城葛、波羅麻各一……

這些禮品，大部分取自內務府六庫貯藏多年的精品，有不少更是專供皇帝、皇后使用的極品。（《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

除了這些禮品，英國人更大的收穫是兩樣，一樣是對中國軍事防衛情況的調查，另一樣是取得蠶種和茶樹苗。

在訪華的整個行程中，英國人時時刻刻能感覺到中國人的防範心理。對他們參觀的要求，中國官員經常拒絕。在使團船隻泊岸時，中國官員禁止使團人員上岸散步，避免他們探聽中國情況。佩雷菲特說，他20世紀60年代來到中國時一樣能感覺到「對外國人同樣的不信任。他們只能擾亂中國的秩序；他們的好奇心十分危險；應當對他們嚴密監視」。

這種防範甚至到了變態的程度。

裡通外國自古以來就是可以加給中國人的最重的罪名之一。馬戛爾尼肯定想不到，他這次來訪，差一點給一個普通中國百姓帶來滅頂之災。

此人名叫郭傑觀，浙江寧波人。他已經去世的父親郭端早年曾在廣州與英國人做過生意，會說些簡單的洋涇濱英語。乾隆十九年（1754年），英國人北上寧波，郭端也曾在這裡與英國人達成過交易。郭傑觀小時候聽見父親說英語感覺很好玩，就學了幾句，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因幼時聽見我父親學說話，我也跟著學了幾句，不過如吃煙、喫茶等話，此外言語我並不能通曉。」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郭端去世，郭家漸漸敗落。郭傑觀靠當私塾老師為生，從來沒與英國人打過交道，這幾句英語也自然沒了用處。

沒想到，這幾句英語給他惹來了大麻煩。

英國使團到達中國，登陸的第一個城市就是寧波附近的定海。為什麼偏偏選擇這個地方呢，是不是這裡有什麼漢奸？這讓浙江地方官大惑不解。他們於是在定海和寧波查找與外國人打過交道的人家，正在給小孩子上課的郭傑觀於是被抓到了官府。雖然嚴刑拷打，可是郭傑觀還是交代不出他與英國人的關係，於是他又被送到北京。在北京挨了幾頓好打之後，軍機大臣們終於確信「郭傑觀只系訓蒙窮苦鄉愚，所供尚無狡飾」。他的父親同夷人確實有過聯繫，不過那是40年前的事。現在懷疑消除了。不過大學士們仍然覺得他那幾句英語萬分危險，令地方官「隨時留心查察，勿令滋事」。

但奇怪的是，如此嚴密的防範居然沒有妨礙英國人做他們最想做的事：測繪中國沿海以及城市防衛情況和弄到蠶種和茶樹苗。

印度總督康華里勳爵曾希望把蠶絲和茶葉的生產引入孟加拉。馬戛爾尼在中國順利地弄到了蠶卵，也把蠶和生產過程的一些情報送到了印度。他在茶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1794年2月28日，馬戛爾尼從澳門寫信給康華里勳爵：「如有可能，我想弄幾株優質茶樹的樹苗。多虧廣州新任總督的好意——我與他一起穿越了中國最好的茶葉種植區——我得以觀察和提取優質樣品。我責成丁維提博士把這些樹苗帶到加爾各答。他將搭乘『豺狼』號前往。」在經過一片精心種植著漆樹、馬□和茶樹的平原時，馬戛爾尼的確順利地叫人挖掘了這些樹苗：中國的陪同人員這一次未加干涉。佩雷菲特說：「把優質樹苗引入印度，光這一項也就不枉此行了，而且在下個世紀將要百倍地償還這次出使的費用。」

第九章 烈日餘暉

一個叱吒風雲的英明君主，晚年對農民起義無可奈何，獨自唸咒，意欲制敵於死地，這種行為典型地反映出一個意志昏瞀的孤獨老翁的心理狀態，別人幾乎不能理解。

一 權力平穩交接

老皇帝又一次在凌晨三點多就醒了。貼身太監早就料到這一點，老皇帝輕微的鼾聲一停，他就從地上站起來，開始給乾隆一件件穿好衣服。然後，老皇帝就垂衣靜坐在御榻之上，耐心地等待三個小時後的陽光。

這已經是近年來的常態了。《清高宗實錄》記載，乾隆五十年（1785年）之後，睡眠即開始減少，「年高少寐，每當丑寅之際，即垂衣待旦，是以為常」。

更何況今天的日子是多麼特殊。就在三小時前的交子時分，大清帝國使用了六十年的乾隆年號永遠地成為了歷史。今天已經是大清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比平常更早醒了近一個小時，就是因為心中惦記著今天的「禪位大典」。生性周密的他心中把所有的環節又盤算了一遍，再一次確認，萬無一失。

從乾隆中期開始，接班人問題就成了全大清帝國關心的焦點。

處處爭第一的乾隆在子女數量上沒有超過他的祖父。康熙共有過三十二子二十女，而乾隆一生共育有二十七個子女。其中十七男十女。其中五子五女早殤，因此長大成人的是十七人。

在十七個兒子當中，乾隆最喜歡的，無疑是孝賢皇后所生的兩個嫡子了。

在立志事事超越前人的乾隆看來，大清王朝建立以來的最大遺憾是沒有一個皇帝是以嫡長繼位的，所以即位之初他就暗下決心，「必欲以嫡子承統，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獲之福」。

但無奈兩個嫡子都早夭，連喪兩個嫡子後，二十多年間，皇帝沒有再提立儲的事。

皇帝不提，臣民卻不能不想。對於那些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來說，「儲位空虛」是國家之大危險。皇帝一旦有故，則天下必然動盪。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東巡瀋陽時，一個錦州生員金從善就攔路呈詞，要求皇帝盡快明立太子，並說：「大清不宜立太子，豈以不正之運自待耶？」（唐文基《乾隆傳》）

皇帝聞言大怒，看來天下人竟然已經普遍認為自己不立儲君，是因為「貪戀寶位」了。最好面子的乾隆怎麼能容忍這樣的攻擊？於是在殺了金從善之後，皇帝向全國頒布「明發諭旨」，向天下公佈了自己的計劃。皇帝說，自己絕不是貪戀權位之人，早在剛剛登上皇位之際，他就已經向上天默誓，只當六十年皇帝，而把在位時間最長的紀錄留給祖父康熙：

天下人也許會竊竊議論我貪戀寶位，不肯立儲。豈不知我登基之初，就曾焚香禱告上天說：我皇祖在位六十一年，我不敢相比，如果我能統治六十年，一定會在八十有五歲時傳位皇子，自己退休下台。（《清高宗實錄》）

皇帝還告訴天下，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他就已經秘密立儲。不過此事他只告訴了幾個軍機大臣，所以天下人才會產生這樣的誤會。【TXT小說下載：www.uu158.com】

此諭一出，關於誰是繼承人的猜想在民間進行得更熱烈了。對於市井小民來說，猜猜哪個阿哥將成為下任皇帝也是極好的談資。

其實，這個謎說難則難，說簡單也很簡單。

乾隆三十八年之時，十七個兒子中，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五阿哥、七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和十六阿哥都相繼亡故。

其中大阿哥的亡故，就與立儲有關。

想立嫡子不成，皇帝卻把氣撒在庶子身上。皇帝對兒子和女兒的態度是不一樣的。他在女兒面前是個和藹可親的慈父，高興時甚至可以俯首甘為孺子牛，在兒子面前卻一直板著面孔。他對阿哥們的態度，完全是從政治角度出發的。為了壓制他們的政治野心，防止歷代爭儲故事重演，乾隆對皇子們管束極為嚴厲。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前，除皇四子、皇六子因出繼為宗室親王之子而獲爵位外，其他皇子一律沒有爵位，不論年齡多大，結沒結婚，都只能規規矩矩待在宮內成天讀書，不得與外界任意交往，猶如高級囚徒。對於有了爵位的那兩位皇子，也嚴格限制其器用，不許使用親王服制，規定「一應服用，仍應照皇子之例」。（《清高宗實錄》）皇子的限制之嚴，待遇之低，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有時候，他對兒子的提防到了神經過敏的程度。

孝賢皇后去世時，庶出的皇長子永璜二十一歲，皇三子永璋十七歲。接連兩個嫡子去世，顯然使他們兩個繼承儲位的概率大增，因此雖然他們在皇后的喪禮中行禮如儀，中規中矩，皇帝卻怎麼看著都不順眼。皇帝怎麼看他們，怎麼覺得他們的悲痛是裝出來的。大行皇后的梓宮（梓木做的棺材）剛運到通州，皇帝就沒頭沒腦地下了一道嚴旨，指責大阿哥在喪禮中舉止茫無所措，於「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皇后喪期剛滿百日，皇帝又當著滿洲王公大臣的面痛責大阿哥對嫡母之死「並無哀慕之愧」，三阿哥「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皇帝的口氣非常嚴厲：

試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歲，此次於皇后大事，伊一切舉動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東，惟父一人迴鑾至京，稍具人子之心，當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只如照常當差，並無哀慕之忱……今看三阿哥亦不滿意，年已十四歲，全無知識。此次皇后之事，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盡……伊等俱系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識大體，朕但深引愧而已，尚有何說！

在專制時代，不孝是極大的罪過。而皇帝意猶未盡，又殺氣騰騰地挑明說，大阿哥、三阿哥對母后之死幸災樂禍，有覬覦神器的野心。因此，這二人絕不能成為太子人選：「大阿哥、三阿哥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把他們誅殺。但朕百年之後，皇統則二人斷不能承繼！大阿哥、三阿哥日後若心懷不滿，必至弟兄相殺而後止，與其讓他們兄弟相殺，不如朕在之日殺了吧！」怒氣沖沖的皇帝轉過臉來又告誡滿洲大臣，今後如有人奏請立皇太子，「朕必將他立行正法，斷不寬貸」！（《清史稿》）

其實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這兩個皇子的表現並無太大不妥。皇帝的這些激烈言辭不過是他在孝賢皇后之喪中的失常舉動之一，然而兩個兒子卻難以承受這樣猛烈的打擊。因為這一番驚嚇，大阿哥永璜竟患了重病，並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憂懼而死，上距嚴厲的廷訓不過一年零九個月。

聞聽大阿哥驚懼成疾，從皇后之喪中清醒過來的皇帝也十分後悔。彌留之際，皇帝親臨皇子寢處視疾，素幔中的大阿哥淚汪汪地對親臨視疾的皇帝說：「兒不孝，不能送皇父了！」

皇帝痛悔不已。

為彌補心靈上的不安，皇帝追贈永璜為定安親王，使他成為諸子中第一個得封親王爵者，並且其名號由永璜長子綿德繼承。綿德因此成為乾隆諸孫中第一個未降等襲封親王的。皇帝並破例讓綿德即於皇長子所居別室治喪，不必遷移外所。終其一生，皇帝對皇長子一支都給予了特殊的關愛。

雖然因為防範過甚痛失親子，皇帝此後並不在防範子孫方面有絲毫放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長孫綿德與禮部郎中秦雄褒私下「相見送禮」。按理說，皇孫與京城官員見個面，接受個小禮物，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然而在皇帝眼裡卻是無法原諒的。老皇帝嚴厲處分，革退了綿德的王爵，廢為庶人，罰他去守泰陵。並將秦雄褒發遣伊犁，連綿德的師傅也受到處分。同年七月，一個山西小吏向出繼出去的四阿哥投信，被凌遲處死，四阿哥也因背了個黑鍋，於幾個月後憂懼而死。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山西巡撫喀寧阿風聞六阿哥和皇次孫建儲有望，就向六阿哥永瑢及綿恩呈遞請安片子，並「送魚數尾」。綿恩等鑒於前事，懼不敢受，將其事奏報給皇帝。皇帝因此褒獎綿恩，喀寧阿受到傳諭申飭。正是由於皇帝的嚴厲果斷，使諸子諸孫十分注意約束自身的行動，終乾隆一朝未發生爭儲之事。

除掉死去的那些阿哥外，十二阿哥因為生母那拉皇后為皇帝所厭惡，根本沒資格列為皇儲人選。四阿哥和六阿哥早已分別過繼給履親王允祹和慎郡王允禧為孫，因而也被排除掉了立為皇儲的可能。皇帝真的要決定立儲大事，就只能在八、十一、十五和十七阿哥這狹小的範圍中做一抉擇。

八阿哥永璇是皇帝身邊最年長者，他文才不錯，書法趙孟，嫵媚可愛，也能畫平遠山水，但為人輕躁，做事顛倒。有一次皇帝分派諸皇子去西郊黑龍潭祈雨，八阿哥本當值班，卻遍尋不見。一問才知道他帶著親隨侍從忙中偷閒到城裡玩去了。在嚴峻苛刻的皇帝看來，這無疑是不能容忍的重大過錯。加以他又有腳病，儀表欠佳，皇帝對他不抱期望，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封個儀郡王了事。

十一子成王永瑆更具文藝天分。他的詩文精潔，尤工書法，早年學歐陽詢、趙孟書，出入王羲之、王獻之筆法，臨摹唐宋各家名帖，均造極詣，獨創所謂「拔鐙法」，名重一時，論者以為清朝自王若霖以下，成王一人而已。同時代享有盛名的書法巨擘還有鐵保、翁方綱、劉墉，與成王並稱四大家。乾隆是個風雅天子，每每臨幸成王府第，觀賞他的書畫佳作。不過，對十一阿哥的寄情翰墨，皇帝也並非一味贊同。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的一天，皇帝見十五阿哥永琰手持扇上有題畫詩名，落款為「兄鏡泉」三字，一問才知「鏡泉」是年方十四五歲的十一阿哥別號，皇帝以為天家子弟不當如此效仿漢人陋習，所以下旨斥責，不許宗室貴族取號，因為過於文弱，難免丟掉滿洲的勇武，並說這些細節「所關國運人心，良非淺鮮」。皇帝對十一阿哥的不滿尚不止於此，這位阿哥柔而無斷，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怪脾氣越來越多，越來越吝嗇。據說一次乘的馬死了，即命烹馬肉代膳，當天王府即不舉炊。傳出去，成了整個朝廷的笑話。這樣的人，顯然也無人君之相。

至於十七阿哥永磷恐怕是兄弟幾個中最不成器的。這個老兒子從小就不喜歡讀書，性情也輕佻浮躁。年紀稍長，就常常溜出宮禁，一身便服去外城狹路曲巷尋花問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皇帝八旬萬壽慶典前大封諸子，六阿哥、十一阿哥、十五阿哥都封了王爵，永磷只封個貝勒，從此對皇位徹底死了心。他曾對親近的人說：「即使皇帝多如雨落，也不會有一個雨珠兒滴我身上。將來哪位哥哥當了皇帝，能把和砷府邸賜給我，也就心滿意足了。」和砷敗後，他的同胞兄長嘉慶皇帝果然將為王公大臣垂涎的和府賜予永磷一半，從此，永磷燕居邸中，唯以聲色自娛而已。

唯一還不讓皇帝失望的，只有十五阿哥了。

和其他三個皇子比起來，皇十五子永琰不是最聰明的一個，卻是缺點最少的一個。

十五阿哥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密立為太子時年僅十三歲。他的生母魏氏，是漢人出身，系內務府包衣，外祖父為內管領清泰，身份並不高貴。

但這個孩子有其他幾個不及的優點，「以勤學聞名」。他自認為天賦平常，所以學起習來異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還經常手不釋卷。史載他「以不學為戒，故三冬甲夜，孜孜於退食之時，游情於聖賢之籍」。在他的詩集中每有這樣的詩句：「夜讀挑燈座右移，每因嗜學下重幃。」「更深何物可澆書，不用香醅用苦茗。」

另一個突出之點是他的孝順與「端淳」。在乾隆的嚴厲督責下長大的永琰，品格端方，為人勤勉，生活儉樸，待人寬厚。他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克制自己，不為任何聲色所誘惑，不做任何出格過分的事情。正史筆記，絕少關於他的負面記載。

雖然有清一代，嚴禁皇子與大臣交接，然而通過皇子師傅這一渠道，朝野上下對這幾個皇子也並非毫不瞭解。據說，在四個皇子中，年僅十三歲的皇十五子是最懂事、最勤奮的一個。當時出使天朝的朝鮮使臣回國後，向他們的國王匯報見聞時多次說：「第十五子嘉親王永琰，聰明力學，頗有人望」，「皇子見存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俱無令名，唯十五王飭躬讀書，剛明有戒，長於禁中，聲譽頗多」。（《朝鮮李朝實錄》）

歲月不待人，年過花甲的乾隆必須做出決定。他在傳位密詔中小心翼翼地寫下了永琰的名字，不過放下筆後，他一直不能驅走心中的忐忑。畢竟，十三歲這個年齡對於一個繼承人來說，是太小了，這棵看起來不錯的幼苗能否長成參天大樹，誰也不能確定。乾隆三十八年冬至，六十三歲的老皇帝到天壇祭天，跪在圜丘中心，默默向蒼天禱告：「我已經秘密立永琰為皇儲，然而此子年僅十三，性情未定。如果永琰有能力繼承國家洪業，則祀求上天保佑他諸事有成。如果他並非賢能之人，願上天讓他短命而死，使他不能繼承大統。我並非不愛自己的兒子，只是為祖宗江山計，不得不如此。」（《清高宗實錄》）

雖然感情豐富，然而在這個政治超人心中，兒女之情與帝王的責任感比起來，恰如鴻毛之於泰山。

好在上天似乎對永琰也比較滿意，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到六十年（1795年），永琰一直身體健康，他的表現，也越來越得到乾隆的肯定。到了舉行傳位大典的這一刻，在乾隆心中，為這個接班人打了八十分。

讓皇帝滿意的有四點：

第一，從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點是自制力強，富於恆心和毅力。他生活有常，舉止有度，學習勤奮，辦事認真，從不逾規矩一步。這是最讓乾隆欣賞的。

第二，此人品質「端淳」，待人真摯，善於為他人著想。他富於同情心，十分重感情。他時時處處克己忍讓，生活儉樸，從不追求自己的個人享受。最為難得的是，這個皇子修養極佳，為人謙遜，很少發火，待人從無疾言厲色。

第三，從學業上看，經歷了二十多年嚴格、系統、高質量的帝王教育，永琰的成績非常突出。永琰對儒家天理人心之學，頗有心得。他的修養是建立在學養的基礎之上，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騎射成績雖然比不上他的父親和曾祖父，在兄弟當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從外表看，嘉慶皇帝是清朝歷代皇帝中長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嘉慶皇帝的外表，可以說幾乎沒有任何缺點：他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皮膚白皙，五官端正，骨肉勻停，一副雍容華貴的相貌。臉型介於方臉和圓臉之間，顯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經過從小就開始的儀表訓練，他在出席大的場合時，總是舉止高貴，鎮定自如。

在帝位授受的那一刻，太上皇由衷地覺得，上天對自己一直是厚待的。你看，如今接受帝位的這個孩子，今年年齡三十六歲。這個年齡，既精力充沛，又富於經驗。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澀，青年期的熱烈，轉為中年前期的穩健有力，正是主掌一個龐大帝國的最佳年齡。

配合乾隆的好心情，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舉行的這個典禮儀式盛大華美，氣氛祥和安寧，連天氣都是如此晴朗燦爛。上午九點整，頭戴玄狐暖帽，身穿黃色龍袍袞服、外罩紫貂端罩的乾隆，坐上了太和殿寶座。老皇帝那雙慈祥中透著威嚴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緩緩掃向殿前廣場，殿前廣場上，翎頂輝煌、朝服斑斕的上千名王公大臣在莊重的「中和韶樂」中，如潮水一般拜興起跪。九時三十二分，隨著坐在寶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顆寬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寶」微笑著遞到跪在他面前的嘉慶皇帝手中，一個空前的紀錄誕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平穩的權力交接順利完成。

權力交接一直是中國專制政治制度中最易迸發的瘡口。最高權力終身制的一個最顯著弊端即是權力更替的不確定性和穩定性。在任期制下，權力交接有著規範的時間和程序，授與受者都有充分的準備時間。然而在專制制度中，你無法準確預知老一代統治者何時去世，權力更替的時間因而不能確定。在任期制下，權力授受雙方通常都是在健康狀態下，這保證了權力交接棒順暢自然。然而，在世襲制下，權力交接必然出現在統治者病危或者死亡之時，臨終者的手已經無力有效揮動手中的權柄，在交接棒過程中十分容易出現意外：或者是權力大棒被斜刺裡衝出來的冒險者奪走，或者老一代統治者被迫不及待擔心夜長夢多的繼承人提前推出跑道，或者是在老皇帝去世後，權杖落地，出現一段充滿危機的權力真空期。所以，中國歷代以來權力交接之際，不是血雨腥風、誅族滅門，就是杯弓蛇影、疑雲重重。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歷代皇帝都絞盡腦汁，想盡了一切辦法。最常見的是預立太子，然而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太子不是容易做的。從古至今，一帆風順的太子屈指可數，擔驚受怕，險象環生，幾上幾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異處的倒是比比皆是。這樣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們為例吧：

第一個太子李建成死於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與父親反目成仇，謀反被廢，幽禁致死；唐高宗和武則天所立的前三個太子李忠、李賢、李弘，都被武則天殺掉。〔ＷＷＷ。ＷrsＨＵ。ＣＯＭ〕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廢為庶人，隨即賜死；自憲宗以後，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幾乎無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殺害……

有清一代的權力交接，雖然不如唐代一樣血腥，也同樣問題多多。史上最為失敗的立太子事件，無疑發生在乾隆的爺爺康熙時期。為了解決接班問題，康熙早早立了太子，其間廢而復立，折騰了數十年時間，最終的權力交接還是鬧得腥風血雨，不明不白。

只有乾隆皇帝，在這個問題上順風順水。賴父親創立的秘密立儲制，他當初的即位相當順利；如今他要再上一層樓，在自己活著的時候，就解決繼承問題，把權力交接的震動降到最低，使大清王朝的穩定不受任何威脅。

可以說，在堯舜之後的中國統治者中，只有乾隆一個人真正成功地實行了「禪讓」。自從三代之後，「禪讓」就成了中國專制政治中一個美麗的夢想，成了統治者「成聖成神」的標誌。可惜，所有的效仿者都畫虎不成反類犬。公元前318年，燕王噲效仿堯舜，主動禪位與子之。可是這次禪讓並沒有帶給燕國任何的好處。三年後，「燕國大亂，百姓恫怨」，齊國幾乎滅燕。在此之後出現的「禪讓」，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是老皇帝被逼無奈被小皇帝奪了權的代名詞，比如唐玄宗與唐肅宗；就是權臣篡位的遮羞布，比如曹魏代漢。唯一一次自願的禪位發生在宋高宗時期，不過那是因為宋高宗外惕強敵，內耽逸豫，不足掛齒。

這一時刻，不啻是中國專制政治史上最輝煌、最偉大的一個瞬間。歷代王朝權力交接之際的血腥、緊張、能量自我衝突都被乾隆巧妙化解。在中國歷史上，這確實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創舉，是專制時代權力平穩交接的一個完美典範。歷史學家對乾隆的這一舉動一致高度評價，其中以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言最有代表性：

惟我高宗純皇帝當大一統之運，臨御六十年，親傳寶位。猶時勤訓政，享年到八十有九；今上自受禪後，極尊養之。誠無一日不親承色笑，視宋孝宗之一月四朝，曾不足比數焉。然則兩宮授受，慈孝兼隆，福德大備，真開闢以來所未見，豈不盛哉！

二 「千古第一全人」

對於禪讓之舉，乾隆非常看重。他把這一舉動，當作自己生命中最後一件大事，當成了六十年統治的完美壓軸。

乾隆認為，這一舉動，標誌著他成了全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統治者，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人」。

如前所述，乾隆皇帝是史上雄心最熾、最自負的君主，他時時處處，要超越歷史，創造紀錄，把自己大大地寫在歷史上。

因此，越到晚年，他就越看重自己在歷史排行榜上的位置。他樂此不疲地把自己和歷代帝王比較，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自己確實是偉大得無與倫比。開始是比疆域，比人口，後來是比政治安定，比軍事成就。在這些都比無可比之後，他開始和歷代帝王比年齡、比在位時間、比兒孫數目。這項工作給他帶來了極大的快樂。

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作《古稀說》。之所以對七十這個歲數如此重視，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年齡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重要分水嶺；另一方面，因為乾隆是大清開國以來六位君主中第一個活到了七十歲的人。在他之前，努爾哈赤壽六十八，皇太極五十一，順治二十四，康熙六十九，雍正五十八。太祖和聖祖都接近了古稀的門檻，只有乾隆成功地跨過去了。在功業上，他早已經成為第一，如今在年齡上，他又成了第一。

在《古稀說》中乾隆與史上的六位長壽帝王進行了比較。他確信自己已經超越了其中四位，另兩位元世祖和明太祖，勉強可以和自己比肩，因為他們畢竟是創業之主，而他只是繼承之君。沒能親手開創王朝，這是他無法彌補的遺憾。不過繼承之君也有繼承之君的好處，那就是福大運大，不用櫛風沐雨，九死一生，而是平安順遂登上帝位。中國人對人生境界的嚮往包括三個終極目標——多福，多壽，多子孫。第一條他已經無可挑剔居於歷史最前列了。而第二條他的排名也越來越靠前，而第三條他則有可能開創一個歷史紀錄。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年初，皇帝下了一道不同尋常的詔書，封自己的長孫綿德為固山貝子。如前所述，綿德因為私下與官員交往，前些年被革為庶人，如今突然獲得榮封，是因為他立了什麼特殊功勳嗎？其實不是，綿德的晉封只是因為他的府內將要誕生一個嬰兒。雖然得了孫子孫女在早婚的皇室並非什麼大事，但綿德府中將要降生的這個嬰兒可非同尋常。如果出生的是一個男孩，那麼他將是乾隆皇帝的第一個玄孫。也就是說，他的出生，標誌著乾隆將要五代同堂。這在人均壽命不長的古代，是極大的喜事。

閏三月初八，一騎快馬把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傳到了皇帝所巡幸的江寧。皇元孫誕生，五世同堂的願望實現了。群臣額手稱慶，皇帝大擺宴席，款待所有大臣。皇帝的高興可以想見，他立刻寫了一首詩：

飛章報喜達行軒，歡動中朝及外藩。

曾以古稀數六帝，何期今復抱元孫……

原來在這一刻，皇帝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皇帝吉尼斯排行榜上又有了新的紀錄：他成了古往今來第一個五世同堂的皇帝。元世祖和明太祖在這一點上也沒法與他相比，在福氣之大上，他已經被確認為古今第一。

乾隆五十年（1785年），皇帝又發現了另一個歷史第一：他成了上述六位超過七十歲的皇帝中紀年最長的皇帝之一。他因此作詩一首：「七旬登壽凡六帝，五十紀年惟一人。漢武卻非所景仰，宋宗高孝更非倫。」大意就是，七十多歲的皇帝有六個，但在位五十年的人就我一個，我很得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六十壽辰和在位周甲，乾隆皇帝更是來了個年齡、兒孫和在位年代綜合比較，結果更是證明自己的歷史第一地位不可動搖。他在乾隆五十五年中所作的詩篇中說：

八旬開袤春秋永，五代同堂今古稀。

古稀六帝三登八，所鄙宋梁所慕元。

惟至元稱一代傑，遜乾隆看五世孫。

這首詩的意思也簡單，年過古稀的皇帝有六個，只有三個活到八十歲了，這三個裡，宋高宗和梁武帝是廢物，不值得一提，元世祖忽必烈雖然武功赫赫，但卻沒有我乾隆那樣五世同堂。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因為廓爾喀求和，乾隆親撰《十全武功記》，將即位以來的十次戰爭拼湊為十全武功，包括兩次平定準噶爾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兩次金川之役，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緬甸之役，安南之役及兩次抗擊廓爾喀之役。

實際上，這十全拼湊得十分勉強。十次戰爭中，有三次是一分為二出來，即把一次戰爭分成兩次。十次中有四次是失敗的，而且對金川之戰勝得尤其不光彩。

因為這個不嚴謹的十全武功，乾隆自稱「十全老人」。並且精選和田玉，鐫「十全老人」之寶。自得自滿之態，不能自掩。並御書「寶說」。他全面回顧了自己一生的功勞，說「十全本以紀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寶，則不啻此也。何言之，武功不過為君之一事」。

如今，這個傳位大典的成功舉行，意義顯然更為重大。因為這是比堯舜都偉大的舉動。在舉行傳位大典之前，乾隆皇帝終於得意揚揚地說出了他的心裡話：秦始皇以後，禪讓都是徒有虛名。三代之時，雖然有過堯舜禹禪讓的盛事，但是授受者都是異姓，充其量可稱為「外禪」。只有他舉行的禪位大典，是空前絕後的「內禪」，「不但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視堯舜，不啻過之」。這正是他超越三代的標誌性行動。他已經成為中國歷史上，不，世界歷史上，最最偉大，最最光榮，最最有福氣的皇帝，是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完人。

三 太上皇

傳位之前，老皇帝擔心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十五阿哥性格過於老實端方，似乎就缺了那麼一點機智圓滑，或者說缺了一點就通的那麼一點「靈犀」。比如，在當上了「皇帝」之後，是否知道如何處理與他這個「太上皇」的關係，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

雖然已經準備了六十年，但是在禪讓大典舉行之際，乾隆心中還是不免時時浮現出隱憂：「禪讓」之名雖然如此風光盛大，但畢竟不是沒有風險。自古及今，還沒有一個太上皇是幸福的：唐高祖李淵還沒當夠皇帝，就被兒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當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後，悄無聲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兒子的猜忌中膽戰心驚地生活，身邊的大臣和朋友一個個被流放，最終自己被兒子軟禁，鬱鬱而終。中國歷史上的另幾個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無一不是悲劇人物，下場都十分悲慘。

因此，在舉行禪讓大典的同時，乾隆皇帝已經為了保證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無數準備：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確宣佈，自己只將那些接待、開會、祭祀、禮儀之類的日常工作交給皇帝，至於「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他「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聽我訓導，將來知所遵循，不至錯誤，豈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後接待朝鮮使臣的時候，他又明確向各國宣稱：「朕雖然歸政，大事還是我辦。」

他規定，退位之後，他仍稱朕，他的旨意稱「敕旨」，文武大臣進京陛見及高級官員赴任前都要請示他的恩訓……

雖然在退位前花費巨資修建了寧壽宮，可是真正退位之後，他並沒有從象徵著皇權的養心殿搬出來，用他的話說：「予即位以來，居養心殿六十餘載，最為安吉。今既訓政如常，自當仍居養心殿，諸事咸宜也。」

一句話，雖然退了位，他還是處處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國之主。

握了一輩子權柄的老皇帝對權力愛如自己的眼睛，防衛過度，眷戀到了近乎失態的程度。

事實證明，老皇帝過慮了。直到真正禪讓了皇位之後，乾隆才發現他選的這個接班人其實是應該打滿分的。

正當盛年、血氣方剛的嗣皇帝比他想像的要聰明，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謹地做著大清國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勤勤懇懇地閱讀所有奏折，準時上下班，認真出席每一個他應該出席的活動，卻從來不做任何決定，不發任何命令，不判斷任何事情。他十分得體地把自己定位為老皇帝的貼身秘書，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個原則：「聽皇爺處分。」

朝鮮使臣的記述裡，把嘉慶韜光養晦的狀貌描繪得躍然紙上：「（嘉慶帝）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遊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於此亦有可知者矣。」賜宴之時，嘉慶「侍坐上皇之側，只視上皇之動靜，而一不轉矚」。《清史稿·仁宗本紀》也記道：「初逢訓政，恭謹無違。」

人們常說，老年意味著智慧和達練，老年其實更意味著身體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轉的退化。不論多麼英明偉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給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帶來的傷害。乾隆皇帝一生剛毅精明，到了晚年，卻像任何一個平庸的老人一樣，分外怕死。或者說，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年輕時的好大喜功，到了暮年演變成了只喜歡聽吉祥話。他尤其畏懼與死亡有關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認為這些會帶來晦氣和不吉祥。嘉慶二年（1797年）二月，嘉慶的結髮妻子、皇后喜塔臘氏病故。嘉慶帝十分悲傷。嘉慶和喜塔臘氏結婚二十多年，感情很好，一旦斷絕，那種痛苦是可以想見的。

然而嗣皇帝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即位後，他第一次單獨做了一個決定：他命令禮部，皇后的葬禮按最簡單迅速的方式處理，雖處大喪，皇帝只輟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還特別命令大臣們，因為「朕日侍聖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邊）」，「朝夕承次，諸取吉祥（凡事都盡量營造吉祥氛圍）」，凡在大喪的七日之內，來見太上皇的大臣們，不可著喪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時人記載說，國喪的七天之內，嘉慶皇上從不走乾清宮一路，以防把喪事的晦氣帶到太上皇日常經過的地方。皇帝去皇后靈堂時，俱出入蒼震門，不走花園門。去奠酒時，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換上素服，一回宮，立即換回常服，隨從太監也穿著天清褂子，不帶一點喪氣。「且皇上其能以義制情，並不過於傷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無意間，會把和砷叫過來，問問他皇帝的心情怎麼樣，有沒有因為妻子去世而耽誤國事？聽過和砷的匯報，太上皇閉上眼睛，微微地點點頭。

兒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來。他一如既往地繼續著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整個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謂「嘉慶元年」，不過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當然，遺憾是永遠存在的。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乾隆最大的遺憾是陷入了一場沒能取勝的戰爭。那就是平定白蓮教起義之戰。

陝西四川湖北的交界處，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稱南巴老林。此地山高林密，「高山長林綿亙千數百里，彌望蓊鬱，竟日不見人煙」。（《三省邊防備覽》）本非宜人類所居。但是，乾隆中葉起，大批流民湧入這片森林，伐樹造屋，開荒種地。這些流民來源極廣，不但有四川陝西湖北三省，還有廣東湖南安徽江西之人。「攜帶家室，認地開荒，絡繹不絕。」對這些移民的估計，保守的是十餘萬，有人說有百餘萬。（《三省邊防備覽》）

大批移民的出現，說明了乾隆中葉人口壓力的嚴重程度。當時尚殘留的山區本不宜耕種，因為這些深山老林地勢險峻，土地貧瘠，且無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損很快，勞動與收穫不成比例。在老林中生活是極為艱難的：「伐木支椽，上覆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石作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築土屋數板，否則仍徙他處，故統謂之棚民。」

雖然艱難如此，人們仍然樂此不疲。這說明大清王朝社會體制內的潛力挖掘到極限，仍然無法解決人口問題。又一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迫在眉睫了。

流民雜居之地，向來是民間宗教的溫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嚴厲打擊的白蓮教迅速在這裡滋生起來。「習教之人，入彼黨伙，不攜貨糧，穿衣吃飯，不分爾我。」這種廉價的烏托邦，對於缺衣乏食的窮苦移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因果報應，分毫不爽。乾隆剛剛完成禪位大典，宣佈自己成為了「千古完人」，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爆發了白蓮教起義。起義在陝西四川湖北的交界處爆發，迅速蔓延到川、陝、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縣、廳、衛等二百零四個。

當太上皇這幾年，乾隆的全部殘存精力都用在了鎮壓起義上。僅三年時間，動用的軍隊已經有十萬，花掉餉銀已經有七千萬兩。雖然「猶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調兵遣將，起義的烈火卻越燒越旺。

掌握權力六十年來，乾隆還是頭一次這樣一籌莫展。野史記載，一日早朝已罷，嘉慶帝和和砷入見。「砷至，則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宗（指嘉慶帝）西向坐一小機，（每日召見臣工皆如此）。砷跪良久，上皇閉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語，上（嘉慶帝）極力諦聽，終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啟目曰：『其人何姓名？』砷應聲對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蓮教首領姓名）。』上皇復閉目誦不輟。移時，始麾之出，不更問一語，上大駭愕。他日，密召砷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作何語？汝所對六字，又作何解？』砷對曰：『上皇所誦者，西域秘密咒也，誦此咒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里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奴才聞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對也。』」（《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點評說：一個叱吒風雲的英明君主，晚年對農民起義無可奈何，獨自唸咒，意欲制敵於死地，這種行為典型地反映出一個意志昏瞀的孤獨老翁的心理狀態，別人幾乎不能理解。

事實上，鎮壓這次起義最後耗費了清王朝白銀二萬萬兩，相當於當時清政府五年的財政收入；使清軍損失一、二品的高級將領二十多人，副將、參將以下的軍官四百多人。可以說，正是這次起義，徹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後一層面紗，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結束。大清王朝在這場戰爭中元氣喪盡，從此一蹶不振，再也沒有了往日的榮光。

正是在戰爭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終點。

進入嘉慶三年（1798年）以來，太上皇的身體並未見有什麼異常。嘉慶三年臘月底，八十九歲的太上皇得了輕微的感冒。新年將至，朝野上下，誰也沒有在意。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諸王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慣例來給太上皇拜年，上皇還能如常御座受禮。不料，初二，病情轉劇，身體各器官出現衰竭徵兆，陷入昏迷。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時，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長的人生旅途。

在去世前一天，他還做了「望捷」一詩，期盼平定白蓮教的捷報早日到來。在遺詔中，他仍然念念不忘這最後的未了之事：「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籌筆勤勞，日殷盼捷，已將起事首逆緊要各犯，駢連就獲，其奔竄伙黨，亦可計日成擒，蕆功在即。」

尾聲 萬劫不復的沉淪

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復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骨，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徹底喪失了復興的機會。

太上皇帝之死使正在歡天喜地過年的大清國臣民們不得不穿上喪服，進入全國性的哀悼期。不過，沒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絕。近九十歲的老人去世，是意料中事。讓大家真正感興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

雖然已經當了三年皇帝，可是嘉慶在全國人的心目中還是一個謎。除了他那張總是帶著和藹微笑的臉和幾篇沒有個性的聖旨之外，人們對他一無所知。這個人心中到底在想什麼？他是在裝傻還是真的胸無主見？他有沒有領導國家的能力？他的執政方針和理念如何？人們對此充滿好奇。不過，新皇帝的種種表現，似乎表明他是溫和、穩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時間內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動。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上午，嗣皇帝就發佈了一條讓全國人都大吃一驚的諭旨：免去乾隆皇帝駕前第一寵臣和砷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之職，命令他和福長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靈前，一心辦理喪事，不得任自出入。朝廷上下，一片驚疑。

初五，王念孫、廣興、劉墉等先後上疏，舉報和砷種種不法之事。

初八，皇帝宣佈逮捕和砷，對他進行審查。同時，一場規模巨大的抄家行動展開，令人驚愕的巨額財寶在和府地窖中顯露出來。

僅僅十天之後，審判完畢，正月十八，皇帝發來一條白練，賜和砷自盡。

嘉慶之所以如此迅速除掉和砷，更多的是基於大清王朝的責任感。他對和砷的不滿，實際上代表了他對乾隆後期朝政的不滿，在嘉慶看來，和砷是乾隆晚年以來朝政日非、腐敗日盛的一個標誌。

在和砷主政下，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由於官員集體腐敗，百姓民不聊生，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洋洋地舉辦傳位大典七天之後，川楚兩地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起義席捲五省，大清王朝一時岌岌可危。

應該說，誅和砷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招。面對如火如荼的起義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憤懣和仇恨，而嘉慶則能冷靜分析出大亂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慶自己所說：「白蓮教的起因，乃在於官吏多方搜刮，竭盡民脂民膏，因而激變如此。然而州縣官員削剝小民，不儘是為了自肥，大半也是為了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勒索屬員，也不盡為私貪，無非結交和砷。」「是以層層剝削，皆為和砷一人。而無窮之苦累，則我百姓當之。」嘉慶看得很清楚，腐敗已經成了關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問題。如果要熄滅起義的烈火，必須剎住朝廷上下貪腐相尚的風氣。而要剎住腐敗之風，就要從和砷抓起。

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顯示了皇帝把握和處理複雜政治局面的政治智慧。

誅和砷的根本目的是扼制腐敗。在廣泛聽取官員意見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時代即以廉潔著稱的大臣進入了朝廷中樞，而和砷時代大部分省一級高官被撤換。「1799年（嘉慶四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個身居要職的官吏中，六個被迅速撤換：他們是駐南京的總督、陝甘總督、閩浙總督、湖廣總督和雲貴總督，以及漕運總督。次年又撤換了河道總督二人。」（《劍橋中國晚清史》）

借誅和砷的東風，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國興起，一大批貪官被揭露出來，受到嚴懲：湖南布政使鄭源濤公開賣官，並且定下官職售價，被定罪斬首；雲貴總督富綱在任內索賄，被判絞刑；湖北安襄鄖道台胡齊在鎮壓白蓮教過程中，貪污軍需銀三萬兩，被抄家處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辦匪案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舉報，丟官罷職……

當然，大事中的大事，還是白蓮教起義。自從登基以來，熊熊燃燒的起義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著嘉慶皇帝。自從嘉慶元年白蓮教徒首舉義旗以來，湖北、四川、河南、陝西各省已經燃遍烽火，二十多個州縣被義軍控制。太上皇乾隆調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間先後花費軍費七千萬兩，可是起義烈火不但沒有被撲滅，反而有越燒越旺之勢。嘉慶深知，這是關係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鬥。事實上，他之所以不惜冒違反「三年無改」之教的風險，雷厲風行地全面扭轉父親的政策，核心目標就是為了除掉這個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

嘉慶非常清楚，導致軍事失利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貪污腐敗。川楚軍營的黑暗、腐敗在嘉慶親政時已經發展到了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統兵將領無不濫支軍費，有多少支多少。

和砷一倒，嘉慶就立刻傳諭諸將領：「從前帶兵大員，皆以和砷為可恃，迎合鑽營，虛報功級，坐冒空糧，不一而足。今和砷已經拿辦，伊等失其所恃，惟當以國事重，奮發有為。」

皇帝可不僅僅是嚇唬人。親政不久，皇帝就把陣前最高統帥經略大臣勒保撤職查辦。

通過百官的直言進諫，皇帝對軍隊中長期存在的權力分散、戰略失當、軍紀渙散等問題等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在充分掌握情況的前提下，嘉慶帝對軍隊進行了重大的人事調整。首先，他把鎮壓白蓮教的數股軍隊統一到一起，歸為五省經略大臣指揮，節制川、陝、楚、甘、豫五省軍務，從此，軍事指揮大權得到統一。

通過懲辦貪污和人事調整，一個更強有力的後勤保障體系初步建立起來。經過不懈努力，鎮壓白蓮教的軍事戰爭終於出現了重大轉機。嘉慶七年（1802年）年底，額勒登保、德楞泰與四川總督、陝兩總督、湖廣總督等聯名，用黃綾表外、裡內朱紅的折子，六百里加急馳奏：「大功底定，川、陝、楚著名首逆全數肅清。」鎮壓白蓮教的關鍵戰役取得了勝利，嘉慶帝激動萬分、熱淚盈眶。他的新政，終於結出了鮮艷的果子。

乾隆晚年以來死氣沉沉、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終於出現了轉機，漫天的腐敗烏雲中終於裂開了一線青天，鬱悶了許久的大清臣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新皇帝親政三年以來，他們對大清王朝的信心慢慢恢復。這個有膽有識的新皇帝，看來完全有能力力挽乾隆晚年以來的衰頹之勢，使大清走出後全盛時代的迷茫期，重回向上軌道。

帶著初政成功的喜悅和自得，嘉慶七年秋，皇帝騎著駿馬英姿颯爽地出現在了壩上。小時候，他曾經多次隨著父皇來這裡圍獵，古木參天的茂密森林，萬人圍獵的壯觀氣勢，獵虎鬥熊的緊張氣氛，讓他一直魂牽夢繞。因此，在鎮壓白蓮教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他馬上把「木蘭秋獮」提上了議事日程。聖祖康熙開創的這個旨在聯繫外藩、保持武備的傳統活動，在自己即位後還一直沒有來得及舉行。今天，他終於可以一償夙願了。

然而，離木蘭圍場越近，皇帝的心情就越異樣。這還是他記憶中的圍場嗎？圍場周圍的木柵東倒西歪，缺口處處。圍場裡參天的古木不見了，砍剩的木墩如同一個個驚心的傷口在地上呻吟。地上縱橫著運木大車的車轍，有的地方因為車輛過頻，儼然成了光禿禿的大路。處處是盜木者搭建的窩棚，地上經常出現燃剩的樹枝，有的還冒著微弱的青煙。很顯然，這是盜木者們生火做飯的痕跡。皇帝後來回憶他感覺到的震驚說：「百餘年秋獮圍場，竟與盛京、高麗溝私置木廠無異。」皇家獵場，居然成了盜木販子任意橫行的木材產地。管理人員的失職一目瞭然。

修養極佳的皇帝沒有立刻發火。他強抑怒火，按著父皇行圍的路線，帶領一萬騎兵中規中矩地打了一天的獵。過去，父皇每次出獵都能打到老虎、黑熊等猛獸，狐狸、麋鹿、獐子等小動物更是數以十百計。可是他奔波了一整天，只打到了兩隻小小的□子！不是他射術不高明，也不是騎兵們不聽指揮，而是獵物太少了。一方面是林場破壞，獵物逃散；另一方面，盜獵者趁皇帝不來的這些年，一直在與皇帝分享這個皇家獵場。十分之九的麋鹿生獐等物，都成了他們的盤中餐。

回到熱河行宮，皇帝按舊例，把這兩隻□子中的一隻供奉在後樓祖宗御像前。過去，這座寬達三米的巨大供桌上往往會擺上十多隻野獸，而今，卻孤零零只擺著一隻小小的□子。不知道列祖列宗看了會是什麼感想？皇帝感覺自己臉上一陣陣燥熱。

羞愧過後，皇帝不得不感慨，大清王朝畢竟是今不如昔了。全盛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朝政的敗壞遠比他想像的要嚴重。從努爾哈赤到乾隆，誰的治下會發生這種荒唐可笑的事情？要恢復舊日的輝煌，看來不是一日兩日之功。

皇帝第二天停止了行圍，開始徹查圍場管理失職之事。以內務府有關官員慶傑、阿爾塔為首的十數名官員被處以降職、罰俸等懲罰。

這僅僅是無數讓皇帝驚訝的事情中的第一件，還有更大的意外在後面等著他。

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二十日，皇帝由圓明園起駕回宮辦事。皇帝的車駕剛進神武門，一名衣衫襤褸的男子不知從哪裡衝了出來，直奔皇帝的御轎，手裡還握著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事發倉促，皇帝身邊龐大的扈從部隊居然沒有人做出反應，還是轎邊的定親王綿恩下意識往前一擋，用自己的袖子纏住了利刃。身邊的侍衛這才一擁而上，拿獲了這名男子。

這是大清開國以來的第一起皇帝被刺案。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重案也屈指可數。按常理，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兇殺案。一個龐大的審問集團立刻組成，要揪出這個男子背後的黑手。各種酷刑都用盡了，審問的結果卻出人意料。

原來，這個案子還真是十分簡單，背後沒有任何主使。兇手陳德，是北京近郊的一名失業人員，他妻子於去年去世，上有八十歲的癱瘓岳母，下有兩個未成年的兒子，找不到生計，受盡欺凌，遂對社會產生仇恨。這一天他突發奇想，既然生不如死，為什麼不死得驚天動地。於是懷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宮而來。連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皇宮衛兵並沒有按規定出現在崗位上，使他得以順利潛伏進神武門西廂房裡，差點完成了前無古人的壯舉。

這一行刺案反映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包括皇家守護部隊軍紀在內的官僚體系的政務廢弛，已經到了直接威脅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個，失業者的大批出現，說明社會已經無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長。百姓的生計問題，成了威脅大清朝穩定的根本政治問題。

成功平定白蓮教的興奮，因為這兩樁意外事件而消失得無影無蹤。親政以來，皇帝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戰場上。現在當他終於有時間細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時，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蓮教起義不過是帝國軀體上的一個瘡口，大清王朝體內的病症，比外在表現出來的要沉重得多。

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腐敗。

只要沒有蔓延開來，腐敗就並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敗現象，在任何時候、任何體制下，都會存在。然而，一旦蔓延開來，成為普遍現象，治理難度就呈幾何級數增加。

雖然殺了和砷，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後，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範，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砷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砷，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污了四萬兩之多。

白蓮教軍報剛剛從他的案頭搬走，數不清的貪污案卷又已堆滿了他的書桌。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面擴散，所有的基層幹部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1805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財政廳的一個小小辦事員，頂多是股級幹部，按理說並沒有什麼權力。可是從嘉慶元年（1796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污了三十一萬兩白銀。他貪污的手段非常簡單，就是私刻了從財政廳長（布政使）、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後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大清王朝的監督體系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甚至湖北財政廳（布政使司）的一個銀匠，利用政府官員的糊塗馬虎，不斷私藏銀兩，幾年下來，居然也貪污了五千兩之多。

自從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每年朝廷下撥相當於全國財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財政經費用於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門裡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至於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裡放石頭。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或者說「編外警察」充斥基層。各縣級部門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佔編製，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製數倍，甚至數十倍。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他們橫行鄉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交，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他們在城市裡勒索小商小販，經常鬧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財政虧空」。即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負債經營。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為了維持政府運轉，為了給官員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除了腐敗之外，大清王朝還有太多難題沒有答案。乾隆皇帝帶著「十全老人」的榮耀光榮地進入了歷史，他積累起來的一系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卻像定時炸彈一樣，在嘉慶任內一個接一個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

乾隆朝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乾隆之後，雖然國力大衰，但是人口還是沿著它固有的慣性規律發展下去。嘉慶十六年（1811年），達到了3.5億。

這麼多人的吃飯問題，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人口增長使得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激化，越來越多的底層人口陷入了絕對貧困化，大批人口脫離土地，四處遊蕩，使得社會處於不安定的邊緣。數十年來聚集在楚、粵、贛、皖、黔等省的以數百萬計的無業流民，正是白蓮教起義的主因。白蓮教起義被鎮壓了，可是流民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起義隨時有可能再次發生。陳德行刺案是這個問題的最佳註解。

與人口問題相伴的，是大清王朝嚴重的財政危機。

由於人口增長，糧食緊缺，加上美洲白銀大量湧入，嘉慶年間，物價已經比乾隆初年上漲了三倍。然而，由於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承諾，清王朝的財政收入卻沒有同比例增長。也就是說，到了嘉慶時期，政府的財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實際上是減少了四分之三。這是各級政府出現巨額財政虧空的重要原因。

財政危機又導致了亂收費問題的加重。

為了彌補財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拚命向老百姓層層加碼，於是各種千奇百怪的收費項目都出現了。雖然朝廷規定不加賦，各地政府卻利用各種借口，不斷加重農民負擔。農民承擔的額外稅賦比正稅要多出數倍、十數倍。各地百姓上訪的案卷堆積如山，然而官員們根本不以為意，因為「州縣亦熟知百姓之伎倆不過如此」，民與官鬥，永遠是輸家。大清王朝社會矛盾處於激化邊緣，輕則民眾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則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於激變」。

責任心極強的嘉慶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1802年）到嘉慶十年（1805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態，貪污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污，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懾力越來越低。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這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已經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體，罵不怕，打不醒。他自認為已經非常凌厲的手段和措施，經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官僚體系的層層減震，到了基層，竟然已經如同撫摸般溫柔。他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記記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團上。

「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他該何去何從？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松柏蒼翠。嘉慶十年（1805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後，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極之陵）。

在陵寢的隆恩殿中，皇帝認真參觀了先祖們留下來的遺物。努爾哈赤用過的桌椅，看起來是那麼簡陋，皇太極用過的鞭子，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沒有任何裝飾……這些珍貴的文物，昭示著祖先創業的艱難歷程。皇帝在這些遺物前久久駐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在東巡後寫了一篇《守成論》，其中談到了「改革」問題。他說，近來屢有官員向他提出，天下弊政重重，是因為祖制舊法已經不適於用，要求全面更新。皇帝說，這是非常錯誤的一種思想傾向。他多次閱讀中國歷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埋下了滅亡的種子。「亡國之君皆由於不肯守成也。」

他在東巡後的一系列文章中宣佈「守成」思想，告誡滿朝大臣，對於大清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千萬不能亂搬亂動，亂下藥方。這樣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療方案就是「徐徐進補」「固本培元」，用溫和的藥物一點點滋潤這具乾枯的病體。這種療法一需要極大的耐心，二需要對症的補品。嘉慶自信耐心是他的長處，而補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來「培植正氣」的一系列「祖宗心法」。

皇帝說，現在的大清社會，出現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不在於制度不好，而是因為這些制度執行得不好。「間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舊制」，把列祖列宗關於「艱苦奮鬥」「勤政愛民」的教導忘於腦後，在貫徹規章制度時加入自己的私慾，致使政策變了樣、走了形。

皇帝說，雖然大清現在撫有四海，國力強大，但是祖先艱苦奮鬥的精神一日不可丟。八旗官兵，當常思當初滿族軍隊是如何吃苦耐勞，奮發進取，力改「武務不振，軍務廢弛」的現狀。全體文臣，當經常想想現在的生活要好於祖先創業時多少倍，清廉自持，儉樸為政，這樣，才能永遠保持大清的統治。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好理解。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回望，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面臨的問題，用「祖制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範圍。康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制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制度的所有動力。

凡事物極必反，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系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制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範疇，在「祖制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問題。自地理大發現之後，玉米、蕃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致了一個多世紀時間裡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18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比例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為108.67%。

亙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國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把發展對外貿易，發展工商業，發展海外殖民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那麼中國完全有可能搭上剛剛開起的全球化之車，主動打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大門。

因此，歷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但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麼，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裡。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確宣佈了他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確歉也。」

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皇帝說，「小民皆有天良」，官員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惡者」「貪者」，根本原因在於「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歸善。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們，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傑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讚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誥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歷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則「性清通，無聲色之好，辦事謹飭清慎」。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傑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對於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寧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雖然號稱法祖，實際上這一用人標準與他的先祖們並不相同。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咸豐年間，大臣張集馨與咸豐皇帝縱談乾隆年間事，有一段有趣的對話。咸豐說，「老輩督撫要錢厲害」。意思是說，乾隆年間的方面大臣都很腐敗。張集馨卻認為，乾隆年間，督撫雖不免貪黷，然其才具皆系大開大闔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今則督撫才具似不如老輩，而操守似亦勝於老輩。這一說法，也適用於嘉慶時期。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制度性腐敗。

僵化的財政制度、失靈的監督體系、貪瀆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制度。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於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後，官員的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制制定之後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制」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裡都還有貪污，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產」。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制「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明代萬曆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恪守「不加賦」的祖訓。不但不加賦，甚至由於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制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只有4004.4萬兩，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後60年間只增加6.3%。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治理財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儉。他在嘉慶十年（1805年）說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節儉。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只有此數。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勢必立見匱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寧……當自知謹身節用，崇尚簡樸。」也就是說，大地上所能出產的物品是有數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個人身上的物品就減少了。所以道理很簡單，在人口增長的形勢下，每個人都必須以節儉為尚，社會才不至於起衝突。他以身作則，希望文武百官能夠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資不被過分的剝奪，留有一線生機。所以，他的節儉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

可惜，這種做法後來證明對解決財政困難作用不大。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工商業。可是嘉慶皇帝卻毫不猶豫地掐斷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之苗。

其實，為了應對人口問題，康、雍、乾時代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型政策外，已經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採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內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易之禁。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為荷蘭統治）的貿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有關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製造業的發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

乾隆則在雍正的基礎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開採銅礦，以吸納剩餘人口。廣東解除礦禁標誌著清代國家產業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18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的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農業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那麼這一抹曙光也許會演變成朝暉。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穩定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毫不動搖的。

嘉慶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台等縣開採銀礦。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態。

皇帝說，開礦不是小事。開礦需要聚集眾人，經年累月。以謀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眾鬧事，勢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經營，也難以約束這麼多人。如果聽任一二個老百姓集眾自行開採，更是非常危險。

皇帝說，朕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國家經費自有來源，怎麼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

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給事中明繩官員竟然把這樣不合規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的請托，希望事成之後，分肥利己，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

凡事以穩定為最高目標，導致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這一決定，是對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的開倒車。它堵死了大批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盪。

御極二十多年，除了親政初期意氣風發過一陣外，越到後來，嘉慶就越深陷無奈、愁悶、苦惱之中。他自以為穩妥的「守成之法」，並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使大清帝國慢慢恢復元氣，重現榮光，反而越來越積重難返，不可收拾。在他統治的後期，令他尷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淚的事，不止一件。

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於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裡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綿寧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教徒。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徵。在它的背後，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麼靜空天主、老佛門、一炷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鬆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三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越努力，形勢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麼還是不見效。越到後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於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年（1815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於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鑒於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於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慶二十四年，孔子後人、第七十三代衍聖公進京面聖，回來後把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苟地記載下來，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見面就說：「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這個怎麼好，真沒法。聖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殘舊了，怎麼了？」

過幾天辭行，皇帝又舊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說：「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總不能去（祭孔），是個大缺典。我從前雖然隨著高宗（乾隆皇帝）去過兩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裡去容易，就是路上難，水路罷亦難走，旱路罷亦難走……你看河上水這麼大，山東民情亦不好，到底怎麼好？弄得真沒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沒法」「怎麼好」「怎麼了」「了不得」，似乎已經成了皇帝的口頭語，焦頭爛額之態畢顯。帝王生涯現在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刑罰。在撒手而去的時候，他的最後一絲意識也許不是留戀而是輕鬆。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尷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歎息。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歷史書給出的詞彙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治，前面連著「康乾盛世」，緊接其後的，則是「鴉片戰爭」。鎮壓白蓮教居然成了嘉慶皇帝一生的輝煌頂點，短暫的上升期之後，是漫長的下降曲線，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復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骨，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徹底喪失了復興的機會。在嘉慶之後，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淪為了任人宰割的對象。這個以英明、仁聖開頭的皇帝，後來卻作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歷史。

外表

皇帝真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因為他們長得都差不多。從漢代到清代，都是「貌奇偉」「龍睛鳳頸」「日角龍顏」「天日之表」，臉上從來不會長麻子、粉刺或者老年斑。

原因是，描寫皇帝的外表很難。因為理論上皇帝應該長得很神奇，而實際上絕大多數皇帝長相平庸得掉渣。為了不犯錯誤，史官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以「龍顏天表」「鳳姿日章」之類搪塞。

《清史稿》關於乾隆皇帝的外表只戰戰兢兢地寫了四個字：隆準頎身。而《清高宗實錄》則說他「生而神靈，天挺奇表。殊庭方廣，隆準頎身，發音鏗洪，舉步岳重，規度恢遠，嶷然拔萃」。

據考證，乾隆身材並不高大。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目測說，乾隆帝身高約五英尺二英吋，約一米六。這是八十三歲時的身高，估計年輕時比這要高一些。根據現存的乾隆夏天所穿的十二章朝袍的長度，可以大致推測乾隆身高在一米六六至一米六八之間。

好在乾隆皇帝酷愛畫像，至今留下的畫像不下百張。由於西洋畫法的引進，那個時代的肖像畫纖毫畢現。這讓我們對他的外表有了二維的認識。戴逸先生這樣描述肖像中的乾隆：「身材勻稱，豐腴而略矮，身高約一點六公尺。臉龐呈長方同字型，兩腮稍削，皮膚白皙，微帶紅潤，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鉤，體態文雅，外表和平。青年時代是一位英俊瀟灑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時代，則顯示出尊嚴、和藹和慈祥。」

畫像雖然傳神，畢竟是靜態的，無法全面傳達一個有血有肉的立體形象。朝中大臣天天陪王伴駕，卻不敢留下關於皇帝外表的一個字。好在乾隆時期，機緣巧合，一些外國及中國邊遠地區的使者都見過皇帝並寫過回憶錄。這些人大腦的格式化程度遠低於朝中大臣，因此留下了一系列相當生動傳神的皇帝印象。因此，乾隆皇帝是中國古代史上極為罕見地留下過大量可信的音容笑貌細節記載的帝王。

在外國人中，朝鮮人與中國接觸可以說最多。作為最忠實的藩屬國，朝鮮每年冬至、正月、聖節、千秋等時節都要派使臣去北京朝賀。

1780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朝鮮人樸趾源隨朝賀乾隆皇帝七十大壽的使團前往承德。他記載當年八月十一日見到乾隆皇帝的情景說：

皇帝出自正門……肅然無嘩。先令回子太子進前，未數語而退。次命（朝鮮）使臣及三通事進前，皆進前長跪……皇帝問：「國王平安？」使臣謹對曰：「平安。」皇帝又問：「有能滿洲話者乎？」上通事尹宗以滿話對曰：「略解。」皇帝顧視左右而喜笑。皇帝方面白皙而微帶黃氣，鬚髯半白，貌若六十歲，藹然有春風和氣。

對於乾隆皇帝，朝鮮人的評價總的來講還是比較高的。乾隆皇帝的和藹可親善於交往，使使臣們對他的個人印象都不錯。

每次回國後，朝鮮小朝廷君臣都要關起門來，好好聊聊這次中原之行。使臣往往要給國王介紹些小道消息、奇聞逸事。君臣在深宮之內對天朝上國大皇帝可以肆無忌憚地品頭論足，因此留下了一些相當真實的評價。比如對繼位初年的乾隆，一位使臣做出這樣的評論：「政令無大疵，或以柔弱為病」，「政令皆出要譽」。另一位則說：「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寬大之政。以求言詔觀之，不以論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於罪台諫，可謂賢君矣。」（《朝鮮李朝實錄》）這些史料，顯然因其情境的特殊而具有與中國史料不一樣的價值。

丹津班珠爾出身於十八世紀西藏最為出名的貴族家庭多仁家族。他身為首席噶倫，由於在1788年至1792年間西藏與廓爾喀的衝突中處理不力，被乾隆召到京城予以處罰。在《多仁家族史》中，他對這次朝見「文殊師利大皇帝」的經歷進行了描述。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他們一行四人經過長途跋涉來到北京。9月22日晚上，理藩院衙門的兩位侍衛前來通知明早覲見。

東方發白之時，丹津班珠爾被帶到皇宮中門過道上等候。太陽升起時，大皇帝及隨從駕到。丹津班珠爾記述道：「皇帝高高坐在外裹黃氈的八人大轎上。抬轎的八人同上述徒步人員的裝束一樣。皇上身著一件黑貂皮大氅，華麗而珠光寶氣。尊容很像普覺寺的上師強巴的樣子：長臉，一副威嚴狀，一見就會讓人情不自禁地充滿敬意。」

皇帝的轎子到了他們附近時，稍稍停了一會兒，和他們做了簡短的談話。皇帝問丹津班珠爾說：「你是不是班第達之子？」接著問扎西頓珠，「你這胖子是不是班第達之子的同事？當噶倫的？」然後，又問兩個漢人是不是四川成都府人氏。最後，皇帝特地招丹津班珠爾到跟前來問道：「你會不會漢話和蒙古話？」他回稟說：「漢話只會幾個詞，拼成句就不懂意思了，而蒙古話說得不太好。」皇帝在轎上擺擺手，用蒙語說道：「可憐可憐，來來，到這兒來。」於是，他走近轎子跪下。

乾隆皇帝對丹津班珠爾在藏廓衝突中的經歷深表同情，表明丹津班珠爾的罪責將會予以赦免，但是他不宜繼續擔任噶倫之職。皇帝又說，你等藏人可暫時合住黃寺，由朝廷內庫撥給薪俸，等新年盛宴之後再回西藏。

對乾隆皇帝的寬宏大量，丹津班珠爾深表謝意。大皇帝面展笑容，點了點頭。

這是藏文資料中關於乾隆皇帝音容狀貌最詳細的一則。

所有關於乾隆皇帝外表的記載中，英國人所作的是最詳細傳神的。

大約在丹津班珠爾到達北京的同時，馬戛爾尼使團也正從英國出發。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底，英國使團抵達承德，在這裡覲見了八十三歲的乾隆皇帝。

這一天英國人半夜兩點就起床了，梳洗穿衣。在萬樹園邊上的一個小帳篷裡，他們等了兩個多小時。直到太陽出來，園中響起了音樂聲。那位歐洲人心目中非常神秘的東方大君主終於要出現了。「太陽剛剛出來，從遠處傳來音樂聲和人的吆喊聲，說明皇帝快要駕到了。不久以後，皇帝從一個周圍有樹聳立的高山背後，好似一個神聖森嚴的叢林中出來。」

英國人描述說：「皇帝坐在一個無蓋的肩輿中，由十六個人抬著走，輿後有警衛執事多人手執旗傘和樂器。皇帝衣服系暗色不繡花的絲綢長褂，頭戴天鵝絨帽，形狀同蘇格蘭軍帽有些相似，帽前綴一巨珠，這是他衣飾上所帶的唯一珠寶。」

皇帝所過之處，所有人都紛紛下跪。英國人也沒有機會仔細打量這位亞洲的主人。匆忙中掃了一眼，唯一的感覺是皇帝精神矍鑠，遠遠比他的年齡年輕。赫脫南說他只有「五十來歲，動作敏捷」，「風度翩翩」。

皇帝在萬樹園中的大幄前下輿，緩步走入大幄。英國使臣隨即進入，跪在寶座之側。借這樣近距離接觸的機會，英國人終於得以觀察這位地球上統治著最多人口的君主。馬戛爾尼的回憶錄，雖然經劉半農翻譯成半文半白，讀起來不太暢快，但仍然可以看出乾隆的風貌：「余靜觀其人，實一老成長者。形狀與吾英老年紳士相若，精神亦頗壯健，八十老翁，望之猶如六十許人也。」

巴羅的記述更為傳神：「八十三歲的乾隆毫無一絲龍鍾老態。有著一個身體健壯、精神矍鑠的六十歲人的外表。他的眼睛漆黑，目光銳利，鼻子鷹鉤，即使在如此高齡，面色仍相當紅潤。我估計他身高約五英尺九寸，腰板極其挺拔。雖然八十三歲的他既不算肥胖也不算強壯，但不難看出他曾經有過一副強壯的體魄。他的精力充沛，一生的操勞都沒能令其衰弱。像所有的滿族韃靼人一樣，他熱愛狩獵，從不錯過每年夏季舉行的操練……他頭腦的活力和思維的敏捷也不遜於他的身體。他心思縝密，行事果斷，所以似乎無往不勝。」

乾隆皇帝情商很高，善於與人打交道，雖然在為人行政中常有暴烈苛刻之舉，但禮儀性接觸中極少會給人留下不良的印象。副使斯當東回憶覲見皇帝的一刻說：「自始至終皇帝看來非常愉快自如，絕不像外間描寫那樣陰鬱沉悶。他的態度很開朗，眼睛光亮有神。至少在接見特使的整個時間，他的表現如此。」

禮節性拜會完成後，宴會就開始了。三位英國人以及他們的翻譯被邀請坐在「皇帝左手一張桌子前的坐墊上」。英國人注意到，「皇帝進餐時候，意態非常舒適，表現胃口極好」。「皇帝在整個典禮中對英國客人的照顧心情始終未減。在飲宴時，皇帝命執事官從自己桌上取下盛饌數色送至特使桌，宴會完畢，皇帝命人召特使等至御座前，各親賜溫酒一杯，有些近似馬德拉的次等酒。皇帝問及英王陛下的歲數，特使據實回答。皇帝說，他今年八十三歲了，身體仍然很健康，希望英王陛下也能同他一樣長壽。他看上去確是很健康，不像已經統治國事五十七年之久的樣子。典禮結束後，皇帝精神矍鑠地從寶座上走下，健步走上肩輿，毫無衰老狀態」。

雖然這次出使慘敗而歸，但是奇怪的是，英國使團的成員們無一例外地對乾隆印象良好。通過與中國官員的大量交談，他們這樣總結他的性格：「他頭腦的活力和思維的敏捷也不遜於他的身體。他心思縝密，行事果斷，所以似乎無往不勝。他善良愛民，就像在所有面對臣民的場合所顯示的那樣。他在災荒時期減免賦稅，救濟饑民，同時對他的敵人睚眥必報，殘酷無情。急躁而固執，有時候使他斷事偏頗，處罰過嚴。」

這一總結，考諸中國史料，應該說相當準確而深刻。

乾隆時代，宮中仍然生活著許多萬里遠來的傳教士。除了對紅毛人的體味有點討厭外，皇帝對西洋人的誠實、認真、不慕名利十分欣賞。和康熙皇帝一樣，他對那些身懷異能的西洋人總是很尊重，教士王致誠回憶說：在給皇帝畫像的時候，「天氣很熱。他（皇帝）發了慈悲，讓王致誠脫了帽子坐著作畫」。不要以為這是不值一提的細節，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在皇上面前只能跪著或者站著，即使工作也不例外」。

傳教士們對皇帝的印象也大抵很好。汪宏達說：「皇上高大英俊，而且和善，又令人肅然起敬。如果說他對臣民很嚴肅，我認為那不是他的性格所致，那是因為對於中國這樣幅員廣闊的帝國，他無法以其他方式來維持他的統治，盡他的責任。因此大官們在他面前都要發抖。而每次他和我說話都態度和藹，使我產生一種信任感……他是一個偉大的君主，他親自過問一切，不管冬夏，天一亮，他就上朝，開始處理政務。我不明白為什麼他怎麼能夠做得那麼細緻……從他的性格來看，他無所不為而且都能成功。他無所畏懼，思路敏捷，能隨機應變處理突發事件。」（《傳教士眼中的中國朝廷》）

總體來講，乾隆皇帝是一個外表精彩，風度翩翩，充滿自信，富於精神活力的人。他擅長與人相處，知道怎麼樣恰到好處地表現他的威嚴和善意。對於接觸不多，特別是第一次見面的人，他是迷人的，富於魅力的。但是，那些常伴身邊的大臣近侍們卻清楚地知道，這不過是皇帝性格的冰山一角，水下的部分遠比這複雜。

性格

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生活在濃重的歷史感中。相對於生命的短暫，中國人更重視的是聲名的久遠。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當準確地表達了中國人重視身後名甚於生前樂的價值觀。

可是，似乎也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不尊重歷史。很多時候，歷史人物的身後聲名與他的真實面貌相差甚遠。比如那個雄才大略的曹操，在歷史上只留下了一個白臉奸臣的形象。六戰六敗的二流軍事家諸葛亮，卻成了戰無不勝的戰神。

乾隆皇帝肯定是歷史上自我評價最高的皇帝，他自稱為「千古第一全人」。也就是說，全人類歷史上，他是最偉大的帝王。

乾隆皇帝雖然自我評價甚高，然而和他那位不幸的父親一樣，民間野史中的乾隆皇帝與歷史真實同樣離題萬里。在老百姓眼中，乾隆是一個出身不正、熱衷享受、沉迷酒色、糊里糊塗的皇帝。

老百姓解讀歷史，自有他們的一套價值標準。第一條原則是離奇。所以，乾隆的出身就被樂於捕風捉影的老百姓毫無來由地蒙上了層層迷霧。

一個流傳極廣的傳說是說乾隆乃是漢人的後代。據說康熙年間，海寧陳氏一家連續出了許多大官。陳元龍、陳世倌、陳詵、陳論父子叔侄，多人位極人臣，因此與雍親王府過往甚密。有一年，陳氏之妻與雍正之妃同時生育，陳氏產男，雍正之妃產女。抱子心切的雍正遂以女易男，換來了日後的乾隆作為自己的兒子。

這個傳說有鼻子有眼，還有許多旁證。據說，乾隆當了皇帝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於是借六次南巡之機四次臨幸海寧陳家，並以孩子對父母的口氣為陳家寫了愛日堂、春暉堂等匾額。

這個傳說當然不值一駁。雍正的生育能力早有證明，乾隆帝出生之時，他正在壯年，且已經連得四子，絕對沒有必要採取這個做法。再說，即使萬般無奈，滿漢分界極嚴的雍正也不會要一個漢族孩子。乾隆四次臨幸陳家是事實，不過為陳家書寫宅匾的是康熙皇帝，而並非乾隆。陳氏的極盛，在康熙一朝，而並非乾隆時期。

事實上，乾隆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滿族血統較佔優勢的帝王。清代第一、第二代皇帝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都是血統純正的滿族人，第三代皇帝順治的生母是蒙古人，博爾濟吉特氏，也就是史上著名的莊妃。所以順治身上，滿蒙血統各半。康熙的母親佟佳氏本是漢軍旗人，姓佟，貴為太后之後才被抬入滿洲鑲黃旗，並改姓佟佳。經史學家考證，其祖佟氏一族確係漢族。這樣，清代皇帝血統中就羼入了漢族血統，滿族血統降為25%。及至雍正、乾隆的生母皆為純正的滿族人，滿族血統才連續上升。乾隆皇帝身上有81.25%的滿族血統，6.25%的蒙古族血統和12.5%的漢族血統。

老百姓編撰歷史的第二條規律是投射原理。在物質享受極為貧乏的老百姓印象中，「皇帝」這兩個字主要意味著可以無節制地享受，無節制地吃「豬肉燉粉條」。‥wen ren sh□ w□‥所以，太平天子乾隆，成了老百姓投射他們對享受的想像力的主要方向。他們羨慕他閱盡人間春色，享盡了人間之福。小說家、戲曲家極盡演繹編撰之能事，將他塑造成一個處處留情的風流天子形象。

傳說中，乾隆皇帝日日笙歌宴飲，十分好酒，到處私訪，處處題詩。人們傳說，乾隆的皇后富察氏，就是因為皇帝南巡途中到處留情，甚至與皇后的嫂子私通，一氣之下，投河自盡。

還有一個著名的傳說，說乾隆的妃子香妃是在乾隆平定回部之亂的時候俘虜來的。香妃與乾隆既是敵人，誓死不從，懷揣利刃要刺殺乾隆。皇太后察覺之後，命香妃自盡，才免了乾隆的橫禍。

其實，乾隆皇帝性格中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自制力強。他一生生活都特別有節制，不喜飲酒。他一生寫了幾萬首詩，從不以「酒」字入詩，也從不暴飲暴食。即使舉行慶節賀宴，也日落而止，從不舉行夜宴，「凡曲宴廷臣，率不過未申時」。他處事很有條理，不躁不亂，很有涵養。他自己說：「事煩心不亂，食少病無侵，此二語為予養心養身良方，原別無求養生之術也。」朝鮮人這樣描述乾隆皇帝的生活起居：「皇帝寢食起居，自御極後，無論四時，卯時而起，進早膳後，先覽中外庶政，次引見公卿大臣與之議決，至午而罷，晚膳後，更理未了公事，間或看書、制詩、書字，夜分乃寢。平生不飲酒，不嗜異味，朝夕進食，不過數匙，體力康旺不衰。」

乾隆是一個相當重禮法，感情也比較專一的皇帝。乾隆時代的後宮，管理非常嚴格，沒有任何妃子敢於恃寵而驕，胡作非為。事實上，香妃是歸順朝廷的回族貴族之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被選入宮，初封貴人，病逝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享年54歲，正史記載得明明白白。

當然，關於乾隆的傳說中，最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當然是劉墉劉羅鍋的故事。據說劉墉是皇太后的乾兒子，乾隆的干兄弟。所以他連皇帝都敢捉弄。在老百姓的設計下，乾隆皇帝對這個精明狡黠又一身正氣的劉羅鍋又愛又恨，被他耍得團團轉卻又無可奈何。這些傳說，寄托了老百姓反抗政治權威、消解政治威嚴的心理需要。然而，把這個傳說安排在乾隆時期，特別不合理。因為乾隆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精明、苛刻的皇帝之一，他極力推崇皇權的威嚴，乾隆朝紀綱至為嚴肅，君臣相隔如天地。乾隆朝的大臣，即使貴為宰相，見了皇帝也如同老鼠見了貓，大氣都不敢出，誰還敢起意戲弄皇帝！

乾隆皇帝擁有多重角色。他既是卓越的政治家，高明的軍事家，又是資深收藏家，涉獵廣泛的學者，同時還是作品最多水平不高的詩人，平庸卻自負的書法家，偉大的旅行家，出色的射手和獵人。他的真實形象，與野史傳說實在風馬牛不相及。

他的性格非常複雜。他情商很高，風度翩翩，很善於討取別人的歡心，常使人感覺「藹然有春風和氣」；他又高己卑人，內心深處很少有瞧得起的人物，施政過程中經常峻烈嚴酷，刻薄寡恩。他為人節制，平生飲酒不過數杯；他又窮奢極欲，花起錢來如沙似海。他富於同情心，常常因民生困苦而潸然落淚；他有時又像野獸一樣野蠻，製造了一起起慘絕人寰的文字獄，甚至在戰爭中進行種族滅絕。他早年富於自知之明，謙虛謹慎，把盛世推上了頂峰；晚年卻剛愎自用，自我膨脹，聽不進任何意見，親手毀了這個盛世……

歷史上很少有人像他這樣有如此多的側面。

對母親，他是一個極為孝順的兒子。戴逸先生在《乾隆帝及其時代》中說：「乾隆對他的母親，感情深摯，發自天性。故禮敬有加，始終不渝。」

對嫡妻，他是一個深情而專一的丈夫。他17歲與出身名門的富察氏結為夫婦，兩人感情極好。皇后不幸於乾隆十三年（1748年）去世後，他悲痛欲絕，追念終生，寫下百十首感情真摯的悼亡之詩，見證了他是一個深情重義的男人。

對女兒，他慈祥可親，甚至俯首甘為孺子牛。

對兒子，他卻一直板著面孔。為防止歷代爭儲故事重演，乾隆對皇子們管束極為嚴厲。限制之嚴，待遇之低，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他的長子因為在嫡母的喪禮上表現得不夠悲痛而受到他的嚴厲斥責，並因此驚懼而死。

對大臣，他早年彬彬有禮，寬大仁慈。乾隆十三年後，他卻一反常態，頤指氣使，任意挫辱，比雍正還要殘忍苛刻。乾隆時期是清代誅殺大臣最多的時期。

對「順民」，他「愛民如子」，經常為民間疾苦而動容落淚。他慷慨地普免天下錢糧，豁免窮困百姓的稅賦，在災荒之時，不遺餘力放賑救災。

對敢於反抗的「刁民」，他卻蠻不講理。老百姓無論被貪官污吏如何壓搾剝削，走投無路，也只能聽天由命，不得「越級上訪」。對於群眾聚眾抗議，維護自己的權利，他總是視如大敵，一再強調要「嚴加處置」，甚至「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對知識分子，他前期寬容大度，為雍正時期的幾起文字獄翻案，增開特科、恩科，增加入學名額，一時讓人感覺春風拂面。後期他卻成了中國歷史上最殘忍、最瘋狂的文字獄製造者。許多精神病患者在發病之際隨手亂畫幾個不知所云的字，也會被乾隆定性為大逆不道，本人凌遲，親人連坐……

當然，不管乾隆的性格多麼複雜，不離兩個背景：一個，他是在尊榮至極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天潢貴胄，一生順遂，在天資和智力上很少遇到對手，因此自視極高，高己卑人是他注定無法避免的缺陷。另一個，雖然身份多重，乾隆的本質卻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動物。他一生為人行事，一舉一動，都是圍繞著「政治利益最大化」，圍繞著「建立大清王朝萬代永固之基」這個大局出發。為了這個大局，他可以柔如絲，也可以堅如鋼；可以最仁慈，也可以最殘忍。他是一個高明的演員，許多時候，他的性格變化，完全是基於政治需要。

最有福氣的統治者

乾隆皇帝晚年精選和田玉，鐫「十全老人」之寶。在歸政時，他說自己「今明足授受，為千古第一全人，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視堯舜，不啻過之」。也就是說，全人類歷史上，他是最偉大的帝王。

確實，乾隆統治下的中國，縱向比，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人口最多、國力最盛的時期。橫向比，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稱之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為過。乾隆朝人自己評價說：「覲光揚烈，繼祖宗未經之宏規；轢古凌今，覲史冊罕逢之盛世。」（《素余堂集》）《清史稿》這樣評價乾隆：「運際郅隆，勵精圖治，開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奮武，於斯為盛。享祚之久，同符聖祖，而壽考則逾之。自三代以後，未嘗有也。惟耄期倦勤，蔽於權倖，上累日月之明，為之歎息焉。」戴逸先生說：「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我則以為，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

在把國家推向歷史最高點的同時，他個人也創造了許多紀錄：

第一，他是世界上統治時間最長的君王。

乾隆皇帝25歲登基，86歲禪位後又做了3年掌握實際權力的太上皇，在位時間64年，其長度居世界統治者之首。

有人說，統治紀錄的創造者應該歸為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因為此人在位72年之久。然而眾所周知，太陽王5歲登基，一介童蒙並不懂得什麼叫作「統治」。事實上，他22歲才對統治國家產生興趣。他的實際掌權時間不過50年。

伊朗國王沙普爾二世與此相似。沙普爾二世是霍爾米茲德二世的遺腹子。他還未出生時，貴族們在他的母親肚子上放上王冠。他統治時間雖然長達70年，親自理政年限不超過60年。

維多利亞女王是英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在位時間長達63年，與乾隆皇帝相當，不過那時的英國已經進入虛君時代，君主的權力與中國帝王根本無法同日而語。

第二，他是世界上最長壽的君王之一。

從公元前22世紀到1911年，從夏禹開始到末代皇帝溥儀為止，中國歷代君王近500名，其中活到70歲以上的僅有9人，分別是漢武帝、梁武帝、唐高祖、武則天、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忽必烈、朱元璋和乾隆皇帝。其中，又只有梁武帝、武則天、宋高宗、乾隆活到了80歲，乾隆以89歲高齡在這4個人中又拔得頭籌。更何況梁武帝被餓死，武則天被逼退位，宋高宗也被迫提早20多年禪位給宋孝宗，唯有乾隆直到最後一刻仍然有力地掌握著權力。不過，要是放到全世界來說的話，他就要排第二了，因為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活了整整90歲。

第三，他是世界上運氣最好的君王之一。

乾隆天賦極好。他天生身體底子就好，加上嫻於騎射，武功高強，一生沒有遇到大災大病。他智商奇高，讀書過目不忘。他不但是中國帝王中傳統文化素養最高的帝王之一，而且是唯一懂得5種語言的皇帝。他具有超一流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素質，為人理智，反應敏捷，處理問題果斷迅速，自制力在歷代帝王中更是無與倫比。

由於雍正成功的秘密立儲及英年早逝，乾隆得以在25歲——最年富力強的時候繼位。與他的祖先們不同，他獲得最高權力的過程既無血腥，也無陰謀，毫無波折。在統治60年之後，他又成功地舉行了禪位大典，既博得了禪讓的美名，又做到了終生保持權力。古今中外，權力交接如乾隆這樣平穩順利的專制者並不多見。

他在一個恰到好處的歷史節點登上帝位，順理成章地把大清盛世推上了頂峰。在此之前，兩位偉大的皇帝——康熙和雍正經過70多年的統治，已經給他打下了史上最好的統治基礎。他即位之時，政治安定，經濟平穩，既無內憂，又無外患，舞台的所有佈景都佈置妥當，只等他上演最輝煌的統治之劇。

中國人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多福多壽多子孫」，乾隆皇帝在多子孫這一點上也是獨佔鰲頭。乾隆一生育有27個子女，孫輩100多人，重孫玄孫不計其數。特別是歷代帝王之中，身親7代，得見玄孫者，他是獨一無二者，即以全體中國人來看，歷代有文字記載者也只有唐朝錢朗到明代文徵明等6人見到過玄孫。

第四，他是世界上最會享受的君王之一。

在專注政治的同時，他也從來沒有忘了犒勞自己。他不但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權勢和最豐厚的財富，更還擁有世界上最敏感的味蕾和最挑剔的眼睛。他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專門派人測量了天下諸泉的輕重優劣，喝水非「天下第一泉」玉泉山玉泉之水不飲。就連他的餐具，也是歷代皇帝中最講究的。他的窮奢極欲，在古今帝王中，罕有其比。

從文的方面來說，他兼具學者、詩人、藝術家氣質，詩詞曲賦書法繪畫音樂都有很深的造詣。他還是古往今來搜羅最富的收藏家和鑒賞家，幾乎所有中國歷代古畫古帖的極品都經他寓目，蓋有他的鑒賞印和題跋。他精通音律，可以設計唱腔、戲中串戲；他對園林藝術的熱愛，更直接導致了集天下建築大成的圓明園的完成。

從武的方面來說，他繼承了先祖們終生征戰鍛煉出來的良好身體素質和武勇精神，愛好騎馬、射箭、圍獵、冰嬉、摔跤，樂而不疲。他還是中國歷史上最出名的旅行家之一，生性好動，被稱為馬上朝廷，6次南巡，4次東巡，還有無數其他巡幸，領略了中華大地各處奇景。他這一生，可謂每一分鐘都沒有虛度。

因此，稱他是世界上最有福氣的千古一帝，確實名副其實。

只不過，他的福氣在生前都已經被透支淨盡，沒有絲毫存留，在創造了一個個歷史紀錄的同時，他也埋下了太多隱患。他絕對不會想到，在他的時代之後，大清王朝就滑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落後挨打，其慘狀也創了歷史之冠。他自己，也在百年之後遭遇墳墓被炸、屍骨無存的慘劇，給後人留下「十全天子骨難全」的慨歎。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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